公共托育服务政策（共7篇）
公共托育服务政策 篇1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 我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越, 这也使得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但是不容忽视的两大问题仍然亟待解决:一是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较低, 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二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城乡间的分配比例严重失衡。当前形势下, 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已经成为社会转型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不能完全靠市场, 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来主导, 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需要实施新型的公共财政政策来实现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公共财政政策
1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念
公共产品一般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劳务, 它无偿服务于社会大众, 并且具有效用上的不可分割性、受益的非排他性、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很多国内外学者从公共财政学的视角出发, 他们认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大体一致的概念。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是满足人们基本生存、健康所需要的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服务, 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就业、教育等与大众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本文所研究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过程中, 要尽最大地努力满足公众的基本物质诉求, 做到城乡、区域和个体之间的均等化。
2 我国出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失衡的原因
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严重失衡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存在就会出现二元化的就业、医疗保险、教育等问题, 从而导致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下公民所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不同, 农村居民所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自然少于城市地区, 这无形中也就拉大了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
其次在分税制改革以后, 逐步导致我国很多基层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财力向上集中但是事权下放的弊端日益凸显, 如此一来, 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必然会导致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失衡。
第三, 我国多层级的政府管理体系导致基层政府间事权的交叉重叠, 事权责任划分不清楚容易造成政府职能缺失的情况, 这对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形成极为不利。
第四, 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 地方财政收入微薄, 政府的财力作用十分有限, 所以导致我国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体制不完善, 光凭政府来满足农村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是远远不够的。
第五, 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不够完善。主要表现在: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结构不够合理;地方政府相应的配套压力比较大, 财政统筹能力较弱;一般性转移支付项目种类繁杂、目标不清晰, 均等化功能逐渐弱化;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专项转移支付的资金涉及领域过于宽泛并且分配使用不够科学;转移支付信息不够公开透明;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不尽完善。同时, 在立法方面还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增强它的透明度。
3 实现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政策分析
要实现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必须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职能, 不断创新公共财政政策, 从而实现社会公平。总体思路如下:
首先, 转变政府职能, 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 积极推进新型财税体制的改革, 逐步建立权责分明的财税管理体制。
其次, 逐步打破我国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 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制度、就业政策、医疗保险和养老制度, 逐步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发展的制度体系。
再次, 逐步强化农民积极参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 增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的制度创新, 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
最后, 成立专门的转移支付法律来完善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 从而保障我国政府转移支付制度有效地实施。
具体公共财政政策如下:
(1) 优化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 重视财政资金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合理运用; (2) 必须严格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 形成各级政府之间事权清晰明了、财权与事权高度匹配的局面; (3) 国家要逐步增加在农村地区的财政投资规模, 不断增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水平; (4) 优化政府间转移支付结构, 创新转移支付制度, 实现基层政府之间财力平衡, 促进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4 总结
本文通过研究得出:要实现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完善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优化政府职能, 建立政府之间事权清晰明了, 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创新偏远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 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建立多元化高水平的供给体制, 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经济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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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吕炜, 王伟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J].财政研究, 2008, (5) .
公共托育服务政策 篇2
一、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执行困境
新医改实施四年来,各项卫生政策在农村地区得到了极大落实,有效推进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但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如何进一步落实农村各项卫生政策,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是亟需探讨的问题。
(一)资源配置不均,服务可及性差
卫生资源配置,主要体现为卫生费用的配置状况。对于卫生费用的开支结构,笔者通过对近年全国卫生总费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我国卫生总费用从2000年的4586.6亿元飙升到2011年的24269亿元,上涨了5倍多。但从费用构成比例上看,出现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日益减少、社会卫生支出与个人卫生支出增大趋势,最终趋向于三等份。这是在整体上卫生资源配置状况,但具体到农村实际,政府卫生支出更是减少,加剧了资源配置的城乡差异。在服务可及性方面,基层地区的卫生人才主要集中在县城,农村地区民众的卫生服务资源则主要依靠乡镇卫生院与乡村卫生室,而这些往往难以满足农村的卫生需求。曾有学者调查,发现某一农村地区由于乡村卫生室覆盖人群比例为1∶1307,远高于国家标准,致使有的村卫生室覆盖区域最远达100里左右。
(二)农村卫生投入不足,结构失衡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着“剪刀差”政策,以掠夺农村资源、牺牲农村卫生事业为代价,把有限的卫生资源投入城市卫生建设中。这些历史欠账直接导致了农村卫生投入不足、发展滞后。虽然新医改实施以来,强调把更多财力投入农村,投入支持农村公共卫生医疗、卫生建设及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上来,但在实践政策执行中,由于受经济利益驱动,本应由政府公共财政负担的农村卫生服务职能,却难以得到有效落实。主要存在问题:缩减或占用公共卫生经费,如长期负债经营的乡镇卫生院通过各种便利优势挪用及占用农村公共卫生经费;虚报以套取政府配套经费,如虚报村民健康档案人数获取卫生服务费;“以医养防”,通过开展医疗卫生服务收取超额费用,以维持农村公共卫生预防的各项开支等。
(三)农村卫生人才短缺,质量不高
当前,农村医药卫生人才短缺是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存在的严重问题。据有关资料统计,学历及医疗技术水平高的医护人员主要集中在县城;乡村卫生机构人员不足,学历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在乡村医生群体中,没有学历的达34.1%,半数为中专学历,专科仅为13.3%,本科生没有。这突出反映了农村卫生人才的缺乏,并且能力素质严重不足。近年来,新医改也提出通过政策引导,把更多的医疗资源引入农村,但如何引入、如何完善政策、引入后如何能留住等,都还需要一个检验和落实的过程。
(四)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松散
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是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主要载体。当前,在农村地区建立了县、乡、村三级预防保健网络,曾发挥着重要的历史性作用。但随着时代发展,这三级卫生服务网络日益显得松散,特别是乡村卫生室建设简陋、预防保健功能弱化、医疗水平差等,对村民的医疗保健与治疗功能逐渐削弱,而乡镇卫生院的服务能力也日益减弱,难以履行农村卫生服务的职能。因此,新医改政策与乡村卫生一体化等政策着力点也在于重构农村地区的基本服务体系,维护农村民众的公共卫生与公共健康。
二、作为政策工具的政策宣传
政策执行是政策循环中的关键阶段,是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基本途径,其核心就在于如何选择和设计有效的政策工具。政策宣传作为政策工具的重要手段,对政策执行起着直接影响作用。如何理解政策宣传内涵及功能作用,协调处理政策宣传与政策执行关系,应是运用政策宣传的逻辑起点。
(一)宣传与政策宣传
宣传,在百度百科中解释“为向人讲解说明、进行教育、传播、宣扬、宣传福音”。在西方社会中,宣传本意为散播哲学的论点或见解,即如何把相关的思想对外散播,以接受及自觉认同其理论。到现代社会,宣传作为一个行为过程和策略,成为许多学科的发展基础理论。政策宣传,本文认为,指关于公共政策决定、政策内容和政策实施方式的宣布和传播,是政策执行功能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宣传的目的在于把公共政策的目标、内容、精神向执行者、目标群体等进行宣传,以增强政策认同,加强政策有效执行。美国学者安德森认为,“通过政策与人们普遍具有的价值观和信念的认同而使人们接受政策的努力”,实现减少执行成本。在我国过去政策执行的实践中,政策宣传往往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导致政策科学发展的道路曲折多变。
(二)政策宣传的功能作用
政策工具,主要是指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所选择的方法。近现代以来,许多学者对政策工具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胡德、彼特斯、萨拉蒙等都从各自不同视角分析了政策工具的类型与功能,特别是美国学者拉米什依据政府介入程度把政策工具分成自愿性、混合性和强制性等三类工具,比较切合当前政府政策运作的模式。它主要通过宣示、告知、传播、教育、影响、劝诫等方式,把政策目标、内容向政策对象与民众进行影响与塑化,使他们自觉接受与认同政策,从而减少执行阻力。因此,作为政策工具中重要方法的政策宣传,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如信息传播功能,它向民众传达政策内容、目标、主旨等;行为引导功能,它引导政策对象与目标群体认同政策目标,表现出接受、顺从态度;行为劝诫功能,它改变政策对象行为举止,自觉在政策的法制框架内运行。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政策宣传作为一种软性政策工具,更多倾向于通过思想、感情、意识来影响人们的行为,在当前信息社会与网络高速发展的环境里,其影响是深远而稳固的。
(三)运用政策宣传注意的限度
政策宣传在实践中更多表现为自愿性或混合性的政策工具,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也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度。一是工具选择的限度。政策宣传是一种软性的执行方式,不具备对民众的强制力与约束力。在运用过程中,应考虑多种因素的制约,特别在特定环境下,应配合使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及行政手段,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其传播教育功能。二是宣传效力的限度。拉斯韦尔提出的5W理论,认为宣传受传播者、内容、载体、渠道、技巧与对象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同环境或因素的差异,都可能影响宣传或传播的效果。因此,政策执行中,应针对5种因素的具体特征来加以运用,才能达到最佳宣传效力。三是政策环境的限度。从行政生态学上分析,政策宣传与政策环境联系密切,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如政治危机与和平时刻、政策动员与执行阶段、国内宣传与国际宣传等不同环境下,政策宣传的运用、实施与开展等都是不同的。
三、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宣传工具创新的路径
对于政策工具的恰当运用,反映了政府的行政能力,也反映了政府的创新能力。上文分析了当前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政策执行中遇到的困境,其逻辑归因是多元的,但笔者认为其根源在于政策工具的选择及运用上出现偏差,致使政策执行出现阻滞。以下拟从政策宣传的理念、方式和体制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以促进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的有效执行。
(一)强化卫生政策宣传理念
意识是行动的先导。毛泽东、邓小平等对政策宣传理念都非常重视,强调政府与领导干部要具备良好的宣传意识,更要注重宣传方法与技巧。随着新医改的推进,国家对农村卫生事业发展日益重视,先后制定与出台了许多农村卫生服务政策,但受传统文化与农村地区的影响,政府及卫生职能部门往往对农村卫生政策宣传的意识不强,存在以高姿态俯视群众开展宣传活动的情况;政策执行者未吃透政策文件精神,把握不准,讲解不到位;未能研究农村民众与农村环境特点,宣传效果不佳等。因此,政府应强化农村各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的宣传理念,及时、准确、全面地向农村民众、社会传播,以引导高层政府决策者关注农村卫生现状,及宣传党的卫生政策,把优秀医学人才引入农村地区。
(二)改进卫生政策宣传方式
政策执行受阻,很大程度上是因政策宣传不到位引起。在农村地广人稀、现代化宣传渠道滞后、民众接受能力有限的环境下,如何将卫生政策信息有效传递给农村民众,增强政策认同感,这就涉及政策宣传方式的选择。因此,我们需要拓宽政策宣传渠道,提高政策解释力与沟通力。可积极运用电视、报纸、手机短信、橱窗、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农村民众宣传卫生政策,传播卫生常识、新农合作用、基本卫生保健知识等。同时应借助现代传播手段,由农村组织及基层政府向上级政府进行反向宣传,以增强卫生政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如积极反映本区域卫生服务可及性状况、农村卫生室与乡村医生发展情况、乡镇卫生院面临困境等,为政府制定后续农村卫生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三)优化卫生政策宣传体制
政策宣传作为政策执行的一个环节和一种混合型政策工具,其宣传体制直接影响政策执行的状况。在农村地区,长期沿袭渠道单一、高度集权、强调意识形态等特点,使得卫生政策宣传效果欠佳。优化卫生政策宣传体制,就是要突破传统束缚,创新宣传组织的运行机制和运作方式,激发体制活力,促进政策宣传效果。因此,笔者认为应开拓多元化的传播渠道,走以党的宣传喉舌为主、其他新媒体平台为辅的立体式宣传网络;应下放宣传管制权限,实行上级政府负责宏观卫生政策宣传,基层政府抓好具体政策实施宣传的格局;淡化宣传意识形态,正确认识农村卫生政策,及时把农村卫生状况、公共健康新闻、卫生危机事件等第一时间向外传播。
(四)改善卫生政策宣传环境
政策环境决定政策宣传效果,影响政策执行情况。彼得斯提出“5I”的政策宣传环境影响因素,即观念、制度、利益、个人及国际环境。“5I”理论对我们改善农村卫生政策宣传环境提供了良好参考,它要求我们在宣传政策过程中,要注重政策对象的传统观念、当前卫生政策的制度内容、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评估、个体的宣传技巧与能力、农村的客观环境等。因此,我们要改善的是农村民众的接受能力与文化水平、提高政策宣传者的自身素质、优化农村现代化信息传播形式等,以提升政策宣传效果,提高农民卫生参与度,也吸引更多优质卫生资源流入农村,巩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
摘要：自2009年新医改实施以来,中央出台了大量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配套制度,以推进农村卫生事业发展。但在实践中,农村各类卫生政策执行却遇到诸多瓶颈,阻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顺利发展。本文对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特别是卫生服务均等化政策执行中的困境进行梳理分析,认为主要根源在于政策宣传的不到位。最后从政策工具视角,对强化政策宣传工具创新的路径进行探讨。
关键词：农村卫生政策,政策工具,政策宣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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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再见.论政策执行中的政策宣传及其创新[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1).
公共托育服务政策 篇3
(一) 义务教育
加拿大和美国采用十二年制的义务教育。孩子从5岁学前班教育开始, 一直到18岁都可以享有免费接受教育的权利。公立学校的学生不用交纳学费, 课本文具也都由国家供给。孩子们从学前班到十二年级都是就近上学, 有免费校车接送。20世纪80年代初, 法国则在教育经费上严格规定了各类财政单位:公共行政机构、企业和家庭。其中, 在1996年义务教育经费支出中, 教育部占56.5%, 地方政府为2.3%, 企业为5.6%, 家庭为7.3%, 家庭福利补贴为1.1%, 其他管理部门为0.7%, 其他各部门为8.5%。法国义务教育逐渐形成了中央主导下的多元投资局面。
(二) 公共医疗服务
新加坡实行的医疗保障制度, 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下, 实行“3M”计划。新加坡公积金局允许会员以公积金保健储蓄账户的存款投保, 确保会员有能力支付重病治疗和长期住院的费用。保健基金是政府为贫穷国民所设立的一项医疗基金。目前, 保健基金约8亿新元。专门协助贫穷患者支付在公立医院的医疗费用。
在日本对于有工作的人来说, 职工本人支付医疗费得10%, 家属住院, 字符20%费用, 门诊自负30%费用。对于农民和自营业者, 自负30%医疗费;退职人员自负20%;家属自负20%。对于老人, 门诊每日交800日元, 住院每天交400日元 (低收入者每天交300日元) 。对于高和医疗费个人负担10%, 这10%如果超过5.4万日元 (年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低收入者, 超过3万日元) , 超过部分由保险机构负担。
(三) 社会保障
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本着为每个公民提供经济“安全网”的指导思想。实行普通性和统一性的原则。所有公民都有权利获得基本的社会保障, 并由国家承担各种风险。社会保障的内容除养老、医疗、失业、伤残、生育保险外, 还有儿童津贴、遗属津贴、单亲家庭津贴;住房津贴和接受教育培训的津贴;除现金津贴外, 还提供医疗等照料服务。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广大国民解除了生、老、病、死、伤残、失业等后顾之忧。
在瑞典, 一个职工正常失业后, 领取的失业救济金最高可达纳税后平均工资收入的91%。非工会会员、参加工会的失业基金不满10个月或领取津贴已超过规定期限的人, 可以向社会保险部门领取失业救济金。瑞典凡年满65岁的公民都可以享受基本养老金, 单身老人可以得到技术的96%, 夫妇可以得到基数的157%。并且政府将养老金与消费物价挂钩, 每年根据物价变化调整一次以防止退休老人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
二、发达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的政策措施
(一) 有效的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20世纪30年代, 美国的东北部地区仍然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工商业, 而南部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区。而现在原来经济比较落后的西部和南部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东北部;田纳西和阿巴拉契亚等贫困地区面貌迅速改观, 人均收入已经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这都归功于美国实行的区域政策。美国1961年颁布了《地区再开发法》, 1965年, 美国政府又颁布了《公共工程和经济开发法》、《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等一系列法规, 进一步加强了对困难地区的经济援助。克林顿总统于1993年8月签署了《联邦受援区和受援社区法案》, 并经国会通过, 这是美国第一个比较系统解决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的法案。
(二) 实施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
日本的转移支付制度以平衡各地财力, 保证地方各级政府履行职能, 提供较为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为主要目的, 具有再分配功能的有地方交付税、国库支出金两大项。日本中央政府在下放事权的过程中, 对于义务教育、医疗保健等一些重要的事权, 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同负责制。中央政府承担这类事务的资金是以国库支出金的形式支付的。
加拿大实行均等化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是联邦政府的经常性财政收入。均等化转移支付连同老年福利、职业保险、健康和社会服务转移支付, 占加拿大联邦总支出的比例已经接近10%。均等化转移支付的规模在逐年扩大, 从1993/1994财政年度的80亿加元增加到2000/2001财政年度的108亿加元, 增长了35%。均等化转移支付补助占享受此项补助省的财政收入的比例从3.5%~29%不等。
(三) 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加强立法, 强制管理
各国家和地区在基本公共均等化方面都有着比较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如日本的《地方交付税法》、《义务教育法》、《土地改良法》等。例如德国的《基本法》、德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基本法律依据, 是1883年德国俾斯麦政府在世界最早颁布的《疾病保险法》。例如, 加拿大1938年制定的《联邦住宅法》。美国政府先后通过了《住房法》、《城市重建法》、《国民住宅法》、《住房与城市发展法》等。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明确了其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目标, 保证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
三、发达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措施对中国的启示
(一) 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
由国外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做法可以看出, 各国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是比较健全的, 现阶段中国政府应该把公共服务作为核心职能, 尽快实现建设型财政向服务型财政的转变,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加快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十一五”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规模不断增加, 但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比重仍然明显偏低。在公共教育支出方面, 中国的财政性教育投入总量仍然不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统计, 2003年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平均比重, 世界平均水平为4.7%, 中国2008年仅为3.4%。政府的卫生支出不足方面, 政府卫生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 2006年中国为9.9%, 在世界排名第一百零七位;基本社会保障支出方面, 2006—2009年, 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保持稳定上升态势, 但上升速度有限, 四年累计增长仅为1.5个百分点, 2009年仅为21.61%, 而波兰、乌克兰、俄罗斯等转轨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都远远超过中国。公共就业服务支出方面, 中国公共就业支出2009年为506亿元, 占当年GDP的0.15%。与国际水平相比远远偏低。
(二) 实现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美国崛起的西部和南部可以看出,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阶段性的, 而是要从全部范围的构建。也就是说中国在基本公共服务上要做到东、中、西共同发展。从中国现阶段财政实践和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来看, 中国现阶段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重点目标是实现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国应制定统一的政策并按照“完善体系、对接制度、提高水平、缩小差距”的总体思路, 加快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统一和对接;加快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范围, 使农村养老保险覆盖全国农村, 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创造条件;加快推进城乡、区域和社会群体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 使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三) 依据国情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立法
基本服务均等化程度较高的国家, 基本都制定了完备的法律法规, 从而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得以实现。美国政府先后通过了《住房法》、《城市重建法》、《国民住宅法》、《住房与城市发展法》等。德国则早在1883年德国俾斯麦政府在世界最早颁布的《疾病保险法》。中国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立法与执行上和这些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因此, 中国应借鉴各国经验、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完善公共服务领域的各项法律法规, 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摘要：西方发达国家在义务教育、公共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都优于我们国家, 我们在借鉴发达国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的政策措施的基础上, 提出了实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发达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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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托育服务政策 篇4
1 英国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历史背景
“福利国家”一词最早出现在William Temple所著的《公民与教徒》一书中, 《贝弗里奇报告》引用了这一定义, 并将“福利国家”的理念迅速推广[3]。20世纪50年代左右, 英国走上了“福利国家”典范的道路。学者Fraser认为, 英国的“福利国家”模式并非一蹴而就的, 而是逐渐进化的[4]。因此, 就英国的历史背景而言, 它不是自然而成的“福利国家”, 而是历史阶段中个人与社会不断调适的动态过程的必然结果。合同外包就是英国“福利国家”发展背景下的一种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选择结果。
1.1 公共服务需求急速扩张
第一次世界大战深深影响了英国的政治和经济, 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 英国开始扩张国家的功能, 随着国家功能的扩张, 战前国家逐渐介入的社会政策也开始跟着扩张, 20世纪前20年中, 英国出台了多项福利型社会政策, 为“福利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二战后, 《贝弗里奇报告》为战后英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制定提供了一个蓝图, 被视为现代福利国家政权体制的建立标志。其间, 英国最重要的社会特征之一是大多数的福利机构由民间或NGO部门的手中逐渐转移到行政部门手中, 由公共部门来提供社会的基础公共服务, 最为明显的是公民保健服务的开办。从英国的历史背景来看, 在“福利国家思维”的影响下, 政府对这些公共服务理念通过政策迅速回应, 承担起无微不至地照顾公民的责任, 将以往被视为慈善、救济的服务都纳入法定的福利服务项目, 因此, 公共服务数量及范围急速扩张, 直到公共财政不堪重负, 为1970年左右福利国家危机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1.2 公共服务民营化趋势凸显
英国从原本的“福利国家”到转向“民营化”道路有其时代背景, 因经济、社会、政治与行政等外部环境的困境致使英国既有的福利国家政策产生危机, 为了对抗经济的困境, 撒切尔政府采取了与工党不同的民营化策略, 成为了英国大量推动民营化的滥觞。在此期间, 英国吸纳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 致使“新自由主义”成为世界各地许多保守派的政治观点, 而其改革也收到较好的效果。以1979年推动的“政府再造”工作以及1990年梅杰政府所推动的改革为典型代表, 其改革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以削减政府支出为中心, 后一阶段以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增加行政管理的自主性为核心。1979年撒切尔夫人主导了一系列的行政改革, 如改变政府在各种公营事业上的角色, 大力推动民营化方案, 提倡“缩减国有的边界”, 在《1979年保守党的宣言》中提出推动民营化的措施, 其主要做法就是卖掉国有房产、国有财产以及某些国有企业, 将其推向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 英国越来越重视所谓“隐藏式民营化”, 特别是在服务业方面推行合同外包。英国“民营化”的顺序是从市场性较强的公营事业到公共性较强的公营事业逐渐推进, 在民营化进行的过程中, 虽以市场性的提升为目标, 但也考虑到公共性问题, 并试着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在英国公共事业民营化的过程中, 除了工业、通信及运输之外, 对公众有长远影响的民营化还包括:公有住宅出租、增加非政府部门提供服务和增加公共健康服务等等方面。
1.3 公共服务民营化的渐进推动
从英国推动公共事业民营化的脉络来看, 其政策是循序渐进的, 从市场性较强的到公共性较强的、从民营事业到公共服务、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在地方政府服务方面, 中央政府先要求若干性的公共工程必须公开招标, 再建议地方政府的活动应接受市场竞争。英国在健康服务民营化的过程中运用“内部市场”及“提供者与购买者分开”的设计, 促进公共医疗制度产生竞争机制。这种发展轨迹说明中央政府考虑到公共服务转型的需要, 阶段性地逐步修订相关政策, 历经七八年时间, 通过竞争、招标规定来完成地方政府服务民营化的推动, 而后再进一步深入社会服务领域。相关政策的逐步推动可以说是社会服务合同外包发展的先驱和必要基础。
2 英国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政策发展
在英国公共服务发展的脉络中, 本来就存有“合同文化”[5]。基于英国的传统, 合同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效率更高和信赖度更高的公共服务。总体而言, 英国推动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政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2.1 萌芽期———民营化渐进期
英国政府向民间购买公共服务合同始于1968年的《西蒙报告》, 该报告建议地方政府应设立公共服务部门负责个人的社会服务, 运用合同方式购买服务。1970年, 英国进一步提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法案》, 正式设立公共服务部门, 这个部门源于传统采购文件的功能而产生。早期由于地方政府员工训练与角色认知不足, 直到10年后服务采购的具体性与多元性开始出现, 社会服务部门才被人们进一步认知。20世纪80年代, 英国公共服务部门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正式引入市场机制, 在相关资源使用上要求经济、效率及效能, 期待能够解决日渐严重的公共服务问题, 这是新管理主义理念的一种浸淫。“新管理主义”企图将一种理性规划、创新及服务使用者观点正式引进社会服务的范畴, 又因这种模式特别偏重竞争及服务输送的转移,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出现便大大改变了既有的服务体制及服务方式。虽然在公共服务的市场中, 服务使用者 (公众) 的地位未能真像顾客一样, 但这种概念也开始赋予服务使用者 (公众) 对服务供给选择权的启蒙, 即“新管理主义”要求引入消费主义的精神。英国公共服务民营化的政策顺利发展, 中央政府先从公共服务部门中直接服务提供者的角色中撤退, 进而渐渐转移到公共服务委员会、志愿服务提供者及私人部门。例如, Bamford指出以英格兰官方住宅照顾床位为例, 其政府直接提供住宅照顾的床位数占总住宅照顾的床位数比例从1988年的44%降到1998年的18%, 而由志愿服务提供的住宅照顾床位数占总住宅照顾床位数的比例则从1988年的36%上升到1998年的65%[6]。相似的数据变化还包括威尔士及苏格兰。威尔士在1988年至1998年之间, 其政府直接提供住宅照顾的床位数占总住宅照顾的床位数比例从51%下降到33%, 而目前威尔士私人部门所提供的床位则已超过60%[7]。英国的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制度按部就班地逐步建构, 顺利地从公共服务部门移转到相关的非营利组织及志愿部门, 为英国公服务合同外包奠定良好的基础。这种发展亦即回应到英国推动民营化时, 即采取一个循序渐进的政策历程, 并从法规层面着手规划。
2.2 发展期———强制性竞标期
在公共服务领域里, 以合同外包的类型获得更多的关注, 本质上, 这是一种采购的形式, 若这种合同透过法令的规制必须付诸竞标, 这便形成所谓的强制性竞标。Cutler和Waine指出强制性竞标是民营化重要的一环, 其意味着一系列的服务必须要运用竞标的方式, 且竞标必须是在规范的架构内运作[8]。1985年的《社会安全法案》颁布后, 英国国会规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负责掌管各项有关公共服务, 其中, 地方政府所负责的部分包括个人社会服务、教育、住宅及消费者保护, 而中央政府则负责公共卫生、就业服务、追踪辅导服务及社会安全制度等。在强制性竞标实施之后, 中央政府通过内部市场以及将提供者角色转换成采购者角色, 进而扩大社会服务的供给。20世纪90年代, 英国以强制性竞标的方式运作, 通过由地方政府扮演采购者, 将公共服务带入一种“准市场”的运作模式。Taylor还指出, 强制性竞标的实施也改变原本公共服务经费的本质, 相关经费已经从过去基于对第三部门具体服务的补助变成提供特定服务为主的采购[5]。
强制性竞标保持着一种互相竞争却又彼此合作的文化, 以跨越部门及组织既有的任务共同提供公共服务, 以最低成本提供给服务使用者最好的服务品质, 政府不断地引进市场与管理原则, 目的在于迎合对公共财政持续增加的需求 (如健康、教育) , 而规避非负债与提升税负而导致财政不断增加的风险。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确实可以带来服务的多元化与更多的选择, 让更多的机构加入市场竞争, 即使地方政府各有不同的财政状况, 但也必须将合同的外包成本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之上, 以免有意愿的机构从市场撤离。
综上, 英国的公共服务民营化政策不但促使地方政府法案限定地方政府的自主权, 还明确规定福利服务供给项目适用强制性竞标 (CCT) , 公共服务的提供也随即进入所谓强制性竞标的时代。即使英国在政策规划层面关注到社会服务的特性, 并在执行层面渐进式地推动。强制性竞标并非一夕之间就出现的, 也存在不少问题, 在实施多年之后显然并没有办法达到当初所预期的目标, 并且衍生出许多意料之外的负面影响, 这也就开启了公共服务外包寻求新路径之门。
2.3 转型期———最佳价值时期
由于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竞争市场并无法如同想象中顺利启动, 在推动强制性竞标10年之后, 因其面临的困境, 英国政府于1997年后出现政策转型———即“最佳价值”的政策, 重新修正其对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方式, 英国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政策从此进入另一阶段, 即转型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 英国的公共服务逐渐朝向一种强调绩效、品质以及“最佳价值”的目标迈进。“最佳价值”也就是指“最佳服务效果”, 是英国工党政府于1997年再度执政后, 继前保守党政府所推行之强制性竞标及公民宪章运动以来最大且最重要改革。1997年始, 工党承诺要终止保守党的强制性竞标政策, 并指出:“地方政府不应被迫将其服务释放出来进行竞标”, 但“被要求获得最佳价值”。最佳价值主要能以最具经济、效率与效能的方式, 让服务能够达到预定的标准 (含价格与品质标准) , 亦即达到最佳服务效果。因而, 最佳价值是对社会服务民营化趋势反思基础上的产物。由于强制性竞标的僵化及价格优先服务品质的缺失, 最佳价值政策要求政府在所有服务上必须获得最佳价值, 去矫正政府在服务提供上只重视经济、效率、效能。然而, 最佳价值政策也不是全然否定竞争, 而是更全面性地以5C视角来检查公共服务 (如表1) 。
在公共服务采购过程中促进效率与效能是必要的, 目的就是要让受服务者“用最好的价钱获得最好的服务”, 然而, 社会服务运用市场竞争机制是有困难的, 因此, 通过政府的强制性竞标要求的介入, 原则上应该可以向受服务者提供较有选择性的产品、提升服务提供者对接收服务者的责任、对私人部门鼓励竞争与效率并且提供经费协助, 如果在合同中鼓励付费机制, 将能在采购过程中更快实现最佳价值。从2004年4月起, 英国公共服务委员会必须发展“最佳价值”的执行计划, 并且在过去五年 (1996—2001) 中检查他们的服务时发现, “很多社会服务已经努力且有效地实现最佳价值”, 因此, “最佳价值”可以改善服务品质, 且是全面性管理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 英国强制性竞标及最佳价值政策的差异性如表2所示。强制性竞标实施多年, 尽管达到了若干目的、取得了一些成效, 但其引起的负向影响却造成准市场失灵现象, 让公共服务的民营化进入另一波变革。英国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从强制性竞标逐渐迈入最佳价值政策的时代。
因为市场也存在失灵的现象, 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增强市场的作用力并不能实现效率、公平或是体现公民意愿, 再加上公共服务有着特殊的产品性质, 将公共服务运用合同的方式外包给社会组织或者私人部门不一定能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对这个现象的反思也开始了新的征程, 所以在转型期, 合同外包的替代方案逐渐也成为了合同外包领域的热点问题, 其中, 最有代表性的是“逆向合同外包”。2000年伊始, 英国地方政府开始出现零散的逆向合同外包现象。据1997—2002年的调查数据发现, 逆向合同外包在英国的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中所占比例急剧上升, 比如, 英国一家承包铁路轨道建设的企业在2000年破产之后没有全部完工的这部分铁路轨道建设工程在2001年被重新收回国有, 这就是一种弥补方案。总的来说, 逆向合同外包现象出现的原因包括公共服务质量下降、未实现成本节约、改进内部管理以及公民支持将公共服务收回政府等。
3 我国推行社会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启示
近年来, 伴随着经济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 为了节约行政成本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中国不少地方也开始尝试对公共服务供给进行改革, 而且已经汇聚成一股不小的潮流, 如深圳、宁波、上海、广州等地都做出了一些实践探索。例如, 1994年, 深圳市罗湖区政府率先实行环境卫生服务外包;2000年, 上海率先在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时提出并推行政府居家养老服务外包业务;2005年, 国家税务总局将电子政务服务外包;2009年, 宁波市政府颁布《宁波市政府服务外包暂行办法》;2010年, 深圳福田区政府出台了《关于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的实施意见》, 全面推行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等等。这些尝试在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满足公众多样化的服务需求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如腐败、寻租、偷工减料、财权交易等。这些公共服务外包失灵现象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并制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究其原因不难发现,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成功不是必然的, 需要考虑多种因素, 包括政治因素、制度环境、市场的竞争程度、历史文化背景及服务的性质, 等等。近年来, 西方国家以逆向合同外包为主要形式的逆向民营化公共服务的转变逐渐成为了公共服务提供的新取向, 就其本质则是人们对公民权、公共利益和个人价值的维护, 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公平的再思考。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在我国起步晚、市场广阔, 但是在相关制度方面尚存在一定缺失, 从英国较成熟的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经验中归纳出以下几点启示。
3.1 审视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目标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目标需要清楚明确, 因为这可以降低影响传统理念的冲突, 因此, 合同外包应该是一个开始, 而非一个结束。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目标应定位为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 提高公共资源配置, 满足社会公众多元化的需求。在公共服务供给的领域里, 政府并非面临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抉择, 而是综合考量多重因素下的一种较优抉择, 因此, 在某些情况下, 公共服务外包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 对某些公共部门进行理念转变、内部改革、流程优化等, 进而通过自我改善的方式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也许是更好的选择。“为了使两方面都达到最好, 我们需要强大的私营企业和能干的政府机构成为合作伙伴, 共同协作”。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是为了有效履行法律上的供给职能, 以有效实现特定的行政目标, 或者说公共服务外包只是政府实现特定行政任务的手段。换而言之, 政府在公共服务外包中移交的是服务项目的提供, 而不是服务责任。政府在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更应承担综合责任, 特别是监管责任和协调责任, 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公共服务外包的初衷。
3.2 明晰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范围
实行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并不是要政府完全放手由市场或社会去提供无限的公共服务, 也并非所有的公共服务都适合采取合同外包, 因此, 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有一定的边界, 必须合理界定和从法治角度规范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范围。从英国的经验来看, 采用合同外包的公共服务本身具有与其它公共服务可识别的差别性特征:一是具有详细的质量要求或效率衡量标准;二是易于进行竞争性招投标, 风险小;三是具有相对独立性, 易于进行合同外包的管理;四是社会领域或私人领域的服务提供主体数量比较多, 具有可选择性。在满足这四大差别性特征的基础上, 一般认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公共产品适合公共服务合同外包, 而纯公共产品不适合合同外包。例如, 国防、外交、警察、法律、灯塔等纯公共产品, 只能由政府提供;而能源、道路、电信、电力、自来水、广播电视等准公共产品, 既可由政府提供也可由私人提供, 这些领域就较为适合进行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目前英国政府采取公共服务外包的范围主要涉及监狱管理、街道清洁、垃圾处理、公路维护、路灯维护、计算机系统维护、治安巡逻等众多领域, 而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范围主要包括街道清洁、社区公共教育、社区医疗卫生、社区社会保障、社区公共设施、社区文体休闲等领域[9]。例如, 广东省研究和制定的省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目录》就是对公共服务外包的范围的一种具体界定, 其目录包括四个层级: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 其中一级目录为5个大类, 二级目录为49项, 三级目录189项, 是一种可操作性的公共服务外包合同指南。可见,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范围比较广阔, 不仅街道清洁、垃圾处理、公路维护等服务性职能可以外包出去, 而且治安管理、监狱管理等传统的政府职能也可以外包。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范围既涉及准公共物品, 也涉及纯公共物品, 但是, 不容忽视的是对于纯公共物品的外包, 一般应仅限于其中的非关键性事务服务而非核心服务, 比如一些涉及政治安全、国家机密的领域还是绝不能外包的。在我国, 可以尝试着逐渐扩大公共服务外包的范围, 而适时研究公共服务外包的范围, 从而在保持基本的社会公平、易于测算与评估服务质量的前提下来实行公共服务合同外包, 这是一个需要借鉴经验以及契合中国国情的过程。
3.3 建立竞争性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体系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推动需要从公私部门及社会大众中得到其对政策上的支持, 政府部门也需要为了合同外包政策的目标、时间及愿景去跟所有人沟通, 因此, 政府应建立竞争性公共服务外包体系, 大力培育社会组织的发展。具体包括:
(1) 建立竞争性独立关系外包模式。要建立竞争性独立关系外包模式, 就需要政府在资金、政策和其他方面培育及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 降低社会组织的准入门槛, 为社会组织的成长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选择实力较强、信誉较好的社会组织来承担公共服务。为了加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建设, 政府应给予其充分的自由和支持。政府部门从财政部门拿到公共资金后, 采取竞争性分配方式, 选择合适的社会组织作为公共项目的供应者。好中选优的方法是根据过去的信誉及新的服务承诺, 在相同的价位下选择信誉好的、服务承诺全面及性价比高的社会组织来承担。在项目执行过程中, 一个阶段完成后, 公共服务机构管理部门要提供整个服务的绩效报告, 对照原来的服务承诺, 将评价结果运用到下一次购买服务中去, 评价结果优秀的社会组织在下一次购买活动中具有优先权, 从而形成资金、管理的正向引导机制, 形成良好社会风气。
(2) 建立公共服务外包的三方评估机制。对社会组织所提供的服务进行三方主体评估———专业机构评估、监管部门评估以及接受服务的社会公众评估。这种评估机制要求将评估指标量化, 把社会组织的运作管理、经费使用、服务效果、服务对象的回馈等均纳入社会组织评估体系当中。评估结果获得通过后, 政府继续购买其服务;评估结果没有通过, 政府则与其他社会组织重新订立合同继续供给此项公共服务, 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高质量的服务[10]。此外, 还要通过合理的评估筛选机制将公益性强、服务能力强的社会组织筛选出来, 通过评估促进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 把好参与公共服务外包的资质关。对自愿申报的社会组织从基础条件、组织建设、工作绩效 (自律与诚信建设) 、社会评价等方面进行评估, 评估结果与政府相关扶持政策挂钩。每年对社会组织进行年检, 发放相应的资格证, 运用监管的方式管住社会组织的行为。
(3) 建立专业人才吸纳和培养机制。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核心内容, 因为只有扩大专业性工作人才规模, 才能有人力资源来保证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开展, 才能进一步促进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专业化、职业化。政府要积极引导和推动社会工作专业的开展, 培养实务兼备型人才。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需要工作人员不仅要具备法律、经济、管理、会计、审计等专业技能, 而且还要熟知合同的法律法规及实务, 因此推动公共服务与合同外包工作人员的职业化进程, 需要推动社会组织加快吸纳和培养专业性的社会工作者。
3.4 正确运用逆向合同外包
逆向合同外包并不意味着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回归和倒退, 而是在反思的基础上出现一个新的平衡, 即结合市场、计划、公平和民主, 以达到效率和更多的社会最优选择。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决策与执行涉及一系列复杂的过程, 需要动态地看待。在我国的现实国情下中, 政府部门通过动态地利用市场途径, 结合完全合同外包、逆向合同外包、公私混合供给等多种方式来回应经济和政治上的多元化要求。因此, 逆向合同外包只是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方式, 可以结合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来运用, 方法和手段可以多元化, 如可以通过购买和补贴的形式来实现公共服务的逆向合同外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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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托育服务政策 篇5
1 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含义
所谓的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以满足公共体育的需求为目的, 为民众提供体育用品的行为总称。其涵盖的内容较为广泛, 有与财政相关的公共产品, 还有与财政不相关的公民直接参与体育的机会, 以及公民接受体育教育、体育技能训练的机会等。均等化的含义就是指以公平公正为原则, 在国家或地区内实行均等化的体育发展, 提供均等化的体育服务。
2 发达国家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
2.1 以政策法规救助经济落后地区
大部分国家都存在经济区域性差别, 所以在各个国家均存在体育公共服务不均等化的现象, 然后发达国家主要是以制定相关国家政策来平衡体育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化问题, 尤其是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利用国家政策扶持公共体育发展较早, 美国更是对经济发展落后的区域进行拨款扶持其发展, 建立相关的体育服务基金, 促进体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加拿大也采用拨款的形式对体育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注入大量的资金, 最后使大多数的偏远地区的公共体育服务设施有了巨大改变。因此, 大部分的发达国家都是通过相应的资金扶持来实现国家体育公共服务的, 并且以此为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最终目标, 推动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
2.2 采用财政均等化保障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
国家财政促进体育公共服务的进一步提升, 地方财政的支持也相当重要。据调查发现,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地方财政对体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供了巨大贡献, 地方财政对体育公共服务投入的经费常常比国家财政投入的比例要大得多。因此, 利用财政的均等化实现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发达国家采用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财政手段平均国家各个地区的财政收入, 随着财政的均等化实现, 体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随之实现。从根本上促进了国家体育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
2.3 政府与市场结合, 提供多种体育公共服务
国家模式、市场模式、市场与国家相结合模式是目前世界各个国家提供体育公共服务的主要三种模式。发达国家在建立体育公共服务初期已经意识到体育服务与人民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仅靠国家力量维持其发展是无法长久的, 并且单一的市场配置手段是无法宏观调控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因此, 大部分的发达国家采用的是, 将市场与国家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提高体育公众服务。但是我国由于国情和体质原因, 长期是将体育公共服务与国家手段相联系的, 完全忽略了市场对体育公共服务的影响。据调查, 发达国家通过市场的手段, 国家资金的投入促使体育公共服务设施的覆盖率高达80%, 同时根据不同层次的民众需求, 国家引进不同市场主体的体育公共服务设施, 一部分设施实行免费制度;另一部分设施实行低廉收费制度, 对收费的设施实行严格地管理制度。
2.4 关注重点人群, 提高体育公共服务范围
在促进体育公共服务发展的进程中, 大部分的发达国家都针对重点人群开展了体育公共服务, 并且利用这个方法来加快国家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部分国家一般选择提供体育公共服务的重点人群基本上有3类:分别是青少年、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国家政府为了保证重点关注人群的合法体育权益, 提供了形式多样化的服务, 例如:体能技能指导、专业体能培训、免费身体普查等等一系列活动。发达国家对重点人群实行体育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体育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 同时也促进了国家体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
2.5 利用科学评估体系促进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
科学的评估体系是促进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重要保障。每个国家对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评估标准和评估内容都不相同, 但是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为了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来促进国家体育公共服务的健康发展。
3 我国与发达国家政策比较
3.1 社会层面
发达国家全面推行体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在国家整体经济已经步入正轨的情况下实行的, 并且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大背景, 公民社会的基本权益在社会制度得到良好保证下得到了相应的维持, 同时发达国家将体育视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任何人都有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 任何人或国家政府不可随意剥夺该权利。
3.2 经济层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体育结构逐渐发生着变化, 但是国家的相关政策改革的力度无法和体育发展结构相匹配, 并且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没完成, 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不够完善健全, 民主参与的力度与机制也不完善, 导致我国的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与发达国家相差较远。
4 发达国家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启示
4.1 以城乡体育公共服务为基础, 加强政策制定和执行
发达国家的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是针对地区间的不平等提出来的, 而我国的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终实现目标是对城乡间的均等化。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就是为了利用强硬的政策法规, 加大体育公共服务城乡的覆盖范围, 加快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4.2 以财政体制改革保障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从上述对发达国家的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的来看, 利用完善的财政体系是保障国家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条件, 因此, 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要以国家总的经济发展为向导, 以公共服务化转变为重点的方向发展, 同时要明确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人事权和责任权。
4.3 以政府为后盾加强市场监管力度
我国应该向发达国家学习, 发展体育公共服务采用国家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 但是在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体育设施或体育场所时应考虑到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水平, 尽量做到免费过低费用消费。对国家建成的体育设施或场地应加大市场的监管力度, 降低市场主体经营成本。
4.4 促进体育管理制度改革, 建立科学合理参与机制
发达国家的体育机制建设是以公平为原则, 以公民社会为基础而建立的, 特殊群体也能受到良好的体育权利。但是我国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虽然多元化的主体大部分能享受到体育的权益, 但是处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依然无法得到享有的体育权益, 因此, 国家应建立科学合理的参与机制保障全民的体育合法权益。
5 结语
体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发达国家中已经实施的较为顺利, 同时相关政策也比较完善, 但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体制和国家实质上是不相同的, 只有选择适合我国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发现的相关内容, 加以借鉴才能从根本上起到促进作用。因此, 要合理的看待国外相关体制建设,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将其进行改变形成适合我国体育发展的体制才是最重要的。
摘要：我国的国情决定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我国的体育公共服务发展持续呈现均衡状态, 相比较发达国家的体育公共服务政策, 我国相关政策欠缺的较多。该文对发达国家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制定的背景以及制定策略做出了简要的分析和阐述, 并提出适合我国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实施的建议。
关键词：发达国家,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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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伯超, 范冬云, 王伟超.发达国家体育公共服务改革的背景及启示[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0 (3) :6-9, 18.
公共托育服务政策 篇6
随着我国机动车保有量的逐渐攀升, 交通拥堵问题已然成为我们所面临的一大难题。为了解决该问题, 各大城市纷纷出台限制汽车消费的政策措施,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限购和限行政策, 目前实施限购政策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天津、贵阳、杭州等几大城市, 而限购限行政策对汽车相关产业及地方经济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和影响, 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管理部门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1]。
为满足市民出行的刚性需求, 提出大力发展公交优先, 提高城市公共交通运行的服务水平成为解决出行困难及城市拥堵等问题的关键措施。天津市于2013年12月实行了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及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 即限购+限行的“双限”政策, 但是如何客观地评估现有公共交通发展水平, 是政府部门执行公交优先计划的基础。
目前我国城市交通运行服务水平评价基本上处于建立概念体系阶段, 评价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的指标体系存在许多问题, 鲜有考虑政策带来的影响, 因此, 本文根据天津市“双限”政策后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变化状况, 分析城市公交系统运行服务水平主要影响因素, 试图建立一套公交服务水平的指标体系, 应用灰色聚类分析方法对“双限”政策下天津市公共交通运行服务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为天津市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改进提供参考。
1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1.1 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主要从设施水平、服务水平和效益水平三大方面对服务水平量化, 尽量准确、全面、客观反映出城市公交的运行服务水平并建立其评价指标体系, 如图1所示。
1.2 评价指标分级及标准
将上述20项指标划分为优、良、中、差四级, 指标分级标准以指标实际值的国家标准或国外城市达到的平均水平为参考上限 (优) , 以国内城市现状平均水平为参考中间值 (中等) , 其余内插或外推确定[2], 具体分级评定标准参见文献[2-3]。
2 基于灰色聚类的城市公交服务水平评价方法
2.1 灰色聚类方法的原理和步骤
设有n个待评对象、m个评价指标和s个聚类灰类分别作为聚类对象i (i=1, 2, …n) , 聚类指标j (j=1, 2, …m) 和评价指标 (优、良、中、差等) k (k=1, 2, …n) 。
待评样本i对评价指标j的实际数值即为白化数dij, 将指标j的取值根据相关评价标准确定S个灰类, 并确定白化函数, 以指标j对第k个评价等级为例, fik (x) 即为其白化函数。
具体步骤如下:
(1) 根据评价对象的评价指标实际值实际数值确定白化数矩阵{dij};
(2) 由于指标分级和指标属性可能不相同, 需要确定指标白化函数的特征值xij;
(3) 通过无纲量化处理单位和数量级不统一的数据, 即用mjaxmkax{dij, xjk}除以相应数据。
(4) 确定fik (x) , 根据数据情况和判断依据, 白化权函数一般分为以下三种:
1) 第一种为上限测度白化权函数, 计算方法如下:
2) 第二种为适中测度白化权函数, 计算方法如下:
3) 第三种为下限测度白化权函数, 计算方法如下:
a) 确定指标j对k级别的权重值βjk, 即灰类权:
b) 根据已经求出的灰类权和白化函数值计算出各指标对于不同灰类等级的聚类系数ajk:
并以此形成相应聚类向量ai={ai1, ai2, ……ain}
c) 找出聚类向量中ai={ai1, ai2, ……ain}的最大值aij, 对应的级别即为该评价对象所属等级水平。
2.2 算例
根据2014年天津市城市公交系统运行服务系统的实际数据, 数据如表1所示。以天津市公共交通发展状况为例, 具体应用灰色聚类方法进行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8]。
评价过程如下: (1) 根据各指标实际值确定白化数矩阵dij= (2.27, 4.69, 75, 200, 20, 23, 90, 216, 86, 64, 26, 40, 0.63, 83, 4, 80, 2.3, 5.2, 2, 6) ; (2) 对白化数矩阵内各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 (3) 将上述数据进行处理确定白化函数值; (4) 各指标的权重值; (5) 根据各指标属于4个等级的聚类系数。确定出各等级聚类系数:α1=0.2908, α2=0.3733, α3=0.2202, α4=0.1157。根据各等级对应的聚类系数形成聚类向量α={0.2908, 0.3733, 0.2202, 0.1157}, 由聚类向量知, 各指标等级中处于中等水平的聚类系数最大为0.3733。由此可知天津市2014年城市公交系统运行服务水平处于良好水平。
3 结束语
尽管近年来天津市轨道交通发展迅速, 但就客流量层面来讲, 城市公交客流量仍远远高于轨道交通, 前者在公共交通中仍占主体地位。天津市在执行“双限”政策后, 城市公交系统能否满足更大的客流需求, 本文从设施水平、服务水平、效益水平三个方面建立评价体系, 利用灰色聚类方法进行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综合评价, 最后运用实例说明本指标体系的评价方法可为城市公交管理部门提供科学依据。
为了实现公共交通线网、设施、管理、服务水平全面提升的发展目标, 针对评价结果分析本文提出优化公交路网结构, 加强公交专用道建设, 提高公交迅速性。在交叉口给予公交车时间上的相对优先通行权, 公交信号优先系统与公交专用道相配合等措施, 减少公交车在路口的延误时间, 提高公交车运行服务质量。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天津市“双限”政策后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变化状况, 根据城市公交系统运行服务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从设施水平、服务水平、效益水平三个方面建立评价体系, 提出基于灰色聚类的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的综合评价模型。利用该评价模型, 以天津市为例, 进行“双限”政策下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实例验证, 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 表明该评价方法和模型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可行性, 为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改进提供参考。
关键词：“双限”政策,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评价,灰色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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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托育服务政策 篇7
一、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问题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需要完善的地方财政体制的支撑。相当长时期以来, 我国实行非均衡的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制度, 公共财政覆盖范围有局限, 城乡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义务教育发展失衡严重、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差距较大、基础设施建设差异明显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等方面。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严重缺位, 总体功能效率较低, 严重制约了农村社会的发展。我国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差距巨大, 其根源在于城乡财力差异和财政政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公共财政支出政策不合理, 农村公共服务总体供给不足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 城乡之间公共服务不均等与各级政府的财政能力有直接的关系, 公共财政能力和政策在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目前财政支出在分配过程中重城市、轻农村, 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供给严重不足, 导致农村的基本设施建设非常落后, 农民难以获得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 基层政府也无法满足农民对公共服务多样性的需求。特别是西部一些欠发达农村地区, 农民的基本生活条件还没有得到解决。
2. 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 结构不合理
按照转移支付的形式划分, 我国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分为三大类。一是税收返还。现行的税收返还制度规定了中央对地方的税收按照基期的年数来返还, 上缴税额多、收入能力强的地区得到越多的税收返还数额, 财力相对充足, 反之则越少。这种制度有利于维护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既得利益, 但对于农村和贫困地区而言, 不仅不能弥补其财政支出的缺口, 还会导致财政赤字的出现, 这实际上拉大了地区间的贫富差距, 制约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二是一般性转移支付。我国一般性转移支付仅占支付总量的10%, 所占比例过低。涉及到农村社会发展的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在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上更无法与城市相提并论。三是专项转移支付。我国中央对地方的专项转移支付未能得到有效使用。专项转移支付虽然所占比例高, 但是用途单一、设置不科学、管理不规范。而且, 地方政府没有调剂专项转移支付的能力, 通常还需要地方政府额外增补配套资金, 这实际上增加了一些经济基础较差的基层政府的负担和困难。
3. 农村公共服务提供的主体单一, 不能满足农民真正需求
我国现有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大致承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模式, 政府主导着整个服务体系。这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供给模式主要是以上级政府, 甚至中央政府强制指令来决定, 政府通常以政策或文件的形式决定公共服务的供给总量、供给结构和供给程度, 并未从公众实际需求出发。面对公共需求的多样化, 仅靠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 显然不能有效解决有限的政府服务能力与异质化的公共需求之间的矛盾, 却又不明确放手通过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来解决。这一方面导致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单一,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时力不从心;另一方面, 由于缺少竞争,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低, 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真正需求。
4. 现行的财政体制导致基层财政困难, 财力与事权不相称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具有明显的过渡特征,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责任划分不尽合理, 突出表现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错位、缺位、事权、财权不对称。乡镇基层承担大量事权, 却没有获得与之相匹配的财权, 导致政府间事权层层下放, 财权层层上收。近年来, 地方财政收入呈现下降趋势, 与此同时, 基层政府却负担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责任, 其财政支出保持在占全国总支出的70%左右。而中央或上级政府仅对一些事项按一定的比例负担的方式给予地方补助, 剩下的由县乡基层政府自行解决。这种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是县乡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 也是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不足的主要原因。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捉襟见肘使其无力有效生产和供给农村公共服务, 进一步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如果这一现实继续持续下去, 将会造成更大的城乡基本服务的不均等化。
二、促进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政策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 财政政策应在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应该做出如下改进。
1.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财政投入
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依靠公共财政。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优化财政支出政策, 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 合理调整财政支出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格局, 根本扭转“重城轻乡”的公共服务供给观念, 不断加大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比例和力度, 尽快完成从“生产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提高必然要依赖农村经济的发展, 因此, 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在于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为此, 要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扶持力度, 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 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 重点部署国家农业大工程项目, 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 提高农业经济收入。在农村地区兴建绿色信息高速公路, 为农村发展提供全方位、多样化的信息。通过信息化、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全面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发展有成效了, 就能提供充足的财力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和服务, 逐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上的差距。
2. 规范和完善现行转移支付制度
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弱化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 将财力性转移支付整合为统一的一般性转移支付, 建立起以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为主体的可持续的转移支付制度, 增加中央可支配财力, 强化中央财政责任。同时应加快完善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建设, 增加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力。
⑴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 将现行对地方支出责任范围内实施的专项转移支付调整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 增强地方供给公共服务的自主性。对一般性转移支付不规定其资金的具体用途, 地方政府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可自主计划安排。由于城乡公共服务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要求中央政府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应逐步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 赋予基层政府更多的可支配资金, 使其能够合理安排资金的使用方向, 提供符合需要的各项公共产品和服务, 从而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
⑵整合专项转移支付。一是科学界定专项转移支付的标准。减少用于竞争性领域的专项转移支付, 对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内的事项, 直接安排中央支出, 不再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安排, 列入专项转移支付的必须是那些具有外部性、特殊性、突发性以及实现中央特定政策目标的服务项目;而对于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不具有上述特征的服务项目则不应该列入专项转移支付的范畴。二要严格控制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政府应将一般性转移支付作为主要的转移支付形式, 专项转移支付在整个转移支付体系中充当辅助、支持的作用。此外, 政府还应整合和清理现有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整合交叉重复的项目, 取消不再具有实用效用的项目, 逐步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制度。
3. 发挥财政资金导向作用, 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模式
首先, 政府应充分运用财政政策工具, 吸引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公共服务, 完善以政府供给为主, 民间资本广泛参与的供给机制。各级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税费减免等多种形式,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广泛参与农村公共服务, 补充地方政府供给不足, 逐步从由政府直接提供服务向购买服务转变。从而逐步构建公正、合理、科学的城乡公共服务投入财政政策体系。同时, 应充分发挥市场的机制作用, 在政府的监督和引导下, 对那些通过市场能供应更高效率的公共服务, 放手交由市场去供应。要鼓励和支持各种社会主体广泛参与, 丰富供给主体, 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供给为主导, 各种社会和民间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
4. 合理匹配财权和事权, 完善农村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体系
首先推进财政体制改革, 提高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 增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合理匹配财权与事权, 以公共服务均等化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 改变以往财权向上级政府集中, 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向下级政府下放过低的局面。要明确中央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在提供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 然后给予乡镇政府与其事权相匹配的财权, 稳步推进县乡财政体制改革, 以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同时, 健全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体系, 强化各级政府公共服务的责任。设立针对性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机构, 制定科学的农村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标准, 建立并完善问责制度, 统一管理全国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工作, 加强对公共服务决策活动的监督和制约, 稳步积极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 同时也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根本途径。我国城乡在公共服务均等化上差异巨大, 农村发展水平滞后于城市, 通过一系列的财政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财政投入、规范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模式、合理匹配财权和事权, 完善农村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体系这些财政政策来不断的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全面、稳定、有效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摘要：城乡公共服务失衡、农村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等问题有损于社会公平、公正, 其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和资源配置失效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构成潜在威胁, 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大财政公共服务投入,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构建城乡统筹、事权明晰的公共服务体系, 对于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在城乡间均衡配置, 缩小水平差距, 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也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诉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本文主要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的背景, 分析现阶段我国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政策建议, 来不断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统筹城乡发展。
关键词：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政策,问题,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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