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服务（精选12篇）
农村公共服务 篇1
以“农为本”一直是我国的优良传统,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 党和国家对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做出了全面部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推动农村公共事业快速发展、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创造农村和谐美好生活, 是亿万农民的新期待。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也是农村公共事业的受益者。农民参与是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只有破除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体制性障碍和观念壁垒, 建立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标准体系, 构建良性的参与机制, 畅通的参与渠道, 发挥广大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才能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问题的提出
1. 新农村建设呼吁均等化公共服务。
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对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促进全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基础性、全局性作用。建设新农村, 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使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成果, 除了解决农民收入、农村社会生产力水平滞后等系列问题, 还应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不足等现实问题。政府在农村提供公共服务不足, 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的建设, 基础教育经费的投入,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基本养老保障的供给。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积极性, 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格局, 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2. 行政体制改革为农民公共服务参与提供了保障。
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公共行政改革已经进行近30年。尽管各国改革的模式不尽相同, 但一个共同之处都是把提高政府管理质量和效能作为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一再提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明确强调:“各级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 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同时, 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从这些转变与表述中, 可以感受到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管理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发挥的重要影响。政府的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 从控制者角色转变为服务者角色, 即促进公益达成和公益实现者角色、尊重公民, 保障公民参与角色、公共事物和公共议程安排者和仲裁角色。行政理念的确立, 政府角色转变宏观上保障了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
3. 新型农民的诞生推动了农民公共服务参与。
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型农民。新型农民并非没有, 而且有大量发展的趋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提供的权威数据表明, 由于经济衰退, 全国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 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农村居民"返乡潮"事件, 从社会学上来看, 这是一次大的社会流动。有人认为, 这次流动有助于减轻城市就业压力, 缓解城市就业和其他社会矛盾;农民返乡从事农业生产, 可以增加中国粮食储备, 增强中国在粮食方面抵御风险的能力。然而, 也有人认为, 这次流动是被动的, 会造成失业和农村生活困厄, 因此给社会秩序带来冲击。 (1) 不论是积极看待还是消极看待这一社会现象, 农村居民本身在这次流动中发生了许多变化。农民工在经济发达的城市生活, 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发达城市受到洗礼, 使他们具备一定意义上新型农民的特征。他们有的掌握了技术, 有的学到了管理经验, 有的受到了先进文化的熏陶。这些变化, 带来法律意识、集体意识、合作意识的明显增强, 对民主观、权利观的日渐觉醒, 因此, 他们回到农村, 会同“留守”的发家致富能人、文化人一起对农村基层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提出挑战, 也必将是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的发展机遇。
二、农村居民公共服务参与现状
1. 村委会的“缺位”。
村委会是农村的一个基层组织, 也是农村居民参与村务公共事务的一个平台。根据1990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和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以下简称《村组法》) 第三条规定, 村委会是一个农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个群众组织是为村民公共服务, 也可以说它应该是村民利益表达的渠道和平台。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 这个组织的服务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2008年7月19日, 云南省孟连县发生暴力冲突事件, 公安机关在对该县公信乡、勐马镇部分农村地区开展社会治安整治过程中, 依法对勐马镇5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时, 遭到500多名胶农用长刀、钢管、棍棒等工具围攻殴打。冲突中, 41名民警、3名干部和17名胶农在冲突中受伤, 2名胶农死亡。 (2)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 这些村民没有通过村委会这一组织来解决他们关注的利益, 村委会在这个事件上是处于失语状态。
农村居民为什么没有选择村委会这一组织呢?根据学者任艳妮、吕翔在陕西省某县的调查发现:“……有重大村务都由村民群众直接参与决策, 56%的村民认为选举过程不能程序规范、畅通渠道、发动群众, 60%的村民从未被邀请参加村里的重大问题决策。” (3) 甚至农民被问到“如果选举委员会无故不让你参加选举时, 你将怎么办”时, 回答“无所谓”或“求之不得”的达30%。 (4) 这些数字表明, 农村居民对村委会认同度不高。
2. 参与意识低下的假象。
在农村公共事务管理中, 农村居民参与意识表现较低。有学者认为, 村民不参加公共事务管理是参与意识不强的表征。笔者认为, 村民不参与并不说明不想参与, 不想参与并不就说明参与意识不强。为什么如此一说呢?村民不参与公共事务只是结果, 造成这一结果有多种原因。我们不能只归结到参与意识不强。尤其是返乡的农民工, 他们在观念变化、视野开阔、经济上取得一定地位后, 他们对农村公共事务会有更大的热情。我们在某镇调查得到“40.57%的村民认为自身具有强烈的公共服务意识, 意识一般的占54.45%, 仅4.98%的村民对公共服务意识表示可有可无”中可以得到说明。 (5)
当前农村居民不愿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 宗族控制的村级组织和村级事务;其二, 村委会干部与村民争利;其三, 当前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缺陷。 (6) 要么是村委会功能弱化直至无权力;要么是村委会自行其是, 完全摆脱掉农民群众的制约, 这两种情况造成农村居民在心理上不认同村委会是一个他们表达意见和利益诉求的组织。
三、保障农村居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措施
保障农村居民参与公共服务, 既是新农村建设的迫切需要, 也是政府民本价值的实践。如何通过“无断层”的村治模式, 来正确引导与培养农民公共服务意识, 通过疏导性的沟通合作机制、畅通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搭建农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平台, 真正确立农民群众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 重构村委会的职能。
首先, 村委会应该回归到群众组织性质上来。村委会应从为政府服务的角色向为人民服务的角色转变。因为它是人民群众选出来的, 它应依赖自己的选民, 是选民的“代言人”。其次, 村委会组织与政府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让村委会组织能忠实为村民服务, 真诚地代表村民的利益, 让村民在内心上认同村委会组织。只有这样, 农村居民才会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当中, 村民才会通过村委会组织来表达自己利益意愿和利益诉求。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1998年11月4颁布的《村组法》需要做出修订。其一, 确立村委会为村民利益诉求表达的平台。根据《村组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村委员肩负着保护村民的合法财产和利益的责任。但在该法中没有相应规定如何保护村民的合法利益, 村委会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来保护。当村委会通过组织的形式, 表达了村民利益诉求之后, 哪个部门应做出回应, 应当在多少个工作之日内做出回应。如果没有部门回应, 它是否可以通过新闻媒体披露引起上一级政府或者全社会关注。
其二, 确立村民委员为代表村民合法利益的法律主体地位。村民委员是否能代表村民成为在法律诉讼中原告地位, 在《村组法》的规定中没有确立。在当前农村改革时期, 利益呈现多元局面。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 个体经营较为独立、村民间联络淡化。当村民面临侵害时, 他们很难以形成共同的抵制力量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涉及多数村民他们会选择非常态的方式或者其他极端的方式来对抗, 如果被人利用还可能对抗政府和社会。笔者认为, 如果村民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 如果凭借个人的力量无法得到法律的救济, 经村民提出申请, 村委会通过召开全体村民会议表决;如果通过, 村委组织可以代表村民成为原告的主体资格。
其三, 应当增加“临时村委会”内容。《村组法》的第十六条规定赋予了村民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权利, 提出罢免的主体的要求。但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 村民遇到村民委员会不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不能很好地代表自己的利益, 他们很难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因为, 本村1/5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必须提出罢免的理由, 如果村民委员认为理由不能成立, 村民还有什么办法呢?该条文中还规定, 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召开村民会议, 投票表决罢免要求。如果村委员不召开村民会议, 村民又该怎么办呢?仅仅制定权利是不够的, 必须制定相应的保证权利能够实现的程序。因此, 《村组法》应该增加如果经村民三次提出罢免要求, 村委会不召开全体村民会议, 村民有权解散村民委员会, 成立临时村民委员会的权利的相关内容。
2. 农村居民公共服务参与意识的培养。
公共服务参与意识不是先天产生的, 它的强化, 需要培养和引导。我们在仪陇县某镇调查发现, “认为政府对农民公共服务意识培养重视、比较重视占30.6%, 不够重视占44.84%, 认为不重视和说不清楚的分别占17.44%、7.12%。”这说明政府在农民公共服务参与意识的培养、引导上任重道远。实现农村居民公共服务参与意识的培养, 笔者认为应通过以下几个途径:
其一, 加强对各级干部尤其是乡村干部进行公共服务的教育培训, 强化他们的公共服务职能、意识和能力, 实现对农民公共服务参与意识的支持与引导, 满足广大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其二, 加强农民的公民素质培养。农村基础教育在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科学素质的同时, 应加强民主意识, 公民身份意识, 公共服务参与及管理的教育, 主动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力, 使他们敢于参加村民自治机构的竞争和竞选, 敢于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让他们知道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有那些救济渠道和救济途径, 如何利用这些渠道和途径。
其三, 建立合理的公共服务参与运行机制。如何使公共服务所涉及的各方通过平等参与公平协商, 实现良性互动和谐发展, 这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 实现政务公开, 依法保障农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并在很多地区推行的农村社区建设、村民中心等形式多样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中得以实践。
3. 制度的完善。
参与意识、民主观念在很多地区, 并非不强。村民不是不想表达自己的意见, 而是无机会、无渠道。造成问题的是制度缺陷。从人性上来讲, 每一个人都有表达的愿望, 否则人类就不会出现文字、艺术等文化。问题是, 如果人经常性表达自己的想法, 却得不到关注, 或者知道自己表达了和没有表达没有区别, 还会选择表达吗?另外一个问题是表达的成本问题。这个问题与村委会作为村民利益表达的组织有很大的关系。当村委会组织表达村民利益不是基层政府所期望的, 或者让基层政府“不高兴”, 整个村民和村委组织的正当利益是否会受到影响, 这些都缺乏一定的制度保障。另外, 村委组织是否保证了村里的公共事务都由村民参与到了, 如果村委组织剥夺村民的参与权, 或者说, 村委组织的决定违背了大多数的村民的意识, 村民有否权利解散村委组织, 重建村委组织, 通过什么渠道来救济自己的权利。笔者认为, 一套适应农民生产生活居住方式转变要求、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标准体系可保障农民公共服务参与的权利, 政策实施者的理论政策学习制度可提高农民公共服务参与的主导性, 定期不不定期的农民专项培训制度可提高农民参与公共服务的自觉性, 推进以村务公开、民主评议、民主理财为主要手段的民主监督制度可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完善与落实农村公共服务的经费保障制度可保障参与的平等性, 公共政策决策的问责制可保障农民公共服务参与的实效性。
从管理性政府到服务性政府的管理转变过程中, 政府原有的一些职能推向社会组织时, 农村居民是否能够积极地参与、是否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事务中, 这将直接影响到我国从管理性政府到服务性政府的管理转变过程, 也必将影响新形势下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
摘要：以“农为本”一直是我国的优良传统。随着“三农”问题的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实践中发现, 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对破解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村民是否能够有效地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体系中, 既涉及到乡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和服务性政府的转变, 也涉及乡村基层民主的发展。
关键词：农村居民,公共服务,参与机制
参考文献
[1].童大焕.返乡潮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E/B]http://view.news.qq.com/a/20081112/0000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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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成都市《关于深化城乡统筹进一步提高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意见 (试行) 》
农村公共服务 篇2
一、我市农村新社区建设的实践
我市从2003年开始实施的“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明确提出了建设农村新社区的目标要求，2005年制定出台了《统筹城乡发展纲要》把实施“农村社区建设工程”列入统筹城乡发展的六大惠民工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目标后，农村新社区建设有了新的发展进一步加速。**市被列为全省首批农村新社区建设试点市，各地也结合实际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实践和探索。据市民政部门统计，目前全市已创建了251个农村新社区，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10%左右。
1、农村社区建设的总体布局逐渐清晰。各地先后开展了县域村庄布局规划、村庄建设规划和整治方案的编制工作，目前除江东、海曙外，九个有新农村建设任务的县（市）区全都编制完成了县域村庄布局规划，近2000个村编制了村庄建设规划或整治方案。以社区建设与行政村的区划调整有机结合的形式，着力围绕中心村打造农村新社区。同时，各地根据村庄布局规划加大土地整理、宅基地置换的力度，推进农村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加快农村集中居住区建设，使村庄布局进一步优化。
2、农村环境和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实施以“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五年来，全市累计投入建设资金140多亿元，累计启动村庄整治建设2010个村，占全部行政村的76%，建成全面小康村269个、环境整治合格村1836个，完成生活污水处理村122个。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农村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客运班车通村率达到99.7％以上，“农民安全饮用水工程”实现全覆盖，农村垃圾集中处理率达到96.5%，全面小康村和环境整治合格村基本做到了“水清、路洁、院绿、灯明、村美”。
3、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形成。以文化、教育、卫生、健身、治安为重点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社区医疗、社区教育、社区治安、社区管理等服务逐步完善。建成村落文化宫1184个，有线广播和有线电视实现村村通。农村社区文化进一步繁荣，为农村新社区建设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深入开展，已有262个村建立农村社区服务台中心。镇海等地先后制定出台《村民服务中心建设实施细则》，建设集便民服务、党员活动、教育培训、文化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市在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中推广了“一站式”的服务。
4、合力共建的体制机制逐步形成。在强化村民委员会村民自治组织建设的基础上，构建覆盖辖区全体居民的管理与服务组织机构，创建了社区共建理事会和社区工作站等运作方式，积极吸纳外来人口一起参与社区的建设和管理，努力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镇海区蛟川街道棉丰村针对外来人口较多的实际，建立了“新棉丰人”党支部，并成立了新棉丰人服务站。**市在外来人口较多的村、社区由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和部分外来人员共同组建“和谐促进会”，着力形成合力共建农村新社区的良好氛围。
二、我市农村新社区建设的模式探索
各地在推进农村新社区建设的过程中,以“百千工程”为抓手，整合村级资源，强化社区服务，深化村民自治，多形式开展农村新社区创建活动。
1、多村联建模式。多村联建社区一般由片区内内若干个村庄组成，重点是完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通过整合各村资源，建立健全村务活动、社区卫生、社区教育、治安保洁、文体娱乐等服务设施，突出服务共享，为农民提供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北仑九峰山片区是我市首批通过验收的村庄环境整治成片连线推进区域，以此为契机，九峰山区域探索实施“九村一社区”农村社区化管理模式，把该区域的7个村加上附近的杜家、吕鉴两个村联合创建农村新社区。通过成立社区服务中心，建成社区“三室四站一中心一校一场所”，完善一系列高规格的公共服务设施，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的职能得到延伸，该区域基本形成了“十五分钟生活服务圈”。
农村金融公共服务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农村金融；二元结构；公共服务
一、绪论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城市金融获得了较快发展，呈现出高效化、国际化和有序化等现代金融特点，而农村金融相对来讲发展速度缓慢，同时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渐渐出现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如效率很低，农村金融结构松散，发展速度较慢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在新时期越来越成为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基于这种情况，如何扭转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问题、满足“三农”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当前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二、我国农村公共金融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1.存在双重的二元金融结构。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存在双重的二元金融结构。第一重二元金融结构是存在于农村金融体系与城市金融体系之间的金融差别，相对于城市工商企业和居民所获得的金融资源来说，农村地区信贷资源非常匮乏；第二重二元金融结构主要是针对农村金融内部而言的，在农村金额体系内部中国其差别也显现出来，非正式金融与正式金融的区别日益凸显。从整个农村金融来讲，非正式金融涉及的面非常广，对农村金融的影响也非常大。
二元经济和金融结构在我国农村地区长期存在，也是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但目前情况下多数银行仍然直接将城市金融服务的产品和服务模式简单搬到农村，严重忽视了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之间存在的差异，导致金融服务模式一元化与城乡二元化金融需求相背离的现状，呈现出农村金融城市化的偏差，农村公共金融服务水平长期发展缓慢。
2.农村金融产品单一。在整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由于跟城市金融的差别较大，农村金融产品受到很大的限制，比较活跃的就是信贷产品，也主要是为农民进行贷款而设置的。众所周知，贷款这项服务也是传统金融服务内容，这对金融机构来讲可以很好的利用其资金优势和在这个行业里长时间的经验累积；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少，能提供金融支持的资金有限，因此大家一定程度上认为只有农村金融机构有钱了就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些金融机构有意愿提供贷款服务；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农村金融体系中金融创新跟上农村金融发展的步伐。随着农村金融矛盾的突出，这些年来农村金融机构不断突破自我，试图尝试各种方法来改变现状，但是范围有限，效果不是很明显，而创新领域单一，力度不够，在信贷额度是否提高；担保方式多样化等还是有些变化。这些创新有利于扩大客户群体和降低风险，仍无法从根本上促进农村发展和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3.对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关系处理不当。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农村金融领域正式金融已经不能很好的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这也使得农村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资金缺少的制约，但是在随后的改革过程中，正式金融机构逐渐撤出农村金融市场，转战城市金融服务，这使得在农村出现了不同形式的非正式金融机构，并逐渐变成农村金融市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两种金融力量中，非正式金融机构可能会涉及到道德风险等因素，所以针对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中，都不同程度上推崇正规金融力量，限制非正规金融群体。
三、完善我国农村金融公共服务的策略
1. 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化解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差异。
一是开发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产品。鼓励抵押贷款以外的多种形式农村信贷产品创新。农村土地金融问题很复杂，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要实现农村土地抵押还有待时日，因此应更进一步扩大农村金融服务信贷抵押物品的范围，允许当前法律法规不禁止、产权归属清晰、价值评估合理的各类农村资产来设置抵押，探索更多的农村信贷产品创新方式。
二是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事实上处于成本控制和风险防范方面的考虑，银行不可能都在农村地区设置网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在我国农村尚有广大区域和众多人口未享受到相应金融服务，但却不一定都需要银行提供与城市相同的金融服务，对此，银行应当加大对互联网金融服务产品的研究，利用国内互联网业务发展成果，向广大客户提供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移动支付等在内的电子银行产品；银行应当关注村镇银行、惠农取款点设立，在条件成熟区域尽可能设置银行网点，满足客户相应金融服务需求，在不成熟区域，可以考虑通过惠农取款点满足客户现金支付需要。
2.引进市场机制，深化农村金融公共服务体制改革，鼓励非正式金融的发展。
在以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历程中，改革的推行与制度设计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政府的主导造成了农村金融行政化、改革主观化、体制僵化，无法触及和满足农民的基本金融需求，抑制了农民、基层民众的自主创造，压抑和排斥民间和非正规金融的有序发展。
随着我们新农村的建设，农村经济这种非均衡性也要求在农村金融领域要实行多种层次的金融服务，以往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统一管理模式已经不再完全有效。所以，在非政策性金融机构，政府要明确态度，退居其次，发挥农村金融市场的作用，让这支无形的手发挥好作用，继而有效促进农村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保险、担保等金融服务健康发展，实现农村金融主体多元化和金融服务的多层次与广覆盖。应鼓励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共同发展，通过有序竞争与合作互补，引导农村金融资源达成有效配置，使金融需求趋于均衡。
中国农村非正式金融的产生更多基于筛选、监督、合约实施成本方面的差异，因此，现阶段还是要鼓励和扶持非正规金融，尽量满足农村的金融需求。
3.加快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金融服务提供支撑
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内涵广泛，包括支付系统、信用体系建设、涉农贷款、农村金融知识教育等。注重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改善农村公共金融服务的有力举措。一是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针对农村信用社目前的多法人制和省内外相互汇兑等问题，人民银行设计了灵活多样的接入方式，方便农村信用社接入人民银行大小额支付系统和支票影像交换系统。截至2012年末，全国共有33047家农村信用社网点、712家农村合作银行网点、3576家农村商业银行网点和1029家村镇银行网点接入人民银行跨行支付系统，有效地畅通了农村地区异地汇划渠道。二是鼓励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农户电子信用档案，将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应用范围扩大到农村地区；开展农户信用评价，将农户信用评价结果与农户贷款审核、管理、优惠政策等方面相结合。截至2013年底，人民银行推动共为243万户小微企业和1.51亿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日前，人民银行还印发了《关于加快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进一步部署加快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农村公共服务 篇4
一、国外对公共产品的研究
最早的“公共产品”的思想出现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霍布斯著作的《利维坦》第二部分“论国家”, 在分析他的观点来看, 国家和政府是为个人提供诸如公共防卫类的公共产品。从英国古典经济学派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的思想来看, 政府的职责是保护社会, 使之不受侵犯, 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设施等。从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1920年出版的第一版《福利经济学》的研究中, 庇古也将公共产品列为福利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 对公共产品这一理论作出了贡献。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他的公共产品的供给理论中, 对于公共产品进行了分类, 第一类型的公共产品属于“纯公共产品”, 其定义是“每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 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的减少”。也就是说, 增加一个消费者, 其边际成本等于零, 这种“纯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第二类型的公共产品是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 但可以较轻易地做到排他。第三类型的公共产品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 但无法排他[1]。但也有人在研究中认为, 第二类型为俱乐部产品, 第三类型为共同资源, 并把这两种统称为“准公共产品”, 其“准公共产品”不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但一般都具有“拥挤性”的特点。因此, 对公共产品的使用含义和范围界定为: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称为“纯公共产品”。而同时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品为“纯私人产品”。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纯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称为“混合产品”或“准公共产品”。
二、公共产品特征的分析与判断
对公共产品的分类, 首先要对产品的特征进行分析和判断, 才能进行准确划分。根据某一公共产品满足其特性的程度, 可以将其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 即向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提供的, 且在消费上不具竞争性、受益上不具排他性。非竞争性是指新增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等于零。这就意味着, 如果公共产品按边际成本定价, 那么私人部门提供就得不到它所期望的最大利润。而纯私人产品具有竞争性, 排他成本较低由私人公司生产通过市场分配和销售收入融资。在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还可分为拥挤性的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准公共产品、公共资源, 这些被称为混合性产品也叫做非纯粹产品, 而这种混合性产品, 同时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某些特征的产品。根据某一产品具有这两个特征的地域范围, 还可分为不同层级的地方公共产品。
拥挤性的公共产品是指随着消费人数的增加, 对某个特定的消费者来讲, 其所能消费的公共产品的数量或质量而减少和下降。而拥挤性的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性, 但具有非排他性;非排他就意味着, 一个人使用公共产品, 并不排除其他人同时使用, 即使从技术上可以排他, 但花费成本太大。
俱乐部产品是指随着消费者人数的增加, 容量的约束范围超过之后, 该产品的消费就变得拥挤了, 从而减少观众的效用和收益。俱乐部产品与拥挤性的公共产品的区别是:拥挤性公共产品只要不是一个消费者, 就会相互影响对该产品的消费, 并且有减少消费者数量或质量的特点;而俱乐部产品的消费者只有达到一定的限额后才会彼此影响消费的质量。因此, 俱乐部产品具有非竞争性, 但却具有排他性。
准公共产品是指这样一些性质的产品, 其所提供产品的利益的一部分由其所有者的享有, 是可分的, 从而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 “但其利益的另一部分可由所有者以外的人所享有, 是不可分的, 所以又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2], 这种现象也就是具有它的外部性。如卫生事业和教育等行业基本都具有这种特点, 但也有把混合产品统称为准公共产品, 但从严格意义上讲, 只有具有这种利益外部性的产品才是真正的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 但却有排他性。
具有公共资源性的产品。即公共资源 (也有纯自然性的资源) 也是指一些产品而言, 公共资源也具有竞争性, 在技术上也具有排他性, 排他的成本是可接受的但有些成本非常高。但由于某些原因, 其产品的权不能交换, 不能分配给任何个人, 人人都享用该财产的利益, 这也就不具有排他性了, 这种产品也就是公共资源。
按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大小也可分为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对于一些公共产品来说, 即使是同时被不同的消费者共同地集体消费, 但因消费者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而获得的效用也是有所不同的。如受益范围仅仅局限于地方辖区之内的公共产品, 应为地方性公共产品, 或者一些产品仅一些少数民族在生活中使用, 也可以称为是民族性的。如公共产品的受益远远超出了区域性范围, 使一国内所有居民所共同享用它就具有全国性公共产品的特征。当然在地方性公共产品中, 也存在范围大小之分, 因此, 地方性公共产品内部也存在层次性。
从理论上通过对公共产品的特征分析后, 也可以对产品的分类进行判断。一是看该产品在消费中是否具有非竞争性, 如果不存在非竞争性, 该产品就不是纯公共产品。二是看该产品在消费中是否具有非排他性, 如果有非排他性则为拥挤性公共产品或公共资源。三是如该产品既没有非竞争性, 也不存在非排他性, 该产品肯定是私人产品。四是该产品如具有非竞争性, 排他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其成本在经济上是可接受的, 此产品应是准公共产品或俱乐部产品。五是该产品具有非竞争性, 和有非排他性, 则该产品必然为纯公共产品, 即使该产品在技术上可以排他, 但排他成本很高, 此产品也是纯公共产品。需要指出是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其产品原来排他在技术上不可行或排他成本很高, 由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不但在技术上可行, 而且在经济成本上也可接受的产品。因此, 对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以及私人产品的划分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对同一种产品究竟属于何种类型产品的认识可能有所不同。此外, 按公共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可对公共产品的内容和形式, 还可以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实物性公共产品和服务性公共产品 (即公共服务) 。同时对产品性质的区分还应考虑市场发展的程度。
三、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认为, 依照公共产品受益区域的大小, 可区分为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区性公共产品, 并且地区性公共产品内部还可以继续细分, 这就为地方财政体制划分提供了主要的理论依据。即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 范围大小不同的地区性公共产品由不同层次的地方政府提供, 几个地区共同受益的公共产品主要由有关地区联合提供。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经历了一个由公共性程度最高到公共性程度逐渐降低的深化过程。后来, 学术界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和途径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研究和探索。其基本观点是, 公共品根据其性质可通过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或者志愿者组织来共同提供。
一是从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理论来看。由于纯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性, 以及考虑社会公平、公正等问题, 通过市场方式提供公共产品是不可能或者成本高昂的。而政府具有依靠其社会管理者身份有纳税的权力, 可以将所得到的税收用以补偿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 从这些传统的研究者的观点认为政府是公共产品的最好提供者。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共产品都由政府提供, 从不同发展历史时期, 以及不同国家的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范围和种类也是不一样的。纯公共产品, 一般应由政府提供。但准公共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 以及受益上的外部性, 因而有的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支付其成本。从许多产品的外部性来看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划分并非一成不变,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在过去, 一些纯公共产品可能没有私人部门和企业愿意提供或者没有能力提供。但现在却可以由私人提供或者私人愿意提供, 这些就有可能从特征上发生了变化, 成为准公共产品了。
二是从市场供给公共产品的理论来看。福利国家在20世纪中后期, 由于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形成了政府财政的支付压力, 甚至造成了支付危机。而一批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纷纷开始怀疑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 从此这些经济学家从理论和经验方面论证了公共产品市场供给的可能性。而论证从三个方面提出市场供给的理由:其一是公共产品供给的无效率和质量低劣。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者, 其本身并没有任何动力和激励去创新, 由此造成公共产品的成本或价格居高不下和质量低劣。其二是从公共产品供给和管理中的亏损和债务引发财政支付危机。公共产品的成本居高不下会导致大量的公营事业部门出现大量的亏损和债务, 造成预算紧张, 对政府财政构成强大的支付压力甚至造成支付危机。其三是由于大量的公共产品都是通过政府以税收的形式筹集收入, 如果政府的税收形式比较复杂和隐蔽, 也会造成政府规模的增加和监督政府的困难。使腐败和政府规模上升, 造成公众的普遍不满。但如果政府将大量的私有产品, 也列入公共产品的范畴, 这也会形成一个“全能型的政府”。这也就是完全计划下的体制, 人们实际得到的和人们原本期望的会截然不同。由于这三种原因而构成了政府应推动公共产品民营化的强大动力。
三是公共产品的第三部门也称民间组织[3]。这是通过自愿的机制提供公共产品的部门。从提供的理论来看;通过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供给公共产品, 并不能完全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需求。这是因为在具体运行过程中, 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都会失灵。为了克服这种缺陷, 弥补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中的失灵, 那么对有些失灵中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 可以通过第三部门来提供, 这样可以更好地满足一部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需求。这种组织 (如慈善机构、自愿者协会等) 主要是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的一种补充机制”。其目的是通过对那些特殊人群供给他们急需要的基本公共产品, 这种供给具有效率的优势, 也弥补了政府失灵的缺陷。
摘要：“公共产品”这一古老而应用最广泛的词语, 在学术界存在许多的争议, 本文将国内外学者对它的研究应用、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各学科领域中的应用, 和各学术界学者的不同观点, 从理论概念和实际应用上进行综合分析, 给予不同的界定, 有助于在现实中的应用。
关键词：公共产品,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参考文献
[1]P·A·samuelson, The pur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Review of Economices and Statistics, 36.
[2]韩康.公共经济学概论[M].华文出版社, 2009年.
农村公共服务设施调查报告 篇5
一份媒体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卫生、医疗、垃圾处理、饮水、信息基础设施等许多方面，农村公共服务仍不尽如人意。
9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调查项目组在北京发布了《中国农村公共服务现状报告》(下称《报告》)。据调查，近六成农民家庭仍在使用旱厕;由于乡镇医院功能弱，近七成的农民在就诊大中病时，会首选到县级或更大规模医院的就医;超六成农民认为现有的垃圾处理设施不能满足村民的需要;74%的受访者表示所处村中没有修建污水处理设施和站点，养殖业废水大量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约三分之二的村民表示，村中没有电商服务站。
调查样本涉及全国十二个省份，不过，样本数较小;共收回有效问卷415份，其中农民359份，基层干部56份，平均年龄49.8岁。
基层医疗薄弱
《报告》显示，在遇到小病时，50%的农民会选择去村卫生室，去乡镇卫生院和县级医院的分别占21%和13%，另有16%的农民会选择自己买药、不看医生。
在遇到村卫生室无法医治的病症时，68.4%的受访者会选择到县医院就诊，另有17.8%会选择到省、市医院，只有12.1%的农民会选择去乡镇卫生院。
大医院人满为患，乡镇卫生院门可罗雀。报告认为，后者的功能没有完全发挥，国家投入的大量资金面临浪费，没能实现“小病不出村，中病不出镇”。对此，有乡村医生在报告中建议，县乡村三集医疗机构实行统筹管理，建立医生轮岗制度，解决乡镇卫生院无人问诊、无人看病的问题。
垃圾处理能力不足
据《调查》，61%的受访者认为，现有的垃圾处理设施不能满足需要。同时，只有65%的受访者表示，会将垃圾扔进垃圾桶或垃圾站，而17%的农民表示会随意丢弃垃圾，15%的受访者表示会自家焚烧。
74%的受访者表示，所处村中没有修建污水处理设施和站点;55%的受访者表示，会将养殖废水不经处理就直接排放。80%的`受访者认为我，有必要和邻村合作建设环卫设施。
同时，近六成农民家庭仍在使用旱厕，卫生厕所普及率远低于国家公布的75%标准。42%的受访者表示想改造但难度太大，23%表示“不知道怎么改”。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年生产垃圾约1.1亿吨，至少有0.7吨未作任何处理。同时，全国每年产生生活污水80亿吨，但目前96%的村庄没有排水渠道，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依然任重道远。
报告认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面临人、资金和技术“三道坎”。
物流是电商最大瓶颈
《报告》显示，在已通宽带的村庄中，仍有约50%的农民不上网。“不懂”上网是主因，占67%;另有16%的人表示上网费用太高，10%表示网络不稳定。
手机是农民上网的主要工具，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用手机上网。农业部提出，要用三年时间教会农民用手机上网。调查中，有75%的村干部表示，村里或乡镇已对农民开始相关培训。
72%的村干部表示，村里已有村民开始涉足电子商务，买卖农产品，但物流是最大瓶颈。约三分之二的村民表示，村中没有电商服务站，“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仍需解决。
同时，农产品网上销售的通道也受到制约。只有17%的村中拥有快递点，近八成村民邮寄信件或者包裹仍需跑到乡镇级的快递点(26%)或邮局(53%)，这也导致生鲜农产品不能走得更远。
苏北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 篇6
关键词：农村公共服务；城乡二元制；满意度；服务型政府
一、苏北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现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很多地区出现了公共服务需求增长与公共服务缺位公共物品短缺的矛盾，尤其是农村地区，农民对教育、医疗、安全、娱乐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强烈。本次调查选取了苏北地区的沛县作为研究对象，着重调查了当地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情况以及农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具体分析如下。
（一）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错位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基本遵循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政府官员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服务的质量、覆盖范围等。因此，地方部门的政绩和利益成为影响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因素。在政府做决策时，他们往往热衷于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硬性”指标，从而忽略了对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教育科技、文化娱乐等“软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样很容易导致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错位，产生供给结构失衡的问题。
（二）公共服务满意度不高
公共服务满意度不理想主要反映在农村养老保险、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在养老保险方面，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趋势，农村人口老龄化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96.5%的被访者认为养老保障非常重要。然而，对养老保障实施现状不满意者占到了31.7%。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实施满意度的因素主要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差别大、政府组织工作差、养老金太少、缴费太多、养老保险在区域间接续困难等。在义务教育方面，提升农民素质是加快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基础教育对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居民对义务教育非常重视，我国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也在不断增加。但在被调查地区，义务教育还存在许多不足，集中体现在对教师素质和教师数量的不满意上。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在教育上的投入，上不起学已经成为历史，但农村的教育质量却始终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农村教师待遇低，导致了中小学教师严重匮乏、教师资源流失严重和教师质量较低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在医疗卫生方面，农民的满意度一般。调查发现，农民看病贵、医疗服务水平低是农村医疗服务中最突出的问题。通过和农民进行深入的交谈，我们发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农民就医主要是在乡村卫生室，乡村卫生室投入不足、基础设施条件差、设备陈旧、卫生资源严重不足、医务人员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低，服务能力欠佳，且许多医务人员长期得不到医疗培训，这是造成农民对农村医疗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因此，农民对农村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处于一般水平。
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的对策及思考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总体评价水平不高，其原因一方面是农民对公共服务的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是农民对公共服务的有效需求得不到充分表达。因此，为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进而推进新农村建设，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
（一）自下而上落实政府工作，发挥基层政府主导作用。
目前，由于各级政府间的权力及资源分配是自上而下的约束关系，因此，对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决策方式也是自上而下的行政规定方式。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提高基层政府的决策化程度，改革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程序，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
（二）加快乡镇政府转型
通过乡镇政府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具体做法包括：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质量，保证公共服务项目的实施； 积极进行农村基层调研，听取农民对于现行农村公共服务的意见和建议； 强化政府公共服务意识，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运转效率等。
（三）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人才队伍建设。首先，应进一步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我国现有农村公共服务工作人员大多缺乏公共服务所需的专业技术知识，因此，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应当重视农村公共服务专业技术人才的开发和培养，人事、组织等部门需协调规划，统一形成开发农村人才资源的合力。其次，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人才选拔考核制度。政府应重视基层岗位人才的选拔和任用，通过创新公务员选拔制度，吸引人才向基层农村服务岗位流动。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服务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徐小青.中国农村公共服务[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3]何精华，岳海鹰，杨瑞梅，等.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及其差距的实证分析——以长江三角洲为案例[J].中国行政管理，2006（05）：91-95.
农村公共服务现状分析 篇7
(一) 农村公共服务成绩
1、教育。
两免一补: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为贫困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寄宿学生补助生活费。对6万所农村中小学进行危房改造, 累计改造危房7, 800万平方米。
2、医疗。
近3年来, 中央投资430亿元, 支持了2, 233所县级医院、6, 200多所中心乡镇卫生院、2.5万所村卫生室的建设。
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新农合2003年启动, 2008年全覆盖, 目前报销比例大幅提高。2013年新乡新型农村医疗筹资标准是参合农民每人每年交60元, 各级政府补助280元, 医疗保障金每人每年340元。资金筹集后对于参合农民实行大病统筹, 生病住院可以报销几万元。据调查新乡市的八个县的农民全部参加了新农合。有关部门规定, 参合农民在乡卫生院看病报销90%, 县医院报销80%, 市医院报销70%。住院补偿封顶线可提高到15万元。新农合的成立, 减轻了农民的看病负担。
4、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2009年我国提出要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2012年底达到全覆盖, 比原计划提前8年完成。
目前, 新乡市8个县的农民全部参加了养老保险, 分三批进行:2009年, 第一批:辉县;2010年, 第二批:封丘县、新乡县;2011年, 第三批:卫辉市、原阳县、延津县、长垣县、获嘉县。年满60周岁的老人可以领到一份养老金。
5、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
近几年, 在农村修建了一条又一条公路, 解决了行路难问题, 实行了村村通工程;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农民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推进农村电网改造, 解决了农民用电问题。
(二) 农村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
1、教育资源短缺
(1) 农村学校数量少。偏远的山区, 小孩上学走很远的路程, 本村没有, 邻村也没有, 翻山越岭来回要走5个小时的山路。有的路程比较艰险, 需趟水过河, 小孩子上学非常艰辛。由于客观原因, 农民居住分散, 有的山村只有几户人家, 每年报名上学的小孩太少, 村村办学校成本太高。财力有限, 办不起。
(2) 办学条件差。据统计, 目前我国农村学校还有1, 000万平方米的危房, 小孩们在危房里上课很不安全, 但是没有资金拆迁改造盖新房。有的是豆腐渣工程, 财政资金紧张, 教育经费短缺, 包工头偷工减料, 当地一旦发生强烈地震, 后果不堪设想。
(3) 教师少。山区有的学校只有一个老师, 承担了所有课程, 语文、数学、美术、音乐、体育, 所有年级课程全由他一个人讲。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怎么能提高教学质量。
2、医疗资源短缺。
目前, 有些村卫生室条件简陋, 医生还是七八十年代的赤脚医生, 很多人没有从医资格。技术水平有限, 农村居民一旦遇上急病, 风险是很大的, 弄不好命就没了。由于农村医疗条件差, 大病看不了, 小病也经常出现失误, 给农村居民带来很大伤害。
3、社会保障滞后
(1) 医疗保障不健全。新农合2003年启动, 到今年将近10年, 目前农村仍然有人看不起病, 有病不敢进医院, 原因有两个:
(1) 垫付资金交不起。目前, 生病住院需要垫付全部资金, 少则几千, 多则几万元。农村有的家庭没人在外打工, 仍然以种地为生, 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钱。
(2) 自费资金交不起。大病患者必须跑到城市大医院, 而城市大医院报销的少, 自费资金多, 病人往往放弃治疗。
(2) 养老保障水平低。农村养老保障比过去强多了, 过去农民养老保障基本是0, 1分钱没有。新农保建立后, 农村老人每月能领几十元钱。但是, 与城市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城市退休职工每月两三千元, 少则几百元, 一个破产企业的职工退休后也能领到700多元, 农村老人的养老金少。农村老人生活苦, 生活质量低。
4、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1) 农村公路。目前, 全国仍然还有近100个乡镇, 近4万个村没有通公路, 交通条件差。建设新农村, 必须加强公路建设。
(2) 饮水安全工程。目前, 中国农村有1亿多人口喝不到干净水, 饮用水达不到安全标准。
(3) 农村电网改造。目前, 农村有些地方, 变压器、电线、电线杆老化, 经常停电, 不能满足用电需求。
二、农村公共服务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 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即经济建设型政府没有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是经济建设型政府, 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应当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 满足公共需要。从目前的情况看, 我国政府仍然是经济建设型政府, 离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差的很远。财政支出中, 经济建设支出所占比重过大, 公共服务支出太少, 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存在严重的缺位。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 公共服务资源有限, 而且分配又很不均衡, 把有限的资源主要投向了城市, 投向农村少。造成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低, 公共服务相当落后。
(二) 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尚未统一, 县乡财政相当困难。
1994年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说白了就是分钱, 中央财政分多少钱, 地方财政分多少钱, 都做了具体规定。这个规定就是75%税收归中央财政, 地方财政仅占25%, 这种分配是很不公平的。中央财政财大气粗, 分钱多;地方财政分钱少, 财小事多。农村的公共服务主要依靠县乡财政, 而县乡财政困难, 没有钱怎么去提供公共服务。
(三) 城乡户籍制度分割。
1958年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限制农村人向城市流动。农村人祖祖辈辈都是农村户口, 农民子女只有少数考上大学才能转为城市户口。城市人世世代代都是城市户口。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待遇是不一样的。城市政府为城市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 农村居民是不能享受的。
在《对话》栏目中, 有一位农民工站起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 他们夫妻两个在城市打工已经八九年了, 小孩也在城市上学。工作也比较稳定, 但由于收入低, 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2千元, 房价高, 买不起商品房。城市低收入家庭可以购买经济适用房, 农民工能不能购买经济适用房?有关人士回答:目前不能, 还需等待一段时间。原因是户籍制度分割, 农民工户口在农村老家, 农业户口。城市政府为城市低收入家庭提供的住房保障农民工不能享受。
(四) 地方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重视不够。
违规建设办公大楼, 行政成本高。对农村公共服务重视不够。因为财政收入是有限的, 行政成本提高了, 公共服务水平就会降低。
三、如何完善农村公共服务
(一) 深化政府体制改革, 强化公共服务职能
1、教育资源。
为弥补农村教师的短缺, 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2007年招收了第一批免费师范生: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 免缴住宿费, 并补助生活费。2011年毕业。按合同规定, 毕业后到城镇学校工作的, 应先到农村中小学任教2年。如果不按合同去做, 有违约的, 必须交违约金。必须退还学校减免的学习费用, 4年需5万元。对免费师范生有优惠也有限制, 目的是防止人才流失, 壮大农村教师队伍, 提高农村教师素质, 农村学校也有好老师, 农村孩子也可以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2、医疗资源。
为了解决农村医生短缺, 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2006年制定了“三支一扶”政策。支医, 国家明文规定:高校毕业生到乡镇医院工作两年, 两年期满, 考核合格。报考公务员可以适当加分, 优先录用。考研究生加分, 到单位评职称优先。实行这么多优惠政策, 目的是鼓励和吸引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医院工作, 为农民服务, 推进城乡医疗资源均等化。
3、社会保障
(1) 医疗保障。公立医院必须改革, 体现公益性, 不能以盈利为目的。目前改革刚刚起动, 在300家县医院开始试点。药品价格要降下来, 要逐步实现购销零差价, 进什么价, 卖什么价, 中间不加成。药品价格降下来, 医护人员的工资待遇还要提高, 待遇的提高主要依靠医疗服务收费, 你提供的医疗服务越多, 收费越多。挂号费、手术费、护理费都要提高, 如挂号费, 目前一张普通的门诊挂号费几块钱, 2～10元。今后可能会提高到40、60块钱, 专家门诊80、100元。病人仍然只交几块钱, 剩下的几十元钱由政府补贴。今后医院的收入主要以两个部分构成:医院收入=政府投入+服务收入。由此不难看出, 要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 公立医院必须改革, 加大政府投入。
(2) 养老保障。目前, 农村养老保险水平低, 农村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参保积极性不高, 不愿交纳养老保险, 100元钱也不愿意出。因此, 要加大对新农保的宣传力度, 调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
4、基础设施。
以交通为例, 过去城市和农村交通是分割的, 分别由两个不同部门管, 城市交通由市建委管, 农村交通由市交通局管。路途中, 倒车、换车次数多, 老百姓意见大。交通运输部的成立, 使城市交通和农村交通统一由交通运输部管理, 老百姓坐车方便了。
(二) 发展经济, 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为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提供财力保障。
完善农村公共服务离不开财政, 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发展经济是增加财政收入的根本途径。发展一二三产业都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重点讲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发展。发展房地产业可以给地方财政带来四种收入:
(1) 土地收入。土地是房地产的依托, 盖房离不开土地。政府通过征地可以获得土地收入。有资料显示, 上海浦东开发区征地就为上海市政府带来100亿的收入。国土资源部统计, 目前地方各级政府的土地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占到40%, 有的地方竟然高达80%, 成了土地财政。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土地收入一定要用在农民身上, 首先用于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就业保障和医疗保障, 使失地农民养老、就业、看病不发愁。不能用于发工资, 不能挤占挪用土地收入, 国家有明文规定, 必须用到农村公共服务上, 为农民服务。
(2) 契税。契税也是财政上的一笔巨大收入。购买房产必须交契税。首套房税率1%, 二套房4%。
(3) 营业税。购买房产要交契税, 出卖房产要交营业税。税收政策包括两方面:第一, 对购买住房不足五年转手交易的, 统一按销售收入全额征税, 税率为5%。假定一套房100万元, 征税5万元 (100万×5%=5万) ;第二, 个人购买住房超过5年转手交易的, 销售时按其购销差价征收营业税 (100万-80万) ×5%=1万元。
(4) 房产税。2011年在上海、重庆开始试点。征税方案是首套房不征税, 对第二套房开始征税, 税率是0.6%, 一套房40万元, 每年交税2, 400元, 房产税每年都要交。今后几年会逐步推开。征收房产税, 抑制人们多买房, 谁的房产多, 交税也多。
另外, 房地产业拉动了56个部门的发展, 如钢铁、水泥、煤炭、玻璃、涂料、家具等56个部门都要向前推进, 为地方政府开辟了财源。
当前, 房地产调控的目的就是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过快对经济会造成很大危害。当然, 我们也决不希望房价大幅度下降, 房价下降, 买房人减少, 税收减少, 影响财政收入。因此, 通过调控, 稳定房价, 促进房价合理回归, 促进房地产健康平稳发展, 这才是房地产调控的目的。
2、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如互联网、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这些高技术产业市场竞争能力强, 抗风险能力强, 本身有很高的利润。如阿里巴巴集团, 2009年营业收入38亿元, 净利润10亿元, 交税2亿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可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3、发展地方特色经济。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 都有优势产业, 因此要发挥各自的优势, 发展特色经济。如:海南旅游资源丰富, 发展旅游业。目前, 中央提出要把海南岛建成国际旅游岛, 国际旅游岛提出后, 到海南旅游的人特别多。2011年海南旅游人数达3, 000万人, 旅游业财政收入324亿元, 占财政收入50%。旅游业成了支柱产业。
河南省地处中原, 是粮食大省, 被称为天下粮仓。要把天下粮仓变成中国大厨房。因此, 我们对农产品深加工, 优先发展食品加工业。目前, 河南拥有食品工业企业2万多家, 比较有名的企业, 双汇公司、三全公司、思念公司这些企业效益好、盈利多, 为财政提供的税收多。2010年双汇公司实现销售收入506亿元, 实现利润100亿元, 实现税收15亿元, 占到漯河市总财政的40%。
综上所述, 只有发展经济, 才能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财政有钱了, 政府才会拿出一部分搞公共服务。
(三) 加快三化协调发展,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1、新型城镇化 (新型农村社区) 。
化的含义就是化掉农村, 减少农村人口, 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 在城镇居住, 新型农村社区是城镇化的有效载体。几个村庄整体拆迁, 搬到一块居住, 建立新型社区, 不仅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 农民住上了新房, 而且还提高了公共服务水平。古固寨镇祥和新村有幼儿园、小学、卫生院、垃圾中转站、污水处理厂。环境保护搞得好, 街道干净。公共服务设施非常齐全。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可以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城镇化不能牺牲农业, 不能放松粮食生产。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居住, 把腾出来的住宅基地复耕, 种上粮食, 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2、新型工业化 (产业集聚区) 。
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居住, 不能在家闲着, 必须寻找就业门路。就业是最大的社会保障, 有工作就有饭吃。如何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必须发展新型工业化, 建设产业集聚区。长垣被称为“中国起重机械之乡”。目前, 长垣起重机械产业集聚区, 拥有整机生产企业133家, 配套生产企业1, 200多家。目前, 起重机械产业带动就业6万人, 这6万人大部分都是土地流转的农民, 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这些人在产业集聚区就业, 收入稳定, 月收入2, 600元。原来在家种地, 1亩地一年的收入才2, 000元。企业盈利多, 效益好, 还为农民缴纳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减轻了缴费负担, 原来农民在家种地是自己交费, 现在企业替他们交了, 社会保障更为完善。长垣一位老人讲:“他们全家都在城镇居住, 两个儿子在产业集聚区上班, 跟城里人没什么两样, 农民市民化了。”
3、新型农业现代化。
土地流转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农户把土地流转给种粮大户。种粮大户经营几百亩、几千亩土地, 耕地面积扩大, 土地连片, 规模化经营, 可以实现农业机械化。推广使用大型联合收割机, 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劳动力成本。成本降低, 收益提高。过去, 有人经常说, 种粮不挣钱, 为什么?因为种的地太少, 种的地多了, 规模经营, 才能达到规模效益, 才能挣钱。山东省有个种粮大户从农民手中租来1, 100亩土地, 扣除租金 (每亩1, 000元) 和种粮成本, 每年有60万元的纯收入。种粮大户有钱了, 可以把农村的公路修一修, 安上路灯, 改善交通条件;也可以捐资助学, 发展教育。
(四) 树立公共服务政绩观。
在对党政一把手政绩的考核上, 树立公共服务政绩观, 不仅要看他在任期间人均GDP增长多少, 而且要看当地的公共服务质量如何, GDP是政绩, 公共服务也是政绩, 这样有利于领导干部树立科学发展观, 有利于公共服务建设。
新乡市委、市政府重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考核干部政绩大小的一个标准就是新型农社区建设, 哪个地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搞得好, 哪个地方的领导就会被提拔重用。由于领导比较重视, 所以新乡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搞得好, 在全国比较有名, 外地很多人来参观学习, 这与领导重视是分不开的。要搞好某项工作, 领导必须重视。
四、小结
通过以上措施不断完善农村公共服务, 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 逐步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
摘要：本文对农村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并提出相应对策。
农村公共服务 篇8
一、畜牧兽医公共服务的筹资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公共服务筹资过程正好相反：前者自上而下，后者自下而上。这种战略的弊端因为1978年以来的改革政策得到放大，造成农村社会政府转换职能的同时不仅没有解决资金来源，反而加重了资金匮乏。尤其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和2000年开始进行的以“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为主题的农村税费改革使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发生了巨变：基层政府税源萎缩的同时，中央财政以及地方财政的上级财政对基层财政的转移支付规模小、不透明、缺乏规范，难以弥补县乡财政因农村税费改革后的财政资金缺口，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缺位现象，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也不例外。
首先，中央政府的财政资金应作战略性调整——财政资金应向农村地区基础设施配套倾斜。这样使得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有了国家层面的财政资金和制度保障，有利于克服制度障碍。
其次，根据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来平衡畜牧兽医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乡镇政府由于财政困境，不能担负当地畜牧兽医公共服务所需的资金（根据对咸安改革的调查，各类公共服务亦然），而用于畜牧兽医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基本上是转移性的，经过中央、省、市县、最后落实到乡镇，由乡镇政府具体操作，提供服务。
第三，为防止公共财政转移支付中的渗漏，应该加大专款专用的财政监管力度，建立透明、规范的财政转移制度，防止暗箱操作，以确保资金的最终流向，保障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的正常供给。
二、畜牧兽医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单一的政府供给或市场供给，在解决公共服务供给效率问题上的失灵都是客观存在的。应当根据不同农村环境公共服务的具体经济属性建立多元化的供给主体结构，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等。
农村的畜牧兽医公共服务属于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农村公共服务，其收益范围一般来讲是地方性的，但是如果出现重大疫情，就可能影响全国。因此，该服务的主体：（1）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提供该项公共服务的责任和范围，并且按照各级政府所能负责的疫情风险，分层对该服务进行供给，尤其是疫情预警系统应该逐层建立，把服务的供给压向乡镇政府是极其危险和不负责任的。（2）由于畜牧兽医公共服务还包括饲料市场、药品市场等具有竞争性的服务领域，因此，由政府包揽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前面也分析过，缺乏执法的畜牧兽医服务市场会出现无序和失灵，情况严重时会影响国民的生命健康，因此，要在加大主管部门监管力度的情况下，谨慎的开放畜牧兽医服务市场。最终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为辅的供给机制。
三、畜牧兽医公共服务的管理机制
就全国各地该服务体系的改革里看，较有成效的管理机制，一般来讲是实行“以钱养事，定岗定责，公开招聘，动态管理”。将乡镇原来的畜牧兽医站所整体改制，实现人员身份置换，即由单位人转变为企业人，在改制后的服务中心实行竞争机制，进一步将人员分化，一部分成为公益性服务的主体，获得政府财政用于畜牧兽医服务的那部分转移支付资金，另一部分人员则进行较为个人化的经营性服务，每年除上缴中心外，其余的收益归个人所有。上级主管部门即畜牧业局对乡镇畜牧兽医服务中心有业务监督和指导的权利，并对乡镇畜牧兽医服务中心进行年度评估，决定现有服务人员去留，以及防、检疫人员的竞岗。
四、畜牧兽医公共服务的服务模式
强化公益职能，放开搞活经营性职能。加强本地的防疫检疫力度，根据农民的需求调整服务内容，对农民进行防疫知识的宣传，进行养殖技术等方面的讲座。在为农民进行治疗服务的同时，为其讲解该疫病的一般性知识，规范药品、饲料等市场，维护农民的利益。
我国畜牧业的基础地位相对薄弱，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作为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主体和国家对畜牧业支持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畜牧兽医体系，面临着挑战和机遇。畜牧兽医服务体系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学者进行分类研究时一直被忽略，事实上，由于畜牧兽医公共服务的特殊性以及固有的农村公共服务的共性，对其进行细致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1、本文主要研究两个问题：
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的历史和现状怎么样？畜牧兽医服务体系的改革对该体系的构建有什么样的启发？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本文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典型案例，深入分析了我国农村畜牧兽医服务体系的历史和现状，剖析了该体系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详细描述了全国公共服务体系改革试点之一的湖北咸安区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并对改革的绩效做出分析，最后对农村畜牧兽医服务体系构建进行了深入思考。
通过前文对我国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及其改革的描述分析，我们认为，要构建持久高效的畜牧兽医服务体系，要具备以下条件：
(1）供给机制：根据农村畜牧兽医服务的性质，服务范围以及受益范围，确定政府是该项服务的供给主体，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谨慎的将其中部分服务投放市场。根据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来进行公共服务的分层供给。
(2）筹资机制：根据各级政府责任和权利来划分财权，中央、省级财政是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资金的主要来源，同时强调各级财政用于农村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不得移作他用。
(3）管理机制：由上级主管部门进行业务指导，并上收检疫执法权，防止乡镇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兼任检疫员不作为；中心人财物由乡镇政府直接管理。
(4）服务模式：区分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明确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以公益性为主。
本文的论述表明，研究农村公共服务必然要对整个体系进行分类研究，因为各种服务因其内容、性质、服务方式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供给机制、筹资机制、管理机制等。而畜牧兽医服务体系则可以成为分类研究农村公共服务的典型。对它的研究为其他种类农村公共服务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方向，对进一步从各种视角对农村公共服务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尽管本文对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本文还存在不少局限性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由于所用材料有效性的存在，本文列举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数据可能存在于现实的偏差，由于各地进行改革的模式不尽相同，本文关于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分析的解释力可能会有不足。
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整体性研究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本文没有涉及或是研究不够深入的地方，有待今后做进一步的研究。
摘要：研究农村公共服务必然要对整个体系进行分类研究, 因为各种服务因其内容、性质、服务方式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供给机制、筹资机制、管理机制等。而畜牧兽医服务体系则可以成为分类研究农村公共服务的典型。对它的研究为其他种类农村公共服务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方向, 对进一步从各种视角对农村公共服务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畜牧兽医公共服务,变量,分层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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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经验 篇9
一、日韩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经验
日韩农村具有亚洲农村社会的典型特征, 日韩农村发展始终处于领跑亚洲的前沿, 尤其是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 对整个东亚农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韩国新村运动的实践借鉴
韩国在1970年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开发运动, 即新村运动。新村运动主要经历了5个阶段:基础建设阶段;扩展阶段;充实和提高阶段;国民自发运动阶段;自我发展阶段。开展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发展交通, 改善农村公路。
“要想富, 先修路”, 当时的韩国农村, 从地方公路到村级公路既狭窄又弯曲, 没有桥梁, 各种车辆和农机具无法通过, 交通十分不便。新村运动初期, 全国大部分农村都组织实施了修建桥梁、改善公路的工程。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 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 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村民们自发修筑了许多政府还没有顾及到的大小河堤。不少农民无偿让出了自己的土地, 供村里修路。
2. 优化住房环境, 帮助农民住进新房。
20世纪70年代, 全国200多万农户住的是茅草屋。但到1977年, 全国几乎所有的农民都住进了换成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 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由于改善了农村周围的公路, 水泥和钢筋等物资的运费也大大降低, 很多农民从外地运来水泥和沙子, 改善屋顶工程逐渐转变成以建新房为开端、建设新农村的事业, 政府也积极给予贷款支援农民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
3. 积极帮助农村实现电气化。
20世纪60年代末至1978年, 韩国用电农户占比由20%提高到98%, 90年代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新村运动初期, 政府鼓励竞争, 优先给积极参与的农村供电。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开展, 农村电气化得到迅速发展, 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期间, 资金由政府补助一部分, 加上农民借用低息贷款, 加速实现了农村电气化。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家电得到了普及, 农民为了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就要储蓄, 这又促进了农村储蓄业的迅速发展。
4. 积极引导农民改变饮水质量。
韩国农民自古以来饮用井水, 既不卫生又不方便。新村运动开始时, 政府动员农民, 把山上的水引到村里的蓄水池后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户。20世纪80年代, 普遍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 农村的饮水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 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也明显得到改善。
5. 向农民推广高产水稻品种。
政府推广的水稻高产新品种使韩国的水稻生产跨入划时代的发展阶段。1970~1977年, 水稻的每公顷单产从3.5吨增加到4.9吨。农民在水稻生产中, 学到了共同合作的“集团栽培”方式。农民在掌握先进耕种技术的班组长的带领下, 实现了共同协作的“集团栽培”, 使得水稻高产品种在极短时间内推广到各地农户, 提高了全国农民的水稻栽培水平。
6. 致力于增加农民收入。
自1973年以来, 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除此之外, 政府为保护“统一系”水稻新品种的价格, 给予财政补贴。同时, 部分农户改种经济作物, 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而政府则以新村运动的名义大量投资, 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这些因素直接带来的是农民收入的提高。
7. 大力发展农协组织带来的联动效应。
为了进一步实现“三农”持续健康发展, 韩国政府大力建设农协组织。农协组织无论是在提供农业发展所需资金上还是农民生活所需设施上都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直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另外, 村民会馆作为农村集中活动的休闲场所, 不仅给村民提供了参加各种活动的机会, 陶冶了村民的情操, 而且使村民在活动中学会了民主决策和管理的真谛, 也意识到了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 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二) 日本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实践
日本对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主要是通过政府和“农协”推行的。因此, 研究日本农村公共服务理应从政府和农协入手。
1. 政府高度重视农业保护政策。
可以肯定地说, 日本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程度是发达国家里最高的。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渠道用于农业的投资高达农业总产值的15倍之多。其中, 财政支农资金规模大, 财政收入中农业一般只占1%, 而对农业的投入却占财政支出总预算的10%以上, 再加上地方预算支出, 财政支农资金超过农业GDP总额。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是以农业立法为特征的。自1881年农林水产省成立以来, 国会先后通过了54个农业立法, 涉及农地管理、耕地改良、灾害补偿、技术更新等所有领域。日本将农业政策法律化, 为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 日本保护农业的政策还在于税收返还和巨额补贴。据经合组织的调查显示:2000年, 日本对农业的补贴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4%, 而同期的农业产值只有1.1%, 农业补贴超过了农业产值。
2. 农协提供农村公共服务。
在日本, 实行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主体主要是农协。农协是日本农民自主、自治、自助的经济组织。“农民出资、农民利用、农民管理、农民享受”是农协运作的基本理念, 它是将所有参加农业合作的农户, 通过国家和县两级联盟组成的紧密型、全国性的法制化农民合作组织。农协不以营利为目的, 其设立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户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农协自身所需费用主要来自信贷、保险业务的获利。日本的农户90%以上参加了农协。农协为农民服务并与农民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 基本上做到了农民需要什么服务, 就提供什么服务。几乎每个市、町、村都设有农业协会, 农协把大部分农户组织起来, 目的在于增强农民自立能力, 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民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 同时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3. 重视农村的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
目前,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由中央、都道府县和町村三级政府共同负担, 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进行补助。同时, 日本通过《偏远地区教育振兴法》、《孤岛振兴法》等明确各级政府职责, 提高对偏远地区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在农村设立社会教育设施, 为普及和发展农村教育提供优越的硬件条件。
二、日韩经验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启示
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 他们的成功做法都能为我国提供某些借鉴。但是, 基于具体国情的差别,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决定了我国不能全盘吸收这些经验。然而, 立足这些经验, 结合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实际情况, 对这些经验采取扬弃的态度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一)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基于农村公共服务滞后现象, 政府财政支出应重点向农村倾斜。然而, 基层政府有事权无财权, 这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局面要求重新界定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政府重点应解决农民办不了、办不好的事, 如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养老、医疗、教育等体现公共性的领域。在制度安排上, 要实现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匹配, 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推进农村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同时, 中央政府要增加对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 使地方政府能够根据现实需要合理安排农民急需的农村公共服务, 不仅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 也能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 增加农民的政治认同。韩国新村运动初期, 政府基于农民对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条件的现实需求, 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上。这不仅提高了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 还激发农民积极性, 使农民更自觉地投入到了新村运动中。
(二) 畅通农民利益诉求渠道
“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对公共服务供给效果的评价同样离不开农民。农民是农村公共服务的消费主体, 他们的满意才是公共服务供给的价值所在。要保证农村公共服务投资决策的正确和有效, 必须改革传统“自上而下”的僵硬机制, 建立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自下而上”的灵活机制, 从制度层面上确立由农民、农业、农村三者共同决定的公共服务投资范围、幅度和方向。同时, 建立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甄别机制和汇总机制。由于单个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往往掺杂一些非公共利益因素, 因此在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通过正式与非正式途径表达以后, 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要通过实地调查、专题访问、个别访谈等途径对已经表达的农村公共服务需求偏好进行甄别, 识别农民的真实需求, 剔除夸大的或不真实的需求, 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公共服务偏好汇总机制。在此基础上, 得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轻重缓急, 而这个需求程度顺序正是政府进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的最终依据。
(三) 实现农民组织化和“大村庄制”
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农民生产由公社形式变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原子”形式, 这种形式虽然当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但是相应地降低了农民的组织化和合作化程度, 以至于在农民表达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时无法形成有力的“合声”。日本的农协在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服务中所起的作用值得借鉴。所以, 要大力培育农民的民间组织,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改变长久以来我国农民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的失声现象和弱势地位。同时, 虽然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提供公共服务, 但是在我国总体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提供公共物品要考虑到提供成本和效率的问题。农村人口居住区域过度分散、人口密度低不但会形成较高的公共服务提供成本, 并且会降低服务效率。这种“性价比”不高的公共服务在成本-收益核算上得不偿失。因此, 应该打造农村的规模化。加强中小城镇的建设, 实行“大村庄制”, 提高农村人口密度, 改善目前农村人口过于分散的现状, 减少公共服务的提供成本, 发挥规模效应。日本的“并村运动”, 韩国的“新村运动”,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农村的转型发展。
(四) 完善监督机制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过程缺乏有效监督, 利于“政绩工程”但农民不是很需要甚至不需要的公共服务会大量供给, 而农民真正需要但是无利于政绩的服务却限量供应。这就导致了农村公共资源的低效利用和浪费的无序增长, 进一步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成本, 使农民分摊公共服务的成本加重。因此, 要加大对公共服务供给的监督力度, 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评价的责任机制。传统的绩效评价主要来自上级政府, 容易形成下级政府对上负责的路径依赖。要真正解决这种问题, 必须改变评价的主体来源, 即不仅由上级政府进行考察评价, 还要由农民及其他受众作为主要方面参与评价, 从而将农民的满意度纳入考察评价之中, 实现绩效评价的正向激励作用。要通过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价责任机制, 使绩效评价的结果能够真正激励地方政府提供符合农民切实需要的农村公共服务, 实现激励目标与地方政府行动目标的相容。这样客观上也能促进政府与农民和谐的“鱼水之情”的巩固和强化。
摘要：农村公共服务短缺是当前我国农民面临的基本民生问题。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不仅事关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而且有利于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进程。当前, 具有亚洲农村社会典型特征的日本和韩国在发展农村公共服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文章系统分析和总结了日韩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结合我国农村的现实国情, 提出了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农村公共服务,日韩经验,美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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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 篇10
我国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的。因而, “现行”所指的时期即是自改革开放至今, 历经了诸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三大转机。
在我国, 对于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区分, 两者可以相互替换使用。目前, 我国学者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概念界定多侧重于公共经济学上的意义。笔者认为, 农村公共服务是指应由政府主导供给的, 事关农民基本生活、生产, 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的, 即可以是有形的物质形态也可以是无形的服务形态的公共产品。
运行机制则是“带规律性的模式”[1], 指的是“一定机体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制约关系及其功能”[2], 在社会科学领域, 运行机制大多是人为设计的, 即是在一定制度安排背景下, 按照人们的主观愿望来设置或建立起来的。
鉴于此, 我们可以将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简单定义为:在农村公共服务的相关制度安排背景下, 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各主体 (主要包括政府组织、私人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等) 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模式及其运作过程。因而, 对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剖析, 也可从“运行机制”这一概念内含的三个层次入手。不仅包括静态分析中农村公共服务的结构、功能, 还包括动态意义上对农村公共服务作用过程的透析。
一、参与主体的角色关系
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结构、功能与作用过程, 即是农村公共服务的参与主体进行决策、博弈、实施等活动的集中反映。因而, 了解农村现行公共服务的运行模式, 首先要分析农村公共服务中各参与主体的角色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 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 在中国改革浪潮和西方政府管理改革运动的双重影响下, 其参与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首先, 政府改变了人民公社时期“大包大揽”的行政管理体制, 并逐步减少政府垄断和干预, 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科教文卫等公共事业领域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推行了一套“由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和扩大融资渠道的公共服务和基础建设管理体制”[3]。中央政府通过权力下放和放松对地方政府的管制范围, 提高政府部门的管理效力;同时, 在农村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招投标的竞争机制, 扩大筹资方式等。这些制度安排改变了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原有的结构和功能, 并为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主体参与的多元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其中, 政府组织扮演着组织者和主导者的角色。无论是在农村公共服务的政策制定、供给机制、筹资方式还是监管机制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 非政府组织在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中的参与并非是对政府主导地位和角色的替代, 多主体的参与模式“不是把政府变为企业, 而是希望政府部门能像企业一样能够有效率, 是对市场和政府两种不同供给方式的扬弃”[4]。目前, 在我国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中, 非政府组织的主体主要是指私人组织及农村中介组织。与此同时, 我们也应该客观地认识到, 在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中, 私人组织与农村中介组织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主要涉及到农村公共服务的资金筹措 (如个人或企业的捐赠) 和公共服务的生产供给 (其中包括社会中介组织提供的公益性服务等) 两个方面。在农村公共服务的决策过程中, 缺乏发言权和主动性。至今, 仍是农村公共服务中的“参与者”而非可与政府组织分庭抗礼的“一元”。当然, “公共精神即包括平等也包括参与”[5], 私人组织及中介组织而今成为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参与主体, 也体现了政府在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上的转变和进步。
二、中国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功能和目标
首先, 满足农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 这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政府存在的基础是为公众服务, 政府只有通过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 才能证明自己存在价值与合法性[6]。可见, 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同时, 农村公共服务作为一种区域性的“公共产品”, 其特性也决定了政府在公共服务的供给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因而, 不管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考量还是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分析:政府, 在农村公共服务机制中, 是责无旁贷的主导者和组织者。
其次, 缓解城乡差距, 改变中国社会城乡二元格局, 保证“社会公平”。当前, 中国城乡间的不公平、不公正集中体现于社会公共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和改革成本、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分配上[7]。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带有城乡间巨大差异的利益分配和权力配置使二元格局更为分化, 造成截然不同的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就农村公共服务而言, 我国广大农民被长期排除在外。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改革正逐步深入, 改革初期确立的“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理念也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只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的做法如今已不符合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要求。中国农村现行公共服务机制应担起保证社会公平, 统筹城乡的重任。保证它的有效运转, 使农民享受到应得的权利和公平待遇, 不仅能够统筹城乡、缩小城乡差距, 也是促进社会公平的一剂良药。
再次, 发展农村经济,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短缺、结构失衡, 一定程度上来说, 是资金的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制度创新:不仅要求提高农村生产力, 发展现代农业, 繁荣农村经济, 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要求建设民主、法制、文明的农村,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还要求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 发展基层民主, 强化乡村治理, 推进农村政治文明进程。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要求来看, 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发展、完善是其基础和核心。因而促进中国农村现行公共服务机制的良性运作, 保障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长期来看, 这是夯实农村经济发展基础、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
三、中国农村现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是农村公共服务运作过程的浓缩与精华。因而, 要深入了解农村现行的公共服务运行机制, 在其供给机制中便可窥一斑。
就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而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现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已然不再是人民公社时期由政府一元供给的模式, 逐步形成多主体的供给模式。不仅有政府的主导, 农村地区一些社会中介组织 (如农村专业性的合作组织等) 及私人组织也参与其中。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乡政村治的改革, 带来治理结构的转型及农业产权结构的调整。由此降低了私人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门槛, 而人民公社时期的政府垄断供给已不适宜改革开放后新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私人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逐步参与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中, 并以其有限的参与为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筹资渠道仍延续人民公社时期制度内与制度外并举的方式。制度内筹资仍以公共财政为支撑, 而与人民公社时期不同, 这时制度外筹资的受众“由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经济组织转向农户和乡镇企业。”[8]之后, 随着中国转型期改革的深入, 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进, 终结了农业税的历史。这不仅表明了政府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 同时也为农村公共服务筹资方式由制度内外并举向“制度内”———以国家公共财政为依托、支撑———过渡提供了制度保证。而今,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资金来源, 除了政府的制度内转移支付和“一事一议”筹措的集资款外, 还有来自于私人组织和中介组织的筹资。
同时存在的问题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合理配置, 使得地方政府在肩负起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重任的同时, 却有又因其财力的困窘而力不从心;受原有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的制度惯性的影响, 在农村现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中, 私人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参与十分受限, 而农民的公共需求也因政府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而被忽视。这些因素制约了中国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发挥和良性运转。
结论
综上, 笔者认为, 中国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打破了人民公社时期政府垄断的一元供给, 逐步确立了以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为导向, 以满足农民公共需求、发展农村经济、统筹城乡保证社会公平为目标, 政府主导、私人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参与其中的新模式。中国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形成具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由人民公社时期的政府垄断模式向现行机制的交替, 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转型期的制度变迁进程中汲取动力的。
就其历史逻辑而言, 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与现行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相契合, 是现行制度框架下的合意选择。然而, 历史是发展的, 现行机制也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进程中, 因相关制度安排的缺失和原有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影响, 致使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发挥受到限制。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乡镇政府职责缺失、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忽视农民公共需求等问题逐渐凸显。
矛盾带来了冲突, 而冲突的存在恰恰给我们创造了进步的可能。因而, 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所引致的问题和矛盾同样预示着, 在未来仍有其帕累托改进的空间。正如诺思所言, 创造一个有效的实施以及一个行为的道德约束系统的过程是漫长而缓慢的, 只要是演化, 就需要时间来慢慢发展[9]。同样的, 中国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有效运转, 也需要时间的打磨和淬炼。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打破了人民公社时期政府垄断的模式, 逐步完成了向政府主导、私人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参与其中的新机制的转型。通过对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主体角色关系、自身功能及其运行过程的分析, 将为我们勾勒出渐为清晰的画面, 进而深入剖析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及其现实有效性。
关键词：中国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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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学香.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创新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8, (08) :9.
农村公共服务 篇11
关键词：畜牧兽医；公共服务；现状问题；对策措施
中图分类号： S8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432（2013）-10-13-1
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国家逐步在农村建立基本的公共服务体系，当然畜牧兽医服务体系也在其中。但是此前一直没有完整的体系。直到2005年，国家相继建立和完善了农村畜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发生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甲型H1N1型流感和H7N9型禽流感，更是突出了在我国农村建立起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完善畜牧兽医行政执法机关和各级兽医技术支持体系的重要性。2009年新的一轮改革又进一步对畜牧兽医服务体系进行了调整，使其更加完善。
1 当前国家农村畜牧兽医公共体系存在的问题
国家一直在改革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摸索发展。目前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的现状也是如此。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承担着预防检疫、控制根除动物疫病的重任。它是农村的公益性组织，无偿服务农村畜牧业的发展。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在保障我国农村畜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健全农村兽医体系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一系列的改革促使农村不断出现新的服务体系组织形式，服务空间拓宽了，技术水平提高了，兽医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增强了，观念转变了。但是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和扩大，目前的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也暴露出来了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
1.1 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过于单一
我国从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一开始就一直是政府占主导地位，政府成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唯一提供者，基本上已经垄断了农村的公共服务。本来公共服务这一体系不应当存在排他性的问题，但是现在政府成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唯一供给主体，使得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益组织根本无法进入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中来，不能更好的服务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使得农村技术人员短缺，资金不足，公共服务产品的质量下降，水平降低，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同样面临这样问题。
1.2 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资金短缺
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是公益事业的性质，这一性质决定了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资金投入多，开支大，收入少的特点。我国一直以来都在进行财政体制改革，但是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的资金不足，赶不上现在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发展的步伐，所以严重制约了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进一步发展。资金短缺已经造成了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技术水平低、人员工资不足、技术人员减少、生态环境破坏、设备老化、兽医队伍不稳定等诸多不良现状。
1.3 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管理体制不健全
我国农村兽医站的人、财、物主要由乡镇来管理，但是业务上却要受市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指导，这样不统一的管理体制造成了领导和管理上的混乱。这样的管理体制产生了很多管理和服务上的盲区，造成了兽医队伍的混乱，使得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不到位。
2 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的相关对策
当前是经济发展的机遇期和挑战期，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的不完善会严重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固然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的不完善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政府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下边本文就围绕着政府如何做提几点对策：
2.1 政府应该构建多元化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供给体系
政府要充分认识到自己应当充当的角色，切实履行自己公共服务的职能，同时还有协调其他公共服务主体，让他们充分参与到农村公共服务的行列中来。政府应当积极协调这些主体，调动他们的参与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自身的优势，更大程度的服务农村。
2.2 政府积极改革财政政策，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
资金短缺严重制约着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所以政府应当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使农村的公共服务产品有保障，畜牧兽医队伍稳定，兽医工作站的设备先进、有保障。同时要加大监管力度，使每一分钱都切实用到农民身上，避免资金滥用现象。
2.3 完善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管理体制，强化行政管理力度
主要形成以乡镇农村畜牧兽医站为主，以村流动畜牧兽医组为补充的管理体制。高效科学的安排组织机构，解决好管理体制混乱，人员散漫的情况。在管理体制中多补充技术人员，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把畜牧技术力量整合为一体，更好地服务于农村畜牧业的发展。
2.4 搞活农村市场，强化政府在农村的经营性职能
单靠国家的资金支持，那只能是杯水车薪，满足不了现在农村对公共服务水平的需求。政府要努力把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有机的统一在一起，既不相互影响各自的发展，又能在互相的发展过程中相互支持。政府在技术支持，动物疫病的防治，信息服务等方面发挥公益性职能，保障服务农民。在对农产品的加工，生产，运输等方面进行市场化，推向市场，由市场来决定盈亏。
3 结论
综上所述，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是我国农村畜牧业发展的强有力的保障，对于我国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面临着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希望对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简单剖析，能引发一些对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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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服务 篇12
关键词：安徽农村,公共治理,公共危机
安徽是个农业大省, 农村人口占大多数, 农村社会存在爆发公共危机的隐患:社会因素诱发和自然因素诱发, 特别是安徽农村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等方面引发的农村公共危机不能够有效地消弭和化解, 则安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就不能实现。安徽处于我国中部地区, 这一问题的解决更是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意义。
农村社会公共危机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发生的特殊紧急状态和危险局势, 一旦出现和爆发, 就会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的正常运作, 对涉及者的生命、财产和生存环境等造成威胁、损害, 超出了政府、涉及者和社会管理的常态能力, 这就需要政府、涉及者和社会能够调动特定时空区域内及其周围的一切力量, 共同应对, 尽可能的消弭和化解。农村公共危机一般会对全体公民和社会生活构成严重威胁, 呈现出突发性、公共性、多样性、对抗性、关联性、复杂性、隐蔽性、危害性、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等特征, 需要我们科学合理的调动公共资源去应对。同时由于政府功能和责任的有限性, 决定了政府不应该、也不能够承担危机的全部责任, 必须积极寻求社会的参与和合作。
事实上, 基于公共治理理念系统视角下来观察安徽农村公共危机问题, 其产生的根源就在我们的社会运行结构当中。无论是导致农村公共危机的自然因素, 还是社会因素, 都直接和间接地我们自己的行为及公共政策有关。以自然灾害为例, 可以追溯到政府长期以经济发展、轻视环境保护的治理理念和公共政策有关。社会群体性事件引发的危机, 是与一些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失范有关。因此, 在安徽农村公共危机治理实践中存在如下问题。
一、公共危机事前治理问题——预警机制不健全
(一) 危机意识淡薄
安徽地处南北过渡带, 属于自然灾害比较多发的地区。安徽年际间气候变化大, 加上长江、淮河流域地势低洼、生态恶化, 造成自然灾害发生频度高、地域广、危害大。“近五年, 安徽省农作物受灾面积平均为2200千公顷, 占常用耕地面积的52.6%, 比全国高17.9个百分点;2007年安徽省水灾受灾面积, 成灾面积均位居全国首位。由此暴露出安徽省农田水利设施水平不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弱的矛盾, 这是造成安徽省主要农作物单产水平较低, 农民种植效益不高的重要原因。2007年安徽省粮食亩产为298.6公斤, 比全国低18.4公斤, 其中稻谷亩产410公斤, 低19公斤。”
“2006年末, 全省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2448.48万人。其中, 男劳动力1211.06万人, 占49.5%;女劳动力1237.42万人, 占50.5%。农村劳动力资源中, 20岁及以下337.51万人, 占13.8%;21岁-30岁357.43万人, 占14.6%;31岁-40岁599.97万人, 占24.5%;41岁-50岁452.89万人, 占18.5%;51岁以上700.68万人, 占28.6%。农村劳动力资源中, 文盲321.96万人, 占13.1%;小学文化程度799.67万人, 占32.7%;初中文化程度1098.86万人, 占44.9%;高中文化程度200.67万人, 占8.2%;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27.32万人, 占1.1%。”其中“2006年, 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1119.07万人。其中, 男劳动力698.74万人, 占62.4%;女劳动力420.33万人, 占37.6%。外出从业劳动力中, 20岁及以下占15.5%;21-30岁占34.2%;31岁-40岁占32.8%;41-50岁占12.3%;51岁以上占5.2%。外出从业劳动力中, 文盲占2.6%;小学文化程度占20.5%;初中文化程度占71.3%;高中文化程度占4.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0.8%。”
由此可见, 留在农村的大部分居民基本上是老小和文化程度不高者, 加之安徽农村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不高, 进而导致整个农村社会缺少必要的公共危机治理意识, 应对公共危机治理的知识更为贫乏, 面对可能到来的公共危机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差, 处置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比较差。如以阜阳假奶粉事引发的公共危机为例, 在假奶粉事件爆发之前, 多家医院都接诊过来自于农村的“大头患儿”, 但由于相关人员的素质问题, 特别是在阜阳农村, 年轻人多外出打工。很多年轻夫妇在小孩出生不久就外出, “留在家里的婴儿全靠老人用奶粉喂养。加之农村老人一般文化水平不高, 他们自己一辈子都未尝过奶粉是什么滋味, 因而无从鉴别奶粉的优劣。而一些劣质奶粉质量虽差但包装并不逊色, 有的甚至打着‘国家免检产品’、‘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等标志, 更让他们真假难辨, ”加之“农民自身的封闭性和维权意识淡薄, 也给不法经销商和厂商提供了生存空间。在阜阳市区调查时笔者发现, 市民多少知道劣质奶粉害人的事。可在农村, 相当多的农民表示根本不了解已经屡屡发生的惨祸。而在已经发生的上百例‘奶粉杀手’事件中, 真正去工商部门投诉的家长也少之又少。”特别是相当多的农民表示根本不了解已经屡屡发生的惨祸, 错过了公共危机防范的最佳时机, 进而导致这个问题的不断积累而爆发, 形成危机的叠加效应, 震惊全国。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 在追求GDP等过程中, 对政府本该履行的职能进行了异化, 在一片歌舞升平的繁荣中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主旨, 进而导致农村的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普遍缺乏忧患意识和公共危机意识, 相关知识和能力匮乏, 更不知道为人民服务的农村基层政府必须责无旁贷地履行农村公共危机治理职能, 对潜在的和己经发生的危机缺乏警觉性和应变力, 甚至当发生重大危机造成重大伤亡后采取“内松外紧”的措施, 以防止出现社会恐慌为由试图慌报和回避进而引发更大的灾难。因此, 有必要在农村中, 提高危机意识强调危机观念, 加快农村中预警机制的建设。
(二) 危机预警信息滞后
尽管在“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 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指导下, 加大财政支农扶农的力度, 为安徽农村社会发展提供物资、技术和科技装备。但比较而言, 安徽农村地区应对公共危机的物资、技术和科技装备相对缺乏。农村信息沟通不畅, 潜在的公共危机险情难以及时动态的把握。尽管各级政府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从安徽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 应对公共危机的物资、技术和科技装备相对缺乏, 使得即使发现的公共危机隐患也难以及时的做到下情上达, 使得决策部门把那个适时了解、掌握, 进而导致决策部门和基层组织的信息沟通不畅, 延误战机。特别是农村很多地方还没有建立整体联动机制, 特号报警系统多而杂乱, 110、119、120、122、185等多号并存, 增加了信息互动的难度。事实上, 在农村还有许多地方甚至没有制定公共危机预警系统, 危机前的预防、预警和预控没有专门机构管理, 危机预防、预警和预控机制的缺失大大增加了危机应急管理和紧急救援的难度, 一旦危机临近, 这些地方往往来不及采取任何措施, 只能被动地应付危机, 效果差强人意。
同时, 由于农民的相关知识的贫乏, 难以对危机的先兆作出识别, 对周围现实和潜在的危机知之不多。加之现行的农村政府工作机制:农村地区的工作长期靠上级政府指导, 各乡村条块分割, 不易形成互动。许多村委会干部都习惯于计划体制下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式, 造成各村缺乏自主性和自治性, 在出现危机苗头时, 先上报上级政府, 再由上级政府通知其他各村, 延误了预防的最佳时机。农村社会团体较少, 缺乏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和比较畅通的信息通道, 使得即使发现公共危机苗头, 也难以及时地做到下情上达, 延误战机。
(三) 忽视公共危机治理的教育和训练
尽管按照国家有关法规, 应建立健全农村应急管理体制, 提高危机和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县级政府、乡级政府乃至政府职能部门多制定了自己的突发性事件处置应急预案, 但大多数都是纸上谈兵。县级政府、乡级政府乃至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比较缺乏公共危机防范意识和相关能力。同时, 在相关培训过程中, 公共危机治理的教育和训练比较缺乏, 进而导致对出现的公共危机苗头难以识别, 面对已爆发的公共危机往往又不知所措, 不能有效地组织民众和整合相关的社会资源进行积极有效的应对。如2005年安徽省泗县“甲肝疫苗”事件引起的群体性心因反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次甲肝疫苗事件本来只是一次极其普通的个别儿童的心因反应, 但由于应对不当, 产生倍数放大效应, 进而演变为大规模的群体性心因反应, 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的社会影响。
二、公共危机事中治理问题——公共危机应对能力差
我国每年因社会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约相当于GDP的6%。2008年来的冰雪灾难、阜阳疫情粉等, 都展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比较差。
(一) 应急预案体系还不完善:预案的设计缺乏与实践的相接轨
各级政府出于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社会稳定的需要, 按照相关法规建立了应急预案, 在我国已初步建成了“国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专项应急预案-国务院部门应急预案-地方应急预案”的全国应急预案体系。但由于应急预案体系建设时间不长, 基础较为薄弱, 没有形成合力。安徽农村虽然部分乡镇已有或正在着手制定应急预案, 但预案的设计缺乏与实践的相接轨, 可操作性不强, 许多应急预案的制定是形势所迫, 是为了应付上级主管部门的检查, 而并非从适合治理农村公共危机的情况出发, 甚至是照搬照抄上级部门的应急预案, 最终成了面子工程。这种形式重于实质的应急预案体系降低了农村基层政府预防和处置危机事件的实效性, 甚至使得公众对农村基层政府的能力产生质疑。如2008年发生在安徽阜阳的公共卫生事件, 安徽阜阳市肠道病毒EV71感染儿童升至1199名20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导致基层社会动荡失序状态。
(二) 农村公共危机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渠道亟待提升
在安徽大多数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来说, 由于通信技术和传媒和媒体方面的原因, 农村公共危机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渠道还很脆弱。事实上, 只要投入到位, 农村公共危机的信息, 完全可能借助现代通信技术和传媒进行快速传播, 形成社会舆论, 影响公众的态度。如2008年的5.12特大地震报道。在地震发生后18分钟, 即5月12日14时46分, 新华网便发布消息:四川汶川发生7.8级强烈地震。政府部门迅速启动信息发布机制, 通过新闻发布会、在权威媒体上发布等方式及时传达信息, 保障民众知情权。及时的信息公开和透明、通畅的信息传播, 使得政府、社会各界、相关组织和媒体在这次危机事件中迅速、高效地承担起了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 有效地整合了不同力量, 共同应对。
但由于传统历史原因和官僚作风的影响, 安徽部分农村基层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 对具有预兆性的事件麻木不仁, 对收到的危机信息也只在本地、本部门进行处理, 信息难以共享。一旦农村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 一些基层政府人员以防止引起社会动荡为由封锁消息, 为了自身政绩拖延信息发布或隐瞒信息真相, 为迎合上级领导意愿选择性上报信息。如此等等行径, 不仅乱了方寸、不知所措, 而且延误了农村公共危机处置的最佳时机, 使事件本身变得更为复杂, 进而酿成更大的灾难, 引发基层社会的动荡。
(三) 应急机构应急效率低下
按照2006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在“组织体系”中的规定, “特别重大突发共同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 或者相关危险因素消除后, 现场应急机会机构予以撤销”,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性质领导机构, 负责本行政区域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工作。”不同机构之间存在纵向过度整合的现象:上级部门控制过于严格, 下级部门没有自主权, 层层上报的结果往往导致处置最佳时机的丧失, 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进而导致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的工作处于低效率状态。横向上又存在欠整合的现象:不同职能部门各自处理分管领域的应急事务, 管理体系通畅是的, 危机发生时, 各种应急管理资源很难短时间内有效地调度和协调, 职能不清, 政出多门, 甚至相互等待、推诿甚至冲突, 使公共危机执行难以达到协调、高效的目标。如安徽农村居民长期饮用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污染水等, 严重威胁农民的身心健康, 已成为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严重制约因素。安徽水污染背后则是公共管理体制的失衡、羸弱和分裂, 目前, 政府部门中涉水、管水的主要职能有水利、环保、渔业、林业、航运、城建、地矿等。政府集中了如此众多部门力量, 表明了政府的高度负责的态度, 但事实上并不能达到“团结治水”的目的, 相反在客观上强化了职能部门的局部利益和单一目标, 进而弱化了水资源的宏观管理功能, 使得安徽农村居民长期不合格的水, 巢湖淮河水污染情况依然严重。据淮河水利委员会最新数据, 淮河干流水质全线劣五类, 淮河流域有10多个癌症高发村。据《人民网》2001年报道淮北市杜集区石台镇刘庄著名的“癌症村”, 在近年有66人死于癌症, 当地的水“黄得像牛尿”, 被称为“致命水”。
(四) 基层公务员和农民危机应对能力差
公共危机治理知识是西方发达国家公务员培训的必修课程, 危机防范意识和处理技巧也是公民必备的知识。但在安徽农村, 基层公务员缺乏必要的公共危机治理知识的培训, 一旦出现公共危机事件, 无法迅速做出正确决策, 趋利避害, 不可能在危机发生第一时间做出快速的反应, 不可能能够有效组织协调可支配的资源等, 采取相应的应对行动。由于基层公务员法律意识的淡薄, 依法应对能力较差, 往往盲目的扩大行政自由裁量权, 如在“非典”期间对“疑似”人员的强制隔离等问题反映出执法范围和权限的是否适当。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上, 乱用警力和强制措施当, 源头化解不落实, 解决问题方法简单, 决策轻率造成等现象。同时, 由于农民与其他阶层的群众相比, 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思想有些保守, 危机意识更加薄弱, 应对危机的能力更差, 参与危机管理的主动性很低, 面对不可抗拒的灾难, 更易求助于迷信, 选择了宗教等。因此, 宗教和迷信在部分地区盛行。一旦发生危机, 农村社会就容易陷入恐慌和盲动之中。
(五) 忽视公民和媒体的社会监督和引导
在农村公共危机的实际管理过程中, 往往出现公民和媒体的社会监督和引导的缺位。特别是在农村公共危机结束后, 经常出现“老子查儿子”、“婆婆查媳妇”等现象。如果出现调查程序、调查时间、调查组根本没接触患方当事人、调查结论避实就虚、语焉不详等现象, 其可信度自然遭到社会公众的怀疑。同时, 地方媒体一般都对当地的公共危机事件采取回避报道的办法, 有时报道还采取失真。如上述淮河水污染问题产生的癌症高发村, 就是地方政府以环境换发展, 就等于是以老百姓的健康换发展!地方政府追求GDP, 地方媒体报道的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欣欣向荣, 政府执法机关-企业-公众三方执法监督的工作机制的缺位, 难以形成全社会参与监督的氛围, 癌症高发村居民的公民权益得不到保证。如在“非典”初期, 媒体只充当了公共权力的传声筒, 而没有以公民为本位, 产生了原本完全可以避免的尴尬局面。
三、安徽农村公共危机事后治理问题——绩效评估缺失
(一) 农村公共危机善后重视不够
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 安徽农村公共危机善后工作重视不够。众所周知, 农村公共危机的爆发是一个有生命周期的过程, 危机处置阶段的结束, 并不意味着公共危机治理工作的结束, 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危机恢复阶段。如果危机恢复期处理不当, 可能引发新的危机发生。因此, 需要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危机涉及者等方面的通力合作, 继续提供必要的资源, 力才能够消除和缓解危机后的不稳定, 尽快恢复和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不断提升政府和社会组织及其公众的危机管理能力。但在安徽农村公共危机事后管理工作中一个常见的失误, 就是对善后恢复重视不够。只要把公共危机的爆发势头扼制及其消除, 就算危机管理工作的结束, 进而使得处置阶段的努力大打折扣。特别是需要长期恢复的行动, 其时间长度可能持续数月或数年不等。如淮河巢湖水污染导致的安徽农村公共危机, 往往只是在危机爆发的高峰政府才组织力量进行干预, 一旦爆发的高危阶段过去, 危机的善后恢复往往就没有可持续的行动了。因此, 淮河干流水质全线劣五类, 淮河流域多个癌症高发村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
(二) 责任机制不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