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就业服务(共12篇)
农村公共就业服务 篇1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农村居民生活生产享用的产品。而未特指定的“公共产品”是一个古老的名词, 其含义非常丰富,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公共产品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其该产品的性质也是多种多样的, 提供的方式和需求者也各不相同。它涵盖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不但关系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 也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安全与社会的稳定。而在理论研究中不但存在于政府的管理与服务中, 也存在于经济学、社会学、行政学、公共管理学、法学、自然资源等各学科领域, 是一个出现较早、研究较广的问题。
一、国外对公共产品的研究
最早的“公共产品”的思想出现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霍布斯著作的《利维坦》第二部分“论国家”, 在分析他的观点来看, 国家和政府是为个人提供诸如公共防卫类的公共产品。从英国古典经济学派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的思想来看, 政府的职责是保护社会, 使之不受侵犯, 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设施等。从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1920年出版的第一版《福利经济学》的研究中, 庇古也将公共产品列为福利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 对公共产品这一理论作出了贡献。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他的公共产品的供给理论中, 对于公共产品进行了分类, 第一类型的公共产品属于“纯公共产品”, 其定义是“每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 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的减少”。也就是说, 增加一个消费者, 其边际成本等于零, 这种“纯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第二类型的公共产品是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 但可以较轻易地做到排他。第三类型的公共产品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 但无法排他[1]。但也有人在研究中认为, 第二类型为俱乐部产品, 第三类型为共同资源, 并把这两种统称为“准公共产品”, 其“准公共产品”不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但一般都具有“拥挤性”的特点。因此, 对公共产品的使用含义和范围界定为: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称为“纯公共产品”。而同时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品为“纯私人产品”。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纯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称为“混合产品”或“准公共产品”。
二、公共产品特征的分析与判断
对公共产品的分类, 首先要对产品的特征进行分析和判断, 才能进行准确划分。根据某一公共产品满足其特性的程度, 可以将其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 即向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提供的, 且在消费上不具竞争性、受益上不具排他性。非竞争性是指新增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等于零。这就意味着, 如果公共产品按边际成本定价, 那么私人部门提供就得不到它所期望的最大利润。而纯私人产品具有竞争性, 排他成本较低由私人公司生产通过市场分配和销售收入融资。在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还可分为拥挤性的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准公共产品、公共资源, 这些被称为混合性产品也叫做非纯粹产品, 而这种混合性产品, 同时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某些特征的产品。根据某一产品具有这两个特征的地域范围, 还可分为不同层级的地方公共产品。
拥挤性的公共产品是指随着消费人数的增加, 对某个特定的消费者来讲, 其所能消费的公共产品的数量或质量而减少和下降。而拥挤性的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性, 但具有非排他性;非排他就意味着, 一个人使用公共产品, 并不排除其他人同时使用, 即使从技术上可以排他, 但花费成本太大。
俱乐部产品是指随着消费者人数的增加, 容量的约束范围超过之后, 该产品的消费就变得拥挤了, 从而减少观众的效用和收益。俱乐部产品与拥挤性的公共产品的区别是:拥挤性公共产品只要不是一个消费者, 就会相互影响对该产品的消费, 并且有减少消费者数量或质量的特点;而俱乐部产品的消费者只有达到一定的限额后才会彼此影响消费的质量。因此, 俱乐部产品具有非竞争性, 但却具有排他性。
准公共产品是指这样一些性质的产品, 其所提供产品的利益的一部分由其所有者的享有, 是可分的, 从而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 “但其利益的另一部分可由所有者以外的人所享有, 是不可分的, 所以又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2], 这种现象也就是具有它的外部性。如卫生事业和教育等行业基本都具有这种特点, 但也有把混合产品统称为准公共产品, 但从严格意义上讲, 只有具有这种利益外部性的产品才是真正的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 但却有排他性。
具有公共资源性的产品。即公共资源 (也有纯自然性的资源) 也是指一些产品而言, 公共资源也具有竞争性, 在技术上也具有排他性, 排他的成本是可接受的但有些成本非常高。但由于某些原因, 其产品的权不能交换, 不能分配给任何个人, 人人都享用该财产的利益, 这也就不具有排他性了, 这种产品也就是公共资源。
按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大小也可分为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对于一些公共产品来说, 即使是同时被不同的消费者共同地集体消费, 但因消费者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而获得的效用也是有所不同的。如受益范围仅仅局限于地方辖区之内的公共产品, 应为地方性公共产品, 或者一些产品仅一些少数民族在生活中使用, 也可以称为是民族性的。如公共产品的受益远远超出了区域性范围, 使一国内所有居民所共同享用它就具有全国性公共产品的特征。当然在地方性公共产品中, 也存在范围大小之分, 因此, 地方性公共产品内部也存在层次性。
从理论上通过对公共产品的特征分析后, 也可以对产品的分类进行判断。一是看该产品在消费中是否具有非竞争性, 如果不存在非竞争性, 该产品就不是纯公共产品。二是看该产品在消费中是否具有非排他性, 如果有非排他性则为拥挤性公共产品或公共资源。三是如该产品既没有非竞争性, 也不存在非排他性, 该产品肯定是私人产品。四是该产品如具有非竞争性, 排他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其成本在经济上是可接受的, 此产品应是准公共产品或俱乐部产品。五是该产品具有非竞争性, 和有非排他性, 则该产品必然为纯公共产品, 即使该产品在技术上可以排他, 但排他成本很高, 此产品也是纯公共产品。需要指出是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其产品原来排他在技术上不可行或排他成本很高, 由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不但在技术上可行, 而且在经济成本上也可接受的产品。因此, 对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以及私人产品的划分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对同一种产品究竟属于何种类型产品的认识可能有所不同。此外, 按公共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可对公共产品的内容和形式, 还可以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实物性公共产品和服务性公共产品 (即公共服务) 。同时对产品性质的区分还应考虑市场发展的程度。
三、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认为, 依照公共产品受益区域的大小, 可区分为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区性公共产品, 并且地区性公共产品内部还可以继续细分, 这就为地方财政体制划分提供了主要的理论依据。即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 范围大小不同的地区性公共产品由不同层次的地方政府提供, 几个地区共同受益的公共产品主要由有关地区联合提供。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经历了一个由公共性程度最高到公共性程度逐渐降低的深化过程。后来, 学术界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和途径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研究和探索。其基本观点是, 公共品根据其性质可通过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或者志愿者组织来共同提供。
一是从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理论来看。由于纯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性, 以及考虑社会公平、公正等问题, 通过市场方式提供公共产品是不可能或者成本高昂的。而政府具有依靠其社会管理者身份有纳税的权力, 可以将所得到的税收用以补偿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 从这些传统的研究者的观点认为政府是公共产品的最好提供者。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共产品都由政府提供, 从不同发展历史时期, 以及不同国家的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范围和种类也是不一样的。纯公共产品, 一般应由政府提供。但准公共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 以及受益上的外部性, 因而有的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支付其成本。从许多产品的外部性来看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划分并非一成不变,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在过去, 一些纯公共产品可能没有私人部门和企业愿意提供或者没有能力提供。但现在却可以由私人提供或者私人愿意提供, 这些就有可能从特征上发生了变化, 成为准公共产品了。
二是从市场供给公共产品的理论来看。福利国家在20世纪中后期, 由于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形成了政府财政的支付压力, 甚至造成了支付危机。而一批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纷纷开始怀疑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 从此这些经济学家从理论和经验方面论证了公共产品市场供给的可能性。而论证从三个方面提出市场供给的理由:其一是公共产品供给的无效率和质量低劣。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者, 其本身并没有任何动力和激励去创新, 由此造成公共产品的成本或价格居高不下和质量低劣。其二是从公共产品供给和管理中的亏损和债务引发财政支付危机。公共产品的成本居高不下会导致大量的公营事业部门出现大量的亏损和债务, 造成预算紧张, 对政府财政构成强大的支付压力甚至造成支付危机。其三是由于大量的公共产品都是通过政府以税收的形式筹集收入, 如果政府的税收形式比较复杂和隐蔽, 也会造成政府规模的增加和监督政府的困难。使腐败和政府规模上升, 造成公众的普遍不满。但如果政府将大量的私有产品, 也列入公共产品的范畴, 这也会形成一个“全能型的政府”。这也就是完全计划下的体制, 人们实际得到的和人们原本期望的会截然不同。由于这三种原因而构成了政府应推动公共产品民营化的强大动力。
三是公共产品的第三部门也称民间组织[3]。这是通过自愿的机制提供公共产品的部门。从提供的理论来看;通过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供给公共产品, 并不能完全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需求。这是因为在具体运行过程中, 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都会失灵。为了克服这种缺陷, 弥补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中的失灵, 那么对有些失灵中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 可以通过第三部门来提供, 这样可以更好地满足一部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需求。这种组织 (如慈善机构、自愿者协会等) 主要是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的一种补充机制”。其目的是通过对那些特殊人群供给他们急需要的基本公共产品, 这种供给具有效率的优势, 也弥补了政府失灵的缺陷。
摘要:“公共产品”这一古老而应用最广泛的词语, 在学术界存在许多的争议, 本文将国内外学者对它的研究应用、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各学科领域中的应用, 和各学术界学者的不同观点, 从理论概念和实际应用上进行综合分析, 给予不同的界定, 有助于在现实中的应用。
关键词:公共产品,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参考文献
[1]P·A·samuelson, The pur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Review of Economices and Statistics, 36.
[2]韩康.公共经济学概论[M].华文出版社, 2009年.
[3]迟福林.中国改革步入30年[M].中国经济出版社版, 2007.
农村公共就业服务 篇2
“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医疗卫生服务是重大的民生问题,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决定在全省范围内,为居民购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全国率先实施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通过实施和利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做到“有病早治,无病早防”,有效减少疾病的发生,控制疾病的发展和进程,从而有效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对象服务内容
重点人群免费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儿童,孕产妇,老年人,残疾人等)
0—3岁儿童 免费体格检查(0—1岁儿童每年体检4次,1—3岁儿童每年体检2次)
0—6岁儿童免费建卡建证,免费接种乙肝疫苗,卡介苗,脊
灰疫苗,百白破疫苗,白破疫苗,麻疹疫苗,甲肝
疫苗,流脑疫苗,乙脑疫苗,麻腮风疫苗等国家免
疫规划疫苗.65岁以上居民每年 免费体格检查和辅助检查(尿常规、血常规、血糖、血脂、,B超检查、心电图)
孕产妇免费产前检查(孕产期1次,孕中期2次,孕晚期
2次,其中产前检查含2次B超和乙肝两对半,肝
功能检查);免费产后访视(至少2次)。
高血压对象每季免费一次体格检查(心电图、血糖测查)和随访。糖尿病对象每季免费一次体格检查(心电图、血糖测
查)和随访。
重性精神病患者每季免费随访一次,每年免费综合评估一次。欢迎您来我院检查,检查前,我们提醒您几点容易被忽略的事项:
1、检前3天内少吃或不吃高脂肪饮食,不要饮酒,晚上早点休息,免疲劳。
2、测血糖,血脂,肝功能,做腹部B超检查前须空腹(晨起禁食,禁水),上午9:00之前
3、妇科B超检查,须多喝水,憋足尿。
4、女性月经期不宜做妇科检查。
5、怀孕妇女不宜做放射科检查。、0—3岁儿童检查,请家长带好小孩,以免发生意外。
7、进行24小时动态心电图监察室,请您务必关掉手机,以免影响体检结果的准确性。
8、如果您正处于急慢性病发作期,请您痊愈或缓期后,再进行体检。
9、听力检查在安静状态中进行。
10、来院检查者请带好居民健康档案信息卡。XX县卫生局
X X X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农村金融公共服务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农村金融;二元结构;公共服务
一、绪论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城市金融获得了较快发展,呈现出高效化、国际化和有序化等现代金融特点,而农村金融相对来讲发展速度缓慢,同时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渐渐出现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如效率很低,农村金融结构松散,发展速度较慢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在新时期越来越成为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基于这种情况,如何扭转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问题、满足“三农”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当前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二、我国农村公共金融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1.存在双重的二元金融结构。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存在双重的二元金融结构。第一重二元金融结构是存在于农村金融体系与城市金融体系之间的金融差别,相对于城市工商企业和居民所获得的金融资源来说,农村地区信贷资源非常匮乏;第二重二元金融结构主要是针对农村金融内部而言的,在农村金额体系内部中国其差别也显现出来,非正式金融与正式金融的区别日益凸显。从整个农村金融来讲,非正式金融涉及的面非常广,对农村金融的影响也非常大。
二元经济和金融结构在我国农村地区长期存在,也是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但目前情况下多数银行仍然直接将城市金融服务的产品和服务模式简单搬到农村,严重忽视了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之间存在的差异,导致金融服务模式一元化与城乡二元化金融需求相背离的现状,呈现出农村金融城市化的偏差,农村公共金融服务水平长期发展缓慢。
2.农村金融产品单一。在整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由于跟城市金融的差别较大,农村金融产品受到很大的限制,比较活跃的就是信贷产品,也主要是为农民进行贷款而设置的。众所周知,贷款这项服务也是传统金融服务内容,这对金融机构来讲可以很好的利用其资金优势和在这个行业里长时间的经验累积;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少,能提供金融支持的资金有限,因此大家一定程度上认为只有农村金融机构有钱了就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些金融机构有意愿提供贷款服务;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农村金融体系中金融创新跟上农村金融发展的步伐。随着农村金融矛盾的突出,这些年来农村金融机构不断突破自我,试图尝试各种方法来改变现状,但是范围有限,效果不是很明显,而创新领域单一,力度不够,在信贷额度是否提高;担保方式多样化等还是有些变化。这些创新有利于扩大客户群体和降低风险,仍无法从根本上促进农村发展和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3.对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关系处理不当。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农村金融领域正式金融已经不能很好的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这也使得农村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资金缺少的制约,但是在随后的改革过程中,正式金融机构逐渐撤出农村金融市场,转战城市金融服务,这使得在农村出现了不同形式的非正式金融机构,并逐渐变成农村金融市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两种金融力量中,非正式金融机构可能会涉及到道德风险等因素,所以针对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中,都不同程度上推崇正规金融力量,限制非正规金融群体。
三、完善我国农村金融公共服务的策略
1. 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化解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差异。
一是开发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产品。鼓励抵押贷款以外的多种形式农村信贷产品创新。农村土地金融问题很复杂,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要实现农村土地抵押还有待时日,因此应更进一步扩大农村金融服务信贷抵押物品的范围,允许当前法律法规不禁止、产权归属清晰、价值评估合理的各类农村资产来设置抵押,探索更多的农村信贷产品创新方式。
二是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事实上处于成本控制和风险防范方面的考虑,银行不可能都在农村地区设置网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在我国农村尚有广大区域和众多人口未享受到相应金融服务,但却不一定都需要银行提供与城市相同的金融服务,对此,银行应当加大对互联网金融服务产品的研究,利用国内互联网业务发展成果,向广大客户提供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移动支付等在内的电子银行产品;银行应当关注村镇银行、惠农取款点设立,在条件成熟区域尽可能设置银行网点,满足客户相应金融服务需求,在不成熟区域,可以考虑通过惠农取款点满足客户现金支付需要。
2.引进市场机制,深化农村金融公共服务体制改革,鼓励非正式金融的发展。
在以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历程中,改革的推行与制度设计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政府的主导造成了农村金融行政化、改革主观化、体制僵化,无法触及和满足农民的基本金融需求,抑制了农民、基层民众的自主创造,压抑和排斥民间和非正规金融的有序发展。
随着我们新农村的建设,农村经济这种非均衡性也要求在农村金融领域要实行多种层次的金融服务,以往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统一管理模式已经不再完全有效。所以,在非政策性金融机构,政府要明确态度,退居其次,发挥农村金融市场的作用,让这支无形的手发挥好作用,继而有效促进农村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保险、担保等金融服务健康发展,实现农村金融主体多元化和金融服务的多层次与广覆盖。应鼓励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共同发展,通过有序竞争与合作互补,引导农村金融资源达成有效配置,使金融需求趋于均衡。
中国农村非正式金融的产生更多基于筛选、监督、合约实施成本方面的差异,因此,现阶段还是要鼓励和扶持非正规金融,尽量满足农村的金融需求。
3.加快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金融服务提供支撑
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内涵广泛,包括支付系统、信用体系建设、涉农贷款、农村金融知识教育等。注重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改善农村公共金融服务的有力举措。一是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针对农村信用社目前的多法人制和省内外相互汇兑等问题,人民银行设计了灵活多样的接入方式,方便农村信用社接入人民银行大小额支付系统和支票影像交换系统。截至2012年末,全国共有33047家农村信用社网点、712家农村合作银行网点、3576家农村商业银行网点和1029家村镇银行网点接入人民银行跨行支付系统,有效地畅通了农村地区异地汇划渠道。二是鼓励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农户电子信用档案,将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应用范围扩大到农村地区;开展农户信用评价,将农户信用评价结果与农户贷款审核、管理、优惠政策等方面相结合。截至2013年底,人民银行推动共为243万户小微企业和1.51亿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日前,人民银行还印发了《关于加快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进一步部署加快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农村公共就业服务 篇4
一、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性质和组成
由公共政策、公共财政给予保障和支持, 以促进就业为目标, 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免费、无偿的就业服务, 帮助各类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就业的公益性机构。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第一, 市就业服务局, 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属的事业单位, 负责全市就业服务工作的指导和业务管理, 并对到 (市区) 就业服务局实行业务指导。第二, 县 (市区) 就业服务局, 县 (市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属的事业单位, 根据市就业服务局的工作要求, 承办本辖区内的各项就业服务工作。第三, 乡镇 (街道) 就业服务机构, 是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所属的事业单位, 根据县 (市区) 就业服务局的工作布置, 承办本辖区内的各项就业服务工作。
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优势
农民外出务工途径主要有两个, 一是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务工, 二是自发外出务工, 如结伴外出、投亲靠友等, 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自发外出务工较有组织输出风险性大, 主要表现在:1.缺乏市场需求信息, 盲目外出, 徒劳无功。2.自我定位不清。农村劳动力对自身的工作能力不能够进行全面的、客观的分析, 难以做到人尽其用。3.对用人单位情况缺乏全面了解, 存在一定的务工风险和权益侵害现象。4.维权渠道不畅, 权益受侵害现象普遍。5.未经过正式培训, 务工收益较少。
与自发外出务工相比, 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有组织地外出务工则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主要表现在市场需求信息动态监测、职业指导明确、用工单位监管、先培训后输出、跟踪服务维权等方面, 公务就业服务机构的这几大特点, 保障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有门路, 务工有收益、权益有保障, 有组织输出往往是按照“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进行输出的。衡水市有组织输出的实践证明, 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外出务工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有效途径。
首先是构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市、县两级建立了就业服务局, 全市114个乡镇均建立了劳动保障事务站, 配备工作人员412人, 4982个行政村成立了劳务输出工作小组。将全市191万农村劳动力逐人进行登记, 实现动态管理。健全的组织体系形成了市县乡村四级输出网络模式, 成为农村劳动力有组织输出的组织基础。
其次是建立了广泛可靠的劳务协作关系。靠政府信誉为农民外出务工铺路搭桥, 先后与京、津、浙、鲁、苏、吉、辽等地的政府建立了劳务协作关系。各级劳动保障部门与输出地劳动部门、劳务派遣机构等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 拥有稳定的用人单位580余家, 每年可向衡水提供就业岗位10万多个。
三是输出环节的规范化和法制化。输出前对用人单位进行资信调查, 对工作和生活条件差、经营不好、诚信低的用人单位, 一律拒绝合作。严格做到“四不输出”, 即未经考察不输出, 经考察效益不好不输出, 管理不规范不输出, 拖欠工资不输出。凡是经劳动部门输出的务工人员均与劳动部门逐一签订输出协议, 对用人单位违反合同行为及时警告纠正, 确保民工合法权益。
四是坚持先培训后输出的“品牌输出”。为确保输出合格人才, 明确了“先培训后输出, 不培训不输出, 以技能优势参与市场竞争”的战略, 要求劳务输出人员必须经过严格培训, 培训合格才允许输出, 不合格者不允许输出, 使用人单位和务工人员双方受益, 树立了我市农民工良好的对外形象。2008年度全国十佳劳务品牌, “衡水鲁班”榜上有名, 成为河北省唯一入选的劳务品牌。
五是做好管理与服务, 解除双方后顾之忧。主要措施包括:委派带队干部;定期对用工单位走访;乡镇和村组织建立帮扶组织, 帮助输出户抢收、抢种;各县就业服务局专门成立了事故处理小组, 及时处置工伤事故。
通过多年工作经探索我们认为, 农村劳动力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有组织外出务工, 实现转移就业, 可以有效降低务工风险, 减少劳务纠纷, 是实现增收致富的主要渠道和可靠保证。
三、就业服务机构的发展与完善
针对当前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的局面, 应进一步强化公共就业服务, 拓展服务领域, 进一步完善管理服务功能, 更加有效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促进城乡和谐发展。我们认为, 各市、县 (区)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围绕服务对象的不同需求, 不断拓展新的服务领域, 开展新的服务项目, 努力提高就业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当务之急应加强和完善以下功能:
1. 服务功能。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在场所应设置总服务台、信息查询发布区、职业介绍区、职业指导区、招聘洽谈区、失业保险服务区、劳动保障事务区、工作管理区等“一台七区”。
2. 聚集功能。
县 (区) 以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是本地区就业服务信息的集中地, 各类招聘信息、培训信息、劳动力资源信息、就业政策信息汇集在这里, 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提供信息服务, 以完善的服务设施、充足的信息吸引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集中在这里进行招聘和求职活动。
3. 辐射功能。
县 (区) 以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将各项就业服务向下一级就业服务机构延伸, 指导下一级就业服务机构根据公共就业服务制度的要求开展就业服务工作。
4. 展示功能。
县 (区) 以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充分利用人群密集的有利条件, 开辟专门空间, 进行有关就业、创业方面的宣传展示活动。宣传就业再就业优惠政策、就业形势及再就业和自主创业的先进典型等。
摘要:公共就业服务是指由政府出资, 向劳动者提供的公益性就业服务, 执行政府服务公众的职能。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各种社会关系丰富多层次的大背景下, 文章就如何科学有效地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 维护社会和谐,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如何充分发挥作用予以探索。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调查问卷 篇5
请您认真阅读问卷中的每一道题目,如实填写。您的回答对于我们得出正确结论非常重要。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与配合,谢谢!请在选中选项上打勾。选项中的“其他”选项可根据自身情况填写。
调查村庄: 区/县 街办/乡镇 村 调查日期:2012年 月 日
填表人基本情况
1.您的性别:①男 ②女 2.您的年龄:
①20岁以下 ②21—30岁 ③31—40岁 ④40-50岁 ⑤50岁以上 3.您的文化程度:①小学及以下 ②初中 ③高中或中专 ④大专及以上 4.您的月收入大概为: ①1000元以下 ②1000—1500元 ③1500—2000元 ④2000元以上 5.您平均每月用于文化方面的开支(包括购买书报、看电影、上网、参加培训等支出项目)为:①不足10元 ②10—50元 ③51—100元 ④ 100元以上
填表人所在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1.您村拥有哪些文化设施(可多选)?
①文化活动室 ②农家书屋 ③阅报栏 ④网络场所 ⑤文化健身广场 2.您平时利用较多的文化设施是(可多选): ①文化活动室 ②农家书屋 ③阅报栏 ④网络场所 ⑤文化健身广场 ⑥其他
3.您村经常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性文化活动吗?
①经常开展 ②很少开展 ③只在某些节日开展 ④从未开展过 4.您村的群众文化组织有(可多选):
①自乐班 ②锣鼓队 ③合唱团 ④舞蹈队 ⑤书画协会 5.您村农家书屋的开放情况:
①经常开放 ②偶尔开放 ③遇到检查时开放 ④雨天或晚上开放 6.您对农家书屋配备的图书: ①满意 ②比较满意 ③不太满意 ④不满意 ⑤没有农家书屋或没有去过
7.您获取书刊的主要途径是: ①农家书屋 ②购买、订阅 ③小孩的课本 ④从他人处借阅 8.您最需要哪些农村读物(可多选): ①农业科技类 ②技能培训类 ③医疗卫生类 ④生活类 ⑤文学艺术类 ⑥政策法规类 ⑦文化教育类 ⑧政治经济类 ⑨少儿类 ⑩综合类
9.您阅读书刊或上网,主要目的是(可多选): ①学习技术 ②娱乐休闲 ③孩子教育 ④学习政策法律等知识 ⑤其他 10.您当地政府部门组织的文化下乡活动主要有(可多选): ①放电影 ②送戏 ③送书 ④科普讲座 ⑤文艺演出 ⑥其他 11.你最感兴趣的文化下乡活动是:
①放电影 ②送戏 ③送书 ④科普讲座 ⑤文艺演出 12.您参加的文化活动一般都是哪些单位组织的:
①街道(乡镇)政府 ②村委会 ③村民自发 ④企业 ⑤其他 13.你会参加乡镇(村里)组织的文化活动吗?
①有活动就会参加 ②经常参加 ③偶尔会参加 ④从来不参加 14.您比较喜爱的文化娱乐活动是(可多选): ①看电视 ②听广播 ③读书看报 ④上网 ⑤棋牌 ⑥看电影 ⑦节庆时当地开展的欢庆活动 ⑧戏曲、歌舞等文艺演出 ⑨其他(比如卡拉OK、宗教活动)
15.您对文化的需求:①很强烈 ②比较强烈 ③一般 ④没有需要
16.您认为目前自己的文化需求是否得到满足:①满足 ②基本满足 ③不能满足 17.您对政府部门组织的文化下乡活动是否满意? ①满意 ②比较满意 ③不太满意 ④不满意
18.您村的文化活动是否有特色?①有 ②没有 ③不了解 19.您对您村公共文化活动开展情况是否满意? ①满意 ②比较满意 ③不太满意 ④不满意 20.您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状是否满意? ①满意 ②比较满意 ③不太满意 ④不满意 21.您觉得当前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最大困难是什么?
①缺乏组织领导 ②缺乏资金 ③农民不齐心 ④不知道如何搞 ⑤其他 22.您对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有什么好的建议(可多选):
①完善文化设施 ②加强农村文化骨干培养 ③经常组织开展文化下乡活动 ④扶持村民自编自演具有乡土特色的文艺节目 ⑤其他
农村公共就业服务 篇6
【关键词】村镇体育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干预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ublic servi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ural sports public service supply in our country,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social sports organiza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ports public service. Wit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material, interview, case analysis and logic analysis, etc., this article collects the information of the training carried out in a village by sports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Research confirmed that university sports organizations can trigger rural sports development, however, its standardized operation and extensive practice remains to be further research. Setting up social sports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mode guid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clear its role positioning so that it can promote social sports organizations to increase rural sports public service efficiency by providing a reasonable policy and the institution supply.
【Key words】rural public sports service, effective supply, intervention
引言
党的十七大指出: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扩大农村公共服务,增加和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水平,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必然途径。
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较之同层次城市而言,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广大农村由于长期对体育方面的认知不足或偏差,导致对体育的不理会或不重视,致使至今仍未被列入民生工程,公共体育服务一直被边缘化,供给情况更是令人担忧。面对社会环境急剧变化、自身条件不足的形势,特别是政府加强体育公共服务建设背景下,体育行政部门必须加快职能转变,将具体体育公共服务职能转移出去,转移出来的体育公共服务由谁来承担呢?作为第三部门有效组成部分的社会体育组织,是最适宜的承接对象。加强对社会体育组织的发展研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在新的社会发展环境下如何更好地、更有效地组合各种体育组织资源,发挥社会体育组织的“燎原”作用,对我国广大农村的体育事业起到启智、助推和帮扶的作用就有了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也是本研究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
1问题的提出
1.1农村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的目标、内涵
体育公共服务是提高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为的总称;包括加强体育公共设施建设,发展体育公共事业,发布体育公共信息等,为丰富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体育活动提供社会保障和创造条件。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是整个社会共同消费的,由政府和市场协调发展来提供〔1〕。体育公共服务近期发展目标侧重于体育公共服务建设与发展,部分地区优先发展,缩小区域内、区域间的体育公共服务水平;中期发展目标侧重于城乡体育公共服务,拉近各区域城乡间的体育公共服务水平;远期发展目标侧重于全民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区域间、城乡间、居民间体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2〕。
1.2村镇体育公共服务的现状
调查显示,在我国县乡机构改革中,体育机构被教育或文化部门所合并,体育职能被边缘化。村落的基层体育事务只是象征性隶属镇文化站,平时没有专门分管体育的人员,农村体育的管理严重缺位。这种缺位直接影响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建设,制约了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由于政府的“行政垄断”和基层体育职能边缘化,导致社会资金、社会组织难以融入基层体育领域〔3〕。导致农村文化软环境并没有多大改观:上级派送的体育器材闲置浪费、农民体质持续下降、体育内容单调匮乏、体育意识淡漠、体育习惯未形成、体育运动能力不够等现象普遍存在〔4〕。
1.3高校社会体育组织供给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可行模式分析
任何一次活动、一项事业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运行机制和框架模式。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有其自身发展常态模式:优先发展竞技体育,其次发展学校体育,城镇社区体育可以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单位内部体育活动,另一部分是单位以外的居民生活环境中的体育,这部分体现的是社会的一种福利和追求健康的倾向,二者之间有交叉和重叠;农村体育体现的是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其发展和受关注程度较前面几个部分弱一些〔5〕。这种模式是在长期发展实践中不断形成和稳固下来的,在一定时期内,它是合理的、有效的,但是从长远来说,可能对整个体育事业的发展有所阻碍。
高校体育组织能充当社会体育发展中的一环,在社会体育发展进程中,不仅要充分利用其物质资源优势,同时,要发挥其优秀的智力资源优势〔6〕。例如:某村想要开展体育活动,却不知道发展哪些项目,其可以向对农村提供帮扶的高校提出支援请求,让高校的体育专家通过考察,有针对性地提出方案和策略,直至请求得到解决。
随着体育公共服务的推广,各个层次之间有一种相互融合、互促互进的趋势。从全民健身,各层次互帮互助,相互提高的角度来说,高校体育社会共享只是全民体育互助框架中的一部分,社会各个层次不同体育组织和群体都有义务和责任对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努力,因此,我国体育事业未来发展模式将是一个互助发展的复杂系统模式(图2)。
2提高村镇体育公共服务有效性的实证干预研究分析
2.1研究对象、方法
2.1.1研究对象
本次实证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法,选择了三个普通村落公共体育服务作为研究对象。为了保护被研究者,此报告中用字母A、B、C分别表示三个普通村落。
本实证调查具有一定代表性,但是由于样本有限,不具有普遍性,还需后续继续跟进研究。但作为体育传播的初级尝试,其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可能是普遍存在的。
2.1.2研究方法
2.2研究结果
2.2.1实施体育公共服务干预方式后参与体育锻炼的农村都有所增加
A、B、C三个自然村落的村民在接受了不同的体育公共服务干预方式后参与体育活动的人数都有所增加,尤其以C村的联合干预模式效果最好。最初的一周人数增加较少,是因为村民还未接受新事物,害怕被人笑话,害怕自己总是做错。后期在群体效益的影响下,增长幅度较大。
A村群众基础最为薄弱,在大学生体育指导员的体育健身服务指导下有了很大的提高,B村基础比较好,增长速度不及A村,但也有提高。
2.2.2不同干预方式效果有所不同
A、B两个村落接受单项干预,而C村是联合干预方式,效果优于前两个村。在实际的调查走访中也发现,村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比较低,场地设施缺乏是一方面,运动意识薄弱也是很大的阻碍因素。很多村民认为“一天劳动就是运动”,或者“体育运动是城里人的事,是电视上的事”,在进行了宣传、信息咨询后,不少村民观念上有了改变,愿意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也愿意接受体育运动指导。
2.2.3村镇体育公共服务缺失严重
研究发现,农村和城市的体育参与率差异是巨大的,即使在明星体育村也赶不上城市中心社区体育参与率。这一方面是城市社区体育设施较多,另一方面体育健身指导员主要分布在城市社区,农村基本上没有。课题组成员进入村落以后,除去刚开始一周的适应期,在后期受到了村民的极大欢迎。可是课题组成员在假期结束后,又由谁来为广大村民提供服务也成为一大问题。
3分析与讨论
课题组成员进入村落以后,除去刚开始一周的适应期,在后期通过干预为期30天的最后一周中,A、B、C三个自然村基本实现了晚上进行社区体育活动的常态化,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持续发展。从整个干预过程来看,本次干预时间是暑期,有不少中小学生在家,无形中增加了体育参与人口的比例,如何在非假期为村民提供有效的体育公共服务成为本课题需要后续思考的问题。以下是对干预成功相对关键的几个因素的讨论。
3.1干预方式推动了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
在上一案例中讨论的三个村落,其体育活动的开展起因都有一个引入者,这个引入者可能是一个偶然因素,但是,因为周边环境符合了开展体育活动的条件,这个因素才能快速发展形成规模。因此,在当前农村经济条件大为改观的前提下,村民表现出对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的强烈需求,这种需求是一种隐性状态,没有良好的展现形式来填充,表现出业余时间的荒废和不良发展,如看电视、赌博、酗酒,甚至是进行违法活动,这种需求需要良性的引导和疏导。引导,需要有人指明方向,提供资源帮助;疏导,需要好的文体活动形式填充到业余时间里,这种形式是具有吸引力的、易于接受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从这一层面说,干预工作在三个村的体育服务,不能完全定义为“推动”,更确切地说是“引发”了农村的体育活动开展。
3.2活动内容及形式很难确定
要确定在村落里开展何种内容及形式的体育活动,无疑是非常困难的。本次案例提供的活动内容经过多次调整和修改,最终才确定下来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受训者有一定的体育常识和基础,对自己的喜好有一定的了解,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么培训工作将变得非常简单,也就是受训者提出需求,培训者提供相关培训和信息支援。因此,信息的对接是相当关键的,信息对接的前提是有人提供有人买单,这是个体难以完成的,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来提供。
4结论
在体育公共服务相对匮乏的农村同样有对体育的需求,无论是曾经还是现在,对农村体育活动帮扶和支援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对农村进行体育公共服务支援是困难的,但是提高有效性是可以通过具体路径实现的,需要支援者秉承科学的处理方式、方法和高度的责任感。
社会体育组织是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主体之一、是实现体育公共服务社会化的有效途径、是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组织基础、社会体育组织要以参与并有效承接政府转移的体育公共服务职能为主要目标。
在案例中,高校体育院系学生作为体育健身指导者,根据其传播范围,在实际资源共享中,人才智力资源有较大开发空间。但是,其有限的资源面对我国广阔的体育事业仍然是杯水车薪,需要与其他体育团体和个人一起支撑起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目前政府对社会体育组织参与体育公共服务的认识不足,对承接体育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体育组织扶持力度不够。社会转型需要社会体育组织向以下方向发展:社会体育组织管理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组织功能由普化到专门化转变、管理理念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组织结构由同质向异质转变。
这种互助行为看似群体或者个人的私下活动,但是,该模式的运行却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如支援者提供体育帮助过程中其原来生活状况如何得以保持,在支援结束时只要其愿意,还能够顺利回到原来生活中;需求和支援信息的真实性的辨别;(尤其是大型群体)需求得以解决的评价标准的制定等。然而,无论如何,该模式的提出,都将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一种可能的参考,而其后续实践与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开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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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研究 篇7
农村文化具有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自然也会在其功能中得到充分体现。农村公共文化是以农业生产为客观经济基础,以农村社会人际沟通交往为传播方式,以一定地域和血缘为纽带,以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的一种休闲方式、精神食粮和劳动技能。当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农村的某一公共文化活动对农民的影响和产生的功能往往是多方面的。它所具有的功能一方面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执行功能和个体心理塑造功能,通过鼓励农民消费健康的大众文化产品和服务而保持积极向上的乐观生活态度;通过影响农民的思维方式、生活习俗、价值取向和情感生活从总体上控制社会秩序和既定利益关系,以达到净化农村社会风气、维护农村社会秩序和强化农民凝聚力的目的。另一方面表现为人力资本的提升功能,农业的发展、农村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农民素质的提高离不开科技知识文化的发展,文化知识诚然是人力资本的核心组成部分,它通过宣传教育、市场交易和信息技术处理之类的技能培训等嵌入的方式而内化为农民的心智结构并对农民的生产实践活动和人际行为认知产生影响。
2 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在需求
农民群众通过丰富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特别是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使他们掌握不断更新的致富技术和信息,而且从社会整体上来讲,也充分发挥了文化作为一种教育因素所具有的潜在教育功能。丰富和健康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更好地满足了农民享受和发展的需要,提高消费层次和质量,不仅能促进农民的身心健康和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文学艺术的全面发展,而且能培育优良的社会机体,大大有利于促进社会文明和社会全面进步,也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原有或者说固有的思想观念不可避免受到冲击而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些以往值得称道的优良传统也逐渐弱化,也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公德缺失、信仰危机、封建迷信等导致农村思想文化阵地流失的问题,可想而知,这些问题的忽视或者漠视,不但影响到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且也会威胁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建立完善系统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提供丰富健康的文化服务产品、劳动技能培训,就可以使农民更多的闲暇时间让更有意义的文化互动所替代和充实,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教育就会抵御不断弱化和走向歧途的思想。
3 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面临的困境
3.1 支出总量不足
其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对文化需求的总量和质量日益增加,然而文化运营经费预算严重不足,这给政府文化支出预算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也是造成广大农村地区文化设施强调建设、轻视运营、功能减退的重要原因;二是预算总量增速不足,长期以来,我们仍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强调经济效益,这没有错,但是对于现代社会服务型政府而言,公共服务也是其职能充分发挥与否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但是基于各级政府政绩考核重点的倾向,忽视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支出也在所难免;三是公共文化预算制度的二元体制导致了农村公共文化预算不足,各级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城市和农村文化需求差异,没有重视或强调农村公共文化对文化基础设施固有高依赖性的特征,没有对文化预算结构做出倾斜性调整。
3.2 缺少资金使用的考核和问责
资金投入和资金管理的种种问题使绩效考核缺少标准化的流程和系统的制度设计,无法起到激励和约束的作用。管理制度上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和监督的缺失、服务机构及人员竞争意识的淡薄、政府监管体制的不完善,都使得运营资金的管理及考核流于形式。农民群众是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主体,但是很少能够通过更多的参与渠道反映他们自身对于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和利益,这也是导致农村文化建设的决策质量较低、服务水平和质量落后、运营机构松散和运营成本不断增加的原因之一。因此,应该加强农民对文化基础设施运营机构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提供者——政府的问责。
3.3 运营资金严重短缺,缺乏保障
全国农村除了一些经济实力较好的区县拥有较完善的文化服务体系之外,大部门经济实力较差的地区运营经费仍然不足,文化站和文化室供暖等基础设施仍然无法保障,根据资料显示,全国农村年文化活动经费在1000元以下的大约占到了64%,还有很多特别贫困但也对文化活动有所需求的乡村根本没有任何活动经费。
3.4 运营模式单一化
社会结构和社会需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元化的趋势,这样要求政府职能随之发生转变,而不直接提供所有社会公共服务,应该按照社会公共服务的分类和政府职责的定位合理确定政府的角色地位,这也要求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运营和管理模式也要多样化,当前农村文化基础设施运行低效的核心问题就在于运营模式的单一化。
4 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保障措施
4.1 建立完善公共财政对农村文化事业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
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离不开充足稳定的资金投入,这种稳定机制的建立需要从以下方面推进。(1)必须建立完善公共财政制度。从2010年国家财政收入较之1950年增长1000余倍的事实可以看出,国家已经具备了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型财政建立的基础和条件,伴随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人们生活需求结构的变化,应该在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过程中,重点向公共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就业、卫生、环境等更关乎人民身心的公共服务领域倾斜,从而实现服务型财政对经济建设型财政的转变。(2)必须积极争取财政转移支付。我国各地区由于先天地理、历史和后天体制、政策等原因,经济发展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这限制了各地文化事业的顺利开展。
4.2 以政府为主体的公益服务
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主体依然是政府,其提供的公益性文化服务不仅是其最不要的文化服务方式,也是服务型政府职能的充分体现。服务型政府的职能体现不仅是制定有助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开展的政策,还应该充当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主体,这一主体所应从事的工作包括文化设施的建设、激励机制的构建、公益性文化活动的规划组织和实施,文化信息资源的提供等。如果这些职能能充分履行和发挥,农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将能得到长足发展。
4.3 深化农村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
在农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和开展文体活动的主要部门就是农村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所以,他们组织结构运作是否有序良好、团队活力是否充足饱满、用人机制是否科学完善、业务水平是否完整高质,直接影响着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顺利开展,因此,应该不断优化农村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组织结构、整合组织内部有效资源、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完善考核和问责机制,顺应市场经济的新要求和新趋势不断深化改革。
4.4 制定农村文化建设政策法规
农村居民基本文化权益的维护必须依靠法律法规的制定、完善和落实,从而真正依靠法律治理文化领域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不仅有效杜绝了农民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随意性问题,也使全社会所有领域真正实现了依法治国。这些法律主要包括农村公共文化管理体制的法规政策、农村公共文化经费投入的法规政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资质认定的法规政策、农村公共文化项目招投标的法规政策、鼓励扶持社会力量提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法规政策,等等。
当前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虽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和重大举措,具有普遍适用性,但现在仍主要由地方政府推动和供给,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其动力和经验主要还是来自农民基层的农民、企业等市场主体。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无法一蹴而就的长期历史进程,必须引入市场机制,开拓投入渠道,建立长效服务机制;必须逐步提供解决农村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的基础设施和多样化的文化服务;必须改善农村文化建设的宏观管理环境问题,强化政府文化服务绩效评价,最终通过构建更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文化体制从根本上支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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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治理 篇8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以实现和保障公民文化权利为目标, 向公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 是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的公益性文化机构和服务的总和。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以推进农村文化设施和服务网络建设为依托, 加大文化资源向农村倾斜, 建立农村公共文化建设长效机制。最近十年, 是我国文化发展的黄金年, 农村文化建设也进入快车道。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 加强文化建设, 并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 详细描绘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蓝图,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提到了治国理政的新高度, 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已经成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乃至推进我国社会转型的一项重要任务。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文化建设的重点要向农村和西部地区倾斜的重要决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有关要求, 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1 农村公共文化的特点及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现状
1.1 农村公共文化呈现地域性、乡土性、沿袭性
农业生产劳动是广大农民的职业活动, 尤其是种植业和养殖业, 各种农业收入是广大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而在农村的社会细胞是家庭而非个人, 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群体和组织, 包括家族、邻里、村委会, 血缘和地缘是农民联系的纽带, 他们长期生活在一起, 面对面的交流, 口耳相传转达信息, 在生活、生产过程中形成了大众接受、推崇的文化、思想、行为, 并固化为风俗、民俗, 口口相传, 代代相袭。随着历史的沉淀, 在农村还保留着淳朴的家风, 沿袭着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和世代传承的家训及安生立命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但随着农民工的进城, 以家族、家庭为主的管理方式将被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群体和组织所取代, 而在农村, 社会分工的专业化还未形成, 农民工外出务工零散, 短期迁徙性大, 以业缘为纽带的活动还很松散未能固定, 相比较以前农村社会公共文化观念、意识有所消解、解构。公共文化需求被生存、经济收入需求所取代和挤占。大部分农村的青壮年外出, 留下一些老人、小孩在农村, 使得农村空巢、空心现象严重, 公共文化严重缺位。
1.2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础建设和现状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建设在国家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 已有大的改善。“十一五”期间, 中央投入39.48亿元用于全国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中央和地方共投入82亿元用于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 投入近23亿元用于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投入70亿元用于农家书屋工程, 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已遍布广大农村。2006年底全国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 公共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网络2006年底已在全国乡镇覆盖,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全年放映电影800万场次, 观众超过18亿人次, 基本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配套完成, 国家和政府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 但全国不少调研走访数据显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果不如预期。有大部分村级综合文化站处于休眠和半休眠状态, 农家书屋门可罗雀, 农村地区在全国公共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网上信息点击量几乎统计不到。
2 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举措
2.1 改变农村干部的思想观念, 变文化服务为文化自觉
国家虽有公共文化服务政策, 但在农村基层落实难。虽受政绩等硬性指标及考评机制所驱动, 但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薄弱, 文化建设需要前期大量投入又不显山露水, 效应释放较缓慢甚至短期内不能见成效, 所以一些领导干部不太重视, 政府也有畏难情绪, 积极性不高, 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多处于被动、应付状态, 对文化和经济效益的平衡抉择问题上, 容易抓经济轻文化。当务之急就是要转变全体干部的思想, 全社会上下都要贯彻并深化一个理念:“人是文明社会中的一切作为的起点和终点, 关系到人的发展的事一定要办好”。文化也是发展, 社会发展离不开文化, 公共文化服务是人的发展的本质需求, 要变公共文化服务为干部的文化自觉。要一切从实际出发, 突破思想藩篱, 创新工作手段, 加快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使农民的文化生活需求极大改善, 加快新农村的文化软实力建设。
2.2 加强农村群众的民主、政治、信息获取意识
加强对农村的民主与法制宣传, 实现和维护农村最朴实的民主选举表决权利, 开展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把农民作为公共服务的主体, 充分引导他们表达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内的话语权与选择权, 充分发挥农民在公共文化服务决策中应有的民主权利, 实现参与权和决策权。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根据农民的需要来决定, 真正满足农民最直接、最现实的服务需求。不同的农村, 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不同, 需要每个村通过自下而上, 村民自治、民主协商的方式来确定本村所需公共服务的具体内容。加强农民的信息意识, 充分引导农民利用广播、电视媒体、通讯网络获取资讯, 及时了解国家关于农村建设的规划及惠农政策, 对村镇各项事务通过相应的平台积极传播, 充分让村民获取知情权,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参与、讨论乡镇的发展和具体事务的解决办法, 集思广益, 多听取他们的意愿、想法, 并向上级政府汇报、转达他们的诉求。逐渐形成信息发布、村民议事、解决反馈的循环机制, 形成咨询有渠道, 解决有办法的基层民主、政治行为习惯。
2.3 多渠道合作共同寻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长效机制
2.3.1 要建立各级政府财政投入机制和资源整合机制。
加大各级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投入, 中央和省级财政每年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增幅不低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幅。推动公共财政下乡, 建立省、县、乡三级财政分担比例的机制, 前期农村公共文化基础建设投入资金由国家划拨, 解决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所需的财政资金供给不足的问题, 对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运营和维护资金交由县、乡两级政府筹措。建立村级公共服务的专项资金和持续的增长机制, 通过村委会监督、规范资金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有效利用。整合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源, 避免农村公共服务治理碎片化问题。最终形成各路资金投入到位, 各方资源利用合理的高效整合机制。
2.3.2 变传统的一元化治理为多元化治理。
传统的一元化治理思维和治理方式, 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大包大揽, 以行政手段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统一配送, 形式单一, 从传统的公共服务一元化治理体制向着多元化治理体系转变, 以推动政府为主导、公益性单位和优势企业等第三方市场进入、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共建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农村综合文化站的规划建设和人员配备除政府解决部分外, 引入其他各类文化单位和教育机构参与开展公益性活动和志愿者服务, 不断从基层服务中引领和激发农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2.3.3 公共文化服务和农村发展齐头并进。
发挥政府补助资金的杠杆作用, 引入市场机制, 吸引带动社会力量办实业, 根据本地特色和优势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公共文化实体, 培育和健全各类文化产品市场, 打造农村本地特色品牌文化。通过相关鼓励政策引导民营组织、社会组织或个人设立文化建设专项基金, 鼓励一些成功人士乡聚, 发挥名人效应, 激励和培育乡贤等精英的带头效应, 资助本村文化产品, 赞助文化活动, 为家乡发展起示范和宣传效应。与县、市结对形成互助发展联盟, 将公共文化建设与美丽乡村、特色村落集群、以及民生工程建设紧密结合, 积极探索“文化+旅游”、“文化+养老”等思路, 培育“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 推进文化建设与农村产业协同发展。
3 结语
公共文化服务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灵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通过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服务, 增强农村向城镇转化持续发展的竞争力。总之, 农村的城镇化、现代化关键是人的城镇化、现代化, 农村的发展应该是经济、文化协调发展。文化担负着凝聚共识、强化认同、调控秩序、提高素养、重构价值体系的重要使命。农村文化的落后, 势必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隐忧, 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 没有农民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识的提高就不可能达到城乡融合, 没有农民文化水平、文化生活的提高, 农民的失落感和不适性就更强烈, 农村城镇化、现代化就没有生机和活力, 最终回到城乡二元结构的老路上。
摘要:公共文化服务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文明程度的体现。如何治理公共文化服务是一个伟大的工程, 是项巨大的变革, 没有固定的、同一的模式,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积累经验, 尤其是农村公共文化治理, 更是要依靠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智慧, 挖掘他们的潜在力量, 引领精神上的一次伟大变革。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农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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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就业服务 篇9
一、问题的提出
1. 新农村建设呼吁均等化公共服务。
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对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促进全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基础性、全局性作用。建设新农村, 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使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成果, 除了解决农民收入、农村社会生产力水平滞后等系列问题, 还应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不足等现实问题。政府在农村提供公共服务不足, 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的建设, 基础教育经费的投入,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基本养老保障的供给。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积极性, 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格局, 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2. 行政体制改革为农民公共服务参与提供了保障。
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公共行政改革已经进行近30年。尽管各国改革的模式不尽相同, 但一个共同之处都是把提高政府管理质量和效能作为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一再提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明确强调:“各级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 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同时, 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从这些转变与表述中, 可以感受到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管理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发挥的重要影响。政府的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 从控制者角色转变为服务者角色, 即促进公益达成和公益实现者角色、尊重公民, 保障公民参与角色、公共事物和公共议程安排者和仲裁角色。行政理念的确立, 政府角色转变宏观上保障了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
3. 新型农民的诞生推动了农民公共服务参与。
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型农民。新型农民并非没有, 而且有大量发展的趋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提供的权威数据表明, 由于经济衰退, 全国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 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农村居民"返乡潮"事件, 从社会学上来看, 这是一次大的社会流动。有人认为, 这次流动有助于减轻城市就业压力, 缓解城市就业和其他社会矛盾;农民返乡从事农业生产, 可以增加中国粮食储备, 增强中国在粮食方面抵御风险的能力。然而, 也有人认为, 这次流动是被动的, 会造成失业和农村生活困厄, 因此给社会秩序带来冲击。 (1) 不论是积极看待还是消极看待这一社会现象, 农村居民本身在这次流动中发生了许多变化。农民工在经济发达的城市生活, 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发达城市受到洗礼, 使他们具备一定意义上新型农民的特征。他们有的掌握了技术, 有的学到了管理经验, 有的受到了先进文化的熏陶。这些变化, 带来法律意识、集体意识、合作意识的明显增强, 对民主观、权利观的日渐觉醒, 因此, 他们回到农村, 会同“留守”的发家致富能人、文化人一起对农村基层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提出挑战, 也必将是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的发展机遇。
二、农村居民公共服务参与现状
1. 村委会的“缺位”。
村委会是农村的一个基层组织, 也是农村居民参与村务公共事务的一个平台。根据1990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和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以下简称《村组法》) 第三条规定, 村委会是一个农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个群众组织是为村民公共服务, 也可以说它应该是村民利益表达的渠道和平台。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 这个组织的服务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2008年7月19日, 云南省孟连县发生暴力冲突事件, 公安机关在对该县公信乡、勐马镇部分农村地区开展社会治安整治过程中, 依法对勐马镇5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时, 遭到500多名胶农用长刀、钢管、棍棒等工具围攻殴打。冲突中, 41名民警、3名干部和17名胶农在冲突中受伤, 2名胶农死亡。 (2)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 这些村民没有通过村委会这一组织来解决他们关注的利益, 村委会在这个事件上是处于失语状态。
农村居民为什么没有选择村委会这一组织呢?根据学者任艳妮、吕翔在陕西省某县的调查发现:“……有重大村务都由村民群众直接参与决策, 56%的村民认为选举过程不能程序规范、畅通渠道、发动群众, 60%的村民从未被邀请参加村里的重大问题决策。” (3) 甚至农民被问到“如果选举委员会无故不让你参加选举时, 你将怎么办”时, 回答“无所谓”或“求之不得”的达30%。 (4) 这些数字表明, 农村居民对村委会认同度不高。
2. 参与意识低下的假象。
在农村公共事务管理中, 农村居民参与意识表现较低。有学者认为, 村民不参加公共事务管理是参与意识不强的表征。笔者认为, 村民不参与并不说明不想参与, 不想参与并不就说明参与意识不强。为什么如此一说呢?村民不参与公共事务只是结果, 造成这一结果有多种原因。我们不能只归结到参与意识不强。尤其是返乡的农民工, 他们在观念变化、视野开阔、经济上取得一定地位后, 他们对农村公共事务会有更大的热情。我们在某镇调查得到“40.57%的村民认为自身具有强烈的公共服务意识, 意识一般的占54.45%, 仅4.98%的村民对公共服务意识表示可有可无”中可以得到说明。 (5)
当前农村居民不愿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 宗族控制的村级组织和村级事务;其二, 村委会干部与村民争利;其三, 当前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缺陷。 (6) 要么是村委会功能弱化直至无权力;要么是村委会自行其是, 完全摆脱掉农民群众的制约, 这两种情况造成农村居民在心理上不认同村委会是一个他们表达意见和利益诉求的组织。
三、保障农村居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措施
保障农村居民参与公共服务, 既是新农村建设的迫切需要, 也是政府民本价值的实践。如何通过“无断层”的村治模式, 来正确引导与培养农民公共服务意识, 通过疏导性的沟通合作机制、畅通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搭建农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平台, 真正确立农民群众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 重构村委会的职能。
首先, 村委会应该回归到群众组织性质上来。村委会应从为政府服务的角色向为人民服务的角色转变。因为它是人民群众选出来的, 它应依赖自己的选民, 是选民的“代言人”。其次, 村委会组织与政府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让村委会组织能忠实为村民服务, 真诚地代表村民的利益, 让村民在内心上认同村委会组织。只有这样, 农村居民才会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当中, 村民才会通过村委会组织来表达自己利益意愿和利益诉求。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1998年11月4颁布的《村组法》需要做出修订。其一, 确立村委会为村民利益诉求表达的平台。根据《村组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村委员肩负着保护村民的合法财产和利益的责任。但在该法中没有相应规定如何保护村民的合法利益, 村委会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来保护。当村委会通过组织的形式, 表达了村民利益诉求之后, 哪个部门应做出回应, 应当在多少个工作之日内做出回应。如果没有部门回应, 它是否可以通过新闻媒体披露引起上一级政府或者全社会关注。
其二, 确立村民委员为代表村民合法利益的法律主体地位。村民委员是否能代表村民成为在法律诉讼中原告地位, 在《村组法》的规定中没有确立。在当前农村改革时期, 利益呈现多元局面。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 个体经营较为独立、村民间联络淡化。当村民面临侵害时, 他们很难以形成共同的抵制力量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涉及多数村民他们会选择非常态的方式或者其他极端的方式来对抗, 如果被人利用还可能对抗政府和社会。笔者认为, 如果村民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 如果凭借个人的力量无法得到法律的救济, 经村民提出申请, 村委会通过召开全体村民会议表决;如果通过, 村委组织可以代表村民成为原告的主体资格。
其三, 应当增加“临时村委会”内容。《村组法》的第十六条规定赋予了村民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权利, 提出罢免的主体的要求。但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 村民遇到村民委员会不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不能很好地代表自己的利益, 他们很难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因为, 本村1/5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必须提出罢免的理由, 如果村民委员认为理由不能成立, 村民还有什么办法呢?该条文中还规定, 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召开村民会议, 投票表决罢免要求。如果村委员不召开村民会议, 村民又该怎么办呢?仅仅制定权利是不够的, 必须制定相应的保证权利能够实现的程序。因此, 《村组法》应该增加如果经村民三次提出罢免要求, 村委会不召开全体村民会议, 村民有权解散村民委员会, 成立临时村民委员会的权利的相关内容。
2. 农村居民公共服务参与意识的培养。
公共服务参与意识不是先天产生的, 它的强化, 需要培养和引导。我们在仪陇县某镇调查发现, “认为政府对农民公共服务意识培养重视、比较重视占30.6%, 不够重视占44.84%, 认为不重视和说不清楚的分别占17.44%、7.12%。”这说明政府在农民公共服务参与意识的培养、引导上任重道远。实现农村居民公共服务参与意识的培养, 笔者认为应通过以下几个途径:
其一, 加强对各级干部尤其是乡村干部进行公共服务的教育培训, 强化他们的公共服务职能、意识和能力, 实现对农民公共服务参与意识的支持与引导, 满足广大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其二, 加强农民的公民素质培养。农村基础教育在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科学素质的同时, 应加强民主意识, 公民身份意识, 公共服务参与及管理的教育, 主动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力, 使他们敢于参加村民自治机构的竞争和竞选, 敢于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让他们知道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有那些救济渠道和救济途径, 如何利用这些渠道和途径。
其三, 建立合理的公共服务参与运行机制。如何使公共服务所涉及的各方通过平等参与公平协商, 实现良性互动和谐发展, 这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 实现政务公开, 依法保障农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并在很多地区推行的农村社区建设、村民中心等形式多样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中得以实践。
3. 制度的完善。
参与意识、民主观念在很多地区, 并非不强。村民不是不想表达自己的意见, 而是无机会、无渠道。造成问题的是制度缺陷。从人性上来讲, 每一个人都有表达的愿望, 否则人类就不会出现文字、艺术等文化。问题是, 如果人经常性表达自己的想法, 却得不到关注, 或者知道自己表达了和没有表达没有区别, 还会选择表达吗?另外一个问题是表达的成本问题。这个问题与村委会作为村民利益表达的组织有很大的关系。当村委会组织表达村民利益不是基层政府所期望的, 或者让基层政府“不高兴”, 整个村民和村委组织的正当利益是否会受到影响, 这些都缺乏一定的制度保障。另外, 村委组织是否保证了村里的公共事务都由村民参与到了, 如果村委组织剥夺村民的参与权, 或者说, 村委组织的决定违背了大多数的村民的意识, 村民有否权利解散村委组织, 重建村委组织, 通过什么渠道来救济自己的权利。笔者认为, 一套适应农民生产生活居住方式转变要求、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标准体系可保障农民公共服务参与的权利, 政策实施者的理论政策学习制度可提高农民公共服务参与的主导性, 定期不不定期的农民专项培训制度可提高农民参与公共服务的自觉性, 推进以村务公开、民主评议、民主理财为主要手段的民主监督制度可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完善与落实农村公共服务的经费保障制度可保障参与的平等性, 公共政策决策的问责制可保障农民公共服务参与的实效性。
从管理性政府到服务性政府的管理转变过程中, 政府原有的一些职能推向社会组织时, 农村居民是否能够积极地参与、是否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事务中, 这将直接影响到我国从管理性政府到服务性政府的管理转变过程, 也必将影响新形势下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
摘要:以“农为本”一直是我国的优良传统。随着“三农”问题的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实践中发现, 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对破解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村民是否能够有效地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体系中, 既涉及到乡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和服务性政府的转变, 也涉及乡村基层民主的发展。
关键词:农村居民,公共服务,参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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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经验 篇10
一、日韩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经验
日韩农村具有亚洲农村社会的典型特征, 日韩农村发展始终处于领跑亚洲的前沿, 尤其是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 对整个东亚农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韩国新村运动的实践借鉴
韩国在1970年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开发运动, 即新村运动。新村运动主要经历了5个阶段:基础建设阶段;扩展阶段;充实和提高阶段;国民自发运动阶段;自我发展阶段。开展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发展交通, 改善农村公路。
“要想富, 先修路”, 当时的韩国农村, 从地方公路到村级公路既狭窄又弯曲, 没有桥梁, 各种车辆和农机具无法通过, 交通十分不便。新村运动初期, 全国大部分农村都组织实施了修建桥梁、改善公路的工程。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 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 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村民们自发修筑了许多政府还没有顾及到的大小河堤。不少农民无偿让出了自己的土地, 供村里修路。
2. 优化住房环境, 帮助农民住进新房。
20世纪70年代, 全国200多万农户住的是茅草屋。但到1977年, 全国几乎所有的农民都住进了换成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 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由于改善了农村周围的公路, 水泥和钢筋等物资的运费也大大降低, 很多农民从外地运来水泥和沙子, 改善屋顶工程逐渐转变成以建新房为开端、建设新农村的事业, 政府也积极给予贷款支援农民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
3. 积极帮助农村实现电气化。
20世纪60年代末至1978年, 韩国用电农户占比由20%提高到98%, 90年代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新村运动初期, 政府鼓励竞争, 优先给积极参与的农村供电。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开展, 农村电气化得到迅速发展, 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期间, 资金由政府补助一部分, 加上农民借用低息贷款, 加速实现了农村电气化。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家电得到了普及, 农民为了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就要储蓄, 这又促进了农村储蓄业的迅速发展。
4. 积极引导农民改变饮水质量。
韩国农民自古以来饮用井水, 既不卫生又不方便。新村运动开始时, 政府动员农民, 把山上的水引到村里的蓄水池后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户。20世纪80年代, 普遍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 农村的饮水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 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也明显得到改善。
5. 向农民推广高产水稻品种。
政府推广的水稻高产新品种使韩国的水稻生产跨入划时代的发展阶段。1970~1977年, 水稻的每公顷单产从3.5吨增加到4.9吨。农民在水稻生产中, 学到了共同合作的“集团栽培”方式。农民在掌握先进耕种技术的班组长的带领下, 实现了共同协作的“集团栽培”, 使得水稻高产品种在极短时间内推广到各地农户, 提高了全国农民的水稻栽培水平。
6. 致力于增加农民收入。
自1973年以来, 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除此之外, 政府为保护“统一系”水稻新品种的价格, 给予财政补贴。同时, 部分农户改种经济作物, 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而政府则以新村运动的名义大量投资, 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这些因素直接带来的是农民收入的提高。
7. 大力发展农协组织带来的联动效应。
为了进一步实现“三农”持续健康发展, 韩国政府大力建设农协组织。农协组织无论是在提供农业发展所需资金上还是农民生活所需设施上都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直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另外, 村民会馆作为农村集中活动的休闲场所, 不仅给村民提供了参加各种活动的机会, 陶冶了村民的情操, 而且使村民在活动中学会了民主决策和管理的真谛, 也意识到了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 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二) 日本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实践
日本对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主要是通过政府和“农协”推行的。因此, 研究日本农村公共服务理应从政府和农协入手。
1. 政府高度重视农业保护政策。
可以肯定地说, 日本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程度是发达国家里最高的。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渠道用于农业的投资高达农业总产值的15倍之多。其中, 财政支农资金规模大, 财政收入中农业一般只占1%, 而对农业的投入却占财政支出总预算的10%以上, 再加上地方预算支出, 财政支农资金超过农业GDP总额。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是以农业立法为特征的。自1881年农林水产省成立以来, 国会先后通过了54个农业立法, 涉及农地管理、耕地改良、灾害补偿、技术更新等所有领域。日本将农业政策法律化, 为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 日本保护农业的政策还在于税收返还和巨额补贴。据经合组织的调查显示:2000年, 日本对农业的补贴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4%, 而同期的农业产值只有1.1%, 农业补贴超过了农业产值。
2. 农协提供农村公共服务。
在日本, 实行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主体主要是农协。农协是日本农民自主、自治、自助的经济组织。“农民出资、农民利用、农民管理、农民享受”是农协运作的基本理念, 它是将所有参加农业合作的农户, 通过国家和县两级联盟组成的紧密型、全国性的法制化农民合作组织。农协不以营利为目的, 其设立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户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农协自身所需费用主要来自信贷、保险业务的获利。日本的农户90%以上参加了农协。农协为农民服务并与农民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 基本上做到了农民需要什么服务, 就提供什么服务。几乎每个市、町、村都设有农业协会, 农协把大部分农户组织起来, 目的在于增强农民自立能力, 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民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 同时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3. 重视农村的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
目前,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由中央、都道府县和町村三级政府共同负担, 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进行补助。同时, 日本通过《偏远地区教育振兴法》、《孤岛振兴法》等明确各级政府职责, 提高对偏远地区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在农村设立社会教育设施, 为普及和发展农村教育提供优越的硬件条件。
二、日韩经验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启示
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 他们的成功做法都能为我国提供某些借鉴。但是, 基于具体国情的差别,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决定了我国不能全盘吸收这些经验。然而, 立足这些经验, 结合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实际情况, 对这些经验采取扬弃的态度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一)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基于农村公共服务滞后现象, 政府财政支出应重点向农村倾斜。然而, 基层政府有事权无财权, 这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局面要求重新界定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政府重点应解决农民办不了、办不好的事, 如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养老、医疗、教育等体现公共性的领域。在制度安排上, 要实现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匹配, 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推进农村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同时, 中央政府要增加对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 使地方政府能够根据现实需要合理安排农民急需的农村公共服务, 不仅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 也能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 增加农民的政治认同。韩国新村运动初期, 政府基于农民对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条件的现实需求, 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上。这不仅提高了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 还激发农民积极性, 使农民更自觉地投入到了新村运动中。
(二) 畅通农民利益诉求渠道
“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对公共服务供给效果的评价同样离不开农民。农民是农村公共服务的消费主体, 他们的满意才是公共服务供给的价值所在。要保证农村公共服务投资决策的正确和有效, 必须改革传统“自上而下”的僵硬机制, 建立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自下而上”的灵活机制, 从制度层面上确立由农民、农业、农村三者共同决定的公共服务投资范围、幅度和方向。同时, 建立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甄别机制和汇总机制。由于单个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往往掺杂一些非公共利益因素, 因此在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通过正式与非正式途径表达以后, 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要通过实地调查、专题访问、个别访谈等途径对已经表达的农村公共服务需求偏好进行甄别, 识别农民的真实需求, 剔除夸大的或不真实的需求, 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公共服务偏好汇总机制。在此基础上, 得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轻重缓急, 而这个需求程度顺序正是政府进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的最终依据。
(三) 实现农民组织化和“大村庄制”
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农民生产由公社形式变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原子”形式, 这种形式虽然当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但是相应地降低了农民的组织化和合作化程度, 以至于在农民表达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时无法形成有力的“合声”。日本的农协在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服务中所起的作用值得借鉴。所以, 要大力培育农民的民间组织,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改变长久以来我国农民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的失声现象和弱势地位。同时, 虽然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提供公共服务, 但是在我国总体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提供公共物品要考虑到提供成本和效率的问题。农村人口居住区域过度分散、人口密度低不但会形成较高的公共服务提供成本, 并且会降低服务效率。这种“性价比”不高的公共服务在成本-收益核算上得不偿失。因此, 应该打造农村的规模化。加强中小城镇的建设, 实行“大村庄制”, 提高农村人口密度, 改善目前农村人口过于分散的现状, 减少公共服务的提供成本, 发挥规模效应。日本的“并村运动”, 韩国的“新村运动”,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农村的转型发展。
(四) 完善监督机制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过程缺乏有效监督, 利于“政绩工程”但农民不是很需要甚至不需要的公共服务会大量供给, 而农民真正需要但是无利于政绩的服务却限量供应。这就导致了农村公共资源的低效利用和浪费的无序增长, 进一步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成本, 使农民分摊公共服务的成本加重。因此, 要加大对公共服务供给的监督力度, 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评价的责任机制。传统的绩效评价主要来自上级政府, 容易形成下级政府对上负责的路径依赖。要真正解决这种问题, 必须改变评价的主体来源, 即不仅由上级政府进行考察评价, 还要由农民及其他受众作为主要方面参与评价, 从而将农民的满意度纳入考察评价之中, 实现绩效评价的正向激励作用。要通过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价责任机制, 使绩效评价的结果能够真正激励地方政府提供符合农民切实需要的农村公共服务, 实现激励目标与地方政府行动目标的相容。这样客观上也能促进政府与农民和谐的“鱼水之情”的巩固和强化。
摘要:农村公共服务短缺是当前我国农民面临的基本民生问题。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不仅事关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而且有利于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进程。当前, 具有亚洲农村社会典型特征的日本和韩国在发展农村公共服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文章系统分析和总结了日韩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结合我国农村的现实国情, 提出了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农村公共服务,日韩经验,美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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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思考 篇11
关键词: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普遍问题
一、我国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
(一)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成果
截至2010年,我国共有84689个城市社区、59.9万个建制村(社区)。全国共建成综合性社区服务站30021个,街道社区服务中心3515个,村级组织活动场所53.9万个,便民利民服务网点69.3万个。还建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社区文化中心(室)等专项社区服务设施。
(二)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问题
1.农村社区规划不科学
很多农村地区盲目照搬城市社区服务的建设,不顾自身实际情况,如很多自拆自建型社区盲目盖楼,在没有经过科学分析与民主决策的情况下,更改农民土地的用途,导致初期建设风风火火,后期建设入不敷出。有的居委会开会不邀请村民参加,做决策不与村民通气,工作上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协调。
2.社区组织结构主体权责不清楚,管理职能交叉混淆
目前,我国城乡社区管理普遍存在“政社不分”的情况,各地社区均为党组织为核心的社区组织体系。现行的社区组织看似职责分工明确,农村社区党组织是“领导核心”,农村社区居委会是“管理者”,村民代表大会是“决策者”,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社区行政化趋势日益明显。
3.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
与城市社区相比,农村社区承担着辖区内人口管理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现在农村社区管理除小部分企业村组自治的社区外主要是由政府计划安排社区直接管理者实施的形式。
4.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配套建设滞后,服务功能不健全
与城市社区相比,农村社区的公益基础设施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农村社区间的服务也以邻里互助为主,自发主动的志愿服务不足。
5.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拮据
目前,很多基层社区服务部门仅靠民政部门争取上级补助和乡镇街道自筹没有财政投入,从而建设体量小,进展缓慢,档次较低。比如,一些服务设施靠租、借、占用办公条件较差,设施简陋。在很多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由于设施建设多,数靠服务设施简陋。
二、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的对策
(一)制定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发展规划
要把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列入区政府和街道工作目标管理序列。建立社区服务行业管理组织或者社区服务指导中心,针对各个农村社区的不同情况、实际需要与前景选择,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并有一套科学、合理的目标体系与统计指标体系。
(二)加强农村社区的民主政治建设
首先要完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法律体系。建立并完善一套可操作性强的规章制度,规范各方面公共服务的运作,争取在法制框架内理顺、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和方法。其次要注意优化村级领导班子。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居委会干部,实行“竞争上岗,局务公开”。
(三)推动农村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
在农村社区治理过程中,应按照“政府引导,民间主办,突出重点,分类指导”的总体思路,大力推动农村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再造农村微观组织与社区自我整合。专业化的社会组织管理,社区单位及志愿者参与,慈善事业支持。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增加了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关注和参与慈善事业的社会组织、企业及个人也在逐渐增多。
(四)加强配套设施的建设
要加强农村社区公共设施建设。我国在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自主决策基础上,资助建立和配套完善每个农村社区服务中心,使其公共设施相对完备、服务功能相对集中,基本具备开展社区公共活动的空间和集中开展公共服务的条件。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最后,要拓展城市公共服务并加强志愿者服务队伍的建设。
(五)建立多元化社区财政投入机制
按照城乡统筹发展方略,应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建立政府投入为主、民间资本参与、社会各方筹集相结合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和公共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要重点建立农村社区公共财产,节省治理成本;建立多元化的农村社区投入机制;强化财政资金的预算和监管。
(六)多渠道培育农村社区文化
在农村社区治理中,要大力倡导契约精神,树立独立主体的自治精神,参与社会事务的参与意识以及合作精神、宽容意识等,不断强化农村居民作为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自主精神,弱化农村居民对政府的过分依赖心理。
农村社区教育涉及扫盲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实用技术教育、管理教育等,其中以实用技术教育为重点。教育内容要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村民状况比如年龄、性别、文化素质、收入水平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教育方式上要尽可能多样化、活泼化,最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有条件的农村社区还可充分利用社区外的设施和人才。
三、结语
在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中,尤其需要发挥社区党组织在整合资源、协调利益关系中的作用。我国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争取在保护和发展原有乡村文化的风貌下,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整合资源,将政府、社区及社会组织的资源配置最优化,从而发挥最佳的服务效果,使人民群众最大程度地获益,努力把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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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 篇12
我国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的。因而, “现行”所指的时期即是自改革开放至今, 历经了诸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三大转机。
在我国, 对于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区分, 两者可以相互替换使用。目前, 我国学者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概念界定多侧重于公共经济学上的意义。笔者认为, 农村公共服务是指应由政府主导供给的, 事关农民基本生活、生产, 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的, 即可以是有形的物质形态也可以是无形的服务形态的公共产品。
运行机制则是“带规律性的模式”[1], 指的是“一定机体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制约关系及其功能”[2], 在社会科学领域, 运行机制大多是人为设计的, 即是在一定制度安排背景下, 按照人们的主观愿望来设置或建立起来的。
鉴于此, 我们可以将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简单定义为:在农村公共服务的相关制度安排背景下, 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各主体 (主要包括政府组织、私人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等) 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模式及其运作过程。因而, 对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剖析, 也可从“运行机制”这一概念内含的三个层次入手。不仅包括静态分析中农村公共服务的结构、功能, 还包括动态意义上对农村公共服务作用过程的透析。
一、参与主体的角色关系
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结构、功能与作用过程, 即是农村公共服务的参与主体进行决策、博弈、实施等活动的集中反映。因而, 了解农村现行公共服务的运行模式, 首先要分析农村公共服务中各参与主体的角色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 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 在中国改革浪潮和西方政府管理改革运动的双重影响下, 其参与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首先, 政府改变了人民公社时期“大包大揽”的行政管理体制, 并逐步减少政府垄断和干预, 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科教文卫等公共事业领域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推行了一套“由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和扩大融资渠道的公共服务和基础建设管理体制”[3]。中央政府通过权力下放和放松对地方政府的管制范围, 提高政府部门的管理效力;同时, 在农村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招投标的竞争机制, 扩大筹资方式等。这些制度安排改变了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原有的结构和功能, 并为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主体参与的多元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其中, 政府组织扮演着组织者和主导者的角色。无论是在农村公共服务的政策制定、供给机制、筹资方式还是监管机制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 非政府组织在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中的参与并非是对政府主导地位和角色的替代, 多主体的参与模式“不是把政府变为企业, 而是希望政府部门能像企业一样能够有效率, 是对市场和政府两种不同供给方式的扬弃”[4]。目前, 在我国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中, 非政府组织的主体主要是指私人组织及农村中介组织。与此同时, 我们也应该客观地认识到, 在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中, 私人组织与农村中介组织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主要涉及到农村公共服务的资金筹措 (如个人或企业的捐赠) 和公共服务的生产供给 (其中包括社会中介组织提供的公益性服务等) 两个方面。在农村公共服务的决策过程中, 缺乏发言权和主动性。至今, 仍是农村公共服务中的“参与者”而非可与政府组织分庭抗礼的“一元”。当然, “公共精神即包括平等也包括参与”[5], 私人组织及中介组织而今成为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参与主体, 也体现了政府在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上的转变和进步。
二、中国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功能和目标
首先, 满足农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 这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政府存在的基础是为公众服务, 政府只有通过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 才能证明自己存在价值与合法性[6]。可见, 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同时, 农村公共服务作为一种区域性的“公共产品”, 其特性也决定了政府在公共服务的供给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因而, 不管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考量还是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分析:政府, 在农村公共服务机制中, 是责无旁贷的主导者和组织者。
其次, 缓解城乡差距, 改变中国社会城乡二元格局, 保证“社会公平”。当前, 中国城乡间的不公平、不公正集中体现于社会公共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和改革成本、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分配上[7]。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带有城乡间巨大差异的利益分配和权力配置使二元格局更为分化, 造成截然不同的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就农村公共服务而言, 我国广大农民被长期排除在外。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改革正逐步深入, 改革初期确立的“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理念也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只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的做法如今已不符合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要求。中国农村现行公共服务机制应担起保证社会公平, 统筹城乡的重任。保证它的有效运转, 使农民享受到应得的权利和公平待遇, 不仅能够统筹城乡、缩小城乡差距, 也是促进社会公平的一剂良药。
再次, 发展农村经济,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短缺、结构失衡, 一定程度上来说, 是资金的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制度创新:不仅要求提高农村生产力, 发展现代农业, 繁荣农村经济, 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要求建设民主、法制、文明的农村,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还要求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 发展基层民主, 强化乡村治理, 推进农村政治文明进程。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要求来看, 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发展、完善是其基础和核心。因而促进中国农村现行公共服务机制的良性运作, 保障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长期来看, 这是夯实农村经济发展基础、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
三、中国农村现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是农村公共服务运作过程的浓缩与精华。因而, 要深入了解农村现行的公共服务运行机制, 在其供给机制中便可窥一斑。
就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而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现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已然不再是人民公社时期由政府一元供给的模式, 逐步形成多主体的供给模式。不仅有政府的主导, 农村地区一些社会中介组织 (如农村专业性的合作组织等) 及私人组织也参与其中。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乡政村治的改革, 带来治理结构的转型及农业产权结构的调整。由此降低了私人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门槛, 而人民公社时期的政府垄断供给已不适宜改革开放后新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私人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逐步参与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中, 并以其有限的参与为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筹资渠道仍延续人民公社时期制度内与制度外并举的方式。制度内筹资仍以公共财政为支撑, 而与人民公社时期不同, 这时制度外筹资的受众“由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经济组织转向农户和乡镇企业。”[8]之后, 随着中国转型期改革的深入, 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进, 终结了农业税的历史。这不仅表明了政府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 同时也为农村公共服务筹资方式由制度内外并举向“制度内”———以国家公共财政为依托、支撑———过渡提供了制度保证。而今,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资金来源, 除了政府的制度内转移支付和“一事一议”筹措的集资款外, 还有来自于私人组织和中介组织的筹资。
同时存在的问题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合理配置, 使得地方政府在肩负起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重任的同时, 却有又因其财力的困窘而力不从心;受原有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的制度惯性的影响, 在农村现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中, 私人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参与十分受限, 而农民的公共需求也因政府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而被忽视。这些因素制约了中国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发挥和良性运转。
结论
综上, 笔者认为, 中国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打破了人民公社时期政府垄断的一元供给, 逐步确立了以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为导向, 以满足农民公共需求、发展农村经济、统筹城乡保证社会公平为目标, 政府主导、私人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参与其中的新模式。中国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形成具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由人民公社时期的政府垄断模式向现行机制的交替, 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转型期的制度变迁进程中汲取动力的。
就其历史逻辑而言, 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与现行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相契合, 是现行制度框架下的合意选择。然而, 历史是发展的, 现行机制也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进程中, 因相关制度安排的缺失和原有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影响, 致使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发挥受到限制。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乡镇政府职责缺失、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忽视农民公共需求等问题逐渐凸显。
矛盾带来了冲突, 而冲突的存在恰恰给我们创造了进步的可能。因而, 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所引致的问题和矛盾同样预示着, 在未来仍有其帕累托改进的空间。正如诺思所言, 创造一个有效的实施以及一个行为的道德约束系统的过程是漫长而缓慢的, 只要是演化, 就需要时间来慢慢发展[9]。同样的, 中国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有效运转, 也需要时间的打磨和淬炼。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打破了人民公社时期政府垄断的模式, 逐步完成了向政府主导、私人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参与其中的新机制的转型。通过对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主体角色关系、自身功能及其运行过程的分析, 将为我们勾勒出渐为清晰的画面, 进而深入剖析农村现行公共服务运行机制及其现实有效性。
关键词:中国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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