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运行

TPP运行（共7篇）

TPP运行 篇1

摘要：TPP运行给亚太地区带来重大影响,本文通过GTAP模型模拟TPP运行后建立中日韩FTA对我国宏观经济和产业部门产生的经济影响。得出以下结论:TPP运行后,我国宏观经济和不同产业部门受到了负面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指标和产业部门指标出现全面负增长现象,但机电产品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受TPP影响较小。建立中日韩FTA可以使大多数宏观经济和产业部门指标得到改善,增速由负转为正,并且促进优势产业以更快的增速增长。因此,我国应当积极主动推进中日韩FTA的建立,加快企业自主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全面升级,同时,推进FTAAP和RCEP等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谈判和“一带一路”建设。

关键词：中日韩FTA,TPP运行,GTAP模型

近年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逐步增强。2016年2月,以美国、日本为首的12个亚太地区国家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一自由贸易协定的运行给亚太地区带来了重大影响。中国、日本和韩国,一衣带水,都处于东北亚的经济圈,无论从经济和贸易发展,还是地理位置、距离因素以及文化来看,三国的贸易合作都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的必然选择。但是,受国际政治关系、历史以及相关敏感行业等因素的影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迟迟不能达成协定,这种在贸易互惠政策上的缺失,限制了区域贸易发展的潜力。本文将通过建立GTAP模型,模拟在TPP运行的前提下,中日韩FTA建立前后对三国经济的影响,并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

一、文献综述

自中日韩FTA开始谈判进程以来,不少学者对中日韩FTA建设可能产生的影响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目前的研究中一部分侧重于定性研究,如沈铭辉(2011)认为目前三国谈判存在诸多障碍,应当在中韩双边贸易的基础上,推动日本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加入到自贸区谈判中。徐长文(2013)则认为日韩两国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竞争优势明显,而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竞争优势,通过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可以有效推动亚洲地区经济的发展。徐春祥(2014)提出中日韩FTA这种“异质”结构,将有助于推动亚洲贸易一体化进程,同时可能会改变东盟在亚洲经济一体化中的主导地位。

另一部分研究通过选择不同的经济指标,建立回归模型,对自贸区建立进行定量分析。敖丽红、赵儒煜(2013)选择经济规模、人口规模、运输距离、贸易政策作为影响三国贸易发展水平的解释变量,得出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结将促进区域内贸易的增长。袁晓莉(2013)则利用TC和指数模型对中日韩三国主要产业的竞争性指数和互补性进行测算。匡增杰(2015)采用GTAP模型模拟中日韩FTA框架下三国经济效应的变动。研究结果显示,它将扩大区域内贸易规模,改变三国贸易条件,全面促进三国贸易结构以及生产结构调整,推动三国经济增长,提高消费者福利,实现三国互利共赢。

目前学术界对中日韩FTA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侧重于对事后研究,并且孤立地对中日韩FTA的影响进行分析。目前,美国政府全力推行TPP,这一协定将对亚太地区国家的宏观经济和对外贸易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本文将把中日韩FTA放在TPP的大背景下,在此基础上,研究中日韩FTA将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和重要性。

二、实证模型与参数设定

(一)GTAP模型

本文使用GTAP(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即GTAP)数据库第八版数据,模拟TPP运行后,建立中日韩FTA对中日韩三国宏观经济以及不同产业产出和贸易的影响。该数据库包括全球129个国家和57个产业部门的数据,本文将其分为中国、日本、韩国、美国等9个地区和农林牧渔、纺织品、机电产品、交通运输、服务业等9个产业部门。

(二)参数设定

本模型模拟时选择关税作为冲击变量,将非关税壁垒作为外生变量,不考虑非关税壁垒削减产生的影响。本文将TPP成员国之间关税设置为零,成员国对缔约国以外国家的关税以及其他参数保持不变,考虑中日韩FTA建立以后,三国之间降低贸易壁垒,区分中日韩FTA成立前后两种模国带来的不利影响。在进出口方面,中日韩FTA的建立将极大地促进中日韩三国的进出口额,并且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出口的作用。中日韩FTA的建立,消除了三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并且有助于各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达到促进区域内自由贸易的作用。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自贸区的成立使得非成员国的贸易条件恶化,说明自贸区的成立,贸易转移效应会使非成员国在进出口中遭受一定的损失。拟情境,在自贸区成立后,中日韩三国之间关税设置为零。

数据来源:根据GTAP模型模拟结果整理。

在宏观经济指标上,本文选取GDP、贸易出口额、贸易进口额、贸易条件的百分比变动,以及贸易平衡与社会福利的数值变化作为衡量指标。其中贸易条件指一个国家出口相对于进口的盈利能力和贸易利益的指标,反映出该国的对外贸易状况。贸易平衡指一国出口额与进口额的差额,这一绝对量反映一国贸易处于顺差还是逆差状态。社会福利采用希克斯替代效应(EV)衡量。在产业部门指标上,本文选择9个产业部门的产出、出口、进口和贸易平衡指标,具体分析不同国家、不同产业部门变动情况。

三、模拟结果和分析

(一)宏观经济模拟结果与分析

在TPP运行的背景下,中日韩FTA使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得到明显改善。中国GDP指标得到改善,进出口和社会福利都转负为正。在中日韩FTA成立后,中日韩三国社会福利增加,其中以日本增加幅度最大。中国GDP下降0.15%,日本和韩国GDP分别增加了2.98%和1.13%,日本是TPP成员国,对日本来说,加入中日韩FTA的谈判,可以给其带来更大的自贸区红利。对于中国和韩国而言,由于没有加入TPP,给两国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但是如果成立中日韩FTA,将会给两国宏观经济带来改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部分由于TPP成立给两

(二)产业部门模拟结果与分析

中日韩FTA成立前中国农林牧渔业、加工食品、纺织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部门的产值均为负,自贸区成立后,这种情况有很大好转。中日韩FTA的成立使得中国农林牧渔业、加工食品、纺织业、机电产品以及服务业的产出分别增加了0.97%、0.6%、0.96%、0.87%、0.2%,而矿产资源、木材加工和工业产品制造的产出有小幅度的下降,同时,机电产品的各指标一直保持增长趋势,在自贸区成立后,增长翻倍。日本的大多数产业产出呈现下降趋势,韩国与中国相似,加工食品、纺织业等产业部门的产出增加,而交通运输、矿产资源的产出降低。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TPP运行对我国宏观经济和不同产业部门产生了负面影响,宏观经济指标和产业部门数据出现全面负增长现象。第二,机电产品等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受TPP影响较小,在TPP运行后,相关产业依然保持正增长态势。第三,建立中日韩FTA可以促进优势产业以更快的增速增长。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积极推动中日韩FTA的建立。在目前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日韩三国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中国应当以此为契机,积极推动中日韩FTA的建立。第二,深化已有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积极促进新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推进FTAAP和RCEP等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谈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中国必须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去。第三,推进“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建设,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与能源合作将促进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在亚太地区区域合作复杂的背景下,中国积极开辟并投入新的自由贸易区,将给我国对外开放带来新的动力。第四,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国际自由贸易的竞争,说到底是一国科技水平的竞争,只有建立相关制度,鼓励推动企业自主创新,才能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争取到更大的福利。

数据来源:根据GTAP模型模拟结果整理。

中国应如何应对TPP 篇2

经过数年的艰苦谈判, 由美国主导的、12个国家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在日前取得了突破。12个成员国在部长级层面基本达成一致, 同意进行自由贸易, 并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统一规范。虽然协议还仍需各国议会或立法机构审核通过, 但由于被排除在新建的“朋友圈”之外, 中国部分媒体和民众“狼来了”的呼声已此起彼伏。TPP的签订被视作美国封锁孤立中国的手段, 甚至出现TPP是压垮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言论。

与其杞人忧天, 不如看看美国是如何打入这个最初仅有四国发起的组织, 或许其中的经验能给我们一些重要启示。无论TPP最终如何落地, 中国与之的交集如何展开, 作为一个新型负责任大国, 都应阵脚不乱地具有紧迫感、借机重新审视周边、反省和弥补自身短板, 进一步在国际市场和舞台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他山之石

TPP原先是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四国于2005年7月签订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PSEP) 演变而来。由于该协议的初始成员国为四个, 又称为“P4协议”。 最初的“P4协议”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经贸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小, 但随着美国之后的加入而逐步引起全球关注。

亚太地区对美国来说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 奥巴马政府提出“ 重返亚洲”的论调, 也进一步推动和加快了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举动。过去十年间,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多数方案都不包括美国, 如“10+3”、“10+6” 等, 美国也没有参与由中国主导发起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AIIB。美国参与TPP的意图和动因的核心无疑在于要参与到亚太日益繁盛的经济发展蓝图中去, 积极获取话语权的同时, 通过与各国间的贸易协定, 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为何能够成功插足“P4协议”?离不开美国企业和资本在四个国家数十年的基层耕耘。在太平洋西岸, 美国是智利最大的外国投资者, 在1974年至2012年近30年间, 美国占据智利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的24%;同样, 在东岸, 美国也是新加坡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国, 在2012年超过1386亿美金, 同时有超过3600家美国公司在新加坡各行业运营。

在国家层面, 美国与各国建立了紧密的“你中有我, 我有中你”的经贸关系;在民间经贸层面, 美国大、中、小型企业与当地私营企业合作互补, 并通过积极本土化的方式, 获得本土企业的信赖, 赢得民众的好感, 进而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此外, 通过国家外交层面的高空对话, 美国成功获得四国的允可, 参与谈判, 并逐步获得话语权和主导权。美国布什政府在2008年9月宣布完全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并将其改为《跨太平伙伴协定》 (TPP) , 美国利用“P4”借壳上市的方式, 成功对协定结构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随后邀请澳大利亚、秘鲁和越南等国加入谈判, 最终主导形成这个由12个国家组成的经济圈。

通过数十年民间商务往来、国家经贸层面和外交高空对话三管齐下的经营, 美国得以进入并主导TPP。

如何攻玉

中国虽然被暂时排除在新建立的“朋友圈” 之外, 但并不代表这会影响中国与各协议国的双向贸易关系。但需要关注的是, 中国与各国在高空外交层面对话频繁, 但民间商务往来和当地群众关系是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过程中的严重短板。中国可运用加强“基层经济学”和“布衣外交” 的全新战略思维, 通过PPP 2.0为代表的务实的公私合作经贸战术, 借用美国进入并主导TPP的经验, 先用企业和资本深耕基层, 自下而上, 在跟当地民众建立互信友好的基础上, 改善经贸大局。

本文所指基层经济学 (grassroots economics) 意指通过市场经济和企业行为, 在地市、社区、公司和项目层面, 同做贸易和有投资的国家基层深入微观合作, 形成业务命运共同体, 创造当地就业, 为所在国老百姓带来中国红利。 与宏观经济学中运用国家层面的经济手段, 例如货币政策不同, 基层经济学则侧重于研究与讨论基层私营企业间的合作与互动, 通过夯实基础来影响上层建筑。以美国进入TPP为例, 美国恰是通过前期在对方国家基层间的耕耘, 产生好感建立互信, 才一步步影响到对方国家的整体经济战略。

美国TPP的思路也可以运用到中国与邻国越南外交战略上。在宏观经济层面, 中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 占其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一, 是越南最大的进口国, 同时也是越南出口的第四大国。中国企业在越南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力帆、隆鑫等中国摩托车品牌曾一度占越南市场80% 份额;中国建筑在越南工程承包市场也拥有足够品牌效应。在新型基层经济学的引领下, 绕开两国间某些争议话题, 在已有的经贸基础上, 更加深入基层, 加强与越南中小微企业合作交往, 同时积极参与社区建设, 与普通民众对话, 并为其造实际利益, 去改变基础人民的看法, 增加好感, 用民众的呼声去改善政府的政策。

以美国福特汽车为例, 福特是美国首家在两国宣布关系正常化后对越南投资的汽车公司。 福特在越南汽车市场深耕多年, 近年来不断加大当地投资, 已经成为越南汽车领域的最大投资商。 不断创造当地就业的同时, 还大力培养本土技术和管理人才, 赢得了越南民众的好感, 同时也促进了汽车销量。自2014年以来, 福特公司汽车销量为1.23万辆, 同比增长72%;2015年上半年, 福特越南经营效果良好, 该公司汽车销量8952辆, 同比增长70%。这是该公司连续两年保持创纪录增长。

“布衣外交” (bottom-up diplomacy) , 指由下至上、社会多层级影响国家决策的体系, 是适应于美国和一些重要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所提出的互动策略。同政府高层间高空论剑式的外交策略不同, “布衣外交”更加注重基层民众的作用, 可以让所在国的基层拥抱中国红利的声音通过所在国的传播体系传递到所在国政商精英层, 是国际经贸中最重要、最有效、 做多赢、最持续的方法论。

以美国为例, 美国的选举文化造就了美国由下至上的民主体系, 因此, 若单以高空论剑在美国则“地气”不足。即便高层之间谈得一派祥和, 但若政策不能落地, 不能给普通民众带来实质的利益, 自然也就不能得到选民的支持。尤其在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由下至上的体系里, 如果缺少了基层的理解和支持, 华府的决策相对就会更趋保守与慎重。若想要更从根本上真正改变两国在政治和经贸等各层面的关系, 要借道美国从下至上的思路, 深入基层, 从社区入手, 从选民入题, 以包括创造就业机会等实质利益, 让老百姓亲身体会到好处, 反映到他们的议员、市长和州长, 按美国的体系自下而上传递信息和能量, 影响联邦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决议。

在与美国互动策略上, 邻国日韩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上世纪80年代, 在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外资盈余的基础上, 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急速增长。大量日本企业和资本迅速涌入美国的各个领域。以三菱公司购得美国国家象征洛克菲勒中心为代表, 到80年代末, 全美国10% 的不动产已成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但日本在美国疯狂的大肆收购, 尤其对大量国家标志性建筑的收购, 并没有对美国普通民众生活带来实质影响的同时, 还形成了高调的购买美国的印象。加上东方文化的背景, 造成美国政商学各界谈日色变, 对来自日本的投资防备有加。美国政府出台了多项经济打击措施, 不但遏止了日本在美投资, 还严重打击了原本蓬勃向上的日本经济。

反观我们另外一个邻居韩国在美国的表现, 资本策略的不同, 所带来的结果也大相径庭。

韩国的三星、现代起亚在美国市场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与日本的大张旗鼓相反, 韩国企业采取的是更加朴实的, 贴近基层、深入人心的公司战略。在公司媒介宣传上, 以三星为例, 三星手机的广告完全符合美国文化, 赢得群众共鸣。 在销售策略上, 现代汽车在美国采取了前无古人的“十年或十万公里”的保修服务, 这项服务在推广之初遭受很多同业者的质疑和非议。但也正是这项服务的推广在美国深得人心, 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赢得了民众口碑, 进而赢得市场。虽然韩国企业在美国获得了巨大市场份额和收益, 但在美国政商学各界从未出现过韩国威胁论, 美国政府也从未出台过严厉打击韩国企业的政策。

从日韩的案例可以看出, 民众和媒体的不同呼声对于政府政策的迥然走向。虽然韩国企业在美国同样获得了巨大市场份额和收益, 但在美国政商学各界从未出现过“韩国威胁论”, 正因为其采取的贴近民众的产品研发路线和销售推广策略, 同时积极适应美国当地文化, 韩国企业一直能够“闷声发大财”。

基础设施建设关系民生, 直接影响民众的生活水平。通过私营企业和资本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 是与被投资国当地企业开展合作, 并与基层民众建立感情的最好方式, 这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大势所趋。对中国而言, 以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 在TPP成员国积极开展基层经济和“布衣外交”, 鼓励私营企业和资本进入以美国和新加坡为代表的在基础建设需求强劲的TPP成员国家, 对巩固双边关系、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全球化、 促进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配置与保值增值, 均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要注意避免在某些非洲国家犯过的错误, 防止引起当地民众和政府的反弹情绪。

提到基础建设美国首当其中。据荣鼎咨询为由美国史带基金会赞助的美国全国总商会所做的研究显示, 保守预测美国2013年至2030年在能源、运输和与水有关的基础设施领域总计需要投资8.2万亿美元, 每年平均为4550亿美元。三个领域的占比分别为:能源57%、运输36%、水7%。此外, 包括城市停车场, 校园, 社区中心, 老人院, 收费公园在内的, 更适合私营企业和资本参与的社会基础建设项目投资需求也非常大。

另外, 在亚太地区, TPP成员国之一的新加坡被评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基础投资投资地点, 尤其是在创新基础建设方面独树一帜。新加坡政府打算把新加坡建立成“智慧国”, 为此, 政府有意开发全新的基础建设, 其中一个建设是在全岛各处安装感应器, 方便收集各类资料, 做出更好的决策:例如在供水和废水网络及排水系统等设施用上各类感应器;在全岛各地公共场所装置摄像系统, 预防罪案和恐怖袭击等。这些设施并不包括在传统的以公共交通设施为主的基础设施范围内, 但却更加适合私营企业和资本的参与。

PPP模式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公私合作) 的字母缩写, 是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 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 以特许权协议未基础, 彼此之间形成的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 并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以确保合作的顺利完成, 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

PPP的优势在于 (1) 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2) 转换政府职能, 减轻财政负担; (3) 促成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4) 公私之间取长补短; (5) 各方联盟协调利益; (6) 风险分配合理; (7) 应用范围广泛, 是一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较好模式。

PPP模式最早诞生于1992年的英国, 在TPP协议国间也有着广泛发展。美国的PPP模式在立法和思路上无疑在世界上领先, 但在项目运行过程中, 架构与实操层面仍旧有着严重的问题。问题主要表现在: 建设和回报时间过长;项目盈利能力过低;项目审批过程非常官僚;项目沾染政治化色彩扽等方面。

鉴于以上PPP模式存在弊端和操作难点, 目前美国正在进行从PPP 1.0到PPP 2.0的优化升级。PPP 2.0, 颠覆了原本PPP 1.0下的公私主次定位, 让市场说话。即从Public- Private-Partnership变为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 是由被投资地社会资本领军, 政府参与的新模式。PPP 2.0仍然是公私合作, 但加强市场规律, 减低政治因素。在新的平台上, 让民资“血融于水”, 使社会资本起到核心的引导作用, 通过相关国政府资源的参与, 在市场经济模式的运作下, 在更宽广的基建项目范围内, 在可控的投资周期基础上, 实现更高的项目回报。PPP 2.0具备的优点:投资周期短, 项目回报高;项目范围更广阔;完全遵循市场经济运作方式;更加欢迎外国资本和企业参与。PPP 2.0以增进当地就业和改善民生为首要指标, 大幅提高当地民众和中小企业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度, 由衷接受, 真心欢迎。

企业是中国最好的名片, 基建是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融入美国及其他TPP协议国重要的一张牌。以美国为例, 虽然目前已有数家中国公司和商业银行试水美国市场, 但均未在基建领域交出令人满意的成绩单。因而, 在PPP 2.0的新思路下, 中国企业和资本参与境外基建投资需要更讲求务实与策略。

中国基建企业在落地美国、新加坡或其他TPP协议国的过程中, 要积极寻找并努力加强与当地企业的合作。不妨寻找到一家在当地发展成熟, 并且有良好口碑的小公司合作, 加入到当地的生态平台中去。实现“先民间, 后政府”的战略规划。同时, 要加强劳工本地化、 技术本地化、人才本地化、工会沟通本地化、 设备本地化, 通过与本地资源紧密合作的方式来赢得民众的好感, 同时获取当地政府的支持。 以美国内华达州为例, 大多数人只知道拉斯维加斯赌城闻名世界, 却不知道当地的水利行业发展迅猛, 有很多掌握先进水利技术的公司和研究机构, 如果中国企业和资本能够与当地中小企业和机构紧密合作, 不但能更好地参与水利方面的基建投资, 还能助力当地经济发展创造就业。

投资境外基础设施不应局限在大城市, 也要密切关注二三线城市的市场;同时基础设施的范围也应该全面扩展, 跳出传统公共交通设施的局限, 在加强对包括公园和社区活动中心在内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 同时要加强跨行业的, 比如在环保、空气改善、废物治理、水资源领域的发展, 尤其这些领域的项目实际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息息相关。如果能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 或者在同样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的TPP参与国, 例如越南、智利参与此类项目, 则企业不仅在获得项目回报的同时, 还能把相关经验带回中国去。以空气治理为例, 美国印第安纳州对煤炭高度依赖, 超过80%的电力来自燃煤发电。因此州政府在温室气体减排及空气治理方面十分关注, 这样激发了很多中小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发展。如果中国资本能够参与到与空气治理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去, 与当地中小企业或研究机构紧密合作, 在获得潜在投资盈利的同时, 还能把相关技术和经验带回中国, 解决中国目前在空气治理方面的问题。

在中国做基建项目和在以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为代表的TPP国家做基建项目要有本质的区别, 必须适时适地调整思路。以美国为例, 同中国目前从上至下的国情体制不同, 美国从小至上的体系要求那些想要进入美国基建领域的中国公司要适应并运用从下至上的思路, 从项目当地着手, 加强与当地民众的沟通, 以为民众创造就业改善生活为前提, 赢得好感和支持, 从基层影响决策层, 更好的保障项目的顺利运行。同时, 从下至上的另外一个好处是不管政府如何更迭, 只要能够为对当地社区和当地群众谋福利的项目就一定能够经久不衰, 基业长青。

TPP协议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篇3

一、TPP的发展历程与主要谈判议题

(一)TPP的主要发展历程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SEP),是一项旨在进一步促进亚太地区经济自由化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2002年,在墨西哥举办的APEC领导人峰会上,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就相关的自由贸易协定举行会谈。随后,文莱于2005年4月正式加入到这一谈判中,并初步签订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这一协议的主要目标是在2006年1月前逐步消除成员国之间90%的关税,并于2015年最终实现所有商品零关税。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开始重新审视其亚太地区的经济战略,于2009年11月正式加入TPSEP协议,并在原有协议的基础上,全方位推行自己的贸易议题,如金融服务和投资等。自此,TPSEP正式更名为TPP,并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2013年7月,日本宣布正式加入TPP谈判,成为继新加坡、新西兰、智利、文莱、美国、澳大利亚、秘鲁、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加拿大之后的第12个成员国。2015年10月5日,这12个国家成功结束“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达成TPP贸易协定,并于2016年2月4日,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正式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如表1所示,这12个TPP成员国之间的差别非常显著。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无论是人口数量、经济总量,还是进、出口货物贸易规模都要远超另外11个国家。2015年,美国的GDP总量约是邻国加拿大的11.42倍,墨西哥的15.47倍,人口总量则分别为加拿大和墨西哥的8.98倍和2.65倍。不仅如此,各成员国在地理位置和经济制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别,既有来自亚洲、大洋洲的国家,也有来自美洲的国家;既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社会主义国家。[1]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已经与TPP成员国中的六国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而TPP协议的签订将会为美国带来更为广泛的贸易和投资机会。

(二)TPP协议的主要谈判议题

目前国内外研究对于协定章节的分类并无统一分类标准,本文为了理清TPP协议文本的主要脉络,参照东艳[2]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文本解读》[3]的分类方法,将TPP协议的30章内容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传统议题的深化,具体包括货物贸易及相关议题(第2-8章)、投资(第9章)、服务贸易(第10-14章)三大部分;第二类是深度一体化议题(第15、16、18-20章);第三类是横向新议题(第17、21-26章);第四类是其他制度性议题(第1、27-30章)。传统议题和其他制度性议题属于自由贸易协定的基本内容。从已经发行的TPP文本中可以看出,TPP协议不仅对传统的议题进行了深化,而且还将一些对经济发展作用重大的议题单独设立了章节,如对纺织服装实施零关税,在电信、金融、电子商务等服务领域实现全面市场准入。除此之外,TPP协议还对深度一体化议题中的劳工标准、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达成了更高层次的一致。横向新议题一直是TPP谈判中的难点,而且这些议题的达成已经突破了一般贸易规则的范畴,开始向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等民族国家的国内法律法规转移。这7个横向新议题集中体现了TPP协定的“高标准、高质量、高层次、面向21世纪”的特点,但是随着国内规则向区域规则甚至是全球规则的延展,可能会导致部分成员国失去国家经济管理的独立性。

总的来说,TPP协议文本体现了两大基本特点:一是推广美国国际经贸规则的基本理念,TPP文本中的很多内容都是以美国版自由贸易协定为模板,在国际层面上延续了美国的法律法规,体现了美国企图通过TPP协议扩大本国贸易规则影响力及“重返亚太”的战略意图;二是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进一步发展。目前,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传统的产品生产不再局限于一国范围之内,而是分布于世界各国(地区)以充分发挥当地的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因此,贸易自由化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得以顺利进行的制度保证,同时,随着关税、投资门槛等的降低,全球价值链上的跨境交易成本得以进一步降低。

资料来源:由IMF数据库、UN Comtrade数据库整理而得。注:表中的人口及GDP均为2015年数据;总进出口额指的是货物的总进出口,由于部分国家数据的缺失,表中贸易额采用的是2014年的数据。

二、TPP协议与美国的战略意图

最初并不起眼的TPP协议能够进入美国的视野并不是偶然,而是美国面对蒸蒸日上的亚洲一体化进程做出的策略反应。对于美国来说,加入并主导TPP协议有着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的战略意图。

(一)经济层面:主导亚太

1. 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机会

亚太地区一直是美国对外贸易的重点区域,自21世纪以来,美国与APEC国家(地区)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约占美国每年进出口总额的60%,与TPP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比重虽有所下降,但是基本每年都保持在40%左右(见图1)。亚太市场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地,在全球经济普遍陷入低迷的情况下,东亚地区仍然呈现积极的经济活力,因此美国迫切地需要亚太市场来帮助自己走出经济困境。[4]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也在波动上升。为了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和减轻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美国迫切希望成立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自由贸易协定。此外,TPP协议还将之前基本没有出现过的中小企业等横向新议题纳入谈判范畴。这些新议题的推广将会为美国中小企业创造更为广阔的贸易和投资机会,提高美国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积极性,从而增强美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注:由于台湾数据的缺失,故APEC国家(地区)中没有包括台湾;此处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指的是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2. 构建国际贸易新规则

虽然有的学者通过实证检验认为TPP协议并不能给美国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但是对于美国来说,牢牢掌握21世纪国际贸易新规则的主导权才是其最看中的。[5]美国希望凭借TPP协议将其所标榜的“高标准”推广至亚太乃至整个世界,并且要求未来所有要参加这一协定的国家都必须严格遵守此项协议。正如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柯克所说,TPP条款将成为今后美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范本”。[6]如果美国的经贸规则能够顺利推广,那么美国将会牢牢掌握制定国际贸易新规则的主导权。

(二)政治层面:重返亚太

在亚州地区,东盟(ASEAN)是比较成熟的经济一体化组织,除此之外,以东盟为轴心,形成了“东盟+中国”、“东盟+韩国”、“东盟+日本”、“东盟+印度”、“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正在谈判的“东盟+中日韩”,即5个“10+1”和1个“10+3”。上述大部分合作机制已经发挥了应有作用,但是由于中日韩三个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10+3”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在由东盟主导的亚洲一体化进程中,美国是被排除在外的。事实上,美国之前一直在强调全球多边贸易主义,对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关注并不多,直至1989年参加APEC,才开始逐渐重视区域一体化。美国并不希望另一个欧盟的出现,更不希望自己被排除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之外,因此美国选中了当时并不起眼的TPP协议,将其作为介入亚太地区的主要途径。当前,成立亚太自贸区(FTAAP)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以TPP为主的“跨太平洋轨道”;二是以“东盟+3”为主导的“亚洲路径”(见图2)。[7]尽管韩国还没有加入TPP协议,TPP13尚未形成,但是相较于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3”的停滞不前,TPP协议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美国路径”的亚太自贸区建设已初具雏形。至此,美国“重返亚太”的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

资料来源:Perti(2012)。

三、TPP协议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TPP协议是美国“重返亚太”,避免被排除在亚洲一体化进程之外的战略选择,其试图通过签订高标准的贸易投资协议来增强主导国际经济规则的能力,同时抑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从中短期来看,中国加入TPP谈判的可能性不大,因此面对TPP协议的冲击,中国将不得不面临挑战。

(一)贸易、投资转移效应

从TPP文本中不难发现,大部分TPP成员国的零关税比重将达到80%以上,再加上贸易便利化、服务贸易自由化以及原产地规则等条款,这将会对非成员国的出口、投资产生一定的转移效应。一方面,中国对TPP成员国中的美国、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的贸易依存度仍然比较高(见表2),贸易转移效应的影响将会使得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彭支伟和张伯伟利用一般均衡模型(CGE)分析的结果表明,在TPP12的前提下,中国的GDP将下降0.14%,福利水平将下降40.58亿美元,进出口将分别下降0.32%和0.53%,进而将导致贸易条件恶化。[8]虽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已经与TPP成员国中的5国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再加上最终完全落实TPP协议的所有条款尚需时日,贸易和投资的转移效应在短期内可能并不明显,但是从长期来看,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选择加入TPP协议,再加上中国经济本身对国际贸易和外资的较高依赖性,那么贸易和投资转移的潜在负面影响将难以避免。另一方面,随着TPP投资条款的逐步落实,其成员国境内的投资环境将会得到进一步改善,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生产成本却在逐年增加,这无疑会加剧中国境内部分外资的流出,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步向成本更低的越南、文莱、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转移。特别地,由于经济体制的差别,国有经济仍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而TPP协议却史无前例地将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作为单独议题纳入谈判范畴。从表面上看,这一条款针对的仅是其成员国的国有企业,但是实际上无论中国加入与否,这一有意或者无意的举动都会对中国国有企业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巨大挑战。

(二)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设产生影响

2002年,在第六次东盟—中国首脑会议上,双方共同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自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设正式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对外成立的第一个自贸区,自正式成立以来,双方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由于该自由贸易区的一体化程度相对较低,在面对TPP协议的“高标准”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同时,对于TPP协议,东盟诸国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分化。东盟十国中的四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新加坡已经成为TPP成员国(其中文莱和新加坡还属于创始国),其余六国中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由于TPP谈判中的“高标准”而显得摇摆不定,但并不排除未来加入的可能性,剩下的三国则基本属于旁观国。由于现阶段中国加入TPP协议的可能性较低,但是一旦东盟七国都加入TPP协议,将会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一方面,由于东盟中的TPP成员国(包括潜在加入国)都希望可以通过该协议拉近与美国的经济联系,并借助“100%撤销关税”全面进入美国市场,同时扩大本国国内市场和推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这些东盟国家也想借此减轻对中国的依赖,以巩固自身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地位,同时弱化中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9]这样一来,使得原本就比较松散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更加困难重重。

数据来源:根据IMF数据库、UN Comtrade数据库整理计算而得。

(三)丧失下一代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权

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分工模式,但是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却并不完全符合这种新型分工模式的要求。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格局不断深入调整,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并且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地位逐步增强。因此,这些国家或地区开始不再满足于原有的国际贸易治理结构,希望通过改革旧的国际贸易治理规则以进一步扩大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然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国际贸易治理结构改革中强调领导权问题,主张建立更加“公平、公正、自由”的国际贸易治理规则,而新兴经济体出于自身经济条件,更加强调合作与发展,主张建立符合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贸易治理规则。因此,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试图通过TPP、TISA(诸(多)边服务业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等高标准的贸易投资协议,来主导当前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构建,力求维护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TPP协议的签署正是为了引领21世纪贸易投资标准,它不仅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了传统议题,也确定了新的横向议题和标准。因此,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缺席这些协议谈判的同时,也丧失了对下一代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权。

四、中国的应对之策

面对TPP协议可能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影响,中国一方面不能自怨自艾,另一方面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去积极应对。具体地,现阶段中国可以从对外和对内两个层面来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一)对外政策:全面参与双(多)边自由贸易区建设

双(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有利于中国对外经济交往,提高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进而增强话语权和主导权。目前,中国已经签署了14个自由贸易协议等约束性合作机制(其中包括新西兰、新加坡、秘鲁、智利和澳大利亚5个TPP成员国),还有12个正在谈判或者研究的自贸区项目(见表3)。但是,中国已经签署的或者正在谈判及研究中的自由贸易区建设项目的合作对象大多是一些经济规模较小的发达经济体或者是经济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且以周边国家为主,甚至更多地是出于一种外交策略的需要。虽然这些自贸区建设项目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与签约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但是实际的经济效益却仍然十分有限。与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等相对比较成熟的自由贸易区相比较,亚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运用程度偏低,且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自由贸易区。这说明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仍然相对缓慢,还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中国必须立足于周边地区,并对原有的自由贸易区战略进行适当调整,同时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体系,维护和发扬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大国地位。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把握:

第一,继续深化与东盟的FTA合作。中国与东盟国家裙带相依,有着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和深厚的合作基础。目前,双方在进出口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深度与广度都在不断加强,但是面对持续低迷的国际经济形势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格局,双方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亟待加强。首先,扩展双方的合作领域。除了传统的贸易和投资领域,双方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旅游、环境等领域的深层次合作。其次,提高双方自由贸易协议的运用程度。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各项协议正在不断地补充和完善中,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优惠条款,切实提高双方企业和人民的经济利益才是重中之重。最后,优化双方的产业结构。中国与东盟大多数国家的产业结构较为相似,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存在着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不仅如此,双方在部分产品的出口上还有着非常强的可替代性。因此,为了避免恶性竞争,造成双方利益受损,双方应该将自贸区建设与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资料来源: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http://fta.mofcom.gov.cn/)。

第二,加快进行中日韩FTA谈判。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相类似,中日韩自贸区也属于“异质”结构,即由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的FTA,因此中日韩三国之间有着非常强的经济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根据中日韩联合研究报告的预测,中日韩自贸区成立之后,将会使中国、日本、韩国的GDP分别提高1.1%~2.9%、0.1%~0.5%和2.5%~3.1%。因此,通过进一步消除贸易壁垒,加强各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有助于推动三国的经济增长。不难发现,在亚洲一体化进程当中,东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10+3”、“10+5”还是“RCEP”,都呈现出“小国”主导“大国”的区域合作模式,但是这种合作模式却并不持久。因此,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将不仅有助于促进亚洲一体化进程,而且可以充分发挥中日韩的“大国”作用,同时还可以提高中日韩在东亚地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第三,重新启动WTO多哈回合谈判。由于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双(多)边自由贸易区得以蓬勃发展。虽然这类自贸区会给各成员国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利益,但由此产生的“意大利面碗”效应也愈发突出,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因此,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多边自由贸易区是符合所有国家共同利益的,在世界范围内消除贸易壁垒,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贸易自由化。当前,多哈回合的矛盾主要集中在非农产品市场准入、农产品市场准入和农业国内支持这三个问题上,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内部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参与其中,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的早日重启。

(二)国内政策:加快实现国内经济体制改革

TPP协议对中国造成的不利影响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性以及内部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一方面,如果越来越多的亚太地区国家加入TPP谈判,那么随之产生的贸易投资转移效应将会使中国蒙受巨大的利益损失;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加入TPP谈判,TPP协议中的高标准将会导致农业、服务业等领域遭受强烈的外部冲击。因此,中国需要坚定不移地加快国内经济改革,扩大市场开放度,并以积极的姿态去参与更高层次的一体化进程。

第一,加快改革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低廉的资源、环境和劳动力等成本优势,取得了巨大的开放红利。但是近年来,随着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国外竞争的加剧,过去那种粗放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相较于对外开放,国内改革的步伐则相对较慢,改革带来的红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工作中心都应该放在加快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上。现阶段,中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可以借助新科技革命及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的“东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并努力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以达到淘汰落后产能与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此外,中国还需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在实现公路、铁路、港口和机场等在内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同时,逐步完善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与资本市场,努力为国内外企业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还需要适时处理好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问题,防止其成为未来中国参与更高层次区域一体化的体制障碍。

第二,积极扩大国内需求。投资、出口与消费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基本上是靠贸易和投资驱动,消费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为了减轻TPP协议带来的贸易、投资转移效应,改变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对净出口的高度依赖,中国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移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使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内需来拉动。首先,要深化劳动收入分配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贫富差距是导致中国内需难以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中国需要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来促进社会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趋向合理,即缩小地区、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其次,要推动进出口之间的平衡。长期以来,中国都保持了巨大的对外贸易顺差,因此适量地扩大进口是中国实现贸易均衡、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重要措施。现阶段,中国可以借助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契机,利用本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日益增加的影响力,突破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与此同时,加快引入高端消费品的竞争机制,实现本土、进口高端消费品共同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格局。[10]最后,要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扩大内需必须要有新的内容,中国需要重新认识服务业的重要作用,将大力发展服务业作为扩大内需的一条重要途径。努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并利用其发展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参考文献

[1]Williams B.,R.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Countries:Comparative Trade and Economic Analysis[J].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13,(1):1-37.

[2]东艳.全球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机遇[J].国际经济评论,2014,(1):45-63.

[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文本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4]刘重力,杨宏.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东亚地区FTA战略的影响——基于TPP合作视角的分析[J].东北亚论坛,2012,(5):48-58.

[5]沈铭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国的视角[J].当代亚太,2012,(1):5-34.

[6]陆建人.美国加入TPP的动因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1,(1):43-52.

[7]Petri P.,A,et al.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Asia-Pacific Integration: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M].Washington: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2.

[8]彭支伟,张伯伟.TP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及中国的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013,(4):83-95.

[9]邹国勇,吴琳玲.TPP、RCEP背景下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调整与应对[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53-61.

TPP运行 篇4

我认为,现在有这么几个客观事实:

1、按照TPP已经公布的规则,中国的确无法快速适应这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差距客观存在。

2、TPP距离正式运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单单美国国会这个坎,奥巴马都未必能过得去。其他参与方在本国内也面临很多不确定性。

3、如果TPP长期运作并扩容,对中国的影响将越来越大,中国需要有针对性的、有实效的应对措施。

因此,与其在“阴谋论”的迷雾中妄自菲薄或骄狂自负,不如虚心了解乃至学习别人的长处,切切实实促改革、踏踏实实谋发展。

TPP最具杀伤力的一招是什么?

TPP规则的细节还没有公布,但根据已有信息,其内容包括贸易自由化与零关税、金融自由化,这些都不是什么新东西;而劳工、环保方面的机制,也不会带来太大的震撼。TPP真正的突破之处,在于把通常只有在双边条款中的“投资者一政府争端解决(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ISDS)机制”,第一次扩展到多边机制之中。这个原则,才是TPP的最厉害的地方,而它的最大受益者,将是美国。

ISDS机制说白了,就是给予跨国企业在签约国更大的权力,它们可以对签约国政府的法律与政策变化所带来的损失要求赔偿,因此极大地扩张了跨国公司的利益。2012年,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就凭借这个条款,从厄瓜多尔的油气政策变化上,获得了22亿美元的赔偿。这个条款,实际上已经具有超越主权的法律效果,未来的进一步图景,就是资本权力更多地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这是美式自由主义的精髓。因此并不奇怪,它在美国国内最大的支持力量,不是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而是共和党。这个怪异的联盟,反映出了美国的精英遴选机制,是可以为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服务的。

在12个TPP成员国中,跨国公司最强大的就是美国,日本则可以分一杯羹,美日金融资本的合流将更进一步,而美国将在TPP范围内保持独大,日本的政经战略再次向美国献上投名状,跟定老大搞老二,是老三最低风险的选择。TPP将为美国资本在占全球40%贸易量的地区的依附,提供更有力的支撑,这对急需开辟新的利润来源的700万美国金融资产来说,是一个大利好,它是变种版本的G2,不是中国生产,美国消费,而是TPPIl国生产,美国消费。相信在这个消息的刺激下,美国大公司的未来盈利预期会得到提升,股价会因此而提振,美国的熊市步伐,将会得到延缓。

TPP的旗号是自由贸易,没有这个旗号,美国难以吸引其他成员参与这个出让国家敏感主权的多边协议。这也是美国TPP—箭双雕中的另外一雕所在,TPP内部的零关税将与原产地规则紧密相连。从谈判的过程来看,原产地标准将可能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65%看齐,也就是一个最终产品的65%零部件是在区域内国家生产的,才能够零关税。这样的规定,可以最大限度地让成员国产业受益,同时又最大限度地排斥区域外经济体。亚太地区,美国之外的最大经济体就是中国。TPP的零关税与原产地规则设定,将最大程度低排挤中国与韩国、东南亚的贸易与资本合作,这是为什么越南可以加入其中的原因。不过,美国的胜局并不明显,毕竟印尼、缅甸、菲律宾、柬埔寨、泰国等国家没有参与其中。

TPP对中国外贸是毁灭性打击?

如果简单地推论说,10月5日TPP达成基本协议,中国经济就要不行了,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拿零关税规则来说,对中国外贸影响几何?民间经济学家拍脑袋的结果不能当真,关键数据,还得经济学家来测算。在这个领域,学术界引用次数比较多是《国际贸易问题》2013年第4期《TP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及中国的对策》的测算。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的P12情况下,成员国对美国出口可以提振0.37%,但对中国则是负面的0.14%影响一负面影响的确存在,但有限。至于P13就是中国紧随P12之后加入TPP,而FTAAP则是TPP包括APEC所有19个成员国之后,可以看出中国的出口都会大幅提升。可见,类似TPP这样的东西,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中国应该如何还击TPP铁幕?

毫无疑问,TPP是美国在亚太遏制中国的一着棋,就像它在欧洲搞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IPP)一样。考虑到主权出让的本质,中国参与TPP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那么,中国应对的策略就有两大路径,一是了解和适应TPP,二是另辟蹊径、直接破局。事实上,中国早已开始了应对TPP的行动,最直接的对策就是上海自贸区的启动。所谓上海自贸区,就是在中国最发达的地方划出一块地方试行TPP原则,积极应对美国的新一轮全球治理体系调整。TPP的原则是竞争中立,竞争中立包含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全面的负面清单管理,上海自贸区遵循的也是这两个原则。目前,中国的自贸区试点已经扩展到天津、福建、广东等地。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用自己的手段,来破解美国的这一手亚太布局。从很大程度上而言,美国这一布局能赢得中国多少,要看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穿透力如何。而近年来中国力倡的亚太自贸区(FTAAP)建设,则是直接与TPP对阵。去年11月份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结束后,亚太自贸区进程得以启动。而今,面对TPP谈判的结束,中国更应大力推进FTAAP进程,在将中韩、中澳两个高水平的自贸协定“收归囊中”的基础上,中国亦应“一鼓作气”,推进与包括TPP参与方在内的更多国家和地区更高水平自贸协定的达成。这正所谓,你有合纵,我有连横。

TPP是一个网状结构,以目前12个国家为例,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对其他11个国家都要采取零关税的政策,12个国家一共有66组双边关系。对中国而言,不加入TPP,但可以和这些国家分别签署类似的协议!比如中国可以和澳大利亚签署,可以和秘鲁签署,当然因为这样的方案,仅限于中国和这两个国家,澳大利亚和秘鲁之间不会因此出现类似的关系,所以是一个类似自行车轮轴的结构,中国是当中的轴,然后周边有一堆的签署国。这个结构,就被称为轮轴-辐条(HubandSpokes)形FTA网络。所以,当别人在你面前显摆TPP的时候,你不妨和他谈谈轮轴-辐条(HubandSpokes)形FTA网络。

前文说到的中澳自贸协定规定,在货物领域,双方各有占出口贸易额85.4%的产品将在协定生效时立即实现零关税。减税过渡期后,澳大利亚最终实现零关税的税目占比和贸易额占比将达到100%;中国实现零关税的税目占比和贸易额占比将分别达到96.8%和97%。澳大利亚只是TPP挖墙脚中最新的一个,第一个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是2008年的新西兰,同年P4中的秘鲁和新加坡也和中国签署了。所以,未来只要中国开动小锄头继续利用自由贸易协定挖墙脚,TPP和TIPP的封锁,绝非牢不可破。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亦应加快。须知,更多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可以有效规避TPP等碎片化自贸协定人为制造的贸易及投资壁垒。在扩大开放的同时,中国国内的各领域改革,特别是在涉及新一代贸易规则的金融、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亦应提速,在鼓励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上持续加大力度。练好“内功”,方能从容应对各种外部挑战。而这,也是中国高层“以开放促改革”的应有之义。

探讨TPP横向议题对我国的影响 篇5

一、TPP横向议题的内涵

横向议题是相对于纵向议题而言的,常规的纵向议题泛指FTA协定中的关税、原产地规则等。纵向议题谈判中,谈判者通过磋商、协调差异以及平衡各方利益就某个议题达成一致即可,谈判议题界限清晰,谈判过程明确,比较容易管理。横向议题是对纵向议题产生的影响从横平面方向进行议题,谈判者一旦在某个横向议题上达成一致,即可将该议题运用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各个章节。横向议题是TPP谈判的重点,是参与国家比较关注的焦点问题。TPP横向议题是突破了一般贸易议题内涵,转移向国内法制法规,横向议题的主要议题包括“规则一致、国有企业、中小企业、电子商务、竞争和供应链”五大议题。

第一,规则一致议题。美国关于该议题提出,由于各国规则不统一、不一致的原因,其主导下建立的全球贸易规则目前已经不能很好适应新时期的经济贸易要求,所以导致亚太地区严重的非关税壁垒现象。美国为了继续主导地区和全球贸易格局,提出规则一致议题,要求各个TPP参与国家通过加入TPP抓住与美国规则看齐的机会,保证TPP地区商业运行规则与美国保持统一。第二,国有企业议题。国有企业议题是TPP横向议题中最难突破的问题之一,国有企业议题与规则一致议题有着密切相关性,美国在该议题中运用“竞争中立”政策建立下一代贸易规则,并针对相关规则提出了国有企业这一实质性要求。美国认为国有企业可以从政府得到贸易保护,可以通过政府获得各种优惠、补贴,甚至可以获得廉价贷款以及特殊的采购渠道和销售渠道。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TPP谈判成员中的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是国有企业问题涉及的主要国家。为了避免各国国有企业对市场的继续垄断导致的跨国公司处于劣势竞争地位的情况,美国认为需要通过TPP协定保障国外企业享受国民待遇。第三,电子商务议题。美国希望制定电子商务规则占据国际贸易利益最高点,希望将因特网数据自由传输议题形成国际规范。第四,竞争和供应链议题。由于中间产品需求的不断扩大,地区供应链将会对国家和企业竞争带来重要影响。第五,中小企业议题。该议题旨在促进中小企业进入TPP市场。

二、TPP横向议题对中国的影响

从TPP谈判进程和内涵分析,TPP横向协议题具有标杆引领性、美国主导性、症状博弈性、外溢于非贸易领域等特征。TPP横向议题凸显了美国渴望在亚洲寻找平台,并借此打开亚太贸易市场,并利用TPP横向议题对WTO进行施压。虽然中国目前没有参与TPP,但TPP横向议题的达将会对中国带来极大影响,横向议题一旦演变成为全球贸易规则将会使我国处于极度被动地位。

(一)TPP横向议题对中国区域合作战略带来极大冲击

自党的十七大,我国开始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坚持建设东盟中国自贸区,落实东盟伙伴关系计划,并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的巨大效益,东盟贸易额迅速翻倍提升。中国制定并落实了《东盟加3 合作工作计划》,力推东盟加中、日、韩东亚一体化进程,并且在这一政策上中国始终在发挥促进作用,极力促成东亚合作。正是在东亚地缘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动的情况下,美国提出加入TPP,试图在亚洲寻找平台,达到主导亚太地区一体化的目的,美国这一举动打乱了中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打造的格局和拥有的优势。

(二)TPP横向议题将会对我国现行政治经济体制带来威胁

美国将战略目标移向亚太,希望通过亚洲平台借壳上市,另起炉灶,并提出了新一代的贸易和投资规则来塑造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在TPP横向议题中提出的规则突破了一般的贸易意义,超越了WTO,新提出的国有企业、因特网信息自由流动以及劳工条例等超出了传统贸易议题的范围。TPP横向议题通过谈判达成一致以后,美国就可以将此作为条件样本与第三方进行谈判,极有可能演变成为全球化标准。TPP横向议题将会FTA带来颠覆性的影响,并取而代之成为新一代FTA的样板。TPP横向议题符合任何一种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未来全球贸易经济的总体发展趋势。但在可预见的时期内,TPP横向议题中的相关标准和规则超越了我国现有经济体制架构的接受范围,如果接受了TPP横向议题中的某些规则和标准,我国的社会体制将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应谨慎对待是否加入TPP的问题,并针对TPP横向议题的相关规则和标准做好应对策略,并积极推进自身改革,同时继续加强对中国东盟合作的研究,开辟新的双边贸易规则,以推进中国东盟贸易和投资合作进程。

参考文献

[1]蔡鹏鸿.TPP横向议题与下一代贸易规则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13

TPP协议与WTO条款关系浅析 篇6

关键词：TPP,WTO,国际协议

2016年2月4日, 来自环太平洋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12个国家, 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正式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同时美国正在与欧盟进行TTIP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 的谈判, 虽然没有透露文本内容, 但是许多条款可能与TPP一致。TPP的经济体量占到全球的40%, 如果加上TTIP, 则占全球经济体量的达80%。因此TPP的签署及执行, 将对世界贸易的规则与格局产生影响, 也不可避免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2015年11月新西兰政府率先公布了TPP文本全文, 我们从条款本身来解读美国所试图建立的贸易新规则, 并从中发现与WTO的关系。

一、TPP与WTO的联系

首先, TPP目前成员国只有12个, 且12个国家都是WTO成员国。而WTO自1995年接替GATT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以来, 成员国已经从128个增长到160个。TPP与WTO相比, 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没有纳入进来。

其次, TPP在第一章《初始条款及一般定义》中就开宗明义指出“本协议之全体缔约方, 遵循WTO1994年GATT第24条及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之规定成立自由贸易区。”换言之TPP协议是根据GATT与WTO相关条款起草并签署的。在定义条款中也将WTO的相关附件写入了定义, 如“反倾销协定指1994年GATT第6条执行协定, 载于WTO协定之附件1A”, “关税估价协定指1994年GATT第7条执行协定, 载于WTO协定之附件1A”, “服务贸易总协定指服务贸易总协定, 载于WTO协定之附件1B”。

此外在正文条款中TPP也多次引用WTO的相关内容。如第二章《货物之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中明确“农业协定指载于WTO协定附件1A下的农业协定”, “进口许可协定指载于WTO协定附件1A下的进口许可程序协定”, “各缔约方依1994年GATT第3条及其注释的规定, 应一致给予其他缔约方货物以国民待遇。为此, 1994年GATT第3条及其注释的规定作为本协定一部分并用之。”

第四章《纺织品与成衣》中约定“本条规定不应解释为限制缔约一方在1994年GATT第19条、WTO防卫协定或第六章 (贸易救济) 的权利及义务。”

第六章《贸易救济》中明确“本协定并未对全体缔约方依据1994年GATT第19条及防卫协定所采取的行为授予或课以任何权利或义务。”

第七章《食品安全与动植物防疫检疫》中约定“在执行风险评估时各缔约方应考量WTOSPS委员会及国际标准与相关指导”。

第八章《技术性贸易障碍》中明确“各缔约方应适用WTO技术性贸易障碍委员会所公布、WTO技术性贸易障碍委员会自1995年1月1日起通过的决议及其后相关修订。”

第十八章《知识产权》中明确“承认2003年8月30日WTO总理事会执行TRIPS协定及公共卫生宣言及相关WTO总理事会主席声明, 以及2005年12月6日WTO总理事会通过的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修订案决议及相关WTO总理事会主席声明”。

第二十九章《例外及一般条款》中明确“1994年GATT第20条及其注解均作为本协定一部分并准用之。”“货物交易方面, 1994年GATT第12条及1994年GATT收支平衡条款备忘录均作为本协定一部分并准用之。”

第三十章《最终条款》中明确“如全体缔约方对本协议因WTO协定修订而有所修改, 除非另有规定全体缔约方应协商是否修订本协定。”

综上所述, TPP对WTO相关条款的引用基本贯穿了整个TPP协议, 不仅直接采纳相关条款, 还强调出现纠纷可以援引WTO救济措施, 因此TPP与WTO是紧密相连的。

二、TPP对WTO的改进

当然TPP并不是仅仅照抄WTO的相关内容, 而是在WTO相关条款的基础上或多或少都做了一些改进。如第二章《货物之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 本章主要以WTO货物贸易协定及农业协定为基础, 但增加了如不对再制品进出口限制、出口许可证签发程序透明化及农业生技产品贸易等不在WTO中的新规范。

第六章《贸易救济》, 本章约定TPP缔约方保有在WTO下采用防卫措施的权利, 但在通知WTO防卫委员会时, 应将电子文档提供给TPP的缔约方。维持WTO反倾销协定等规范, 但对调查过程增加一些程序及透明化的规定。

第八章《技术性贸易障碍》, 本章主要架构在WTO协定基础上, 同时对最基本的原则如“不歧视”、“透明化”和“使用国际标准”在本章节中加以深化, 用大量的篇幅 (共15个条款) 对WTO协定中透明化做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第十三章《电信》, 本章基本上是以WTO的电信附则为基础, 但加入了缔约国所关心的电信议题或与其它国家洽谈的双边合作协议 (FTA) 的相关内容, 完善了相关条款。

第二十八章《争端解决》, 本章节明确约定, 在协商阶段, 30日内进行协商, 60日内未能获得解决即可要求进入审议阶段 (这方面与WTO的机制相似) 。在审议阶段 (TPP强调一审定案, 与WTO两个审级不同) : (1) 审议小组一经要求就立即成立, 比WTO的机制要快速。并且建立小组主席的储备名单, 同时鼓励缔约国建立自己的小组成员储备名单, 便于小组成员的选任及审议小组的迅速成立。 (2) 审议小组成员由争端当事国双方在20日内各推选1人, 再由所选的两人共推选主席, 程序比较严谨。 (3) 审议小组的开庭以及争端当事国所提交的诉状, 原则上均要求公开, 由此提升争端解决机制的透明度。 (4) 审议小组成立后, 要求150日内完成初审报告, 180日内完成终审报告 (时间进程安排与WTO相近) 。

因此TPP对国际条约的改进不仅是增加了许多新条款, 如国有企业, 同时对许多已有的条款也从内容与程序上做了很多的改进, 如知识产权条款, 争端解决条款。综观协议全文, 我们发现TPP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自由贸易, 更多的是追求公平贸易, 让每个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都以相同的规则来进行贸易。而不公平的贸易规则也是目前多哈回合谈判受阻的原因之一, 因为美国和欧盟认为他们已经在农业补贴方面做出了让步,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补贴并没有取消, 认为自己处在某种不对等的贸易地位。

三、TPP与其它国际条约

TPP不仅大量参考了WTO大量协议与条款, 还参考了许多已签的国际公约, 将它们也作为TPP协议的一部分, 缔约国如果没有加入相关公约的, 则必须加入。如第二章《货物之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中明确要求各缔约方应加入WTO资讯科技产品贸易部长宣言《资讯科技协定》。

第七章《食品安全与动植物防疫检疫》中明确关于食品检验需与国际食品法委员会、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及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等组织就有关事宜进行咨询与协商, 并在遵循相关组织的指导意见。

第八章《技术性贸易障碍》中明确相互承认一个或多个产品部门依据适当的技术标准执行的评鉴结果, 相关的技术标准包括1998年关于执行亚太经合会议电信设备符合性评鉴相互承认协议及1999年电器电子设备相关承认协议等政府与政府间协议及其他协定。

第九章《投资》中提到多个解决投资争端的机构及委员会, 包括国际商会仲裁委员会, 华盛顿公约 (ICSID公约, 关于解决国家与其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的公约) , 泛美公约 (关于国际商务仲裁的公约) , 纽约公约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判决的公约) , 伦敦国际仲裁法庭,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并规定要遵守相关公约及委员会根据相关规则提供的处理结果。

第十四章《电子商务》明确各缔约方应维持符合1996年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或2005年于纽约签署的联合国关于使用电子通讯公约的电子交易管理法律。

第十六章《竞争政策》中明确各国的国家竞争法应将1999年于奥克兰签署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关于提升竞争及管制改革原则纳入考虑范围。

第十七章《政府控制事业及指定的垄断企业》中明确关于主权财富基金是指为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论坛的会员, 或认可主权财富基金2008年公布的关于一般接受原则与实务 (圣地亚哥原则) 。

第十八章《知识产权》中引用了多个国际公约, 包括伯恩公约 (关于保护文学与艺术著作的公约) , 布达佩斯条约 (关于专利程序国际承认的条约) , 马德里议定书 (关于商标国际注册的议定书) , 巴黎公约 (关于保护财产权的公约) , 新加坡条约 (商标法条约) , UPOV公约 (关于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 , WCT条约 (关于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组织著作权条约) , WPPT条约 (关于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组织表演与录音物条约) 。并督促相关缔约国没有签署相关条约的, 要尽快签署相关条约。

第十九章《劳工》则明确要求各缔约国都应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成员国, 遵循国际劳工组织1998年的宣言。

第二十章《环境》中多次引用相关的国际公约, 如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95年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 1993年联合国公海渔船协定及2001年非法捕捞行动计划等。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TPP协议并不是重新开创一个条款格式的新时代, 而是在已有的国际协议特别是WTO的基础上, 对条款做了改进与完善。

2001年启动的WTO多哈回合谈判, 原本目标是要在全球范围内签订一个统一的贸易协定。但是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农业政策问题上陷入僵局, 因此虽然历经了15年谈判, 但取得结果有限。农业问题一直是非常敏感的问题, 包括TTIP协议谈判, 目前98%的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 但是剩下2%未解决的都是与农业相关的核心问题。美国主导的TPP协议虽然目标是推动世界贸易发展, 但与发展贸易相比, 美国在协议背后更关注的是对全球贸易规则的重新制定。这也是多哈回合谈判迟迟没有进展, 美国主要推动TPP谈判与签署的原因所在。而TPP的核心思想是从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转变, 美国通过率先制定新的标准, 进而保护美国的相关产业维持美国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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