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个体主义再认识(共6篇)
审美个体主义再认识 篇1
一、历史背景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 源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派的争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形成的反对派, 主张“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以斯大林为首的一派, 则认为一国有可能、也有必要, 不可避免的建成社会主义。随着斯大林在论战中的胜利, 以及苏联的巨大发展成就, 苏共党内对此问题逐渐形成了共识, 并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6次代表大会上, 通过了《共产国际纲领》, 把苏联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主张, 正式确定了下来。从那以后, 在共产国际内部,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并公认这是对列宁思想的继承。就当时来说, 苏联成功立足于世, 就是最好的实践证明, 因而学界也没有提出过多的异议。可是, 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人们对新的实践结果进行了反思, 在寻找苏联解体原因中,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 再一次进入学者的视界。一些学者开始质疑斯大林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合理性, 甚至认为斯大林的一国建成论, 并不是源于列宁主义, 而是其违背马恩理论和列宁主义独创出来的。在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论述当中, 不少学者提出了新颖的解读和观点, 形成了很多具有理论价值的反对意见。有的学者也采取了折中的观点, 认为斯大林既有继承, 也有新创。不管怎样, 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都不会超出以上所述的两种范围, 那就是列宁究竟有、或者没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
二、“同时胜利论”和“一国胜利论”的关系问题
在解答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是否对列宁思想的继承之前, 必须先回答, 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马恩的“同时胜利论”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同时胜利论”,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来的, 一度得到包括列宁在内的, 各国共产党所认可和遵循。他们认为, 只有通过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 才能取得共产主义完全的、彻底的胜利。1846年,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写到, “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 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通发展为前提的。”可以看到, 马克思明确的指出了, 这种“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这显然是符合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1847年,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 在回答第十九个问题, 即“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时写到,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 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恩格斯的观点, 是和马克思一致的, 这根源于他们衡量“共产主义”的标准一致, 他更加明确的指出了, 这种“革命”是不能在一个国家取得完全胜利的, 而至少须在几个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可在某个国家首先发动无产阶级革命, 但他们一直认为, 一国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列宁后来提出的“一国胜利论”, 在论述上, 是和“同时胜利论”完全不一样的。他认为, 战后的资本主义国家, 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 而西欧无产阶级运动也陷入了低潮。资本主义国家, 既不能武力颠覆苏联无产阶级政权;苏联也不能依靠西欧无产阶级运动, 继续拓展社会主义阵地。在这种均势下, 列宁深刻的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 在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 并指出社会主义, 有可能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1915年, 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写到,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首先获得胜利。”这时的列宁, 有关社会主义的发展思路, 仍然局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内。到了1916年, 列宁在评论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和瑞士的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军事纲领时, 就开始将眼界放宽至全世界范围。他说,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 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列宁的这一论断, 为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
对于“同时胜利论”和“一国胜利论”的关系, 学界是有分歧的, 不过绝大部分都还是认为, 列宁“一国胜利论”继承了马恩的“同时胜利论”, 并丰富了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斯大林看来, 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成为了绝好的引证, 他认为马恩的“同时胜利论”只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适用, 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则过时了。因而, 斯大林对列宁的“一国胜利论”进行了很大的发挥, 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说成是对列宁思想的继承。不过, 严格的说, 马恩的“同时胜利论”和列宁的“一国胜利论”, 指的并不是同一个历史情况, 也就是说论述的历史对象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很明白, 共产主义需要各民族的共同行动, 而且还要在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基础上, 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而这个“胜利”, 显然是“资本主义后”的社会形态胜利, 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 人类社会自然而然进入到共产主义的结果,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恩已经根据历史规律, 对那个历史形态做过一些描述, 即生产高度发达, 物资和精神极大丰富, 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到了所需历史条件都具备的时候, 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只要共同行动起来, 就能顺应历史趋势, 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无法抵挡这样的历史浪潮。而列宁的“一国胜利论”, 论述的是没有达到所需历史条件时的情况, 即在生产较为落后的历史阶段, 一国 (尤其是落后国家) 首先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
列宁表达的意思, 从历史实践上来看, 与封建社会跨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 其实是一样的。西欧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封建中世纪, 到达顶峰的时候, 随即在主要国家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但是, 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 并不代表就“建成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至目前为止, 还是“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同样道理, 即使到了马恩所说的取得“共同胜利”的历史环境, 也只是走到了共产主义的“起点”, 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共产主义的“制度”。那个时候的共产主义, 也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 那时候的共产主义, 也才只是真正的刚刚发展。要不然, 马恩也不会说, 在那个时候“生产高度发展、人自由而全面发展”, 可见那个时候, 仍然是离不开“发展”的, 刚刚起步的共产主义社会, 仍在不断进行自我完善。显然, 只有到了那种情况, 即世界上的主要国家, 都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时候, 才有发展共产主义的历史环境, 那样才算作“胜利”, 而且是“同时胜利”。不过, 在刚到达“起点”的历史时刻, 仍不排除有非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存在。而稍微有几个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存在, 也并不会影响共产主义的发展, 就像当今世界, 仍有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 却不影响资本主义是主流的发展形态一样。而在全世界都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后, 还要经历一段过渡的阶段, 国家和货币才会真正消失, 剥削阶级才能消灭, 生产资料才会由社会占用和分配。
马恩和列宁其实都是论述共产主义的“起点”, 只不过列宁把起点提前了而已, 他始终都还是坚持, 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发展共产主义的“环境”, 也就是主要国家都实行“共产主义的制度”后, 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取得成功。因此, 在这个问题上, 他和马恩的观点其实是一致的, 只不过列宁解决的是, 在没有“同时胜利”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 如何通过充分利用“人的无产阶级革命”, 实现一国首先建立“共产主义制度”, 也就是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时胜利”和“一国胜利”中的“胜利”, 其实都是指在全世界, 普遍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意思。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 列宁就曾说过,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不仅丝豪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 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就明确了, 共产主义制度的起点“人为的提前”, 同样是历史规律的表现形式之一。
三、“一国胜利论”和“一国建成论”的关系问题
斯大林在与托派进行论战的过程中, 坚持认为列宁具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 并反斥托派违背了列宁主义。1924年12月,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指出, “托洛茨基同列宁相反, 把苏维埃政权解决同农民矛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上, 如果无产阶级革命迟迟不来, 苏维埃政权岂不是只有在同农民的矛盾中‘苟延残喘’或在等待世界革命中‘连根腐烂’!”同时, 斯大林批判了托洛茨基“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 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 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舞台上, 才能求得解决”的观点, 指出俄国已拥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的一切, 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1925年4月, 斯大林在俄共 (布)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 发表了《俄共 (布) 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和《问题与答复》二文, 提出苏联存在两种矛盾:一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二是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1926年1月,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指出, 应当把“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能否在一个国家里获得最终胜利”, 作为两个问题明确区分开来。对前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即“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 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 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 无产阶级可能夺得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对后者的回答则是否定的, 即“没有至少几个国家革命的胜利, 就不可能有免除武装干涉, 因而不可能免除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可见, 斯大林已经看到, “一国胜利论”与“同时胜利论”是存在差异的, 两者论述的历史对象是不同的, 两者所在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也是各不相同的。而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 又是紧紧以“一国胜利论”作为理论来源的。1926年春到1927年11月, 在《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和《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二文中, 斯大林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 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补充: (1) 指出了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 (2) 指出了苏联同世界无产阶级具有多样的联盟形式; (3) 再次指出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和“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由此, 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已形成体系, 总的观点就是, 苏联一国可以依靠自身力量, 消灭国内的阶级矛盾, 建成社会主义。
对于列宁“一国胜利论”中是否包含“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 我国理论界大致有两种意见:第一种认为, 列宁“一国胜利论”中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 又分三种情况:一是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继承了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二是认为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承继关系;三是认为两者既有共同点, 也有不同点。第二种意见是, 认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是斯大林的独创, 列宁没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正确比较二者的关系, 要看到列宁“一国胜利论”和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 是各自在不同时期, 根据不同实践, 所做出的不同论断。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得出一国或几国可以首先获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这个观点基本是正确的。但比较起马恩的“同时胜利论”, 列宁的结论欠缺对实现过程的阐述, 也就是在如何实现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 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论证和实践途径。不过, 列宁后来提出“新经济政策”, 倡导通过迂回间接的途径达到社会主义, 这又是对“一国胜利论”做出的有力补充。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解决的正是落后国家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 目的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而这个生产力, 就是实现马恩论述的“共产主义”所需的首要历史条件, 可惜“新经济政策”最终夭折了。对比之下, 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 却明显有点冒进了, 有学者已经明确指出, 这个问题的根本所在, 就是斯大林忽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 过早的宣布社会主义的建成。从这点来看, 列宁和斯大林在看待“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上, 又是显然不同的。
另外, 还有学者认为, 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改成“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更贴切。其实, 这也不完全对, “建成”是结果, “建设”是过程, “建设”本来就是为了“建成”这个结果, 把“结果”丢了讨论“过程”就没意义了, 承认“建设”还是等于默认能“建成”的, 这个讨论最终必须回到, 究竟能不能“建成”这个问题上来。还有, 说为“建成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是不恰当的, 在还未满足“同时胜利”的历史条件之前, 其实都是在建“基础”, 这样说就会变成建“基础的基础”了, 显得非常奇怪。
四、结论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科学解读。在这个问题上, 既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 又要肯定人的主体能动性, 即通过“人的无产阶级革命”, 率先提前建立共产主义制度, 是可行和有必要的, 落后国家也可以发展社会主义。对于苏联解体, 有其复杂的原因, 不能以苏联解体的个例, 就怀疑起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需要说明的是, 即使马恩“同时胜利论”所论述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出现, 世界范围内也并不会马上出现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如前文所述, 那时候共产主义才真正刚刚发展, 那只是“起点”。不过那个时候, 已经赢得了全球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胜利”, 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建立了共产主义制度。而在欠缺所需历史条件的情况下, 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是, 落后国家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有句话说的好, “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 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 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 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现阶段, 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 才能够积累起发展共产主义的“基础”, 才能尽快达到社会主义的真正标准。从这个角度讲, 列宁“新经济政策”和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 都是具有先见之明和超凡远见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编译局, 1995.
[2]列宁.列宁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编译局,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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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作芳.“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研究述评[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03) .
审美个体主义再认识 篇2
对人类中心主义问题的再认识
人类要解决当代的全球性问题,走出人类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离不开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原则,就必须大力培养和践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
作 者:卢卫红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刊 名: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COLLEGES OF SHANXI年,卷(期):200416(2)分类号:B089.3关键词:人类中心主义 可持续发展 核心问题 以人为本
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再认识 篇3
马克思主义面临发展和创新,这是时代的要求。创新总是意味着某种否定,但并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而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否定已经过时的或被实践证明不完全正确的个别原理和结论,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就需要修正。但对于这种修正,不能随意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否则,创造性的工作就很难进行下去,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也可能因此窒息。
实践在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提出对伯恩施坦主义的重新思考、重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和发展的需要。
关于资本主义“崩溃论”
1888年伯恩施坦随《社会民主党人报》迁往英国伦敦后,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那时英国经济比德国发达得多,特别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给英国社会各方面带来空前的繁荣,有效地抵御了经济危机的发生。伯恩施坦在英国目睹了德国尚未出现而英国已经呈现的繁荣景象,并亲自观察和体验英国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他指出:“我不能摆脱这些事实给我的印象。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经济体制在英国给我的印象本来已经和在瑞士完全不同,那么现在我对这一社会的经济的各种连带关系和扩展能力也有了不同的理解。”
按照马克思的危机论推理,资本主义的危机会越来越频繁和具有毁灭性。但在伯恩施坦看来,这跟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趋势并不符合。他认为,从欧洲经济普遍繁荣和19世纪中期以来不存在严重萧条的事实来看,资本主义本身已经产生许多具有稳定作用的因素,可以得出危机的周期性和严重性都在逐步减退的结论。他提出:“我们必须预计到现存社会制度有比过去所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伸缩性,并且按照这一预计来展开我们的斗争实践。”这一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判断,正是伯恩施坦提出对马克思主义“修正”的前提。他感到“有必要向我的德国党员同志们说明,他们最好在决定政策时完全抛开关于即将到来的大灾变的想法。”因为在他看来,“不断的前进比一场灾变所提供的可能性更能保证持久的成功”。
这是在资本主义有更长寿命和更强弹性的历史条件下,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斗争策略新的探索、修正和调整,以适应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和欧洲工人阶级斗争的需要。
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
1890年1月“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资产阶级开始采用自由主义的“新方针”。社民党因此获得在德国充分开展合法活动的权利,并在国会选举中取得突破性进展。这种情况下,德国社民党面临着恢复合法地位后的重大策略转变。恩格斯针对当时变化了的具体情况指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
面对这一切,伯恩施坦发表了以《礁石》为总题目的3篇短文,指出了议会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声称不能低估150万张选票对“党的策略所具有的意义”,党今后在议会中不能再满足于“一般的批评”,而要提出“议案”、提出“质问”和“推举代表参加各个委员会”,总之“处处都应当加以干涉”;必须使社会民主党人懂得“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同时,他认为,“党在这种意义上活动时,丝毫都没有放弃它的彻底的革命性。它只是摆脱了貌似革命的反议会空谈”。在他看来,“议会对于德国人民命运的影响预计将大大地加强”,因此“党在议会中的任务也就加重了”。
后来,他又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强调马恩创立革命理论时所依据的前提条件已经改变,所以社会民主党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精神武器。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因此,社会民主党“决不热衷于一场反对整个非无产者的暴力革命”。他断言,“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
针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为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伯恩施坦提出了“阶级合作”,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和以往一切社会制度都不同,本身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只要社会民主党人通过积极地组织和行动来发展它,就可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因此,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提法“肯定具有非常合理的内核”。
把恩格斯的议会斗争策略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修正,是伯恩施坦主义的出发点。恩格斯在晚期的著作中,对争取普选权斗争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指出,德国工人阶级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在《导言》中,恩格斯还肯定了议会活动的积极作用,认为普选权已经由“陷阱”和“欺骗的工具”转变成“解放的工具”。他甚至作出如下重要论断:“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考虑到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威胁到它的统治时,发生逆转、采用暴力的可能性,恩格斯告诫各国党,必须保持“革命权”。
可见,伯恩施坦的议会斗争策略就其前提和主体而言,与恩格斯《导言》阐述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恩格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论断深深地影响了伯恩施坦,以至于使他忘记了恩格斯的告诫,在选票近乎一帆风顺增长的形势下,逐步从有条件地利用合法斗争走到热衷追求合法主义上去,而这个论断恰恰又是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因为修正主义翻译成政治用语就是改良主义。
东西方在社会经济、阶级结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民族传统、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列宁往往是从帝国主义战争环境下俄国和东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特点出发去探索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而伯恩施坦则往往从西方国家和平发展时期的政治经济特点出发去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列宁的理论适合东方类型的国家,但十月革命作为暴力革命成功的先例,并不能说明凡是无产阶级革命都必须通过暴力。对于伯恩施坦的修正是否正确,我们暂且不作回答,因为历史尚未证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道路究竟应该是怎样的。但仅从他能以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根据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提出新的看法,就值得我们给予重新认识。当然,他主张的和平过渡道路似乎绝对化了,仅根据几个发达国家变化了的情况就作出普遍性的结论。
事实证明,伯恩施坦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只是在后来的论战中,他情绪化地超出有限的批判,发展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根本置疑,这是错误的。实际上,伯恩施坦功过兼有,如果不加分析地把他对马克思某些结论的修正全部纳入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就会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修正主义来批,也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从现在起着手做清理工作,把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修正从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分离出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现实主义油画社会功能的再认识 篇4
关键词:现实主义,油画,功能
现实主义油画是油画的一个重要分支, 在油画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直至今日, 现实主义油画依然受到画家和观众的喜爱。现实主义油画之所以能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主要因为它具备以下四方面的社会功能。
反映社会生活功能
现实主义油画通过作品反映画家所处的时代、环境、背景。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作品了解作品所处的时代特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是对客观现实的机械反映, 不是纯客观地复制现实, 而是油画家将他所认识的客观现实, 按照美的规律, 通过一定的物质媒介充分传达和表现出来, 是主动的反映现实, 而不是被动的抄袭现实。如;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 这件作品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对人自身的肯定以及对人性的关怀, 通过此作品我们可以对文艺复兴的含义及当时的时代有更深的了解。这是抽象、变形的作品所不能传达的。我们通过伦勃朗的一系列自画像认识到画家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心理状态, 也可看到他艺术风格的演变。我们可以从戈雅的著名油画《1808年5月2日的起义》和《枪杀起义者》中了解当时西班牙马德里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悲壮斗争生活, 从而认识正义, 认识真理。从华多、布歇、弗拉戈那等洛可可代表画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绘画作品以描绘宫廷和男女享乐为主要内容。从大卫、安格尔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气息。而浪漫主义画家籍里柯、德拉科洛瓦的作品则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人民沉浸在幻想和痛苦中。米勒的作品又可以使我们了解法国19世纪农村的生活场景和农民的命运, 从《拾穗》、《播种》、《晚钟》、《牧羊女》、《扶锄的农民》等作品中, 我们可以了解法国农民的淳朴性格、他们的劳动生活和精神状态、进而可以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
中国的现实主义油画同样也具有反映现实生活的功能。如徐悲鸿的《愚公移山》, 通过借用中国古代故事的题材来表达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再如文革之后的“伤痕美术”, 反映了文革时期那段令人心酸的记忆。上世纪90年代后“新生代”画家刘晓东、喻红等人的作品反映了社会的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及思考。21世纪后以忻东旺为代表的油画家们注重对社会下层人物的关注, 反映了社会下层人物的生存状态, 作品具有一定的人文关怀。
靳尚谊曾说:“我觉得我们绘画特别是现实主义油画进一步发展的话必须反映出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些形态和人的思想、情感包括他的审美特点, 这一点, 我们如果能体现出来, 就会得到全社会的共鸣, 这不是风格, 艺术必须反映当代最新的东西, 因为艺术家是非常敏感的, 历代艺术家都是走在社会的前面的, 都是反映社会最新的思维、最新出现的状态已不同于过去任何时期的状态, 而画家如何去体现,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由靳尚谊的上述言论我们可以看到, 反映现实生活功能是现实主义油画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审美功能
审美功能作为美术作品的重要功能之一, 同样存在于现实主义油画作品当中。如巴比松画派代表人柯罗的《蒙特芳丹的回忆》, 整个画面非常唯美, 在乡村的湖边, 一个晨雾初散的时刻, 清新的晨风交融着湖面散发的水汽, 被风吹斜着的古树覆盖画面的大部空间, 另一颗枯树曲折向上升华与之呼应, 使画面十分平衡和谐, 树木枝条的顺势造成一种流动感, 从中可以领略到自然的生机, 整个画面色调轻柔, 景物虚实中层次如梦如幻, 观众在欣赏这幅作品中也会有心旷神怡的感觉。再如康斯太勃尔的《干草车》, 画面的色彩令人陶醉, 天空画的很美, 透明滋润, 不同色彩的云朵像天鹅绒似的在天际漂浮滚动, 清澈的河水中映出美丽的天空, 古树与房屋, 更加增添了乡村的恬静, 整个画面充满阳光, 充满农村的生活气息, 作品具有很强的审美价值。画家王沂东的作品大多描绘沂蒙山区人民的生活, 其人物形象质朴、纯真, 极具感染力。已故著名油画家陈逸飞的江南水乡系列作品, 描绘了江南水乡瑰丽的景色, 意境优美, 令人向往。画家杨飞云笔下的女人体清新、健康, 具有东方女性的古典美。
情感沟通功能
现实主义油画反映现实生活, 并将画家对生活的态度融入其中, 在作品中倾注了自己的感情, 使得观众和画家在情感上得到共鸣。如哈尔斯的《吉普赛女郎》描绘的是尼德兰民族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后人民安居乐业乐观向上的一种生活态度, 也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赞美和热爱。画家把他对生活的这种态度用具体的形象传达给观众, 作为观众, 在欣赏这幅作品中也可以领会到画家作画的意图和在画中融入的感情, 使画家和观众在心理上有一个交流。我们也可以通过俄罗斯巡回画派的风景画来感受到他们对俄罗斯大地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便于交流情感这是现实主义油画的一大优势, 相反, 一些所谓的现代抽象艺术, 就不是那么容易被人理解与接受。作品不是反映生活, 画面也完全失去了生活中的物象真实性, 而是把几何图形或者单纯的色彩、线条、符号相结合, 或者把可视的物体分解成支离破碎的形象, 创造出的这些“艺术形象”有时连自己也不能理解。与其说, 这是艺术倒不如说是对艺术的亵渎。画家艾轩曾说:“国内一些名目众多的展览, 观众寥寥无几, 门可罗雀, 已经向人们敲响了警钟。这类作品也因不能与人沟通和进行思想感情交流, 不能实现审美的价值而失去观众。没有观众的艺术, 就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2]卢浮宫的古典写实油画至今还吸引着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 一幅具有五百多年历史的《蒙娜丽莎》, 她那神秘的微笑, 仍打动着现代人的心。
教育功能
现实主义油画具有教育功能, 啷是因为�油画家们在创作过程中, 不仅反映现实, 而且还会对现实生活做出评价, 由此提出自己的理想和愿望, 表达自己对人生与世界的体验和感受。周恩来也曾多次强调指出, 艺术家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应当使自己的作品起到教育人民、教育后代的作用, 要使人民从艺术中“得到鼓舞, 受到激励, 奋发起来”。现实主义油画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 如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 罗工柳的《地道战》等作品, 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抗日战争的艰辛。董希文的《开国大典》, 艺术化的记录了共和国成立时的那一时刻。在冷军的作品《五角星》当中, 作者利用了一个具有革命象征性的形象并且是一个旧的带有瘢痕的五角星的形象来反映革命, 反映革命历程的艰难和革命事业的坚强, 以它来象征革命斗争所经历的磨难和创伤。裂开后又焊接, 但它还是一个质地坚硬的完整的五角星, 作者通过这样一种鲜明的很具体的形象, 通过对细节刻画, 给人以联想, 对欣赏者也起到了应有的教育作用。
我们从近两届全国美展油画获奖作品可以欣喜的看到, 金奖作品都是现实主义油画作品, 如九届美展中冷军的《五角星》、王宏剑的《阳关三叠》, 十届美展中忻东旺的《早点》, 说明现实主义油画仍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因为不断发展的现实会给现实主义油画提供新的素材和养分以及创作源泉和灵感, 从而给现实主义油画提供新的发展动力和空间, 现实主义油画也将继续发扬它的社会功能, 现实主义油画的道路是漫长和无止境的。
参考文献
[1]邵大箴.靳尚谊和当代中国油画[J].美术, 2005 (3) .
审美个体主义再认识 篇5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描述社会主义的本质,但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一次比较系统的、全面的论述,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规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属性和内在规定性,这是将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根本标志。
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在制度方面必然是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然而,在生产力发展方面与资本主义存在差距,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邓小平在关注社会主义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之外,邓小平更关注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也可以看出,要使社会主义社会真正优于资本主义社会,在于社会主义既要继承资本主义已有的发达的生产力,同时又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生产力更高的生产力,因此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最主要任务是解放不同形式的生产力,并且大力发展社会的生产力。
二、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理论贡献和新发展
(一)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途径———全面深化改革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改革的深入,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然而不难发现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我国开始出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矛盾增多等问题。这要求我国必须进行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力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分散的小农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社会化大生产为主的生产力,从行政计划下的生产力转变为由市场决定的生产力。要继续推行改革,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就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解放不同的生产力。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处于落后阶段,并且发展够到阻碍,所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种倒闭机制。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要改变生产关系。在经济方面,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许多新政策,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等,强调的就是政府放宽对企业的约束,促进不同类型的生产力共同发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二)关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原则———坚持公平正义
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主要表现在《资本论》里,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分析为公平正义辩护。这对我国当前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必须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可以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享受到社会中绝大多数利益,反而,工人阶级最为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承担了社会的大部分重负,却在收入分配上遭到不公正对待,享有很少的利益。我们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可以看到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剖析,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与劳动的不可调和的对立,私有财产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异化劳动。同样在社会主义社会要真正消灭剥削、消除异化劳动,就要扬弃私有财产,就是要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坚持公平正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出现了各种机会不平等、结果不公平现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且实行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提高较低收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是调节分配不公的重要手段。另外,政府运用好再分配的手段,通过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精准扶贫等方式来缩小我国的已经形成的贫富差距。
(三)关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现在,我国正处于追求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共同富裕,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在党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过程中,“小康社会”的要求变得更加具体、全面,并得到不断地深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在这一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在社会主义本质论指导下的伟大实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同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论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全面的小康社会不仅仅是要求经济发展,还要求民主健全、科教进步、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使得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总之,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公平正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原则。同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求改革生产关系,即全面深化改革,要消除剥削、消灭两极分化也就是要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者相辅相成。社会主义本质论与新时期要坚持的改革、原则和目标同样是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参考文献
[1]任士敏.《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新境界》[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1).
[2]马文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社会主义本质论》[J].西江月,2013(7).
[3]赵亚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本质论》[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3).
审美个体主义再认识 篇6
一
纵观本书首先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指出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性及其根源;其次, 提出由于有唯物史观及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过渡的桥梁, 科学社会主义的愿景终将达成。
应该承认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其中就包括对剩余价值的感性发现。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身上, 我们更是看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身体力行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将社会主义的理想付诸实践。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底下一个富有正以感的上层人士一步步“堕落”到与贫穷的无产阶级为伍, 为大多数人的幸福奔走呼号的过程。欧文的探索不断提醒着后来的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有历史的必然性与迫切性。在社会实践中发展的空想社会主义必然是科学社会主义。当然在恩格斯看来若没有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理论发现。社会主义依然还要再科学的门外徘徊一段时间。
唯物史观, 剩余价值论, 前者让社会主义跳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后者则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打开资本主义神秘之门的钥匙。两者一同构造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彼岸到科学此岸的桥梁。在论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中, 恩格斯坚持马克思主义者一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认识资本主义社会, 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源牢牢地扎根于物质与经济的事实之中。恩格斯在这个小册子中直截了当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并隐约指出: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阶段是与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阶段是重叠的。作为阶级斗争表现形式的工人运动是后者发展过程中一系列矛盾的集中表现。具体地讲,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运动最终决定了批判资本主义式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过渡。
在这样一种唯物史观的指引下, 马克思、恩格斯利用剩余价值这把钥匙开启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的研究, 最终摆脱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框框。以唯物史观的视角分析事物必定是辩证法式的两面性的, 一方面是经济实践;另一方面是随经济实践发展的理论是与形而上学式的实践归实践, 理论归理论相区别的。经济的基础是有其客观性的, 其发展过程中不能一蹴而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再好的社会主义构想蓝图都是空想, 包括那时兴起的所谓的无政府主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首先第一位的是要直面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及自我调节, 具体表现为根本矛盾发展而来的生产过剩及生产过剩引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的产业后备军。最后, 资本主义自身的捍卫者资产阶级将自我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交换形式;而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压迫者无产阶级也会由于无法生存而起来反对资本主义, 在双重压迫下, 资本主义的崩溃成为必然, 那么事实是如此吗?
二
从当时的情况看恩格斯对此是坚信不疑的, 资本主义自身确实经历了周期性经济危机, 也确实在做着自身的调整, 集中表现为国有制, 国家占有资本。于是, 国家粉墨登场了。对于国家的理解或许可以有两种解释:首先, 运行中的国家即国家机器的运转, 发挥其职能。作为一位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社会主义者, 恩格斯坚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体所作的类似国家占有的调整, 仍然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 是其总代表无法代表全民, 因此本质上仍是私有制的, 无法克服根本矛盾。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自身的调整, 与工人阶级关系不大, 从而是无法拯救工人的, 资本主义命运无法改变。同时, 资本主义拯救不了工人群众, 工人只好自救, 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在恩格斯看来, 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无产者战胜资本主义重新占有自己的产品实现社会占有。社会占有, 全民的占有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占有的, 当然不否认的这种社会占有之前的状态是国家占有, 是一种国家消灭之后的新的共同体的占有。因此, 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前景同社会主义的愿景是一致的, 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又有必要善待资本主义。
两百年后的今天当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屹立世界发展的时候, 不可否认的是, 即使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之一的恩格斯, 同样会有其历史局限性。恩格斯自己也称, 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德国的产物, 那么现在的国家如何呢?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那时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没有本质的区别, 抑或当今的发展中国家与国家同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没有类似之处。是否应重新认识被恩格斯称作资产阶级统治机器的国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 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角色发生了变化, 很难再看到警察残酷镇压民众游行示威的场景, 工会的势力强大到足以同资方老板叫板。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中介调解人及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 凭借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 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机器的色彩被淡化。那么, 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底有没有发生质的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是由一定地域公民组成的联合体, 代表公民普遍的利益, 还是仅仅代表着所谓统治阶级的利益。所谓统治阶级, 在国家机器构成上是否表现为国家政府官员都是统治阶级代理人而已;抑或由于国家政府官员是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就是普遍民意的代表, 而非一部分统治阶级利益集团的代表。
就唯物史观的观点看,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其本质是没有发生改变的。仍然可以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利益的最后守护者和堡垒而存在。因为,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法律上仍然保证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 对私有产权的界定是及其明晰的。但是, 不得不承认的是, 资本主义国家, 作为一个国家同样是作为一个公民联合体, 其运转不可避免的影响着其地域范围内的公民。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转不可避免的会脱离部分资本家规定的轨道。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自主性概念 (其他历史制度主义国家学派斯考切波等人认为所谓国家自主性 (state autonomy) , 其本质在于通过自己的行动实现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和维护。要真正实现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和维护, 国家必须有自己偏好和行动, 具体体现为国家通过自身的能力和行为对不同利益群体的超越, 以提供更好和更多的公共产品, 即具有国家的自主性) 被提了出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密利本德认为, “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主义国家内, 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可以划分为不同层次的, 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大财团和小私有者阶级的利益, 不同利益必然有不同的诉求会产生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调解者, 在调解这些利益矛盾的时候, 不可避免的带有倾向性。这会不自觉的触动劳动者阶级, 在这个过程之中, 无产阶级是有利可图的, 因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无产阶级可资利用的工具, 从恩格斯晚年的著作看, 晚年恩格斯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总而言之, 在经济成分复杂, 国有经济未占统治地位, 私有经济被当做正宗, 资本主义经济发达, 国家机器成熟的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内, 国家的自主性得到大大的释放。虽然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 让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再发生。但是, 资本主义国家却已经有能力动用各种手段, 甚至以事实上是反对资产阶级利益, 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手段政策来维护整个国家社会的稳定, 从而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即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稳定 (密利本德等人认为, “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极其保守的政府, 也经常会被迫采取反对某些财产权和资本主义特权的行动”) 。
因此, 当放眼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 是否可以有这样的推论, 国家自主性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事实上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社会之上是没有国家的 (这里的社会主义指的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即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 , 社会主义是没有国家的社会主义, 因为对生产资料进行占有的新形式即社会所有制必然意味着利益一致, 国家作为中间调解人的最后角色将终结。
三
因此就有必要认清现在的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笔者认为现在所谓的公有经济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是有区别的, 确切的说, 现在的公有经济是克服经济发展中私有经济缺陷的一个结果。就当前历史阶段, 若对人性有充分认识的话, 私有经济是更加符合人的本性的。在这本小册子中, 恩格斯以经济结构为基础, 将人类历史按照一种唯物史观的视野呈现了出来, 预测了科学社会主义蓝图, 阐释了社会主义下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 意味着人由动物变成“人”。那么在私有制经济不断被公有制经济所修正, 经济结构趋于完善的未来社会底下的公民, 会有这种觉悟吗?理论之预测最终还需历史来检验。然而迄今的历史表明, 那种返古式的“一大二公”的观点必将带来巨大的灾难, 无论如何, 前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下的社会, 公有制并不具备天然的优越性。从道义上, 从字面上, 草率的推进公有制改革, 武断的将当前社会改造成具备未来社会主要特征的社会, 将使社会主义重新陷入空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此应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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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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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M].沈汉, 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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