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聚居区

流动人口聚居区（共7篇）

流动人口聚居区 篇1

0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城市化发展的巨浪推动着我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有2.94亿人, 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增加3 108万人, 增长11.89%。人户分离人口中流动人口就有2.47亿人, 接近全国人口的1/6。全国就业人员中, 仅农民工就有2.77亿人, 比上年增长1.3%, 其中外出农民工1.69亿人, 占据了流动人口的68.42%。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大城市, 但是又未落户于大城市, 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原因在城市的城郊结合部或城市边缘区形成了诸如“城中村”“棚户区”等外来人口聚居区。不可否认, 他们对入住城市的经济建设起了有效的推动作用, 但外来人口聚居区也带来了诸如公共设施缺乏、建筑布局混乱、社会治安差等一系列的城市问题。

我国对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关注和研究均起步较晚, 并且目前多发生在社会学、经济学领域, 城市规划领域对此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缺乏认知与对策的系统研究。十八大报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十三五”规划 (2016—2020年) 都明确指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推进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 加大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在外来人口聚居区的投入力度。基于此, 本文在对相关政策与已有研究成果文献综述的基础上, 就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形成原因、基本特征以及建设管理现状进行分析, 通过比较不同改造模式的优劣, 结合我国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自身情况, 提出针对外来人口聚居区建设管理的几点政策建议。

1 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形成原因

1.1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我国人为建构起的隔离化和等级化的城乡二元结构将城市与乡村的人口流动纳入到严格的控制之中, 农村剩余劳动力迫于生计流向各级城市的劳动力市场, 但城市却表现出“经济吸纳、社会拒人”的双重状态, 即承认大量外来人口对本城市经济的推动作用, 却又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上存在制度化的排斥和疏离。这一点有别于国外外来人口聚居区, 是中国国情所特有的。

1.2 城市用地扩张的管理漏洞

在以粗放型为特征的城市建设大背景下, 土地经济疯狂发展, 全国各地的城市最普遍的做法就是扩大城区面积, 开辟新的城市中心或次中心, 而各级地方政府的首选用地就是距离城市最近的城郊结合部。由于用地性质和区划管理变动, 城郊结合部一度出现无明确管辖或者管辖关系混乱的状况, 加上大规模、长期性的土地开发项目在城郊结合部的建设, 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 因而在管理漏洞和就业吸引双重原因下, 外来人口聚居区在城郊结合部这个“真空地带”的形成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1.3 级差地租

房屋租金随着城市中心向城市边缘延伸依次递减, 受城市地租及土地区位的影响, 城市边缘区的房屋租金远低于城市中心, 并且日常生活开销也较低, 因此这些地方成为外来人口的首选区位。加上城市边缘区商业、娱乐等设施不齐全, 政府对外来经商个体户的管理松弛, 为外来人口在聚居区的创业和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契机。

1.4 文化与收入差异

由于外来人口多为同乡或带有亲戚关系的打工团体, 他们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工作技能、语言和生活习惯等, 但是又与现代都市的主流社会存在较大差异, 虽然置身于城市之中, 但精神无法融入到城市中去, 这使得他们从事着相同或者相关的产业, 聚居区内部联系交流广泛且密切。不管是低技能的农民工还是高端的“类白领”, 他们均是由于收入水平低下, 被迫选择居住在环境恶劣, 建筑拥挤的外来人口聚居区, 其收入低下究其原因无非两点:

1)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后, 只得从事建筑业、零售商业等低端服务业和制造业, 无法从事技术型的工作;

2)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高校毕业生或者中等文化水平的技术工人, 他们多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 但是在人才济济的大城市中难以发挥自己的技能优势。

1.5 规模效益

这些聚居区一般都有自给性公共服务, 即外来人口为外来人口服务的现象, 形成内部的产业循环。便利的服务行业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聚居于此, 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 产生更大的服务需求又再刺激更多的服务行业产生, 如为流动人口服务的餐饮、零售、理发、客运等。

2 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基本特征

2.1 人口构成特征

人口构成上我国目前外来人口聚居区以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为主, 农民工多是同乡, 生活习俗等相同, 多从事低薪的社会服务业, 如零售商业、建筑业、制造业等。外来人口中的高校毕业生多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 但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较低, 从事着低技能白领工作。

2.2 产业联系特征

根据产业联系强弱, 这些聚居区可分为两大类型, 即一类为纯居住性质, 具有缘聚型聚居区的特征;另一类是除了有居住功能以外, 还承担了生产加工功能, 形成区内以进货、生产加工、营销等环节为一体的产业组织形式, 导致内部功能结构混乱, 存在“重生产, 轻生活”的特征, 这类聚居区多是业聚型聚居区。这些外来人口聚居区多分布在城郊结合部和城市边缘带, 并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有向城市远郊区迁移或者向周边蔓延的趋势。

2.3 景观格局特征

在景观方面, 外来人口聚居区与城市景观格局存在着强烈的反差, 聚居区内建筑密度大、质量低、采光通风差、土地利用率低下是典型特征, “一线天”“握手楼”等特殊景观在外来人口聚居区随处可见。

2.4 社会管理特征

外来人口聚居区多是犯罪率高发区域, 环境卫生差。但就社区邻里关系来说, 外来人口一开始在城市中几乎不拥有任何的社会资源, 他们只能依靠家庭亲族关系聚居在一起, 在此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社会网络, 共享信息和资源,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信任与承诺, 使得聚居区内人情味与生活气息浓厚, 这一点对于拥有良好物质空间环境的封闭式小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3 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建设管理现状

3.1 物资空间层面

外来人口聚居区为城市经济建设的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不可否认, 但是同时也为入住城市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大量的社会问题, 由于不同研究者对于外来人口聚居区对城市的效应权重不同, 国内目前在对于外来人口聚居区的治理上存在巨大的分歧。“拆除派”主张最优的治理措施就是拆除重建, “保留派”主张在原有区位上进行聚居区自身的改造提升[1]。在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情况下, 部分地方政府对外来人口聚居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 新建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安置社区, 但是由于地处偏远, 基础设施与就业严重不足, 反而加剧了新的聚居区的形成。国家虽然提出了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等服务于外来人口的住房政策, 但住房的选址、布局形式和使用上却没有得到有力的实施。

3.2 政策制度层面

为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给外来人口以及城市带来了各种弊端和问题, 国家推出了户籍改革制度, 提出户籍随人转的基本原则, 外来人口如果常住某地, 即可获得该地的户籍。这项政策本来立意是好的, 对不同规模的城市进行外来人口的限制或者放宽, 可以引导外来人口向中等城市迁移, 减少特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但是中国的东西方、内陆与沿海区域差异太大, 外来人口宁愿在特大型城市蜗居也不愿在一般城市就业与生活, 另外, 对于已经习惯了“人户分离”的大量外出打工者来说, 他们绝大多数都不愿意转为非农业户口, 城市的户籍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使得户籍改革制度仅能解决部分外来人员的户籍需求, 而未能有效解决绝大多数人低收入人群在聚居区内生活质量的问题。

3.3 社会文化层面

我国目前对于外来人员的精神文化需求未有足够的重视, 大多数时候城市把他们当作是拉动城市经济发展的苦力, 却忽视了他们也是有思想的社会人。进城务工人员由于出生背景、文化程度的差异, 加之经常受到一些不公平的歧视, 大都不能很好的融入城市。

4 不同治理模式比较分析

我国外来人口聚居区, 是实行“整治”还是实行“善治”的治理模式, 具体做法对应是拆除重建与还是保留提升, 尚未有统一的定论。就“整治”来说, 最通常的做法就是以旧改新, 流程为“拆迁—补偿—重新安置”, 这样做可以一次性解决聚居区长期存在的物质空间形态上混乱的问题, 公用设施得到了保障, 环境卫生得到了治理, 建筑质量、采光通风等得到有效改善, 短期效果明显。“善治”派学者则认为这种模式仅仅从改造方面对聚居区进行治理, 而不解决低收入者住房问题, 只是治标不治本。拆迁过程中伴随着复杂的社会问题:补偿是否能满足大多数住户的需求, 新建住房的时候, 这些外来人口将会被如何安置, 是否会在城市的另一角落形成新的聚居点, 保障房建好以后, 外来人口是否会入住等, 这些都将会是治理改造的障碍, 无疑是重蹈国外发展中国家的覆辙。就“善治”来说, 在留存乃至扩大出租屋经济的前提条件下, 通过政府与企业一起改善聚居区基础设施、社会保障, 提供社会技能培训等手段, 来提高外来人口在聚居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认可度, 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可能带来的失业问题。这种模式具有长远的社会效应, 容易在聚居区得到有效的实施, 但是资金和社会投入高, 见效比较慢, 会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 容易造成政府管理脱节。因此, 在今后的城市规划中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根据不同城市的具体情况, 选择合适的治理模式对外来人口聚居区进行有效的治理。

5 结语

通过比较分析“拆除重建”和“保留提升”两者的优缺点, 借鉴国外对于外来人口聚居区的治理, 我们可以知道, 不能单纯的通过拆除重建来消除外来人口聚居区, 也不能通过驱逐和限制来阻止聚居区的形成, 而是探究这些聚居区适度改造并有序存在的措施和对策, 致力提高住户的经济收入和社会文化认同。对于外来人口聚居区的治理措施, 这里提出几点建议:第一, 加强居民参与的改造模式。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二者合并的方式进行治理。即考虑居民意愿, 将聚居区内的居民视作改造的执行主体, 由他们来提出改造意见并投身到改造工程中, 同时政府充当统筹和引导的角色, 协调居民意愿与城市自身条件, 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第二, 考虑外来人口的城市规划。在对城市进行人口预测时, 充分考虑外来人口的入住量以及住房需求, 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租赁住房。将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纳入到城市规划当中, 与城市原有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相融合, 而不是将其孤立于城市的某一个角落任其自生自灭。解除单纯以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作为公共设施服务依据的城市规划方法, 考虑更多非户籍人口的生活需求。第三, 加强就业技能培训。目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力度不断加大, 一方面新兴产业的崛起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增加, 另一方面传统产业的调整对低素质劳动力产生排挤, 通过政府组织就业技能培训, 可以有效缓解产业转型过程中带来的失业冲击, 提升外来人口工作能力, 从而提高外来人口的经济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第四, 改变城市人口观念。通过多方渠道促进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社会, 户籍改革制度只是从体制上让外来人口成为城市人, 如何消除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和限制也是需要政府引起高度重视的, 不仅需要政府改革社会制度和改良社会管理机制的运行, 也需要城市本地人对外来人口的宽容和接纳。对于外来人口自身来说, 也要主动融入城市, 并且有身为城市市民的归属感。

流动人口聚居区 篇2

今年，我们围绕我镇新农村聚居地建设情况，开展了一系列深入、扎实而富有创新性的民意调研活动。本着多渠道、全方位调查和研究的原则，调查组对我镇9个村的新农村聚居地建设分别进行了民意调查，以便加以分析比较。整个调研活动，既是对我镇新农村聚居地建设活动在实践层面上的一次总结回顾，同时也通过查找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探索更加顺应民意的新农村聚居地建设模式与经验，为今后的发展提供支撑。

一、总体情况

自县委县政府进一步明确了统筹城乡新农村住宅社区建设的工作思路以来，我镇紧紧围绕粮食生产和耕地保护、农民增收、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改善居住环境、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五大目标，着力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完善了城乡一体化政策体系，统筹城乡发展探索与实践取得了新的进展。伴随着统筹城乡新农村聚集地建设工作的不断深入，全镇广大农民必将更多享受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在不断引导产业集聚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破解农民增收难题，并对加快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促进乡风文明和农民生活质量均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我镇位于合江县的西南部，周边毗邻我县九支镇、二里-1-

乡、先市镇、实录乡、凤鸣镇和贵州省赤水市金华办事处、天台镇。全镇幅员面积86平方公里，辖9个行政村，119个村民小组，1个社区居民委员会，6个居民小组。全镇总人口约24700人，其中农业人口约22700人，非农业人口约2000人。我镇新农村聚居地建设规划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共设置9个聚居点。

二、存在问题

据调查表明，总体来说，绝大多数群众充分肯定了我镇新农村聚集地建设的工作思路和目标方向，认为聚集地建设是一项顺应民意的举措，应当全力推进，但在新农村聚居地建设工作的开展中也存在部分问题：

（一）对搬迁后的聚居地生活有后顾之忧。少数农民认为搬到聚居地后将彻底的改变农村生活方式。担心搬迁后会为以后的农业生产及传统习惯方式的农村生活带来不便，其中涉及到耕种自家田地变得更远，无处晾晒粮食，无处堆放柴火和各种农机具，无处饲养家禽家畜等等；搬迁后虽然建成了一个类似城镇居民小区的农村新社区，但如果居住其中的农民没能改变生产方式，其生活方式的改变就将面临很大困难。传统农村的宅院、村边、地头，都是农民创造收入的场所，甚至是大部分的日常生活消费都来自于此。

（二）一些老人要他们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老屋，心理上难舍难分。主要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村民，观念比较传统，对自家的祖屋感情较深，对现代化的居住环境无法适应；一些经济基础比较差的村民，担心拆迁后经济负担太重，无法如期入住新房以及无法负担搬迁后高额的生活成本。

（三）少数村民对聚居地建设的一些政策还理解的不够清楚和准确，对聚居化建设的优势还不够了解；由于有的地方出现了脱离实际，盲目建设新农村的反面典型，给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敲响了警钟，部分村民受国内个别新农村建设失败案例影响，心里对新农村聚居地建设有些抵触。

三、几点建议

（一）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做好受群众欢迎的规划是基础。首先，结合群众的实际需求和生活方式重新规划，为农户的农机具、家禽家畜以及粮食晾晒提供合理的场所。其次，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充分体现农民的意愿和利益，农民是聚居区建设的主体，把农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根本标准，尊重村民意愿。最后，做好聚居区建设的前期工作，确定好选址位置，确定好房屋造型、做好土地置换工作，确保聚居区建设成为造福村民的实事工程。

（二）正确引导，控制成本，增加就业岗位。首先，对难以割舍祖宅的年老村民，在坚持自愿原则的前提下，主动寻求村委领导及其亲戚朋友的帮助，对其作必要的思想工作，开展正确的引导工作。其次，严格控制建设成本，在新村建设中，坚持农户自愿申请、村社集中审核、群众公开评

议、部门检查验收，积极探索土地“双挂钩”的投入机制，利用农户旧宅基地和土地整理新增面积，增加对农户建房投入，有效解决新农村建设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最后，通过招商引资以及发展产业经济，为新农村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引导村民转变单一的农业生产方式，增加农户收入，提高农户生活水平。

（三）加强宣传，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工作。首先，必须依靠村民代表做好宣传工作，依靠群众，尊重民意。新农村建设农民是主体，发挥农民作用是关键。其次，镇相关部门和驻村领导应做好所在领域和所在区域的政策宣传和解释工作，宣传聚居区建设的时代必然性，赢得了村民们的认同，使聚居化建设的优势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最后，引导群众通过电台、电视台、网站、报社等新闻媒介作，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了解我国新农村建设中涌现的好典型，好经验，同时我镇相关部门要宣传先进地区的好做法，进一步炒热全镇上下关注、支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氛围。

车辋镇社情民意调查组

流动人口聚居区 篇3

一、布郎山布郎族乡基本情况

1、人口和居住情况。

据2006年末统计, 布郎山布郎族乡总户数3 685户, 17233人, 其中, 布朗族11220人, 占总人口的65.1%;哈尼族3170人, 占18.4%;拉祜族2492人, 占14.5%。这是全国唯一集“边、山、少、穷”为一体的布朗族乡。云南省七个人口较少民族一般居住在边疆地区, 交通不便, 自然条件恶劣, 各聚居区均紧邻国境边境, 多为高山峡谷, 群山环抱, 沟壑纵横, 环境恶劣, 通行困难, 历史上长期处于近乎封闭的状态, 人口和文化素质偏低。如布朗族乡, 根据2006年统人口统计文盲率为23.50%, 远远高于云南5%以下的平均数水平。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3.95年, 也比全省的6.32年低得多。该乡至2006年才通过普六验收, 为云南省最后一个通过“两基”验收的自然乡。

2、文化情况。

布郎族有本民族的独特文化, 有着较丰富的口头文学, 民间流传着许多故事诗、抒情诗、叙事诗, 题材广泛, 优美动人。由于长期与傣族杂居, 深受傣族文化影响, 布朗族喜好傣族的“赞哈”, 歌舞时多以象脚鼓、钱、小三弦等乐器伴奏。布朗族的“刀舞”, 动作舒展大方, 刚柔相济, 舞姿矫健。为青年男女所喜爱的“圈圈舞”, 热烈欢快, 是情感交流, 传播爱情的最佳方式。每逢佳节盛行“跳歌”, 往往通宵达旦。布朗族民间曲调分为四种:索调, 一人自弹自唱的曲调, 多用来歌唱爱情、新人新事和美好幸福的生活等广泛的内容;宰调, 在劳动中独唱或合唱的曲调;甩调, 喜庆节日用的曲调;甚调, 跳舞时伴唱的曲调。多数布郎族人民族信仰佛教, 有本民族的图腾信仰;青少年有当僧侣的传统, 有自己独特的节日, 如布朗族在开门节和关门节, 均应到寺庙祈福。

3、经济发展情况。

布朗族乡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由于封闭的自然环境, 各族文化受外来文明的撞击较少, 旧观念和习俗仍然束缚着他们, 他们长期保持着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劳动工具简单粗糙, 耕作技术原始落后, 一般采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 且作物结构单一, 主要以种植水稻、包谷为主, 兼种荞麦、洋芋等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以茶和热带水果为主。布郎山乡耕地中坡度平均小于8°的仅占0.27%, 8°-15°的占0.48%, 15°-25°的占1.69%, 26°-35°的占12.01%, 大于35°的占85.55%。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土地条件, 粮食产量极低, 农业经济发展非常滞后。2006年布郎族乡农民人均收入1333元, 仅相当于西双版纳州另一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基诺山基诺族农民人均收入的60.84%, 云南省农民人均收入的50.61% (见图1) ;而人均有粮319公斤, 也仅相当于基诺山基诺族的61.35%, 云南省平均水平的92.46%。布郎族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但整体情况非常贫困。

二、贫困原因分析

1、自然地理、气候等条件差。

布朗山布郎族乡均分布于高山峡谷和边境一线, 境内多为高山峡谷, 群山环抱, 沟壑纵横, 环境恶劣, 通行困难, 历史上长期处于近乎封闭的状态。受气候的影响, 多数聚居区洪灾、泥石流以及各处病虫草鼠害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严重影响群众的衣食住行等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

2、交通、农业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交通不畅和严重封闭是自古以来制约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 这对于一个山地占全省面积94%的省份来说, 交通的不便, 给各少数民族聚居乡的市场培育, 社会经济发展会带来多大的阻碍, 不仅如此, 各少数民族聚居乡内路况极差且多数为土路, 乡内村寨至乡政府驻地及村寨之间路途遥远, 道路狭窄泥泞。恶劣的交通条件, 使聚居区内的商品运出不畅通, 也使外面的商品和信息难于到达, 市场相对狭小。聚居区内山高坡陡, 土地贫瘠, 保水保肥的可耕地极少, 加之种植粗放, 缺乏水利灌溉设施, 无水利沟渠, 粮食产量低得可怜, 更谈不上科学种田。

3、农业产业结构单一, 缺乏优势产业。

近年来国家及云南省针对布朗族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 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农民增收, 但受多种因素制约, 各聚居区农业产业结构单一, 缺乏优势产业。传统产业“粮、茶、蔗”仍占主导地位。由于产业结构技术层次低、规模小, 经济效益低, 缺乏优势产业, 当前能使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群众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还未形成。

4、人口受教育程度低。

布郎族聚居区受历史、宗教和家庭经济困难等原因的影响, 加之村寨分散, 难以集中, 导致村寨办学难, 控辍保学的工作难度大, 学生流失的现象比较突出。一些家长盲目信教, 不愿让子女读书。布朗山乡2006年才完成了“基本普及六年义务教育, 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基验收, 为全省最后一个完成“两基”验收的乡。该乡2001年9月一年级招生时有557人, 到2007年7月六年级毕业时只有136人, 六年完学率只有24.42%。

三、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对策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扶贫开发。

由于受自然、地理、社会历史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和生产生活环境条件的限制, 目前云南省七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各族人民的生活仍然十分困难, 贫困面很大, 经济发展极为缓慢, 文化科技水平仍处于低层次, 大部分群众的温饱问题未能得到解决。根据国家四部委《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2005-2010年) 》和云南省政府《云南省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2006-2010) 》, 对人口较少民族应该强化政策和资金倾斜, 结合新农村建设和云岭新村建设, 加快以交通、信息、基本农田、饮水安全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 坚持产业扶贫和开发式扶贫, 突出抓好易地搬迁开发扶贫工作, 实施好整村推进, 切实帮助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生产, 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

2、结合民族文化, 发展可持续的旅游业。

云南省七个人口较少民族均具有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 由于与外界的联系和沟通不畅, 被“汉化”的痕迹很轻。如独龙族的“纹面”, 布朗族的“开门节”和“关门节”等。各聚居区内自然风光十分优美, 原始森林密布, 是天然的大氧吧。目前可以结合各聚居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引导文化产业的发展, 同时依托聚居区独特的民族风俗、神秘的自然景观、良好的生态环境、多样性的生物资源, 逐步发挥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优化配置功能, 以良好的投资软环境鼓励企业参与各聚居区的文化产业开发, 大力宣传民族文化和自然风光, 吸引外地观光游客, 发展可持续的民族文化和自然风光相结合的旅游业。

3、发展边境贸易, 提高市场活力。

云南省七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均比邻边境, 多与缅甸一衣带水, 边民之间生活习性相同、语言相通, 相互通婚、边民互市由来已久。可以在交通方便、通畅的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设置州级口岸 (必要时升级为省级或国家级口岸) , 各级政府部门给予政策及资金扶持, 加快进出口贸易, 发展边境贸易, 拉动经济发展。

4、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提高人口较少民族群众的收入。

云南省七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地区偏僻、贫困、落后和通行困难, 生产生活环境封闭, 农业产业结构单一且低下。实现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群众全面脱贫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可以因地制宜, 围绕经济林果业和茶产业这一中心, 适度实施退耕还林工程, 把群众从粮食生产中转移出来, 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转移。通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提高群众收入。

5、实施政策倾斜, 提高文化教育素质。

可以加大中小学生的免费教育力度, 对云南省七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的学生高中至大学阶段教育予以减免费优惠;加大教育的宣传, 对学生考上一级学校的家庭予以表彰;降低录取分数线培育人口较少民族大学生;在录用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方面采取特殊照顾政策;适当安排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脱贫发展专项资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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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聚居区 篇4

关键词：人口较少民族,残疾人,合法权益

我国的人口较少民族是指人口总数在30万以下的28个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就群体而言,是属于全国人口中最贫困的一部分。我国的人口较少民族大多居住在边疆省份的高山峡谷中,由于自然、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其发展面临着诸多的困难,首当其冲的就是贫困问题,另外还存在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等问题。残疾人作为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其生存现状本来就不乐观,而在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生活的残疾人,其合法权益如何得到有效保障,无疑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为此,课题组到我国德昂族的主要聚居地———云南省德宏州芒市进行了调研。

一、芒市残疾人权益保护现状

芒市现有各类残疾人23900人,占全市总人口的6.46%,截至2015年10月,全市共办理第二代《残疾证》8 704人,办证人数占全市残疾人总数的36.4%。芒市始终坚持把实现好、发展好和维护好广大残疾人的合法权益放在工作的首位,5年来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组织联络工作

芒市残联以“抓基础、抓基层”的指导方针,加强了组织建设。截至2015年底,全市11个乡镇、1个街道办事处和1个农场都已全部成立了残疾人联合会,1 2个社区成立了残疾人协会,80个村委会成立残疾人之家,4个农场分厂成立残疾人之家;成立了4个残疾人协会,即盲人协会、聋哑人协会、肢残人协会、精神残亲友及智力残亲友协会。市乡两级残联组织共有专(兼)职及聘用工作人员121人(11个乡(镇),1个街道办事处、1个农场配备专(兼)职干部13人,残疾人协管员96人)。

(二)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工作取得新成效

1. 残疾人康复工作。

康复是帮助残疾人恢复和补偿功能、增强生活自理和社会适应能力、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芒市贯彻了“以复明工程为龙头,以项目康复为重点,以社区康复为基础,以残疾人家庭为依托”的方针,全面开展各项残疾人康复工作。主要是加强社会化康复服务体系建设和康复服务人才培养,提高康复服务能力。芒市残联每年从保障金中拿出8万元资金,作为聘用13名康复员、96名协管员的经费开支,为推进康复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残疾人劳动就业工作。

就业是实现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解决基本生活的根本途径。近5年来,芒市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大残疾人就业培训力度。采用集中培、带培、自培、随培和入户培等培训方式,对残疾人进行各种知识及技能的培训,5年来共计投入培训费167万元;举办残疾人实用技术及法律法规知识培训班123场次,受训人员达3 450余人次。二是认真开展分散按比例就业工作。以促进安置残疾人就业为目的,对于安排残疾人未达到比例的单位收取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3. 残疾人文化体育活动。

芒市残联非常重视残疾人文体活动的开展,每次德宏州内外的比赛都选派选手参加,充分展示残疾人的风采。(1)在2011年“全国助残日”期间,投入资金3万元,组织芒市40多名残疾人开展吹乒乓球、夹玻璃弹、插花、穿针等文体比赛活动。(2)投入资金l7万元,组织26名优秀残疾人运动员代表芒市参加德宏州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芒市选派的26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田径、游泳、乒乓球、举重等四个大项111个小项的比赛。(3)组织2 6名残疾选手参加德宏州第二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获得结形花边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服装制作第一名、第二名(女服)、第三名(男服),电脑速录第三名,盲人按摩集体第一名和优秀组织奖一个。

(三)残疾人和残疾人事业的社会环境得到不断改善

“十二五”期间,芒市先后投入资金10万多元,订购市委、政府及各部门要求订购的书籍、报刊、法律知识以及《中国残疾人》、《三月风》共计134册(份),共印制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云南省残疾人优待规定》及《云南省残疾人保障条例》等宣传册20 000多本(册),分发《爱心永恒》邮品宣传册6 000份,发放就业条例5 000多册,张贴宣传标语100多条,出简报260多期,宣传面达95%以上,并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残疾人工作开展情况。近5年来,芒市残联热情接待残疾人的来信来访,共收到群众来信92件、来电3 250余人次、来访347人次。对群众来信来电来访,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答复率达到了100%,有效维护了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二、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策略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芒市当前的残疾人权益保护工作还存在着一些现实困难,主要具体表现在:(1)芒市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残疾人总体生活状况与社会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2)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扶贫等任务还十分艰巨,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环境和条件还比较差,歧视残疾人、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现象仍时有发生。(3)由于残疾人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就业渠道还十分狭窄,就业压力大;部分单位对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认识不到位,导致残疾人就业难。(4)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投入不足问题较为突出,严重制约芒市残疾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基于此,建议以后要完善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抓好宣传,形成发展残疾人事业的良好舆论环境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发挥报纸、广播、电视等宣传媒介作用,大力宣传残疾人事业法律法规,形成残疾人事业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结合芒市实际,制作一部反映残疾人事业发展、扶残助残、残疾人自强创业先进典型的专题片:并组织开展好各种残疾人节日宣传活动。

(二)抓好各项业务工作,着力改善残疾人民生

具体做好以下工作:(1)继续做好残疾人康复工作,减轻残疾人痛苦,帮助恢复身体功能。(2)继续做好残疾人就业、扶贫工作,结合实际,扎实推进我市残疾人就业、扶贫工作步伐。(3)做好社会保障体系工作,解决残疾人基本生活、养老、就医和就学等方面的后顾之忧。(4)配合教育部门做好残疾人适龄儿童的入学工作。(5)做好残疾人文体宣传、维权工作。大力宣传残疾人事业,不断增强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意识。(6)全面推进残疾人基层组织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三)建立新型化的残联组织系统

具体来说,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1)数字化残联建设。数字化管理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将依托第二代残疾人证管理系统及就业、康复管理系统,扎实推进芒市数字化残联建设步伐,准确掌握残疾人底数和需求情况;(2)巩固完善芒市残联系统“五级为民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切实做好残联系统五级为民服务信息互动直达通道建设工作。“五级为民服务体系”即州、县(市)、乡(街道)残联理事长、副理事长带头参与,各级残联干部、村(居)委会残疾人工作联络员、村组残疾人义务信息员广泛参与,从而形成推进芒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参考文献

流动人口聚居区 篇5

本文所指的乡—城迁移人口, 泛指原籍在农村, 不论其目前是否变更为城市户籍, 但实现了向城市流动、迁移或人口常住地集中化居住时间在半年以上的人口, 主要包括从农村进入城市工作并在城市实现稳定就业农民工群体, 以及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土地而转入非农产业就业的失地农民群体。

“半城市化”概念的提出源于地理学界, 在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均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1]继国内学者王春光首次提出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概念之后, 学界开始基于人口城市化质量的视角展开广泛研究。目前, 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乡—城迁移人口“半城市化”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制度、文化、行动和心理问题, [2]在现行的政策和制度设计框架内, 现有的社会结构中, 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既无法返回农村, 又不能彻底融入城市, 而是在城市的边缘性领域及空间里“沉淀”为“外来边缘人口”, 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城镇化发展的“巨大瓶颈”。本研究着眼于农业转移人口在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 在城市社会聚居形态方面所表现出的“半城市化”问题展开分析。

一、成都市乡—城迁移人口居住状况的调查分析

1. 乡—城迁移人口的典型聚居形态分析

与东部地区主要以城市群“面状”吸纳格局不同, 中西部地区主要以大城市为中心“点状”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当前, 成都市正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机遇期, 势必吸纳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就地、就近定居和就业。但由于单中心发展的历史沿革, 成都市域城镇体系呈现“大城市太大, 小城镇太小”的总体特征, 城镇群林立, 贫困山村也不在少数, 从建设用地的空间扩展和人口的空间集聚来看, 目前, 乡—城迁移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 外围的大片区域发展缓慢, 城镇化动力不足, 吸引力较弱。

目前, 成都市外来务工人员与周边市民的居住隔离已初显端倪:成都市圈层化分布的地理特征, 使之主要聚居于一、二圈层及三圈层内侧的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 以满足其对于到达市中心或是就业地的通勤距离要求, 但城乡两套管理体系在城乡结合部的混杂和交叠, 往往在职责不清甚至互相推诿中导致“行政管理真空”的状况出现, 不少村委会除了房屋租赁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外, 很少愿意去承担为外来人口提供服务和管理的责任与义务, 而城市的社区管理组织即使想插手, 也不便直接介入农村事务。因此, 它为外来务工人口提供的实际上仅仅是一片集中的居住场所, 而很难为其生存、适应和发展提供更多的庇护和依托。从居住环境来看, 外来务工人员聚居区生态环境状况较差, 缺乏统一的规划与管理, 加之户籍制度的屏蔽作用和暂住制度的不完善, 使其很难享有与市民相等的公共服务, 生活环境质量堪忧, “脏、乱、差”现象突出, 社会治安比较混乱。同时, 空间上的隔离状态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之间的心理隔膜与社会距离, 并最终外显为人际交往上的隔离。

2. 乡—城迁移人口城市聚居空间与安居支持意愿调查

本研究以具有农业户籍身份, 但举家迁徙至城市居住生活, 从事二、三产业劳动并具有稳定工资收入, 及具有个体经营和自我雇用身份的从业人员作为研究对象。2013年9月, 通过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较为集中的成都市主城区公立小学农民工子女的家长发放调查问卷和进入上述农民工家庭展开深入访谈两种形式, 对在成都市范围内就业, 且最具市民化能力的农民工群体展开调研, 共发放问卷650份, 回收有效问卷597份, 有效问卷占91.85%, 其人口社会学特征如下表1所示。

由此可见, 在上述接受调查的农民工群体中, 约有8成受访者来自于除成都市之外的省内其他市州和省外地区, 年龄段主要集中于30~40岁之间, 多数具备较为熟练的工作技能, 在城市的职业以务工和一般性管理、服务类工作为主, 当稳定就业和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均已解决之后, 城市“安居”问题自然就成为其市民化进程的第一要务了。

在调查问卷中, 对于其城市居住客观状况的统计描述 (如表2所示) 。

根据统计数据, 接受调查者的进城方式基本属于“举家迁徙”, 以夫妻俩加孩子的“核心家庭”居住模式为主, 也有3成左右的接受调查者家庭为“三世同堂”, 其在城市长期居住倾向更为明显。在调研中, 大多数具有本地户籍的农民工群体均已通过“自建房”、“返迁房”等方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部分来自成都远郊区和在外地来蓉的农民工群体中, 除了少数经济条件较好的自购住房之外, “租住私房”是非成都户籍农民工群体最为主要的住房来源;而无论租房者还是拥有自住房者, 其居家环境均主要是在与成都市民混合居住的社区区域, 很少有选择在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外来人口聚居地居住的。

据调查数据显示, 绝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借助市场化的渠道实现其城市居住, 然而, 参照国际经验和公共财政的论点, 政府应当成为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第一责任主体。对此, 在回答“您认为最能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住房问题的政策”的问题中, 接受调查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认为政府通过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提供多元化的农民工住房保障模式和拓宽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人群等方式, 能够有效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安居”问题。

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 国内民众历来对于自购房拥有与生俱来的偏好, 在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也得到充分印证。调查中, “您对于政府所提供的住房保障方式的期望”的问题, 也正好印证了上述观点:有超过7成的受访者愿意购买经济适用房或在购房中享受更为灵活的货币补贴方式, 而选择租住政府提供的公租房或是廉价房的仅占1成左右。在对于“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保障性住房”的调查中, 受访者们普遍心理期望较高, 可简要表述为“方便子女求学”、“居家生活便利”和“务工为要, 距离工作地点较近”, 而“预算有限”则退居其次了。基于此, 对于上述在城市具有稳定职业, 并在事实上实现了“举家迁居城市”的农民工家庭而言, 他们在城市的理想住所, 已不仅是单纯的栖身之地, 还包含了对城市居所所处的人文环境、交往对象和生活方式的主观能动选择。综上所述, 租住房所在区域交通和生活的便利性、住房的舒适宜居性、租金的经济性和租赁的稳定性, 是其在做出租赁决策前需考虑的4个关键性因素。

二、乡—城迁移人口聚居形态的“半城市化”问题分析

1. 顶层制度设计层面的问题凸显

现行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政策设计, 总体上是在既定的行政制度框架下出台和实施的, 并不以改变其“流动性”特征作为其前提, 即外来务工人员并没有被真正纳入到城市化进程的规划当中, 这样的政策为地方各级政府, 尤其是农民工流入地政府, 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留下了很大的自由操作的空间和余地。目前, 尽管许多地方政府已积极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条件, 如为其子女提供基础教育、建立社会保障等, 但这只能使其在城市社会处境得以改善, 并不足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和“各自为政”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度, 使之真正进入城市化进程, 成为“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因此, 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人均GDP、各项公共服务统计范畴, 将其公共服务支出纳入预算, 机构、人员配备要以城市常住人口为依据, 应当成为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2. 地方政府现有住房安居保障体系的掣肘

(1) 新建保障性住房区位总体欠佳, 有“居住隔离”之虞。近年来, 成都市的城市保障性住房体系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保障政策支持力度较大, 先后将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了限价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范畴, 但新政的实际受益人数极其有限。究其原因, 新近在建和建成的保障性住房小区, 主要集中在主城区的三环路内外侧、主城区以外的各郊县或城乡结合部, 位置较为偏僻, 存在交通不便、生活配套设施不齐全等问题, 并且保障房的选址彼此相邻, 在主城区的边缘地带形成规模巨大、结构清晰的居住带, “居住隔离”的状况凸显, 这与接受调查的农民工群体的主观愿望相去甚远, 且大大增加了租住者的出行和生活成本, 易形成贫富居住空间分离现象, 不利于城市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事实上, 自2011年以来, 国内各地陆续推出的公租房项目囿于地段不佳、租金较高和准入门槛过严等因素, 已部分出现“弃购”、“弃租”和保障房闲置等现象。

(2) 保障性住房政策性解释庞杂, 外来务工人员受惠份额较小。目前, 对于保障性住房的定义, 涵盖“经济适用房”、“限价房”、“棚户区改造房”等内容, 其中棚户区或旧城动迁的安置房还占据了相当的份额。严格意义上讲, 保障性住房的主体不应是单一的经济适用房或拆迁安置房, 而应当定位于切实地保障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在内的城市中低收入阶层, 即以公共租赁性住房为主。

事实上, 城市的产业升级是必需的, 但在优化产业结构、加大对高端人才引进的同时, 对于低端劳动力的需求相伴而生。一座城市的生命活力, 取决于城市的低服务成本, 城市产业、就业、收入和消费的多元化。城市高端人才的集聚必然会带来更多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例如, 高端的写字楼越多, 需要的保安和清洁工就越多。高收入的人越集聚, 就需要更多的消费性服务业, 包括餐饮和家政服务。低技能劳动力向大城市集聚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如果通过保障性住房的政策限制来限制外来务工人员流入, 则必然提高相应岗位的劳动价格, 反而不利于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和城市生活质量的提升。

(3) 重大城市规划项目的制定较少惠及农民工群体的安居问题。外来务工人员常常因城市治理而被迫搬迁至城外区域, 除自身引起工作生活不便等问题之外, 还可能在一定时期内放大交通流, 并由此埋下的交通和安全事故隐患。旧城改造的周边地区, 也可能因此面临更深的发展困境, 如人口激增带来的巨大社会压力, 基础设施不足及社会管理层面的问题凸显“复制、外推”。

从国际经验来看, 制定较为全面的法律体系是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保障。而我国目前的住房政策大多以各层次各种类的政府部门“指导意见”、“通知”等形式出现, 没有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住房保障也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保障性住房建设骤然提速, 产生了巨大的资金缺口, 地方政府只通过行政命令动员各种资源, 而不是从制度建设上确立保障房的法律地位, 从此引发的资金风险、权力寻租、挤压市场以及房屋质量等问题不容忽视。

三、推进乡—城迁移人口聚居形态由“半城市化”向“城市化”转变

1. 以“产业引领”和“包容性规划”为核心, 树立“功能互补, 互惠共生”的城市规划理念

城市是一个综合体, 它的有效运转和持续发展, 需要各行各业的支撑, 需要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劳动者, 在城市优化产业结构、加大对高端人才引进之际, 对于低技能、服务性的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势必相伴而生。基于此, 乡—城迁移人口住房保障问题首先应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系统, 尤其是进入重大项目推进实施的决策视阈, 将政府保障性住房的选址与保障对象的就业区域、产业布局区位相协调;第二, 在乡—城迁移人口相对集中的产业集聚区, 充分利用企事业单位自有存量土地、闲置建筑的新建和改 (扩) 建等多种方式建设满足一般性人才和外来务工者的住房需求, 并在户型设计上, 充分考虑举家迁徙的农民工群体的实际需求, 将其整个家庭的住房福利需求纳入其中, 创造职住关系良好, 形态结构完整, 配套设施完善的居住区, 形成生活、生产组团式布局结构、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切实改善乡—城迁移人口的住房条件。

按照“大型居住社区”的规划理念, 在交通便利、配套完善的大社区区域内, 使得社会各阶层共享公共配套资源和自然环境资源, 并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更多的服务类就业机会, 推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功能互补, 互惠共生”, 创造多样化的交往空间, 在不影响居民住房功能与私密性空间的前提下, 在居住区内提供公共、半公共、半私密的多样化、多层次交往空间, 会使混居更加和谐。[3]具体而言, 首先, 尽量避免乡—城迁移人口住房的孤立选址, 将其纳入“大型居住社区”范围之内进行考虑, 以避免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之间相互自我隔离、缺少交往和了解, 形成亚文化的自我循环和代际传承, 不利于各类群体和谐相处与共同发展;第二, 通过一定的空间分割, 在“大社区”区域形成“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普通商品房—中高端商品房”阶梯式的混合居住模式, 再通过修建公园、图书馆、艺术馆、体育馆等公共设施, 作为不同社区之间的连接“媒介”;第三, 通过地铁、短途社区巴士、公共自行车等公共交通工具, 实现居住社区中心和地铁站的无缝连接;最后, 尽可能与产业用地靠近, 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的就近就业机会。

2. 推进具有市民化能力的外来务工人员“迁转俱进”

(1) 整合社会存量房源资源, 扩大公共租赁住房供应量。鉴于当前“举家迁徙”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以租为主”的城市住房需求特征, 充分发掘和利用房产市场中的存量房资源, 如通过收购、回租等方式, 将中心城区符合公租房要求的老式商品住房, 或交通便利、靠近产业园区的动迁安置小区居民的富余房源“收编”为政府公共租赁住房的储备性房源, 为保证出租屋的质量符合基本的居住、卫生和安全条件, 应在统一标准配置后, 再统一出租, 其利处有3点:一是可成为政府公共租赁住房房源的有益补充;二是便于从源头上预防“群租”等社会现象的蔓延;三是租赁者没有产权, 可以避免权力寻租。

(2) 完善房屋中介信息系统, 提高外来务工人员住房搜索能力。房产中介对于促进城市住房资源配置、提高具有促进作用, 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 现有的城市房屋租赁中介对于符合农民工需求的低端市场租赁房缺乏经营兴趣, 收入菲薄的农民工群体也对于须支付的房屋中介费用也较为敏感。基于此, 成都市住房保障部门可考虑探索建立相应的利益引导机制, 如由政府给予房屋租赁公司相应补贴, 鼓励其有针对性地收集适合农民工居住的房源租赁信息, 借助互联网信息平台及其连锁门店网点, 向农民工提供及时有效的房屋租赁信息, 增强农民工获得适当住房的能力, 并为其租赁住房提供优质服务。

(3) 廉租房和公共租赁房并轨, 推进“租售补并举”的多元保障。进城务工人口是城镇低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其城市住房问题的解决, 理应纳入城镇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的整体框架下, 可考虑将廉租房和公共租赁房两者合二为一, 实行统一管理。严格科学地界定低收入与中低收入群体, 对两者均提供建设、物业服务和租金标准一致的公共租赁住房, 而对其中的低收入家庭, 由政府给予另外的租金补贴。此举一则将过去对于廉租房家庭的“暗补”转为“明补”, 并使之惠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家庭;二则拓宽了保障思路, “既补砖头, 又补人头”, 调动了社会存量房源进入公共租赁房市场的积极性;三则进城务工群体往往并非永久性贫困的一般居民, 随着其家庭收入的增加, 对其的租金补贴亦可随之动态变化,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当前保障性住房退出机制。

在此基础之上, 还可探索建立“公租房”由租转售的体制机制, 在住房保障对象在承租公租房者3至5年之后, 如果房屋已经装修, 本人不愿意搬走, 亦有购房意愿和能力, 还可考虑按相关政策对其出售, 使之真正在城市实现“安居乐业”。

(4) “以需定建, 严格问责”, 严格问责保障房建设制度。在开展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之前, 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保障性住房需求, 展开扎实的实地调查过程和前期研究, 预测保障性住房的需求;同时, 详查城市土地利用潜力, 确保保障性住房的用地供应和合理布局等, 力求在区域分布、地段选址、数量配置和户型设计上均能“有的放矢”。

对于外来务工人员住房保障工作的评价体系, 应将对其使用率和入住率的考核纳入其中, 综合考评。为确保保障性住房的工程质量, 还必须从勘察、设计、施工到竣工验收各个环节都严格把关, 强化企业资质、人员资格和招投标等方面的处罚, 对质量工程实行责任终身制, 彻底改变和扭转“重建设轻分配”现象, 将资源节约、效率优先, “见房见人”, 作为衡量住房保障工作的一项重要评价和考核指标。

3.“创新思路、拓宽渠道”, 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保障房建设

当前, 保障房市场的开发、运营、管理等专业性较强、资金投入量大, 如果完全靠政府管理, 既容易造成低效率、严重官僚化等问题, 也容易造成财政资金的捉襟见肘。基于此, 应积极引入社会资金参与, 将其建设投资基金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政府种子基金;另一部分是以种子基金为引导向社会募集的资金。

此外, 保障房市场的开发, 也可拓宽投资和经营主体。以中国当前所广泛采用的宿舍劳动体制为例, 工厂宿舍作为员工工作期间暂时休息、居住的“缓冲地带”有其优势所在, 但在通过扩大居住面积, 改善居住环境等方式, 将核心员工整个家庭的住房福利需求纳入其中, 进而提升其就业安全感和忠诚度等方面尚大有可为之处。

摘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是新型城镇化的题中之义, 也是中国经济真正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本研究从当前乡—城迁移人口所处的时代背景入手, 对于目前成都市典型的乡—城迁移人口城市聚居形态展开分析, 提出相关建议:以“产业引领”和“包容性规划”为核心, 树立“功能互补, 互惠共生”的城市规划理念;推进具有市民化能力的外来务工人员“迁转俱进”;依托“过渡型社区”, 探索“大混居、小聚居”的和谐居住模式。

关键词：乡—城迁移人口,城市聚居,半城市化

参考文献

[1]Adell G·Theories and Models of the Peri-urban Interface:A Changing Conceptual Landscape[C].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1999.

[2]王春光.对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实证分析[J].学习与探索, 2009, (05) .

南京传统回族聚居区演变历史研究 篇6

关键词：回族,聚居区,亚文化,演变

南京是中国江南地区回族聚居的主要城市之一, 南京回族人数众多、分布相对集中且历史悠久, 其重商善贾的职业特色, 围绕清真寺的聚居特色, 以及建筑、服饰和文化上的伊斯兰特色, 对南京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形成了极富特色的城市传统民族聚居区。然而在现代快速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 这些传统亚文化聚居区面临着全面衰退的危机。为了因地制宜地对其进行有效保护, 我们有必要对南京传统回族聚居区产生及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研究。

公元7世纪中叶, 大批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经海路和陆路来到中国的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以及内地的长安、开封等地定居。公元13世纪, 蒙古军队西征, 中亚的穆斯林大批迁入中国, 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移民以波斯人、阿拉伯人为主, 后吸收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分, 经过数百年的融合与演变, 在元明时期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回族。

唐宋时期是西亚穆斯林进入中国并定居的早期阶段, 据史料记载, 穆斯林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当时的政治中心和沿海经济发达城市, 如长安、广州、扬州、杭州、泉州等。唐朝“市坊制”和“华蛮异处”的政策, 这些早期的穆斯林在城市中聚居于番坊中, 修建清真寺, 语言、饮食、服饰均保持本民族特色, 族内婚姻, 人种保持较多原有特征, 与来源国联系紧密, 番坊有一定的自治权, 成为当时城市中的一道异质景观。这一时期穆斯林在南京的活动没有资料记载, 因而无从考证。

1.1迁徙而来的民族——元代南京回族异质性斑块的形成

与中国的土著民族不同, 回族是一个迁徙而来的民族, 他形成时间很晚, 族源复杂, 通过使臣、商人、传教者、学人和移民而进入中国, 是以伊斯兰教为精神纽带、文化认同和共同的生活习俗而形成的民族。

南宋末年, 蒙古人攻打中原时, 使用的是中西亚的畏兀儿、哈刺鲁、钦察、康里、阿速斡罗思、波斯及阿拉伯人, 他们中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 总称色目人1。开国战功使色目人及其信奉的伊斯兰教受到元朝政府的重视, 色目人数量不断增加, 并有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 伊斯兰教也随之广泛传播于中国境内, 回回民族正式形成。南京的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迁徙而来”。

据至正三年 (1343) 集庆路医学教谕张汝谐编纂的《至正金陵新志》卷八载, 元初至元二十七年 (1290) 健康路在城录事司 (即城区) 总计18250户18.8万人, 其中色目人149户2929人, 占1.6%, 。这是南京最早的穆斯林居民。史料对南京穆斯林聚居的情况没有详细记载, 但史载南京色目官员和眷属多集中居住在城南锦绣坊集庆路总管府附近。考明初刊本《元集庆路图》与《明都城图》, 其地域与明洪武年间敕建的三山街铜作坊礼拜寺的地理位置相吻合 (图1) 。但由于元代南京并未设置执掌伊斯兰教法、对色目回回人拥有一定行政司法权的机构——“回回哈的所”, 加之《大元刑律》规定“江南诸地夜集众词祷者, 严禁之”, 因此, 估计这些色目回回官吏的宗教活动, 只限于个人或家庭, 尚未形成大规模的民族宗教社区 (如教坊) 2。

(图片来源·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

史料对元代南京穆斯林生活的情况没有详细记载, 但从杭州的史料3中我们可以推测, 他们“隆准深眸, 不啖豕肉。婚姻丧葬, 不与中国相通。诵经持斋, 归于清净, 推其酋长统之, 号曰满剌, 经皆番书……”, 在人种、生活习俗、语言文字上都保持了原有习惯, 与当地居民差异较大, 形成了当时城市中封闭程度较高、自治性较高的异质性景观斑块。

1.2融合、自持和再生——明清南京回族教坊聚居区的兴盛和稳定

明代, 南京回民的人口数量、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大大提高, 南京出现了许多回民聚居的聚居区, 他们与其他聚居区不断融合而被城市所接纳, 并以“教坊”聚居的形式和伊斯兰宗教的权威维持着自身文化的特性, 达到了繁荣发展的成熟期。

1.2.1发展、融合和成熟

政治上, 跟随朱元璋反元的淮西农民起义军中有大量回民。明朝定鼎金陵后, 常遇春、冯胜、沐英等回族将领多得封爵, 回民入朝为官者较多, 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明宣德初年, 南京守备太监郑和奉敕重修毁于雷火的三山街铜作坊礼拜寺 (今净觉寺) , 标志着南京回回的政治地位的巩固。

外交上, 洪武、永乐年间是明王朝鼎盛时期, 来自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的各伊斯兰国家的贡使、商队络绎不绝。明朝政府在三山、聚宝门外濒水建塌房以贮商货, 在江东门外建廊房 (旅店) 、江东驿馆和接待寺 (属佛教寺庙, 但有宾馆性质) (《秦淮广记》) , 广设会同馆、乌蛮馆、重译楼等外交接待设施, 还专设“回回文字馆”、回回钦天监观象台等回族教育和科研机构4, 穆斯林国家及其文化受到重视。

经济上, 明代是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 中国重农抑商的大环境有所松动, “回回善贾”的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穆斯林商人几乎垄断了药材、香料、珠宝等行业, 在通衢要津处经商并聚居成回民教坊。南京历史资料上记载的回民教坊多集中于城南商业发达区域。这些教坊一开始就有业缘聚集的特征, 许多回民的传统行业和回民聚居区一直延续到今天。

民族政策上, 明代对少数民族实施“严禁胡服、胡语、胡姓 , 不许本类自相嫁娶”5的同化政策,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伊斯兰教的本土化, 促进了民族的发展、融合。通过与汉人通婚, 回族人种发生变化, 从外貌上、语言上与汉人接近, 这一政策使回民的实际数量大为增加, 也使回民真正融入到城市社会之中。

1.2.2清真寺和回民教坊的兴盛

随着南京回民人数的增加、地位的巩固和中央政权的支持, 南京清真寺的建设也兴盛起来。洪武廿五年, 敕建三山街铜作坊礼拜寺 (净觉寺) 和城南礼拜寺 (雨花台东南回回司天监所在地) , 在城南附近辟回回聚居区 (俗称回回营) , 并特敕建礼拜寺“供子孙世居, 学习真经, 焚修香火, 祝延圣寿, 寄籍江宁县优免差役”6。明中叶以后, 南京出现回民集资或私人独资所建的石城门 (俗称旱西门) 礼拜寺、卢妃巷礼拜寺、登隆巷礼拜寺等清真寺, 经堂教育业也蓬勃兴起。这一时期的清真寺在建筑中已呈现出本土化的趋势, 在规划布局和建筑结构上已经和南京当地建筑非常相似, 但仍在局部保留了西域风格, 在保持中国传统城市特有的统一和谐的前提下, 增加了其丰富性。

清真寺的兴建和回民聚居区的拓展往往是相互交织的, 在城市中形成了以礼拜寺为中心且具有一定自治权的回民聚居区——教坊, 或称寺坊。最早有铜作坊、回回营, 后有旱西门、卢妃巷, 为城中四大教坊, 它们既是宗教活动的场所, 又是社会活动的场所7 (图2) 。教坊社团大致与行政坊相吻合, 教坊内推乡老为社头, 组成管理机构, 掌管坊内各项事务, 并接受当地官署的管理。教坊里的大掌教须由获官方注册凭证的“礼部剳礼理事”担任, 其宗教活动既受到官方的限制, 也受到官方的保护。教坊制度的形成促进了以伊斯兰教信仰为中心的文化教育、仪式形态和风情习俗逐渐巩固8, 也标志着南京回族聚居区发展到了繁荣的成熟时期。到清乾隆年间, 仅南京城内就有36个清真寺, 以及相对应的绕寺而居的36个教坊。

(图片来源·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

1.2.3文化景观的自持和再生

明清时期的回民具有高度汉化的外在表征, 使其可以融入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汉族城市之中。然而, 构成回族价值文化基础的伊斯兰宗教心理使回族在心理气质、精神价值取向和文化范式上都区别于汉人, 使其在强势文化的包围中不会丧失自我。一致的文化认同是回民聚集而居的内在因素, 这种精神纽带的维系将“我们”与“他者”划分了一道明显的界线, 这种界线不但是心理上的, 也是物质上的。回民聚居的教坊就是一个有较为明晰边缘的独特的亚文化社区, 在物质形态上执着地保留西域先民所使用的装饰符号, 在宗教仪式和生活习惯上也区别于汉人。这种以清真寺和教坊为中心的文化的自持和自生, 使其成为城市人文生态系统中较为稳定的亚文化区域和城市景观中独具特色的异质景观区。

清朝对回族奉行的“毋令聚居, 毋近汉人, 毋居城市”残酷的少数民族政策, 迫使穆斯林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伊斯兰文化的生存之道, 发起了一场“以儒诠经”9的文化自生运动。南京回族学者王岱舆、张中、伍遵契、刘智、金天柱等在民族文化的学术研究中, 思考回族统一使用汉语的问题, 思考伊斯兰文化精髓如何在中国思想哲学界占有一席之位, 如何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在《正教真铨》、《天方性礼》、《天方典礼》等著作中, 他们把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神学纳入哲学的框架, 并恰当吸收了某些儒家观点和老庄哲理以及陆王心学精华融入论证中,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宗教哲学体系, 完成了伊斯兰文化真正本土化的过程, 亦形成了回族本民族的文化10。正是伊斯兰本身的创新再生, 使南京回民教坊在明清两代都保持了基本的稳定和发展。

1.3干扰和恢复——近代以来南京回族聚居区景观的变迁

回民聚居区本身是一个十分多样复杂的人文生态系统, 其对外来干扰的抵抗力较强, 但一旦干扰超过一定强度而造成损害后, 其恢复的能力却较弱, 难以回到干扰以前的状态。这一生态学原理在近代以来的南京回族聚居区变迁中得到了印证。

1.3.1近代南京回族聚居区的景观变迁

鸦片战争南京开埠后, 在外来帝国主义经济的冲击下, 南京回族的经济结构和教坊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 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太平天国占领南京时期 (1853 1864) , 因其信奉上帝教, 拆毁大量清真寺, 各寺的阿訇、教职人员纷纷逃离, 宗教活动停止。同治三年 (1864) 曾国荃湘军攻破南京后, 又大肆杀掠焚烧月余, 全城三十六座清真寺所剩无几, 回族人口大量流失。战乱平息后, 大量鄂、豫、皖、鲁等省难民流入南京, 使南京回族的人口和职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直到1923年, 由于我国民族资本的短暂繁荣发展, 南京人口增至40.15万人, 回族恢复到3万左右11 (清乾隆年间回民有4万人左右)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 人口逐年增长。据1934年12月26日《中国日报》载:南京总人口79.6万, 回教徒14032户57785人。此时南京建有清真寺25座, 清真女学5座, 息心亭3座, 回民教坊30处12 (图3) , 回族人口历经80年左右的时间, 恢复到太平天国前的水平。

(图片来源·根据石觉民 1934 年的调查资料绘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 南京回民和南京城一同蒙难, 据1939年日寇派遣军司令部南京特务机关训令金玉堂为首的伪南京回教总会代为调查, 全市仅剩24个教坊, 在隶2522回民户, 总计12096人。经历如此巨大的干扰后, 回民恢复的速度十分缓慢, 直到1950年回民人口才达到2.38万13。

1.3.2现代南京回族聚居区的景观变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南京回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 回民人口稳步增长, 至1958年9月增长为3.03万。在党和政府一系列开明、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指导下, 南京回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得到尊重, 恢复了一些民族饮食商业网点, 修缮和加强对清真寺的管理, 对生活困难的回民进行救助, 并组织回族青少年学习文化技术。这些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使得南京回族在较短的时间内, 从解放前困苦凋敝的状态中恢复过来。

与此同时, 南京回族 宗教界在19581964年, 经历了宗教改革, 成立了伊斯兰教协会, 使民族宗教事业步入社会主义的体制。宗教体制改革结束了明代以来南京回族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形式——教坊, 解散各寺董事会, 将全市32座清真寺、清真义学、清真女学合并为8座14, 将27座寺房地产交出由市房产管理局“经租代管”, 使通过宗教机构和回民社团联合管理社区事务的民间自治体制进入了由市、区、街道、社区几级政府行政机构管理的政府管理的时代15。在同期进行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改造中, 南京回族经济在保持清真特色的基础上, 由个体分散经营走向适度规模的集中经营, 如清真桃园村食品厂;一批私营企业转化为公私合营, 如白敬宇眼药厂等。新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代替了过去依靠同业行会进行管理的私有制经济, 回民的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十年动乱开始后, 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破坏了三山街净觉寺古牌坊等一批伊斯兰教建筑16, 全市清真商业饮食网点也由158家锐减至37家, 回族聚居区的空间、社会和文化结构遭受重创。直到1980年3月南京才全面恢复宗教活动, 先后修缮太平南路清真寺、清代著名伊斯兰学者刘智墓, 整修开放三山街净觉寺并重建“敕赐净觉寺”牌坊 (图4) , 修复并开放吉兆营清真寺, 南京回民迎来了宽松的政治和宗教环境, 逐渐从文革的破坏中恢复过来, 但随之而来的思想观念解放和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对回民聚居区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19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城市更新, 更改变了大多数城市回民聚居区的空间形态, 城市回族聚居区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17。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1.4现代社会回族聚居区文化的演变

从元代起延续了700多年的回族亚文化聚居区, 与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样, 在1950年代制度革命和1960年代开始的十年文化革命中遭到了割裂。文化革命结束后, 改革开放恢复了意识形态、经济、文化、宗教和思想应有的自由, 但随之而来的经济文化、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方式的的巨大变革, 却从更深的层次威胁着传统文化的延续。作为传统文化中相对弱势的亚文化, 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回族传统文化遭遇着更严峻的生存考验。

1.4.1文化传承载体的变化

回族文化之所以能在“大分散, 小聚居”的状态中得到传承, 回坊和家庭起着关键的“载体”作用。在近30年的现代社会中, 这两个关键的载体都发生了变化。

(1) 物质空间——回坊的解体

回坊的聚居模式是回民聚居区在大分散的情况下得以存在和延续的物质空间基础, 是伊斯兰文化在汉文化为主的中国社会中合理的存在方式, 也是弱势群体在物质与精神上相互依存的双重需要。以清真寺为核心的回坊在回族的管理和控制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是开展宗教活动的场所, 是生活和交往的场所, 也是回族文化教育和传承的场所, 这种教育作用除了正式的清真寺经堂教育外, 更多是一种社区风俗对个体文化模式的潜移默化的塑造。

“个体生活的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日起, 他生活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和行为 , 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小小的产物 , 而到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活动时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18。我国自1980年代末期开始的大规模城市更新中, 大量的回坊在改造、拆迁中迅速解体。不仅对回民的饮食习惯、宗教活动造成了极大影响, 而且使得伊斯兰文化的传承丧失了传统的载体。

(2) 回族家庭结构的小型化

在传统的回民聚居区中, 家庭也是伊斯兰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与大部分中国传统家庭一样, 回民也采取大家庭内几代人共同生活的组织形式。伊斯兰文化的保存和传承以及回族的民族凝聚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回族的家庭教育, 这种教育是一种非正式的、耳濡目染式的社会示范和生活培养, 既有通识教育, 又有强烈的民族性和宗教性, 其主要的实施者是大家庭中的老人。

现代社会存在家庭小型化、核心化的普遍趋势, 回民家庭也不例外。老年回民一般不与子女同住, 较少参与儿童的教育。核心家庭的中青年一代本身就处在历史断层带, 缺乏民族和历史的认同, 亦无法承担给下一代进行民族教育的重任。而族外通婚的日益普遍化, 使得核心家庭中本身就暗含着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及不同生活习俗的碰撞。

1.4.2现代生活对传统习俗的矛盾

(1) 现代生活与宗教仪式的矛盾

现代生活与伊斯兰宗教仪式之间存在矛盾。现代社会快速的生活节奏使得绝大多数回民上班族难以保持一日五拜礼等日常宗教活动;同时, 寺坊解体后的回民居住分散, 许多依托清真寺的宗教仪式和传统习俗难以进行。

事实上, 宗教仪式与现代生活的矛盾在各宗教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仪式行为是宗教精神的外化, 是一种张显的表达形式, 对于宗教信仰而言是必需的过程。它使得个人内在的宗教情感得以表达, 并通过这一形式坚定和升华这种情感, 特别是集体的宗教仪式, 更有利于宗教信仰的表达和弘扬。为适应现代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 对宗教礼拜仪式的简化已经成为现代宗教的一个趋势。伊斯兰教也应在保持宗教精神内核的前提下, 合理简化日常宗教仪式, 而保证每周的聚礼或重大节日的聚礼, 这样既有利于宗教信仰及其文化的传承, 又可以缓解其与现代生活的矛盾。实际上, 许多回民在现实生活中已经自发地简化了宗教礼拜的形式, 伊斯兰教会及回民组织应当从教义本身肯定这一趋势, 同时强化重大节日聚礼的组织工作。

(2) 个人自由和传统习俗的矛盾

伊斯兰教义要求回民遵守一定的传统习俗, 但这些习俗的物质和观念基础在现代社会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如族内通婚与现代婚姻法强调的婚姻自由, 族间通婚形成的回民家庭日益普遍。大多数传统清真食品销售点因回民教坊的解散而生意冷清, 而现代商业又较少考虑清真饮食的特殊需求, 因此保持清真饮食习惯的成本大大增加。族类相亲、守望相助的回民聚落不仅面临着空间上的解体, 也受到当代都市生活的匿名性和私人化的排斥。这些问题的背后, 本质是东方的以族群利益为重的传统与西方崇尚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

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中, 个人幸福是建立在集体基础上的, 因此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无不受到集体的制约和监督, 这也是“天下回回是一家”的价值基础, 这与现代崇尚个人奋斗、强调个人幸福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无疑是迥异的。要缓解这种矛盾, 我们必须在应该在尊重个人选择和保护集体生活方式之间保持平衡。一个健康的当代集体的前提是要尊重属员的个人的利益及其选择的自由, 而其主要的目标则是设法创造使属员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统一集体生活方式, 创造其所需的物质和观念条件并善加保护。现有的回族聚居区等“族裔文化少数群体尤其需要这样的保护, 因为他们处境最危险, 同时也因为他们仍维持一种需要保护的集体生活方式”19。

1.4.3聚居区经济基础——回民产业的衰退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 中国传统上商品经济并不发达, 有经商传统的回族人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缺, 充斥于各个行业、往来于各个地方的回族商人成为中国封建时期沟通有无的重要环节, 回族商人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较高的经济地位为回族带来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是回民发展的经济基础。

在社会普遍商品化的今天, 重商重利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 在这种近乎“全民皆商”的大背景下, 回族经商的特点反而被掩盖了。加之中国回民经商过去多是集中在部分行业、规模不大的“小商”为主, “小商的求生手段一旦成了传统 , 一旦在一个民族占了太大的比例 , 就会潜移默化地销蚀这个民族担负的意义重大的使命”20。但回民囿于其小商传统而较少涉及现代的加工生产、国际贸易、金融以及现代服务业, 加之过去起组织作用的回民行会组织自从1950年代中断后也再未得到有效的恢复, 以民族餐饮等小规模商业为主的传统回民产业在现代商业大潮中缺乏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传统回族商业街也在现代商业浪潮的冲击下逐渐衰退 (图5) 。回族人口的经济收入普遍较低, 回族聚居区的公共事务缺少资金来源, 环境逐渐恶化, 有能力的人群开始外迁, 经济的衰退导致了回民聚居区本身难以自持, 在城市更新的各种压力面前更是不堪一击而最终解体。

小商传统直接影响着回族文化环境的营造, 在新时代的经济条件下,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这一传统, 理性地继承和超越, 在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中赢得一席之地, 为回族的振兴和发展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并为伊斯兰文化的延续和复兴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1.4.4传媒时代的回族文化的失落和机遇

(1) 传统媒体中回族文化的失语和边缘化

在传媒充斥的现代社会, 我们的信息绝大多数是从媒体中获取的, 我们的社会化教育也极大地依赖传媒, 这一现象的普遍性使我们可以认为, 谁控制了传媒, 谁就控制了文化的话语权。媒体的支配者“通过占有、操纵媒介实现对被支配者的信息控制 , 迫使被支配者在认知行为和价值判断上顺从于支配者的利益要求”, 它“通过控制信息载体 , 来传播特定的符号——意义体系 , 建构人们的认知概念世界、价值系统 , 形成对人们社会行为隐性的支配”21。

在这场话语权的争夺中, 伊斯兰文化明显被边缘化。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是大众日常接触最多的媒介, 其中电视是大多数家庭度过闲暇时光的选择, 电视节目内容与文化传播密切相关, 它通常是主流文化的阵地, 传播当下最普遍的文化成果、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电视传媒很少关注民族宗教这类小众而敏感的题材。在现代传媒的强势包围中, 伊斯兰文化处于失语状态, 这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播与继承无疑是不利的。

(2) 网络新媒体带来的文化传承机遇

如果说, 由于传统媒体过多地受到主流文化的左右而导致回族群体的失语和边缘化, 那么以网络为主的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则给包括回族群体在内的所有非主流文化带来了机遇。一方面, 传统媒体的信息是单向地从媒体流向受众, 受主流文化控制的媒体掌握着话语权。而网络新媒体时代则以双向交互的信息为主, 受众个人不但可以选择性搜索或接受世界范围内的信息, 也可以通过网络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布和传播信息。因此, 任何弱势群体、非主流文化都有发言和被倾听的可能, 这对于回族聚居区和伊斯兰文化无疑是一种福音。

同时, 新媒体创造了人际交往的新空间——虚拟社区。人与人的交流不再需要见面, 群体的交流也不需要物质空间上的集中。回民的交流和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不再需要回坊、甚至清真寺这类建筑空间, 而是可以通过网站和虚拟社区进行。根据杨文炯的调查, 2004年互联网上回族穆斯林汉文网站或网页已达63个, 已成为城市回族人获取传统文化信息的新渠道22。更为重要的是 , 在城市社会的镜像中, 互联网作为第四媒体和在线环境 , 使我们看到在地缘变迁之下正在消失的“围寺而居”的回坊的背影中, 一个虚拟的网络回坊已隐约可见。网络正成为回民聚居区维系和伊斯兰文化传承的新载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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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怀忠, 回族史论稿[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1

[7]吴予敏, 帝制中国的媒介权力[J], 读书, 2001 (3)

重庆大型聚居区交通规划研究 篇7

关键词：大型聚居区,城市空间布局,职住平衡,公共交通

0 引言

重庆,国家中心城市、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以多山多水著称,是典型的组团式山地城市。2009年12月,重庆绕城高速公路(外环)建成通车,重庆主城区从内环以内向内环与外环之间以及外环沿线地区拓展,内环以外21个大型聚居区的规划设计项目正式启动,重庆全面进入建设“千万人口、千平方千米”的“二环时代”。

二环区域大型聚居区是重庆主城核心区功能、产业、人口向外疏解,主城区集聚扩张的重点区域,同时也是城市功能优化升级的突破口,将为重庆建设国家级中心城市提供重要支撑。重庆主城区目前私人小汽车拥有量为29.5万辆[1],千人拥有量不到50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私人小汽车以年超22%的高速增长,同时,主城区各主要干道高峰时段已出现堵车严重状况,尤其是主城核心区向外发散的射线状干道交通量几近饱和,交通形势日益严峻。一方面,大型聚居区的规划发展是城市集聚扩张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也必然进一步加重城市交通压力,对城市交通体系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如何制定科学有效的交通策略,引导主城区的健康拓展,缓解主城区交通压力,提高出行质量,将是大型聚居区规划所面临的首要难题。

1 发达国家机动化进程教训及经验

从国际大都市的机动化进程来看,伴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拓展,交通问题将不可避免,而优化出行结构无疑是最直接、最通用,并且行之有效的交通策略之一。

中国作为世界性人口大国,交通发展形式将比其他国家更加严峻,重庆多山多水、地势起伏大、用地条件受限、交通基础建设条件相对恶劣,因此更应该充分借鉴、吸收发达国家交通发展的先进经验,同时结合自身特点找到适合重庆、适合聚居区发展的交通模式。

2大型聚居区交通策略分析

主城21个大型聚居区各自的区位、功能定位、规模等都不尽相同,但在规划背景、规划思路及策略分析等方面又存在诸多共同点,蔡家聚居区规划作为重庆主城区启动的第一个大型聚居区项目,它的规划研究必然对整个聚居区的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1 蔡家聚居区交通发展条件分析

蔡家聚居区位于重庆市北碚区,是重庆向北拓展的重要区域,重点发展科技研发、信息服务、体育文化等第三产业,同时为重大事件控制公共设施用地,规划用地面积20 km2,规划人口25万人～30万人。

首先,从现状条件来看,蔡家聚居区现状用地以农用地为主,基础建设较少,属于城市待开发区,未来的城市布局、交通发展方向、交通发展策略的可选性较大;其次,从地理区位条件来看,蔡家聚居区一面临山(西临中梁山)、三面环水(嘉陵江)、形成半岛,与邻近组团、主城区交通联系均需通过桥梁、隧道等方式解决,因而,其未来的城市布局、交通体系具有相对独立性,相对独立性的区位特征要求蔡家聚居区寻求一种与其相适应的交通发展模式而不是一味地增加桥梁、隧道的粗放式发展;第三,从功能定位来看,蔡家聚居区集商住、产业、公共服务设施于一体,为“职住平衡”提供了前提条件,而重大事件公共设施用地的预留则对蔡家聚居区的对外交通联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2 蔡家聚居区交通策略分析

基于对重庆目前交通压力、发达国家交通发展历程以及对蔡家交通发展条件的分析,结合“畅通重庆”的打造,规划提出在蔡家打造“围合式”和“绿色”交通体系。“围合式”交通强调从交通源头上制定交通策略,引导城市空间合理布局,减缓未来交通拥堵;而“绿色交通”则强调从具体交通措施中引导城市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

2.2.1 “围合式”交通

“围合式”交通是指在蔡家聚居区形成相对独立、相对完善的交通体系。“围合式”交通,并不是要建成主城区的一个“围城”,限制组团间交流与发展,而是将居民出行目的构成中比例最高的以上班、上学为目的[2]的交通出行尽量在本区域解决,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组团间的“钟摆式”通勤交通量,为强化组团间的交流与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基础条件。它是“多中心组团式”格局城市交通模式的进一步发展,目的在于减少交通产生源的过度分散(跨组团分布),强调组团内部产业、居住的相对平衡;同时优化组团间的交通出行结构。

从现状条件及功能定位来看,蔡家聚居区已经具备形成“组团式”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围合式”交通的关键在于用地功能布局的合理配置。规划从交通引导的角度出发,将用地布局成“一岸、两岛、五片”的功能结构体系,即“一线江岸、两个半岛、五片功能”。其中,五片功能区,主要包含城市综合配套区、滨水公共区、总部科研创智区、品质生态住区和体育赛会综合区。一方面,规划尽量将联系紧密的功能区如居住区与创智区、居住区与配套区、公共区与其他功能区等相对集中布置,以减少内部出行消耗,提升出行效率。另一方面,将与组团外联系紧密的功能区如滨水公共区、体育赛会区等功能区尽量布置在对外交通相对便利的区域,以避免对外交通在组团内的无谓绕行,净化内外交通。同时,鉴于重庆目前组团间交通量大,且蔡家对外通道受限的先天限制条件,规划提出优化组团间交通出行结构,具体措施将在下文论述。

这里应该提出,“职”与“住”之间受到区域差异、经济条件、工作要求、子女上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追求严格意义上的“职住平衡”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现实的。我们所倡导的“职住平衡”是宏观层面的“相对平衡”,具体体现在城市规划中就是该区域居住人口与该区域不同功能用地所需就业人口之间相对的、大致的平衡,同时,即使这个相对平衡也仅仅体现在规划理念中,仅仅是为“职住平衡”提供基础条件。要真正实现“职住相对平衡”,还必须靠城市建设管理中一系列政策的引导与支撑,如通过购房奖惩机制、就业优先机制等引导该区域就业人口在本区域购房,该区域居住人口在本区域就业,这些政策可能在个体区域中存在差异,有失公平,但却是实现“职住平衡”、城市健康发展的一种重要支撑。

2.2.2 “绿色”交通

“绿色”交通是指形成以公共交通为主、以“人的移动”为根本目的的交通系统。这里所指的“绿色”交通,主要包括常规公交、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系统以及自行车、步行等慢行交通系统。我们提倡“绿色”交通,因为它强调人的可及性优于车辆的移动性,强调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是绿色、高效、低廉、可持续的交通方式,其根本目的在于减轻交通拥挤、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出行质量。

1)公共交通。

总结发达国家的机动化进程,公共交通已成为城市交通拥堵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见表1)。而在重庆,目前公共交通(含地面公交、轨道)出行比例仅为33.4%[1],虽然在国内公共交通比例已偏高,但与发达国家、城市相比还相去甚远。因此,在蔡家聚居区的交通规划中,我们将“公交优先”策略放到首位,重点为公交系统的完善提供充足的基础条件。首先,结合蔡家的具体实际以及上层次专项规划,规划在蔡家聚居区引入三条轨道线路,并分别在滨江区、商业区、居住区等用地集中区设置轨道站,服务于蔡家大部分区域,同时将轨道车站与周边地块、建筑一体化建设,强调车站的空间综合利用,强调轨道与轨道、轨道与步行、公交等其他交通方式的便捷换乘。其次,常规地面公交作为目前公共交通的主体、形式灵活的公共交通方式,规划予以重点布局。蔡家组团南北长约6 km,东西宽约5 km,且规划道路多呈方格网式结构,多在15 min内可达目的地,因此内部交通适宜组织形成网格状公交线路,确保公交覆盖率。再次,由于受天然屏障的限制,蔡家对外通道数量有限,因而考虑结合规划的跨江大桥、穿山隧道设置组团间BRT(快速公交)线路,提高对外交通的运行效率。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公共交通规划,旨在将“公交优先”切实摆到城市交通规划、建设的重中之重,打造可持续的交通系统。同时,在建设管理的过程中,还应重点解决公交晚点、服务质量差等问题,逐步完善公交智能化,提升公交服务质量,这些因素都将促进城市公交系统健康、快速、良性发展。

2)慢行交通。

山地城市地形起伏大,城市道路大多纵坡较大,不适宜自行车运行,因而难以形成较完善的自行车网络。规划结合蔡家实际,提出在蔡家局部区域引入自行车交通,意在倡导绿色、环保、健康、运动的交通理念,营造和谐、安全的多方式共生的交通环境。规划在蔡家聚居区内三类区域设置自行车车道,分别是较为平坦的大型商住区、滨江休闲体验区和山地自行车运动区。其中,大型商住区自行车主要功能为短距离上下班、休闲、购物等,在现有道路两侧设划出专门的自行车道,确保自行车的路权;其他区域自行车主要功能为休闲、运动、体验、观光等,应设置独立的自行车道。

重庆主城现状交通结构中步行交通比例高达近50%[1],可见步行交通是山地城市的主要交通方式之一,同时步行交通也是所有交通方式中最为休闲、环保的绿色交通方式。规划步行交通重点在于改善步行环境,营造良好的步行空间。本次规划结合城市绿廊、商业休闲等公共设施、轨道站场等交通设施设置两级步行网络。一级网络为组团级连贯步道,二级网络为片区级连贯步道。同时,设置路外停车场,严格控制人行道停车,净化步行空间;采取各种措施(专门步行道、人行地道天桥等)确保步行通道的连续,提供安全、舒适的步行空间。

3 结语

交通规划的目的在于引导城市规模健康拓展,引导城市空间布局趋于合理,为居民提供高质量的出行环境。在蔡家聚居区交通规划中我们提出“围合式”交通和“绿色”交通策略,实际上就是强调空间策略(即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交通需求策略(即交通结构的引导和控制)[3],避免目前国内大城市单纯强调交通供给的粗放发展模式,为城市拓展提供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指导城市交通规划目标的实施。

参考文献

[1]《交通年报》编委会.2010重庆市主城区交通发展年度报告[R].2011.

[2]王炜,陈学武.城市交通系统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