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未来话语

教育的未来话语（精选5篇）

教育的未来话语 篇1

一、教育崇尚未来

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 教育面向未来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 真正的教育是产生思想的教育, 真正的教育要把人引向高尚, 这种教育只有面向未来才能做到;另一方面, 产生思想和引领人的教育是一种偶然, 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总之一点, 它不是想当然, 不是一种预设。因此, 邓小平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其一,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事业像教育这样强烈地崇尚未来, 崇尚明天了。教育的辉煌就在于它是人的未来。人的希望、人的未来的蓝图在今天书写, 这本身不就包含着面向未来的使命感和神圣感吗?教育崇尚未来, 是指无论对教育者或者是教育对象而言, 都将面临着许多的选择。有了许多的选择, 也就有了许多的希望。也就是说, 教育的本质不是宿命, 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希望, 一种有限人生中诞生出的无限希望。教育充满神秘和偶然性, 不过, 这是可以认识的神秘, 是必然之中的偶然。教育怕预设、预案、预知, 既然一切都想好了, 还要教育干吗?如果有关教育的一切, 依靠教师的教案、学校领导的工作计划, 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话, 那么, 教育对象可以进入生产线了。教育事业一旦成为产业, 教育对象也就成为产品, 可以被贴上标签进入消费领域了。这样的教育产品是可以批量生产的, 批量生产教育对象的结果是, 千人一面, 国家没有创新能力, 永远是其他国家的“二传手”。

其二, 教育崇尚未来, 并非不向后回顾。向后回顾, 是为了牢记过去, 总结过去;向后回顾, 是为了立足现在, 站在扎实的现实的基础上, 面向未来。教育是人的教育, 教育是因为人、立足人、指向人、为了人;教育是为了明天的人, 为了未来的人。所以, 为了人的教育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未来。教师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 家长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 国家把希望寄托在接班人身上。在教育的未来话语里, 教育对教师、家长、管理者、制度设计者来说充满着机遇和挑战。

其三, 教育崇尚未来, 满载厚重的人文关怀。当学生没有完成教师提出的教育教学要求时, 教师要相信教育的希望在未来:这孩子或许在明天会达到要求, 会做得更棒!相信教育的希望在未来, 教师就不会心生怨气, 怨天尤人, 而是会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教育对象, 给教育对象以关怀、慈爱、耐心、等待。充满希望的教育就是在一系列的等待中, 给教育对象以更多的信任。如果一味地责备眼前的教育对象, 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眼前的教育时机, 而且葬送的是孩子们鲜活的人生以及国家的未来。

二、教育是建立在包容过失基础上的美好生活

教育崇尚未来, 就是说, 教育者因教育对象未来的美好宽容了其现在的瑕疵, 教育对象因为梦想忘记了现在的苦难。教育的包容实际上是讲, 我们对待教育和受教育者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的问题, 我们应如何理解成长, 如何理解人的发展。

教育拒斥急性病和平庸。作为家长, 不能给孩子太多的压力, 不能把分数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 要给孩子成长的空间, 要允许孩子犯错误。当考试结束归来的孩子递给你试卷时, 你的双眼却只盯着卷子上的分数发愣, 1分, 2分, 3分……你打算用分数来计算孩子的未来吗?这样做, 其实正在失去你的孩子。

如果用各种家教、培训填满孩子的每一个星期六、星期天的话, 你就亲手把自己的孩子给扼杀了!这里, 并非否认培训、家教的必要性, 而是说, 凡事必须有个度。因为, 人的成长是需要有一个自由的空间的。

所以, 笔者强烈呼吁, 让孩子独自静一静, 让孩子独自在雨中自己向前走。

想要要求孩子不犯错误吗?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好孩子, 可以说, 好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一种对犯错误的需求。在人的成长过程中, 需要各种失误、错误, 有时甚至是严重的错误相伴, 真正的成功只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摔打后取得。只是, 我们对孩子所犯错误的性质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哪些是思想的, 哪些是品行的, 哪些是知识的, 哪些是习惯的, 哪些是交往的。只要不伤及孩子成长的根本, 就让他犯错误吧!教育的崇高目标就是让人踩在一次次失误的垫脚石上不断向上摸高, 最终让理想变成现实。

三、教育的博大胸襟向未来敞开

教育的博大胸襟要容得下成长的纤尘, 教育要关注他者的崛起, 要有边缘化的思维。

教育崇尚未来, 这就是说, 作为一名管理者, 不能急功近利, 不能以自己为中心画圆圈。管理者最爱以自己为参照点, 想当然地对他者说三道四、指手划脚, 所依赖的往往就是自己过去的经验。

教育评估要有胸襟。教育离不开评估, 局长监督校长确定工作目标, 主管校长对各部门进行考核, 各部门对教师业绩进行评估, 都要有衡量的尺度。问题是什么样的尺子作为评估的标准相对来说是科学的、合理的。教育评估是一种发展性评估, 评估的尺度应是面向未来的。管理者在评价被管理者时, 要在成功中看到更多的危机, 在危机中把握新的机遇, 在各种机遇中切实地追寻对未来的希望, 这才是真正的教育评估。好的评估造就一个好的部门、好的单位;好的评估造就一个人才, 一批人才。而好的评估, 只能产生于对未来的执著。

作为制度的设计者要有王者气派, 眼里不仅要有教育的昨天、今天, 还要有教育的未来。如果说教育是为未知的世界培养未知的人, 那么, 制度的设计者就是在当下, 为未知的世界设计制度。教育是变化的, 教育是一种过程, 我们对教育的设计应该是一种活的设计、一种灵动的设计, 要把死制度设计活, 在活的制度中把握活的未来, 这样的教育制度才有生命的灵性, 有生命灵性的教育制度才能催生有希望的教育, 有希望的教育才能培养有希望的人。

我们常说, 中国的希望在于教育和科技。其实, 科技与教育兴国, 不仅仅是口头的和书面的号召, 也不仅仅是行动的策略方针, 而是我们对人、对民族、对未来的深刻的哲学思考和理性把握。

教育最怕什么?教育最怕用死制度把活人管死, 用死制度窒息活人对未来的希望。因此, 对教育制度的设计是一种博大、丰富、辽阔、深邃、深刻、深远的设计。我们不仅要想到到今天的考试、招生, 也要想到明天、后天的就业、待遇;不仅要想到中国今后的3年、5年、10年, 而且要想到中国今后的30年、50年、100年, 甚至更远。

只有面向未来的教育设计, 才能教育出真正的人。有了真正的人, 中国才有真正的希望。

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现代转换 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话语转换

思想政治教育是现在教育的重要内容，文论是在高等院校，还是在企事业单位，都有相应的思想教育课程，而课程的开展，根本目的就是要进行人员的思想引导，使其能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由于对象不同，所以教育方式也要采取灵活的转换，在教育方式转换方面，话语形态是重要的一个层面，因为不同的话语形态，对于思想教育的深度具有差异性。所以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积极的利用话语转换来加深思想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对于教学效果而言意义巨大。

一、目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现状

（一）灵活性不足

从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话语转换情况来分析，灵活性不足是主要的问题。灵活性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教育过程中不能灵活的进行话语形态的转换，导致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了单一化的局面，即在教育过程中，要么范围太广，没法进行深层的学习，要么就是深层教育偏重，忽视了系统的全面性，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影响了教学的效果。其次就是话语形态的渗透性比较差。例如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文本话语强调的是整体性，而精英话语则强调的是深入性，要想使得教育效果更好，这两种话语形态应该灵活渗透，但是目前的渗透情况并不理想。

（二）多样性没有体现

在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话语形态的多样性没有体现也是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话语形态的多样性没有体现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对于话语形态的价值判断没有清晰的认识，所以导致没法在教学过程中积极的进行多样化的话语形态转换来完成教育。其次就是对于话语形态的多样化理解比较单一，只看到了表面的现象而没有认识到深层次的不同，导致在教育实践中没有合理的利用其差异性。

（三）话语形态的优势没有发挥

话语形态的优势没有发挥也是主要的问题。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也是两方面的。首先是对于话语形态的价值不重视，所以也就不能明确各种话语形态的价值，从而导致在利用话语形态的时候，不能进行正确的对待。其次就是对话语形态的应用场合认识不明确。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失误，所以往往会导致不能在相应的范围采取相应的话语形态，导致话语形态的优势发挥出现问题。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改进措施

（一）强化话语转化的灵活性

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改进话语转换的现状，必须要强化话语转换的灵活性。话语转换灵活性工作主要需要从两方面进行开展：首先是要提升话语形态的转换衔接，即在进行话语形态的转换时，衔接阶段要做好完整和统一，这样能够保证花与形态的完美过度，使得教育的流畅性提升。其次就是在进行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一定要强化话语形态的渗透，通过文本话语、说事话语、精英话语的相互渗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普遍性和深层性的结合，严肃性和生活化的统一。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的有效。

（二）强化多样性的提升

强化多样性的提升，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话语转换的重要策略。多样性提升主要从两面来进行考虑：首先是对于不同话语形态的特征要进行详细了解。不同的话语形态具有的优势不同，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充分的认识各种话语形态的优势，这样才能在教育中利用多样化的手段融合话语形态的优势。其次就是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既要利用话语形态进行单独教育，也要利用多种话语形态进行融合教育，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教育手段多变，能够更大范围提高适应度。

（三）在教育中积极发挥话语形态优势

在思想教育中积极的发挥话语形态的优势也是话语形态改进的重要措施。不同的话语形态具有不同的优势，所以在教育中要从两方面做起：首先是要进行不同话语形态的价值探讨，通过探讨进一步的明确其优势，以便于在教育过程中将这种优势发挥到最大。其次是要充分的探讨各种话语形态适应的范围。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也有侧重性，所以要根据实际教育侧重点的不同来进行话语形态的选择，这样才能将话语形态的优势和价值充分的发挥出来。

三、结束语

思想政治教育在目前的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积极的利用话语形态的转换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无论是对于个人发展还是对于社会进步而言都具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许苏明.论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2：5-9+134.

[2]向绪伟，张芳霖.略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现代转换[J].湖北社会科学，2015，09：189-193.

[3]李庆华，杜宇.网络语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方式转换[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5，09：110-113.

教育的未来话语 篇3

一、话语与教育话语研究:文献的线索

如同大多数学术新词一样, “话语”和“话语分析”也是欧美思想界界的舶来品, 在接触和翻译西方著作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时髦概念与方法。因此大致可以判定, 话语研究的相关知识与方法资源, 主要借鉴欧美等国在话语研究各领域的成果。实际上, 在近30年的中国人文社科研究领域, 类似“话语”这样的输入性概念与方法, 可以说比比皆是。不同的是, 在国内学界的努力下, 一些自欧美舶来的概念与方法, 逐渐消化、内化为其相应领域的研究与实践的组成部分, 另外一些则仍只停留在译介的层面, 并因缺乏有效的概念认定、方法认同的过程, 表面上固然甚嚣尘上, 却难免因不够系统和成熟, 难以有效解读中国的教育问题。一定程度上, 作为输入性概念与方法, 话语研究属于后者。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话语” (discourse) 一次频繁开始出现在国内的语言学研究领域。可见的较早关于“话语”研究的文献是《语言学动态》1979年第2期梁达翻译T·M·尼科拉耶娃的《话语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问题》。不过, 尼科拉耶娃对作为语言学新兴领域的话语语言学持谨慎的批判态度。[2]此后, 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 数量不多的关于话语研究的文献, 开始讨论欧美语言学领域在话语研究方面的进展。1982年, 黄宏煦介绍了英国语言学者柯特哈德出版于1977年的《话语分析导论》的主要内容, 借助该书也回顾了英国话语分析的发展历程。[3]莫旭强在介绍居斯塔夫·纪尧姆 (Gustave Guillaume) 语言学理论的论文中, 分析了纪尧姆使用“话语” (discourse) 代替弗迪南·德·索绪尔的“言语” (Parole) 带来的语言学研究的变化:在法语中, 言语仅意味着有声语言, 而话语不仅包括有声语言, 也包括书面言语、手势语甚至个人的内心独白等。正是经过这一转换, 话语将语言学引向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中, 从而也为研究话语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可能。同时, 在索绪尔与纪尧姆看来, 语言存在于人类集体中, 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说话人的头脑中, 语言的运用行为及其结果, 就成为话语, 语言学研究就是通过对可观察的话语事实的分析, 寻找语言的潜在性。[4]

20世纪90年代, “话语”与“话语分析”渐次进入文学、哲学领域。李航较早介绍了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 将“话语”进一步理解为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中, 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 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和形成交汇的过程。[5]也正是在译介福柯话语理论的过程中, 话语研究开始向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扩散, 从而开始充分地解释话语本身的社会性。到20世纪90年代, 文学领域的话语研究成果开始出现, 关于福柯话语研究的成果也不断涌现。进入21世纪, “话语”开始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 巴兹尔·伯恩斯坦就将话语研究运用到教育领域, 使用了“教育话语”的概念, 但是, 直到90年代末, 国内才开始使用“教育话语”这一术语。较早讨论教育话语的文献, 是刘铁芳的《教育学话语的现代性转向与生成》一文。他批判了1949年以来中国教育公共话语的空疏, 提出了从植入性话语向生成性话语转向的命题。[6]2000年后, 通过介绍伯恩斯坦等人的教育话语理论, 教育话语研究开始逐步兴起。应该说, 在语言学研究领域, 借助课堂话语开展话语分析, 并不算新鲜事。因此, 教育话语研究, 大致也可以看作是语言学领域和相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研究, 同步向教育领域的一种延伸。也许, 可以理解的一点是, 学校教育活动主要以文本、口语、交往等互动形式开展, 其相对固定的场所, 如教室、报告厅等;较为一致的话语行为, 如演讲、课堂讲授、提问与回答等。在教育领域运用话语分析, 解构教育活动内容因素所隐含的话语意义, 显得更为直接, 更具场景化的意蕴。不过, 教育话语研究却不能等同于对教育事实的研究。有学者就指出, “纯粹客观的教育事实是我们无法直接把握或不可言说的——一旦言说即成言语、话语或文本, 我们所能把握的只是作为人们关于这种客观事实的外部表达的教育现象、教育话语或教育文本。这些关于教育的现象、话语和文本并不仅仅是客观教育事实的某种附属物, 而是我们人所能把握和言说的教育事实本身。但是, 教育科学对教育话语和文本的解释并不是主观的臆造, 它仍然要回到与历史的联系当中去, 要在各种教育现象、教育话语和教育文本的相互联系中才能对其做出解释。”[7]

作为当代较有影响的话语分析学者, 费尔克拉夫不仅将话语界定为“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 包括口语、文字及其它的表达方式”, 而且认为, “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 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 (他们之间可以是‘精神疾病’、‘市民权’或‘文化水平’) , 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 (例如, 成为医生或成为病人) ”。[8]就目前我们所知, 人类的世界, 主要是由语言和思维构成的主观世界, 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自己塑造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概念和观念构成的世界当中, 当人们试图将之表达出来时, 其借助的静态形式就是语言, 而动态形式就是话语。同时, 也正是借助语言与话语, 描述和塑造着不同的社会现实。如果说, 话语首要的、核心的功能是表达、传递和沟通, 人们更多地关注, 如何借助话语去表达人们需要、想要表达的内容, 或者按照某种特定表达模式去表达那些固定的、权威的知识。那么, 当人们运用并借助口语和文本, 表达、阐释人类自身的观念、事实和行为, 实现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传达各自的信仰、理解与即时的所思所想所做时, 就会发现, 这种表达、沟通的过程, 本身就是在建构一种社会事实与结构。更为重要的是, 某一时代、某一具体时间、特定场合, 人们的口语、文本表达方式, 往往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 借助话语构建某种强势地位的各种企图, 也会隐藏在话语形态的变迁之中, 要么赢得对话语主线的控制权, 要么将社会的等级、身份、权力结构固化在话语系统之内。同时, 按照上述费尔克拉夫的观点, 话语不仅表达了潜在的思想、瞬间的想法 (当然, 当下我们更多看到的还是纸质或有声文本) , 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这种思想和体验的建构过程。也就是说, 话语不仅建构话语主体与话语之间的关系, 也建构话语主体与话语反映的内容之间的关系, 并且会因对后来者的影响, 而成为一种可能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力量。

二、近代中国教育话语形成的研究:可能性与基本路径

要借助话语研究方法, 分析可见的一系列近代教育文本在描述近代中国教育的言说方式上的变革, 首先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 是否可以借用“教育话语”这一概念, 来指称中国古代和近代以来, 用来表达、阐述中国教育研究与实践的一系列口述或纸质文本, 包括构筑这些文本的一系列教育概念、观念等。

按照费尔克拉夫的观点 (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福柯) , 话语关注历史变化, 关注“不同的话语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结合起来, 以建造一个新的、复杂的话语。”同时, 话语既源于并反映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 也反映并建构了社会过程与结构。[9]而福柯则将“话语”界定为人类一种重要的活动, 而历史文化就是由各种各样的“话语”组构而成。[10]可见, 话语本身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和建构历史的力量, 即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历史文本都可以将之视为话语, 这些话语又在社会变革进程中, 在构筑新的话语系统的同时, 也建构着社会的变革。由此, 我们可以将由儒学主导的文化与历史系统中那些反映、描述和建构教育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言说方式称之为传统教育话语系统;自1840年以来, 在译介西方教育学说和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内容的过程中, 这一话语系统被来自西方的教育知识与言说方式占据了, 转变成为了一个可与西方教育话语对接并作为当前教育话语先导的近代教育话语系统。研究近代中国教育话语的变迁, 大致就是分析从传统教育话语向近代教育话语的转变历程, 以及导致这种转变的社会历史条件与过程。

如果可以借用“教育话语”这一概念, 研究近代中国教育言说方式的变革, 就意味着本文至少要分析, 在近代中国教育变革进程中, 今天我们所阅读和分析的那些表达、阐释近代中国教育事实或者构想中国教育变革的文本, 其言说的方式, 包括概念、方式和方法的使用, 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当然, 就必须分析, 在此之前, 中国人反映、描述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教育的话语, 究竟是怎样的, 在此过程中, 究竟那些变化、因素或者偶然性事件, 促成了这种转变, 乃至如何同时建构了近代中国的教育实践, 以及在此之后, 这种转变是如何渗透在教育学术语公共话语之中, 并影响着人们对中国教育的认识的。

按照教育史研究的描述, 19世纪60年代开启近代中国改革进程的洋务运动, 其中议题之一便是教育改革。借助官绅、士子的教育改革言论, 特别是洋务运动后举办诸种新式学堂的实践, 包括新式学堂的建立、传统书院的改造、新式学制的讨论与制定、学术与教学的分科化等, 教育史研究构筑起了一个近代中国教育变革的图景, 并且呈现出一个明显的阐述主线, 即作为社会系统组成部分的教育, 在社会整体转型过程中,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逐渐呈现出更多的现代特征 (实际上就是欧美特征) , 最终形成和确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教育体系与制度。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教育学科得以产生与发展。教育学的阐述主线则呈现为, 教育学在理论和方法两个主要方面逐步走向科学化, 并且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与此同时, 对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变革的研究, 关注的则是基于不同知识背景的教育思想、理论如何在新旧知识的冲突中产生并影响着中国的教育实践。整体而言, 这种带明显欧美教育话语系统印记的言说方式, 使得教育研究对近现代中国教育系统与制度的或描述性或批判性的叙述, 也就一直处于一种现代化或者说现代性的话语系统之中。

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即主导1840年以来的中国教育变革的思想与知识, 主要是通过译介欧美各国教育状况与教育学说逐步构筑起来的。因此, 表达和阐述当时中国教育问题与现实的话语, 不可避免地有着欧美教育话语的印记;在教育实践领域, 也主要是借助对欧美教育学术与公共话语的阐释, 以学习、借鉴欧美教育模式为特征。因此, 分析近代中国教育话语的变迁, 实际上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 欧美的教育言说方式是如何借助翻译、解释和传播, 为中国学界和普通民众所接受和熟悉, 成为认识并理解教育事实的知识资源, 甚至教育言说的传统方式也借助西方的知识资源, 被逐渐重新“挖掘”出其现代意义, 得以融合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学理论与知识系统之中;另一方面, 中国教育领域的研究者与实践者, 又如何借用这些文本的言说方式及其概念、方法, 来反映、影响并建构中国教育实践的。实际上, 这里隐含的一个可能的事实是, 在译介并传播西方教育理论、制度、教育方式、教学组织形态与建构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教育理论、学说、制度与组织方式之间, 存在着一个互动的进程。试图追寻西方教育发展足迹并由此构筑一个类似于西方经济、社会结构的中国“新”教育的努力, 在很大程度上, 同时混杂着政府的权力意志、无数个知识精英所依据的教育经验与假设、普通民众对置身于其中的教育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诉求, 从而使得这一进程明显地表现为一种有趣的结构:政府更关注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教育的制度与组织完善, 知识精英更强调教育的社会理想与个体的价值与责任, 普通民众则只能在被赋予更多教育价值的情况下, 被动地卷入教育的主流与社会的结构之中, 并从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激励下, 继续着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努力。

其中, 一个极为复杂的情形是, 由于主要借助来自西方的知识资源, 从明末清初开始译介所谓西学, 到20世纪上半叶大量译介欧美各国教育学说和教育发展状况, 中国近代教育话语的形成, 是一个与语言的新词、新术语革新相伴生的过程, 因此, 其产生的一系列文本, 1910年代前, 都是以新词夹杂于文言的形态呈现的, 1910年后, 则多为白话, 新词得以以更直接的形态呈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 不可避免, 建构一个有利于教育学自身地位的话语系统, 促使教育学界主要在两个方向上发展, 一是大量翻译介绍欧美教育学和心理学著作, 特别是对那些在当时的主要学习对象——美国教育学著作的翻译和介绍, 几乎成了教育学话语系统建构的主要知识资源, 也成为教育实践主要凭借的资源。另一方面, 通过对中国教育历史的梳理, 开始寻找教育现代变革的合理性依据, 以及在中国教育内部, 寻找一些可以追溯的历史渊源。无论如何, 社会的变革绝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 因此, 这两个路径, 显然也是当时中国教育发展走上继往开来之路的必然选择。

当然, 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 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贸易制度侵蚀全球的过程中在中国的具体体现, 同时, 西方也借助这种具有全球性普世价值的经济形态, 在将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社会卷入这一洪流的过程中, 也毫无意外地将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借助其语言优势带到了非西方世界。那些在西方教育模式下学习的中国新知识分子, 特别是有着在欧美日等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国家留学经历的中国知识分子, 凭借其留学期间所获得的教育与知识经验, 着手改造中国的学术和教育体制, 无疑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教育变革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 在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内部, 却又因不同的价值取向与教育与知识经验, 对西方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国教育改革与实践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并借助报纸、书刊、杂志和公共或非公共的讲演等活动, 或参与政府的教育改革实验, 影响中国的教育实践, 形塑着近代中国的教育话语。显然, 在近代教育话语的竞争中, 近代知识分子既形塑了近代中国的教育话语, 也借助教育话语的力量, 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的主导者和受益者。

显然, 社会发展的线索是近代中国教育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路。毕竟, 在一个整体历史观依然占据主导的今天, 必须看到, 教育变革乃至教育话语的形成, 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非常微小的一部分, 即便是福柯将历史解构为人类的社会实践转换为话语过程的历史, 但是, 仍不得不承认, 历史所关注的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等所呈现出来的力量, 还是一种塑造的力量, 即便在很多时候这种力量是一种内在的, 是一种借助个体或者群体的力量, 被描述成一种历史事件、言论的进程。也正因此, 实际上, 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两股更为宏大的力量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张力与合力。一股力量是西方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构成这一生产方式的诸多要素, 如大机器生产、市场、消费与贸易、个人主义等, 也包括反对这种席卷全球的生产方式的思想, 如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 毫无例外都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另一股力量来自中国5000年的传统, 在抗拒中出现了几次主动或被动的变革的尝试, 最终却不得不以一种空间形式上的转换, 消解了传统的时间维度, 将以古汉语为载体的传统文化, 转换成了以现代汉语 (白话) 为载体的现代中国知识系统, 在中国概念、理念、知识中, 西方知识系统以毫无阻碍的进入方式, 开始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教育知识中占据主导位置。

参考文献

[1]于述胜.探寻中国教育研究的民族话语[J].当代教育科学, 2004, (2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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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项贤明.比较教育:话语与权力[J].高等教育研究, 2002, (3) :95.

教育的未来话语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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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库”强调聚焦问题研究，避免片面追求学科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宏大叙事”，针对远程教育及其发展进程的特点，重点呈现作者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成果及独特的见解。如关注数字化学习环境的构建和应用，远程学习者的自我管理，在线学习者的心理测评，远程教育中的教学交互，混合学习的开展，网络课程设计以及导学、助学与评价等方面亟需研究和解决的关键和难点问题，展现应对以可汗学院、翻转课堂、MOOCs等为标志的新一轮教育教学信息化浪潮的方略，提供多元的参照视角。

“文库”倡导平实的文风，着力避免炒概念、贴标签，希望做到理念国际化、案例本土化、语言通俗化、操作方便化。遵从规范严谨的实证研究范式，通过元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法、内容分析法、话语分析、数据挖掘等方法，深入探究远程学习者的特征，聚焦既有研究的空白点和薄弱点，以专业化视角拓展远程教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贡献本土化的相关理论模型、测评量表，以期为远程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收入“文库”的一些专著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课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等研究成果的延伸和拓展，力图体现学术研究的纵深感。有的专著是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技术的实践应用探索，强调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如数字化学习环境的设计与开发、应用与评价，基于国内数百所院校使用的在线教育平台相关专利产品的深入研究；网络课程的导学与评价，基于作者定制的MOOCs平台和采用前沿技术的MOOCs课程开发。“文库”所涉及的数字化学习资源、泛在学习和移动学习设计、远程学习中的交互策略、基于学习分析的在线学生支持等研究成果，本身就具有实践和推广价值。

“文库”注重呈现国内知名远程教育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注重呈现广大中青年学者基于远程教育教学实践、具有独特视角的研究成果，希望对创新我国远程教育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做出应有的努力。

“文库”由国家开放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远程教育》主编严冰担任丛书主编。截至2015年12月，“文库”已出版专著13种，2016年底前拟再出版6种。该“文库”的其他选题正在持续拓展。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来继文）

教育的未来话语 篇5

【关键词】民主治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话语转换;国内研究

当前，民主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的潮流和趋势，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向民主化转换，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内容、形式等方面的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充分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的必然要求。

一、国内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研究综述

话语从产生来讲属于语言学范畴，在话语转换的研究中，从语言学、文学角度研究的比较多，就博士论文而言，有卞清的《民间话语与政府话语的互动与博弈—基于中国媒介生态变迁的研究》（复旦大学，2012）、赵牧的《“后革命”：话语与叙事》（上海大学，2009）、王国英的《权力·话语·政治文化》（浙江大学，2008）等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与政治学、社会学的联系相对紧密，但这两个学科领域有关的研究也非常有限，目前的博士论文有，褚当阳的《话语哲学与霸权政治——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规划研究》（吉林大学，2013）等。

当前，众多学者们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价值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进行了深入阐述，也提出一些见解：

张耀灿等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的价值角度，提出“社会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必須与时俱进的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不断发展。这当中隐含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时俱进转换的思想。（张耀灿等，2006）

许苏明等提出，时代的变迁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话语很难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必须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当代转换，走进现实生活语境，跨越知识性僭越，凸显解放性，并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内容、具体路径和方式等。（许苏明、董雅华、任小艳等，2014）

孙丽芳等指出，社会转型带来主流话语权的丧失，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与重构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新课题，更是重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必然选择。（孙丽芳，2013）同时，必须突破传统“规范性话语发展模式”，对预设性、控制性、唯理性话语进行改造创新。（吴琼，2011）陈锡喜更是明确指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意识形态话语的创新的必然要求。（陈锡喜，2011）

孙其昂等从人际关系学角度指出传统权威性话语必须转换为对话性话语，才能充分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功效（孙其昂、盛跃明等，2010）李宪伦等从发生学的角度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时代转换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的必然选择。（李宪伦、章兵等，2008）

更多学者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已有话语形式，分析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不足，从而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进行时代转换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比如，从霸权话语、文本话语、权力话语形式中摆脱出来，构建凸显个性解放、注重协商对话、关注生活现实的，体现科学性与人文性有机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新话语。（陈飞、叶宗波、马辉、王明春等）

总体而言，以上研究形成了以下主要观点：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重要组成，是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实现与否以及实现大小的重要手段。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现代化是推动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工具，必须与时俱进地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时代转换。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是维护意识形态话语主权的重要手段。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面临时代多样化、多元化的冲击和挑战，传统话语的时代转换已成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整体功效的必然要求。

二、国内关于民主治理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研究综述

通过查阅中国知网，按照主题、关键词、篇名和摘要四种方式，分别以民主+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思想政治教育、民主治理+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检索，检索结果表明，虽然直接探讨民主治理背景下（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研究不多，但是在已有的关于“民主治理”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中，体现该思想的论述仍有部分观点值得分析和借鉴。

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徐艳国，2014）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则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现代化。

也有学者从历史发展的演变，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宣传工作中话语的演变，阐释了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使用上重视群众意见和意愿，坚持群众路线，注重与群众的协商对话，关注群众生活语境，（李宗建，2013）这实质上与民主治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和期待具有高度的同质性。

也有学者结合基层民主治理的发展，比如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社区基层自治等，探讨培训公众民主治理意识的研究成果，指出了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民主意识的必要性。

也有学者结合民主治理对人才素质的需求，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治理人才、培养公民意识，传播民主政治意识，倡导民主治理价值观的功能。根据民主治理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顺应趋势和潮流，为民主治理提供理论教化、思想保障和精神鼓动。

也有学者结合民主治理的价值本质，即民众参与、多元参与，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必须符合由下至上的国家治理模式、非权力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权力对非权力的服务与责任等。

也有学者结合网络民主发展趋势，剖析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必要性和具体路径。在虚拟的世界中，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平等、自由，协商对话性更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具有民主治理意识，才能发挥其意识形态整合、舆情引导、心态自律、内省涵养的功能。（聂智，2013）

也有学者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对于改变中国传统治理的作用，比如对于传统村庄家族权威的改进，对于封建宗族法制和等级制度的清理，从而推进现代民主治理思想的发展。

更多学者通过分析民主治理面临的挑战，提出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与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必要性。比如民主治理强调自下而上的权力应对关系，强调国家权力的分散性，寻求民众自我参与、自我管理的权利，但是在民主诉求急剧扩大的同时，国家治理又强调对社会的控制、分配与整合。还比如，中国政府一直是“全能主义”的角色，从制度设计国家的主导性很强，民主治理则需要强化民主治理机构的权威性，很明显中国政府还没有建立起足够的公共权威。这些问题不仅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搭建政府与公众的协商桥梁，形成统一认知，也需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功能，因为传统话语很明显不能担此重任。可以说，民主治理的根本性质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民主管理是可以融合并且应当融合的，也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在民主治理背景下实现实时转换。据此，有分析进一步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有利于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为民主管理提供政治保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有利于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为民主管理提供规范约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有利于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为民主治理提供精神条件。

以上研究有的直接涉及民主治理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但是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只是隐含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与民主治理的要求相契合。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必须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创新，以更好地为国家民主治理服务。

三、国内关于民主治理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综合评价

1.从民主治理的研究内容上，大部分学者分析民主治理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对思想文化价值的阐释相对较弱，这也带来对民主治理路径的探索较多集中于经济、政治层面，对思想文化的支撑作用需要进一步探讨并强化。比如俞可平提出民主治理主要在工具理性，而对价值理性相对忽视。

2.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与民族国家关系角度看，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对推进国家现代化的意义，但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话语转换在民主治理进程中的战略性认识还需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3.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具体内容上讲，学者们对其必然性、必要性的分析较多，从宏观上也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对学科发展、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意义。但是这也导致研究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视为一种自发过程，忽视从其自觉过程。

4.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具体内容、路径等分析既有宏观层面的指导性分析，也有微观层面的操作性阐释，一定程度体现了时代性、把握了规律性，但是对“话语转换”的内涵实质分析不够全面，转换不是简单从一种到另一种，而是继承和创新。

5.对民主治理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如何理解民主治理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新要求，如何体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对民主治理的推进作用都有待深入探讨。

6.当前与民主治理的相关角度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研究，多数从民主治理的意识形态性方面的原则和机制方面进行分析，鲜有从非意识形态角度的阐述。民主治理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非意识形态性的一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研究也应该增加非意识形态性的研究。

总体上而言，当前国内的研究從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应然性”方面阐述较多，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实然性”分析较少，而对民主治理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应然性”、“实然性”、“必然性”的分析都还比较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