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人物的口头禅

小说中人物的口头禅（精选7篇）

小说中人物的口头禅 篇1

欣赏小说时, 我们常常为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的人物命运所吸引, 而对小说的细微之处却缺乏深入的挖掘, 比如小说中人物的称呼。为什么这样来称呼塑造的人物呢?其中虽有妙手偶得的灵感火花, 但更多的是小说家们深思熟虑反复斟酌的慎重选择。

小说中人物的称呼有助于刻画人物形象。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巨作《欧也妮·葛朗台》中, 有这么一句:“老头子身子一纵, 扑向梳妆匣, 就像一只饿虎扑向一个熟睡的孩子。”葛朗台的侄儿查理与欧也妮情投意合, 去印度之前, 托欧也妮代为保管镶有金子的梳妆匣。某天, 当欧也妮与母亲悄悄的在床上高兴地端详时, 不料正好被葛朗台撞见, 瞪着金子眼光就发绿的葛朗台欣喜若狂。我们注意到, 小说中大多地方都直呼“葛朗台”,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改为“老头子”呢?七十六岁的老头子葛朗台在看到金子后, 想把金子占为己有的强烈欲望让他老态龙钟的身体瞬间恢复了生机与活力, 做出了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动作, “一纵”, “一扑”, 迅速, 敏捷, 准确。葛朗台的全部生活激情, 人生动力, 甚至整个人生信条, 就是“看到金子, 拥有金子”。“老头子”这个称呼生动地刻画了葛朗台金钱至上, 只重利益, 不顾亲情, 贪婪疯狂的人物形象。

小说中人物的称呼能烘托主要人物。林黛玉有两个小丫环, 一个叫紫鹃, 一个叫雪雁。紫色是高贵的象征, 以色彩的高贵来衬托丫环主人品行之高洁。鹃即啼血的杜鹃, 日日鸣叫, 其声凄惨。而林黛玉整日在潇湘馆暗自神伤, 以泪洗面, 紫鹃相伴, 更添悲痛。大雁每年秋天都要结伴迁徙南方, 以避严寒。可大雪封山, 孤雁独飞, 烘托出林黛玉寄人篱下孤苦无依的悲惨处境。与此相对的是, 薛宝钗身边的丫环叫莺儿。莺即黄莺 (曹雪芹固执地不肯把“黄之高贵”给薛宝钗) , 其鸣声圆润嘹亮, 低昂有致, 富有韵律, 非常清脆, 极其优美, 十分悦耳动听。天天聆听如此美妙的声音, 心情自然欢愉。故以之来烘托薛宝钗的春风得意。

小说中人物的称呼寄寓了作者的人生态度。《射雕英雄传》里, 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郭靖”, “杨康”, 寓意人们不要忘记“靖康”之耻。男子汉当铁肩担道义, 奋发图强, 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后来郭靖历经磨难, 为国为民, 矢志不渝, 民族之英雄, 旷古之大侠。然而杨康媚投金人怀抱, 甘做金奴, 认贼作父, 助纣为虐, 帮完颜洪烈侵略大宋, 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他们的生活状况贫富悬殊, 教育层次高低有别, 人物形象一正一邪。是什么决定了他们的人生命运走向呢?金庸先生又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一个人的成长和他生活的环境及所受的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小说中人物的称呼还暗示了文章主旨。鲁迅先生在《药》一文里写了华家的悲剧, 华老栓愚昧地买来人血馒头, 怎能治好华小栓的病?还写了夏家的悲剧, 夏瑜为革命流血牺牲, 被杀的场景成了人们蜂拥前来观看后茶余的谈资。这两家的悲剧, 实际上就是华夏民族的悲剧。要避免悲剧重演, 就必须推翻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可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 仅靠少数革命者孤军奋战是不现实的。唯一的途径是只有唤醒群众, 发动群众, 依靠群众, 因为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又如, 《祝福》里的祥林嫂嫁给了贺老六, “人们仍然叫她祥林嫂”。难道就不可以叫“老六嫂”吗?封建社会规定妇女三从四德, 讲究从一而终, 再嫁是件伤风败俗的事, 不为人们认同。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决定了符合其本身的社会秩序, 在封建社会中的人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坚持和维护这种社会秩序。一旦有谁挑战或破坏这种社会秩序, 人们就会去毁灭谁。祥林嫂的再嫁是她悲剧命运的根源。因而四婶不准她参加祭祀, 祈福, 鲁四老爷骂她是“谬种”, 人们把她的痛苦当作享受, 就连同情她的柳妈也善意地提醒她, 她会在阴间被锯成两半, 怂恿她去捐门槛赎罪却无济于事。不管怎样, 祥林嫂从再嫁开始已经注定是一个被封建社会厌弃的人。其坎坷凄惨之命运有力地控诉了封建礼教麻醉和吃人的罪恶。

作家们创造了众多匠心独运的佳作, 处处用心良苦, 不可等闲视之。如果我们勤于思考, 练就“慧眼”, 一定能发现一片奇妙的天地。

浅谈小说中次要人物的作用 篇2

一、是整个事件的见证者,起到线索的作用

很多小说在情节设置的时候,都设计了一个主题事件的“局外人”,然后以这个“局外人”的视角来描述事件的整个过程。比如鲁迅的小说《祝福》,就设计了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我”,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都是通过“我”的所见所闻展现出来的,“我”是小说的线索人物。抓住了“我”,也就串起了整个事件的过程。小说《窗中戏剧》也是如此,这部小说情节上最大的特点是设置悬念,而且是一个接着一个,一环扣着一环,而这一个个悬念中,作者设计了“女人”这一人物形象,先是“女人”看到对面一幢楼的老人打开了窗子,“朝着这边点了点头”。“他是在向我打招呼吗?”女人有些莫名其妙,“她所住的房子上面一层是空着的,下面一层是一个工厂,这会儿早就关门了。”出于礼貌,女人于是“微微地点了点头”,作为对老人的回应。很快,老人再次出现在窗口,“头上戴了一顶帽子,穿了一件外套”,“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色的手帕,开始挥舞起来。一开始,是轻轻的,接着,越来越激烈。他把身子倾在窗台上,让人不得不担心他的整个身体会从窗子里跌出来”。“他到底在干什么?”女人内心感到“愕然”,不禁往后退了一步。再接下来,老人一会儿“将手中的帽子远远地甩开了,他将围巾顶在了自己的头上”,一会儿又“将双臂交叉,合在胸前,开始鞠躬”,甚至“窗子中出现了两条穿着窄窄的、打着补丁的丝绒裤子的双腿”。“老人在做倒立!”女人再也看不下去了,终于拨打了警察局的电话。到这个地方为止,相信每一位读者也都被女人眼中老人的行为举止紧紧抓住了心,“老人在干什么”“他是一位空巢老人吗”“他会不会有精神问题,会不会有生命危险”。然而,小说到这里远没有结束,老人“稀奇古怪”的动作也远没有停止。直到女人跟随警察破门而入并走到老人的窗后,才看到了事情的真相:原来女人家的楼上不知什么时候搬了一对小夫妻,在他们房间的窗子旁,有一个围着栏杆的儿童床,一个小男孩正站在里面,而老人正在为对面楼上的小孩儿表演,逗孩子玩。从一开始发现老人在窗边,到看到老人做出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神态动作,再到最后谜底揭开,这一切都是以女人独特的视角展现出来的,可以说女人见证了整个事件的始末,是整篇小说的线索。

二、对主要人物的形象起到陪衬的作用

小说中有时为了让主人公的性格更加形象鲜明,往往采用通过其他人物侧面描写的手法,或者是正面烘托,或者是反面陪衬。比如,在肖建国的小说《车前草》中,很显然纪检组长“车前草”是小说的主人公,但仔细阅读后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整篇小说在“车前草”身上着墨并不多,作者反而花了比较多的笔墨描写了“大黄”这一人物,刻画了“大黄”不说假话、仗义疏财、不贪私利、刚正不阿的性格特点,这是为什么呢?大黄的一句话道破了天机:我跟“车前草”跟了十多年。原来“大黄”的品性和人格是受到了“车前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形成的。作为徒弟的“大黄”尚且如此,师傅“车前草”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在小说《车前草》中作者就是通过“大黄”这一形象来陪衬主人公“车前草”,表现了“车前草”为人正直、本分厚道、有情有义、不徇私情的优异品格。在小说《窗中戏剧》中,主人公无疑是那位老人,那位被人们误以为精神有问题的老人在窗前进行的戏剧表演,原来只是为了逗一个寂寞的小孩开心,表现了老人善良的本性和澄澈的心灵,闪耀着大美的光辉。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女人的种种表现又何尝不是这种美好心灵的真实体现,从“老人打开窗子,朝这边点了点头”开始,女人的心就一直被老人揪着,为他担心,为他焦虑,时时想着老人的安危,最终毅然报了警。警察来了以后,女人也并未就此袖手旁观,而是和警察一起上了楼,紧紧跟在警察的后面,破门去“解救”那个让她一直牵挂着的老人。所以,作者安排女人这一人物形象是有用意的,她对老人的形象刻画起到了补充和烘托作用。

三、和主要人物一同揭示和凸显了小说的主题

浅谈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篇3

1. 愚昧不悟的人物形象

鲁迅小说当中的人物形象有知识分子和农民, 农民是社会底层的人物, 处处受到压迫, 知识分子历经磨难, 生活贫困, 生活的贫困说明了知识分子的愚昧不悟。愚昧不悟这种类型的人物受到了封建社会的压迫, 在男权、神权和政权的影响下, 他们非常得困苦, 鲁迅在描绘这些人物的过程中的情绪是非常复杂的。

鲁迅小说里面的知识分子一贫如洗, 结局是非常悲惨的, 他同情知识分子的不幸, 然而更为关键的是探究我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根源。鲁迅所刻画的知识分子具有多样性的形象, 然而都是处于腐朽的社会当中。首先是愚昧不悟的那一种知识分子, 如《白光》当中的陈士成形象和《孔乙己》当中的孔乙己形象。他们一味地追逐八股科举, 受到了封建思想和制度的压迫, 属于旧式的知识分子。愚昧不悟的这一种知识分子还有小说《药》当中的华老栓夫妇、《祝福》当中的祥林嫂, 以及《大悲咒》当中的王九妈等。

阿Q这个人物形象代表了广大的农民。阿Q这位农民受到了地主阶级的压迫, 生活一贫如洗, 精神胜利法是他的显著特点, 他在受被打败或者是被压迫的时候, 没有明确实际情况, 一味地自欺欺人。阿Q的性格核心就是精神胜利法, 而我国当时民族精神的一个缩影就是阿Q形象。在《故乡》这一篇小说当中, 塑造了典型的农民代表闰土, 在一开始的时候, 闰土这个孩童是聪明、朴实和勤劳的, 可是最终成为了麻木、迟钝和憔悴的劣根性形象, 鲁迅把充斥着混乱、动荡和饥荒的社会和无情的时光流逝化归为农民的劣根性原因。鲁迅所塑造的农民形象的精神状态是麻木不仁的, 在当时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鲁迅小说当中的农民形象是整个民族精神状态的一种体现, 是非常典型的。鲁迅所刻画的知识分子和农民形象是非常愚昧无知的, 当然, 鲁迅也同情他们的不幸, 然而也鞭笞了这些人物的精神弊病, 体现出惋惜国民的强烈感情。

2. 卫道士的人物形象

卫道士这种人物形象属于反动派, 是鲁迅所塑造的不可缺少的一种人物形象。鲁迅所刻画的卫道士形象非常地典型, 这种人物不但有农民, 而且也有知识分子。鲁迅在小说当中, 鞭挞和批判了卫道士形象, 比如, 在小说《肥皂》当中, 对道统和太太声音的描写, 其实是讽刺了他们的龌龊灵魂。倘若讲愚昧不悟的这一种人物是受害人, 那么帮凶就是卫道士。卫道士的代表人物形象还有小说《风波》当中的赵七爷与《药》当中的康大叔。

3. 彷徨挣扎的人物形象

可以说, 阿Q也代表了反抗这一类人物, 他到处流浪, 时时受到了欺凌, 尽管阿Q是愚昧的, 可是也具备反抗的一面, 仅仅是他所应用的反抗的方式限制于幻想以后和夸耀以往, 想获得心理上的平衡, 具有自贱性和盲目性。在最终阿Q参加革命的时候, 也不是真正地革命。再比如小说《采薇》当中的叔齐和伯夷, 坚持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的原则, 迂腐地反抗, 以及小说《离婚》当中的爱姑对男权的反抗等。鲁迅认为反抗具有盲目性, 是一定不会成功的, 这些人物形象进行反抗的指导信仰是愚昧的思想, 因而使得反抗不具备斗争性。

4. 盲目反抗的人物形象

在鲁迅的小说当中, 还塑造了一部分彷徨挣扎的人物形象, 这些人物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影响, 是革命的先锋, 其中, 小说《在酒楼上》当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吕纬甫。吕纬甫在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影响之后, 探究改革的路子和策略, 可是屡次受到挫折, 最后的时候失去了固有的信仰和斗志。针对吕纬甫的彷徨挣扎, 鲁迅也没有体现出太多的惋惜之情, 他对我国当时的知识分子缺少严谨的思想进行了总结, 说明了在挣扎的过程中, 意志薄弱是会失败的。

《孤独者》当中的魏连殳也属于彷徨挣扎的这一种代表人物形象, 魏连殳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新党的领袖, 在遭受失业威胁、流言和社会打击的时候, 向反革命方妥协, 从本质上来讲, 革命党员的素质是不具有的。除此之外, 还包括小说《伤逝》当中的涓生与子君反抗婚姻。鲁迅所描绘的这一系列彷徨挣扎的人物形象, 批判了反抗者的妥协和软弱, 从而启发了当时那个死气蔓延的时代社会。

5. 自觉反抗的人物形象

在鲁迅的小说当中, 也包括一种自觉反抗和初步觉醒的人物形象。这一种人物形象属于成功的革命志士, 他们抛头颅、洒热血, 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可贵的。这一种人物形象代表包括小说《故事新编∙理水》当中的大禹和小说《药》当中的夏瑜, 大禹治水属于坚定的革命人士, 夏瑜进行战斗是非常决然的。鲁迅小说当中的这一系列人物形象是非常珍贵的革命形象, 虽然鲁迅也仅仅是从侧面进行烘托, 但是也包含了鲁迅的期望之情。毋庸置疑, 鲁迅所刻画的这种人物形象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他希望中国人民可以奋起反抗。

摘要：鲁迅作为现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 其创作发人深省。他所写的小说的人物形象是生动鲜明的, 所留给人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鲁迅的小说主要描绘了一些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 形象地刻画了国民的劣根性。鲁迅对自己所描绘的人物形象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 本文着重对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分类分析。

关键词：鲁迅,人物形象,分析

参考文献

[1]蒋锋锋.鲁迅小说中人物形象分析[J].人文社科, 2010 (12) .

张爱玲小说中的哥特人物 篇4

显赫的身世,如花的青春并没有给张爱玲的小说平添几分华丽,有的只是无尽的悲凉。“张爱玲的世界是一个正在死亡的国度,充满了死亡的气息。”[1]234在张爱玲死亡的国度中,弥漫的不仅仅是淡淡的哀愁,更多的是一种苍凉惊悚与哥特式的鬼魅。“哥特”一词,原指住在北欧的属于条顿民族的哥特部落,此部落以野蛮著称。“哥特”小说的出现,是以英国作家瓦尔普在1764年创作的小说《奥特朗托城堡》开始的。作为把“哥特”一词引入文学领域的第一人,瓦尔普笔下的世界是阴森的,恐怖的,怪异的。顶尖高耸至云端的城堡,伸手不见五指的地道,神秘的人物,以及月夜风高,狂风大作……这是典型的哥特式小说描写。然而,在细读张爱玲的作品时,我们不难发现她作品中的恐怖场景亦是俯拾皆是。王德威教授曾说:“张爱玲的作品,基本映照了一个阴阳不分、鬼影幢幢的境界。”[2]50她通过诡异的人物,荒凉惊悚的环境,以及痛苦的体验,死亡的折磨,精心炮制了一出“现代鬼话”[2]50。张爱玲小说中的恐怖因素并不是为了故意制造这种阴森与恐惧得以存在的,而是意在揭示小说的苍凉主题。小泉八云说过:“一点点恐惧的原质可以缔结大量的高贵的情感,特别地是能与更高形的唯美底情感的相缔结。”[3]310张爱玲试图在恐怖的重重包围下挖掘人们脆弱的心灵,从而使清醒深刻的苍凉主旨得到升华。

1 小说中的哥特人物

“哥特小说描写人类内心深处的恐怖,满足了读者对迷信与死亡主题的需求。”[4]这类小说多以黑色调为主,故事背景常发生在阴暗、破败的城堡、废墟之中,因此哥特小说又被称之为“黑色小说”。哥特小说中的人物千奇百怪,阴暗、神秘、恐怖是他们的主要特征。李伟昉教授就其人物特点将英国哥特小说人物划分为四种,即:暴君形象、教徒形象、不幸女子的形象、和鬼怪形象。在张爱玲死的世界里,同样游荡着各式各样的灵魂。他们虽然活着,却非人非鬼,如同在炼狱中受苦,用烧成炎炎大洞的双眸审视着这个早已荒诞不经的乱世。在这里笔者也将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分为四类:施暴者,柔弱女子,心灵扭曲者和鬼影。

1.1 施暴者

读过小说《金锁记》的人们,肯定忘不了小说临近结尾处,童世舫拜访姜家时对曹七巧的那段描写:“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的,他只是毛骨悚然。”[5]这位寒气逼人的老太太就是晚年的曹七巧,岁月的流逝将七巧这个行将就木的老者雕琢成一具走向没有光的所在的干尸,俨然一个哥特式的游魂。说她的出场如厉鬼再现并不过分,张爱玲这样的描写意在揭露她非人性的一面。尽管曹七巧一生受尽折磨,命运的不公并却没有唤醒她对子女的关爱,相反,她身上的那种有增无减的死亡气息随时随地肆意喷吐着蛇蝎的毒汁,吞噬着她周围每一个有活力的生命。作为父权社会的牺牲者,当七巧自己接过父权制的纲常伦理时,她毫不犹豫的将魔爪伸向下一代。然而,可悲的是,作为女人,她行使的并不是女人自身的权利,而是父权的变态,她是父权制的奴役,与鹰爪,然而却乐此不疲地将悲剧重写,让这种阴森与恐怖完不了。

张爱玲的小说不乏这种魔女的出现,另一部小说《十八春》中的曼璐也是阴鸷的角色。与七巧一样,曼璐的人生也是不幸的。文章中对曼璐的第一次详细描写是这样的:“衣裳上忽然现出这样一只淡黑色的手印,看上去却有一些恐怖的意味。头发乱蓬蓬的还没梳过,脸上却已经是全部舞台化妆,红的鲜红,黑的墨黑,眼圈上抹着蓝色的油膏,远看固然是美丽的,近看便觉得面目狰狞。”[6]221这时的曼璐尽管画着鬼一般的浓妆,但是心底是善良的。她上有身体日渐衰弱的老人,下有要去学堂的弟弟,全部的生活重担全部押在一个少女身上,曼璐也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然而生活所迫,她只能强颜欢笑。故事转折于曼璐想借腹生子。曼璐善良的秉性被埋没了,逐渐变得像七巧一样,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身上的邪气有增无减,最终走向毁灭他人毁灭自己的穷途末路。她最后的几次出场,已经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内心的折磨与病患将自己变成一副“红粉骷髅”。曼璐,这个由时代造就的女鬼最终香消玉损,但同样的悲剧还在不断上演。当读者惊讶于张爱玲小说中女人们蛇蝎般的行径时,张自己做出了回答:“女人的活动范围有限,所以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美。同时,一个坏女人往往比一个坏男人坏得更彻底。一个恶毒的女人就恶得无孔不入。”[7]65从这段话中,读者大体可以看出女性的悲哀到底是由那个社会造成的,是社会的残酷让曹七巧,曼璐这样的女人成为“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5]150,并最终成为十恶不赦的女魔。

1.2 柔弱女子

有施暴者,必然就会有相应的受虐者。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这样的人物角色更是屡见不鲜。她们是哥特小说中柔弱少女的代表。“芝寿直挺挺躺在床上,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宰了的鸡的脚爪……”[5]180《金锁记》中,芝寿作为曹七巧的儿媳,忍受着自己的丈夫被婆婆没日没夜地唤去填鸦片,说隐私,而自己只有在无尽的黑夜中于内心深处呐喊,怒斥这疯狂的世界,控诉不像丈夫的丈夫,不像婆婆的婆婆。遥望漆黑的天上灼灼的“白太阳”,她心如死灰,幽幽的月光照在她青,绿,紫的身体上,她想死,解脱于这混沌的世界。《十八春》中,对曼璐囚禁曼桢的那段描写很像英国传统哥特小说里对柔弱少女的囚禁。曼桢被隔绝于外面的世界,囚禁于“棺木”之中,每日以泪洗面,哀于幸福憧憬的毁灭。张爱玲小说中的阴森,痛苦,在引起读者心中的恐惧感之余,也能够激发读者的怜悯之情,使之惊心动魄。为了极力表现这种痛苦,并能使读者感同身受,张爱玲有意将这种悲剧安排到亲人之间,以营造更悲惨的效果。亚里士多德曾明确主张:“只有当亲属之间发生苦难事件时才行,例如弟兄对弟兄、儿子对父亲、母亲对儿子或儿子对母亲施行杀害或企图杀害,或作这类的事……”[8]136这样就解释了为何张的小说中压迫、残害少女的都是一些长辈式的人物。作者显然对这些遭受压迫与虐待的少女予以同情,也希望唤醒读者同样的感怀。《花凋》中郑川嫦的故事有所不同,她的悲哀体现在久病缠身,因此可以说,她的故事是一种纯粹的悲剧。文章有一段是这样描写病入膏肓的川嫦的:“她的肉体在他手指底下溜走了。她一天天瘦下去。她的脸像骨架子上绷着白缎子,眼睛就是缎子上落了灯花,烧成两只炎炎的大洞。”[5]193在这里,川嫦俨然成为张爱玲笔下的又一副骷髅。亚·泰纳谢教授曾经在《文化与宗教》中表示过,“骷髅”是象征着超自然物的死的最流行也是最典型的想象。而这种最压抑阴森的想象是源于对死亡的恐怖。“在《死的胜利》这幅画里,死亡不是被描绘成抽象的单一的象征,而是一群数不清的骷髅。”[9]32郑川嫦“骷髅”形象的描写,使读者内心的苍凉阴郁感油然而生,不禁感叹花季少女的红颜薄命,与世事的无常。

1.3 心灵扭曲者

普罗提诺曾经说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精神的世界。”[10]190精神世界的存在是为了打破物质世界的束缚,人们在受物理时空限制的同时,内心世界更加激荡起伏,渴望进入一个自由驰骋,没有界限的虚幻时空,从而宣泄愤怒,寻找依托。一旦人们疏于反省,失去控制,就会与现实世界造成冲突。因此,可以说小说在叙述心理世界时,是有无限发挥空间的,这也造就了张爱玲笔下众多的心灵扭曲者。谈到张笔下的心灵扭曲人物,《茉莉香片》里的聂传庆应该首当其冲。他出生在一个破裂的家庭,母亲在自己年幼时就死去,父亲整日卧在烟榻上,对传庆也是恶言相对,继母从中作梗,苛刻挑剔。在这样一个乌烟瘴气,到处充满腐朽气息的环境中长大,聂传庆必然缺乏关爱,淡漠冷酷。他只想逃离现实,逃出这个鸦片烟雾下的鬼屋。正是由于这种逃避现实的心态,使其走向变态。张爱玲笔下的聂传庆显然是一个精神上的残废,他的思绪如冤魂怨鬼般飘荡在精神世界,弥漫着茉莉香片苍凉、苦涩的气息,久久不能消散。《心经》中的“畸恋”,同样使人读后有着挥之不去的阴影。小寒的恋父情结到达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在她眼里父亲已经不是父权社会的代表,而是与自己平级的。她的偏执与大胆使得自己遍体鳞伤,可怜又可恨。张爱玲在小说中极力渲染了他们的痛苦与挣扎,为读者呈现出一种心理受难的恐怖描写。

1.4 鬼影

张爱玲小说中还有一类人物,虽然活着,但已经心如死灰,麻木不仁。从性格塑造上来说,这类人亦善亦恶,游走在善与恶之间,如同鬼影。“作家批判这些人物‘恶’的一面,但同情、怜悯其‘善’的一面。”[11]514他们虽然不是大奸大恶之徒,但却充斥着整个社会,流落在大街小巷,即使活着也如游魂,内心没有方向,不知何处是归宿。《第一炉香》中,初来乍到的葛薇龙同姑妈联手制造了一篇现代版的《聊斋》。故事以建在半山腰上的“古代皇陵”式的别墅为背景,讲述了葛薇龙这个单纯的少女如何“睁着眼走进了这鬼气森森的世界”,继而在一座大坟山中享受“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5]18在张爱玲看来,葛薇龙是个普通人,她对物欲、情欲的痴迷不能自控,摆脱不了人类自身的惰性,甘愿沉沦,而正因为葛薇龙是个普通人,才更具有普遍性,她身上的弱点也就代表了人类共同的弱点。葛薇龙的故事是悲哀的,而悲剧的缔造者正是她自己。张爱玲心思细腻,才思敏捷,她用一只感性的笔入木三分地向我们刻画了《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这个内心有着激烈矛盾,人格裂变的人物形象。佟振保外表是正人君子,遵循着千百年来的儒家思想与传统,内心却又渴望着无限的自由。于是他不得不终日忍受着内心的猛烈冲撞,灵与肉的残酷撕裂。他在痛苦中呻吟,在现实中放纵。面对“红玫瑰”,他想爱,但又害怕推不掉的责任;对于“白玫瑰”,他想安稳地生活,却又忍受不了无爱的单调。于是,理性与感性,责任与逃避一点一点将振保吞噬,使他成为一个表面光鲜,内心交瘁的精神失落者。他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归所,像飘荡在荒原上的死的灵魂,欲望的渴求和传统的守旧在虽生犹死的躯壳中难以调和,使他最终迷失自我,成为内心分裂的双面人。

2 结束语

温儒敏教授曾说张爱玲是“撕开美丽的人生外衣去发现生命的悲凉”[12]231。她意在发现美丽外表下人类肮脏的一面。小说中各式各样的哥特式人物,是她眼中不同角色的倒影,他们“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5]197拴在了一起,不断向深渊处沉沦。他们总是透着股鬼气,使读者感受到强烈的黑暗力量,无以名状。他们的生活失去了本应有的快乐、健康与阳光,在幽暗的环境里忽闪忽现,形同魅影。对他们的描写不仅宣泄了作者心中对封建社会的不满与批判,也透露出自己内心千丝万缕的悲凉之情。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张爱玲小说中的恐怖情结源自于她自身意识的挖掘与探讨。鬼气森森的深宅别院可以看作是她逃避现实残酷的避难所,亦可以看作是她内心封锁幽闭的象征。而林林总总的哥特人物则是她眼中普通大众的化身。一切都浸在无限的悲凉中。于是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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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人物的口头禅 篇5

分析文学作品, 要点之一就是分析文学形象, 创生性教学强调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 多给学生生成的空间。过去的教学对人物形象的分析简单化、脸谱化, 如把《项链》中的女主人公玛蒂尔德仅仅看成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小资产阶段妇女形象, 把《雷雨》中的周朴园形象简单定位为冷酷、无情的家伙, 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 对人物形象定格化, 漠视了学生的自主阅读, 没有给学生提供创生性学习的舞台, 也不符合文学鉴赏的规律。我认为人物形象的分析不宜定格化, 而应客观全面分析。

一、文学的模糊性决定了文学形象没有标准答案

美国作家海明威把文学形象比喻为“漂浮在水上的冰山”, 他认为, 形诸文字上的东西是冰山露出在海面的“八分之一”, 而作品隐藏的内容则如同冰山在水下的“八分之七”。这说明, 作品的深层意义, 作者一般没有直接说出, 没有形诸文字之中, 而是在作品的文字之外, 因而造成了作品的“未定点”和“空白处”, 即“意蕴”。这“未定点”和“空白处”需要由作者和读者共同来完成, 这就是文学的“模糊性”。文学的“模糊性”为读者的再想象、再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横看成岭侧成峰”, 不同的读者对“未定点”和“空白处”理解和想象是不一致的。再者, 作品一旦离开了作者, 便成了社会的产品, 而创作模式的异彩纷呈、主题的多元、情感的朦胧、形象的立体化, 又给我们解读的求异、创新提供了可能。所以, 任何标准、统一的答案都是不符合文学的鉴赏规律的。

二、读者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了文学形象意蕴的差异性

“有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就是因为阅读个体的差异性而产生了对人物形象的不同看法。鉴赏的过程, 饱含着发散思维、创新能力诸要素, 要求鉴赏者分析研究客观存在, 在已知领域中有突破, 在未知领域中通过推断产生新的发现。在这个阅读、创造的过程中, 读者的原有知识、个人体验、推断能力都各有不同, 各有差异, 具有极强的个性色彩和主体地位, 这就必然会带来分析评价文学形象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现象。所以, 我们在教学过程中, 就应当尊重学生的这种个性差异, 经常放手让他们讨论争鸣, 尽量撤去定格好了的框框, 允许学生对人物形象有不同的分析, 而不应该用定格好了的答案去限制束缚学生的思维。如果忽视了这种个性差异, 把学生对人物形象的理解“统一”到标准答案上来, 只会扼杀学生的创造精神, 这不符合创生性教学的要求。

三、人物形象生活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人们对文学形象的不同评价

《城南旧事》中厚嘴唇的人“是个小偷, 是个坏人”, 但他本性善良、诚实, 只因社会不合理, 为生活所迫而做了违心的事。

《边城》中翠翠的老祖父是个忠厚纯朴的老船夫, 他关注翠翠的未来的命运, 想用自己的努力逃脱命运的摆布, 以使翠翠免遭她母亲那样和一个士兵相爱而遭受的悲伤结局, 所以心中始终隐藏着一股说不出的忧郁, 他只知大老天保来求亲, 不知外孙女的事, 弄巧成拙, 最后导致翠翠的悲剧结局, 老祖父是个善良纯朴而又弄事成拙的老人。

《红楼梦》中的辣姐———王熙凤, 在人们心目中是个心狠手毒的女人, 她的下场好像应了因果报应, 但今天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评价她, 她是贾府最优秀的管理人才, 她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 是今天我们所倡导和要学习。今天备受我们批判的封建家长制的代表———贾政, 在封建时代, 在贾府的男人群体中, 在贾母的心目中应是个好儿子, 他勤政爱家, 走仕途之道, 又洁身自好, 是个标准的好男人。

《差别》中的阿诺德和布鲁诺同样受雇于一家店铺, 但前者“青云有上”, 后者“原地踏步”。于传统评价人的标准来看, 布鲁诺可算是个忠厚老实、勤劳工作的优秀员工了。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原来老板让两人一起去观察集市情况, 结果是布鲁诺跑了三次得到的信息, 阿诺德一次就得到了, 还带来了许多有利的相关信息。差别不是外貌, 也不是勤劳程度, 而是思维方式和观察能力。阿诺德就是一个懂得思考的人:仔细观察获得大信息量, 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到处理问题的最佳方法。这就是在经济大潮的今天, 我们对人物评价的不同。

四、作者写作的背景、目的的不同, 决定了所塑造人物形象的差异性

鲁迅作品《祝福》写于1924年2月7日。20世纪20年代, 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科学”, 而阻碍中国进入民主、科学时代的最大障碍, 就是中国两千年遗留下来的腐朽、愚昧的封建思想, 中国妇女则是中国封建思想最大的受害者。作者塑造了祥林嫂的形象。祥林嫂是一个勤劳、质朴却又深受封建思想节烈观、封建迷信影响被封建文化和冷漠的社会所拒绝的农村妇女的典型。本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文化思想的流弊和余毒, 批判封建文化。

俄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装在套子里的人》写于19世纪90年代末。当时, 俄国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酝酿, 沙皇当局强化国家机器来维持其统治地位, 俄国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身处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有的害怕变革, 苟且偷安, 甚至甘心充当沙皇鹰犬。小说中的主人公别里科夫就是这类人的典型, 他封闭、怀旧、胆小、多疑, 极力维护现行的秩序, 乐于告密并为自己的行为极力辩护, 在思想上、行动上把自己和沙皇反动的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 压制着身边的人们, 全城人“都怕他”。这个“套中人”给人们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和恐惧。这是他可憎的一面, 但别里科夫为什么会成为“套中人”?是沙皇专制制度毒化了他的思想、心灵。作者塑造这一形象的目的是为了揭露俄国社会的各种病态, 猛烈抨击沙皇专制制度。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是作者“献给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曲赞歌”。陈奂生是农村转型时期农民的典型。他善良正直、勤于劳动而不善思索, 爱幻想, 易于满足, 时来运转, 即受宠若惊, 一身清白本色。作者用艺术手法, 塑造一个新旧交错、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村农民的典型, 通过陈奂生的形象和命运深刻地概括出了新中国三十年来农民的命运, 展现了新时期农村改革进程中农民艰难前行的身影及其心理变化的全过程。

五、创生性教学要求多给学生生成的空间, 应全面客观地分析人物形象

刘备、诸葛亮是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 传统教学中这两个人物是被神化了的人。刘备是“仁德之主”、“素有大志”、“远得人心”;诸葛亮是“神”, 是“贤、智、忠”的化身, 是备受后人称颂的英雄人物。但我们结合《三国志》可以看到刘备真实的一面, 刘备狡诈除吕布, 不择手段实现隆中对, “刘备先从吕布、后事曹操、近投袁绍, 皆不克终, 远见其为人”, 十七次笼终人心的“哭”的策略, 更见其虚伪。诸葛亮北定中原的策略显出他的“短见”, 《失街亭》中让喜欢纸上谈兵的马谡驻守街亭, 导致街亭失守损失惨重, 显出了他用人不当的一面。

《项链》中的玛蒂尔德用十年的时光、十年的青春、十年的劳动偿还项链, 尽显了她的诚实、勤劳美德。《雷雨》中的周朴园整天要戴着面具生活, 三个孩子, 两死一走;两个妻子, 一痴一疯, 从人性关怀的角度分析, 周朴园也是一个悲剧的承受者。

多给学生创生性的空间, 让他们探究、生成, 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理解, 只要学生分析得合理, 我们都应肯定和尊重学生的见解。

六、历史人物不要娱乐化

对人物的评价, 应该从历史事实出发,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精神, 严肃、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 用事实说话, 艺术的虚构不能违背基本事实。肆意亵渎先贤, 推翻历史定论, 颠倒传统价值观念, 将历史“娱乐化”应引起高度关注。

有人称孔子是“怀抱理想, 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有人推论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有人把梁山泊义士比附成危害社会稳定的恐怖分子;有人称刘备无义, 关公好色, 等等。凡此种种, 将历史人物娱乐化都是需引起注意的。

臧否历史人物, 既不能因循守旧, 又不能以无知的狂妄去妖化古人。

在这种创生性教学中, 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在不断探究学习中学生情绪高涨, 余兴未尽。发扬这种教学的优点, 让学生将探究精神运用到学习的方方面面, 我们的课堂教学一定有成效。

新课程改革是一场“革命”, 如何在教学实践中体现课程改革的精神, 是对每一位教师提出的挑战和考验。在分析人物形象教学中教师应多给学生创生性学习的机会, 多引导, 肯定他们的成果, 语文教学应是让人兴趣盎然的课堂, 学生在这种教学中一定会开出智慧的花朵。

摘要：新课程改革提倡创生性的教学理念, 本文作者从分析人物形象不应定格化的角度实现“关注学生个性发展”、“尊重学生不同的见解”的教学目标, 谈谈在小说教学中怎样贯彻创生性教学理念。

关键词：创生性教学,小说教学,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1]周卫勇主编.点击高中新课程.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朱慕菊主编.走进新课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高思源.评说《三国演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4]语文教学与研究.中国国际图书贸易公司.

衬托手法在小说人物刻画中的作用 篇6

2010年高考语文江苏卷现代文阅读是一篇题为《溜索》的小说阅读, 其中有一道题目是这样的:“本文用不少笔墨写牛, 这对环境描写和人物刻画各有什么作用?”这道题目主要考查的就是衬托手法在小说中的作用, 即小说用牛的恐惧流泪发抖来侧面衬托怒江峡谷的高峻险恶, 同时与“我”“战战兢兢”互相映衬, 又与领队及汉子的勇敢无畏形成对比。

衬托手法在小说人物刻画中的作用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人物与人物之间的衬托作用

清人毛宗岗在评《三国志演义》“群英会蒋干中计”时写道:“文有正衬, 有反衬。写鲁肃老实, 以衬孔明之乖巧, 为反衬也。写周瑜乖巧, 以衬孔明之加倍乖巧, 是正衬也。譬如写国色者, 以丑女形之而美, 不若以美女形之, 而觉其更美;写虎将者, 以懦夫形之而勇, 不若以勇士形之, 而觉其更勇。”

(一) 反衬

如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节选了《红楼梦》中“林黛玉进贾府”一段, 其中写到王熙凤出场是“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 让林黛玉不由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 恭肃严整如此, 这来者系谁, 这样放诞无礼?”林黛玉的这段“纳罕”, 其实就是用其他人的“敛声屏气, 恭肃严整如此”来反衬王熙凤的“放诞无礼”, 从而突出王熙凤在贾府不同凡响的身份和地位。

(二) 正衬

如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五回中, 先是浓墨重彩描写了华雄的骁勇善战, 如“鲍忠急待退, 被华雄手起刀落, 斩于马下”、“雄大喝一声, 将祖茂一刀砍于马下”等, 华雄先后斩杀了鲍忠、祖茂、俞涉、潘凤四将, 盟军众皆失色。这时, 关羽请命出战, 轻取华雄首级, 回来时“其酒尚温”。如果华雄是个无名小卒, 关羽斩杀华雄就没什么大不了, 小说中的华雄却是已经如此骁勇善战, 那么, 在一杯热酒尚未冷却的时间内轻取他首级的关羽又是怎样的英勇啊。正如毛宗岗所说:“写虎将者, 以懦夫形之而勇, 不若以勇士形之, 而觉其更勇。”

又如2008年高考语文江苏卷的小说阅读有这样一道题目:“小说题为‘侯银匠’, 但写侯菊的文字多, 请结合全文探究作者这样安排的理由。”小说的主旨是表现侯银匠, 而侯菊的精明能干等所有品质都是在继承父亲品质的基础上形成的, 由此实写侯菊, 暗写侯银匠, 以有形写无形, 更有情趣。

(三) 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相互映衬

如2004年高考语文北京春季卷中, 现代文阅读材料《雁阵》中的狗娃和驼爷就是相互映衬的。一方面“狗娃分明感到, 袖子里的刀已急不可耐蠢蠢欲动了”, 另一方面驼爷却“还有雅兴评论天气的好坏”;一方面狗娃“咬牙切齿, 恶狠狠地”说话, 另一方面驼爷却“笑得极坦然”、“仿佛什么也没听见一样, 款款地卷好一支烟, 款款地抽”、“一脸的灿烂”。狗娃的冲动、急躁和驼爷的沉稳、坦然相映成趣。在相互映衬中, 不但人物形象得到刻画, 而且主题也在其中彰显。

又如《水浒传》中形象鲜明、栩栩如生的梁山泊一百零八个好汉, 《西游记》中妇孺皆知的三个徒弟, 这些人物的成功塑造都离不开衬托手法的应用。

二、环境描写对人物的衬托作用

茅盾在《关于艺术的技巧》中指出:“人物不得不在一定的环境中活动, 因此, 作品中就必须写到环境。作品中的环境描写, 不论是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 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 而是密切地联系着人物的思想行动。”小说中人物的活动和事件的发生发展, 都不能离开一定时代的、社会的和自然的环境, 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 也是受特定环境制约的。只有充分地描绘环境, 才能具体、真实地揭示出人物活动和矛盾的现实根据, 才能全面展示人物性格形成的生活根据。

(一) 自然环境描写衬托人物心情

自然环境描写最基本、最一般的作用是用来衬托角色的心理变化和情绪展现。如, 鲁迅在《社戏》中对小伙伴们划船去听戏路途中的景物描写:“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 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 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 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 但我却还以为船慢。”这些文字描绘了一幅美妙的月夜图, 衬托人物去听戏时的轻松愉悦;同时, “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 但我却还以为船慢”又衬托了“我”的急切心情。

(二) 社会环境描写暗示人物性格和命运

社会环境对于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社会环境的核心, 写人必须把人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去写。比如要刻画阿Q的性格特点和命运的悲剧性, 就必须写阿Q所生活的环境, 也就必须写他与赵太爷、假洋鬼子、吴妈、王胡、小D等人结成的社会关系, 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构成阿Q具体生活的社会环境, 阿Q的性格也只有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得到深刻的展示。

(三) 环境描写反衬人物形象和命运

环境描写对人物的衬托作用除了正衬, 还有反衬。

如鲁迅在《祝福》结尾有这样一段环境描写:“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 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 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 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 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 我在朦胧中, 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 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 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 拥抱了全市镇……”在这里, 一边是鲁四老爷之流兴高采烈地为自己来年好运祝福, 一边是被压迫者在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的祝福声中惨死在雪地里, 有钱人的祝福活动更能反衬出祥林嫂命运的悲剧性。

又如在鲁迅的《药》中, 华老栓买“药”回来时:“太阳也出来了;在他面前, 显出一条大道, 直到他家中, ……”这段景物描写烘托出了华老栓买到“药”后“精神兴奋和对儿子的命运充满信心”的心情, 这样的心情又反衬出华老栓的愚昧;同时, 通过反衬, 使后来小栓的死显得更加凄凉。

小说中人物的口头禅 篇7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文坛一举成名。对其研究更是甚嚣尘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对莫言的研究基本上为以下的话题。例如,对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研究,对莫言的叙事特色的研究,分析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莫言文学的语言特色研究等等。现如今,莫言获得了颇多的国际声誉,对其研究的角度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莫言能够成为中国国内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除开他自身的创作才华和独特的风格以外,学界普遍认为还应该归功于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对其作品的译介。以往也有人对葛氏译本进行研究,但无非是以翻译策略和方法作为切入点,是对翻译方法的论证与评述,更多的关注文本内部语言的对等与置换问题。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莫言作品的译本进行解读的还比较少,国内目前做得最完备,被引用的最多的一篇文章当属邵璐的《莫言小说英译研究》。其中对莫言小说的国际影响, 被译介的作品类型以及被关注的原因作了宏观的分析。本文以比较文学变异学为基本的研究方法,主要对英译本《红高粱家族》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研究。

二、葛浩文译《红高粱家族》中人物形象变异分析

葛浩文译《红高粱家族》在英语世界的认可度非常高, 国内也有学者对其翻译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具体的人物形象的变异分析比较少见。葛氏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来处理《红高粱家族》,自然而然,在翻译所允许的创造性与叛逆性范围内,对故事中的人物进行一定的改写使其异化将达到不一样的传播效果。在《红高粱家族》中,余占鳌是一个主要的人物形象。在莫言笔下,余是一个坏事好事都做尽的土匪头子。他是一个抗日英雄,但是他的部分行为又是残忍卑鄙的,他鲁莽但是也机智狡黠。在莫言笔下,他是一个典型的绿林英雄,他遵守着中国传统草莽英雄“忠义”的行事准则。他对自己手下的弟兄有着深厚的“仁爱”之心,这一点是被很多研究者所忽略的。而在英译本中,余的“仁爱” 之心被他的领导者的强势所掩盖。例如,原文“咳什么”[1]被翻译成“who said you could cough”[2],可以看出余占鳌的威慑与强势,增译“Father sensed Commander Yu lurching forward to grab Wang Wenyi around the neck with both hands.Wang wheezed and grasped, but the coughing stopped”[3]。原文中仅仅写道“父亲觉出余司令的手从王文义的后颈皮上松开了,父亲还觉得王文义的脖子上留下两个熟葡萄一样的紫手印……”[4]余司令具体是怎样捏王文义的脖子的,文中并没有明确交代,但译文却明确地指出余司令是用双手箍住王的脖子,显出了更重的力道。原文中的“紫手印”也被翻译成了“purple welts”,welt一般指鞭痕或者伤痕,可见译者在译文中所体现出来的这一幕,几乎抹去了余的“宅心仁厚”的一面。

余自始至终对自己的兄弟都有很深厚的“仁爱”之感, 那就是在中国的传统之中,结义兄弟的气概与义薄云天。而在西方文化中,为了体现个性,表现个人化,译文不得不对一些细节做改写,余是一个勇猛武断的英雄,所以他一直保持着勇猛威慑的个性。原文中写到“余司令从前边回来, 蹲下,捏着王文义的脖子,压低嗓门说 :‘别叫,再叫我就毙了你 ’”[5]与译文“Commander Yu came back to Wang,knelt down, and put his hands around Wang’s neck. ‘ Stop screaming or I ll throttle you!’”[6]对比来看,余说的那些话仅仅是针对王是个胆小的人,只是吓唬他一下,而非真的会付诸行动。或许原文中的“捏”就是余司令表达愤怒的一种形式,而译文中余的愤怒是一种真愤怒,而且将愤怒化作了一些动作。“hands”表示余使用了双手,原文中并没有明确指出。“毙了你”被翻译成“throttle you”. 中文的恐吓只是一种空形式,并不代表余会真的掏出枪杀了王文义。译文将形式具体化,变成一套动作施于王文义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一个愤怒的极具攻击性的余占鳌。

再如原文“先捂着,别出声,跟着走,到了路上再包扎”[7]被翻译成“hold this over it, and no more noise. Stay in rank. You can bandage it when we reach the highway.”[8]中文表达出对王的同情与宽容,英译更多的体现出领导者的威严。中文体现出余对王的通融性,而英译中命令的意味更浓。 “stay in rank”rank多指警察或者士兵队列,stay in rank体现出一种严肃性,而跟着走有一定的随意性。余占鳌虽然是一个杀人无数的“土匪”,但是他身上却不乏中国传统绿林英雄的高贵气质。对敌人同仇敌忾,对自己的兄弟大仁大义。原文中最明显的地方就是余说的那句话“你别过去,你跟着我。害怕吗?”[9]译文并没有逐字翻译,而是将其简化为“I want you here with me”[10],其中略译了“别过去”这样的关切性的提醒话语。因此,原文中的余占鳌也不失为一个仁义之人。英译为了强力塑造余为一个所向披靡的英雄,他硬气、武断、果敢、勇猛。他温情的一面在英语语境下被掩藏了起来。

译文中对奶奶的改写也时有体现。比如“She rose from the seat, stepped grandly on to the pole”[11],原文则是“奶奶欠起身,大大方方的跨过轿杆……”[12]原文中写出了奶奶的从容不忸怩。而译者更多的想要表达出奶奶内心的坚定与临危不惧。原文关注了动作,译文用“grandly”来关注内心的状态。奶奶的形象在译文中一开始就沿着性解放的先驱这样的预设来定位的。她出嫁时仅仅16岁,虽然在莫言笔下她就是一个性格大胆的人,但毕竟成长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就像莫言写到的“我奶奶当时年仅一十六岁,从小刺花秀草,精研女红,绣花的尖针,剪花的剪刀,裹脚的长布, 梳头的桂花油等等,女孩儿的玩意儿陪她度日过年”[13]在中国传统严苛的礼教家规中成长起来的少女,多少保有一定的矜持性。莫言笔下的戴凤莲的性格呈递进式发展,而英译中的戴凤莲从一开始就是豪放不羁,大胆野性的。她的性格开放的一面被放大化,而害羞自怜的一面被掩盖。这可能更加符合西方语境下自立自强女性的特点。另一处更加明显, 原文说“她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看着余占鳌的宽肩细腰。她离着轿子那么近,奶奶只要一翘脚,就能踢到他青白色的结实头皮”[14]译文中说“As she breathed the free air she studied Yu Zhangao’s broad shoulders and narrow waist. He was so near she could have touched the pale, taut skin of his shaved head with her toe.”[15]译者选用了study更显意味深长,可见他选词的谨慎与目的性。“study”也最能体现出奶奶的心态, 莫言笔下的奶奶是怎么看余占鳌的并没有具体交代,也没有用副词来修饰这个“看”字。译文中用一个“study”来表达出那种看的仔细、认真、专注,不是随意一看而是带着目的性的细究式的看,可见葛浩文笔下的戴凤莲的性开放意识更加强,因为她所看的并不是一个男人的身体的其他部位, 而是“shoulder”和“waist”。原文中的脚也不是用一般表示脚的foot词语来体现的,译者选用了toe来表示原文的脚。Toe比Foot更具有暗示性。而且toe还补足了study所未能明确的一些潜在信息。Toe使文中的暧昧气氛更浓。 译者并没有选择一些露骨之词,而是选择了一些隐晦性的, 但却具有指示性的词语。这样的翻译形式可能介于中国人说话的迂回等特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雅中庸的照应。目的就是在这样的形式层面上深扩戴凤莲的性格特点。让她成为一个彻底的个性解放,性解放的的伟大女性。莫言笔下的九儿多少还能找到中国少女待字闺中的那种羞怯,而葛浩文一开始就让她挣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让她成为一个野性的,放荡不羁的女性。

三、人物形象变异的原因分析

葛浩文在译介《红高粱家族》的过程中,通过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使文中的人物形象体现出异化的特征。葛浩文在一次访谈中说他选择翻译的文本时都会考虑到书的销路, 也就是从读者接受的层面来选择文本。如果读者不接受译本,那么翻译家的所有工作都会成为无用之功。所以,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葛浩文不得不有意识的对原文进行改写以迎合美国人的胃口。比如,他说美国人更喜欢幽默的风趣的中国作品,所以他选择译莫言和苏童。美国人更愿意看反面的而非正面的好的写中国的作品。这些因素驱使译者将译本变得更符合本国人的欣赏审美取向。所以,他国化难免会发生。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碰撞与融合。在译文中体现出来的便是对文中一些人物形象的改写,使其变异,达到符合一种新语境的审美要求。译者的身份现实与所处的语境问题,都是翻译面临变异与改写所不可避免的。也是文化能够传播和被接受不可避免的。

结语:

无论是文化过滤还是文学误读,在文化的交流中都不可避免。译者在对他国文学进行译介时,难免会将自身的文化理念移植到文中。这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形象的变形、 他国化。葛浩文在《红高粱家族》中对几个人物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再创造。从本质上来说,正因为这样的有意无意地改写,使美国读者更易于接受葛氏笔下的人物。但是,葛浩文的再创造也仅是在莫言的基础上的延展,而非全盘改写。这就关系到变异学中如何把握度的问题。著名学者曹顺庆先生就一度提到过应该关注变异的度的问题。这对异国间文化文学的互补互偿,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完善都是比较重要的。

摘要：自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对他的研究便甚嚣尘上。他之所以能够获得此世界级的奖项,除了他自身的文学才华以外,还得益于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对其作品的译介。在翻译中必定牵涉到文化的“误读”与“过滤”,本文试图从人物形象入手,着重分析他们在译本中的形象的变异,以及造成变异的原因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