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人物形象的鉴赏

小说中人物形象的鉴赏（共11篇）

小说中人物形象的鉴赏 篇1

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 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小说有三个要素:人物、故事情节、环境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核心是塑造人物形象。学习鉴赏小说就要重点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通常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通过环境描写反映人物的活动背景

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在一定环境中活动的人。小说的环境还包括与人物及其行动有关的特定的环境氛围。环境对人物的衬托作用有正衬和反衬两种。例如, 《祝福》中写祥林嫂的死用的是反衬。色调是低沉与凄凉的, 画面是悲惨的, 祥林嫂却死在了欢乐热闹的“祝福”中。这两幅反差极大的画面, 可以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二、通过情节描写透视人物的思想性格

小说的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 即人物性格是通过情节发展具体体现的。例如, 《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 司马懿如果不是深知诸葛亮善用伏兵之计, 他就不会退兵;反之, 如果诸葛亮不是深知司马懿生性多疑, 他就不会冒险设“空城计”, 那样“空城计”的情节也就无法产生了。故有“空城计”的情节发展是两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发生联系后的必然结果。所以, 我们才说把握好故事情节能透视人物的思想性格。

三、通过作者刻画人物的方式分析形象

在教学中, 鉴赏小说通常凭借作者刻画人物的肖像、语言、心理等方式来进行。在小说中, 作者往往借助肖像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 折射人物的命运或暗示小说主题。如《故乡》中的闰土, 少年时“紫色的圆脸, 头戴一顶小毡帽, 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 及至中年“先前的紫色的圆脸, 已经变作灰黄, 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 周围都肿得通红……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 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 像是松树皮了”。作者抓住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肖像发生的巨大变化, 反映闰土在旧社会不幸的人生经历和遭遇。

古人说:“言为心声。”语言是展示人物性格的镜子, 是袒露人物内心世界的窗户。在《故乡》中“我”和杨二嫂的那段谈话, 就形象地揭示了杨二嫂这个小市民刻薄、自私、鄙俗的性格特征, 透视了她被剥削阶级意识和恶习侵染的丑恶灵魂。相比之下, “我”的神态则是愕然、惶恐、嗫嚅, 直至闭了口, 默然无言以对。由此可见, 小说中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语言表现着自己的性格特征。

心理描写能直接深入人物心灵, 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表现人物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感情。例如,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有这样一段话:“鲁提辖假意道:‘你这厮诈死, 洒家再打!’只见面皮渐渐的变了。鲁达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 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 又没人送饭, 不如及早撒开。’拔步便走, 回头指着郑屠户道:‘你诈死, 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 一头大踏步去了。”这里鲁达是很懂得孙子兵法中的“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的, 描写了鲁达“细”的性格, 细得令人佩服。

诸如此类, 学生对小说人物鉴赏能力的运用, 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也会得以体现。如果我们在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时能够运用李悝的“识人五法”, 既能引导学生全面、公正地评价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又对学生即将步入社会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李悝的“识人五法”, 即:

其一, 居视其所亲。看一个人平常都与谁在一起, 如与贤人亲, 则可重用;若与小人为伍, 就要当心。

其二, 富视其所与。看一个人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 如只满足自己的私欲, 贪图享乐, 则不能重用;如接济穷人, 或培植有为之士, 则可重用。

其三, 达视其所举。一个人处于显赫之时, 就要看他如何选拔部属, 若任人唯贤, 则是良士真人;反之, 则不可重用。

其四, 窘视其所不为。当一个人处于困境时, 就要看其操守如何, 若不做苟且之事, 不出卖良心, 则可重用;反之, 则不可用。

其五, 贫视其所不取。人在贫困潦倒之际也不取不义之财, 则可重用;反之, 不可重用。

我们教学生鉴赏小说人物时, 不妨结合李悝的识人之道来分析, 会对学生步入社会, 如何接触人, 怎样结识人有帮助。《史记》记载:魏文侯想找一个贤能的人来当宰相, 当时有两个候选人, 一个是魏成子, 一个是翟璜。这两个人都很有才干。魏文侯不知道应该如何取舍, 就去请教他的一位大将李克 (即李悝) 。他列举了上述这五条识人标准, 供魏文侯参考, 结果魏文侯依李克提供的意见录用了魏成子。

在小说中, 典型人物是作者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他虽然有别于真人真事, 但在塑造时要“杂取种种, 合成一个”, 通过如此典型的人物来反映生活真实, 这样的人物更集中, 更具有普遍的代表性。而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归根到底是从小说人物的艺术性趋向生活的现实性。因此, 在教学中, 教师除了以文学的艺术性来鉴赏小说人物形象之外, 还必须结合现实, 为学生将来的人际交往提供理论依据, 其现实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小说中人物形象的鉴赏 篇2

教案

教学目标：明确高考小说人物形象分析的地位。掌握小说阅读人物形象分析的方法。熟悉高考小说人物形象题答题模式。

教学重、难点：掌握小说阅读人物形象分析的方法，教学课时：1课时。教学步骤

一、导入

二、明确地位

1、通过表格展示近三年全国卷对小说人物形象的考查

三、常见设题模式

1、简要分析人物形象

2、分析塑造人物的具体方法及其作用

3、对文中人物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包括作者对人物的态度和读者对人物的评价）

4、分析次要人物在文中的作用

5、通过人物分析主题思想

四、简要分析人物形象

1、常见题型

（1）某某是一个怎样的人？

（2）请概括出某某的主要性格特点。（3）结合全文，简要分析某某人物形象。

2、答题方法

第一，首先确定作者的感情倾向是褒还是贬，是颂扬还是讽刺。第二，重视小说中人物的身份、地位、经历、教养、气质等，因它们直接决定着人物的言行，影响着人物的性格。

第三，画出小说中关于这个人物的外貌、语言、行动、心理等描写的语句，以及作者的议论或者作者借作品中其他人物对他的评价的语句。

第四，小说里的人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活动的，所以分析人物就应把他们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去理解。

五、实战演练

1、文章的主人公朱丹是一个怎样的人？请简要概括。《木笛》 明确：朱丹是一位具有出色音乐才华，又有崇高民族精神的人。文章的主人公朱丹是一个怎样的人？请简要分析。

明确：朱丹是一位具有出色音乐才华，又有崇高民族精神的人。(1)朱丹是一位具有出色音乐才华的人。这主要表现在：他是两位参加决赛的选手之一;纪念碑前的吹奏表现出他出色的音乐才华，大师的高度称赞和最终被乐团录取也证明了这一点。

(2)朱丹是一位具有崇高的民族精神的人。这主要表现在：宁可落选也不愿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吹奏欢乐曲;到南京大屠杀纪念碑前凭吊死难同胞，并吹奏起悲壮的木笛曲。小结：

答题格式1：概括人物形象（性格特点、品质）

总评 答题格式2： 简要分析人物形象

总评+具体解说

2、小说在刻画马兰花这个形象时，突出了她的哪些性格特征？《马兰花》 ①朴实善良，听说麻婶的不幸后，不时发呆，并及时到医院探视。②善解人意，见麻婶女儿伤心，便不再提借钱的事；丈夫对她不满，她尽量忍让。

③做人有原则，尽管挣钱不易，但不为钱伤害情义；丈夫言行过分，她会据理力争。

六、作业布置

完成专题集训22的小说（1）

一、（2）小说中的秋葵有哪些性格特点？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回娘家》）

小说人物形象鉴赏的两个误区 篇3

师：这节课最后一个环节，我们来对小说的主人公“别里科夫”的形象进行探讨。哪位同学来谈谈，“别里科夫”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生1：我觉得别里科夫很封闭。

师：文中哪里体现了他的封闭呢？

生1：透过小说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不必说白天出外，即使晚上在家里，再热再闷，他也要关紧小得“活像一只箱子”的卧室的门，钻进帐子，“拉过被子蒙上脑袋”，仍然“深怕会出什么事”，以致“通宵做恶梦”。

师：嗯，确实能够感觉到一种“封闭”。然而“深怕会出什么事”好像不能体现出他的“封闭”吧？

生1：哦，这一点内容可以看出他的“胆小”与“多疑”。

师：嗯，确实不错，概括得很到位。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应该持怎样的态度呢？

生2：对于这样一个封闭、胆小、多疑的人，我觉得我们应该持批判态度，从反面学习一些诸如“开朗”“勇敢”等积极向上的东西。

师：嗯，回答得很好。

上面这个课堂片段，是一个鲜活的小说教学，特别是小说人物形象鉴赏的例子。从中我们不难梳理出目前小说人物形象鉴赏的一般思路：概括——分析。首先是概括人物形象（含性格、心理、情感以及身份等内容，一般课堂不会有意辨析这几者的关系与区别），然后是结合课文内容印证概括内容。不能说这种鉴赏模式有多大问题。然而，经历了一些教学反思之后，笔者发现，在小说人物形象的一些教学细节处理上，教师一般有两个误区：

首先，以偏概全，不能聚焦。在小说人物鉴赏中，很多时候我们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的泥淖中不能自拔，只盯着人物的某一些特点，而忽视了其余的特点。如上面课例分析中，师生通过对话分析，得出了“别里科夫”“封闭”“胆小”“多疑”，实际上，笔者在细细品味文章之后认为，“怀旧”应该也是“别里科夫”的一个重要特点。另外，当下对小说人物形象赏析多“分散”，少“聚焦”，也就是说，一般小说人物形象鉴赏往往是抓住几句话或者几个细节，归纳出一个性格特点，然后再抓住几句话或几个细节，再归纳出一个性格特点……实际上，这样教学的结果会带来一个弊端：“零散化”，缺乏“聚焦”。学生对小说人物形象的概念也仅仅停留在“散点”，缺乏系统性，久而久之，对人物形象很难建立起一个核心印象。就上面的教学案例而言，“别里科夫”的性格，无论是“封闭”“胆小”，还是“多疑”“怀旧”， 都仅仅只是他某一方面的特点的集合，并非一个“整体印象”。在小说人物形象鉴赏过程中，教师须要对学生进行由“散”到“聚”的引导和尝试。

其次，武断评判，脱离历史。任何一个人物形象的存在都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等原因。我们在评价人物形象的时候，切莫以当下的价值观去品评。上面教学案例中末尾呈现出的“批判”“反面”等字眼，便是“武断评判，脱离历史”的典型。“别里科夫”的性格虽然带有很多致命的缺点，然而，当我们具备了一定的“历史眼光”，将他放置在整个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去定位思索，便不会轻易地对其进行“批判”了。因为，“别里科夫”是那个时代的思想、观念，甚至物质基础的产物，而非一个独立产生的个体。他的身上带有鲜明的时代感与历史味。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在历史中存具着缺陷的人物，我们除了从现代的价值观去“批判”外，更多的可能还要给予其“同情”。这样一种解读评判思维，是需要教师积极引导的。这对于学生正确认识小说人物形象以及其他事物均有益处。

浅谈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篇4

1. 愚昧不悟的人物形象

鲁迅小说当中的人物形象有知识分子和农民, 农民是社会底层的人物, 处处受到压迫, 知识分子历经磨难, 生活贫困, 生活的贫困说明了知识分子的愚昧不悟。愚昧不悟这种类型的人物受到了封建社会的压迫, 在男权、神权和政权的影响下, 他们非常得困苦, 鲁迅在描绘这些人物的过程中的情绪是非常复杂的。

鲁迅小说里面的知识分子一贫如洗, 结局是非常悲惨的, 他同情知识分子的不幸, 然而更为关键的是探究我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根源。鲁迅所刻画的知识分子具有多样性的形象, 然而都是处于腐朽的社会当中。首先是愚昧不悟的那一种知识分子, 如《白光》当中的陈士成形象和《孔乙己》当中的孔乙己形象。他们一味地追逐八股科举, 受到了封建思想和制度的压迫, 属于旧式的知识分子。愚昧不悟的这一种知识分子还有小说《药》当中的华老栓夫妇、《祝福》当中的祥林嫂, 以及《大悲咒》当中的王九妈等。

阿Q这个人物形象代表了广大的农民。阿Q这位农民受到了地主阶级的压迫, 生活一贫如洗, 精神胜利法是他的显著特点, 他在受被打败或者是被压迫的时候, 没有明确实际情况, 一味地自欺欺人。阿Q的性格核心就是精神胜利法, 而我国当时民族精神的一个缩影就是阿Q形象。在《故乡》这一篇小说当中, 塑造了典型的农民代表闰土, 在一开始的时候, 闰土这个孩童是聪明、朴实和勤劳的, 可是最终成为了麻木、迟钝和憔悴的劣根性形象, 鲁迅把充斥着混乱、动荡和饥荒的社会和无情的时光流逝化归为农民的劣根性原因。鲁迅所塑造的农民形象的精神状态是麻木不仁的, 在当时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鲁迅小说当中的农民形象是整个民族精神状态的一种体现, 是非常典型的。鲁迅所刻画的知识分子和农民形象是非常愚昧无知的, 当然, 鲁迅也同情他们的不幸, 然而也鞭笞了这些人物的精神弊病, 体现出惋惜国民的强烈感情。

2. 卫道士的人物形象

卫道士这种人物形象属于反动派, 是鲁迅所塑造的不可缺少的一种人物形象。鲁迅所刻画的卫道士形象非常地典型, 这种人物不但有农民, 而且也有知识分子。鲁迅在小说当中, 鞭挞和批判了卫道士形象, 比如, 在小说《肥皂》当中, 对道统和太太声音的描写, 其实是讽刺了他们的龌龊灵魂。倘若讲愚昧不悟的这一种人物是受害人, 那么帮凶就是卫道士。卫道士的代表人物形象还有小说《风波》当中的赵七爷与《药》当中的康大叔。

3. 彷徨挣扎的人物形象

可以说, 阿Q也代表了反抗这一类人物, 他到处流浪, 时时受到了欺凌, 尽管阿Q是愚昧的, 可是也具备反抗的一面, 仅仅是他所应用的反抗的方式限制于幻想以后和夸耀以往, 想获得心理上的平衡, 具有自贱性和盲目性。在最终阿Q参加革命的时候, 也不是真正地革命。再比如小说《采薇》当中的叔齐和伯夷, 坚持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的原则, 迂腐地反抗, 以及小说《离婚》当中的爱姑对男权的反抗等。鲁迅认为反抗具有盲目性, 是一定不会成功的, 这些人物形象进行反抗的指导信仰是愚昧的思想, 因而使得反抗不具备斗争性。

4. 盲目反抗的人物形象

在鲁迅的小说当中, 还塑造了一部分彷徨挣扎的人物形象, 这些人物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影响, 是革命的先锋, 其中, 小说《在酒楼上》当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吕纬甫。吕纬甫在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影响之后, 探究改革的路子和策略, 可是屡次受到挫折, 最后的时候失去了固有的信仰和斗志。针对吕纬甫的彷徨挣扎, 鲁迅也没有体现出太多的惋惜之情, 他对我国当时的知识分子缺少严谨的思想进行了总结, 说明了在挣扎的过程中, 意志薄弱是会失败的。

《孤独者》当中的魏连殳也属于彷徨挣扎的这一种代表人物形象, 魏连殳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新党的领袖, 在遭受失业威胁、流言和社会打击的时候, 向反革命方妥协, 从本质上来讲, 革命党员的素质是不具有的。除此之外, 还包括小说《伤逝》当中的涓生与子君反抗婚姻。鲁迅所描绘的这一系列彷徨挣扎的人物形象, 批判了反抗者的妥协和软弱, 从而启发了当时那个死气蔓延的时代社会。

5. 自觉反抗的人物形象

在鲁迅的小说当中, 也包括一种自觉反抗和初步觉醒的人物形象。这一种人物形象属于成功的革命志士, 他们抛头颅、洒热血, 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可贵的。这一种人物形象代表包括小说《故事新编∙理水》当中的大禹和小说《药》当中的夏瑜, 大禹治水属于坚定的革命人士, 夏瑜进行战斗是非常决然的。鲁迅小说当中的这一系列人物形象是非常珍贵的革命形象, 虽然鲁迅也仅仅是从侧面进行烘托, 但是也包含了鲁迅的期望之情。毋庸置疑, 鲁迅所刻画的这种人物形象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他希望中国人民可以奋起反抗。

摘要：鲁迅作为现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 其创作发人深省。他所写的小说的人物形象是生动鲜明的, 所留给人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鲁迅的小说主要描绘了一些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 形象地刻画了国民的劣根性。鲁迅对自己所描绘的人物形象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 本文着重对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分类分析。

关键词：鲁迅,人物形象,分析

参考文献

[1]蒋锋锋.鲁迅小说中人物形象分析[J].人文社科, 2010 (12) .

如何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篇5

关键词：典型人物；分析；塑造

中图分类号：G632.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07-233-01

小说之所以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塑造了许许多多独特感人的典型人物形象。人物典型化的深与浅是衡量一篇小说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因此我们在阅读和鉴赏小说的时候，不能只停留在了解小说要素和明白中心思想等基本层面上，而应通过掌握如何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具体方法来把握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如何分析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从外貌描写入手

人物的外貌，涉及的范围很广，一个人的身份、身材、面容、衣着打扮，乃至一个细微的眼神，都是外貌描写的范围。这种描写不但勾画出了人物的外貌，而且能够以“形”传“神”。

鲁迅先生在《孔乙已》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年没有洗，也没有补。”文中的孔乙已已经风烛残年，按理说科举制度下的“仕途”对他来说已经毫无希望，但他却依然画饼充饥，不肯脱下这么一件“长衫”，惟恐失去他读书人的身份；另外，“又脏又破”的“长衫”长期不“洗”也不“补”，可见他的确很懒。简单的几笔外貌描写，就传神地向读者揭示了一位在封建科举制度毒害下思想腐朽、爱慕虚荣、好逸恶劳、落魄穷困的清代末年读书人的形象。又如《故乡》中作者对闰土的描写：“十一二岁，紫色圆脸，项带银圈，有一双红活圆实的手，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刺去……”这是一个活泼、勇敢、英俊的少年。而中年闰土却变成：“身材增加了一倍，脸色灰黄，很深的皱纹，眼睛周围肿得通红，头戴破毡帽，身上只有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手提一个纸包和一只长烟管，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这是一个饱经忧患、受尽劳累、饥寒交迫、麻木迟钝而又自卑的人了。鲁迅先生通过闰土的外貌描写，生动地表现了他性格的巨大变化，从而揭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给人民造成了深重苦难。

二、从语言描写入手

俗话说：言为心声。人物的语言是人物内心世界最直接的反映，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纽带、桥梁。从语言入手，能快捷了解人物的身份、教养、性格、经历以致人物的思想感情。如《孔乙已》一文，自欺欺人、执迷不悟是孔乙已悲剧性格的核心。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子曰诗云，之乎者也”，迂腐不堪地死守着陈腐的孔孟之道。以“君子固穷”来标榜自己却不知当肚皮喊着危机的时候，自己也“挡不住诱惑”而干了“偷”的勾当。明明偷了人家的书，却硬是跟酒客争辩，“窃书不能算偷”是他最为“著名”的辩护词，也是他自欺欺人、执迷不悟性格的折射。积贫、积弱、积弊，却从不肯正视现实，总是在幻觉中寻求精神和心理的安慰，这就注定了他悲剧的根本性，形象地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的普遍心态。

三、从动作描写入手

特定背景下的人物都会有特定的动作，且人物的行动最能体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如《水浒传》“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一情节中，作者只用一个事例，通过一个相同的动作“摸”就揭示了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面对陷入困境的金氏父女，鲁达是倾其所有，毫无保留地“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他的豁达、豪爽。李忠呢？此时的他虽口袋殷实，但面对铁杆好友的请求，只是“去身边摸出二两银子”，一个典型的吝啬者形象跃然纸上。如《孔乙己》中前面写孔乙己付钱，是“排出九文大钱”，而后面则是“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一个“排”字，写出了孔乙己的虚荣和穷酸气；一个“摸”字，则写活了孔乙己的穷困潦倒。两相对比，前后遭际命运之别尽显。文中“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这个“走”字也十分贴切，“走”本来只适用脚，而孔乙己却用手“走”，说明孔乙己只能用手支撑身体的全部，腿已经完全被打断，受伤惨重，这就突出了丁举人的残忍霸道。孔乙己此时哪还有人的尊严可言呢？这样写更突出了孔乙己命运的悲惨。

四、从心理描写入手

情节是由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具体实践和矛盾冲突构成的，人物的性格就是在这个发展变化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情节就是人物性格形成的踪迹。要准确地掌握人物性格的本质特点，就必须分析情节发展中人物的心理活动。

如引导学生课外阅读名著《三国演义》中“失街亭”这一情节时，我这样分析：小说从“马谡具状守街亭”、“诸葛亮周密部署”开始（情节的开端），从中可见诸葛亮“用兵谨慎、部署周密”的心理特点。接着写“失街亭”一事（情节的发展），可以说，这件事对诸葛亮的打击是相当惨重的，因为这使他统一天下的大业毁于一旦。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方面“拍案大惊”“跌足长叹”，一方面“布疑兵”、“修剑阁”、“安置三郡吏民”。诸葛亮的“沉着冷静”是惊人的，他“对吏民的爱护、对部属的体谅”更是难能可贵。最后写“挥泪斩马谡”（情节的高潮和结局），诸葛亮对马谡是有感情的，所以他“掉泪”、“流涕”，但他“绝不徇私情”，即使蒋琬再三劝阻，他也“毫不动摇”，反映了他“依法治军的思想”和“严肃执法的精神”。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诸葛亮的形象越来越鲜明，性格越来越丰富了。虽然，分析人物形象的方法有多种多样，但我认为，只要对准了直接描写这一关键处，也就能快速找到分析人物的切入口和突破点。

小说中人物形象的鉴赏 篇6

分析文学作品, 要点之一就是分析文学形象, 创生性教学强调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 多给学生生成的空间。过去的教学对人物形象的分析简单化、脸谱化, 如把《项链》中的女主人公玛蒂尔德仅仅看成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小资产阶段妇女形象, 把《雷雨》中的周朴园形象简单定位为冷酷、无情的家伙, 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 对人物形象定格化, 漠视了学生的自主阅读, 没有给学生提供创生性学习的舞台, 也不符合文学鉴赏的规律。我认为人物形象的分析不宜定格化, 而应客观全面分析。

一、文学的模糊性决定了文学形象没有标准答案

美国作家海明威把文学形象比喻为“漂浮在水上的冰山”, 他认为, 形诸文字上的东西是冰山露出在海面的“八分之一”, 而作品隐藏的内容则如同冰山在水下的“八分之七”。这说明, 作品的深层意义, 作者一般没有直接说出, 没有形诸文字之中, 而是在作品的文字之外, 因而造成了作品的“未定点”和“空白处”, 即“意蕴”。这“未定点”和“空白处”需要由作者和读者共同来完成, 这就是文学的“模糊性”。文学的“模糊性”为读者的再想象、再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横看成岭侧成峰”, 不同的读者对“未定点”和“空白处”理解和想象是不一致的。再者, 作品一旦离开了作者, 便成了社会的产品, 而创作模式的异彩纷呈、主题的多元、情感的朦胧、形象的立体化, 又给我们解读的求异、创新提供了可能。所以, 任何标准、统一的答案都是不符合文学的鉴赏规律的。

二、读者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了文学形象意蕴的差异性

“有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就是因为阅读个体的差异性而产生了对人物形象的不同看法。鉴赏的过程, 饱含着发散思维、创新能力诸要素, 要求鉴赏者分析研究客观存在, 在已知领域中有突破, 在未知领域中通过推断产生新的发现。在这个阅读、创造的过程中, 读者的原有知识、个人体验、推断能力都各有不同, 各有差异, 具有极强的个性色彩和主体地位, 这就必然会带来分析评价文学形象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现象。所以, 我们在教学过程中, 就应当尊重学生的这种个性差异, 经常放手让他们讨论争鸣, 尽量撤去定格好了的框框, 允许学生对人物形象有不同的分析, 而不应该用定格好了的答案去限制束缚学生的思维。如果忽视了这种个性差异, 把学生对人物形象的理解“统一”到标准答案上来, 只会扼杀学生的创造精神, 这不符合创生性教学的要求。

三、人物形象生活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人们对文学形象的不同评价

《城南旧事》中厚嘴唇的人“是个小偷, 是个坏人”, 但他本性善良、诚实, 只因社会不合理, 为生活所迫而做了违心的事。

《边城》中翠翠的老祖父是个忠厚纯朴的老船夫, 他关注翠翠的未来的命运, 想用自己的努力逃脱命运的摆布, 以使翠翠免遭她母亲那样和一个士兵相爱而遭受的悲伤结局, 所以心中始终隐藏着一股说不出的忧郁, 他只知大老天保来求亲, 不知外孙女的事, 弄巧成拙, 最后导致翠翠的悲剧结局, 老祖父是个善良纯朴而又弄事成拙的老人。

《红楼梦》中的辣姐———王熙凤, 在人们心目中是个心狠手毒的女人, 她的下场好像应了因果报应, 但今天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评价她, 她是贾府最优秀的管理人才, 她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 是今天我们所倡导和要学习。今天备受我们批判的封建家长制的代表———贾政, 在封建时代, 在贾府的男人群体中, 在贾母的心目中应是个好儿子, 他勤政爱家, 走仕途之道, 又洁身自好, 是个标准的好男人。

《差别》中的阿诺德和布鲁诺同样受雇于一家店铺, 但前者“青云有上”, 后者“原地踏步”。于传统评价人的标准来看, 布鲁诺可算是个忠厚老实、勤劳工作的优秀员工了。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原来老板让两人一起去观察集市情况, 结果是布鲁诺跑了三次得到的信息, 阿诺德一次就得到了, 还带来了许多有利的相关信息。差别不是外貌, 也不是勤劳程度, 而是思维方式和观察能力。阿诺德就是一个懂得思考的人:仔细观察获得大信息量, 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到处理问题的最佳方法。这就是在经济大潮的今天, 我们对人物评价的不同。

四、作者写作的背景、目的的不同, 决定了所塑造人物形象的差异性

鲁迅作品《祝福》写于1924年2月7日。20世纪20年代, 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科学”, 而阻碍中国进入民主、科学时代的最大障碍, 就是中国两千年遗留下来的腐朽、愚昧的封建思想, 中国妇女则是中国封建思想最大的受害者。作者塑造了祥林嫂的形象。祥林嫂是一个勤劳、质朴却又深受封建思想节烈观、封建迷信影响被封建文化和冷漠的社会所拒绝的农村妇女的典型。本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文化思想的流弊和余毒, 批判封建文化。

俄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装在套子里的人》写于19世纪90年代末。当时, 俄国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酝酿, 沙皇当局强化国家机器来维持其统治地位, 俄国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身处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有的害怕变革, 苟且偷安, 甚至甘心充当沙皇鹰犬。小说中的主人公别里科夫就是这类人的典型, 他封闭、怀旧、胆小、多疑, 极力维护现行的秩序, 乐于告密并为自己的行为极力辩护, 在思想上、行动上把自己和沙皇反动的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 压制着身边的人们, 全城人“都怕他”。这个“套中人”给人们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和恐惧。这是他可憎的一面, 但别里科夫为什么会成为“套中人”?是沙皇专制制度毒化了他的思想、心灵。作者塑造这一形象的目的是为了揭露俄国社会的各种病态, 猛烈抨击沙皇专制制度。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是作者“献给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曲赞歌”。陈奂生是农村转型时期农民的典型。他善良正直、勤于劳动而不善思索, 爱幻想, 易于满足, 时来运转, 即受宠若惊, 一身清白本色。作者用艺术手法, 塑造一个新旧交错、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村农民的典型, 通过陈奂生的形象和命运深刻地概括出了新中国三十年来农民的命运, 展现了新时期农村改革进程中农民艰难前行的身影及其心理变化的全过程。

五、创生性教学要求多给学生生成的空间, 应全面客观地分析人物形象

刘备、诸葛亮是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 传统教学中这两个人物是被神化了的人。刘备是“仁德之主”、“素有大志”、“远得人心”;诸葛亮是“神”, 是“贤、智、忠”的化身, 是备受后人称颂的英雄人物。但我们结合《三国志》可以看到刘备真实的一面, 刘备狡诈除吕布, 不择手段实现隆中对, “刘备先从吕布、后事曹操、近投袁绍, 皆不克终, 远见其为人”, 十七次笼终人心的“哭”的策略, 更见其虚伪。诸葛亮北定中原的策略显出他的“短见”, 《失街亭》中让喜欢纸上谈兵的马谡驻守街亭, 导致街亭失守损失惨重, 显出了他用人不当的一面。

《项链》中的玛蒂尔德用十年的时光、十年的青春、十年的劳动偿还项链, 尽显了她的诚实、勤劳美德。《雷雨》中的周朴园整天要戴着面具生活, 三个孩子, 两死一走;两个妻子, 一痴一疯, 从人性关怀的角度分析, 周朴园也是一个悲剧的承受者。

多给学生创生性的空间, 让他们探究、生成, 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理解, 只要学生分析得合理, 我们都应肯定和尊重学生的见解。

六、历史人物不要娱乐化

对人物的评价, 应该从历史事实出发,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精神, 严肃、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 用事实说话, 艺术的虚构不能违背基本事实。肆意亵渎先贤, 推翻历史定论, 颠倒传统价值观念, 将历史“娱乐化”应引起高度关注。

有人称孔子是“怀抱理想, 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有人推论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有人把梁山泊义士比附成危害社会稳定的恐怖分子;有人称刘备无义, 关公好色, 等等。凡此种种, 将历史人物娱乐化都是需引起注意的。

臧否历史人物, 既不能因循守旧, 又不能以无知的狂妄去妖化古人。

在这种创生性教学中, 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在不断探究学习中学生情绪高涨, 余兴未尽。发扬这种教学的优点, 让学生将探究精神运用到学习的方方面面, 我们的课堂教学一定有成效。

新课程改革是一场“革命”, 如何在教学实践中体现课程改革的精神, 是对每一位教师提出的挑战和考验。在分析人物形象教学中教师应多给学生创生性学习的机会, 多引导, 肯定他们的成果, 语文教学应是让人兴趣盎然的课堂, 学生在这种教学中一定会开出智慧的花朵。

摘要：新课程改革提倡创生性的教学理念, 本文作者从分析人物形象不应定格化的角度实现“关注学生个性发展”、“尊重学生不同的见解”的教学目标, 谈谈在小说教学中怎样贯彻创生性教学理念。

关键词：创生性教学,小说教学,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1]周卫勇主编.点击高中新课程.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朱慕菊主编.走进新课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高思源.评说《三国演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4]语文教学与研究.中国国际图书贸易公司.

小说中人物形象的鉴赏 篇7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文坛一举成名。对其研究更是甚嚣尘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对莫言的研究基本上为以下的话题。例如,对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研究,对莫言的叙事特色的研究,分析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莫言文学的语言特色研究等等。现如今,莫言获得了颇多的国际声誉,对其研究的角度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莫言能够成为中国国内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除开他自身的创作才华和独特的风格以外,学界普遍认为还应该归功于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对其作品的译介。以往也有人对葛氏译本进行研究,但无非是以翻译策略和方法作为切入点,是对翻译方法的论证与评述,更多的关注文本内部语言的对等与置换问题。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莫言作品的译本进行解读的还比较少,国内目前做得最完备,被引用的最多的一篇文章当属邵璐的《莫言小说英译研究》。其中对莫言小说的国际影响, 被译介的作品类型以及被关注的原因作了宏观的分析。本文以比较文学变异学为基本的研究方法,主要对英译本《红高粱家族》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研究。

二、葛浩文译《红高粱家族》中人物形象变异分析

葛浩文译《红高粱家族》在英语世界的认可度非常高, 国内也有学者对其翻译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具体的人物形象的变异分析比较少见。葛氏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来处理《红高粱家族》,自然而然,在翻译所允许的创造性与叛逆性范围内,对故事中的人物进行一定的改写使其异化将达到不一样的传播效果。在《红高粱家族》中,余占鳌是一个主要的人物形象。在莫言笔下,余是一个坏事好事都做尽的土匪头子。他是一个抗日英雄,但是他的部分行为又是残忍卑鄙的,他鲁莽但是也机智狡黠。在莫言笔下,他是一个典型的绿林英雄,他遵守着中国传统草莽英雄“忠义”的行事准则。他对自己手下的弟兄有着深厚的“仁爱”之心,这一点是被很多研究者所忽略的。而在英译本中,余的“仁爱” 之心被他的领导者的强势所掩盖。例如,原文“咳什么”[1]被翻译成“who said you could cough”[2],可以看出余占鳌的威慑与强势,增译“Father sensed Commander Yu lurching forward to grab Wang Wenyi around the neck with both hands.Wang wheezed and grasped, but the coughing stopped”[3]。原文中仅仅写道“父亲觉出余司令的手从王文义的后颈皮上松开了,父亲还觉得王文义的脖子上留下两个熟葡萄一样的紫手印……”[4]余司令具体是怎样捏王文义的脖子的,文中并没有明确交代,但译文却明确地指出余司令是用双手箍住王的脖子,显出了更重的力道。原文中的“紫手印”也被翻译成了“purple welts”,welt一般指鞭痕或者伤痕,可见译者在译文中所体现出来的这一幕,几乎抹去了余的“宅心仁厚”的一面。

余自始至终对自己的兄弟都有很深厚的“仁爱”之感, 那就是在中国的传统之中,结义兄弟的气概与义薄云天。而在西方文化中,为了体现个性,表现个人化,译文不得不对一些细节做改写,余是一个勇猛武断的英雄,所以他一直保持着勇猛威慑的个性。原文中写到“余司令从前边回来, 蹲下,捏着王文义的脖子,压低嗓门说 :‘别叫,再叫我就毙了你 ’”[5]与译文“Commander Yu came back to Wang,knelt down, and put his hands around Wang’s neck. ‘ Stop screaming or I ll throttle you!’”[6]对比来看,余说的那些话仅仅是针对王是个胆小的人,只是吓唬他一下,而非真的会付诸行动。或许原文中的“捏”就是余司令表达愤怒的一种形式,而译文中余的愤怒是一种真愤怒,而且将愤怒化作了一些动作。“hands”表示余使用了双手,原文中并没有明确指出。“毙了你”被翻译成“throttle you”. 中文的恐吓只是一种空形式,并不代表余会真的掏出枪杀了王文义。译文将形式具体化,变成一套动作施于王文义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一个愤怒的极具攻击性的余占鳌。

再如原文“先捂着,别出声,跟着走,到了路上再包扎”[7]被翻译成“hold this over it, and no more noise. Stay in rank. You can bandage it when we reach the highway.”[8]中文表达出对王的同情与宽容,英译更多的体现出领导者的威严。中文体现出余对王的通融性,而英译中命令的意味更浓。 “stay in rank”rank多指警察或者士兵队列,stay in rank体现出一种严肃性,而跟着走有一定的随意性。余占鳌虽然是一个杀人无数的“土匪”,但是他身上却不乏中国传统绿林英雄的高贵气质。对敌人同仇敌忾,对自己的兄弟大仁大义。原文中最明显的地方就是余说的那句话“你别过去,你跟着我。害怕吗?”[9]译文并没有逐字翻译,而是将其简化为“I want you here with me”[10],其中略译了“别过去”这样的关切性的提醒话语。因此,原文中的余占鳌也不失为一个仁义之人。英译为了强力塑造余为一个所向披靡的英雄,他硬气、武断、果敢、勇猛。他温情的一面在英语语境下被掩藏了起来。

译文中对奶奶的改写也时有体现。比如“She rose from the seat, stepped grandly on to the pole”[11],原文则是“奶奶欠起身,大大方方的跨过轿杆……”[12]原文中写出了奶奶的从容不忸怩。而译者更多的想要表达出奶奶内心的坚定与临危不惧。原文关注了动作,译文用“grandly”来关注内心的状态。奶奶的形象在译文中一开始就沿着性解放的先驱这样的预设来定位的。她出嫁时仅仅16岁,虽然在莫言笔下她就是一个性格大胆的人,但毕竟成长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就像莫言写到的“我奶奶当时年仅一十六岁,从小刺花秀草,精研女红,绣花的尖针,剪花的剪刀,裹脚的长布, 梳头的桂花油等等,女孩儿的玩意儿陪她度日过年”[13]在中国传统严苛的礼教家规中成长起来的少女,多少保有一定的矜持性。莫言笔下的戴凤莲的性格呈递进式发展,而英译中的戴凤莲从一开始就是豪放不羁,大胆野性的。她的性格开放的一面被放大化,而害羞自怜的一面被掩盖。这可能更加符合西方语境下自立自强女性的特点。另一处更加明显, 原文说“她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看着余占鳌的宽肩细腰。她离着轿子那么近,奶奶只要一翘脚,就能踢到他青白色的结实头皮”[14]译文中说“As she breathed the free air she studied Yu Zhangao’s broad shoulders and narrow waist. He was so near she could have touched the pale, taut skin of his shaved head with her toe.”[15]译者选用了study更显意味深长,可见他选词的谨慎与目的性。“study”也最能体现出奶奶的心态, 莫言笔下的奶奶是怎么看余占鳌的并没有具体交代,也没有用副词来修饰这个“看”字。译文中用一个“study”来表达出那种看的仔细、认真、专注,不是随意一看而是带着目的性的细究式的看,可见葛浩文笔下的戴凤莲的性开放意识更加强,因为她所看的并不是一个男人的身体的其他部位, 而是“shoulder”和“waist”。原文中的脚也不是用一般表示脚的foot词语来体现的,译者选用了toe来表示原文的脚。Toe比Foot更具有暗示性。而且toe还补足了study所未能明确的一些潜在信息。Toe使文中的暧昧气氛更浓。 译者并没有选择一些露骨之词,而是选择了一些隐晦性的, 但却具有指示性的词语。这样的翻译形式可能介于中国人说话的迂回等特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雅中庸的照应。目的就是在这样的形式层面上深扩戴凤莲的性格特点。让她成为一个彻底的个性解放,性解放的的伟大女性。莫言笔下的九儿多少还能找到中国少女待字闺中的那种羞怯,而葛浩文一开始就让她挣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让她成为一个野性的,放荡不羁的女性。

三、人物形象变异的原因分析

葛浩文在译介《红高粱家族》的过程中,通过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使文中的人物形象体现出异化的特征。葛浩文在一次访谈中说他选择翻译的文本时都会考虑到书的销路, 也就是从读者接受的层面来选择文本。如果读者不接受译本,那么翻译家的所有工作都会成为无用之功。所以,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葛浩文不得不有意识的对原文进行改写以迎合美国人的胃口。比如,他说美国人更喜欢幽默的风趣的中国作品,所以他选择译莫言和苏童。美国人更愿意看反面的而非正面的好的写中国的作品。这些因素驱使译者将译本变得更符合本国人的欣赏审美取向。所以,他国化难免会发生。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碰撞与融合。在译文中体现出来的便是对文中一些人物形象的改写,使其变异,达到符合一种新语境的审美要求。译者的身份现实与所处的语境问题,都是翻译面临变异与改写所不可避免的。也是文化能够传播和被接受不可避免的。

结语:

无论是文化过滤还是文学误读,在文化的交流中都不可避免。译者在对他国文学进行译介时,难免会将自身的文化理念移植到文中。这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形象的变形、 他国化。葛浩文在《红高粱家族》中对几个人物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再创造。从本质上来说,正因为这样的有意无意地改写,使美国读者更易于接受葛氏笔下的人物。但是,葛浩文的再创造也仅是在莫言的基础上的延展,而非全盘改写。这就关系到变异学中如何把握度的问题。著名学者曹顺庆先生就一度提到过应该关注变异的度的问题。这对异国间文化文学的互补互偿,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完善都是比较重要的。

摘要：自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对他的研究便甚嚣尘上。他之所以能够获得此世界级的奖项,除了他自身的文学才华以外,还得益于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对其作品的译介。在翻译中必定牵涉到文化的“误读”与“过滤”,本文试图从人物形象入手,着重分析他们在译本中的形象的变异,以及造成变异的原因和影响。

小说中人物形象的鉴赏 篇8

针对此种情况,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并结合教学实践, 认为小说可以采用比较法进行阅读, 不是说“有比较才有鉴别”吗?

比较阅读, 简单说来就是将两种或多种材料对照阅读, 分析其相同点和不同点的一种阅读方法。把内容或形式相近或相对的两篇文章或一组文章放在一起, 对比着进行阅读。在阅读过程中将其有关内容不断进行比较、对照和鉴别, 这样既可以开阔眼界, 活跃思想, 使认识更加充分、深刻, 又可以看到差别, 把握特点, 提高鉴赏力。在过去的教学实践中, 我们曾经将散文如《故都的秋》和《济南的冬天》、古文如《六国论》和《过秦论》等进行比较阅读教学,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几年来, 我在小说的教学中指导学生进行比较阅读, 同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比较阅读的基本方法是“同中求异和异中求同”。“同中求异”就是对小说的人物进行分析、解剖, 找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而“异中求同”则是通过甄别、筛选和提炼, 找出人物的共同特点。下面就对这两种方法分别加以说明:

一.同中求异, 比出个性

例如在教《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课时, 可要求学生阅读《水浒传》七至九回, 并回顾初中时学过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课。引入鲁智深这一人物与林冲进行比较。二人都是令人敬佩的英雄人物, 身份地位性格遭遇亦有相似之处。

(一) 二人都是“小公务员”。鲁智深是提辖, 《宋史·职官志七》中说:“崇宁中, 复置提举兵马、提辖兵甲, 皆守臣兼之。掌按练军旅, 督捕盗贼, 以清境内。”大致类似现在的公安系统。林冲是禁军教头, 禁军是宋代宫廷的正规军, 教头指的是操练士兵武艺的军官。禁军教头指的就是军队中教练武艺的人员。大致类似军队中带兵的教官。

(二) 二人都是“心细”之人, 善于用心洞察身边的人和事。鲁智深在发现郑屠死后会边骂其“诈死”边逃走, 林冲在发现草厅倒后会伸手进去摸火炉灭了没有, 都可见其心细。

(三) 二人均被逼上梁山, 共创一番大业。甚至两人生命的结束都在同一个地方——杭州六和寺。

用对比阅读的方法进一步研读文本, 便会发现两人的性格中又有很大的区别。著名学者鲍鹏山将两人的性格归结为“怕”和“不怕”, 林冲是一个“怕”字, 鲁智深只是一个“不怕”。

我将这句话丢给学生后便让学生围绕这“怕”和“不怕”进行拓展阅读。阅读小说的七至九回 (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 , 对两个人物进行分析。

以第七回为例, 当林冲得知自己的娘子正在被人调戏时, 他赶到跟前, “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过来, 喝道:‘调戏良人妻子, 当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时, 认得是高太尉的螟蛉之子”, 当时他“先自手软了”, 又经众人劝说, 他赶紧趁机“下台阶”, 收回了拳头, 只能是“怒气未消, 一双眼睁着瞅那高衙内。

而鲁智深则是“不怕”, 他“提着禅杖, 引了那二三十个破落户, 大踏步抢入庙来”, 对林冲说:“我来帮你厮打。”

然而林冲还是“怕”, 见到鲁智深, 赶紧解释道:“原来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内, 不认得荆妇, 时间无礼。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 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 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 权且让他这一次。”

鲁智深还是“不怕”:“你却怕他本官太尉, 洒家怕他甚鸟?俺若碰见那撮鸟时, 且叫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

林冲还是“怕”, “怕”鲁智深醉了, 惹出事来, 劝道:“师兄说得是。林冲一时被众人劝了, 权且饶他。”

鲁智深还是“不怕”:“但有事时, 便来唤洒家与你去。”

在八、九两回中, 这样的例子还不少。

在此基础上, 引导学生分析两人的人物性格:

鲁智深的性格特点是:见义勇为, 嫉恶如仇, 扶危济困, 爱憎分明, 仗义疏财, 慷慨大方。勇而有谋, 胆大心细;热忱率直, 粗犷刚烈, 兼有粗野;而最突出的还是一个“不怕”。他为何如此“不怕”?因为鲁达是一个寡欲多情、任情率性之人。寡欲、任情率性使他的心没有为任何人世的权欲、名欲、利欲所牵绊, 因此他无所畏惧, 心随我动, “该出手时就出手”;多情使他“一片热血”, 只要他人需要帮助, 他会无条件地挺身而出, 无所顾虑。

林冲的性格特点是:委曲求全的忍耐性格;以牙还牙的报复心理;救弱济贫的侠义气概;谨小慎微的细致个性;而最突出的则是“怕”字。他又“怕”什么呢?林冲不像鲁智深, 他有小小的官职, 有美丽的妻子, 有幸福的家庭。因为拥有, 所以“怕”失去。他“怕”失去眼前的一切, 所以他不得不顾虑, 而正是这种种顾虑使他“怕”起来。

又如在教《祝福》时, 可让学生把《孔雀东南飞》与之比较。让学生找出两篇小说中两位女主人公祥林嫂和刘兰芝性格中的共同点, 学生很快就能找到:她们具有中国劳动妇女传统的美德———勤劳、纯朴、坚毅。在此基础上, 教师让学生仔细研读课文, 再对比她们在性格上的不同, 进而体会她们命运的不同及造成这种不同命运的社会根源。经过深入地阅读思考, 大家指出, 祥林嫂的性格有被严重扭曲的一面, 她愚昧、麻木, 虽然为了维护最低微的生存权利, 多次和不公平的境遇抗争, 但最终还是被黑暗的社会吞噬。她的命运是悲惨的, 她是罪恶的封建制度、封建意识的牺牲品, 是旧社会最底层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刘兰芝自尊、自爱, 敢于以死捍卫自己的权利, 她有自我意识, 更有抗争意识。这样一比较, 学生们认识到, 同样是中国劳动妇女, 同样具有勤劳、纯朴、坚毅的品格, 但是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 精神风貌就有很大区别, 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这两篇小说的主题, 更准确地把握两位女主人的典型意义。

二、异中求同, 找出共性

在教《祝福》时, 同样可以引导学生将祥林嫂与初中学过的《孔乙己》中的孔乙己进行比较。先让学生找出两个人物的不同:一个是受封建条规束缚的旧中国妇女, 因为丈夫、儿子的相继去世而大受打击, 并被别人视为不祥之人;一个是典型的旧时代的酸腐的文人形象, 爱面子, 好酒, 讲究繁文缛节, 迫于生计不得不做一些窃取之事。

在此基础上, 再指导学生仔细研读人物的外貌、语言、行动、心理等描写, 对这两个人物进行了梳理。此处仅举“脸色”一例, 我让学生列出这样的表格:

除了脸色, 在语言、动作上也让学生进行这样的比较。限于篇幅, 不一一列出。

经过一番这样的比较, 学生比出了两人的共同点: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在精神上都不自觉地受了封建思想的毒害, 在肉体上受到各种各样的压迫, 一样可怜, 一样地被社会吞噬。

得出这个结论后, 学生不仅对人物有了更清晰的印象, 而且对小说的主题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有的学生甚至表示经过这样的学习, 他重新认识了鲁迅。

以上是笔者在教学中进行的一些实践, 事实证明, 这种做法对提高学生学习小说的兴趣, 把握学习小说的方法, 提高鉴赏小说的能力有一定的作用。我们提倡学生采用比较阅读的方法进行阅读, 通过对有关内容的比较、对照和鉴赏, 发现其差别和共性, 把握文本的特点, 从而使自己的思维活跃, 对文本的理解加深, 不断提高阅读欣赏的能力, 提升语文的素养。

摘要：比较阅读法是指将两种或多种材料对照阅读, 分析其相同点和不同点的一种阅读方法。其主要方法在于同中求异和异中求同。本文详细地分析了运用同中求异和异中求同两种方法在分析小说人物形象时的具体操作模式。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管窥 篇9

一、封建枷锁钳制下被男权社会所规定了的女性人物形象

张爱玲的小说大多以女性形象为主,但与当地一些女性作家省略男性角色的极端写作方式不同,张爱玲在对女性的角色的塑造过程中往往是通过婚姻和爱情展开的。从两性关系下对女性形象的描写更深刻的揭示了女性在婚姻和爱情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丰富的内心世界。对女性而言,爱情和婚姻是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话题之一,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更是如此。其作品中的许多女性人物为了追求爱情甘愿抛弃物质甚至生命,但这也使得许多女性在婚姻中沦为了男性的附庸。例如,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白流苏虽然接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 但在其婚姻价值观念上仍具有典型的封建主义思想。她把婚姻看做是经济来源,缺乏独立精神,在她身上体现着资产阶级金钱观、价值观与封建婚姻观的矛盾与统一。她与浪荡公子范柳原的恋情完全就是利益的结合。范柳原是一个饱经世故、狡猾凶险的情场老手,他与白流苏的结合只是为了情欲的发泄,并不愿意承担丈夫的责任。而白流苏之所以与范柳原在一起则完全是为了他的财富。二人虽结合在一起,却同床异梦,各怀心思。在金钱与情欲的交换中,白流苏抛弃了上层社会淑女的形象,沦为了一个靠男人供养的女人。对物质生活的极端追求使她丧失了精神世界的高雅,婚姻也完全沦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

除了《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留情》中的敦凤、《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等都是这一类的女性角色。她们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使得她们成为了依附丈夫而生存的附庸,既失去了自由独立的能力,也失去了追求真正爱情的勇气。然而,似乎又是男权社会下女性的必然命运。在男权枷锁的桎梏下,女性只能沦为牺牲品,远离了生命中的欢乐与多彩,独自咀嚼着生命中无法抗拒的悲哀。

二、物欲膨胀所造成的女性悲剧

张爱玲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阶段。与此同时,封建思想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碰撞的时代中,张爱玲以敏锐的目光洞悉着时代的变迁与动荡。张爱玲是那个时代中较早接受西方教育的女性,这使她形成了独立自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以及独特的写作视角。张爱玲曾承认自己是一个“拜金主义者”。这里所谓的拜金主义是指认识到物质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在当时的那个时代中,许多女性将自己的婚姻生活当成了追求物质的工具和途径,这使得婚姻成为了一场追逐金钱和利益的游戏和角逐。这不仅造成了她们自身的悲剧命运, 对下一代也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倾城之恋》和《金锁记》这两个故事的重要主题就是金钱。《倾城之恋》的一开始就写到白公馆的人都想让流苏回去看祠堂,主要的目的就是从她身上获得经济利益。而流苏不想回祠堂的主要原因也是金钱。 流苏的兄嫂不愿意再负担流苏的生活费用,白公馆也就徒有虚表,甚至只能靠卖田地度日。流苏的夫家虽然有钱,但穷亲戚的造访总是让她很难堪。但尽管白流苏一直生活在缺乏金钱的境况中,却依然强撑着淑女的架子。直到她后来遇见了浪荡公子范柳原,她终于找到了一个金钱的来源。她带着获得金钱的目的靠近范柳原。 为了真正掌握他手中的财产, 她想方设法与他结婚。她曾先后两次去香港找范柳原,第一次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第二次去则是怕青春老去,无法再凭借着自己姣好的皮囊获得经济利益。第二次去的时候,白流苏放弃了与范柳原结婚的想法,而是心甘情愿的当起了他的情妇。但是从对白流苏内心的描写中可以看到,白流苏两次去香港找范柳原都是不情愿的,她是被来自金钱的压力胁迫着充当着情妇的角色。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做姜家的二奶奶也是为了姜家的财产。她苦苦等待了几十年,终于得到了那笔财产。但在目标达成后她又陷入了深深的不安,担心有人会骗走她的财产,因此出现了种种疯狂的行为。她从内心上爱慕着姜季泽,但又害怕季泽会骗她的钱,于是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当长安想要结婚时,她又疑心童世舫是为了骗长安的钱,于是破坏了女儿的爱情。当她花钱娶回来一个儿媳妇后又觉得不满意,认为钱花的不值,再次拆散了芝寿与长白的婚姻。她的这些行为也是她宣泄内心不满的一种方式,但她的这些极端的行为却造成了儿女的不幸。七巧的悲剧起源于她娘家的贫穷,因此当她有机会获得金钱时就千方百计的占有和维护,通过金钱的累积来满足内心的欲望。

三、作为人的基本欲求的情欲的压抑与缺失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的小说深受中国古典文化尤其是《红楼梦》的影响。 与此同时,她又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极大热情。她将中西方文化进行了融合,并不断从中汲取精华的部分展现在自己的作品中。 在她的小说中,中西方文化达到了一种奇异的和谐,并最终形成了具有张爱玲特色的写作方式。无论是《红楼梦》还是西方作品中,情欲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一点同样体现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情欲作为人的基本诉求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对于文学的创作而言,与情欲有关的主题往往能够创造经典。毛姆的长篇小说《刀锋》就借助主人公“我”之口说出了毛姆对情欲的观点。

情欲有时是疯狂和不顾一切的。当情欲控制了情感时,就会催生出许多不可理喻的行为,因此情欲也可以是毁灭性的。张爱玲小说中的许多女性形象就符合这些特点。从生命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角色,她们的命运就如同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充满着困境、 矛盾。尽管这些女性也都属于完整的生命个体,但她们却连自己的情感诉求都无法得到满足,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变态的行为和心理,显得十分悲哀。

曹七巧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曹七巧对婚姻的追求完全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她的许多行为都是欲望得不到满足的表现。例如,她会当着孩子的面讲出许多淫秽的话。虽然这些行为跟她从小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关,但多数是由于她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她试图通过这些放荡的言行来宣泄心中的不满, 从而得到快感。七巧搬到上海后,兰仙觉得人太多太拥挤,七巧对兰仙说:“三妹妹原来也嫌人多了,连我们都嫌人太多,像你们没满月的自然更嫌人多了!”这几句话当中带有明显的性暗示, 兰仙听了之后满脸通红,七巧却仍然不以为然。从这些话中也可以看出,七巧是渴望有正常人那样的私生活的,但现实却偏偏与她向往的相反。因此,她的言行举止无时无刻不反映出她欲望受到抑制的表现。有一次,兰仙妨碍了七巧向季泽撒娇,七巧嘴上说笑着,手上却百般作弄兰仙,恨不得把她撵走才好。她的这些行为表现出了对兰仙的嫉妒,以及对季泽情感的渴望。嫉妒会使人失去理智,甚至产生幻觉,人的行为也逐渐失去了理智。她之后经常盘问儿子的私生活,并当着亲家母的面说出儿媳妇私生活的秘密。七巧正是通过对儿子儿媳私生活的探听和偷窥来获得自身欲望上的满足。她还对长安的婚姻多加干涉,并使用卑鄙的手段来破坏长安的恋情,毁了女儿一生的幸福。这些行为举动看似毫无道理,却是其扭曲内心的体现。她自己经历了不幸的婚姻, 就不能容许别人甚至是自己亲生女儿的幸福。长期的欲望不满及嫉妒的心理使她的理智和行为发生了偏差,人格也产生了扭曲, 并通过对儿女的种种反常行为体现出来。七巧的悲剧性格绝不仅仅是一个个例,而是那个时代悲剧的体现。在那个封建社会中, 有无数个像七巧这样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女性,她们受到门第和封建礼教的束缚,无法追求自己的幸福,最终走上毁灭的道路。

四、女性自身性格缺陷导致的女性悲剧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悲剧的命运是由悲剧主人公自身错误的行为所导致的。当命运没有按照朝着我们预想的方向发展时,人们习惯于从外界寻找原因,从而开始变得愤世嫉俗,憎恨命运的不公,很少有人会从自身去寻找悲剧的原因。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总是经历着各种各样的不幸与悲凉,但是除去社会现实的原因,她们自身的性格缺陷也是造成她们悲剧的重要原因。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角色的性格缺陷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是性格软弱的女性角色。这一类女性角色通常由于自身的性格软弱而经受不住物质的诱惑,最终在物质或欲望中迷失了自己, 导致了自身悲剧的命运。《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就是典型的代表。第二种是性格过于执拗的女性形象。这一类女性形象通常具有坚毅、执着的性格特征,从表面上看似乎具有一定性格上的优势,但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们通常也是以悲剧结尾。对于这些女性来说,她们性格中过于好强的部分也会在特定的情境下给她们带来悲剧的命运,例如《色戒》中的王佳芝。 《十八春》中的曼桢是一个善良、质朴、年轻、美丽的女孩,她原本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期待,为了养家糊口做着好几份兼职工作。她原本可以拥有一份美好的婚姻,但是由于姐姐的自私,她成为了姐姐生孩子的工具,曼桢的生活从此陷入了悲剧之中,在祝家过着悲苦的生活,却又无力与祝家做抗争。尽管后来在蔡霖生夫妇的帮助下逃离了原来的生活,但是仍然时刻牵挂着自己的孩子,甚至最后为了自愿与占有自己的姐夫结婚。这部小说中的另一个女性角色顾曼璐原本也应当享有一个平凡幸福的生活,但却因为家庭的变故而改变了自身的命运轨迹。她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学业,后来又因为爱情而沦为了舞女。当她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美貌养家糊口时,又发现自己青春不再,无法再和那些年轻貌美的舞厅小姐竞争。她为了家庭而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但她的付出却得不到家人的认可。她的弟弟因为她是舞厅小姐而不承认她是自己的姐姐,奶奶也不能理解她。她想为自己寻找一个归宿,最终嫁给了一个有钱的财主祝鸿财。可是祝鸿财不久就厌倦了她,在外面到处花天酒地,曼璐对此伤心不已。但雪上加霜的是,曼璐因为生了一场病失去了生育能力,连最后做母亲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五、男权社会下欲望的奴隶者

欲望是人本性的体现,生命就是欲望的延续,同时欲望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动力。但当人被欲望所控制时,就会成为欲望的奴隶。从古至今,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对人的欲望本性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和分析。吴敬梓笔下的严监生,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和潘金莲无一不是欲望的象征。这些人物有的为金钱所困,有的被情欲所支配,都成为了欲望的奴隶。张爱玲以一种严酷而冷峻的态度审视着当时社会上的人们, 并用真实的笔触描绘着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奴隶者。无论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还是《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都是欲望的奴隶者。她们成为欲望奴隶的原因一方面来源于人的欲望本性,另一方面又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在一个由男性统治的社会中,她们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幸福,更无从得到社会的认可。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深刻的体会到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挣扎与痛苦,尤其是在物质与情欲面前,女性的抗争显得尤其的无力。长期的性压抑导致了曹七巧变态的性格,她自己的不幸使得她见不到别人的幸福,即使这个幸福是她自己的儿女的。梁太太在金钱的引诱下也成为了物质的奴隶。为了得到更好的物质条件,她放下家人给她介绍的好人家,执意要当香港富豪的小妾,遭受全家人的唾弃和指责,甚至在家人要与她断绝关系时也全然没有醒悟,足以见得欲望对人的控制作用。

六、结语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角色通常都以悲剧结尾,而这种悲剧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而成的。张爱玲在描写女性悲剧方面的独到之处在于她在描写这些悲剧故事时往往融入了她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我们在读张爱玲的小说时总能体会到一种苍凉的感觉, 这与她自身不幸的童年生活经历有关,同时也是她对那个时代特殊的感悟。她关注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命运,并对她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摘要：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界中重要的女性作家。张爱玲的小说作品大多以悲剧为主题,其中又以女性悲剧为主。“悲凉”的主题是张爱玲小说突出的特点。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来探究张爱玲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形象特点:封建枷锁钳制下被男权社会所桎梏的女性角色;物欲膨胀所造成的女性悲剧;情欲压抑与缺失下的女性角色;自身性格缺失的女性角色。

金仁顺民族题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篇10

关键词：金仁顺；民族题材小说；朝鲜族形象；异国形象

本文以金仁顺民族题材小说中的《爱情走过夏日的街》为例，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研究，来探究金仁顺民族小说的审美价值。小说主要讲述了女主人公金百合在经历妈妈去世，酱汤馆被卖等一系列经历后内心所经历的情感变化。形象是金仁顺民族题材小说的核心所在，小说中主要塑造了现代朝鲜族人物形象和在中国的韩国人形象。另外，在小说中也描写到了一些令人深思的生活现象，无论是从民族还是审美价值的角度品读，都独具特色。

一、家庭的“守护者”—现代朝鲜族女性形象

在人们的理解中，朝鲜族女性集善良贤惠于一身。但是金仁顺在《爱情走过夏日的街》中却以温柔、柔弱的对立面——强势、执著来塑造小说中的朝鲜族女性形象。虽然女主人公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表现出无礼，甚至是有些野蛮的行为，但是内心仍然对家庭有着全力的保护与坚持。小说主人公百合在得知以往被深深埋在心底、时常怀念的那个家——“酱汤馆”被弟弟变卖给了别人后，她异常气愤，甚至变得疯狂，内心对弟弟的行为充斥着强烈的排斥感。在这个朝鲜族女性看来，酱汤馆就是一个完整的家，是一个远方思念的寄托，而酱汤馆中的物品更变成妈妈的化身，百合对弟弟独自变卖行为的这种恨包含着她对家庭的强烈渴望，对亲情、母亲的深切怀念，同时也改变了那个曾经高雅、孤傲、向往自由的舞蹈家形象。

《爱情走过夏日的街》中的朝鲜族女性百合在面对家庭突变这一苦难经历，她的内心经历了淡漠、挣扎、愤激、宽容理解最终到达心灵解放这一系列的成长，而这一切都围绕着“酱汤馆”这个“家”的命运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内心转变展现着百合对于“家”的理解逐渐深刻。在小说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女主人公有这样一段独白“我自己也从来都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会像妈妈一样，当上酱汤馆的老板，可当时只有这个酱汤馆能够让我的心安静下来，有了这个酱汤馆，我就好像还生活在妈妈的怀抱里生活中什么都可以放弃，但是这种感觉应该是不可以放弃的吧！我什么也不去想，一心只想把酱汤馆弄回来，人都像发疯了一样。但是到了现在，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回头看自己的行为，人却变得怀疑起来了。我的所作所为真的都是对的吗？我从来没有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过问题，龙七，或者是平原，尤其是平原，我这样做是不是太自私了呢？”对照整部作品前后同一形象的变化，我们会发现“百合”对家庭从形式上的偏执守护上升到了对亲人情感守护的层面，展示出叙述者对家庭价值的深刻理解。这种转变反而更凸显出女性特色和深厚的朝鲜族文化底蕴，创作方式也显得更为灵活出色。

二、男权的跌落、情感的懦夫—现代朝鲜族男性形象

朝鲜族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观念较完好地保存，在朝鲜族传统意识中男权是至高无上的。金龙七是整部小说里唯一的一个中国朝鲜族男性形象，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金龙七与女友的故事看似为主人公故事的补充，但是却有着不可缺少的意义，故事主线与这两个人是紧紧地交织在一起的，也深深隐含着金仁顺对朝鲜族男性的深入理解。同样以《爱情走过夏日的街》中的一段心理描写为例：

“龙七需要钱的时候，里里最先想到的人就是机长。但她不能说，那样太伤龙七的心了。龙七知道机长喜欢里里，他在感情方面是很霸道的。她不想做让龙七伤心的事情，那是相爱的人之间最愚蠢的行为之一。龙七妥协时，她的心里很难受，但什么都不能说。男人的自尊心比金子还要珍贵。”

这看似以里里为叙事声音的一段话，十分清晰地表现出金仁顺对朝鲜族男性高贵自尊心的质疑。里里对龙七的爱是纯粹的，关键时刻可以牺牲尊严来换取爱人的满足。相比之下，男性却在任何时候总是把自己的尊严放在首位，他们是自私的，是独权的，所以在面对自己利益的时候，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对爱人的感情都变得模糊。即使在他们无力继续守护尊严的情况下，仍然进行最后的挣扎，结果反过来是女性为了爱情和家庭的责任，牺牲自我去完成男性要达到的目标，而男性自身毫无建树。金仁顺不仅从家庭亲情角度进行阐释，而且以爱情为另一基点将朝鲜族男性形象在面对尊严与情感责任时的矛盾内心多方位展现出来，进一步扩充了女性写作的容量。

三、丰富多彩的异国人形象—现代韩国人形象

中国的朝鲜族与韩国始终有着十分频繁的贸易往来以及交往关系，并且由于它们语言的相近相通，所以一直关系较为亲密。由于金仁顺本身就是朝鲜族的缘故，因此她这种民族文化的积淀让她对于韩国形象的理解，更添加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形象学视野里，他者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形象，而是一个与自我相对呈现的‘镜像’，在他者身上，能够投射出子自我的某些重要信息。因此，认识他者，能够帮助认识自我、反省自我，在这个意义上，认识他者，也就成了认识自我，在认识他者的过程中，能够达到更准确、更全面地认识自我的目的，从而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发展。”金仁顺在审视他者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做着自我的反思。

金仁顺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失意的韩国人形象安平原。他作为男主人公，因为在韩国事业不顺来到中国，以逃避他的责任与不堪，试图在另一个空间挣脱内心的不安与恐惧。但是偶遇百合之后，他变得越来越成熟，与本土形象金龙七形成反差，在这里，“他者”形象成为乌托邦式的想象物而与朝鲜族男性保持着距离。

“平原能来延吉，是因为崔岭。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上大学时虽然读的是不同的学校，但始终糾缠在一起，注定是那种扯不开撕不断的铁杆儿朋友。崔岭先被公司派过来工作，平原那段时间无所事事，房子也刚刚卖掉还债，在崔岭的劝说下，索性扔下首尔的烂摊子，来到一个完全陌生又风情独具的城市，既清闲，又逍遥地过上一阵子。”

这是小说中对安平原开场的一个简介，这个潦倒不得志的韩国男人，在中国这个异国时空内，起初对百合等人充满着不屑的情绪，因为他寻求清静的想法被人破坏。但在看到他们为了家庭、为了责任艰辛奋斗，有着舍弃自我的勇气后，这种不屑慢慢转变为一种理解甚至是敬佩，也正是这种敬佩使得他变得积极乐观，能够有勇气回到原有空间再次面对挑战与困难，他悟得了人生的真谛，生存的意义，并收获了中国女孩金百合的爱情。金仁顺将异国形象安平原放置在中国朝鲜族女性百合的对立面上，巧妙地以百合的坚强对韩国男人的懦弱一面进行了否定。

四、结语

金仁顺民族题材小说中富有民族特色的形象，配以细腻的环境描写，往往给读者以新奇与陌生感，让读者在陌生形象性格的冲突、命运的发展之中，体会到那蕴藏在差异背后的共鸣，追寻到普通的情感归属，并由此凸显作品的审美功能。“百合”这个朝鲜族形象身上显示出的民族道德不仅仅是民族集体记忆中的内容。还包含了普通女性的生存价值与社会意义。朝鲜族女性对于家庭的执著、在中国文化下成长的韩国人都深深体现着民族人们面对生活的态度，无不显示出金仁顺对于共同人性和普遍情感的深切关注，再加上戏剧式画面表现手法，冷静克制的语言，这就完成了她民族作品的文学审美性的整体建构。读者可以从自己的感情经验出发去思考陌生形象身上所蕴含的作家的情感，与作家一同展幵想象，从审美中得到心灵情感的满足。

注释：

金仁顺.爱情走过夏日的街[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第207页

金仁顺.爱情走过夏日的街[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第45页

张志彪.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金仁顺.爱情走过夏日的街[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第10页

参考文献：

[1]金仁顺.爱情走过夏日的街[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

小说中人物形象的鉴赏 篇11

一.梅里美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

由于梅里美本人独特的审美追求以及对女性生存环境的认识与把握, 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光彩照人, 美不胜收。通过对梅里美文本的仔细研读, 笔者认为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野性回归型”女性

这类女性无疑是梅里美塑造的最成功的一类, 其中较为典型的有卡门、科隆巴和维纳斯雕像等。与其说她们是“女性”, 还不如说她们是生理性别上的“雌性”, 因为她们的言语行事、气魄胆量不仅不输于任何男性, 甚至表现出比男性更为极端化的倾向。

卡门是一个波西米亚女郎, 妖娆美艳, 狂放不羁, 敢爱敢恨, 同时也狡诈异常, 心狠手辣。她最突出的特点是“对自由的绝对向往和执着, 不受任何原则和习俗偏见的约束”。[2]最后当她的情人让她在爱情与死亡中做出选择时, 卡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亡。卡门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为自由而生, 为自由而死, 她的整个生命就是对绝对自由的完美诠释。如果说卡门因为对自由的执著追求让她在女性中脱颖而出的话, 那么支撑科隆巴活下去的最高信念———为家族洗刷耻辱, 则让她成了墨格拉的化身。当父亲被仇家暗杀时, 她勇敢地担当起了家庭男性的角色, 表现得异常勇敢。当法律不能给她满意的答案时, 她用自己的方式报了仇。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这样写到:“在没有社会习俗约束的动物世界中, 当雌性动物偶尔摆脱母性的奴役时, 有时也能够和雄性保持平等。”[3]这说明人类社会还未形成时, 女性与男性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然而,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 将女性囚禁在越来越狭窄的天地里, 而卡门、科隆巴们打破了这些代表着女性生存的禁忌与法则, 让女性原始的野性的美得到了完全复苏和展现, 是“邪恶”让她们充满了难以抗拒的魅力。

2、“宿命论者”女性

这类女性在梅里美的小说中所占比例较大, 如朱瑟芭、爱谢、德·皮里小姐、特雷莎等。与梅里美笔下那些充满原始的野性美的女性形象相比, 她们有其自身特点:首先, 作为一个女性, 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微乎其微;其次, 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存主体而言, 其主体意识和对主体自我的超越意识早已被磨平, [4]有利于男性生存的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 无形中充当着“造型师”的角色, 将她们按照男性的要求重新进行塑造。

《马铁奥·法尔哥尼》里的朱瑟芭对儿子福尔图纳疼爱有加, 但当丈夫要枪杀儿子以向齐亚尼托·桑比埃洛谢罪时, 她没作出任何反抗, 人类最伟大的母爱在夫权的压制下也失去了它的力量。女性忍辱负重的隐忍精神在《塔芒戈》中爱谢的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爱谢心甘情愿地被丈夫拱手送人, 没有任何反抗;在自己快要饿死时, 把存活的机会交给了丈夫。在爱谢的潜意识中, 丈夫就是主人, 是自己所信仰的“神”。因此, 他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

对于这类女性, 梅里美批判的态度极为明显。在他眼中, 这类女性无论有多大差别, 但本质却是相同的:她们都没有与命运抗衡的勇气, 一味地逆来顺受, 忍辱负重, 最终造成了自己悲剧的命运。她们是文明的受益者, 但最终追求自我幸福的动力, 却被文明附加在她们身上的种种枷锁消磨殆尽。因而她们的悲剧起源于文明。

3、“宗教救赎者”女性形象

欧洲自古宗教信仰的传统可谓根深蒂固。虽然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这种状况有所改善, 但其受益者并不包括女性。资本主义前期欧洲妇女的地位与以前相比并没得到很大的改善, 社会地位依然低下, 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各种伦理道德的约束。社会伦理习俗限制了她们的一切活动, 却没给她们任何宣泄自己情感的途径。因而, 许多女性虔诚地把自己奉献给了上帝, 宗教成了她们进行自我救赎最重要的方式。然而, 这些皈依宗教的女性不仅因自身坚定的信仰而深受其害, 而且也在不自觉中成了宗教的帮凶, 造成了更多人的悲剧。

梅里美笔下的这类女性形象不多, 最突出的是《阿尔赛娜·吉约》中的德·皮埃纳夫人。德·皮埃纳夫人一生忙于从事教会的慈善事业, 使自己成为了“圣罗克教区享有名望的妇女”。[5]但她身上所体现出的对宗教的狂热实际上是对自身虚伪的掩盖, 而对宗教不加任何怀疑的盲信则使得她变成了一位没有丝毫人情味的“完美女性”。最终, 她因嫉妒禁止德·萨利尼和阿尔赛娜·吉约单独见面, 使得阿尔赛娜·吉约在对爱情的绝望中死去。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德·皮埃纳夫人的行为加速了阿尔赛娜·吉约的死亡。

这类将宗教视为世间一切罪恶的解救者的女性形象受到了梅里美含而不露地尖锐批判。梅里美本人偏好并赞叹女性身上那种原始野性的美, 一种未经“文明”改造过的天然美, 因而对这类女性形象的披露也是毫不留情的。

4、一般贵族女性形象

由于梅里美独特的审美倾向, 这类女性人物在其小说中出现得并不多, 《罗斯基》中的伊乌尔卡小姐、莉迪亚小姐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伊乌尔卡小姐美丽漂亮、聪明机灵, 爱开玩笑, 有很强烈的虚荣心, 充满了少女的朝气, 与一般的贵族女性并无二致。这些女性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 其人性中最为原始的野性因子已被文明消灭殆尽。她们是时代的宠儿。但是, 对于这些“完美女性”, 梅里美也没有手下留情。在她们身上表现出了文明的不堪一击, 随时都面临死亡的危险。伊乌尔卡最后被野性大发的丈夫给活生生咬死的悲惨结局, 就体现了作者对欧洲文明的强烈批判。

二.梅里美的审美取向

通过对梅里美中短篇小说中女性人物的深入分析, 笔者认为这些女性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代表原始的野性美, 如卡门、科隆巴等, 另一类则是文明的化身, 如德·皮里小姐等。梅里美对这两类形象的态度也是极为鲜明, 对前者赞扬、肯定;对后者批判、同情。卡门、科隆巴可以说是美狄亚精神的另一种表现, 即性格上的偏执和情感上的缺乏节制, 或者说用极端的手段和方式表现极端的维护个人利益的愿望;而代表文明的这类女性, 她们的本性却因文明的包围而消失殆尽。所以, 梅里美认为人类在享受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好处的同时, 也深受文明之害, 最突出的便是人类内心深处野性的消失。

《伊勒的维纳斯像》从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梅里美的美学宣言, 展示了他独特的审美取向。作家这样描写那尊极为精致完美的美神雕像:“我惊异地发觉雕刻家显然有意要在雕像的脸上刻画出一种凶恶的狡黠。这个美丽得使人难以置信的脸庞, 流露出轻蔑、嘲讽和残暴。我从未见过这么美的雕像。”[6]梅里美笔下的这尊美神, 其神情里有很多难为文明社会有教养的人所接受, 甚至视为邪恶的东西。梅里美有将原始状态的美与文明社会的道德观念相对抗的意图。也就是说, 梅里美肯定和弘扬的是未经文明异化的野性之美, 他所否定和批判的是美的异化力量———文明社会的道德观念。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梅里美所颂扬的女性, 从身份上讲, 都属于文明社会的“法外之民”。卡门不过是一个强盗、小偷加走私犯;嘉贝莉埃勒实际上是一名妓女;科隆巴似乎更接近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 然而为父报仇, 她不惜采用阴谋诡计, 这些同样被文明社会视为邪恶。但在梅里美的笔下, 这些邪恶野性的女性身上却常常焕发出某种超乎常人的精神力量和人性之光。她们虽为社会不容, 或被一般人视为异端, 但却绝对真实, 遵循自己的人生规则, 绝不屈从妥协, 也绝不作势利和观念的奴仆, 不懈、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当然, 正是这种美使卡门、科隆巴等人超越了邪恶、野性本身, 获得了永恒的艺术价值。

摘要：梅里美是十九世纪法国的著名作家, 被誉为“法国中短篇小说的第一位大师”。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中短篇小说上, 尤以女性人物形象塑造见长。本文笔者将从“野性回归型”、“宿命论者”、“宗教救赎者”, 以及一般贵族女性形象四个方面来分析梅里美中短篇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 并探讨梅里美独特的审美取向。这种取向暗含了他对未经所谓的“文明”玷污或异化的野性美的呼唤和颂扬, 以及对文明社会道德观念的否定和批判。

关键词：梅里美,女性人物,形象,审美

参考文献

[1]郑克鲁.梅里美传奇小说[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2]徐丹玲.男权主流社会的反抗者——再论嘉尔曼[J].文化视野, 2007 (3) .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4]刘彩蓉.浅谈梅里美笔下异质女性的悲剧性存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4 (1) .

[5]梅里美.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集·阿尔赛娜·吉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