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中的人物

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共12篇）

中国小说中的人物 篇1

可以说, 在我国现代小说当中, 鲁迅先生是鼻祖, 他所写的小说的人物形象是生动鲜明的, 所留给人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鲁迅的小说主要描绘了一些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 形象地刻画了国民的劣根性。鲁迅对自己所描绘的人物形象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 比如对人物的激励和呐喊、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以及对国民劣根性的痛心。本文把鲁迅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划分成了愚昧不悟、卫道士、彷徨挣扎、盲目反抗, 以及自觉反抗这几种人物形象。

1. 愚昧不悟的人物形象

鲁迅小说当中的人物形象有知识分子和农民, 农民是社会底层的人物, 处处受到压迫, 知识分子历经磨难, 生活贫困, 生活的贫困说明了知识分子的愚昧不悟。愚昧不悟这种类型的人物受到了封建社会的压迫, 在男权、神权和政权的影响下, 他们非常得困苦, 鲁迅在描绘这些人物的过程中的情绪是非常复杂的。

鲁迅小说里面的知识分子一贫如洗, 结局是非常悲惨的, 他同情知识分子的不幸, 然而更为关键的是探究我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根源。鲁迅所刻画的知识分子具有多样性的形象, 然而都是处于腐朽的社会当中。首先是愚昧不悟的那一种知识分子, 如《白光》当中的陈士成形象和《孔乙己》当中的孔乙己形象。他们一味地追逐八股科举, 受到了封建思想和制度的压迫, 属于旧式的知识分子。愚昧不悟的这一种知识分子还有小说《药》当中的华老栓夫妇、《祝福》当中的祥林嫂, 以及《大悲咒》当中的王九妈等。

阿Q这个人物形象代表了广大的农民。阿Q这位农民受到了地主阶级的压迫, 生活一贫如洗, 精神胜利法是他的显著特点, 他在受被打败或者是被压迫的时候, 没有明确实际情况, 一味地自欺欺人。阿Q的性格核心就是精神胜利法, 而我国当时民族精神的一个缩影就是阿Q形象。在《故乡》这一篇小说当中, 塑造了典型的农民代表闰土, 在一开始的时候, 闰土这个孩童是聪明、朴实和勤劳的, 可是最终成为了麻木、迟钝和憔悴的劣根性形象, 鲁迅把充斥着混乱、动荡和饥荒的社会和无情的时光流逝化归为农民的劣根性原因。鲁迅所塑造的农民形象的精神状态是麻木不仁的, 在当时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鲁迅小说当中的农民形象是整个民族精神状态的一种体现, 是非常典型的。鲁迅所刻画的知识分子和农民形象是非常愚昧无知的, 当然, 鲁迅也同情他们的不幸, 然而也鞭笞了这些人物的精神弊病, 体现出惋惜国民的强烈感情。

2. 卫道士的人物形象

卫道士这种人物形象属于反动派, 是鲁迅所塑造的不可缺少的一种人物形象。鲁迅所刻画的卫道士形象非常地典型, 这种人物不但有农民, 而且也有知识分子。鲁迅在小说当中, 鞭挞和批判了卫道士形象, 比如, 在小说《肥皂》当中, 对道统和太太声音的描写, 其实是讽刺了他们的龌龊灵魂。倘若讲愚昧不悟的这一种人物是受害人, 那么帮凶就是卫道士。卫道士的代表人物形象还有小说《风波》当中的赵七爷与《药》当中的康大叔。

3. 彷徨挣扎的人物形象

可以说, 阿Q也代表了反抗这一类人物, 他到处流浪, 时时受到了欺凌, 尽管阿Q是愚昧的, 可是也具备反抗的一面, 仅仅是他所应用的反抗的方式限制于幻想以后和夸耀以往, 想获得心理上的平衡, 具有自贱性和盲目性。在最终阿Q参加革命的时候, 也不是真正地革命。再比如小说《采薇》当中的叔齐和伯夷, 坚持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的原则, 迂腐地反抗, 以及小说《离婚》当中的爱姑对男权的反抗等。鲁迅认为反抗具有盲目性, 是一定不会成功的, 这些人物形象进行反抗的指导信仰是愚昧的思想, 因而使得反抗不具备斗争性。

4. 盲目反抗的人物形象

在鲁迅的小说当中, 还塑造了一部分彷徨挣扎的人物形象, 这些人物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影响, 是革命的先锋, 其中, 小说《在酒楼上》当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吕纬甫。吕纬甫在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影响之后, 探究改革的路子和策略, 可是屡次受到挫折, 最后的时候失去了固有的信仰和斗志。针对吕纬甫的彷徨挣扎, 鲁迅也没有体现出太多的惋惜之情, 他对我国当时的知识分子缺少严谨的思想进行了总结, 说明了在挣扎的过程中, 意志薄弱是会失败的。

《孤独者》当中的魏连殳也属于彷徨挣扎的这一种代表人物形象, 魏连殳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新党的领袖, 在遭受失业威胁、流言和社会打击的时候, 向反革命方妥协, 从本质上来讲, 革命党员的素质是不具有的。除此之外, 还包括小说《伤逝》当中的涓生与子君反抗婚姻。鲁迅所描绘的这一系列彷徨挣扎的人物形象, 批判了反抗者的妥协和软弱, 从而启发了当时那个死气蔓延的时代社会。

5. 自觉反抗的人物形象

在鲁迅的小说当中, 也包括一种自觉反抗和初步觉醒的人物形象。这一种人物形象属于成功的革命志士, 他们抛头颅、洒热血, 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可贵的。这一种人物形象代表包括小说《故事新编∙理水》当中的大禹和小说《药》当中的夏瑜, 大禹治水属于坚定的革命人士, 夏瑜进行战斗是非常决然的。鲁迅小说当中的这一系列人物形象是非常珍贵的革命形象, 虽然鲁迅也仅仅是从侧面进行烘托, 但是也包含了鲁迅的期望之情。毋庸置疑, 鲁迅所刻画的这种人物形象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他希望中国人民可以奋起反抗。

摘要：鲁迅作为现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 其创作发人深省。他所写的小说的人物形象是生动鲜明的, 所留给人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鲁迅的小说主要描绘了一些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 形象地刻画了国民的劣根性。鲁迅对自己所描绘的人物形象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 本文着重对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分类分析。

关键词：鲁迅,人物形象,分析

参考文献

[1]蒋锋锋.鲁迅小说中人物形象分析[J].人文社科, 2010 (12) .

[2]陈兰.平凡的巨人非常的寄寓——浅谈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类型[J].涪陵师范学院院报, 2009 (20) .

中国小说中的人物 篇2

1．牵线搭桥，推动情节

在一些小说中，主要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往往从次要人物的眼睛里看出来；对人物的感受、评论，往往从次要人物的嘴里说出来。通过次要人物的见闻，把故事相关的情节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推动情节发展。他们的`出现主要担当特定的角色，完成一定的叙事功用，常常起到线索作用。

2．侧面衬托，个性鲜明

次要人物可以将原本单调的故事情节衬托得活灵活现，凸现主要人物品质，表达思想感情，使主要人物更加鲜明清晰。

3．揭示主题，增添魅力

次要人物的设置是为塑造主要人物服务的，更是为揭示小说主题服务的。小说对次要人物的刻画貌似平淡轻松，实则蕴含着厚重的力量，既揭示了小说的主题，又增添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如《祝福》中的“我”就揭示了当时社会中具有现代意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新旧历史交替时期种种精神上的矛盾。

4．渲染气氛，奠定基调

论小说中的人物塑造 篇3

关键词：塑造人物；普遍性；个性；写作手法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422（2014）04-0072-02

一提起小说，人们自然而然想起中国的古典小说《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国四大名著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人们对它们的热爱可以说是经久不衰。那为何这些小说有如此大的魅力呢？究其原因，除了拥有鲜明的主题，生动的情节外，小说塑造的典型形象也功不可没。

老舍曾说过：“写一篇小说，假若写者不善于描写风景就蛮可以不写风景，不善于写对话，就蛮可以少写对话。可是人物是必不可缺少的……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第一项任务。把一件复杂热闹的事写得很清楚，而没有创造出人来，那至多不过是一篇优秀的报告，并不能成小说。”由此可见，典型人物的塑造是小说作品的核心问题，也是小说的成就之一和创作难点之一。分析小说中的典型形象有助于指导学生写作，笔者特就此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下面浅谈自己的看法。

塑造人物，就是要塑造出鲜明、生动、充满个性的，甚至能包含着丰富内蕴的典型形象。那么，如何塑造典型人物呢？高尔基曾经提出著名的方法：“假如一个作家能从二十个到五十个，以至到几百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身上，抽出他们最具有特征的阶级特点、性癖、趣味、动作、信仰等，综合在一个小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这个作家就靠这种手法创造出‘典型来，而这才是艺术。”高尔基的话告诉我们：写人物时不要碰到就写，必须从许多人物中间挑选一些东西来写。同时还要把他们性格的特点抽出来综合成一个新的性格，变成一个新的人物。这么一来，这个人物便有了普遍性。那该如何观察人物呢？茅盾在谈到如何描写人和观察人的问题是给出了很好的建议：“不但要从头到脚的观察他，而且要从吃饭做梦方面来观察他。观察一个人物，不是光看表面便得，因为人的性格很复杂……观察人物而要能深入，我闷便跟随着这个人物，一刻不放松，他到什么地方我们便到什么地方。不应只观察一个人，应该观察他这一阶段的许多人；不仅要有表面，也要看侧面和背面，甚至翻过来看。这样深入而普遍的观察以后，才能将许多同属一阶层的人的性格综合起来，创造了所谓典型。”

人物形象除了要有普遍性外，还要通过人物的个性表现出来。只有通过个性表现出来的典型性，才能避免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

人物的个性是多种多样，极其复杂的。《红楼梦》里林黛玉、尤三姐、晴雯等，都是同当时封建礼教积极对抗的典型女子，林黛玉表现得清高、刻薄、悲苦；尤三姐则十分激烈、煞辣、爽快；晴雯则是天真、热情、尖锐……所以，个性和共性的统一才能成为经典。

那么典型人物的塑造手法有哪些呢？

一、在人物思想塑造手法上运用“白描”手法

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用简练的笔墨，不加烘托，刻画出鲜明生动的形象，这便是中国小说的“白描”。如：《三国演义》在写关羽温酒斩华雄时写到：阶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众视之，见其人身长九尺五寸，髯长一尺八寸，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似巨钟，立于帐下。寥寥几笔，把一位极具气魄与胆量，非同凡响，藐视袁绍等一班人的英雄形象写的是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而作者对于关羽的形象描写，仅有几笔白描写法，简洁而凝练，而且还是借用了众人的眼睛“众视之”。作者把袁绍、袁术的贵族偏见，有眼无珠；公孙瓒的有荐贤之心却缺乏气魄和胆量；曹操的门阀观念的淡薄，关羽的对大人物的藐视都揭露无遗。

二、在人物性格塑造上采用动作描写

古希腊美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谈人物塑造时说：“性格的生命在于动作。”只有通过人物的动作，才能了解人物的性格。如武松寻找老虎时，借哨棒打断的细节充分表现了他全神贯注的紧张神态，渲染了这场恶斗的气氛，也为以后的赤手打虎作了铺垫，从而塑造了武松的神力和勇武形象。

三、在人物塑造上注重语言描写

要使作品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必定要有意或无意地运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描写。通过人物语言来表达深沉的涵义，成功塑造人物，突出作品主题。如：《三国演义》中写到曹操在刺杀董卓未果，逃跑途中杀死蔡伯喈一家后，言曰：“宁叫我负天下人，勿叫天下人负我”，就充分的为作者塑造奸雄曹操的性格特征作了铺垫。语言是人物思想的外在，有些语言只要是典型、生动而有个性的，就会引起读者对人物的无限想象，犹如在眼前。例如：《西游记》中的“妖怪，你往哪里逃！”“妖怪！你快进去报与你那泼魔……”。我们一听就知道是孙悟空。不难想象，语言描写在人物塑造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在典型人物塑造上采用心理描写

心理描写，是指通过人物内心状态的描写，以揭示人物内心的精彩世界，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描写方法。这种描写方法，可以细致入微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例如：《西游记》第七十二回中孙行者道：“我若打他啊，只消把这棍子往池中一搅，就叫做滚汤泼老鼠，一窝儿都是死。可怜，可怜！打便打死他，只是低了老孙的名头。常言道；男不与女斗，我这般一个汉子，打杀这几个丫头，着实不济。只送他一个绝后计，叫他动不得身，出不得水，多少是好。”把一个除妖杀魔，正义凛然而又好男不与女斗，内心矛盾，左右为难的孙行者形象一展无疑。

五、人物形象的塑造离不开环境的衬托

环境描写可以反映人物的性格、情绪，比如描写人物悲伤的心情，可从当时的天气阴沉来衬托，恰当的景物描写可以把人物形象深化。《红楼梦》中有许多环境的描写。在林黛玉周围，秋风、秋雨、秋色、秋声几乎是她特定自然环境的全部内容；哀怨的笛声、飘零的落红……都与这悲剧主人公的心境相侔无隙。

综上所述，塑造小说中的典型形象，就要钻研人物描写的技巧，掌握多种人物的描写方法和手段，从而让人物形象鲜活起来，且富有生命力。

参考文献：

[1]老舍.怎样写小说[J].文史杂志，1941（8）.

[2]茅盾.茅盾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张爱玲小说中的哥特人物 篇4

显赫的身世,如花的青春并没有给张爱玲的小说平添几分华丽,有的只是无尽的悲凉。“张爱玲的世界是一个正在死亡的国度,充满了死亡的气息。”[1]234在张爱玲死亡的国度中,弥漫的不仅仅是淡淡的哀愁,更多的是一种苍凉惊悚与哥特式的鬼魅。“哥特”一词,原指住在北欧的属于条顿民族的哥特部落,此部落以野蛮著称。“哥特”小说的出现,是以英国作家瓦尔普在1764年创作的小说《奥特朗托城堡》开始的。作为把“哥特”一词引入文学领域的第一人,瓦尔普笔下的世界是阴森的,恐怖的,怪异的。顶尖高耸至云端的城堡,伸手不见五指的地道,神秘的人物,以及月夜风高,狂风大作……这是典型的哥特式小说描写。然而,在细读张爱玲的作品时,我们不难发现她作品中的恐怖场景亦是俯拾皆是。王德威教授曾说:“张爱玲的作品,基本映照了一个阴阳不分、鬼影幢幢的境界。”[2]50她通过诡异的人物,荒凉惊悚的环境,以及痛苦的体验,死亡的折磨,精心炮制了一出“现代鬼话”[2]50。张爱玲小说中的恐怖因素并不是为了故意制造这种阴森与恐惧得以存在的,而是意在揭示小说的苍凉主题。小泉八云说过:“一点点恐惧的原质可以缔结大量的高贵的情感,特别地是能与更高形的唯美底情感的相缔结。”[3]310张爱玲试图在恐怖的重重包围下挖掘人们脆弱的心灵,从而使清醒深刻的苍凉主旨得到升华。

1 小说中的哥特人物

“哥特小说描写人类内心深处的恐怖,满足了读者对迷信与死亡主题的需求。”[4]这类小说多以黑色调为主,故事背景常发生在阴暗、破败的城堡、废墟之中,因此哥特小说又被称之为“黑色小说”。哥特小说中的人物千奇百怪,阴暗、神秘、恐怖是他们的主要特征。李伟昉教授就其人物特点将英国哥特小说人物划分为四种,即:暴君形象、教徒形象、不幸女子的形象、和鬼怪形象。在张爱玲死的世界里,同样游荡着各式各样的灵魂。他们虽然活着,却非人非鬼,如同在炼狱中受苦,用烧成炎炎大洞的双眸审视着这个早已荒诞不经的乱世。在这里笔者也将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分为四类:施暴者,柔弱女子,心灵扭曲者和鬼影。

1.1 施暴者

读过小说《金锁记》的人们,肯定忘不了小说临近结尾处,童世舫拜访姜家时对曹七巧的那段描写:“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的,他只是毛骨悚然。”[5]这位寒气逼人的老太太就是晚年的曹七巧,岁月的流逝将七巧这个行将就木的老者雕琢成一具走向没有光的所在的干尸,俨然一个哥特式的游魂。说她的出场如厉鬼再现并不过分,张爱玲这样的描写意在揭露她非人性的一面。尽管曹七巧一生受尽折磨,命运的不公并却没有唤醒她对子女的关爱,相反,她身上的那种有增无减的死亡气息随时随地肆意喷吐着蛇蝎的毒汁,吞噬着她周围每一个有活力的生命。作为父权社会的牺牲者,当七巧自己接过父权制的纲常伦理时,她毫不犹豫的将魔爪伸向下一代。然而,可悲的是,作为女人,她行使的并不是女人自身的权利,而是父权的变态,她是父权制的奴役,与鹰爪,然而却乐此不疲地将悲剧重写,让这种阴森与恐怖完不了。

张爱玲的小说不乏这种魔女的出现,另一部小说《十八春》中的曼璐也是阴鸷的角色。与七巧一样,曼璐的人生也是不幸的。文章中对曼璐的第一次详细描写是这样的:“衣裳上忽然现出这样一只淡黑色的手印,看上去却有一些恐怖的意味。头发乱蓬蓬的还没梳过,脸上却已经是全部舞台化妆,红的鲜红,黑的墨黑,眼圈上抹着蓝色的油膏,远看固然是美丽的,近看便觉得面目狰狞。”[6]221这时的曼璐尽管画着鬼一般的浓妆,但是心底是善良的。她上有身体日渐衰弱的老人,下有要去学堂的弟弟,全部的生活重担全部押在一个少女身上,曼璐也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然而生活所迫,她只能强颜欢笑。故事转折于曼璐想借腹生子。曼璐善良的秉性被埋没了,逐渐变得像七巧一样,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身上的邪气有增无减,最终走向毁灭他人毁灭自己的穷途末路。她最后的几次出场,已经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内心的折磨与病患将自己变成一副“红粉骷髅”。曼璐,这个由时代造就的女鬼最终香消玉损,但同样的悲剧还在不断上演。当读者惊讶于张爱玲小说中女人们蛇蝎般的行径时,张自己做出了回答:“女人的活动范围有限,所以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美。同时,一个坏女人往往比一个坏男人坏得更彻底。一个恶毒的女人就恶得无孔不入。”[7]65从这段话中,读者大体可以看出女性的悲哀到底是由那个社会造成的,是社会的残酷让曹七巧,曼璐这样的女人成为“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5]150,并最终成为十恶不赦的女魔。

1.2 柔弱女子

有施暴者,必然就会有相应的受虐者。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这样的人物角色更是屡见不鲜。她们是哥特小说中柔弱少女的代表。“芝寿直挺挺躺在床上,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宰了的鸡的脚爪……”[5]180《金锁记》中,芝寿作为曹七巧的儿媳,忍受着自己的丈夫被婆婆没日没夜地唤去填鸦片,说隐私,而自己只有在无尽的黑夜中于内心深处呐喊,怒斥这疯狂的世界,控诉不像丈夫的丈夫,不像婆婆的婆婆。遥望漆黑的天上灼灼的“白太阳”,她心如死灰,幽幽的月光照在她青,绿,紫的身体上,她想死,解脱于这混沌的世界。《十八春》中,对曼璐囚禁曼桢的那段描写很像英国传统哥特小说里对柔弱少女的囚禁。曼桢被隔绝于外面的世界,囚禁于“棺木”之中,每日以泪洗面,哀于幸福憧憬的毁灭。张爱玲小说中的阴森,痛苦,在引起读者心中的恐惧感之余,也能够激发读者的怜悯之情,使之惊心动魄。为了极力表现这种痛苦,并能使读者感同身受,张爱玲有意将这种悲剧安排到亲人之间,以营造更悲惨的效果。亚里士多德曾明确主张:“只有当亲属之间发生苦难事件时才行,例如弟兄对弟兄、儿子对父亲、母亲对儿子或儿子对母亲施行杀害或企图杀害,或作这类的事……”[8]136这样就解释了为何张的小说中压迫、残害少女的都是一些长辈式的人物。作者显然对这些遭受压迫与虐待的少女予以同情,也希望唤醒读者同样的感怀。《花凋》中郑川嫦的故事有所不同,她的悲哀体现在久病缠身,因此可以说,她的故事是一种纯粹的悲剧。文章有一段是这样描写病入膏肓的川嫦的:“她的肉体在他手指底下溜走了。她一天天瘦下去。她的脸像骨架子上绷着白缎子,眼睛就是缎子上落了灯花,烧成两只炎炎的大洞。”[5]193在这里,川嫦俨然成为张爱玲笔下的又一副骷髅。亚·泰纳谢教授曾经在《文化与宗教》中表示过,“骷髅”是象征着超自然物的死的最流行也是最典型的想象。而这种最压抑阴森的想象是源于对死亡的恐怖。“在《死的胜利》这幅画里,死亡不是被描绘成抽象的单一的象征,而是一群数不清的骷髅。”[9]32郑川嫦“骷髅”形象的描写,使读者内心的苍凉阴郁感油然而生,不禁感叹花季少女的红颜薄命,与世事的无常。

1.3 心灵扭曲者

普罗提诺曾经说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精神的世界。”[10]190精神世界的存在是为了打破物质世界的束缚,人们在受物理时空限制的同时,内心世界更加激荡起伏,渴望进入一个自由驰骋,没有界限的虚幻时空,从而宣泄愤怒,寻找依托。一旦人们疏于反省,失去控制,就会与现实世界造成冲突。因此,可以说小说在叙述心理世界时,是有无限发挥空间的,这也造就了张爱玲笔下众多的心灵扭曲者。谈到张笔下的心灵扭曲人物,《茉莉香片》里的聂传庆应该首当其冲。他出生在一个破裂的家庭,母亲在自己年幼时就死去,父亲整日卧在烟榻上,对传庆也是恶言相对,继母从中作梗,苛刻挑剔。在这样一个乌烟瘴气,到处充满腐朽气息的环境中长大,聂传庆必然缺乏关爱,淡漠冷酷。他只想逃离现实,逃出这个鸦片烟雾下的鬼屋。正是由于这种逃避现实的心态,使其走向变态。张爱玲笔下的聂传庆显然是一个精神上的残废,他的思绪如冤魂怨鬼般飘荡在精神世界,弥漫着茉莉香片苍凉、苦涩的气息,久久不能消散。《心经》中的“畸恋”,同样使人读后有着挥之不去的阴影。小寒的恋父情结到达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在她眼里父亲已经不是父权社会的代表,而是与自己平级的。她的偏执与大胆使得自己遍体鳞伤,可怜又可恨。张爱玲在小说中极力渲染了他们的痛苦与挣扎,为读者呈现出一种心理受难的恐怖描写。

1.4 鬼影

张爱玲小说中还有一类人物,虽然活着,但已经心如死灰,麻木不仁。从性格塑造上来说,这类人亦善亦恶,游走在善与恶之间,如同鬼影。“作家批判这些人物‘恶’的一面,但同情、怜悯其‘善’的一面。”[11]514他们虽然不是大奸大恶之徒,但却充斥着整个社会,流落在大街小巷,即使活着也如游魂,内心没有方向,不知何处是归宿。《第一炉香》中,初来乍到的葛薇龙同姑妈联手制造了一篇现代版的《聊斋》。故事以建在半山腰上的“古代皇陵”式的别墅为背景,讲述了葛薇龙这个单纯的少女如何“睁着眼走进了这鬼气森森的世界”,继而在一座大坟山中享受“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5]18在张爱玲看来,葛薇龙是个普通人,她对物欲、情欲的痴迷不能自控,摆脱不了人类自身的惰性,甘愿沉沦,而正因为葛薇龙是个普通人,才更具有普遍性,她身上的弱点也就代表了人类共同的弱点。葛薇龙的故事是悲哀的,而悲剧的缔造者正是她自己。张爱玲心思细腻,才思敏捷,她用一只感性的笔入木三分地向我们刻画了《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这个内心有着激烈矛盾,人格裂变的人物形象。佟振保外表是正人君子,遵循着千百年来的儒家思想与传统,内心却又渴望着无限的自由。于是他不得不终日忍受着内心的猛烈冲撞,灵与肉的残酷撕裂。他在痛苦中呻吟,在现实中放纵。面对“红玫瑰”,他想爱,但又害怕推不掉的责任;对于“白玫瑰”,他想安稳地生活,却又忍受不了无爱的单调。于是,理性与感性,责任与逃避一点一点将振保吞噬,使他成为一个表面光鲜,内心交瘁的精神失落者。他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归所,像飘荡在荒原上的死的灵魂,欲望的渴求和传统的守旧在虽生犹死的躯壳中难以调和,使他最终迷失自我,成为内心分裂的双面人。

2 结束语

温儒敏教授曾说张爱玲是“撕开美丽的人生外衣去发现生命的悲凉”[12]231。她意在发现美丽外表下人类肮脏的一面。小说中各式各样的哥特式人物,是她眼中不同角色的倒影,他们“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5]197拴在了一起,不断向深渊处沉沦。他们总是透着股鬼气,使读者感受到强烈的黑暗力量,无以名状。他们的生活失去了本应有的快乐、健康与阳光,在幽暗的环境里忽闪忽现,形同魅影。对他们的描写不仅宣泄了作者心中对封建社会的不满与批判,也透露出自己内心千丝万缕的悲凉之情。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张爱玲小说中的恐怖情结源自于她自身意识的挖掘与探讨。鬼气森森的深宅别院可以看作是她逃避现实残酷的避难所,亦可以看作是她内心封锁幽闭的象征。而林林总总的哥特人物则是她眼中普通大众的化身。一切都浸在无限的悲凉中。于是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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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小说中的另类人物形象 篇5

贾平凹在他的作品中用他散文式的笔触为我们呈现了一批耐人寻味的另类人物形象。

一、另类人物比较

另类人物指与社会正常的存在方式或价值观念相游离的一些人物，他们往往因为认知上的“智慧”和行为上的“神力”而摆脱了时空的束缚，在生活观念和人生追求上有异于常人。由于中华文化中饱含智哲崇拜的因子，传统的另类人物形象往往具有神秘感和超人化的特征。围绕另类人物这一切人点，我们不难发现贾平凹在文学创作中的用心之处。

从另类人物的叙述模态来看，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另类人物常常处于“知”或“能”的叙述层面，即他们一般拥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他们有的能洞悉事态的因果渊源，有的能预知事件的发展结果，有的具有超乎常人的勇力。当然这一切或者是非凡意志的结果，或者是与生具有的一种能力，或者是借助外在的神秘力量，或者是拥有了某种神圣器物。正因为这些另类人物在认知上的“智慧”和行为上的“神力”，才使文本的叙述冥冥之中朝着既定的方向发展，而这种发展的结果又暗合一般人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斩于吉碧眼儿坐领江东”中为我们描写的于吉颇有代表性，于吉是琅琊山道士，在阳曲泉水之上得到百余卷神书，于是云游江南，所到之处人们都当街焚香而拜。在孙策因为盛怒而提出要他求雨后，他已知自己必死无疑，但还是为百姓求下三尺甘霖。这里于吉不仅预知自己的人生，而且具有为常人所不能为的求雨能力。正是于吉身上的“智慧”和“神力”，使得人们对他有着发自于内心的敬仰与崇拜，同时他的形象也伴随着一丝神秘感，人们称他为于神仙。

贾平凹的.作品中另类人物常常处于“欲”的层面，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希求，只是在现实中处处碰壁。他们身处远低于正常人的生存状态之中，为衣食住行所奔波，为了能活着而备受煎熬。他们也有自己的认识和行为能力，但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引来人们讥笑和戏弄。《秦腔》中的引生生活艰难，房子破旧，常常用想象的方式化解物质生活的饥饿，满足情感生活的饥渴。他想象着已经成为夏风妻子的白雪遇难，他就以死相救，这种幻想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意义。引生对白雪的喜爱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是现实的自卑与精神上执着的统一体。他对白雪的感情出自于纯粹的对一个美丽女性的爱，只是他不知道这种爱从一开始就陷入一个不可化解的矛盾(“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传统观念与引生非常态情感之间的矛盾)之中：文本是在白雪与夏风的婚礼后去审视引生的“欲”，是在引生自阉后审视引生的“欲”，在夏风与白雪离婚后去审视引生的“欲”。随着叙述的展开，人们对引生的这种纯粹的情感不仅不厌恶，反而因这种情感的更加纯洁而感人。正因为文本把引生对白雪的情感只是在引生的一厢情愿中展开，我们才觉得引生是一个情感世界中真正意义上的“苦行僧”。

从另类人物的特质看，传统的另类人物有着英俊而器宇轩昂的外在形象，一般具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而且他们有为这种人生价值的实现而矢志不移的意志力，更有着超乎寻常的能力，于是，他们受到人们的敬仰与崇拜。贾平凹作品中的另类人物则具有着外形上的缺憾，但同时又具有着一种超乎常人的能力，他们常常为生存而煎熬，并且在现实面前表现出随遇而安和隐忍屈从。由于这一切，他们常常受到人们的无视和羞辱。《高老庄》中的石头天生残疾却具有超常的绘画能力和预见能力，结果被人们视作瓜子。引生外形猥琐，具有与飞禽走兽、花草树木对话的能力，结果被人们认为疯子。《古炉》中的狗尿苔个子矮小常常被人们取笑，尽管他拥有与动植物对话的能力以及通过气味预知灾难的能力，但是想做别人“尾巴”的愿望始终无法实现。人生的缺憾和人生的超乎寻常在他们身上奇迹般的统一了，只是这种统一带给他们的只有被取笑和被无视。正因为这样，我们说贾平凹笔下的另类人物就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了的神奇的缺憾者。

从叙述视角来看，传统的另类人物往往是作者叙述出来的人物，所以文本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无与伦比，读者对他们只能用仰视的目光表达敬意，他们常常凭着自己的“智慧”和“神力”在事件发展中成为参与者和左右者，文本中常常呈现的是另类人物的个体。贾平凹作品中的另类人物身上有着事件的叙述者的影子，他们是事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更是事件的认知者和叙述者。这样我们在作品中感受到的不仅是鲜活的个体，更是一个群体，因为，另类人物在认知生存环境的同时，已经打上了作者对另类人物悲悯的烙印。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贾平凹作品中的另类人物对传统另类人物的继承和发展：贾平凹的作品把传统超乎于正常人之上的另类人物的范围拓宽至低于正常人之下的范畴;把传统人们对另类人物的仰视与崇拜，转为对另类人物的俯视与悲悯;把对超现实的另类人物的呈现，转为对现实中另类人物生存环境的关注。正是把现实与超现实，自在个体与存在群体，仰视崇拜与俯视悲悯紧密的结合起来，贾平凹才用他散文式的文笔与章法为我们描绘出了一系列另类人物——神奇的缺憾者形象。

二、另类人物的释义

另类人物的出现为我们解读文本带来更深层次的启示，这些另类人物不仅折射出一个生动的生活存在，而且也显示出作者在创作实践中从多角度思考生活的努力和从非常态视角审视生活的偏好。

从文本的叙述层面看，文本语境中常常有一套既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对这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持认可态度的人就是正常的人，与这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相冲突的人，就是另类的人。我们可以依据这对冲突引出各自的矛盾项，即非正常的人和非另类的人，这样就得到另类人物分析的符号学释义矩阵：

正常人

/ 另类人物

非另类人物/非正常的人

如何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篇6

关键词：典型人物；分析；塑造

中图分类号：G632.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07-233-01

小说之所以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塑造了许许多多独特感人的典型人物形象。人物典型化的深与浅是衡量一篇小说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因此我们在阅读和鉴赏小说的时候，不能只停留在了解小说要素和明白中心思想等基本层面上，而应通过掌握如何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具体方法来把握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如何分析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从外貌描写入手

人物的外貌，涉及的范围很广，一个人的身份、身材、面容、衣着打扮，乃至一个细微的眼神，都是外貌描写的范围。这种描写不但勾画出了人物的外貌，而且能够以“形”传“神”。

鲁迅先生在《孔乙已》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年没有洗，也没有补。”文中的孔乙已已经风烛残年，按理说科举制度下的“仕途”对他来说已经毫无希望，但他却依然画饼充饥，不肯脱下这么一件“长衫”，惟恐失去他读书人的身份；另外，“又脏又破”的“长衫”长期不“洗”也不“补”，可见他的确很懒。简单的几笔外貌描写，就传神地向读者揭示了一位在封建科举制度毒害下思想腐朽、爱慕虚荣、好逸恶劳、落魄穷困的清代末年读书人的形象。又如《故乡》中作者对闰土的描写：“十一二岁，紫色圆脸，项带银圈，有一双红活圆实的手，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刺去……”这是一个活泼、勇敢、英俊的少年。而中年闰土却变成：“身材增加了一倍，脸色灰黄，很深的皱纹，眼睛周围肿得通红，头戴破毡帽，身上只有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手提一个纸包和一只长烟管，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这是一个饱经忧患、受尽劳累、饥寒交迫、麻木迟钝而又自卑的人了。鲁迅先生通过闰土的外貌描写，生动地表现了他性格的巨大变化，从而揭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给人民造成了深重苦难。

二、从语言描写入手

俗话说：言为心声。人物的语言是人物内心世界最直接的反映，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纽带、桥梁。从语言入手，能快捷了解人物的身份、教养、性格、经历以致人物的思想感情。如《孔乙已》一文，自欺欺人、执迷不悟是孔乙已悲剧性格的核心。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子曰诗云，之乎者也”，迂腐不堪地死守着陈腐的孔孟之道。以“君子固穷”来标榜自己却不知当肚皮喊着危机的时候，自己也“挡不住诱惑”而干了“偷”的勾当。明明偷了人家的书，却硬是跟酒客争辩，“窃书不能算偷”是他最为“著名”的辩护词，也是他自欺欺人、执迷不悟性格的折射。积贫、积弱、积弊，却从不肯正视现实，总是在幻觉中寻求精神和心理的安慰，这就注定了他悲剧的根本性，形象地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的普遍心态。

三、从动作描写入手

特定背景下的人物都会有特定的动作，且人物的行动最能体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如《水浒传》“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一情节中，作者只用一个事例，通过一个相同的动作“摸”就揭示了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面对陷入困境的金氏父女，鲁达是倾其所有，毫无保留地“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他的豁达、豪爽。李忠呢？此时的他虽口袋殷实，但面对铁杆好友的请求，只是“去身边摸出二两银子”，一个典型的吝啬者形象跃然纸上。如《孔乙己》中前面写孔乙己付钱，是“排出九文大钱”，而后面则是“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一个“排”字，写出了孔乙己的虚荣和穷酸气；一个“摸”字，则写活了孔乙己的穷困潦倒。两相对比，前后遭际命运之别尽显。文中“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这个“走”字也十分贴切，“走”本来只适用脚，而孔乙己却用手“走”，说明孔乙己只能用手支撑身体的全部，腿已经完全被打断，受伤惨重，这就突出了丁举人的残忍霸道。孔乙己此时哪还有人的尊严可言呢？这样写更突出了孔乙己命运的悲惨。

四、从心理描写入手

情节是由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具体实践和矛盾冲突构成的，人物的性格就是在这个发展变化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情节就是人物性格形成的踪迹。要准确地掌握人物性格的本质特点，就必须分析情节发展中人物的心理活动。

如引导学生课外阅读名著《三国演义》中“失街亭”这一情节时，我这样分析：小说从“马谡具状守街亭”、“诸葛亮周密部署”开始（情节的开端），从中可见诸葛亮“用兵谨慎、部署周密”的心理特点。接着写“失街亭”一事（情节的发展），可以说，这件事对诸葛亮的打击是相当惨重的，因为这使他统一天下的大业毁于一旦。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方面“拍案大惊”“跌足长叹”，一方面“布疑兵”、“修剑阁”、“安置三郡吏民”。诸葛亮的“沉着冷静”是惊人的，他“对吏民的爱护、对部属的体谅”更是难能可贵。最后写“挥泪斩马谡”（情节的高潮和结局），诸葛亮对马谡是有感情的，所以他“掉泪”、“流涕”，但他“绝不徇私情”，即使蒋琬再三劝阻，他也“毫不动摇”，反映了他“依法治军的思想”和“严肃执法的精神”。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诸葛亮的形象越来越鲜明，性格越来越丰富了。虽然，分析人物形象的方法有多种多样，但我认为，只要对准了直接描写这一关键处，也就能快速找到分析人物的切入口和突破点。

中国小说中的人物 篇7

分析文学作品, 要点之一就是分析文学形象, 创生性教学强调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 多给学生生成的空间。过去的教学对人物形象的分析简单化、脸谱化, 如把《项链》中的女主人公玛蒂尔德仅仅看成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小资产阶段妇女形象, 把《雷雨》中的周朴园形象简单定位为冷酷、无情的家伙, 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 对人物形象定格化, 漠视了学生的自主阅读, 没有给学生提供创生性学习的舞台, 也不符合文学鉴赏的规律。我认为人物形象的分析不宜定格化, 而应客观全面分析。

一、文学的模糊性决定了文学形象没有标准答案

美国作家海明威把文学形象比喻为“漂浮在水上的冰山”, 他认为, 形诸文字上的东西是冰山露出在海面的“八分之一”, 而作品隐藏的内容则如同冰山在水下的“八分之七”。这说明, 作品的深层意义, 作者一般没有直接说出, 没有形诸文字之中, 而是在作品的文字之外, 因而造成了作品的“未定点”和“空白处”, 即“意蕴”。这“未定点”和“空白处”需要由作者和读者共同来完成, 这就是文学的“模糊性”。文学的“模糊性”为读者的再想象、再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横看成岭侧成峰”, 不同的读者对“未定点”和“空白处”理解和想象是不一致的。再者, 作品一旦离开了作者, 便成了社会的产品, 而创作模式的异彩纷呈、主题的多元、情感的朦胧、形象的立体化, 又给我们解读的求异、创新提供了可能。所以, 任何标准、统一的答案都是不符合文学的鉴赏规律的。

二、读者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了文学形象意蕴的差异性

“有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就是因为阅读个体的差异性而产生了对人物形象的不同看法。鉴赏的过程, 饱含着发散思维、创新能力诸要素, 要求鉴赏者分析研究客观存在, 在已知领域中有突破, 在未知领域中通过推断产生新的发现。在这个阅读、创造的过程中, 读者的原有知识、个人体验、推断能力都各有不同, 各有差异, 具有极强的个性色彩和主体地位, 这就必然会带来分析评价文学形象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现象。所以, 我们在教学过程中, 就应当尊重学生的这种个性差异, 经常放手让他们讨论争鸣, 尽量撤去定格好了的框框, 允许学生对人物形象有不同的分析, 而不应该用定格好了的答案去限制束缚学生的思维。如果忽视了这种个性差异, 把学生对人物形象的理解“统一”到标准答案上来, 只会扼杀学生的创造精神, 这不符合创生性教学的要求。

三、人物形象生活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人们对文学形象的不同评价

《城南旧事》中厚嘴唇的人“是个小偷, 是个坏人”, 但他本性善良、诚实, 只因社会不合理, 为生活所迫而做了违心的事。

《边城》中翠翠的老祖父是个忠厚纯朴的老船夫, 他关注翠翠的未来的命运, 想用自己的努力逃脱命运的摆布, 以使翠翠免遭她母亲那样和一个士兵相爱而遭受的悲伤结局, 所以心中始终隐藏着一股说不出的忧郁, 他只知大老天保来求亲, 不知外孙女的事, 弄巧成拙, 最后导致翠翠的悲剧结局, 老祖父是个善良纯朴而又弄事成拙的老人。

《红楼梦》中的辣姐———王熙凤, 在人们心目中是个心狠手毒的女人, 她的下场好像应了因果报应, 但今天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评价她, 她是贾府最优秀的管理人才, 她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 是今天我们所倡导和要学习。今天备受我们批判的封建家长制的代表———贾政, 在封建时代, 在贾府的男人群体中, 在贾母的心目中应是个好儿子, 他勤政爱家, 走仕途之道, 又洁身自好, 是个标准的好男人。

《差别》中的阿诺德和布鲁诺同样受雇于一家店铺, 但前者“青云有上”, 后者“原地踏步”。于传统评价人的标准来看, 布鲁诺可算是个忠厚老实、勤劳工作的优秀员工了。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原来老板让两人一起去观察集市情况, 结果是布鲁诺跑了三次得到的信息, 阿诺德一次就得到了, 还带来了许多有利的相关信息。差别不是外貌, 也不是勤劳程度, 而是思维方式和观察能力。阿诺德就是一个懂得思考的人:仔细观察获得大信息量, 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到处理问题的最佳方法。这就是在经济大潮的今天, 我们对人物评价的不同。

四、作者写作的背景、目的的不同, 决定了所塑造人物形象的差异性

鲁迅作品《祝福》写于1924年2月7日。20世纪20年代, 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科学”, 而阻碍中国进入民主、科学时代的最大障碍, 就是中国两千年遗留下来的腐朽、愚昧的封建思想, 中国妇女则是中国封建思想最大的受害者。作者塑造了祥林嫂的形象。祥林嫂是一个勤劳、质朴却又深受封建思想节烈观、封建迷信影响被封建文化和冷漠的社会所拒绝的农村妇女的典型。本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文化思想的流弊和余毒, 批判封建文化。

俄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装在套子里的人》写于19世纪90年代末。当时, 俄国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酝酿, 沙皇当局强化国家机器来维持其统治地位, 俄国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身处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有的害怕变革, 苟且偷安, 甚至甘心充当沙皇鹰犬。小说中的主人公别里科夫就是这类人的典型, 他封闭、怀旧、胆小、多疑, 极力维护现行的秩序, 乐于告密并为自己的行为极力辩护, 在思想上、行动上把自己和沙皇反动的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 压制着身边的人们, 全城人“都怕他”。这个“套中人”给人们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和恐惧。这是他可憎的一面, 但别里科夫为什么会成为“套中人”?是沙皇专制制度毒化了他的思想、心灵。作者塑造这一形象的目的是为了揭露俄国社会的各种病态, 猛烈抨击沙皇专制制度。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是作者“献给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曲赞歌”。陈奂生是农村转型时期农民的典型。他善良正直、勤于劳动而不善思索, 爱幻想, 易于满足, 时来运转, 即受宠若惊, 一身清白本色。作者用艺术手法, 塑造一个新旧交错、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村农民的典型, 通过陈奂生的形象和命运深刻地概括出了新中国三十年来农民的命运, 展现了新时期农村改革进程中农民艰难前行的身影及其心理变化的全过程。

五、创生性教学要求多给学生生成的空间, 应全面客观地分析人物形象

刘备、诸葛亮是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 传统教学中这两个人物是被神化了的人。刘备是“仁德之主”、“素有大志”、“远得人心”;诸葛亮是“神”, 是“贤、智、忠”的化身, 是备受后人称颂的英雄人物。但我们结合《三国志》可以看到刘备真实的一面, 刘备狡诈除吕布, 不择手段实现隆中对, “刘备先从吕布、后事曹操、近投袁绍, 皆不克终, 远见其为人”, 十七次笼终人心的“哭”的策略, 更见其虚伪。诸葛亮北定中原的策略显出他的“短见”, 《失街亭》中让喜欢纸上谈兵的马谡驻守街亭, 导致街亭失守损失惨重, 显出了他用人不当的一面。

《项链》中的玛蒂尔德用十年的时光、十年的青春、十年的劳动偿还项链, 尽显了她的诚实、勤劳美德。《雷雨》中的周朴园整天要戴着面具生活, 三个孩子, 两死一走;两个妻子, 一痴一疯, 从人性关怀的角度分析, 周朴园也是一个悲剧的承受者。

多给学生创生性的空间, 让他们探究、生成, 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理解, 只要学生分析得合理, 我们都应肯定和尊重学生的见解。

六、历史人物不要娱乐化

对人物的评价, 应该从历史事实出发,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精神, 严肃、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 用事实说话, 艺术的虚构不能违背基本事实。肆意亵渎先贤, 推翻历史定论, 颠倒传统价值观念, 将历史“娱乐化”应引起高度关注。

有人称孔子是“怀抱理想, 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有人推论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有人把梁山泊义士比附成危害社会稳定的恐怖分子;有人称刘备无义, 关公好色, 等等。凡此种种, 将历史人物娱乐化都是需引起注意的。

臧否历史人物, 既不能因循守旧, 又不能以无知的狂妄去妖化古人。

在这种创生性教学中, 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在不断探究学习中学生情绪高涨, 余兴未尽。发扬这种教学的优点, 让学生将探究精神运用到学习的方方面面, 我们的课堂教学一定有成效。

新课程改革是一场“革命”, 如何在教学实践中体现课程改革的精神, 是对每一位教师提出的挑战和考验。在分析人物形象教学中教师应多给学生创生性学习的机会, 多引导, 肯定他们的成果, 语文教学应是让人兴趣盎然的课堂, 学生在这种教学中一定会开出智慧的花朵。

摘要：新课程改革提倡创生性的教学理念, 本文作者从分析人物形象不应定格化的角度实现“关注学生个性发展”、“尊重学生不同的见解”的教学目标, 谈谈在小说教学中怎样贯彻创生性教学理念。

关键词：创生性教学,小说教学,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1]周卫勇主编.点击高中新课程.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朱慕菊主编.走进新课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高思源.评说《三国演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4]语文教学与研究.中国国际图书贸易公司.

衬托手法在小说人物刻画中的作用 篇8

2010年高考语文江苏卷现代文阅读是一篇题为《溜索》的小说阅读, 其中有一道题目是这样的:“本文用不少笔墨写牛, 这对环境描写和人物刻画各有什么作用?”这道题目主要考查的就是衬托手法在小说中的作用, 即小说用牛的恐惧流泪发抖来侧面衬托怒江峡谷的高峻险恶, 同时与“我”“战战兢兢”互相映衬, 又与领队及汉子的勇敢无畏形成对比。

衬托手法在小说人物刻画中的作用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人物与人物之间的衬托作用

清人毛宗岗在评《三国志演义》“群英会蒋干中计”时写道:“文有正衬, 有反衬。写鲁肃老实, 以衬孔明之乖巧, 为反衬也。写周瑜乖巧, 以衬孔明之加倍乖巧, 是正衬也。譬如写国色者, 以丑女形之而美, 不若以美女形之, 而觉其更美;写虎将者, 以懦夫形之而勇, 不若以勇士形之, 而觉其更勇。”

(一) 反衬

如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节选了《红楼梦》中“林黛玉进贾府”一段, 其中写到王熙凤出场是“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 让林黛玉不由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 恭肃严整如此, 这来者系谁, 这样放诞无礼?”林黛玉的这段“纳罕”, 其实就是用其他人的“敛声屏气, 恭肃严整如此”来反衬王熙凤的“放诞无礼”, 从而突出王熙凤在贾府不同凡响的身份和地位。

(二) 正衬

如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五回中, 先是浓墨重彩描写了华雄的骁勇善战, 如“鲍忠急待退, 被华雄手起刀落, 斩于马下”、“雄大喝一声, 将祖茂一刀砍于马下”等, 华雄先后斩杀了鲍忠、祖茂、俞涉、潘凤四将, 盟军众皆失色。这时, 关羽请命出战, 轻取华雄首级, 回来时“其酒尚温”。如果华雄是个无名小卒, 关羽斩杀华雄就没什么大不了, 小说中的华雄却是已经如此骁勇善战, 那么, 在一杯热酒尚未冷却的时间内轻取他首级的关羽又是怎样的英勇啊。正如毛宗岗所说:“写虎将者, 以懦夫形之而勇, 不若以勇士形之, 而觉其更勇。”

又如2008年高考语文江苏卷的小说阅读有这样一道题目:“小说题为‘侯银匠’, 但写侯菊的文字多, 请结合全文探究作者这样安排的理由。”小说的主旨是表现侯银匠, 而侯菊的精明能干等所有品质都是在继承父亲品质的基础上形成的, 由此实写侯菊, 暗写侯银匠, 以有形写无形, 更有情趣。

(三) 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相互映衬

如2004年高考语文北京春季卷中, 现代文阅读材料《雁阵》中的狗娃和驼爷就是相互映衬的。一方面“狗娃分明感到, 袖子里的刀已急不可耐蠢蠢欲动了”, 另一方面驼爷却“还有雅兴评论天气的好坏”;一方面狗娃“咬牙切齿, 恶狠狠地”说话, 另一方面驼爷却“笑得极坦然”、“仿佛什么也没听见一样, 款款地卷好一支烟, 款款地抽”、“一脸的灿烂”。狗娃的冲动、急躁和驼爷的沉稳、坦然相映成趣。在相互映衬中, 不但人物形象得到刻画, 而且主题也在其中彰显。

又如《水浒传》中形象鲜明、栩栩如生的梁山泊一百零八个好汉, 《西游记》中妇孺皆知的三个徒弟, 这些人物的成功塑造都离不开衬托手法的应用。

二、环境描写对人物的衬托作用

茅盾在《关于艺术的技巧》中指出:“人物不得不在一定的环境中活动, 因此, 作品中就必须写到环境。作品中的环境描写, 不论是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 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 而是密切地联系着人物的思想行动。”小说中人物的活动和事件的发生发展, 都不能离开一定时代的、社会的和自然的环境, 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 也是受特定环境制约的。只有充分地描绘环境, 才能具体、真实地揭示出人物活动和矛盾的现实根据, 才能全面展示人物性格形成的生活根据。

(一) 自然环境描写衬托人物心情

自然环境描写最基本、最一般的作用是用来衬托角色的心理变化和情绪展现。如, 鲁迅在《社戏》中对小伙伴们划船去听戏路途中的景物描写:“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 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 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 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 但我却还以为船慢。”这些文字描绘了一幅美妙的月夜图, 衬托人物去听戏时的轻松愉悦;同时, “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 但我却还以为船慢”又衬托了“我”的急切心情。

(二) 社会环境描写暗示人物性格和命运

社会环境对于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社会环境的核心, 写人必须把人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去写。比如要刻画阿Q的性格特点和命运的悲剧性, 就必须写阿Q所生活的环境, 也就必须写他与赵太爷、假洋鬼子、吴妈、王胡、小D等人结成的社会关系, 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构成阿Q具体生活的社会环境, 阿Q的性格也只有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得到深刻的展示。

(三) 环境描写反衬人物形象和命运

环境描写对人物的衬托作用除了正衬, 还有反衬。

如鲁迅在《祝福》结尾有这样一段环境描写:“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 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 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 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 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 我在朦胧中, 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 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 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 拥抱了全市镇……”在这里, 一边是鲁四老爷之流兴高采烈地为自己来年好运祝福, 一边是被压迫者在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的祝福声中惨死在雪地里, 有钱人的祝福活动更能反衬出祥林嫂命运的悲剧性。

又如在鲁迅的《药》中, 华老栓买“药”回来时:“太阳也出来了;在他面前, 显出一条大道, 直到他家中, ……”这段景物描写烘托出了华老栓买到“药”后“精神兴奋和对儿子的命运充满信心”的心情, 这样的心情又反衬出华老栓的愚昧;同时, 通过反衬, 使后来小栓的死显得更加凄凉。

初中小说教学中的次要人物分析 篇9

实际上, 次要人物是一篇小说总体构思的有机组成部分, 与主要人物相辅相成, 共同实现着作家的创作意图。因而, 在一个高明的作家手里, 一篇小说的次要人物不应该是游离的、可有可无的。它和其他要素互相渗透、互相促进, 值得我们学习品味。

概括地说, 分析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分析人物描写

“狮象搏兔, 皆用全力”。优秀的小说家也会用全力描写次要人物, 但是小说中的次要人物不会也不能浓墨重彩地进行描画, 而只能采用写意的手法, 力求传神。阅读时可以从人物个性化的肖像、行动、语言、心理等入手, 揭示人物思想品质和性格特点。

(一) 分析肖像描写

次要人物的肖像描写, 不写全貌, 而是重在传神, 通过勾勒人物某些外在特征来展现人物性格。

如《故乡》中经典形象豆腐西施杨二嫂, 人未出场先闻其声:“尖厉的怪声”“突然大叫”, 接着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个凸颧骨, 薄嘴唇, 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 两手搭在髀间, 没有系裙, 张着两脚, 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俗话说, “相由心生”, 曾经年轻美丽的豆腐西施衰老下去, 只剩下干瘦的“凸颧骨”、能说会道的“薄嘴唇”, 而那取代了“终日坐着”的“圆规”站姿, 是故意装出的不可一世, 是落魄的现实导致的自卑与希望得到别人尊重的愿望的矛盾体现。只是几笔, 一个尖刻、自私、故作骄傲的庸俗小市民形象呼之欲出。

(二) 分析语言描写

人物的话语往往细致、充分地展现人物心理, 最容易泄漏人物的内心秘密。次要人物的语言也要符合人物个性特征, 使读者如闻其声, 并且要简洁明快。

《社戏》中塑造了一群以双喜为代表的天真淳朴的农家孩子。在讲解这篇课文时, 一个不起眼的次要人物阿发常常被一笔带过。但通过分析这个人物, 也可以体会到这临海的小村庄里, 如山水一样的淳朴的人情。小伙伴们看戏归来, 商议去偷罗汉豆。“阿发一面跳, 一面说道, ‘且慢, 让我来看一看罢, ’他于是往来地摸了一回, 直起身来说道, ‘偷我们的罢, 我们的大得多呢。’”阿发没有吝惜自己家的豆, 也没有像成人社会中违心客套地推荐自己的豆, 他关注的只是哪家的豆更饱满, 更能让远道而来的“我”吃好。

当然, 也存在口是心非的情况, 这就需要通过上下文体会话语的深层实际含义。

《范进中举》中胡屠户面对范进递与的银子, 嘴上道:“这个, 你且收着。我原是贺你的, 怎好又拿了回去?”单看这一句像是推辞, 但结合他此时的动作:“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 把拳头伸过来”“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 往腰里揣”便可以明显看出这是假意推辞, 生动地表现了胡屠户虚伪贪婪的市侩小人嘴脸。

(三) 分析动作描写

行动是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具体表现, 这里所说的行动, 并不是人物的一切动作, 而是有一定意义、能显示人物性格或推动情节发展的行动, 也包括习惯性动作和下意识举动。在优秀小说的次要人物描写中, 作家常常通过寥寥数笔的次要人物动作描写, 就能展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 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如《变色龙》中对赫留金刚出场时的动作描写:“举起右手, 把一根血淋淋的手指头伸给那群人看”“就连那手指头也像是一面胜利的旗帜”。被咬伤之后, 赫留金没有立刻救治, 而是得意扬扬地保存“现场”并向观众们炫耀, 是因为“血淋淋的手指头”是他作为受害者的标志, 是要求警察主持公道的证据, 是向狗主人敲诈勒索的筹码。

(四) 分析心理描写

如果说肖像、语言、动作描写侧重于展示外部风貌, 让读者通过这些描写去揣测人物内心的话, 那么心理描写则直接披露了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阅读时要通过剖析次要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活动, 来挖掘人物的思想感情, 体会内在性格特征。对于次要人物, 不可能出现大量心理独白, 篇幅的限制更加考验作家的笔头功力和读者的阅读水平。

《范进中举》中素日蛮横的胡屠户碍不过众人, 壮着胆子打了范进一个嘴巴, “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 把个巴掌仰着, 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 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相对于之前对于范进的挖苦喝骂, 胡屠户对于中举后的范进则充满了惶恐。“想一想, 更疼的狠了”, 一方面是对打了新进举人老爷的懊悔后怕, 另一方面通过夸大受伤程度尽其所能地吹捧女婿作为文曲星的神奇之处, 讨好对方, 进而抬高自己。

二、分析社会环境

一篇优秀的小说作品, 总是能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 都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作家往往运用各种方法多层次多渠道地对典型环境进行描写, 而通过次要人物或小人物反映社会现实, 往往是作家们常用的方法。在小说的人物形象中, 在分析次要人物时, 不能脱离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

如《孔乙己》中的短衣帮, 不同于作者集中笔墨描写的孔乙己, 他们是作为一组人物群像出现。“孔乙己一到店, 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在这时候, 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孔乙己无法跻身权利阶级, 又不肯放下读书人的架子与劳动人民为伍, 固然有他的局限性, 然而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短衣帮对于孔乙己的痛苦没有同情, 而是有意无意地把他作为嘲弄取笑的对象, 专以揭他的伤疤为乐, 体现了同属于被压迫阶级的不同成员中, 也是那么寡情与冷漠的社会现实。在他们看来, 既然“学而优则仕”, 那么连个秀才都考不上的孔乙己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 理所应当作为他们劳累苦闷生活的调味品。

在《我的叔叔于勒》中, “我总认为这个青年之所以不再迟疑而下决心求婚, 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可以设想, 如果女婿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这段婚姻也就到此为止了。可见, 金钱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本应纯洁的爱情和神圣的婚姻中, 进一步说明了金钱势力的无孔不入。

三、分析中心主旨

小说的主旨往往通过主要人物的塑造凸显出来, 而次要人物的设置不仅烘托了主要人物, 也能起到深化主题、画龙点睛的作用。通过对中心主旨的分析把握, 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理解次要人物。

《故乡》中宏儿和水生的设置则是正面寄托了作者的希望。作者在文末提出对故乡生活的理想:“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 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水生和宏儿正像当年的“我”和闰土, 无忧无虑, 有着纯真的友情, 使“我”在老一辈的友谊的幻灭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因此, 本文虽然充斥着那个时代的阴郁和沉重, 但并不使人消沉颓废, 相反却引人深思、促人奋起:理想生活的实现, 关键在于有没有人去追求, 追求的人越多, 就有越大的希望。如果没有宏儿和水生两个人物, 没有结尾作者由之产生的深沉凝重的思考, 本文会变得多么沉闷和压抑。

《俄罗斯性格》中主人公伊戈尔毫无疑问体现了俄罗斯性格。而次要人物主人公的父亲母亲、未婚妻卡佳, 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 依靠亲情、爱情, 打消伊戈尔的种种疑虑, 终于再次团聚。这里次要人物的描写, 将伊戈尔的俄罗斯性格扩大到整个俄罗斯民族, 没有他们, 小说的主题绝不可能表现得如此深刻、如此动人心魄。

四、分析线索结构

在一些小说中, 某些次要人物虽然不是作者的重点描写对象, 但是通过他们的眼睛, 看见了主要人物的一举一动, 一颦一笑;通过他们的见闻, 自然地在文中起到穿针引线、推波助澜地重要作用, 离开他们, 情节发展就不够自然, 甚至无法推进下去。

如《我的叔叔于勒》, 作家精心选择了“我”, 约瑟夫, 于勒的侄子, 菲利普夫妇的儿子, 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讲于勒的故事, 使得小说视角十分巧妙。一开始, 从小约瑟夫的视角, 反复渲染家境的拮据, 以及全家对于勒的期盼, 给于勒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设置了悬念。在父母充满期待与疑惑的悬念中, 在游船上偶遇一个老年水手, 引起轩然大波。父母前后迥然不同的行为, 淋漓尽致地通过小约瑟夫的眼睛展现在读者面前。约瑟夫是作者的代言人, 在小说从头至尾都一直出现, 整个故事主干就是由他的所见、所闻、所为、所感构成的, 使得小说有一个客观的叙述角度, 也是小说得以顺利推进的载体。

《孔乙己》也是通过不谙世事的小伙计的口吻, 不动声色地讲述孔乙己地悲惨遭遇, 平淡中蕴含了深沉地批判力量, 动人心魄。

五、分析主要人物

次要人物常常被用来衬托主要人物。草木劲势, 能衬出老虎的凶猛;蝴蝶飞舞, 能衬出花的鲜艳、清香;同样, 鲜活的次要人物可以衬托主人公的活动和形象, 将原本单调的故事情节衬托得活灵活现, 凸现人物品质, 使主要人物更加鲜明清晰, 在读者的脑中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明湖居听书》写了大明湖畔听说书的经历, 着力表现白妞高超的说唱艺术, 毫无疑问白妞是本文的主人公。然而作者在次要人物身上花费的笔墨同样精彩而又不可或缺。如写黑妞的演出效果, “如新莺出谷, 乳燕归巢”, “觉一切歌曲腔调俱出其下, 以为观止矣”。观众以为这就是白妞了, 而后文又说“她的调门都是白妞教的, 若比白妞, 还不晓得差的多远呢”, 以此来衬托白妞的技艺极高。另外, 在直接描写白妞说书时, 穿插了台下观众的反应, 不仅形象地点染了场面和气氛, 也间接烘托出曲声的美妙。

当然, 侧面衬托中有正衬也有反衬。在《武松打虎》中, 酒家反复提醒大虫伤人, 两个本处猎户见到武松后的惊讶反应, 拿着钢叉、刀、枪结队上山的十个乡夫, 以及众人直到看到大虫的尸体才肯相信武松打死了大虫, 充分显示出了武松的英勇无畏、武艺高强。

这便是写作中常用到的侧面描写手法, 熟练掌握这种方法, 不仅有助于理解文章内容, 而且对写作很有益处的。

主要人物是小说的灵魂, 但每个次要人物都在特定的场合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德国诗人海涅所言:“在一切大作家的作品里根本无所谓配角, 每一个人物在它的地位上都是主角。”因此, 我们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发掘次要人物的作用, 更好地理解小说主旨, 提高小说阅读水平, 进而化用在写作过程中。

摘要：次要人物是一篇小说总体构思的有机组成部分, 与主要人物相辅相成, 共同实现着作家的创作意图。在小说分析中, 把握好次要人物也十分必要。笔者将从直接描写的语句、社会环境、中心主旨、线索结构、主要人物等几个方面, 以初中教材中的经典课文为例, 阐述小说中次要人物的分析方法。

关键词：次要人物,描写,环境,主旨,线索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张光兵.《孔乙己》中的人性探究[J].时代文学, 2014 (4) .

[3]尹万平.小说教学中次要人物作用不容忽视[N].广元日报, 2009-9-25.

[4]马爱军.“小人物”折射出大时代[J].教育观察, 2014 (3) .

论康拉德小说中的“狂欢化”人物 篇10

一、“狂欢化”及其社会背景

康拉德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期, 他的文学创作也主要集中在世纪之交的二十年 (1897-1918) 间。大多数的评论家认为, 康拉德的文学创作超越了他所生活的时代, 对英国小说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康拉德的小说大范围的运用“狂欢化”的人物写作, 他将小说中的人物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他虽然没有像俄国现实主义作家那样对社会进行激烈的批斗, 但是我们仍旧在他的作品中, 可以看到他受时代背景的影响, 所进行的社会化创作。

康拉德的人生经历了狄更斯生活的时代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转变, 其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状况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狄更斯笔下的社会是极端贫困的, 然而康拉德所生活的二十世纪初的英国, 其社会已经发展与进步到了相当的程度, 之前存留的教育制度、生活贫困等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此时的欧洲世界经济发展迅速, 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同步, 使得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世界重新陷入了危机。人们的社会意义、道德水平没有跟上物质的发展速度, 面对这一社会危机, 康拉德对此感到深深地危机, 因而他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了他对人们道德与人性的思考。

康拉德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中的革命之子, 他对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于人类残害十分痛恨。身为英国帝国的一分子, 康拉德虽然意识到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诸多弊端, 但由于社会与政治的压力, 在他的文学作品中, 他有时也不得不为帝国主义美言。康拉德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学家, 他对英国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感到不安, 加之他曾受到残酷的压迫, 他比常人更多地看到了那个时代的暴行与残忍, 他曾说过:“博爱不过是兄弟残杀的代名词, 公此而已。”康拉德之所在英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是由于他是一个敢于直面谴责帝国主义的作家, 他企图通过自己人道主义世界来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康拉德生活于两个世纪之交, 那个时代交接点的特殊文化与社会, 造就了康拉德别样的文学创作类型, 也造就了他“狂欢化”人物的写作特征。

“狂欢化”这个概念来源于二十世纪的前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巴赫金的“狂欢化”概念来源于俄国古老的节日“狂欢节”, 在狂欢节上, 人们不再如一样受到约束, 没有长幼、尊卑的限制, 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 人们尽情的享受自由带来的快乐。巴赫金把这一切狂欢节型庆典活动的礼仪、形式等总和定义为“狂欢化”。说到狂欢节, 那么小丑、骗子等人物是必不可少的, 因而在康拉德的小说中, 这些人物形象也经常出现。这一类人物, 他们有的天真, 有的单纯, 有的痴傻, 但是他们却独独对于社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让人们不禁惊异于他们丑陋外表下的睿智。这一类人物是可以在社会生活中找到原型的, 他们生活于社会的边缘地带, 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他们身上却具有“正常人”不具有的智慧与思想, 是社会制度下最为清醒的人群。这一类人, 即我们所说的“狂欢化”人物。

二、康拉德的“狂欢化”人物

“狂欢化”人物的典型就是小丑、骗子与傻瓜。其实, 康拉德并非“狂欢化”人物形象塑造的第一人, 在他之前有很多作家都有过论述。康拉德继承前的创作传统, 并且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有所突破与创新, 他将“狂欢化”人物加以丰富、丰满与复杂化, 让这些人物形象不再像以前一样单一, 而是更加有社会内涵与思想内涵。以下, 本文将针对康拉德文学中出现的“狂欢化”人物进行分别论述, 以期获得对其更为深入的了解。

1、传统的“狂欢化”人物

康拉德的“狂欢化”人物形象塑造, 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而, 在他的文学作品中, 我们不难发现, 很多人物形象仍旧是传统的“狂欢化”人物代表, 他们大多数是小丑、骗子与傻瓜等。例如在《走投无路》中的杰克、《吉姆爷》中的柯涅柳斯, 他们都属于单五性格的人物形象, 没有复杂的思想与文化内涵, 这类人物的塑造大多数形成于康拉德写作初期。

《走投无路》中的杰克是一个傻瓜, 他从不与任何人进行交流与交往, 外表看起来是痴呆与愚笨的。杰克没有朋友, 他整日与机器在一块生活, 机器就像是他的朋友一样与他进行狂欢的交流。他极少说话, 只有船停在岸上休息时, 他才偶尔说话, 但他不是与人交流, 而是对身边的人与事进行破口大骂, 像一个精神出了问题的人一样疯疯癫癫。

《吉姆爷》是康拉德“狂欢化”人物性格单一的代表之一。主人公柯涅柳斯是一个小丑一样的人物形象, 他相貌丑陋受到人们的耻笑, 行为奇怪乖张, 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垃圾型人物形象。他品德低劣, 没有任何的道德底线, 甚至背叛了吉姆而死去, 但就是在他死后, 人们也没有停止对他的鄙视与嘲笑。柯涅柳斯是康拉德树立的一个单一性格的人物, 他没有正常人所具有的性格多面性与复杂性, 他单一的性格就像是一个单细胞的动物, 必然会受到人们的嘲笑与不耻。

杰克与柯涅柳斯是康拉德在文学中树立一个人物群体, 他们的性格与思想单一而直接, 他们做事情按照自己的理论去进行, 并没有受到周围环境、社会压力与道德的限制。在故事的发展与变化中, 他们的行为与性格直线发展, 没有变数而言。这是康拉德“狂欢化”人物形象的一个传统的创作风格。

2、发展了的“狂欢化”人物

康拉德的“狂欢化”人物形象塑造, 在前人的传统形象塑造的基础上, 康拉德对其加以改造, 使其具有性格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这些人物形象不再单一与直接, 而是在故事的发展中创造了许多“奇迹”与转折, 使得小说的故事情节更丰满、丰富与独特。这些人物形象仍旧为小丑、傻瓜与骗子, 但是不同的是, 康拉德在树立人物形象之时, 可能赋予他这三类性格中的两类甚至三类, 这样, 康拉德的“狂欢化”人物得到了丰富与发展。

这类丰富了的“狂欢化”人物的代表是《水仙花号上的黑水手》中的唐金。在这部小说中, 唐金是一个将小建成、骗子与疯子集于一体的人物, 他不同于传统的小丑、骗子与疯子, 不再是一个单一性格的人物, 而是具有多重性格特征的人物。在文章的开头头, 他以小丑的身份出场, 他用小丑所特有的滑稽与可笑进行着自己的反抗。他挑战权威, 却因自己小丑一般的人物性格而受到水手们的抛弃、无视与敌视, 他也因此而成为世界以外存在的人物, 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唐金与以往的人物形象不同, 他有思想、有意识, 甚至去反抗权威, 这是不同于以往的“狂欢化”人物的优点。唐金是一个骗子, 他设计私吞了韦特的财产;但是他却用自己的智慧揭露了韦特的骗局, 而博得了韦特的友情与信任, 为他以后实施骗局而做好准备。从此, 我们可以看出, 康拉德笔下的人物形象是多方面的, 他将小丑、骗子与疯子集于一身, 将“狂欢化”人物发挥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此外, 还有一类“狂欢化”人物形象, 是康拉德在发展了单一、多性格的人物形象之后发展起来的, 他们有别有于以前的“狂欢化”人物形象, 在故事发生的前后, 其社会地位、思想内涵前后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这类人物形象的典型代表是《黑暗的心》中的库尔兹, 库尔兹是一个“万能的天才”, 他是一个优秀的站长, 有着显著的成就, 是所有青年的模范。从小说的开头来看, 库尔兹并非是一个“狂欢化”的人物形象, 他不是作为一个小丑、骗子或是傻瓜而出现的, 但是在小说的结尾, 我们才惊奇的发现, 他竟然是一个杀戮无数、残暴的暴徒;而最终他也因为对权力的依恋与执迷不悟, 而露出了小丑般的丑恶嘴脸。可以看出, 这类“狂欢化”人物形象是高一级别的性格展示, 他们不再拘泥于小丑、骗子等形象, 而是把其人物形象的精髓渗入到了正常的人物形象之中, 只在故事结尾将其“狂欢化”人物性格揭示出来。毫无疑问, 这是康拉德“狂欢化”人物创作高峰的代表人物。

三、总结

康拉德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出发, 将其社会的精神文化的缺失表现了出来。“狂欢化”的人物形象, 是康拉德对社会反抗与耻笑的一个切入点, 这些小丑与疯子一类的人物形象, 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康拉德笔下的“狂欢化”人物形象从一开始的单一性格, 发展到后来的多重性格, 再到后来的精神渗入化, 可以说, 康拉德的“狂欢化”人物形象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高度。

康拉德的“狂欢化”人物形象, 是作家对当时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平衡所创作出来的一类人群。这个人群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个社会的一个反映侧面, 他们精神贫瘠, 不予人接受, 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物形象。通过康拉德的狂欢化的人物形象塑造, 我们可以透过他的文学创作, 来更加深入的了解欧洲世界在二十世纪之初的困惑与病态, 从而起到了填补精神空白的作用。

摘要：康拉德是英国另类的作家, 他的文学作品切中社会时弊, 通过特别的人物形象将社会问题进行深化, 这是他小说“狂欢化”人物的特殊作用。本文将对康拉德小说中的“狂欢化”现象入手, 对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一步进行分析。

关键词：康拉德,小说,狂欢化,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1]夏忠.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2]凌建侯.从狂欢理论视角看疯癫形象[J].国外文学, 2007 (03) .

[3]万海洋.巴赫金“狂欢化诗学”述评[J].齐鲁学刊, 2008 (05) .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 篇11

【关键词】 女性欲望悲剧

引言：

张爱玲崛起于乱世荒凉的大时代背景之下，是四十年代上海沦陷区的一朵奇葩，这样的时代背景使得张爱玲的创作一开始就不乏苍凉之感。再加上她自己没落的封建大家族的出身，以及少女时代无爱的家庭生活，更多的关照女性自身的悲剧成为她的作品中一个永恒的话题。 而在创作中，张爱玲常常是以同情的目光投向自己笔下的悲剧女性的。造成女性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而她笔下的女性悲剧大致有以下几种：

1. 封建枷锁钳制下被男权社会所规定了的女性悲剧

张爱玲的作品中，女性占有绝大多数的席位。而和当代一些女性写作中缺少男性在场的极端女性叙事不同，她塑造女性形象，通常是将其放在爱情婚姻生活中来展开的，如此一来，两性关系就成为了打开女性世界的一扇窗。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不管最终的结局如何，也算不枉此生了。可是在现实的爱情婚姻生活中，张爱玲笔下女性的悲哀则往往表现为女性作为男性附庸的存在。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白流苏的结局仿佛并不算悲惨，至少她的目的达到了，获得了现实的婚姻家庭，各方面都有了保障，然而她依然没有摆脱男权枷锁。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必然命运便是要远离生命的欢乐和世界的多彩去独自咀嚼那与生俱来的悲哀。

2. 物欲的膨胀造成的女性悲剧

张爱玲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文明已经开始烛照中国社会，传统的封建文明依然根深蒂固。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上，她以深邃的目光透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作为接受西方文化较早的新女性，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写作者，她曾经坦言自己是“拜金主义者”。也许是认识到了物质是生活的基本保障，许多女性在自己的爱情婚姻生活中疯狂的追逐物质，对金钱的一味追求使得爱情变成了乏味的游戏和获得物质的筹码。同时，七巧对金钱丧心病狂的追逐，不仅造成了自己的悲剧，更造成了儿女的悲剧。由于害怕自己的钱被别人瓜分，她把自己的两房儿媳妇逼死，更是硬生生的拆散了女儿和童先生，使得儿子和女儿也都没法拥有正常的婚姻家庭，一个个在这个封闭的罪恶王国里烟雾缭绕，了此一生。

3. 作为人的基本欲求的情欲的压抑与缺失造成的女性悲剧

张爱玲的小说深受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红楼梦》的影响，同时她又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她不断的吸取中西文化和雅俗文化的有益营养，使其融会贯通，从而使得自己的文章别开生面、与众不同。而不论是《红楼梦》还是西方作品，情欲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大概因为情欲是作为动物的人的一种基本欲求存在的，一切题材似乎只要与情欲有涉便可催生出深刻和经典。“毛姆的长篇小说《刀锋》就借‘我之口说出了毛姆对情欲的看法： 情欲是不计代价的。巴斯葛说感情有其为理智所不理解的理由。如果他的意思是我设想的那样，那就是指情欲控制着感情的时候，感情就会发明一些不但言之成理的理由，而且可以充分证明世界在爱的面前可以为了爱完全毁掉……情欲是毁灭性的。”

用这些描述来解释张爱玲小说中的一些女性悲剧是十分贴切的。从生命哲学的角度来看，张爱玲笔下女性的悲剧与当年鲁迅先生笔下阿Q面临的生存困境有着相通之处。女性作为一个生命个体连基本的情爱欲求都不能得到满足，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人性异化和变态心理，这的确是十分悲哀。

4. 女性自身性格缺陷导致的女性悲剧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结局是悲剧主人公自身的过失造成的。”当命运不及我们所期望的理想、当生存面临着诸多的困境时，人们习惯于去外界寻找缘由，于是开始愤世嫉俗，开始抱怨命运的不公然而很少有人从自身去找原因。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悲剧，荒凉中必然透射着各种各样的不幸与凄凉，可是，除却外因，女性自身性格中的缺陷也是导致女性悲剧的重要原因。

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女性的性格缺陷大致体现为两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是由于性格的软弱所造成的女性悲剧。这种情况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很常见的。由于自身性格软弱，经不起物质或是其他外界因素的诱惑而迷失自己，最终造成自身命运的悲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就是典型的代表。

第二种，是由于性格中的坚毅甚至是太过执着的一面所造成的女性悲剧。执着坚毅，似乎通常是比较具有优势的性格特征，无论如何不该给自己带来祸患。然而有些性格中的顽固，却也会在特定的情境中衍生，成为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潜在因素。如《色·戒》中的王佳芝。

通过对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悲剧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并且许多女性的悲剧并非是单纯的一个因素导致，而是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张爱玲对女性命运的把握有她的独到之处，在抒写女性悲剧命运的同时也融入自己独到的悲剧观。张爱玲的小说里所求表现的往往是一种“苍凉”的意味，“苍凉”是她的最爱。而作为一个新旧时代交织下的女性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诸多女性形象的创造，真切的传达了她对人生的特殊感悟。她既关注女性命运，又对女性的生存现状感到不满，于是就将其中的不满通过自己笔下的女性悲剧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1] 刘绍铭 梁秉钧 许子东 再读张爱玲.济南：山东书报出版社，2004.

[2] 蔡登山 张爱玲《色·戒》.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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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宏达 回望张爱玲--镜像缤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5] 张爱玲 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6] 刘锋杰 想象张爱玲：关于张爱玲的阅读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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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林幸谦 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判.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9] 张爱玲 张爱玲精品集.世界文學出版社.2006.

中国小说中的人物 篇12

先看孔乙己。孔乙己第一次出场时, “身材高大;青白脸色, 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穿的虽是长衫, 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 也没有洗”;再一次出现时, “脸上黑而且瘦, 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 盘着两腿, 下面垫一个蒲包, 用草绳在肩上挂住”。第一次出场的孔乙己已经不景气, 可是后面更糟, 前后形成了鲜明对比。“身材高大”, 表明他有谋生的条件;“青白脸色”, 说明他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 表明他饱受生活折磨, 常遭欺凌侮辱;“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同“皱纹”一起表明了孔乙己年岁已长。他总要穿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 “脏”表明他好逸恶劳, “破”表明他穷困不堪。这一切, 活画出了一个迂腐不堪、贫困不得志、又经常挨打的老书生形象。这是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对他的精神毒害和摧残。而后面的服饰描写, 透视了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断腿后的惨状。读书人孔乙己被读书人丁举人毒打的事实, 告诉人们, 科举制度造成了知识分子的两种命运:爬上去的就可以行凶作恶, 作威作福;没爬上去的只能任人欺压、凌辱。孔乙己在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的毒害下, 精神上受到摧残, 肉体上成了残废。作者通过对孔乙己断腿前后的对比描写, 揭示了孔乙己的不幸遭遇, 有力地说明了孔乙己的悲剧是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造成的, 从而达到了反映社会生活、批判丑恶现实的目的。

再看闰土。闰土是旧中国一个尚未觉醒的贫苦农民形象。《故乡》中作者对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的肖像描写都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闰土二十年前后的显著变化, 也少不了他外貌上的巨大变化, 这除了“岁月催人老”之外, 更重要的还是社会原因。“紫色的圆脸”成为“灰黄”、且有“很深的皱纹”的脸;“红活圆实的手”成为“又粗又笨而且开裂”的手, 状如“松树皮”。这一切变化, 绝不仅仅是岁月流逝打下的印痕。灰黄的脸色, 眼睛周围的红肿, 深深的皱纹, 粗笨开裂的手, 瑟索的身躯, 都是饥寒交迫造成的营养不良, 是过度操劳引起的憔悴, 是阶级压迫的印证。

作者对人物外貌特征的描写还常常表现出时代的特点。《祝福》里的祥林嫂被卫老婆子两次带进鲁四老爷家时, 都是“扎着白头绳, 乌裙, 蓝夹袄, 月白背心”。作者两次描写她的服饰, 因为每次都是丧夫后出现在鲁四老爷家的。“白头绳”是她为死去的丈夫戴孝, 白、黑、蓝、月白四色, 是旧社会允许寡妇采用的色调。鲁迅先生说:“要极俭省的画出一个人物的特点, 最好是画他的眼睛。”祥林嫂在失去阿毛、死了贺老六后来到鲁家时, “顺着眼, 眼角上带着些泪痕, 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而她在“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前, 流落鲁镇与“我”河边相见时, “消尽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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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悲哀的神色, 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 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这些肖像描写, 将一个在封建礼教罗网笼罩下受侮辱、受迫害的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暴露无遗。

常言道:“人心不同, 各如其面。”以阿Q为例:“……最恼人的是在头皮上, 颇有几处不适用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这疮疤之所以成为阿Q的一大特征, 不仅因为这疮疤在他发怒时会通红起来, 而且因为人们从这疤上第一次领略了阿Q独一无二的“精神胜利法”。面对未庄人的讪笑取闹, 阿Q说:“你还不配……”于是乎, 阿Q便飘飘然起来, “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高的光荣的癞头疮, 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作者就是用他头上的疮疤揭示出了他精神上的疮疤。

教师指导学生阅读这些作品, 分析人物形象时, 只有把作者对人物肖像的前后描写综合起来进行对比分析, 找出前后描写异同的原因, 才能让学生真正体会人物形象所折射出的社会意义, 真正了解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