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饮食文化

小说中的饮食文化（精选12篇）

小说中的饮食文化 篇1

哈贝马斯在他的“公共领域”里曾提到咖啡馆是被视为“政治骚动的温床。”在西方像咖啡馆、酒吧、餐厅一类的都可以归为到“公共领域”里, 而在中国与其相对的便是“茶馆”。当然茶馆也属于“公共领域”的范畴, 也可以把它认为是“骚动的温床”。社会学家R.森纳特认为咖啡馆是“讨论各种话题的地方, ”在那里“社会暂时消弥, ”每个人都“有权力给另一个人讲话, ”并“参加任何讨论。”中国的茶馆由来已久, 尤其是四川成都的茶馆。在百年多的历史中, 成都茶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直至今天, 它依然是成都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1 成都茶馆多

沙汀的许多作品中对茶馆和茶客都有精当的描写。“沙汀是爱写四川的茶馆生活的, ”茶馆在四川是各种身分的人聚会的场所, “吃讲茶”, 断事理。在这个地方, 将四川人的风俗民情一一呈现。沙汀说“除了家庭, 在四川, 茶馆, 恐怕就是人们唯一寄身的所在了。我见过很多的人, 对于这个慢慢酸化着一个生命和精力的地方, 几乎成了一种嗜好, 一种分解不开的宠幸, 好像鸦片烟瘾一样。”成都人爱喝茶, 爱坐茶馆,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从没有改变过, 而且已然成了一种传承已久的历史文化。这正如沙汀说的“因为习惯出了毛病”不到茶馆便难受。

在成都, 无论是寒冷还是酷暑, 最早亮着灯的必是茶馆, 而茶客们也总是早早的从热被窝里进入冰冷的世界, 摸摸索索的穿衣, 不点灯, 不洗脸, 也不漱口, 在万籁俱寂的冬夜走在打霜的石板上, 向着有灯的茶馆走去。而此时的茶馆里几十个铜壶烧得呯呯作响, 堂倌则是满额的汗珠。茶馆里人来人往, 有些聊天, 有些打瞌睡。所以即使在战争的动乱年代里, 四川成都的老百姓仍然按着惯有的方式生活。沙汀在《淘金记》中就说:“纵然某些新的事物, 比如物价、兵役和战争, 有些时候也叫人感觉生疏, 感觉苦恼, 但是时间一久, 也就变得很平常了, 成了闲暇时候发泄牢骚的资料, 浮上他们略嫌混沌的脑筋里来的第一个念头, 是工作。但这也自然而简单:昨天如此, 今天如此, 已经做过好多年了。”长期生活在封闭的环境, 无论世界如何变, 只要还可以生存下去, 只要不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 仍然过得悠闲自在, 已然形成了麻目、事不关己的心态。只要不打破他们的生存模式, 只要没有威胁到他们的利益, 都可以不闻不问的照常生活。“对茶客来说, 一年又一年, 又有多大的不同呢?根据他们祖祖辈辈传下的箴言, 管他天翻地覆, 改朝换代, 小民还不是喝茶吃饭?当明天他们再来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是另外一年了。”

沙汀所写的北斗镇并不大, 只有一条正街, 还有两条被称为“尿巷子”的窄巷。两边都是粪坑、尿桶、尿缸, 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小乡场兑有八九个茶铺, 赶场天甚至增加到十多个。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何满子说:“茶馆之盛, 少时以为当属江南为最;稍长, 到了一次扬州, 才知道更盛于江南通;乃至抗日战争时期到了成都, 始叹天下茶馆之盛, 其在西属乎!”不难看出成都茶馆的数量之多, 而每一个茶馆所能容纳的人数也不少。

2 茶馆作用———消遣

成都茶馆不一定非要是在一个十分高级的地方才能成其为茶馆, 即使是个简陋的地方也可以。《困兽记》开篇说田畴一伙人欢迎章桐回来所聚餐的地方就是“让人感到十分的舒适、惬意”, “只有三间茅棚的茶社”, “作为消夏休息, 这地方的确不错:开旷、高敞, 可见一览郊外的田野风光”这样的茶馆, 即使它只是十几个凳子, 几张桌子, 几个棚拼凑而成, 但只要能让人谈谈天、聊聊心事, 发发牢骚, 也可以吸引众人的眼球。“你无话可说, 尽可做自己的事, 无事可作, 尽可抱着膝头去听隔座人谈论, 较之无聊赖地呆坐家中, 既可以消遣辰光, 又可以听新闻, 广见识, 而所谓吃茶, 只不过存名目而已。”因此来茶馆的人其实是为了寻找那种释放身心的氛围, 消遣自己的无聊时光, 排解心中的不畅快。

每个茶馆都有自己的主顾, “所以时间一到就象一座座对号入座的剧院一样, 各人都到自己熟识的地方喝茶去了。”茶馆让人们有地方可去, 有地方消遣, 和平年代是消磨时光的地方, 战乱年代是打消焦虑的地方。1949年的一篇文章说, “年头不对, 在苦闷中生活着的人们”, 在这个“可恶的时代”, 如果“想换得喘口气的机会”, “那我劝你上茶馆坐坐吧!躺在竹椅上, 两手一摆, 伸下懒腰, 什么不如意的事, 都会忘得一干二净, 马上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茶馆实际上在战争年代成了一个避难所, 人们在那里可以暂时得到安宁和满足。

沙汀的作品中里有许多闲人, 他们无事时就在街上闲逛或者在茶馆中吸着烟袋打发时间。白酱丹为排解心中不快到茶馆找人替他挖耳, 田畴与吴楣在大厅中的亲密举动被李守谦撞个正着, 在吵嚷之下田畴“他闷闷不乐地走进茶馆里面去了。”怀着闷气的田畴在茶馆里坐了一上午, 好与不好的问题想了一通, 最终“他安心了。抬起视线, 他笑着向他的同样们望过去。”正是这样一个茶馆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地, 让不论是心情好与坏的人都可以闲来无事坐一坐, 正如《困兽记》中所说“那一批闲来无事, 经常都来这同一茶馆, 坐在同一位置上喝的中年老茶客, 正象签到应卯一样, 几乎都到齐了。”这正应证了沙汀所说的“所以时间一到就象一座对号入座的剧院一样, 各人都到自己熟识的地方喝茶去了。”不管有事无事, 茶馆几乎占据了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时间, 这成为发他们生命中不可获缺的部分。

3 袍哥、“吃讲茶”

茶馆一方面给人提供便利的条件, 让人们可以去消遣, 同时这里也可能发生许多混乱, 而在当时最有权力来处理这一切的就是“袍哥”。过去四川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帮会叫“哥老会”, 当时的人把加入哥老会当作一种至高的荣耀, 想要寻求一种保护、依赖。《淘金记》中就说辛亥革命以来, 很多地主子弟就加入到这个圈子里了。《防空》里那位“毕业于正式学校的赖黑贼就加入了哥老会, 用了三哥的名义接受着一切尊敬。”

袍哥们将茶馆当作解决问题的地方, 他们采用的方式就是“吃讲茶”, 而茶馆则成了集会和评理的场所“不管是固定的神会、善会, 或是几个人几十个人要商量什么好事或歹事的临时约会, 大抵都约在一家茶铺里, 可以彰明较著地讨论、商议、乃至争执……”袍哥在“吃讲茶”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们经常被请去做调解人, 所请去的人不仅在哥老会当中有一定威望, 而且在当地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

《淘金记》一开始并有从正面来描写袍哥领袖龙哥, 直到第十六节才正式出场, 而我们只从白酱丹、彭胖、季熨斗的嘴里了解到龙哥是一个在当地很有威望的哥老会的头人, 只要由他出面的事没有解决不了的。而他真正出现在读者眼前时, 我们发现他是一个“无须的四十多岁的壮汉。可以说是胖子, ”他虽然是一个袍哥但却又有一点名士气, 经常戴着一顶过小的黄呢帽, “手里切切磕磕地响着一叠铜元, 大手大脚走进来了, 一进堂屋, 他就侧起肥头……鼻子吸着空气;最后又重重地响了一声。”从文中不难看出其实龙哥是一个在野派的领袖, 都依附于他存在。当龙哥吞下何寡妇的公债钱之后, 他咆哮说:“老子吃就吃了, 我不相信她敢告我龙闷娃一壮!这些东西才真是不宜好哩!”就是一个这样蛮横、残暴、卑鄙的人成了北斗镇权威的标尺。在“吃讲茶”这件事上, 龙哥很明显的偏袒了这个玩弄计谋的虚伪的白酱丹。

李劼人说:吃讲茶”是谁人多势众, 谁就能赢, 大家争吵一番, 调解人“两面敷衍”, 一般判弱一方为输, 或把“弱势的一方数说一阵, 就算他的理输了”从《还乡记》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人人都很清楚徐烂狗霸占金大姐理亏在先, 但他与罗敦五、保长罗懒五形成反动势力, 在茶馆评理时倚仗自己的人多势众的势力硬生生的让冯大生有苦只能往肚里咽。这些都可以看出袍哥这种地方势力与乡绅、政府牵连在一起, 而他们所作所为都只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已。沙汀将“吃讲茶”安排在茶馆这一特定的环境当中, 自有其深意的。“茶馆就是一个市场, 人们在那里进行交易, 解决纠纷。道路两旁的茶馆为行人和外来的生意人提供了休息之地。”茶馆就是人来人往之地, 聚众颇多, 作者将主要人物放在此处, 可以吸引更多的目光, 茶馆的特殊地理位置不由自主的就将人置身于一个繁扰的世界里。《在其香居茶馆里》邢幺吵吵与方治国就在茶馆里上演着一出又滑稽又可笑的闹剧。他们在此处“吃讲茶”引出了无数个人物:新县长, 哥老会头目陈新老爷等。他们之间因“抓壮丁”之事而狗咬狗。作者通过各自在茶馆里的表演、声音、笑貌、举止、情绪, 刻划了一个贪婪无比、奸诈的方治国和一个蛮横无理的邢幺吵吵。

4结语

成都茶馆成了四川的一种罕见的地方文化, 在茶馆里可以看到四川的各样人式风情, 它保有了许多其它地方不可比拟的文化积淀, 让我们看到四川的苦朴, 麻辣, 火暴。

茶馆就是一个汇聚三教九流的地方, 人们在此休息、做生意, 成为谋生的搏斗场。在茶馆里可以看尽人间之事, 听遍天下, 人生百态。茶馆历史悠久, 即便到了今天他仍然在成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 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程序。”这也形成了成都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独特的“茶馆文化”, 迷漫着浓浓的成都文化气息。

参考文献

[1]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428.

[2]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汇.沙汀研究资料[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86:365.

[3]沙汀.喝早茶的人[M].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261.

[4]李劼人.暴风雨前[M].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337-338.

小说中的饮食文化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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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赫斯顿 黑人民俗文化 黑人民间故事 黑人布道词

论文摘要：美国黑人女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不仅是黑人文化复兴的一名骁将，而且还是一位积极倡导和歌颂黑人文化的先驱。她在小说创作中融入了黑人民间歌舞、黑人民间故事、黑人宗教仪式等黑人民俗文化因素，一方面使作品成为展示黑人民俗文化的窗口，大力弘扬黑人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使小说体现出黑人特有的文化素质和种族语境，从而展现出作者挖掘黑人特质文化、争取黑人话语权力的创作追求。

被誉为“黑人妇女文学之母”的佐拉·尼尔·赫斯顿在当下美国文学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成为黑人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的热点。哈莱姆文艺复兴是美国黑人文学艺术蓬勃发展和自我反映的重要时期，赫斯顿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一位重要作家，她 的一生都在积极倡导和歌颂黑人文化。赫斯顿十分看重美国黑人文化，将它称之为美洲大陆上最伟大的文化财富，认为它是黑人民族重新获得民族尊严和自豪的源泉，是美国黑人自我肯定和争取独立的基础，也是抵御白人文化统治的基础。赫斯顿的故乡伊顿维尔是美国第一个由黑人自治的小镇，她从小就受到黑人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后来跟随著名的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学习，并多次到南方进行黑人民俗文化的采风，收集了大量的黑人歌谣、民间故事、布道词等方面的材料。她把这些材料融合到其小说创作之中，使其黑人民俗文化特征十分鲜明，作品充满了艺术灵动之感，宛如株株黑色奇葩。

一、 黑人民歌与民间舞蹈

黑人民歌和舞蹈是黑人民俗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是体现黑人民俗文化的一种关键成分。它们与黑人的生活和劳动息息相关，是黑人民众表达他们喜怒哀乐的有效方式，是他们感情的自然流露和抒发。在她第一部小说《约拿的葫芦蔓》中，有一段描写约翰和一些黑人孩子玩捉迷藏游戏的情节，在游戏时那些孩子唱着黑人童谣：

我4点半起床，

44个强盗围在我门口，

我起身让他们进来，

用一根擀面杖打他们的头。

都藏好 了吗?都藏好 了吗?

在阿尔夫 ·皮尔逊农场干活的黑人，在一天的辛苦劳作结束后与邻村的黑人聚在一起载歌载舞。起初，他们用小提琴、吉他和班卓琴伴奏，后来，晚会主持人讲：“嘿!你们听着，我们不是白人!把提琴放下!我们不要提琴，不要吉他，也不要班卓琴。我们把手拍起来!”于是他们拿来了从非洲带来的鼓，合着鼓的节奏，一边跳着非洲舞，一边歌唱。晚会主持人的讲话和这种场面的描写表现了黑人所具有的强烈的种族身份意识，同时也体现了与主流白人文化截然不同的黑人文化特色。他们唱歌跳舞，其中有一首歌这样唱到：

老牛死在 田纳西

有人把她的颌骨送还给我

颌骨走路，颌骨说话

颌骨用刀叉吃东西。

我说对 了吗?

齐声说 ：对了!

我说对了吗?对 了。…

小说中对黑人的歌唱、舞蹈以及他们生活片段的描绘，成了展示赫斯顿收集的黑人民俗文化的一个窗口。

当然，在赫斯顿的小说创作中，她并不仅仅满足于简单地将黑人民歌和舞蹈融人其中，而是从更深层次上将黑人民歌中的一些艺术特征融入到小说文本中。她的第二部小说《他们眼望上苍》中的布鲁斯语言表达方式便是一例。布鲁斯有一种明显的一呼一应的模式，乐句起初像是一个人在倾诉，然后接下来的乐句便像是听众在安慰、舒解倾诉者。布鲁斯的这种一呼一应的模式被赫斯顿不着痕迹地编织到小说的叙事框架之中。小说采用了倒叙的手法，我们首先看到珍妮已经衰老并已经结束了她将要讲述的经历。整个故事的框架就是珍妮亲口对自己的好友菲比讲述自己的人生旅程。于是珍妮和菲比之间便承袭了布鲁斯音乐那种一呼一应的模式，就在这一呼一应之中，菲比一方面给予珍妮以肯定，另一方面分享着珍妮的经历和体验并从中得到启迪，从而她们之间形成了妇女主义所推崇的姐妹情谊。在这种叙事模式当中，菲比成了一个纽带，一个连接珍妮和黑人群体的纽带——作为倾听者她会给予珍妮精神上的支持，而作为传播者她会将珍妮的故事说给大家听，从而带来小镇中其他黑人妇女的解放。小说中，布鲁斯的音乐形式象征着一种“范例”的话语，它是“语言与经济制度、政治等级制度、神学、性行为以及美国黑人生活及其它各方面相交叉的一种标志，针对压抑其受害者的主流文化，布鲁斯在语言上做出了反应”。这里，布鲁斯就是一种表征符号，其作用是维护和解释黑人文化体系。布鲁斯作为表征符号被引入到英文小说创作中，说明黑人文化不仅仅是附属于美国白人主流文化的亚文化，而是一种有根文化——是人口多元化的美国社会文化的必然产物。

赫斯顿是美国黑人传统文化忠实的拥护者和倡导者，我们在她的各种文学创作中都可以感受到她所要努力展现的“黑人性”美学思想。在小说创作中，她大量地应用黑人民歌尤其布鲁斯的韵律来增强其艺术表现形式的张力，通过反复吟唱的布鲁斯旋律使其小说充满了艺术的穿透力从本质上表现出了黑人民间音乐被置换成小说后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特征。赫斯顿以布鲁斯等黑人民间音乐元素来构建黑人文化表征系统和书写小说文本，成功地通过小说体现出了黑人文化的素质、种族语境和黑人文化的群体身份，恰当地反映出了黑人文化和美学思想，并且达到了弘扬黑人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二、黑人民间故事

美国社会有着丰富的黑人民间故事。黑人民间故事作为一种人类古老的文化形式，展现了黑人的生存状态、风俗习惯和思想智慧，是文学家和艺术家创作的重要源泉。这些民间故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表达了黑人民族的思想价值观念以及对生活和生命的热爱，是黑人文化存在和发展的源泉。

论汪曾祺小说中的小城文化 篇3

关键词：小城；小城文化；审美救赎；汪曾祺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5-0076-05

“小城处在乡村与都市的结合处，它具有独立的文化个性；小城及其文化孕育了一批中国现代文化巨人、文学大师或著名作家，产生了独具意味的小城文学。”[1]小城是名副其实的地理术语，但在小城作家们心中，小城不仅是文学概念，更被视为文化概念。文学摆脱不了传统，便自然摆脱不了小城，作为文学中的小城，它是影响作家一生的现实小城，也是作家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下确立自己精神坐标的理想小城。现实小城与理想小城的相互碰撞，形塑了作家笔下带有人文关怀的小城观念与小城意识，小城的话语建构也由此开始。作为一个显明的文化符号，小城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本土的一个缩影，折射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面貌。犹如鲁迅之于鲁镇、萧红之于呼兰城、沈从文之于湘西凤凰，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小城作家都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浓浓的“小城情结”与小城文化特色，师承沈从文的汪曾祺也不例外。小城岁月是汪曾祺一生之中最为难忘的心灵镜像，对小城的情有独钟是汪曾祺小城小说的创作缘起。

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五大集中地，其中以故乡高邮小城为叙述背景的小说最为有名，如《受戒》、《大淖记事》等。江苏高邮，一个被称为鱼米之乡的小城，那里历史悠久，文化氛围浓厚，宋代词人秦少游、清代著名经学大师王念孙等文化名人都出于此；汪曾祺出生在高邮小城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位多才多艺的小城才子，母亲也受过良好的教育，父亲与母亲的言传身教以及私塾的学习环境，让汪曾祺从小就有着高出其他学子的文化修养。儿时的美好回忆、地域文化与传统文化的陶冶，为汪曾祺小城小说的创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汪曾祺曾说：“中国的当代文学含蕴着传统的文化，这才成为当代的中国文学。”[2]因此，他致力于在小说中抒写内心对于乡土中国与传统文化的眷恋，而对小城世界的追忆无疑是汪曾祺文化叙事中尤为独特的风景。本文希冀从小城文化场景、小城文化表征以及小城文化的审美救赎三部分入手，对汪曾祺小说中的小城文化内涵做尽可能详尽的论述。

一、汪曾祺小说中的小城文化场景

汪曾祺小说中的小城文化场景是由小城的自然风情、物化景观以及小城人物等共同构成的，不同场景的自由切换呈现出小城文化的多样内涵。汪曾祺生在小城，长在小城，小城的文化场景无时无刻不在滋养着他，这种耳濡目染的场景无意识地走进了他的小城小说之中，也由此多角度地展露出小城细民的群体文化心态——和谐、闲适与达观。

钱穆在其《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3]。由此及彼，都市的精神文化面貌之所以缺乏一种灵气与其人造自然的机械景观是分不开的。与都市不同的是，小城没有“水泥森林”，也没有都市的繁华与喧嚣，它亲近自然，景色宜人，多面环水的闭塞交通使其免受现代文明的干扰，也因此留存了那些最为原始、自然的文化韵味。汪曾祺笔下的小城就洋溢着这种自然的气息，给人一种和谐纯净之感。如《受戒》中写到：“房檐下一边种着一颗石榴树，一边种着一颗栀子花，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红与白相映成辉，小城在它们的点缀之下透露出一种与世无争的和谐之美；《雞鸭名家》中有一段描写小城冬天的场景，读起来令人心生向往：“交过小雪了，真的入冬了。可是江南地暖，虽已至‘相逢不出手的时候，身体各处却还觉得舒舒服服，饶有清兴，不很肃杀，天气微阴，空气里潮润润的。”无论是春夏，还是秋冬，这里的小城总是充满着生机，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与安详。水是汪曾祺叙述小城世界必不可少的因子，这里的水作为清灵、澄澈的象征，凡汪曾祺笔墨所到之处都流淌着如水般的温情故事，如明海与小英子、小锡匠与巧云，无不清灵如画、恬静如诗。水环绕在小城之间，芦花依水而生，人们在水边或打闹嬉戏，或洗衣淘菜，人与小城、小城与水相生相惜，一切都充满了生的活力。小城的山水风情以一种自然文化的原型融进汪曾祺的意识，又在汪曾祺的笔下呈现出别样的魅力，作者通过对童年印迹的追寻，营造了一个自然风光与和谐心灵相融洽的小城世界。

在汪曾祺看来，小城细民的群体文化心态包含在和谐的自然风光之中，也隐含在小城的物态景观中。小城的街道、酒肆、茶馆、庙宇、作坊等物化形态从空间结构上形成了小城独具特色的立体文化。这些建筑既凝聚着汪曾祺个人的家乡记忆、少时经历，又最为直接地反映着小城细民闲适的群体文化心态。“酒店、茶馆可以说是当时大多数中国小城中的主要公共场所，也是小城小说的典型场景。”[4]老舍以茶馆为布景揭示了“埋葬了三个时代”的宏大主题；鲁迅将茶馆、酒肆本身作为文化批判的对象，牵引出麻木的国民劣根性；而在汪曾祺的小城小说中，酒肆、茶馆既不是为小说主题服务的历史背景，也不是用来控诉社会的工具，它们是小城人精神文化的依托，真实地呈现出小城人古朴的精神面貌以及闲适安稳的日常生活方式。文学迷恋着作坊或一种带有地方特色的行当，古代有李渔的《闲情偶寄》、曹雪芹的《红楼梦》，到了现代，染坊、磨坊、酒坊等作坊都是现当代作家们不厌其烦的描述对象，如邓友梅的《烟壶》、迟子建的《旧时代的磨坊》等。曹文轩曾说：“作坊情结之深而不可自拔者当推汪曾祺。汪无论写小说还是写散文，皆受此情结所扰，自觉不自觉、用心不用心地写了许多作坊，许多独特的行当，许多工艺与技能。”[5]汪曾祺在创作中不仅表达了对于古老手工作坊的眷恋，而且也将药店、熟食铺等民间行当以及锡匠、车匠等手艺人纳入了作坊话题之列。《大淖记事》中写了一群锡匠，《茶干》中写到酱园作坊，《岁寒三友》中写到了炮仗作坊，另如《戴车匠》、《八千岁》等，这些作品都表明了汪曾祺对于作坊的执着与偏爱，而汪曾祺对小城文化的阐释自然也离不开对小城作坊场景的书写。作为汪曾祺小城文化场景的主要组成部分，作坊、茶馆、酒肆等“城中之城”不仅仅充当一个个稳定性的文化符号，它们的有形存在为小城营造了闲适的生活气息，为小城生活增添了一份味道，也较为精细地体现出小城日常生活的审美情调与文化品格。

汪曾祺的小说大多以小城之子作为叙事的主要人物，他们就像小城的影子，小城的精神、思想与习惯都可以通过小城人物来表达，而小城细民群体文化心态的精髓也是由小城人物的小城故事演绎而来。因此，小城文化的场景自然离不开小城人物的参与。无论是商人、小贩还是引车卖浆者流，这些小城之子没有政治教条的羁绊，更不在乎生存之艰难、命运之无奈，他们无拘无束地生活在小城的世界里，用自己的达观与热情表现着留存于小城的原始生命力。在这里，他们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他们彼此熟悉、互通有无，人与人之间因为知根知底的关系而相互信任。《安乐居》中描写了一群来“安乐居”喝酒的酒友们，这里有给木材厂看门的老吕、衣着得体的画家、爱说胡话的瘸子还有以烤白薯为生的大爷……他们每天按时来，风雨无阻，虽然喝的是最便宜的酒，下酒菜也十分简单，但他们很知足，而且乐在其中。这些酒友们达观的心态、形而下的诗意栖居在小城随处可见，小说“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正是现实”[6]。当《大淖记事》中的十一子被刘号长打成重伤，锡匠们拿出各自积蓄为十一子买来补药；大婶们不惜杀了自家下蛋的鸡给十一子熬汤……在汪曾祺笔下，整个小城像是一个大家庭，在这样知足常乐而又温馨的氛围中，小城能够净化人的心灵也显得合情合理。

二、汪曾祺小说中的小城文化表征

小城是连接都市与乡村的桥梁，如同小城地理位置上的过渡性，小城文化也成了沟通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中介；小城与乡村、都市相依并存的三元鼎立结构，决定了小城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常与变等相杂糅的特征，因而在此环境下孕育的小城文化也具有了多元性与兼容性，这种中和性表征在汪曾祺的小城小说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汪曾祺借助小城的文化场景，结合小城细民的群体文化心态，将小城的中和特质次第展开。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小城“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象一个活的人”[7]，小城生活上的世俗与诗意、性格上的坚韧与脆弱，使小城充满了生命色彩，也形成了小城令人深思的中和性文化表征。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小城，中国现代作家们在传统与现代、新旧文化的矛盾冲突中陷入了两难困境，他们徘徊于出走与回归的夹缝之中而不知如何抉择。但作为新时期的小城作家，汪曾祺在向小城回归的过程中领悟到的不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而是世俗与诗意、坚韧与脆弱的彼此整合。在汪曾祺看来，它们的融洽将会实现一种中和，一种既能消解都市文明中的流弊，又能储存乡村文明中的精华的理想图景。当然，这也是汪曾祺小城小说创作的文化之梦。

用美的眼光审视世俗的社会，从小城之子的世俗生活中挖掘蕴涵他们背后的诗意，是汪曾祺小城小说的创作初衷。汪曾祺小说中的小城之子多是平凡的庸常个体，他们既没有远大的事业追求，也没有宏伟的人生规划，不通文墨以及视野的狭隘，注定他们每天只能为世俗、琐碎的日常生活而忙碌，日复一日，大抵都是如此。小城之子生活的街道上时刻上演着一幕幕的闹剧：“后街的人家总是吵吵闹闹的。男人揪着头发打老婆，女人拿火叉打孩子，老太婆用菜刀剁着砧板诅咒偷了她的下蛋鸡的贼。”（《异秉》）这样的场景在汪曾祺小说中早已司空见惯，作者不厌其烦地诉说着小城民众的吃穿住用以及他们简单重复的日常生活，小城世界的世俗特征也由此可见一斑。在汪曾祺小城叙事的故事群中，《受戒》中的和尚们无疑将小城的世俗化格调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这些和尚住在菩提庵，他们出家是为了生存，虽然每天念经、打坐，但是他们心中并没有佛，更不懂得佛家的清规戒律；他们和常人没有区别，可以喝酒吃肉、娶妻生子，打牌、赌博也是常有之事。 世俗化的小城生活折射了小城人卑微的生命存在，庆幸的是，小城民众在世俗与卑微中活出了旁人艳羡不来的精彩，他们有着达观的文化心态，懂得自得其乐，他们对人真诚热情，对工作踏实勤恳，这都为他们的诗意人生赢得了尊重。

作为一位有着深厚传统文化与诗学修养的作家，汪曾祺希望通过诗一般的文字将小城生活的和谐之美、小城的诗意传达给那些在都市中失去信念的人們，让他们发现日常生活之中不仅有压力，还有诗意。汪曾祺善于用诗意的目光捕捉小城之子的诗意人生，诗意与诗意的重逢，便形成了小城文化的诗意表征。为了表现小城的诗意葱茏，汪曾祺津津乐道于对意境的营造。《晚饭花》中，蓝天白云下，一排晚饭花（野茉莉）茁壮地成长，晚饭花的绿叶、红花与王玉英清澈的眼睛、黑黑的脸蛋、洁白的牙齿绘成了一幅画，让李小龙分不清到底是花美还是人更美，熟不知花即如人，人即如花，人与花的映衬下，小城也变得诗意起来。山水秀丽的小城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小城之子，养成了小城之子追求诗意、崇尚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活愿望。《戴车匠》中的戴车匠是一个勤劳的车匠，一旦工作中间很少偷闲的认真态度让人觉得戴车匠的工作本身就有诗的意味。“木花如书带草，如韭菜叶，如番瓜瓤，有白的、浅黄的、粉红的、淡紫的，落在地面上，落在戴车匠的脚上，很好看。”在汪曾祺的笔下，戴车匠制作的犹如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在小城之子务实的劳作中捕捉小城生活的诗意，是作者谆谆以求的。

小城一边连着乡村，一边又与都市接壤，处在都市与乡村之间的空间结构，使小城既吸收了都市天生的脆弱性，又容纳了乡村自古以来的皮实性，因而小城性格上具有坚韧与脆弱的中和性表征也是毋庸置疑的。汪曾祺着力用平和的语言细说小城的坚韧与顽强，然而在贴着人物、生活的叙述中，他却无法避开小城背后所隐藏的脆弱，因而在赏析汪曾祺的小城小说时，我们总能从文字当中感受到一种淡淡的悲凉之感。汪曾祺处处以人道主义的悲悯姿态去抚慰每一个受伤的心灵，而这普度众生的努力恰恰暴露了存在于小城深处的无助与脆弱。八千岁辛苦节省下来的积蓄被八舅太爷一抢而空（《八千岁》）；鲍团长因出身寒门而被书法家拒之门外（《鲍团长》）；《徙》中正直的高北溟因恶人作祟而被辞退。小城之子“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语）正是小城柔弱的代言，然而他们又以乡村式的坚韧淡化着承袭于都市的种种脆弱，使人们看到了小城的活力、小城的傲然挺立。《大淖记事》中的挑夫们靠体力挣钱，为了养家，女人们也必须挑，他们家中没有隔夜粮，每天吃着糙米饭，在饭上搭点腌菜，如此而已，但他们吃得却很香，如同人间美味一般。在作者看来，“能够度过困苦的，卑微的生活，这还不算；能于困苦卑微的生活中觉得快乐，在没有意思的生活中觉出生活的意思，这才是真正的‘皮实，这才是生命的韧性”[8] 。汪曾祺笔下的市井细民大多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从事着最为低下的工作，如卖卤味的王二、做炮仗的陶虎臣、赶鸭子的陆长庚等，但他们却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了世人什么是真正的“皮实”。汪曾祺在创作中一直努力地表现小城的那种生命韧性，并以这种韧劲促成小城之子顽强的不被征服的生存信念。然而，汪曾祺一面为小城之子的坚韧而欣慰，另一面又为他们无法反抗的脆弱而担忧，这种担忧是作者对小城至真至善的坚韧品格在都市文明的挤压下如何安放的道德叩问，也是他对小城之子闲适以致闲散、怠惰的群体文化心态的反思。

三、汪曾祺小说中小城文化的审美救赎

在由自然风情、物化形态与人物群像组成的小城文化场景中，汪曾祺逐渐铺展开小城细民的群体文化心态以及小城生活上的世俗与诗意、小城性格上的坚韧与脆弱。在汪曾祺看来，小城就是小城，没有英雄传奇之说，也无曲折波澜的伟业可谈，有的只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平平淡淡的家长里短，然而小城的意义也就在它的平淡日常，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小城的美，有诗意、坚韧的一面，也有世俗、脆弱的一面，它们是小城日常生活的重要元素，因为它们，小城更有生命色彩。汪曾祺专注于日常生活的审美探索，将各种小城场景复制到小城的日常生活之中，以和善的心态宽容小城的世俗风习，以人道主义的情怀挽救小城的脆弱心灵，以发现美的眼睛礼赞小城之子和谐、达观的文化心态，进而在世俗与诗意、坚韧与脆弱的整合之下完成了融风俗美、人情美、人性美于一体的小城文化建构。

汪曾祺小城小说的创作繁荣于20世纪80年代，当“伤痕”、“反思”、“改革”等文学思潮此起彼伏时，汪曾祺顺应自身独特的人生体验与理想追求，挖掘了小城世界、小城日常生活之于文学的审美价值。然而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日常生活作为一个独立的美学空间，一直受到以现代性为代表的20世纪主流思想观念的抑制和改造，日常生活从而成为一个‘罪恶的文化代名词”[9]。毋庸置疑，传统日常生活中的惰性、保守性以及麻木的国民性等病态特征是理所应当的批判对象，但这种批判与改造的目的在于重建一种更有意义的日常生活，而不在于全盘否定日常生活之本身。如果将批判日常生活的手段当成了目的，而忽视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解读，一定程度上将会造成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新压抑。陈思和根据不同创作主体的不同创作倾向，将20世纪的文化空间划分为庙堂、广场和民间三大类，分别对应着“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形态和保存于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10]。作为一个具有明显文化守成倾向的当代小城作家，汪曾祺自觉疏离政治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主导下的权力话语，超越主流观念对作家创作的种种牵制，将自己的全部创作精力投注于日常，叙写小城古朴自然的风俗场景，表达人与人、人与小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并礼赞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小城文明与小城文化。正如海德格尔强调“诗意的栖居”，卢卡契声称“日常生活第一性”，列斐伏尔提倡“让生活变成一件艺术品”，汪曾祺也在为实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而不懈地努力着。他继承了海德格尔等人的流风遗韵，以“向后看”的回望方式，极力阐述日常生活的存在价值，小城之子的饮食文化、习俗文化之中，也寄寓着作者对于小城日常生活的审美关照。

汪曾祺曾说：“我要用普通朴素的语言把生活写得很美，很健康，富有诗意，这同时也就是我要达到的效果。”[11]在小城小说中，汪曾祺描写了善良互助的锡匠（《大淖记事》）、为友情倾其所有的靳彝甫（《岁寒三友》）、义务救死扶伤的医生（《钓鱼的医生》）、清贫乐观的酒友们（《安乐居》）、可爱活泼的小英子（《受戒》）……这些率真质朴、胸怀大爱的小城之子是小城的代名词。汪曾祺通过对小城之子的刻画，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小城世界的“真是”境遇。除此而外，汪曾祺还在许多小说中塑造了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民间手艺人形象，像《戴车匠》、《鸡鸭名家》、《茶干》等小说都是其中的代表之作。作者笔下的手艺人为人厚道而又乐善好施，多年来他们不计利益得失，更没有弄虚作假，即使技艺超凡，也从不炫耀卖弄，更为人敬重的是他们对工作有着近乎虔诚的负责态度。如《茶干》中的连老板，连老板做的茶干不仅要耗费十几种药材，而且还需经过多道工序的层层加工，如此费时费力的苦累劳作，在连老板的身上却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让人觉得新奇而有趣，也让人由衷地敬畏。民间手艺人坚守着古老的职业道德，用自己的赤子之心与人打交道，用真诚回馈顾客。作者通过民间手艺人形象，使人们看到普通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含蕴着东方所特有的民族智慧与灵性。汪曾祺的创作努力，对于日常生活日渐边缘化的危机，对于主流话语的盲目批判与改造，以及对于在都市文明进程中必然走向落寞消亡的民间手艺人们，不失为一种审美救赎。

在日新月异的大背景下，为了不被时代所淘汰，都市人群越来越意识到速度的重要性，并在加速中获得一种与时俱进的优越感，于是，速度也开始成为一种表现进步的形式。为了跟上高速运转的日常生活，人们不得不对眼球进行提速，久而久之，他们便丧失了对生活、对生命的细细品味，而无意识地从属于速度的支配。这样一来，“現代人就难以在瞬息即逝的生活表象背后寻找到意义、价值和信念的归宿，从而无法确切地把握生活或把握自我”[12]。从某种程度上说，汪曾祺的小城题材创作提醒了现代人应该记住什么或挽留什么，它以“低速”或“倒速”的方式缓解现代人对于日常生活的惶惑心理，并以至善至美的小城之子指引着自我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选择。

四、结语

汪曾祺通过对小城记忆的再加工，经过情感的过滤，将和谐的小城场景转化成一个个富有中和特性、泛着古铜色的小城故事，在为小城作“传”作“记”的过程中构建出一个汪曾祺式的小城世界与小城文化。在这些小城文化中，汪曾祺表现了小城世界的“真是”境遇，礼赞了小城之子的至善品格，发掘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存在。这也是汪曾祺小城小说所承载的文化意义。虽然汪曾祺笔下的乌托邦小城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站在理性角度分析，我们不能将其普化为一般意义上的真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借助汪曾祺小说中的小城文化场景、小城文化表征以及对小城日常生活之审美，人有望再次体验到那种融诗意、坚韧于一体的、无限制的、原初自然的和谐感与“在家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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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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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兰爱国.日常生活：喧嚣与拯救——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历程[J].文艺争鸣，1997，（6）：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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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汪曾祺.关于受戒[C]//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40.

[12]周宪.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0.

Abstract：Wang Zengqi gradually reveals cultural mentality of resident group portrait and variou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township culture，through township memory processing， the affective filter and township different scenarios.In the township culture，Wang Zengqi shows the real situation of township world， eulogizes township people's good character and discovers the aesthetic existence of everyday life，which is equal to the meaning of culture that is coveyed by township novels of Wang Zengqi.

Key words： township；township cultere；aesthetic redemption；Wang Zengqi

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何顿小说 篇4

长沙是一座涌现了无数英雄的古城,历史上辛亥革命等事件都与长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决定了长沙这座城市的高大形象。但任何一座城市都存在着世俗的平淡,正如长沙不仅仅依靠历史的英雄主义形象存在。何顿对于长沙的描写,始终保持着一种单纯的情感,不刻意抬高,也不批判贬低,恰如长沙城的一位熟人而存在。何顿小说中的长沙故事,是现实的、世俗的、功利的,是最普通的现代长沙市民每天都在经历的,丝毫不避讳地表现人们对金钱的欲望和对情感的渴望,通过对小市民琐碎生活的描写,细致地展现给读者真实生活的面貌 ;而对于悠久的长沙历史故事,何顿则保持理智的情感,用深刻的笔触展现厚重的历史中蕴含的湖南人民的人文精神,通过记录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让读者感受到爱国志士的英雄情怀,也表达着何顿对生命可贵的信仰,提醒人们珍惜“活着”的美好机会。

二、何顿小说呈现的长沙味

1. 小说中长沙方言土语的运用

何顿在长沙话的环境中长大,自然对长沙方言有着一定的依赖,正如何顿所说 :“我习惯了长沙话的思维,用长沙话写作也更流畅。”语言在思想情感会产生种种影响,何顿小说中方言的运用,能帮助他保持独特的视角和朴素的情怀,展现最生活化的小人物。湖南人喜辣,这种辣又恰好表现了长沙人的豪放,何顿创作的小说中原生态的长沙话自然更符合人们的喜好。在长沙话中,“鳖”表示厌恶憎恨,何顿在创作中便会在特定场景中进行运用,例如《我不想事》中柚子的妹妹橘子因为父亲打骂而产生憎恨情绪时便骂父亲“老鳖”。这种粗俗字眼的出现,不仅不会破坏文章的美感,还会增强文章的情景感和亲切感,让读者充分感受作品中表现出的生活气息。

而除了湘风大胆直接的语言风格,何顿作品中也含有楚风的浪漫主义。像《湖南骡子》这部作品,何顿用纯正的普通话进行创作,文中不乏用词清丽的语言,同时又保证文章没有脱离生活背景,使浪漫与平实交汇,更具可读性。例如其中对梦那张被境的描写 :“那张被爹一枪打烂的脸,在爹的注视下忽然变成了一朵盛开的牡丹,红艳艳的,有只蜜蜂飞在花蕊上,正振动着透明的小翅膀……”这种诗化的表达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平静的美感,又能表现生命的残酷。

2. 长沙民风民俗的展示

城市的生命力,不是存在于厚重的历史里,而是体现在百姓的衣食住行和风俗信仰等方面。何顿深谙这点,因而他的作品多是描写小市民每天生活的长沙,这样的长沙,又正好是最真实、最具吸引力的。何顿对长沙的描述,小到百年老店的臭豆腐,大到抗战老兵记忆中的长沙会战,百姓们最平常的吃喝玩乐、婚丧嫁娶以及处世之道,何顿都尽量客观呈现,体现人生百态和生命本真的状态,展现给读者长沙人略有张扬但又保持本真的朴实情感。

三、何顿小说的价值

1. 以传统叙事手法使小说平民化

何顿的小说被形容为“照相写实”,老老实实的写作态度使何顿能把小说还给平民百姓,赢得更广泛的读者群体。首先在叙事视角上,何顿经常使用第一人称来叙述,比如《我们像葵花》里的何斌,《无所谓》中的罗平,《河南骡子》中的何文斌等,何顿运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起到了还原生活的在场效果。同时何顿小说中第三人称的运用也不少,这些作品如《我不想事》、《告别自己》等都用故事中主角的眼光来讲述,这样的处理也可以让读者感受到生活的本真从而引起共鸣。另外在叙事结构上,何顿坚持传统文本的写作,使其作品更接地气。何顿作品描写内容多是城市底层小人物的生活遭遇,这使得他的小说偏向对民间生活的还原,逐渐形成了何顿客观、完整的独特写作体系。他创作的故事往往按照时间顺序线性流动,使读者感受事件发展的合情合理,既没有可以制造的悬念,也少有紧张激烈的冲突,只有对琐碎生活的真实再现。这种线性叙事的结构特点,使何顿的小说作品更好地适应了广大市民的审美趣味,使其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

2. 创造了当代湖南文学的新形式

湖南作家群具有一种共同的模式,是一个拥有强烈地域空间意识的作家群体,他们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文学特色,但90年代以后,人们的生活中心开始迁入城市,因而对文学作品的关注也侧重于市民群体的生活。何顿的作品则恰好为我们展示出新兴的湖南市民是如何生活的。何顿的小说不碰触政治主题,在其历史题材的小说里也多是表现生存的可贵,他的关注点永远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这种自觉卸下思想包袱、用于摘掉传统观念的心态,使何顿能以一双包容平静的眼去观察人民群众的琐碎生活,能以一颗宽容兼爱之心去体恤小市民平凡生活的辛苦悲酸,保持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何顿作品中的主人公从来不是公式化的生硬形象,而是个性鲜明的平凡小人物,他们或是对金钱有着强烈追求的小知识分子,或是在战场上贪生怕死的抗日英雄,或是最终回归顺民队伍的“湖南骡子”,每一个都可以看做一个独一无二的鲜活个体。何顿这种近生活、远政治的写作形式,无疑为当代湖南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形式启迪。

结语:

何顿的小说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他立足于长沙的本土特色,以细腻的描写刻画鲜明的人物性格,让读者真实地感受小说中描绘的小市民生活环境,具有深刻的人文精神。但其作品中同样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比如情节的模式化、深度不够以及语言的粗俗化、经不起推敲,需要我们在欣赏的同时去粗取精。

摘要：作为湖南本土作家,何顿在小说创作中立足于长沙地域的风土文化,其作品融入了浓厚的当地人民的生活和娱乐方式,并在表达中不吝运用长沙市井语言,真实地反映长沙地域的风土人情、文化特色。

繁荣小说创作 建设文化兴化 篇5

———兴化市创建“中国小说之乡”情况汇报

兴化市人民政府

古城兴化，历史悠久，以“兴盛教化”得名。自古以来，文风昌盛，被称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发祥地、明清小说的重要基地。近年来，随着“文化兴化”建设加快推进，小说创作更加蔚然成风，全市创建“中国小说之乡”的氛围十分浓郁。

一、小说创作源远流长，创建基础坚实深厚

兴化历史上就有著述传统。兴化人崇尚文化，热爱写作。当代的“兴化文学现象”继承了这一深厚的著述传统，千古文脉，影响至今。

1、中国长篇小说的发祥地

元末明初兴化人施耐庵根据民间艺人的加工，结合自身经历和感受，著成古典名著《水浒传》。这是我国第一部章回体长篇白话小说，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施耐庵因此被称为“中国长篇小说之父”，其门人罗贯中又创作了《三国演义》。另一位兴化人——“状元宰相”李春芳，号“华阳洞天主人”，有为吴承恩校改《西游记》一说（署“华阳洞天主人校”）。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三部与兴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

2、明清小说的重要基地

明清时期兴化涌现出一批小说创作者。除了上面提及的，还有陆西星著《封神演义》（《辞海》里有“《封神演义》一说陆西星作”的记述。）陆西星为明代道士，工诗文，擅书画，颇具名望。明未清初的著名史学家、法学家、文学家李清，著有《梼杌闲评》（《明珠缘》）等。有“东方黑格尔”之称的刘熙载，其创作的《艺概》是近代一部重要的文学批评论著。

从明代至清初，兴化一县之内，出了这么多有成就的小说作家和理论家，因而兴化被称作明清小说的重要基地。

3、当代小说创作人才济济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化涌现出一大批在小说创作方面卓有成就的作家，形成了一个群星璀璨的作家群体，如毕飞宇、顾保孜、朱辉、庞余亮、顾坚、罗国明、梅国云、刘仁前、姜广平、一草等。这些从兴化走出去的作家，如今都在外地工作。其中，毕飞宇以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中篇小说《玉米》先后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

2011年，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入围的178部作品大名单中，兴化籍作家的作品就占了4部，分别是毕飞宇的《推拿》、朱辉的《天知道》、梅国云的《第39天》和顾坚的《青果》。最终，毕飞宇凭借长篇小说《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目前活跃在兴化文坛的本土作家，更是灿若星辰，老作家如葛玉莹、陈钟石、沈光宇、吴岳华等，中年作家如薛宏金、张学诗、金倜、钱国怀等，青年作家如王锐、开屏、季力等，这样一支老中青结合的文学创作队伍，在全国县级市中是极为少见的。尽管他们的作品在全国文坛影响可能还不够大，但这份坚守的精神和热爱写作的情怀，却成就了兴化文学茁壮成长、枝繁叶茂的土壤。

当代兴化小说创作就来自两大合力，一是在外地的兴化籍作家，一是目前仍生活在兴化的作家，这两股合力里外呼应，共同掀起了兴化小说创作的高潮，推动了兴化文学的发展。兴化籍作家中现有中国作协会员11名，江苏省作协会员23名。

中国长篇小说发祥地、明清小说创作重要基地、“兴化文学现象”，构成了兴化创建“中国小说之乡”的坚实基础。

二、创建工作特色鲜明，各项措施切实有效近年来，兴化市委、市政府把建设 “富庶兴化、生态兴化、文化兴化、和谐兴化、幸福兴化”作为全市人民奋斗的总目标，把创建“中国小说之乡”作为建设“文化兴化”、打造特色品牌的重要内容，作为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提升“文化兴化”影响

力的重要载体。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推进“中国小说之乡”创建。充分发挥文学艺术在讴歌崭新时代、塑造美好心灵、激发创业精神、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其特有的方式彰显兴化精神的独特魅力。

1、设立专门奖项，激励小说创作

一是设立施耐庵文学奖。为进一步推动兴化文学繁荣与发展，放大“兴化文学现象”，打造“中国小说之乡”，推动中国长篇叙事文学的发展，提高兴化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度。兴化市人民政府设立了面向海内外汉语原创的“施耐庵文学奖”，并制定了《施耐庵文学奖评选办法》。成功举办首届施耐庵文学奖评选活动，经过由全国著名专家组成的提名委员会、评审委员会几轮提名、评选，贾平凹的《古炉》、阎连科的《我与父辈》、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宁肯的《天•藏》4部作品荣获施耐庵文学奖。另有兴化本土作家钱国怀的《南瓜花》和顾坚的《青果》获特别奖。

二是设立政府文艺奖。为鼓励广大本土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兴化市委、市政府建立文艺精品扶持奖励制度，完善申报、立项、考核机制，设立政府文艺奖，每三年评选一次，对在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成就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三是设立“文化兴化建设突出贡献奖”。为加快推进“文化兴化”建设，兴化市委、市政府决定，设立“文化兴化建设突出贡献奖”，奖励在文化建设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精英人才。毕飞宇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后，市委、市政府即为其召开庆功会，颁发“文化兴化建设突出贡献奖”，并奖励人民币10万元。

2、成立专门机构，服务小说创作

一是成立地方文化研究会。为更好地挖掘整理兴化地方文化，由市文广新局牵头成立兴化地方文化研究会。重点围绕当代发展问题、历史文化专题、兴化名人现象、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突出明清文化、当代文学、里下河地域文化等文化现象，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

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二是成立文学院与文学沙龙。兴化市作协于2004年创办民办非企业性质的兴化市楚风文学院，并与上海《少年文艺》联合开办小作家培训班，学员以小学生为主，聘请有丰富创作经验的作家上课。培训班至今已举办了近二十期，培训学员两千余人次，先后有近三百名学员在各类报刊发表习作或在各类比赛中获奖。

2006年底，创建楚风文学沙龙，营造浓郁氛围，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活动平台。几年来，楚风文学沙龙已先后组织了“里下河文学现象”研讨会、“小说创作”研讨会、“让文学作品走出兴化”研讨会和“兴化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等文学创作研讨活动数十次。

三是成立各类文学社团。目前全市经过注册登记的文学团体有8个，乡镇、校园自办文学社等30多个。在政府的扶持引导和文学社团的努力下，兴化文学活动开展经常化、制度化。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每年组织重大文学活动6次以上，中小型文学活动50次以上，各文学社团经常自发组织文学活动，吸收、培养未成年文学爱好者数万人。

3、建立专门平台，丰富创建载体 一是建立“兴化文学馆”。2009年9月，在市博物馆建立“兴化文学馆”，展示兴化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文学馆面积虽不大，但在全国县级市中还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题写馆名，江苏省作协书记处书记张王飞、副主席黄蓓佳为文学馆揭幕。

二是建立“江苏省作家协会创作基地”。“兴化文学现象”已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我们加强与江苏作协的联系、沟通与合作，双方共同商定，在我市乌巾荡风景区建立“江苏省作家协会创作基地”。2009年11月举行授牌仪式，省作协领导王臻中、范小青出席。

三是建立文学网站。2005年，创办中国乡土文学网（论坛），目前注册会员15000多人，影响与日俱增，已成为兴化文学对

外展示交流的重要窗口。兴化作协还利用乡土文学论坛开展征文活动，先后举办了“走进春天”、“情系故土”、“绿水青山”三次征文比赛，得到了全国各地作者的支持和参与，同时也提高了兴化文学的知名度。

四是建立兴化文学作品专柜。市新华书店的兴化籍作家作品专柜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深得文学界和出版界的肯定，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今年我们又顺应广大农村读者的要求及有识之士的建议，着手在全市614个村级农家书屋中再辟兴化籍作家作品专柜。

4、组织专项活动，营造创建氛围

一是召开“兴化文学现象”研讨会。2009年11月，我市与江苏作协联合召开“兴化文学现象研讨会”。王臻中、范小青、赵本夫、黄蓓佳、丁帆、张王飞、汪政、彭学明、吴义勤、蔡翔，以及《钟山》、《雨花》、《扬子江诗刊》、《文艺报》、《文学报》等文学报刊负责人参加会议。本次会议探讨了兴化文学现象的成因、现状和未来，重点研讨了兴化籍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

二是召开《水浒》专题研讨会。2005年9月和2007年10月，我市与中国水浒学会共同合作，分别举办了全国性的“《水浒》探源——施耐庵故里行研讨会”和“水浒文化暨明清小说研讨会”。中国水浒学会以及全国几十所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三是召开兴化籍作家作品系列研讨会。刘仁前长篇小说《香河》研讨会2006年6月在兴化举行，来自江苏和上海、北京等地20多位作家、评论家，对这部充满浓郁地域风情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2010年10月，刘仁前作品研讨会在南京举行。80后女作家王锐的长篇小说《别让阳光照到我》、《我爱吸血鬼》研讨会，王兰中短篇小说集《其实你救不了我》研讨会，周飞长篇小说《沧浪之城》研讨会，沈海波小小说集《鹤斋趣谈录》研讨会等都陆续举办。此外，还有“王干与里下河文学研讨会”、刘春龙《乡村捕钓散记》研讨会、冯晓华《常青藤》研讨会等。

这些研讨会都得到了江苏作协和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虽规模不等，但都体现了兴化这方水土上的人们对文学的热爱和关注。

四是组织兴化籍作家签名售书。2005年10月，毕飞宇来兴化举行长篇小说《平原》发行仪式，毕飞宇介绍了《平原》的创作情况和体会。顾坚分别于2008年、2010年在兴化新华书店签售《元红》、《青果》，并与广大文学爱好者分享创作体会和经验。2011年6月，为配合“文化遗产日”活动，邀请兴化数十位本土作家在四牌楼广场签名售书，交流创作经验。

五是开展对外文学交流。邀请中国作协、“鲁迅文学奖”作家团来兴采风，和本地文学爱好者交流。约请毕飞宇等兴化籍作家回兴化举办读者见面会，与广大文学爱好者零距离接触，畅谈写作心得、人生感悟。有计划地组织本地作家到外地、邀请外地作家来兴化，开展采风活动，搭建交流平台，并适时邀请文学大家来兴指导，开拓兴化文学爱者的眼界，促进兴化文学繁荣发展。

六是举办“小作家培训班”。重视文学后备队伍建设，培养中小学生的文学素养。依托小作家培训班，多次邀请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如梅子涵、朱效文、任哥舒、谢倩霓等来兴化开办文学讲座，激发中小学生写作兴趣，提升写作水平。2007年以来，兴化市作协与上海《少年文艺》联合举办了五届“兴中杯”全市中小学生作文大赛，以期推进全市的作文教学，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成就未来的文学事业。

三、着力巩固既得成果，再创兴化文学辉煌

已有的成绩只能代表过去，只能归功于那些为兴化文学繁荣贡献作品的作家。我们深知，兴化创建“中国小说之乡”的基础还很薄弱，所做的工作远远不够，但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在今后把工作做得更好。

1、与中国小说学会合作开展小说创作研究

借助于中国小说学会的学术资源，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小说创作研究，推动中国当代小说理论与评论的发展。同时，引入

中外小说创作的新观念新方法，指导兴化小说创作，为小说研究与批评提供创新平台，使兴化不断焕发小说创作的活力。

2、建立作家度假村与兴化籍小说家工作室

在乌巾荡风景区，以江苏省作家协会创作基地为依托，建立作家度假村（或写作中心）。同时，为了鼓励兴化籍作家多出精品力作，在创作中多以兴化为背景，或者加入更多的兴化元素，让文学宣传兴化，让世界了解兴化。市政府决定在板桥竹石园、金东门历史街区等风景优美、环境安静的地方建立兴化籍小说家工作室，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便利条件。现在，毕飞宇工作室已在筹建当中。

3、成立施耐庵文学院

兴化有浓厚的文学氛围。为了更好地培养作家，繁荣文艺创作，打造小说精品，加强文学研究，服务于施耐庵文学奖评选的日常工作，根据专家学者的建议，将成立施耐庵文学院。

4、建立施耐庵文学奖基金会

在首届施耐庵文学奖评选获得成功的基础上，为健全评选机制，提高奖项的公信力、美誉度，使之常态化、制度化，拟建立施耐庵文学奖基金会。

5、设立“重点扶持工程项目”

每年确定2至3部选题有价值、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作为“重点扶持工程项目”，为作者创作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包括帮助联系作者想要深入了解的部门单位、提供相关图书资料等，并给予5000至10000元的资金扶持。

6、努力促成兴化籍作家作品改编

采取政府专项资金扶持、文化产业招商、与影视集团联姻等多种形式，促成更多的兴化籍作家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扩大社会效益，增强对外影响力。目前，由杨亚洲执导的毕飞宇作品《哺乳期的女人》，已经进入筹备拍摄阶段。

7、开展“一对一帮扶”活动

聘请省内外知名小说家、文学评论家与兴化籍作家（侧重于本土作家）结对挂钩，进行“一对一帮扶”，让兴化籍作家更

多地了解创作动态，掌握写作技巧，拓宽视野，提高小说创作水平。

8、定期举办文学专题讲座

邀请国内知名小说家、理论家定期来兴举办专题讲座，帮助本地作者更好、更多地了解当今文坛的最新信息以及当下创作的关键问题。

9、选派年轻作家进修深造

每年有计划地从有潜质的年轻作家中选派1至2名到高校或文学院进修。

10、资助作者出版优秀作品

对文学品质较高的长篇小说，因为市场问题等不能顺利出版的，在文化事业建设费中给予出版资助。

小说中的饮食文化 篇6

【关键词】中国文化因素 华裔美国小说 体现

一、中国文化因数在华裔美国小说中首先体现为被排斥

一些华裔作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阻碍了他们发展，阻碍了他们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他们想极力摆脱传统文化的约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多元文化存在冲突，文化的差异很大。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儒家思想的积淀，它提倡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提倡国家、家庭都是集体主义文化的体现。而美国文化崇尚的是个人主义文化，这两种文化相互冲突。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继承了父母的黄皮肤、黑眼睛和黑头发外，更愿意接受美国的主流文化。他们说英语，受美国主流文化教育，头脑中充满了美国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做了切割。对代表和谐、忠孝、诚信、友善等观念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排斥，对强调独立、平等、自由和个性的美国文化推崇备至。代表作如刘裔昌的《父与子》，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自己要融入美国社会，就要彻底和中国文化决裂。

二、体现对中国文化因素的接纳

美国华裔作家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割裂中国文化并不能完全使其融入美国社会，他们开始反思，并且表现出了迫切归属中国传统文化的愿望。特别是90年代以后，华裔小说发展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华裔作家开始回头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开始在作品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华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在华裔小说中体现出来。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如伍慧明的《骨》。小说《骨》再现了华人后裔为祖先的悲惨历史所付出的是代价。用两代华人未得到安息的遗骨和灵魂谴责美国的排华政策，触动美国华裔的心灵。小说带有强烈的民族寓言性，《骨》中的人物梁家三姐妹的婚姻生活仍然恪守着中国传统美德，孝为先，当然，处在跨界之间的三姐妹，爱情、家庭由于文化差异，解决这些差异关系到家庭爱情的幸福。中华文化的因素在这三姐妹身上体现出来，根深蒂固，充分说明了中华文化深入骨髓，是不可能割裂的，无论你身处何地，这种文化因素都无法抹去。小说中屡次提到的单身旅馆极具象征意味，梁爷爷最后的日子是在这里度过的，利昂婚前在那里住，发现妻子婚外情及安娜自杀后，两次从家里搬出来住到这个旅馆，这个单身旅馆成了多灾多难的华人的避难所，是心灵的港湾。是几代华人难以在异国他乡安身立命的象征。这部小说就是将个人、家庭及民族的历史问题和政治编织到一起的民族寓言。从头至尾贯穿找“寻家”和“归家”的主线。家对于漂泊在外的炎黄子孙有着刻骨铭心的意义，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这种“家国情怀”根深蒂固，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就像成龙的一首歌里唱的：家是最小的国家，国是千万家。这种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华裔是不可能彻底从脑子里清除，也必然体现在华裔小说里。

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在华裔美国小说中融合的体现

虽然东西方文化存在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文化，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上，都格格不入，但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慢慢融入美国文化之中，两种文化出现相互接纳、相互融合的现象，首先是中国文化顽强的生命力，为什么中国人能吃苦耐劳，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任何恶劣的条件下生存，这都是中国文化熏陶的结果，在中国文化因素里，就有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品格。同时，中国文化因素中，传递的是宽容、大度、包容的思想观念。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相肚里能撑船。这些都传递出宽容和包容的思想。近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低调走访“六尺巷”，六尺巷的故事里同样包含着谦让和宽容的思想。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这些因素，是中国文化因素能够在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块土地上生根发芽。中国文化因素在华裔小说中的融合代表作应该是汤亭亭的《女勇士》，这部小说的创作借鉴了中国传统的《花木兰》的故事，花木兰替父从军，表现的是中国的“孝”道，而《女勇士》中体现了向父权挑战。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又有美国价值观念的体现，这本书已经发表，立刻在美国引起轰动，说明中美文化的融合，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当然，由于中美文化的差异，在融合的过程中，仍有碰撞、迷茫。《女勇士》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符码，同时也揭示了生活在中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华裔的迷茫、困顿、希冀以及寻求文化身份的艰难历程。谭恩美的《喜福会》同样刻画出了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融合的心路历程。

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军事的产物，是受社会大的背景影响的。随着中华民族崛起，中华文化不断地受到追捧、青睐，这为华裔美国作家在小说中揉进中华文化因素提供了信心。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已经很自然的融合到小说中。比如美籍华人作家刘墉。他的作品中，中华传统文化因素表现的十分突出，儒家思想、中国的传统观念都在他的小说中表现出来。比如《我不是教你诈》这部作品是作者“处世学”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时世间百相的揭示，告诉你不吃亏的学问。这是一本针对社会现象所写的书，每个故事都可能切中时弊，每个分析都可能深入人心。它的目的不在立刻“改变”什么，而是希望慢慢“作用”，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不是教你诈，是教你认清人性。”这些处事这些都有中国文化因素的影子。 这些作品在美国受到喜爱，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已经完全融入美国社会。

【文献参考】

[1]弥沙.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华裔小说中的延续与断裂[J]，学术交流，2011（05），P181-183

[2]王楠.发展我国先进军事文化问题研究[D]，2012

[3]弥沙.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华裔小说中的延续与断裂[J]，学术交流，2011（05），P181-183

论索尔·贝娄小说中的犹太文化 篇7

关键词：犹太文化,索尔·贝娄,流浪意识

索尔·贝娄的小说包含了深刻的文化底蕴, 描述了当代西方世界中犹太民族的生存问题, 挖掘出文学作品的文化根源才能真正地解析文学作品。小说呈现出犹太人怎样面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怎样处理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调整自己, 适应社会, 适应西方社会这个大熔炉, 研究犹太文化在西方社会中的体现对解决世界各国文化在现实中遇到的各种挑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父与子”的家长观

传统的犹太文化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是“父与子”, 美国的很多小说中也把该主题作为小说创作的文学主题, 犹太人移民到美国以后在社会和生活中遇到了各种文化冲突和代沟, 小说描述了众多的父与子的“战争”。索尔·贝娄作为著名的犹太作家, 他的许多作品都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父子之战”, 而《只争朝夕》的主题则是父与子的家长观, 十分深入地探究了特定情景下父子战争所反映出的文化内涵。比如当威尔赫姆的事业和婚姻遇到挫折, 精神处在崩溃的边缘时, 父亲艾德勒医生不对自己给予物质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鼓励, 只是建议他尝试一下清水疗法。这一忠告使威尔赫姆感受不到父亲的爱。当威尔赫姆悲痛万分地对父亲讲述自己的婚姻问题时, 艾德勒医生建议他请个精明的律师离婚, 而不是告诉儿子如何想办法挽救婚姻。当威尔赫姆谈到事业时, 感到父亲很有成就, 自己却毫无成就时, 父亲说:“你说得很对。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我既不放纵, 也不懒惰……我们当时的确是一无所有, 你懂吗?我从来不放过一个机会。”

犹太民族是一个流浪的民族, 犹太人不停地离开旧地, 来到新的地点, 不停地适应环境, 犹太文化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犹太人是保持传统文化, 还是接受新文化?犹太人的父辈一代显然更能接受传统文化, 他们己然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即使到了新的国度也不愿改变自己, 因此做事较为保守。犹太人的子辈一代从小就接触新的文化环境, 更容易接受新事物, 他们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体验比对新文化的体验要少, 所以他们能更迅速地融入到新的生存环境中。因此, 生活在不同文化下的父、子两代产生了严重的代沟。索尔·贝娄小说中描写的是一个摇晃又充满危机的世界, 贝娄小说中的人物绝大多数是犹太人, 主人公很多都是犹太知识分子。他们为了生存苦苦探索, 四处奔波, 想在社会上找到一片宁静的土地, 但是最后总是会放弃自己的初衷, 与社会妥协, 或者走上宗教的道路。

二、流浪意识的体现

犹太民族的历史中两千多年的流浪生活给犹太人的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流浪是犹太民族独特的文化特点, 这孕育了犹太民族的“流浪意识”。犹太民族的流浪意识深刻影响着贝娄的小说创作, 小说中, 主人公因为各种原因四处流浪, 经常搬离原居住地, 寻找新的地点。因此贝娄的小说中经常出现流浪主题, 贝娄的小说形成了一种统一的流浪汉模式, 这种模式流露出贝娄的民族“流浪情结”, 这也是作者对生活的一种感悟。贝娄的小说中流浪汉的原型模式就像是一种语言符号和文化载体, 绝不是单纯的信息传入。贝娄小说对流浪模式的描述是传统的流浪汉小说模式的典范。

索尔·贝娄的很多小说体现了精神流浪的主题。在《赫索格》中, 主人公赫索格给不同的人、活着的或死了的写了很多信, 这是他自我反思的过程, 这体现了他本人对这个世界的人、物、事的领悟。《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主人公赛姆勒虽然是犹太知识分子, 也接受过西方最高文化的教育, 纳粹残害了他所有的希望和幻想, 这使他讨厌这个世界。他苦苦探索, 希望能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小说淋流尽致地描绘了动荡不稳的美国社会, 精神空虚的美国年轻人以及赛姆勒先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痛苦回忆, 由此使赛姆勒先生苦苦思索, 终于主人公领悟到资本主义国家将面临着新的危机, 这也是小说的高潮。小说《雨王汉德森》取之于流浪汉冒险生活, 它描写的是一位百万富翁汉德森赴非洲探险的经历。主人公汉德森出身高贵, 拥有丰富的遗产, 婚姻也很完美, 令人羡慕, 但是主人公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 在他的耳旁仿佛总有一个声音:“我要, 我要”。然而要什么?声音从哪里来?汉德森都不知道。但是他总有一股强烈的欲望, 他对新奇的事物超级渴望, 因此, 他果断地抛开令人艳羡的物质生活和舒适的家园到遥远的非洲旅游冒险。传统的流浪汉小说是典型的形体流浪模式, 《雨王汉德森》也不例外, 流浪汉的形象遍布整部小说。汉德森和好友查理从美国出发, 来到非洲大陆, 接着冒险抛开向导, 抛开一切, 历尽艰难险阻来到非洲毫无人烟的地带, 最后又回归现实, 返回美国。这是主人公的流浪历程。《雨王汉德森》与传统流浪汉小说的一点不同是主人公汉德森受过良好的教育, 经济上富有, 而传统流浪汉小说的主人公皆是迫于经济压力而流浪。贝娄主要把美国知识分子作为小说创作的主人公。组成了贝娄小说的流浪群体。

三、双重身份的困惑

索尔·贝娄的犹太裔背景给他的小说创作带来巨大的影响, 贝娄是俄罗斯犹太移民, 他目击了第一代美国犹太人面临的困难, 他是第二代移民。《赫索格》中的主人公赫索格是犹太人, 他的父亲是拉比, 他的母亲也希望他成为一个拉比, 赫索格成为一名著名历史教授, 事业有成, 前途一片光明, 因为他具备作为有前途的知识分子的条件, 他拥有博士学位, 社会地位高, 发表过专著, 还有一些科研经费, 但他正处于危机之中, 他又一次离婚, 同时他不得不放弃令人羡慕的教职, 开始从哲学角度反省自己, 反省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离婚后, 两位妻子均带走了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兄弟和朋友也不理解他, 最糟糕的是, 他最好的朋友斯贝奇也背叛了自己, 贝奇是一个只有一条腿的电台音乐唱片节目主持人, 他和玛德琳竟然成了情人, 妻子、孩子、兄弟、朋友都抛弃了他。赫索格无法承受众多的打击, 他常常不能自主, 对自己说话, 给一些死去的亲戚、朋友、名人甚至国家总统写信, 不过从来不投邮寄出。他的头脑整日昏昏沉沉, 精神即将崩溃, 但是一个花店女老板拉蒙拉爱上了赫索格。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他决定接受拉蒙拉的爱意, 至此他的精神同化, 重归到现实生活中, 找到了自己合适的定位。他的精神异化是自己异化导致的, 在美国现实社会中很有代表性, 小说发行后很多读者在心里有共鸣, 小说采用了以流浪汉的冒险事迹作为小说的结构, 反映了流浪汉的生存状态和犹太民族的精神家园。

四、结语

小说中的饮食文化 篇8

关键词：鲁迅,《祝福》,民俗事象,文化意义

民俗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形态, 有着独特的制约和规范功能, 是千百年来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一种文化现象。不但对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人群的行为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而且也对这些人的思想产生着巨大的作用, 最终促使一个民族形成独特的国民性。生活是民俗的具体存在形式, 因此生活习俗中沉淀着人们的心理和意识, 而民俗的背后却依托着深厚的文化。鲁迅是一位民俗文化意识非常浓厚的作家, 通过对民俗生活的描写, 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展示一个民族长期的心理积淀, 并对民俗事象背后所体现的文化进行深刻的价值判断和意义探析。鲁迅小说中通过对浙东民俗的描写, 深刻揭示出积淀于民俗深处的国民性的病态和惰性, 并对民俗所体现的封建礼教文化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在他的作品中有诸多的传统节日民俗内容。几乎每一篇都是在节日民俗这一重要背景或发展情节下展开对国民性的深刻剖析。

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描绘了一幅沉重而巨大的民俗风情画, 是最具有民俗色彩的作品。“祝福”这一民俗生活通过长期积淀下来之后已经成为生活秩序中的重要环节, 有许多繁文缛节和禁忌, 给祥林嫂以巨大的心理压力, 祥林嫂在冷酷的社会环境下苦苦挣扎, 终于在“祝福”的爆竹声中悲愤离去。

首先, 鲁迅先生在作品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传统节日的深刻寓意。《祝福》中所描写的就是人们在阴历腊月廿三、廿四祭送灶神这一独特的民俗活动, 也就是民间所谓的“过小年”, 即“谢年”或“祝福”, 民间通常由此拉开春节系列祈福活动的传统序曲。

“过年”是汉民族生活中的重大节日, 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积淀。无论是从城市到乡村, 还是从南方到北方, 甚至是从海内到海外, 只要是汉民族, 都要过年。而且极其隆重, 每一位参与者都显得颇为郑重其事。

《祝福》里的过年更是是认真的, 从送灶神到祝福, 礼数周全, 祭祀丰盛。这“年终的大典”本来已经作为直接的生存手段, 成了鲁镇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却给“祥林嫂”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直接主宰着“祥林嫂”的命运。

“祝福”这一民俗生活已经成为生活秩序的重要环节, 是一种生存规则和手段, 在鲁镇有规范的程序。鲁迅用文学语言叙述了鲁镇或鲁四老爷家过年的主要程序, 包括过年前诸如扫尘、洗地等许多准备工作。腊月底, 由于生产时令和季节交替的影响, 中国广大农村的农业生产基本告一段落, 进入农闲时节, 常年劳作的农民也只有在这种时候才有闲暇彻底打扫住房卫生, 掸掉房屋梁上堆积了一年的灰尘, 清除长期隐藏在屋角的垃圾, 同时也预示着扫除所有的晦气, 除旧布新, 迎接来年的清洁和顺。

送灶神是在阴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 据说腊月二十四是灶神升天之日。礼拜一般由主人或者家里的老人主持, 焚烧纸钱则由妇女进行。民间传说“灶神”是玉皇大帝的女婿, 每到年终, 他负责把一家人一年之间的情况和言行, 报给玉皇大帝, 然后根据其言行决定这家人在新的一年里的祸福。现在农村的锅灶台上往往还有“灶神宫”, 过年时贴上一幅红对联“天上言好事, 地下保平安”, 横批是“如意”或“吉祥”。

“祝福”是鲁镇的年终大典, 仪式隆重庄严, 作为一种民俗生活, 每年都要重复, 然而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 参与礼拜的只限男人, 一年的好运气全在这一拜, 承载了几乎所有的祈望和渴求。准备福礼费了女人多少力气, 却只能回避这深深祝福的一拜, 这沉重的礼俗连女子幸福的欲望也被完全剥夺, 连祈望和渴求的权利都被剥夺的祥林嫂只能在祝福的爆竹声中死去。

祭祀比“祝福”更重要。祖先的世界, 同样延续和传承着所有长幼尊卑的礼俗, 只不过是由其父子孙以及他们的妻子们所祭祀的死后世界。这个世界正是基于昭穆秩序的父系“家族”体系的镜像。人们认为只要子孙们定期祭祀祖先, 祖先就能保证子孙的繁荣。

其次就是描写各种人物在节日禁忌中的悲惨命运, 以此揭示封建礼俗对国民性的扭曲和控制。“禁忌, 也就是忌讳, 是指人们对自己某些言行的强行约束以至禁绝。”[1]节日禁忌:“作为特殊的民俗事象, 禁忌包含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受尊敬的神物不许随便使用。因为这种神物具有‘神秘’或‘圣洁’的性质, 随便使用是一种亵渎行为。违反这种禁忌会招致不幸, 遵循这一禁忌, 会带来幸福。二是对受鄙视的贱物及不洁、危险之物, 不许随便接触, 违反这种禁忌, 同样会招致不幸。”[2]

在《祝福》中, 鲁迅描写的鲁镇作为一个传统的民俗社会的代表, 同样奉行“男不拜月, 女不祭灶”[3]的禁忌。所以, 鲁四老爷遵循着许多“祝福”和祭祀祖先时的禁忌。

“拜的却只限于男人”, 也就表明只有四叔这样的男性家长才能祭拜, 就是四婶这样的家庭成员也因男尊女卑的观念和祖先血缘的承续而轮不到的;但四婶没有触犯禁忌, 还有资格去碰祭器, 而祥林嫂因为触犯了禁忌, 是“受鄙视的贱物及不洁、危险之物”, 连祭器也没有资格去碰。民间认为一旦像祥林嫂这样的“不洁之人”接触到祭器, 祭礼的灵验就会被破坏掉, 神灵也不会领供奉之情。但是, 她的意识里对节日禁忌毫无知觉, 只是本分地去分配酒杯和筷子, 取烛台的时候就被四婶连忙阻止了。

祥林嫂再嫁之后非但没有改变“不洁”的性质, 反而因为在此成为寡妇, 而被深深地烙上“不祥不洁”的烙印。自觉平常地去拿祭器时因触犯了禁忌而被四婶大声喝止, 在如此强大的心理压力之下, 祥林嫂无法自由呼吸, 直至精神恍惚, 如木偶人。

“一个人死了之后, 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那么, 也就有地狱了?”

“那么, 死掉的一家人, 都能见面的?”[4]

这是祥林嫂绞尽脑汁, 百思不得其解, 至死都不明白的疑问。这步步逼问, 饱含疑惧, 也恰好指明了祥林嫂对魂灵的恐惧之处。魂灵崇拜就是对不可知的事物的畏惧, 这一民俗反映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人死后的去处的思考。

当柳妈告诉祥林嫂将来到了阴司, 面对两个死鬼男人, 阎罗大王只好把她锯开, 分给他们。破解的方法只有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 当作替身, 给千人踏, 万人跨, 以此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后, 才能免得到了阴司被锯开的时候, 祥林嫂对此深信不疑, 两次认捐之后觉得已经洗刷罪名, 不在担心受罪。神气很舒畅, 眼光也分外有神。然而令她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切并未改变命运, 罪名没有洗刷, 也改变不了“不洁”“不祥”的本质。

祥林嫂“自信”地参与祭祀时, 再次被四婶大声阻止, 甚至紧张惶急到先下命令“你放着罢”而后再叫“祥林嫂”的名字的地步, 这使祥林嫂消除罪名的希望彻底破灭。屡犯禁忌的祥林嫂连死也是犯忌的, 因为正好是祝福的时候, 而盛大的祝福是忌讳死的。为此被鲁四老爷骂为:“不早不迟, 偏偏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由此可见, 鲁迅的《祝福》蕴含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内容和文化意义。在婚姻民俗方面, 《祝福》中祥林嫂没有任何婚姻自主权, 所经历两次婚姻都是在非本人意愿情况下。特别是婆婆像卖牲口一样把她卖到贺家坳的时候, 不仅使她再次承受不自主的婚姻, 同时还迫使她守节不成, 为此而遭到了封建道德对她未为前夫守节的惩罚。通过祥林嫂的几次婚变和人们冷漠的反应展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典型包办、买卖婚俗和贞节观念。

民间信仰习俗方面, 《祝福》中, 无论是柳妈告诉祥林嫂两次嫁人将在阴司被锯成两半的民间传说, 还是“捐门槛”作为替身的习俗描写, 都是为了从这些看似符合民俗心理的民间信仰民俗中挖掘出沉淀于国民精神的麻木、愚昧、野蛮。从而揭示和批判饱受封建文化影响的乡村民俗对农民的精神腐蚀。

物质民俗方面:如节日, 祭祀时的食物和器具;有书斋的布局和摆设;有祥林嫂守寡后扎的白头绳标志。精神方面的:如祭祀中的禁忌, 神灵, 祖先和鬼魂的崇拜等, 无不体现着民俗文化的广泛的特征和独特的社会功能。通过对《祝福》中民俗事象的解读, 可以深切感觉到民俗文化对俗民生活和精神的深刻影响, 民俗文化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秩序, 道德规范的同时, 也在制约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只有通过对民俗事象中文化意义的探析, 剖析、理解俗民的心理意识, 才可能让民俗文化在国民性意识过程中发挥积极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赵东玉著《中华传统节庆文化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2年。

[2]陶立番著《民俗学概论》,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87年。

[3]盖国梁著《节庆趣谈》, 上海古籍出版社。

[4]庞俭克编辑《鲁迅经典文集》, 漓江出版社, 2001年11月。

[5]钟敬文《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想》,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年。

[6]《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 (上、下册) ,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1985年。

[7]陈正平著《巴渠民间文学与民俗研究》,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年6月。

[8]王玉琴;莫鹏飞;《鲁迅作品中传统节日民俗内容的教学研究》, 《教学月刊 (中学版) 》, 2006.11.01。

[9]李佩英;《浅论<祝福>中的民俗文化》,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学报》, 2010.10.20。

小说中的饮食文化 篇9

才子佳人小说是流行于明清时期,以描写男女婚恋故事为主要内容的章回体小说,小说的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才子佳人小说以文雅之风融于其中,多以如意结局,因此也成为当时的佳话,具有极强的时代特色。才子佳人小说的情节模式主要包括一见钟情、如意团圆等,内容丰富多彩。作者主要是以失意文人为主,曾对生活有着美好的理想却在现实中梦碎,但却仍然怀有一颗不甘失败的心,努力向着理想生活前进。他们生活在平民百姓当中,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于是运用一些通俗的语言来编撰故事,这些故事中有生动的人物形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具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吸引了大批的读者。

1惊艳的茶诗故事

明清时期的才子佳人小说数量较多,例如《飞花艳想》、《风月梦》、《春柳莺》等,这些小说都讲述了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才子佳人小说大部分以茶诗等作为题目或开头,这种茶诗的运用方式增添了小说浓浓的人情味儿和生活气息,也贴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例如《风月梦》中有题为“袁友英茶坊逢旧友,吴耕雨教场说新闻”、“吃花酒猜拳行令,打茶围寻事生风”等等,这些以茶坊作为章回小说的题目方式十分普遍。茶坊最早源于唐代,在《封氏闻见记》中对茶馆的雏形进行了描述,随着茶馆的不断发展演变,到了宋元时期,茶馆成为了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休闲消费场所,茶馆的发展规模也越来越大,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到了明清时期,茶馆的发展进入一个繁荣时期,茶馆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密切,从王侯将相到贩夫走卒,都与茶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例如在《红楼梦》小说中也有对茶馆的详细描述,可见,茶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对于才子佳人小说来说,茶馆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其中的故事发展、情节逆转都提供了绝佳的场所。

才子佳人小说除了在题目上提到茶字,还喜欢在每章的开头进行茶的描写,不仅使整篇小说的内容更具文化气息,而且也提升了文章的格调,例如《锦香亭》中有一节开篇写道“红杏萧墙翠柳遮,重门深锁属谁家……玉楼有客房中酒,笑拨沉烟索煮茶。”本节主要讲述了状元钟景期与虢国夫人相遇的场景。开篇以红杏翠柳作为气氛渲染,最后的一句内容,又带读者重新回到了唐代,领略那里的茶香茶韵。煮茶是唐代的饮茶方法,这里的茶诗既有闲适奢华的格调,进一步衬托出风花雪月中的艳遇故事,同时也充分地展现了唐代独特的茶文化内涵,故事真实而精彩。

2极具品位的茶文化

在明代张岱的《陶庵梦忆》中首次出现了茶馆一词,其后,在许多小说中都出现了与茶馆相似的词汇,例如茶坊、茶楼、茶轩、茶园、茶阁、茶谷、茶台、茶斋、茶庄等,这些场所不仅是饮茶休闲的地方,也为聚会交友提供了好去处,饮茶也成为人们休闲活动中的代表之一。由此可见,明清时期茶业发展之繁荣。

明清时期茶文化发展十分繁荣,从茶具质地到茶文化创作都极具时代特色。例如仅茶具质地就分金、银、瓷、木等多种材质,从制作工艺上来看更加精致灵巧,极具艺术特色。明清时期的茶文化创作也各具特色,文人雅士们以茶会友,畅怀心情,并以茶为题创作了大量的茶诗、茶画等作品,对于茶文化有了更为全面的探讨和鉴赏,也极大地提升了茶文化的思想内涵。其中包括了对茶的种植、生产、储藏、品饮等内容的分析研究,对饮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可谓达到了十分精通与专业的程度。例如在朱权的《茶谱》中,对饮茶、点茶等茶法,以及与茶相关的炉、灶、磨、碾、水等内容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所介绍的内容涉及茶的方方面面,不仅专业性较强,而且体现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和审美价值。再如在田艺蘅的《煮泉小品》中对饮茶之水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从石流、宜茶、江水、清寒等进行了分别的叙述,这部茶著作也体现了明代茶人对茶与水的深刻描述以及对茶之境界的无限向往,如此明清茶文化在才子佳人小说中也有十分广泛的体现。例如在《梅兰佳话》中写道:“茶品不一,若红梅,若素梅……但较翠涛兄家松萝何如?……松与梅俱颐解。”此文中三个谈茶,内容中有红梅、素梅、松萝,也包含了茶圣陆羽。陆羽所著的《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事著作,不仅是我国茶文化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世界文化的艺术瑰宝,是中国传统茶文化的代表。而文中所提到的红梅、素梅和松萝与茶相提并论,从作者的创作时间以及上下文的关系来看,可以得知书中所写的红梅和素梅可能是指九曲红梅茶,梅萝也是明代历史上的名茶松萝茶。明代冯时可在《茶录》中记载“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茶,最为时尚……比天池茶租粗,而气甚香,味更清……”《梅兰佳话》文中三人谈茶,各有所好,对自己所喜爱的茶叶都赞美有加,各类茶叶都有其特色,因此难分高下,最后决定以茶圣陆羽所定的标准来判断结果。三人对茶的评论生动有趣,虽然书中以爱情故事作为主线,但加入茶的评论也体现出小说的精巧别致之处,更增添了小说的艺术特色。

《合浦珠》中也形象地描写了茶事故事,文中这样写道:“正闲叙间,侍儿芳英以松萝茶捧至……古诗有云:玉楼曾记闻香处,分得佳人半盏茶……文因病渴,玉川七碗,水厄之多,文士皆然。”作者借用古诗体现了分茶的高雅特点。其中所提到的玉川七碗选自唐代卢仝的《七碗茶诗》,诗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在《合浦珠》中以盏茶谈论经典,不仅充分展现了饮茶文化的内容与特点,同时也丰富了小说内容,增添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3浓厚气息的茶俗

才子佳人小说作为明清时代极具代表性的小说类别,其中出现了较多与茶相关的民俗描写,形象地展现了明清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文化特色。例如在《赛花铃》中写道:“原来昝元文,单生一女,名唤琼英。年方二八,尚未受茶……”《珍珠舶》中写道:“郎君之言,句句切实,使老身闻之,如醉方醒。但小女迟至十八岁,而尚未受茶者……”《桃花影》中写道:“这位女子是谁?即非云姐也。年方十五,尚未受茶……”《吴江雪》中写道:“小姐不但描鸾刺凤,又且善赋能诗。老爷过于珍重……故此至今尚未受茶……”从以上几部小说中来看,都有关于受茶的描写和介绍,受茶是明清时期茶民俗的重要组成内容,主要指未出嫁的女子。

在古籍中有记载,“凡种茶树,必下子,移植则不复生,故聘妇必以茶为礼,义固有所取也。”由此可知,茶树有着特殊的生长环境,一旦栽种下去,则会扎根于此,如果移植则不能再生长。古人以此作为茶树的特征,比喻其忠贞的本性,因此在古代婚娶中,常常以茶作为聘礼,预示着婚姻的稳定美满。在宋代吴自牧的《梦梁录》中有关于以茶为聘礼的记载:“议定礼,往女家报定。若丰富之家,以珠翠、首饰、金器及缎匹茶饼……或下等人家,所送一二匹,官会一二封,加以鹅酒茶饼而已”由这些文字可以得知,从达官贵人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看重茶礼,茶已经成为婚娶聘礼中的必备之物。在下聘礼时茶礼也称为过茶、定茶、送茶、受茶等,从上文介绍中可以了解其意。

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与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茶文化在小说中的渗透,不仅使茶文化得到有效的体现和延伸,同时也丰富了明清小说文化的艺术审美价值。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也有着一定的时代特色,这些作者往往是仕途不得意,生活也不顺遂,这样的生活境遇使他们对平民百姓的生活有更深刻的体会,尽管个人不得志,但是仍然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因此,他们将更多的情感体验融入到小说作品之中,使小说更具荡气回肠之味道,同时也充满了市井生活气息。这种独特的创作方式,在通过茶文化的描写之下,使文学的艺术气质得以展现,使文化更具张力,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传统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摘要：明清时代是茶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在明清时代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可以窥探这一时期的茶文化习俗和茶礼,不仅丰富了小说的生活气息和艺术色彩,同时也形象地展现了明清时代的茶道文化内涵和品位。

关键词：明清,茶道文化,才子佳人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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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的饮食文化 篇10

一、胡塞尼双重文化身份概述

(一)胡塞尼生长在阿富汗

胡塞尼出生在喀布尔市,家境显赫,是当地有名的旺族。胡塞尼在阿富汗度过十几年的快乐时光,这是其文化的根源所在。阿富汗是胡塞尼及其祖辈的血缘纽带,这里给予了胡塞尼一生的民族身份。在《追风筝的人》中,胡塞尼进行半自传式的描写,讲述自己的童年,讲述父亲的房子及父亲在各地买来的日用品与装饰品,尽显其童年的欢乐与美好。身为大学教师的母亲在胡塞尼文学启蒙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母亲引导胡塞尼阅读阿富汗语言故事与诗歌,从而建立了胡塞尼阿富汗语言习得的基础,以致在其作品中也会运用大量阿富汗语言和俗语,对于俗语胡塞尼并未作出相关的翻译或注释,而是直接使用,充分地表现了其对母语的尊重与习惯,并且在故事展开时通常利用阿富汗寓言故事或传说作为线索,可见其对阿富汗文化的认同。基于此,从血缘身份和文化底蕴便可看出胡塞尼的文化身份特征——阿富汗人。

(二)胡塞尼移居美国

由于胡塞尼父亲工作的原因,其一家人经常旅居国外,并且在阿富汗经历动乱之后,他们不得回国,最后得到美国救助取得绿卡定居美国。这之后胡塞尼接受西方教育,在其成长和生活过程中体会到了美国社会的安定与团结。他在作品中对阿富汗战争的残忍与战后阿富汗的狼藉进行了相关描写,同时也描写了美国生活的便利与稳定,至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当胡塞尼在美国有了安稳的生活之后,才开始自己的小说创作,这时其已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在对阿富汗的描写中视角更加独特,并且更具客观性,作品中人文情怀强烈,批判了阿富汗种族歧视的事实。并且胡塞尼对英语的运用达到了纯熟的境地,其作品以全英文的形式展示,并具有较高的语言运用技巧。由此可见,在语言运用和工作环境方面胡塞尼已具备美国文化身份,是一个地道的美国移民。

(三)胡塞尼的双重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的认同范围广泛,包括时间上的现在与过去,也包含与生俱来的民族文化和身处的异族文化,在这些内容的影响下,主体会对本族文化和异族文化产生相应的认同感。由于主体经历的不同,其文化身份双重或多重的可能性极大,由此决定了文化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同时,文化身份的认同情况对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胡塞尼作品中便可体会双重身份认证的作用,一方面他熟悉阿富汗文化与历史,在其作品中能够将真实性表现出来,并通过诗歌等内容的运用给人以独特的体验;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小说情节的构造多以人性角度出发,并通过语言的合理运用将阿富汗故事展现给更广泛的读者。由此可见,胡塞尼的双重文化身份使其作品充满巨大能量,极富情感底蕴。

二、以胡塞尼主要作品为例解读其双重文化身份

(一)以《追风筝的人》为例

胡塞尼在作品创作的过程中以人性化视角出发,救赎自身对故土的依恋情怀,以此达到对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重建。他借助小说创作,利用主人公的生活轨迹重新展示阿富汗民族形象,人物的从逃离到回归,既展示了民族向往和平的变化,也预示了胡塞尼对自身阿富汗族裔身份的认同。例如在《追风筝的人》这部自传式小说中,以主人公阿米尔由背叛到救赎再到成长为真正的男人的历程为主要叙事情节,小说创作恰逢9·11事件发生时期,人们对阿富汗的印象停留在暴力、凶残的层面,但是这是镜头传递给人们的信息,并非就是完全真实的。在《追风筝的人》中,胡塞尼旨在为世人展现一个真实的阿富汗,通过其对街景、建筑甚至足球赛等富有生活气息事物或场景的描写,并对比战争对阿富汗造成的破坏,使得读者明确是战争破坏了阿富汗,而并非阿富汗自身便是凶残的。同时,长期的战争也使得阿富汗人民具有逃亡、背叛和盲目的综合特性,胡塞尼的文化身份促使他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剖析错综复杂人性关系背后蕴含的无奈与救赎,为读者展示真正的阿富汗灵魂所在。比如阿米尔为了父爱背叛哈桑,但是却受到灵魂的谴责,选择通过帮助哈桑的孩子来实现救赎。除此之外,父亲同样行走在救赎的道路上,其迫于种种原因不能与哈桑相认,只有通过默默关心或者行善他人来进行弥补,实现自身灵魂的救赎。在这些人物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展开过程中,读者在感受真实阿富汗的同时,也能深深体会到作者对故土的依恋之情,虽然胡塞尼因为战乱离开故土,但其在生活中煎熬与内疚,在移民生活中感受着世人对阿富汗人的歧视与误解,因此力争用自己的努力甚至作品来改变阿富汗的形象,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身双重文化身份的认同。

(二)以《灿烂千阳》为例

胡塞尼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其为读者展示残酷的现实之后,作品中还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将现实撕裂的伤口修复,给读者以心灵的慰藉。例如在其作品《灿烂千阳》中,其将视角投射在处于底层的阿富汗妇女身上,向世人展示外表柔弱、受到环境限制的女性内心的坚强与救赎的勇气。小说中对阿富汗女性的衣着——布卡进行了大量描述,其是阿富汗女性的传统服饰,长袍、面纱、头巾的组合将女性全副包裹,甚至会阻挡其视线,对其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由此可见女性在社会中受到诸多限制,给世人以女性默默承受其与生俱来的命运的压迫感。但是事实上,她们热爱生活,怀揣希望进行不懈的斗争,这是胡塞尼小说为我们展示的阿富汗女性真实形象。在《灿烂千阳》中胡塞尼塑造了两个全新的阿富汗男性形象,即莱拉的父亲和她的男朋友,他们尊重女性的学识和思想,可以看作消除男权中心主义的预示。胡塞尼在这里将西方自由平等的思想寄予阿富汗发展之中,希望祖国在发展过程中能够真正接纳自由平等的思想,颠覆女性受男性摆布、成为男性经济附属品的传统习惯,为女性赢得真正的独立、平等、勇敢。由此可见,胡塞尼对阿富汗的男权中心主义是不认可的,其希望通过描写女性的勇敢与坚毅,使得世人能够感受其对自由平等的渴望。这同样也是胡塞尼阿富汗族裔和美国移民双重文化身份认同的体现,力求应用自由平等的思想缓解阿富汗女性的悲剧。

(三)以《群山回响》为例

胡塞尼经历过被迫离开故土,在政治与战争的影响下,阿富汗几百万民众逃离祖国,成为他国移民甚至成为难民,基于此,胡塞尼在创作过程中将视角投向了流散在外的族裔,通过表现他们的彷徨和回归来实现自身双重身份的认同。例如在《群山回响》中,胡塞尼依旧以战争时期的阿富汗为背景,但是其将主体设定为流离在外的阿富汗群众,讲述他们在外邦生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尤其以文化认同和生活习惯的矛盾为主,最后通过心理回归实现自身的救赎。胡塞尼对移民生活具有深刻的体会,物质的丰厚和生活的稳定都不能消除灵魂的漂泊感,在他乡中对故土的回忆,新文化新环境的适应及新身份的确认都会加剧人民的焦虑情绪,胡塞尼准确地把握了移民的真实心理,并渗透其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人性视角,对移民的生活现状与渴望回归的心理进行描写。在小说中,铁木尔和伊德里斯本是因为处理家族财产才再次回到阿富汗,但是面对祖国的落后与破败,其毅然决定留下来重建祖国,这是回归的真实而直接的表现,是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可与复位。同时马斯科在多年漂泊后选择回到母亲身边,这种回归促使其选择冰释前嫌。这样的事例在小说中很多,阿富汗人民的回归是根深蒂固的故乡情与向现实妥协相融合的情愫,与祖国与生俱来的血缘与记忆是无法割舍的,但是异国安稳的生活和平静的生活是摆在每个流散在外的族裔面前的现实问题,有的人选择回归,有的人选择现实,但现实并不是背叛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妥协,更是两种文化身份在认同过程中的利弊权衡的结果。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胡塞尼的移民身份赋予其创作中的双重文化身份,阿富汗生人的身份决定其对阿富汗描写的真实性与鲜活性,并在字里行间展现了无尽的感情,这是没有相关经历的作家无法企及的高度;同时其移民到美国,在那里定居生活,骨子里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其作品中体现出西方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和批判精神。在这一过程中胡塞尼视线里利用西方语言描写阿富汗,将阿富汗展现给西方人,并在写作过程中注重文化之间的差异,消除了外界对阿富汗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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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吕新小说中的乡土文化理念 篇11

关键词：吕新 乡土文化 童年经验

中国的先锋派文学正式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它呈现出当代文学对现代性的不断追求，先锋文学在理论依据上多借鉴西方，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作为深受西方文学影响的舶来品，先锋文学显示出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态势，它游离于中国本土文化之外，无法真正融入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而作为先锋文学的一员，吕新的小说创作却罕见地打破了这一局限。在他的小说文本中，他的先锋写作，不是浮在半空中的，而是将它的根深深地扎进了山西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以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将其滋养，从而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的先锋文学特质，又兼有深厚的乡土文化底蕴的文学作品。

首先，便是吕新小说中大量出现的晋北山区形象。吕新在《我为什么写作》中提到写作对于他来说，便是“带着人生的伤痛荣辱，一次次回到故乡”。 所谓“回到故乡”，便是在文本中回到那个苍凉萧瑟，但有着大片金黄灿烂葵花田的晋北故乡，在那里完成自己的文学理想。在吕新的先锋小说创作中，晋北山区往往是他小说中人物生活、故事发生的地方，人们在那里出生、成长、死去，经历着人世间的苦难。如小说《带有五个头像的夏天》、《农眼》、《太阳》等篇目都是以晋北山区为故事的空间载体。在吕新的笔下，那是个荒凉的所在，《农眼》中经常出现的大片荒凉贫瘠的灰褐色的土地，每年冬天呼啸而至的凛冽的西北风、长长的山路和连绵不绝的大山；那是个贫穷的所在，《瓦蓝》中为吃饱饭不惜去偷牛饲料，而这一切只是因为被抓可以去公社吃顿饱饭；那又是个美丽的地方，《葵花》中那布满每一个角落的金光灿烂的向日葵、密集如云的庄稼、清澈见底的蓝色的河流和到处都橙黄碧绿，青翠欲滴的景象。出于内心对于故乡的深深眷恋，吕新在他的小说文本中塑造了一系列生活在晋北山区的人物形象，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的身上流淌着的是晋北山区那苍凉而辽阔的土地的血液，因而便成为山区的化身，吕新在小说中写他们的贫穷与受辱，无疑是在为故乡的不幸和凋敝痛心。这种对故乡的看重，正是乡土文化在吕新文学理念中的体现之一，他对本土文化的热爱，使他的小说与晋北山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无法拆分的整体。而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故乡情怀”的大有人在，比如说沈从文田园牧歌式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县等，故乡成为他们内心永远无法忘怀的圣地，这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作品风貌。在对故乡的回首中，他们获得了创作的强大动力及源源不断的素材，观察到生活在其中的人民的悲惨命运，便振臂一呼，为自己的故乡发声。

其次，是吕新对于农业时代的眷恋。吕新对于农村的叙述，无意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而是在描述一种农业时代的巨幅的背景图，并通过人物与故事营构一个乡土的民间。在《消逝的农具》中，吕新这样叙述自己的创作活动，“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眺望过农民与河流的关系，以及农具在四季里的形状和印象。描述农业岁月里的颜色和气候，是一次困难的空洞而悄无声息的活动。”[1]可以说，农业时代是他着力想要表现的重点，而农民与农具的出现，恰好使农业时代有了它存在的基础。在吕新的小说中，存在大量关于农村环境与农具的描写，如小说《消逝的农具》中，“五谷金黄。小麦和谷子的幽香轻轻飘散，土的颜色，阳光的颜色，牛的颜色不断在陈仓荒芜地视线里重复出现，寂静的窑洞仿佛山中的坟丘。”[2]大量的关于谷物、牲畜与土地的描写使文本具有浓烈的农业气息，是作者对于记忆中的晋北山区的一种情景的复现。而反复在吕新小说中出现的农具意象，则是农业时代的一个最有力的代表。作为人类生产力的标志，生产工具反映着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而农具则成为作者将文本带入到农业时代的一个有效介质。这些渗透了作者主体深厚情感的农具意象，如打谷场、石磨等，代表着那个淳朴而原始、恬淡自然的农业社会。而这个农业时代则成为结构松散、情节破碎的文本背后小说致力于强调的真正的主角，它是作者童年记忆中晋北山区的代表，同时也是乡土中国的化身。同沈从文不同，吕新不是在歌颂乡土的农业时代的美好的田园牧歌式的景象，而是在试图把握农业社会中农村凋敝的迹象，物质欲望的无法满足以及精神家园的不断崩溃。如小说中饥饿的频繁出现，农村社会中男女关系的乱象等，这种愚昧和饥渴贯穿于他的许多小说文本中，代表一种古老农业文明的衰败。而执迷于描写农业时代的吕新，在叙述了种种乡村的式微和败落之后，仍旧眷恋地书写着这古老的乡土文明。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很少能看到与现代文明有关的事物，如小说《一天》，故事的发生时间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但我们在文本中所见到的仍然是用石磨在磨豆腐，这种对农业生产方式的保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作者对现代文明的抗拒，而且整个文本呈现出的也是农业时代的风貌，仿佛是与现代文明相剥离的一个存在。

最后，吕新乡土小说叙事中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诉求。改革开放之后，在城市文明的不断发展之中，乡土文明的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和挑战，从而呈现出衰落的态势，传统乡村中的一些淳朴的民风正在消逝，许多美好的品德也被逐渐逐出了人们的视野。在吕新的小说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在对乡村日常及农民生活现状的关注之下对于这些乱象的批判，从中透露出的是他对乡土中国的深深的热爱。如《我理解的青苔》中，“我”来到绥中地区打探王老五的消息，遇见村长薛本仁，当我们俩在传说中的海边遇到一个与剧团走散的鼓师时，薛本仁对“我”说起村里已经好几年没看过戏了，而原因正是人们都在忙着挣钱、盖房子，很多风俗在物质欲望的挤压下都被忘记了。民间风俗的被忽略，代表民间乡土精神的被忽视，被压制，在现代文明强有力的攻势之下，传统的乡村文明被大家抛诸脑后，文本对这种现象的揭示，背后是作者对乡村文明衰败的无限担忧，它意图唤起人们在沉迷于物质欲望时同时保持对这种在历史中延续已久的乡土精神的热爱与坚守。凡此种种，使沉浸在乡土文明中的吕新担忧不已，而他自觉地在文本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描写当代农村的现状，揭露隐藏其中的问题，与传统现实主义“为人生”的宗旨不谋而合，他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对故乡以及整个乡土中国的眷恋描写晋北山区，从而使他的小说在苍凉而萧瑟的山区背景之外，还具有了强烈的人文精神诉求，而这又使他的小说创作在先锋品质之外具备了传统的、乡土的文学品格。吕新从民间立场出发，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苦难，呈现民间乡村世界的精神堕落，批判现代文明带来的价值沉沦，从而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守护住这片乡土世界和传统文明。

总之，吕新的小说文本具有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他所深深地浸润的本土文化传统，使他的小说在先锋文学创作之中具有了独特性。而若我们要探究何以吕新的文学创作中会出现这许多的晋北山区形象以及他文本中弥漫的浓厚的乡村气息，我们不妨从他的童年经验中寻找答案。童年作为个人生命的起点和记忆中最初的地方，包含着最深厚、最真挚的人生体验，它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对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它一方面作为审美对象进入作者的创作视野，另一方面“作为先在意向结构”[3]对文本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对吕新而言，童年在晋北山区的生活经验，使他能够轻松地将他的记忆重现在文本之上，只是这种经验已不是原始的状态，而是经过了作家的文学加工和创作的被虚化了的文学形象。他在与林舟的对话中，称他的文学写作对象是留下了无数幼年记忆的晋北山区。而且，在他的眼中，“一个人的童年才是他真正的唯一的故乡”，童年的记忆成了吕新文学创作灵感的源泉，也成了他创作的归宿，他将熟悉的故乡的景物、人与事结构成篇，使他的小说中有了鲜明的晋北山区的印记，地理环境成为他小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另外，作家所具有的独特的童年经验会对他个人的思维方式与情感价值倾向产生异常深刻的影响，吕新曾说：“在家乡，有一带荒芜的山冈使我终身难以忘怀。” 生性孤僻而内敛的吕新在孤独感、压抑感折磨之下，将创作的目光聚焦于于他有着深厚情感的晋北故乡，因此，我们在吕新文本中见到的晋北农村，通常是荒凉而贫穷的，每个人都生活在困苦之中，遭受着生活给予的磨难，文本总是笼罩着一层阴郁的色彩，这与作家本身的审美倾向是密不可分的。童年的经验促使吕新将他文学创作的根深深地扎进了记忆中的晋北山区，使文本具有了浓厚的本土文化韵味，成为当代山西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注释：

[1][2]吕新：《夜晚的顺序》，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第223页。

[3]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小说中的饮食文化 篇12

阅读劳伦斯的作品, 有两个前提条件要了解。首先, 劳伦斯的母亲对劳伦斯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众所周知, 劳伦斯擅长描写女性, 这与他的母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母亲出身于破落的中产阶级家庭, 虽嫁入矿区, 却始终企望过上一种文明高雅的上流社会的生活, 她与劳伦斯的父亲感情长期不和, 一生郁郁寡欢。于是她把全部感情寄托到孩子的身上。母爱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渐变得畸形, 并且给劳伦斯的人格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以至于这种“恋母情结”一直固执地影响着劳伦斯的生活和创作。在劳伦斯看来, 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社会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人们灵魂的空虚, 他对工业化文明的不满和仇恨使他力图远离社会, 可又终究无法摆脱社会而生存, 于是他寻求精神上的脱离社会。所以, 在他的作品中, 更多着眼于人与人在精神世界中的关系。由于他的这种心态和他的成长经历, 他笔下的主要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幸福的, 甚至是有些畸形的。

其次, 圣经文化对劳伦斯的作品创作影响颇深。劳伦斯是众多作家中最信奉宗教的一个, 他在圣经的熏陶下长大, 圣经对他的影响刻骨铭心。在他许多的作品中, 我们都不难看出圣经文化在其中的体现, 尤其是圣经中伊甸园式的生活, 更是劳伦斯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模式。伊甸园是圣经中上帝创建的一个园子, 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无忧无虑地生活在那里, 人们通常把伊甸园转喻为“快乐的家园”。尽管劳伦斯无法摆脱现实生活中的苦闷, 但在他的潜意识中, 他极度渴望伊甸园式的社会生活, 向往人与自然高度和谐, 人类可以得到对自然本性的渴望与追求。于是, 在他创作的所有作品中, 读者都依稀会看到这种希冀的存在。比如说他的著名小说《虹》, 作品一开始就以田园牧歌的笔调描绘了伊甸园式的农场, 在那里, 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人与人高度和谐。而短篇小说《狐》则是在结尾处, 由男女主人公勾勒出了未来伊甸园式的生活。

作品《狐》讲述了两个年近三十的姑娘在英国缺乏男劳动力的情况下合力经营一个农场的故事。瘦弱多病的班福德是农场的主要投资者, 壮实俊俏的玛奇是农场的主要劳动力。故事开始的时候, 两个姑娘的合作已经陷入困境, 两人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正在这个时候, 农场上来了个名叫亨利的年轻士兵。不久, 亨利向玛奇求婚, 玛奇也向往正常的家庭生活。然而班福德对亨利充满嫌恶, 意识到他们的婚姻即将损坏到她和农场的利益和前途, 于是极力阻挠这门婚事。故事以班福德意外身亡, 玛奇和亨利打算去加拿大开始新的生活而结束。

劳伦斯在小说的开始描述了两个姑娘种种不和谐的现象, 完全不同于伊甸园式的生活。他不只是着眼于两个单身姑娘在战时谋生遇到的种种困难, 而且指出, 她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正像她们所合作的事业一样, 既不符合自然, 也难以持久。劳伦斯运用狐狸的情节微妙地暗示了玛奇处于感情的饥渴状态中被异性吸引力所扰的复杂心情。狐狸的出现看似是个偶然, 实际上是两位姑娘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换句话说, 是人类本性的欲望导致了她们的矛盾。在玛奇的眼中, 班福德所看不起的“臭长工”亨利身上, 蕴藏着生气勃勃的旺盛精力, 亨利就像那只狐狸, 强烈地吸引了玛奇, 唤醒了她对生活的欲望, 唤醒了玛奇沉睡的女性情结。在她和班福德的生活中, 她一直扮演一位男性角色,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她潜意识中对男性的需求和向往, 以至于她不知道自己其实也是一个需要爱、需要呵护的女人。而她又不得不顾及班福德的反对, 处处压制自己的情感, 这种矛盾使得她梦境重重, 多次在梦里都梦见那只狐狸, 可以说, 狐狸象征着玛奇对爱情的渴望, 是她自然本性的爆发;随着情节发展, 玛奇越来越意识到摆脱眼下生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了。而狐狸狡猾的特性又让读者窥视到了班福德的丑恶心态。她自认为她的精神境界远远高出于粗野的农民之上, 其实, 她只不过是病态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畸形产儿罢了:她未老先衰, 缺乏生命的活力, 她在劳动上、感情上都依赖着玛奇。她自己不打算结婚, 也不愿意玛奇过正常的家庭生活, 处处压制玛奇女性的本能要求, 阻挠她和亨利单独在一起。她处处和玛奇耍心眼, 不时地用言语点拨玛奇和亨利的关系。她的死, 代表了她对玛奇的生活的控制的结束。也表现出了是人的自然本性突破了窒息人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束缚。同时, 劳伦斯用亨利和玛奇的胜利说明了作者所相信的伊甸园式的生活一定能实现的想法。

劳伦斯之所以着力刻画心理描写, 是因为他想着力指出人类内心的潜意识是渴望自然本性生活的, 那种快乐无忧的伊甸园式的生活是每个人骨子里无法磨灭的追求。圣经所给予劳伦斯的是生活的希望, 他把现实与他的幻想糅合到主人公的平淡生活当中, 希望每一个读到作品的人都能感受到那种快乐。

《狐》这部短篇小说曾受到著名英国女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推崇。劳伦斯作为一位现代英国社会的坦直批评者, 他的作品既受到了人们的误解和批评, 又使他在世界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他在作品里表达的人生哲学不一定会被每个读者接受, 然而, 他给后人留下的文学作品确实魅力无穷。

摘要：D.H.劳伦斯是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由于从小受圣经文化的影响, 他的作品中渗透出与圣经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尝试分析《狐》这部作品中圣经文化的表现方式, 以期进一步探讨劳伦斯的作品。

关键词：劳伦斯,圣经文化,潜意识,伊甸园

参考文献

[1]、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狐, 文美惠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4年

[2]、刘立杰、易国定主编:《外国文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2004年

[3]、孙建主编:英国文学词典作·作家与作品,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