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小说

2024-06-24

成长小说(通用12篇)

成长小说 篇1

中国现代的历史经历了革命、改革的风风雨雨,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逐渐完成了一个现代自主国家的建立、发展以至繁荣, 使得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文化含量最为丰富。这一独特的历史过程在现代文学史中得到了记录和书写。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发展脉络涵盖了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历史, 叙述了整个国家民族成长的故事, 是国家民族的成长寓言, 从而成为文学史上独特的小说形态之一。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发展是伴随着现代文学的历程而行的, 基本上经历了雏形、勃兴、延续、中断、回复、过渡、繁荣几个主要阶段, 论文以西方叙事学为理论基石, 将其作为一个完备的系统, 在确定中国现代“成长小说”概念内涵的基础上, 来研究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诸多文本。

作为第四代儿童文学作家的代表人物, 曹文轩有着“忧郁悲悯的人文关怀作品超越儿童生活题材, 进入人的本质生活领域, 闪耀着生命人格的灼人光焰”[1]。他在《草房子·〈追随永恒〉代跋》中一再地追问:“‘如何使今天的孩子感动?’在提出这一命题时, 我们是带了一种历史的庄严感与沉重感的。能感动他们的东西无非也还是那些东西———生死离别、游驻离散、悲悯情怀、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爱, 感动他们的, 应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 而这一切是永在的”[2]。曹文轩在他的成长小说中表达着对少年儿童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的关怀, 以弘扬人文关怀的精神为少年儿童书写着。

在曹文轩的文学作品中想和孩子谈什么?第一个议题应该是“道德与情调”他在《三角地》的序言中说:“文学首先要有道义感。人性之中有大量的恶劣成分, 这些成分妨碍了人类走向文明和程度越来越高的文明。为了维持人类的存在于发展, 人类的精英分子发现, 在人类之中, 必须讲道义”第二, 要“勇敢奋斗”。人生实质上是一场苦旅, 生活中不可能不遭遇, 物质缺乏的苦难, 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容易排除;然而精神上的孤独、寂寞与无助, 才是人生之苦。曹文轩试图通过他的文学创作, 来构建“理想主义的人生感受”美德、美感、美丽, 都是他追求的方向。他的“理想化”是开了扇窗户, 让曾经遭遇苦难的人或孩子, 可以从这里将“忧郁”留下, 将“人的杂质”抛弃, 而飞出一个辽阔的人生境界。通过“美的领略”去克服困难、创造人生;穿越苦涩的经验, 去赢得瑰丽的人生;这就是曹文轩为孩子们准备的文学乐园。

1扶助少年精神生命的成长

看似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成长”其实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 它意味着迷误、反叛、断裂、冲突、打磨, 从生理到心理、由情感到精神到处是涌动的暗流或潜藏的礁石。少年的成长不仅需要自我的体验与认知, 更需要成人的经验与扶助。曹文轩在成长小说的创作中, 以自觉的承担意识, 关注儿童的生存状态, 扶助儿童的生命成长, 写出了内在的人性、人情、尊严与理想。

曹文轩以悲悯的情怀“将人物打亮, 将思想打亮, 将所有的一切统统打亮”[3], 让人的尊严在懵懂中清晰耀眼起来, 让美好的人性在复苏中蓬勃生长起来。

少年向成人迈进的路途中, 他们敏感的心灵对遭遇内外冲击的体验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其中, 不乏心灵的摇摆、行为的摇摆、言语的摇摆, 然而, 他们正是在摇摆的前行中不断矫正平衡成长着。曹文轩“用他温情而诗意的笔触, 关注少年化蛹为蝶的成长过程, 写少年的敏感多思, 躁动不安, 写尊严, 写孤独, 写嫉妒, 写羞怯, 写苦难的承担, 写上路的欲望……”[4], 并在形而上的追问中, 使得成长小说的意蕴更加含蓄深刻。

2凸现“异境”中生命的升腾

曹文轩曾经这样分析异境“岛”的存在:它不仅有表面的空间意义还有深层的隐喻性空间意义, 它是被围困的、永远的无路可走, 他还提到了“岛”这一意象的几种变体:“坑”、“洞”、“峡谷”等。[5]在曹文轩的笔下, 他为主人公的成长设置了很多这样的“异境”, 却又生发出新的象征意味。无论盛开着百合还是蔷薇的峡谷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异境”, 主人公不得不面对的生命境地就是游移彷徨、痛苦绝望, 但是, “异境”非但不是绝境, 还恰恰与拯救相关, 拯救颓唐的生命、拯救苍白的灵魂, 有点“死而后生”的意味。

在他的作品中, 青少年成长的过程是幸福的, 美好的世界逐步在他们眼前展现;这个过程也充满了烦恼甚至是痛苦, 因为他们要面对暂时还无法理解的人和事, 因为每进一步都要付出某种代价。这些小说展示了青少年身体与头脑、情感与心灵都渐次成熟。读着这些小说, 使我们仿佛听到了来自生命内部的成长的声音, 使我们与书中人物的情感融为一体, 一起经历着特定人生阶段的烟云风雨。

通过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发展历程的整体观照, 分析不同时代的文本的不同成长叙事, 从而形成几种成长叙事形态。并从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顺序等叙事因素出发探讨“成长小说”的叙事艺术, 从而感受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独立的叙事风格, 和其作为现代小说存在的意义。论文最后解决“成长小说”叙事话语的问题, 归结出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成长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见证。个人化叙事特征的日渐彰显, 是一个主体国家逐步走向繁荣的寓言。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中成长的主人公基本上是现代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最能反映出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国家、民族前进的方向。从现代的萌芽、到现代的开端再到现代的发展最后至现代的成熟, 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各自不同的成长经历, 代表着各个时代的发展特色和背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 接续了整个中国现代的历史。同时,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发展历史延续着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 是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性证明。知识分子的成长叙事升华为抽象的象征, 一部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史就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成长”寓言。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成长小说作品里, 曹文轩作为第四代儿童文学作家的代表, 用深刻的人文主义情怀, 超越儿童生活的题材, 深入透彻人性本质, 展现了人成长的过程中迷误、反叛、断裂、冲突、打磨, 从生理到心理、由情感到精神的各种变化过程。曹文轩在成长小说的创作中, 以自觉的承担意识, 关注儿童的生存状态, 扶助儿童的生命成长, 写出了内在的人性、人情、尊严与理想。

关键词:成长,苦涩,人文主义,儿童

参考文献

[1]王泉根.《曹文轩文集》的学术品格与审美格调[J].中国儿童文学, 2003 (4) .

[2]曹文轩.草房子.《追随永恒》代跋[M].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7.

[3]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2.

[4]曹文轩.长发飘零的日子.序[M].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2.

[5]李红叶.为少年心思写歌———评曹文轩的小说《细米》[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4 (1) .

成长小说 篇2

内容简介:

他被叫做小犹太、小吉普赛、斯多普?西夫(Stop!Thief!)、米萨、杰克……他没有父母、没有过去,对自己一无所知。

他住在二战时期的华沙街头,衣衫褴褛,眼眸清亮。他以为人们的奔跑是在比赛,纳粹的行军神奇又威武;炸弹是他眼中的泡菜罐,机关枪像螳螂。他在恐怖中怡然游戏,在眼泪中寻找欢笑。

他帮弱小者找寻食物,安慰哭泣的儿童。他相信并想念面包、橘子、母亲、天使,在饥寒中安然入梦。

他遇见了犹太小女孩甄妮娜,与她成为了最好的朋友。他们一起嬉戏,吵闹,幻想。尽管生活越来越艰难,街上越来越肃穆,他依然相信总有一天幸福会重回,所有人都能开怀地笑。

当火车把身边那些善良而卑微的人们一个个带走,当有人劝他一直跑不回头,当甄妮娜最终消失在暗黑的人潮中,当他漂泊过漫长的旅途,经掠无数人间冷暖,他才终于明白,原来火车驶向的,并不是甜蜜的糖果山,而最安全的事,就是做个无名的人而已

作者简介:

杰里?史宾尼利(Jerry Spinelli),美国著名作家。作品包括获1991年纽伯瑞金奖的《马尼西亚传奇》(Maniac Magee)、获纽伯瑞银奖的《小杀手》(Wringer),以及《失败者》(Loser)、《碰撞》(Crash)和自传体小说《悠悠绳扣》(Knots in My Yo-yo String)等。他的小说既有趣又耐人寻味,深受读者喜爱,本本都被美国教育界和文学评论界推荐。他目前与家人一起居住于宾夕法尼亚州。

目录:

第一部 偷面包的贼

我抢了两块面包,一块给乌里,另一块拿去那个叫甄妮娜的女孩家里,雪 下了一晚,给花园盖上了一层白色毯子,枯黄的植物残梗刺破了白毯。我扫干净最顶层台阶上的雪,放下面包,敲了敲门就跑了。

第二天我过来看,发现面包不在了。

第二部 隔离区和天堂

隔离区里的所有东西都是阴沉沉的,人是阴沉沉的,声音是阴沉沉的,连气息都是阴沉沉的。而这里的每样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彩色的:电车发出的叮当声是红色的,留声机中传来的音乐是蓝色的,人们的笑声是银白色的,而远处旋转木马发出的轻柔的声音更是五彩缤纷……

第三部 再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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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偷面包的贼

我抢了两块面包,一块给乌里,另一块拿去那个叫甄妮娜的女孩家里,雪 下了一晚,给花园盖上了一层白色毯子,枯黄的植物残梗刺破了白毯。我扫干净最顶层台阶上的雪,放下面包,敲了敲门就跑了。

第二天我过来看,发现面包不在了。

第二部 隔离区和天堂

隔离区里的所有东西都是阴沉沉的,人是阴沉沉的,声音是阴沉沉的,连气息都是阴沉沉的。而这里的每样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彩色的:电车发出的叮当声是红色的,留声机中传来的音乐是蓝色的,人们的笑声是银白色的,而远处旋转木马发出的轻柔的声音更是五彩缤纷……

第三部 再也回不去了

我梦见没有躯体的长统靴士兵在地上踏步走着,梦见燃烧着的母牛,梦见石头天使低头看着我说:“我什么都不是。”

韩寒小说中的“成长”再现 篇3

关键词:韩寒;成长;“80”后;“半成人”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160-03

韩寒的小说基本上写的是少年期(11-15岁)、青年初期(15—18岁)、青年晚期(18-25岁)年龄段的成长故事,它展示的是成长的过渡性,创造出的人物形象具有“半成人”特质。可以说,传统成长主题小说是“现实写作”,它由成年人写给未成年人阅读,旨在引导未成年人成长。现实写作基于“教育维度”,带有很强的目的指向性,小说本身的人物、情节和背景形成了自洽、有机的内部逻辑。“80后”写作是“现在写作”,它是感时而发的,作者对人物未来的发展轨迹缺乏清楚明晰的设计,对过去的人和事更多的是缅怀和自省,没有明确的方向感的规定。所以,“整个写作多是呈现状态的写作,具有很强的情景化色彩和生命现场感”。①韩寒的成长小说以个体内在精神为成长主线,成长的结构模式相对模糊,但依然可以发现其中天真善良的年青人“叛逆—漂泊—愈加困惑—精神蜕变”的成长脉络。

一、“闯不出的三重门”:反叛与空虚

少年期是人各方面剧变时期,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随着身体的日渐成熟,知识的增长,视野的开阔,兴趣和交际范围的扩大等多种因素,青少年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要求开始强烈起来。他们觉察到新的自我在扩张,即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相对来说,青少年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他们进入主流社会之前,他们是受社会主导文化塑造的对象”。②如今处于边缘化地位的青少年,相比过去,更多的是在来自外界(学校、家庭、社会)的名利关切中感受到被塑性乃至被阉割的无奈,他们与环境形成了紧张的对立关系,所以这个时期的少年,会出现叛逆心理,抗拒权威。

韩寒的成长小说具有“自叙传”特点,主人公带有少年韩寒的影子,是一代应试教育制度捆绑下的“80后”学生的写照。韩寒将家庭、学校、社会比喻为“三重门”,门里的少年犹如困兽,在闯出大门的尝试中撞得头破血。《三重门》的主人公林雨翔是个很有批判精神的少年,他忤逆父亲的意志,偏偏不爱古文,甚至连“韩非子是何许人都不知道了”。得到语文老师马德保的赏识后,林更是恃才狂妄。在父母反复“谈心”、补课、托关系下,林不得已以体育生的身份进入市重点,迎来了了无生趣的高中生活。无休止的长跑训练使雨翔身心疲惫,数理化英语门门挂科使他无地自容,但这都没有磨平他身上的棱角,他热爱“批判现实主义”,在周记中针对学校的各种问题提出建议,并努力当上了文学社社长。他也因此成为了政教处针对的“对象”,且他的文学理想在僵化的校园体制下也破灭了。《像少年啦飞驰》中的“我”和铁牛是比林雨翔更典型的“问题少年”。这两位看似老实的少年,入帮、打架、早恋,做出一系列荒唐幼稚之举。其中有两次提到铁牛跟“我”设想杀死老师的过程,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与家族叙事中的“弑父”有同种意味,具有强烈的解构色彩。《长安乱》是一部解构经典的武侠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色彩。故事中的“我”从小被困在四面高墙的寺院内,对自己的出身、父母一概不知,也不知何时有了个师傅。平淡无味的日子与活泼好动的天性格格不入,“我”一心想探究自己的身世,并且渴望高墙外的天地,与师兄趁夜逃出寺院,还对意外发现的“神秘的洞”充满幻想。可以说,少林寺的高墙无异于学校的围墙,“我”也无异于天性贪玩、好奇的中小学生。

叛逆的高涨使少年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心灵困境。身处从儿童向成人跨越的过渡时期,少年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不愿桎梏于长辈设定的模式,从童年时编织的童话世界中解脱出来。然而他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这需要时间和经验,又不甘融入既有的成人世界,于是,心灵深处出现了断层,困惑路在何方。“实际上,80后的反叛往往是为反叛而反叛,不清楚反叛之后的道路,当他们真正实现了反叛之后,结果也并不是一种满足,而是一种新的空虚与迷茫。这也许是青春一代反叛的必然和代价吧。”③《三重门》中,雨翔萌生出出走的想法,却对前路充满恐惧,只感觉“也许放开这纷扰就自在,但放不开——比如手攀住一块凸石,脚下是深渊,明知怕不上去,手又痛得流血,不知道该放不该放”。④《像少年啦飞驰》中的铁牛被学校开除,而小说也没有再接待铁牛的去向,根据铁牛早逝的结局,他走出学校后的经历可想而知。《长安乱》中的“我”被师父要求离开寺庙独自闯荡,可是面对渴望已久的自由,竟不知出行的目的,徘徊不知前路。可见,青春期的少年越是反叛,越是空虚,他们的内心交织着理不开的躁动与脆弱。

二、漂泊在“一座城池”:流浪与迷茫

如果说《三重门》中的林雨翔还徘徊于“留守”与“出走”之间,那么,随着主人公的成长,“出走”已经不只是内心的声音,也是社会、人生对青少年的要求。“流浪”是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在路上”的孤立无援将人置于自我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中,全新的经历迫使青年重审自己的内心,认清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一般来说,成长写作都会深入“流浪”这一阶段,追踪主人公长大成人的重要经历。在这里,我们把韩寒的小说中,主人公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离开学校和家庭远走他乡,都称作“流浪”。

流浪的路途中,世界向青年们展示了现实:暴力、交易、欺骗、人性的丑恶……肮脏与阴谋无所不在,这是一个与幻想相背离的景象。在这个缤纷多彩的世界面前,他们对自我与真实产生怀疑,世界观与价值观发生急剧的动荡。韩寒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的在漂泊的路上陷入迷茫,或多或少有所改变。他们有的在现实的锻炼中艰难蜕变,以牺牲天真的本性换取了顽强的生存能力,如《长安乱》中的释然。从小与世隔绝的释然天性纯真,不谙江湖险恶。在旅途中他多次遭遇暗杀,中了“好兄弟”万永的阴谋;少林一夜之间遭受了灭门之灾,这激起了他的复仇欲望,他用剑杀害了四十几个人。“生在江湖,身不由己”,释然渐渐褪去了天真。此外,大部分的主人公被迫丧失了自我,他们的理想纷纷化为阳光下的泡影。例如《像少年啦飞驰》里,曾经心怀文学梦的中文系学生“我”和老枪在盗版公司艰难谋生,现实磨平了他们的棱角,当年的张狂青年堕落为这个社会上最平凡的小人物。又如《一座城池》,藏垢纳污的社会将“我”和健叔这两个“灰色人物”的生存空间压缩到最低,物质的匮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的销蚀,他们浑浑噩噩度日,如同行尸走肉。更沉重的是,有的主人公以失去爱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换取成长之门的“入场券”。《他的国》中,左小龙环游中国的梦想刚要开始便破灭了,交警因他的摩托车是走私车而扣罚了他,左小龙灰溜溜地回到了镇上,他想在高楼上思考,却被误认为是轻生者,在围观人群疯狂地逼迫下,他不得已跳了楼。等他醒来后,两个女人都离开了小镇,失去说话能力的他也丧失了与唯一的朋友交谈的能力。在韩寒笔下,初入社会的青年必然经历身心的激烈变迁,如《1988》中的“青蛙实验”。温水是煮不了青蛙的,“我”坚信现实没有想象的强大,不要拿现实改变自己做借口。为了证明“我”的理论,“我”为女友孟孟演示这个实验,青蛙忍受不了高温要跳出锅时,孟孟猛地盖上了锅盖任青蛙在里面垂死挣扎,告诉“我”说,“这才是现实”。

以上成长受挫是必然的,因为未成年与成年世界有着厚厚的隔阂,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各自遵循着特定的文化价值体系,从未成年人向成年人过渡,便意味着未成年人所依傍的青少年亚文化向成人把持的主流文化妥协,被合并和消融。人类文化学家研究结果表明,所有的青少年亚文化无非有两种流向:自动消亡或臣属于主流文化。无论是哪种流向,都注定会让成长者感到诸多不适,甚至迷茫、痛苦。妥协、放弃和无条件认同的阵痛,是青少年通往成人世界别无选择的选择。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永难填平的沟壑,让成长者注定会产生巨大的受挫感。基于此,有人将青春期比喻为一片难以通过又必须通过的沼泽地或雷区。可见,成长书写必须深入这个“染色”期,将生活中的丑的包装撕开来呈现在少年面前时,使他们真正接受一场成长洗礼。

三、“我想与这个世界谈谈”:回顾与前行

任何一代人的成长都需要一个过程,“80后”也不例外,虽然经受了“染色”阶段的磨砺,但青年不可能顿时长大成人,他们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消化这些经验,在对过去的回顾、回味与顿悟中渐渐成熟。传统成长小说中,一般都会出现一个“引路人”,使情节发生突转,成为主人公成长道路的里程碑。但是“80后”很难认同传统的思维观点,他们沉湎在自己的遐想中,对代表主流地位的权威人物(父母、师长)不信任,甚至排斥,即使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也不乏他者或长者的指点,但是他们的成长转折并不是由“引导者”的出现带来的,而是在“自省”中渐渐实现,虽然过程缓慢,但结果是光明的。于是,曾经“垮掉的一代”开始实现他们的突围,他们面对陌生的社会不再惊慌失措,渐渐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积累了成长的经验,前行的目标犹如乌云后的阳光,引导着青年追求新生。

经过“染色阶段”的洗礼,青年面对现实不再惶惑如初。《1988:我想与这个世界谈谈》是韩寒的新作,续写着成长主题,展示出“80后”在成熟道路上的跨越。它采用了插叙、倒叙结合的手法,讲述了经过受挫和迷茫后,“我”辞去了记者的工作,开着1988年出厂的旅行车去监狱接一位朋友的骨灰。此时的主人公目标是坚定的,并且能以戏谑嘲讽的眼光消解荒唐的见闻给他的震惊。

同时,在不断的自我回首中,“80后”开始明白“我是谁”、“我该做什么样的人”,“我要去哪里”等人生命题。《1988》里,“我”不断回忆着少年时期的往事,怀念着在“我”人生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人们。勇于吞下对手的大子弹的英雄10号,多才多艺、热爱自由的高材生丁丁哥哥,修好了“1988”的朋友……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崇拜他们,“我发现我生命里所崇拜的都是那些热血的人们,虽然我不是一个冷血的人,但我的血液是温的,我总是喜欢看见那些热血的人们,我希望我成为他们中的一个。……我天生佩服他们,希望他们身上的血能够温热我的身体”。⑤然而10号死于车祸,丁丁哥哥在去北方“和这个世界谈谈”后就再没能回来,修车的朋友袭击化工厂被处决。“我”认识到是“他们的性格导致了结局”,但还是鼓起勇气继续走他们的道路。即使“我”迷失过,为了生存违背本心,但此刻的“我”敢于做出主动选择,决定自己的去向。

于是,“我”挣脱了社会的同化,坚信人性的真善美,对处境悲惨的娜娜动了恻隐之心,一路帮助她。小说最后,娜娜将孩子转交给“我”抚养,因为她相信孩子跟着善良的“我”会有更美好的人生。娜娜也许是去世了,或者怕自己的身份沾染了孩子。于是“我”带着这个“属于全世界的孩子”上路了,执着地要与这个世界谈谈。如娜娜说过的“给你的,都是好的”,孩子是世上最纯净的生灵,寓意着新生和希望,“我”接受了孩子,也接受了自己的新生。小说的结局“我”撒骨灰想到:“他们先行,我替他们收拾着因为跑太快从口袋里跌落的扑克牌,我始终跑在他们划破的气流里,不过我也不曾觉得风阻会减小一些,只是他们替我撞过了每一堵我可能要撞的高墙,摔落了每一道我可能要落进的沟壑,然后告诉我,这条路没有错,继续前行吧……”。⑥其实10号,丁丁哥哥,刘茵茵,修车朋友,他们对于主人公的意义早已升华为一种象征,承载着自由、力量、纯真,这也宣告了主人公对成长道路的选择:依然要沿着本心出发。

由此可见,经过“染色”阶段后,主人公能够在自省中获得一种“顿悟”——原是佛教用语,意指苦修之后的明心见性,灵光闪现。“顿悟”一词后被引进经典成长小说,寓指主人公得以长大成人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即经历了诸多挫折和磨难之后,主人公在心性方面获得突破,褪去了青涩的外衣走向成熟。但是,在韩寒笔下,主人公顿悟之后虽有启发,却未能获得长大成人的契机。正如《1988》的结局,在充斥着虚伪、罪恶和冷漠的现实中,“我”一个人单枪匹马企图冲出包围,寻找并开始一个真、善、美的新世界。“也许我会在那里结识一个姑娘,有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会是一个全新的地方……你也许会为我流泪,但也许心中会说,你太蠢了。”⑦明知不会实现,“我”毅然出发,寻找的无疑是一个令人心动的乌托邦,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我”展示着不愿与社会同流的成长姿态。

这也是“80后”成长主题的特点。传统成长小说往往讲述主体被改造的社会化过程,而“80后”的叛逆精神强于前辈,他们拒绝成长,演绎着正在进行的“未完成”的成长,甚至是“反成长”的成长。“青春期的拉长”是这个时代的趋势,“诚如有些专家预言的那样,我们的时代由于进入了冗余时代,娱乐化和青春化是这个时代的基本表征”,⑧时代特征渗透进成长写作中,使成长者形象具有“半成人”特质。因此,韩寒的小说运用开放式的结尾,仅仅对主人公的成熟和未来发展做准备,并未具体指明主人公的未来生活。尽管到文本结束时,主人公还或多或少处于迷茫的心境,作者没有明确交代他们是否可以长得成人,但是字里行间已透露出成功的光亮。

四、结论

韩寒的成长写作可称为亲历者的“现在写作”,小说注重挖掘成长者的主体感受,主要展示主人公成长的过渡性, 塑造了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半成人”形象。“拒绝成长”是“80后”生人的普遍状态,所以他们的成长线索是相对模糊的,韩寒的小说大致可以归纳出“天真善良的年青人—叛逆—漂泊—愈加困惑—精神蜕变”的成长脉络。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青(少)年,他们处于主流边缘的尴尬位置,他们渴望彰显自我价值,却在强势的主流文化压制下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欣慰的是,这些青年在人生的磨砺中还是获得了成长的可能,经过破茧而出的阵痛阶段,他们的未来通向光明。

注 释:

①张永禄论.“80后”小说中的“半成人”形象[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

②朱崇科.反成长的成长叙事——论鄢然《残龙笔记》兼及韩寒《三重门》[J].当代文坛,2011(02).

③陶东风.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78.

④韩寒.韩寒五年文集[M].辽宁:万卷出版社,2008.208.

⑤⑥⑦韩寒.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40,247-248,247.

⑧张永禄论.“80后”小说中的“半成人”形象[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

参考文献

〔1〕张国龙.成长小说概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

〔2〕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3〕曹文轩.觉醒、嬗变、困惑:儿童文学[M].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

〔4〕顾广梅.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5〕李学武.蝶与蛹:中国当代小说成长主题的文化考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浅析成长小说《第五个孩子》 篇4

多丽丝·莱辛是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被誉为继伍尔夫之后最伟大的女性作家。在长达7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 莱辛先后创作了包括其处女作《野草在歌唱》在内的27部长篇小说等。2007年, 莱辛凭借其《金色笔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被称为是一位“女性经验的史诗家, 以其怀疑、热情与洞察力, 仔细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第五个孩子》是莱辛众多作品中的代表作之一, 被誉为充满哲理意味的“经典的恐怖小说”。

《第五个孩子》写于1988年, 以20世纪60~80年代的英国为背景, 主人公是一个疑似具有返祖现象的小男孩——班在家庭中遭遇不人性化待遇和与家庭成员间的矛盾冲突, 最终被不容于家中, 而流浪街头。小说讲述了海蕊和大卫结婚后不久, 两个人在伦敦郊区买了套大房子。同时他们的另一个梦想——拥有一大群让大房子充满活力的孩子。在夫妇生养了四个正常的孩子后, 第五个孩子班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和苦恼。班开始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就表现出太活泼的迹象。这个狂躁的孩子, 让母亲寝食难安, 神经衰弱, 母亲只好利用药物来催生。出生后的班相貌奇丑, 沉默寡言, 常常表现出施暴的倾向。他被猜测杀死家里的猫和狗, 伤害自己的兄弟, 他们无法接受这个充满破坏力的孩子, 不合常理的行为和让人无法安宁的个性让家人开始怀疑他残障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父母只好将班送到收容所。但是班送走没有多久, 心怀内疚的海蕊又将班接回家并对他进行教育, 可收效不大。最后班和一群小混混为伍, 直至离家出走。

二、成长小说的概况

成长小说, 是西方近代文学中颇为重要的一种类型。成长小说发源于德国, 创始人是伟大的文学家歌德, 其著作《少年维特的烦恼》是经典的成长小说。

关于成长小说的定义, 综合国内外学者众多论文和网络资料, 大家普遍认为比较规范和具有代表性、学术性的诠释是:“成长小说展示的是年轻主人公经历了某种切肤之痛的事件之后, 或改变看原有的世界观, 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 或两者兼而有之;这种改变使他摆脱了原有的天真, 并最终把他引向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从内容上看, 成长小说是一种描绘和探索主人公从幼年时代到成熟表现出来的精神、心理或社会上的演变和发展状况的小说;从结构上看, 成长小说的叙述结构过程也就是人物成长的“心路历程”;从结果上看, 主人公在经历生活磨难后, 获得了对社会、对人生、对自我明确而深刻的重新认识。就成长小说而言, “过程”这字眼很重要——它写的应该是一段成长的过程。而人的成长过程, 即便是在童年、少年时期, 也充满了无序与复杂。

根据成长小说的标准, 可以说《第五个孩子》是一篇名副其实的成长小说。小说通过讲述第五个孩子班——一个异于常人的孩子为了生存, 与家人、学校、同龄人和社会之间关系变化的故事。在故事情节中主人公遭遇了成长的阻力, 有过成长的领路人, 经历了成长的反逆, 最终出走家庭走向社会, 完成了其一个重要的成长之路。

三、《第五个孩子》的成长特色

1.成长的阻力

主人公班是大卫和海蕊的第五个孩子, 在他出生的那一天, 妈妈叫他“小怪物”。过早的出生并没有在班身上表现出任何早产儿应有的虚弱。相反地, 他异常的强壮。他生下来就比一般的婴儿重了四磅, 肌肉结实, 力气大的吓人。他不想让任何人接近他, 以至于海蕊会有“他黄绿色的眼睛闪着冷酷的光, 就那么看着我, 仿佛想掐死我”的想法。父母和兄弟妹都知道他的异常, 于是对他疏远, 特别是第四个孩子小保罗, 更是对他恨之入骨。家里处处充满堤防之心, “在就寝前, 其他孩子会静静锁上自己的门房”;“他吃东西, 观察大家。当他们坐到起居室看电视, 他也跟着去。他模仿众人的举动, 力求安全, 眼睛望着电视荧幕, 因为大家都再看”;“在家人看电视的时候班看着他们的脸, 学习他们挤出一个龇牙咧嘴的笑脸, 让他的母亲不禁毛骨悚然。”班渴望得到亲人们的认可, 努力寻求在异己的世界里求得被动的生存之路。

2.成长的领路人

(1) 母亲

莱辛的作品中诚然有“受难的圣母”般的母亲形象, 但是受难的母亲仍在关爱和教育自己的孩子, 尽管这会妨碍其他家庭成员的正常生活。海蕊用她以前和孩子们共处的方式陪伴班, 她会陪他玩积木或推着玩具走, 给班看彩色图片, 唱歌谣给他听。作为母亲, 抛弃了自己的孩子, 也意味着抛弃了属于自己的责任, 良心上说不过去。送走班之后, 在噩梦和母性的驱使之下, 看到收容所惨不忍睹的情况, 良心未泯的海蕊将班接了回去并亲自教育, “大小便要用尿盆或到厕所去”。

(2) 约翰

莱辛安排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 这个和家人格格不入的班, 居然和社会青年相处愉快, 班与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群中找到了朋友并获得了精神的支持力量, 找到了安放心灵的地方。当班拒绝去上学时, 约翰和其他三个伙伴极力劝说班去上学, 并且努力扮演让班相信他们也去上过学, 约翰负责接班下课。班因打架事件退学后便成天跟约翰那伙人混在一起, “虽然班常遭那伙人粗鲁对待与戏弄, 但至少他被接纳”。在和这些伙伴交往的过程中, 班也获得了人性的力量。

3.成长的反逆

如果说, 听命于异己的生活方式让班忽略了自我的本质, 那么, 当海蕊因为母亲的责任到收容所把班接回家之后, 班开始保护自我了。在家“班不信任父亲:永远不再信任他。只要大卫一走近他, 他便浑身僵硬, 往后退, 如果大卫靠得太近, 他便露齿咆哮”。他开始公然不理会海蕊的反对, 和社会底层少年约翰走的很近。班会“无缘故地突然跑出去, 窜到花园里, 然后冲出大门, 跑到街上, 在车水马龙中仿徨”。最后, 约翰的离开使班的自我中心意识和逃离当下生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而班追求的是生存的终极意义:离开家庭的束缚和歧视, 自由生活。班从一个事事被海蕊控制的孩子转化为一个和社会底层少年在一起的混混。这是班用他的实际行动在报复海蕊及全家。

四、结论

莱辛一直以自已对生活客观而理性的观察审视着人类的生存状态, 为边缘中挣扎的人们呐喊。在《第五个孩子》中, 她细致描写了身处家庭矛盾中的班在英国社会大背景下中独自成功探索到离开家庭小背景的经历之后, 获得身心自由的过程。《第五个孩子》不仅传递了莱辛对下一代的人道主义关怀, 还拓宽了我们研读这位文坛不老松的视野。莱辛在完成《第五个孩子》后写了续集《浮世畸零人》, 讲述班成人后如何融入我们的世界, 班与社会中各种人和事的冲突。

摘要:从作家生平、作品简介和成长小说的特点及小说的写作特色几个方面来分析, 揭示主人公从遭受压迫到争取自由的艰难过程。文中独特的成长经历有效地表现了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青少年艰难成长的小说主题, 不落俗套。

关键词:成长小说,批评方法,写作特色

参考文献

[1]李福, 钟清兰.八九十年代多丽丝·莱辛的文学创作.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0, (1) .

[2]卢婧.莱辛研究述评.当代外国文学, 2008, (4) .

[3]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4]王丽丽.多丽丝·莱辛的艺术和哲学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成长小说 篇5

都说职场是染缸,而酒店这个职场就是染缸中的极品:部门众多,员工众多,又环环相扣,接触的客人也是形色各异,要想在这个大职场中脱颖而出,谈何容易?

步入职场,年轻的心、多彩的梦想、幼稚的行为、脆弱的承受能力,都在这里磨练。火红的激情、橙色的友情、黄色的危情、绿色的成长、青色的烦恼、蓝色的忧郁、紫色的魅惑、灰色的迷离、黑色的漩涡,最终都会回到白色的起点。不管你愿不愿意,色彩都在变化,要想成为精英,颜色会是怎样的?染缸五颜六色,看上去很美,可掉进去的人很少有染得均匀好看的。经意不经意间,就会陆离斑驳,再去找本色已经很难。沾染了诸多颜色,没法调和的时候,又该怎样?

同事只是一段时间的同事,大多是来了又去,真正与自己一起成长的是难得的?当一起回归纯白的时候,才发现——工作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结果固然重要,路上的风景也很重要,边走边看,才是工作。才是成长!

小说目录:

第一章 升职陷阱

1.冤家路窄

2.刻意邂逅

3.破釜沉舟

4.未雨绸缪

5.两手准备

6.碰瓷事件

7.风声鹤唳

8.进退两难

9.集体升职

10.职场生存

11.特立独行

12.浑水摸鱼

13.选择领袖

14.乱中求胜

第二章 初级进化

1.愚蠢失误

2.脱颖而出

3.浅浅试探

4.沉痛伤疤

5.搞清立场

6.管理心得

7.圈子圈套

8.无所畏惧

9.明枪暗箭

10.积极应对

11.勾心斗角

12.挑拨离间

13.第二理论

14.各怀鬼胎

第三章 中级进化

1.立竿见影

2.一鸣惊人

3.笑里藏刀

4.步步为营

5.正确做事

6.冰释前嫌

7.往事难追

8.患难与共

路翎成长主题小说的艺术风格 篇6

关键词:路翎;成长主题小说;叙事模式;形象塑造

关于“成长小说”的定义前人已作出众多经典的解说。我们可以总结为一类描写涉世未深的青年人在经历成长的挫折和遭遇的过程中不断自我反省并由教育者指导,最后建立起自己的人生哲学,实现自我价值的小说题材。而路翎的这两篇只能说是具有“成长小说”特点的成长主题小说,讲述青年战士在战争中成长为英雄的故事。根据前人对成长小说的分析,笔者从中概括出以下几个艺术特点,即路翎成长主题小说的艺术风格。

一、叙事模式:“双线”并进

成長小说在叙事上常采用“双线”并进的方式贯穿文本。一条线索是人物行动的外部表现:失误(犯错)—阻碍—成长;另一条是人物心理的内部建构:激情—动摇—幻灭—追求。与此同时,这种叙事模式又是由一个个叙事单元拼接而成,每一个事件序列的节点处就是一次成长转变,这些共同构成了主人公的成长历程。

在《战士的心》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一班的新战士张福林因为第一次参与战争就拉响了照明雷,结果我军暴露目标,打乱了作战计划;之后又由于慌张未瞄准敌人射击被班长责备。反观他的战友,为全排拉响爆破筒,打开了进攻的道路,再与自己的战时表现相比,张福林感到羞愧与自责。与此同时,在班长的喊声下,对战争产生了紧张和恐惧的情绪,觉得自己辜负了班长的期望。最后得知战友和老战士吕得玉的牺牲后,张福林重新进行战斗获得班长的信任,完成了任务。

《洼地的战役》中有一段不能实现的爱情与军队纪律的矛盾横亘在主人公的成长道路中。十九岁的年轻战士王应洪一直渴望与班长一起建功立业,后来遇到朝鲜姑娘金圣姬的求爱,他为了尊重纪律而选择忽略这段感情。家与国的矛盾,爱情与纪律的矛盾,王应洪都选择了后者。于是在洼地的战役中,他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班长出险英勇牺牲,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士。

二、情节推进:教育者的影响

在成长小说的完整叙述中总会存在着教育者与受教者之间的互动场域。教育者往往以“过来人”的眼光观察审视并鼓励启示受教者。他们以榜样的身份出现在受教者的成长之中,作为中介将外部环境与受教者联系在一起。因此,受教者总会仰视为他们指路的教育者们。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立志成为自己的榜样,实现教育者思想内化于受教者头脑中的过程,即“长大后,我便成了你。”

张福林拥有两个指路人,分别是班长吴孟才和老战士吕得玉。前者显然是起主要作用的。每每张福林处于生死关头时,他总会想到班长。而吕得玉在临死前说的那番话“当兵的没有这样的,过些时你就懂啦,你也会变成老战士的。”①成为了张福林成长转变的关键。二班班长王顺也把十九岁的王应洪由最初连基本的地形概念以及拿掉枪口布的基本常识都不懂的青年战士逐步培养为一名在战场中能够随机应变,摒弃个人情感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奋战的英雄。

教育者的力量在文本中隐含表现为推动主人公内心成长,促进小说情节的逐步演进。他们作为成长类小说主人公的导师,是我国意识形态的象征,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对国家政权的巩固,传播社会的主流思想,最后目的是由受教者和教育者合二为一,使之成为国家普遍认可的社会人。

三、人物塑造:成长中的英雄

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在性格上有所差异,后者要比前者更加沉稳勇敢,但都是英雄,平凡的英雄。他们共同拥有正常人的情感变化以及正常人曲折复杂的成长历程。与十七年文学中塑造“高大全”的人物不同,他们有瑕疵,不完美。第一次参与作战会惧怕死亡,会担心自己的家人而不是如作战的机器一样有过剩的热血,毫无畏惧;在严格的军纪下也会对美丽姑娘的求爱而害羞脸红,不会如缺乏人性的傀儡一般受外界影响。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战士为国献身的战斗史,而且还是一部青年人在成长道路上为寻求自我发展与外部环境之间平衡的挣扎史。同样是表现群体意识,路翎更加关注的是组成群体中的个人,成长作为一个人存在于世的必要阶段是值得被指出的,在任何时代都应是如此。

注释:

①路翎:《初雪》,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20.

参考文献:

[1] 杨义,张环,魏麟,李志远.路翎研究资料[M].知识版权出版社,2010.

[2] 路翎.初雪[M].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

[3] 路翎.洼地上的“战役”[M].花城出版社,2009.

[4] 施战军.“论中国式的成长小说的生成”[J].文艺研究,2006(11).

成长小说 篇7

一、城市对女性成长的影响

城市与女人的关系,一方面是城市对女人的巨大诱惑,另一面是城市对女人的异化。女人在城市中获得物质和精神更大的自由,也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多的机会。曾芒芒是从小在城市中长大的,她与城市的关系犹如鱼和水的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她所面临的诱惑,她的欲望及她的每一次选择都显示了她成长的艰辛。在《水与火的缠绵》中曾芒芒是捧着《约翰·克利斯朵夫》要成长的女孩,这是一本男性成长的小说,对芒芒也影响很大。都市为芒芒提供了上大学的机会却剥夺了她的专业选择 ;城市的家庭背景为她提供了很好的教育环境却也无形中限制了她的爱情选择 ;在分配的工作中,她利用业余时间努力学习德语使她在社会的知识转型中成为骨干,完成了她的社会角色的认定 ;这些无疑都是都市提供给她的便利条件。在爱情的选择中,与高勇的爱情婚姻使她满足了身体的欲望却感到精神的不一致,常常的文不对题。这也是芒芒虚荣心的满足的选择,虽然这是她自己的选择,但却是她思想不成熟的选择。与常声远的相遇让她想爱而不能爱,虽然那才是她的真爱。但在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芒芒终于认清了自己,她果敢的选择离婚并向自己的真爱发出了邀请,最终完成了她的成长。她在都市物欲的生活中果敢的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的同时也在拒绝着,经历着身心的不断成长,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知道自己最终的价值认定。这是一种自我突围自我寻找自我确认的过程。

都市为女性的成长提供了很多机会,但只有自己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寻找自我的勇气,来源于女性的心灵深处。“商业经济深藏人的异化尤其是妇女的异化,城市的挤压既为女性欲望提供出路,又导致女性欲望极端物化。不得不投入城市又不能不坚持对异化和物化的拒斥,当代女性经历着妇女解放实质性的尴尬”。[1]曾芒芒面对城市带给她的物化,她都坚持着自己的选择,抛弃金钱、权利以及身体欲望的诱惑,在不同的爱情经历中成长着。虽然不一定每次的选择都是正确的,也许抵抗诱惑的能力还很弱,但选择之后的她对自己负责,独立的承担她的选择,并且在欲望之后的反省,使她在城市的快速发展中经历风雨,逐渐走向精神的成熟。

二、两性关系对女性成长的影响

“女人自我认识自我实现的漫漫长途的每一步 , 都与如何认识男人如何处理和男人的关系联系在一起 , 这是女人和男人共同的宿命”。[2]马克思也曾说,“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3]既然男女之间的关系是最自然的关系,那么如何处理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女性成长小说的一个难题。在现实生活中,两性关系有三点特殊性 : 第一,它不是阵线分明的敌我关系,而是具有亲密性 ;第二,它涉及及全人类的日常生活,具有普遍性 ;第三,它是极具个人特色的关系,具有鲜明的个人性。性别关系涉及的是男人和女人最普通、最持久的日常生活,包括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和夫妻生活 , 以及因此而累积积淀产生的男女性别观念。这种性别观念年复一年时代累积,成为男女心理深层的一种性别无意识。在原来的小说中常常出现的是一男数女模式,所有的女人围绕着一个男人纠结在一起。所以在女性成长小说中,是一女数男的模式,而成功地塑造这些男性形象也是很重要的。

在这部小说中,男性形象的塑造还是符合女性成长的心理的,并且描写了三种类型的男人 :邝园、高勇、常声远。如果是邝园让芒芒尝到了被爱的滋味的话,那么面对家庭背景身份的不一样,这份被爱让芒芒对自己的爱情有了初步的思考,她开始逐渐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自己做出自己的决定。面对高勇,她从恋爱到走入婚姻是自己决定的,但是部分的虚荣心让她仍然迷失了自己,虽然各种方面都很适合,但是两个人的文不对题即心灵的不一致导致了她的婚姻的失败。她在高勇那里有了性却失去了灵的一致,失败的婚姻让芒芒更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想要什么。虽然心中对常声远一直默默爱着,以至于他们见面就要说真话,都忍不住把对方的真相逼出来,但是条件的不允许使芒芒面临着爱的孤独。但是经历了爱情的这么多磨难,走出失败婚姻的芒芒勇敢的向自己的真爱发出了邀请,我要你回来,我要和你一起去长江捕豚,真正显示了走过爱情的精神危机的芒芒成长起来,拥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大胆的说出自己心中的真实的想法,真正的从现实环境中突围出来。

刘思谦曾说过,爱情只有一种证明 , 那便是两个自由、独立的个体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 , 是两个人追求自由、快乐的过程 , 是双方在生活实践中找寻自己 , 体验对方身上的生机和活力。这是爱的结晶 , 是对爱人的能力与责任感的挑战。这才是作者最想要的两性关系模式,一种从内心出发从而达到的身心合一的爱,即相互支持又相互独立的男女关系。这是经济独立、精神独立的知识女性对自我的认同。不幸的是曾芒芒最终却面临着内心的孤独。虽然她从心底向常声远发出了爱的召唤,但是现实的客观条件依然使她无法与她的爱人真正结合。在现代社会里,现代生活的一个特点是社会越来越繁华、喧嚣,作为个人就会越孤独,而勇于承担孤独意味着成长的完成。对孤独的承担和真爱的渴望使她的心胸豁然开朗,对未来充满了渴望。

三、传统文化观念对女性成长的影响

波伏娃曾说,女人并不是先天生就的,而宁可说是后天逐渐形成的。在生理、精神或人格上,人类女性的命运只能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社会的表现形象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决定这种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我们社会的整个文明。从中可以看出,女性成长与整个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在传统的男权文化中,性别被分解为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两部分。自然性别具有先天性,是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别 ;社会性别具有后天性,是由父权制社会规范的,是人为强制设定的心理性别。社会中的人们按照这样的社定,对男人、女人进行塑造 , 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等级性质的性别关系模式 :比如男性就是主体、独立、阳刚、主动、理性、坚强的象征 ;女性就是客体、依附、被动、温柔、被动、感性、阴柔的象征。其实本来是很自然的男女两性关系模式,却有形地进行制度化的社定 , 形成一种男尊女卑的关系模式 , 成为社会权力关系的一部分。这就是传统文化对女性无形的规定。

在《水与火的缠绵》中传统文化观念对曾芒芒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开始选择自己的爱情对象时就遭到周围同事以及领导的责备,以工作作风问题导致她的精神性的疾病。与高勇的婚姻关系使她变成了妻子的角色,而在具体的家庭人伦关系中的女人 , 是次于丈夫的妻子,只能成为丈夫的附庸立身行事 , 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位置。所以在这种婚姻关系中她必须作为高勇的客体、依附者而存在,否则她就会受到高勇以及双方父母的指责。当她凭借自己的实力为家庭挣得一套宽敞的住房时带给高勇的就是一份压力,一种男人自尊的丧失,加剧了两人关系的恶化。这可能就是知识女性在当今所面临的一种尴尬吧。但是芒芒依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在获取自己的社会价值时走出了对丈夫的依附,她敢于以经济独立的方式迈出来,从而寻求她的精神和人格的独立,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结语:

一个女人,她的希望、绝望、兴奋、悲哀、爱、恨,就是她的欲求的总和。作为在都市成长中的女性,曾芒芒在满足她的各种生命的欲望时,也经历各种生活和精神危机的考验,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前进之路,勇敢的负责和承担自己的未来。虽然女性的成长依然艰难,还会受到各种观念的限制,但可以肯定的是 , 在女性正在走向职业化的今天 , 现代性的女人将以个人的名义独立于人的范畴之中 , 成长为经济独立、精神独立和人格独立的成熟女人。

摘要:女性成长小说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种小说形态,它主要关注女性个体在自我的人生历程中所体验到的生理和心理的微妙成长。但主要侧重心理和精神层面,面对城市的各种诱惑能有明确的自主意识;能从男性中心意识中突围出来,实现协调互爱的两性关系模式;能从传统的文化观念中突围出来,成为精神独立的有主体性的成熟的女人。以《水与火的缠绵》中的曾芒芒的成长历程为例,来看一下这个在都市生活中的女人走向独立成熟的艰辛过程。

新时期成长型小说叙事模式探寻 篇8

巴赫金曾经对成长小说作出以下界定:“大部分小说只掌握定型的主人公形象。除了这一占统治地位的, 数量众多的小说类型外, 还存在着另一种鲜为人知的小说类型, 它塑造的是成长中的人物形象。这里, 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 而是动态的统一体, 主人公本身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 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 再构建。时间进入了人的内部, 进入了人物形象本身, 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的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类小说从最普遍含义上说, 可以称为人的成长小说。”[1]按照巴赫金有关成长小说的相关论述, 不妨拓展开来进行研究。所谓成长, 既有主人公形象的不断完善, 同时也包含了作家创作心理的趋于成熟, 以及文本内在模式的圆融练达。在后现代语境中, 成长型小说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最初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个体心理结构的成长及稳定, 已由单纯的主人公角度探讨过渡到了作家及文本创作本身。以新时期女性小说为例, 通过语言叙述的可能性, 主题指向的开放性对新时期女性成长型小说文本的特质进行探寻。

一、成长之门——在叙事缝隙中寻求突破

成长型小说经历了“背离——叛逃——拒绝——突破”的动态发展过程, 这一发展模式在女性小说中体现尤为突出。国内成长型小说以五四时期个体意识的自觉为发端, 以冰心、庐隐等作家作品为代表, 体现女性在成长历程中对被规训地位的背离与叛逃, 《莎菲女士的日记》《海滨故人》等以“娜拉出走”的模式呈现女性的成长道路;延安时期及十七年文学的革命语境中, 成长型小说以女性身份的自我拒绝作为文本的主题表现模式, 《红旗谱》《青春之歌》中的女性形象以两性同化、趋于权力中心的融入态势展现女性对本体之外的“大我”世界的关注与涉入;进入新时期以来, 在表现成长意识的小说中, 女性作家不断以自我突破的形式整体推进成长型小说多元化的发展进程, 以异质化的存在展现后现代语境中新成长型小说的文本特质。

在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文本里, 作家主体的成长痕迹充盈着文本的内在机制, 以边缘化的叙述姿态疏离着主流话语中心。在权力话语与个人化写作的标签下, 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成长型小说在多重缝隙中求证着存在的可能。《无处告别》中空间的断裂感使黛二小姐游移在边缘无依的状态中, “无处”成为成长历程中丧失依托后的一种普适性的心理状态, 黛二小姐以永别的姿态时刻准备着, 然而“跟谁别, 别什么, 她自己也闹不清。反正那两个字是一种情绪, 一种挑战”。正如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 以永无止境地推动巨石承受着成长历程中的不可承受之轻, “她没有哀伤也没有悲叹。她知道自己永远处在与世告别的恍惚之中。然而却永远无处告别, 她知道自己在与世界告别的时候, 世界其实才真正诞生。”正是这种“在”与“不在”的临界状态中, 在选择的生存夹缝中使成长之路时而明晰时而消逝, 在模糊与不确定中预示着个体的存在。

“成长的含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界定:既指作为自然人的个体在生理层面上的发育, 又指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个体在精神与心理层面上趋于成熟, 有较明确的自我意识, 能协调个人意愿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我价值。”[2]女性成长小说在历史话语的遮蔽下和男权话语的压制中宣告存在的可能, 新时期女性成长小说中, 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在繁复的社会外衣以及形成已久的女性历史中进行着坚守与突围。林白、陈染等小说以私人写作方式的标签呈现于公共话语评介中, 在小说文本中体现为以内心世界的独语方式与仿真性的半自传体形式来体现其文本的成长特质。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与其说是挣脱传统价值评判标准后的自我突破, 不如说是后现代语境中在欲望摧毁的价值准则之后, 女性成长历程中自我确证的独立宣言。小说题记中说:“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 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 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3]在自缚与被缚的层层厚茧中突围而出, 女性个体的成长与成熟以“无他”的方式来建构起内心的坚固城堡, 这就构成了一个生存悖论, 女性成长小说在打破牢笼的同时又重新建构起新的藩篱来进行自我封闭。

二、潜隐之深——语言可能性背后的成长模式

后现代语境中, 颠覆了以往文论中对欲望的驯服与限制, 反之以欲望的张扬为动力, 使得成长小说充满了内在悖论性的话语特质, 以消解人文精神的厚重性为目的的消费主义, 在后现代色彩的遮蔽下, 新时期女性成长型小说在冲破层层迷雾后亟待寻求自我定位。米兰昆德拉指出:“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 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 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 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 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 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4]新时期女性作家的成长小说中也恰切地运用了这种可能性, 以安妮宝贝为代表的70后女性作家群体, 语言叙述呈现出一种多机制、多内蕴的能指与所指的滑动与断裂。小说文本中传统文学观念的“载道”已成为异质的存在, 文字的华丽绮美作为存在的灵魂游逸在文本意义之外, 在言此及彼的语言幻象中构建起新的存在地图。

成长有如一扇虚掩的门, 在推开的同时要面对可以与不可以的际遇挑战。无论是在文学思潮的选择下还是在作家作品的界定中, 成长型小说在推开一扇门之后都自觉彰显着自身存在的可能。安妮宝贝等70后女性作家群体在文学发展脉络上, 以传统的颠覆与自我的放逐作为其话语权的独特标志, 其小说文本在共性地体现女性成长历程的同时, 不同于前一阶段所面临的生存悖论, 女性在突围之后面对欲望化的现实, 或者屈服或者掌控, 屈服代表被物化现实所同化从而丧失言说的可能, 凌驾则代表在后现代语境中以超性别的姿态融入到消费文化的叙事语境中。

陈染说:“如果谈到真实的东西, 我在每一篇小说中渗透着我在每一个阶段的人生态度和心理状态, 而其他的都可以臆想、伪造和虚构的。”在安妮宝贝最初的作品中, 语言叙述的可能性掩埋了成长历程中真实的心理状态, 臆想和虚构成为文本表述的重点。《告别薇安》《彼岸花》等诡谲、怪异、阴柔的写作姿态传达出东方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经验的虚拟化成为文本创造性的生长点, 而在2006年出版的《莲花》中, 以博尔赫斯式的交叉文本叙述模式, 一改以往忧郁、颓废的叙述风格, 摒弃了对都市生活的迷恋与重复, 转而开始探求原始生命最本真的美和尊严。安妮宝贝在《莲花》的序言中写道:“我一直认为小说应该代表着一种内向自省, 代表对表象的超越, 它能扩大心灵的范畴, 增加对人性和事物诸多可能性和复杂性的理解。它带有个人气质, 即使面临误解和贬谪, 仍可端然。”[5]

而在另一位70后女作家盛可以的语言叙述立场中, 以不同凡响的锋芒和奇崛表述着女性成长的独特认识。异于同时代的都市女性写作直接性的叙述经验, 盛可以由乡村进入城市的成长印记在创作中保有了“乡村”精神的纯洁性。在小说《北妹》中, 钱小红来自于宁静、质朴的乡村世外桃源, 在遭遇都市现代性的同时固守着乡村乌托邦的道德圣殿, 她的成长历程充满了与欲望战斗的艰难。与极度欲望化冲毁理性之堤后所形成的精神困境不同, 钱小红彰显着乡村大地蓬勃的生命活力, 在对抗都市欲望的洪流中, 在没有指引、没有方向的冒险之旅中认识自己、了解自己, 找到自我生存的坚实触点。盛可以的《北妹》, 以乡村女性进入都市后的成长历程为叙述点, 以卓然不群和反时尚的品格书写了都市欲望化表征背后的另一种成长模式。

以安妮宝贝、盛可以等为代表的70后女性作家的小说里, 在穿越语言叙述的迷宫后, 对成长历程中或叛逆或归顺的表象进行了解构, 在语言叙述背后, 她们以远离都市的喧嚣, 游走于原初的葱茏雪山, 以一种存在天地之间又超越天地之外的力量来达到对生命本源的探究, 以一份深沉自省的端然来告别青春期的颓废与感伤。

三、破开迷雾——主题指向的开放性

后现代语境中, 人类存在呈现一种纷繁复杂的形态, 米兰昆德拉在访谈中说到:“叙述是一种主题的变奏。主题是边界, 事物越界便失去了本身的意义。一部小说是通过虚构的角色, 对存在进行的一种思考, 形式是无限的自由。”后现代主义所言及的模仿只是一种“策略”, 其目的在于打破人们对原本事物的迷信, 从而创造性的发挥开辟空间, 而新成长型小说在后现代语境中以生活现场的缺席来探讨主题指向的开放性与模拟化。

新时期成长型小说中, 80后文学在众声喧哗的时代背景中裹挟而至。在文本指向中既有对教育体制的现实反抗, 也有对父权文化的传统挑战, 而女性文学作品中则继承了传统成长小说中逃离的文本模式, 同时也以细致的笔触感念着情绪的流动与内心的召唤。80后作家中, 一部分作品凸显出作家本体社会生活经验的贫乏, 在成长历程的书写中缺少深层的主体意识同现实、社会、文化、历史的有机碰撞与结合, 以生活现场的缺席来模拟情绪体验的多层次性, 局限于描写成长中流动倾泻的内心风暴。

以张悦然为代表的80后作家, 以其较为优越的生长环境, 诗意的感性笔触建构起成长历程的伊甸之园。《水仙已乘鲤鱼去》虚构了女孩璟充满怜爱与痛惜之情的成长历程, 璟的母亲曼对于物欲有着强烈的追求, 她是一个有着漂亮外表的舞蹈演员, 善于运用自己的美丽去攫取想要的一切, 对于璟只有厌恶和仇恨, 母爱的缺席, 使得璟孤僻、封闭, 不愿与人交流, 忧郁、感伤的心情充斥着内心。小说以细腻的语言讲述了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爱的缺失, 也以温情的笔调述说着女孩与继父的微妙关系, 在父爱的失而复得中充斥着与母亲不可磨灭的对抗过程。

与关注内心成长的苦闷与寂寞不同, 七堇年的《澜本嫁衣》以犀利的笔触刻画着底层生活成长历程的艰辛与无奈, 这里不再是浅淡的社会经历下拒绝成长的无谓姿态, 过早成熟坚硬的内核在现实的碰撞下流血结痂, 以成长的异端方式告别青春的梦幻与美好, 以自我毁灭来祭奠内心坚守却无从实现的理想。小说中叶一生旁观着姐姐叶知秋成长过程中的颠沛流离, 一个渴望被爱与幸福却堕入风尘的女子最后以吞食过量鸦片结束了对现实的挣扎。80后成长小说在告别单一的情绪宣泄之后, 对社会、现实与人生重新考量与注解, 在社会土壤的丰厚中寻找叙事的新节点, 通过主题指向的开放性完成文本的内在表达。

后现代语境中, 成长型小说在不确定性的话语氛围中突围与坚守, 正如昆德拉所说, 小说是通过虚构的角色, 对存在进行的一种思考, 形式是无限的自由, 80后小说因为缺乏主体性成长过程中的实践经验, 转而以虚构、模拟来完成对存在的思考, 从而达到对成长主题叙述形式的自由表达。综观新时期成长型小说, 在成长母题的叙述背景下, 文本的叙述模式在延续中有所发展, “成长”不再是单一的经历性故事言说而逐渐以哲学命题的形式进入学术视野, 历史性的文学发展态势及动态的文本模式演变融入了成长印记, 后现代语境的开放性与模糊、不确定性, 也为成长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与探索。

参考文献

[1]巴赫金.小说理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230.

[2]潘延.对“成长”的倾注——近年来女性写作的一种描述[J].江苏社会科学, 1997, (5) :135.

[3]林白.一个人的战争[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7.

[4]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 .董强译.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54.

成长小说 篇9

成长小说也亦称启蒙小说(novel of initiation),此概念最初源于德国,是西方近代文学中颇重要也常见的一个类型。简单说来,这类小说处理的是主角自幼年或少年至成年、从天真无知至成熟世故的历练过程:或许进入社会吃亏吃苦而逐渐明白世途艰难人心险恶,或许经历某个或某些重大事件而使人生有所领悟有所改变;而在这番“转大人”的领悟和改变完成之际,故事也到达(圆满的,或虽不圆满但尚称释然的)尾声。

作为一部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儿童长篇成长小说《绿墙山的安妮》,它出自加拿大著名的小说家莫西·莫德·蒙哥马利的笔下,小说主要讲述的是小女孩安妮怎么样从一个孤儿的身份转变成一个美丽、温柔、大方懂得知恩图报的姑娘的成长历程,她告别了单纯无知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人,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和接受。小说自从出版以后先后被翻译成五十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累计发行量达到了五千多万册。小说中塑造的经典主人公“红头发的安妮”也被大文豪马克·吐温评价为“继爱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儿童形象。”小说也受到全世界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们的喜欢。

二、在镜像关系中建立自己的身份

拉康发现镜子中的形象和自己的统一性,他看见镜子中的自己是随着自身的活动而活动的,这样他就进一步的提出镜子中的形象与自身存在的关联性,而他的自我意识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他提出了“婴儿在会说话之前镜像的自我欣赏”这个观点。同时,他人的存在对自我的构成也是一种影响,所以可以说镜像不单是指婴儿作为主体在镜子中逐渐的发现自己的形象,也说的是成人可以通过旁人的眼光和评价进一步反观从而获得自我形象。每个人身份的形成是在他人的不断凝视与评价中建立起来的,在小说中,作者将主人公安妮当成主体,利用显而易见的镜像关系,通过旁观者凝视的角度从而建立起了自我形象,并且是在不断地完善与积累,这样安妮就逐渐地建立自己的身份。

文中安妮的好朋友黛安娜和安妮的关系是小说中第一重镜像关系。黛安娜作为安妮的知己,有着黑色的头发、黑色的眼睛和红润的面颊。她们初次见面就发誓彼此忠于海枯石烂不变心。虽然她们的交往曾经受到过黛安娜妈妈的阻扰,因为安妮误让黛安娜喝酒,但是凭借着两个孩子的共同努力以及安妮的善良两个人最终还是做了好朋友。从安妮的角度上看,她有一种心态就是如果一个人长的不好看,那么她最好就要有一个漂亮的好朋友,而长相美丽并且有一头黑发的黛安娜正好符合了她的想法。她们两个人都有着小孩子纯真的天性,喜欢幻想,将生活想象成童话中的样子。黛安娜可以在安妮每次闯祸被大人训斥以后给予她关心与安慰,文中的黛安娜和安妮是完全相反的性格,她乖巧稳重不像安妮那样喜欢闯祸,这样的黛安娜正好就是安妮希望中自己的样子,在小说的描写中安妮很多次都表达了对黛安娜的羡慕之情。因为性格上的差异两个孩子之间正好形成了互补的关系,也让安妮在和黛安娜友情加深的过程中不断的对比自己,完善自己。

安妮和吉尔伯特的相识是因为吉尔伯特有一天在学校里骂安妮是“红发鬼”,最恨被别人说自己头发的安妮将石板敲在了吉尔伯特的脑袋上并因此被老师罚站,从此之后两人的关系陷入一个僵局,势不两立,虽然吉尔伯特曾经多次向安妮道歉可是却一直被安妮耿耿于怀,这样安妮和吉尔伯特之间就构成了小说中第二重镜像关系。安妮将吉尔伯特当成是自己学业上的竞争对手,而正是因为安妮与吉尔伯特在学业上的良性竞争让安妮的学业不断的进步,当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安妮都把吉尔伯特当成“假想敌”借此不断的激励自己。最后这两个人在吉尔伯特将村里教师的位置让出后得到了缓解,并且有趣的是在“安妮系列”之后的小说中两个人相互萌生了感情,并且最后结了婚。

三、学会正视自己

除了上文说到的两重镜像关系以外,还有自我镜像,在安妮的成长中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小说中安妮在没有来到绿山墙农舍之前是和托马斯太太在一起住,当时倍感独孤的安妮总是把她在玻璃的影子假装成为住在里面的另一个姑娘,她还起名叫玻璃面的影子卡迪莫里斯,她假装两个人是关系密切的好朋友,经常会相互间说悄悄话,安妮经常长时间的向她诉说自己的心事,卡迪莫里斯虽然是安妮想象出来的人物但是也是安妮现实生活中寻求安慰与鼓舞的对象。玻璃中的那个“她”是作为象征形象出现的,也是主人公成长中“他人”的一种自我的形象的建立,安妮对这个“她”的重视也表明了对自我身份的肯定,是她在成长之路上对自我最初的认识。所以最后当她离开托马斯太太家离开卡迪莫里斯的时候她心如刀割。

安妮在来到绿山墙农舍之后还想象着房间里挂着华丽的大镜子,这样她就可以看见一个这样的自己“身材苗条,仪态高贵,穿着绣有白色花边的拖到地上的睡衣,胸前缀着一颗珍珠,头上也戴着好些珍珠,头发乌黑油亮,皮肤是一种清爽的乳白色。”但是安妮很快地就认识到了真实的自己,她“跳了起来,跑到那面小镜子跟前,往里面瞅着。镜子里映出她那棱角分明,长满雀斑的笑脸蛋和严肃的灰眼睛。她把身子凑上前去,满怀深情地吻了吻镜中的自己。”这才是她真实的样子,她接受镜子中的影像,希望能够面对自己,她觉得人就应该替自己感到骄傲,认识到这一点的安妮有了自信,并且战胜了自己的虚荣心。她将不切实际的幻想丢掉,重新看清自己,认识到自己就是那个长相普通有着一头红色头发的小姑娘,这时候的安妮认同了自己的身份。

安妮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坚持自己的名字拼写后面带“e”,不管是谁她都要强调好几遍,安妮对自己名字的重视恰恰表明了安妮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她很强调自我,这在每个人的成长中是很重要的,人通常往往只有懂得重视自己才可以明白生活对于自己的意义。

四、结束语

安妮在小说中是一个父母双亡、无家可归的孤儿,安妮从一个莽撞、爱闯祸、幼稚、爱幻想、说话滔滔不绝、不守传统的小女孩最终成长为一个内敛、稳重、知性、成熟、勤奋并且懂得知恩图报的成年人,小说的最后安妮放弃了去大学深造的机会留在了绿山墙农舍,因为她要守护这里。安妮在成长的道路中一步一步的完善自己,她正确的看待自己的身份,控制自己的情绪,在现实中明白了做梦和幻想的幼稚,不再像以前那样滔滔不绝的说话,这些改变让安妮更加的拥有成熟女性的魅力。《绿山墙的安妮》作为一部经典的儿童成长小说,主人公安妮在不断的成长中构建了自己的身份,安妮的努力,朋友的帮助以及收养人对安妮无私的爱,这些都是安妮能够不断的认识自我,不断的成长的历程中最后完美脱变的不可缺少的因素,相信安妮的成长将会激励更多人的成长。

摘要:《绿山墙的安妮》是加拿大作者莫西·莫德·蒙哥马利的一部描写青少年的成长小说,其在内容和结构上对传统的成长小说有继承和发展。安妮是小说中的主人公,整个小说是对安妮的成长经历的描述。本文分析安妮是如何通过努力在与周围人的交往中,正视镜像关系中的身份,以及坚持维护自己的名字。在与绿山墙农舍逐渐培养出的感情中不断地加深自我认识,让自己成长起来。

关键词:成长小说,绿墙山的安妮,镜像关系,成长历程

参考文献

[1]李心言.向安妮致敬——读《绿山墙的安妮》有感[J].作文世界:小学版,2012(9).

[2]尹经媛.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绿山墙的安妮》[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3).

成长小说 篇10

“成长小说”的概念最初源于德国, 德语为“Bildungsroman”, 又称启蒙小说、教育小说等。在西方文学中, 它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小说类型。艾布拉姆斯将成长小说定义为:“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 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所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 然后长大成人, 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1]简言之, 成长小说就是讲述人物成长和如何化蛹成蝶破壳为“新人”的小说。约瑟的故事出现在《圣经·创世纪》中的第37章到50章之间, 作为经典名著《圣经·创世纪》的一部分, 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 但长久以来, 学者们大多把它的文体定义为“类智慧文学的历史化散文小说”, 鲜有文章把它作为成长小说研究。从整个故事来看, 它描述了主人公约瑟从青少年到成年的成长, 反映出了他的思想和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 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

二、《圣经·创世纪》中的约瑟的成长故事

生活的考验与变故是人生重要的成长契机。“这种变故可能来自家庭、自然与社会, 它通过对意志、智力、情感、能力等的磨练, 给予人类发展的可能性”。[2]约瑟的成长契机就是离家。《圣经·创世纪》37章记载了约瑟被迫离家的原因:约瑟的母亲拉结是雅各的最爱, 但她却因难产而死。约瑟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中排行十一, 因老年得子, 又痛失爱妻, 雅各特别宠爱约瑟。“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 因为约瑟是他年老而生的, 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 (创:37:2-3) 。当时人们的衣服, 主要是暗色的粗布, 方便做工, 去田间种地或放牧, 但雅各却为约瑟做了“彩衣”, 这种衣服在当时只有养尊处优的人或富人才能穿到。雅各的“彩衣”与哥哥们的粗布、暗色外袍形成鲜明的对比, 也招来了他们的嫉妒。幼时的约瑟是一个不谙世事、胸无城府、做事张扬的少年, 他常常把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父亲, 而且把他所做的称王梦讲给了哥哥们听, 令哥哥们愈发恨他、嫉妒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庄稼, 我的捆起来站着, 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 (创:37:5-7) “后来他又做了一梦, 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 我又作了一梦, 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 (创:37:9) 约瑟在说梦的过程中用了“请听我所做的梦”“看哪, 我又作了一梦”等口吻, 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是极度心智不成熟的表现。往日的嫉妒与仇视, 加上约瑟的吹嘘, 激化了他和哥哥们之间的矛盾。于是, 他们找机会把约瑟卖给了一伙去埃及的商人做奴隶。自此, 约瑟独自踏上了自己的成长历程。离家是成长小说重要的情节构建成分, 约瑟被卖为奴离开家乡标志着他走上了独立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

成长中的坎坷是成长小说的又一重要特点。在同困难做斗争的过程中, 人物形象得以丰富和饱满, 情节的发展更跌宕起伏, 主人公也在其中成长和成熟起来。约瑟遇到的第一个磨难就是做别人的家奴。约瑟之前是穿着彩衣、无须干任何体力劳动的王子, 来埃及后却一下子成了别人的奴仆, 被人呼来喝去, 干一切下贱、肮脏的活儿。在耶和华的指引下, 他挺过来了。磨难却接踵而至, 在《约瑟和波提乏之妻》中, 约瑟遇到了离家后的第一次诱惑。约瑟的女主人看到他秀雅俊美, 就提出了非分的要求。但从约瑟的以下这段话中, 我们不仅看到他“正直、洁身自爱、知恩必报等优秀品质, 也认识到他这一切表现的最终原因是他敬畏上帝, 处处遵循上帝的教导”[3]。如:“看哪, 一切家务, 我主人都不知道, 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 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 只留下了你,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这大恶, 得罪神呢?” (创:39:8-9) 《圣经》里有一个人和约瑟有相似经历的人, 他就是参孙, 《士师记》16章16-17节里:“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 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话都告诉了她, 对她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 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作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 我的力气就离开我, 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参孙有着非凡的能力, 但没经得住大力拉的诱惑, 在大力拉的催逼下, 终于说出了他力量大的秘密。因此他不仅被捉拿下监, 还被挖掉双眼。同样的两个人面对类似的诱惑, 结局却不同。与参孙相比, 约瑟有着超凡的勇气、意志和智慧。当波提乏之妻勾引约瑟并提议与她同寝时, 约瑟有勇气对他的女主人说“不”, 尽管约瑟深知作为一个奴隶, 拒绝她的女主人意味着什么。一个少年人面对这样的艳遇, 是巨大的诱惑, 需要顽强的意志抵御, 约瑟做到了。约瑟在面临诱惑时, 智慧地选择了离开。他的勇气、意志和智慧使他在与罪的对峙中得胜。尽管约瑟后来被女主人诬陷, 关在监中, 但终究没有犯罪。约瑟从备受父亲宠爱的儿子变为阶下囚, 并在这个过程中饱尝苦难。但他没有埋怨神, 也没有因此而丧失生活的勇气, 而是积极地寻找机会。这些考验在童年是不曾碰到的, 也使他不断地认识自我, 进而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

成长的道路是艰难的, 除了自身的努力外, 外界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特别是一些指引者, 他们从不同方面影响主人公的成长, 帮助他们跨越成长中的台阶, 迈向新的人生阶段。“在引导主人公成长的众多领路人中, 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正面人物、自然神灵和反面人物”[4]。在宗教占统治地位时, 神就是这个引领者, 他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统领着世间万物, 或者指引迷途的“羔羊”, 或者拯救受难的子民。约瑟在经历磨难、认识自我的成长过程中不论顺境还是逆境都受到神的指引和帮助。在第三十九章《约瑟合波提乏之妻》中, 约瑟被卖到一个埃及人家里做奴隶, 由于神的庇护, 他很快就得到主人的信任, 把一切家务都交给约瑟。文中提到“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庭和一切所有的, 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 (创:39:5) 。当约瑟蒙冤被囚禁在牢里时, 耶和华也在帮助和引领他。“凡在约瑟手下的事, 司狱一概不察,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耶和华使他所作的尽都顺利” (创:39:23) 。神对约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当约瑟的哥哥们向他认错时, “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 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近日的光景。’” (创:50:19-20) 约瑟在神的影响下, 获得了精神上的成长, 以一颗宽容的心原谅了他的哥哥们以前对他所做的一切。在整个约瑟的故事中, 神总是在适当的时机出现并教导约瑟走出迷途。回顾约瑟坎坷的成长之路, 他一直在敬畏神、倚靠神, 正因为如此, 神才帮助他。正如《诗篇》所言:“耶和华的眼目, 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 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 (诗篇:33:18-19)

大团圆的结局是成长小说常用的叙事模式。实现梦想是成长者心中的渴望, 然而, 这种追求梦想的过程充满艰辛、无助与磨难。约瑟在圆梦的路上, 经过了痛苦的历练, 最终成了当时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宰相。此时他已是一个心智成熟的人。约瑟的成熟首先表现在他为酒政解梦, 在解梦后, 他马上要求酒政在法老面前提自己, 使他有机会与法老见面。后来, 在为法老解梦时, 他又非常谨慎, 不仅能自圆其说, 还将释梦归于神, 使自己免受处罚。当约瑟的哥哥们到埃及要粮食时, 他没有马上与亲人相认, 而是用了一系列考验和测试。他提出扣押一个哥哥为人质并要求把他的弟弟作为交换, 并以此对情况进行调查和研究。他扣留了西缅, 却把钱还给了其他兄弟, 想看看哥哥们是否会像以前扔下他一样, 分了赃款, 丢下西缅。虽然哥哥们经住了考验, 但约瑟还是对他们进行了第二次测试。他希望把小弟留在身边, 却没有光明正大地相认, 而是暗地里叫仆人把银器放在便雅悯的袋子里, 并通过搜查把他抓回来。约瑟不仅想搞清楚哥哥们是否悔过自新, 而且想明确十位兄长的亲情是否包容他和雅悯他。在这一过程中, 他有几次真情的流露, 但这并没有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当他看到哥哥们真心悔过时, 他才告诉他们自己就是约瑟, 并帮助他们摆脱了困境。从这段故事中, 我们可以看出, 约瑟已经从离家前那个侍父宠而傲视兄长的无知、幼稚少年, 变为一个成熟、稳重、有智慧、对人宽容的人了。埃及的经历磨炼他的意志, 宰相的荣誉与权力又进一步锻炼了他的治国能力, 他不计前嫌, 把家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并且跳出了个人恩怨, 把个人经历的磨炼看做足耶和华的安排。同时, 他还具有博大的民族胸怀和视野, 把以色列民族从饥荒中拯救了出来。

三、结语

成长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一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在成长的过程中, 主人公如何从天真走向成熟, 从依附到独立, 从无知到变得智慧, 这一系列问题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在成长中寻找精神家园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和共同经历, 成长小说也因此是我们认识自我, 认识一种文化、认识一个民族的有力的切入点”[5]。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一直不断增强, 这一成长的过程有太多奥秘值得我们探寻, 约瑟的故事是犹太人千年的精神求索之路的一个索引, 透过波提乏之妻、酒政和膳长, 以及法老的眼光, 成功塑造了主人公约瑟的成长, 它既有所有个人成长小说的特点, 又显现出自身的独特性, 为后世的西方成长小说提供了文学原型。

参考文献

[1]艾布拉姆斯著.朱金鹏, 朱荔, 译.欧美文学术语词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188.

[2]刘丹.论《简·爱》的成长主题[D].华中师范大学, 200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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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丽丽.伊恩·麦克尤恩小说中的成长主题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 2009.28.

[5]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5-6.

成长小说 篇11

摘要 托尼·莫里森的众多小说之所以获得如此之高的称赞,除了和她别具一格的小说形式和内容有着密切关系外,其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厚的民族性和历史性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在她的作品中关于黑人成长主题的阐述,是其作品历史性、民族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无论是成长主题,还是黑人文化主题,均是世界文坛上关注的焦点。本文将以《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三部小说为例,来浅析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黑人成长主题。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 黑人 成长主题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著名的当代女作家,是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她的众多小说之所以获得如此之高的称赞,除了和她别具一格的小说形式和内容有着密切的关系之外,在她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厚的民族性和历史性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在她的作品中关于黑人成长主题的阐述,是其作品历史性、民族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成长,是人类社会上一个古老而又不可回避的主题,如同文学界避免不了讨论爱情一样,在整个西方文学史上,成长主题小说作为一项独特文学形式,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同时,黑人文学也是西方文学史上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将以《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三个小说为例,来浅析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黑人成长主题。

一 前期:对黑人成长的最初思考

所谓成长的定义,就是指年轻人在经历了一系列生活磨难和挫折之后,能够具有充足的能力、信心,变得强大、坚韧,从而更好地独立坦然地面对生活,这个过程可以是由童年进入青年,或是由青年进入中年,即是一个成年的过程。成长主题,展现了个体从天真走向成熟、从个体走向社会的过程,极具社会意义,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无穷尽的材料和话题,成为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创作主题。

《最蓝的眼睛》是托尼·莫里森的处女作同时也是她的成名作,小说发表于1970年。通过这部作品,展现了莫里森对黑人成长的最初思考。在小说中,她第一次以儿童的视角进行创作,成长主题深刻,引发了人们的思考。通过黑人女孩佩科拉的成长经历,莫里森深刻揭示了种族歧视下黑人儿童扭曲化的成长。这一阶段莫里森小说的成长主题,重在反映黑人成长的种族困境,来自白人的压迫是黑人成长的最大阻碍。

佩科拉是小说的小主人公,是一名黑人小女孩,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之中,备受摧残和凌辱。在家庭中父母天天吵架,哥哥离家出走;在学校里同学都欺负她,老师无视她;甚至于十二岁时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强奸,周围的人不但没有帮助她,反而对其冷嘲热讽,这一切使她最终变得疯狂。所有的悲惨遭遇都让佩科拉觉得,她是因为自己太丑,没有一双人人喜欢的蓝眼睛所导致的。而且,也只有佩科拉在变疯之后才会觉得自己已经拥有了蓝眼睛。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是情节简单,可是却蕴含了深刻的内涵,通过描述一个普通黑人小女孩的成长经历,揭示了在种族歧视之下,黑人在社会生活上面临的悲惨遭遇,在思想上和價值观上的变态和扭曲。西方工业文明进程加剧了美国的种族歧视文化,物质上的匮乏带来了权力上的束缚、地位上的低下,致使黑人群体对物质财富有着强烈的渴望和追求,这就导致了精神价值观念上的扭曲。在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之下,黑人儿童的成长自然备受摧残,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在这种扭曲的价值观之下,黑人儿童们把自己所遭受的悲惨命运,都归结于自己的错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成长。而且,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白人群体借助其物质上的优越性、种族上的优势,使自己拥有极大的自由和权利,这种优越性使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评论黑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也给黑人儿童们的成长带来极大的危害。人类本身就在不断地通过别人的眼光来评价自己,白人群体凭借肤色来扭曲黑人群体的价值观,以貌取人,这对黑人尤其是黑人儿童的成长产生了致命的打击。

二 中期:对黑人成长多种可能性的尝试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著名的黑人作家,在她的作品中表现出了浓厚的黑人情结,这也是其作品的特色之一。而且作为女性作家,其小说中有浓郁的女性主义倾向。无论是在西方文明抑或是东方文明中,人类的长期发展中始终存在着男女两性的两分法,男性与女性被视作对立的两方面,而女性则在男性面前扮演服从与卑下的角色,是不折不扣的男性眼中的“他者”。在男权的笼罩下,女性沦为了男性的附属物。而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启蒙,为了适应人类的文明与进步,这种性别压迫的现象必然需要得到终结,而对男权的批判便是必不可少的。在长期的男权统治下,女性不断地争取自己应受到的尊重,当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爆发时,已经有一部分女性告别了单纯的肉体压迫和经济上无独立地位的状况,开始关注文化中渗透的某些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及在主流艺术创作中的女性“失语”现象。从而在更深层次上与男权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冲突。

1973年发表的小说《秀拉》,是托尼·莫里森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她一如既往地关注黑人儿童的成长主题,而且重点是黑人女孩的成长。在这一创作阶段,莫里森对黑人的成长困境思考得更为深入,《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在种族压抑下疯掉了,这显然不是黑人获得解放的理想方式。在《秀拉》中,莫里森尝试探索黑人尤其是黑人妇女解放自身的途径,而小说中两个黑人小女孩儿,就是她的实验品。

《秀拉》相对于《最蓝的眼睛》来说,对于黑人儿童的成长经历有了更细致的描述,把故事发生的年代更完整地呈现了出来。不仅讲述了两个黑人小女孩儿时的成长经历,而且还写到了她们长大之后的命运,既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完整的成长历程来表达对黑人命运的堪忧,又通过两个儿童之间的对比,更加鲜明地展现了黑人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是如何看待白人文化的,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小说大致上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讲述的是两个黑人儿童秀拉和奈尔儿时的成长经历,大大小小的故事情节都表现出两个孩子因为家庭环境的不同,使得她们的思想观念有很大不同,有不同的人生追求,最终奈尔选择结婚、秀拉选择出走。第二部分主要通过讲述秀拉出走归来后所经历的事情,来表现黑人群体即便选择了走向独立的道路,这个过程也是孤独的,结局也是凄惨的。

其次,小说《秀拉》中,通过两个黑人儿童的成长经历,从不同角度上表现了对黑人悲惨命运的思考。小说分为了前后两个部分,讲述了主人公不同成长阶段的故事,每个部分所突出的重点也有所不同。第一部分是两个黑人女孩秀拉和奈尔童年的成长经历,在这一部分,主要是通过对比两个女孩在面对白人群体带来的一系列困扰时,所表现出的不同的行为,来表现黑人群体中所表现出的自我意识上的觉醒。例如小说中,奈尔和秀拉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白人小孩欺负自己的时候,奈尔选择了回避的做法,不再走之前上学的路。而秀拉虽然一开始也选择了回避,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之后,她毅然选择了面对,不再逃避;虽然采取了自残吓唬对方的面对方式,有点过激,但毕竟她做出了反抗,而不再逃避。小说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了秀拉出走归来后的一系列“叛逆”之举,秀拉的成长经历,相对于奈尔为代表的黑人女性的经历来说,秀拉更加追求独立,主张完全为自己而活,突破了传统的黑人价值观的束缚,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她最终也没有获得成功,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换来的依旧是孤独终生。从秀拉的失败中,可以看出她没有正确地分析自己的局势,把自己从广大的黑人群体中割裂出来,完全指望自己一个人的奋斗,这是其最大的错误,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三 后期:对黑人成长乃至解放路径的昭示

发表于1977年的《所罗门之歌》,是莫里森思想成熟阶段的作品,小说代表了其对黑人成长路径的终极探索。奶娃的成长,既没有走到与白人完全对立的隔绝状态,也有完全被白人同化,而是找到折中的第三条道路,那就是黑人通过对先祖文化的传承,真正实现自身的自由发展。

小说《所罗门之歌》虽然讲述的是黑人奶娃的成长经历,但并不是单纯地以叙述的口吻或是从某个固定的视角去进行阐述,也并没有像小说《最蓝的眼睛》、《秀拉》那样采用写实主义的手法,而是借助神话的形式与第三者讲述故事这两种方式进行再现的,表面上是写黑人奶娃的成长经历,其实质是在展现一个黑人民族家庭的百年发展史,把个人的成长与民族发展的历史相结合,以此来证明只有民族发展了,个人才能获得发展。

首先,小说《所罗门之歌》采用独特的视角,来描述黑人成长的主题。小说《所罗门之歌》的写作视角,不同于上文所提到的《最蓝的眼睛》《秀拉》,上文提到的两部小说均从黑人女孩的视角去阐述黑人成长与民族社会关系的矛盾,而《所罗门之歌》则是从男性的视角上去进行阐述。另一方面,上文所提到的《最蓝的眼睛》中的佩科拉是典型的传统黑人思想的代表者,《秀拉》中的黑人女童秀拉,虽然相对佩科拉而言,有了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并付诸了反抗,但实质上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体现,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而小说《所罗门之歌》中的奶娃,却实现了成长上的质的转变,真正做到了独立和成熟,这就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展现了黑人成长的主题。小说《所罗门之歌》也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主人公奶娃,因为出身黑人中产阶级,在物质上得到满足,可是到了成年后精神上仍是匮乏的,不成熟的。第二部分主要描述奶娃努力突破家庭环境的束缚,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之后,最终变得成熟、独立的过程。小说通过黑人奶娃的成长经历,映照了黑人群体从困境中突围获得独立的艰难历程。

其次,追寻民族历史之根,成为黑人奶娃获得真正成长的重要轉折点。小说的第一部分,从奶娃孩童时期一直延续到而立之年,虽然在这一段成长经历中,奶娃的年龄在不断成长,可是他的思想和精神并没有得到成长,以此来凸显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传统黑人民族观念的影响,黑人儿童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成长。直到生活环境发生变化,父母之间的争吵、亲人间的敌视、好友的种族情怀,这些因素都在无形之中影响奶娃的精神世界,逼迫他走上了自我救赎的道路。而在走到这条自我救赎道路开始之初,奶娃是抱着到南方寻找金子的想法出发的,可是就在到达自己父亲的故乡之时,奶娃充分感受到了家族同胞所带给他的温暖,寻金之路慢慢地演变成了寻找家族历史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奶娃真正地回归到了家园之中,真正了解到了黑人文化的真谛,并真正地走向了成熟和独立。

总之,托尼·莫里森在小说《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中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描述了黑人少年的成长历程,把黑人成长历程与黑人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突出了其作品中的历史性和民族性。此外,从纵向上来看,三部小说所描述人物的成长历程,是逐渐进步的,从佩科拉的盲目到秀拉的初步觉醒,最后到奶娃的真正独立,这也正是黑人民族成长的历程。

参考文献:

[1] 连蓬:《托尼·莫里森小说成长主题研究——以〈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为例》,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2] 莫色木加:《托尼·莫里森〈所罗门之歌〉中的文化身份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3] 曾梅:《托尼·莫里森作品的审美特征》,《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成长小说 篇12

《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我”被父亲告知应该去认识外面的世界;《鲜血梅花》中则是由母亲为阮海阔传达出为父报仇的意志;在《命中注定》里“我”与陈雷的相识则是基于父母对于他们人身自由的制约;《四月三日事件》里引起“我”的臆想活动的内容对象也是掌握家庭权力的父亲与母亲。由此可见, “家长”成为人物行动的直接动因, 诱发了人物开展之后的体验活动。而另一种意义上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动因是人物在自主意识极其匮乏的状态下服从于自我表白的心灵空间。自主意识的缺乏使人物承担起自我启蒙的任务。成长序列的开端等同于在个人成长历史中虚空原点之中, 而此前成长经验与成长历史的空白状态恰恰构成了故事的起源依据。《鲜血梅花》主人公阮海阔与《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叙述者“我”是分别以二十岁与十八岁的年龄开始了首次独立自主的生存体验。在近似于幻觉的语言经验里, 叙述已经远离了任何具象的人文情境, 属于共同记忆的历史背景在自由构建的话语模式中走向了反面, 人物的个人历史的积累在这种语境下达到与经历同步的状况, 从实际的个人经历到现实极端变化的体验最大限度地填补了人物此前经验的空白。

思想能动的主体地位被一种生存体验者或者是陌生情景下的“流放者”所取代。人物成长的起始面临着一切未知情景, 旅行的出发点位于自我成长历史的临界区, “没有半点武艺的阮海阔, 肩背名扬天下的梅花剑, 去寻找十五年的杀父仇人。”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半点武功”与“寻找杀父仇人”这二者所构成了一组强烈矛盾的组合, 而这种矛盾恰恰是个人开展活动的必要前提, 历史与经验拥有了共同的端点。这个端点为叙述创造了无限的动力, 人物本身代表着所有历史的过去与未来, 或者说代表着过去与未来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条件下, 人物只能在行动的进行状态下充当自我启蒙者的角色。这段冒险之旅表明了人物从无自我意识的自我向本我迅速过渡, 人物出走的经历成为人生成长的必经之路与注定参与的仪式。去除他者参与的现实因素的杂质干扰, 启蒙的过程演变为不仅是成长者也是其他人物的符号特征。在一些值得注意的语句中, 比如“从那一刻以后, 方向不再引导他”“此刻的十字路口在傍晚里接近了他”“公路高低起伏, 那高处总在诱惑我”。类似的句子揭示了在人物的视点中存在一种强烈的客体身份特征, 作为遭遇的接受者, 客观世界对人物施加了充分的主观作用。人物的行动轨迹其实是避开任意主观选择之后的被动选择。

《十八岁出门远行》构筑起了一条梦境与现实的交互型体验通道, 对事实的体验构成了崭新的历史, 背后操控的是作者在欲望与焦虑的制衡中所把握着的叙述的自由度。按照陈晓明的观点, 余华的‘非成人化视角’更主要的是被运用于提供那种反抗既定语言秩序的感觉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也就是说, 这种‘视角’更多的是一种叙述视角, 而不是人物或角色的真实的生活视点和心理时空。

而在《四月三日事件》这样的作品中作者设置了更清晰的心理状态的探索, “我”的任何判断都是逃亡之前的附加行为, 这一点与《我胆小如鼠》的主人公杨高具有相似性, 内心的感觉是逃亡被无限延宕的结果, 但是前者更加强调了从叙述到感觉的还原, 所以更容易被看作是一种近乎癫疯的内心状态。个人化的叙述在童年的经验意识里滑向一种极端。这是人物成长的启蒙状态从心理结构的侧面梳理出的一条轨迹。“我”在生日这一富含生命韵味的时间节点上恰恰选择了逃离, 这种行为指出了一种成长轨迹上的提前离场, 也暗含一曲由人的对自我的确认到分解的成长挽歌。

《四月三日事件》中的“我”在十八岁生日这天远赴一个未知的前方;《鲜血梅花》中的阮海阔没有亲自为父报仇;《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我”也没能最后找到旅店;《我胆小如鼠》中的杨高最后依然无法逃脱承受暴力的命运。小说用经历与经验的缺失表现出了最终行为意义的缺乏。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站在同一起点, 在虚构的语境下, “少年”个体在无意识里无法拒绝他所在场的生存矛盾的干预。冒险其实是对原本空白历史的书写行为, 但是这些环节也如同他们的尚未形成的人格意识般, 最终变成有始无终的记忆环节。

摘要:本文在以余华中短篇作品的少年人物形象作为载体, 整理作者的叙述策略在心理经验等方面对少年群体的生存意识的表达方式, 探究其文化背景下构成人物成长的断裂性因素与启蒙意识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成长,断裂,启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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