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小说

女性小说（精选11篇）

女性小说 篇1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风格独树的女作家, 她写出了作为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的种种不幸, 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 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揭示了封建主义对妇女的精神奴役, 探索了造成女性悲剧的社会根源。

一、女性悲剧形象

作为女性作家, 萧红始终注视着女性的苦难人生, 尤其是北方妇女的苦难和挣扎。她塑造了一系列不幸女性的悲惨形象, 并以此形成了她小说的独特的艺术形象体系, 使她的作品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通观萧红全部作品, 主角几乎都是女性, 并且主要是她所处的那个时代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寡妇、弃妇、农妇、佣妇、乳娘、童养媳等形象, 她们的命运是悲惨的。有的被地主糟踏, 如王阿嫂, 丈夫死后被地主的大儿子奸污, 后来又活活地被地主踢打致死 (《王阿嫂的死》) ;有的被传统习惯势力折磨致死, 如小团圆媳妇, 只因她长得活泼、作风大方了一点, 那愚昧的婆婆就根据几千年传下来的旧规矩, 不分白天黑夜地打她。团圆媳妇被虐待、折磨病了以后, 婆婆不是请大夫诊治, 而是请巫医跳大神, 把团圆媳妇扒光了按在装沸水的缸里驱邪, 给她烧替身、看香火, 直到把活泼可爱的团圆媳妇作弄死 (《呼兰河传》) ;有的惨遭资本家杀害, 如小岚, 她只因休息时间跑出工厂, 去关照一下自己的哑巴爷爷, 让工头发现, 被活活地打死 (《哑老人》) ……萧红通过对这些妇女生活、命运的描写, 揭露与鞭挞了封建社会制度下统治、压迫、残害妇女的罪恶。

二、女性悲剧探询

萧红的小说是她的一种生命形式, 她的女性意识也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也许正是因为自身不幸的生活经历, 恰好成为萧红洞察女性悲剧的起点, 她在作品中对女性自身的性格弱点和悲剧命运的反思和体验尤为强烈而深刻。女性的自然性别, 给她们带来了种种不幸, 甚至是悲剧命运的根源。

在阶级压迫深重, 男权专制盛行的中国北方农村, 女性不仅连应有的情感需求都得不到满足, 即使是为其性别特征所赋予的怀孕、分娩, 也遭到了无情的忽视与遗忘。萧红超乎许多女性作家, 对女性的生育作了触目惊心的描绘, 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在《生死场》中, 萧红更为深刻而细致地描写了女性这种无意义无价值的生育, 女人的生育更和猪、狗等动物的生产毫无二致。“大肚子的女人胀着肚子, 身上浇着冷水跪在满是灰尘的土炕上, 一动不敢动, 仿佛是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丈夫”。生命的诞生成了一种罪行:“受罪的女人, 身边若有洞, 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 她将吞下去!”整个村子里, 人和动物生产构成互为喧嚣的背景, 人的生命活动降低为低等动物的本能活动, 而女人比动物更不如的是除了生育之痛, 还受到他们的丈夫的折磨, 女人在遭受这一刑罚时还遭男人的打骂。他们让妻子怀了孕, 却又憎恶妇女生育的痛苦扰乱了他们的耳目。

女性的悲剧不仅仅来自男权的残暴无情, 来自女性自身的性别悲剧, 更为可怕的是来自女性自身的自我扼杀。传统文化的束缚和男权社会的欺压, 使妇女们的命运已经极为可怜了, 可是有些女人对比他们更弱小、更可怜的同类, 不仅不施以仁慈之心, 而是更冷酷地对待她们。当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城里谋生的金枝遭到强暴与蹂躇后, 她那颗破碎的心灵不仅引不起周围那些有着相同遭遇的女人的注意与关切, 就连自己朝思暮想的亲生母亲, 也只对着那张浸透了金枝羞恨与屈辱的钞票痴迷, 而忘却了对女儿的抚慰与怜惜。不仅如此, 在物质欲望的诱惑下, 母亲还急不可待地鼓励女儿尽早返城。金枝那颗渴望爱抚与慰藉的心, 就这样被母亲无情而冷酷地遗忘了。《呼兰河传》对两位年轻女性生命毁灭的叙写, 说明萧红已经注意到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积弊的巨大残害性, 注意到了女性存在的阴森的氛围。灾难不仅来自表层, 在顽强的传统意识与文化惰性中, 结成了一张巨大的网, 强行主宰、制约着妇女的言行, 甚至扼杀生命。当她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和不乏温馨的童年的时候, 分明又向人们提示了当时的呼兰河威胁女性生存的一大祸首, 那便是封建意识、习俗和封建礼教。

三、社会深层探索

萧红的女性意识还触及到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性命题: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里, 女性形象是空洞的, 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 女性的爱是无意义的, 她们不仅得不到回报, 而且最终使自己变成男人欲望的对象或家务劳动的工具, 被男性蚕食掉了自己的生命。正如萧红所描述的:塑泥像的人是男人, 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 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 似乎男人很不好。其实不对的, 世界上的男人, 无论多凶猛, 眼睛冒火的似乎还未曾见过。就说西洋人吧, 虽然与中国人的眼睛不同, 但也不过是蓝瓦瓦地有点类似猫头鹰的眼睛而已, 居然间冒了火的也没有。眼睛会冒火的民族, 目前的世界还未发现。那么塑泥像的人为什么把他塑成那样子呢?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 不但磕头, 而且要心服。就是磕完了头站起再看看, 也绝不后悔, 不会后悔这头是向一个平庸无奇的人白白磕了。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 那就是告诉人, 温顺的就是老实的, 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 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 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 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 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 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 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

萧红发掘出了女性在历史文化中所处的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和形成这种地位的原因。在顽固的愚众心理中, 形成了一整套对女性的规范, 如果有违反者, 他们必千方百计来进行束缚甚至绞杀。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都死去了, 她们是在那司空见惯的人群的冷漠、麻木、幸灾乐祸中死去的, 她们身上浓缩了几千年女性饱受折磨的整部历史。在这里, 萧红的笔触有力地伸向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为其提供养分的现实土壤, 在她笔下展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的悲剧, 而是中国社会的一隅呼兰小城人们的悲剧, 悲剧的根源, 就在于那种病态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历经人间沧桑、尝遍酸甜苦辣人生滋味的作家不由得发出如下的感慨:“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羽翼是稀薄的, 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 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

萧红在近九年的创作实践中, 始终以她所特有的女性视角, 关注着故乡人们的生存状态, 特别是不幸女人们的生存状态。描绘女人们动物似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麻木, 描写她们的追求与幻灭, 揭示出在背负民族及个人双重苦难下女性命运的悲剧意蕴, 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摘要：萧红的小说体现了浓重的女性意识。她塑造了一系列女性悲剧形象, 探讨了女性悲剧形成的原因, 并进一步揭示了造成女性悲剧的社会根源。

关键词：女性意识,女性悲剧形象,社会根源

参考文献

[1]萧红.萧红经典.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5.43.140.

[2]聂绀弩.在西安.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5.102.

女性小说 篇2

【文章摘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是杨映川小说创作的主要方式，她的小说刻画了在21世纪中国现代都市大背景下，诸多在物欲与爱情之间痛苦交织的男女形象，特别是打造了一系列游走在都市爱情中的女性形象群。本文尝试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视域观察杨映川小说中的女性，以《淑女学堂》这部长篇小说为例，通过对文中女性形象生命原型的审视和解读，打破男性与女性强弱分明的二元对立，实现女性的文化自觉和性别自觉。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淑女学堂；女性形象；生命原型

杨映川出版的长篇小说《淑女学堂》，以两名艺校毕业的女性宋紫童和龙婷婷单枪匹马在都市奋斗的生命史为主线，揭示了更为鲜明、深刻的两性生存悖论，具有强烈的生态女性主义色彩。本文尝试寻找作者笔下女性形象的生命原型，挖掘生存悖论的源头所在，以此实现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共生的生态女性主义终极目标，从而求得女性真正意义上的的独立和解放。在人类为中心的现代高度文明的社会中，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传统渗入人类骨髓，女性被驱离她们的身体，同时也被禁锢于她们的身体。女性形象作为“他者”处在弱势地位，承载着太多的苦难，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的现代化进程中追踪女性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梳理在“人类-自然”、“男性-女性”二元对立冲突中的生命原型，发掘女性形象带血带肉的生存经验和审美体现，体现女性个人生命真实的生态和本质，从而“改变人们对女性与自然的态度，以期能够改善全人类、其他生物以及整个地球的生存状态”。

1家园意识——女性精神家园的缺失

中国本土的女性写作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和传统，在融入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文化中阴阳和合的自然观，提炼出当代女性“她，何以为家？”生命原型。“家园意识”立足于女性自我的生态整体主义的宇宙观，从中提炼出女性形象与生态命题，寻找到女性她的灵与肉在当代社会纷繁芜杂的深穴中幽突奔走、颠沛流离的根源。《淑女学堂》中的女性在都市奔走的的目标正如宋紫童在与龙婷婷吃辣椒酱拌饭时恶狠狠的说：“我们算是投错胎了，我们一定要努力呀，将来我要穿名牌，我要开小车，我要住别墅！”女性在大都市闯荡，出于人对生存现状的不满，因而总会不断地迁移或者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因而，生态主义叙事中的“家”意象始终不自觉的出现在女性作家以及她所描述的女性形象身上。鲁枢元在出版的《生态文艺学》（出版）中提到，（西方）“现代文明中的一切偏颇，一切过错，一切邪恶，都是由于女性天生的严重流失、男人意志的恶性膨胀造成的结果。”因此，女性在社会中“算是投错胎”，谋求一份职业或创造一番事业异常艰难，因为“这些职业打上了纯粹男性文化劳动的标记。”小说中宋紫童、龙婷婷艺校毕业之后在求职的道路上历经坎坷，连生存都难以保障，在这由男性掠夺自然创造的现代文明中，虽然女性天然地具有大自然的生态特征，但并没有得到另眼相待。现代文明照耀下的“家园”，并没有给予身处在其中的自然与女性一个美丽的“家”，相反带给女性的是畸形、残缺的身体。小说中野心勃勃的宋紫童，将“嫁得好”作为寻找精神家园的途径。现实中的“家”是残缺的，母亲的早逝，父亲宋承业只是个卖油豆腐的小贩，作为父亲，他鄙俗、自私自利，他所创造的“家园”悬挂在父权、男权制度下。按照传统，孩子读书所需的学费、生活费等，父母责无旁贷。但在这个家庭中，女儿要想上大学必须要和父亲进行谈判，甚至用到威胁不给他养老才说服父亲给出学费。而宋紫童上大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名字改掉了，将父母起的名字“宋艳丽”改成“宋紫童”。改名事件象征着男女两性博弈中女性的胜利，宋承业是衰落的父权象征，但同时也是悬挂在宋紫童头上的无形的“包袱”，不断提醒自己的处身和在家中的地位。父权制度营造下的“家园”不适合女性的成长，甚至给女性带来创伤，宋紫童潜意识追求的爱情、事业双丰收恰恰是因为家园的破碎造成的。

2身体意识——女性肉体、情感的发现

在科技文明急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女性/自然遭到男性/人类的掠夺和占有，重新成为依附性的存在。女性要通过自己的美貌、身体、才华吸引男性，以期男性给予她们爱与希望，给予她们一个家园，本身就是一个可悲的现实。小说中的“淑女学堂”开设的`是琴棋书画、家庭理财、家庭教育等课程，目的是培养具有传统气质的淑女形象，这是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要求。用“女人帮”的话说是将女人推到一个最卑微的境地，教会女性依附家庭，取悦丈夫，而女性自我的发展并没有放在主要地位。男权文化秩序的规约影响了女性性别角色、性别气质的塑造，使淑女学堂培养的女性成为男人的审美对象，这是对女性内心深处一种更为有力的无形束缚。故“淑女学堂”的存在恰恰是现实社会的映射，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并按照男性的标准来塑造自己，培养出一个个标准淑女，正是男权社会给女性带来的身体束缚和心理束缚。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自我的发现就在于承认、维护女性源于自然的肉体、情感存在和发展的独特的生态权利，以女性自我的生态主义的价值立场维护两性之爱的合乎自然的精神向度。因而，当这种要求遭到父权制的世界观和生产方式的统治时，两性之爱变成了相互对立，自然与女性共同被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成为缺乏灵性的、被动的“肉机器”，遭到严重的贬抑和无情的控制。恰如小说中“女人帮”理事覃亚敏被出轨的丈夫葛铁山抓到现行的时候说的话，“男人是用橡胶做名声，摔不破打不碎；女人是用玻璃做名声，稍有磕碰便粉身碎骨。”女性被男权社会的等级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统治而无情边缘化了。小说无情的揭露了这样的社会现实，为女性敲响警钟。小说中“女人帮”的出现寄托着作者深切的希望，“女人帮”的姐妹们一方而坚守着传统道德规范，另一方而又成为“小三”“二奶”的受害者，她们集结在一起相互交流经验，相互安慰取暖，共同对付负心男人和情敌。作为家庭主妇的覃亚敏遭遇丈夫的背叛，不得不求助于“女人帮”。在“女人帮”姐妹们的开导下，覃亚敏开始关注自己的发展，有了自己的事业，能够坦然地而对丈夫的背叛，甚至迎来了爱情和婚姻的第二春，嫁给了小自己一轮的男人，女性自我主体得以确立。杨映川在此倡导的是一种自立自强的女性价值观，呼唤长久以来埋没在家庭中的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唤醒处于弱势处境的女性，强调女性不要将生活的重心放在男人身上，要为自己活，而不是为男人活。

3母性意识——母性家园的寻找

现代人对自然总是保持一种对立的态度，现代文化是在克服和征服自然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逃离地方”，逃离生养之地，去投奔另外一片热望之土：城市。现代人逃离地方的过程也就是逃离自己所嵌入的自然和文化的背景的过程，同时，也是在人化自然中重新创造和建构文化自我的过程。小说中的女性们远离故土，奔跑于更大的城市，在逃避自己和逃离家园的同时，也在新的城市建立起新的“自己”以及新的“家园”。小说中从故土带来的自卑感一直萦绕在宋紫童的心理，尽管她通过代理名牌服装，跻身中产阶级，从自卑慢慢走向了自信。她倾心于苏璜，为他学习做蛋糕、弹钢琴、学茶道、懂时事经济等，经过不断的修炼，脱胎换骨，举手投足尽显优雅，俨然成为一名真正的淑女。但宋紫童在苏璜的母亲这个真正的大家闺秀面前，无所遁形，苏母一眼就看清了宋紫童的本质，“打她进门的那一眼，我就看出她的出身了，尽管她很漂亮，表面上也很懂事，其实啊，说白了，还是俗气。”“由很多东西是后天学不来的，她再把自己装点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更显得她是个功利的女子。”当代女性主义美术评论家岛子在探究女性主义艺术学理中发现，坚持女性的性别差异是以回归母性秩序——女神时代为指趋的，母性秩序亦为家园意象。故以亲历的此在来思考彼此，真正开始触及自身的真实历史和身份，是小说文本在生命知觉的表现中发现并坚持女性本质、寻找母性家园的重要指征。宋紫童骨子里的“家园意识”是她极力想掩饰的，似乎通过“淑女学堂”的学习来达到去掉“家园”带给自己的女性本质，但最后功亏于溃。究其根源，母性家园的丧失促使宋紫童对家园的无感，甚至极力摆脱真实的历史和身份，她妄想通过“淑女学堂”的历练来弥补母性家园的缺失，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杨映川塑造的宋紫童、龙婷婷在进行不断地超越，她认为女性成长不再是纯然的性别对抗，更注重的是对人性悖论的发现，女性的挣扎与奋斗恰恰是生命原型的诉说。女性作为在现实社会中的“他者”，只有重新确立对性别体制的反思，探寻遗失的家园意识、身体意识以及母性家园，找到归属地，才能寻找到“我是谁”以及“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价值追问的答案。家应该是天下最幸福、最温暖的地方，女性只有追问到家的人性根源：相爱的两个人的生命、情感、灵魂的结合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参考文献】

[1]杨映川.淑女学堂：像个男人一样去奋斗[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年

[2]王明丽.生态女性主义与现代中国文学女性形象[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女性小说 篇3

1现代女权主义对“女性气质”的解构与消费时代文学叙事对“女人味”的重视。女权主义深刻地剖析了“女性”与“女性的”两个语词的不同，认为前者是一个以女性的生理特征来界定的概念；后者则是社会对女性特征的界定，社会建构的结果就是对所谓“女性气质”(缸nininity)的推崇。在父权社会女性气质事实上已作为关于女性行为与外表的一系列规范而存在，如美丽、温柔、性感、优雅等，有时女性气质也有负面的含义，如被动、自恋、不理智、无权等。而女权主义之所以指出女性气质被建构的本质则是坚决地反抗并颠覆它。比如米歇丽·蒙特雷曾说：“‘真正的’女人，‘富有女性气质的’女人，是忘记了自己女性本质的女人，这个女人把愉悦和对愉悦的叙述委托给别人。”窥破女性气质建构中的男性权力因素与欲望化心理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一大贡献，但是这一点到了消費时代的文学叙事中情形却发生了变化。《小姐你早》中戚润物因为缺乏令人(主要是男人)赏心悦目的“女性气质”最终导致了被遗弃的命运，她是在李开玲、艾月的轮番“性别启蒙”中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落伍”、现在的女孩子就是“好看”的。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将它看作是一篇戚润物“女性意识”／“女性气质”逐渐成长壮大的“成长”小说。彰显女性魅力、建构而非解构男权话语下的“女性气质”是当前小说所制造“小女人”神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底层女性用以摆脱或缓解物质与精神层面上的苦难也好，还是优裕境地的女性用以表达生活的幸福感也罢，一具“美丽”的女性躯体与足够的“女性气质”似乎都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会象戚润物、白大省(铁凝《永远有多远》)等人一样生命黯淡下去或注定难逃现实受挫的结局。与女性主义者经过人类学的一番考证后得出的结论“把‘美’的主题对象化到女性身上反映的是‘男性主体身份的成熟和对女性客体地位的确认’”不同，从消费时代的现实在场出发的女性写作，虽然触及到了面对男权社会的审美期待女性角色转换的艰难与不甘问题，却又不得不最终接受了这种“女性美”法则。父权社会建构的“女人味”本是从男性欲望目光出发的，在以释放女人之“美”本身就是对遮蔽女性光辉的男性文明一种反抗的性别策略下，女性轻易就将这种他者的东西自我化了。这在中国更年轻一代的“美女写作”中表现得最明显。西方女性写作据说有专门描写女性瘦小灰色的乳房、平凡黯淡甚至残缺的身体的，她们认为只有利用艺术媒介重构女性多样身体现实的真实形象，才能败坏男性视角的色情味，消解传统女性美，起到最终颠覆男权的目的，唯其如此她们才会特别关注女人味淡薄甚至有些歇斯底里的“阁楼疯女人”。但这在满目都是一具具美丽灼灼、欲望灼灼的女性躯体的中国女性主义写作中是不可想象的，惟恐身体的“不美”会伤及笔下文学及其传播份额的“不美”，这大概是此类女性文本背后最大的焦虑之源。至于“女权主义”，似乎只剩下了某种偷梁换柱的修辞性表达。

2现代女权主义对“男强女弱”社会性别陈规的批判与其在消费时代女性文本中的曲折表达。对男女不平等、男强女弱、男阳刚女阴柔之类传统性别观念的极力颠覆与批判无疑是西方现代女权主义的一大立法基础。无论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还是激进女性主义都将社会那一整套建立在女性低人一等的等级制基础上的性别观念看作妇女从属地位的根本原因，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要改良父权制，制定公平的竞争规则，激进女性主义则认为对父权制不能寄希望于改良，而应斩草除根。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的文化女性主义更是从正面强调女性的生理差别，推崇女性文化和价值观，基于母性的女性优越价值观为出发点的女权主义实践，如生态女性主义，甚至给人一种“女优于男”的印象。但是女性主义的斩钉截铁判断与从生活的“当下”与“在场”出发、讲求为人物舍身处地着想的当下女性小说之间却似乎隔了一段从“理论”到“现实”的距离，而所谓“男强女弱”在小说文本中的曲折表达是指与消费时代文学艺术很大程度上的非社会化的个人叙事、非叛逆性的表意策略、非超越性追求的世俗观照等特征相关，当叙述者从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出发进行女性关怀时所实际指向的往往是一种传统而非现代，或者表面上很“现代”/“时尚”但内中贯穿的却仍然是男强女弱、女性依附于男性甚至为这种依附感到沾沾自喜的古老性别心理。这主要表现在：(1)对“大女人”/“女强人”的冷淡甚至艺术嘲弄。对“小女人”心态的异乎寻常摹写热情。毛泽东时代“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假小子抑或凌厉激进的女权主义斗士似乎已淡出了消费时代女性叙述的视野。在池莉的不少作品中，戚润物、苏素怀、来双媛这些自视甚高的知识女性均无一例外地成为不懂打扮、落伍于时代、心理幼稚、甚至有些可笑的“老(丑)女人”的代名词。这与大众流行观念中将在社会政治经济层面崭露头角、让男性感到能力自信心均受到威胁的女性，视为与离异、单身、丧失性别魅力相关的一个“名褒实贬”的女性族类是一脉相承的。卫慧在一篇小说中借叙述人之口更是对其博士姐姐进行直接嘲弄：“你有男人吗?”而她自己所崇尚的则是一种以性别魅力征服男性的女性观，年轻性感、受过高等教育，但无业或者不屑于体制内就业的女主人公仅凭自身性魅力就可以对身边男性进行自如操控是她小说偏好的重心。支撑这表面上看似强悍的性别立场的是女性对自己有“资本”/“能力”向男性进行精神把玩物质索取(也可以说是依赖)的一种洋洋自得之情，孰不知它恰恰是建立在男性欲望目光之上的。(2)对“小女人”心态的异乎寻常摹写热情。作为传统社会中是对女性的蔑视与贬称，“小女人”是女性被侮辱被损害的明证，但是应消费主义风气而生的一种“现代”

小女人，却以其鲜明的性别特征与顺应利用男权文化或充其量只做一种“绵软”的反抗的性别姿态赢得了作家们普遍的文化青睐。不管是不少小说中对女性自甘性别弱势地位、只企图以或明(直接从事身体与物质的交换)或暗(以爱情与婚姻的名义)的方式将“性别”作为改变个人生存境遇砝码的细腻剖析(比如“美女写作”、“妓女写作”，还有在不少文本中都会读到的诸如“养情人是男人的本事，被人养着是女人的魅力”之类沾沾自喜的句子，一起将女性主义问题带上了“小女人”叙事的死胡同)，还是前一阶段广为流行的“小女人”散文以正面方式典型体现安逸富裕的小康社会中做一个“小女人”的幸福感(喜欢并享受着女性的日常与边缘境地)，消费时代这种“小女人”关怀在女性关怀的名义下大行其道的做法，从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这一古老的现实主义原则来看，我们可以说它是对现在依然盛行的男强女弱性别格局的“真实再现”，但同样不能回避的一点却是过多的此类文化书写在社会层面上会形成类似消极性心理暗示的作用，“小女人”心态的一再重复甚至从正面意义上进行肯定的文学性别想象与社会上男权势力的强大互为依傍，而它的性别批判意义也往往会流于虚妄。

3女权主义理论对“权力”及其女性权力获取途径的理解也与文学文本中的女性认知有一定差异。“权力”是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女性批评内部对它的理解尽管有分歧，但总的来说均是借重它所包含的控制、占有、支配、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等内容，汉娜·阿伦特甚至将这种个体间的统治关系上升到“群”的高度：“权力从来就不是一种个人的财产；它属于一个群体，而且只有在群体保持存在的时候权力才存在。当我们说某人‘当权’(in power)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指一定数目的人赋予之权力以他们的名义行动”。这样作为个体的人与人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与作为群体的男性与女性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就联系了起来：“权力”在这里既非通常意义上的“国家权力”“政治权力”也非“地方权力”“个人特权”之类概念，它是将父系文化中各种社会体制和领域中的不平等关系以及维系這种关系的机制视作“权力”。而争取女性自身的合法权益与地位则是冲破颠覆这种父系社会权力运作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女权主义理念从诞生之初就致力于争取女性的受教育权、工作权、参政权，在性关系、婚姻和生育上的自决权等等。这种政治色彩浓烈的权力观念到了以摹写日常生活为己任的文学艺术中则更多地是在现实的、世俗的层面展开，比如说一个人因为拥有一定的金钱、势力与地位就掌握权力(在父权社会中主要是男性)，否则就是权力面前的弱势者。而在权力的获取途径上，除了女权主义所大力提倡的那种女性投身社会实践的“直接”权力迁移手段。还有一种通过与握有权力的男性建立某种关系而进行的“间接”权力迁移手段。或者说，权力也许不分性别但通往权力的道路却有性别之分，“小女人”并不“小”，彰显性别魅力不仅是她美的一种“权利”，还往往能衍生出一种“权力”。“性别资本化”是每个时代都会有的社会现象，但大规模出现并得到相当程度的理解认同则是进入消费时代之后渗透进“小女人”叙事的事。甚至即使在某些被公认为最具女权意识的作品，比如林白的《致命的飞翔》中，女性意识的突显传达也纠结了太多男女暧昧纠缠的画面：北诺最后的决绝杀人(“弑男”)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女性在男权社会压力下以肉体换取实利(“一张事关个人前途的表格”)的企图失败之后的一种愤怒和报复行为。它里面有这样一些被广泛征用的文字：“指望一场性的翻身是愚蠢的，我们没有政党和军队，要推翻男性的统治是不可能的，我们打不倒他们，所以只能利用他们。”这其实是将女性先期地置于男权社会的色相(100ks)期待中，只不过在多次遭强暴发现不果与不值后转而采取的暴力行为。甚至小说还用大段的篇幅以熟谙这种男女游戏“潜规则”的语气描述了一番交易过程中“男人怕上了女人的当，女人怕吃了男人的亏”的微妙心理。可以设想，如果这交换有了结果，这个故事可能就会是另一副模样了。比较一下张洁写于1981年的《方舟》里，离了婚的无助女人柳泉同样遭遇了单位上司的性骚挠，她是不惜辗转多处通过艰难地更换工作另觅职业来避免女性之跌入男权社会欲望陷阱的。小说后面柳泉和荆华顶风冒雨骑着一辆自行车到处奔波找一份谋生饭碗，她们是以与男性相异但“独立”的个体身份来面对现实生活的苦难的。在这两篇同样颇富“女权”盛名的小说中，从女权主义对待“权力”的严肃和精英姿态来看，倒是写于1980年代伊始的《方舟》(当时的中国并未受到太多西方现代女权主义思想的直接浸染冲击)在本质上似乎更接近这一倾向，1990年代之后的文学艺术面对女性现实的复杂与无奈却难免不受一些这个时代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影响。在盛可以的《青桔子》中，女主人公面对的并不是未来公婆家男人们的压制，而是婆婆妯娌等女人的排挤与歧视，而她采取的措施则是与公公和大伯哥私通来寻找在新家庭中的靠山，并对他们的妻子进行打击嘲弄。跟男性结盟甚至不惜性贿赂性混乱对抗身边的女性，这既在表象上似乎不符合女权主义关于女性普遍地受到男性压抑的学说，又在反抗姿态上有悖于以与男性独立平等的姿态在社会领域内进行的权力争取。虽然笼罩在这个“小女人”故事上空的仍是不折不扣的男权规则，比如男主外女主内、夫贵妻荣、男性对女性的欲望期待等等，但是从生活的“在场”与人性的“真实”出发的文学艺术依据的却似乎并不是要坚决反抗这一切的女权主义逻辑。

4在性爱成为消费时代女性写作突破社会与文学陈规的一道绚烂风景的同时，它的文本学意义与效果却与女权主义初衷发生了较大分歧。在性的问题上，女权主义分化成两个阵营：激进派与自由派。激进派要求伴侣之间的性平等，反对男权主义的性实践。致力于扫清包括淫秽色情制品在内的父系性机制，稍早一些的贝蒂·弗里丹更认为只要妇女获得了社会平等。性的问题就会自行解决，而格里尔则要求解放了的妇女不要结婚，不给男性性的机会。与激进派压抑男性性能量的反对性(anti-sex)的态度不同，自由派则倾向于释放女性性能量的赞成性(pro-sex)，她们鼓励超越社会所认可的性行为规范，反对将性划分为政治上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两大类，性爱的快乐原则和对男权社会中女性所受性压抑的认定与反抗是其两大立法基础。然而后现代社会艾滋病恐怖出现后，自由派享用性快乐的思想受到挫折，有节制的性伦理现在是世界范围内普遍适用并为女权主义者肯定的性观念。女权主义严肃的性爱主张在中国被误读甚至有意义混淆是文学叙述进入消费时代之后的事。1980年代张洁、谌容、张辛欣等的一系列重在讲述女性在政治经济领域争取自我权力的艰难与困惑的作品，从一定程度上说更接近于弗里丹、格里尔等的对性问题的排斥与漠视态度，只不过西方女权主义者更多是从反对男权文化的决绝彻底而来的，中国女作家

对性问题的冷淡则与当时依然浓重的伦理束缚、道德禁忌不无关系，比如我们从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对美好爱情的歌颂却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婚姻之外两性肉体关系的描写中，就不难看出那种对合乎道德法律的政治上“正确”的性爱观的倚重。可以说它是一种压抑性的性观念，既压抑着女性的欲念又压抑着男性的欲念。有人曾用“性风吹得文人醉”来形容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坛，如果说自由派女权主义赞成性的观点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已经完全取代了激进派反对性的观点有些夸张的话，从王安忆、铁凝一直到陈染、林白，至少在女性意识的文本传达方面开始一反过去回避性压抑性的态度，而是将女性寻求个人主体地位的诉求主要聚焦于女性的性实践(区别于女性情感)。但是性解放与快感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ecstasy)本就是一种在刀刃上眺舞的行为，何况它与性混乱的泥潭与快乐地被消费的“前女权主义”境地并没有什么清晰的界限，有女性主义者早就不无忧虑地指出：“谈论性欲和关注性欲并不代表着进步……将性体验强调为有意义体验源泉，将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即肯定女人是感伤、体验和浪漫(尽管是幻灭的)的载体一。如果说1990年代上半期的女性写作尚算履行着自由派思想的性爱启蒙任务的话，在世界女权主义思潮转入有节制的性伦理之后，1970年代以及许多更老或更年轻的、男的或女的作家依然“性”致不减则已经无法用人性／女性解放来解释了。它依据的只能是一种消费主义逻辑，如同波德里亚在其《消费社会》中所说，“必须把个体当成物品，当成最珍贵的交换材料。以便使一种效益经济程式在与被解构了身体。被解构了的性欲相适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甚至可以说，在消费时代女性身体／性本身就含有一种“只有‘被解放、获得自由’才能够因为生产性目的而被合理开发”的意味。“女性通过性解放被‘消费’，性解放通过女性被‘消费’”。“性”已成了当代作家谁都不会回避甚至说第一面对的问题，比如林自从《一个人的战争》到《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无论从叙述主题还是从叙述方式上说都是被公认的近年来文风变化最大的一个作家，但是那种对性的迷恋和关注又似乎成为其作品万变中的不变。但是只有借助于包括女权主义在内的其他各种视角的意识形态伦理，我们才能判断这种当下文本中的“性”意象哪些是女权主义的，哪些是具有“人民性”的，哪些符合消费主义伦理，哪些纯粹是商业化的垃圾。

女性小说 篇4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 女性形象一直是被塑造的典型, 也是最为成功的文学形象。然而在在明代之后的一些长篇小说中, 女性形象要么被塑造成男性的附属品, 要么被塑造为难养之尤物。而人作为社会人, 文学是社会的反映, 社会的中心也是人。而女性作为社会的另一组成部分本应起到很大作用, 所以在明中叶之后, 女性文学形象的不断演变也激化了女性本身的意识觉醒。

在元末明初创作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都是在文学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有着深远影响的作品。然而, 在这些作品中, 女性的文学形象却是少之又少的, 而且多半也是反面人物形象。例如在《三国演义》中被沦为政治工具的貂蝉, 空有美貌却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水浒传》里的潘金莲, 阎婆惜等, 《西游记》中吃唐僧肉的白骨精等故事情节。明代小说中的女性文学形象本来就少之又少, 而作者对她们有多是毁污之词。所以, 在封建礼教下, 大多数文人骚客在进行女性文学创作上, 大多反映了当时对待妇女的庸俗的社会风气。男性在明清小说中是中心人物, 女性只能作为众多男性的陪衬和点缀作用。就如同鸡肋, 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在随后的发展中, 明代小说家的妇女观多受市民思想影响很大。大多是源于话本小说的明代小说, 而在对待女性问题上在宋元话本小说明显地反映了矛盾复杂的思想。一系列反抗立交压迫的叛逆女性在宋元话本小说中得到了歌颂, 市民反封建的积极思想不断体现。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人墨客的创作。

二、女性文学形象的转变对早期女性意识萌芽起到了开化作用

《三言》中, 塑造了一批具有鲜明性格的女性形象, 诸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杜十娘, 威武不屈的船家女刘宜春, 勇于反抗的白娘子等饱满的人物形象。这些女性都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 初步的体现了作者的民主意识化, 表达了一部分作家在对待女性意识时, 愿意表现女性作为独立个体, 不在依附于男性和社会的创作角度而独立存在。这一时期, 不止女性意识得到启蒙, 大多数文人骚客也注意到了女性作为社会的另一组成部分, 她们的思想启蒙对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地步, 他们逐渐认识到自身的特点。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到并履行自己的历史职责、社会责任, 并以独特的方式逐渐参与着社会创造。并且也有少数人认识到女性主体意识将“人”和“女人”统一起来, 包含性别又超越性别的价值追求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明中叶以后的小说人物选择的转移, 影响了清初的《聊斋志异》、《红楼梦》, 以及《镜花缘》的人物选择。在《金瓶梅》的基础上清初小说则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并汲取明末清初一大批“千部一腔, 千人一面”之才子佳人小说的经验和教训。经过理智选择、艺术净化、美学提高, 女性角色越来越多的进入清代小说, 并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红楼梦》更是对大观园中的女性进行了绝无仅有的赞美, 王熙凤、林黛玉、薛宝钗、探春、晴雯, 每一个的形象都刻画得入木三分, 活灵活现, 无一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在描写男子时, 说“都是泥做的”, “浊气逼人”, “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通过对待大观园中众多女性形象的描写, 表现出各种性格形态的女性代表。为了使女性形象的纯粹性浮现出来, 作者只有不断审视自己, 审视当时的社会, 注重自身的感触。以强烈的女性意识, 不懈的探索精神, 将女性内心世界描绘得更加细腻、丰满, 这无疑是女性意识觉醒的突出代表。

三、现实社会对文人创作的冲击

《镜花缘》通过对书中几十个国家的叙述, 包括了正面的描写和侧面的讽刺, 不难看出, 它所主张的和反对的, 主要是, 它主张男女平等。它要求女子也应自幼读书, 和男子同样参加考试。它反对男子对女子的压迫, 尤其是对于缠足、穿耳这些摧残人类肢体的行为, 表示愤怒的抗议。在书中, 女性完全成为小说的中心任务, 男子则完全成为女性的附属品。书中的女儿国, 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 “男子反穿衣裙, 作为妇人, 以治内事; 女子反穿靴帽, 作为男人, 以治外事”。在处理政治事务以及从事生产劳动方面女子的智慧才能无异凌驾于男子之上。并且用" 易地而处" 的方法来对照, 说明作者所生活的当时中国社会上“男尊女卑”的许多制度的不合理。社会发展至此, 由此可以简单地看出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和发展是个不断变化和丰富的过程, 最开始女性认识到自己也是社会的主体, 具有人的共性特点, 随着不断地发展逐渐构建自己的生活;一直到认识到女性的自身特质, 塑造与自身生理、心理相协调的真正的女性气质;能够在社会中扮演所需的各种角色;到最终正确地认识男性并与其和谐共处。

《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可视为古代小说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之作, 标志着明清小说在文学创作时人物的选择发生了重大变化, 男性不再作为主体, 文学也不单是男性的世界, 女性也不再是文学的陪衬而是作为主体激发着女性意识的不断觉醒与发展。作者更多地从美学价值的角度上去赞扬她们。女性在明清小说中地位的不断变化, 不仅弥补了之前小说创作过程的不足, 还引领了之后小说领域中女性文学形象的选择倾向, 标志了女性文学形象对女性本身主体意识的重大影响。在而后的社会发展下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

明清时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 又是程朱理学盛行的时期, “存天理, 灭人欲”的说辞对明清时期社会思想到的带来巨大影响。因而也产生了许多公开以人的真情为主的社会思潮, 这股思潮也直接影响了清代文学的创作, 并且更多的女性进入明清小说, 总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道德, 文学等诸多因素, 加速了明清小说人物选择转移的步伐, 女性在明清小说中经历的从陪衬, 点缀, 到被毁污, 再到受钦慕, 被赞颂的角色转变, 标志着古代小说中现实主义的女性精神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激化了当时女性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到自身的意识觉醒, 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女性主体意识的内容而不断地变化和充实。女性主体意识在这一时期自觉性更强, 内涵更丰富。而社会也逐步认识到女性的重大作用。

摘要：在文学创作过程中, 女性作为社会组成的重要部分在历朝历代的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次数少之又少, 而女性本身在早期社会的发展中处于不被重视的层面, 而到了明清时期, 文人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开始注重并发扬女性作为主体意识的文学形象, 这些作品不仅树立了大批优秀的女性文学形象也激发了当时社会的女性意识觉醒。

关键词：明清小说,女性文学形象,女性意识觉醒

参考文献

[1]诸联《红楼评梦》见《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第54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82年版.

[2]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第6页人民出版社82年版.

[3]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第8页人民出版社82年版.

[4]杨永忠周庆论女性主体意识[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0年第4期.

[5]胡捷女性主体意识的构建[D].西北师范大学2012年.

浅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悲剧 篇5

关键词：蕭红小说；女性悲剧；悲剧命运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0-0008-02

萧红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最出名的女作家之一。她描写了很多关于女性方面的小说。她的小说中的大部分女性的命运都是很悲惨的；她们的爱情是缺失的；婚姻是不幸的；生活是悲凉的。作者对女性的悲剧命运认识是极其全面和深刻的，构成独特的悲剧主题意识。作者那样写女性，目的是让广大女性认清社会现实和自己的生存状态。从而唤醒她们的主权意识，努力去争取自己的独立和幸福。

萧红大部分作品都描写了女性形象，她们的命运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悲剧色彩。她们的悲剧命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爱情方面的悲剧

爱情是男女双方共同的事情。只有两个人在平等和理解的基础上达到心灵的沟通，才算是真正的爱情。双方关系不平等之恋和单方面之恋，都谈不上真正的爱情。萧红小说中大部分女性的爱情恰恰属于后者。她们的爱情极其短暂，不能享受到爱情的甜蜜。甚至说，她们的爱情是缺失的。

《生死场》里的金枝刚开始被成业的歌声唱开了心声，憧憬着美好的爱情。但好景不长，她得到的却是母亲的辱骂，世人的嘲讽和怀孕的担心，根本没有享受到爱情带给她的甜蜜。同时，成业跟她结合并非爱情的需要，而是生理上的满足。正如文中描写的那样：“五分钟过后，姑娘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那里，男人着了疯了！……”[1]当金枝怀孕，心情忐忑不安时，他什么也不问，完全不关心，而是“从围墙宛如飞鸟落过墙头，用腕力掳住病的姑娘，把她压在墙角的灰堆上，那样他不是想要接吻她，也不是想要热情的讲些情话，他只是被本能支使着想动作一切。”[1]从以上可以看出，成业只是把金纸当成泄欲的一个工具和手中的一个玩物而已。他们之间是发泄和被发泄的关系，根本没有平等关系之说。金枝得到的只是痛苦，而不是爱情的甜蜜。《小城三月》中的翠姨，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默默地暗恋我的表哥。她的爱情是单方面之恋，对方似乎完全不知情。在这场单恋过程中，她得到的只是内心痛苦的煎熬，从未得到真正爱情的甜蜜。她只是偷偷地喜欢我的表哥，从未对别人说出自己的心事，而是把它深深地隐藏在内心底处。自己喜欢一个人，却不能够把它讲出来。可想而知，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而翠姨却自己一个人默默地享受单恋的痛苦。在内心深处，她单纯地认为这就是爱情。可是这只是她的一厢情愿，对方完全不领情。临死前，她拉住表哥的手，大声地哭起来，好像一颗心也哭出来似的，隐隐约约地表达对表哥的喜爱之情，但表哥完全没有勇气接受这份爱情。后来，表哥提起翠姨常常落泪，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很大程度上翠姨正是因为单恋表哥不能说出来，抑郁而死。可以说，她是为情而死，而表哥却不知道真正的原因。翠姨的爱情是痛苦的、缺失地，她得到的并不是两个人心灵沟通的感情，而是孤寂的单恋之苦。

二、婚姻方面的悲剧

婚姻是女人一辈子最幸福的事情，是迈入人生的最高殿堂，充满着甜蜜和幸福。然而，萧红小说中的大部分女性婚姻却是悲苦的。无论婚前和婚后，她们从未尝到婚姻带给她们的幸福。

婚前，她们的婚姻权掌握在父母手中，她们根本没有自主选择配偶的权利。如同《呼兰河传》中写道：“也有男女两家都是外乡赶来看戏的，男家的公子也并不在，女家的小姐也并不在。只是两家的双亲有媒人从中沟通着，就把亲事给定了。也有喝酒作乐的随便的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人家。也有的男女两家的公子小姐都还没有生出来，就给定下来了。”[1]在很大程度上，她们的婚姻都带有利益的交换性质。《呼兰河传》中的一段文字就真实地道出了这种情形：“两家都很有钱，一家是本地的烧锅掌柜的，一家是白旗屯的大窝堡，两家是一家种高粱，是一家开烧锅。开烧锅的需要高粱，种高粱的需要烧锅买他的高粱，烧锅非高粱不可，高粱非烧锅不行。恰巧又赶上这两家的妇人要将近生产，所以就‘指腹为亲’了”[1]这些女性连对方的名字和容貌都不知道，就被父母胡乱地许配给了人家。父母在乎的并不是女儿的婚姻幸福，而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女儿的婚姻成为他们交换的筹码和谋利的工具。这也就注定作者小说中女人婚姻的失败和痛苦。

如果说萧红小说中的女性婚前命运是悲苦的，那么婚后女人的命运更变本加厉。婚后，她们不能得到丈夫一点儿的关爱，遭受的大都是是丈夫的冷淡和欺辱，婚姻带给她们的只有痛苦。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一旦婚姻附加上生活的重担，一切都变了样儿。金枝和成业婚后，成业对她从未关心过她，未尽过丈夫的责任。就在产前不久，成业还对她施加性暴力，导致婴儿的早产。小金枝出生后不久，由于生活的重担比较大，成业竟把她活活地摔死。丈夫为了减少一张吃饭的嘴，竟杀死自己的女儿，剥夺了金枝产后做母亲的权利。这对金枝精神上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的命运是极其悲惨的。

三、生活方面的悲剧

萧红小说中的大部分妇女在生活方面的命运也是带有悲剧性意味的。她们遭受很多方面的痛苦，这其中包括肉体上受刑罚，精神上受折磨和生活上受压迫。

（一）肉体上受刑罚。

萧红小说中妇女肉体上受的刑罚主要来自生育方面。生育在一定程上可以理解为女人的第二次投胎，意味着女人生命的完整和做母亲的权利。但作者小说中的妇女尝到的只是生育带给她们的折磨和痛苦，没有一点儿做母亲的喜悦之情。

《生死场》中的《刑罚的日子》描写女性分娩时的情形简直是让人触目惊心，忍不卒读。其中五姑姑的姐姐分娩时的情形最为典型。因为怕弄脏了席子，五姑姑的姐姐把席子卷起来，就在草上爬行。婆婆忌于“压柴，压柴，不能发财”，把仅有的柴草也撤去。于是产妇光着身子，和一条鱼似的，爬在那里，号叫，挣扎，直到耗尽最后一点力气如僵尸一般。她的丈夫不但不关心她，而且还指使她拿靴子，骂她装死，拿长烟袋砸她，举起大盆水泼她。可怜的女人，“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一点声音不许她哼叫，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1]可怜的女人遭受如此巨大的生育痛苦，换来的却是孩子的死掉。可怜的女人肉体上受到的刑罚，并不能换来丈夫的呵护。她们的生育和动物一样，除了毫无意义上的肉体刑罚，什么都没有。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妇女的悲剧性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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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神上受折磨。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精神身上的痛苦。萧红小说中的女性除了要遭受肉体上的刑罚外，还要忍受精神上的折磨。这些精神上的折磨一方面来源于自己，一方面来源于他人。但是不管来自本人，还是他人，从根源上讲都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传统思想和所谓的不是规矩的规矩在作怪。

《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就是封建传统旧思想的受害者。她的精神时刻受这种思想的折磨。订婚以前，外祖母把她许配给我族中的一个小叔叔。但是那族中的祖母一听就拒绝了，说是寡妇的孩子命不好，也怕没有教养，何况父亲死了，母亲又出嫁了，好女不嫁二夫郎，这种人家的女儿，祖母不要。自从翠姨得知这件事情后，这件事情就深深深地刻在了她的脑海中。她甚至认为表哥也是那样看她的，这给她的心理造成极大的负担，使她的精神背负一个大包袱。翠姨订婚后，一则是一个人的未婚妻，二则是出了嫁的寡妇的女儿。她每天把这两条规则背上好多遍。造成巨大的精神负担，这无疑是对她精神上巨大的摧残。她不敢向表哥表达爱意，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精神上的折磨压得她不能喘气，最终导致内心的抑郁，为最后的死亡埋下伏笔。

（三）生存上受压迫。

萧红小说中的大部分女性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妇女。她们整天忙于生存，为了填饱肚子，维持生存，她们承受很多压迫。生存的压迫，使她们承担很多的痛苦。《桥》中母亲，为了养家糊口，保证家人的生存，在孩子出生后不久，她就给别人家的孩子去做奶妈了，而自己的孩子从来就没有喝过她的奶。她与儿子见面的唯一方法就是隔着桥，远远地看着自己的孩子。然而，有一天她连看孩子的唯一机会都失去了。因为孩子为了见母亲一面，跌下桥摔死了。这位母亲的内心是痛苦的，而这痛苦的根源就是生活太贫困，生存上受的压迫过于沉重。甚至说，生存的压迫剥夺了她作为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权利，毁灭了他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东西。

参考文献：

[1]萧红.《生死场》.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年版。

[2]萧红.萧红同命运的小鱼[M]//萧红全集：中卷.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

[3]萧红.《生死场》，《萧红全集》.哈尔滨：哈尔斌出版社，1991年5月。

[4]萧红.《生死场》.武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

赵树理小说女性形象分析 篇6

关键词：赵树理小说,山西农村,女性形象

在赵树理的作品中, 作者塑造了一些地主和狗腿子形象, 也有一些干部形象。但作者着力刻画的仍是农民形象。其中, 最重要的便是在赵树理小说中所出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女性形象之间纵深方面的比较。对于这些女性, 作者之于她们的并不是一贯应有的愤慨和控诉, 相反读者能感受到更多作者内心的无奈和悲凉。这类人物之所以会受到这样的“礼遇”, 是因为作者感受到在这些“落后人物”身上更多地体现了民间的趣味和愿望, 她们并不是在思想上就自觉的作为国家权利意志的对立面而存在。在这类落后女性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小农思想, 自私、狭隘、因循守旧。她们其实也是受害者, 只不过在开始时她们总是会被作为讽刺嘲弄的对象, 小说必须有矛盾对立才能得以进展。

这一类“落后人物”在赵树理小说中是很多的。其中富有代表性的便是出现在《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作为本文矛盾的一个突点, 在开篇第一段便先曝起“米烂了”的“光辉事迹”, 第二段则不吝笔墨地对其来历及现状进行详细描写。她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 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但是在愚昧落后迷信思想的影响下, 她逐渐蜕化成恶劣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作者描绘了一个心理变态和精神扭曲的女性形象。这算是一个十足的落后人物了。她对于小芹婚事的干涉与阻挠, 也是其落后性的具体体现。当然, 她的结局还是很不错的。三仙姑在区上在众人面前丢丑、受辱而后被迫自新。故事得到了圆满的结局。同样是作为母亲, 同样是对于女儿婚事的干涉, 同样是作为“落后人物”的典型出现的小飞娥, 则与三仙姑存在着不同之处。赵树理写于1950年的《登记》是一篇反映男女自由恋爱的小说。小说中小飞娥的人生经历具有复杂的艺术意蕴。小飞娥这个人物形象, 作者对她更多的是同情而非讽刺。她是一个饱受封建婚姻折磨的女人, 但是对于艾艾的自由爱情她仍然是不同意的。她自己在封建主义的枷锁之下过着不幸的生活, 但却又主动用自己男人对自己的办法来安排自己儿女们的命运, 这一点又与张木匠的妈妈有着相似之处, 只不过, 最后她意识到不能再让艾艾走自己的老路——“挨打这件事也就不用传给艾艾了”。这一觉醒转变的过程以她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作为一个乡间底层女性, 她的命运是悲剧性的, 她的柔顺与隐忍是她悲剧命运的关键。她的转变就意味着她对过去的告别和对新生活的认同。

其实, 在赵树理小说中这样的人物还很多。如《传家宝》中作为进步女性媳妇金桂的对立面存在的李成娘, 一只破黑箱子, 便揭示了她一生的全貌。她是千百年来底层劳动妇女的典型代表。她同样勤劳, 质朴, 节约, 只不过她在贫困和残酷的旧的日子里建立起来的生活规律与新的社会秩序对立了起来。从李成娘这一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古老的灵魂, 仿佛两只手提着一个空水桶, “走一步又开一下腿的”一步步走到我们面前来。她们这一代人所承受下来的“宝贝”, 居然为媳妇所拒绝, 历史从她脚下断开。她们只能无可奈何的无力的把领导权让给了媳妇。又如《田寡妇看瓜》中的田寡妇, 她的落后更多的体现在其小妇人的狭隘心理上。秋生过去的偷是生活所迫, 如今有了自己的地有了自己的瓜, 在秋生的对比下, 田寡妇过去的小气、自私也就愈加明显了。

这一类落后女性形象是经过赵树理着力刻画的。在后来的评论中, 人们将她们归结为一个新名词———“中间人物”。当时全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曾提倡写“中间人物”, 由此可见, 这类人物市场之大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赵树理小说中另一派极具特色的女性人物就是进步女性。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作为农村社会进步力量的代表, 她们身上所折射出的就是新时代农村女性特有的气质和精神面貌。她们的言行也代表了那个时代女性的思想与意识形态。作为守旧势力的对立面, 她们积极向上, 思想进步超前, 显示了青年人特有的生气与活力。这些人是作者寄寓希望之所在, 是作者大力推崇的对象。他们大多受过社会主义新思想的熏陶, 不愿再为旧的封建牢笼所束缚, 渴望自由的空间, 新鲜的空气, 渴望得到新的生存地位。这一点在赵树理小说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小二黑结婚》中小芹就是这类女青年的代表。小芹的美自是不必说——“青年小伙子, 有事没事, 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 马上青年门也都去洗;小芹上树采野菜, 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但是小芹最吸引人的不是相貌而是其对于自己爱情的执着。她勇敢的和小二黑相恋, 拒绝了金旺的无理纠缠, 同时也拒绝了母亲三仙姑为自己许配的做填房的亲事。小芹倔强、大胆、决断, 为了自己的幸福不惧怕各种反对势力的胁迫。她的直露与勇敢与《登记》中的女青年艾艾和燕燕具有相似之处。艾艾和小晚相恋, 燕燕和小进相爱。同样是为了争取自己的爱情而抗争, 艾艾燕燕与小芹一样直爽单纯, 并富有强烈的乐观精神。艾艾不妥协不让步, 燕燕善良正直, 不仅帮艾艾成功的说服了小飞娥, 而且还用自己的智慧赢得了爱情和幸福。艾艾燕燕和小芹代表了当时一大批思想解放了的农村女青年。她们在与落后思想的斗争中赢得了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她们渴望热烈纯真的爱情。在最复杂最艰难的情况下, 她们始终是最乐观的胜利者。但是相比较而言, 小芹的斗争要强硬些, 而艾艾燕燕则和风细雨的多, 既有斗争性又有人情味, 因此人物更加丰满真实, 富有艺术性, 而小芹则显得死板, 人物形象要僵硬的多。赵树理小说中除了为争取爱情而抗争外, 还有很大一部分进步女性是为了维护自己新的生活秩序争取自己的合理生存地位而抗争的。她们的抗争是对旧的生活秩序的摒弃与更新。她们迎合了当时时代发展的需要, 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地位和角色, 为自己进行了重新定位。《传家宝》中的金桂便是如此。

赵树理在自己的小说中所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在整个小说情节的构造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些女性形象真实而又生动的再现了五六十年代山西农村妇女的思想与生活状态。赵树理之所以能成功塑造出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 他熟悉农村, 热爱人民。他是在用自己的心去描绘这片土地。赵树理所取得的生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他本人也被誉为中国文坛的“铁笔”与“圣手”。

参考文献

[1]太原道制作http://www.tydao.com (2001-11-22) http://www.tydao.com/sxren/wenhua/zhaoshuli.htm

[2]http://www.daynews.com.cn/mag6/wtjjzsl/山西新闻网

[3]http://www.daynews.com.cn/mag6/wtjjzsl/晋城在线。 (作者:韩文洲) (本文原名《赵树理与晋城》, 标题是编者所加)

[4]杨丽华.文学漫步[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5]赵树理小说选[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6]黄修已.赵树理研究资料[M].北岳文艺出版社.

[7]中国文学阅读与欣赏[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梅娘小说女性意识的呈现 篇7

一、性别苦难的执着书写

在现代文学史上,书写性别苦难的主题,不是梅娘的首创。同样书写女性悲剧并先于她步入文坛的萧红,1933年便以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完成了浸满阶级压迫的女奴宣言。王阿嫂的形象集中反映了阶级压迫重压下劳动妇女的生存困境。她成年累月地为地主们劳做,吃的却是“地主用以喂猪的乱土豆,连一片干菜也不曾进过她的嘴”。丈夫被张地主活活烧死后,自己也悲惨地死于封建地主的迫害之中。萧红在以血代墨的书写中,揭示了一个贫苦的劳动妇女身心所承受的沉重压迫。与萧红这种明确的阶级意识相比,于“言与不言”的文学困境中艰难书写女性命运的梅娘,性别意识似乎比阶级意识更为浓厚。如果说萧红是以眼泪和仇恨谱写女性关于爱和憎、生与死的悲歌,从而打上了沉重的阶级烙印,标志着受难者对压迫行为的强烈反弹,那么梅娘的小说则因为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显现出更为普泛的人性意义,她笔下的女性苦难虽然也有阶级、民族重压下的强音,但主要还是来源于两性压迫的壁垒之上。同为三四十年代东北沦陷区的女性作家,与萧红相比,梅娘的这种创作倾向显然缺少面向民族解放的时代主题时所必须的力度。这其中固然有作家个人社会阅历的局限,但主要还是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

萧红生活在东北的时候,正值沦陷前期,由于日本占领者主要忙于军事镇压行动,在思想文化方面尚未来得及进行严酷细密的法西斯统治,使得萧军、萧红、罗烽、白朗等人还能够以自由的心态歌哭呐喊,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压迫者。那么到了梅娘从事文学创作的沦陷中后期,伴随着日本占领者和封建主义的代表“伪满洲国”在思想文化方面法西斯统治的升级,广大沦陷区作家虽然同样具有家国沦亡的创痛和借文艺推动民族解放事业的功利目的,却无法以直接暴露的表现手段,介入到现代文学发展的左翼阵营。社会环境的变化使进步作家的处境相当尴尬:“一个人,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能够说的话一定要说;可是应该说的话,有时却不能够说,这其中的甘苦,决非‘无言’之士所能贪图其万一。”在这种情况下,梅娘所面临的“言”与“不言”之间两难的文学困境,使她不能像萧红那样直接暴露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血泪现实,只能选择一条更为曲婉的表现道路。“爱好于写作的人们只好暂投足于自我情感的讴歌里,收拾起那些有血有肉有活力的文字,换上了纤弱的低哑的幽咽。”因此说,通过对女性性别苦难的执着书写来曲婉地表达民族苦难的沉重主题,是梅娘在沦陷区高压的文化环境下,不得不做出的现实而无奈的选择。

因而在梅娘的笔下,即便是阶级与民族的显性压迫,也是以两性对立的隐性压迫为途径表现出来的。1938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蚌》,就是这种女性视角的形象展示。在作品中,梅丽不但在上班时间被强迫为上司来的日本客人倒茶,即使是傍晚散步,也要受到日本士兵的侵扰。“‘你是我媳妇!’醉了的人再追上来,去拉秀文垂着的手。受惊的三人在路上闪避着醉鬼,往后退,醉了的人追随着穿过去,横拦着去路。”尽管作品没有直接揭示压迫者的狰狞面目,却可以从中明显地感受到女性的苦难与民族压迫的大背景的关联,虽若隐若现却触目惊心。而作者充满倾向性的语言,更是犀利地直指街头作为看客的男性:“街上的人只望着,怯懦的他们不会加给这三个可怜的姑娘什么助力的,因为对方是高级的人种,躲还怕躲不清,谁肯找事呢?”。本国男性羸弱的精神本质,助长了压迫者的气焰,也反衬了异族压迫下女性艰难的生存境遇。当同胞遭受侵凌时,沉默本身就是助纣为虐。这一典型情境的展示,寄予了梅娘对直接压迫者与间接压迫者的双重控诉,而这种独特的女性视角,更是梅娘在男性视阔之外,对家国沦亡这一民族灾难主题的一次意味深长的揭示与提升。

二、性别苦难根源的揭示

如果说民族压迫下的性别苦难是沦陷区存在的一种社会现实,它只是作为时代风貌,吸引着作家关注的目光,那么中国几千年来的男权传统对女性肆意而无情的伤害,则是梅娘最为深邃的女性记忆,并铺垫成一种强烈的女性意识,投注在创作之中。因而在梅娘的笔下,来自另一个性别的压迫是女性苦难产生的最大的渊薮。在梅娘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着男性为了一己私欲而把女性推向苦难深渊的情节,其中有血浓于水的父女,也有恩爱并重的夫妻。《小广告里的故事》写了一个逼迫外甥女靠色相为自己赚钱的姨爹,《蚌》和《蟹》中都有父亲不顾女儿的终身幸福而把女儿推向火坑的情节。“美丽的女儿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棵摇钱树,至于女儿的幸福,他认为有钱就有幸福。”父女关系如此,夫妻关系也不例外,在小说《鱼》中,当民族压迫以具体的缺吃少穿,困苦不堪的日常生活形态压在女主人公芬身上的时候,她还要承受着另一种形式上的“传统压迫”:她曾不顾家庭反对而毅然与之同居的丈夫,在与她共同支撑了一段艰难的岁月后,出现了一种与传统男性中心社会妥协所必然造成的怯懦和自私,为了得到父亲的原谅,逼迫芬回到他的传统家庭中去做姨太太。

畸形社会是造成形形色色婚姻、家庭悲剧的祸首,而种种不幸的重压又都无情的转嫁到孤立无援的柔弱女子身上。在这里,梅娘不仅批判了几千年的男性权威,解构了女性的苦难渊源,同时,作者还进一步地表现了女人缺乏自觉的独立意识和强健的精神品格,而默许了男性权利存在的合理性,以至于不自觉地加入到女性悲剧制造者的行列。《侏儒》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小说文本。这是一个充满母性光辉的作品,它讲述了一个精神痴呆的侏儒,如何在关爱与呵护中焕发出常人情感的故事。同时侏儒的身世又是一个女性苦难命运的缩影,一个贫穷而美丽的女人被迫与人姘居,既不能被孱弱的男性保护,也无法见容于另一个女人。房东太太把对丈夫用情不专的愤怒完全发泄到与她一样的弱者身上,跑去一顿毒打,她的命运必然性地以悲剧告终。事实上,女性对女性的戕害远比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更具有悲剧性。它表明男性话语对女性话语的同化能力已经渗入到整个文化机体之中,成为一种沉重的超稳定结构,使女性在这个机制当中遭受揉搓、撕扯、破损,最终走向灭亡。鲁迅很早就在《祝福》中揭示了这个超稳定结构的真象,柳妈成为无数将祥林嫂推向死亡的黑手中,最具有悲剧性意味的一只。

三、性别苦难主题的升华

“九·一八”事变后,历史的强行进入摧毁了梅娘的时空构架,沉重的民族苦难把她和东北沦陷区的民众一起抛进了一场带血的噩梦。在血与火的交织中,民族苦难和个人情怀被统一起来,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梅娘自觉地把女性个体意识融入到了群体意识当中,主动的担当了时代苦难和民族苦难的表达者的角色。因此,作为一位深受“五四”文学“为人生”观念影响的现实主义作家,梅娘的忧患意识不仅来自女性千百年来始终蜷伏于历史地心深处的关于苦难的记忆,也来自于沦陷区喧嚣以久的公众矛盾,即家国沦亡的社会现实。斯达尔夫人说,对弱者的怜悯、对不幸者的同情,毫无功利目的的心灵激扬,这些远比政治道德更符合妇女的本性。这种源于女性自我的忧患意识使梅娘的创作在书写女性苦难的基础上能够展示更为广阔社会图景,以一种委婉细腻的女性关怀展示弱者生存所遭受的现实苦难的盘压,进而揭示出在民族苦难中挣扎的民众的困厄、呻吟和愤懑。《行路难》中的“他”是一个无法使妻和子温饱而女儿又在生病的小学教员,在已经写好遗书的绝望处境中,抢了我十块钱。这一突发事件使我知道,从前用来喂牲口的已经带一点霉味的花生饼,“现在人吃它还供不饱呢”。小说字里行间流淌着女性细腻的同情与真挚的自省,通过塑造这样一个平民形象,生动展示了更为深广的社会现实,显示了极强的悲剧意蕴。此外,在《傍晚的喜剧》、《黄昏之献》、《小广告里的故事》等篇目中,梅娘对平民尤其是战乱中女性苦难的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小六子就是因为“铁道线建什么防护网占了他家的菜地”,才被妈妈送到城里浆洗房当学徒,虽然饱受掌柜一家的欺凌,比起妈妈没米下锅的日子,却又不得不满足一天三顿饱饭的生活。《黄昏之献》类似于速写,在主要刻化一个想入非非、举止荒唐的伪君子形象时,作者仍穿插了一个“跑匪跑出来的,全家烧光了,孩子的爸爸不知死活”独自带着五六个孩子四处乞讨的农村妇女的悲惨遭遇。作家在不动声色的写实中露出几分含泪的微笑,虽然只是一笔代过,却令人倍感凄凉。她们的境遇蕴含着所有社会底层民众的不幸,她们的悲剧似乎是整个沦陷区人民生活悲剧的社会化。与同一时代集中描写家庭生活的苏青相比,梅娘在小说中运用曲婉的书写方式,通过虚实相间的处理手法,虚化背景,实写苦难,着意地选取了大众生活这一题材,用充满同情的笔触,表现了在日帝的经济侵略下,广大沦陷区人民度日的艰难。她笔下的底层人民没有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无法维持最起码的温饱,真正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地步。尽管梅娘选取了曲婉的笔致,但仍旧显示出她反映社会黑暗的勇气和现实主义创作的力度。对民族苦难的揭示,是梅娘小说性别苦难主题在情感逻辑上的深化和升华,也是梅娘的女性意识在沦陷区社会背景下独具特色的表达。

梅娘的女性书写和民族矛盾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沦陷区时代文学的走势和抉择,并促生了梅娘小说女性意识的升华,其中隐含着民族立场和个人话语兼容的写作姿态,力透纸背地展示了沦陷区民众的惰性与麻木,在死的挣扎和生的顽强中表现出全民族的觉醒和奋进。它不仅展现出普通劳动者的呻吟、呐喊和抗争,而且也渗透了梅娘小说创作的新的大众的气息。

摘要：梅娘对女性意识的书写是在一个充满压迫和苦难的环境中进行的。梅娘的小说因为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显现出更为普泛的人性意义，她笔下的女性苦难虽然也有阶级、民族重压下的强音，但主要还是来源于两性压迫的壁垒之上。梅娘的女性书写隐含着民族立场和个人话语兼容的写作姿态，力透纸背地展示了沦陷区民众的惰性与麻木，在死的挣扎和生的顽强中表现出全民族的觉醒和奋进。

关键词：梅娘,性别苦难,女性意识

参考文献

[1]萧红：《王阿嫂的死》，《东北现代文学大系第三集〈短篇小说卷〉(中)》，张毓茂主编．沈阳出版社，1996．12(1)，958．

[2]梅娘：《动手术之前》，《梅娘小说散文集》，张泉选编．北京出版社，1997．9(1)，279．

[3]季疯：《言与不言》，原收季疯《杂感之感》，1940年长春益智书店出版，转引自钱理群《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177．

[4]林里：《东北女性文学十四年史》，转引自《东北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张毓茂主编．沈阳出版社，1996．12(1)，514．

[5]梅娘：《蚌》，《梅娘小说散文集》，张泉选编．北京出版社，1997．9(1)，51．

[6]转引自王绯：《新纪元：“空白之页”上的女性书写》，《中国文化研究》，1995．(3)75．

[7]梅娘：《蟹》，《梅娘小说散文集》，张泉选编．北京出版社，1997．9(1)，185．

[8]梅娘：《行路难》，《梅娘小说散文集》，张泉选编．北京出版社，1997．9(1)，294．

[9]梅娘：《傍晚的喜剧》，《梅娘小说散文集》，张泉选编．北京出版社，1997．9(1)，4．

女性小说 篇8

明清女诗人就把注意力移到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亲身体验, 而且十分真切地写出了个人得自观察的情景及灵感。从刺绣、纺织、缝纫到烹饪, 直到养花、抚育。例如, 张清河在其《看蚕词》中写道:“闲听食叶最关情, 仿佛诗人下笔声”[3]。比喻新颖, 情景婉然, 诗中句句皆从养蚕人的生活中得来。

“五·四”女作家苏青也曾兴致盎然地咀嚼日常生活的滋味, 在平常琐碎的生活细节中写出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 传达着“通常的生命的回声”[4]。

随着市场化深入, 在文化多元选择的趋势下, 世俗文化蓬勃崛起, 世俗价值悄然生成, 因此对女性个体生命的世俗形成及其意义的探寻和礼赞也是一种必然。在众多女性作家中, 王安忆和池莉尤善于关注世俗小事, 在对女性个体生命的现实关怀中, 她们的作品滋生出了更具实践性、世俗性的崭新内涵。

王安忆说:“我对生活采取了认可的态度, 生活应该是这样的, 我认为一个人能心平气和, 承认现实, 直面现实, 就行了, 就胜利了, 所以我的胜利不在于我成为了一个作家, 而在于我的心境平静下来。婚姻是很具体的, 但生活中有许多乐趣, 承认它, 面对它, 平静下来, 就战胜了自己。”[5]这样直言不讳她对生活的理解, 看起来胸无大志, 随遇而安, 如一个平庸女人的人生理想。正是这种入世态度, 才使她更乐意于平凡, 关注凡人生活并享受它。她们在普通生活滋润下, 智慧无限, 悉心潜入文学。

王安忆笔下的平凡女性能有处变不惊的气度, 有博大宽厚的胸怀, 又有经营生活的能干务实, 成了日常生活中最美的风景。《流逝》中的欧阳端丽, 这个当年小鸟依人、连过马路都不敢的女人, 在那个七倒八巅的年代里显示了主妇的魄力:辞退娘姨, 自持家务, 赶大早买小菜, 精打细算平衡开支;典当家什, 为插队的小姑、小叔置办行装;做保姆, 织毛衣, 当学徒, 补贴家用。这个昔日的千金小姐, 大户人家的少奶奶, 如今成了里里外外的一把手, 家里的靠山。再看那昔日沪上淑媛、人尽皆知的三小姐, 女寓公王琦瑶在失去靠山后, 给人打针维持生计, 尽管弄堂内外的运动空气已经翻江倒海, 可她仍然可以守着炉边的小天地, 做自己可口清爽的家常菜, 翻新下午茶的点心花样, 和康明逊由朋友而情人乃至王琦瑶意外有了身孕, 一个人生养孩子, 无怨无恼。更有那弄堂米尼, 在婆家态度冷淡、娘家断绝关系的情形下, 连偷带骗地养活自己, 喂饱孩子, 鼓励着服刑的恋人;《小城之恋》中的她在迷乱的情欲消散后, 自承后果, 带着两个孩子勤勤恳恳地过日子。

王安忆让这些普通的女性经历为生存而奋力斗争的平凡实际人生, 曾养尊处优, 曾轻松自在, 曾欢愉兴奋, 历史和命运又把她们推到生活中突然鲜明暴烈出的缺口。女人们坦然地接受变故, 一改对丈夫、情人的依赖, 独立担负着由家庭 (或事实上的家庭) 带来的责任, 饶有兴味地品尝人生五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家庭, 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她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保护人, 很骄傲, 很幸福。”[6]这些平民女性蛰居狭小、浅陋的弄堂, 不问世事, 直面人生, 只管柴米油盐, 她们独立、坚韧的精神之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另一方面, 这些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传统女子尽管勇敢坚强, 却依然非常渴望男性坚强的臂膀, 渴望回归到由男性支撑的家中。作者承认女性的柔弱, 听任男子对她们的护爱, 似乎舍不得把她们推进世事的漩涡, 让其跌跌撞撞地成长。然而就是因为王安忆把自己沉到生活中, 敢于直面现实, 目睹了生活的本来面貌, 洞察是是非非, 经历风风雨雨, 清醒地认识到生活的不易。历史中多少大风大浪, 当时轰轰烈烈激动人心, 过后回想起来, 却原来违背了生活的本质, 只有平淡世俗才是千年如一日的真实。

王安忆认为:“历史的本来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 历史是日复一日, 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7]因为日常生活是历朝历代、海阔天空都无法避免的经历, 是光阴如梭、岁月荏苒都要流逝的过程, 每一个时代更替都蕴含在这日复一日的寻常生计中, 每一次历史转折都是平常人情浮沉的折射。

如果说王安忆着重表达日常生活中的柔韧美, 那么池莉则擅长于表现市民家庭生活, 反映世态人情、下层人民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心理。她的小说语言细腻平实, 结构舒缓有度, 情节起伏不定, 记录发生在身边的人生故事, 反映各具特色的当代男女在时代大潮中的恩怨往来, 并且从中映射出和包含了社会的、政治的、历史文化的意味。她所写的人物都是一身“俗”气的凡夫俗子, 所写的事件都是生活中的鸡毛蒜皮, 总之, 她关注的不是时代英雄、社会精英, 注重的也不是人生中飞扬的一面, 而是日常平庸生活本身。因为离开了世俗生活不会有真正的“现实感”, 脱离开普通人物的命运, 她们的人生历程、基本需求、欲望与困惑便也丧失了普遍现实意义。池莉对于市民生活、市民文化心理予以充分理解, 拥有理解中的同情及同情中的表现, 从下层市民的生存实际出发, 尊重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乐趣, 其中包含着人性健康的活力和质朴的情感。

池莉的小说特别青睐普通人的生存境况, 贴近世俗生活, 讲述凡夫俗子庸繁琐碎的人生故事。于她而言, 印家厚、吉玲、李小兰等便是构成“芸芸众生”的分子。总体来看, 缺少了她们, 不会有地球从此不转之憾,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从都市到乡村的诗意回归

——谈沈从文人生经历对其创作观的影响

农为平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中文系云南昆明650106)

【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坛上, 沈从文的创作及意义无疑是极为独特的, 他的小说一类是充满温情地描写并讴歌以故土湘西边地为原型的乡土世界, 洋溢着田园牧歌的清新优美, 而另一类则是“金刚怒目”式的对都市生活、都市文明的揭露和鞭挞。这种特殊的创作审美价值观的形成实际上是深受沈从文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的影响的, 在经历了从乡村到都市的漂流之后, 沈从文完成了一次从城市到乡村的精神上的诗意回归。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生态

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在现代文坛是独树一帜的, 从一个来自偏远的湘西农村、曾经为了在诺大的北京城找到一席立足之地而与命运苦苦抗争的文学青年, 最终成长为享誉文坛的京派领袖和高等学府中的知名学者, 沈从文的人生际遇在现代文坛极富传奇色彩。而更引起人们关注的却是沈从文作品中那些充满田园牧歌意味的描写湘西世界的小说, 其中所表现出的纯、真、美一直以来对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都是一种巨大的诱惑, 也是当代沈从文研究领域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在沈从文的作品中, 对故土湘西的描写和关照成为是他以后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一个中心, 一种标志。这种独特的创作观念的形成自然和沈从文本人的人生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

沈从文出身于湖南凤凰县一个曾有一些光辉历史的行伍家庭, 祖父年青时战功显赫, 曾被任命为云南昭通镇守使、云贵总督等要职, 其父亲、叔叔也身为军人, 沈从文自小虽体质羸弱, 但生性顽劣, 无心于读书, 常常逃课徜徉于湘西特异的山水间, 下河游泳摸鱼, 上山捉鸟爬树, 与大自然有着亲密无间的接触, 性情和视野深受大自然的熏陶和影响, 尤其是从家乡蜿蜒流过的沅水, 给予了沈从文厚重的滋养。多年之后, 沈从文充满感情地在回忆性质的散文中回顾了这段难忘的人生经历, 深有感触地说;“我的感情流动而不凝固, 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 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 学会思索, 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 (沈从文:《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而沈从文这种背离传统教育去亲近大自然的顽劣习性让父母大伤脑筋, 于是, 在他高小才毕业时, 家里把他送进部队, 一方面是希望借助部队严格的纪律好好管教沈从文, 另一方面这也

的英雄气概, 但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能使世间充满生机, 使淡然无味的人生有滋有味, 有情有理。文学介入与普通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日常风景, 正是文学的社会正义所在, 而如果对表现现实生活兴趣寡淡, 与社会、广大读者关系疏远, 实际上就是正义心枯涸。

池莉在《太阳出世》出版后记中就说过:作家有责任让越来越多的人读小说, 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表现更文明一些。而要让读者接受你的劝告, 你就必须很亲切地接近他们, 深入地表现他们的生活, 目的是整个人类得到提高。”[8]难怪她那么津津乐道于平凡人物日常生活图像的堆砌:《不谈爱情》中的庄建非并没有惊天纬地的才能, 吉玲甚至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小市民;《一去永不回》中的温泉是一个对生活不屈不挠的平凡女子;《太阳出世》中赵胜天、李小兰是一对活得很不容易的年轻的工人夫妻, 在柴米油盐、奶瓶尿布的围困中磕碰和成长;《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因住房、工资、老婆、孩子而产生种种烦恼, 却仍然顽强地过着日子。这些作品无一不指涉平凡人家不见经传的生活。

如女作家们本人所说, 这样的生活缺乏浪漫诗意, 然而, 吃喝穿戴、娶妻生子、家长里短、吵架斗嘴等等庸常内容, 恰是真实人生的缩影, 是生活痛苦之源也是升华生活的快乐家园。池是当地很多男孩的必然选择。湘西地处偏远, 苗族、土家族、汉族等多种民族杂居, 民风剽悍, 再加上近代以来中原统治者多用血腥镇压的方式来统治各民族, 战事频繁, 所以尚武是当地的一种风尚。进入部队之后的沈从文一下子被卷裹到了人生赤裸裸的真相面前, 亲眼见闻了许多人世血淋淋的惨象, 如他随军驻扎在小镇怀化的16个月里, 亲眼看到700个人被砍头。混乱的社会、政府对边地少数民族的镇压, 是沈从文深刻体会了湘西古语“一切都是命, 万事不由人”的真实内涵, 但幸运的是沈从文并没有因此而消极麻木, 相反这极残酷又不合理的一切激起了他对恶的深深憎恶。在此期间, 他常常跟随部队在湘、黔、川等地区迁徙跋涉, 有机会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 其中有船夫、水手、商人、妓女、乡民等等, 这些人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 他们卑微而坚毅顽强的生命形态给予了沈从文极大的冲击和震撼, 而湘西一带的奇山异水和古朴自然的风俗人情也深深感染着沈从文敏感的心。这些经历为沈从文人生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部队里混了五年之后, 沈从文只身前往政治文化中心——北京, “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沈从文:《从文自传·一个转机》) , 企图要为自己寻找一条崭新而有意义的人生之路, 在经历了太多的冷遇和艰辛挣扎之后, 沈从文逐步以写作作为养活自己的一种方式, 作品大量登载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小说月报》、《新月》、《晨报》等刊物上, 渐渐成为新文学阵营中小有名气的作家。后来, 在新文化的领军人物胡适的引荐之下, 沈从文进入上海的中国公学教书, 登上了大学讲坛, 成为一名大学教师, 后来又先后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等大学教书。在鸿儒如云的中国近现代, 绝大多数学者大师们都有丰富深厚的文化根基, 一方面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另一方

莉她们借此揭示出生存的残酷本相, 指出人生是烦恼的, 生存是艰辛的, 种种烦忧和磨难总是如影随形般纠缠相伴, 逃避不能解决问题。惟有认同它们, 直面烦忧与磨难, 相信“热也好, 冷也好, 活着就好”[9], 才能体味生活, 明了生活的意义。

总之, 情是女人生理天性的一部分, 不管是爱情还是对庸常琐事的爱, 女人注定在情上不可救药, 因此女人对世俗的爱出自女人的“个我”与“自觉”, 女作家们以手写心, 写她们心目中的世界, 从而完成了并正在建构着自然随意的女性文学。

摘要：因为日常生活比较贴近女人的生活经验, 并由于社会和心理的原因, 所以, 世俗是女人眼中的生活, 是女人的另一情感世界。伍尔芙曾经分析过, 由于女人的大部分时间在家庭起居室和厨房度过, 天长日久, 养成了在日常生活中观察、揣摩各种人的性格、心理的习惯。所以女人对世俗的爱出自女人的“个我”与“自觉”, 女作家以手写心, 写她们心目中的世界, 从而完成了并正在建构着自然随意的女性文学。

关键词：女性小说,世俗,自觉写作

参考文献

[1]《女权主义理论》第111页, 王岳川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2]彼茗《民国女子苏青》载《当代》, 第178页, 2002、2

[3][4]彼茗《民国女子苏青》载《当代》, 第178页, 2002、2

[5][6][7]王安忆访谈《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载《文学报》, 2000、10、26

[8]池莉《太阳出世》

路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评析 篇9

一、世俗与传统道德的背负者———贺秀莲、孙兰花

贺秀莲 (《平凡的世界》) 是孙少安的妻子, 她是少安在山西带回来的姑娘。对少安来说, 秀莲“脸虽然不太白, 但人样子十分耐看。黑眉花眼, 一口白牙, 身体发育得丰丰满满, 正是庄稼人所梦想的那种女人”。秀莲也喜欢少安, 她觉得“跟上这种男人, 讨吃要饭都是放心的”。结婚之后, 面对少安家这个烂包家庭, 秀莲没有任何怨言, 在困难的岁月中默默地和丈夫支撑着整个家庭, 表现出了农村妇女特有的优秀品质:吃苦耐劳、善良贤惠;她也有一定的文化, 眼光能放的开;对少安百依百顺, 能给丈夫的事业强有力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 给了少安精神上的鼓励和慰藉, 在他屡遭厄运的情况下, 好言相劝, 热情鼓励, 擂鼓助阵。没有秀莲的付出, 也就不会有少安的成功。但这却使得少安的大男子自尊心屡屡膨胀, 秀莲简单的几句顶嘴, 竟然使他“恼怒万分”, 甚至挥拳相向, 而秀莲也只能哭着说“你打吧!你打吧!”这也许能反映秀莲的倔强, 但更能反映她的无奈和软弱。最终, 在为丈夫和一家人操尽了心之后, 在丈夫事业处于辉煌之时, 秀莲却“嘴里鲜血喷涌, 身子摇晃着向地上倒去”, 以此作为她一生辛苦与付出的回报。

孙兰花 (《平凡的世界》) 从小家境贫寒, “平时为了一家人的生活, 整天山里家里操磨”, 性格像“羔羊般温顺”。后来, 罐子村的“逛鬼”王满银看上了兰花, 仅仅因为王满银看上去是一个“穿戴一新、脸洗得白白亮亮的青年”, 说了一些让她耳热的话, 就草率地把自己的感情给了他, 还第一次“和父亲顶嘴, 说她死也要死在王满银的门上”。王满银选她做老婆, 仅仅是因为兰花“长得还俊样!再说, 身体又壮实, 将来砍柴、挑水、种自留地都行”。可见, 王满银为自己精心挑选的只不过是一个生活上的奴仆。结婚之后, 面对游手好闲的丈夫, “兰花却死心塌地地跟他过日子……一个人又种地, 又带两个孩子, 操磨得像个老太婆一样”。对此, 兰花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 也没有做出任何形式的反抗。就是当王满银把“南洋女人”领回家并要晚上三人同住一屋的情况下, 兰花也默认了;甚或晚上对丈夫的不轨行为也无可奈何。无奈之下, 只能喝了老鼠药自己一个人去承受全部的痛苦。王满银回家之后, 兰花也只让他在家闲着, 舍不得让他下地干活, 还让他好吃好喝, 却使自己生活在漫长的劳作与痛苦之中。

生活在新时代的兰花和秀莲并没有摆脱传统女性的生活方式, 她们得到社会和男性的认可, 被认为是具有传统美德的贤妻良母。可是, 她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她们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男权意识、传统道德观念的阴影。

二、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的迷茫者———刘巧珍、田润叶

巧珍 (《人生》) 美丽又善良, 多情又温柔, 有着金子般的灵魂, 虽然没有文化, 但这丝毫未能暗淡她性格的光辉。她以女性的温柔抚慰着高加林易受伤害的自尊, 当高加林离她而去时, 她虽然悲痛万分, 周围的人也都以为她即使不寻短见, 也将精神“失常”。她却坚强地站起来了。她和高加林一样, 也是一个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寻梦的人。她如痴如狂地爱高加林, 是因为自己不识字, 渴望找个有文化的人为伴, 过“有意思”的生活。她虽然一直爱着高加林, 却直到高林“失业”后才向他表白。她十分清楚自己与高加林间的距离, 高加林对她而言, 就是个美丽而又飘忽不定的梦。所以, 高加林与她分手, 伤害最大的就是她, 但最不怨恨高加林的也是她。我们可以看到, 敢于追求、不怕世俗的巧珍身上存在着明显的传统道德观念:开始时, 巧珍就明显地感觉到两个人的文化差异, 这使得巧珍在加林面前“有一种深刻的自卑感”, 在爱情中从未将自己置于和加林同等的地位。她告诉加林:“你在家里呆着, 我给咱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这除了表明她对加林的爱之外, 也说明了平等的爱情意识的缺失, 在此过程中, 她无私地奉献、孝顺未来的公婆, 身上表现得更多的是传统女性牺牲、奉献的精神品德。而一旦加林抛弃了她, 她又不能进行积极的抗争, 把爱情的失败归之于命运, 随便找个人家出嫁了事, 默默地承受了全部的痛苦和不幸。

田润叶 (《平凡的世界》) 是保留较多传统性的知识女性。她内心善良纯朴, 执着于自己的爱情追求, 但在现实面前却屡屡碰壁。她与少安青梅竹马, 彼此真诚相爱, 但这无瑕的爱情却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制约难以梦想成真。父亲强烈的反对, 少安痛苦的躲闪, 李向前矢志不渝的追求, 以及一些有身份人物的极力撮合……一步步逼迫她牺牲自我的独立和选择爱情的权力。她选择的爱人在现实的压力面前拒绝了她, 而选择了爱她的人, 迫使她在现实的压力面前就范。虽和李向前结婚, 却一直未有夫妻之实。当李向前因车祸伤残后, 她又义无返顾地履行妻责。“她现在对自己的丈夫有一种深厚怜爱的感情;不仅有妻子对丈夫的感情, 而且还有一种母亲对孩子的感情”。如果说刘巧珍就范于残酷的现实, 田润叶则就范于传统的妻性, 因为她的同情超出了她的爱, 她的自我牺牲, 不过是传统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巧珍和润叶在爱情追求中, 敢于突破传统的观念和习俗, 不在乎世俗舆论的压力, 无视封建家长的权威和阻挠。但同时, 她们始终没有摆脱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和制约, 在社会习俗、道德舆论、家长权威的压力和打击之下, 使本来就艰难、坎坷的爱情追求中途夭折, 最后被迫接受命运的安排。

三、接受现代教育的新派知识者———田晓霞、黄亚萍

田晓霞 (《平凡的世界》) 是路遥笔下理想化的人物。她生在高干家庭, 生活在城市, 有较好的成长氛围, 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气质高贵, 没有小市民习气和乡村妇女的狭隘。做事果断, 雷厉风行, 个性活泼, 酷爱读书, 见解独特, 关心国家大事, 乐于助人, 丝毫没有的“官家小姐”的脾气。求学期间是品学皆优的好学生;参加工作, 是责任心很强的先进工作者。她集合城市女孩优秀品质于一身。她能与孙少平———一个出身贫困家庭的农村孩子、揽工汉、挖煤工人相爱, 说明她的不平凡。在原西县一中, 她优越的生活条件反衬出孙少平的贫寒, 更重要的是衬出贫寒中孙少平的挺拔人格、不屈意志、上进信心, 她是孙少平的精神导师。黄原城, 田晓霞的出现, 见证了孙少平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下, 仍然保持着不俗的品格、高洁的心灵。当田晓霞到了省城, 孙少平到了铜城煤矿, 他俩的差距更加扩大, 她也就更能反衬孙少平了。孙少平以她为荣、以她为傲。这时他们虽还在相爱, 但由于孙少平地位的提升———由农民而工人, 他的独立性也得以提升, 已经不需要导师的“指引”了, 由浪漫变得实际了。他对晓霞的爱情开始动摇了。他时时在想他们之间的差距, 觉得他们是不可能结合的。孙少平在性格基本定型后, 田晓霞完成了她的陪衬孙少平的使命, 便消失了———为救落水儿童英勇献身。

黄亚萍 (《人生》) 是路遥内心不欣赏的人物。她在中学时就深爱高加林, 但由于城乡的鸿沟, 她不敢为了爱情而嫁给一个农民。生活的差距, 拉开了她与高加林的距离。高中毕业后, 她心里一直有高加林的影子, 但由于高加林在农村, 她没有希望和他生活在一起, 于是, 她一步步被动地接受了平庸的高中同学张克南的爱情。但当高加林进城后, 她的感情天平立刻倒向高加林, “如果我和他一块生活一辈子多好啊!”难怪高加林后来质问她, 当我是一个农民时, 你们哪个城里小姐爱过我。生活又一次毁灭了她的理想, 高加林被赶回农村, 克南又离开了她, 她吃不了那么多苦, 不可能跟高加林回农村, 这就是她的痛苦, 也是她的悲剧, 黄亚萍只能现实地选择离开。她是一个既浪漫又现实, 既大胆又退却的城市女性。她本不想伤害他人, 但却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常常既伤人又伤己。她就是都市生活中一个普普通通的、敢爱敢恨, 又有些弱点的女性形象的典型。

路遥以极大的热情描写了“城乡交叉地带”的女儿们追求自由、幸福的执著和努力, 真实地表现了她们在爱情追求中的犹豫和软弱。她们善性和智性的人格精神在残酷的历史和现实的挤压下, 并未真正给她们带来幸福和快乐。女性意识的觉醒, 女性的独立与自尊, 女性摆脱附属地位而成为与男性一样的社会的人, 这本是人类社会更加文明、进步、昌盛和发展的“历史上的必然要求”, 但在残酷无情的社会现实中, 这个要求根本不可能实现。

参考文献

[1]路遥.平凡的世界[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张洁婚恋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篇10

《爱，是不能忘记的》《七巧板》《方舟》《祖母绿》是张洁婚恋小说的代表作，梳理这些作品的婚恋观可以看出，张洁作品婚恋观经历了4个阶段的变化，前期镜花水月般纯美动人，变奏期转入现实冷峻，中期以审丑为基准，抒发悲观绝望的荒诞体验，后期终于豁然达观，平淡超脱。而这些特征和变化最直观最具体的体现，是作品中对于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

首先，人物是作品的中心环节，人物之于作品的意义不言而喻。文本的其他要素如事件、时间、地点等都是围绕“人物”这一要素展开的，所以人物形象的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它对于理解作品的内涵、把握作品的整体意蕴都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张洁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在作品中塑造女性形象时，能够真正深入女性的内心世界进行书写。她关注女性的自省，是对女性自我的质询。张洁在作品中对这些女性人物做出了生命式的拷问，拷问她们的心理，拷问她们的思想，终至拷问她们的灵魂。

张洁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众多，她们在爱情婚姻的世界要么执着的追求，甘心苦恋，至死不渝，一如钟雨和曾令儿;要么为爱献身，为爱抗争，终至抛弃糟糕的爱情婚姻，一如梁倩、荆华和柳泉;要么为爱付出，不计后果，歇斯底里，终至毁灭，一如吴为。形形色色的女人在爱情婚姻中经历种种考验和磨难，为读者写就了一部“婚恋史诗”。

一、为爱执着，不计回报

等待，是这个世界上最绝望、最前途未卜、最没有成就感的事情。《爱，是不能忘记》中的钟雨是为爱付出的典型形象之一。她在精神上享受过爱情的甜蜜，她的精神世界里极尽美好，可在现实世界里，钟雨的爱情更称得上是自己与自己的恋爱，因为所有的恋爱过程都存在于她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而且只存在于她的精神世界里。在钟雨的爱情里，她并不在意外面的世界有多现实，只执着于自己的爱恋。她封闭自己的内心，一个人的爱情世界里有无尽美好和温存，无尽的怀念和想象，可现实的生活中却只能将笔记本当做是老干部的替身，在笔记本上和他交谈。爱情是天意与选择的结合，钟雨的爱情成为她生命里必要的一章，在自己的爱情世界里，她选择坚持，忍受一些不得不忍受的痛苦，然后默默希冀着感受到爱恋的喜悦和美好。钟雨心中有一本爱情纪念册，在这本纪念册里，有契诃夫的小说集，有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散步，有自己写下的句句恋爱箴言，却没有实实在在的恋爱婚姻。爱存在于钟雨的记忆里，存在于钟雨的精神里，与钟雨的肉体永不分离，要摧毁这种爱情，只能玉石俱焚。往事湮远，这种痴心，可谓是天可怜见。对于钟雨而言，对于老干部的爱情是解不开的感情死结，最刻骨铭心的是得不到却仍然爱你。

僧侣们花费很长时间、极大耐力，用彩色的沙子铺设出巨大、复杂、优美的曼陀罗图案，完成之后，他们便将这图案抹去，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这是一种修行，让内心不畏惧的修行。在钟雨的世界里，爱情的意义应该也是如此。它的意义留在心灵深处，一切走过的路，海洋和花朵，云和幻想，都还在心里，哪怕追寻千里万里。文本中完全没有对于钟雨的外貌描写，对于女性职业等等具体生活细节介绍的也很少，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在描写钟雨的内心活动上，世上唯有这样的爱才能使人震撼。

深沉的爱，不是至死不渝，而是死后也不渝。钟雨为了这样一个“亲人”，在无数个不眠夜夜后的清晨，沿着柏油小路踱来踱去，只奢求着能够和他的灵魂相会。爱情或多或少有点虐与受虐的成分，只有生之爱，是不够刻骨铭心的。钟雨在神志不清的时候，还用尽生命最后的残余之力要求女儿将契诃夫小说选集、笔记本与她一同火葬。二十多年的生之爱恋终于走到了尽头，却又开始漫漫无尽死之相恋。钟雨精神之恋的坚守超越了道德的束缚，她深情的信守精神之爱。

就像福克纳说的，惟有“心灵的古老的真实与真理，心灵深处的亘古至今的真情实感、爱情、荣誉、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才是我们所要追随的。那些一去不回的爱情，往往最叫人心驰神往。于钟雨而言，令爱永恒的，竟是别离。

二、为爱牺牲，无怨无悔

如果说钟雨的爱更多的表现为相思，那么《祖母绿》中曾令儿的爱则更多地表现为牺牲。

为了救左崴，曾令儿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冲进滚滚激流当中，才挽回了他的生命;她替左崴上课，替左崴补由于生病不能按时上课而贻误的笔记;她替左崴承担大字报的罪名，却带着超凡入圣的快乐。曾令儿的付出不求回报，面对各种批判曾令儿没有嚎哭，没有责难，没有怨恨，于曾令儿而言，爱情就是无怨也无悔，只是这样的爱情也无法永恒。

“爱是一种能力，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这种能力。在游戏、交换、背叛、买卖、自利等观念笼罩下的现代社会，有些人丧失了这种能力。其实，纯粹而忘我的爱情并没有消失，它存在着……”，曾令儿从小在渔家长大，大海赋予了她广阔而博大的胸怀，这在作品的结尾处也体现出来。曾令儿之于左崴，情深意重，无论此前为这份爱做出过多少努力，经历过多少艰辛，遭受过多少磨难，在时过境迁心境人生都成熟的时候，曾令儿完全放下了这段爱情带给她的所有恨意，全身心地投入到她所钟爱的事业当中去。在她的事业中她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所在，她为了这个社会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让她觉得快乐和满足。这一情节使得曾令儿这一女性形象更令人崇敬，她超越世俗最终完成了向道德高地进驻的梦想，张洁笔下的女性形象彰显了新时代女性的时代价值。

于曾令儿而言，女性对男性的庇护与无私的爱发挥到了极致，但是，正如萧红所感言：“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下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所以，曾令儿这种“独自担当”的母性情怀和忘我之爱也值得深思。

三、为爱抗争，追求独立

这世上不会再有哪一种生物像人类一样，因为相爱才迫不及待地彼此伤害。幸福的爱情都是相似的，不幸的爱情各有各的不同。嫁给暴力、禽兽抑或是充满贪欲的男人并不是最悲哀的事情，可怕的是你不是红拂，但是却夜奔了李靖，那样对自己是灾难，对这个男人也是灾难。没有一帆风顺的婚姻，现实的婚姻当中有激情，有起伏，有快乐，也有伤害，有痛苦和悔恨，有付出和回报，也有竹篮打水一场空。

3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青年荆华、梁倩、柳泉，在各自的事业中春风得意，在各自的婚姻中却屡屡受挫。曹荆华在文革期间发配到边疆，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嫁给一个森林工人。她从未在丈夫那里获得过爱，只是遭受到了诸多的暴力。柳泉的父亲在文革中遭到了打击，为了替父亲洗清罪名，她没日没夜地奔波，疲惫不堪的柳泉想得到丈夫的温暖，可她的丈夫却把她当做一个发泄性欲的工具。梁倩是个年轻漂亮女导演，她的丈夫为了利益打着岳父的旗号招摇过市，美好的爱情也掺杂了利欲熏心。

面对这些婚姻中的不幸，几位女性并没有逆来顺受，而是奋力抗争。这些知识女性发出了自己大胆地宣言，她们决心要占领男人们已经占领的地域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她们不再是温顺、柔美的形象，她们也不甘心成为谁的附属品，而是宣扬自己的独立精神与价值。她们与世俗展开了不间断的斗争，同时也承担了道德、社会给她们带来的巨大的精神负担。

尼采说过：“当婴儿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使他站起来的不是他的肢体，而是他的头脑。”一个女性真正的解放也不是靠某种制度的解放，而是要靠自己的思想。这3位女性都是在不快乐的婚姻中挣扎的女人们，经历痛苦，她们选择放弃爱情婚姻，而去实现自己自身的价值。她们对于婚姻悲观失望，不甘于在婚恋生活中沦为被动地位，因而选择放弃，如同放弃一双不合脚的鞋，扔掉了反而更舒服。她们不再拖延着一段已经腐坏的感情，爱情婚姻之于这几位女性而言，让她们的生命经历了苦楚，遭遇了劫难，对于这破碎婚姻的放弃使她们的人生如同凤凰涅槃、淬火重生。情尽时，自有另一番新世界，所有的悲哀，都不过是历史。

四、为爱固执，玉石俱焚

英国作家路易斯在他所著的《四种爱》一书里说，“爱，从它膨胀为神的那一刹那开始，就会沦落为魔。”《无字》中的再婚女性吴为就是为爱固执的典型代表。张洁这位曾经以《爱，是不能忘记的》等作品讴歌“无穷思爱”的女作家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无字》，对女性的忘我之爱进行了批判性的反省。吴为与胡秉宸热恋时曾经有过忘情地海誓山盟：“我是你的奴隶，我永远跪在你的脚下，你若抛弃我，我一定心脏破裂而死。”此时，两人为爱情生死相许的誓言是真的，吴为也执着地相信爱情永久。但在婚后叶莲子记录吴胡再婚生活的“变天帐”里，甚至记下了吴为吓得给胡秉宸下跪的情景。当常梅取笑吴为身份低下时，胡笑道：“……能要求一个妾像一位夫人吗？”并且动辄鄙夷不屑地说：“到底是小市民出身！”“去你妈！”婚后胡秉宸对吴为厌恶与蔑视也是真实的。由于吴为的太多依赖，在婚姻当中吴为为自身设立的枷锁令人发指，但爱情却给她的一记又一记响亮的耳光，吴为作为一个怕孤独和缺爱的女性，迫不及待想要抓住这种幸福，可终究被这样一个禽兽不如的男人所辜负。

吴为最大的缺陷是她把男人的职业和他们本人混为一谈，这造成了她在无意识中对这个人物产生理想化的幻觉。吴为本身就有很强的英雄情结，胡秉宸丰富的革命经历让她不由自主地对这个老男人情有独衷，再加上胡秉宸学识渊博能力超群，巨大的诱惑力蛊惑着吴为的心，胡秉宸成了她心目中的“革命的白马王子”，她为胡秉宸“牺牲一切在所不辞”，这种倾心之爱让她无怨无悔地对胡秉宸付出了一切。当时的吴为在文坛上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收入自然也比较可观，但全家却过着非常拮据的生活，因为她的稿费几乎全都用在了胡秉宸的身上。为了和胡秉宸结合，她顶住外面的流言蜚语，舍弃了自己的前途和事业，就连与她相互搀扶走过最艰难人生之路的母亲叶莲子也被逼得陷入绝境。吴为就这样苦苦地不顾一切地追寻着心目中的理想爱情，并承受着外界所施加的有形无形的巨大压力。当被胡秉宸一而再再而三的出卖，曾经欣赏爱慕的男人的真实面目最终暴露在她的眼前时，她发现自己追求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竟有如此大的差距，到最后吴为被逼得走投无路一无所有。

吴为为爱会发疯，会纠缠，甚至会伤害。爱是怀疑、猜忌、嫉妒、不安、歇斯底里的来源，但爱不是压迫、捆绑、奉承和一味付出以及道德式的自我感动。一旦爱得那样无法无天，醉生梦死，是会沦落成魔的。这样的爱情也将无法如期待般可以走过漫长岁月，厮守到老。既伟大，也卑微。对于这段爱情而言，吴为是伟大的，无怨无悔地付出，但对于她自己而言，她是卑微的，因为她没有办法不爱。吴为为爱抛开一切，甚至是良知和梦想，她没法不去响应爱的召唤，忠于自己的爱，忠于自己的感觉，也不过是忠于自己罢了。爱，永远也不会足够，倾尽了所有，还剩荒凉的景象。是无处赎罪的绝望与寂寞使吴为走向疯狂，也是曲高和寡、寻求女人精神独立的孤独与艰辛耗尽了吴为从思想到话语的活力，她只有去疯。至此，吴为的人生模式所揭示的意义已尽显于此。

心怀真爱理想，张洁在婚恋作品中塑造一个又一个女性形象，这些女性有着纯洁善良的心灵，在人生的道路上执着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命运进行顽强的抗争。张洁用自身的独特的女性经验来书写女性，仿佛是作者对于自身的审视，是一个诚挚而孤独的女性的成长史。

参考文献：

〔1〕张吕.人类情感困境的一则寓言叙说——重读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4）.

〔2〕杨爱芹.理想·幻灭·彻悟——论张洁的小说.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5（4）.

〔3〕张辛欣.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中国作家，1986，（2）.

〔4〕孙祖娟.人性的拷问与灵魂的鞭笞——再论《无字》，兼与徐岱先生商榷.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探究 篇11

莫言小说中的很多篇章都是以女性为题材的, 这些作品描写了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中国女性的生活、理想以及她们在社会、人生海洋中的挣扎、呻吟, 塑造了许多真实可感的女性形象。在这长长的女性形象的画廊中, 有野性奔放、热情美丽的“我奶奶”, 有善良淳朴、漂亮单纯的孙眉娘, 有坚强勇敢、忍辱负重的母亲上官鲁氏, 有赫然屹立着敢于承担苦难的担当的暖和杨玉珍……她们是作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 作家赋予了她们善良、敏感的内心以及个性的独立、张扬和自由。透过这些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 他传达出的是他对乡土中国的人文关怀以及他对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

一、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形象

一部成功的作品, 往往得力于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的塑造。《红高粱家族》以浓墨重彩塑造了一个引人注目、丰满鲜活的女性形象, 那就是“我奶奶”。“我奶奶”是个有着花一样容貌、火一样性格的女子, 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 浑身洋溢着风流情性, 以义气为热血的勇敢女子。她被迫嫁给一个麻风病人, 面对世俗的礼法世界曾经绝望地痛哭过, 然而却又绝处逢生。她出嫁途中与颠轿、杀蒙面盗救她的轿夫相识, 他们两心相悦, 因为爱, 她接受了高梁地里与余占鳌的野合。因为憎恨父母将其嫁于麻风病人而将其父拒之门外;她为了拯救自己与占鳌, 集中生智, 拜县长为干爹, 逃过一劫;她为了维护爱情, 赶走了恋儿;她为了支持抗日, 让唯一的儿子前去战场, 她自己也玉颜埋没高粱地。在那样一个封建保守、女性意识受到压制的年代, 她确实算得上是个了不起的奇女子。“我奶奶”这个充溢着生命活力与性的诱惑的风流女子红高粱般通红的性格由此成形。

莫言作品中另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形象是在长篇小说《檀香刑》里塑造的孙眉娘。《檀香刑》围绕女主人公孙眉媚娘的情爱故事, 对男欢女爱的描写直接浅露, 在小女人的家庭琐事、情爱纠葛中, 穿插了大清的改良变法、袁世凯掌权、外族入侵、保卫家乡的民族斗争故事。孙眉娘这个乡村女子被推上了血与火、恩与仇的情感的焦点之上, 在亲情、爱欲、家仇、国恨的情感中挣扎的她, 极尽周旋却爱莫能助, 她在错综交杂的权利关系的夹缝中艰难生存着, 被压抑的心灵日显个性意识。

孙眉娘和“我奶奶”一样, 婚姻生活很不如意, 美丽纯朴、风情万种的她, 性格泼辣豪爽, 富有牺牲精神。“我奶奶”、孙眉娘等朴素无华、有着民间乡土气息的女性是女人中的佼佼者, 她们不囿于世俗的观念, 敢爱敢恨, 冲破了传统的束缚, 勇于追求自由的爱情, 具有坚毅的品质和在苦难中生存的耐力, 努力撑起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她们面对外来的压迫, 敢于抗争, 不惜一切代价守卫自己的精神家园, 在生命的广阔天地中恣意地遨游, 让自我的叛逆个性尽情地飞扬。

二、具有传统精神的母亲形象

在东方的神话、史诗当中, 有许多关于母亲形象的原型如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地母悉多,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蜗等都属此类;她们的共同特征是博大宽容, 慈悲为怀, 用大地一般宽厚的胸膛养育、容纳子孙。莫言对丰乳肥臀的崇拜不仅是因为母亲使人类的生命得以延续, 还因为母爱与博爱相连。

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蕴含了作家丰富、沉重的感情, 以及他对生命、母亲、社会历史与时代问题的新颖的思考与探索。母亲上官鲁氏, 一生忍辱负重, 几乎经历了中国整个由苦痛、灾难、屈辱和创伤组成的20世纪, 她勤劳勇敢、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顽强不屈地生活着。她急人所难、乐善好施、爱惜生命, 以坚忍的生命韧性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养育了上官家一群儿孙。她对所有儿孙一视同仁, 不论是共产党的、土匪的, 还是国民党的后代, 只要是生命, 她都想方设法地抚养、呵护。鲁氏一生为孩子操劳,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摧毁她的母爱。母亲这一形象体现了乡野粗民人性的柔韧与深厚, 显示了乡野精神的平实、善良、坚韧与深沉。小说讴歌了母亲的伟大、朴素与无私, 在弥漫着历史、战争的硝烟背景中, 讴歌生命的本体意义, 是一部苦难母亲嘶哑的悲歌。

莫言小说中的“母亲”形象, 是美丽与丑陋、生育与毁灭、生长与衰亡、高雅与卑俗等的结合体。母亲将生育与埋葬、颓败与生长, 吐故与纳新混合在一起, 孕育着民间不朽的主题、永恒的历史, 母亲所体现的生存和爱的力量, 是什么也不能比拟的。《粮食》中的梅生娘、《姑妈的宝刀》中的孙姑妈、《欢乐》中的母亲、《儿子的敌人》中的孙寡妇……都是一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旺盛的生殖力的形象, 她们默默无闻、忍辱负重地活着, 这不是一种个体形象, 而是一种集体形象。这些故事中的母亲是特殊的, 也代表天下的共同母亲, 饱经苦难、勤劳勇敢的母亲, 忍受着非常的痛苦, 顽强不屈地生存着, 成为中华民族的真实象征。

三、不屈服于苦难的女性形象

《白狗秋千架》延续了一个古老的主题, 讲述了一个回乡探家的青年男子, 遭遇初恋情人暖后的种种心路历程。作品充满了淡淡的忧伤, 诠释着人生诸多无奈。作品塑造了暖这个勇于承担苦难、不屈服于命运的农村妇女形象。

小说中, “我”是个受过教育、抽暇返乡的年轻的大学教师, 故乡贫瘠伧俗依旧, 并不能带给我任何美好印象。只有在高粱地边巧遇儿时的玩伴、与小时候的“我”两小无猜的暖时, 才勾起“我”的一些青梅竹马式的回忆。只是昔日的漂亮女孩暖已被生活腐蚀得面目全非, 当年的少女自秋千架跌下, 一只槐针扎进了眼睛, 瞎了一只眼, 委屈自己嫁了个哑丈夫, 生了三个不会说话的小男孩。小说的结尾, “我”匆匆离乡而去时, 遇到了暖的白狗, 是暖让白狗把“我”带到了她的面前, 她对“我”只有一个请求, 帮她生一个会说话的孩子, 她把高粱地压了一个圈:“我正在期上……我要个会说话的孩子……你答应了就是救了我, 你不答应就是害死了我了。”

杨玉珍是莫言塑造的另一个不屈服于命运的农村妇女形象。杨玉珍是一个被丈夫抛弃农村妇女, 她独自带着儿子以捡破烂为生并最终建起新房和全村最气派的大门。杨玉珍身上有着传统社会深深的烙印。在丈夫和人私奔后, 她曾经忍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母亲抽泣起来, 喉咙呼噜呼噜地响, ‘有多少次, 我把绳子都搭到梁头上了, 不是有个小通牵挂着, 有十个杨玉珍也死光了……’”丈夫回归之后, 她的生活苦尽甘来, 正是她有着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真挚热爱, 生活中充满了苦难, 但是活下去就是胜利。对生命和生活的珍惜, 使她在没有理想的情况下, 为自己塑造、树立了一个目标, 就是盖上大瓦房, 为了这个“盼头”她开始像男人一样劳作。她的存在显示了普通农村妇女对于苦难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的承受力。

对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描写, 莫言多是撷取她们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片断, 这样人们就可以从她们身上清楚地看到一个时代女性生活的历史侧面, 看到作者对成就她们的美丽传奇或造成她们的灾难悲剧的社会根源的探索。正是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 在莫言的小说世界中发出异样美艳的光芒。

参考文献

[1].莫言.什么气味最美好[M].珠海:南海出版公司,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