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集中居住区（共9篇）
农民集中居住区 篇1
摘要：农民集中居住区居民在“农民”变“市民”的转化过程中能否实现安居乐业是令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某市A区300户以上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劳动力就业调查为基础,分析其就业状况及成因,并结合实际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集中居住区,社区居民,就业率
一、引言
农民集中居住区既可谓平常的社区,又是特殊的社区。说它平常是因为这类社区与都市的其他社区一样履行着社区职责;说它特殊是因为社区主要居民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他们因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而迁徙进城,在“农民变市民”的过程中,由于受观念、文化、技能、经济基础、组织纪律性等多种因素制约,相对艰难地适应着城市化发展进程。从国家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高度重视失地农民的安居兴业,分别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办法,促进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发展。
为了解掌握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就业现状,课题组对某市A区300户以上的农民集中居住区进行了就业调查,共走访居民户4837户,取得有效问卷7906份。其中,男性4236人,占53.58%,女性3640人,占46.04%;从文化程度看,初中及以下的占78.7%,职高、高中及各类技术中专学历的占17%,大专及以上的占4.4%。从户口性质看,非农户口占81.9%,农业户口占19.1%。从专业技术看,具有技术特长和专业技术职称的占11.3%,其中,初级职称占7%,中级职称占2.4%,高级职称仅占1.9%。从家庭收入看,家庭月平均收入在650元以下的占9.6%,650～2000元的占50%,2000～4000元的占23%,4000元以上的占17.4%。
二、农民集中居住区居民就业现状分析
(一)就业率概念界定及计算
本调查对于就业的界定是兼顾劳动保障部和国家统计局关于就业的标准而确定的,将调查对象集中在16～59岁的男性和16～49岁的女性。运用以下公式计算就业率:
劳动力资源总数=已调查劳动力人口总数-无就业意愿的人数
调查计算结果显示,该区居民的就业率为78.1%,而我们认为该区实际就业率应趋近于85%左右。理由有三:①有169人拒绝回答“是否就业”,这部分人实际并未失业,可提高2个百分点。②有482人拒绝回答“失业的原因”,据社区和邻里反映,这部分人中隐性就业的占一半以上,如果将其计入就业,可提高3个百分点。③由于居民对就业的认识与相关部门统计口径有一定差异,结合居民实际生活状况看就业,其实际就业率可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
(二)就业结构分析
1、就业区域主要集中在本区内。
区内就业占81.9%,比市外省内、外省市及境(国)外的比例2.3%高出79.6个百分点,比区外市内的比例14.6%高出67.3个百分点。可见A区农民集中居住区居民以就近就业为主。
2、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较大。
从就业产业看,第三产业就业占69%,第二产业就业占26%。从就业社区看,社区就业仅占9.1%,比例偏低,开辟社区就业岗位的压力很大。
3、受雇职工比例近80%。
从工作性质看,受雇职工比例较高。其中,企业管理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聘用人员等受雇职工占50.2%;自由职业者占27.6%。
4、单位就业与非单位就业各占半壁江山。
从就业形式看,单位就业占46.6%,非单位就业占53.4%。非单位就业中,又以灵活就业形式为主,占3＿7.6%。从自主创业所属产业看,多集中在第三产业,占62%。
5、劳动合同签订率偏低。
从就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看,签订劳动合同的仅占21.4%。在签约人员中,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仅占17.8%。其中,期限为1年的占签约人员总数的55.8%;期限为2年的占11.6%,期限为3年的占25.2%,期限为4年及以上的仅占5.2%。这说明多数居民利用法律武器保护合法劳动权益的意识还不强,其就业具有短期性和不稳定性。
6、就业单位以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居多。
从就业单位类型看,私营企业占32.7%,个体经济占11.0%,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仅占4.3%和3.8%。
7、就业人员月收入偏低。
就业人员月收入大多数集中在500～1000元,占60.4%,高收入比重偏低。
三、调查结论及成因
按照某市及A区各级行政领导对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就业管理目标看,要实现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充分就业,就业率要达到90%以上。可见A区农民集中居住区居民就业管理之路还很艰苦。影响就业率的主要因素有:
(一)居民素质相对较低,持证职业技能人才总置偏小。
从学历结构看,社区居民中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仅占4.4%。从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情况看,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占12.16%。居民存在劳动技能偏低的问题,社会认同度不高。尽管政府各级部门多次进行推荐和培训失业人员,但免费培训的总量有限。此外,居民的主观意识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就业水平的高低。有些居民还未作好进城安居兴业的准备,现在还可以拿着补偿金过几年日子,缺乏就业紧迫感。
(二)居民的就业观念尚未转变。
从未找到工作的原因分析,有39.5%的居民认为没有合适的工作,对工作条件比较挑剔。换一种角度说,居民对于就业标准希望甚高,认为要有相对稳定的工作才算就业。有的居民就业观念比较落后,自我认识不足,定位不准,眼高手低的现象并不鲜见。
(三)居民找工作过于依赖政府而缺乏应对用工市场的选择。
从寻找工作希望通过的方式看,有50%的居民选择街委会,21%的居民找亲戚朋友,13.6%的居民通过职介机构,仅有7%的人愿意通过参加职业培训而找工作。这说明由于农民集中居住区的特殊性,居民找工作过于依赖政府。从一定程度上讲,社会就业竞争压力大,居民应对就业竞争的能力也相对较弱。
(四)享受失业保险的人数偏少。
正在享受和享受过失业保险待遇的占失业人员总数的22.9%。在失业人员中,有56.5%的人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使有失业人员的家庭感觉经济压力大。同时表明,集中居住区居民对失业产生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参保(或续保)意识不强,潜意识里还比较依赖政府和社会来承担和解决就业问题。
(五)产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就业分布。
一是社区居民从现有产业发展中进行产业分支和创造产业附加值的意识不强,个人创业的劲头不足;二是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与占地规划、城市发展规划、产业规划等还未能做到协调一致,往往是建成入住后,被动接受企业招聘,从而使因城市建设占地的居民不能充分分享建设和发展的成果;三是社区的后续发展不配套,居民区未能分享到产业发展的优势和产业聚集效应,更难以实现与城市开发区域同步发展;四是由于第二产业对就业人员要求较高,农民集中居住区劳动力的整体素质难以适应,造成一定程度的结构性失业。
四、对策建议
(一)科学规划,加大投入,增强农民集中居住区的服务管理能力。
在农民集中居住区的选址和建设上,要根据当地具体实际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要对建设方案和配套规划进行全面评估和论证。将农民集中居住区作为特殊社区,高标准建立健全基层自治、劳动保障、教育卫生、治安管理、文化生活等公共服务工作机构,配套完善相应设施,对集中居住区进行配套管理,综合服务。要适度控制集中居住区规模,既保证资源效益的最大化,又便于有效管理。提前规划制定适合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创业就业扶持政策,促进集中居住区居民充分就业、自主创业。
(二)产业支撑,搭建社区充分就业的桥梁。
政府有关部门应配套出台相关政策,搭建集中居住区居民充分就业的大平台。如:产业扶持政策,即在征地过程中应划出或置换部分土地,按照城市规划要求,兴办二、三产业,发展集体经济,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问题;灵活就业扶持政策,即在新社区建设的规划中,留出部分配套社区服务(医院、学校、农贸市场、商店等)的建设用地,为社区灵活就业开辟阵地;企业扶持政策,即对于新引进规划建设区的企业,原则上要求他们优先使用社区居民。
(三)开展相关培训,增强居民就业竞争力。
要帮助居民转变就业观念,抛弃“等、靠、要”的消极思想,积极创造条件自主创业和解决就业;同时,在继续开展各种专业技术和生产技能培训的基础上,拓展培训渠道,改进培训方式,并做到定向监测劳动力发展动态,形成循环发展的就业模式。
(四)广开就业渠道,拓展居民的就业空间
1、进一步开发社区就业岗位,让一部分居民在居住区就地就业。
加强集中居住区的绿化、环保、卫生、交通、便民服务等建设,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实现就地就业与创造本地财富的良性循环。
2、实行公共就业工程计划,优化社区公共环境。
如实施建筑、道路、绿化、社会建设等劳动密集型工程,或结合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等工作,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
3、组织劳务输出和劳务协作,把自主无序的外出打工变成有组织的、规范化的劳务输出,从而减轻居民个人的就业压力。
同时,鼓励职业中介机构联合农村职业培训基地,组建劳务输出联合体,坚持劳动力内转外输并进,加强区域劳务协作,努力开辟省内外以及海外劳务市场。
4、以建设区域特色产业为依托,兴办相关产业。
要重视发展集体经济,增强街办和社区自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
5、提倡和鼓励自主创业,为居民的自主创业创造良好环境。
将集中居住区的居民纳入小额担保贷款的政策范围,提高其自由创业、自谋职业的积极性和成功率。
(五)勇于创新,探索社区居民就业新模式
1、“公司+小作坊+居民家庭”就业模式。
公司提供原材料,全部回收成品,小作坊提供生产工具和生产条件,由居民完成生产任务。其优点是集中居住区居民可以就近转移就业,产品销路有保障。
2、“超市+基地+居民家庭”运作模式。
基地是有一定生产经营规模的产业项目,超市是有一定经营、管理层次的销售商,前者在生产方面有规模优势,后者在实现生产价值方面有规模优势,能有效保证居民家庭以最小的生产投入换取最大的生产价值。这既加快了城乡市场一体化进程,又带动了农民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在促进农产品品牌化的同时,也带动了以社区为背景的物流业和货物运输业的发展。
3、“市场富民”的就业吸纳模式。
一是政府投资兴建农贸市场和大型专业市场;二是引进社会投资兴建农贸市场和大型专业市场,社区进行管理;三是社区居民集体投资兴建农贸市场,由社区统一经营管理。
(六)提高公共管理和服务水平,建设特色农民集中居住区。
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治理的一套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安排。调查中发现,有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及发展自有特色,社区公共服务机构齐备,配套服务设施完善,社区居民就业率高,自主创业劲头足,居民在生产、建设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积极融入城市,这些社区因其劳动就业工作卓有成效而成为当地的建设示范社区。
农民集中居住区 篇2
农民集中居住区为啥空房多？
前几天，记者到自流井区荣边镇雨潭村采访，了解到这个村的一个农民集中居住区，建成三年了，可至今多数村民都不愿入住，35套住房目前只有10户入住。同样，贡井区成佳镇的“农民散居联建房”已经建成两年多了，一楼是店铺，二到四楼是住宅，可是1００多套住房竟然有三分之二空着，店铺更是大门紧闭。
农民为啥不愿入住集中居住区？
荣边镇雨潭村村民宋连生说：【出录音】：我们搬到（集中居住区）这里很远，种包产地也不太好走，要走两三个小时，这样很不方便，如果大家都不种庄稼，你说咋子整呢？走路很远，走几个小时，到街上买点啥子都不方便。【录音止】成佳镇打扫联建房居住区卫生的张大婶也说：【出录音】：（集中居住区）这个房子买了还是恼火，主要是为了带娃儿（孩子上学），也莫奈和，哪个愿意出来（住居住区）？没得多少村民愿意出来，出来后做包产地好困难。我是全靠打整卫生有几百块钱一个月，也不是好愿意，是没得办法，这个（集中居住）哪个有好愿意嘛，在（农村）家里再不做，生活总搞得起走。【录音止】
既然农民不愿意，一些地方却为啥热衷于搞集中居住区建设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一针见血指出，其实这种做法的背后，凸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将农村土地流转和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片面理解成解决地方经济发展用地需求和降低政府土地取得成本的手段，偏离了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初衷。韩俊说：【出录音】：主要的问题就是给农民的补偿还是偏低，特别是有些地方农民还在务农，也把农民集中到 1
楼上去。农民发现上楼以后收入没有增加，但是生活成本提高了，没有新的收入来源，他生活没有直接的改善。如果说我们让农民上楼，让农民集中居住，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拿地，这个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录音止】
2004年10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改革土地管理的决定》，主要是通过土地占补平衡确保我国耕地保护“红线”，同时调剂解决地方发展所需的部分建设用地指标。但是在实践中，城镇化、工业化急需土地的现实，土地财政下的卖地冲动，使一些地方将统筹城乡发展、城乡用地增减挂钩当作可乘之机，不尊重农民意愿，不顾当地实际情况，大拆农村宅基地，大建楼房化新居，把节余的农村宅基地作为建设用地指标高价转卖到城市，从而造成农民被迫集中的现象。据了解，目前我市“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给予农民的补偿是每亩承包地6万到7万元甚至更低，退出的宅基地每户补助只有6千到8千元，而我市城市建设用地出让价格却高达每亩200万元左右，其中巨大的收益差价是显而易见的。
农民集中居住是一个长期、复杂、循序渐进的过程，既不能搞一刀切，急于求成，更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严格收益用途管制。正如韩俊说的：【出录音】：实际上我们还要更多地听听农民的意见，农民是不是自愿的，首先，这个开发应该是符合用途管制，符合国家土地利用的规划。第二呢，我们提出两个最大限度，就是说节省出来的土地应该最大限度地用于农村的发展，那么这个土地开发的收益也应该最大限度地用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用于改善农民的生活。【录音止】
这方面，我市金台村的做法值得借鉴。今年年初，我市荣县双石镇金台村，引进农业企业流转了2800亩土地，打造花卉苗木基地，发展水产养殖，村民除了有保底的租金收入，还可以参与企业分红，也可以在企业
务工。同时，政府对流转土地和宅基地的村民协商补偿，精心选址建设集中居住区，受到村民欢迎。双石镇统筹办主任杨洪说：【出录音】：我们镇今年搞这个增减挂钩项目，首先征求大家的意见，体现了民意。镇上先后组织村里的老百姓、村干部前前后后开了60多次会，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最终才确定了按现在实施的这个方案来搞，3月份动的工，现在已经初具规模。老百姓看见这个干法还是很满意。目前，还有近百户的群众都还想参加。【录音止】
如何在保障农民利益前提下，真正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11月1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部署规范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其中明确提出，开展农村土地整治，要以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放在首位，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涉及村庄撤并等方面的土地整治，必须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自主决定，不得强拆强建。
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难点，在于如何给农民以现实而长远的利益。显然，要让土地产生的利益向农民倾斜，就必须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和完善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制定区域性农村土地整治的战略规划；建立公平合理和有效的土地利益调节机制；健全土地整治全过程的监管长效机制。要妥善解决农民集中居住的问题，就必须将决定权、选择权还给农民，尊重农民意愿；从维护和实现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问题。同时，建立新型农村保障制度体系，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农民集中居住区房屋流转的可行性 篇3
一、制约农村房屋自由流转的因素
1. 房屋与土地的天然关联
房屋由于其自身不可移动性以及长期存在的特性, 其一经建筑完成便与其承载的土地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 即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土地的所有权, 房屋所有权人享有土地的使用权。正是由于房屋与土地的天然关联, 因此, 当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时必然引起土地使用权人的变更, 而土地使用权的转移同样会牵涉到地上建筑物的归属。我国不论是城市房屋还是农村房屋, 初始登记遵循“房随地走”, 转移登记遵循“地随房走”。
2. 宅基地取得的福利和身份双重属性
农村宅基地分配制度是具有我国特色的一项福利性分配制度, 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但该福利性的土地分配制度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流转障碍。一方面, 由于农民使用宅基地是无偿取得的, 如果允许其自由流转, 便会造成集体资产的流失, 也违背了公平原则;另一方面, 由于宅基地无偿取得是集体经济组织对本集体内部成员的一项福利性措施, 故有很强的身份性, 即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才能享有, 否则便违背了农村宅基地无偿分配制度的本意。
3. 农村房屋私有与宅基地集体所有之法律冲突
对于农村房屋流转问题, 我国法律一方面规定农民对其房屋享有所有权, 可自由处分。但又规定农村房屋原则上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 受让主体范围如此狭窄, 农民初次申请宅基地建房又是如此便利, 农村房屋流转条件无疑近于苛刻。
二、农民集中居住区房屋的特殊性
农民集中居住区是为实现农村村民向城市居民转变、农村社会建设管理体制向城市社区建设管理体制转变而新建的农民住宅小区。它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种创新模式, 对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集约利用农村土地、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农民集中居住区房屋建设用地仍为集体土地, 因此本质上说仍属于农村房屋, 但其又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普通散居房屋,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房屋建设标准化
农民集中居住区打破了原来村庄布局的限制, 各地政府在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建设上, 位于或毗邻城镇的大都直接参照城市商品房规划设计, 无论房屋设计、基础设施、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及社区管理等都采用城市小区标准;远离城镇的则采取既保持当地民居风格, 又体现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建设。因此, 农民集中居住区是一种城市化了的农民新社区。这是农民集中居住区房屋得以自由流转的物质基础。
2. 报建手续规范化
在坚持城市商品房建设标准的同时, 各地政府在报建手续上也给予了政策和财政上的倾斜, 农民集中居住区基本都有国土、规划、建设、消防、房管等相关部门出具的手续或证明材料。这是农民集中居住区房屋得以自由流转的前提条件。
3. 安置人员多重化
规模较小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只有几十上百户, 而规模较大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则有几千甚至上万户, 这些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内安置了若干个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员, 这相当于事实上已打破了农民以前的地域限制。这为突破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身份限制提供了天然有利条件。
三、农民集中居住区房屋流转的可行性
1. 现行法律政策并未明文禁止农民集中居住区房屋自由流转
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土地权属性质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宅基地使用权, 一些规模较大、配套齐全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用地属于是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有以下几方面的区别:
其一, 两者的申请使用人和使用范围不同。宅基地使用权的申请使用人只能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只可在初次修建村民个人住房时申请使用, 且受“一户一宅”限制;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农业产业化, 已逐步放开申请使用人的范围, 不再局限于本集体及所属成员, 任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从事非农业生产建设皆可申请使用, 在使用范围上, 除不得用于房地产开发以外, 也几乎无限制。农民集中居住区虽用于安置农民, 但为了增加集中居住农民的可持续收入, 不少农民集中居住区配建了一定比例的经营性用房 (如商铺) , 有些甚至还有专门的农贸市场、学校等。因此, 若将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用地性质不做区分的一概界定为宅基地使用权, 明显有失偏颇。
其二, 两者的取得方式和是否有偿不同。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为当地乡镇人民政府审核, 县人民政府批准, 申请报批过程中无竞争者, 亦无须公开, 是行政审批行为, 只需缴纳少量的审核手续费用, 可视为无偿取得;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大部分都是通过公开的“招、拍、挂”等方式竞争有偿取得, 是市场行为。农民集中居住区房屋大多都是通过“拆院并院”、土地整理等方式修建, 其宅基地置换住房过程虽然大多是地方政府主导, 但尊重农民意愿, 补偿方式也奉行等价有偿, 是一种市场行为。
其三, 两者的使用期限不同。宅基地使用权使用期限为长期, 即便房屋自然灭失, 经一定程序后也可改、扩建;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因用途不同使用期限不同, 如工业用地为40年, 商业用地为50年。农民集中居住区房屋有使用期限, 如商铺为50年。
我国《土地管理法》和《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 (国发[2004]28号) 等法律政策虽限制宅基地使用权上普通散居房屋的自由流转, 但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上房屋的自由流转却未加明文限制。根据民事行为“法无禁止即为允许”的原则, 土地权属性质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农民集中居住区房屋应可自由流转。
2. 农民集中居住区房屋流转的风险远小于普通散居房屋流转
我国法律政策之所以限制农村房屋自由流转, 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集体土地流失和使农民在困苦境况下仍居有定所。但农民集中居住区房屋流转则不然, 为让农民更好地适应因生活方式改变而导致的生产方式变化, 农民进入集中居住区的同时, 地方政府往往采取诸多措施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保障。
其一, 对未失地的农民, 努力吸引农业产业项目入驻, 农民流转承包地并受雇农业产业公司或外出打工。如此, 农民不仅有佣金 (劳务) 收入, 还有土地租金, 有些甚至还可以土地入股分红;其二, 对已失地的农民, 通常采取以物质换身份的方法进行交换, 即农民以承包地换城市的就业和社会保障, 以解决农民进入集中居住区的后顾之忧;其三, 大部分农民集中居住区为农民配建了一定比例的经营性用房 (如商铺) , 可确保农民稳定持续增收;其四, 按照“宅基地置换住房”的农民集中安置模式, 农民集中居住区内的农户普遍拥有多套住房, 完全可以在满足其基本居住条件的前提下将多余房屋流转。
四、农民集中居住区房屋流转的建议
综上分析, 农民集中居住区房屋流转不仅在法律政策上是许可的, 在实践操作上也是可行的, 有鉴于此, 建议:
第一, 正确区分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对于土地权属性质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农民集中居住区, 允许在其内拥有多套住房的农户在满足基本居住条件的前提下, 将多余房屋上市自由流转。流转方式包括租赁、抵押和转让等。
第二, 流转对象全面放开, 一些规模较大的农民集中居住区本身已打破地理区域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限制, 应允许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购买农民集中居住区房屋。
农民集中居住区 篇4
阜发„2009‟41号
中共阜宁县委员会 阜宁县人民政府
关于鼓励农民进城入镇和规范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的实施意见
各镇区党（工）委、人民政府（管委会），县各部委办局，县各直属单位：
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快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居住向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现就鼓励农民进城入镇和规范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以改善和提高镇村居民生产生活水平为根本，以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为重点，以鼓励引导农民进城入镇居住为突破口，集中、集约土地发展现代农业，打造现代化农村，努力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互动并进，全力开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和谐发展的全面小康建设工作新局面。
（二）基本原则
1、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充分发挥政府的行政推动作用，明确相应工作机构，研究制定政策措施和工作方案，加强指导监督，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建立政府、农民和投资者的利益平衡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切实为农民进城入镇和农民集中居住营造最优的环境。
2、城乡统筹，集聚发展。按照城乡一体化和“能城不镇、能镇不村”的总体发展要求，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民由村庄向城镇转移、自然村向集中居住区集聚，逐步达到镇区城市化、农村社区化。合理确定农村集中居住区布局和规模，全面推进土地集约利用，切实改进农村建房模式，全面推行联建式建房，严格控制独立式住宅建设，禁止零散建设。
3、依法管理，体现特色。严格按照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法定程序审批建房，规范审批管理。加大违法建设督查和整治力度，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落实长效管理机制。充分挖掘、融合有历史底蕴的特色村庄，利用好现有的自然资源、文化古迹。规划建设的农民集中居住区，既要尊重地方风俗习惯，体现地方和农村特色，又要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反映时代特征。
二、农民进城入镇优惠政策
（一）积极鼓励农民进行“双置换”
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以宅基地和住房置换城镇住房工作要坚持“试点先行、面上号召、县城推广”的原则。选择条件相对成熟、有推广优势的镇先行试点，在总结经验，完善措施的基础上，再在面上进行推广和推进。
1、对农民自愿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的，新流转出来的土地由村（居）用于发展高效设施农业，土地流转价格根据当地土地综合收益水平确定，原则上每亩每年不低于500元，土地流转金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土地流入主体按和土地流出的农户结算。
土地流转资金、各类政策性奖补资金等收益统筹结算到户作为参保金，为符合参保条件的农民按城保政策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同时进城购房居住的由县财政对参保人员每人一次性补助3000元，保费不足部分由农户本人负责补足。农户也可以自愿选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2、对县城规划区外农户自愿以宅基地和住宅置换县城住房的（仅限于在城南新区置换住房或在老城区置换二手住房，下同），已置换的宅基地由集体收回复垦，房屋由户主自行拆除，该农户不得再申请宅基地建房。经县国土部门验收确认后，对农户合法的宅基地面积（200m2以下），每平方米补助30元；对农户在县城购买住房的，按其合法的原主房面积进行拆除补偿，每平方米补偿不超过200元（具体细则另行下发），上述补偿资金凭复垦验收合格证明、县城购买住房房产证由县财政予以补助。实行宅基地和住房置换县城住房的，其房产证、土地使用证免费办理。购买新住房的契税征收后，原主房合法面积同等面积部分的契税给予已纳税额50%的补贴；购买二手房的契税，与原主房合法面积同等面积部分即征即补。
3、对县城规划区外符合分户建房条件的农户，自愿到县城购买住房落户，不再申请宅基地的，按规定的宅基地面积由县财政给予每平方米50元补助。
对县城规划区外农户自愿以宅基地和住宅置换镇区住房的以及符合分户建房条件自愿到镇区购买住房的相关政策由各镇自行制定，报县政府过堂后实施。
4、对县城规划区外符合建房条件的农户跨村到规划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建房的，参照集中居住区所在村、组建房户同等待遇，由所在镇依法调剂符合建房用地标准的宅基地。
以上政策性补贴和相关费用，按照“谁用地、谁给钱”，“到哪里买房由哪里承担”的原则，在进城农民宅基地复垦调剂资金中安排，不足部分在土地出让金中列支。
5、因城镇建设、国家重点工程和工业园区建设列入拆迁改造范围的，按照相关拆迁政策执行，不享受上述优惠政策。
（二）鼓励县城规划区内居户拆迁让地购买新房
1、对县城规划区内（东至吴滩立新河、南至329省道、西至阜益路、北至四通河）符合分户条件需要建房的居户，不向村（居）组申请宅基地（城南新区36平方公里规划区范围内不再安排宅基地），到县城购买住房的，凭房产证按规定的宅基地面积以征地补偿标准对所在村（居）进行补助，村（居）按相关规定进行分配，补助资金由用地单位承担。
2、对老城区（东至老204国道、南至纬四路、西至城西路、北至城北大沟）和城南新区核心区（东至奋进路、南至阜泰路、北至纬四路、西至射阳
河）内居户拆房让地，经申请同意后，分期安排拆迁安置，原宅基地交县城投公司和县土地储备中心，原住房拆迁按城市拆迁补偿标准给予补偿，以拆迁安置房价格优先安排商品房或安置房。
3、对老城区和城南新区核心区以外的县城规划区范围内，自愿拆除房屋并放弃宅基地，将宅基地交回县、镇（区）、村集体，自主进城购买商品房（含二手房）的居户，对其合法的宅基地面积（200m2以下），每平方米补助50元；并按其合法的原主房面积进行拆除补偿，每平方米不超过350元（具体细则另行下发）。宅基地补助资金凭拆房验收合格证明由用地区域财政支付，拆房补偿凭房产证和原主房面积核实材料由购房所在区域财政支付。
购房契税，房产证、土地使用证办理优惠与县城规划区外农民“双置换”政策相同。
4、县城规划区180km2以内因城市建设、交通工程、工业项目等列入拆迁范围的，分别按城市、开发区、阜城镇和相关工程的拆迁安置政策执行，不享受上述优惠。
（三）积极落实农户进城入镇的有关政策
1、帮助进城农民就业。县劳动保障等部门要组织开展进城入镇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其就业创业能力。县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培训对象按不同工种给予每人300-1500元的一次性培训补助。县城和镇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吸纳进城入镇的女40周岁以上、男50周岁以上的劳动力并与其签订两年以上劳动合同、且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每年每人补助用工单位500元，连续补两年。县属单位用工补助由县财政支付，其他镇、区单位用工补助由所在镇区财政支付。
2、实行公平教育。进城入镇农民子女按照相关规定在就近施教区各类学校、幼儿园入学、入托，各学校不得拒收（转），不得收取政策规定以外的任何费用。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要减免相关费用。
3、鼓励自主创业。对进城入镇农民创办经济实体或从事二、三产业的，凭身份证和场所证明，工商部门优先核发营业执照，办证费用予以减免。
4、进行常住人口户籍管理。进城入镇居住农户，由县有关部门直接办理城镇常住人口落户手续，纳入城镇常住人口一体化管理。
5、建立健全进城入镇农民社保机制。鼓励劳动年龄（男18—60周岁，女18—55周岁）内的进城入镇农民参加城镇各项社会保险。凡被用人单位录用的，用人单位都必须按规定为其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参保手续，按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履行代扣代缴职工个人缴费的义务。在城镇从事自由职业的进城入镇人员，按照城镇户籍人员同等待遇办理，对进城入镇后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农民达到退休年龄（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时，其缴费年限不足15年，不能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员，允许其适当补缴或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补缴年限可参照灵活就业人员相关规定执行，时间不超过2000年2月，补缴的缴费基数和比例按办理补缴手续时的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对补缴
后仍不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的人员，经本人申请，经社会保险机构核准，可继续按规定的标准延长缴费，直至满足领取养老金条件为止，或按相关规定将其参保缴费关系转换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关系，按照县上农民人均纯收入为缴费基数，个人缴费比例为缴费基数的10—30％，县财政按个人缴费额的20％补贴，其退休时按新农保的计发办法享受农村养老保险待遇。
6、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方式。进城入镇农民可根据本人的意愿，允许其自主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农村新型合作医疗。
三、规范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
（一）加强规划管理
1、组建村镇规划中心所。结合国土局设定的国土所对应设置五个村镇规划中心所，负责各辖区镇村的规划管理工作，严格把好村镇规划审批的第一关。
2、完善镇村规划编制。各镇要及时修编镇区总体规划，抓紧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和村庄建设规划，重点地段、重要项目还要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
3、科学安排农民集中居住区。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必须符合用地规划和建设规划，实行严格的规划管理，严禁农民分散建房。结合各镇、各村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农民集中居住区的位置、规模和数量。农民集中居住区选址布点要在坚持“三保留、三不建”（已撤并乡镇的原镇政府所在地村庄保留，有一定历史底蕴的特色村庄保留，经批准已建设形成一定规模的集中居住区保留；县城和东益经济区规划区内不建，镇规划区外1.5公里内不建，县镇各边角村不建）的基础上，本着因地制宜、节约资源、便于生产生活的原则进行规划。各镇拿出布点方案，报县政府过堂审批后执行。农民集中居住区规划一经确定，就必须严格按规划建设，坚决刹住违规建设，否则严肃查处责任人。
4、严格村镇规划审批。严格规划审批程序，所有镇村建设项目必须履行报批手续，经县建设局审批、核发“一书三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开工建设。
5、强化村镇规划执行。规划一经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村镇建设项目施工前，必须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现场定点放线。坚决杜绝先建后批，边建边批，不批就建的违法现象，确保各项建设严格按照审批的规划方案顺利实施。
（二）加强建设管理
1、基础设施要先行。集中居住区建设要合理安排好工序，先行做好道路、给水、排水、供电、路灯、绿化、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和环境。
2、项目建设要规范。凡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的所有建设项目，都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抓好勘察、设计、招投标、图审、监理等工作。
3、施工质量、安全要保证。要加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规范各方责任主体的行为，落实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建设单位责任。全面推进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理制度，按强制性条文实施全过程监控，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
（三）加强长效管理
1、切实加强农民集中居住区规划的日常监管，及时发现和制止各类违法建设行为。对乱占乱建、超占土地建房、未批建设、违规设计和施工的，按照《城乡规划法》的有关规定，依法予以处罚。
2、加强农民集中居住区的社区化物业管理工作，逐步将村容村貌、道路交通、环卫保洁等各项工作纳入长效管理，真正把农民集中居住区建成文明社区。
3、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农民集中居住区规划建设管理评比办法，开展评比活动，表扬先进，推广经验，做到典型引路，示范带动，以点带面。
（四）加强组织领导
1、加强组织领导。县成立以分管副县长为组长，县建设局、国土局、农工办、监察局等相关部门和各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负责指导、研究、协调、考核农民集中居住区规划建设工作。
2、强化督查考核。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各镇要将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建设纳入镇政府的工作考核范畴，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确保集中居住区规划建设管理的顺利实施。对组织农民进城入镇或进入集中居住区实绩处于前列的镇区，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
3、严肃工作纪律。镇长、村（居）书记为农民集中居住区规划建设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对辖区内出现的非法占地、违法建筑现象，要发现一起，制止一起，打击一起。相关执法部门要加强日常巡查，对未经批准擅自建设的、擅自改变经批准的图纸进行改建、加建的行为，及时予以查处纠正。对辖区内违法建设农房放任不管、制止不力、玩忽职守而造成违法建筑多发、信访不断的，要追究镇、村（居）一把手的责任，情节严重的给予相应处分。
凡以前有关农民进城入镇购房政策与本实施意见有冲突的，一律以本实施意见规定为准。本实施意见试行一年。
二OO九年十月十六日
主题词：进城入镇 集中居住区 意见
农民集中居住区 篇5
促进农民集中居住区核心产业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詹慧龙等通过实证分析，并采用通径分析的方法，按照重要程度将影响农村各类产业产值的因素进行排序，最终得出资金和科技是对农村各类产业发展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的结论[1]。李俊岭阐述了产业融合的涵义，从农村产业内部融合形成的生态农业、农村产业与外部产业融合形成的产业新体系 (如观光农业、休闲旅游等)、高新技术产业向农村产业渗透融合形成的生物质农业等、新兴产业的替代融合 (如农业电子商务产业)四个方面说明了产业融合在农村产业中的表现，并指出了产业融合对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2]。王晓明等依据成都市郫县安德镇乡镇产业发展的实践经历，阐述了通过“政企合作”，乡镇依托特色，加强产业园区风险控制，培育乡镇核心主导产业等经验[3]。
2 乡村旅游业：农民集中居住区应发展的核心产业
由于传统农业产业比较效益较低，大多数青年农民进城务工，没有从事农业生产，造成了许多农民集中居住区农房屋入住率很低，甚至无人居住，成为了空心村。农村缺乏劳动力，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将会影响农村社会持续健康的发展。乡村旅游业是将农村特色资源和旅游观光休闲需求融合的一种新型产业，我国农民集中居住地区，交通便利、环境舒适、农村特色资源丰富，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在农民集中居住区发展传统文化技艺认识型、民俗节庆和特色产品体验型的乡村旅游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可以成为农民集中居住区发展的核心产业，原因有以下几点：
2.1 乡村旅游已成为农民一种新的增收途径
由于传统农业产业比较效益较低，在农村许多农民没有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而这些年一些离城不远的乡村，借助于交通优势以及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开展不同模式的乡村旅游。乡村旅游开展给农村带来丰富的人员、技术、信息，农民利用空闲的房屋开办家庭旅馆、剩余妇女劳动力从事一些旅游服务工作、农民自产水果、蔬菜和土特产品成为游客最喜欢品尝的东西。这些都为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乡村旅游发展，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离土不离乡。
2.2 有利于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合理发展
发展乡村旅游能够带动传统农业的发展与升级，因为乡村旅游为当地带来了大量的游客，从而使当地的农副产品、传统的手工艺品、交通运输、房地产等相关产业都成产业化发展。像四川省都江堰市青城山镇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促进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当地的农民通过销售猕猴桃、出售根雕、妇女从事旅游服务活动等获得可观的收入。依托世界遗产地青城山，周边开发的大量的房地产，成为夏季避暑的胜地。
2.3 有利于改善农村居住环境
乡村旅游的发展促使农村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对环境容貌的治理和改善。因为乡村旅游的主要客源市场是来自周边城市的居民，虽然他们对农村的良好生态环境、清新的空气特别向往，但同时对当地的卫生设施、排水设施、交通设施等基础的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要吸引城市周边的居民，实现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势必会促使当地农民对农村的整体形象进行全新的改造和建设。
2.4 有利于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20字方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结合农村进步发展要求，更应该做好农村传统文化产业的传承和保护，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像乡村中一些传统民俗 (如秧歌、舞龙、戏曲等)经过传承与创新后，可以成为乡村旅游中新的旅游吸引物。
3 当前农民集中居住区发展乡村旅游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农民集中居住区产业发展经过政府统一规划和引导，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总体水平不高，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没有培育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并具备一定竞争力的乡村旅游产品优势，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缺乏特色
现在农民集中居住区发展的乡村旅游存在无特色的问题，如在一些发展乡村旅游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其乡村旅游产品没有挖掘自己乡土特色，游客来了只有吃土鸡、吃鱼、呼吸农村新鲜空气，产品缺乏创新设计和深度加工，文化品位不高、特色不明显。游客没有什么“游”的地方、“看”的内容，缺乏核心竞争力，对游客缺乏持续吸引力。
3.2 缺乏规划
在许多乡村旅游区由于都是属于自发地发展，各自为政，因而缺乏总体规划。在发展过程中，没有根据乡村的资源特色和优势，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建设中一哄而上，低档次开发，对生态环境破坏现象严重。不但失去自身的资源特色，而且也开发不出高品位的乡村旅游产品，乡村旅游产品不但生命周期短，而且也大大地影响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4]
3.3 缺乏资金
农民集中居住区核心产业发展所需资金绝大多数以政府财政的投入和国有金融机构资金为主，其他渠道为辅，忽视了社会资金和集体、农户资本的途径。由于价值性体现和体制性障碍等因素的影响，新农村建设及其产业发展对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不够显著[5]，农村金融体系的落后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也限制了农民集中居住区产业的发展水平。
3.4 缺乏专业人才
目前，我国的乡村旅游区当地的农户和村镇领导是一些旅游项目的主要经营者和管理者，他们都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和训练，因而缺乏专业的管理和经营能力，都是属于小规模的家庭式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工作混乱，提供的服务不规范，由于这些条件的限制制约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4 农民集中居住区发展乡村旅游业的建议
4.1 充分挖掘乡土文化内涵
在农民集中居住区发展乡村旅游应紧密结合农民集中居住区的自然、社会、人文条件，要充分挖掘乡土文化内涵。乡土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灵魂，是吸引城市居民的主要因素，充分挖掘乡村文化中的精髓部分，通过提炼优秀的民俗民风和农耕文化, 让旅游者体验返璞归真和乡土的乐趣。同时，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应使当地农民长期传承下来的经验、技术优势得以保护与传承，这是当地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四川省绵竹县，在农民集中居住区发展年画手工产业, 对当地农民的经验、技能予以很好的利用, 而且农民可以从该产业中得到较大的收益。
4.2 科学规划、合理进行产业布局
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应对当地的交通优势、自身资源特色、客源市场特点、社会经济等方面进行详实的调查与评价, 并以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理论及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进行科学规划和开发。通过科学规划、合理产业布局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符合当时产业发展，具有品牌效应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4.3 开拓资金渠道
发展农民集中居住区的核心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必须开拓资金的多渠道来源： (1)发挥政府财政投入的引导作用。 (2)鼓励社会资本的参与，在吸引社会资本时，要为社会资本制定一些优惠政策，要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 (3)要充分利用集体资产、个人资产的投入。集体和个人资产可以采取入股的形式进入，不仅可以使农民得到股权收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还可以减轻资金投入压力。像有些地方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就是通过农村的土地流转、农宅出租等形式吸引社会资本的。
4.4 加强人员培训，实行规范化管理
目前大多数地方，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不注重对旅游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传统的观念认为乡村旅游工作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培训，实际上是完全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旅游行业政策、市场营销、环境教育等方面专业知识的培训。通过这些方面知识的培训才能使他们真正能够承担发展乡村旅游的重任。同时，要鼓励一些高素质的专业管理人才回到乡村中去帮助和扶持当地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为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摘要：目前, 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过程中, 农民集中居住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本文认为, 大力发展具有地方特色, 效益好, 农民可参与程度高的核心产业, 是有效增加农民集中居住区经济的一个重要路径。根据农民集中居住区的特点, 本文建议在农民集中居住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
关键词：农民集中居住区,核心产业,乡村旅游
参考文献
[1]詹慧龙, 唐冲等.我国农村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 2007 (5) .
[2]李俊岭.我国多功能农业发展研究——基于产业融合的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 2009 (3) .
农民集中居住意愿调查与对策研究 篇6
一、问卷设计与发放
1. 问卷设计。
通过查阅相关集中居住政策实施的资料, 结合当前学者的研究成果, 征询相关领域专家意见后, 决定将从农民的个体特征 (农民的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来源) 、农民的家庭特征 (家庭人口数、家庭收入及来源) 、农民对集中居住政策的了解 (了解程度和了解途径) 、集中居住政策 (新政策的制定和已有政策的执行) 、农民现有的居住条件和对未来住房的预期、其他方面 (农村的传统文化、农民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就业技术培训和贷款政策) 开展调查。
2. 问卷发放。
此次调查选取苏南地区部分农村, 共发放问卷200份, 有效回收问卷192分, 有效回收率为96%, 其中在南京地区农村发放问卷120份, 有效回收问卷118份, 在镇江农村地区发放问卷80份, 有效回收74份, 同时对部分农村选取重点对象开展约谈, 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了解。在调查过程中, 笔者同时拜访了部分农村地区的政策实施单位, 对集中居住政策的实施情况作了详细了解。
二、现状分析
通过此次调研发现, 大部分农民对集中居住政策满意, 但仍有少部分地区农民对集中居住政策满意度较低。经分析, 农民对集中居住的意愿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影响。
1. 农民个体特征。
农民个体特征包括农民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的人口数、家庭的主要收入及其来源, 这些因素均会对农民集中居住意愿产生影响。从调查中发现 (表略) , 农村地区一般占据家庭主导地位的中青年对政策满意度较高, 随着年龄的增加, 由于思想观念等影响对集中居住政策满意度逐渐降低, 其中青年群体在调查中普遍对政策持较高满意度, 他们大多数在外地有自己的工作或者经常接触最新的时事政策, 表示对政策有较高的兴趣并且能够接受这一类“新事物”。
在笔者调查的苏南地区农村, 一部分农民仍然拥有自家的耕地, 以务农为主业的农民表示难以接受集中居住政策, 他们对自己的土地仍然充满感情, 并且在经济来源上不想放弃唯一依托的耕地, 故对集中居住政策满意度较低。相比较而言, 外出务工者由于自己在城镇中居住过, 并且接触了集中居住政策的实施, 对此政策存在好感, 并且渴望自己也能拥有城镇里的公寓型住房并且享受集中居住后带来的一系列便利, 他们对集中居住后周边商业圈的开发和新的工作岗位有较大的期待。本地职工由于在本地拥有稳定工作对集中居住政策满意度一般, 既不排斥也不特别支持, 普遍持观望态度;而在农村地区有着私营店的个体户则对集中居住政策持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方面一部分人担心自己在集中居住后因环境变化和门面流失而导致个人的利益损失;而另一部分人则对集中居住后的“人口聚集”表示关心, 觉得集中居住后商业圈的扩大会为自己带来商机。
在文化程度上, 高学历对集中居住政策的满意度越高, 而笔者调查的苏南农村地区目前以小学和初中学历为主, 他们在学校中并未接触此类政策, 对此类政策难以从国家宏观角度来理解, 仅仅从自身利益出发, 同时参考周边城镇的相关政策对此作出评价, 大多数人对此政策表示观望, 同时就目前农村的经济发展情况对此政策持冷淡态度。而学历较高的高中及大专学历的被调查者表示了对此政策的关心, 他们大多数在外地就读, 获得过高中或大专以上文凭, 认为实施的相关政策对集约土地、整合生活资源、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方面有巨大的作用, 他们支持集中居住政策的实施, 并持较高满意度。
2. 农民家庭特征。
农民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农民的家庭人口数和家庭收入。人口较少的家庭展现出了对集中居住的反对, 在他们看来农村的房屋足够维持较宽松的住房条件, 对集中居住后的居住空间表示担忧。拥有较多人口的家庭对集中居住政策持较高满意度, 在他们看来集中居住政策不仅带来的是更大的居住空间, 同时较多人口也会为家庭带来较多的拆迁费用, 因此他们基于家庭利益出发, 对集中居住政策持赞成态度。此外, 笔者在调查农民家庭收入对政策满意度影响的时候了解到, 家庭收入较高的家庭对集中居住后的住房、环境、教育医疗等诸多资源有较高的期望, 他们认为集中居住后自身的生活质量会提高, 同时较高收入者已经摆脱耕地的束缚, 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较低收入者弱很多。相反, 以耕地务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拥有较低的家庭收入, 对集中居住政策的实施表示担忧, 他们普遍认为集中居住政策会增加他们的生活成本, 降低生活质量。
3. 农民对集中居住政策的了解程度和了解途径。
笔者调查的农村地区大多是县城附近的农村, 其中17%的农民对集中居住政策不了解不关心, 78%的农民表示对此了解一点, 但不是很清楚, 5%的农民对此政策很了解, 一直很关注, 说明集中居住政策在农村地区有一定的影响, 但多数农民仅仅局限于对政策的一知半解, 并未全面地了解过此类政策。他们认为集中居住离自己仍很遥远, 不相信农村地区在短期内会实施此类政策。其中66%的农户对此政策的了解来自于附近区县实施的拆迁政策, 25%的农民表示从电视上获得了集中居住政策的信息, 仅有9%的农民表示此类政策从当地政府部门公布的信息中获得。较多的农户表示, 他们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多从邻里口中相传得知, 他们对集中居住政策的满意度基本上由附近区县的拆迁政策所决定, 当大家一致认为拆迁政策中农民获得了较大利益, 他们便持支持态度, 反之, 就会持反对态度。同时, 外出务工人员也较多地充当了信息的传播者, 他们逢年过节返乡的时候会说一些工作当地的相关政策, 他们对此类政策的宣传, 在群众心目中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4. 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在调查中了解到, 政府如何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对农民的意愿产生较大的影响。首先是政策的制定, 一部分农民表示政府在政策制定的时候, 并未征询农民意愿, 他们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较大损害, 集中居住政策不能充分代表农民意愿。当地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往往根据其他地方或者往年的惯例推行, 这样制定的政策往往难以深入人心, 而且常常不符合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其次, 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仍出现了较多问题, 一些地区采取强制手段推行集中居住政策, 对农民住房进行强拆, 对不肯搬离的农民实施断水断电的粗暴方式等。少数农民对于政府执行政策的方式表示不满, 他们认为, 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或多或少地使用了强制手段, 没有尊重农民的意愿, 对农民生活造成了较大的困扰, 影响了农村地区的和谐。
5. 农民现有的居住条件和对未来住房的预期。
在笔者调查中发现, 在农村地区, 农民现有住房条件 (包括现有住房的大小、现有的生活消费、居住环境和邻里关系) 和未来新房的居住条件 (新房的户型、新房的环境、新房周边的基础设施建设) 对农民集中居住的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由于苏南地区的农村农民的住房条件较好, 76%的农民认为集中居住后他们的住房条件会降低, 他们对现有的住房条件表示满意, 而68%的农民则表示自己不太喜欢新房的布局, 认为集中居住后会变得拥挤, 并且不愿损失自家的小院, 觉得生活习惯会受到影响, 66%的农民则表示本来可以靠自己的粮食养活自己, 而且集中居住后会导致自家的消费开支增加, 生活压力变大。此外, 45%的人认为集中居住后自己的邻里关系会受到影响, 表示不太喜欢集中居住后的邻里关系, 33%的农民认为, 集中居住后空气等环境质量会变差, 会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
在农民眼中, 集中居住政策能带来的并非仅仅集中在高额的拆迁费用, 48%的农民明确表示对于政策的实施, 自己很关注拆迁补贴费用的多少, 可以说对这一部分人群, 拆迁费用的高低决定了他们对政策的满意度。然而, 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 37%的农民明确表示希望在集中居住后能获得较高质量的新房, 其中包括新房户型, 新房的周边环境, 新房的地理位置等一系列的诸多影响因素。13%农民表示对政策能够提供他们的城镇户口表示了兴趣, 这一部分人当中基本上有适龄入学的子女和需赡养的老人, 他们对城镇的教育和医疗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在他们看来, 城镇户口能够给他们带来教育和医疗上的便利, 如果政府能够提供这些, 将直接决定他们对政策的满意度。同时, 有2%的农民表示了他们对于拆迁阶段安置的担忧, 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在拆迁阶段提供安置场所。笔者在调查中还发现, 虽然农村地区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汽车, 但是较多的农民家里都有自己的农用车辆, 少数家庭也已经购买了汽车, 因此他们对新房是否提供车库或车位也表示了关心。
6. 其他方面。
在调查中, 笔者还发现一些地方的传统习俗、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政府提供的技术培训和贷款政策也是影响农民意愿的因素。苏南地区的农村居民由于一些个人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 对集中居住政策有更多自己的期望。由于农村地区一直沿袭着较高的“尊老”传统, 家里的老人更留恋自己的土地和房子, 不愿意做出搬迁拆除的决定, 而较年轻的家庭成员则一致表示, 即使需要拆迁, 也希望自己还能住在农村原址上, 对于拆迁搬离到城镇周边或其他住址上表示了不满。同时, 在农村地区, 很看重邻居之间的情谊, 长期的居住让彼此产生了较为深厚的邻里之情, 因此对于搬迁撤离也是希望还能够与自己的老邻居住在一起。
同时一些自营业主还提出了希望政府在政策中能够有一些关于提供农民贷款的政策, 对他们来说, 小额的贷款还是很有需求的。同时, 他们也希望政府在政策实施后能够提供一些就业的指导和技术的培训,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 有更多的收入来源。
三、对策与建议
在对农民意愿进行充分的调查后, 针对调查所反映出的相关问题开展对策研究, 为集中居住政策的实施提供决策建议。
1. 尊重农民意愿, 多途径制定政策。
在政策具体制定之前, 当地政府应当在基本的集中居住政策上, 对各地区的实地情况开展调查, 充分了解农民意愿, 尊重和保障农民权益, 让农民自己亲身参与到政策的制定中来。首先, 保持良好的官民信息沟通渠道, 让农民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其次, 认真做好政策宣传, 利用相关政府公告栏、村干部口头传达等方式向农民宣传此类政策。此外, 对于情况特殊的家庭特殊对待, 将当地的政策与附近区县和外地的政策做好区分和解释工作, 获得农民的支持, 真正让农民“自己制定政策, 自己推广政策, 自己享受政策”。
2. 合理引导农民就业, 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笔者调查中发现, 不少农村地区农民已经拥有固定岗位, 对于此类群体, 政府应当加强引导, 让其成为政策的支持者。对于在农村地区有较高收入的家庭, 他们对集中居住政策的满意度较高, 应当鼓励他们加大对政策的宣传力度, 通过他们引导周边农民形成对政策的正确观念。同时, 当地政府应该切实引导有创业基础和意愿的农民自主创业, 加大对农村地区特色产业经济的投入力度, 让更多的农民能够走上正式工作岗位, 提高收入, 减小纯务农收入人群对政策的排斥, 顺利推动政策施行。
3. 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
政府应当结合专家意见, 科学规划小区建设, 同时敞开门户, 鼓励农民对新房建设听证, 提出合理建议。除了对新房的户型、楼层的建设规划外, 小区的绿化、小区周边的交通设施建设、小区周边的商业区规划、医院的建设、保健场所的建设、教育机构的建设均应当分情况地纳入规划当中。对集中居住后的农村地区重新布局, 合理划分居住区、工业区、生态旅游区等;对新集中的的城镇或新村周边严格控制污染工业的落户, 保证农民居住后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良好。
4. 提供相关优惠政策, 针对不同个体推出不同政策组合。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苏南地区, 许多农民走上了自主创业的道路, 这一部分居民对于小额贷款存在较大的需求。政府可以结合集中居住政策推出一些小额贷款, 满足部分农民自主创业、大物件的购置等不同需求。同时, 农村地区的技术往往较为匮乏, 政府可以结合政策推出一系列的就业指导和技术培训, 如此一来能够解决一些脱离土地而无收入来源农民的收入问题。此外, 为家庭有适龄入学的子女提供城镇户口, 接受较好的教育, 对需要赡养老人的家庭提供养老支持, 兴建养老场所, 提供保健设施。
5. 结合当地资源, 实现就地改造。
笔者调查的苏南部分农村地区, 有着自己的特色产业, 对于这部分产业政府应当大力扶持, 如对种粮大户和养殖大户应当实行政策鼓励, 推动更大规模的农业种植和养殖, 在当地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 努力将其建设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对于一些基于生活成本无法放弃自家土地的农户, 政府在新建小区周围也可安排相关蔬菜瓜果园区, 在减轻其生活压力的基础上还可以发展绿色农业, 推动生态旅游。
6. 打造优秀的社区文化, 丰富农民文化生活。
不少农民会担心自己搬进小区后的文化生活, 因此, 政府在规划的同时, 也应当在文化建设的基础上打造优秀的社区文化, 摒弃一些诸如赌博等不良的农村习俗, 挖掘传统的文化价值, 发扬优秀文化, 同时引进较为优秀的新文化, 如健康的网络文化等。同时, 加大力度投入邻里氛围的打造, 对于老邻居还是安排在一起, 定期举办社区文化节, 让邻里间能够像以前一样多交流, 延续互助互爱的文化氛围。
四、结语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集中居住的意愿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 应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苏南地区农村变革日益加快, 如何在不断发展中寻求一条高效的政策实施道路, 希望后续的研究能够对政策开展更多探讨。
摘要：重点对苏南地区部分农村采取实地抽样调查, 了解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民集中居住政策的实施现状, 调查农民对集中居住政策的意愿, 分析当前影响农民对集中居住政策满意度的因素, 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开展对策研究并提供决策建议。
关键词：集中居住,满意度,农民,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 .张金明, 陈利根.农民集中居住的意愿、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以江苏省江都市为例[J].农村经济, 2009 (10)
[2] .郎海如.征地拆迁背景下农民集中居住意愿研究——以南京市高淳县为例[J].现代农业科技, 2010 (18)
[3] .李鹏, 瞿忠琼.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农民集中居住满意度研究——以南京、常州、镇江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 2010 (10)
[4] .颜俊.巴西人口城市化进程及模式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11
[5] .何雯雯, 李偲, 杨阳.探析农民意愿促进集中居住[J].河北农业科学, 2012 (06)
[6] .谢正源, 谢拜池, 何雯雯等.影响农民集中居住意愿因素的调查[J].浙江农业科学, 2012 (09)
农民集中居住区 篇7
农民集中居住的居民点是人居住的物质空间环境, “以人为本”是最基本的原则。这里关注的“人”不只是自然人生理或行为要求特点, 更应该是社会人, 即群体与邻里。农村居民点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空间统一体”, 其形态空间结构应该与社会结构及人的生活行为相契合, 这也是“以人为本”原则的关键点。对于农村居民点而言, 首先要求具有良好的建筑物理条件, 即适宜的通风、采光、绿化、构筑物等, 满足农村居民的生理层次需求;其次是从农村居民特定的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地位、行为模式及需求爱好出发, 营造相应的物质空间形态, 满足居民生产生活活动要求;再次是提供良好的空间环境, 以助于产生归属感与领域感, 减轻压力、具可防卫性, 以达到促进农村居民多样化交往活动和增进邻里关系的目的。
2 农民集中居住区内的道路交通规划
道路交通组织分为动态交通和静态交通两个部分, 前者指的是人流和车流的交通组织, 后者指的是车辆的停放。道路交通组织同当地居民的生活特征、出行规律、经济水平、生理心理需求等密切相关。随着现代化交通不断深入农村, 道路交通的组织对农村居民点空间组织和环境布置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
2.1 农村道路交通的特征
2.1.1、交通工具类型多
目前农村中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这里主要指交通运输业) 并存, 居民点交通工具的构成也较为复杂, 除了货车, 客车, 拖拉机, 汽车, 自行车外, 还有较多的板车, 人力二轮车, 电动三轮车和农用特种车等。这些交通工具按与生产生活的结合程度, 可以分为日常生活型, 包括自行车, 摩托车和家用小汽车;小型生产型如板车、小拖拉机;大型生产型, 如卡车、汽车、拖拉机。公共交通型, 包括公共汽车, 电动三轮车。其中, 只有自行车, 摩托车, 小板车和家用汽车适合家庭停放。
2.1.2 机动车辆增长快, 家用汽车进入农村居民家庭
在农村, 近年来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推动下, 农村交通消费支出快速增长。现在家用汽车正逐步进入农村居民家庭, 且增长十分迅速。
2.2 道路交通的研究分析
城市居住区在道路分级上比农村居住小区要更为详细, 路面和建筑红线比农村要更宽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 农村拥有汽车数量少, 道路的流量压力相对较轻。但在停车率上, 农村要比城市高很多, 主要是农村的土地使用相对城市较为宽裕, 因此从经济便利的角度考虑, 农民集中居住小区地面停车位所占比例应该比城市居住区更高, 甚至地面停车将是未来农村最主要的停车方式。在实际建设中可以用多种方法来预留停车位, 比如多设置一些集中绿地, 或者适当拓宽道路以便未来设置路边停车带。各个小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使用多种方式灵活布置停车位。
2.3 对农民集中居住区内道路交通的建议
2.3.1 道路控制线:主要道路宽度6~9 m;次要道路宽度5~6 m;宅前路3~4 m左右。
2.3.2 农民居住的居住小区的交通组织宜采用人车混行的交通方式, 考虑步行系统与公共绿地和配套设施的有机联系。
2.3.3 机动车停车主要通过小部分室内车库、大面积预留地面停车位等方式综合解决。
2.3.4 控制生产性用车在居住点内的通行和停放, 如确有需要应在居住点外另择村域内用地设置。
3 农民集中居住区内的绿地系统
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条件的进一步提高, 居民对居住的要求不再局限于住宅的高大阔绰, 开始对居住环境提出更多的要求。而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 生态平衡失调, 空气污浊、河流恶臭、噪声弥漫等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影响农村环境质量和居民健康水平。生态文明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方面, 生态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农村只有具备了较为完整的生态系统, 基本消除环境公害, 并形成天蓝、地绿、水清、林秀和鸟语花香的优美环境, 才能谈得上现代化。因此, 农村居民点的生态环境建设是农村现代化的需要, 是现代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3.1 农民集中居住区的绿地特征
居民点绿地是环境生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中的重要环节, 是改善居住环境质量的有效途径。绿地是在居住用地上栽植树木、花草, 改善地区小气候并创造自然优美的绿化环境。我国城市居住小区绿化率要求在30%以上, 农村居民点绿化配置相对简单。
3.2 绿地系统的研究分析
显而易见, 农村的生态环境要比城市中心好很多, 因此农村地区的绿地率应该比城市的标准更高。集中居住小区内低层多层住宅占主要多数, 利用其院落、屋顶都可以种植各种植物, 这是城市里很难做到的。集中绿化, 对农村居住小区的要求应低于城市居住区。这是因为郊区生态环境普遍较好, 特别是在远郊, 小区外面就是大片的绿地供住户进行休闲活动, 如果再在区内布置较大规模的集中绿化, 无疑会造成浪费。农民集中居住居住小区的特色在于分散在宅前屋后的小型绿化、多层次绿化。建设者应尽可能的利用原有生态资源—这也是城市所缺乏的, 避免大量的建设人工景观。
3.3 对农民集中居住区内绿地系统的建议
3.3.1 集中经费居住小区的绿地不能低于35%, 有条件应达到40%以上。
3.3.2 集中绿地以“小块多处”为宜, 方便为居民服务。
3.3.3 建议有条件的小区允许住户利用其宅前院后的绿
地自主种植当地特色植被, 但植被种类应经过村委规划, 以保证居住点整体环境质量。
农民集中居住区 篇8
在规划建设小城镇的过程中, 合理规划和引导农民集中居住, 对我国实现新型城镇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研究
(一) 新型城镇化
虽然因各行业、领域的针对性及研究侧重点不同, “新型城镇化”尚无统一明确的定义, 但多类文献中均提到“小城镇”, 要求“城乡统筹”。
与过去传统城镇化相比, 新型城镇化更强调实现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统筹和谐、注重质量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最显著特征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它注重保护农民利益, 强调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 实现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 最终实现“人的无差别发展”。
小城镇介于城、乡之间, 融合了城市与乡村两种生活方式, 在我国城镇体系中地位特殊。将农民集中居住于小城镇, 可以减小农民进城的磨合, 有益于实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由“乡”到“城”逐步过渡, 进而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
(二) 小城镇建设
小城镇建设是小城镇各要素的创立或组合以及一定区域内小城镇体系设置、改造和发展的过程。仇保兴基于国内外多位专家学者的研究, 将中国小城镇建设的模式归纳为十种:城郊的卫星城镇、工业主导型、商贸带动型、交通枢纽型、工矿依托型、旅游服务型、区域中心型、边界发展型、移民建镇型、历史文化名镇。
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环境等条件不同, 各地小城镇的建设模式均存在差异, 因而在不同的小城镇实现农民集中居住, 不仅要顾及农民意愿, 还要考虑当地发展条件、发展规划等, 做到从长远角度出发, 切忌照搬复制。
(三) 农民集中居住
国内主要从经济、政治、社会、管理等领域对农民集中居住展开研究, 其可简单理解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 在相关机制驱动下, 通过将原有自然村落居民向城镇和农村新居民点迁移, 实现集中居住和生活的过程, 以达到解决农村居住零散的问题、节约农村土地、顺应农村地域合理发展、改善农村居民的居住环境、扩大农村投资的目的。
目前, 我国发达地区主要有四类农民集中居住方式:一是新建农民集中居住区, 主要用于安置因交通及水利设施建设、工业规划区建设及城市化发展而拆迁的农户;二是以行政村为单位, 因集体经济发展、土地整理等需要, 就地建设农民集中居住点;三是在以农业为主的规划保留村庄, 为改善村庄环境、引导适度聚集, 采取中心村建设、农村居住示范点建设等方式;四是拥有地方风貌特色或历史文化古迹的规划保留村庄, 重在保留地方特色及历史风貌, 发展第三产业。
二、三者辨析关系
(一) 新型城镇化为小城镇农民集中居住提供良好机遇
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统筹和谐、集约高效等基本要义指导了今后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明确小城镇发展方向。与传统城镇化相比, 新型城镇化所强调的保护农民利益、注重农民城镇化质量等, 都为农民集中居住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导向和机遇。
(二) 小城镇为农民集中居住提供广阔空间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要求小城镇三产协调发展, 形成工业、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多力支撑体系。小城镇的农业现代化生产可释放多余劳动力, 有助于改善农村零散的分布格局, 为农民集中居住提供更多可能性。小城镇的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可吸附农村剩余劳动力, 促进农民集中居住。
(三) 小城镇是农民按梯度形式成为市民的过渡点
中国农民自古就有浓厚的故乡情结, 将农民集中居住进小城镇, 既满足农民期望的离土不离乡, 又可解决适应人脉、文化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问题,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农民进城集中居住后的生活质量。
(四) 农民集中居住有利于小城镇又好又快发展
一般情况下, 农村分散零乱且环境较差, 特别是在发展较缓的小城镇, 这种现象尤为普遍。农民集中居住可有效整合零散土地, 为小城镇建设提供土地资源。且农民集中居住有利于基础设施的集中建设, 优化资源利用, 降低建设成本, 提高农民居住的生活质量。
新型城镇化是当今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及趋势, 小城镇建设及其农民集中居住问题都应符合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当下我国大城市土地和人口压力较大, 亟需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 缓解城市压力。与此同时, 农民集中居住建设得好, 农民生活幸福, 城乡统筹, 就有益于促进小城镇的稳定与发展, 亦有助于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总而言之, 三者环环紧扣、相互影响, 其共同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中国城镇化质量。
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建设中的农民集中居住问题研究
21世纪初我国东部地区展开农民集中居住试点工作, 由于大量中青年农民进城务工经商, 农村人口减少, 政府便尝试把一些自然村撤并, 集中到人口大村, 或集中建设公寓型农民小区, 从而改善农村居住环境, 提高农村投资效率。后来, 农民集中居住大规模实施, 大量农民进入城镇生活, 随之产生的问题日益显著。
(一) 存在问题
农民集中居住前, 小城镇总体规划偏重于镇区建设和发展指标, 与广大农村腹地结合不紧密, 对周边农村的发展及镇区与农村的结合问题较为忽视, 对农民集中居住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和问题的考虑不够全面深入。而地方政府一味追求向城市看齐, 也极大地破坏了乡村自然风景和文化传统, 造成地方文化缺失。这些都易阻碍农民城镇化的步伐, 不利于小城镇健康有序地发展。
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 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和地方政府的急进主义, 强制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现象时有发生, 更甚者出现暴力冲突。政府重视自身利益, 无视农民意愿, 对农民补偿不到位, 易造成农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加剧, 不利于后期工作的展开。这些都是农民集中居住建设中的不良倾向, 对地方发展也埋下隐患。
农民集中居住后, 周边配套设施齐全, 生活水平有所提升, 但水电煤气、日常吃穿等都需货币购买, 生活成本明显提高, 这让许多农民都感到不适。且农民原本多居住平房, 进城后不得不爬楼, 这也使大多农民尤其是老年人感到生活不便。政府为增加农民进城后的经济收入, 允许农民实行房租经济, 其后产生的群租房或车库出租住人等问题严重影响社区安定。农民交出土地, 缺乏在城市中的生活技能且不外出务工, 即可能处于有钱有房又有时间的“三有”状态, 生活空虚, 沉迷于农村低级粗放的生活方式, 进而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再加上居民与政府、居民与社区办、社区居民内部存在种种矛盾, 都已成为集中居住区内生活不稳定的导火索。
(二) 解决途径
农民问题一直是我国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并且农民集中居住作为一项巨大的政府推进工程, 其本身就涉及到国家、地方政府和被集中农民三者的切身利益。因此, 在解决小城镇农民集中居住问题时, 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协调, 才能使农民集中居住发挥其原有的初衷。
1. 宏观层面
国家:根据农民集中居住已产生的问题, 中央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应法律条文或方向, 完善法律机制。同时积极试点, 探索合乎民意的农民集中居住区规划建设途径, 确保农民城镇化质量。
地方:转变执政理念, 明确农民集中居住的主体是农民, 必须以农民需求为导向, 切实考虑农民利益, 遵照农民意愿。另外, 政府都必须有“回头看看”的观念, 关注进城农民生活环境, 及时改善不足之处。
农民: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 学会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转变观念, 在政府各项工作都较为合理的状态下, 积极配合政府。
2. 微观层面
经济上, 注重因地制宜, 寻求地域特色, 发掘自身优势, 打造“农村品牌”, 以集中居住的广阔发展前景吸引农民。具体而言, 可合理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或产业资源以发展特色产业;没有现有自然资源或产业资源的农村, 可进行人为创造, 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 鼓励农民建立股份合作社, 发展集体经济;对于拥有美好的自然生态或历史文化古迹等的农村, 因不可随意开发而阻碍发展的, 政府应给予适当的补偿, 充分挖掘并重视保护可利用的旅游资源, 努力实现永续利用及发展。
政策上, 重视基层调查, 了解农民的意愿和看法, 从而制定出合乎民意的补偿标准及社区规划建设方案, 并进行定期公示, 收集反馈意见进行修改。以此表达政府的诚意, 增加农民对政府信赖和满意度, 也有利于减小农民对集中居住的排斥, 提高农民进城生活质量。另可实施政策奖励, 而为提高效率, 可进行分级奖励, 借此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集中居住的积极性。
社区建设上, 注重因地制宜, 考虑合并或动迁农村的传统文化风俗, 在居住区建设相应设施供其使用, 在心理上增加集中农民的满意度。完善社区配套服务设施, 丰富集中农民日常生活。首先必须加大社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在硬件上使集中农民与城镇居民生活接轨。其次, 健全公共服务设施类型, 配备服务于集中农民的卫生站、幼儿园、文化所、老年活动室等, 在使用时提供优惠政策, 降低农民进城生活成本。
社会保障上, 合理增加集中农民的土地补偿与安置补偿的标准, 从最根本的经济方面吸引农民集中。完善集中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适当提高养老保险水平, 减少他们对今后生活的担忧。政府加强对集中农民实行培训与就业优惠政策力度, 建立再就业培训机构培训再就业技能, 同时积极鼓励用地企业就地招工, 或扶持有创业意愿的农民进行创业, 特别是传统手工艺者。
在小城镇规划建设中, 不能只注重某一方面而忽略其他要素, 应立足于整体, 合理规划和引导农民集中居住, 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在这一过程中, 不仅是考虑种种关系, 合理选址、规划设计, 更重要的是加强集中居住自身的吸引力, 主要集中在经济来源、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这三个显而易见的方面, 让农民产生可信任感和依赖感, 自觉自愿地集中居住, 同时政府还应辅以宣传、奖励等措施, 以改善农民观念, 鼓励他们集中居住。
四、结语
新型城镇化的宏观背景下, 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 应致力于站在农民立场上, 做到真正关心农民, 合理规划农民集中居住区, 并采用多种途径, 引导农民集中居住。进而, 有效解决“三农”问题, 促进小城镇发展建设, 促进城乡统筹, 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实现。
摘要：文章在对新型城镇化、小城镇建设、农民集中居住等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总结三者间关联, 再结合当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的存在问题和社会影响, 探讨在新型城镇化的宏观背景下, 小城镇规划建设过程中, 怎样科学合理地规划和引导农民集中居住, 才能使小城镇又好又快发展, 顺应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时代发展趋势。
关键词：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小城镇,农民集中居住
参考文献
[1]单卓然, 黄亚平.“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J].城市规划学刊, 2013 (02) .
[2]范磊.河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 2011.
[3]罗宏斌.“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意义[N].湖南日报, 2010-2-19.
农民集中居住区 篇9
千百年来, 在小农经济生产条件下, 中国农村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自然村庄, 村镇布局分散、零乱, 宅基地占地过多、无序使用等土地浪费现象严重。与此同时,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 导致了一些自然村人口数量绝对减少, 变成“空心村”。在这种形势下, 引导农民集中居住是必要的, 各地政府开始对“农民集中居住”进行探索, 其中以江苏省最具代表性。现有成果中对农民集中居住的研究并不多, 主要集中在过程的探索与思考、典型做法的宣传以及对其可能侵害农民权益的担忧。不难发现, 已有的研究都忽略了对农民生活状况的考查这一核心。因此, 有必要对集中居住过程中农民福利变化进行研究。本文试图运用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的可行能力方法 (Capability Approach) 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二、森的可行能力方法概述
阿玛蒂亚·森于20世纪80~90年代提出了可行能力方法框架。所谓可行能力, 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 简言之, 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森认为, 生活是相互关联的功能性活动集合, 对福利的评估可通过评估这些组成成分来实现。能力则反映了一个人可以获得福利的真正机会和选择的自由, 是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向量的集合。森选取了5种功能性活动: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这些功能性活动能直接扩展人们的可行能力, 它们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强化。
传统的福利经济学中, 福利被认为是个人或集体偏好的反映, 是由于消费一定的商品或服务而得到的效用。由于度量“效用满足度”在技术上的困难, 在实证研究中, 往往用收入来代替效用。而能力方法“集中注意具有自身固有的重要性的剥夺”, 使用能力方法可以合理地识别集中居住农民可行能力的变化, 而收入只是产生可行能力的一种工具, 而且不是唯一工具。该方法考虑了除效用之外组成福利的更多内容, 强调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农民福利的最大化, 其中不仅包括收入的提高, 而且包括权利的提高、自由的保证等等。农户低收入并不能反映其低的可行能力, 因为不同特征的农户其收入与能力之间的关系不同。因此, 通过分析可行能力来讨论农民福利的变化更为合理。
三、农民福利的构成
1.研究对象的确定
森在理论探讨中确定的研究对象是个人, 但他在实证研究中通常使用群体、地区或国家层面上的数据。而在讨论农民集中居住前后福利变化这一问题时, 农户家庭是农民集中居住基本的参与单位, 福利的变化体现为家庭整体的福利变化。因此, 以家庭为研究对象较为合适。
2.组成农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及相关指标
一般地, 农民福利应包括很多内容, 本文主要评价农民集中居住中可能发生变化的农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以下详细考查组成农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
(1) 家庭经济状况。
虽然用收入代替福利有若干缺陷, 收入只能反映功能性活动的大小, 而不是功能本身。但是, 实际上它仍是达到福利的一个重要途径, 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国家, 农民的经济收入仍是提高其生活质量的关键决定因素, 因此考虑把经济收入作为组成福利的功能性活动之一。反映这一功能性活动的指标有: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以及纯收入。
(2) 社会保障。
现阶段我国尚不具备实行包括农村在内的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 农村人口的保障只能够依赖于土地的保障功能。反映生活保障作用的指标有恩格尔系数、农地面积。恩格尔系数越大说明农地使用权的丧失对农民的生活保障影响越大。农地面积则可反映农地对农民的失业保险作用, 该值越大说明农地对农民的失业保险作用越大。
(3) 居住水平。
居住是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居住条件的要求除了满足于对生存和生活条件的需求, 还越来越看重住房的视觉感受和舒适程度。反映居住条件的指标有:人均居住面积、房屋结构、装修水平。人均居住面积反映房屋的舒适程度, 该值越大, 表明有更大的舒适度;房屋结构和装修水平反映居住房屋品质的好坏。这两个指标对居住功能的实现都有正向影响。
(4) 社区生活。
农民集中居住后, 原先清新优美的田园风光被城市社区所代替, 原先闲适的生活也开始转变为快节奏的都市生活, 原先独家独院的小环境也转变为社区公共环境。因此, 选用社区治安状况和物业管理来反映社区的生活质量, 这两项指标主要从农民主观认识的角度来体现。
(5) 环境。
农民集中到社区后, 噪音污染、空气质量下降等问题都有可能出现。因此, 考查农民集中居住后的福利变化必须将环境因素纳入其中, 这些因素主要是农民的主观感受和认识程度。选取的指标包括空气质量状况、噪音污染、自然景观破坏程度。
(6) 发展空间。
一个人的自身的素质是其“可行能力”的内在因素, 而发展空间及机遇则是外在因素。要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 则必须提高其劳动技能和生活质量, 增加其发展空间。因此, 本文选取求职难易和生活质量两个指标来反映发展空间, 这两项指标主要从农民主观认识的角度来体现。
(7) 心理。
快乐, 正如收入一样, 是一个人获得福利的重要内容, 而不是评价福利的唯一标准。本文将集中居住农民的心理状况作为考查因素, 进一步补充快乐的功能性活动对福利的评价结果。农民集中居住后, 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但是每个人对“城市人”的自我认同感有差异, 因此心理功能的衡量内容为“城市人”的认同感。
3.转换因素
在福利的“生产”过程中, 由于个人、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差异, 商品和服务向福利的转换程度和效率也各不相同, 这些差异被称作转换因素。转换因素不直接产生福利, 但在森的能力方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们可以促进或阻碍商品向功能性活动的转换。森将这些差异分为5类:个人的异质性、环境的多样性、社会氛围的差异、人际关系的差别以及家庭内部的分配。个人的异质性可用家庭特征来反映;环境的多样性和社会氛围的差异可用地区社会经济环境来反映;人际关系的差别主要反映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 可忽略分析;本文分析的基本单位是农户, 因此, 可忽略家庭内部的分配。本研究将转换因素分为两类:家庭特征 (被抚养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T1, 被访者的教育程度T2) 与地区社会经济环境 (地均GDP, T3) 。
四、实证研究
1.计算方法
福利是一个广泛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的概念。福利在本质上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使得无法精确地将其界定清楚, 因为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概念,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也无法得出福利状况好或坏的绝对结论。本文所选取的一些指标属于主观评价指标, 由于其中主观判断的因素具有模糊性, 所以选用模糊数学方法。
(1) 福利的模糊函数设定。将农户福利状况表示为模糊集X, 设集中居住前后可能变化的福利内容为X的子集W, 则第n个农户的福利函数可表示为W (n) ={x, μw (x) }, 其中x∈X, μw (x) 则是x对W的隶属度, μw (x) ∈[0, 1], 一般设定隶属度为1时福利处于绝对好的状况, 为0时状况绝对差, 等于0.5时状况最模糊, 不好也不坏, 隶属度值越大表示农户的福利状况越好。
(2) 隶属函数的设定。运用模糊方法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选择合适的隶属函数。隶属函数的选择依赖于研究背景和指标的类型。一般情况下, 指标变量分为三种类型:虚拟二分变量、连续变量和虚拟定性变量。
(3) 指标的加总。在得到初级指标隶属度的基础上, 需要赋予每个指标一个权重, 并进一步将隶属度加总成一个综合指标。Cheli和Lemmi (1995) 将权重结构定义为:undefined, 其中, undefined, 反映n个农户第i个功能子集中第j项指标的均值。该权重公式可保证给予隶属度较小的变量以较大的权重, 在福利评价时更关注获得程度较低的指标和功能。
在获得初级指标隶属度和权重的基础上, 按照公式undefined就可计算各功能的隶属度。其中, k表示在第i个功能子集中包含k个初级指标。该公式可保证在其他农户福利状况不变的情况下, 提高某单个农户的福利指标隶属度水平, 农户整体的水平是增加的。
2.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江都是苏中平原的一座滨江城市, 全市面积1332平方公里, 人口107万, 下辖13个镇和1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近年来, 江都市在《江苏省村庄建设规划导则》的指导下, 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江乡镇农民集中居住的步伐加快。本文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重点研究农民集中居住后福利状况是否变化以及如何变化。
作者在2007年7月选取了江都市6个镇的12个村 (其中, 大桥镇处于沿江开发地带, 丁伙镇经济发展较快, 两镇农民集中居住步伐较快) 作为调查区域, 以随机入户访谈的方式填写调查问卷, 获得92份有效问卷。接受调查的农民男性比例为62%, 平均年龄47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比例为60%, 小学文化程度比例为30%。
续表
注:表中, 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为被调查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百分比即为此选项在调查中所占的比例, 例如集中居住前后, 农民对社区生活觉得满意的分别占10%、60%。数据来源:由江都市实地调查问卷整理得到。
3.各功能指标最大、最小值选取说明
(1) 农业收入。首先计算样本的农地最大亩均收益和最小亩均收益, 这两个值乘以每个农户的土地面积即为每个农户可能获得的最大和最小农业收入。根据样本数据计算可得出农地集中前最大亩均净收益为900元/亩 (一年两季, 水稻、小麦各一季) , 最小亩均净收益为0元/亩;集中后最大亩均净收益为960元/亩, 最小亩均净收益为0元/亩。
(2) 非农业收入与农户家庭中非农从业人数有关, 最大的非农业收入乘以家庭非农就业人数得出该家庭非农业总收入。选取2005年江都市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14904元作为人均非农业收入的最大值, 认为如果达到这个水平其福利状况就是好的。最小值设为0。
(3) 在计算纯收入的隶属度时, 参考了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于1996年3月共同制定的小康标准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选择温饱标准300元作为最小值, 小康标准1200元作为最大值, 并在应用时进行了价格指数修正。
(4) 计算农地面积的隶属度时, 取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人均0.8亩的警戒线为最低标准, 以集中居住前人均农地1.22亩为福利的中间状态, 由此确定最大的人均农地为2.02亩。
(5)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 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 50%~59%为温饱, 40%~50%为小康, 30%~40%为富裕, 低于30%为最富裕。因此, 恩格尔系数的最大值取59%, 最小值取30%。恩格尔系数与福利状况负向相关。
(6) 本文将建设部颁布的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居住的指标, 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40平方米设为人均住房面积的最大值, 认为等于或超过该标准, 农户的居住状况就是好的。最低标准采用扬州市房产管理局发布的对住房困难户的界定标准, 即人均住房面积低于8平方米, 低于这个标准其住房福利状况就是差的。
4.农民集中居住前后福利状况的评价结果
对农民集中居住前后福利状况、各功能隶属度农户比重分布和不同转换因素下的农民福利状况分布进行模糊评价, 由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结论1:从表2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江都市农户的总体福利水平偏低 (集中居住前后总指数均小于0.5) , 集中居住后农户福利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高。集中居住前, 农民的居住水平、环境都处于较好的福利状态, 而社区生活、发展空间和生活质量、心理则处于较差的福利状况;集中居住后, 家庭经济状况、居住水平、发展空间和生活质量、心理均有所改善, 而社会保障和环境呈恶化趋势。
(1) 在农户的经济状况方面。
农民集中居住后, 可耕种的土地减少或消失, 家畜养殖等庭院经济消失, 农业收入大幅度下降, 而水电煤气等生活开支又不断增加, 为了维持生活, 农民想方设法进入非农领域。从计算结果也可以看出, 农民的非农收入从集中居住前较差的状况 (0.363) 转变到超过0.7的水平, 即突破0.5这一模糊状况。由于非农收入的增加幅度大于支出幅度, 纯收入有一定程度的增加。通过此3项综合反映出农户经济状况稍有好转。
(2) 在社会保障功能方面。
农民集中居住后, 失去了“保命田”, 同时, 由于食品支出增加的幅度大于总收入增加的幅度 (据调查统计, 集中居住后, 农民食品支出增加的幅度为20%, 总收入增长的幅度为11%) , 由恩格尔系数反映的农地生活保障功能带给农民的效用下降。另一方面, 搬进集中居住区的农户无法完全享受城镇居民待遇。因此, 集中居住农户总的社会保障功能变差。
注:变量类型中C表示连续变量、Q表示虚拟定性变量、D表示虚拟二分变量。计算过程中为符合数学意义, 将数值1和0分别改为0.999和0.001。
(3) 在农民的居住条件方面。
样本农户在集中居住前的人均居住面积就达48.7平方米, 超过国家小康标准, 但房屋结构和装修水平差距很大;在集中居住后, 人均居住面积虽有所减少, 但房屋的品质和风格要优于以前, 装修基本到位。三个指标综合得到的居住条件指数大幅度增加。
(4) 社区生活方面。
农民集中居住后, 社区周围的社会环境变的复杂, 流动人口增多, 治安状况从不好不坏的中间状态转变为0.364的较差状态。另外, 样本的调查结果显示, 农民反映小区内的物业管理存在诸多问题。因此, 集中居住前后农民的社区生活状况均处于较差的状况。
(5) 环境功能方面。
在组成农民福利的7个功能中, 环境功能下降幅度最大, 从集中居住前的0.952下降为0.369。其中空气质量状况、噪音污染、自然景观破坏程度3个指标反映的福利状况下降程度接近。可见, 集中居住过程中农民的环境功能受到了较为严重的损害。
(6) 发展空间。
在组成农民福利的7个功能中, 发展功能上升幅度最大。从集中居住前的0.320上升到0.723, 增长值为0.403。其中, 求职机会指标增长最为显著。说明摆脱了土地束缚的农民, 凭借其廉价的劳动力优势, 将有更多的机会从事非农产业。
(7) 心理状况。
农民搬进集中居住小区后, 享受到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 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但有一个心理调试期, 因此, 本文选取“城市人”的认同感作为心理功能的指标, 该指标从0.203的较差状态上升到0.726的较好状态。可见, 集中居住的过程对农民的心理功能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结论2:各功能隶属度农户比重分布计算结果显示, 从福利的总体水平来看, 集中居住前, 大部分 (62.7%) 的农户福利评价值介于0.201~0.300之间, 福利状况整体较差, 14.5%的农户低于这个水平, 但没有农户处于0.100这一最差的福利区段, 另有2%的农户处于福利较好状态, 高于0.500模糊界线。集中居住后, 处于0.101~0.200这一较差区段的农户比例由14.5%下降到8.5%, 处于0.401~0.500这一中间状态的农户比例由10.3%上升到15.6%;另有6.2%的农户处于福利较好状态, 高于0.500模糊界线, 没有农户处于0.100这一最差的福利区段。总体来看, 集中居住后, 农户的福利状况较以前整体均有所改善。
结论3:从不同转换因素下的农民福利状况的模糊评价结果可以看出, 被抚养人口比重最大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农户是受集中居住影响最大的两类农户, 其模糊评价指数前后的差值分布达到了0.118和 0.183。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家庭, 其劳动技能有限, 非农就业机会相对较少, 收入增长空间有限, 土地对这类家庭的保障作用最大, 这对于被抚养人口最多的家庭也是一样。这一结果反映了农村劳动力数量的重要性及文化知识对福利获得的巨大促进作用。
调查中发现地均GDP最大的宜陵镇农户的福利水平变化值为0.016, 宜陵镇在所调查的乡镇中经济状况最好, 农村基础实施已经逐步完善, 农民居住条件进一步好转。地均GDP最小的丁伙镇农户的福利水平变化最小, 仅为0.02, 农民的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两个功能指标稍有下降。这一结果从另一方面反映出集中居住是一项系统工程, 应等到经济发展成熟, 再逐步推进。
五、政策启示
从江都市集中居住过程中农民福利状况变化的模糊评价结果中可以看出:集中居住过程中, 江都市农民的福利有所改善, 但仍处在隶属度为0.3~0.4这样较差的水平, 改善农民的福利状况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功能指标来看, 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发展空间和生活质量的权重很大, 说明这几项指标是影响农民福利的主要因素。要使农民的福利水平上升, 主要应提高其收入水平, 完善社会保障措施, 增强其发展空间, 同时注意对环境的保护。农民搬进集中居住小区后, 政府应完善配套政策措施, 提高物业管理水平, 提升小区的生活品质, 增加农民福利。
从转换因素来看, 教育水平是影响农民福利状况的主要因素之一。提高集中居住农民素质最有效的方法是对他们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增加其就业机会。在经济发展方面, 经济发展好的地区在集中居住过程中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能够及时跟上, 农民在资源整合、土地集约利用、产业集聚过程中得益最大;相反, 经济发展偏差的地区在集中居住过程中, 由于财力不济, 部分公共物品投资费用转嫁到农民身上, 农民并未在集中居住过程中得到明显的好处。
农民集中居住是农民居住方式、生活习惯改变的趋势, 也符合中国保护耕地的国情。但是, 农民集中居住的过程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 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相关的配套政策 (比如规划问题、土地政策等) 得到施行、农民的思想意识得到改变时, 农民集中居住的现象才会发生。在此过程中切不可勉强民意, 更不可制定一个时间表, 人为的强行推动农民集中居住, 政府在此过程中应该起着一个政策引导和宣传的作用, 否则, 事情将可能变质。
摘要：本文在森的可行能力分析框架下研究了集中居住过程中农民福利的变化, 提出了构成农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和指标, 使用模糊评判方法对江苏江都市集中居住前后农民福利变化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 集中居住使得农户总体福利水平稍有提高, 模糊评价值从0.443上升到0.471。其中, 从功能指标看, 农民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发展空间、心理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社会保障、社区生活和环境进一步恶化;从转换因素看, 农民家庭被抚养人口比重、教育程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是农民福变化产生差异的显著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