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新建集中居住区（共5篇）
农村新建集中居住区 篇1
农村新建居住区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 因城市扩展、道路建设等, 对房屋需要拆迁的农民进行集中安置, 主要居住对象是农民, 将其作为乡村发展经济的基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人们已经认识到改善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性。科学合理的植物绿化配置能够增加空气湿度, 减少和吸附灰尘, 调节气温, 改善小气候、缓解热导效应, 保护环境, 能够愉悦人们的心情。因此, 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环境已成为人们的迫切要求[1]。
1 农村集中居住区绿化的原则
1.1 社会性原则
赋予环境景观亲切宜人的艺术感召力, 通过美好生活环境, 体现社区文化, 促进人际交流和精神文明建设。
1.2 经济性原则
因农户拆迁, 各镇财力有限, 注重节能、节材, 注重合理使用土地资源, 提倡朴实简约, 反对浮华铺张, 并尽可能以绿化适当点缀硬质景点[2]。
1.3 生态性原则
居住区绿化的材料是有生命的绿色植物, 它具有自然属性。故而居住区绿化具有相应的生态效益[3]。多用乡土树种, 少用外来引进树种, 搞好乔、灌、草结合, 突出以绿为主, 绿化覆盖率不低于35%。
1.4 地域性原则
海安县有3个不同类型的自然区, 里下河地区体现水乡特色, 沿海地区体现红色旅游特色, 高沙土地区突出林果生产特色。因地制宜创造出具有时代特点和地域特征的空间环境。
2 海安县农村新建集中居住区绿化现状
近年来, 海安县农村绿化围绕全面达小康的总体目标, 狠抓农村道路、河堤、圩堤、村庄等地绿化, 森林覆盖率以每年1个百分点递增, 至2011年底, 全县森林覆盖率达21.3%。随着园区建设、大交通建设、万顷良田工程建设等进程的加快发展, 为服从统一规划, 全县各地, 特别是县城周围镇对零散的点状的农民住宅进行拆迁, 逐步兴建农民集中居住区。全县现有新建农民集中居住区37个, 总面积1 131.12 m2, 居住区平均绿化覆盖率为35%。其中最高的为胡集镇农民集中居住区, 绿化覆盖率达39%, 而最少的为界墩花苑2居住区, 绿化覆盖率仅为10%左右。
3 存在的问题
3.1 绿地率仍然不足
根据省林业局颁布的农村中心村绿化率达35%以上要求。全县有1/2左右新建农村居住区绿地率达不到30%, 从初期的总体规划到后期的绿地建设, 绿地率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 由于缺少高水平的规划, 不少新建居住区的绿化面积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加上各种配套设施的挤用和占用绿化用地, 造成绿地总量不足[2]。
3.2 维护管理不当
在社会事业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的同时, 农村集中居住区亦不例外, 绿化设施、体育器材在投入使用之后, 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草坪的践踏, 树木随意移动、砍伐, 导致以前的绿化再好, 几年之后已不如当年, 比如一些居住区挖掉绿地种蔬菜, 有些变成物品堆放地。
3.3 结构配置不尽合理
为降低工程造价, 有些居住区绿化品种单一, 整个小区广植草坪, 过多强调草坪的视觉效果, 有些是种2~3种灌木, 仅栽黄杨、海桐等植物, 再配置一些小苗木, 小区整体来讲, 乔木较少, 只是将空地填满, 以应付验收。单一的品种绿化植物的抗御性有限, 难以达到综合绿化的效果[3]。
4 对策
4.1 加强领导, 加大投入
农村集中居住区是界于农村村庄绿化和城市小区绿化之间的一项新的绿化范畴, 既是农村绿化的内容, 又是城镇绿化建设的内容, 往往成为绿化主管部门的一个空白区。为此, 要明确农村新建集中居住区绿化的主管部门, 切实从规划设计、组织实施、竣工验收上负起责任。投入方面, 在以开发商绿化投入为主的前提下, 政府部门验收合格后, 将其作为环境整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 财政给予适当的以奖代补。居住区种植果树的, 服从统一规划, 农民自己投入, 产权归农户所有。通过多途径的投入, 促进农村集中居住区绿化的全面达标, 为农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4.2 搞好调查, 科学规划
对农民集中居住区开展全面的调查摸底,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论证、分类、规划, 对于留足30%绿地的小区, 按设计的要求组织实施。接近30%绿地的小区, 在绿地上种足、种好, 并充分挖掘潜力, 利用立体绿化, 使其绿化覆盖率达到35%;未达30%绿地的小区在搞好绿化的同时, 还应种植围庄林。全县规划用2~3年时间实现现有的居住区绿化达标, 今后新建的建设与绿化同步进行, 当年建成同时完成绿化。
4.3 完善制度, 规范手续
新建的农民集中居住区要严格绿化规划设计和施工的审核程序, 实施“绿色图章”制度, 从源头上把控居住区绿地面积的达标。绿化实施单位要有绿化资质, 中标后按设计要求实施, 并实行绿化施工监理制, 全程跟踪绿化质量, 不合要求的不予验收。认真做好小区的绿化工程竣工验收, 凡绿化工程不达标、不合格的小区, 有关部门不予办理相关的手续, 促使开发建设方落实绿化建设工作。
4.4 明确责任, 精心养护
绿化工作“三分栽, 七分管”, 绿化效果的好坏, 养护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居住区绿化前期1~2年由施工单位负责, 2年后的养护是决定绿化水平的关键, 为此县相关部门制定有关管理办法和制度, 落实绿化专、兼职管护人员, 把绿化管护具体落实到人, 做好病虫防治、修剪、浇水、排水、补植等方面的养护工作。同时在路口设立宣传牌宣传绿化的意义和管护办法, 增强居民的环境绿化意识;对于农民原有的见缝种菜的习惯进行引导、教育, 对于故意破坏绿化的, 给予严肃处理, 从而达到保护绿化的目的。
5 结语
新建集中居住区绿化充分结合群众生活、生产需要, 体现风俗习惯和人文特色, 以乡土树种为主, 乔灌草结合[4]。对于集中居住区, 按照城乡一体以及的园林绿化建设发展要求, 对于未实现园林绿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集中居住区, 根据集中居住的住户、面积规模的不同和实现园林绿化的标准, 引导、指导、促进实现园林绿化, 切实改善新农村集中居住区广大农民群众的居住生活条件。
摘要：总结了海安县集中居住区绿化现状, 从绿地率不足、维护管理不当、结构配置不尽合理等方面分析了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即加强领导、科学规划、加大投入、完善制度、明确责任、精心养护等内容, 以切实改善农村集中居住区群众的居住生活条件。
关键词：农村新建集中居住区,绿化,现状,问题,对策,江苏海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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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爱华, 张玉.浅析居住区绿化的现状和解决办法[J].商业经济, 2009, 11 (5) :24, 94.
[3]卢艳红, 肖斌.初探居住区绿化发展趋势[J].科学之友, 2009, 10 (29) :158-159.
[4]李文骅.浅析居住区绿化的设计原则[J].现代农业科技, 2005 (9) :77-78.
农村新建集中居住区 篇2
1.1 合理规划, 宜居优先
村庄规划与城市规划不尽相同, 它有自然、文化和发展历史上的一些特征。一个合格的村庄规划, 并不一定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但看上去肯定是最符合实际的。村庄规划应参照国家及各级政府的村庄规划要求, 以尊重村庄的自然肌理为前提, 坚持以 “宜居优先”为规划原则, 依据“方便生产、便捷生活”需求来合理规划和布局整个村庄。村庄规划要将其东西向中轴线划为两大片区, 村庄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配套都分布在中轴线上, 这样可方便居民生活。对于规划中遇到的一些水塘和水系, 可适当保留, 通过沟通与整理, 从而创造和谐的居住环境。
1.2 建设控制, 强化配套
建设管理是村庄建设中最易出现也最棘手的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 往往容易出现规划方案完美但建设结果却不尽如意的情况。在开展建设时未运用村民自建的模式, 而是采取集中建设, 全部建筑都依据规划要求做到与施工图纸相适应, 施工单位以图纸为准进行施工, 建设及监理单位将图纸作为工程验收的依据, 村庄全部建筑的建筑色彩和建筑风格几乎都是差不多。在施工过程中, 优先对基础设施工程进行配套, 集中设计, 村内的各种管线都进行了统一设计、统一施工, 确保村内水、电、通讯全部连接上, 满足村民日常需求。污水处理厂是配套工程中的关键配套设施之一, 兴建污水处理厂可以集中解决农村居住面临的环境问题, 尤其在农村集中居住中意义重大。
1.3 尊重自然, 生态为本
在建设中要坚持从本村实际情况出发, 兴建特色乡土型乡村, 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首先, 在布局上, 要保持村庄固有的自然肌理, 使整个乡村状态相对集中但又不影响规整;其次, 在村庄绿化如景观建设中, 尽量选用乡土树种, 这样一来可有利于生态环保, 属于比较经济的做法, 同时又可以保留农村特有的乡村风情;再次, 要充分尊重村民的乡俗民情及生活习性, 每户村民家都可建一个后院用来当作“家禽舍”“农具库”等, 或是一个大阳台以供晒粮晒衣等, 此外, 也可为村民建一个方便共同商讨村事的场地。
1.4 保护文化, 注重特色
通常, 乡村民居建筑有以下几个特点:乡村整体规划科学合理, 巧妙地利用了当地的地形, 有规律地形成了各个村落特有的肌理;在村落的街巷中, 要保留不同大小的公共空间, 方便存在这里交流信息和融汇感情;农村街巷要注重文化色彩, 力求做到亲切宜人;院落要与地形相适应, 便于农村排水, 例如河北南部地区常见“九门相照”的院落格局形式;庭院可栽种适宜当地情形的石榴、柿子等果树, 增添小院的情趣等, 注重当地村庄特色。
1.5 尊重群众, 民主决策
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来开展集中居住区建设, 在群众中公开公布村庄规划、建筑方案及户型, 认真听从群众的思想, 设计单位要按照群众意见对规划作出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力求建设一座让群众满意、环境美丽的宜居型新型村庄。
2建设宜居型农村集中居住区相关措施
2.1 合理编制村庄规划
农村出现的布局分散、布局不合理问题, 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政府在进行村庄布局与规划中要全面分析地形地貌、历史背景、村民想法等方面, 合理定位村庄布局, 要及时迁移或者合并那些已经出现或存在安全隐患的村庄。要按照村庄实际编制建设规划来开展农村集中居住区建设, 村庄规划要与当地村庄自然肌理、自然风貌等因素相适应, 尽量不要大规模拆建, 要以群众意愿为基础, 确保农民的正当权益。
2.2 健全公用设施和基础设施
这是建设新农村的先决条件。农村的基础设施通常都不够完善, 在规划和建设农村集中居住区时, 这点要引起重视。政府要充当基础设施投入方面的主体, 各级财政要给予农村集中居住区基础设施建设一定的资金支持, 包括各个方面及渠道, 如农村沼气建设、改水、水利建设等。要做到扶持有重点, 投入有规模且统一, 打造农村集中居住区成为典型居住场地, 从而吸引农民来此居住。
2.3 环境卫生和污水处理
这是影响农村集中居住区建设效果的重要因素。生活垃圾与污水排放是农村集中居住过程中出现的首要问题, 也是多数专家学者一直都在担心的问题。能否正确解决环境问题和污水关系到农村集中居住是否成功。
2.4 统一管理集中居住后节约的建设用地收益
该类收益可用来补偿农民搬迁费用。推行农村集中居住后能够节约不少建设用地, 这些剩下来的土地多数都被各地政府化, 成为工业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政府要将这部分土地收益拿来补偿给农民, 当作农民搬迁费用的来源方式之一, 让进行搬迁的农民能够获得较高的补偿, 避免农民因搬迁而变得更加贫困, 村级集体还可将这些土地收益用来采购有品味的集中居住区建设用品, 为村民营造更和谐的居住环境。
2.5 以村民意愿和乡土风情为前提, 并加强建设管理
这是建设宜居型集中居住区的实际要求。农村集中居住区服务的是农民, 因此, 在规划和决策时要以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风俗习性为前提, 不断提高他们的生产生活质量。加强建设管理这是建设宜居型农村集中居住区的主要措施。政府要不断完善镇、村一级专业管理体系, 做好建筑技术服务和指导工作, 不断改善集中居住区的建设质量, 为农民营造一个有品质、环境优美的和谐家园。
3结语
建设宜居型农村集中居住区符合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愿望和目标。政府和各级镇村管理部门必须重视这一问题, 在遵从集中居住区的规划建设理念及村民意愿的基础上, 采取有效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
参考文献
农村新建集中居住区 篇3
关键词：新农村,空间,传承,发展
1 项目背景:农民集中居住社区的发展
在新农村建设中，集中居住社区的建设是农村土地集约化使用的重要手段，是农村空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实现途径。江苏省徐州市2006年下发了《关于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建设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措施。在集中居住点的建设实践中，江苏省探索出来的集中居住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新建农民集中居住区，第二类是就地建设农民集中居住点，第三类是中心村建设、农村居住示范点的方式。徐州机场搬迁安置房项目属于第一类新建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建设，是徐州市新农村的重点建设项目。项目地处江苏省徐州市黄集镇，地块以西0.5 km为黄集镇核心区，即黄集镇政府、派出所、邮局、中小学及孙凤鸣纪念碑所在地，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设施比较齐全，和城市的关系十分密切。
2 前期研究:村落空间和文化的传统延续
居住形式是居住者行为的空间载体，而居住者行为又是其文化的直接反映，农民集中居住区，意味着原始的居住空间的完全解体和新空间的全新建设。但是，物质形态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心理认同感的崩溃，住居形态的变化仍然不能阻止传统习惯的延伸。人们会试图从新的构建形式中寻找熟悉的、认同感强烈的场景，因此，传统村落空间的传承在农民集中居住区的规划设计中必须得到充分的重视。
新建的农民集中居住社区，由于建设上是由政府统一建设，各类基础设施都比较完善，因此，和城市居住区有着比较相近的建设条件。在以往的建设实践中，该类社区的建设规划对基础建设、房屋亮化等方面投入了较多的精力，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然而，规划设计手法上往往沿袭了城市居住小区的规划布局，忽略了对使用者行为模式的传承性的考量，对村落空间形式和文化的延续研究不足，割裂了二者的关系，使得“新农村”突变成为“新城市”。
为了避免跳跃性的空间巨变与使用者行为模式的传承性和文化的延续性的矛盾，在徐州机场搬迁安置房项目前期研究中，首先对所谓“新农村”所反映的文化、行为模式———包括背后的欲望、动机和感情进行了解，整理出目前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中的不足;同时，我们试图从村落空间和农村文化的层面进行分析，梳理出形式沿袭与文化传承的脉络，抛弃传统，同质化简单复制的建设模式。实现有特色的农民集中居住社区的设计。
3 规划思考:物质空间和非物质因素的特点
1)徐州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研究。村落形态南北差异较大，苏南、苏中地区村落形式灵活，结合地形以团聚式、条带式、街道式等为主，空间层次丰富，村落景观多样;苏北地区布局形式较为单一，格网式布局占主导，空间均质，与苏北坦荡的平原景观相对应。此种规划布局在形式上颇为规整，平面形态上接近于方形。此外，苏北地区的建筑群落十分注重朝向，整体上多呈正南北布置，部分群落因地形原因而朝向略有变化，但也保持了群落整体朝向的一致性。徐州地处苏北地区，苏北大部分地区为低洼区和黄泛区，农村建筑风格属于苏南向北方过渡型，既有江南文化的渗透，亦有北方建筑特有的厚重，南北交融是其一大特色。徐州古民居作为中国古民居的分子之一，除具有中国古民居的一些共性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地域特色，尤其是南北兼融的建筑风格，显示了徐州作为我国南北交汇地产生的文化交融与共生。徐州农村住宅单元形式单一，由正南北朝向的住屋与若干辅助用房组成，绝大多数都有院落，由围墙围合。农家院居住单元多是对外完整的矩形空间，但是没有苏南高大的院墙，多是低矮的围墙，因此，主体建筑与庭院分界明显。从外部看，是庭院低矮舒展的横向线条与主体建筑竖向线条的结合，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2)传统村落空间的文化特性。首先，农村的交往空间和城市的交往空间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传统村落的形成往往依赖于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关系社会，居住者之间较为熟悉，交往也较为频密，交往空间多在村落中比较宽敞或是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如村口、巷口等，空间序列从大到小，丰富有序、尺度和距离感拿捏恰到好处、功能空间灵活多变，给居民以强烈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而农民集中居住点的规划设计中，村落交往空间的缺失使得农村传统的交往在新建社区中无法实现。类城市居住区的规划布局，往往流连于整齐的规划图形，中心大广场的布置格局，忽略了农村交往的随意性，交往行为被人为中断。
村落的构成也在与时俱进地发展，重要的变化就是人口结构的改变。随着打工人群的增加，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活动在日常的农村生活中占了绝对多数位置。农民集中居住社区的规划设计必须以人为本，充分考虑到这部分人群的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此外，村落的人居活动也有着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特点，其中宗族和节事活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村落多以宗族关系为核心，宗族文化是传统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白喜事等节事的举办空间是村落空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出于对村落传统的重视，农民集中居住社区的设计中也应该对该类空间进行考虑，才能延续村落的特性，有助于村落空间的改良和发展。
传统农村住宅因周围有农田而没有集中设置绿地，村落以居住为主要功能，缺乏居住所需要的公共绿化空间，尤其是缺乏组团间的中小型公共绿地空间。现在，由于城市近郊的农村多实行土地集中化，这造成了农村的居住用地与农业用地相分离，这时设置集中绿地就是十分必要的了，以便为当地居民提供良好的绿化景观环境。同时，组团间和组团内的绿化空间的设计应力求自然化，高渗透性，从而还原村落的原始景观特点，真正体现新农村的新空间。
4 设计概念:空间重塑与文化传承
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是建设新的农村生活方式，而从现代规划设计角度结合传统文化为村民提供新型的邻里空间，文娱空间，宗族活动空间，尽可能避免单一复制模式，完善配套设施，考虑足够的自由发展空间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探索。
1)交往空间的营造。充分考量了传统交往空间的特点，从小组团到大社区，规划了层层递进的交往空间布局，同时，改进空间的环境质量，力图不仅从空间上还原交往传统，而且提升交往的质量，满足交往行为的发展需求。
2)服务空间的延伸。设计需要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不仅顾及了传统的农村生活与习俗，而且考虑了服务空间的延伸，以满足村民多样性需求。首先，设计借鉴传统村落形态中以宗祠为中心的布局形式，将公共服务中心作为村落的核心空间进行布局，住宅围绕其呈组团化布置。在生活服务空间方面，建筑考虑提供文体娱乐场所、卫生保健室、社区会议室、老年人活动室及幼儿园等，并设置日用消费品超市、农业生产资料和农贸市场等，并将该类空间与住宅紧密结合，形成村落所特有的街巷式的服务网络。
3)村落景观的渗透。景观空间设计方法采用嵌入式的绿色生态空间，穿插在组团之间，以丰富的植物种植层次体现村庄特点。在绿化设计中，以中心景观绿化、带状绿化和点状绿化，点缀在公共服务空间、成组住宅间和小型的交往空间中，塑造多层次、立体化的绿化空间，还原农村原始的居住氛围，在环境上延续村落空间的建筑意象，从而保持和推动农村生活方式的转化。
4)地域文化的反映。新民居的改造与建设中，保存并很好体现出来的传统民居特色及其文化内涵也能够成为传承村落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受汉文化影响深远，主要表现在建筑的风格上:建筑粗中有细、疏密结合，简单不失大气，粗犷不失优雅。设计中采用了多层次的围合性布置，充分考虑了户户间的交往，组团和组团间的交往，同时也有利于形成丰富的建筑空间。
5 结语
理想村落空间的规划设计有别于传统村落的各个方面，但是最核心的文化部分，甚至是某些文化符号的抽象再生都会对现代新农村的规划特点和形态特点产生正面的影响。因此，设计中深刻理解新农村建设的内涵，紧紧围绕着“村落空间”这个命题，深入研究了传统村落空间的布局，同时从文化层面上解读和设计村落空间，注重农村实际、融入传统村落的精髓，赋予文化内涵规划的设计方式才是适合现代农村生活模式的新农村建设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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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汤蕾,刘宇红,姜劲松.新农村建设中村落空间格局传承的思考与实践[J].小城镇建设,2007(11):14-18.
[3]李欣,单鹏飞.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保护与延续[J].小城镇建设,2011(3):99-102.
农村新建集中居住区 篇4
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是同步的,在工业化、城市化实现的同时完成了农民职业和身份到市民的转换,而我国这三者的发展不均衡,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农民市民化滞后于城市化。农民市民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内容和内在要求,我国必须加快农民市民化步伐。
一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向市民转化:一是城市郊区农民因失地而被政府强制市民化。二是农民通过到城市打工的渠道转化为市民。进入21世纪,我国每年都有1亿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2009年达到1.4亿人,但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转化为市民或将转化为市民。农民工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他们的职业与身份相分离,普遍以农民的身份从事非农职业。尽管各地城市政府采取各式各样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人也已基本享有与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但他们与真正的市民还相差甚远,多数农民工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的。
我国农村有9亿人口,城市化需要转移5亿以上的农村人口,这相当于两倍的美国人口,比欧共体25个成员国的4.55亿人口还要多。如此庞大的需要转移的农村人口,仅靠以上两种途径由城市吸纳农民肯定是不够的,农民市民化需要更有效的转移路径。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现代化等重大因素与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及城市的崛起相互依赖、互为推动,形成了完整的“推力—拉力”结构,农村不仅向外推出农民,而且还有较完善的工业化、城市化体系能永久性接纳农民并使他们转为城市居民。而在我国,出于农村人口太多的国情,国家实施了保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稳定、新农村建设、城乡等值化发展等政策。这些政策不是要禁锢农民,从根本上来说,建设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与农民转移、农民市民化并不矛盾,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本来就是新农村建设的要务之一。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居村农民正处在进城与留村的十字路口上,面临市民化“路在何方”的尴尬。鉴于此,本研究关注居村农民,即居住在县城镇以下和村庄农民的市民化,主要阐述城镇和集中区“何以”、“何能”成为居村农民市民化的优选路径和承受载体,并从非农化上寻求农民市民化的实现方式。
二、农村城镇化何以成为居村农民市民化的优选路径
在农民市民化的既往研究中,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城市转移论”。该观点认为,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人渐渐转移到现代化部门,而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传统行业,如建筑、制造、修理、家政、清洁等则需要大量农民工,农村富余劳动力可以先到这些部门就业,然后再慢慢地转化为市民。二是“就地转移论”。该观点认为我国农村人口庞大,如果农村富余劳动力及其家属成员全部转移到城市,必将加大城市负担,造成城市失业增多、污染加剧、交通拥挤以及社会治安不稳定等“城市病”,因而主张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通过农村城市化来消化农村多余人口。三是“三集中论”。该观点认为乡镇企业要向开发园区或工业集中区集中,农业要向适度规模或现代都市农业规划区集中,农民要向城镇或农村新型社区集中。“三集中”最初是由上海市于1985年提出并组织实施的,步入21世纪后,苏南等经济发达地区普遍采用这种方式整合农村经济社会结构。
上述三种观点从不同视角指出了我国农村人口的转移路径。应该承认,在某个时期的特定区域,这三条路径都有其存在逻辑,即只要一个地方根据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选择其中之一,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农村多余人口。但是,就城乡一体化和农民市民化的整体要求看,这三条农民市民化路径都不是最优的,均存在明显不足:“就地转移论”是一种“国情悲观论”,它翻版了20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小城镇发展的老路子,在推动我国乡村企业“大跃进”的同时,也因“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造成了乡村严重污染,它是在传统小农生产方式下“取一时之效,留长远之患”的循环建设,缺乏长期规划和城乡统筹,其发展方向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城市转移论”是一种“国情乐观论”,它停留在刘易斯模式的固定框架内,遵循的是由农村农业向城市工业转移农村人口的思维定势,视农村农业生产为城市工业发展的工具,不仅忽视了农村建设、农业发展的可容性,忽视了农业在现代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还忽视了中国农村和城市人口多的现状,这实际上只是一种理念模式,现实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三集中论”是一个结合我国国情、相对现实的农民市民化的思考,它响应了中央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把公共事业建设重点转移到农村”以及“推动社会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城市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等精神要求,把农民转移与农村产业结构、社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对农民市民化做出协调安排。但是“三集中”观点因过于笼统而存在局限:一是没有指出“集中”与农民市民化的关系。如果集中后的农民不能成功转为市民,那集中可能就是一场“折腾式运动”,不仅不能促进农民市民化,还极有可能造成劳民伤财。二是农民市民化是个系统工程,“三集中论”没有协调彼此关系。如果每一个“集中”各自为阵,“各弹各的调,各吹各的号”,那“集中”势必局限于把“分散农民”转化为“集中农民”,对农民市民化没有实质意义。
在以上三种路径中,学界较热衷于农民工市民化,寄望通过农民工市民化路径转移农村富余人口。客观地说,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内容,如果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家属都能转化为市民,那么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压力将大大减轻。然而现实是严酷的,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外出的第一代农民工除了“包工头”和极少数杰出者外,大多数农民工已经带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农村,他们的后辈,即第二代农民工正在重蹈父辈们的打工路,游走在城乡之间。虽然第二代农民工的城市预期大于第一代农民工,城市政府也为他们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一定保障,但多数农民工的生活预期仍是在农村或家乡的城镇。2006年邹农俭教授的“长三角16城市农民工现状调查”课题组调查了江苏省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扬州、南通、泰州八个城市的2864位农民工,发现他们中只有431人(约占总数15%)希望在城市长期待下去。类似的研究也普遍认为,多数农民工只把打工看成挣钱的渠道,普遍缺乏“做城市人”的信心。
多数农民工的生活预期不在城市,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将回到原来村庄呢?贺雪峰、董磊明二位教授考察了中西部农村外出农民工的家乡行为逻辑。在这些地方,虽然有些农民工,如湖北省英山县农民工把打工赚的钱用于改善生活,如用在村庄内建房、买摩托车和人际交往上,但多数地方的农民,如辽宁省大古村、湖北省荆门市、川西平原的外出务工农民不愿意把赚的钱花在村里,而是把钱积攒下来为将来的城镇生活作准备——在城里买房子,把房子建在离城镇比较近的公路边,或到集镇买房。从邹农俭和贺雪峰、董磊明的研究中不难看出:
第一,无论现在有多少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也不管城市政府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哪些便利,绝大多数农民工打工的“尽头”是回乡。第二,农民工中多数人不想把打工挣来的钱花在村庄建房和一般生活开销上,而是到城镇建房或买房,希望能在城镇长久生活。这就是说,虽然多数农民工将还原居村农民身份,但他们中许多人的生活预期不是回乡种田,再续村庄生活,而是到城镇居住,从事非农职业。笔者在近几年的农村调查中也发现,农村居民的城镇化倾向日趋明显。比如,越来越多的村民偏好在城镇超市而不是在家门口小商店购买日常生活消费品;一些农家孩子不愿意在家乡附近的中小学校读书,而是选择教学质量相对较好的镇学校,尤其是在县城的镇学校,并且“陪读”的家长和为孩子读书买商品房的农户不断增加;生活条件好一些的农民看病更喜欢到路途较远的医疗水平较高的城镇医院等等。
农民城镇化倾向日益浓厚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随之而来的需求也更多、更高,而这些需求村庄难以满足。如村庄小商店的商品品种少且质量难以保证,村学校的师资、教学设备达不到村民教育小孩的质量要求,村卫生所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水平不能让村民放心等,于是村民便到城镇寻求更完善、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二是城镇的中间区位优势明显。城镇是城乡产业链的中端,往上延伸,可以利用其空间优势把农副产品送入城市,促使农产品加工和深加工产品向城市扩张;往下延伸,城镇的一些加工、零部件生产和组装产业可以吸纳更多农民实现低成本转移,并带动城镇服务业的发展。可以说,城镇的魅力源于城镇的区位优势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也正因为如此,回乡农民工和生活好起来的村民才会自发向城镇聚集。换言之,城镇化是我国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要依托,如果政府充分利用城镇在广大农村的区位优势并营造出“魅力城镇”,那么居村农民向城镇聚集的积极性就会得到极大提高,从而主动地到城镇居住、生活。
当然,城镇化对居村农民市民化的价值不止于此,其意义还在于:第一,城镇化发展使社会经济活动中非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渐上升,随之而来的是农村人口比重逐渐降低,城镇人口比重稳步上升。第二,充分就业和获得稳定的居住场所是最终决定农村人口能否成功转移的关键,而城镇化不仅可以为农村人口的转移提供大量就业岗位,而且还可以为他们提供居住场所。第三,城镇具有资本、技术、交通运输、居住条件、人力资源、通讯设施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发展城镇化能够创造大规模的原材料、劳动力、投资等生产性需求,从而促使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活动不断向城镇聚集。第四,城镇化能够创造生活必需品、住房和奢侈品等生活性需求,促使城镇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从而可以为更多农村居民提供第二、三产业就业机会。
三、农民居住集中化何能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
农村城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富余人口的转移问题,但在未来一段时期里,不是每一个农民都能进入城镇,农村仍将维持庞大的人口群体。鉴于此,中央的“三农”政策始终把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作为协调城乡关系的重点工作,相继颁发了十多个强农、惠农的“一号文件”,特别是新农村建设的开展,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组合实施和新农村建设的强力推进使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幅度提高,城乡一体化的步伐也明显加快。但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村民居住分散,城乡一体化公共事业建设无法落实到每一个村庄,亟需从根本上解决村民散居问题,否则,城乡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等值化就无从谈起。据此看来,农民市民化的推进除了响应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外,还需要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农民向集中区聚集。
集中居住的农民也可以成为市民。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初期,农民放弃农村到城市寻找工作并成为市民,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完成,城市人满为患,“城市病”不断加剧,这些国家的城市居民又选择了“去城市化”,一部分人到城市郊区居住,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到农村安家。这些国家的农村居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村民,他们中多数人通常白天在城市上班,晚上在农村居住,或工作日在城市上班,周末、节假日回到农村。他们是住在农村的城市人。我国是一个后发型的工业化、城市化国家,应该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与教训,没有必要先动员农村人一窝蜂地涌向城市,等到“城市病”泛滥后再一窝蜂地把城市人转移到农村。我国的城市化完全可以采取城镇与农村“齐步走”战略,一方面通过城镇化发展,尽可能多地解决城乡“边缘人”和镇民的市民化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推进农民集中区建设,打造与市民生活等值的居住环境,从而吸引农村居民就近、低成本地向集中区聚集。就我国农民市民化的现实困境来看,农民能否成功市民化的重头戏不在大中城市,也不在小城市或城镇,而在集中区。以集中区为平台的农民市民化是中国特色的市民化,它蕴涵在新农村建设的本意中,体现了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要义,是更高层次的新农村建设。
不过,村民集中居住并不意味市民化的必然实现。实现聚集区村民的市民化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集中区的社区建设。第一,在目前城市化公共设施建设不可能惠及农村每一个村庄的现实状况下,较现实的做法是引导农民进集中区,然后按照城市社区建设的理念和水准建设集中区道路、水电、通信、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设施等,使集中区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与城市社区等值。这即是说,国家优先在村民聚集区夯实市民化的物质基础,为居民打造一个与市民同质的社区社会生活环境,并通过开展类似的城市社区工作,诱导村民认识城市文明,接近城市文明,并最终认同城市文明。第二,当前我国一些城市郊区和经济发达的农村以及一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政府,根据城市化建设的需要,在村庄合并改制中把行政村改成社区、把村委会改换为居委会的实践效果不佳,如多数村庄合并改制只是行政村的改头换面,行政村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仍然延续,没有真正按照城市社区的管理和服务理念建设农村社区,不仅社区内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与城市社区存在较大差距,而且也没有对居住区实行社区化管理。因此,集中区的社区建设应该与促进农民市民化联系起来进行。一是不仅是撤村并村,更需要在区位调整和结构调整的基础上,改建原公共设施和原居住环境,以进一步完善社区组织结构、管理机制和服务机制。二是不仅是在盖房修路、建公共服务设施、搞绿化美化等硬件建设上与城市靠拢,更需要突出制度、文化等方面的软件建设,全面提升社区的发展能力。三是不仅是农村封闭、孤立的建设过程,更需要强调城市对农村的支持和加大政府对农村建设的投入,从而使集中区在城乡统筹过程中能获得更多发展的资源和机会。第三,农民集中区是农民参与社会生活的共同体,要使农民集中区真正成为与城市社区一样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还需要发展集中区的公共服务。因为农村公共服务落后,不仅是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大瓶颈,也是城乡资源自由流动、城乡社会实现融合的重大障碍。调查发现,苏南部分农村地区城乡“渐趋无界”成绩的取得,一定意义上归功于农村集中区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不仅有效缩小了城乡差距,使村民享受到与市民等值的公共服务,而且增强了农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几乎“散”了的村庄共同体重新凝聚起来,焕发出勃勃生机。江苏省太仓市的电站村、太星村是太仓市新农村建设“集中居住型”的典范,通过近年来社区道路、水电、通讯等有形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劳动力就业培训、医疗卫生、文体娱乐等无形公共服务的建设,两村村民在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上与太仓市民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他们主要从事非农职业,非农收入比重已超过90%,纯农收入仅占8.1%。他们拥有与市民等值的医疗、养老、最低生活补助等社会保障。他们的家庭都使用上了清洁能源,有抽水马桶、宽带网络,有统一的垃圾收集和污水处理系统。居住区有居委会以及物业组织提供的治安、卫生、保洁、计划生育、就业培训等公共服务。可以说,太星村和电站村貌似城市社区,更神似城市社区,其成员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市民”。
四、居村农民如何实现非农化
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城镇化率在20%以下,改革开放后,城镇化速度大大加快,平均每年提高近一个百分点,目前已接近50%。但众所周知,我国“被城镇化”了的人口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对农业生产的依赖并没有因他们到城市打工、到城镇或集中区居住而减弱。特别是居住在集中区里的人,他们中多数人仍要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让离村的农民离土、离农,纵使农民到城镇或集中区居住,纵使国家把城镇或集中区的居住环境打造成“类市区”,纵使政府能够为居民提供与市民等值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离村农民也难以彻底转移出来并成为市民。换句话说,居村农民市民化是个系统工程,应该分步骤组织实施,而引导他们到城镇或集中区居住只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第一步,下一步是必须设法使居住在城镇和集中区里的农民非农化。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只有居住在城镇或集中区的人不再以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职业,才有可能让他们丢弃家中或楼道里的农具,才有可能让他们完全褪尽乡土气息,也有才可能让他们彻底转化为市民。就此而言,居村农民市民化不仅要求农民离村到城镇或集中区居住,还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促使其非农化。
(一)构建新型产业结构体系,营造非农产业“发展极”
农民市民化是建立在农村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和农业逐步现代化基础上的社会变迁过程,离不开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有效带动。只有发展乡村非农产业,使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生产活动,并使农村经济由农业主导型转变为非农主导型,才可能催生出农村人的市民化意识。部分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在20世纪50年代后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工业向农村分散及农村工业化加速现象,形成了城市人到农村就业的局面。而我国工业一直集中在城市,虽然80年代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农民自行创办了乡镇企业,但“土生土长”的乡镇企业始终未能成为农村的主导产业,接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十分有限。况且,早期乡镇企业的发展没有带来相应的城市化效应,虽然部分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但由于乡镇企业高度分散,缺少区位集聚,未能有效地带动城镇化发展,造成农民既没有离乡,也没有进城。当前农村要充分利用国家“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优惠政策,抓住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整合农村经济和人力资源着手,构建新型产业结构体系。
当前发展农村非农产业的主要工作是在城镇化、集中化的基础上营造非农产业“发展极”,这不仅由于“发展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能促进乡镇企业由分散逐渐走向集中化和区域化,聚集并放大农村区域发展能力,而且非农产业“发展极”还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可以加速农业生产要素和工业部门生产要素的双向转移,带动城市生产要素和农业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最终促使农村普遍呈现城镇化或小城市化的特征;二是必将带来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增加以及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向城镇迁移,进而引起城镇人口比重的上升和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三是能减轻或从根本上消除农村劳动力因本地非农产业发展不够而远离他乡打工的痛苦,解决由此造成的农村社会不稳定和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问题。
(二)深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促使农村劳动者离农
建国初期农村土地改革顺应小农“耕者有其田”的土地要求,国家将农村土地逐一分给农户,之后国家通过初级社、高级社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最后由人民公社把农民分散的土地再集中起来。土地集中于集体之后,本可以按照专业化、集约化方式组合农业生产力以推进农业规模化发展,可是,当时的土地集中除了农民单干生产方式改变为集体生产方式外,其余的都延续了传统农业劳动的特点,所有农村人被固定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很难从事非农产业。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了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农民从此跳出了“贫困陷阱”而实现温饱。在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现代化程度大大提高的现实背景下,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方式已明显滞后于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帮助农民跳出“温饱陷阱”而向小康社会迈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显得必要而迫切。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发展农业生产的根本制度之一,只能改革其不适应生产力水平和城乡一体化要求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配置体制,不能动摇或废除该制度。为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要从这几个方面着力:一要解决一家一户生产经营方式与机械化、规模化、专业化不相适应的问题,使其顺应农村城镇和集中聚集区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对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要求;二要让大多数农民进厂、进城,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三要保证土地的不被撂荒和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苏南等部分农村推行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其做法值得借鉴:由种田能手或种田大户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户按照自愿的原则以自家的土地为资本加入合作社,合作社除了每年固定给农户每亩600~800元不等的租金外,年终还按合作社收益分红。土地股份合作制没有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户经营权长期不变的性质,农户只把土地的使用权转移给合作社,土地对他们的天然保障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参加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农户不需要再从事农业劳动,他们可以到城镇或集中区另谋永久性的非农职业。
(三)发展农村市场,协助居村农民实现非农化转移
生活在城镇和集中区中离土又离村的居民不再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农民,他们已经离开了土地,或离老家土地较远,市场依赖度日趋接近普通市民。为使居村农民成功市民化,除了把散居农民集中到城镇和集中区并对其进行社区化管理外,还必须在城镇和集中区大力发展市场。一方面,市场繁荣是农村城镇化、农民集中居住的重要动力。城镇、集中区与市场相辅相成,没有市场就没有城镇,也就没有集中区;反之,市场繁荣的地方一般比较适宜人类居住,人口也就相对集中。市场还具有集聚人口和生产力要素的作用,发展市场不仅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还可以带动城镇和集中区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及其规模的扩大。我国一些地方城镇化走的就是先市场后城镇的路径,如浙江省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生的三条城镇密集带:金华—义乌小城镇密集带、以温州市为中心的瓯江东西30公里小城镇密集带、温州—台州小城镇密集带,都是以农业专业市场兴起继而推动小城镇发展而出现的农村城镇化新兴地域。另一方面,城镇和集中区的居民市民化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市场体系。这些市场包括:一是村民集中到城镇和聚居区后需要有农贸市场、菜市场、小商品市场、集中交易市场、现货批发市场、超市。二是农业实现规模化经营后,一些乡村出现了“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产业,而这些“业”和“品”主要不是在本地销售,需要有把它们推销到外地的专业市场。三是随着居民市民化程度的提高,还需要培育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运输市场、文化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房地产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种类不同、功能各异的市场对居村农民市民化具有连锁效应、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建设好与居村农民市民化相配套的市场体系,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民的非农化转移。
综上所述,农村城镇化、农民居住集中化与农民非农化既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强大动力源,又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承受载体。由此,中国农民市民化的路径应该优先发展城镇化,并辅之必要的集中化和非农化。居村农民市民化是农村城镇化、集中区社区化和职业非农化“三化一体”的系统工程,其中农村城镇和农民集中区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空间载体,从事非农产业、强化社区建设和健全市场体系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要的经济社会内容。国家政策唯有使“三化”融为一体,并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共存互补关系,才能在城乡一体化“生态平衡”系统中更好、更快地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转载自《中州学刊》总第178期)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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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新建集中居住区 篇5
摘要:本文通过对常州新北区西夏墅镇集中居住空间模式的探讨, 努力探索科学合理的集中居住空间布局形态, 以期对苏南农村地区集中居住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一、引言
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 农村居民产生了改善居住条件的要求, 按照传统的农村建房模式, 必然使农村宅基地的使用面积增加, 这势必与我国有限的农业用地面积产生冲突, 激发矛盾, 于是以节约耕地为基本国策, 实行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的设想被提出。集中居住在我国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是解决我国地少人多矛盾的有力途径。特别在快速城镇化的苏南地区, 由于该种居住模式所产生的对土地节约的重要效用而得到了迅速推广。与此同时, 相应的一系列问题也随之产生, 如何科学合理的安排集中居民点的聚集规模和空间分布, 如何对其按照规模安排基础设施建设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 本文在对常州新北区西夏墅镇农村居住现状分析的基础上, 根据农村居住聚集规模和农村生活方式特点, 进而提出聚集点空间分布的理想模型和各类聚集点内部空间布局模式。
二、新北区西夏墅农村居住空间分布的现状分析
(数据来源:新北区镇村布局规划)
(数据来源:新北区镇村布局规划)
(一) 现状及存在问题
常州新北区西夏墅镇在高速工业化促使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中, 村镇建设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但也由此带来了诸多问题。从整体上来看, 工业布局是西夏墅镇现有村镇空间布局的主导因素, 自然环境因素已退至次要位置, 居住空间大多杂乱而无序 (见表1) 。
由表1中我们可以得出新北区农村地区居住现状有如下特征:
1. 用地较为分散
西夏墅镇范围内村庄总数为332个, 呈满天星布局, 平均每平方公里村庄数达6.4个, 总人口3.57万人, 平均每个村庄只有108人。西夏墅镇农村住宅建设以村民各自在自家的留地零星建造为主, 很少有统一规划, 成批改造。农村住宅的零星、无序建设造成了建筑杂乱无章, 布局分散, 宅基地土地面积较大。
2. 空间多沿路布局
同中国传统农村居住的空间发展模式相同, 西夏墅镇农村居住空间发展具有很大的自发性, 是一种自发无序的发展。大多村镇的空间布局开始从水系为骨架转向以过境公路为骨架, 形成骑路发展的空间布局形式。
3. 配套设施缺乏
农村居民点的基础设施不配套, 卫生环境差, 影响了生活的质量。部分农村基础设施配套跟不上, 给水、排水设施缺乏。同时, 由于缺乏治理, 农村居住环境普遍比较脏、乱、差。而且, 随着工业布局增加, 农村环境日益恶化, 环境治理与保护问题日益突出。
(二) 存在问题根源分析
西夏墅镇上述问题的存在, 归根结底是由于农村居民点高度分散布局所致。而农村居住分散是由于农村居民观念、土地流转与补偿、政府体制、产业分散等一系列原因造成的。长期以来, 农民建房基本没有规划, 一字型、十字型、满天星现象严重, 布局散乱, 占用大量土地。对于新北区西夏墅镇而言, 长期以来农区居民点分散带来了种种弊端, 如企业分散、土地浪费、污染治理不力、乡村公共卫生问题, 等等。因此, 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加强规划, 节约土地, 合理引导农村集中居住。
三、常州新北区西夏墅镇农村集中居住聚集点的空间布局
(一) 聚集点分类
1. 根据聚集规模分类
(1) 主镇区:是指新北区行政区划调整中保留的建制镇镇区, 是全镇的经济、文化、行政中心。现有西夏墅镇区。
聚集规模定位:西夏墅镇区聚集周边189个自然村, 聚集总人口为51500人。
(2) 聚集点:是指能够吸引周边分布散乱、人口较少、用地零碎的自然村庄聚集的规模相对较大、人口较多、用地相对集中的农村新社区。
聚集规模定位:根据聚集点功能定位的不同, 各个聚集点聚集周边自然村数量也有所区别, 从5~30个不等, 聚集人口为400~2000人。
2. 根据聚集点功能分类
(1) 实现单纯居住功能的聚集点。
选址原则:围绕镇区和商业功能较强的聚集点, 依托镇区和商业功能较强的聚集点现有基础设施。
(2) 具有一定商业服务规模并辐射周边一定范围, 兼具居住功能的聚集点。
选址原则:距镇区较远, 现状具有一定商业基础。
(3) 具有提供一定就业、商业服务、居住功能的综合集聚点。
选址原则:经济基础较好, 有一定数量产业保留, 聚集吸引力较强, 已形成一定人口规模和拥有较多富余建设用地的地区。
(二) 聚集点空间布局原则
1. 现有人口400人以上、有较多富余用地的村庄;
2. 距离规划建成区较远, 又可依托城市基础设施, 并且不对城市未来发展构成障碍和影响;
3. 接近农业耕作区的几何中心, 有利于耕作半径的合理性, 方便农业生产;
4. 考虑历史文化遗存和典型地域特征的原则;
5. 体现“保护、利用、改造、发展”原则, 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合理利用资源, 有利于现代农业生产的组织;
6. 有利于公共设施布局和市政设施优化配置。
(三) 聚集点空间布局方案
根据农村居民出行方式以及耕作半径特点, 以非机动车相临居住区二十分钟可达性原则, 我们将聚集点平均辐射范围控制在1250米, 即聚集点之间的距离为2.5公里 (见表2) 。
我们对各类居住聚集区的特征及其分布形态提出理想模型单元 (见图1) :
图1中表示每个纯居住功能聚集点之间的距离为2500m, 每个商业功能聚集点之间的距离为4300m, 综合功能聚集点 (包括辅镇) 与主镇区之间的距离为6500m。每约3个纯居住功能聚集点配套一个商业功能聚集点, 每约6个商业功能聚集点配套一个综合聚集点 (包括辅镇区) , 每一个主镇区配套一个综合辅镇区 (包括辅镇区) 。四种不同功能定位的聚集区数目之间的比例为1:1:6:14。
根据各镇自然村分布现状和特点以及理想模型中各类功能聚集点的数目比例, 我们将各类型的聚集点空间分布如图2。
除西夏墅镇主镇区外, 共规划14个单纯居住功能、5个商业混合功能和1个综合功能的聚集点, 具体各类聚集点的名称、数量、人口规模分布如表3。
(四) 各类聚集点内部空间布局模式
为使得各类聚集点内部用地和设施联系使用方便, 节约土地, 便于基础设施建设, 节省投资, 针对三类聚集点的规模和功能特点, 分别提出以下三种空间布局模式, 并在具体的西夏墅镇的村庄建设规划实践中予以指导。
1. 单纯居住功能聚集点:
聚集人口规模相对较少 (400~600人) , 功能较单一, 空间布局主要是组织好内部交通与控制聚集规模。模式一可普遍应用于沿公路两边的村庄, 可避免和公路交通产生互相干扰, 单一入村道路, 减少了出口, 并能限制村庄中心的规模。
2. 商业混合功能聚集点:
:聚集人口规模相对较大 (600~800人) , 部分商业居住功能混合, 空间布局主要是组织好内部交通与居住组团间的联系。模式二将村中心搬到村庄内部, 服务半径更加合理, 也不会影响公路交通和多处绿化空间居住组团间的交往。
3. 综合功能聚集点:
聚集人口规模大 (800~1200人) , 功能相对综合, 空间布局主要是组织好各居住组团间的联系与增强聚集性。模式三适合人口规模较大的村庄, 能产生较好景观效果和集聚性, 应用时需注意将村中心和外部道路适当隔离, 同时曲线的道路会增加建设成本, 应因地制宜。
(五) 各类聚集点服务设施配套建议
为了更好地引导农民聚集居住, 体现聚居生活的优越和便捷, 进一步完善各聚集点的基础设施, 我们根据各类聚集点人口规模特点, 建议在不同规模的聚集区按照表4、表5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合理配置。
四、结语
本文以常州新北区西夏墅镇为例, 运用相应的规划理论与村庄建设规划实践相结合, 对农村集中居住的空间布局形态进行了积极的研究探讨, 为苏南地区出现的相应问题提供了可行的借鉴方法, 同时, 也推进了农村集中居住合理、有序、平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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