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电子商务监管理念(精选6篇)
我国电子商务监管理念 篇1
金融业是百业之首, 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安全与否, 直接关系国家经济的安全, 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在法治国家, 金融安全既是经济学问题, 也是法学问题。维护金融安全已成为我国当前金融监管法治的一项重要使命。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全球金融体系已成为一个纵横交错的整体, 金融产品市场之间相互交织、相互渗透。但是金融全球化在推动区域生产、贸易和资本国际化的同时, 也使金融风险在全球扩散变得更为容易和迅速, 局部金融问题可能迅速转化为全球性问题, 给本国金融安全带来严重威胁。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在全球大规模爆发就是一个例证, 其经验教训我们要认真汲取。
金融安全的概念和内涵
国际金融学界并无“金融安全”这一术语, 也没有关于金融安全的专门研究, 只有与之相关的金融危机理论。[1]“金融安全”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 由我国学者首先提出的。金融安全, 是指通过法律制度、体制、机制和技术等建设, 强化和完善金融领域的薄弱环节和链条, 确保一国金融体系平稳运行, 能够抵御和化解各种金融风险, 避免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全面性风险 (即金融危机) 发生, 从而保障本国金融不受重大损害。
金融安全的内涵主要包括:一是金融安全的评价对象是一国的金融体系, 主要是指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二是金融安全包括“积极金融安全”和“消极金融安全”两层含义:前者强调金融体系在一般情况下高效、稳健运行;后者强调金融体系在遭遇来自内部和外部侵害时能够保持正常运行, 使本国金融财富免受重大损失。[2]
金融安全与金融风险的辩证关系
金融业作为从事货币资金融通的特殊行业, 风险与收益共存。无论是银行、证券、保险业, 还是信托业, 都与风险相伴, 并以经营风险来获利。金融业如果没有风险, 就无从获利, 只能走向消亡。因此, 金融风险是必须面对而不能彻底消除的客观、绝对的存在, 而金融安全则是相对的。认识到金融安全与金融风险的辩证关系, 就会对金融风险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我们应做的是, 对金融风险要有警惕之心、防范之法, 一旦发生风险、酿成事故, 要有应对之策, 以防止系统性、传染性、全局性金融风险发生, 把金融风险和事故带来的损失控制在预期的可承受的范围之内。[3]
当代世界金融监管法治理念的演变
当代世界的金融监管法治理念是随着金融发展而变化的。自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至今, 金融监管经历了从自由走向管制, 又从管制走向自由, 最后走向寻求自由与管制的平衡的复杂历程。与此同步, 金融监管法治理念也经历了从追求效率到注重安全, 再由安全到效率, 最后寻求安全与效率的均衡的更替过程。这种演变是金融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法律理念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中金融创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金融初始阶段, 经济和金融发展尚处于低水平层次, 这一阶段创新大都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迫在眉睫的困难, 与生产流通的结合相对紧密, 因此对经济、金融发展具有良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积极性大, 风险性和投机性小。进入金融发展阶段后, 金融创新‘双刃剑’的作用开始明显。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 金融创新的正负作用同时提高。完全自发或自由放任地从事金融创新往往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 滋生出严重的风险……”[4]
自进入本世纪直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 随着金融作为经济核心的地位进一步加强, 人们对金融危机的记忆逐渐淡化, 加之国际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 导致金融自由化的风潮愈演愈烈。这反映在金融监管法治理念上, 就是对“金融压抑”的宣扬和对放松管制的鼓吹, 以至于有人提出“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如火如荼的金融自由化运动, 是以经济诱导为基础的金融监管法律从自己固守的阵地上一步步地妥协和撤退中得以实现的。”[5]提出这些理论反映了人们对金融安全的漠视、对投资效率的过度追求, 并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面对安全与效率的争论, 我们应秉持怎样的金融监管法治理念, 是当前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
美国金融监管法治理念在金融危机前后的调整和反思
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在上世纪70年代至2008年底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曾经历过盲目追求效率的自由主义极度泛滥时期。这一时期, 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 主导了美国的经济政策。以美联储原主席格林斯潘为代表的美国金融监管者们, 是自由主义监管理念的忠实信徒, 信奉“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虽然自由主义的监管理念激励了金融业的创新和发展, 但是对效率和竞争的过分推崇, 也使得人们忽视了市场失灵问题和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最终导致次贷危机在金融自由化体制下恶性膨胀, 使美国房地产市场走向深渊, 并酿成了迅速波及全球的金融灾难。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虽然是多方面的, 但是根本原因是监管体制的宽松和金融创新的过度“繁荣”。简言之, 就是金融监管法治的完善滞后于金融创新的速度, 金融安全的理念让位于投资效率的理念。[6]长期以来, 美国的金融监管法治理念偏重于效率和竞争, 忽视金融安全, 这种理念的偏差是催生危机的重要因素。
金融危机迫使美国政府深刻地反思其金融监管理念及其制度的弊端。2009年6月, 奥巴马政府在公布的《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白皮书中明确指出, 原有的金融监管理念亟待修正, 要求监管机构“在安全与效率之间不仅取得平衡, 而且这个平衡还应具有相当程度的灵活性”。这种金融监管理念对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以维护金融安全为核心理念, 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治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虽已渐行渐远, 但其间接的冲击和影响将长期存在。金融危机虽然对我国经济的直接冲击是有限的, 但是这必将警示我国以更完善的监管体系对金融创新及其风险进行监管。
1.金融安全优先于效率
法的基本价值主要包括自由、秩序和正义, 而效率、利益等则属于基本价值以外的一般价值。法律价值位阶理论认为, 在不同位阶的法的价值发生冲突时, 在先的价值优于在后的价值。所以在秩序与效率、利益的排序上, 秩序必须被优先遵从。此外, 在自由、秩序和正义等基本价值的追求中, 秩序应排在第一位。“因为对平等、正义和效益等其他目标的追求, 只有在秩序的场景中才具有讨论的意义, 这是因为秩序包括了安全性、预测性、和平性、连贯性、一致性等终级性价值的语意。”[7]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促使人们再一次深思“安全与效率”这个古老的命题。可以肯定的是, 同为法的价值, 安全作为基本价值在与效率的排序中任何时候都居于首位。实行金融监管的宗旨和目标始终是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没有安全作为基础的效率, 酝酿的是危机和隐患, 带来的是摧毁和停滞。因此任何时候, 我们都应秉持金融安全优先的理念, 这是金融监管法治创新的前提。
2.在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兼顾效率
虽然安全与效率在排序上有先后之分, 但是两者并非完全对立。在金融市场上, 安全与效率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 任何监管都要充分注意安全和效率, 并寻求两者的最佳平衡。从根本上讲, 加强监管、确保安全最终有利于提高效率。不管怎样的监管, 只要它是合理、有效的, 金融经营机构就要认真执行, 要符合经营主体的根本利益, 或者说在为经营主体提供安全的同时, 还能够有利于促进其提高效率。否则, 不是经营机构通过金融创新突破监管, 就是经营机构被监管封锁在无效益的范围内反过来阻碍金融业的发展。[6]所以, 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看, 在金融安全前提下, 兼顾效率始终是金融市场发展的首选。在稳定的前提下, 创造有利于竞争和金融创新的外部环境, 达到安全与效率的最佳平衡, 应成为衡量我国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新标准。
3.金融安全、效率、成本相结合
虽然全球金融危机使人们再一次深刻认识到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加强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但是也要理性地看到, 金融监管是把“双刃剑”, 并非越严越好。作为监管者, 一方面要以维护金融业的安全和稳定为第一要务;另一方面, 也要考虑金融业的运营成本。因为监管不当或监管过度, 都会造成监管成本超过监管收益, 降低金融机构的竞争力、降低运营效率, 阻碍金融业发展。理想的金融监管目标应是安全、效率、成本相结合。金融监管部门在制定、实施监管政策和措施的过程中, 必须考虑对竞争、效率和金融创新产生的影响, 权衡利弊, 采取灵活的监管政策和手段。
参考文献
[1]梁勇.开放的难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高等教育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年版.
[2]高晋康.金融法治与我国金融安全.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2年第18卷第3期.
[3]朱大旗.确保金融安全关键在于以法治促进金融体制和金融运行机制的改革与完善.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7年总第90期.
[4]李健.金融创新与发展.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年版.
[5]汪澄清.金触创新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
[6][8]何国强, 罗熙.论金融创新风险及其法律监管理念——以当前世界金融海啸为背景.政法学刊, 2009年第26卷第1期.
[7]黎四奇.金融创新与金触法律创新的法理学视角分析.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年第8期.
我国电子商务监管理念 篇2
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演进历经半个世纪, 期间的每一个曲折回转、每一次突破发展, 都与当时的经济改革背景息息相关。从思想演进的角度来考察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历程, 在中国经济学界既有艰难的探索, 更有激烈的争鸣。
1 行政性金融控制思想阶段
1948年—1957年, 形成了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 金融监管异化为人民银行的内部行政管理, 制度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信贷管制和利率管制, 在高度集中的资金管理体制下, 人民银行按照行政命令执行信贷计划。从1969年至改革开放前, 人民银行隶属于财政部, 在这样的行政隶属关系中, 人民银行的金融管理不过是政府贯彻信贷计划、调控经济的手段。
不难看出, 大一统的银行体系正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必然产物, 这种特定的经济体制所独有的局限性特征决定了银行体系的高度集中, “大一统”的银行体系更加有利于对全国金融业进行全局掌控, 增强了政策贯彻的畅通性。但是, 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所形成的银行体系具有极强的历史局限性, 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更高层次时, 这种银行体系的不适应性和局限性就会暴露无遗。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 忽略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使得价值规律无法有效地在市场运行中发挥调节作用, 导致资源配置效率过低, 基层金融机构成长缓慢, 整个金融系统缺乏活力和动力, 起不到经济润滑剂的作用。同时, 不可避免地形成了高度集中和统一的单一金融体制。在这种金融体制下, 金融监督管理虽然也要检查计划执行情况, 但绝非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理念发展缺乏良好有利的制度环境, 处于“禁锢”期。
应当肯定的是这种控制性的金融管理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 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完全符合高度集中计划管理体制的客观要求。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资金通过这个银行体系有力地集中起来, 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相较旧中国的经济面貌, 不合理的生产布局得到完全颠覆, 初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尤其在三年经济调整时期, 国家颁布了“银行六条”, 通过信贷和货币发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 严格控制银行信贷和货币发行, 使国家很快度过了困难时期, 取得了利用金融业促进国民经济调整的经验。
与此同时, 由于这个时期以严格的行政指令作为措施手段, 因此相应的制度思想表现出鲜明的政策特征, 控制性金融管理思想过度依赖行政体系和行政权威, 以行政指导为主要实施手段, 也使金融管理具有政策特征。行政指导的具体内容可能是无法可依、无据可循的, 不仅受短期政策目标影响, 还受执行机关的意志左右。这种不透明性和无规则性, 使得金融管理思想的发展与深化受到了严重的束缚, 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我国实施经济改革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只有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挥社会主义活力的方针提上日程的时候, 克服这种思想弊端的改革要求才有其现实性和紧迫性。
2 控制性金融监管思想的形成与弱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政府的行政部门对经济活动具有全权管理的职能, 指导政府经济管理活动的主要思想来自于有关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的理论。计划理论及其政策实践居于经济社会的核心地位。在金融体制改革以后, 政府主管部门对金融活动的管理职能逐渐的转变为监督管理。
简要地回顾金融监管发展的基本脉络, 我们发现, 注重规则监管是改革开放以来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的第一阶段。
计划体制下的行政主管部门体系虽然经历了较大的改变, 但是基本上保留下来;在主管内容方面, 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从审批制渐次得向核准制转变、更在一些领域内向登记备案制过渡等等) , 但是, 对金融机构而言, 政府方面“主管”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应该说, 现实正处于监督管理的阶段, 虽然这一阶段, “管理”色彩还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与此同时, “监督”职能开始凸现出来。
1978年—1983年, 理论界形成了对中央银行性质与职能的一致看法, 1983年9月, 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 1984年1月, 人民银行设立了金融机构管理司, 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 这样的思想基础形成了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起点。
在金融改革初期, 各家专业银行严格执行人民银行的信贷计划和现金计划, 并将原有的信贷计划推广到四家国有银行, 对信贷计划执行的合规性监管是我国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的初始安排, 另外, 人民银行同时履行着金融机构审批、金融秩序整顿的管理职能。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颁布实施, 迈出了依法监管的第一步。
但是, 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尚不系统, 在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方面的规定比较宽松。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的不完善催生了金融业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金融机构数量迅速增加, 金融业务多元化发展。形成了金融业数量扩张和机构竞争的新格局, 同时也带来了金融秩序的混乱。这是学界和政策界都始料未及的。随后所展开的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都始终围绕治理整顿金融秩序为主题[1]。
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 各种行政性直接调控工具被重新启用, 人民银行以约法三章的形式对一些新兴金融业务严厉禁止, 以约法三章和信贷计划指标为凭据对金融机构组织实施大规模的临时性的稽核检查。至此, 理论界和政策界形成了控制性监管制度思想。
在我国, 对金融监管的高度重视始于1993年, 在此之前, 虽然也有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审批和金融机构业务的检查, 但是, 所要达到的目标、采用的手段和检查的内容基本上都只能满足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需求, 至今, 监管工作的开展都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我国15年的金融改革与发展, 金融机构的数量和从业人员的队伍成百倍的增加, 初步形成了一个多门类多层次和竞争有度的金融市场, 极大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加快增长和取向市场的经济改革。
1993年以后, 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 我国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金融法规, 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进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金融监管迎来了“法制之年”, 1995年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票据法》等法律法规, 对监管市场制度的相关措施从法律上进行了明确化和规范化。
与此同时,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业的新变革, 许多政策措施对控制性金融监管进行了弱化, 譬如:取消贷款规模限制、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利率改革、监管组织体制调整等。由此, 控制性金融监管逐渐弱化, 放松管制和审慎监管的相关措施开始逐步得以推行。
但是, 理论界仍然存在控制性监管思想的基本倾向, 这一时期的金融监管制度思想体现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中遗留的行政控制性监管思想中调整与突破的脉络, 由弱行政控制性监管思想向审慎监管思想过渡的局面。执行初期, 由于金融控制思想的遗留, 审慎监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为制度, 但大多流于形式。在冲突中, 控制性监管思想逐步弱化, 审慎监管思想逐步构建。
3 审慎性金融监管思想的构建与强化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中央银行监管重心经历了四个方面的转变:从市场准入监管向全过程系统化监管转变;从合规性监管开始向风险监管转变;从外部监管开始向强化内部控制转变;从一般行政性金融监管开始向依法监管转变。显然, 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审慎监管思想开始形成并逐渐强化。
随着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创新的深入发展, 我国微观审慎监管思想得以强化主要体现在受金融危机和国际监管趋势的深刻影响, 微观审慎监管政策思想的强化和宏观审慎监管思想的构建上。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关于宏观审慎监管和防范系统性金融思想得到了强烈的关注, 但与此同时, 也有学者对于微观审慎监管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微观审慎监管作为构建宏观审慎监管的基础, 不仅不能被忽视, 而应该得到进一步强化。关于这一点, 理论界的声音是一致的, 似无别议。
基于这样的逻辑起点, 学界对微观审慎监管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微观审慎监管作为构建宏观审慎监管的基础, 不仅不能被忽视, 而应该得到进一步强化。理论界的声音是一致的, 似无别议, 学者们已达成共识, 提出微观审慎性监管关注的是微观金融机构的合规性和风险性审慎监管。无论是理论还是事实都说明, 近年来, 微观审慎监管在制度形式上得到了很大程度地完善, 但是金融监管思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践, 未达到我们所期望的效果。
进入21世纪以后, 金融全球化加快了国际金融监管的新步伐,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后, 进一步催生了思想的变革和制度的改进。关于金融监管的理论探讨又掀起了新的热潮。中国如何构建新时期的金融监管制度理念, 成为了理论界的当务之急。理论界与金融界在实践中探求政府监管与市场力量之间的均衡、构建我国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结合的金融监管的新理念。
没有任何一项制度是完美的, 有学者认为, 金融监管的发展实质上是经验化过程, 是被历史上的紧急事件驱动的“实验”和“错误”构成的经验化过程, 而不是正式理论驱动的。
回顾历史, 没有任何正式的理论来引导这些改变。但是为什么要这样设置机构和条例?为什么某些机构和条约一直存在到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对银行的判断还继续影响着对政策的思考:金融系统是非常脆弱的, 审慎监管的目的是为了阻止金融危机及其产生的成本, 另外, 政策制定仍然是一件经验和实践的事情, 几乎没有对理论原因的任何关注。
摘要:考察了建国以来不同阶段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演进路径, 并对未来监管理念的趋势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特征,演进机制,理念构建
参考文献
我国电子银行风险和监管策略研究 篇3
一、电子银行业务的概述
(一) 电子银行业务定义
根据我国电子银行业务的发展模式和它在金融领域的地位, 电子银行业务主要是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利用网络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向全社会开放的通讯通道或者是开放型公众网络, 以及银行向客户提供的特定自助服务设施。
(二) 电子银行业务特点
电子银行业务主要包括网上银行业务、电话银行业务、手机银行业务, 以及其他利用电子信息服务的设备和网络, 由客户群通过自助方式完成金融交易的银行业务。因此, 它与传统银行业务有很大差异, 具有以下特点:
1. 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 网络为媒体。
电子银行业务与传统银行业务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基础、媒介的不同。传统银行的基础就是银行办公区本身, 媒介是银行服务人员;而电子银行是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 网络为媒介通过客户群自助方式完成金融交易的。
2. 电子银行业务服务方便、灵活、快捷。
电子银行业务摆脱了传统银行业务限制时间、限制地点的服务模式, 客户只需通过互联网、手机等通讯终端就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完成所需服务, 大大提高了银行业务实施效率, 使客户更加方便、快捷的获得金融服务。
3. 电子银行业务综合性强。
电子银行不仅可以提供存款、贷款、取款等传统业务, 还能根据客户需求简化业务流程进行转账、汇款、网上交易等, 随时随地获得所需服务。
4. 电子银行业务运营成本低。
相对于传统银行业务所需员工数量, 电子银行业务能一劳永逸, 自动处理成千上的业务, 提高了办事效率, 节约了银行的运营成本。
二、电子银行业务的风险分析
电子银行业务相比传统银行优势显而易见, 但同时面临着巨大风险。根据国家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总结, 电子银行业务主要面临传统固有风险和系统安全风险。以下是对两种风险的分析。
(一) 电子银行的传统固有风险
电子银行的传统固有风险在传统银行和电子银行都同时存在, 本质并无区别, 主要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利率风险等。
信用风险在银行业务中主要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合约, 给银行造成损失的一类风险。与传统银行业务相比, 电子银行业务面临的信用风险更大, 因为电子银行是随时随地服务的, 客户完全可以跨国界进行信贷, 这使银行难以判断借款人身份的真实性;同时由于网络运营商、网络设备提供商也同客户共同参与银行业务, 一旦发生借贷风险, 就会因责任方身份不明而产生经济纠纷, 大大增加了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由市场价格的变动, 引起银行资产负债面临损失的风险。电子银行业务在贷款业务或证券业务中都随时面临着市场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银行的正常运营时利率突然出现不利的变动, 给银行造成巨大损失的可能性。由于市场化经济的快速发展, 期限短、规模大、流动性强的资金在利率的变化下会对电子银行业务产生巨大的冲击, 而蒙受损失。
(二) 电子银行的特殊风险
主要包括技术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和跨境风险等。
电子银行的技术风险, 是由技术采用不当或者技术相对落后造成的安全性风险或系统性风险。电子银行业务主要是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 网络为媒体的银行业务, 由技术和网络风险给电子银行业务带来的损失是不可忽略的。因此, 在构建初期, 银行管理人员必须加强对相关技术存在风险进行实时监测, 及时修复网络中的漏洞, 降低因技术风险带来的损失。
操作风险是指在电子银行业务中由于系统的可靠性能、安全性能及稳定性能存在漏洞而造成的风险。是由于客户的疏忽或者对电子银行安全系统操作失误引起的, 主要涉及电子银行账号的授权使用、电子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交流以及电子银行网上支付功能的使用不当等。
电子银行的法律风险是指债务人不能及时向银行还债, 违反法律规范, 导致银行不能履行合同而发生的法律纠纷, 同时给银行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风险。
电子银行业务的跨境风险是指银行跨境开展业务时所面临不同法律、不同市场经济而产生的风险。跨境风险会间接产生法律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以及利率风险等。
三、电子银行业务的监管策略
(一) 加强风险管理人才储备
一个企业的健康经营与发展对员工的要求很高, 因此针对电子银行业务的风险问题, 必须加强员工风险意识的培养。同时由于电子银行业务的特殊性, 加强员工对银行业务的娴熟, 以及计算机应用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电子银行的规范制度和金融业务的专业化知识, 同时还应加强员工的风险管理意识和职业道德素养。
(二) 加强电子银行内部风险控制
银行要根据电子银行的特殊性制定一系列的业务安全规范, 组织全体业务人员定时培训, 完善银行内部控制机制;同时科学调整电子银行各环节的权限, 建立严格授权保密制度;组织技术人员对电子银行系统进行定时的监测, 遇到可能产生风险的问题及时处理。
(三) 完善电子银行法律法规的建设
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 对于电子银行业务来说, 要保证其安全、稳定、可靠的为大众服务, 必须尽快完善法律法规的建设, 制定与电子银行业务相关的法律和技术规范, 确保电子银行业务信息的安全。
四、结语
总之, 要想降低电子银行业务的风险, 必须针对电子银行业务和传统银行业务风险特点加强控制, 同时针对电子银行业务特殊风险制定一系列的监管策略, 降低风险, 保证客户和银行的利益。
摘要:随着计算机网络化技术的不断发展, 电子银行业务也在全球快速推广开来。商业银行在提供电子银行服务获益的同时, 面临着巨大风险和监管难题。因此, 电子银行业务风险和监管策略已经成为银行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计算机科学,电子银行,风险,监管策略
参考文献
[1]尹龙.数字化时代的中国银行业:网上银行的发展与监管[J].金融研究, 2003 (4) .
[2]张成虎, 王雪萍.我国银行技术风险监管的策略研究[J].情报杂志, 2005 (11) .
我国电子商务监管理念 篇4
当前, 我国处于医药工业高速发展期, 医药产品全国大市场、大流通格局基本形成, 针对药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新形势、新特点, 如何实现药品流通的可量化、可追溯、可控制和可预测, 一直是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面临的难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深入分析当前药品安全监管形势以及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药品安全保障需求, 将信息科学与药品监管有机结合, 建立了以药品电子监管为基础的质量安全追溯制度, 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 形成了“政府、企业、公众三方参与, 共同维护药品安全”的新机制, 截至2013年2月底,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已分三期将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血液制品、中药注射剂、疫苗、基本药物全品种已经纳入电子监管, 覆盖到全国38.9%的药品批准文号、69.0%的制剂生产企业和全部药品批发企业。
1 药品电子监管的工作原理
2006年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始探索实施药品电子监管[1], 是为适应现代医药产业发展以及安全监管需要, 建设的一个覆盖全国的、动态的药品追溯体系, 为及时、准确、全面地进行问题药品的追溯召回, 控制药害事件, 提供了强而有力的信息支撑[2]。药品电子监管是利用现代信息、网络、编码技术对药品流通、使用全过程实时监控的监管手段。每件最小销售包装单位的药品制剂被赋予唯一的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码, 并作为数据传输和数据交互的载体。药品生产企业通过监管码将药品生产信息传输到监管网数据库中, 批发企业、零售药店、医疗机构在购进和售出药品时, 将监管码信息传输到监管网数据库中。监管部门利用药品电子监管系统可以实时监控药品的生产、流量、流向、库存等信息。
2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电子监管系统的建立是运用现代化信息手段实现药品科学监管、提高监管效率的重大创新举措, 在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落实药品安全责任等方面得到了加强和提高, 发挥着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从社会效益上, 一是监管部门可以利用药品电子监管系统有效打击生产、销售假劣药品行为、实施问题药品追溯召回, 增加监管的深度和力度, 促进新型监管机制和监管模式的建立, 提高日常监管效能和决策支持。二是能促进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政务公开化、行政服务化、管理透明化、决策民主化, 落实“企业是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药品安全责任体系, 发动人民群众对药品监管的参与权和监督权, 切实维护药品安全。三是可以促进企业加大信息化建设投入, 提升其现代管理理念, 有助于带动医药行业发展整体水平的提高。
从经济效益上, 一是实现医药监管信息共享, 提升协同工作能力, 促进有效合理地分配监督资源, 提高药品监管效率和效能, 从而降低政府部门行政管理成本。二是药品电子监管系统是一套闭环系统, 非法药品是无法进入国家正规销售使用渠道的, 有利于保护企业合法利益, 降低企业在防伪、打假、防窜货等方面的管理成本。三是以药品电子监管为抓手, 通过消费者在终端环节购药时查询药品信息, 减少假药的购买概率和消费者直接经济损失。
3 药品电子监管的应用
药品电子监管这种监管模式的创新, 除了在有效打击生产、销售假劣药品行为、实施问题药品追溯召回、控制药害事件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还对于加强药品风险管理, 挖掘风险信号, 变事后监管为事前监管, 促进部门间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等方面提供了很好的信息支撑[3]。
3.1 加强数据的综合分析
药品电子监管系统记录着药品从生产到使用环节的全流通过程, 通过对流通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可以实时掌握某种药品的销售、购买以及库存等情况, 帮助企业加强市场管理, 帮助政府提供决策支持。通过电子监管系统可以准确掌握某种药品在全国的在产、库存情况;在各个区域末端环节 (医院、药店) 的使用量以及与同类药品的使用对比等, 这些信息对综合分析药品的储备、市场供应、疾病分布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某种高风险药品而言, 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的同比或环比下, 如果销售或购买异常, 通过系统分析和协同办公, 可打击药品违法交易或提前制定防控区域流行病爆发策略[4~10]。
3.2 提高日常监管效能
可以将药品电子监管系统与企业认证、药品检验、不良反应监测、互联网药品监管等日常监管工作结合起来, 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药品认证部门可以通过药品电子监管网, 随时了解药品在生产流通过程中的产量、流向以及分布情况, 对企业GMP、GSP进行有的放矢的检查。药品质量检定部门通过掌握药品 (疫苗) 发放流向, 有助于对药品使用现场抽检和疫苗使用过程中安全性与有效性评估。药品不良反应监测部门通过药品生产的产量与使用的分布进行不良反应数据分析[11]。
3.3 为网络售药监管提供可行性
随着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 网络售药给人们带来了更广阔的购药空间。然而, 由于网上售药的隐蔽性, 互联网药店在购入和销售药品时, 脱离于现实流通监管环节之外, 销售方身份不明, 产品来源不明, 药品质量和合法性无法得到保证。若利用药品电子监管系统, 通过扫描电子监管码将药品购销信息上传至系统平台, 可以使监管部门实时了解和跟踪药品在互联网销售的流通过程, 促进互联网药店加强药品购销渠道、销售行为等方面的管理, 引导创造一个良好的互联网购药环境, 从而不断规范互联网药品行为的市场秩序。
3.4 实现与有关单位的信息共享
“十二五”期间, 国家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 信息共享、互联互通、业务协同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在深化电子政务应用的重要建设内容, 而跨部门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成为电子政务发展的关键问题。从设计原理和工作流程分析, 药品电子监管码作为药品编码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录着每一盒药品从生产、流通到使用整个生命周期的流通痕迹, 通过对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建立的电子监管追溯制度, 可发挥其在跨部门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的重要作用和独特价值[12]。
在医改工作方面, 由于医保系统、社保系统、银联系统各个系统之间没有进行有效衔接, 信息无法共享, 使得医改工作在跨部门信息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办公等方面难以有较大突破, 而且投入了巨大的重复建设费用, 医保卡购物、套现、骗保和滥用等功能异化问题层出不穷, 无法得到有效遏制。以药品电子监管码为业务载体, 通过连接医保系统、社保系统、银联系统, 实现“人药挂钩”、“医药挂钩”, 可以较大程度提高医改相关信息资源的利用率和使用价值, 当消费者在看病、买药、报销时通过扫描药品电子监管码, 能够实现医保、社保、新农合联网无缝衔接通用, 不仅可以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还能掌握医保或新农合资金的用药情况, 帮助医保部门和卫生部门更好地监管“一药两卖”、“医保套现”等问题。在当今电子商务、电子政务飞速发展的时代, 跨机构、跨区域、跨部门的医改信息互联互通、数据共享服务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 药品电子监管工作已有一定的基础, 通过逐步实现全品种、全过程药品电子监管, 以药品电子监管码为纽带, 强化各级各类医改相关部门的业务协同, 促进医改信息资源的利用与共享, 形成纵向贯穿国家、省、市、县四级网络, 横向覆盖药品生产流通信息体系、医疗服务管理体系、政府医疗监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信息支持服务新格局[13~14]。
在药品流通价格方面, 目前, 我国价格主管部门对药品批发环节和医疗机构销售环节差价率 (额) 实现上限控制的管理, 缺少药品流通领域利润走向与分布的数据。利用药品电子监管体系为国家对药品流通领域利润进行调查提供了技术手段。
4 加强药品电子监管基础建设
我国电子商务监管理念 篇5
关键词:电子秤,质量,计量监督,管理
随着电子称量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 电子秤已逐步取代原来的机械秤。电子秤具有称量速度快、范围宽、读数方便以及操作简单、能适应恶劣的工作环境等特点, 广泛应用于生产行业、集贸市场、商场等各种场合,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电子秤属于国家重点管理的法律计量器具, 只有称量准确的电子秤才能保证交易的公平性, 国家计量管理部门不定期地对电子秤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抽查。2015年初浙江省质监部门在检查中, 查获问题电子秤2000多台, 查处了销售作弊、无证电子秤企业3家;2015年2月, 长沙市质监局对市场上的电子秤进行专项检查, 抽查了两家单位共22台电子秤, 就有7台是问题秤, 不合格率在三成左右。2015年3月, 山西省质监局在太原市场上抽检了15个批次的电子秤, 仅2个批次合格。鉴于此, 9月再次在太原市场抽检了15批次的电子秤, 结果颇令人失望, 仅1批次质量合格, 电子秤质量不合格率高达93.3%。现今电子秤的产品质量堪忧, 这些电子秤的产品质量直接关系到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因此, 加强电子秤的监管显得尤为重要。
1. 电子秤存在的质量问题
1.1 电子秤制造企业生产水平低
从近年来的抽查结果看, 独资、合资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力量较强, 产品性能较好, 大部分均能符合国家计量检定规程JJG 539-97《数字指示秤》的要求。问题主要出现在一些小型、乡镇和个体私营企业上, 这些企业规模小, 技术力量薄弱, 缺乏管理经验, 受技术、设备、检定条件等方面限制, 所生产的电子秤产品质量达不到技术要求;还有些企业自身素质不高, 为了降低成本, 使用劣质零配件生产不合格电子秤, 例如使用尺寸小、质量差的传感器, 将变压器铜线换成镀铜铁芯线, 使用回收旧料废料制作秤体等。针对电子秤制造行业的质量现状, 计量监管部门必须严格监管这些生产水平低的小企业, 通过质量监管与市场竞争逐渐淘汰不合格的企业。
1.2 电子秤商贩非法改装
随着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 不少商贩为了谋取利益, 擅自或者联合一些不法生产厂家改变秤的分度值、分度数、量程以及加装电路开关、遥控装置、芯片等作弊手段, 坑害消费者利益。目前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手段, 这类非法改装的电子秤基本处于失控状态, 对社会的公平公正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目前我国在用的电子秤达数百万台, 其中不少都存在改装或作弊的问题, 对我国的质量体系和诚信体系产生严重的冲击。虽然广大计量监督人员也进行了防作弊的技术研究, 相关的技术规范也有明确的条款要求, 但作弊现象还是层出不穷, 主要原因可能是这种利用高科技手段对电子秤进行非法改装的方式, 不仅成本低, 便于实施, 且非常隐蔽, “正常”与“作弊”的状态可简单地快速转换, 发现作弊后取证成本非常高甚至无法取证, 导致管理效率低, 监管难度大。
1.3 消费者缺乏法律法规意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要求, 以销售为目的制造计量器具, 必须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考核合格, 取得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 (CMC)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销售未取得制造器具许可的计量器具, 否则属违法行为。但现今市场上有许多未通过CMC认证的电子秤公然出售, 且购买者不少, 所占市场份额不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 一些购买者或消费者对计量法认识不清, 不知道具有CMC认证的电子秤才是合法、合格允许购买使用的。而且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 即使发现商户使用的电子无CMC认证或者计量异常, 可能由于寻求公平交易的渠道不够畅通便捷, 或者涉及的货物或金钱不多, 一般消费者只是要求商户添补货物或退钱, 不会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上投诉商户电子秤的不合格问题, 没有相应的维权意识。只有消费者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 任何时候都具有维护个人权益的意识, 才能配合计量监管部门对电子秤市场形成有效的监管。
2. 计量监管对策
为了解决国内电子秤产品质量问题, 可以从型式评价、制造许可、监督抽查的管理链上, 生产企业、销售商、使用者之间的流通链上, 以及非法生产、非法改装交易链上等3个方面加强监管力度和执行力度。
2.1 加强生产领域的监督管理力度
管理与技术并重, 加强电子秤生产源头与改装、销售环节控制。首先, 要严把“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发放关。对不符合生产条件的企业和样机试验达不到要求的企业, 技术监督部门应做到坚决不予发证, 从源头上抓好电子秤的质量。其次, 建立行之有效的电子秤监督抽查制度。目前的监督抽查制度, 主要是抽查已取得CMC认证的生产企业, 缺少流通环节反馈式监督活动, 存在一定的弊端。因此, 不仅需要完善这种生产企业成品库、生产线末端的监督抽查模式, 还要建立从市场流通领域抽查, 并能反馈至生产企业的监督模式。在每年的监督抽查中, 应及时向社会公布抽查结果, 让购买者、使用者了解电子秤的产品质量, 迫使生产企业、销售商严把质量关。对产品质量不合格的企业, 责令停止生产并限期整改, 整改不合格者应取消其营业执照。
2.2 加强流通、交易领域的监督管理力度
从实际情况看, 计量监管部门对市场中的个体经销商和使用者缺少有效的监管, 这类市场中存在大量的无CMC认证、随意改变计量特征的或作弊的不合格电子秤。因此, 在作弊秤的流通以及非法改装者、作弊秤使用者等领域, 要强化举报与打击的力度, 使日常监管与个别打击并行, 以保障合法企业或个人的利益。
(1) 构建公正、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打击非法企业及个人的利益。在农贸市场、超市、商场等日常交易场合, 实施公平秤设置、投诉处理等软硬件措施, 使商户的行为受到来自管理部门的约束与消费者的监督, 一旦发现作弊行为, 应给予严厉的处罚, 这样可以使电子秤作弊的发生频次显著减少, 保障公平的市场经营秩序, 维护合法企业和个人的权益。
(2) 完善计量法律法规, 加大执法力度。计量监管部门采取了一些措施监管市场上的电子秤, 但治标不治本, 检查过后又恢复原样。一是由于计量监管部门对电子秤作弊行为的打击往往是阶段性的、以点带面式的, 尚未形成执法打击的常态机制, 起不到应有的震慑打击效果。二是因为《计量法》中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太轻, 如第四十九条中指出:制造、修理的计量器具未经出厂检定或者经检定不合格而出厂的, 责令其停止出厂, 没收全部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可并处3000元以下的罚款。对违法者来说, 这样的处罚与收益相比, 不痛不痒, 没有任何震慑作用。只有加大执法的力度和处罚的幅度, 才能有效震慑企业的违法行为。
2.3 扩大对计量法的宣传力度
坚持监督管理和服务相结合, 在对生产企业、经销商和使用者进行严密监管的同时, 应加大对广大消费者的计量宣传工作, 提升消费者的维权意识。除了每年5.20世界计量日, 3.15消费日宣传活动外, 还可通过公益性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宣传计量知识、计量法规, 也可在农贸市场、超市、社区等老百姓日常出入的地方发放宣传资料, 或进行现场演示。市场的规范与发展离不开消费者的支持与关注, 消费者的主动投诉与维权可以直接揭露不诚信经营者。只要消费者、监管部门形成合力, 不合格的电子秤将无处遁形。
结语
电子秤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市场上大量存在的不合格电子秤严重影响了贸易结算的公正、公平。由于计量监管部门开展的强制检定对此无法形成有效制约, 笔者认为, 计量监管部门在加强日常监管的同时, 应严格执法, 加大打击处罚力度, 扩大对消费者的计量法宣传力度, 在市场、生产企业、行政管理之间构建闭环的反馈机制, 实现电子秤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才能获得有效的监管效果。
参考文献
[1]苑芳涛.市场电子秤作弊原因与综合治理[J].中国计量, 2014 (12) :32-33.
我国电子商务监管理念 篇6
一、比特币的基本特征
(一) 比特币的特征
1.去中心化与避免通货膨胀
比特币的盛行鉴于其货币发行采用的是去中心化发行方式和自由竞争的管理方式。传统信用货币由一国或地区的财政实力做担保, 如果发生社会动荡该国或地区的货币将会面临极大的信用危机而且货币发行的专营会产生特权, 货币发行主体总是以各种形式对铸币税进行征收, 这种征收在传统货币体系下是难以避免的。比特币的内部运行机制是依据加密算法通过繁琐的数据运算而产生的, 这点保证了比特币的发行不受行政机关和政府机构的干预与监控, 对于每一个参与比特币挖掘的人来说信息是对称的, 市场是公平竞争的。在面对经济萧条时, 各国政府往往选择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去刺激经济的复苏。货币的超发将导致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比特币的货币供应总量固定, 很好地避免了中央银行的过度的货币超发量化宽松和各种人为干预的通货膨胀风险。
2.匿名性与交易可追溯性
第一, 交易比特币的账号仅是保存在整个P2P网络数据库中的一连串数字地址, 无从得知持有者的任何信息。第二, 比特币没有实名制认证机制, 账号拥有者通过对私钥持有来进行对比特币账号的管理。第三, 不同账号之间没有相互关联, 同一人可持有数量不等的比特币账号进行交易。这对于比特币的发展来说是一柄双刃剑, 高度的匿名行为对私人财产提供了高度的保护与保密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 例如对于军火、毒品等非法交易提供了天然的平台, 对资本外逃与洗钱提供了渠道, 而且匿名账户也增加了税收的难度。第四, 每一枚比特币自挖掘生成至今所有的状态都被完整地记录在主区块链中。所有的比特币的交易都可链式进行追溯, 任何账户里的任何比特币的交易都能够完整调查, 更为重要的是任何人对任何账号的所有比特币都能查询, 有利于信息的透明性和全网的相互监督维护市场的公平性。
3.交易高效成本低
以阿里集团的支付宝和腾讯公司的财付通为例, 现有的银行体系于第三方支付中介之间的交易是需要考虑信用风险的存在并对其进行风险管理, 双方在达成交易之前需要考察对方的信用程度, 增加交易成本与交易时间。比特币的交易是没有中间环节的没有繁琐的手续和限制, 不需要任何金融中介就可以进行交易和支付清偿, 而且实行24小时全天交易。
4.总量与速度事先决定易引发通货紧缩
比特币的发行速度按照每四年减半的规律发行货币, 并在最终达到2100 万的上限。一方面, 这种货币发行方式可以防止超发货币带来的通货膨胀, 但另一方面也蕴含通货紧缩的潜在风险。比特币的发行速度的下降会形成比特币币值稳定上升的预期, 从而引导人们持有比特币进行增值而非交易, 从而产生通货紧缩。比特币的交易数量日益减少, 流动性降低, 很可能导致比特币退出流通。
5.不受货币政策控制与融资难
对借款人的身份和信用信息的信用风险考察是不论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都需要的必要条件。但对比特币而言, 用户的信息是保密的, 搜集用户信息与设计初衷相悖。此外, 中心化是降低交易成本与搜索交易对象的时间前提, 借贷双方的都需要依赖银行或债券市场等中介机构, 可以说融资困难是由比特币的自身性质导致的。基于融资困难的前提, 比特币没有其他货币所拥有的货币乘数。在有益于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也有损于比特币的流通性。无需政府自主发行的比特币从技术上避免了政府再贴现率、基准利率、准备金率与公开市场操作等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比特币即便可以避免政府的宏观政策影响以及维持自身的货币币值的平稳, 但也从根本上断绝了与政府和货币当局的联系, 出现紧急状况时, 政府和货币当局很难进行救市措施。
(二) 影响比特币的价格的因素
比特币自身高度的自由性决定了比特币的市场价格是受供给与需求的变化而定。从供给上来看, 比特币“矿工”在比特币的挖掘上所耗用的物力是比特币的开采成本。成本的变化将会改变比特币供给曲线的位置。设计之初就决定了比特币的挖掘难度是逐渐上升的, 我们用难度系数来衡量直观的表达这一变化, 难度系数的数值是当前创立新区块所需计算量与创世区块计算量的比值。如图2 所示为2013 年6 月至2015年5月期间全网的挖矿难度。挖矿难度的上升必然会带来比特币挖掘成本的上升引起供给曲线的左移。
从需求上来看, 接受比特币的商家仍属少数, 每天的交易数量基本稳定在一定区间之内, 所以现阶段比特币的交易需求不是主导比特币的需求的主要因素。比特币总量固定的特点使人们进行价值贮藏抱有很大希望。值得注意的是继2013年被德国财政部认定为“记账单位”并且承认其合法地位与同年8月美国得克萨斯州地方法院判决裁定比特币是一种货币, 应该将其纳入金融法规的监管范围之内数个月之内的短暂时期比特币与美元的兑换比例由最初的1∶110暴涨到最高点1∶1151, 相对美元增值10倍。2013年12月5日, 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五部委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中认为“比特币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 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属性, 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 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后比特币的价格相对美元贬值50%以上。2014年比特币交易所运营商Mt.Gox, 所拥有的总计85 万比特币的资产因黑客事件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后相对美元进一步贬值。通过以上事例可以初步判定公众对比特币的预期是决定比特币市场价格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 伴随比特币的开采成本的不断增加使得比特币的供给曲线不断进行左移, 现阶段比特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作用并未显现, 需求主要取决于公众对比特币的预期, 而现阶段对比特币的预期起决定性作用, 所以现阶段公众预期是影响比特币市场价格的主要因素。现阶段人们对比特币的长期看好与否是决定比特币市场价格的决定因素。
二、比特币现状
(一) 各国对比特币的态度
1.监管并征收税目
2013 年10 月黑客入侵建立在澳大利亚的比特币银行数据库后,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联合税务办公室发表声明, 预期将会对比特币的交易征收税目。英国方面没有颁布针对比特币的任何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规定, 但针对比特币的交易产生所带来利润和亏损都要征收缴纳资本利的税, 购买的金融机构和个人更需要缴纳增值税。以色列税务管理当局表态声明考虑对比特币的交易征收所得税。芬兰税务机关Vero Skatt采取与英国相同的策略, 在没有制定相应法规的同时先对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交易带来的资本收益征税。
2.否定比特币
在2014年9月孟加拉国中央银行宣布比特币是不合法的货币, 否定它的法律地位, 并规定交易和持有比特币是违法行为, 会受到法律的惩处。基于监管问题的考虑, 玻利维亚中央银行 (BCB) 禁止使用比特币。鉴于比特币可能会用于枪支、毒品的交易等违法行为和暗中恐怖主义滋长其行为, 俄罗斯央行禁止使用比特币。吉尔吉斯斯坦由于缺乏对货币风险的集中化管理以及法律地位难以界定等原因禁止使用数字货币和比特币。厄瓜多尔全面否定比特币的同时建立电子货币国有化体系, 该体系构建于厄瓜多尔中央银行资产为信用保障的基础之上。泰国外汇管理和政策部明确表态, 由于现阶段没有与比特币的形式类似的全球多国共同参与的电子货币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资本项目上的管制措施。买卖比特币、用比特币对实体商品或服务的交易、出于任何目的与泰国境外的任何机构和个人进行比特币来往都属于违法行为。中国, 在12月5日央行等五部委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全面禁止比特币, 任何金融机构和银行都不能进行比特币交易。
3.承认地位
美国2013 年11 月18 日举行了第一次参议院听证会就有涉及比特币的讨论。在听证会上, 听取了国土安全部、司法部、联准会、证交会、财政部对比特币的看法意见, 承认比特币地位。2013年8月, 德国承认比特币的合法地位, 已经纳入到国家的监管体系。是世界首个承认比特币合法地位的国家。法国, 比特币的交易并不违法但对于比特币的价格波动, 警告用户谨慎投资比特币。加拿大政府对比特币的态度比较开放, 承认比特币的“货币地位”,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货币自动提款机于2013年10月在温哥华出现, 由于监管政策相对开放, 与比特币的相关工作人员都选择在加拿大开展工作, 加拿大现在已形成基于比特币的产业圈, 为其经济发展增添动力。
三、电子货币对我国货币乘数的影响实证分析
(一) 数据来源和指标选取
有关现金货币、广义货币、狭义货币的有关数据均来自于2014发布的《中国金融年鉴》。鉴于我国并没有直接关于电子货币的有关数据统计, 本文所用电子货币数据是根据《2014年中国单用途预付卡行业报告》中的有关数据整理后替代而成。
定期存款比率 (t) 定期存款比率在公式上用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的比率表示, 即电子货币使用率 (q) 电子货币使用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新兴电子货币对传统现金货币的替代比率。同时具备高流动性和交易成本低的特点促使电子货币使用率增加。
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设Y1 (狭义货币乘数) Y2 (广义货币乘数) 为随机变量, X1 (定期存款比率) 、X2 (电子货币比率) 为一般变量。根据分析建立基本形式的方程为Y1=C (0) +C (1) X1+C (2) X2+ε.Y2=C (0) +C (1) X1+C (2) X2+ε其中C (0) 为常数回归量C (1) C (2) C (3) 为未知参数Y1 Y2为被解释变量ε为随机误差。我们根据一元线性的假设, 假定随机误差称E (y) =C (0) +C (1) X1+C (2) X2+ε
从模型汇总上来看, 第一个方程的决定系数R21 =0.837890 由决定系数看回归高度显著F值为18.09 P值为0.0017表明自变量对Y1产生显著线性影响的判断错误率仅有0.00017.说明X1、X2整体上对Y1有高度显著的线性影响。根据图中数据显示的参数估计值可以得到自变量的线性回归方程为:Y1=2.381821-0.22519X1-0.054402X2从回归方程中可以看到定期存款比率和电子货币替代率对狭义货币乘数起负影响。
(二) 数据分析总结
从统计数据上分析, 电子货币替代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经过2006年至2009年的平稳时期后, 进入了2009年到2014年的快速上升, 由1.79攀升至3.61。2008年全球的经济危机导致电子货币发展速度的减缓, 增长基本停滞不前, 狭义货币乘数与广义货币乘数基本保持同样降低的趋势, 并在2008年达到临近几年的极低点分别为1.29和3.68。逐渐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之后, 定期存款比率与电子货币替代率的变化基本相似, 呈现出逐年稳步增长的趋势, 狭义货币乘数成逐年递减的趋势, 广义货币乘数开始稳定上升。从数据上总结电子货币替代率与定期存款比率成正相关, 与狭义货币乘数成负相关, 与广义货币乘数成正相关关系。但广义货币乘数的线性回归分析来开电子货币替代率对广义货币乘数产生负影响, 从另一方面说明电子货币对我国货币乘数的影响是复杂多变的。
四、基于比特币的实例和电子货币的影响提出建议
组织大型企业集团进行商业联盟统一对比特币或其他电子货币认可, 基于“一带一路”思想与其他国家建立支付体系同盟在交易中接受电子货币充当交易媒介, 借助企业的产业覆盖范围和产业链以及其忠实的用户群体增加电子货币的流通普及率。例如万达集团和阿里集团就可以线上和线下联合接受电子货币进行交易将极大地扩展电子货币使用范围。借助“一带一路”带来的相互间留学、旅游、科技合作的规模增大的时机促成亚欧多国间电子货币的相互认可, 进行统一的支付管理, 增加电子货币国际普及率。
1.完善电子货币的准入机制。第一, 设立发行机构发行条件审核的国家标准。对电子货币采用发行核准制, 考察货币发行主体的发行资质, 审核电子货币发行主体的资产、信用情况, 对市场上不同类型的发行主体制定统一的资产、技术标准。第二, 为防止电子货币的超发, 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对24小时进行监管, 发行货币需要向监管机构提交报案备案待查。电子货币的发行计划应由专家组研讨论证并得到监管机构同意之后才能发行, 参照中央银行对传统货币的风险管理的方式, 对应电子货币发行者制定相应的电子货币发行保证金制度, 立法使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利强制电子货币发行主体缴纳准备金。电子货币发行商可以有选择的为电子货币投保从而减少风险。第三, 根据自信情况对电子货币发行主体进行资信评级, 并向电子货币使用者揭示风险。
2. 电子货币账户实名制, 建立电子货币数据中心完整登记电子货币交易记录, 并对大额交易向监管机构进行报告, 积极配合反洗钱调查工作。每年对外公布统计数据, 公开信息维护市场公平。对于电子货币的税收难的问题应避开公民自觉申报这一可能产生偷税漏税的途径, 通过交易平台代为收税。
3. 借鉴国外立法经验, 借鉴美国《统一计算机交易法》和《电子资金转移法》的有关条例, 制定有关的法律条文。第一, 设置用户保护条款规范电子货币交易合同, 要求电子货币发行者提示并说明其法律后果。第二, 合同提供方对合同条款的修改和终止应提前向用户通知, 避免对用户权益的伤害。第三, 对免责条款的限制, 电子货币合同的免责条款应基于平等互惠的, 诚实守信的原则, 若免责条款的内容违反这个原则应属无效条款。
摘要: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电子货币的使用率在我国逐年上升, 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各种电子货币具有出现时间短, 发展迅速的特点, 对经济发展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效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人们对比特币的了解不多、认识不全面, 在使用和投资都会存在风险, 因此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比特币。各国对待比特币的态度各异, 采取的措施也不相同。本文通过以比特币为例分析其货币属性和特征, 介绍其运营情况。借助关于货币乘数的数理分析, 向政府和货币当局提出监督管理电子货币运行的有关建议。
关键词:比特币,电子货币,货币乘数,电子货币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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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IS.Survey of electronic money developments[EB/OL].[2000].ww.bis.org.
[8]BIS.Survey of electronic money developments[EB/OL].[2001].ww.bi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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