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特征

公共特征（精选12篇）

公共特征 篇1

现代科技园和产业聚集区的快速发展在给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产生、发展带来难得机遇同时, 也对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公共服务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是坐落于具有一定产业优势的园区和产业聚集区, 以专业化技术服务为特色, 以解决中小企业无法独立完成的共性技术问题为使命的科技服务机构, 是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服务的支撑体系。[1]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服务支撑, 在促进就业、提高群众实际生活水平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小企业由于自身规模、资金链等原因, 所遇到的一些技术研发问题, 往往自身无力解决, 成为制约进一步发展壮大的瓶颈。而采取一对一支持中小企业的方法在实践中又有很大的操作难度, 且实践证明实施这种路径的效果并不理想。支持公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发展对中小企业发展具有良好效果。这一平台可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所需要的基础技术服务, 为他们注入内在动力。通过提供基础性技术服务, 规模较大的企业可节省企业资源, 达到合理配置资源的目标。因此, 加强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是贯彻落实“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对促进我国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 提高科技基础装备水平和资源利用率, 提升科技创新和研发水平具有重要作用。[2]

一、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公共性特征

大学科技园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自主创新的重要基地。大学科技园科技孵化器是由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科技服务机构共同搭建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这一公共服务平台依托高校科研机构的科技资源和专业化团队, 向平台内的企业和社会提供公共的、综合的科技服务, 并部分承担本应由地方政府提供的科技服务职能和服务事项。地方政府以购买公共科技产品及服务方式与大学科技园签订科技服务合同, 并向其支付购买科技服务费用。大学科技园根据合同约定承担公共科技产品研发、生产、供给、服务等。

1. 平台本身的公共性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立的目是为企业提供具有一般性的公共技术服务, 孵化出更多创新型的科技企业。科技产业园和产业聚集区这些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类似一种准公共物品, 具备公共物品的一系列技术特性, 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公共性的技术服务机构。

2. 平台建设中参与主体的公共性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有两种建设模式。一种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建设, 另一种主要依靠企业或高校科研院所为建设主体。事实上, 在平台建设过程中, 不存在绝对的单一建设主体, 一方为主建设并不意味其他单位不参与。恰恰相反, 平台在建过程中往往有多个参与主体。在实际运行中, 不同主体有不同的功能, 担负不同的责任。但它们都是平等的参与主体, 只是在参与过程中的分工和责任不同。因此, 平台建设过程中的参与主体具有多元性、公共性。

3. 平台服务内容的公共性

国家大学科技园作为国家最主要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所提供的公共科技产品形态是多样的, 包括公共技术平台、创业资助、园区企业的税收减免等。它提供的科技服务功能是全方位的, 包括政府创新体系机制内孵化器功能、技术中介服务、高新园区的托管等。但所提供的不是紧跟科技动态的前沿科技成果, 而是具有广泛共性的技术方面的基础服务, 适用面很广。技术服务平台从事的是基础性的技术服务工作, 但不能把这种基础性的技术服务当做企业获取利润为目的的服务, 也不可能替代企业的技术研发。设立平台并不意味着企业不需要从事研发工作, 而是为企业从事此类性质的工作提供了便利服务, 节省了企业的研发成本, 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

4. 平台服务对象的公共性

公共性技术服务平台的服务对象是一定区域内的企业或者产业聚集区内的企业。在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时, 由于企业相互之间的距离较近, 平台提供服务比较便捷, 避免了时间浪费。平台建立之后, 为创新基地、企业孵化园、科技园、产业园、实验室、农业科技园等提供基础科技服务。一些小的企业也可以利用这个平台“搭便车”, 享受平台带来的良好权益。平台的服务对象群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只要是在其辐射范围内, 缴纳一定标准的费用, 都可以享有这种基础性的公共服务。

5. 平台服务渠道的公共性

平台要服务于企业, 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载体, 这个具体的载体就是平台的服务渠道。服务渠道体现为技术网络平台、检测仪器、各种实验设备等具体的服务渠道和设施。由于平台提供的是基础公共服务, 这就决定了平台服务渠道的较大适应性, 而不是每服务一次企业就建构一种新的服务渠道, 这是服务平台服务渠道公共性的重要表现。通过充分利用服务平台的渠道作用, 达到促进企业发展的目标。服务渠道建设是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的重要内容, 是服务平台服务于企业在功能上的延伸。借助于服务渠道, 平台的技术服务功能才能够得到完全的输出和较好的发挥。

6. 平台的公益性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涉及公共服务的整合、再生及自身的运行, 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平台运行需要一定人力物力支持。平台建设初期, 由政府、高校、企业等单位提供原始资金。但平台不是类似于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等由财政资金始终提供保障的组织。尽管在后续发展中要向服务对象收取一定的技术服务费用, 但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提供的服务不是以营利为目的, 其费用应低于市场提供的此项服务费用。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是一个公益性的机构设施, 作为被服务对象的企业共享服务是一种权利。在产业聚集区或科技园区, 企业能享受到这种权利, 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有益于自身、有益于整体全局发展的一种发展方式。

二、加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

平台的公共性体现在平台自身的性质与目标定位上, 平台在为企业提供公共技术服务的过程中获得企业对平台的认同和支持。平台的公共性既体现在其静态状态中, 也体现在其动态服务过程中, 平台在理论上的公共性与现实过程中的公共性是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只有把两个方面都做好了, 平台的公共性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只有厘清这两个方面的相关问题, 才能真正做到完全意义上的公共性。因此, 现实中平台的公共性建设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实践中要想把这个问题做好, 需要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进行努力。

1. 加强平台涉及的公共性基础技术研发

平台所提供的基础性公共服务不同于企业研发的高精尖技术, 它不是在某一专业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而是建立在对基础性公共技术研究的基础之上。这种基础性研究不同于基础理论研究中取得的创新。因为基础理论研究的技术涉及复杂的学术理论及学术环境, 有更大程度上的难度。对平台基础性公共技术服务的研究, 要结合科技园、产业园的特色, 注重实用性公共基础技术的研发。要结合不同企业在实际中的共性进行探索, 就某一共性问题进行实用度更广的研究, 为企业的实际运行提供基础公共服务方面的保障。同时, 平台提供的这种服务又有一定专业深度, 需要专门机构从事专门研发工作。在此方面的研发及技术推广、应用的强度加大, 可使企业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从事其他方面的业务, 思考并解决自身所遇到的问题, 对自己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方向做出更好的规划, 从而有利于企业突破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瓶颈, 有效地增强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加强平台的基础性公共技术研究能有效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延长小微企业的生命周期。有了基础公共技术服务方面的优势, 一些具有创业意识的民众能节省自己的创业成本, 有效发挥自己的优势, 使得更多想创业的民众没有了后顾之忧, 主动加入创业的行列。平台通过科技公共服务, 为科技园产业园或产业集聚区内企业提供创新软硬件条件, 降低了企业创新创业成本和风险, 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 有效支持了企业创新创业。[3]基础公共服务的优化及加强, 使园区内的企业发展层次感更加分明, 有利于淘汰从事落后技术的企业;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2. 加强平台服务渠道建设

平台服务渠道是平台能作用于对象企业的具体手段, 加强平台服务渠道建设可提高平台作用于对象企业的实际能力。服务渠道的加强, 对平台作用的发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平台的服务渠道, 包括网络平台, 具体的技术支持, 线上指导、各种检测设备, 提供各种咨询服务等。首先, 平台的服务渠道建设应当考虑公共性。平台的服务渠道, 能服务于平台辐射范围内所有需要提供服务的企业。这种渠道的公共性不会因企业规模的大小而有所改变。其次, 在平台服务渠道的建构过程中, 要根据不同企业的不同性质构筑不同特点和特色的服务渠道。即服务渠道既有基础性的共性渠道, 又有根据不同特点而建构的特色型或定制型渠道。平台服务渠道的容纳量要根据企业, 也就是服务对象的数量来制定。再次, 平台设计要有一定的前瞻性, 能科学考虑到未来的发展规模及趋势。最后, 在平台服务渠道自身建设过程中, 要不断加强其同其他区域平台服务渠道的互动交流, 在交流互动的过程中汲取对自身建设有益的养分。

平台的服务渠道建设要考虑到平台自身的性质、特点, 符合平台自身的运行规律, 还要考虑到平台提供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平台服务渠道建设应当综合考虑平台在提供基础技术上的适用性、提供服务上的类似性, 以及人力资源上的优势。它可以承担企业员工的入职培训、业务培训等具体工作, 帮助企业提升人力资源质量。平台的服务渠道建设要充分发挥平台在基础服务及对外联系方面的优势, 达到发展完善服务渠道的效果。利用服务渠道收集行业内的最新发展信息, 研究行业发展趋势。通过与著名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实现促进企业发展的目标。

摘要：现代科技的发展给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公共性既是技术服务平台的内在属性, 也是技术服务平台在运行过程中的外在表现。本文讨论了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公共性特征, 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加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提出了建议意见。

关键词：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公共性,服务渠道

参考文献

[1]王兮.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建设模式探析[J].经营管理者, 2014 (15) .

[2]刘万义.国内共性技术服务平台的建设实践与经验启示[J].中国计量, 2008 (12) .

[3]杨艳红, 等.江苏科技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与思考[J].科技管理研究, 2012 (4) .

公共特征 篇2

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特征

公共部门就业人员特别是政府公务员有着一些不同于企业员工的特点。前者所从事的是公共事务活动，他们行使公共权力，追求公共利益，提供公共物品，担负公共责任。因此，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就具有某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不具备的内容和特质。一方面，它要反映一般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哲学，采取某些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相同或相似的新管理方式；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公共管理新哲学，必须反映与公共权力的行使密切相关，具有政治性或公共性的特征，以区别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公共管理本质特征。

1.管理的公开性

企业管理与公共管理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必须履行一般的管理职能。但是公共管理在许多重要方面是与企业管理存在着差别的。它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其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无偿占有社会公共资源，并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中的人事管理系统比企业中的人事管理系统更加复杂和严格。它们接受公民的委托，代表公民去做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有关事情，它们要向公民负责，同时接受公民监督。正因为如此，公共组织内部管理制度的公开性成为其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特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往往是企业商业秘密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公开性在保证实现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公平性方面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增加了人力资源管理的难度，提高了对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专业人员的职业化水平的要求。

2.管理的复杂性

与企业管理不同，公共管理包括了广泛而复杂的政府活动，而且公共管理的运作是在政治环境中进行的。它是一个纵横交错、层层节制的官僚制组织结构体系，要求目标统一、责权统一和功能配置统一。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既受到政府组织的影响，也受到其它部门的影响，它的这一特殊性增加了对其管理的复杂性，提高了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难度。

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对公共人力资源的绩效管理难度上。公共部门绩效评估面临着诸多的难度：产出难以量化；目标缺乏准确性；绩效指标难以确定；评估信息系统不健全；管理者与评估者相对立等等。这其中有些困难如产出的特殊性和目标的多重性是无法通过努力就能改变的。

3.管理的稳定性

公共组织的结构很少发生变化，管理模式也很少发生根本性变革，与企业组织相比，公共组织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这对人力资源管理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是，由于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稳定，员工的组织预期和行为方式可以长期化。不利的是，公共组织往往不能像企业那样，通过组织结构的变革，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激励手段缺损。

4.管理的法制性

由于宪法、法律和各项行政条例等法律手段是公共组织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方式，因此公共组织的人力资源的规划、开发等活动都是有法可依的。一方面国家制定专门的法律和法规对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的组织机构及其宗旨、行为规范等一系列管理行为进行规定，另一方面公共组织要依法合理地行使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权力。这也是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一大特点。

5.管理的权威性

公共特征 篇3

摘要：西方的公租房建设始于20世纪初期，在二战后获得了快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进入转型调整期。以德国和英国为例，对比分析两种不同制度环境下产生的公租房供给政策、由此产生的两种供给模式的特点，以及各自对住房市场及对社会空间产生的影响。最后通过总结两种模式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公租房社区的建设和公租房供给方式的优化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西方，公共租赁住房，政策，启示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9138-（2016）08-0065-70收稿日期：2016-06-13

1 引言

公共租赁住房（以下简称公租房）是西方国家在特定时期内保证城市住房供给、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的福利性住房供给类型。20世纪初，为应对工业革命引发的城市住宅短缺、产业工人居住条件恶劣等现实问题，公租房供给作为一项福利政策应运而生，二战以后各国通过立法途径迎来公租房建设高潮，期间民间资本和力量也不断加入公租房建设领域，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的成功运用保障了公租房的多样化供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租房建设量不断减少，同时通过折价销售的方式，大量的旧公租房转变为私有属性，导致其占住房总量的比重也不断下降，政府在住房领域的福利投入更多地转向直接为目标家庭提供租房补贴，以及如何通过税收、补贴等手段鼓励城市家庭购房。

英国是历史上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其公租房发展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具有较好的典型性；德国的公租房建设模式具备一定的特殊性，也是“社会型市场”下创新了公租房与营利性住房相互竞争实现整个住房良性成熟发展的典型（吉姆·凯梅尼，2010）。这两类公租房模式对我国公租房建设均具有借鉴意义。

2 西方公共租赁住房发展演变阶段

西方的公租房已经拥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大体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

2.1 兴起阶段：20世纪初——二战前

20世纪初，受工业革命影响，西方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城市人口出现了“爆炸性”增长。英国伦敦的城市人口从1750年的70万增长到1939年的160万，大量产业工人的集聚导致城市住房短缺、居住条件恶劣、公共卫生设施缺乏等问题。早在1890年就实施的英国《工人阶级住房法》（1900年对其进行了修订）鼓励地方政府改善工薪阶层居住条件，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伦敦东区建成首个公租房社区，从此以后，地方政府建设保障性住房都获得了中央政府财政支持。在德国，一战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魏玛宪法》第一次通过立法途径明确提供住房给民众是国家的职责之一。1933年纳粹上台后直到二战结束，纳粹德国政府开展了极端标准化的公共住房建设。

2.2 快速推进阶段：二战后——20世纪7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住房在战争中被摧毁，同时由于资本市场在战后受到重创，无法为住房项目建设进行资本支持，市场化住房供给或民间资本自建住房依然乏力，同时受到当时盛行的福利国家理论影响，西方各国的公共财政开始致力于投资建设公租房。

德国分别在1950年和1956年制定了第一、二部《住房建设法》（WoBauG），规定政府如何通过税收减免和低息贷款支持包括私人资本在内的投资主体开展社会住房（即公租房）的建设，逐渐建立了包括城市政府、公有企业兴建的公租房和依托民间资本建设的具有社会住房属性的“公租房”在内的多途径公租房供应模式。1950-1955年，德国范围内有180万套住宅得到资助；1949-1952年间，在现在巴登符腾堡州地域225000套新建成的房屋中大约75%属于社会住房；20世纪50年代末，德国的社会住房占新建住房的70%（Andrej Holm，2005）。20世纪60年代，英国由地方政府出资建设的公租房占到住房总量的1/3（吉姆·凯梅尼，2010），公租房对于解决战后民众的住房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2.3 转型调整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进入后现代社会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在达到70%后呈现缓慢、稳定的发展态势，也意味着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住房短缺时代已经结束。同时，随着经济的稳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城市居民的住房购买力逐步提升，公共财政的投资重点也由公租房转向城市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其他公共产品的提供。

英国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停止公租房建设，并在1988年的《住房法》中提出了“购买权”（Right–to–buy）政策，同意租住2年以上的租户可以折价购买自己所租住的公租房（Holmans，2005）。同时，公租房的产权和管理也从地方政府向住房协会转移（Holmans，2005）。这一政策变动推动了英国的可负担住房政策向社会住房模式转型，即由政府主导的公租房建设向推动私有化和社会化改革（刘志林，2010），也在短期内提高了英国的住宅私有化水平。2011年一份来自世界经合组织（OECD）的报告显示，当年英国的市场住房拥有率已经高达70.7%。

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取消了“国家控制住房政策”，1988年住房福利政策中一些优惠条件被废除，同时推进的还有住宅建设和房屋市场私有化进程，部分城市将福利性公租房出售给私人业主。同时，每年因为还清低息贷款而回归正常属性的社会住房逐渐增加，这些都使得公租房的数量和比例急剧下降，以柏林市为例。2006年，城西（原西柏林）社会住房仅为9%，城东（原东柏林）为24%（沈璐，2007），整个德国的社会住房仅占所有房屋总量的4%（Andrej Holm，2005）。2002年生效的德国《住房资助法》提出政府对住房的资助主要是对符合标准的低收入家庭以及怀孕者、老年人、无家可归者给予直接的资金补贴、提供抵押和担保以及提供优惠的建造宅基地，表明德国政府在住房领域的政策导向从“向广大的各阶层人民提供适当的住宅空间”，逐渐转向“资助那些不能在市场上获得适当住宅空间并且依赖于辅助措施的家庭”（胡川宁，2013）。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由政府或者公共部门建设的大型公共租赁社区普遍呈现衰败景象。一方面是由于早期建设标准较低带来的建筑老化、景观破败等物质空间衰退；另一方面是由于低收入阶层、失业人口在这类社区长期集聚，使公租房社区逐渐沦为“贫民区”。Harloe（1985）指出，“社会租赁住房正在边缘化”，Emms（1990）也通过研究指出西方国家的社会租赁住房正在“加速螺旋形坠落”。

3 西方公共租赁住房供给特征的比较研究——以英国、法国为例

西方各个国家的公租房发展阶段虽然基本吻合，但是在政策内容和供给模式等方面仍然表现出明显差异，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大类型：一类是营利性市场下的公租房供给模式，即受到凯恩斯主义追求市场利益最大化的影响，西方的公租房供给与租赁市场、购房市场相分离，主要表现为以政府主导提供成本型租赁住房为主的公租房供给模式，以英国为典型；另一类是社会型市场下的公租房供给模式，即在“保证重要的社会目标构建于市场之内”的原则下（Barry，1993），公租房采取多种供给途径，并且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引导成本型租赁住房与营利性市场租赁住房之间开展竞争，以德国为典型。

3.1 营利性市场下的公租房供给特点——以英国为例

第一，由政府直接提供住房。英国的公租房也叫公共住房（Council Housing），是由中央政府通过设置中央公共住房基金，向地方政府提供财政补贴，地方政府负责社会住房的规划、直接投资和管理，并通过其下属的地方住房管理局（LHAS）负责具体事宜，具体的建设工程由私营建筑公司负责。

第二，以大型租赁式社区的形式进行建设，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居住空间分异。后期采取的折价出售政策使得社会住房数量急剧减少，低收入阶层进一步被边缘化，也加剧了居住空间的分异，同时因为低价购买此类住房的多为中低收入家庭，在购买后的几年里出现了严重的负债（见表1），区位偏远的公共住房社区沦为大型衰败社区，成为景观破败、环境恶化、犯罪频发的消极空间。

第三，公共住房占总住房数的比例较少，因此主要提供给无家可归者、住房质量差或者过度拥挤的家庭、经济收入达到一定标准的低收入家庭。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这类社会夹心层不在受惠条件内，其政策的覆盖人群比较有限，再加上严格的资格审查，对社会的吸引力非常有限。

第四，公共住房采取独立建设、独立定价、独立管理，与市场住房租赁、购房市场相分离的运作方式。在租金制定方面，地方政府对公租房租金实行统一标准，并独立于市场租赁住房的价格体系，也被称为“成本型租赁住房”（吉姆·凯梅尼，2010）。因此，公共住房对住房市场的影响微乎其微。

瑞典学者吉姆·凯梅尼将这种公租房形容为“打上负面烙印的残余化的公租房”，认为这一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将大部分城市居民推向了市场租赁一方，并认为这是这一政策本身想要导向的结果，是“不成熟”的租赁体制。

3.2 社会型市场下的公租房供给特点——以德国为例

本文主要介绍德国最具特色的“社会住房”（Sozialwohungen），是德国二战后主要的公租房供给类型，即政府通过低息贷款和补助、费税减免、低价土地出让等方式吸引社会投资，所有新建住房的房东可获得15-30年的政府补贴（各州年限不尽相同，最长可达60年）。受到资助建设的住房自建成之日起就拥有“社会住房”属性，纳入政府公共住房范畴并受到政府对租金水平的管理。德国《住房法》规定，这种属性在还清所有公共款项资助后便不复存在，房屋就回归到普通住房性质并且进入市场自由流通。民众也可以在自己建设自住用途房屋时得到政府资助，公共资助来源由州政府担保（其中50%由联邦政府再担保），由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参与。

第一，这种广泛吸收民间力量建设的“社会住房”具有数量大、分布均衡、受众群体广等特点，且在较广的地域范围内实现了不同收入阶层的混合居住。德国社会住房的目标人群是“广泛的人民阶层”（也是以收入作为衡量标准），因此，在战后重建年代，约有80%的德国民众获得了租住社会住房的权利。而通过税收、贷款等政策广泛吸纳民间房源（即一定时期承担“社会住房”功能的私人房源）的方法是保障供给的重要手段。

第二，政府退回到游戏规则的制定方，通过立法、税收、贷款等政策手段支持公租房供给，并对其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而不是直接参与建设，有利于理清主体、分离权责。此外，当旧的住房回归正常属性后，又有新的受补贴住房补充社会住房，有利于建立起长效机制。

第三，鼓励市场住房与社会住房相互竞争。社会住房的最高租金限制会在政府进行住房资助初期与建设者进行协定，一般根据项目资助的金额协商租金的合理区间，且不允许超过本地的相对平均租金。此外，德国在市场租房领域实施“解约保护”和“租金约束”政策，“解约保护”即承租人可以不用给出理由和出租人解约，但是出租人需要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才能提出解约要求；“租金约束”即3年之内出租人不得提高当地房租水平的20%以上，各州政府每年根据数据分析制定当地租金水平，这种被称为“镜面租金”的定价相当于地方基准租金。政府对何种租赁住房占据主导地位并不进行目标预设（吉姆·凯梅尼，2010），这极大地约束了住房租赁市场的价格，甚至对住房销售市场都形成冲击。2011年，德国的住房私有率仅为41.0%，租房市场的活跃程度可见一斑。

4 对我国公租房社区建设的启示

2014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54.77%，正处于人口和资源向城市集聚的发展阶段，为解决大量外来务工群体和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大型公租房社区建设正在各大城市如火如荼地开展。这种大尺度、大规模的低收入社区与英国等国家的大型公共住房社区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正在加剧城市的居住空间分异，我们应该从西方国家的公租房建设过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公租房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4.1 现有公租房社区向“新城化”转型

我国当前大部分城市的公租房社区选址偏远。以南京市为例，主城区的公租房社区集中在绕城公路外侧的四大保障房片区，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大尺度的低收入社区已经形成并正在加速发展，这些按照低标准建设的成本型社区未来如何避免沦为城市的衰败社区和消极空间？这不仅仅是城市规划建设的课题也是社会学需要关注的课题。笔者认为，对于既成事实的大尺度公租房社区或者保障房片区，应当按照新城建设的标准，配套完善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提供多样化的就业岗位，避免地区功能和居民构成的单一化发展。

4.2 研究此类社区的更新途径和方法

尽管国内已经有不少学者对保障房社区未来的走向表示担忧，但是对这些社区更新机制的研究仍然欠缺，或许二三十年的周期过后，这类社区的建筑、环境以及社区群体的构成不可避免地会呈现“消极化”趋势。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尝试对其进行更新和活力再造，而不是任其灭亡或者一拆了之，这是基于“存量规划”的要求，也是城市规划和发展需要动态评估和调整的现实需求。因此，城市规划和城市社会学领域需要对此类社区未来发展的评估和可能的更新机制进行前瞻性研究。

4.3 创新多样化、多途径的公租房供给方式

我国公租房主要面向外来务工人员、新就业大学生和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供给方式为政府主导的实物配租，未来可以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特点，鼓励企业建设人才公寓并纳入公租房管理框架，就近提供房源。政府也可通过城中村改造，以及对租赁式公寓建设等项目提供资金补贴或低息贷款等途径，与业主或者开发商协商提供部分公租房房源。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低价收购和改造楼房以及公房改造项目来增加房源供给，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在保证多种房源供给的前提下，逐渐打破单一的建设大规模低收入社区的供给局面，增加混合居住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钱云 庄子莹 景娟.欧洲大型公共租赁住区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的启示.住区.2013.4

2.吉姆·凯梅尼.从公共住房到社会市场——租赁住房政策的比较研究.王韬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3.赵煦.伦敦城市人口迁入初探（1550-1750）.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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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ndrej Holm，Nur Eine Soziale Zwischennutzung，Sozialer Wohnungsbau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edeutet Eine Zeitlich Begrenzte Eigenschaft.MieterEcho.2005

6.Holmans， A E.Housing and Housing Policy in England 1975-2002：Chronology and Commentary [R].Report for the Office of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Cambridge：Centre for Housing and Planning Research.2005

7.刘志林.公共租赁住房政策：基本模式、政策转型及其借鉴意义.现代城市研究.2010.10

8.Andrews，D.，A.Caldera Sánchez. Drivers of Homeownership Rates in Selected OECD Countries.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2011.849

9.沈璐.德国的社会福利住房.北京规划建设.2007.4

10.胡川宁.德国社会住房法律制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3.3

作者简介：

徐菊芬，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城市与资源学院讲师。

郑英嘉，德国卡塞尔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专业本科生。

微博公共话语建构特征分析 篇4

主体间交往活动的生活世界遭到现代社会的严重破坏, 人们之间的精神交往和思想沟通日益困难, 哈贝马斯提出救赎的方案是交往的合理化, 即通过整个社会的合理化交往, 来重建一个有序而规范的公共领域①;这种主体间符号的协调与互动, 以语言为媒介, 通过对话沟通, 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②。哈贝马斯提出社会交往行为走向交往合理性的路径是:在建立共同价值规范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平等对话, 对话有效性的原则是真实、真诚和正确三个方面③。

(1) 参与者所表达的内容被认为是真实的; (2) 参与者的表达倾向被认为是真诚的; (3) 就社会期望的角度而言, 其表达被认可是正确的。

交往理论的第二个基本观点就是选择合适的语言。哈贝马斯认为:“我把交往行为视为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行为, 在那里所有行为者都致力于调节他们的交往行为, 都追求以言行事的目的, 并且只追求这些目的。” (4) 语言符号是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关键要素, 要促成参与者之间的对话和沟通, 交往主体就要让自己的语言符号表达能够为参与者所理解。

第三, 主体间开展充分的对话活动。对话是人们达成共识的最有效的方法, 在交往行为理论中, 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是不受控制的, 能在没有任何外来的强加的压力下充分论证各自的观点。开放而自由的讨论促成理性共识的达成。这种共识诚然也存在一种“强制”, 但因为真正遵循了共同的规范, 因而实际上是达到了“无强制”的境界 (5) 。

话语就是利益相关者的言说过程、表达内容和表达形式, 公共话语是一个公众群体言说的动态过程, 意见的充分交换、交流沟通的合理化。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需要一个开放、自由的交流平台, 实现主体间交往性的合理性, 在一套合理化规范下选用合适的语言平等对话。从当前的传播形态来看, 微博在传播形态上都具备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公共话语的理想模型建构中的特质:公众的平民化, 内容的自我表达, 交流的互动与平等。随着微博平台影响力的加强和人们对微博黏性的增加, 这一话语空间也将逐渐扩展。公众言说过程加快, 意见交换频繁, 促进理性对话的形成。

在哈贝马斯的理性交往行为理论的路径与选择的框架下, 笔者拟从信息来源与传播、修辞倾向和话语形态三个层面来分析微博中公共话语的话语建构特征。

(一) 微博公共话语对话与交流的准则

(1) 参与者所表达的内容被认为是真实的。

微博用户有相当一部分是实名认证的知识分子在发布信息。真实身份这一知名度为话语的形成提供沟通与交流的保障, 他们代表社会公众发出了声音。另外, 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用户信息来源渠道多, 不仅仅关注国内各大媒体, 更关注国际媒体报道和既有的广泛的人际圈层, 更有甚者“翻墙”以发布令人闻所未闻的消息。鉴于国内大众传媒在公共话语空间的萎缩, 这样的多视角、多渠道的信息发布在知名度的基础上增加了信息发布者的美誉度, 粉丝的大量转发和纯粉的涌现就是对这些意见领袖们的认可, 尤其是对发布较模糊的信息的问题上, 其他渠道的信息甚至是小道消息以及意见领袖们的评论就促成讨论者对话的焦点。

(2) 参与者的表达倾向被认为是真诚的。

微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交网络的平台, 呈现出弱连接强关系的特征, 最核心的关系基本上是既有的人际交往圈子, 成员之间相互了解, 关系密切, 平等交流, 自由表达。

事实上, 强弱关系并不仅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类型决定, 还会由六度理论的度数决定。可以理解的是:1度关系肯定要比2度关系强。除了核心人际圈子外, 关系网络间对话交流的行为主体主要是基于兴趣和爱好以及同应用等建立起来的, 其话语规范主要受制于这些圈层之间的重合程度。

(3) 就社会期望的角度而言, 交往主体的表达被认可是正确的。

大众话语与公共话语的分水岭就是话语的理性与否。理性的对话交流和沟通以促成公共策略的形成也是社会公众的期望, 更是“拟态环境”下交流主体的共识。微博中一些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个人身份, 同时也是作为工具理性用以标示一部分社群, 尤其是草根阶层的利益, 因而, 公共话语交流下的知识分子具有现代的理性批判精神。这部分“意见领袖”有利于引导微博公共话语交流行为走向合理化。

(二) 对话的修辞倾向

实现有效对话的条件是对语言表达的选择。微博公共话语空间的实现依赖话语主体在对话与交往中遵循共同规范的语言表达。

(1) 微博中话语交流者的修辞意图。话语修辞是为意见的表达, 微博时代个体价值凸显, 主体间的自由交流和沟通彰显出社会关系的重构, 草根阶层, 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发表言论的热情高涨, 当事件舆论一旦形成, 各种意见即迅速进入舆论主战场, 纷纷转发或发表事件的相关信息或评论。在微博以几何级数传播速度助推下, 事件将被迅速推至舆论高潮, 进一步扩大了事件的影响, 这种转发与评论、交流的互动, 是为促进问题的理性解决这一共同目的。

(2) 微博中话语表达者的修辞能力和粉丝的接受能力。微博中的公共话语集中在意见领袖们的手里,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本身具有较好的语言表达技能、更理性的、多角度和个性化思考问题的方式, 在较高的文化、专业素养的背景下, 他们对事件的评价更为独到。微博受字数的限制, 所以, 语言表达质量最为关键, 既要能说明观点和问题, 又要简单明了。

微博意见领袖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对公共社会问题比较关注, 对网络语言敏感, 与之形成关注关系的微博用户们通过微博了解相关问题, 增强了他们对社会公共问题的参与能力。

(3) 社会文化环境对修辞的影响。社会文化环境遭遇网络空间的解构和重构。在大众传媒的单向度传播环境下, 公众个人对社会公共问题的参与处于一种“潜抑状态” (6) , 言论表达呈现出单一化、封闭化的怪圈。微博传播的超强互动性使得微博话语空间的去中心化特质更彻底, 宽松、自由言说的网络文化彰显出话语的个性化, 平等交流的价值观, 呈现的是一种开放的“参与状态”。

在公共事件的传播中, 微博意见领袖往往走在前列, 运用当下流行的网络语汇或调侃或暗示, 化严肃为愉悦;网络流行语和新语汇总是能激发起阅读者的兴趣, 或转发或追随评论,

(三) 对话与交流的话语形态

话语形态则是指参与媒介表述的个体对社会议题的语义指向, 如提出政策建议或观点、明显情绪化的意见和对自身利益受伤害后的诉求表达等。对话是实现合理化交往的最有效的途径, 对话即交往, 各方面都参与进来的充分的商谈才会使得主体的利益被充分考虑到, 人们能在没有任何外来的强加的压力下充分论证各自的观点。

微博中公共话语的话语形态, 不管是理性的建议和观点也好, 还是个人情绪化的意见表达, 都体现出主体的参与意识, 是主体间参与体验公共社会问题的表现和结果。微博用户粘性的增强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参与感的满足 (7) 。

诚然, 微博公共话语空间建构过程中还有诸多的障碍和欠缺, 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地分析探讨。

摘要：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主要是指主体间通过语言的沟通和交流, 求得相互理解、共同合作的行为。其交往行为理论把语言作为达到理解和共识的中介, 通过重新界定理性, 将交往理性从理论层面扩展到实践层面, 认为交往主体间交往需要普遍认同和遵循的规范, 同时, 实现交往合理性还需要交往主体选择合适的语言、开展有效的对话活动。本文即是在交往行为理论的观照下对微博中的公共话语传播特征进行的试探性分析。

关键词：微博,公共话语,主体间交往,修辞倾向,话语形态

注释

1史莉洁, 《浅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沈阳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03期。

2孟威, 《“合理化”的意义与实现》,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02期。

3程曼丽, 《国家形象危机中的传播策略分析》, 《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3期。

公共特征 篇5

前言

通过教育部2002年颁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对普通高校体育课程的界定，基本确定了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程基本特征，但是作为我国有几千所不同类别和级别的高等院校来说，由于其学校的性质所致，使公共体育课的教学改革呈现各自不同的特点。鉴于我国教学研究型大学的体育课程建设引领着我国本科体育教学的潮流因此，对这些学校当前公共体育课程特征的分析，不但有助于这些学校的进一步体育教学改革，而且将指导我国普通学校体育课程的建设。基本教学背景

1．1 办学规模

目前我国的高等院校可分教学型、教学研究型、研究型三类。教学研究型大学是以本科生教育作为学校的根本，以研究生教育作为学校发展，一般全日制学生规模1．5万至2万人，在校研究生人数达到1200至1500人。

1．2 学科建设

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学科建设初具规模，有相应国家、省、校级的重点学科。学科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体现在在校研究生的规模，实验室的档次，学科布点和地位，科研经费、论文(著)数量和质量等。目前认为本科的课程教学，依附于学科，学科指导相应专业教学，教学与科研统一于学科之中。在高校精品课程建设的评价指标中，学科建设程度对课程建设的影响占有相当的权重，教学研究型大学以学科建设推动课程建设的理念来进行教学改革和创新已深人人心。

1．3 校园文化建设

一流的大学就有一流的校园文化，校园文化是育人的外部环境，是对大学生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因此，校园文化建设是高素质人才培养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之一。

1．4 师资要求

教学研究型大学80％以上的教师要具有研究生学历，其中博士学历者占30％，高级职称教师占50％以上，这两个基本的指标水平，充分反映了教学研究型大学对师资队伍建设的要求，也是基本目标。

1．5 学分制教学管理

目前，我国提出要建成教学研究型大学的高校，普遍着手进行学分制的教学管理改革。学分制教学管理是弹性学制下教学管理的必然结果，而弹性学制是在“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下实行的一种学籍管理制度，是高校出高素质并具有创新精神专门人才的制度保证。

1．6 学校办学实力

近几年是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时期，全国属于教学研究型大学基本属于各省、市的重点高校，有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学校的声誉较高，直接反映在报考学生人数较多，所以，促使学校规模迅速扩大，学校办学空间和经费也紧紧跟上，办学效益较好，形成了良性发展的局面，相对具有雄厚的办学条件。公共体育课程的特征

2．1 健康教育的平台

2．1．1课程设置。合理的课程设置和丰富的课程资源是形成大学健康教育平台的基础。根据200年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的规定，大学一、二年级开设体育必修课，大学三、四年级开设体育选修课，体育必修课建议全部开设选项课，选项内容应根据学生的兴趣需要给予按排。虽然，目前全国一些高校实施学分制，但一般都以4个学期的学时数，或以4至8个学分作为体育必修课的基本管理模式。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计划中，把体育课程作为大学生进行身体练习和体育健身教育的中心环节，是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途经。因此体育课的设置，也就在组织形式上给了大学生们在校期间进行健康教育的平台。专项体育训练练课和保健课是二种特殊的组织形式，但也是健康教育平台不可缺少的部分。

2．1．2课程资源。大学阶段的体育课程目标，决定了大学体育课程的结构，而大学体育课程的结构决定了体育课的内容要符合学生的需要，相对体育课程的资源提出了特殊要求，这些体育课程的资源不是简单的以往对学校场、馆设施的规范标准，而是各个学校主要根据选项课要求和气候变化所配置场、馆、设施。目前全国普通高校十分重视对体育课对体课程资源的建设和提高利用率的工作，把它作为在硬件上进行健康教育的平台。

2．2 健康教育的内在化

对于普通高校的大学生来说，要具备一定的身体练习能力，养成良好的锻炼身体的习惯，使身体练习成为日常生活中行为规范，必须有个健康教育的内在过程，而这个内在过程主要还是在非体育教学(体育课)中进行的，这个内在过程是柔性的，而不是传统的、强制性的措施。

2．2．1运动队建设。普通高校的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和比赛，可以激发所在学校同学对某项运动的热爱，通过对某一特定队比赛、训练的欣赏和助阵，会在心理上对这项运动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对特定运动的学习和理解，包括技、战术运用和规则的理解，最终上升到一种文化的需要，这是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2．2．2课外活动。课外活动分无序和有序，是学生自发的一种学习和体验，随着对每个同学健康教育的深入(包括中、小学的健康教育)，在校的课外活动逐渐成为终身健康教育的过渡阶段，这即使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检验学生健康教育程度的重要指标。

2．2．3单项运动俱乐部。单项运动俱乐部是一个为开展某项运动而形成的组织，往往具有社团性质，它的组织形式可以是严密的，也可以是松散的，在俱乐部里可以有分等级的赛会制，各种运动技、战术及规则的讲座，但俱乐部形式只能被认为是一种活动形式，而非教学形式，如果以健康教育过程的身体练习特性(活动性)，把体育教学俱乐部化，那么就失去了课程的内涵，而仅仅只有课程的外延，这是不足取的。

2．3 教学与科研的统一

体育教师历来以敬岗敬业、埋头苦干而著称。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学生素质和学生所迫切需要的健身理念和健身方法手段，要求体育教师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才能使学生的身体素质教育落在实处。体育教师的科研能力也是教学水平上层次、上档次的标志。对教学科研型大学师资在科研上的要求，还不如说是在教学业务水平上的深化。因为对课程的深厚理解，把握最新教学动态，必须有相应的科研来支撑，体育教学也不例外，目前，体育教学理念变化所带来的体育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日新月异变化，本身就是一个研究的过程，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学生，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体育课程理论体系灌输给他们，不可能使健身习惯和健身能力得到预期的培养。因此，体育教师必须通过不断的科学研究完善和发展体育课程的专业(专项)知识，并充实在具体的体育教学实践中。

2．4 体现教学基本手段的教改

2．4．1教材建设。教材就是教学的范本，但面对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学生而言，不可能对固定教材过分依赖，应该介绍大量的指导阅读书，让他们自由选择阅读，而教师应该自编一些导读性的讲义，要改变一本教材统治体育教学的现象，否则，学生是不会接受的。优秀的体育课实践教材，必须注重健身方法、手段和身体练习步骤、身体运动监控等介绍，同时，也要考虑国际化的教材应用，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后大学体育所面临的挑战作好准备。如果能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教材，那就是一部成功的学术作品。

2．4．2现代教学手段。多媒体软件应用是教学手段现代化的标志，也是为网上教学并共享相应优质教学资源的先期工作。体育教学本身就是一个身体教育的过程，所以，应该发挥这个能很好表现肢体语言的优势，来发展体育实践课的多媒体软件，要把课件的使用作为教师的一项基本技能，在这个基础不断提高多媒体制作水平。

2．5 教学现代化管理

2．5．1学分制与学年制。学分制以及相应的弹性学制是教学研究型大学学籍管理制度的必然趋势。大学生生源中的年龄跨度日益扩大，公共体育课应该根据教学目标，把掌握运动技能赋予相应学分，由学生挑选相应阶段来获得。而学生体能状况以学年制来管理，即在校期间，每年给予一个评价，毕业时统算，以合格制作为标准。

2．5．2网络管理。网络管理是教学现代化管理的标志。基本包括网上选课、网络课程资源享受，网上体育课程成绩管理等。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其自由度都很大，且节奏又很快，同时，从教学管理者角度而言，所控制的信息比几年前大了几倍，因此，方便快捷的网络教学管理势在必行。结论

3．1 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规模和学生的特点，要求体育教学必须由现代化的管理来实施。

3．2 对于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学生来说，接受体育教育不仅限于课中的形式，课外的运动竞赛和训练、俱乐部活动都是重要的健身甚至健心的有效途径。

3．3 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定位，要求体育教师必须有较高的专业性学术造诣，才能以系统的、前瞻性的、科学的专业知识引导学生，才会使学生有良好的健身习惯和健身能力。

公共特征 篇6

关键词:公共领域;父权特征;女性主义;网络媒体

中图分类号:B505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7-4244(2010)06-0031-03

从1962年哈贝马斯出版著名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以来,虽然这本书出版后也沉寂了一段时间,但之后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崇。哈贝马斯也借助也“公共领域”的概念为其公共交往理论铺垫了基础,建构起了其社会进化模式。但是,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批判也一直没有停止,最主要的表现在神学界、左翼学者和女性主义学者的挑战,其中最尖锐的要数女性主义者,他们更多的是把矛头指向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的性别盲点。其实,在西方哲学语境中,公共领域一开始就是带有父权特征的,这可以视为西方哲学的一个传统。以美国学者南希·弗雷泽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尽管做了很多的理论尝试,但依然没有建构起女性主义的公共领域,而另一些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则把目光转想了现代传播方式对女性公共领域的支持。

一、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父权特征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中,哈贝马斯讨论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起源,家庭被视为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的核心,从家庭到公共领域的过渡中,公共领域很明显的也带上了小家庭的父权特征。在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中,哈贝马斯分析了市民家庭和公众私人性的机制化,家庭也明确的表现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线,小家庭的内部天地是相应于政治-经济解放的心理解放场所。“妻子和孩子依赖一家之主,和物主在市场上的独立性是相一致的;市场上的私人自律在这里转变成了权威,并使那种个体提出的自愿要求变成幻想。[1]”哈贝马斯依照弗洛伊德揭示的父权制下的内向机制,确定了公共领域的父权特征。

在1990年再版序言中,哈贝马斯显然已经注意到女性主义者的批评,他写到:“其间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研究文献使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到,公共领域本身就带有父权特征。公共领域很快地超出了女性参与构建的阅读公众,获得了政治功能。问题在于,女性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被排挤出去,与工人、农民和暴民,也就是说,没有独立地位的男性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被摈弃出去,其方式是否相同。[2]”

哈贝马斯引用了卡洛尔·佩特曼对女性能平等的进入到政治公共领域所持有的怀疑态度。卡洛尔·佩特曼认为,从结构来看,政治公共领域至今仍具有缺乏公共主题的私人领域的父权特征:“既然女性主义者的斗争已经赢得了几乎所有的正式公民平等权,此时所徒凸现出来的对立就是,依照男性形象塑造而成的平等与女性作为女性所应有的真正社会地位之间的对立。”

哈贝马斯还借用了福科将权利话语的形成规律视为总是能建构出“他者”的排挤机制,并通这一方式来理解传统的代表型公共领域与处于反地位的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把女权运动,看作一个被工人运动排挤在外的“他者”,并为女权运动指出了一条参与公共领域的途径,即女权运动可以加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以表达自身的话语,以求从内部改变这些话语以及公共领域结构本身。

事实上,哈贝马斯对于女性主义者的批判采取的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他并没有明确的给予女性主义者以支持,依然坚持了其公共领域概念的父权特征。

二、西方哲学公共领域父权特征的渊源

从西方哲学发展的纵向来观察,公共领域的父权特征并不只是哈贝马斯这里,把女性排除到公共领域之外,是西方哲学思想的一个传统。在西方政治理论对于女性的论述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期,女性的权利、价值、要求和愿望,自从文明社会出现劳动分工以来,就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轻视,甚至有意识地压制。

西方哲学理论的父权思想最早可以上溯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女性看做是没有理性的人,他把女性与奴隶、小孩和下等人等同而视。他认为“各种各样的欲望、快乐和苦恼都是在小孩、女人、奴隶和那些名义叫做自由人的为数众多的下等人身上出现的”。柏拉图对话《米诺篇》的主人公米诺(Meno)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特别是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基本区分作了简要概括:男人的美德是管理国家;女人的美德是“治理家庭、料理家务和服从丈夫”。

而对西方哲学思想父权特征打上烙印的,还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关于女性是没有理性的人的思想,认为女性在理性上具有先天的缺陷,是不完全的人。他明确指出男性与女性的关系自然是高级与低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显然作为统治者的一方是男性。

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公共领域或城邦超越了“单纯生活”的需要,它是为“善的生活”而存在的,而私人领域或家庭的目的是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公共领域代表着理性和文化,仅仅适合于自由男人追求善的生活和更高的精神需要,而私人领域存在于妻子与奴隶的生活领域,仅仅是为了单纯的食、色、住等自然需要。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女人生活在家庭领域,她们的职能由其角色所决定,她们的理性水平和道德品质同样受此限制,她们也没有资格参与公共领域的政治生活,是不允许进入政治领域的[2]。

近代思想家卢梭的思想中,“父权制”依然是其理论结构的主要特征。卢梭并没有把自己社会契约论中所主张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赋予妇女,而是以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来论证“父权制”理论,以性别自然目的论的神话来论证传统的性别分工,从而把女性置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卢梭认为,女性对男人的服从不是由于社会和经济原因,而是她们天生应当如此,这是一种大自然的馈赠。

卢梭认为,公民之间不能相互沟通,男性和女性之间不存在相互信任,如果给女人机会,她们会毁了男人,所以必须对她们严加控制,才能确保男性的自由。女人与男人的区别在于:她们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因此她们没有能够获得公民社会所必需的德性。男人也有感情,但是他们能够运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感性,因此能够创立和维护政治社会。

从卢梭开始,近代西方哲学思想中关于公共领域的思想就一直没有逃脱“父权制”的框架,父权制特征以经逐渐成为公共领域思想的基础,尽管女性主义者一直在从“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角度积极争取女性在公共领域的配额,但西方公共领域思想的主流依然是有父权特征的。

三、女性主义者构建女性公共领域的尝试

在女性主义者争取女性公共领域的理论尝试中,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和著作,其中以美国学者南希·弗雷泽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的批判最为典型。另外,随着新的传播技术和方式的诞生,一些女性主义者也试图通过新的传播方式,来找到对女性公共领域的支持[3]。

(一)南希·弗雷泽的女性公共领域

为了反思和修正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弗雷泽在研究了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概念的理论假设后,试图在此基础上确立女性公共领域概念。她主要从三个方面的假设来开辟女性公共领域。

第一个假设是公共领域的平等进入。而弗雷泽认为,搁置平等问题通常使得社会中的统治群体获利,会抑制大众的积极参与。而现实中,特别是在分层的社会中弱势群体往往被忽略。女性作为最大的弱势群体,在很多时候仍旧无法获得平等进入公共领域的可能。因此,只有真正消除了社会不平等,才能保证人们对公共领域的积极参与。对于女性来说,平等仍旧是一个奋斗目标。

第二个假设是公共领域是否单一的问题。弗雷泽提出多个公共领域的联结比单一的公共

领域更有优势。如果仅仅只有一个公共领域,下层难免被排除。在单一的公共领域中,妇女就是这样被排除了出去。而如果能够建立多样化的次级公共领域,被统治的社会群体,包括女性就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次级公共领域。

第三是假设是公共领域应该讨论什么样话题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区别于私人话题,公共领域中讨论的话题应该关系到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弗雷泽则致力于把女性问题引入到公共领域,来扩大公共领域所关心的问题,从而为女性公共领域找到立足之地。

但是,弗雷泽的思想却有其无法填补的理论空白。弗雷泽受到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多样化的公共领域,即一个可以不断任意组合、解体和重构的多维度空间。弗雷泽的女性公共领域模型也就建立在多元化的基础上。一旦公共领域在多元文化主义的鼓励下不断分化,这些多元的公共领域只能不断分化成更小的女性公共领域进而导致分裂。

弗雷泽建构的女性共领域显然还需要更过的考验。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模型,虽然已经受到包括后现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理论的冲击,但他已经对公共域概念进行过三点修正,也将在持续不断的挑战中继续下去。

(二)现代电影对女性公共领域的支持

日本学者斋滕绫子通过电影的图画,试图创建一个像“对抗性公共领域”这样的空间来支持女性公共领域。她引用德国导演亚历山大·克鲁格的话,“所谓‘对抗性公共空间’,也就是‘一种改变着,扩展着,并且增加着经验的公开言说的可能性的公共领域’。与克鲁格的阐释相反,似乎仍在发生着的却是那种‘虚假公共领域’的蔓延,即‘一种代理性的公共领域’,代理得如此之多,就像它已经包含了它所排斥的。”

斋滕绫子思路与弗雷泽有相似之处,即对传统的代理型公共领域的扩充来实现女性公共领域,只是区别的是,她更关注女性通过一些更新的形式进入公共领域。她指出:“我们必须明确地注意到数码科技的出现和信息网络的相应扩展。是的,它们是促进全球化的两个基本元素,但它们也可能成为创建‘对抗的’或‘别样的’公共领域的工具,正如我们已经在独立电影人和媒介制作者时网站和电子网络的广泛使用中的所见所闻。”

斋滕绫子以电影的手段,以情感的方式,来参与到女性公共领域的构建中来。“通过创建我们自己的批评‘空间’,开发我们的情感和身体经验以及话语,我们就能创造出我们自已的‘公共空间’。[4]”

(三)网络媒体对女性公共领域的支持

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是近年来带给哈贝马斯以大众传媒为操纵性力量的公共领域最多反思的机会。新的传播手段,滋生了新的传媒方式,女性主义者正是看到了女性在网络媒体中的积极作为,才又一次把希望寄托在通过对网络媒体的研究来构建自己的女性公共领域[5]。

虽然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女性有了更多表达公共领域意见的机会,以女性身体、话语为重要关注点的网络媒体也为女性成为公共领域中的组成部分提供了可能,但是,女性公共领域在网络媒体中构建依然具有其虚假性,女性事务在网络媒体中的繁荣背后依然有父权特征的痕迹,所以,女性主义者关于女性公共领域的构建依然还有一段很长时间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5-32.

[2]战洋.女性公共领域是否可能——以弗雷泽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批判为例[J].天津:天津社会科学,2006,(6).

[3]付翠莲.女性在公共领域“缺席”的政治哲学探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2).

[4](日)斋滕绫子.织泪成曲:哭泣的政治与重塑女性公共领域[J].范倍译.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3).

公共特征 篇7

在征信机构的模式选择上, 欧盟成员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和比利时等国家采用以中央银行建立的中央信贷登记系统为主体的社会信用管理模式, 该模式由中央银行建立中央信贷登记系统, 主要由政府出资, 建立全国数据库, 组成全国性的调查网络。如法国实施的是最严格的公共征信系统, 唯一的征信机构是信用服务调查中心, 该机构是1946年法兰西国家银行的组织下, 建立的含企业信贷登记系统和个人信贷登记系统两个子系统的公共信用登记系统。欧洲的中央银行管理公共征信系统, 只有被授权的中央银行工作人员才被允许进入公共征信系统。整个流程为:信息首先从参加机构流向公共征信系统;每家机构必须定期提供有关自己发放的每笔贷款的数据;公共征信系统汇总各家银行给同一借款人的贷款数据, 得到该借款人的资产负债情况。返回的信息流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为其报送贷款数据的借款人的总体负债情况;在提前申请的情况下也可获得新的信贷申请人的同类信息。

表1列出了欧洲公共征信系统的主要特点, 包括强制参与、保密、隐私保护、报告贷款信息的最低贷款规模要求以及计算机密集型技术。以下七个欧洲国家具有典型的公共征信系统, 捷克、保加利亚、斯洛伐克等国家也设立了公共征信体系。

处于中央银行监管之下的所有金融机构参加公共征信系统是强制性的。在奥地利、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 财务公司也可加入公共征信体系;在葡萄牙扩展到信用卡公司;在德国扩展到保险公司。与美国私营征信局的通过合同来管理的方式不同是, 公共征信体系是通过法规严格的执行管理。强制性和全体参加, 是公共征信系统与私营征信体系的关键差别。

公共征信系统始终根据为参加机构保密以及保护单个借款人隐私的原则运行。参加机构得到保证, 他们提供的数据仅以加总的形式公布, 只提供给其他信贷机构, 而且只为批准信贷的目的而提供。隐私保护法使单个借款人有权检查并更正在公共征信系统的档案。

公共征信系统还便于中央银行的监管, 这是其非常重要的功能。监管当局可以得到公共征信系统数据的全部细节。这些基础统计数据可以向监管当局提供有关借款人或银行风险暴露最新概览, 通过这些可以察觉出借款人是否会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这不仅能得到银行对一特定借款人的总风险暴露的信息, 也能够监测单个银行对特定放款机构的风险暴露。在一些没有公共征信系统的国家, 收集关于银行贷款的数据是仅用于监管当局的。公共征信系统的这种监督作用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些国家报告的信息不仅限于信用数据。

二、公共征信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一) 以互利原则为基础, 寻求征信机构与主要客户实现信息的有效共享

征信行业在发展初期主要的难题是信息的全面采集, 我国目前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从欧洲国家的经验得出:形成征信机构和银行、保险公司、租赁公司、电信公司等主要信息提供者合作的氛围至关重要, 也可以互利原则为基础,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共同确定信息共享的方式与范围。目前想获得所有信息提供者的支持有一定难度, 但可率先和最重要的信息提供者合作, 通过征信市场规模的较快扩张吸引更多的信息提供者的加入。同时通过公共征信体系的建立反补信息使用者。

(二) 应允许采集正面信息, 但要对正面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做出明确限定

法国的公共征信系统只收集和共享个人的负面信息, 包括个人信贷中的分期付款中的拖欠、信用卡的逾期和透支等信息。该系统也会收集合法的公告栏、法院和金融新闻等公布的个人信用负面信息作为参考。这种只收集负面信息而忽视正面信息不够科学和客观, 个人信用的真实状况很难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反应。因此, 应允许采集正面信息, 金融机构可以更好地防范风险, 消费者利益也会得到有利的保护, 降低消费者因过度负债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 客观上也会推动征信市场的健康发展。当然必须对正面信息的使用做出明确规定。比如德国的经验, 采取互利和共享的原则, 即只有提供正面信息的机构才能从征信机构获取征信信息, 并且只能获得与其向征信机构提供的信息类型相同的信息。这样规定可确保正面信息在合适的范围内使用, 有效保护消费者的隐私。

(三) 在法律和程序方面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

国际经验显示, 从法律上对信息采集和使用等做出明确规定, 是保护消费者利益和规范征信机构运营的基础。我国的征信行业尚处在起步阶段, 及早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 明确信息采集和使用的方式以及范围是关键。同时也要构筑严格的失信机制来提高失信成本。在正式法律出台之前, 征信机构应注重对消费者的保护, 如可先自行制订隐私保护政策, 在采集一些敏感信息时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从欧洲国家的经验看, 加强对征信机构的日常监督也是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方式。我国在对征信机构的管理方面可以借鉴这种做法, 但应明确这种监督主要是依据相关法律对征信机构业务程序的审查, 而不是对征信机构的随意干涉。

三、结论

在政府组织下的由中央银行或金融监管当局设立的公共征信体系可以有效发挥国家各有关部门的合力。我国的个人征信系统需要为金融监管服务, 也要为信贷决策服务, 所以建立中国人民银行主导的公共征信体系符合我国国情。我们需要在借鉴国外先进的征信经验基础上, 从个人征信机构组织模式、市场及监管、立法建设和隐私保护等方面确定我国个人征信体系。

参考文献

[1]唐明琴.征信机构建设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J].重庆社会科学, 2012 (10) .

[2]耿德科.征信体制建设及其对金融的影响[D].杭州:浙江大学, 2012.

[3]姚存祥.简析世界各国征信体系[J].中国信用卡, 2010 (08) .

公共特征 篇8

党的十六大以来, 苏州市围绕“富民强市”和“两个率先”的目标, 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 把改革的着力点放在构建城乡一体的政策制度框架上, 加大农村投入力度, 优化投资结构, 推动“三农”与“三化” (四化) 互动并进。同时, 注重创新实践, 鼓励基层探索, “三集中”、“三置换”、“三大合作”以及“三大并轨”等改革举措, 不断丰富着城乡一体科学发展的“苏州经验”和“苏州模式”。

一、第一阶段 (2004-2006 年) 苏州市农村公共投资重点领域

苏州市坚持从农民最迫切、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公共投资注重改善农民生活质量, 优化农村的生活环境、生产环境、生态环境和投资环境。2006年出台《苏州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行动计划》 (苏发[2006]17号) 等纲领性文件, 把“三大合作”作为新农村改革的重点, 整体推进新农村建设。

1.基础性生产公共投资重点领域

基础性生产公共投资重点领域始终围绕农田基础设施、水利设施、农村道路、供电设施, 但具体到每一阶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是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于2006 年及时编制了以“四个百万亩”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空间布局, 积极发展高效设施农业, 推进农业基地化、机械化生产。

二是于2003 年提出加强农村河网规划和建设, 巩固提高圩区防涝抗旱能力。全面理顺水系网络, 建立健全河道清淤保洁市场化运作机制, 着力营造“水资源、水环境、水安全、水文化”四位一体的新格局。

三是按照灰黑化、等级化标准, 加强农村公路建设。加快农村道路改造步伐, 消灭沙石公路, 提升畅通水平。

四是不断提升农村电网运行水平及农村用电优质服务水平, 为苏州地区新农村建设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

2.专业性生产公共投资重点领域

推进科技兴农, 推动农业科技不断创新, 深入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 2006 年市、县、乡三级现代农业网络初步建成。探索建立远程视频信息传递系统, 实现视频信息互动。

3.基础性生活公共投资重点领域

这一阶段的基础性生活公共投资重点围绕五个方面:

一是实施改水工程, 加快区域供水, 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二是加快农村厕所改造。三是加强农村环境整治, 在农民集中居住区统一铺设污水收集管网, 建设适度集中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四是持续加大农村基础教育。2002 年以来, 苏州率先普及高等教育和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2004年在江苏省率先通过高水平、高质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督查评估。2005 年9 月, 全面完成农村相对薄弱学校改造。五是大力发展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各县级市办好一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所卫生监督所;各中心镇办好一所卫生院、一所卫生监督分所。

4.改善性生活公共投资

第一, 着力推进农业生态建设。全面推进“绿色通道、绿色基地、绿色家园”活动, 着力抓好农村“四沿建设”, 提高森林覆盖率, 保护自然湿地。

第二, 设立新农村文化建设奖励引导专项资金, 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 繁荣农村基层文化事业。

二、第二阶段 (2007-2011 年) 苏州市农村公共投资重点领域

2009 年, 苏州市被列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四个试点城市之一。苏州市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 推进基础设施城乡区域共享、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城市文明进乡村。这一阶段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有四个方面:一是建立综合交通体系;二是建立防灾减灾体系;三是建立能源保障体系;四是建立信息基础设施。在2011年实现城乡低保并轨基础上, 2012年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和医保并轨。

1.基础性生产公共投资重点领域

这一阶段基础性生产公共投资重点是四个方面:

第一, 抓住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的契机,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第二, 改善现代农业设施装备。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发展先进实用农机具, 重点发展插秧机、高效植保机械为主的水稻生产机械, 鼓励发展小型园艺农机。

第三, 实施河网水系畅流工程, 加强湖泊的管理和保护。着力提升农村水利建设和管理水平。

第四, 不断提高农村供电可靠率、综合电压合格率。大力实施和加强农网科技进步、智能化试点等工程。

2.专业性生产公共投资重点领域

2010 年出台《关于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意见》, 加快市级“两网三系统”、“两电一信”、“三个技术”信息服务及镇村“信息服务站点”平台构建, 强化产品网上营销平台网站建设, 推动农业信息化普及应用。

3.基础性生活公共投资重点领域

这一时期, 基础性生活公共投资重点围绕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农村全面普及自来水, 加强水源地保护。稳步提高区域集中供水率, 并向直接饮用水水质方向努力。着力提升水利工程的文化内涵。着力提升水利科技的支撑能力, 以水利信息化带动水利现代化。

第二, 继续加快农村厕所改造, 提高无害化卫生户厕所率和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形成一批新农村建设的示范镇和示范村。

第三, 积极开展垃圾无害化集中处理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工作。加快形成农村垃圾处理长效机制, 各市都建成垃圾焚烧发电厂。

第四, 加快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现代化进程。到2007年, 苏州已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加快农村卫生现代化, 完善疾病预防控制和妇幼保健体系建设。

第五, 加快推进区域公交工作。到2010年底, 市 (区) 到所有中心镇公路路面全面达到六车道以上, 中心镇到镇公路路面全面达到四车道以上。

4.改善性生活公共投资重点领域

这一时期, 改善性生活公共投资重点突出农村生态改善、农村绿化及农村文化设施建设。

一是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补偿制度。2010 年7 月, 苏州在全省率先“试水”生态补偿机制, 即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 对因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及其功能, 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的地区给予经济补偿。

二是加快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提高“文化苏州”建设水平, 提升城市发展软实力。每年在市新农村建设资金中安排500万元专项, 重点加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加强农村文化遗产保护。

三、第三阶段 (2012-2015 年) 苏州市农村公共投资重点领域

苏州城乡一体化于2014 年3 月30 日晋升为国家级试点。苏州市先后出台《关于推动现代农业建设迈上新台阶的意见》等文件。这一时期的投资重点围绕“四化”同步、“三区三城”建设, 实施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完善、社会保障城乡一体统筹、生态文明城乡一体提高、群众文化生活一体繁荣。

1.基础性生产公共投资重点领域

基础性生产公共投资重点领域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提升农田基础设施水平, 配套完善农田水利、农机库、池塘改造等基础设施。二是大力推进公路设施向农村延伸, 2012年公交实现“村村通”, 所有乡镇能在15分钟内上高速公路。三是开展新农村典型供电模式推广应用。加快电气化建设速度, 提高农村电网装备和智能化水平。

2.专业性生产公共投资重点领域

专业性生产公共投资重点围绕三个方面:一是加快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 2015 年内培训人员1500 名以上。二是提升“智慧农业”建设水平。出台并加快实施农业信息化三年行动计划, 推动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全面融合。三是加快现代农业园区建设, 大力实施“以园区化带动现代化”发展战略。

3.基础性生活公共投资重点领域

强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一, 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和污染风险防控, 控制蓝藻、水草等生物灾害。

第二, 加大城乡河道整治力度, 提高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2012 年苏州正式下发了《苏州市村庄环境整治两年行动计划》, 推进村庄净化、绿化、美化和道路硬化, 普遍改善环境面貌, 保障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

第三, 大力推进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是2012 年提出年优化配置城乡幼儿园、中小学, 新建幼儿园、小学、初中全部达到市高水平教育现代化学校标准。二是拓展优质医疗资源, 优化医疗机构设置, 健全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完善基本药物目录, 促进医药卫生城乡一体化等。

4.改善性生活公共投资

第一, 村庄绿化美化提升。2013 年提出完成村庄绿化美化提升任务, 规划保留村庄绿化覆盖率达30%, 70%以上的行政村建成苏州市级以上生态村。实施湿地保护和恢复工程, 加快建成全国最大的城市湿地群。

第二, 加强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有效推进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 完善设施功能。到2012 年全市所有行政村建成了新型社区服务中心。

第三, 完善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网络。2012 年提出着力打造文化强市, 探索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生态保护示范区, 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

结论

通过系统梳理苏州市农村公共投资的政策轨迹,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纵观苏州整个农村公共投资的历程, 每个阶段对农村公共投资关注重点既有相同领域, 又有所不同。

第二, 生产性公共投资重点领域始终围绕农田基础设施、水利设施、农村道路、供电设施等方面, 而且突出质量提升, 譬如公路的灰黑化、等级化、通达率等。相对于生产公共投资, 生活性公共投资得到更大的关注。前期阶段, 生活性公共投资的重点的是基础性生活设施, 譬如厕所改造、改水工程、农村环境整治、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区域公交、农村医疗服务机构建设;后期阶段, 投资重点一方面是提升基础性生活设施的服务质量, 另一方面是提升生活品质的公共设施, 譬如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生态保护工程、村庄绿化美化等。总的趋势是在持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 越来越关注农村生活基础设施, 以人为本, 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农村民生,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三, 中央政策是针对全国范围, 苏州应继续结合苏州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根据农业农村发展的现状, 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政策, 因地制宜地确定公共投资重点领域, 并且动态调整, 科学合理确定投资优先序, 不断优化农村公共投资结构。特别是在农村职业教育与培训、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农村金融服务、农村养老设施等方面应该得到足够重视。

摘要：2004年以来, 苏州市出台一系列有关农村公共投资的文件, 本文详细分析了不同阶段的政策特征和重点领域, 为优化和调整苏州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提供政策依据。

关键词：苏州,农村公共投资政策,优化

参考文献

[1]苏州市城乡发展一体化综合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苏州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政策文件汇编 (2008.1-2014.9) 》.2014年9月

公共特征 篇9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

从新中国成立到六十年代初,中国农村地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先是形成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随后建立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而到了1962 年正式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张军、蒋琳琦,1997)[3]。因此,从纵向发展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经历了以下两个演化阶段。

(一)互助组、初级合作社以及高级合作社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

互助组是中国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组成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劳动组织,这种组织在土改以后得到广泛发展。自愿互利、互换人工或畜力,共同劳动,有农忙临时互助和常年互助之分。在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中,从1955 年开始,发展成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 年则进入高级合作化时期。在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时期,农村制度安排是采用诱致性和强制性相结合的制度变迁方式,而到了高级合作社时期,制度安排则变成单一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徐小青,2002)[4]。在整个合作社时期,虽然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但是占农村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仍然是分散的小农经济,从而导致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低下。这一时期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体是农民,他们依靠自我积累、自我供给的方式来满足农村公共品的需求,而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处于引导、监督的地位。

(二)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

1.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公共品的制度层级。在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基层政治经济组织都是以人民公社为基本单位,在当时调动农村绝大部分人财物的权利都下放到人民公社。在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安排方面,人民公社具体负责农村所有公共品的筹集和调度(韩鹏云,2013)[5]。而作为人民公社下层分支机构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组,有权利安排各自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种人民公社式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一直持续到1983 年正式取消政社合一、建立乡级政权为止。

2.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运行机制。从人民公社诞生到它被乡级政权所替代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它始终扮演着双重角色,相应承担着双重任务。从组织形态来看,它不但是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而且还是农村基层经济组织;它既肩负着开展农村政治生活的任务,又承担着农村基层经济建设的重任。人民公社时期,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处于探索阶段,在经济建设方面长期效仿苏联模式。为了在较短的时期内积累城市工业建设资金,政府选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径,采用低价收购农村粮食和强制性的工农产品剪刀差模式来为城市工业建设提供资金积累,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农村本身有限的积累资金被强制性地剥夺给城市,加之国家用于城市建设的财政资金投入远远大于农村,其中,包括公共品投资所需的财政支出。这种国家发展战略导致中国农业产业的相对优势不复存在,最终变成了绝对弱势产业,从而形成农业辅助工业、农村辅助城市的发展格局。在城乡公共品供给方面,中央政府实行差别对待政策:城市公共品供给的绝大部分财政支出均由中央政府承担,而农村公共品的支出则全部由人民公社统一集中农村的人、财、物等资源自行解决(林涛,2007)[6],这种公共品供给体制被一些国内学者称之为制度外供给,其运行动力主要来自于建国初期因土地改革的成功大大调动了分到土地的农民建设家园的热情,以及革命时期延续下来的资源动员机制和计划经济行政命令的强制作用。在这一阶段,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项目决策权由人民公社掌握,属于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自上而下的公共品决策机制在当时条件下对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稳定等发生过一定促进作用,因为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满足农村正常生产的基本公共品十分缺乏,比如农田水利灌溉的基础工程、农村初级交通设施的改善以及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的电力,等等。对这些公共品供给的决策在农民和人民公社之间分歧较小,二者之间的共同决策容易形成。在所提供的公共品成本分摊方面,人民公社实行“公分制”的成本分摊机制,也即在兴建农村基础设施(如水利水电设施、农村机耕道、加工作坊以及其他公共项目)时,由人民公社统一安排所辖大队集中出力,对参与劳动的人力不直接发放货币报酬,而是以记工分的形式在劳动者之间相互进行转换,最后以基本工分为起点,少于基本工分的劳动者向劳动工分多余的户主进行货币补偿。在公共品资金的筹集方面,如修建各种加工作坊等,其资金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由集体拿出一部分资金,而剩余不足的部分按人头分摊给大队的每一位公民。所以,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决策权由人民公社行使,统筹安排向农村提供公共品的规模并进行成本核算,将公共品成本分摊到户,农民通过提供劳动力来补偿,提供部分资金给集体。这种农村公共品成本分摊机制产生的最终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品的直接受益者会承担一定成本,而与公共品受益没有直接联系的农民同样要分摊成本,例如,在农村局部地区修建公路,直接受益的农民要出力出钱为公路的修建付出成本,而那些与公路距离十分偏远的农民也要付出同样的成本。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无疑会损害农民参与公共品提供的积极性;二是这种公共品成本分摊制度加重了农民负担,使农村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最终制约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发展。

3.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特征。总体上讲,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是在政社合一、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强制进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通过集中农民力量,依靠农村自我积累、自我供给的方式满足农村部分公共品的需求,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外筹资型公共品供给模式在短时期内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因为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要体现参与者的利益机制,这种利益机制表现在,政府提供公共品,其利益在于履行其公共职能,实现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而对于农民来讲,参与公共品的提供,在分摊成本的同时需要实现相应的权益最大化,即公共品带来的最大收益,只有这种收益实现机制符合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此外,如果长期利用政府的强制性主导来做制度安排,加之一项既定制度要受到机会成本和维护成本的双重约束,将导致政府预期利益难以实现,制度效力的可持续性会被中断。因此,人民公社被另外一种体制取代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政治组织模式变迁。1978 年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拉开序幕。这时,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创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河。到1983 年为止,全国范围内撤销了人民公社体制,以建立乡级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来取代旧有体制,从而实现政社分离。同时设立了乡人民政府和乡级财政体制,不过,这时乡级财政收入支出渠道、范围较为有限。政府通过建立乡级基层政权来替代人民公社,这种基层政权不同于人民公社的地方在于,乡级组织主要承担基层政治任务,而与直接参与经济建设的职能相脱离。但是在乡级范围内的部分公共事业和村级范围内的全部基础实施,它们的性质与人民公社时期别无两样,均属于制度外公共品供给模式。

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农民负担与公共品供给。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中国农民的负担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国家税收部分;二是集体所收取的提留金和土地承包费用,具体项目有集体公积金、公益金、各种管理费用、农村教育附加费用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费,等等;三是各种行政事业费用;四是按照国家法规,农村劳动力每年应当承担的义务工和积累工等。从农民所承受的负担来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期间,农村的公共品供给模式同人民公社时期并无较大差异,这时期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体仍然是农民,只不过在实施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农民的承担公共品供给模式从“隐性”转变为“显性”而已,其本质没有变化。当时,政府对农村制度外公共品供给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比如,按照中国宪法规定,乡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领导本乡的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建设,做好公安、民政、司法、文教卫生、计划生育等工作”(叶兴庆,1997)[7]。政府在履行这些职能的过程中,要发生大量的行政费用,并且这些费用的承担不能全部由乡级财政分摊,在政府开支费用中,很多费用都可以在整个乡镇的范围内进行分摊。而对于村级组织,国家没有明确规定提供公共品的种类。按照当时政策,村级组织向农民收取的费用主要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其他管理费用。公积金主要用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开支;而公益金主要用于农村福利开支项目;最后,各项管理费用主要用于农村干部的津贴和其他支出。从这些费用的开支去向看,应该归于农村经济组织向农民提供的公共品。

以上说明,在中国农村乡村,农民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分摊了部分公共品的货币成本。基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国家建设资金不足,对农村公共品的提供能力十分有限。所以,除了国家的成本部分分摊以外,农民不但要承担部分公共品的货币分摊,还要对公共品承担人力成本的分摊,比如义务工和积累工。对于这种人力成本的分摊核算,国家有明文规定,以便规范农民合理的负担承受:每个适龄的农村劳动力,每年的义务工承担标准是5~10 个,而积累工的标准为10~20 个。并且,对于两类人力成本都规定了具体的分摊范围。义务工主要用于农村公路建设、农村基础教育设施建设、抗灾抢险劳动支出、退耕还林工程中的植树造林工程,等等;而积累工主要分摊范围是农村水利设施建设人力成本支出(葛云伦、王学钊,2005)[8]。

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特征。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发生了一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公共品供给的种类和数量的决定权一部分下放到村民委员会,由乡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共同参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决策。在成本分摊方面,乡政府承担所辖范围内相应份额的公共品成本,由其财政部门(即乡级财政所)支付费用;而村民委员会分摊剩余公共品成本费用,由村提留进行支付。这种公共品供给制度同人民公社时期相比较,除了村级组织获得了部分公共品决策权以外,还转嫁了一小部分公共品成本分摊,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民的负担。但是,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由农民承担公共品供给主要责任的公共品供给制度还不足以满足农村对公共品的需求。因此,出现一种新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来替代现有的制度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这种制度就是农村税费改革条件下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

三、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制度

1.农村税费改革与公共品供给关系。虽然税费改革前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在筹资对象和筹资方式上发生了变化,但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外筹资”,这种制度不但不能使农民真正表达对农村公共品需求的偏好,而且筹资机制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通常演变为乱收费用行为,从而加重农民负担(江娅、刘银国,2008)[9]。为了堵住基层政府向农民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的“口子”,理顺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从2000 年起,中国农村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全面深入时期,主要表现在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财政支出改革以及构建新型农村公共财政框架。其中,在农村税费改革方面的力度最大,取消了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取消了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改革村提留的征收使用办法。这次农村税费改对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设计产生了较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重点转向资金筹集方面: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超出村庄社区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所需的资金缺口;对于村庄社区内与农民利益相关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则通过“一事一议”的办法在村庄社区内筹集资金(屈鑫涛,2008)[10]。通过中国农村新型公共财政体制构建,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农村财政政策,加大了财政部门对解决三农问题的财政支出力度,这些财政支出资金主要用于安排农业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和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公共品投入方面。同时,在农业科技进步、农村抗灾救灾、农村扶贫开发等方面的支出力度有所加大。通过农村税费改革的进一步实施,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公共品供给主体、管理体制、财政制度等方面。在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一直贯彻对农村实施“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这些方针在支农财政政策方面得到诸多体现。例如,中央政府提出,从2002 年起利用三至五年时间对中国农村全面取消农业税,而至2006年1 月1 日起中国农村正式废除了农业税征收制度。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从制度上体现了“少取”的方针,规范了农村税费制度,赢得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广泛赞誉。同时,农村公共品供给管理体制发生了根本转变,由以前公共品多主体供给向单一主体演变,即由政府与农民双主体供给且以农民为主向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供给模式转变(李圣军,2012)[11]。税费改革后,为满足农村对教育、医疗、文化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品需求,政府出台一揽子政策集中加以解决,比如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农村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建立新农合医疗保障制度,减轻农民医疗费用负担,等等。实施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职能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农村税费改革后公共品供给变化。在税费改革后,中国农村公共品财政资金支出方面,来自乡镇自筹、统筹资金的支出快速减少,农业GDP、农民人均收入提速上扬,乡城收入比(农民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下降速度明显减弱,具体情况(见下页表)。

从下页表中可以看出,2000 年农村实行税费改革之后,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力度进一步加大,2000—2012 年期间,财政支农资金年均保持在25.7%左右,支农资金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加速增长,从2000 年的4.8%增加到2012年的9.5%,在所有行业财政支出中,农业支出的增长比例最快。这对解决农村公共品不足、减农民负担提供了财政支持。当然,以目前阶段农业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来讲,短期内完全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问题并不现实,因为引起农村公共品短缺的因素较多,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一是长期以来因农村积累规模较小,经济基础薄弱,公共品自给能力较弱,短期内彻底改变这种现状并不实际;二是农业人口基数庞大,人均公共品需求资金即便不高,但加总起来的资金总规模仍然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给财政资金带来巨大压力;三是虽然税费改革对政府向农民收费行为严加规范,基本杜绝了不合理的费用摊派项目,但是这些规定尚未理清农村公共品的财权与事权的关系,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并未真正建立。因此,要彻底解决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仍然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既需要经济支持,更需要制度支持。

数据来源: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四、结语

公共特征 篇10

“政府该生产哪些物品,提供哪些服务应该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政府决策者一时冲动的决定。这种理性就建立在物品分类和对物品提供机制的理性选择上”[1]。物品如何分类主要依据竞争性和排他性:排他性是指可以阻止一个人使用物品时该物品的特性,排他性是物品的关键特性,排他与否决定了物品能否由市场生产;竞争性是指一个人使用一种物品而减少其他人使用时该物品的特性[2],即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为另一个消费者提供这一物品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为正。依据物品排他性和竞争性特征,可以将物品和服务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于1954年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首次明确使用了“公共物品”这个概念——“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相对于私人物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公共物品特征便是非竞争性、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外部性等,其中消费上的非排他性指一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排斥他人对它的同时消费。

由于公共物品具备以上特征,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不能使得生产和供给达到最优:私人经济部门或者由于投入太多、效益低而无力或不愿意提供;或者容易造成垄断,导致成本上升、效率下降,损害消费者利益。因此政府出于其合法性的考虑必须通过国家开支,担负公共物品生产和供给的主要责任。

1 新农合制度公共产品特征分析

我国宪法规定健康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而健康需要是一种公共需要,每个公民都有权利拥有。新农合制度是一项覆盖全国8.83亿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其制度目标是保障农村居民基本医疗卫生需求,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因此,作为制度型公共产品,新农合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积极外部性、公平性等特征。

1.1 新农合制度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特征分析

首先,新农合制度运行八年来具备非竞争性特征。一方面农民参加新农合并没有减少或干扰其他农民同时参加新农合,只要是农村居民都可以纳入新农合保障范围之内,这里并不存在竞争性关系。另一方面,参合农民在政策范围内发生的医疗费用可以获得新农合基金补偿并不会减少其余参合农民获得医疗费用补偿额度或者增加补偿难度。另一方面新农合供给尤其是基金补偿存在着公共物品“拥挤现象”。“公共物品本身边际成本为零,每增加一名消费者并不会增加供给成本;但因为非竞争性的存在,当使用者达到一定数量时,就会产生拥挤现象——此时会产生边际成本,公共物品质量和数量便会遭到严重破坏。”[3]新农合每年筹资水平较低,资金总额少,风险池小,基金补偿能力有限。参合农民发生医疗费用便寻求补偿,一旦当年补偿人次过多超过基金承受力度,基金便会出险,进而会对新农合整体运行造成威胁,影响制度合法性与稳定性。

其次,为我国农村人口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的新农合制度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特征。对于私人产品而言,不购买便不能享受,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目标是覆盖所有农村居民,让参合农民都能获得基本医疗保障,此时新农合的边际费用为零。对于新农合所规定的医疗费用补偿措施,农村居民只要参加就可以享受,同样可以获得新农合制度带来的各项优惠,不会出现个体之间互相阻碍对方享受新农合产生的福利现象。

1.2 新农合制度积极外部性特征分析

著名经济学家赫勒指出外部性是这样一种状况:物品效用函数不仅依存于其自身所能控制的变量,而且依赖于其他人所能控制的变量,这种依存关系不受市场交易影响。简而言之,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情况下,物与物之间关联度增强,物品效用不仅受多种因素制约,而且能够作用于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物品,对其产生影响。一般来说,外部性分为积极外部性和消极外部性两种。作为制度性的公共产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具有明显的积极外部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一方面将全国8亿多农民重新纳入到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中,对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得到逐步缓解。其中,作为反映一个国家居民健康水平重要指标的婴幼儿死亡率从2000年的32.2大幅下降到19.0‰;男女平均期望寿命从2000年的69岁、73岁增加到2005年的70岁、74岁;严重威胁农村居民身心健康的传染病两周患病率从2003年的2.7‰下降到2008年的2.2‰。这些数据都表明新农合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东中西部农村之间人民健康水平之间的差距,提高了农民的身体素质,为我国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减少以及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新农合制度公平性特征分析

目前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较大,2009年东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占全国比重57.6%、23.8%、18.6%,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7156元、4793元、3816元。[4]新农合制度作为一项在全国范围推广的制度型公共产品,其制度目标是覆盖我国8.83亿农村居民,必须在地区差异性如此明显情况下体现公平性。新农合制度的公平就目前而言必然是一种低标准、低保障的公平,必须考虑到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力以及农村居民承受力度。因此,中央政府将“广覆盖”、“保基本”纳入新农合制度运行的基本原则。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坚持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为一项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村互助医疗制度具有可接受性。因为导致广大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最主要的原因是大病(笔者将大病理解为发生大额医疗费用的疾病),在新农合筹资水平低、基金有限情况下,必须有限解决最困扰农村居民的大病,这样也能更好体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互助共济特点,当然国家明确鼓励有条件地区可以开展门诊统筹。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东中西部差距日益缩小,地方政府财政实力不断增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断提高,政府不断提高新农合筹资标准,扩大基金规模,提高补偿比例,将“大病统筹为主”转变为“大病小病皆保”,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向更高标准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发展。

2 新农合制度政府主导必要性分析

2.1 政府必须承担新农合供给主要责任

首先,从政权合法性角度考虑,政府应当承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供给的主要责任。作为一项制度性公共产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体现了“维护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国家意志。正如凯恩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安定合法代表,政府是民选的结果,因而能够体现人民的意志,代表全社会的利益。同时,个人取用函数的总和就是社会取用函数,政府的活动就是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增进社会福利,政府的目标就是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为了维护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秩序,保护社会生产力,政府在推进新农合制度的过程中必须承担起经济责任而不能转嫁成本。

其次,只有政府具备提供新农合制度并维持其正常运转的能力。第一,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它具有市场力量所不具有的合法强制力;第二,政府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公共权力机构,它能够确保新农合制度的持续性;第三,政府可以通过立法赋予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并授予其筹资和分配资源的权力,从而可以使新农合制度的提供具有稳定性;第四,政府是代表公共利益的公共权力机构,民主政府受到选民监督,因而能够保持公正,从而适合提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2.2 第三部门无力承担新农合供给主要责任

第三部门作为介于政府部门和营利性部门之间的公益性组织,主要从事政府和企业无力、无法或无疑作为的社会公益事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虽然可以界定为社会公益事业,但其持续稳定运行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每年除个人缴纳部分参合费用外,各级政府都必须投入巨额财政资金,以2009年为例,新农合人均筹资达到113元,当年基金支出高达922.92亿元;除了基金支出,新农合在全国范围内正常运行需要不断投入管理费用,我国任何第三部门都不可能提供如此庞大资金。因此,我国第三部门不能够承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供给的主要责任。

2.3 商业保险公司不能担负新农合供给主要责任

新农合作为一项制度性公共产品具备了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效用不可分割性以及积极外部性等特征。因为非排他性存在,农村居民无论是青壮年还是中老年无论是身体健康还是身患重病都可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不可否认因为健康状况差异,不同人群卫生服务需求和卫生费用支出大相庭径,这就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新农合旨在覆盖全体居民,具有非排他性。新农合基金作为公共物品每个参合农民都有权利使用,但客观存在着这种情况——年老体弱者会过多的获取医疗卫生服务,能够从新农合基金得到更多补偿;青壮年却因为很少生病从基金获益很少。在新农合制度坚持自愿参加前提下,“逆向选择”现象会导致青壮年没有动力参加新农合,大数法则不能被彻底贯彻。

商业保险公司以最求利益最大化最为行动指南,而新农合制度筹资水平低,基金容易出险,而且因为“逆向选择”现象存在致使大数法则不能够彻底被贯彻。因此,商业医疗保险公司没有动力去供给和维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3 公共物品角度下进一步完善新农合路径分析

基于我国新农合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搭便车”问题、筹资水平不高等问题,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良性运行需要政府、参合农民、定点医疗机构共同努力,其中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以及受益者必须承担完善新农合制度的主要责任。本文从以下几个角度提出了政府推进新农合制度的路径选择。

3.1 推动新农合与医疗救助制度衔接,维护新农合制度“非排他性”

新农合制度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特征,每个农村居民应该也可以获得这一份基本医疗保障,获得政策范围内基本医疗费用补偿。目前全国仍有5千万农村居民被排斥在新农合之外,而这部分人往往是是农村中低保、五保户以及经济困难者,他们因为无力缴纳参合费用而被排斥在保障范围之外或无力承担起付费用而不能获得补偿。对此,政府可以将新农合制度与医疗救助相结合,妥善解决困难群众参合及报销难题。

首先,对于无力缴纳参合费用的农村居民,政府应通过医疗救助制度规定农村困难群众参合费用由医疗救助基金支付,使低收入人群能够平等享受新农合这一公共产品带来的积极效应。其次,对于能够缴纳参合费用但却无力承担大额医疗费用起付线的农村困难居民,政府应从新农合基金和医疗救助基金各抽出一小部分专门对这部分农村居民进行医疗救助,但前提仅限于起付线,超过起付线部分仍由新农合基金负责报销。

3.2 双管齐下,避免“拥挤”现象,维护新农合制度“非竞争性”

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尤其是基金补偿阶段存在着公共物品“拥挤现象”,对新农合制度非竞争性特征产生消极影响。一旦当年补偿人次过多超过基金承受力度,基金便会出险,进而会对新农合整体运行造成威胁,影响制度合法性与稳定性。对此,政府可以通过提高筹资水平、合理确定补偿水平两方面入手。

首先,保持筹资的增长是应对基金风险池小、安全性不高的必要措施,也是保持新农合对农村居民的吸引力的重要手段。就是补偿水平不变,合作医疗也需要筹资的不断增长,如果要提高补偿力度,更需要筹资力度的提高。各级政府应加大在筹资领域的财政投入。近年来国家财政收入每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卫生部在2011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表示国家会继续加大新农合筹资力度,不断提升补偿水平,因此中央层面提高对新农合补贴具有可行性;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东部沿海发达县市同样有能力继续加大对新农合的财政投入,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需要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欠发达县市进行财政补助。

其次,合理确定补偿标准与范围。各地新农合基金出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切实际地制定过高补偿标准,对此,各级政府应该从本地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制定补偿标准与范围,一方面要让老弱病残获得合理补偿,满足其基本医疗需求。

3.3 继续加大中西部地区补偿力度,维护新农合制度“公平性”

我国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于东部地区,中央政府在制定筹资标准时不但要考虑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承受力度,而且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2011年卫生部全国工作会议提出了十二五卫生部门工作目标:新农合人均筹资水平超过300元,重大疾病报销比例要达到90%,让更多地区实现门诊统筹[5]。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财政实力雄厚,农民收入较高,十二五目标尚可完成;而中西部地区目前许多县市还是“吃饭财政”,根本就无力继续加大投入。因此,为了维护新农合制度公平性,中央政府必须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国家贫困县市的财政转移制度力度,使全国农村居民能够获得一项公平的基本医疗保障。

3.4 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财政投入,让参合农民放心获得医疗卫生服务

资金不足一直是制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的首要难题。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国范围内运行背景下,基层医疗机构(包括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作为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政府必然要承担其发展的主要责任。

首先,要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硬件设施的投入力度,政府要鼓励并支持基层医疗机构购入必要的医疗设备,改善群众就医环境。其次,加强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补偿力度,建立专项的补偿经费用于启动和发展基层卫生服务事业,并把该项支出纳入财政和卫生事业的常规预算,根据辖区人口多少按时足额发放。[6]最后,必须重视基层医疗机构卫生人力资源的培养,不断增加培训经费,从而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水平。

我国卫生部长陈竺指出:“必须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改革。新农合覆盖8.35亿人,是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大的一个医保制度,而且用这么低的筹资水平,今年只有150元,实际上只有城镇职工1/10的水平,能够实现政策内住院报销率达到60%,这样好的一个制度不能一直停留在原地。”新农合制度本身的生命力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保证。国家必须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新农村合作医疗,决不能固步自封,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新农合的不断进步,最终促进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科学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曼昆.经济学原理(第三版)[M],上册.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3]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生出版社,2005.

[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EB/OL][2010-10-07].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0/indexch.htm

[5]卫生部.2011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EB/OL][2011-01-06].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chenz/ptpjj/201101/50268.htm

公共特征 篇11

【关键词】政府购买模式 公共服务 监督要素及特征

政府购买这一新型模式为公共服务供给带来了新的运行逻辑，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多元化的供给主体以及双重委托代理的格局，转变了以科层制管理为主的治理结构，带来了程序化的运行过程。新模式在决策者和项目结果之间的直接权力链上作出了一个缺口，用新问题代替了新问题，也就对监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供给模式下的监督要素构成及特征不再满足新模式下的监督需求，亦不适应该模式的运行逻辑。监督体系要适应和服务于政府购买模式下的公共服务供给，必须转变其内部监督要素的构成及特征，实现适应性转变。

一、政府单一供给模式下的监督要素构成及特征

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服务都采用政府包办的供给模式，主要由事业单位提供。在我国传统的政府治理理论下，政府将事业单位作为社会治理的派出机构，是政府的政策执行者，实质上政府仍是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唯一主体。这种传统管理体制下对事业单位的监管实际上“演变成公共部门的内部治理机制”，是一种“管办不分的监管体制”。

政府单一供给模式下公共服务监督要素的构成及其特征很大程度上受传统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影响。就其监督主体而言，主要是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这些主管部门同时扮演着资产所有者、政策制定者、付费者和监督者等多重角色。此外，人社局、编制办、财政局、纪检等政府职能部门对事业单位的人事、预算财政等实行监管。虽政府以垂直和水平两种形式对事业单位的业务及行政实行双重监管，但政府作为一个复合监督主体存在，以政府为整体代表一元化的国家利益，呈现出监督主体一元化的特性。

传统供给模式下的监督对象即各级事业单位，其最大特征是缺乏与监督主体间保持一定距离的独立地位，与上级主管部门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同时各级不同职能的事业单位是相对固定单一的，传统供给模式下监督对象的单一化为监督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

该模式下监督规则是上级主管部门的意志，以行政指令的形式确定下来，缺少法律规范。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规则上，主要确立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规定》、《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行政監察法》等规范，这些只是明确规定了登记监督、人事监督和财务监督等方面的组织和行为。

出于对事业单位“附属物”的认知，主管部门缺乏天然的监督动力，“重决策，轻监督”，缺乏过程监督指标与结果监督指标的建立，对于过程和结果等实质内容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合理的监督内容须以正式的规范性文件确定，因传统供给模式下监督规则的缺乏，对于监督内容的界定更为不易。

此时监督方式受到监督主体、对象和内容的限制，多采用行政性的方式，监督方式较单一，多以自上而下的考核、运动式“迎检”等方式呈现，是一种事后监督。技术的限制以及政府监督理念落后使得整体缺乏现代信息技术的利用，缺乏经济监督和法律监督方式

该模式下监督程序是政府内部自上而下进行的，监督的程序设定具有较强的任意性、随机性，主管部门以上级政府或本部门领导指令为依据开展监督活动，往往内化在日常的管理之中。在此过程中权力封闭运行，不公开透明，监督程序亦不民主。

二、政府购买模式下公共服务监督要素构成及其特征的转变

（一）转变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间的对应关系

区别于传统供给模式下虚拟的委托代理关系，在政府购买模式下，公民、政府和服务承接主体三个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了双重的、实质的委托代理关系。

首先，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一是指公民委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二是政府委托承接主体组织生产公共服务。在这种关系中，存在两个“委托代理问题”，第一个是政府的不作为和寻租行为；第二个即为承接主体的代理问题。因而在购买服务中的监督就必须包含两重监督，一为对政府购买方的监督，二是对承接主体的监督。前者在于保证购买行为的合理和合法性；后者在于保证承接主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购买意图。在此逻辑下，公民基于公民身份拥有原始的监督权，同时其作为服务接收者对承接主体享有监督权。政府作为后一代理关系的委托人对承接主体进行监督。

其次，政府购买模式下服务提供者和生产者分离使政府与承接主体间形成了实质的委托代理关系。作为生产者的承接主体脱离于行政体制外，与政府间是以合同为基础的契约关系，而非附属关系。在这实质委托代理关系中，从内部监督转向外部监督，形成代理人享有充分自主权并接受政府监督制约的模式，此时作为监督主体的政府与作为监督对象的承接主体之间存在距离，这种距离减弱了政府对于监督对象的控制。

此外，承接主体独立于政府的组织身份以及以合同为基础的契约关系赋予其监督政府行为的动力和权利。“政府监管模式的落后体现在制度方面——就是没有设计出合理的机制来避免部门利益问题和权力寻租问题。”[2]作为合作者的承接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在政府实行监管的同时，相较于事业单位更具有监督政府行为的动力。作为竞争者的其他企业或社会组织，则致力于监督政府和承接主体间是否存在合谋行为，损害自己公平竞争的权利。

最后，新模式下多元化供给主体以及市场化运行机制的适用在实践中也使监督主体与对象间形成更复杂的“多”对“多”交叉关系。一方面在地方政府购买实践中，为了实现竞争需根据具体服务范围和数量承包给多个组织，也就产生了多个监督对象。另一方面，当在该服务领域中的市场发展较成熟阶段，社会力量其自我监督的意识和能力会趋于完善。行业协会作为自律组织会逐渐成熟，掌握部分监督权，进一步扩大监督主体这一要素的构成。市场的发展同样会促进其他专业的第三方监督机构等社会监督主体参与。

（二）降低监督标准中行政指令的效应，提高法律和合同效应

“由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转向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是由权威治理走向协商治理，即由科层制治理模式走向合同制治理模式的过程。”[3合同制治理在是以合同为内在协调机制形成的一种有效治理社会的形式，在执行过程中实现了权力和责任的移交，使公共权力从垄断走向分享。此时参与执行的组织并不全属于公共行政的范围之内，“承包合同代替了等级制度……从政策到产品的权利链条不同，承包合同是一个能够分离政策制定者和政策产出的谈判性文件，高层官员不能像承包商们下达命令，虽然可以威胁、哄骗或者劝说，但他们最终只能依靠激励机制求得承包商的积极回应。”[4]在合同制治理中，政府和承接主体之间是买家和卖家的市场交易关系，“以平等、自由、合作、互惠为原则”，实质是一种合作关系。此时，“契约或者说合同构成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也是政府协调自身和其他组织之间关系的重要工具”。[2]

就法律效应而言，社会力量更倾向于参与有关监督的法律法规更为规范、全面的公共服务领域。在政府对承接主体的市场监管行为中，政府监管必须确定为一种承诺机制，保证承接主体的资产安全性，并提供激励，而不能利用权力将风险转嫁给企业。当政府的监管行为不符合这种承诺时，便产生争议。在购买模式下，脱离于行政体制的承接主体，不适用内部争议解决渠道，而需适用更为权威的、稳定的司法、仲裁等途径，才能保障政府的监管承诺，给予社会力量参与合作的动力。同时，对于在政府购买模式下形成的更为复杂的监督主体网络而言，更需法律法规明确去监督权利和义务，规范其监督行为。

（三）要求重新界定监督内容及监督方式的适应性转变

1.重新界定所需监督的内容

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体系中通过决策、生产和绩效三个部分实现对财政资金的使用和公共服务需求的满足，由政府和承接主体共同完成。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监督中，完善的监督内容包括对贯穿整个购买阶段的政府行为及效果和承接主体行为及效果进行监督，最终达到经济效益监督和社会效益监督的结合。更具体地分析，主要有以下的监督内容：

对政府行为及其效果进行监督是整个监督体系的重要部分。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会参与到立项、预算、市场准入、招投标、实施和评估各个阶段的运行中。政府的行为大多涉及财政资金使用和绩效并影响公共服务需求满足的行为。这些行为中政府不管是基于公民代理人还是承接主体委托人的身份，皆有可能出现“委托代理问题”，必须对这些行为进行监督以防止“权力失控”和“寻租”行为，一方面保障财政资金合理使用和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另一方面维护承接主体的正当权益。

对于监督企业而言，按照市场监管理论的一般规律，监督内容主要包括关注经济、效率和效益的经济性监管，具体是对进入退出、价格、服务质量及投资、财政、会计等方面活动的监督；还有社会性监管内容，所谓社会性监管是指为达到保障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安全、健康、卫生以及保护环境和防止灾害为目的进行的对物品和服务质量及伴随着提供它们而产生的各种活动的监督。

2.监督方式的适应性转变

监督方式必须适应监督主体、监督对象和监督内容的转变。在政府购买模式下良好的监督方式可降低监督成本，提高监督效率，更好地应对监督对象构成的复杂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潜在地存在多个监督主体，但要达到监督合力，必须给予多方参与监督的便捷平台和渠道，通过建立信息化的监督平台，整合多方监督主体在各个阶段中所接触、收集的信息，避免信息不对称或者信息孤岛等原因，导致监督不力或监督重复问题。另一方面，监督方式必须适应对服务过程的监督，相较于人工监督的低效率，先进便捷的信息化监督方式更适用于过程监督。同时监督方式需多运用经济监督方式和法律监督方式以适应市场运行环境以及法律效应。

（四）监督程序的法定化和民主化

对于政府的监督行为而言，监督程序的法定化主要体现在对其监督行为的限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政府不在单纯对内监督，还要对承接主体，即行政相对人进行监督，这是一种对外的监督，属于具体行政行为，需具有正当程序，这是维护企业的法律地位所提供的程序性保障。在整个监督程序的运作过程中，政府监督须按法律规定，应对外公开，保障企业作为相对人听证、申辩的权利，按照法律或合同规定对结果进行处理。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具有多元的监督主体，法定化和民主化的监督程序，如听证会等，是促进多元主体参与监督，防止权力封闭运行的重要程序性构件。

三、结语

公共服务监督体系是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缺乏适应整体供给逻辑变迁的科学的监督体系，则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也就缺乏强有力的支撑。当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监督管理还处于探索阶段，仍存在监督困境急待解决。基于现阶段我国社会力量发展和公平意识培育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市场机制本身在解决外部性上具有局限性，因此在实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监督要素适应性转变上仍主要依赖于政府，“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核心责任人仍然是政府，只有政府是负责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才可能是负责的”。[6]政府必须通过监督法制以及相关标准建设、监督意识引导以及监督技术资金投入等方面为实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有效监督作基本的制度、理念以及物資保障。[3]

【参考文献】

[2]徐天柱：“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监管模式创新及制度创建”[J]，《行政论坛》，2014.2：第88页

[5]郭小聪、聂勇浩：“服务购买中的政府—非营利组织关系：分析视角及研究方向”[J]，《中山大学学报》，2013.4：第155页

[4]同前注，第18页

[3]高海虹：“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合同制治理研究”[J]，《理论月刊》，2014.9：第161页

公共特征 篇12

1、研究目的

本研究将根据本次体育场地普查的数据, 对于福建省从2004-2013年十年来有关公共体育场地投资结构和特征进行观察与分析, 研究中对于投资特征中的若干指标数据, 采用动态相对数分析的方法, 对福建省近10年来的公共体育场地投资结构的特征及发展的特点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将为今后福建省公共体育场地的建设与投资状况提供客观依据和指导性意见与建议。

2、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研究法, 比较分析法、相对数分析法、数学关联分析法等。

采用动态相对数分析的方法, 方法的实施主要包括原始数据的提取、预处理, 与相关系数和比较分析等。

3、研究结果

3.1、2004-2013年福建省公共体育场地投资金额的动态分析

将2004-2013十年内福建省对公共体育场地的投资金额汇总如下。为了充分体现了动态意义, 呈现十年内投资结构变化的情形。采用动态相对数的三种形式:定基比、环比、年增加值进行分析。将福建省对公共体育场地的投资总值与福建省生产总值相比, 考察福建省对公共体育场地建设的投资力度。

(Á1) 定基比。

以2004年福建省公共体育场地的投资总值作为基数, 将之后九年的指标数值与之相比。由分析结果来看, 2004-2013十年间, 指标的定基比出现总体发散趋势, 说明投入资金量总体增长趋势。但发散程度并未逐年增大, 而是个别年份偏低。其中, 2011年的投资总量最大, 已达到2004年的6.5倍。

(2) 环比。

将各个时期的指标数值与前一期的指标值相比, 用百分数表示, 其计算公式为:环比=qi/qi-1×100%。由表中看出比较结果, 在2004-2013十年中, 有五年的投资金额大于100%。也就说明仅有这五年的投资金额大于前一年。2006年的投资上升幅度最大, 与前一年相比达到了274%。从总体来看十年间的投资金额, 并未是逐年增加, 出现了阶段性的上升与下降, 说明投入资金额不稳定。

(3) 逐年增加值。

由表看出, 2007年、2009年、2012年这三年的逐年指标为负增长。纵观2004-2013年的资金投入情况, 定基比值是总体增长, 突出表现在2006年、2008年、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到2008年北京奥运期时期我省体育场地投资出现一次小高峰, 北京奥运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我省体育场地的发展。根据2010-2012年投资数量的突出表现, 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 其中大部分是建在农村和社区。这充分体现了《全民健身条例》关于“加大对农村地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投入”的贯彻落实, 进一步促进了全民健身事业均衡协调发展。从表1的后两项指标来看, 投资数量并未随着GDP逐年增长, 占GDP的最大百分比是在2008年的0.263。

3.2、2004-2013年福建省公共体育场地区域投资金额比较分析

由表2看, 调查显示:福州、厦门、泉州经济发展迅速, 2004-2013十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是:27300.81 (亿元) 、18175.6 (亿元) 、30945.08 (亿元) , 这三个地区就占了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60.7%。考查用于公共体育场地的投资时发现此区域的金额数量显示较大, 占全省总投资金额的58.9%。明确地说明了体育场地的建设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调查结果显示, 三明地区生产总值位居全省第六, 然而投资量超过了漳州、龙岩位居全省第四。人均年投入量居全省第三。进一步深入调查原始数据经费来源时发现, 三明市中心体育场的建设资金量占较大部分。此场地建设, 为迎接2011年的省农民运动会时, 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2006年在龙岩举办的省运会都为当地的体育场地建设起到了拉动作用。由此说明了, 重大赛事的开展是拉动体育场地建设投资的又一大因素。

3.3、2004-2013年福建省公共体育场地投资建设资金来源结构分析

由表3看, 纵观十年间我省公共体育场地的建设资金来源, 财政拨款和单位自筹是场地建设的主要来源。社会捐助的资金本身具有不稳定性, 这一特点从表3中也能看出, 不能成为财政来源的主题。体育彩票的发行量又受到一定的数量限制, 所以体彩公益金也不会成为资金来源的主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 各类体育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不断完善, 社会资本和私人资本规模不断扩大, 政府在实践中对包括群众体育场地在内的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目前, 政府、市场和自愿组织三方相结合的供给新模式已初见端倪。然而, 无论采取何种供给模式, 政府终会是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的核心部分。政府有向公民提供服务的责任, 因而, 财政拨款和单位自筹的来源部分始终是主题部分。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1) 从总体来看十年间的公共体育场地投资金额, 指标的时序数列不属于平稳增长型数列, 不存在周期性变化, 因此, 并未是逐年增加, 而是出现了阶段性的上升与下降;

(2) 福建省公共体育场地的投资数量区域发展不平衡, 区域的公共体育场地的投资建设是以当地经济发展为基础的。重大赛事的开展是拉动体育场地建设投资的一大因素;

(3) 财政拨款和单位自筹是我省公共体育场地建设的主要来源。资金来源的其他渠道虽然呈总体上升阶段, 但无论采取何种供给模式, 政府终会是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的核心部分。这一现象主要是由行业本身的特征决定。

4.2、建议

(1) 根据各地区特点, 科学把握体育场地建设发展多层次、多目标规律, 注重体育场地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布局, 逐步改善县市区的体育场地投资不平衡状况;

(2) 重大赛事的开展是拉动体育场地建设投资的一大因素。各地市要抓住机遇, 积极申请与策划重大活动, 从而拉动资金对公共体育场地投入;

(3) 各级政府要持续深入贯彻《全民健身条例》、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 一方面继续加大对体育场地建设的投入, 将场地建设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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