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弄建筑论文

里弄建筑论文（共6篇）

里弄建筑论文 篇1

0 引言

里弄建筑, 一种上海地区特有的民居形式, 它与上海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是上海传统海派文化的代表之一。然而, 由于上海城市化的高速发展, 里弄建筑正在遭受大规模的破坏, 昔日辉煌的里弄文化可能面临消亡的危险。本文针对上述问题, 从政府、开发商、居民三个维度就多模式里弄建筑保护策略做如下阐述。

1 里弄介绍

“里弄”又称为“弄堂”, 古时写作“弄唐”, 是上海人对于居住房间的称呼。尽管中国江南地区都有将居住用房称作“弄堂”的习惯, 但上海的里弄却是与“石库门”“亭子间”和“新式花园式里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建筑形式 (见图1) 。

里弄建筑具有十分独特的空间艺术形式, 直观表现为街道—总弄—支弄—住户这种多层次的居住、生活空间序列。现代住宅设计理念中, 有将房间进行“闹静分区”的习惯。里弄建筑也采用独特的空间组织形式, 将居民居住空间划分为“闹” (街道和总弄) 、“静” (支弄和住户) 两大区域。在“闹”这个区域中, 里弄被设计成为居民提供获取信息、交流信息、处理公共事务的场所;在“静”这个区域, 里弄则被设计成为居民提供休闲、娱乐、处理私人事务的场所。这种空间组织方式, 对外提供识别度和地域感, 对内提供社区感和私人感, 具有十分独特的魅力。

2 里弄保护现状

1) 年久失修。

根据学者统计, 上海旧城区共有里弄近400块 (其中有优秀历史里弄67处、771幢) , 占地面积约250万m2, 约有15万户居民。平均每栋建筑4户~6户, 户均约20 m2[1]。高密度的居住现状, 使得里弄建筑长期处于高强度、超负荷的使用状态。另外, 里弄建筑的建造时间距今已十分久远, 期间经历自然侵蚀和人为损坏。最后, 由于历史久远, 产权更迭, 里弄建筑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和修缮。这些都导致了部分里弄建筑变得破败不堪 (如图2所示) 。

2) 居住密度过高, 为扩大居住面积, 随意加盖楼层。

原针对独户设计的单户住宅现在都居住有4户~6户甚至10户居民, 不仅人均居住面积十分狭窄, 而且诸如厨房、卫生间一类的配套设施因为是按独户要求设计, 无法满足所有住户的需求。极其恶劣的内部居住环境同其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外部建筑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居住密度过大、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也在另一方面导致了建筑内部随意加盖、扩建现象盛行, 破坏原有历史感的同时也使得结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如图3所示) 。

3) 开发受限, 保护资金缺乏来源。

大多数里弄处于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 属于保护建筑, 不允许随意的商业开发。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里弄区土地的价值, 限制了开发、保护资金的流入。思想方面, 人们通常注重历史建筑作为物质的原真性、社会的原生态等, 想将历史建筑“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而忽视了历史的流动性。这导致里弄保护更多的是一种政府行为, 而不是社会行为。里弄保护没有更多的引入市场的力量, 效率方面十分低下。

4) 开发保护成本上涨, 风险加大。

上海的土地价值十分高昂, 常年位于全国前列, 里弄建筑一般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 更是寸土寸金。因此, 里弄不同于一般地域的古建筑的保护开发, 普遍存在成本大、时间长、风险高的特点。另外, 里弄建筑保护针对的不是某个独立的建筑, 而是要承担起整个区域的建筑维护、市政配套和历史文化塑造。这些都使得里弄保护开发的综合成本更加高昂。保护成本高昂、开发时间跨度大、投资回报周期长、收益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 这些原因都使得里弄保护与更新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

3 里弄保护现状

里弄建筑保护迫在眉睫, 上海市政府在这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2002年, 上海市颁布和实施了《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2], 这一条例将里弄建筑保护提升到了法律的层面。2003年, 上海市为了落实上述条例, 在总体调研、讨论和规划的基础上, 确定了包括外滩历史文化风貌区和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等在内的12个中心城区历史文化风貌区。截止2015年, 上海市政府共批准了44片历史文化风貌区, 其中中心城区共12片, 总面积达27 km2, 郊区共32片, 总面积达到14 km2[2]。

4 多模式里弄保护可行策略

对于里弄的更新和保护, 国内学者进行了长时间深入的研究, 并针对特定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他们或从单个成功的里弄保护案例入手[3,4]。或是着眼于城市的整体更新和城市历史文化的整体继承[5]。万勇等人更是从房地产开发路径、原住民自发路径和地区政府组织路径等三个角度, 提出了十余种里弄保护与更新的主要方式[1]。

整合上述观点, 再结合里弄保护面临的具体问题, 可以发现, 里弄保护主要存在三个利益主体即政府、开发商和居民。在当今中国实际国情下, 由政府推行保护是最为行之有效的。其作为保护实施的主体地位是无法改变的。但问题在于过于依靠政府的力量, 而忽视了开发商和居民这两个利益主体的能动作用。如今的大环境下, 里弄居民因为自己的住宅已经破败不堪且自身的经济条件有限, 没有保护自己家园的热情;而在政府限制性保护政策的影响下, 开发商也无心投入必要的资金。最终导致了三极中只有政府一极对保护有所投入, 这显然是不够的。

综上所述, 如何继续在以政府为保护主体的模式下更好地调动居民和开发商等力量的保护热情成了里弄保护策略的重中之重。下面, 就从政府、开发商、居民三个不同的层面, 浅谈一些里弄保护策略。

4.1 政府层面

1) 摒弃传统保护思想, 引入市场规律。

里弄的保护, 本质上是对生活方式和古老传统的保护, 而不是建筑本身的保护。政府需要在法律的制定上摒弃落后的历史保护观念, 在坚持保护决心的同时结合实际情况做到简政放权。政府需要避免重物轻人、重消极保护轻积极发扬、重单体轻历史环境等传统思维, 尽量做到“只给政策少给指示”, 坚持以人为本、提倡积极保护手段、摒弃“保护就是保存”的落后观念。正如张维提到的“新天地”的成功案例[6]。“新天地”采用了区别于传统的“原封不动”的保护思想, 运用了“旧瓶装新酒”的方式[6]。即一方面改变原有里弄的内部建筑结构和使用功能, 创新地赋予了其商业经营功能;另一方面, 不改变原有里弄所具有的典型的“石库门”建筑外观和风格。这种做法在维护好里弄原有历史文化气息的同时, 为里弄创造了新的发展模式, 使里弄随着时代一同发展。

2) 摒弃大规模“扩张式”开发, 采取小规模“综合性”开发。

正如前述提到, 里弄保护开发工作成本高昂, 风险巨大。为此, 政府应该提倡进行多企业、多利益主体合作的综合性保护开发, 提倡开发形式的多样性、系统性, 提倡单体保护规模的小型化;以期避免大规模改造引起的利益主体混乱和大规模房屋拆迁引起的社会、经济矛盾。

4.2 开发商层面

1) 摒弃“利润第一”思想, 采取开发性保护, 实现共赢。

当今中国, 在建筑保护领域, 都是谈开发商色变。究其原因, 便是以往的开发, 名义上是保护性开发, 实则是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破坏性开发。

对于不同里弄的保护, 我们需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对于历史价值比较大的里弄, 予以翻新。对于历史价值不大而且年久失修、建筑环境恶劣的则考虑予以拆除重建或改建。开发商愿意开发的是利润高的重建和改造项目, 而对保护翻新方面的项目兴趣平平。开发商应该摒弃这种落后的思想, 不能只着眼于高利润的重建、改建项目, 而是要承担起整个里弄区的维护工作, 使得开发商真正意义地改善里弄区的生活、历史环境。这样, 政府和居民的利益会被很好的照顾到, 也会更愿意与开发商合作, 实现政府、居民和开发商本身之间的“三赢”。

2) 整合多方资源, “化整为零”, 减少开发风险及成本。

开发商应该具备将较大地块“化整为零”开发的思想。在参与里弄区的保护开发时, 做到充分整合多方面资源, 让政府、居民和其他企业也参与到开发项目中来。在开发资金的筹集、人员的聘请、方案的制定等方面让更多的力量参与进来, 从而实现风险的均摊。

4.3 居民层面

里弄建筑普遍存在年久失修的问题, 居住环境比较恶劣;但里弄建筑一般也处于上海内环以内的中心地带, 地理位置优越, 拥有较大的商业开发价值。这就导致里弄居民对待自己房产, 普遍持有等待拆迁补偿的态度, 而无意在改善里弄现有环境、保护里弄历史文化上投入过多的金钱与精力。如此恶性循环, 使得一方面里弄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和修缮, 另一方面居民也不得不忍受里弄内部恶劣的居住环境。

“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 里弄是生活于此居民的依靠和精神寄托。对于自己的家园, 居民首先应该理解历史文化保护的必要性, 不能将里弄保护与开发只作为一种获得经济补偿的手段。其次, 居民应该做好当家人的角色, 积极参与家园的保护和修缮, 通过里弄整体文化和居住环境的提升获得经济方面的利益。

5 结语

总结上面的叙述, 我们可以将里弄多模式保护策略归纳为:政府方面, 需要明确保护思路, 摒弃传统理念中“保护就是原封不动”的思想, 明确里弄整体历史文化氛围塑造的重要性, 引入多元化的保护开发利益主体, 将里弄保护与商业价值实现和住房保障有机的结合起来, 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与诉求, 实现共赢。开发商方面, 需要摒弃“利益第一”的开发思路, 明确企业利润相对于保护的从属性, 准确地意识到只有里弄整体历史文化气氛的提升才能带来企业利润的更大增长。居民方面, 需要强化主人翁意识, 理解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性, 摒弃一心通过里弄征收、拆迁获取经济利益的落后思想, 明确里弄整体环境的提升才是核心价值所在, 积极配合里弄建筑和里弄历史风貌的保护工作。

在政府、开发商、居民等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下, 里弄的保护现状才能得到改善和提升, 里弄这种古老的建筑形式才能在现代化的今天焕发出新的活力。

摘要：以上海里弄建筑保护现状为契入点, 从政府层面、开发商层面与居民层面三个角度出发, 对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策略及方法进行了研究, 旨在让人更多地了解里弄文化及其保护的重要性, 也为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里弄,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策略

参考文献

[1]万勇.里弄保护与更新的基本方式和关键环节——以上海里弄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 2014 (1) :61-67.

[2]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Z].

[3]莫天伟, 陆地.再生上海里弄形态开发性保护“新天地”[J].时代建筑, 2000 (3) :40-42.

[4]张顒.上海都市文化消费路径塑造与都市文化传播——从田子坊看都市复古风与文化消费潮[J].今传媒, 2013 (2) :42-44.

[5]郁志刚.上海里弄住宅的演变及保护和更新研究[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2010.

[6]张维.“新天地”新出路——上海里弄建筑的历史沿革及其开发性保护[J].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1 (4) :18-23.

[7]吕晓钧, 卢济威.上海里弄保护更新的一种模式探索——上海西王家厍地块里弄的保护与更新[J].新建筑, 2003 (2) :10-12.

景德镇的里弄 篇2

史载古代景德镇有“一百零八条弄”。毕家弄、江家弄、彭家弄、方家弄、詹家弄、斗富弄等等，每个名字里面都藏着一个个故事。

每天，如织的人群在古老的里弄里忘返流连，他们穿梭在一个个长满了青苔的小巷子，在寻找过去，在倾听故事，在感悟现在。

考证发现，景德镇里弄的房屋百分之八十都是以烧瓷窑炉废弃的窑砖头修筑的，它们经过几十次、上百次的烈火历炼后就用来建了房子，这种高效聪明的废物利用，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昔日，陶瓷生产手工操作，分散经营，一家一户的坯房、窑屋、红店，遍布街头巷尾，因而形成了街巷里弄多的特点。如今，这些都成为久远的回忆了。

穿梭在景德镇现存的里弄，我们仿佛穿越时空，想象得到当时繁荣鼎盛的制瓷景象。当年，许多瓷器走昌江河道，载小船驳运，再转入长江出海，器行九域，誉满全球。殊不知正是里弄扮演了始发地的角色。

景德镇里弄是中国陶瓷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丰富的内涵。景德镇里弄历经千年的沧桑，更是千年瓷文化发展演化的重要象征。

我们当仰慕景德镇的里弄，更要心怀崇敬的注视着它们，呵护好它们。这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这是地球上唯一的瓷都留给我们万金难买的宝贵财富。

里弄建筑论文 篇3

上海石库门里弄建筑自近代源起以来, 经历了老式石库门建筑和新式石库门建筑两个阶段。由于受历史环境、社会现实和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石库门建筑无论在风格、结构, 还是装饰元素、材质等方面都经历了多次演变, 进而发展为中西建筑文化混合的产物, 并成为上海独具特色的民居建筑。

一、石库门里弄建筑的由来

关于石库门的名称由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古代帝王宫庭有五门 (路门、应门、皋门、雉门、库门) , 诸侯宫庭则有三门 (路门、雉门、库门) , 以示等级礼制, 类似于天子九鼎八簋、诸候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的中国古典礼制。宫室最外之门, 无论帝王还是诸侯宫庭, 都称为“库门”。而石库门建筑多选用石料制作门框, 并有典型的黑漆木门, 因此有“石库门”之称呼。

另一种说法是:沪语中把一种物件包、套、收束在另一物件之外叫“箍”, 例如“箍桶”、“箍盆”。俗语把这种出现在英租界里用石条“箍门”的房屋, 叫做“石箍门”, 后因宁波、绍兴语言口音“箍”“库”不分, 而讹为“石库门”。

两种说法相比, 前者较为学术, 后者更为市井。石库门建筑是伴随里弄街坊而出现的。关于“弄”, 很多外地人不懂其义。“弄”的辞书释义为:建筑物间的狭窄小路。吴方言称小巷为弄堂, 也称“弄唐”。祝允明《前闻记·弄》“今人呼室下小巷为弄……又呼弄唐, 唐亦路也”[1]。

最初石库门建筑源起的背景是1853年小刀会起义和1860年太平天国东征, 江浙富绅、沪上华商纷纷涌入租界, 由于租界内住房紧缺, 英商便腾出空地在今广东路、福建路和河南路一带建造大批廉价木板房以出租牟利。为节约用地、多建房间, 木板房采用伦敦联排住宅的毗连形式 (如图1) 。

有资料显示, 1853年一年不到, 便建成800多幢这样的板房, 到1860年, 板房数量更是达到惊人的8700多幢。这也是英租界里最早的商品房。因为市场极大, 很多洋行干脆放弃原来商贸, 直接改行做起了租界内的房地产生意, 获得巨大利润。一时间“新筑室纵横十余里, 地值至每亩数千金。”

二、近代石库门里弄建筑的演变特点

上海开埠后, 1854年租界当局与上海道台订立的《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中即有规定:华人在界内租地赁屋, 由中外业主分别禀明领事官和府衙, 经查视无碍才准其居住;如在界内建屋, 不得选址于洋房左近, 选料禁用蓬、蒿竹、木材等易燃材料, 施工不得阻碍道路。从1853年租界华人计500人到次年激增为2万人, 1862年达到50万人, 增长速度惊人。1854年英领事阿礼国 (R.Alcock) 焚烧洋泾浜沿岸 (今延安东路) 华人临时木板房来驱赶华人, 因遭到租界内大小地产商强烈反对而作罢。

1869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加强了对事故频发的临时木板房的管理, 又通过颁布《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拆除了大批木板房, 代之以砖木结构住宅。1870年前后, 上海开始出现砖木立帖结构的里弄住宅, 即所谓老式石库门里弄住宅 (如图2) 。其单体平面及结构, 采用“三上三下”式, 即正间带两侧厢房 (如图3) , 中为天井, 楼下正中是客堂, 东西两厢房, 且有前后厢房之分。客堂后是楼梯, 再后为厨房。整幢建筑为封闭式, 高墙厚门, 建筑面积在100m2左右, 迎合了中小有产阶层大家庭的居住需求, 因而发展迅速, 不久便纵横成片, 形成规整街坊。

史料无从考证第一幢石库门里弄住宅为何时、何地、何人所建, 但典型的老式石库门住宅应以1872年建筑的兴仁里为最早, 这是大家所公认的。兴仁里, 位于北京东路以南, 宁波路以北, 河南中路以东, 占地20亩, 主要由24幢三开间两厢房和五开间石库门住宅组成, 都是二层结构, 各类住户加店铺计57户。1980年石库门住宅被拆除后原址上修建了一批6层建筑, 仍叫兴仁里。

在石库门建筑的历史里, 有老式石库门住宅和新式石库门建筑之分。其中老式石库门住宅建筑还分为早期石库门和后期石库门两个阶段。

早期石库门住宅建筑大体出现在1870年到1908年期间, 受江南传统民居风格的影响较大, 整体建筑中随处可见中式元素, 如格栅、雕花漏窗、美人靠栏杆、中式格子门、封火山墙等。

后期石库门住宅建筑因为出现于1909年到1919年的十年间, 受西方建筑的影响更大, 砖砌发券、牛腿、柱头、栏杆、柱式、门窗装饰、扶梯均采用西洋风格的细部装饰手法。此时的石库门建筑单开间户型逐渐增多, 三开间两厢房和两开间一厢房逐渐减少, 单体空间面积减小;装修简化, 用砖墙承重结构取代了立帖式木构架结构;门头装饰也少用砖雕和传统花鸟图案, 而以时兴的西方古典式山花或简约的现化派几何图样取代;不再采用费时费工的石雕工艺, 而用錾假石或水刷石装饰。这样的调整特别适合以小家庭为单位、量入为出的经济型青年住户。这类业主多出身于江南封建传统家庭, 对中式元素的审美已经厌倦, 转而欣然接受西化的思想和装饰符号;加上面积减小致使租金下降, 一度深受还在奋斗创业的近代上海新移民阶层的喜爱, 而得以广泛建造 (如图4) 。

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 (如图5、6) , 后来也称改良式石库门里弄住宅, 改原来“三上三下”为单开间和两间一厢结构。1910年到1930年还出现过广式里弄住宅, 多为广东籍职员和日侨家眷居住, 因外观很像广东旧宅而得名。

随着人口的飞涨, 地皮紧张, 上海的居住房屋长期供不应求, 而原址建筑已然十分拥挤, 密度极大, 所以要增加住房面积只能通过对原来石库门里弄建筑的胡乱搭建来应付。拥挤混乱的石库门里弄已成为上海一景——“七十二家房客”的狼狈生活和密不可堪的起居空间。直到上世纪30年代后期, 老式石库门住宅才完全让位于建筑等级和装修标准更高、卫生设备齐全的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到上海解放时, 全上海居住房屋面积为2360.5万平方米, 而石库门里弄住宅就占到52.6%, 共计1242.5万平方米, 成为上海百姓生活的主要居住形式。

三、石库门的西式建筑装饰元素

老式石库门的立面装饰大抵是:山墙多采用传统马头墙, 或产生于福建民居的观音兜山墙和荷叶山墙形式;门头多模仿江南民居的仪门样式, 挑檐下砖雕极其精致, 多用花鸟图案;门框条石采用花岗岩和宁波红石, 门楣、门框间往往饰有四字横批, 或为吉祥用语或为宅第名号;黑漆大门用原木制成, 厚实安全, 石过梁两旁有刻花石雀替, 与江南民居石条门罩相仿;白粉墙、黑色蝴蝶瓦屋面如常所说“粉墙黛瓦”, 色调清雅、明朗, 完全是江南民居的浓郁风情。

1912年以后, 新式石库门多采用人字屋架和人字山墙, 顶部做水泥盖顶, 前期有过观音兜巴洛克式山墙盖顶的过渡式样, 之后出现纯粹西方样式和几何形水泥盖顶, 或是简式线脚装饰的山墙盖顶 (如图7) 。

由于新材料的产生和使用, 这时石库门住宅几乎已经不用条石边框、上槛和雀替, 而采用砖砌门樘过梁或钢筋混凝土门樘过梁, 再用錾假石、汰石子作表面仿石肌理。门框横楣上采用西洋石发券纹饰, 有希腊式三角形山花, 也有罗马式半圆拱山花, 还有巴洛克多角形和曲线形山花。如上海尊德里石库门的立面, 石雕雀替被条石边框取代, 砖雕希腊式三角形山花, 雕工精美, 具有罕见的艺术韵味。有些新式石库门住宅建筑还在条石边框柱上直接采用西方古典柱式, 较多采用爱奥尼亚柱式, 只不过比例、型制不求精确而显随意。如上海新闸路557弄石库门建筑的西式柱头 (如图8) 。

此外, 新旧材料的更迭也给石库门结构形式带来自然变化。混凝土楼板代替木材楼板;水泥地坪取代木地板;冷摊瓦、青红瓦代替了粘土蝴蝶瓦;原先的石条框柱被水刷石、錾假石等新的人工仿石工艺取代;墙面的纸筋石灰粉变成了机制红砖、青砖、石灰勾缝的清水墙面, 也有用水泥粉刷和汰石子粉刷的;原先的立帖木构架的木材承重、砖墙填充的承重结构被砖墙承重和钢筋混凝土承重结构代替, 使阳台更安全、更牢靠;还大量出现罗马式瓶形栏杆之类的西洋符号。

新式石库门住宅除山墙和山花装饰外, 比较有代表性的装饰部件就是出现在弄堂口“过街楼”的立面装饰。由于钢筋混凝土承重结构出现, 使得两排房屋之间出现稳固的连接空间, 楼下为弄堂人车通道, 楼上为起居空间, 因其出现在弄堂口常用作弄堂立面装饰重点。通道顶面多用拱券造型, 以各种西洋花饰和线脚来装饰, 工艺也多为錾假石、汰石工艺, 也有方形直角造型。两侧古典柱式或希腊式或罗马式, 但多为爱奥尼亚柱式, 拱券立面上镶砌长方形匾额, 匾额通常是里弄名称, 且多为书家名作。匾额下还有线脚装饰表示建筑年份的小匾。

过街楼山墙装饰一律是西方古典风格的建筑元素, 三角形、拱形、巴洛克断山花、水平式山墙均不乏范例。如上海懋德里的方形过街门楼, 锦云里拱券弄门造型均有精美山花雕刻 (如图9) 。

石库门住宅建筑立面的顶端还有很多开在阁楼之上的“老虎窗”, 功能是采光和通风。作为造型元素, “老虎窗”极大地凸显石库门住宅建筑立面效果 (如图10) 。“老虎窗”来源于英式建筑, 礼和洋行和慈安里大楼均有造型独特的“老虎窗”, 上海外滩近代建筑中的元芳大楼和字林西报大楼 (盘古银行) 顶楼所开“老虎窗”还有一定的装饰效果。

四、总结

上海石库门住宅是以江南传统民居的空间结构为蓝图, 改“单层多进”的传统特色为“多层单进”, 并把建筑平面面积向空中发展成为集约化住宅结构。石库门的单体平面与结构脱胎于我国江浙一带传统的低层院落式住宅, 而集群式的石库门住宅的联接方式则采用伦敦联排住宅的毗连形式, 可以说是中西建筑文化混合后新的产物, 并成为上海独具特色的民居建筑。

上海石库门里弄建筑的建筑装饰风格与上海近代“海派”建筑装饰风格是吻合的。因为上海石库门建筑产生于上海近代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下, 并作为城市居民的重要居住建筑形式而长期存在, 与整个近代“海派”建筑的发展轨迹始终保持一致。因此, “海派建筑”建筑风格的具体特征在石库门住宅建筑中也有着极为普遍的体现:建筑形式中西合璧, 自由组合;建筑元素包罗万象, 兼收并蓄, 皆为我用;建筑符号深入生活, 成为市井文化;建筑装饰的虚浮与建筑设计营造的精明实效的矛盾统一。作为近代“海派”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石库门里弄建筑, 不仅见证了上海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同时也在我国建筑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不可磨灭的一笔。

参考文献

[1]陈从周、章明主编.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编著.上海近代建筑史稿[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88

[2][美]罗兹·墨菲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3]王绍周.上海近代城市建筑[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里弄建筑论文 篇4

逢年过节，或者兴之所至，富商名士为了助兴，往往会邀集演员来做专场演出，地点可以是自家私宅，也可以包一处饭庄、会馆或者戏院。

堂会的好处，一则可以欣赏预订的节目，二则可以享受在自己地盘上的清静安逸，顺便也彰显排场、身份，所以历经明、清、民国，长盛不衰。

著名的戏剧家李渔曾是堂会明星

元代曲艺兴盛，促进了堂会演出的发展，当时已经有了在厅堂演出的杂剧。到明清两代，豪门大家越发时兴这种娱乐方式。

他们不仅延请名角名伶，有钱人还在自己家里蓄养戏班，平日唱曲排演，演出小型的剧目。《红楼梦》里就写道，贾府经常办堂会，专门从苏州买来一些女孩，请人在家教习。

明末清初的戏剧家李渔是当时最有名的堂会演出筹划者，他有一个戏班，他亲自调教演员，带着她们外出演出。由于李渔富有才华，调教出来的演员又极为动人，达官贵人们争相邀请“李家班”前来自家演出，几年间李渔和他的戏班走遍了十多个省市，获利丰厚。

从当时的建筑中也可以看出堂会的兴盛。许多官僚、富商為了享受堂会之乐，会在自家宅院兴建戏台。苏州拙政园中建有鸳鸯厅戏台，临水而设，结构别致，演出时借水传声，清雅非常。清恭王府后花园也有一座戏楼，里面是长方形大厅，在厅南部建有戏台。厅内上下两层，楼下厅中摆桌椅供人观剧，楼上是女眷们看戏的地方。

清代后期京剧流行，堂会演出更加兴盛，一些亲王、贝勒痴迷戏剧，不惜拜名角为师。比如溥仪的叔叔、贝勒载涛就擅长“猴戏”， 以演《安天会》名动京师，为当时一绝；镇国公溥侗别号红豆馆主，对生、旦、净、末、丑，无所不能，无所不精。他们经常在宅邸中举办堂会，与梨园朋友切磋艺术。

一场堂会，十座房产

民国时代，堂会一直兴盛不衰。

1923年农历春节，总统黎元洪在总统府设宴三日，邀请男女名伶同台演戏。第一天招待蒙古王公，第二天招待外交使团，第三天招待政府机关要员。当时的名旦名角汇集一堂，梅兰芳演了《玉堂春》、《木兰从军》、《四郎探母》，杨小楼演《麒麟阁》、《八大锤》、《安天会》，此外还有余叔岩、尚小云、程砚秋、金少梅，演出的隆重程度轰动京城。

由于要请名角，办堂会的花费往往非常高昂。民国初年，时任司法总长的梁启超曾经办过一场堂会，花费银元二百。袁世凯对他说：“听说你家的堂会很热闹，一次堂会竟花了二百元，还是你阔呀！”第二年元旦，他便也在总统府如法炮制了一场堂会，找来了名角谭鑫培。

这一场堂会，花费高达六千银洋。当时北京城一所四合院的价钱约是五百银洋，一场堂会竟然值十所房产。

1922年11月，前清宗室墨麟七十寿辰，他的三儿子、北京电灯公司襄理宝叔鸿在织云公所办了一场堂会，剧目有言菊朋的《战太平》，杨小楼、钱金福的《连环套》，言菊朋与徐碧云的《坐宫》，梅兰芳新排的《洛神》。言菊朋与他们家是世交，所以特别演出两场。这一场堂会，花费高达六千银洋。当时北京城一座四合院的价钱约是五百银洋，一场堂会竟然值十所房产。

历史上的“第一堂会”

盛况最为空前的堂会却并没有办在堂会的发源地北京，而是于1931年在上海浦东举办。。

那次大堂会，南北军政界要人、海内名人云集，蒋介石、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吴佩孚、张宗昌等均送匾额致贺。

南北名角竞相献艺，据当时报纸记载，受邀者有“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及荀慧生；还有武生泰斗杨小楼，“四大须生”之一马连良，“海派京剧”领军人物麒麟童周信芳、赵如泉、小杨月楼，总计名角57位。只有余叔岩托词不来，盖叫天从不唱堂会。除此二人，这场堂会几乎集齐了当时梨园最耀眼的明星。

这次堂会，举办于1931年6月，是杜月笙为了庆祝在家乡浦东高桥修建的祠堂落成。堂会延续了整整三天，宴请了万名宾客和乡亲，摆了1200多桌酒席。上海和各地报刊纷纷报道，轰动全国。

由于祠堂在郊外，为了名角宾客方便到场，杜月笙专门从江边码头到祠堂修了一条4公里长的柏油马路。

据说，当时，马路上拥挤不堪，杜公馆准备了15辆轿车和150辆人力车接客，浩浩荡荡如长龙，仍然无法应付，许多演员只好自雇人力车，而杨小楼、程砚秋等步行前往，梅兰芳坐了一辆独轮小车。如此浩大纷乱的场面，连杜月笙都觉得难以摆平。

堂会演了三天，上演剧目40多个，当时人称之为“民国第一堂会”、“天下第一堂会”。

里弄建筑论文 篇5

1 公共空间与环境行为

行为学认为“环境与人之间, 或强或弱、或间接或直接的相互交织, 人与这些环境之间保持着感知、选择、使用、适应和解释等关系, 构成人与环境相互渗透的的系统[1]”。行为学立足于探索决定空间物质属性的要素, 并研究要素对环境行为意识的影响, 它在人居环境层面论证的是人的行为与空间环境的辩证关系。海德格尔指出“不能将人与空间分割开来, 空间既非外部对象, 又非内部体验, 人与空间是不可分开来单独考虑的[2]”。空间行为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人的分析, 它着眼于人在空间中的心理认同和活动状态。因此, 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基于人的行为意识发展的物质空间, 它具有清晰的场所轮廓, 同时它又承载了人的心理需求及行为特征。

公共空间不同于一般的场地或者空间, 它是人和环境发生关系所产生的产物[2]。正如扬.盖尔所言:“虽然物质环境的构成对于社会交往的内容、质量和强度有较直接的影响 , 但却更影响着人们相遇、观察和倾听他人的机遇[3]”。这些机遇促进空间与行为的相互作用, 同时也对公共空间的社会属性产生了影响, 使得公共空间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集体空间, 而是具有包括人的心理需求、行为特性以及精神活动在内的多重性质的场所领域。

2 调查研究区域的选定

2.1 茂名北路200-290弄概况

茂名北路200-290弄位于上海市静安区, 是1923年 -1927年间建造的传统石库门里弄住宅 (图1) 。选取该住区的外部公共空间作为调查地点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住区建设较早, 具有上海里弄住区的典型特征;其次是住房空间狭小, 居民的日常生活行为通常发生在里弄空间中, 这使得里弄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交通功能, 同时具有和住宅内部厅堂一样承载活动的功能, 场所发生的行为类型更为多样;最后是因其现状环境问题突出, 各种生活矛盾和领地矛盾频发, 因此更具现实研究价值。

2.2量化分析调查区的选定

通过文献查阅及多次实地踏勘, 我们对居民行为的分布区域进行了整理总结。按照空间属性将其划分为外围道路空间、宅前过渡空间及交通节点空间三种类型, 分别以VI, VII, VIII命名, 并就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空间进行量化分析。

VI空间是住区的外围道路空间, 其构成了里弄的空间底图。它的空间使用性高, 承担了住区对外交通和公共服务的功能。此外, 其作为居民外出活动的必经之地, 链接了内部各个功能空间。

VII空间是住区建筑的宅前过渡空间。由于里弄住区特殊的建筑特点, 这一空间同时承担了室内和室外空间的双重功能, 该空间的物质形态和行为发生状态是三种空间中最为丰富的。

VIII空间是住区的交通转化节点, 通常是主弄与支弄、城市道路与主弄的交汇处。此类空间通达性好, 空气流通性佳, 是居民偏爱的停留场所。但因为住区道路狭窄且系统性差, VIII空间的交通状况较为混乱。

1 | 茂名北路200~290弄住区

2 | VI, VII, VIII空间现状

3 调查研究方法

此次调查研究的对象为住区内居民, 时间为2013年4月~12月。综合考虑气候、天气情况、节假日等诸多因素, 笔者选择在2013年5月31日、2013年6月16日、2013年8月31日、2013年12月29日这4天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本次调查研究主要采用行动观察法和问卷调查法两种方法。

3.1 行动观察法

此方法是指“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 调查者有目的、有计划地运用自己的感觉器官或借助观察工具, 对空间环境的使用者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行为活动进行观测而获取数据的方法的解释[4]“。一方面, 观察者通过里弄住区的监控视频, 用宏观视角观察居民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天气情况下在三类空间的行为发生特征, 对行为发生地点及发生次数进行量化统计;另一方面, 观察者可参与到公共空间中, 对部分居民进行追踪调查。在该调查法中, 观察者每隔30分钟对居民的空间分布区域、行为发生量和发生特征进行一次记录。

3 | VI, VII, VIII空间居民时间分布表

3.2 问卷调查法

在广泛询问居民意向的基础上发放调查问卷96份, 得到有效样本84份。应用SPSS16.0对84份问卷进行信度检测, Cronbach’salph系数为0.76, , 大于0.7, 证明问卷的有效率较高。通过反馈后的数据, 把握居民对不同区域空间的评价满意度, 并用相关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整理, 以折线图、饼状图和调查表格的形式进行记录。

4 调查研究结果与分析

4.1样本特征描述性统计

居民在里弄住区公共空间的行为活动与其性别、年龄、个人收入以及生活习惯等因素密切相关, 其中年龄因素对行为发生的类型、频率以及满意度影响最大。根据我国公民的退休年龄、平均婚育年龄等年龄特征将空间使用人群分为:18岁以下、19-25岁、26-40岁、41-55岁及56岁以上五个年龄段, 并根据我国公民最低工资标准、退休薪资相关规定等居民收入特征将空间使用人群分为2000元以下、2000-4000元、40006000元及6000元以上四个收入段 (表1) 。

表1反映了空间使用者的人群特征信息。根据监控视频观察记录和现场追踪调查发现, 被调查者中女性人群占样本总数的66.7%, 在里弄场所中的出现几率和停留时间均高于和长于男性居民;在年龄特征方面, 被调查者的年龄多在60~80岁之间, 老年人口数约占样本总数的59.5%;在收入方面, 4000~6000元水平的居民占多数, 占样本总数的71.4%, 其次是收入2000~4000元的居民, 占21.4%。

4.2 时空分布特征

结合现场观测和小区管理部门的人口统计资料, 居民在VII, VII, VIII三类空间中的分布情况具有一定的规律特征。

1) 时间特征。在三类典型空间中, VI空间和VII空间在一天中一般有两个人流量高峰, 其中VII空间中居民的停留时间较长, VI空间居民主要是在早上7:00-9:00和下午5:00-6:00这两个上下班时间段内急速穿行, 一般不作停留。VIII空间的居民人流量则是从早上9:30之后开始增长直至中午, 下午4:00之后开始减少 (图3) 。

综合图表可以看出, 人流量最大的是VII空间, 且使用人群、活动时间和地点都相对固定, 流动性最强的是VI空间, 而行为活动特征最规律的是VIII空间。归纳可知, VII空间和VIII空间的受欢迎程度较高, VI空间的实用性最强。

2) 空间特征

在VI空间内, 居民出现频率最高的区域是NO.1和NO.3, 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两处区域靠近城市道路, 住区建筑的底层多开设有日常用品及早点店铺, 因此, 在上下班期间出现在这两个区域的人数较多。NO.2区域靠近五金建材市场, 环境卫生恶劣且日常需求不大, 居民多不愿在此处驻足停留。NO.4区域紧邻餐馆, 但出入口多设置在住区南侧的威海路, 居民到达餐馆多是从NO.1区域进入威海路, 少有居民从NO.4区域进入, 因此NO.4区域的空间利用率比NO.1和NO.3区域低。

在VII空间内, 居民进行休憩、驻足多在NO.4和NO.5区域, 这两个区域的道路相对NO.1、NO.2、NO.3、NO.6区域较宽, 且自发性种植的盆栽较多, 居民常在NO.4和NO.5区域料理花草、聚会聊天, 且多喜欢停留在植物边缘地带, 植物提供给居民具有一定私密性的空间, 其观赏效果也很受中老年居民的喜欢。NO.1、NO.2、NO.3、NO.6这四个区域道路狭窄, 且路旁停放的自行车以及闲置的生活用品使本就狭窄的道路空间更为堵塞。因此, 居民在这四个区域多是直接穿行, 少有散步等自发性行为。

在VIII空间内, 居民活动多发生在NO.7、NO.8和NO.11区域, 这三个区域封闭性强, 植物和座椅等设施数量相对较多。NO.1-NO.6, NO.9和NO.10区域靠近城市道路, 空间过于开敞且多为进出住区的出入口, 居民活动多是穿行等必要性行为 (图4) 。

4 | VI, VII, VIII空间的居民分布

4.3 居民的行为偏重

调查将居民在公共空间发生的行为概括为穿行、坐憩、交谈、购物、追逐、洗涤、储物及停放车辆八大类。根据居民行为的分类以及各类空间行为发生频率, 通过“定点观察—时间轴—定量数据”[5]模式, 整合数据列表 (表2) , 归纳总结居民在VI, VII, VIII三类空间中的行为偏重情况。

坐憩率较高的是VIII空间, VI和VII空间则相对较低。这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 此类空间具有半开放的特性, 场地边缘以落叶乔木界定, 具有一定围合感, 同时又能透过植物清楚的观察VI和VII空间, 给居民长时间停留休憩提供了视觉“廊道”;其次, 由于空间内设置有座椅、石桌等休闲设施, 居民可在树木阴凉处进行下棋、交谈及麻将等活动, 且此类活动时间长, 并且易衍生其他行为, 增加了行为发生的类型;最后, 从居民心理诉求来看, 住区居民多为老年人, 而VIII空间又起着连接各功能区域的作用, 来往人群较多, 因此满足了老年人群对于空间环境的心理需求。

交谈率较高的是VII空间, 其次是VIII空间。两类空间都属于进出建筑的必经区域, 空间遮挡性良好, 不同的是VII空间的交谈行为多伴随行走或站立进行, 而VIII空间的交谈行为则多为停坐进行, VIII空间具有典型的半开放性, 并且布置有盆栽植物和休闲座椅等设施, 因此有助于交谈行为的产生。由此可见, 交谈行为发生的频率与空间的开放性及物质条件密切相关。

购物几率发生较高的是VI空间, 而VII空间和VIII空间则没有这种行为的发生。VI空间位于住区最外围且紧邻城市干道, 此外, 住区底层开设有水果店、小吃店等商业店铺, 因此居民在VI空间经常产生购买行为;其次, 住区西侧的学校及其南北两侧分布的商业建筑, 也增加了购物行为的发生几率。

穿行较多的是VI空间, 其次是VII空间。穿行行为一般分为必要性和暂时性两种, 造成VI和VII空间的穿行行为多于VIII空间的原因主要是前者多为必要性行为, 后者则更多的是一种暂时性、偶然性行为, 不具备必需性。

家务行为如洗涤和储物等主要发生在VII空间, 其次是VIII空间。建筑两侧多设有水槽并连成一排, 多户居民常同时在水槽前洗涤, 洗涤行为又引发了晾晒、交谈等衍生行为;其次, VIII空间作为主要休憩空间常发生休憩行为伴随储物行为同时进行的情况, 而VI空间是住区的主要交通系统, 不论是空间距离还是功能属性均不具备发生家务行为的条件。

5 结论与建议

经过实地考察、发放调查问卷以及后期数据整理, 本研究得出了几方面结论, 并为里弄住区公共空间的功能属性与形态特征的调整与提升提供了相关依据。

1) 从心理诉求出发, 探明了居民对里弄空间的不同需求, 这有利于对场地的小型广场、健身设施及其他环境景观进行完善。在后期的提升建设中, 应综合考虑居民的年龄、性别及活动区域等情况, 合理增加服务设施数量, 完善绿地与广场等公共空间的功能, 满足居民的认知、交往及情感等需求。

2) 从人口属性出发, 归纳了住区不同年龄、性别及收入人群的行为发生的主要特性, 确保调查研究能够准确记录不同类型的居民所呈现的个体特征及需求概况, 为将来的环境改造与提升提供依据, 使得提升设计与建设避免以偏概全, 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3) 从行为特征出发, 对不同公共空间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 总结了各类行为与空间环境质量的关系。结果表明, 必要性行为受空间环境质量的影响小于自发性行为。必要性行为发生的场所具有明显的物质属性, 在后期的改造提升中应多注重空间环境的功能需求;而自发性行为发生的场所则具有明显的精神属性, 因此, 设计者需更关注空间环境的情感价值。总之, 对于里弄住区公共空间的环境改造与提升, 应为空间行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找到平衡点, 构建一个安全便捷与休闲舒适的住区环境。

参考文献

[1]李斌.环境行为学的环境行为理论及其拓展[J].建筑学报, 2008 (2)

[2]王宇.基于环境行为理论的居住小区公共空间探究[D].四川农业大学.2013

[3][丹麦]扬·盖尔著.何人可译.交往与空间[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4]戴菲, 章俊华.规划设计学中的调查方法4:行动观察法[J].中国园林, 2009 (2) :55-59

[5]余汇芸;包志毅.杭州太子湾公园游人时空分布和行为初探[J].中国园林, 2011 (2)

里弄建筑论文 篇6

田子坊概况

本文研究对象一上海田子坊是近代上海里弄环境和文化的典型。上海近代里弄住宅是指1870-1949年间在上海普遍建造的一种多栋联排式住宅。里弄建筑是在中国传统江南建筑的基础上,受到西方城市联列式住宅布局的影响发展起来的。里弄环境绿化的出现、变化及发展有赖于里弄本身的历史与发展轨迹。

田子坊位于上海市黄浦区泰康路210弄,原名志成坊,始建于1930年,是由上海特有的石库门建筑群改建后形成的时尚地标性创意产业聚集区,也是不少艺术家的创意工作基地。它曾是徐悲鸿、张大千等大家的居住地,是梁漱溟、梅兰芳等文化名人活动的出入地,拥有深厚且特殊的文化底蕴,也是当年的华洋结合区。自1998年9月区政府实施马路集市入室后,泰康路依据打浦桥地区的功能定位开始实施打造特色街区工程。1999年,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为此地取名田子坊(取中国古代画家田子方之谐音),寓艺术人士聚集之意。与此同时,有多个项目策划和地产开发商、知名艺术家陆续入驻,从此田子坊的发展渐入佳境,它已日益发展成为上海城市历史建筑风貌展示区和文化创意示范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田子坊里弄环境中的植物配置方式

1.植物分布区域

里弄环境中空间相对狭长局促,经营者往往能够根据小空间的特点因地制宜的进行绿化布置,让植物在最合适的空间组合中展现出最佳效果。田子坊主要的植物分布区域包括:里弄当中道路的两侧、店铺的建筑墙面、门前和室内、公共设施周围以及一些天井或者庭院的绿化。

2.植物配置方式

a.里弄道路中的植物配置

由于里弄道路空间狭小局促等限制因素的存在,因此在其绿化设计中的上层植物一般应采用小乔木点植和局部空间列植的方式,不应种植占据太大空间的大乔木,中下层植物的配置方式则相对较为多样。

在空间相对开阔的弄道中的植物配置,不仅植物品种多,而且配置方式也相对多样。植物配置一般会出现在道路两侧以及穿插于店铺门前的开放空间内,在此类空间中,多会出现诸如单植或列植的竹子、鱼尾葵、棕榈等棕榈科植物,并结合中下层的植物,如种植在地面花箱、花钵中的低矮灌木或草本植物,以此形成高中低三层复式结合的植物配置层次,丰富植物景观效果。

在空间相对局促的弄道,植物配置普遍具有品种与形式相对单一的特点,一般不会出现大面积组团的小乔木或者大灌木,其中应用较多的植物,一般以藤本类植物、小灌木及一些地被植物为主,且通常种植在木质花箱、花钵等容器中。类似的配置方式通常也出现在弄道与店铺结合的过渡空间中,有组团种植的形式,也有线性排列种植的形式,这种布置形式能够体现出明显的节奏美感。当然,在一些狭小的空间中,为了营造清新、幽远的氛围,可以高密度的配置一定数量的植物,并且可以结合其它景观元素(如屏风、雕塑、置石等)来丰富弄道的带状景观,以此将不同风格店面的视觉外貌在带状植物的装饰下得以统一,还可形成视觉焦点,无形中给弄道和店铺带来人气。

b.店铺及其周围的植物配置

田子坊当中的大部分店铺改自传统的石库门住宅和旧厂房,因而硬质环境保留了原有石库门弄堂的简约及规律的特点。与整体建筑等硬质环境相适应,植物配置的风格在整体简约中既有自然也有规则;在空间处理方面,充分结合立面和平面空间的绿化,营造出完整的植物景观层次。

c.店铺外侧的植物配置

通常店铺外侧的整体绿化效果,主要是由门前的植物配置与弄道绿化相互融合,并相互穿插而整体展现出来,因此在植物种类的选择利用与配置形式方面有着相似的特点。植物种类的选择多以灌木、地被和藤本植物为主,并常种植在花箱、花钵中。分布在一些空间相对开阔的弄道两侧的店铺,顺着弄道,每家店铺外侧都会放置若干盆栽、花钵、花箱甚至是一两株竹子结合砖墙、置石、古井、地面青砖等硬质元素共同组景,一些草本花卉及藤本植物的运用也很独到。为了丰富景观元素,通常比较注重外立面甚至是屋顶的绿化,一些攀援类植物结合棕榈科植物的配置方式,充分利用了石库门建筑外立面古朴的风格和有限的空间,丰富了景观的立体层次,从而也能够营造清新的氛围。如某商家店铺外,一丛清秀挺拔的竹子,下层配以三四棵麦冬及杜鹃,楼上栏杆垂下的花叶蔓长春花,自然的结合呼应,营造出局部成体系的绿化景观,兼顾了平面、立体绿化,丰富了店铺和整个弄道的环境与亲和度。

在一些相对局促的环境中,很多商家别出心裁,发挥“见缝插针”的本领,在墙面绿化上着手,充分利用玻璃瓶做成立体花架,将小型植物种植其中,既不影响弄道的狭窄空间,又能丰富弄道的情调,提升空间的可亲度,共同营造清新活泼的氛围。

d.室内环境的植物配置

店铺,工作室等室内场所的绿化也是场所整体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植物是室内软装的重要元素,引进了绿植的室内环境,装饰了立面、桌椅,也将自然引进人的心里,起到很好的点缀作用。在配置方式上,主要应用盆栽、插花,并注意选用色彩明快、气味清新的植物种类,起到装饰和衬托整个店铺环境的作用。例如,墙面、墙角等空间多选择绿色的观叶植物,而桌面装饰则相对选用的植物种类较多。一些场所的植物应用往往还跟季相相协调,比如,夏季选择相对冷色调的植物,而冬季选用红,黄等暖色调的植物,在一些气氛热烈的场所,摆放一些欢快、鲜艳的植物。一株一品红,一支马蹄莲,往往就能够使得店铺、工作室的环境更加活泼,氛围更加高雅。

e.公共设施周围的植物配置

相比店铺等私有空间,田子坊的经营者们对于变电站、厕所等公共设施的绿化改造、“隐藏”也是颇具风格,简单明了。两处木质花箱,一两扇木质围栏,辅之以田子坊平面图公告栏,很人性的处理方式,就让一处原本处于弄道一侧,相当破坏氛围的公共厕所“隐身”了,丝毫不突兀,很自然的与周围环境融合在了一起;高大的变电站和支架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碍里弄整体清新的氛围,影响人的视觉感受,而电线杆上垂落的花叶蔓长春花,变压器下面的一圈花箱,使原本显得紧张突兀的变电站演化成了一处景观节点,起到了提示游人的作用,没有多花哨的手法,很巧妙的将其融入到周围轻松自由的环境中。

田子坊植物配置的特点

1.突显文化、商业、旅游场所精神

城市不是各类功能作用的分类,而是进行各种功能的相互结合混杂,城市的特色来自于丰富的混合使用。在田子坊的绿化引入和改造中,经营者们自然注重田子坊作为创意产业、休闲、文化场所的精神体现,他们注重各种店铺、工作室以及周围环境的品位和情调,植物配置中的植物种类,应用方式或者要符合酒吧、咖啡厅的小资情调,或者要体现创意场所的活跃、自由的精神特征,让人们自然而然感受独特的场所精神和文化底蕴。如弄道起止处的竹子的使用,贴合了这条以创意和文化场所而著称的弄道所体现的文艺和积极向上的风格;吧台上的精巧盆栽是咖啡厅等场所突显小资情调的一种点缀。整个弄道的植物配置也美化了田子坊里弄环境的整体场景,塑造里弄独特的风景线。

2.灵活多样,绿化分布广泛协调

有限于整体空间的局促,田子坊尤其是新辟绿化空间整体的绿化面积并不高,但是绿化空间中乔灌草灵活多样的应用形式和较为丰富的植物品种,通过点线面结合的植物布置格局使得本来有限的绿化空间显得连贯,与周围环境、场所主题的融合也显得很和谐。一些小区域的组团起到了作为景观节点的作用,如田子坊的入口处和一些弄道的拐角处的植物组团配置。而店铺和弄道两侧点状布置或者线性布置的植物体现出节奏感,构成了绿化的整体骨架,支撑起整个里弄的绿化环境。

3.精致,自由,模块化

与田子坊商业化、文艺化的大环境相适应,在绿化改造过程中,植物配置的方式也体现出自由,随性,自然的风格,乔灌木可以自由种植于店铺门前,也可以整齐地列于弄道两侧。草花、地被、藤本植物的选择也是根据商家的不同需要和游客的品位合理的配置,可以遮挡,也可以点缀。田子坊相对局促的整体环境决定了不适合大面积种植大中乔木等高层植物,而密布的店铺、工作室更加适合模块式的、可以自由组合的配置方式。花箱、花钵、花盆的组合可以根据季节、地点、时间选择不同的组合方式和植物类型,在狭小的空间里呈现独特的绿化环境。绿化设计随着空间大小决定了用地范围的可塑性,使得田子坊的绿化始终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占据一席之地,展现自身特色,并且发挥一定的生态效益,给游客以新意。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