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民族地区（通用11篇）
甘肃民族地区 篇1
加快甘肃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既是各少数民族群众的迫切需要, 也关系到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民族地区要加快发展, 必须立足自己的实际, 找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面临的形势, 抓住机遇, 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 统筹规划, 扎实推进。
一、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随着国家一系列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 甘肃省不断加大扶持力度, 使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长足的进步, 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 我省的民族地区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㈠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全国、全省其它地区相比仍然差距较大, 工业化水平低, 城镇化进程缓慢
从表1可以看出, 我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全国相比仍然差距较大。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薄弱, 产业结构不合理, 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较多, 而且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数据来源:甘肃年鉴 (2008) , 中国统计年鉴 (2008) 。
㈡甘肃省各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城乡发展也不平衡
经济发展较快的是河西地区的少数民族自治县, 而临夏、甘南地区发展缓慢。2007年河西少数民族地区人均产值普遍很高, 其中肃北县已达到58001元, 阿克塞县39641元, 肃南县19711元, 这个水平较全国任何地方都不逊色, 而临夏州人均产值为3712元, 东乡县人均产值只有1972元, 差距之大是显而易见的。两州的城乡发展也不平衡, 临夏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27.16%, 甘南州为24.88%, 全国的平均水平达到30.03%。
㈢贫困人口所占比重较大, 扶贫任务艰巨
在主要民族聚居地临夏和甘南两州的16个县 (市) 中, 就有12个属国家扶贫重点县。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返贫率高是民族地区明显特征。如临夏州除临夏市外, 7个县都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人口中人均纯收入不足1300元的贫困人口尚有140万人左右, 贫困面高达79.56%。因病因灾返贫人口多, 返贫率高, 正常年景返贫率在10%以上, 灾害年景最高可达30%, 高于全国3.1%和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8.8%的返贫率。
㈣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虽然很快, 但制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很多。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影响经济发展。从交通来看, 我省少数民族地区没有一条航线, 甘南州、临夏州几乎没有铁路, 公路, 表现为路网密度低、公路等级低、通达深度低。二是地方财政困难, 自我发展能力弱。2007年民族地区财政自给率仅为8.28%, 吃饭和发展矛盾十分突出, 财政赤字状况造成其他专项建设资金被占用, 影响经济建设, 形成了恶性循环。甘肃民族地区多数地方至今尚未建立起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 国有企业对整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和贡献不突出。现有工业企业规模小, 设备和技术水平落后, 产品成本高、档次低, 竞争力不强, 经济效益差。工业的落后, 严重制约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三是社会事业发展滞后, 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不足。民族地区收入水平低导致教育事业的落后, 科技、管理人才的缺乏,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族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另外, 信息化和市场化的建设、新科技的开发引进推广使用等发展滞后, 使我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二、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㈠民族问题和宗教矛盾是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一大障碍
建设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我们民族工作的目标, 但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因经济利益、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有所增加, 对维护民族团结带来了新课题。从国际形势看, 民族问题和宗教矛盾的上升, 又是导致地区冲突和世界动荡的一个主要因素。西方反华势力和境外敌对分子利用民族、宗教和发展差距等问题, 企图在我国制造混乱局面。从国内形势看,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民族地区民族问题与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相互交织, 比过去更加复杂, 民族与宗教问题、国际与国内问题、历史与现实问题、经济滞后与要求加快发展矛盾等相互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民族地区民族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特别是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严重影响了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继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以后, 不法分子蛊惑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甘南州夏河、合作、碌曲、玛曲、卓尼、迭部6个县 (市) 进行了打砸抢烧活动, 破坏重要的生产生活设施, 冲击政府机关, 试图焚烧清真寺制造民族矛盾等。这些事件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成为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一大难题。
㈡自然灾害和金融危机
2008年甘南、临夏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低温冰冻, “汶川”特大地震波及甘南藏族自治州, 造成了有史以来经济损失最大、人员伤亡最多的严重自然灾害。据初步统计, 截至2008年5月18日, 甘南州因地震造成384人伤亡;93个乡镇541个行政村受灾, 受损民房543546间;牲畜死亡9177头 (只、匹) ;农作物受灾达3236公顷, 绝收12.73公顷, 毁坏耕地面积14.2公顷;400所学校校舍、围墙、大门、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部分学校停课;11个医院的墙体出现裂缝或塌陷;共6大类124项基础设施严重受损, 受损道路22条575.4公里, 桥梁27座, 饮水供水管网4条62464米;25个党政机关的2371间办公用房出现裂缝或成为危房, 受灾人数达52万多人。从经济形势来看,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海啸, 使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从“防止过热”到“力保增长”, 从“压制通胀”到“严防紧缩”。经济的大幅震荡, 使原本脆弱的民族地区经济不堪重负。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对国内市场存在较大的依赖性, 金融危机的来临, 使国内市场对民族地区产品的需求下降, 势必会导致民族地区初级产品的价格下跌, 民族地区增收更加困难。由于民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历来较小, 所以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投资推动, 但经济形势的恶化使民族地区争取投资将更加困难。另外, 民族地区地域大, 人口相对分散, 经济要素的集聚程度较低, 经济组织成本较高, 不容易形成规模经济, 也使得民族地区的产业竞争力相对较弱。在同类产品供过于求和价格下行的残酷竞争中, 民族地区的产业处在劣势地位, 抵御风险的能力差。
㈢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深层矛盾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民族地区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一些发展中的深层矛盾日益显现出来。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 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总结我国发展实践, 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 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 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 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 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这些矛盾和问题在民族地区尤为突出:民族地区面临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双重任务, 面临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 面临如何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发展, 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等问题。
三、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全局
十七大报告强调:科学发展观, 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长期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建设始终要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和谐是以充分发展为前提的, 没有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不可能保持长远的稳定与和谐的。民族地区发展缓慢、与全国其它地区差距拉大是民族地区不稳定的最大因素。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发展, 而发展必须要有新思路,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要改变以往重数量轻效益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 兼顾“质”和“量”、“好”与“快”。
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较低, 基本公共服务比较缺乏, 部分群众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等社会问题还比较突出。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实际需要出发, 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切实保障族地区民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 着力解决民族地区的特殊困难和实际问题, 通过经济发展使民族地区教育、医疗、住房、交通和文化体育事业得到全面发展。
加快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矛盾, 加快建设与构建和谐的矛盾, 加快改革与确保稳定的矛盾, 强化效率与注重公平的矛盾, 这几对矛盾相对于民族地区显得尤为突出。处理好这些矛盾要统筹兼顾。加快发展, 迅速改变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 是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途径, 但发展要有新思路, 我们应积极探索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绝不能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 必须在稳定前提下通过有序改革求发展。
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㈠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计划
邓小平早在1950年《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就曾指出: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如果不解决, 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不把经济搞好, 那个自治就是空的……政治要以经济做基础, 基础不坚固还行吗?要扭转民族地区的落后局面, 领导干部是关键。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已经成为促进民族地区改革发展和安定团结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 面对改革发展的新形势, 培养一支数量更多、素质更高、结构更合理的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队伍的任务仍很艰巨。民族区域自治不等于放任自流, 为加快民族地区发展, 要由省领导专人负责, 形成人才交流机制, 派一批有经验、有才干的干部去民族地区任职, 同时选拔一批民族地区干部到发达地区挂职锻炼, 让这些干部转变观念、解放思想, 增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彻底改变以往的“等、要、靠”观念, 结合实际制定民族地区发展的长远规划的具体措施, 指标要切实可行, 要量化, 要责任到人, 改变以往的“假、大、空”作风, 真抓实干, 逐步缩小与其它地区的差距。
㈡改善民族地区经济环境, 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一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抓住国家振兴经济的机遇, 争取一批建设项目, 重要交通路网、区际通讯、大中型能源基地建设要向民族地区倾斜。各地方政府应采取地方财政投资、银行融资、社会集资、大企业出资和以工代赈等方式, 搞好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二要培育和完善市场经济机制,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重视法制、依法行政, 将政府、企业、个人的行为尽可能地规范到法制轨道上来。三要制定民族地区优惠措施, 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民族地区的发展, 最缺的是资金和技术, 全靠政府的投资是不现实的, 必须靠市场的力量。我们应抓住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 对发达地区开放, 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以更加优惠的政策鼓励社会资本、民营资本、外资到民族地区投资创业。四要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 如开放观念、平等竞争观念、效率观念、开拓创新观念等。
㈢实施“民生工程”, 努力增加民族地区人民收入
这是迅速改变民族地区面貌的短期举措, 实现这一目标要把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政府引导结合起来。实践中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政策, 加快新农村建设。如阿克塞县以县城的搬迁为契机, 大力推进城镇化战略, 实施牧民定居。与此同时, 阿克塞树立工业强县的思想, 依托丰富的石棉资源优势, 做大做强石棉支柱产业, 并通过石棉产业带动农机修理、矿山设备制造、石材加工、炸药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对作为基础产业的畜牧业, 大力推进牧业产业化进程, 使全县的畜牧业开始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靠天养畜向科学养畜转变。2007年, 阿克塞县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6288元, 位居全省22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第一位。民族地区可以通过多渠道的资金筹集, 加大农村投入, 加快新农村建设。通过劳务输出、移民和退耕还林等措施, 增加农民收入, 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 通过加快城镇建设步伐, 促进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 提高城市化水平, 缩小城乡差别。
㈣发挥“后发优势”, 实施“赶超战略”
民族地区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 其“后发优势”在于可以借鉴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 跃过先行者在现代化进程的一些早期阶段, 以缩短现代化的历程, 并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发达地区技术、资金等各方面的帮助与支持。要实现赶超其它地区的长远目标, 需坚持以下几点。第一, 坚持推进新型工业化与发挥资源优势相结合, 走具有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甘肃民族地区基于自然资源优势和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 形成了许多特色产业, 必须坚持通过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 应选择水电、矿产和旅游等关联度高、综合带动能力强、有比较优势、处于上升期的产业作为特色支柱产业, 给予重点扶持。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要与高新技术、信息化相结合, 用高新技术和信息化来推动工业化, 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 防止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第二, 优化产业结构, 实施“品牌战略”。民族地区的农业具有一定的基础和比较优势, 发展特色农业、畜牧业和绿色生态农业, 实现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 是民族地区产业的优势所在。要把这些优势真正发挥出来, 就要培育扶持名优特产品, 加快培育壮大畜产品加工业, 延长畜牧业产业链, 将甘南、临夏建成重要的畜牧业和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只有不断地创造出物美价廉的商品, 创造出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产品, 才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第三, 完善所有制结构, 加大对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扶持。乡镇企业市场竞争意识强, 经营机制灵活, 市场适应能力强, 就业空间大, 对地方税收的贡献大。民族地区要解放思想, 针对乡镇企业发展中的实际困难, 建立健全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技术创新支持体系、法律保障体系等, 大力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
甘肃民族地区 篇2
甘肃省天水地区张家川县马关中学窦欢莲 姓名：窦欢莲
工作单位：天水地区张家川县马关中学
毕业院校：天水师专
专业：美术
联系方式：***
邮箱：974076730@qq.com
2012年5月9号到5月19号带着激动与自豪的心情参加了的民族地区中学美术教师培训，很荣幸的成为美术培训15人中的其中一员，短暂而紧张的学习让我收获颇多，受益匪浅，使我深受感触！
感谢民培中心，感谢师大的校领导及各位为我们辛勤授课的各位教授，同时感谢我们校领导给我这次学习的机会！
使我的梦想得以实现，给我一种自豪的心情，带给我奋进的力量！
我从宁静的乡镇到有百年历史的师大，我得到了学校工作人员的热情招待，学校的领导和勤恳敬业的教授，他们都各个和蔼可亲!听他们的课 让人百听不厌，百学不倦!室外骄阳似火，走在高大树木的林荫道上，如沐春风，真是：十年树木，百年育人。室内各位专业教授，循循善诱，如春风化雨，荡 涤了所有的炎热，让我们饱餐精神大餐！
这次培训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美术欣赏的理论的深入学习，也有动手操作的实践基础课程；也有针对民族地区美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研讨与研究，还有拜访学院老教授，参观各种画展，以及实地参观纤维艺术和漆画制作的过程。总之，从理论到实践，从校内到校外，学习了美术范畴里的所有项目，（设计、书法、油画、国画、陶艺、雕塑、纤维艺术、及漆画）.因此，这十天的学习，对我不紧有观念上的洗礼，也有理论上的提高，既有知识上的积淀，也有技艺上的提高，这是收获丰厚的十天，也是促进我教学上不断成长的十天！
一：教育理念的提升。
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与1999年正式启动，课程改革是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的转变，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为学会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将传统的学习方式“被动的｜依赖的统一性向主动性独立性 体验性与问题性”的过程转变。1999年年恰好是我师范毕业的时间，我们的老师是有给我们讲新课程理念，但总之还是稀里糊涂的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所以在教学中有些对新课程理念的肤浅认识，但对于美术课如何实施新课程理念还是没有深入的研究过，于此同时，对于美术的价值取向在宏观取向上也没有一个高层次的认识，通过张国荣教授关于《美术新课标的解读》这一课学习，首先让我们深层次的认识了美术的价值取向，他以20世纪西方油画大师梵高为例，在一般人的认识里他属于后印象的表现派画家，但其实不然，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画家，他在每次画画之前都要精确的计算每个笔痕所占的色彩面积。西方20世纪之所以有印象派和后印象派大师级的画家出现，与当时科技对光与色的研究有直接的关系。相反：
20世纪中期，美苏冷战时期苏联1945年开始研究巡航导弹技术，这时美、苏两国设计导弹的理念相似。他们也希望为轰炸机配备防区外发射的空地导弹，使轰炸机远离敌人火力防御圈就可以发射导弹。到50年中期。，苏联设计了许多西方国家所没有的巡航导弹。苏联科学家之所以首先研发成功，后来研究发现苏联的科学家的艺术素养远远高于美国的科学家。同时，介于宏观与微观艺术领域的研究发现，把每片树叶放大后它的锯齿边缘的每个齿状有时一片叶子的形状。因此，艺术促进科学发展，发过来，科学推动艺术发展。同时，艺术可以治疗人的身心缺陷。具研究发现人的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是平等的没有谁高谁低的说法，张教授他以大量他所读过的书籍与例证证明了学习美术的重要性。那没面对中学生的美术课程的价值取向是：主要以视觉艺术为主，教会学生观察，理解，表现，想象到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以及通过美术达到其他的目的，如提高同学们的审美能力，提高人格素养，（向善）；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发现生活中美及能美化生活。打破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在教学中尝试各种不同的工具材料，将知识转变成兴趣，让他们有感而发，有了感情，就有了想法，有了想法就会想要表达，从而激发他的创造力，美术造型的最终目的教师要引导学生打自己的真实感受表达出来，而不是画的树或太阳千篇一律，没有个性可言。张教授他和蔼可亲，我们被他极具感染力的语言所折服，他周游四处，对美术方面的理论有着深刻的研究，听他的课让我为之震撼，和惊叹！
二：美术教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结合新课程理念以及美术工具主义价值取向李云峰教授（女）再次强调美术教育的的原则与方法，她在了解了民族地区的美术教育的现状后，强调：依然是将传统的被动接受知识，通过教师的策略让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索，使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会方法独前进。教师必须竖立为学生服务的心理理念，“最好的教师并不是吧将自己所知傾嚢相授，也不是积滴水不漏，而是凭着一个优秀园丁的智慧，观察和判断在学生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弱化知识，强调合作参与式的过程，从而让他们有感情体验，再去激发他们的创造才能，造型的目的在于表现，表现的目的在于表达，设计的目的在于应用。
三；关于农村美术教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面对中学美术教材内容“广”，而“难”的特点，有时候无法展开教学，这就需要我们美术老师结合地方资源或民族特色开发一些校级课程来展开美术教学，将学生所学知识与生活紧密相连，提倡愉快学习，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综合学习，努力使学生形成基本美术素养。美术教学资源除教材，教具，设备以外，完全可以利用图书馆、农村、商场、多媒体网络，或者用天然的奇峰秀木，注意季节的变化。我们的主讲教授王玉芳副院长，她长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她强调美术老师要大力开发和利用本民族地区的资源丰富美术课堂，通过课堂传承一些民间美术工艺，也通过校级美术课程开发也可以达到
创新，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民间美术工艺开发利用好的话，可以解决就业压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四：设计与工艺：中国的软实力。
中学美术课本关于设计方面的内容安排的挺多的，主要包括：室内装潢设计，书籍装帧设计，标志设计，新校园环境景观设计，工艺设计，服装设计。等由于我对设计理论的欠缺，使我在开展这些课程的时候有太多的困惑，本想在这次培训的过程中多学习学习，但由于时间太短，我们的每位专业教师只上半天的课程。当然通过张学忠老师的讲解，我也学到有关设计新的知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真正的实力是由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构造的,文化生产力在软实力居核心地位。文化产业是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产业,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增强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当代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影响力。艺术设计产业作为文化产业链中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在纽约时代广场每天播放广告的租地费每天高达３０万到４０万，中国上海世博的投资额达到了空前绝后！这都是视觉生产力，他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有直接的联系。
在工艺方面中国的陶瓷享誉世界几千年，之所以是ｃｈｉｎａ，中国早在唐朝时把现在的景德镇称为昌南。而早在西汉的时候中国已经就打通了东西方的贸易交通要道。陶艺课也因为时间紧迫，我们没办法动手尝试做泥呸。不过 孙立丰老师，用多媒体课播放视屏的方式向我们讲解了如何制作陶艺的具体过程，给我们欣赏了大量的陶艺作品。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但他感言：师大连基本的制作的烤炉都没有，他有时候想做的时候觉得很来火！而且更别说农村的中学了，东南沿海的大小学很早已经开设了陶艺课，我们西北到现在都没有开设课程，有些孩子连见都没见过！
五：名作赏析
初中美术课本关于东西方名作的欣赏从七年级到九年级第一单元主要是名作欣赏，当然侧重点不同。张玉泉院长因为多次出国考察，他在外国著名的博物馆里拍到了大量的油画名作，也有雕塑，一一为我们解说，他感慨：外国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花很小的费用就可以看见世界大师级得作品，可是到我们中国博物馆看不到外国大师级的作品，而且中国的好多珍品在外国的博物馆里收藏。文化来时，在为我们上美术欣赏理论的时候强调：在上欣赏可的时候不要太注重知识与理论的讲解，让孩子们记作者，时间，地点这些个，而是要有条理的从背景到内容，从内容到绘画语言，从绘画语言到作品的价值，以及最实际的当你欣赏完了这幅画，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张国荣老师则认为：对一件作品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候，我们如何用非常准确的语言来描述它，面对一幅作品有太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确的目标。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都要目标
六：书法
面对网络化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拿起笔写字的人太少了！小到写信大到中国国粹书法！就像陡剑岷教授说的“中国的艺术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所有画
画的人全拿照片在画画从不出去写生，是一种很危险的事”。包建新老师为我们系统的讲解了中国历代的名帖字体的代表及其特点。介绍他的创作思路及他的作品。还动手亲动手教我们做简单的草编动物。七：纤维艺术和漆画
纤维是人类使用最早的材料之一，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联合国总部的走廊里陈列着很多与人类发展有着重要关系的艺术品，或许有的称不上是艺术品，只是普通的用品，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就摆放了一台古老的纺车，可见，纤维与人类的渊源很深远。
现代的纤维艺术，是一门即古老又新鲜的艺术，欧洲古老的壁挂编织，中国古代的丝绸，刺绣，缂丝，还有南亚地区的藤编艺术等等，都有悠久的历史。而现代纤维艺术是将线、麻、棉、丝、纸等纤维材料，用栽、扎、梳、补、粘、缠、编、织、缝、缀等工艺手段进行艺术表现。充分的体现出材料自身的性质与特殊的美感形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门类。
纤维艺术应用广泛，如建筑空间中的挂毯、地毯、织物、装置、软雕塑和一些日常用品。
现代纤维艺术的发展，也经历了艰辛的历程，二战期间，纤维艺术也受到过不小的损失，有不少欧洲民间的纤维艺人在战争中死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法国艺术家让·吕尔萨和彼雷·鲍里在艺术史上第一次试图把古老的壁挂艺术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品类，在瑞士的洛桑首次成功举办了壁挂艺术双年展（当年戴高乐访华的时候送给毛泽东的国礼中就有两件是吕尔萨先生的作品）。在此之后，很多艺术家都投身到这项事业中来，不仅有画家、编织艺术家，也有建筑师，其中就有著名的现代建筑先驱者勒·柯布西埃。新的材料，新的技法，新的表达理念不断的涌现，传统的壁挂艺术从平面开始转向空间，1995年，洛桑国际壁挂艺术双年展由于不能继续得到主办方的支持而被迫中断，这反而给中国带来了与国际融合的良机，2000在北京举办了“从洛桑到北京”国际纤维艺术双年展，在中国的一批优秀艺术家的辛勤努力推广之下，中国已经成功的举办了四届纤维展，是全世界水平最高的纤维艺术展览。纤维艺术的主要作用
（一）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能强身健体，锻炼学生的意志品质。
（二）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诱发学习动机。
（三）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是促进脑细胞发展、开发智力的需要。
（四）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是心理调节的需要。
（五）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可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六）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是使学生能够适应未来环境的需要。
（七）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是素质教育的要求。
漆画也是一门古老而又现代的绘画，是天然漆调色粉绘画出来的效果绝不压于油画的效果。我们的授课老师是城市学院的杨广银教授，她让我们实地参观他们学校学生的作品，大开眼界！
通过培训我明确了自己的方向，在培训过程中我边听边记，唯恐遗漏，并且有了自己日后 的指南针。
一：结合新课程理念突出美术教学目标。
不论是欣赏课还是绘画课，还是手工课，每节课要有明确的 目标（知识与技能、策略、情感与价值观）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有针对性的将知识转化兴趣，实现情感价值观。当然不论是课内还是课外。
二：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强调学生的主动性。
三：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养，和创造力的发挥。
四：弱化评分功能，加大自我评价体系。
这一项我现在觉得我做的很不好！在自我评价体系中展开课内外的互评。五：结合学校的支持，及我们几个美术老师的努力，开发校本美术课程。
从本地的特色资源出发，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使学生尝试各种不同的材料，不择手段表现出来。比如：我们没有大理石，我们有的是土豆和苹果，我们没有陶泥，我们有的是红浆泥。
六：竖立不断学习的理念。
作为教师，任重而道远！我深知自己有太多欠缺和不足！但是我坚信，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今天采他山之玉，明天纳百家之长解我所困，虽然我不能做的很好，但我会朝这个目标努力！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我一生的追求！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努力！发扬优点，开拓进取。
甘肃民族地区 篇3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长征；民族政策；回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29-0013-02
自1934年10月起，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陆续开始了战略大转移——长征，途中经过了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地区。其中，西北地区甘肃、宁夏两省的回族聚居区，是红军长征经过的最后一个民族聚居区，也是红军长征停留时间较长、过境部队最多的民族聚居区。自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首先进入回民地区，至1936年10月，所有参加长征的部队，即红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都经过或停留于此。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制定了符合回族实际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得到了回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从而保证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长征的胜利结束和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辟，并为以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建立后的回族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一、长征时期党对甘肃、宁夏回族地区的民族政策
长征开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就接连不断发布了一系列指示、决议和布告，为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红军长征时期党的回族政策的形成起到指导作用。
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挺进到四川省大凉山彝族聚居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在发表的署名文告《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提出，“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1]29在这篇文告中，没有出现遵义会议前文献中常提出的“联邦”与“独立”的主张，而代之的是以“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的主张。可以看出，这个时候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随着遵义会议正确路线的确立和毛泽东领导核心的逐步形成，经过在民族地区的实际磨练，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逐渐实施了民族政策的调整。
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纲领的提法上出现明显变化，民族自决和实行联邦制的口号已不占主要地位，没有再把建立中华苏维埃联邦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必要途径。这段时期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逐步地以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自治的主张取代原先联邦制的设想。
1935年9月23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哈达铺，红军总政治部下达的《回民区域政治工作要点》提出，“保护回民信教自由，宣传关于民族平等之主张。”[2]325相较于之前西北军区政治部印发的《告回番民众（苏维埃）》、《告回番民众（红军）》，该《工作要点》已经提出了明确的关于民族平等的主张，不再是简单的口号。1936年5月24日，红军总政治部下发的《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指出，“政权的组织，可以回民居住的情况，用以下两种方式：第一，在回汉人杂居的乡或区，在回民自己管理自己事情的原则下，组织回汉两族的乡或区的混合政府，其正副主席、代表及政府的委员人数，以该乡或区的回人数量多少为比例决定。第二，在完全是回人集居的乡或村，则组织回人单独的回民政府，凡属谋回族解放的贵族、阿訇及一切回民都可参加，并可与附近的第一种政府或完全汉人的人民政府建立联盟的形式，以取得工作上、行政上的联系与配合。”[3]2回族人民建立自己的政权或与汉人政权建立联盟，是对民族平等政策的实践和补充，但只是提出了回族政权的形式，没有明确提出政权事务的管理。
1936年5月25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宣布，“我们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回民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它一切事情，凡属回民占少数的区域，亦以区乡村为单位，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4]366-367该《宣言》是对红军总政治部下发的《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的补充，提出了建立回民自治政府，并处理政府建设内的一切事务。1936年 6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关于回民工作给一、十五军团的指示》中指出，“中央决定回民工作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我们应站在帮助地位上去推动和发动回民斗争。在回汉杂居地方，组织联合政府，回民区域组织回民政府，凡愿谋回族解放的贵族阿訇及一切回民均可参加。我们联合回族中自己的一切武装力量，并帮助其发展，更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希望回民的武装，将来能成为抗日联军的主要力量之一。”[4]430这个《指示》是前面两个文件的综合，还提出了建立回民自己的团体，并建立回族自己的武装力量。
这些纲领和主张，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与甘肃、宁夏回族地区社会情况相结合而产生的，也是党的民族理论当中最早的一些具体化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涉及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自治、尊重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以及统一战线等方面，是红军在甘肃、宁夏地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民族工作的依据，也为以后的一系列民族政策确定了一些原则，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长征时期党对甘肃、宁夏回族地区民族政策的实践
1936年9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在总指挥贺龙的率领下到达甘肃徽县。当时徽县回民约计800余户、3,000多人，大多数聚居在县城东关一带，人多地少，土地瘠薄。进入县城后，在“回民的民族自决”思想的指导下，红军积极宣传和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回族的风俗习惯，在东门外清真寺的“照壁”上用石灰刷写了“保护清真寺！”“红军不住清真寺!”“保护回民!”“打倒压迫回民的贪官!”“联合回民，抗日反蒋!”[3]4等大幅标语，驻扎在当地的红军也向当地回族民众宣讲红军的民族政策。红军在取得回族民众的信任、有了群众拥护的基础上，首先帮助回民建立了回民自治委员会（下设3个抗日反蒋委员会），选举阿訇马克仁为主席，后成立了“徽县工农苏维埃政府”（辖2个乡苏维埃），县长马克仁、副县长马军均是回民。红军驻扎期间还组织了一支徽县工农游击队，约有1,000余人，回民中也有10多人参加，后随军北上。[5]169-170这是红军在进入甘肃、宁夏回族地区后首次建立的联合政府，回族人民取得领导权和自决权，为以后红军进入其他地区实施回族民族政策和建立回族政府提供了经验借鉴。
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两个重要文件的指导下，1936年10月20日，在宁夏同心清真大寺召开大会，成立了回族历史上第一个县级民族自治政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并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土地条例》，选举回民马和福担任回民自治县政府主席，并选拔了一批回民积极分子参加自治政府工作。自治政府人员组成中，除县委书记和军政部长由红军委派外，其他成员一律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本地回族干部。[4]169-170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是宁夏乃至整个西北回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的当家做主，是我国“回民政府的第一次，是回民解放的先声”。[6]182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的形成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真正开端。豫海县回族自治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长征时期党在甘肃、宁夏回族地区民族政策的意义
红军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直接接触民族问题，把民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经过不断地探索、总结，使民族问题的解决符合中国的国情。回族自治政府的建立，是党解决民族问题长期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运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制度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在民族区域自治史上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新中国成立后制定成熟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经验。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在谈到各少数民族的政治前途时，明确提出“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4]926。这标志着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正式创立。在这一总原则的指导下，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对临夏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在纯粹回民居住的地区，成立回民临时区乡自治政府，回汉杂居地区，可依其各占居民多少，分别吸收若干回汉积极分子参加工作。”[4]1258解放区建立民族自治政府的这些实践活动及其所积累的经验，为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最终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解放后，新中国在甘肃、宁夏等地先后建立了回民自治乡、自治县、自治州。1953年7月6日，成立张家川回族自治区，1953年10月成立西海固回族自治区，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
综上所述，红军长征过甘肃、宁夏回族地区期间，成功地实践了中国共产党党的宗旨和民族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为陕甘宁边区的少数民族工作积累了经验，也为解放后制定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了借鉴，并且对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形成和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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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民族地区 篇4
甘肃民族地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诱发原因是多方面、深层次的。只有对这一问题进行冷静、客观的分析并找出其产生的原因, 才能有效引导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进入制度框架体系, 进一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
1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直接原因:利益表达不畅
利益是一个十分广泛的社会概念, 一般来讲, 凡是满足人的物质或精神需要的都可称为利益。利益的实现也就是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中共十八大报告中也再次强调要“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 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但是, 利益表达不畅仍然是近年来民族地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此起彼伏的直接原因, 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 群体性利益先天性保障不足, 利益诉求不能有效满足。甘肃民族地区, 如甘南州和临夏州境内地貌复杂多样, 自然条件非常恶劣, 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受自然资源制约, 加之生产条件不足, 气候因素影响, 农业生产呈现风险大、收益不确定的弱质性;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产业结构单一, 第三产业不发达, 农牧民收入普遍较低、增长缓慢;农牧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 与东中部发达地区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形成了“经济断裂”局面。“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 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 而且是有风险的, 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由于各方因素的掣肘不能得到有效提高, 共同的经济利益不能实现, 民众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中长期处于一种边缘状态, 容易滋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心理, 就倾向于制度之外的渠道表达利益。
其次, 个体利益多元化, 表达方式分散化。一方面, 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相对加快, 少数民族公民的权利意识、个体意识和维护自身利益意识逐渐增强。另一方面, 民族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 生产活动相对分散独立。“每个人都以原子化的身份经营自己的家庭经济, 经济理性主宰着他们行为的选择。这种原子化的生存方式反映到政治上, 就是每个村民都以个体的方式直面国家权力体系”这就使得公民以个人和小团体形式自发进行利益表达, 呈现出高度的分散化、个性化、独立性的特点。同时, 民族地区青年一代为了寻求发展选择外出打工, 其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强。因而, 传统生产活动的分散性、职业选择的分化以及人口的流动性导致民族地区利益要求的差异性和利益表达的分散性。单个的利益表达和维护行为既会遭受忽视而不断受阻, 也增大了公民参政的成本, 更不利于全面真实地反映公民的整体性利益。
当民众的整体利益或个人利益受到伤害时, 他们不能寻求到有效的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 便被迫选择上访、申诉、抗议等非理性甚至是暴力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引起上层或媒体关注, 这也是近年来民族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频发的直接原因之一。
2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根本原因:基本制度与具体操作的矛盾冲突
“如果政治制度化无法适应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参与的扩大, 将导致政治参与的无序, 会危及社会政治稳定。”从宏观层面来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具有广泛的优越性, 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阶层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愿望。我们建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制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是我们党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和我国基本国情探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 可以使公民有效遵循现存结构所代表的政治行为轨道参与政治。
但是, 从微观层面来看, 民主政治参与在落实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缺乏切实有效的保障而导致制度异化、缺位、冲突的局面。现阶段甘肃民族地区基层民众在政治参与具体制度与操作环节中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选举制度被旁置。虽然村民自治制度运行已久, 但对民众政治参与的作用十分有限, 其首要原因就是与村民民主选举相配套的保障和规制机制被旁置, 导致村民选举权难以真正实现。选举是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 是进行政治参与的前提和基础。但在甘肃民族地区基层民主选举违法和侵权案件时有发生,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治体外部力量不当干预。甘肃民族地区原有全能型行政管理体制并未完全褪化, 乡镇政府仍然直接影响或控制着村民自治委员会, 行政化的村委会实际上扮演乡镇政府下属机构的角色, 尚未真正发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作用。如:在村民选举过程中, 乡镇干部片面强调政令的畅通, 不是引导村民按法定程序预选产生候选人, 而是给有关人员“做工作”, 或者千方百计帮助暗中行贿人, 釆取行政手段操纵或干预选举工作, 搞指选、派选、暗箱操作, 借民主选举之名, 行上级任命之实。民主选举制度不仅不能保障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畅通, 而且常常会被忽视, 对民众政治参与活动造成不良影响。二是行政村自治体内部存在破坏民主选举行为, 较为常见如村委会选举中存在拉帮结派、暗中贿赂、拉票等破坏和干扰民主选举的情况。这几种情况无视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制度, 践踏《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破坏基层民主, 也为部分村务矛盾留下祸患, 成为干群矛盾、村集体矛盾冲突的催化剂。
其次, 决策制度缺保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是政治发展的要求, 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就需要制度的保障。然而, 在甘肃民族地区, 一方面, 行政村民居分布偏僻、分散, 一些村委会干部嫌开会麻烦, 对一些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决策, 不跟群众商量就擅自拍板, 公务活动喜欢搞暗箱操作。按照佩特曼的观点, “社区或工作场所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也是人们最熟悉且感兴趣的领域, 才是公民参与政治最恰当的领域。也唯有个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和自己生活相关的决策时, 他才能真正控制自己日常生活的过程。”另一方面, 基层人大代表与村民之间处于脱离状态, 村民的意见和要求很难通过基层人大有效转化为政治决策, 对政治决策系统缺少影响力。在参与实践中不能建立和完善各项决策制度, 不能规范公共事务决策与执行秩序, 容易致使公共权力谋取私利。滥用权力, 腐化堕落, 官僚主义等现象不仅侵蚀了政治体系的机体, 也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 导致甘肃民族地区一些社会矛盾激增。
最后, 信访制度不合理。少数民族公民合法的利益诉求之所以得不到应有的表达, 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制度设计本身存有问题。比如信访, 在现有制度渠道无法正常上传下达的情况下, 信访无疑成为少数民族公民向上级反映自身利益诉求的救命稻草。按照国务院《信访条例》的规定, “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 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信访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的, 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请求原办理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复查。”“信访人对复查意见不服的, 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向复查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请求复核。”在大多数时候, 信访部门的处理原则是“分级负责、归口管理”, 做到“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县”, 只是将意见转交给有关部门, 而没有进行及时的督办和检查, 民众利益表达往往石沉大海。并且, 有些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不恰当地控制农民信访活动, 一定程度上不能有效实现信访条例中的利益表达功能, 信访制度的功能出现了变形, 堵塞了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 所以越级上访或者暴力冲击政府机关便成为必然。
3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行为失范
如果经济发展是民族地区和谐繁荣的翅膀, 那么地方服务型政府就是腾飞的主题, 是一体与两翼的关系, 从而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关键是加快构建民族地区服务型政府, 并以此为契机提升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当前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最激烈、最复杂的时期, 面对全新的行政生态环境, “有效政府的政治—行政行为必须是规范、制度化的行为, 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制度化是有效政府的本质表现与应有内涵, 在某种程度上, 制度化就是有效性的担保和承载。”因而, 政府行为的规范性也是导致民族地区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重要变量, 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村干部将权力异化为谋利工具, 对村庄公共利益和村民个人利益具有危害性。民族地区村民自治施行以后, 村级组织一方面受村民委托行使自主管理公共村务的权力, 另一方面却负责在基层贯彻实施国家方针政策的任务。这两种权力本质上属于公共权力, 容易异化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如个别村干部利用公共村务权力大肆受贿钱财, 通过公共权力拉拢自己的势力, 对支持自己的群众优先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等。更为重要的是, 民族地区行政村组织中, “管理”、“经营”、“党务”甚至宗教活动都会交织在一起, 村民自治权力过于集中, 有可能异化为少数村干部甚至某个村霸自治, 对村庄公共利益和村民个人利益具有更大的侵蚀性。
二是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作风不良, 不能真正为民用权, 为民谋利, 为民服务。一方面,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中的部门利益个人化现象非常严重。地方政府部门, 凭借其手中的特权如劳动用工人事权、项目资金审批权、产品价格定价权, 为本部门、本单位的人员消费而谋取经济收入。地方政府不仅背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而且以群众要挟上级政府加大财政拨款的筹码。另一方面, 在面对“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情况下,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不是在想着实实在在的做些群众满意的事, 而是常常提供可以彰显其政绩而农民不需要的公共产品。如甘肃民族地区个别政府为虚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不切实际的扩大城市规模, 或者打着“为民整村推进搬迁”的旗号, 申请国家财政拨款, 但实际却以大量的豆腐渣工程掩人耳目, 造成无用的公共产品相对过剩而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缺乏。
三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整体素质较低, 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尚缺经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从观念到技能、从思想到作风、从学历层次到管理经验都非常欠缺, 民主与法治素养、政策执行能力亟需提升。地方政府作为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主体之一, 作为国家政策的具体执行者, 代表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 面对突发情况或者群体性事件, 化解方式简单粗暴, 不能和民众进行沟通协商, 有效处理问题, 化解民怨, 而仍然存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现象。这就对有效化解、防范群体性事件, 对自治地方社会和谐发展的制约都是非常严重的。
4 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现实原因:民族地区多种政治文化并存
政治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直接影响人民政治行为的、相对稳定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第三世界国家在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型的过程中, 最大的障碍也许不是某些正式的民主制度的选择问题, 而是影响其社会成员政治行为方式的落后的政治文化”。甘肃民族地区的宗教文化渗透于传统政治文化, 表现得错综复杂, 深刻影响公民的政治心理和参与行为。
首先, 异质性较强的宗教文化不利于形成和谐稳定的积极心理。甘肃民族地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以及存在于某些民族中的原始宗教为其信徒提供了最基本的价值观念, 这些价值观念往往成为信教的民族成员进行政治认知、产生政治情感、进行政治评价和选择政治行为的重要心理基础。一方面, 这种宗教性政治文化影响少数民族成员的政治人格, 从而淡化法律制度的存在, 人们习惯借助传统的习俗和手段来解决发生在身边的各种问题, 而不是通过现代的民主法律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由于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往往会迅速扩张和蔓延开来, 形成一种盲目的狂热, 引发社会与政治的不稳定。”另一方面, 各宗教的风俗、习惯、禁忌更是千差万别。多元的异质宗教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产生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单一民族认同心理、强烈的宗教皈依心理、民族偏见心理、民族歧视心理等消极政治心理。这些消极政治心理不利于民众团结统一价值观的形成, 更不利于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发展。
其次, 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 西部民族地区的“邻里集会”意识也极其深远。农村社会形成了明显的差序格局, 家族势力在事实上具有重要影响力, 家族压力以及依附心理, 加之个体的有限能力, 使他们不敢与家族势力相脱离, 总是努力保持和家族领袖及成员意见的一致。某些落后的家族势力一定范围内影响着民众心理, 导致攀上心理、人治心理、依附心理、政治疏离心理等消极社会政治心理广泛存在, 这既是影响甘肃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也是甘肃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的心理基础。
政治文化作为重要的心理基础以无形的力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这种多元政治文化交错致使甘肃民族地区公民不能进行理性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 从而越出政治制度的框架, 发展成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摘要：非制度政治参与之风愈演愈烈, 甚至威胁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基于甘肃民族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现状, 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实际走访, 分析论证了甘肃民族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发生的动因。
关键词：非制度政治参与,民族地区,邻里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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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民族地区 篇5
一、我国农业相互保险的发展现况
（一）我国农业相互保险的发展
农业相互保险，是指由农民自愿参加组成，同时具有保险人、被保险人双重身份，以分散成员的农业风险为宗旨，共同签订风险共担约定，共同出资成立保险基金，最终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非盈利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1990年，我国第一个农业互助保险在河南省新郑县成立。此后，北京、吉林等地相继在政府的主导和支持下建立农业相互保险合作社，但效果不佳，有的甚至以经营失败告终。黑龙江省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是国内首家相互制保险公司，其自2005年成立以来，已在黑龙江省相继设立94家保险社。
（二）我国农业相互保险的优势与劣势
从优势来说，由于农户是主要参与人，保险服务更贴近农业生产活动，能够省去冗杂细节，有效为农户提供优质服务。其次，在该模式下，农户自己深入到农业保险的查勘、定损以及理赔过程中，信息更加准确，理赔也更加合理。再次，经营成本得到控制、有力推进防灾防损培训也是农业相互保险的重要优势。除此之外，相互保险可以利用筹集的资金为贫困农户提供支持。
农业相互保险的劣势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农业相互保险经营模式涉及的范围较小，经营组织不断发展壮大，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就会逐渐暴露。第二，农业保险具有高赔付、高风险特点，而发生重大灾害事故时的风险应急机制不健全。第三，农户本身知识素质有限，经营过程中易发生管理问题。
二、甘肃省农业相互保险的可行性与适用性
（一）农业相互保险在甘肃省发展的可行性
1980年左右，农业保险走进甘肃省，主要是以政策性种植险为主，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主导实施。目前，甘肃省以政府补贴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保险公司开办的商业性农业保险两种形式作为农业保险的主要模式，其他少部分地区开展农业相互保险。甘肃省于2013年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开办了村级产业发展互助社，截止2014年4月，该自治州在政府的协助下共建成互助社929个，筹集资金8.1亿元，累计发放金额5.3亿，惠及农户7.1万户。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相互保险的模式下得以落实，同时解决了甘肃省部分地区投保农户保费过高，投保过程复杂，理赔过程拖延的问题。保险保障直接惠及农户，落实到家，为农民的生产活动带来真正保障利益。
（二）农业相互保险在甘肃省发展的适用性
因资源有限、地理环境较差等因素的限制，甘肃省农业经营过程中缺少规模化生产，农业保险难以全面覆盖，形成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重灾区。相互保险的行为以农民为主要参与者，采用自愿的原则组成区域性保险合作组织，相互熟悉的农户集中在一起，达到制度内相互监督的效果。在相互保险的合作组织内，农户的双重身份使得关于保险标的、投保行为、后期理赔等过程中达到最大限度的信息对称，削弱逆向选择问题。在风险事故发生前相互督促进行风险防范活动，也可以有效的改善农户防灾减损的行为。当农业风险事故发生时以及发生后，农户也能够自行主动积极的抢险救灾，并对事故拥有客观的评价和认识，有利于保险理赔，对各地区农业的防灾减损起到积极效果。
甘肃省是国内几个欠发达省份之一，与当地的经济条件相匹配的保险模式才能够更好地发挥保障作用。相互保险省去了许多中间的部门，组织机构成本低。农户作为相互保险经营机构的参与者，销售成本低。农户能够用自身多面的农业生产经验对可能发生的灾害事故给出合理的预测和评估，并在在事故发生后快速参与到查勘定损过程中，查勘定损理赔成本低。因此，相互保险可以有效减少经营管理费用，直接惠及农户。
甘肃省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很多乡村地区商业保险公司服务难以有效跟进。相互保险的经营模式，农户自己既是保险人又是被保险人，他们深切了解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风险种类和风险大小，这就为制定适宜自己的保险保障提供机遇，能够以自身的利益结合当地农业特色，为自己提供保费低廉的农业保险产品和后期理赔服务，达到“保险适宜风险，保险保障农户”的良好效果。
三、甘肃省发展农业相互保险的建议
（一）完善省内农业相互保险的法律和监管体系
为了有效保障农户的利益，只有以相关法律法规作为基础，才能支持农业发展，支持农业相互保险发展。在制定相互保险的法律规定时，首先应根据甘肃省的实际情况对相互保险的经营模式给予界定，然后应对其具体的成立条件、存在条件、组织架构、法律地位、保障范围等予以规范。其次，对于机构在运营过程中涉及的资金流动、会计核算等方面也需要做出的具体规定，提升资金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保证保费的合理运用，落实好政府的农险补贴政策。
相互性质的农业保险行为与其他组织模式存在较大的模式区别，应构建专门的监管部门，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监管标准，成立专人督导小组，监督相互保险性质组织机构的成立运营，资金运用以及偿付能力，这样不仅能够保障机构的健康运营，还能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切实利益。
（二）建立健全风险处置机制
农业相互保险经营模式涉及的范围较小，也存在着高风险、高赔付的特点。因此，在相互保险经营模式建立的同时，应及时建立风险处置机制，或分散风险，或减少风险，从源头上减少经济损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均使用再保险的方式来共担风险，国内部分省份也通过再保险的方式作为巨灾应急的主要模式。由此可见，完善的巨灾救助体系和再保险制度是农业相互保险顺利实施与落实的前提和保障。甘肃省在发展相互保险的经营模式时，也可与商业保险公司建立再保险机制，分散农户经营管理的风险和资金运用的风险，使得农业保险能够稳定扩展。
（三）加强政府的扶持力度
甘肃省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农业生产普遍存在着周期长、灾害种类多、损失程度大的特点。相互保险性质的组织机构可以有效降低运营成本，最大限度发挥财政补贴资金的支持作用。在机构运营方面，省市财政税收部门应根据各地区的经济条件，对于试点相互保险模式的组织予以财政补贴和税费减免，达到减轻农户负担，保障机构稳定运营的目标。同时，政府部门还可以通过与银行合作，洽淡相互保险经营机构的信贷支持问题，运用各类金融工具增加资金的可利用性，促进相互保险在支农惠农和精准扶贫方面的作用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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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民族地区 篇6
1.1 经济发展落后是民族地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经济发展与全省、全国相比差距仍然较大。以临夏州为例,“据统计,2007年,全州生产总值72.92亿元,在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位列第30位,在全省14个市州中位列第13位;全州地方财政收入2.72亿元,在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位列第29位,在全省14个市州中位列第13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1.93亿元,在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位列第23位,在全省14个市州中位列第14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73元,在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位列第30位,在全省14个市州中位列第14位;农民人均纯收入1595元,在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位列第28位,在全省14个市州中位列第14位”[1]。之所以落后,除了自然、历史的因素外,与甘肃省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滞后也密切相关。以甘南州为例,“甘南州三大产业比重分别为28.70%、24.15%、47.15%,全省三大产业比重分别为14.3%、47.3%、38.4%”[2]。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第二产业发展迟缓、第三产业尚未成熟。
1.2 社会事业发展的落后,导致民族地区出现了诸多不和谐现象
从教育方面看,民族地区教师队伍人数不足、质量不高,适龄儿童入学率较低,教育落后,限制了民族地区人民科学素质的提高。以临夏州为例,临夏州教职工总数只占全州干部职工总数的30.4%,远远低于全省45%的平均水平。全州共缺教师4000人,尚有2800名代课教师顶编顶岗。在专任教师中,非师范类毕业生占专任教师总数的37.5%,有相当一部分教师由民办转正, 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 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2007年全州还有5个县没有实现“两基”,占全省19个未实现“两基”目标县的26.3%,尤其是东乡、积石山两个民族自治县,适龄儿童入学率仅为34%[3]。
从文化建设方面看,基础设施落后,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农、牧民群众思想观念保守,精神文化生活贫乏,宗教迷信活动盛行与公共文化投入的不足,基础设施的落后密切相关。以甘南州为例,“全州广播和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80.16%和85.23%,而全省广播和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了91.23%和91.5%”[2]。
第三,医疗卫生条件差,限制了少数民族人口身体素质的提高。与甘肃省平均水平相比,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还相当落后。以临夏州为例,“公立医疗机构现有卫生技术人员3738人,平均每千人拥有1.91人,低于全省每千人3.13人的水平;345个村无卫生所,绝大多数村卫生所缺乏必需的医疗器械;地方病患者达8.1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4.7%” [1]。以每千人口床位数(张)作比较“甘南为2.36、临夏为1.96,全省为2.69”从整体水平即医院个数来讲“甘南19所、临夏18所,全省则为379所”[2]。
1.3 领导队伍存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
目前,甘肃省民族地区领导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偏低,领导干部大都年龄较大,文化水平较低,缺乏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等、要、靠”的思想。同时,传达型、维持型的干部较多,开拓型、创造型的干部较少。部分干部缺乏实践锻炼,实际操作能力差,无法很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有些地方,干部队伍建设也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形式主义、贪污腐败等现象不但侵害人民的切身利益, 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从而影响了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
2 甘肃省民族地区保持社会稳定面临的新形势
2.1 自然灾害与金融危机的影响
首先是自然灾害的影响。2008年汶川地震,“甘肃省是受灾程度仅次于四川的灾区省份,全省受波及的有10个市州、52个县市区。据5月20日甘肃省发布的资料显示,全省在地震中有365人遇难, 7560人受伤;地震共造成倒塌房屋51182万间,受损房屋144113万间,其中危房84万间,需要紧急转移安置人口15614万人;同时有13万头(只)大小牲畜被压死;地震还使许多学校、医院严重受损,交通、通讯、水、电、耕地、梯田、灌溉渠系等基础设施和部分企业受到严重损害。据灾后评估,与四川相连就近的陇南市文县、康县、武都区、成县以及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舟曲县、迭部县等地,又是甘肃省的地震重灾区,灾情极其严重。据灾后初步评估, 6县区总人口为137万人,其中因地震受灾的人口就高达124185万人,造成农业直接经济损失5185亿元”[4]。其次,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到抑制,增长率放缓。对于民族地区来说,人民收入增长受到影响,加上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竞争力相对较弱,难以抵御风险。
2.2 民族宗教问题的影响
从国际形势来看,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思想霸权、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加紧了对我们的渗透,鼓动国内的分裂势力进行“民族自决”、“民族分离”等分裂和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行为。从国内来看,民族宗教问题产生的原因,除了历史上的各种原因之外,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也是重要原因。东西差距进一步扩大,使本来就因经济条件落后而存在的民族间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差别进一步加大,加上经济政治领域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许多人产生了信仰、信念和信任危机。
2.3 贫富差距扩大的影响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的调整,导致了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利益多元化引起的竞争,拉开人们收入分配的差距。出现了贫富差距问题,且这种差距有进一扩大的趋势。“2007年,东乡族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209元,比全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少386元,低于国家扶贫新标准1067元的农民达24.45万人,占70%,是典型的扶贫人群。2007年,东乡县人均生产总值仅占全省平均水平的20%、全国平均水平的10%,人均财政收入是全省平均水平的4.63%、全国平均水平的1.79%,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全国民族自治县中排在末位”[1]。社会利益之间的这种分配不均,引起和强化了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也影响了社会稳定。
3 保持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对策
3.1 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发展特色农业。一是加快畜牧业发展。加强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推动农业专业化、集约化、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附加值。二是大力发展草业。“甘肃省民族地区拥有1.5 亿亩天然草场,有丰富的畜种资源。2003 年全省仅人工种草留床面积达1540万亩”[5]。
发挥区域优势,构建特色工业。对于民族地区一些在全省有一定影响,在本地区工业经济中占相当份量的产业,如临夏州的皮毛加工、运销,阿克塞县的饲草加工,甘南州的系列藏药生产等,应当重点巩固、培育、发展,使其成为民族地区的支柱产业。同时,甘肃民族地区传统畜牧业较为发达,但目前仍停留在草场放牧、饲草天然生长、肉食品分散经营阶段,应借鉴目前发达国家畜牧业发展的经验,以饲草人工种植、肉食品集中加工经营等方式,组建牛羊肉加工、皮毛加工、地毯加工等产业集团,促使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初级加工业向规模化、集约化、高技术含量的发展。
发展特色旅游业。甘肃民族地区民族众多,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再加上历史悠久,受现代社会影响较小,孕育了极其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旅游资源的比较优势,应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些特色旅游资源,开发满足现代旅游者需求的旅游产品。
3.2 党的领导是民族团结的保障
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宗教观的教育,是加强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前提。要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学习与教育,牢固树立民族团结的理念。同时,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漫长的历史,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应进行党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教育,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努力维护我省宗教和谐的良好局面。
3.3 加强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首先,要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注重改善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办学条件,确保教育经费投入到位,加快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科学素质。其次,要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为各民族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要重点解决文化设施建设问题,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把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变为发展文化和经济的优势。第三,要加强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根据农、牧区医疗卫生资源需求和卫生事业发展需要,制定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合理确定各类型医疗卫生机构的数量、规模、职能和布局。对边远卫生院应在经费、医疗技术、设备、布局等方面给予支持,增强服务功能。培养一些长久型、实用型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还要积极开展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认真做好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具体操作中要坚持自愿原则,动员引导农、牧民积极筹资,对农、牧民大病救治自付部分费用超过一定数额的,要通过医疗救助制度进行补偿,解决农、牧民因患大病出现的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问题。
参考文献
[1]高勇.把各族群众的呼声带到全国人代会上去———全国人大代表甘肃民族工作组视察临夏纪行[N].人民之声报,2009-9-4.
[2]甘肃年鉴编委会.甘肃年鉴(2008)[M].
[3]范云鹏.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J].甘肃教育,2007(1).
[4]王东阳.甘肃省地震重灾区灾后恢复重建面临的问题及建议[J].农业经济问题,2008(7).
甘肃民族地区 篇7
1 甘肃民族地区体育公共服务居民需求情况
1 . 1 体育组织服务居民需求分析
了解居民的实际需求,对在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中,具有指导作用。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供给相应的体育公共服务产品,可以使资源优化配置。
1.1.1 对场地设施、尤其是公益性的活动场所的需求
经调查统计,甘肃民族两地州市居民体育服务需求最强烈的是场地设施服务。从问卷调查的结果中看到有83.69%的居民选择了“场地设施”这项,表明绝大部分居民对场地设施的需求最为强烈。虽然两地州居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健康意识也增强,但“花钱买健康”还未成为居民的一致行为,或者是还没有达到这种购买能力。公益性质的健身场所仍然是首选,现有的健身场所与居民需求还有较大差异,公益性的场所还不能满足广大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
1.1.2 对社区体育活动组织与管理服务的需求
居民对“社区体育活动组织与管理”有很高的需求,在调查中有80.25%的居民选择此项,这与两地州社区体育活动管理现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两地州城镇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形式主要是以自发的形式,由单位、体育俱乐部等组织的体育活动次之,群众的体育组织化程度低。居民希望能有组织的经常开展一些体育活动,居民能够就近进行体育锻炼。
1.1.3 对体育健身信息宣传服务的需求
居居的体育价值观念,对居民自愿参加体育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当居民在具备了购买体育服务的能力后,他们也不一定参加体育活动。即使有了体育活动的动机,因缺乏相关体育信息,也会影响居民的体育积极性。对居民来讲,更多还是关于平常健身的信息服务。从问卷调查的结果中有73.58%居民选择了“健身信息宣传”,说明目前体育信息宣传还不到位,比较的闭塞。
1.1.4 对健身指导与咨询服务的需求
根据目前两州体育公共服务的现状和居民日益增强的体育锻炼需求,对指导服务人员的质和量也有了较高的要求。在调查中发现,有33.63%居民知道有社区体育指导员,其余的为没有或者不知道状态。目前,体育指导员的知识构成还不能满足居民不同需求的指导服务。
1 . 2 体育组织服务居民需求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法)
1.3 影响居民体育组织服务需求的因素(采用 Bartletty 因子得分法)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具有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理性行为消费是以自己的购买能力来消费,而非理性消费是以自己的主观需要来进行消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受到主客观两方面条件的影响。在影响居民消费的众多因素中,将影响因素归纳为五个主面,即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个人因素来进行分析。
1.3.1 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涉及到上层建筑,应该包括居民的民主意识、基层民主建设以及政府行为等几个方面。政府行为是影响社区居民需求的最重要政治因素,有46.13%的人选择政策法规,可见政府行为的影响力。政府的政策法规,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
1.3.2 文化因素
文化是一种集观念、道德、理想于一体的综合体。这里文化又包括了地域文化、风俗习惯、文化水平等。一般情况下,文化高的,在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上都会高些,对体育公共服务的需求也会强烈。
1.3.3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影响居民体育公共服务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影响居民对体育公共服务组织需求的因素调查中,个人收入水平占64.77%,是影响程度最高的一个因素,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占到14.35%。近年来,两地州经济水平得到了较快发展,总体经济水平得到提高,居民的收入也得到了提高。居民收入的变化可能导致对体育公共服务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变化。
1.3.4 社会因素
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总与社会发生各式各样的联系,社会环境影响着个人的行为。在社会因素影响着居民的体育需求,社会体育文化氛围,影响着居民对体育活动的参与程度,尤其是老年人,在体育锻炼时,都会就近选择可以锻炼的地方。
1.3.5 个人因素
对体育公共服务的需求,个人因素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它包括了个人的收入水平、个人的兴趣爱好、个人的生活方式、个人文化程度、时间等等。个人的兴趣爱好,决定了居民所选择的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兴趣爱好不一样,选择的服务可能就会不一样,这也决定了体育公共服务需求的差异性。
2 甘肃民族地区体育公共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于两州体育公共服务的综述研究得出:少数民族地区的体育公共服务应该从实际出发,根据临夏州和甘南州的实际情况,主要依据两州体育公共服务的内容、分类、特点、目标四个方面,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内容形式,发扬和突出少数民族的风格与特点,树立准确且有发展潜力的阶段性目标。
(2)根据两州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政府政策服务、硬件设施服务、广大群众的参与、专项资金服务、专业人员服务五个方面中,政府在体育公共服务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但它的职能却没有发挥最大效能,没有达到长期有效的监管力度;硬件条件与以往相比,虽有所改善与好转,但研究结果显示,还远不能满足群众锻炼的需求;资金的匮乏与不到位,直接影响了体育公共服务的服务质量。
(3)关于制约两州体育公共服务发展的因素:临夏和甘南两州的农村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人们的思想观念略微滞后、基础设施较为匮乏,这些构成了发展体育公共服务的不利因素。但文化内涵却是两州的优势部分,因此,可以以此为突破口,利用丰厚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改善当前的不利局面。
3 甘肃民族地区体育公共服务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1)国家应继续加大对甘肃民族地区体育事业的投入。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仅靠甘肃民族地区自身的发展,一时还难以缓解甘肃民族地区与全国的差距,需要国家财政加大对目前比较薄弱的体育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
(2)努力构建多元化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在群众体育组织和效果上存在差距,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多元化供给机制,特别是公众参与不充分,社会资源不能被广泛动员和充分利用。因此,需要西部民族地区构建符合自身特点的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通过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提高体育公共资源配置效率。
(3)应充分利用城市体育活动站点的聚集效应,达到辐射周边农牧地区的效果,充分发挥城市辐射功能和带动作用,建立和完善城市社区体育服务体系。
(4)由甘肃省及两州政府职能部门整合两州民族地区的体育场地资源,合理利用,加大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力度,特别是教育系统体育场地的开放。
(5)增强工作人员队伍素质,提升体育公共服务水平。无论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是公共体育场馆的指导人员、体育组织服务人员,都要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强化责任意识,提高服务水平。鼓励周边及当地体育教师、教练员、退役运动员、体育指导员服务于两州群众。
(6)强化体育信息服务,营造体育文化氛围。依靠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基本地位,发挥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优势,加强健身信息、健身知识的宣传,营造体育文化氛围,大力宣传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提高群众的体育意识,帮助群众解决锻炼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摘要：通过深入分析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甘南州、临夏州两地州市居民体育公共服务需求状况,结合国内外需求度研究的通用量表、进行调查数据收集。对甘肃民族地区体育公共服务居民需求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根据调查结果显示,甘肃民族地区构建应有符合自身特点的体育公共服务设施与供给机制,现有的健身场所与居民需求还有较大差异,公益性的场所还不能满足广大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同时针对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体育公共服务居民需求度现状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措施及策略。
甘肃民族地区 篇8
PISA 2012将数学素养定义为:“数学素养是个体在各种情境中进行数学表达、数学运用、数学解释的能力, 它包含数学推理、运用数学概念、数学步骤、数学事实和数学工具来描述、解释和预测数学现象.它帮助个体认识数学在现实世界中所起的作用, 做出有根据的判断和决策, 成为具有建设性、参与意识和反思能力的公民”.[1]
“学生的数学素养到底如何?这是当前数学教育界谁也说不清楚的问题.数学教学究竟是 ‘传授数学知识’还是 ‘培养数学素养’?这在数学教育界时常引发一些论争.从而, 通过调查了解我国学生数学素养的现状以及数学素养生成的影响因素必将推动数学素养和数学教育理论的进一步研究.”[2]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以数学素养为研究切入点, 借鉴国际公认程度很高的PISA数学素养测评理念和工具, 从学生在不同内容领域、问题情境、数学过程、难度水平上的测试题答题情况出发, 探讨甘肃省民族地区城乡学生数学素养发展特征, 为提升少数民族地区数学教育质量探索与时俱进的策略和方法.
2 研究方法与过程
2.1 研究对象的选取
甘肃省有甘南藏族自治州和临夏回族自治州两个民族自治州, 天祝藏族自治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7个民族自治县.是一个多元民族文化交融的省份.以上述民族地区九年级学生作为样本总体.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样本.第一阶段, 以县域为单位, 随机选取调研地区.从2个自治州中各随机选取2个县, 7个自治县中随机选取5个县.由于东乡县和积石山县也隶属于临夏州, 所以, 在临夏州另外随机抽取2个县的九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第二阶段, 在所选县区随机选择一所城区初中和一所乡镇初中;第三阶段, 在所选取的学校中按照学校所提供的学生花名册随机选取100名学生进行测量, 不足100名则全部抽取.共发放问卷1800 份, 收回有效问卷1744 份, 回收率96.89% .学生样本分布如表1所示.
2.2 调查工具的设计与修订
甘肃省民族地区九年级学生数学素养现状测试题的编制参照了PISA数学素养测试工具, 从OECD公开发布的资料中搜集了PISA 2003至PISA 2012数学测试样题.根据PISA数学素养测评的框架, 将所搜集到的样题筛选后编制成《甘肃省民族地区九年级学生数学素养现状测试题》的试题册.选取的原则是:首先, 学生已经掌握了解题所运用的数学知识;其次, 学生能够理解这些测试题所呈现的情境;最后, 依据PISA测试框架, 要保证每个难度水平上都有测试题目.同样, 为保证文化背景相同, 对测试题做本土化修订.例如, 试题所涉及的人名更换为中文人名, 且尽量选用学生正在使用的数学教科书中呈现过的人名.按照PISA数学素养测评框架编辑成试题册, 并请相关领域专家和一线教师审阅并修订.试题册构成如表2所示.
形成试题册之后, 在临夏回族自治州选取了300名九年级学生进行了预测试.结果表明, 学生能够准确理解问题表述语句以及问题所呈现的情境.实际答题时间符合研究设计的要求, 均在1小时30分钟至2小时内完成.
2.3 调查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在当地学校校长、数学教师的协助下, 对学生进行2小时测试.按照测试题编码标准对学生的回答情况进行编码, 以反映不同学生回答问题的思维过程.最后将数据录入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为了能够进行量化分析比较学生数学素养状况, 对学生的回答情况进行赋分.回答正确赋值10分, 部分正确赋值5分, 回答错误或者没有作答赋值0分.试题册由20道测试题构成, 满分200分.
3 调查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3.1 城乡学生在不同内容领域上的表现
学生数学学习过程中, 数学知识和技能是学生数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运用所学数学知识与技能解决问题, 以应对现实生活的挑战.因此, 参照PISA测评框架对数学内容的分类, 考察甘肃省民族地区九年级城乡学生在变化与关系、空间与图形、数量、不确定性与数据这4个内容领域上的表现.
表3表示了城乡学生在4个内容领域中每道问题的平均得分、标准差、平均正确率以及差异性.平均正确率是城乡学生回答问题正确的人数占各自样本总量的百分比.从总体上看, 城区学生数学素养表现优于乡镇学生.城区学生每道问题的平均得分为5.92分, 乡镇学生得分5.52 分, 高于乡镇学生0.4分.城区学生回答问题的平均正确率为59.17%, 乡镇学生回答问题的平均正确率为54.78分, 高出乡镇学生4.39个百分点.
在变化与关系上, 城区学生每题平均得分为5.56分, 乡镇学生4.81分, 低于城区学生0.75 分.城区学生平均正确率为59.70% , 比乡镇学生高9个百分点;在空间与图形上, 城区学生每题平均得分为6.13分, 乡镇学生5.32 分, 比乡镇学生高0.81分.城区学生平均正确率为58.93% , 比乡镇学生高8.83个百分点;在数量上, 城区学生每题平均得分为6.16分, 乡镇学生5.98分, 低于城区学生0.18分.城区学生平均正确率为60.16% , 比乡镇学生高1.76个百分点;在不确定性与数据上, 城区学生每题平均得分为5.93分, 乡镇学生6.06分, 乡镇学生比城区学生高0.13 分.城区学生平均正确率为57.90% , 比乡镇学生低2.0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 城区学生在变化与关系、空间与图形、数量3个内容领域上的表现优于乡镇学生, 而乡镇学生在不确定性与数据上的表现优于城区中学的学生.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 城区学生与乡镇学生在不同内容领域上的表现存在显著性差异.城区学生整体表现显著优于乡镇学生.其中, 城区学生在变化与关系、空间与图形领域的表现显著优于乡镇学生.城区学生与乡镇学生在数量、不确定性与数据这两个领域上的表现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3.2 城乡学生在不同问题情境上的表现
每个人都是在现实社会中的个体, 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对个人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个人需要将所学知识和技能应用实际工作和生活.因此, 剥离现实生活情境而单纯的学习数学知识不利于学生的数学运用和问题解决.之前, 舆论热议的“高分低能”现象, 便是注重知识习得而忽视在真实情境中运用的产物.了解学生在面对不同生活情境时的数学素养表现, 可以更好的为数学教学提供依据.
表4表示城乡学生在不同问题情境上的每题的平均得分、标准差、平均正确率和差异性.不论是从每题平均得分还是平均正确率, 城区学生表现均优于乡镇学生.其中, 在个人情境中, 城区学生每题得分5.25分, 高出乡镇学生0.09 分.城区学生平均正确率为55.88% , 比乡镇学生高2.5个百分点;在职业情境中, 城区学生平均每题得7.64分, 高出县城学生1.02分.城区学生平均正确率为71.65% , 比乡镇学生高11.75 个百分点;在社会情境中, 城区学生平均每题得6.09分, 高出县城学生0.15分.城区学生答题平均正确率为59.47% , 比乡镇学生高0.83个百分点;在科学情境中, 城区学生平均每题得5.79分, 高出乡镇学生0.88分.城区学生答题平均正确率为57.8671.65% , 比乡镇学生高8.74个百分点.
统计检验结果表明, 城区学生在回答职业情境和科学情境问题上的表现显著好于乡镇学生.城区学生和乡镇学生在个人和社会情境问题上的表现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3.3 城乡学生在不同数学过程上的表现
PISA 2012将学生数学认知过程概括为“表达”、“运用”和“解释”, 即数学化的表达情境, 运用数学概念、事实、步骤和推理, 解释、应用和评价数学结果.这样的划分更加清楚的反映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时的数学化过程及其所具有的能力.考察城乡学生在不同数学过程上的表现, 以反映甘肃省民族地区九年级学生数学素养的特点.
表5为城乡学生在不同数学过程上每题的平均分、标准差、平均正确率和差异性.从总体上来看, 城区学生在个数学过程中的表现优于乡镇学生.城区学生平均每道题得5.63分, 乡镇学生平均每题得5.32分, 城区学生比乡镇学生得分高0.31分.城区学生平均正确率为59.08%, 比乡镇学生高4.23个百分点.
在“数学化的表达情境”过程中, 城区学生每题平均得分为4.88 分, 乡镇学生4.43分, 城区学生比乡镇学生高0.45分, 城区学生平均正确率为56.93% , 高出乡镇学生7.36个百分点;在“运用数学概念、步骤、事实和推理”过程中, 城区学生每题平均得分为4.75分, 比乡镇学生高0.27分, 城区学生平均正确率为46.60% , 比乡镇学生高2.47个百分点;在“解释、应用和评价数学结果”过程中, 城区学生每题平均得分为8.10分, 高出乡镇学生0.21 分, 城区学生平均正确率为81% , 比乡镇学生高2.15个百分点.
统计检验结果表明, 城区学生在数学化的表达情境过程中的表现显著优于乡镇学生.在运用和解释过程中, 城乡学生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3.4 城乡学生在不同难度水平上的表现
表6所示为城区学生和乡镇学生在不同难度水平上每题的平均得分、标准差、平均正确率及其差异性.
从回答高难度问题的情况来看, 城区学生在难度水平6和5上的表现均优于乡镇学生.例如, 在难度水平6上, 城区学生每题平均得分为4.24分, 高出乡镇学生0.85分.城区学生平均正确率为46.13% , 高出乡镇学生11.28个百分点;从回答中等难度问题的情况来看, 乡镇学生在难度水平4上的表现优于城区学生, 而城区学生在难度水平3上的表现优于乡镇学生.在难度水平4上, 乡镇学生每题平均得分为5.11分, 比城区学生高0.16分.在难度水平3 上, 城区学生每题平均得分为6.39分, 高出乡镇学生0.45分;从回答低难度问题的情况来看, 乡镇学生在难度水平2上的表现优于城区学生, 而城区学生在难度水平1上的表现优于乡镇学生.在难度水平2 上, 乡镇学生每题平均得分为7.41分, 比城区学生高0.24分.在难度水平1上, 城区学生每题平均得分为8.85 分, 高出乡镇学生0.61分.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 城区学生在难度水平6、难度水平5、难度水平3、难度水平1上的表现显著优于乡镇学生.而城乡学生在难度水平4和难度水平2上的表现则不具有显著性差异.可以发现, 城区学生在应对高难度水平问题时比乡镇学生更要有优势.3.5 城乡学生不同数学素养水平的人数和百分比
依据数学素养总分进行排序, 按照样本总人数的27% 确定高、低分组分数线, 并选出高分组和低分组学生.其中, 高分组学生521人, 低分组学生522人, 依次占总人数的29.87% 和29.93% .比较城乡学生在高分组和低分组所占的人数和比例, 结果如表7所示.
结果表明, 在高分组, 城区学生为32.36% , 乡镇学生为38.42% , 相差6.06个百分点.在低分组, 城区学生为18.57% , 乡镇学生为33.98% , 两者相差15.41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 城区学生在高分组和低分组的人数比例均小于乡镇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乡镇学生表现出了良好的数学素养, 但是低分组的学生也更多, 与城区学生相比, 表现出更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克服学生背景的学习公平, 指的是学生成绩受背景因素影响的程度.如果不同背景的学生受教育机会是均等的, 那么学生的成绩应该不受这些背景条件的影响, 包括ESCS、家庭结构、移民背景、家庭所用语言、学校所处地理位置等.”[3]尽管有相当一部分乡镇学生能够克服背景差异而表现出良好的数学素养, 但城乡学生数学素养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这与其他研究者的调研结果相似.例如康世刚发现中国西部地区中学生的数学素养城乡存在显著性差异, 城市学生的数学素养均值高于农村学生.[4]
1) 在内容领域上, 城区学生处理变化与关系、空间与图形问题上的表现显著优于乡镇学生.
2) 在问题情境上, 城区学生在应对职业和科学情境问题上的表现显著好于乡镇学生.
3) 在数学过程上, 城区学生数学化的表达情境过程显著优于乡镇学生.
4) 在难度水平上, 城区学生在应对高难度水平问题时的表现优于乡镇学生.在应对中等、低难度问题上的表现差别不大.
4.2 建议
尽管甘肃省民族地区九年级城乡学生数学素养存在差异, 但是造成差异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学校教育环境的影响, 还与学生家庭及其生活环境、社会生存环境有关.
1) 应从教育结果公平的角度审视城乡差异, 关注基层学校建设,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化发展.
目前, 孩子上学, 家长的第一反应是一定要给孩子选择一个好学校.不少乡镇、农村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长将学生送到县城上学, 目的在于使自家孩子也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大量的学生涌入城市学校, 造成城市学校生源过剩, 上学竞争激烈, 城市学校负担加重, 而乡村学校生源不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要缩小区域间、城乡间、校际间、群体间的差距, 是要求教育发展中的公平与均衡, 但并不是“平均发展”, 更不是“一刀切”, 而是要实现学校的内涵发展和特色发展, 促进每一个学生得到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5]可以看到, 甘肃省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在这一方面已经付诸努力, 例如,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享受免学杂费和免费教科书政策, 并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给予生活费补助.支持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着力缩小城乡差距等.“无论学生之间的家庭条件, 智力水平等先天因素的差距如何, 通过教育过程, 每个学生能够获得平等的教育上的增加量, 这部分平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结果的公平.”[6]
2) 应定期组织开展区域间、校际间、教研组内的教研活动, 搭建平台促进城乡教师交流, 以帮助乡村教师专业发展.
数学课堂是培养和提升学生数学素养的主要场所.数学教师是一把钥匙, 通过课堂教学要为学生打开数学王国的大门, 引领学生成长, 促进学生发展.因此, 教师的理念、视野、教学至关重要.除过教师自身努力之外, 还应该有良好的教师研修机制支持乡村教师专业发展, 通过定期组织区域间、校际间、教研组内的各种教研活动, 为教师搭建一个展示自己、互相交流、互相借鉴的平台, 以促进城市、乡村教师专业成长, 更好的服务教学.
3) 数学教师应转变评价观念, 树立数学核心素养观, 在教学中探寻差异原因, 从学生“四基”入手, 领悟《课标》, 做好教学设计与实施.
尽管从教育投入过程中关注教育均衡和教育平等这毋庸置疑, 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但是还应从学习结果上关注学生学习均衡和平等.关注学习结果, 不单纯要以成绩论英雄, 而是要了解学生的数学学习成效, 把握学生是否能够通过数学学习以应对现实生活的挑战, 学生是否具有了终身学习的能力.
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正视城乡差异, 树立数学核心素养观, 领悟《课标》, 把握教学重难点, 设计丰富、新颖的学习活动, 从丰富学生数学思想方法、基本活动经验入手, 提升学生数学素养.希望我们的数学教育能够做到学生不论在城区中学上学还是乡镇、农村中学上学, 均能够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 获得良好的数学素养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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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陆璟.PISA测评的理论和实践[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27-128.
[4]康世刚.中国西部地区中学生数学素养现状调查研究[J].数学教育学报, 2014, 23 (5) :38.
[5]宋乃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任重道远[J].中国教育学刊, 2015, (9) :卷首语.
甘肃民族地区 篇9
1 方法
1.1 聚类分析的概念
聚类分析 (Cluster Analysis) 是研究 (样品或指标) 分类问题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 依据研究对象的个体特征[3], 把N个对象在M个指标下的数据进行聚类, 通过把N个对象看作是M维空间中的点, 利用点之间的距离, 按照距离由小到大的顺序, 将不同的点进行聚类, 直到将它们看成没有差别的一类之后, 再根据事先确定的不同类别之间所允许的最大差别 (阈限) 将它们分成几类。
1.2 相关系数
计算对象之间的距离, 得到对象之间的“相似关系”矩阵, 距离有多种表达, 文中用相似系数进行分析。第i个样本与第j个样本之间的相关系数定义为:
实际上, rij就是将数据标准化后的夹角余弦。
1.3 组间连接法
类与类之间用不同的方法定义距离, 就产生了不同的系统聚类方法。现采用组间连接法, 即类平均法对样品进行归类, 用两个类 (类S和类T) 中所有点之间的距离 (平方的) 平均值, 作为两个类之间的距离, 以下用dij表示样品Xi与Xj之间距离, 用Dij表示类S与T之间的距离:
ns, nt分别表示类S和类T中的点的个数, 显然, 在这个式子中, 类间的距离不再依赖类内的个别点。
2 各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综合评价
2.1 指标选取
根据中央有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意见以及全面小康社会的标准要求, 遵照构建新农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 参照其它已有的研究成果, 依照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特殊性, 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民主管理”五个方面作为二级指标, 并通过对新农村建设内涵的深入理解, 分解出构成各二级指标的三级指标, 构建了甘肃省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结构模型 (见图1) 。
2.2 各项指标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2.2.1 指标数据的来源
为了保持数据的可比性, 所用大部分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甘肃发展年鉴2010》《甘肃农村年鉴》农村住户年报报表、农村全面统计报表和甘肃省统计局新农村建设报告二“对甘肃新农村建设的评价”以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收集的数据资料, 通过数据整理和计算获得了相对值和平均值, 并对最后民主管理的两个指标进行了补充调研获得数据。
2.2.2 指标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共整理计算了甘肃省21个少数民族县关于新农牧村建设的指标数据, 形成了全面反映甘肃省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牧村建设水平的指标。为了避免由于各个指标的单位不同所引起的误差,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所选取的指标都是正向指标, 在对指标数据进行模糊处理时, 如果指标的实际值大于标准值, 则模糊值为1, 如果实际值小于标准值, 则模糊值=指标实际值/指标标准值。
2.3 聚类分析
由于数据过多, 前期对模型中的各指标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 由新农村建设的三级指标得分计算出二级指标得分, 然后再进行聚类分析。设变量x1为生产发展, x2为生活富裕, x3为乡风文明, x4为村容整洁, x5为管理民主, x6为综合得分, 设评价矩阵为X= (xij) 21×6, 运用SPSS10.0对各民族县新农村建设的二级指标得分进行聚类分析。表1是对聚类分析结果相似系数矩阵表进行整理所得, 同时, 得到甘肃省各个民族县新农村发展水平的聚类分析系统图 (见图2) 。
通过聚类分析, 可以看出甘肃各民族县的新农村建设情况, 既有差异, 也有相似性。由表1和图2可以看出, 临夏市、迭部县和政县的相似性较高且较早聚成一类, 康乐县、卓尼县、永靖县的相似性较高且较早聚成一类, 临夏县、广河县、天祝藏族自治县的相似性较高也较早聚成一类, 东乡族自治县和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哈拉族自治县相似性较高也较早聚成一类。如果聚成4类, 则分类见表2。
由表2中的划分结果结合甘肃省各民族县的实际可知, 单独为一类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位于甘肃东南部, 由天水市管辖, 相对于甘肃省其它民族县, 其经济比较发达。第Ⅱ类的4个县均属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管辖, 这4个县在地理位置上也相连在一起。第Ⅲ类地区则是处于甘肃河西地区的3个民族自治县。第Ⅳ类地区包括整个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各县市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的3县1市。
3 结果分析与对策建议
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在诸多方面有其特殊性, 甘肃省少数民族多, 分布广, 而且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均有其各自特征, 根据聚类的结果, 做如下分析:
3.1 第Ⅰ类
单独一类的张家川是一个畜牧业大县, 其新农村建设总体发展较好, 其中, 生活富裕的各个指标完成情况比较好, 但在生产发展和村容整洁上仍然比较落后, 这与其境内自然环境特殊, 拥有丰富的资源和物产但分布不均有关, 特殊的地形使得耕地有效灌溉面积比重和农业机械化程度只达到标准的7%和29%, 而部分乡镇缺水使整个县的安全饮用水比重很低, 又使得全县的村容整洁得分不高。这类地区应该整合资源, 发展其优势产业———畜牧业, 认真落实执行国家出台的各项扶持政策, 加大畜牧业的资金投入力度, 培育和发展龙头企业, 进行畜产品的深加工。
3.2 第Ⅱ类
此类中4个民族县均是藏族聚居区, 这4个县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较高, 但各县新农村建设中生产发展程度很不理想。由于是典型的牧区, 农牧民主要靠牛羊肉生计, 从原始数据中得到, 夏河、碌曲、玛曲的人均肉类、奶类拥有量都很高, 最高超过新农村建设标准的4倍, 但是, 各个县的牲畜出栏率也相对较低, 其中, 玛曲和碌曲属于高原, 由于境内大部分是草场和林地, 粮食自给率低, 这是影响生产发展得分低的主要因素。所以, 第Ⅱ类地区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也要放在畜牧业的生产发展方面, 以中和农业种植业上的欠缺, 提高生活水平。
3.3 第Ⅲ类
该类的3个民族自治县地广人稀, 境内有大片天然草场, 自然资源丰富, 人们生活富裕, 基本达到小康, 属于牧区, 其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指标与国家新农村建设目标的标准和其它各民族县相比较均很高。阿克塞县人口少, 现在已基本完成新农村建设, 达到城乡一体化发展, 但肃北县的卫生厕所普及率和安全饮用水比重较低导致其村容整洁实现程度不高。这3个县都属于旅游大县, 近年来旅游业收入屡创新高, 占财政收入中的很大比重, 但过度开发旅游资源也会使草原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 应酌情开发草原旅游业, 重视生态环境。
3.4 第Ⅳ类
此类地区各县市农林牧均有发展, 但各项事业的发展却较平淡, 城市化水平低, 教育文化落后, 贫困问题比较突出, 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与标准相差还很大, 没有突出的发展优势和资源, 这除了一些地理环境影响外, 多民族混杂发展也是阻碍新农村建设中各项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类地区发展要加大政府财政资金投入, 加强基层的民主管理, 以期得到更好的发展。
总体来说, 在甘肃省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是展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风貌, 体现不同民族不同需求的新农牧村, 而不是对应其它地区如法炮制的新农村, 要在各自实践推进过程中及时发现和解决一些复杂问题, 提高农牧民自治比重。这不仅符合民族区域自治的要求, 也符合新农村建设的宗旨。此外, 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 在实现农牧区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要保证民族关系的和谐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
摘要：为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 以甘肃省7个民族自治县、甘南藏族自治州和临夏回族自治州2个民族自治州 (其中包括2个民族自治县) 的各县为研究对象, 融合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特点, 运用聚类分析法对各个民族县的新农村发展水平进行分类研究与评价, 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聚类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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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民族地区 篇10
关键词：画像砖；现状调查；博物馆；甘肃河西地区
中图分类号：K854.3；K879.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6)04-0102-03收稿日期：2005-12-17
作者简介：陈港泉（1967—）男，山东省蓬莱县人，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土遗址文物保护研究。
一前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我国甘肃省河西地区东起永昌西至敦煌的河西走廊中西部，陆续发现了一批以魏晋时期为主的古墓群。这些古墓群中有一部分墓室是壁画墓或画像砖墓，即墓室是由砖建造而成，墓室内的砖上绘有反映当时社会状况、思想状况的绘画，这种砖称为画像砖。画像砖墓的发掘不仅填补了以往对这一时期墓葬制度认识的空白，而且使人们对这一地区极具特色的墓葬壁画、画像砖的题材、分布特点、绘画风格和艺术特点等均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由于画像砖弥足珍贵的价值，加上古墓散布于野外，盗掘现象时有发生，而且野外环境也十分不利于画像砖的保护，因此画像砖发掘出来后，就收藏在附近的博物馆加以保存。这批具有珍贵价值的画像砖在墓中经历了长达十几个世纪的历史时期以及博物馆中多年的存放，一些画像砖上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病害，有些病害仍在发展。从嘉峪关博物馆收藏的馆藏号76、97、103三块砖的变化即可见一斑(图版21~26)。
为了使这批珍贵的画像砖得以长久保存，受甘肃省文物局的委托，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通过对甘肃省敦煌、嘉峪关、酒泉、高台、山丹五个市(县)博物馆馆藏三级以上及部分未定级画像砖进行的调查，基本摸清了画像砖的病害状况和病害类型，为今后治理画像砖病害，制定相关研究及保护修复方案提供了翔实的基础资料。
二画像砖保存环境调查
2.1画像砖保存环境调查
对五个市(县)博物馆馆藏画像砖保存环境的调查情况见表1。
2．2画像砖基本情况调查
敦煌博物馆调查的三级以上(含少部分未定级画像砖)馆藏画像砖共151块，这批画像砖均是从1991年12月~2001年5月分六次发掘、出土于敦煌市佛爷庙——新店台魏晋时期的墓群，出土后即保存于敦煌博物馆。画像砖尺寸一般为长33cm，宽16cm，厚6cm，还有13块彩绘斗拱和彩绘圆柱体砖。画像砖有彩绘砖105块(其中彩绘浅浮雕砖11块)，墨绘砖33块，彩绘圆柱体砖4块，彩绘斗拱9块。其余150件一般文物画像砖未作调查。
表1画像砖保存环境调查
嘉峪关博物馆调查的馆藏三级以上画像砖共100块(其中有浅浮雕画像砖3块)，另有18块未定级画像砖未作调查。画像砖均为1972年发掘自嘉峪关新城的魏晋墓，1991年6月由嘉峪关关城文管所移交至博物馆。画像砖尺寸一般为长35cm、宽17cm、厚5cm左右，还有少量方砖，大约长17cm，宽17cm，厚5cm。
酒泉博物馆馆藏画像砖出土自酒泉果园西沟、高闸沟、上坝乡等7个以魏晋时代为主的墓群，主要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以及2000~2001年三次出土的。画像砖尺寸一般为长34~39cm、宽17cm、厚5cm左右。调查的三级以上画像砖94块，其中汉砖5块，唐砖3块；彩绘砖雕4块，墨绘砖1块。另有约200块未定级画像砖未作调查。
高台博物馆馆藏画像砖出土自高台县骆驼城、许三湾5座魏晋时期墓葬，1995~2002年分3次出土。调查的高台博物馆馆藏三级以上画像砖180块(其中未定级40块，另有70余块未定级画像砖没有作调查)，其中墨绘砖5块，彩绘砖雕4块，其余为彩绘画像砖。画像砖尺寸一般为长39~43cm、宽19~21cm、厚6cm左右。
山丹博物馆馆藏画像砖共27块，为1999年山丹第一中学发掘出土的唐代墓室画像砖，其中浅浮雕画像砖4块。画像砖尺寸一般为长33cm、宽21cm、厚5cm左右。
2．3病害分类及病害原因初探
该地区画像砖的主要病害有颜料褪(变)色，画像砖颜料层起甲、脱落，画像砖开(断)裂、盐害、霉变、泥渍等。五个博物馆馆藏画像砖病害情况见表2。
表2画像砖病害类别统计
调查中发现各博物馆中画像砖颜料褪(变)色的病害最为普遍。具体表现是画面逐渐失去鲜艳的颜料，变得越来越晦暗，其原因可能是画像砖颜料受大气环境或光照等因素影响而自身产生了变化，但是由于非常细微以至于肉眼观察不到的颜料层脱落也会产生画像砖颜料褪(变)色病害的现象。这种病害其变化较缓慢。
颜料层脱落病害有呈粉状或片状或点状的可观察到的脱落现象。颜料层起甲是由于胶结物质失去胶结力而造成颜料层开裂获呈片状起翘，起甲病害进一步发展就是点状或片状脱落。这两种病害若受到外力作用或保管不当，病害发展的趋势会很快。
盐害画像砖是指结晶盐从画像砖表面析出，造成颜料的损坏，影响整个画像砖的质量。若大气环境尤其是湿度不产生频繁的变化，砖体内的盐分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一旦保管不当，砖体内的盐分在干湿交替变化的环境作用下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调查中发现的画像砖霉变很有可能在发掘之前的墓室中就已经产生，但是由于各博物馆对画像砖的保存环境以及对保存环境监测控制方法并不完善，因此还不能判断存在于博物馆的画像砖霉变现象就已经停止。
嘉峪关博物馆馆藏画像砖中有10余块断裂画像砖采用鱼珠胶粘接，但粘接处又重新被鱼珠胶污染。该馆中还有17块画像砖因曾经使用过清漆进行表面颜料加固，表面明显发黄(图版27)，没有达到较理想的颜料加固效果。这两种类型的画像砖可以定为有机物污染类病害画像砖而进行单独的病害治理研究。
几种典型的画像砖病害见图版28~31。
按照画像砖画面颜料保存完好直至画像砖无颜料或颜料层非常模糊，对画像砖的保存现状进行A级(完好)、B级(一般)、C级(残存)、D级(无颜料或颜料层非常模糊)的四级评价。评价结果见表3[LL]
表3画像砖保存现状级别及总体评估
三结论与建议
1．画像砖颜料褪(变)色和颜料层脱落是五个博物馆馆藏画像砖最普遍的病害，所有馆藏画像砖均有程度不同的颜料褪(变)色现象。颜料层不同程度的脱落也占到了所调查画像砖的85％。其次是泥渍画像砖，占调查总数的28％。而墨绘砖(大部分存在于敦煌博物馆)褪(变)色现象较轻，颜料也少有脱落，保存较好。
2．各博物馆馆藏画像砖病害类型分布也不尽相同。酒泉、高台博物馆的盐害画像砖较多，占整个盐害画像砖的91％，酒泉博物馆泥渍画像砖占所有泥渍画像砖一半，而山丹博物馆的所有画像砖均有泥渍现象。有50％的起甲病害画像砖存在于高台博物馆，高台博物馆的霉变画像砖也占霉变画像砖总数的七成多。
3．五个博物馆馆藏画像砖保存现状为：A级画像砖64块，B级画像砖200块，C级画像砖256块，D级画像砖32块。
4．建议尽快开展修复材料和修复技术的筛选实验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保护修复方案，着手全面修复该地区存在病害的馆藏画像砖。
5．建议有关部门拨专款改善该地区馆藏画像砖的存放条件，使其符合此类文物的馆藏标准。
附记：本次画像砖调查，敦煌研究院保护所的马喜武、徐淑青、刘瑞也参加了部分工作，在此深表谢意。
（责任编辑萧阳）
甘肃民族地区 篇11
一、基础教育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
㈠基础教育的科学内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教育要跟上、要先行。在培养新农民、发展新农业、建设新农村的实践中, 积极践行“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 发展大教育, 服务大建设。为此, 进一步了解基础教育的相关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基础教育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国民素质教育, 一般指包括小学和中学教育在内的普通教育。我国当前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 大体上可以分为一下几个阶段幼儿教育 (一般为3岁~5岁) 、义务教育 (一般为6岁~15岁) 、高中教育 (一般为16岁~19岁) , 以及扫盲教育。其中涵盖小学和初中阶段的义务教育, 具有普及性、公共性和强迫性的特点, 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 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1977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高级教育计划官员讨论会上, 对基础教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认为“基础教育是向每个人提供并为一切人所共有的最低限度的知识、观点、社会准则和经验”的教育。“它的目的是使每一个人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创造性和批判精神, 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获得幸福, 并成为一个有益的公民和生产者, 对所属的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㈡基础教育的基本特征基础教育的基本特征问题, 是基础教育的基本问题, 主要突出以下六方面的特征:一是主要事业的公益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八条规定“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第三十七条规定“国家、社会对符合入学条件、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少年、青年, 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从上述条文来看, 公益性本就是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 在基础教育中体现得更为突出、更为重要。二是目标的方向性, “十六大”报告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 明确了新时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宏伟目标, 即“逐步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 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十六大”还明确了新时期的教育方针, 即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为人民服务, 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可见, 教育具有明确的方向性, 要求培养的学生既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又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生活, 这充分体现了时代对每个公民的要求和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目标取向。三是对象的全体性, 《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 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说明, 作为国民教育起始阶段的基础教育必须面向全体国民, 使每一位适龄儿童接受一定程度的基础教育。四是制度的规定, 基础教育的制度既包括宏观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体制、管理机构、办学体制、投资体制、学制系统等, 又包括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与机制等。五是内容的基础性, 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大厦的基石, 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因此, 凸显基础素质必然是基础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我们必须摒弃任何急功近利的作法, 充分认识到基础教育的任何短期行为都会贻误国家和个人的发展。六是过程的循序性, 基础教育必须根据知识的逻辑顺序和学生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依靠学生正在形成或将要成熟的心理过程, 循序渐进, 真正促进学生的发展[1]。
二、基础教育的提高是新农村建设的先决条件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广大农民, 农民的素质决定农村发展的速度, 决定农村文明的程度, 决定农村现代化的进度。新农村建设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 其建设主体农民仅仅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是远远不够的, 还必须具有创造性, 以适应现代化建设对人力资本的客观需求。这就必须加快发展农村教育, 培养新型农民, 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力素质的轨道上来。
㈠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动力教育是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石, 改变农村面貌, 建设好农民家园, 必须提高农民整体素质, 使全体农民各展其能、各得其所、多样化发展。换句话说, 只有发展好农村教育, 才能将巨大的农村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才能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才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农民群众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 如果没有农民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参与,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愿望就会落空。因此, 激发农民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积极性, 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创造性地参与建设, 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问题。长期以来, 甘肃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这其中关键就是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较低, 无法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因此, 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当前, 农村面临的科技推广与劳动者素质低的矛盾较突出。农村科技文化教育明显滞后, 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不高, 影响了一系列农村科技成果的吸收、转化和生产平的提高, 阻碍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知识, 积极开展农民科技文化教育农业科技和先进适用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得到了提高, 使得科技进步已经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农业科技的进步与广泛推广, 农业科技率不断提高, 为发展农村经济, 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做很大的贡献[2]。
㈡农民的基础教育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重要战略, 包括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 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 新农村建设必须实现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农村地区教育事业既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又是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的重要保证。甘肃地处西北地区, 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因素, 普遍存在着文化水平较低、专业技能不高、转移就业困难等问题。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与创业能力, 把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 意义十分重大。这不仅是培养造就新型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客观要求, 也是推动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项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工作, 是扩大农民就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根本之计。历史实践证明, 只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素质提高了, 农村的建设才能持续地进行, 并沿着科学发展观引导的轨道, 快速、有效地推进;农民才能不断地适应新形式, 把握新时机, 解决新问题;才能更科学、更富有创造性地迅速提高农业效率, 繁荣农村经济, 实现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3]。
三、加大对甘肃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 促进新农村建设又快又好发展
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 实施人才兴农战略, 把农民培养成“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是新农村建设的迫切要求, 也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只有培养造就千千万万高素质的新型农民, 把农村所蕴藏的巨大人力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源, 形成持续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力量源泉, 才能完成新农村建设的各项任务。
㈠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以县为主”的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 加大农村教育投入, 改善办学条件教育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 农村基础教育更是一种社会公益事业。县区政府建立包括教师工资、公用经费和学校基本建设在内的财政预算体制, 确保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确保政府规定的生均公用经费及时足额拨付以保证学校正常运转。保证教育专项资金真正用于教育的建设与发展, 同时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努力改善农村办学条件。
㈡快发展现代远程教育, 有效统筹城乡各级各类教育资源, 送知识、送技术、送人才下乡, 满足农民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推进“农科教”结合, 统筹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发展规划, 创新农民培训机制, 把农村学校建设成为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提供经济信息服务、普及卫生知识、传播先进文化以及开展农村党员教育和农民培训的重要基地。要继续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支持和鼓励高等学校特别是农业院校主动拓展为农服务的渠道和方法, 积极为新农村建设培养和输送人才, 引导和鼓励大学毕业生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要大力开展科技创新, 努力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全面提供科技服务, 以科技进步引领新农村建设[1]。
㈢极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培养新农村建设的适用人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是关系到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积极推进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离不开高学历、高技术人才。鉴于甘肃民族地区“外来人才引不来, 引进来又留不住”, 高等人才缺乏的现状, 一方面, 应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外来引进人才优惠政策, 实现“以感情留人, 以待遇留人”;另一方面, 应加大与市属或周边省外高等院校的合作力度, 加强为民族地区定向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学历、高技术人才。此外, 还应积极发展本地区高等教育, 着重为本土培养高等人才, 多方满足新农村建设对高学历、高技术人才的需求。
㈣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提高农村教师质量, 保证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发展教育的基础促进民族地区农村教育事业加快发展, 加大资金投入是重要保障和首要前提, 加强教学基本设施建设是必要条件, 但最关键的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要有一支知识水平高, 学基本功扎实的师资力量作保障。具体而言, 就是要继续提高教师的工作待遇和社会地位, 依法严格实施教师资格制度, 建立教师职业准入机制;切实有效地开展农村教师的培训工作;继续鼓励优秀大学生到农村支教工作;统筹城乡教师资源, 加大推进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师的力度;继续做好东、西部地区和城乡之间的教师对口支援工作, 大力吸收短缺学科的专任教师, 以缓解乡村教师队伍的不足。
参考文献
[1]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2/21/content_4207811.htm.
[2]周国兴.建设新农村需要人才作支撑[N].中国人事报, 2006, 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