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益

环境法益（精选9篇）

环境法益 篇1

一、环境刑法法益的概述

法益是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 由客观上、法所保护的可能受到威胁或者侵害的人的生活利益。环境刑法法益是指环境刑法保护的人们与其对应的环境所享有的生态利益、精神利益、生命健康利益和财产利益。近年来, 我国许多学者对环境刑法的应然法益进行了积极探索, 建设将生态发展纳入环境刑法的保护范围。

二、环境刑法法益的内容

环境刑法法益的内容主要来自于环境利益的相关内容, 二者有一定的差别。通过刑法的确认及保护以后才可能将社会的环境利益上升使之成为环境刑法法益。一般情况下, 我们把环境刑法法益分为非环境生态法益和环境生态法益。

环境生态法益是环境刑法规范保护的生态方面的价值利益去衡量与维护其作为生态系统最基本的结构、功能、体系去发展的秩序, 旨在保护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并保证其生态平衡。我国现行刑法条文侧重于环境刑法法益的人身生命健康法益与社会发展相关的经济性价值利益, 突显了我国环境刑法对环境生态法益保护的严重欠缺, 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严重脱节。现有的环境刑法无法合理地保护我国生态多样性, 无法维持资源的再生能力。应对严重破坏生态平衡、资源再生能力、生物多样性、降低资源量的行为, 给予论定罪以扩大环境刑法的保护效力, 从而避免环境刑法法益与结构的严重缺陷的情况继续存在, 阻碍国家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非环境生态法益主要是依据不同的主体而划分的, 包括有法人组织环境权益、国家所有及管理权益、自然人环境权益几大类。

自然人环境权益是指自然人享有良好生活的环境与适宜健康的权益。他人破坏环境行为对公民造成的侵害都应该因其侵害其他公民环境权益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下, 自然人环境权益可以更多地体现为公平, 在我国现行的刑法中明确提出了要保护自然人的环境权益, 当公民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时会得到法律救济和保护。

法人组织与公民一样, 都享有在适宜的环境中合理享用环境资源的权利。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三百三十九条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当法人组织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与救济, 目前, 在我国的环境刑法当中对法人更多是以资源污染及破坏环境的行为者来体现的。而在《刑法》中对于法人组织更多体现出来的而是惩戒。因此, 可以从其环境利益的保护的基础上使之能对自己的行为加以自我约束, 以避免进一步造成环境污染及破坏。

国家所有及管理权益是指国家所享有的对资源的处理与监督权益、资源管理权益同样受环境刑法规范。任何人危害国家的任何行为及管理权益都可能对我们生活的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侵害, 必然应受到环境刑法的规范与控制。而对于国家的权益的保护更多地体现在《物权法》中, 在我国刑法中缺乏环境生态法益规范。和国家所有及管理权益相比, 自然人和法人组织的保护不管范围上看还是从程度看都体现得相对较低, 其对国家的定位很模糊, 更多的认为政府是管理组织者, 从而没有其相关权益的规范, 因此, 应当在国际环境刑法的大环境下对国家进行定位, 在参与国际性的保护当中涉及到的相关问题时, 可以通过刑事手段来加以保护和规范。

三、环境刑法法益的保护

1、将环境刑法法益的犯罪独立成章。

虽然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把环境犯罪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单独提出来, 表明政府意识到环境犯罪不是一般的经济犯罪, 环境犯罪有其自身的特点, 环境犯罪在本质上具有独特类型, 其客观方面表现为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的行为侵害了国家及社会组织甚至个人享有的良好质量的环境, 享有资源所带来的利益。因此, 把有关环境保护规定在刑法典第六章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六节, 即破坏环境资源罪之中, 但也未能正确反映环境犯罪的客体。故我国刑法应把危害环境法益的犯罪独立成章。把环境法益定为环境犯罪的客体, 以生态影响为标准对环境犯罪的制裁, 而不仅仅只考虑其造成的经济损失。

2、显化环境法益, 将环境法益的刑法保护独立化。

环境给人类带来的生态利益很难以经济价值加以衡量, 但并不是无法衡量, 生态经济学中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就是一种生态利益科学的衡量方式。例如:在危害环境的犯罪中, 可将受危害环境恢复的费用作为生态利益的加以衡量, 把其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标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环境犯罪日益复杂多样, 环境刑法随之出现诸多空白, 比如现行刑法没有对草原、湿地、海洋等方面环境要素的保护。因此, 要将环境法益的保护独立化, 显化环境法益。

3、增设法人危险犯, 加强对法人环境犯罪的防控。

原刑法基于当时对于犯罪及社会条件的认识, 没有单位犯罪的规定, 为适应当前新的社会形势, 新刑法首次将单位规定为环境犯罪主体, 并且在第346条, 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的单位的处罚, 作了更具体的规定, 规定要对单位环境犯罪实行“双罚制”。在环境犯罪中增设危险犯, 也涉及到单位 (法人) 危险犯, 对单位及其相关人员的“双罚制”也体现出法条仍然有不尽人意之处。因此, 在今后刑法修订时, 要在环境犯罪中大量适用罚金刑, 大幅度地提高罚金的数额, 扼制危害环境罪的再犯。另外, 对单位环境犯罪所规定的刑种过于单一, 不能真正的控制和预防环境犯罪。一方面, 应对单位犯罪增加几种刑罚, 如:剥夺其从事某种活动的资格、解散其组织等措施;另一方面, 可在刑法中运用非刑罚措施来治理环境犯罪, 如责令限期治理、补救、再建、恢复等方法, 既增强这些非刑罚措施的威慑力, 又可以督促单位切实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 有效地控制单位环境犯罪。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广范关注的社会问题, 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各国都在积极地寻找一种能有效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措施, 甚至是用环境刑事立法予以调控。但鉴于环境问题是人类社会自工业文明发展之后, 在各地区经济建设进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传统的犯罪理论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适应生态文明时代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这对矛盾。

关键词：法益,保护,环境刑法

参考文献

[1]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181.

[2]金永明.日本环境刑法理论体系概要[J].政治与法律, 2004, 6.

心理疗法益健康等 篇2

暗示——大致可分为自我暗示与他人暗示两大类。前者是自身沉思默念，以意念引气攻邪而达到治病的目的。后者是指医生采用语言、行为等方式诱导患者在无形中接受某种“暗示”，从而改变情志与行为，促使病情趋于好转。

想象——又称“信念疗法”，是诱导患者动员自身的潜在力量，运用自己的想象（信念与勇气）以达到治病康复的方法。它包括理想、感想、幻想、遐想、臆想与想念等内容，它是在宁静、怡悦、欢乐、舒畅与自信等良好的情绪状态下进行的。

宣泄——也称“泄怒疗法”“发怒疗法”“发泄疗法”，是通过自我泄怒的方式，疏肝调气，宽心解郁，使自己达到心理平衡的方法。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直接的情绪宣泄方式，包括喊、叫、拍、走、诉、骂、哭、笑等；二是通过兴趣活动排遣的方式，包括书、画、琴、棋、诗、歌、拳、球等。

行善——是以慈善的良心与仁义的精神，救济与帮助他人，从而达到扶贫救困或救死扶伤的方法。医学家指出，心地善良、常做好事、情绪乐观的人，机体会分泌出一种有益的激素，把血液流量，神经细胞的活力以及脏器的代谢调整到最佳状态，从而增强免疫力，因此可以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静坐——也称“闭目养神法”，是通过独坐入静，排除杂念，修身养性，恢复与增强人体内的元气，以达到治病健身的一种自我心身调摄方法。静坐疗法的关键在于三调：调身、调息与调心。调身是采取静坐的姿势，调息是调整呼吸，调心是摒除杂念，不生妄想一般是早晚各练1次，每次30～60分钟。

睡眠——是运用睡眠，安神定志，修身养性，以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睡眠是消除疲劳、恢复体力的主要形式，又是调节各种生理功能、稳定神经系统的重要环节。睡眠的本质是抑制高级神经活动的过程，属于保护性抑制，难怪人们常说：“睡眠是天然的补药。”

戒“五心”才能保健康 吴陇

中年人逐步进入人生事业的重要阶段，又是上有老、下有小，身负担重的时期，如想养好“心”，就得戒掉5个“不良之心”。

忧心 中年人总有很多的事要想、要管、要做，公事私事交叉繁杂，肩上责任不轻。不少人因此长期忧心忡忡，郁闷少言。久而久之，必然影响身体健康。因此对中年人来说，需要的是摆脱忧心的困惑，凡事要想得开，要有顺其自然的心态，对身心健康才有好处。

伤心 中年被称为多事之秋。人到中年，身体疾病会增多。事业可能因精力不足而倒退，还可能遇到种种不测之事。人生就是这么复杂，总会有许许多多的遗憾，在遇到不幸之事时，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智。

死心 人到中年，大多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和习惯，要改变是不容易的。但当今社会发展迅猛，新知识、新技术不断更新，中年人切忌死心眼，不能倚仗自己经验丰富认死理，而拒绝新技术、新知识。

嫉妒心 同样是中年人，有的成功富裕，有的平凡贫穷。如果你是一位成功人士，不必洋洋自得；如果你还仅仅停留在温饱之中，不要心生不满，更不要有一股莫名的嫉妒之火在心中燃烧。嫉妒心只会使自己内心失去平衡，导致心理疾病的出现。如果嫉妒心到了无法克制的地步，则会害人害已害家庭。

环境刑法法益探析 篇3

一、环境刑法法益之争及其评析

法益是指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和价值, 它是西方刑法学者在探究犯罪本质的过程中提出的。环境刑法法益是指环境刑法规范所保护的而为环境犯罪所侵害的人们共同享有的利益。但对环境刑法法益的具体含义在学界却没有统一的认识,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 环境保护制度说

该学说认为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本身所固有的特点来看, 该类犯罪的客体或者法益应当是国家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该学说表明了刑法介入环境保护是为了配合环境法惩罚侵害环境行为, 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但笔者认为, 该学说将制度作为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并不恰当, 国家设置制度还有更深层的保护法益存在。

(二) 公共安全说

该学说认为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该学说体现了强势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 看到了环境犯罪与人身、财产法益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但笔者认为, 该学说将环境犯罪归类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也是不妥当的。

(三) 双重关系说

该学说认为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和为环境犯罪所间接侵害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虽然此种理论遭到了批判, 但是笔者认为此学说看到了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两个方面, 一是环境法益, 或说环境生态法益;二是传统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

(四) 环境利益说或环境法益说

该学说认为现代环境刑法保护的客体应当确立为“环境利益”, 即认为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以环境为主体的“环境法益”。笔者也赞同环境法益是环境刑法保护的客体或法益, 但环境法益应当是以人为主体, 并不是以环境为主体。

(五) 环境权说

该学说认为环境刑法法益就是环境权。环境权的内涵一般是指法律赋予环境法律关系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的环境, 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但直至目前, 环境权仅为一个学理上的概念, 并且学界对此认识不一, 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类观点认为, 环境刑法法益是传统法益。环境刑法保护的传统法益即环境刑法所保护的人身、财产权益。至于这种传统法益的种类, 又有不同的表述, 如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我国环境刑法保护的客体是国家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

笔者认为, 环境刑法法益包括传统法益。虽然传统法益是对人身和财产权益的法律保护, 但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不应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此种观点将环境犯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混同, 因为环境犯罪更多地是通过环境对人们所享有的利益的一种侵害, 而不是对公共安全的威胁。另外, 将国家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作为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也是不恰当的, 国家设置制度还有深层的保护法益存在, 例如, 人的人身及财产权益等, 这才是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至少国家的行政管理权而非管理制度是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

第二类观点认为, 环境刑法法益是环境权或环境法益。环境权的含义还没有统一明确。环境法益则是指环境刑法所保护的环境利益。

笔者认为, 环境权虽然被学界普遍认可, 但是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 并且学界对此认识不一, 故将环境权直接作为环境刑法法益有欠妥当。而环境法益, 应当是环境刑法法益的内容。但学者对环境法益没有统一的认识, 甚至有学者认为环境法益包括了传统法益的内容。环境法益的内涵需要得到进一步明确。

第三类观点认为, 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是多重的, 既包括传统法益, 也包括环境法益。

笔者认为, 此类观点看到了环境刑法法益的两个方面, 并且此类观点中的环境法益没有包括传统法益, 而是与传统法益共同构成环境刑法法益的新型法益。

二、对环境刑法法益内涵产生争议的原因

(一) 价值取向存在分歧

环境刑法法益的价值取向是指研究环境刑法法益所依据的价值观的选择。对环境刑法法益的概念所作的不同界定, 反映了不同的环境刑法法益的价值取向。根据各学者对环境刑法法益所作的不同定义, 可以看出以下三种价值取向:第一, 坚持“人类中心主义”, 这主要体现在坚持环境刑法法益是传统法益的观点中;第二, 坚持“生态中心主义”, 例如, 有学者认为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以环境为主体的“环境法益”。第三, 在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兼顾“生态中心主义”, 传统法益与环境法益的结合是对其比较好的阐述, 并且这种价值取向已经越来越受关注。但是总的来说, 对环境刑法法益的价值取向仍然存在分歧, 这可谓是环境刑法理论发展的一道屏障。

(二) 对环境刑法法益特别是环境法益认识不一致

近年来, 环境利益或环境法益慢慢地成为了讨论环境刑法法益时的重点话题, 但是各学者对环境利益或环境法益的认识仍有较大差异。学者对环境法益的认识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甚至在内容上是坚持以人为主体还是以环境为主体都存在分歧。

三、环境刑法法益之抉择

(一) 认识环境刑法法益的价值取向选择

要正确认识事物, 就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人类中心主义”在我国坚持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理念的大环境下, 已经受到了挑战。而“生态中心主义”仅仅是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反的另一个极端, 并且“生态中心主义”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笔者认为, 应在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兼顾“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因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统筹兼顾,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而可持续发展理念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要求人们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要尊重和保护自然, 实现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提倡社会经济发展、人类利益保护与自然利益保护相结合, 其应有之义就是要坚持兼顾对传统法益与环境法益的保护。此种发展观体现了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兼顾“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据此, 界定环境刑法法益应以此种价值取向为指导。

(二) 环境刑法法益及环境法益的重构

1.确定环境法益的内涵

环境法益的保护及确立是人们对利益的关注从人与人之间拓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 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发展的结果。环境法益不包括传统法益的内容, 环境法益也并不等于生态法益, 还应包括其它方面的法益。正如学者杜万平的观点, “环境法益是环境法律所保护的人们对于环境所享有的利益, 是指对人们具有一定意义的公共环境利益, 属于超个人法益, 其实质是环境生态利益。环境法益的内容包括环境生态法益与其他环境法益 (如环境美学、教育、历史和科研等方面的价值所体现的利益) 。”

2.环境刑法法益包括传统法益与环境法益

对于环境刑法法益的大部分观点都或多或少存在某些偏差。笔者认为, 无论从环境犯罪的危害类型来看还是从实践来看, 环境刑法法益都应当由传统法益和环境法益两部分组成。

第一, 从环境犯罪的危害类型来看, 环境刑法法益包括传统法益和环境法益两部分。环境犯罪不同于其他犯罪, 其具有社会危害性和生态危害性的双重属性。社会危害性会对人身、财产权利、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等造成危害, 导致传统法益的损害;同时生态危害性会对生态环境以及人们的环境公共利益造成危害, 从而导致环境法益的损害。基于环境刑法是对环境犯罪行为进行规范, 环境犯罪危害类型也就决定了环境刑法应当保护的法益范围。据此, 环境刑法法益由传统法益和环境法益组成。

第二, 从实践来看, 传统法益和环境法益是环境刑法法益的内容。从国际上来看, 在 20 世纪, 各国环境刑法法益保护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从传统法益到生态法益”的立法变迁过程, 正如学者蒋兰香观点:“囿于对环境犯罪本质的不同理解, 各国立法制定环境犯罪时, 其目的有的是为了保护民众的生命、健康、财产权益和资源权益, 有的则是为了保护生态权益”。在我国实践中, 环境刑法虽然是以保护传统法益为主, 但是从《刑法修正案 (八) 》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改为“环境污染罪”, 删去“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规定可以看出, 我国的环境刑法已经慢慢接受了环境刑法保护环境法益的思想, 传统法益和环境法益都成为了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范畴。据此, 将环境刑法法益划分为传统法益与环境法益是比较合理的。

四、结语

环境刑法法益是学理性比较强的课题, 对这个问题也必然存在不同的学术观点, 应该说各种学术观点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正是基于这种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 环境刑法法益的内涵才能逐步丰富, 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一课题中来。

参考文献

[1]张梓太, 陶蕾.环境刑法的法益初论——环境刑法究竟保护什么[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2001 (2) :126.

[2]高西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订与适用[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7:711.

[3]王力生.环境犯罪及其立法的完善[J].当代法学, 199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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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卫红.环境犯罪论[J].烟台大学学报, 1996 (2) .

环境法益 篇4

关键词：法益；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认定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100-03

随着食品安全事件的增多，我国对食品犯罪的打击也越发严厉。但是，严厉打击的背后存在着侵害公民权益的隐患，存在着背离刑法歉抑性的缺陷。针对打击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过程中出现的扩大化现象，笔者认为，应当在法益指导下理解和认定生产有毒害食品行为，在法益保护的视野中考察本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笔者在解释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含义的基础上，对本罪与法益保护原则的关系进行了评析，并对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的认定提出了的思考。

一、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的含义

根据刑法条文的规定，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应当是指在生产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或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行为。因而，把握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的含义，关键是对“掺入”和“食品”含义的理解。

（一）“掺入”的含义

一方面，就“掺入”的日常含义而言。主要具有以下含义：一是，把一种东西混合到另一种东西中去，即混杂[1]；一是，搓，涂抹，如：本草纲目说到，齿缝流血，掺之百草霜末，立止[2]。从上述两种日常含义而言，“掺入”既包括一种物质与另一种物质的物理混杂，也包括一种物质与另一种物质相互吸收、溶化的化学混合。

另一方面，就“掺入”的规范含义而言。笔者认为，“掺入”的规范理解，应当注重以下方面：第一，“掺入”的内涵，应当是指具有侵害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法益危险的行为。根据结果无价值论，刑法中的行为是指在人的意志支配下实施的客观上侵犯法益的身体动静[3]，如果某种行为不具有法益侵犯性，那么就不是刑法意义上的行为。因此，刑法语境中的“掺入”，应当是对市场秩序或者人们的身体健康具有侵犯性的行为。例如：使用禁用农药种植仅供自己食用的蔬菜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第二，“掺入”的外延，应当仅限于使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直接进入食品的行为。例如，将喷洒了禁用农药的蔬菜喂养待售家畜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第三，“掺入”的方式，应当包括物理掺入和化学掺入。从其日常含义来看，“掺入”包括混杂和吸收、渗入，将刑法规范中“掺入”分解为物理掺入和化学掺入，并没有超出“掺入”的字面含义，不会损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其中，物理掺入，应当是指不改变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分子形态的掺入方式。化学掺入，应当是指将能与特定食品成份发生化学反应，并生成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物质掺入特定食品的行为。例如，将维生素C掺入河虾的行为；维生素C能与河虾发生还原反应，使河虾变成含有三价砷的有毒食品。

（二）“食品”的含义

一方面，就“食品”的日常含义而言。主要有以下两个解释：其一，食品是指供食用的，吃的东西[4]；其二，食品是指店铺销售的经过加工制作的食物[5]。从上述含义来看，一种侧重于食品的食用性；一种则侧重于食品的商品性。适用本罪时应当在“食品”日常含义的基础上进行筛选，明确其规范含义。

另一方面，就“食品”的规范含义而言，应当结合本罪法益进行解释。笔者认为，本罪中的“食品”应具有以下含义：第一，本罪中“食品”的内涵，是指一切用于销售的供人们食用和饮用的物品，包括自己销售和店铺销售。首先，本罪中的“食品”应当具有商品属性。如果行为人不将生产的有毒有害食品进行销售，则不能对本罪的法益构成威胁。其次，本罪中的“食品”不应限于店铺销售，行为人直接出售的同样具有具有法益侵犯性。最后，本罪中的“食品”应指一切供人们食用和饮用的物品。无论是生产有毒有害的成品、原料，还是其他食品，其法益侵害性质并无不同。第二，本罪中“食品”的外延，应当包括冒充食品销售的，不能食用的物品。二者的法益侵害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且后者的情节更恶劣。

二、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的认定与法益保护的冲突与协调

本罪在司法认定中，常与法益保护原则相冲突。笔者在此，对本罪的司法认定与法益保护的冲突与协调进行阐述，以探寻本罪更合理的认定路径。

（一）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的认定与法益保护的冲突

笔者认为，司法认定过程中本罪与法益保护原则的冲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本罪法益保护的冲突；一是，与行为人法益保护的冲突。

一方面，就本罪的保护法益而言。第一，忽略了法益的构成要件解释机能。法益对构成要件的认定具有解释和指导作用，认定犯罪构成应当以法益为指导。而在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司法认定中，有时忽略了法益的概念和构成要件的实质，机械的适用了本罪的构成要件。例如：司法实践中常将制作“毒豆芽”的行为，认定为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6]。然而，“毒豆芽”的是否有毒存在争议，生产“毒豆芽”的行为是否侵犯本罪的法益尚无定论。第二，损害了法益的违法性本质机能。在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司法认定中，有时损害了法益的违法性本质机能。例如，司法实践将以禁用农药种植大葱并使农药残留超标的行为，认定为本罪[7]。笔者认为，此案中使用禁用农药的大葱并未收获，尚且不具有侵犯本罪法益的危险。

另一方面，就行为人的法益保护而言。第一，忽略了行为人的期待可能性。在我国有必要把期待可能性理论作为责任阻却事由[8]。然而，司法解释一概将使用禁用农用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行为，认定为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忽略了行为人的期待可能性。例如，在无替代农药的情况下，不能将为治理病虫害而少量使用禁用农药的行为，认定为本罪。第二，侵害了行为人的自由。刑法具有法益保护机能和自由保障机能，不能恣意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在司法认定中，将法益保护过于提前，破坏了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

（二）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的认定与法益保护的协调

从本质而言，这种冲突是由于对法条的不当解释造成的，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解释方法予以协调。笔者认为，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与法益保护的协调，应当着重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坚持目的解释。目的解释，是依据刑法规范的目的，说明条文含义的解释方法[9]。认定犯罪应当以刑法的整体目的和条文的具体目的为指导，不能脱离刑法的规范语境。笔者认为，协调本罪的司法认定与法益保护原则的冲突，应当以刑法的整体目的，及本罪的具体目的为指导。首先，刑法的整体目的不仅指通过打击犯罪保护法益，也指通过保障行为人的人权保护法益。随着法治的发展，刑法不仅具有了打击犯罪工具性，也具有了保障人权的目的性。而且社会秩序并不天然的需要刑法，但个人自由更需要刑法的保护和保障[10]。从刑法的整体目的而言，司法实践中认定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应较多的注重行为人法益保护目的指导。其次，就本罪的具体保护法益而言，本罪以市场经济秩序和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为保护法益。认定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时，应当将行为置于本罪的规范语境中，联系本罪的具体保护目的，判断行为是否侵犯了本罪的保护法益。

第二，坚持限制解释。刑法中的很多用语，都需要进行进行限制解释[9]。笔者认为，根据限制解释原则，对本罪的理论理解和司法适用应当依据“掺入”和“食品”的规范内涵。首先，应当依据“掺入”的规范内涵，将不值得科处刑罚的一般违法行为排除在外。司法认定中，判断行为是否属于本罪中的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应将行为限定于本罪的规范语境中理解。例如：使用禁用农药种植仅供自己食用的蔬菜的行为，不会对本罪的法益造成威胁，不能认定为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其次，应当依据“食品”的规范内涵，将生产有毒有害食品以外的行为排除在外。根据上述“食品”的规范内涵，本罪中的行为应当是生产有毒有害的供人食用的物品，如果行为人生产的是有毒有害的非供人食用的物品，也不能认定为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最后，根据本罪的市场经济秩序法益，如果行为人的生产行为不具有使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的可能性，也不能认定为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例如，以禁用农药种植仅供自己食用的蔬菜的行为，以瘦肉精等禁用兽药养殖仅供自己食用的家畜的行为。

三、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的认定思考

笔者认为，司法中认定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应具体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应当坚持积极认定和消极认定的结合。

（一）积极认定

1.必须具有实质的法益侵犯性

实质违法性领域存在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的对立[11]，笔者赞成法益侵害说。笔者认为，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的司法认定，应注重以下方面。第一，必须引起了侵犯法益的结果。法益侵害说认为，违法性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与威胁，如果行为仅违反了规范，但没有造成本罪法益的危险状态，则不能认定为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例如，行为人在菜地里少量适用禁用农药，或者将禁用农药稀释至无危险浓度而使用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第二，应当排除具有违法阻却事由的行为。如果某种行为侵害法益的同时，保护了较重要或者同等的法益，则不能认为此行为具有法益侵犯性。如果根据法益衡量原则，否定了行为人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的法益侵犯性，则该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不能认定为本罪中的实行行为。

2.必须具有法益侵犯的严重性

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在本罪的司法认定中，应只将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程度的行为，认定为本罪中的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关于刑法条文中的违法性程度问题，存在以下两种争议：实质的犯罪论认为，刑法中的行为是法益侵犯性达到了值得科处刑罚程度的行为，不存在可罚的违法性概念；形式的犯罪论认为，刑法中存在不具有值得科处刑罚程度的违法性的行为，存在可罚的违法性概念[12]。笔者认为，可罚的违法性概念并无存在的必要。刑法只是将严重侵犯法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这不仅是由刑法自身的谦抑性、最后性特征决定的，而且是由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决定的。因此，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本身对法益的侵犯没有达到严重程度，就不能认定为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更不能因主观情节恶劣而增加客观行为的严重程度。例如，行为人只生产了几包或者几两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本罪中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

（二）消极认定

笔者认为，从入罪方面积极认定的同时，也应当从出罪方面进行消极认定，即应当允许行为人进行反证。

1.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的反证争议

关于抽象危险反证的问题，存在正反两种观点。反证否定说认为，抽象的危险是立法动机和法律拟制，不应允许对抽象危险的反证[12]。反证肯定说认为，抽象的危险是构成要件要素，是一种司法推定，应当允许对抽象危险的反证[14]。

笔者认为，应当允许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反证。第一，对犯罪的理解应当实质化，而不能局限于形式。由以上论述可知，如果仅对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进行形式的理解，会产生与法益保护原则的冲突。只有坚持对犯罪的实质理解，将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置于具体案件事实中考察，允许行为人反证其行为不具有危险性，才能实现刑法的个案正义。第二，法益侵害危险是构成要件要素。从法益保护的视野而言，本罪中的实行行为必然具有法益侵犯属性，如果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不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性，就不是本罪中的行为。因而，法益侵犯的危险应当是本罪中的构成要件要素，缺乏这一要素，将无法合理限定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的成立范围。

2.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的反证路径

笔者认为，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的反证，可以从以下路径展开。第一，应当允许行为人提供食品的安全检测报告。在个案的认定中，为了维护法益保护原则，应当允许行为人证明自己生产的食品合乎安全标准，或者证明其食品安全性待定。实践中某些物质的安全性可能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而得出截然相反的检验结论，例如：毒豆芽的安全检测结论。第二，应当允许行为人提供并不将所生产的有毒有害食品，供人食用的证明。虽然大多数生产的有毒有害食品都是为了供人食用，但是也不排除不供人食用的个案的存在。从违法性而言，本罪中的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必须对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其食品并不供人食用，则应当排除行为的违法性。第三，应当允许行为人提供并不将所生产的有毒有害食品，置于流通领域的证明。同样，市场经济秩序也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如果所生产的有毒有害食品不置于流通，则不会侵犯市场秩序，也不会对不特定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在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的兼顾中，应当个案中的行为人证明其行为缺乏违法性。例如，应当允许行为人证明，其使用禁用农药种植的蔬菜仅用于自己食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的认定，应当坚持实质的法益侵犯性和法益侵犯的严重性，并允许行为人反证其行为不是本罪中的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

四、结束语

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维护食品生产安全，是法益保护目的的要求。但是，严厉打击并不是恣意打击，严厉打击也应当注重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的平衡。笔者认为，应当在法益保护视野下，理解和认定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协调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与法益保护原则的关系，从而使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的认定符合刑法目的和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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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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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239.

〔6〕http：//news.sina.com.cn/o/2014-12-03/091931238095.shtml.

〔7〕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04/id/12760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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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明楷.外国刑法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39-143.

〔12〕付立庆.应否允许抽象危险犯反证问题研究[J].法商研究，2013（6）：77.

试论胎儿法益保护 篇5

依现代民法基本理论, 自然人的人格与权利能力始于出生。所以, 对于未出生的胎儿而言, 从理论上看是不具备权利能力的。实践中, 关于胎儿法律地位及在民法上是否具备权利能力问题, 各国法律规定不一, 学术界的争论也很大。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问题展开论述。第一, 分析法律上加强胎儿保护的必要性;第二, 介绍国外关于胎儿保护的立法实践, 并分析我国学者对国外立法实践在理论上不同解读;第三, 评析国内胎儿保护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我国对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应采取的理论进路。

二、胎儿利益保护的必要性分析

(一) 从事实的角度看, 胎儿是“潜在的人”

一方面, 胎儿与出生后的“人”具有生物同体性。胎儿以及成功受孕的孕卵、胚胎, 在客观上具有生命的形式, 而且人的生命也开始于这些形式。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另一方面, 胎儿又不是“人”。“‘人’的最基本判断标准是健全的人脑、自主的意识和一定的社会角色及互动能力。”而胎儿并不具备或者并不完全具备这些要素。尚未出生的胎儿尽管是一种生命形式, 但“这种生命还不是成熟的生命形式, 只是先期的生命形式”, 是潜在的人。因此, 从胎儿生命体质这个事实的角度来看, 胎儿不是人, 不具有人的人格, 但又是先期的人、潜在的人。胎儿与自然人在生物意义上的同一性表明, 对胎儿这种生命实体的损害直接导致出生后的自然人的损害, 胎儿先期权益与作为本体的自然人的权利在客观上是一脉相承的, 是一个前后相接、完整有序的权益链条。

(二) 从规范的角度看, 传统权利能力理论使胎儿保护陷入困境

潜在的人的权益不能完全等同于现实的人的权利。一方面, 具备权利能力是人之所以为法律上人格的一项实质性要件和重要特征。只有出生的人才被赋予权利能力, 从而成为法律人格者。也就是说, 将“现世性”作为确定法律上的人的标准。这个原则背后的思想是“关于出生之前人从何处而来, 去世之后有没有地方可以去以及去到何处的问题, 明显不属于法律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法律只能涉及那些构成这个现实世界每一个自然人的属性问题, 所以法律只能规定现世的生活。正因为如此, 在理性法的观念中‘人’只能是介于出生和死亡之间的, 依靠其肉体生的自然人”。这足以表明其法律上的“人”与“未生的人”之间是有明确的界线。这种明显的界线导致依靠传统权利能力理论会使胎儿保护陷入一种困境与尴尬。但是, 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拒绝保护已经具有潜在人格的将来之“人”。

三、国外现代民法关于胎儿保护的立法实践及国内学者的不同解读

(一) 国外现代民法关于胎儿保护的立法实践

1.《法国民法典》第906条第1项规定:“仅需在生前赠与之时已经受孕的胎儿, 即有能力接受生前赠与。”

2.《德国民法典》第1923条第2项规定:“在继承开始时尚未生存但已被孕育成胎儿的人, 视为在继承开始前已经出生。”第2178条规定:“受遗赠人在继承开始时尚未被孕育成胎儿或其人格由继承开始后才发生的事件决定的, ……”

3.《日本民法典》第721条规定:“胎儿在损害赔偿请求权上视为已经出生。”第886条规定:“胎儿在继承上视为已经出生……”

4.《瑞士民法典》第31条第2项规定:“胎儿, 只要其出生时尚生存, 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的条件。”

(二) 国内学者对国外立法实践的理论解读

针对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规定, 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理论解读, 即基于立法论的解读与研究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学者解读的立足点是胎儿是否具有权利能力。依照胎儿是否具有权利能力, 胎儿保护的理论可分为肯定说和否定说。

1. 肯定说, 认为应当赋予胎儿以权利能力, 此说主要为梁慧星、尹田教授所主张。

两位教授从是否赋予胎儿以权利能力的角度, 对各国和地区的立法做出了如下概括:

第一, 总括的保护主义 (概括主义) 。即凡涉及胎儿利益之保护时, 视为其已经出生。此为瑞士民法所采。

第二, 个别的保护主义。即胎儿原则上无权利能力, 但于若干例外情形, 如继承、遗赠等视为有权利能力。此为法国民法、德国民法与日本民法所采。

第三, 绝对主义。即绝对否认胎儿有权利能力。此为中国民法通则所采。

2. 否定说, 主张不应赋予胎儿以权利能力。以杨立新教授的“人身权延伸保护说”和龙卫球教授的“预先保护说”为代表。

(1) 人身权延伸保护说。认为人身权延伸保护的客体是人身法益, 而非权利本身。当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能力时, 这种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通过人身权而享有、维护、支配。当民事主体还未出生前, 作为权利主体是不存在的, 但由于其已具备若干生命的条件, 围绕人身权而存在的先期人身利益是客观地存在于世的, 立法者不承认其为权利, 承认其为合法利益, 并予以法律保护, 因而成为法律保护的客体。

(2) 预先保护说。认为从罗马法以降直到瑞士民法对胎儿利益的保护均采此种立场。传统民法均是在坚持胎儿没有权利能力的基础上, 在有关方面对胎儿做特殊保护。即在技术上严格维护法律逻辑, 否定胎儿的主体性, 不承认其具有权利能力, 但通过对出生后自然人的某些利益进行预先保护, 来达成对胎儿的保护。

四、我国对胎儿保护应选择的理论路径

虽然各国立法实践和国内胎儿保护理论不同, 但学者都无一例外地承认必须对胎儿这种生命实体予以保护, 只是在保护方式, 学界分歧较大。对以上立法实践和学说, 学者都是从是否赋予胎儿权利能力的角度去展开讨论, 尤以肯定说为甚。那么, 赋予胎儿权利能力是否是保护胎儿的必须手段?再进一步说, 如在不赋予胎儿权利能力的前提是否可以充分保护胎儿权益?王泽鉴先生曾指出:“人的生命自何时开始, 自何时起应受法律保护, 与其自何时起得以一个具有个体之人而存在, 而享有民事权利能力, 系数二事, 不可混淆。”笔者认为, 一方面, “赋予胎儿权利能力的学说”是存在很多的理论缺陷的, 另一方面, 赋予胎儿权利能力非保护胎儿的必须手段, 在不赋予胎儿权利能力的前提下是完全可以充分保护胎儿权益的。

(一) 胎儿在理论上不应被赋予权利能力

第一, 赋予胎儿以部分权利能力违背民事权利能力的平等性原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并不赋予胎儿以完全民事权利能力, 而是承认胎儿在个别事项中的权利能力, 但这与近代民法的权利能力平等原则相违背。权利能力作为近代民法对自然人和法人主体地位资格的抽象, 要求一切民事主体平等地享有权利能力。以胎儿尚未出生为理由仅赋予其部分权利能力, 而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相区别, 实质否定了权利能力的平等性原则, 使得构成近代民法理论重要基础的私权平等原则被破坏。

第二, 赋予胎儿以民事权利能力对胎儿保护并无实际意义。从各国民法的规定来看, 其对于胎儿之保护莫不以胎儿活着出生为要件。只有胎儿出生且为活体时, 才能在某些方面溯及的享有权利能力。尚未出生的胎儿赋予其权利能力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因为他们并不能在胎儿期间实际的享有权利能力, 并不能以民事主体身份保护自己的“权利”。

第三, 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破坏了传统民法的逻辑严密性, 不具有可操作性。一方面, 从规范的角度看, 如若既规定“权利能力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 又规定“尚未出生的胎儿享有权利能力”, 这会直接破传统坏民法的逻辑严密性, 有损法律的统一性;另一方面, 从事实的角度看, 何时受孕目前在医学上尚不能精确, 故胎儿自何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无从而知, 只能知道一个大概的时间范围。

(二) 我国在保护胎儿方面可采的理论进路

在不赋予胎儿权利能力的前提下, 胎儿利益仍是可以得以充分保护的。人格延伸保护说与预先保护主义就为我们提供了思路。人身权延伸保护说与预先保护主义有相似的地方, 即它们都不承认胎儿享有民事权利能力, 而是从对自然人的利益预先保护或者延伸保护的角度来认识胎儿利益的保护问题。笔者认为, 二者在实质上并无差别。二者所主张的“预先保护”或“延伸保护”都是以出生后的自然人的权利为参照系, 因胎儿不具有权利能力, 不享有民事主体的各项权利, 所以, 预先保护或延伸保护的对象都不是权利本身而是“利益”, 这种利益是不因法律的规定与否而客观、独立存在的 (胎儿的这种利益的客观存在性详见文章第二部分分析) 。当然了, 如法律予以保护, 则可称之为“法益”。有人质疑说, 人身权延伸保护说将这种利益限于人身法益, 忽略了对于财产利益的保护, 较之预先保护说有其局限性。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对胎儿利益的延伸或预先保护, 其根源在于胎儿与自然人在生物意义上的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在法律上主要是见于身体利益、生命利益、身份利益的在物质载体上 (即胎儿生命实体与出生后的自然人) 的同一性、延续性。财产利益不具有这种物质载体上的延续性。所以, 我国未来民法典可借鉴人身权延伸保护说和预先保护说, 在法律上承认并尊重胎儿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

五、结语

胎儿作为人类生命的先期形态, 是人类生命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们重视胎儿、保护胎儿的权益, 实际上就是重视我们自己、保护我们自己。因为如果对胎儿没有丝毫的尊重, 终究会侵蚀我们对人类的态度, 进而摧毁我们自己的人格。希望未来制定的《民法典》能切实的加强对胎儿利益的保护。

参考文献

[1]邱仁宗.生命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杨立新, 张莉.连体人的法律人格及权利冲突协调[J].法学研究, 2005 (, 5) .

商业贿赂犯罪的法益分析 篇6

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 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3] 。虽然商业贿赂犯罪并不是刑法中的类罪名或个罪名, 商业贿赂犯罪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直接客体、次同类客体或者同类客体, 但并不能否定研究商业贿赂犯罪客体的意义[4] 。刑法学界为了研究商业贿赂犯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 通常直接以犯罪客体的名义来进行并形成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在评析现有犯罪客体理论的基础上, 从法益侵犯的角度来揭示商业贿赂犯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 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这是一般性的法益概念, 其中由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 则是刑法上的法益。犯罪客体实质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 即犯罪客体的内容应当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 (法益) , 而不宜表述为社会关系[5] 。当然, 由于犯罪客体和法益的内涵并无本质上区别, 论文之所以称法益侵犯不外呼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商业贿赂犯罪并不是刑法中的罪名罢了。

一、商业贿赂犯罪客体的研究现状

虽然商业贿赂犯罪不是刑法中的罪名, 可对商业贿赂犯罪客体进行研究的论文却并不少。从研究方法上看, 既有笼统归纳商业贿赂犯罪客体的, 又有按照商业贿赂犯罪涉及个罪罪名来探讨其犯罪客体的;从犯罪客体上看, 既有观点认为属于复杂客体, 又有观点认为属于单一客体。

(一) 商业贿赂犯罪客体的研究方法

在商业贿赂犯罪客体的研究方法上, 主要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方法是把犯罪客体作为商业贿赂犯罪构成要件的一个要素加以研究, 认为商业贿赂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而且, 必然侵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当公平的竞争秩序”[6] 。也有人认为“商业贿赂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客体的不同性质是商业贿赂与一般贿赂的本质区别。商业贿赂直接损害的不仅仅是竞争对手和消费者的经济利益, 更主要的是损害了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7] 。

另一种研究方法是只针对商业贿赂犯罪所涉及的具体罪名来研究个罪的犯罪客体。“我国商业受贿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即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商业领域中的公职受贿罪侵犯的客体就应该是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活动中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单位受贿罪的客体应该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能行为的不可交换性”[8] 。

(二) 商业贿赂犯罪客体的内容

1.认为商业贿赂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单一客体。

有人认为, 商业贿赂罪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不可收买性与廉洁性, 即公司、企业人员的廉洁制度[9] 。也有人认为, 商业贿赂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10] 。

2.认为商业贿赂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但客体的主次却不相同。

有学者认为, 部分商业贿赂犯罪 (如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 侵犯的客体具有双重性, 作为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它破坏了国家的市场经济秩序, 而且立法者认为这是主要客体, 因此现行刑法将部分商业贿赂犯罪设置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作为一种贿赂行为, 它们又都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进而指出, 从惩治职务犯罪的需要出发, 商业贿赂犯罪的主要客体应该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并建议将公务贿赂和商业贿赂集中规定于第八章的贪污贿赂罪中[11] 。也有人认为, 商业贿赂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主要危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同时又侵犯了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人员的信义义务[12] 。

此外, 还有学者认为, 商业贿赂犯罪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直接客体、次同类客体或者同类客体, 并进而认为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并不是商业贿赂罪的犯罪客体[4] 。

二、商业贿赂犯罪侵犯的社会关系多样化

商业贿赂犯罪不是刑法中的概念, 不是刑法中的类罪名、个罪罪名, 自然不应存在统一的犯罪客体问题。商业贿赂犯罪所涉刑法中的个罪罪名具有自己独自的犯罪客体, 当然由于这些罪名均属于贿赂犯罪之列, 因而这些罪名的犯罪客体具有许多相同性或一致性是完全可能的。既然商业贿赂犯罪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犯罪客体, 笼统概括研究商业贿赂犯罪统一客体的做法就有所不妥。如果通过对商业贿赂犯罪所涉罪名的犯罪客体进行综合归纳, 从法益侵害即侵犯社会关系的角度去探讨商业贿赂犯罪的本质属性, 不仅符合刑法理论, 而且切实可行。至于商业贿赂犯罪究竟侵犯了哪些社会关系, 或者说哪些法益受到了侵害, 应当结合商业贿赂犯罪的本质属性及商业贿赂犯罪所涉及的刑法罪名加以分析, 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 商业贿赂犯罪侵犯的法益

1.商业贿赂犯罪侵犯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

在商业贿赂中, 行贿人之所以行贿, 是为了获得销售或购买某种商品的优先权, 这便侵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权, 妨害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受贿人之所以受贿, 是为了通过向行贿人提供销售或购买某种商品的优先权而收受贿赂。商业贿赂在破坏公司、企业管理制度的同时, 还影响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管理制度, 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由于商业贿赂的存在, 市场参与者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去贿赂有商事决定权的对方当事人, 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取有利市场地位, 这就极大地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胜, 有的经营者不再安心通过提高产品质量、产品技术的方法来赢得市场, 而是乐于以贿赂的方式去销售劣质产品, 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商业贿赂的蔓延, 败坏了社会风气, 侵害了社会利益。市场经济需要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需要各市场主体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 而商业贿赂犯罪刚好对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造成了破坏, 侵犯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 因而商业贿赂犯罪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有学者认为商业贿赂行为侵犯了竞争对手的合法权益、客户的合法权益以及公平市场交易秩序[13] 。有学者认为, 虽然商业贿赂行为必然损害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秩序, 但这仅限于经济法意义上的商业贿赂。就我国刑法而言, 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秩序并不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 因为我国刑法将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 而并没有规定在本章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 因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就不是商业贿赂罪的犯罪客体[4] 。本文认为, 虽然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设置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而未规定在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 这只是基于当时立法现状的考虑而这样设置的, 即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 立法者可能认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主要妨害了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刑法修正案 (六) 》把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的对象扩大到除公司、企业人员之外的其他单位人员, 把这两种犯罪仍然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明显不恰当, 完全有必要在今后再次修订刑法时考虑将这两种犯罪调整到第三章第八节中去。但立法上的设置只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 并不能足以改变商业贿赂犯罪侵犯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这一客观事实。况且, 不论这两种犯罪放在刑法第三章第三节还是放在第三章第八节, 均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 把市场经济秩序作为商业贿赂犯罪侵犯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问题。

2.商业贿赂犯罪能够侵犯受贿者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

非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 不能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司、企业的利益之上, 必须遵循相应的业务规范并保持廉洁自律。如果非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时非法收受请托人给予的财物, 就侵犯了其业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而言, 由于《公务员法》、《国有企业管理条例》等对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的廉洁自律作过明确规定, 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在经济活动中收取请托人的财物, 就违背了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因为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的活动具有公共性, 他们行使职权时所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 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受贿就侵犯了公共利益, 这是国家廉政建设所必需加以禁止的, 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的职务行为必须保持廉洁, 如果收受贿赂就等于行贿人用财物收买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因此, 商业贿赂犯罪对所有的受贿者而言, 都无一例外地侵犯了这些人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

3.商业贿赂犯罪可能侵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

“商业贿赂罪还可能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财产权益, 侵犯公司、企业管理秩序, 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等其他客体”[14] 。 “在商业贿赂罪中, 行贿人的财产所有权有时会受到侵犯, 有时并不一定受到侵犯, 并不是一种必然会受到侵犯的社会关系”[4] 。在商业贿赂中, 当某市场主体因被他人索要贿赂物时, 该市场主体的财产所有权就受到了侵犯。若是某市场主体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主动给予他人财物时, 该市场主体的财产所有权就没有受到侵犯。由此可见, 财产所有权只是商业贿赂犯罪可能侵犯的社会关系, 而不是必定侵犯的法益。究其原因, 是因为贿赂物是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仅仅属于行为对象而不是犯罪对象, 不能反映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

通说认为, 犯罪对象是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的人或物[15] 。据此, 学者们一般都认为, 贿赂物是贿赂犯罪的犯罪对象[15] 。随着学界对犯罪对象问题的深入研究, 有学者提出了与犯罪对象相对应的独立的行为对象的概念, 认为行为对象是指界定行为所要求的, 行为直接指向的具体的人或物[16] 。行为对象与犯罪对象同时存在, 但它与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不存在必然的本质与现象的联系, 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说明行为, 它是行为直接指向的事物, 应该属于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要件之一[16] 。将犯罪行为直接作用且不反映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事物界定为行为对象, 有利于正确区分犯罪对象与行为对象的界限。在商业贿赂犯罪中, 贿赂物虽受到行贿方、受贿人双方的直接作用, 但并未反映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 因而不能作为犯罪对象, 而只能认定为是行为对象。如果把贿赂物作为犯罪对象, 行贿人的财产所有权就应当受到刑法的保护, 行贿人就成了被害人, 行贿的财物就应当予以返还。这既不符合逻辑, 也与1988年1月21日《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贿赂财物及其他违法所得一律没收”的规定相违背。由此可见, 将贿赂物作为商业贿赂犯罪中的行为对象, 是充分认识并非所有的商业贿赂犯罪都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的理论反映。

(二) 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是所有商业贿赂犯罪侵害的共同法益

如前分析, 商业贿赂犯罪所涉罪名侵犯的社会关系可能涉及到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受贿者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以及他人的财产所有权等。在商业贿赂犯罪所侵犯的三种法益中, 只有市场经济秩序才能揭示所有商业贿赂犯罪的本质属性, 属于所有商业贿赂犯罪共同侵犯的法益。财产所有权仅在被索取贿赂时才受到侵犯, 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仅限于市场参与者在收受贿赂时方受到侵犯, 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却是所有商业贿赂犯罪都共同侵犯的社会关系。“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 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才刚刚起步尚不完善, 但随着社会经济组织主体地位的逐步确立, 经济竞争特别是商业竞争也渐趋激烈,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要直接参与市场从事经济活动, 必然要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手段占领市场, 这也是优胜劣汰的经济规律所在。由此带来的一个负面结果是商业贿赂盛行, 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此各有评判, 有人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有人认为这是市场机制的畸形发展”[17] 。

如果从实施贿赂的行为上看, 商业贿赂犯罪所涉的刑法罪名可分为三类:行贿犯罪、受贿犯罪和介绍贿赂罪。当某人因为被他人勒索而给付财物时, 该人的财产所有权遭受侵犯;当某人自愿给付受贿者财物、当某人收受请托方财物、当某人为贿赂双方牵线搭桥并促成贿赂目的实现时, 财产所有权均不可能受到侵犯。虽然受贿人因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收取请托人的财物而使自己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受到了侵害, 但对于行贿者的行贿、介绍贿赂人的介绍贿赂来讲, 却并不会侵犯行贿者、介绍贿赂者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 因为行贿和介绍贿赂本身并不需要行为人必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论是行贿、受贿还是介绍贿赂, 都必然侵害市场经济发展中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可以说, 贿赂是影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腐化剂, 商业贿赂催生了不正当竞争的产生并加速了不正当竞争的蔓延。

从商业贿赂犯罪所涉刑法罪名的主体来看, 这些犯罪主体可分为有职务行为的主体和没有职务行为的主体两大类, 其中有职务行为的主体依据职权的不同, 又分为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和非国家工作人员两种。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在行使职权时代表了国家的利益, 这种职权影响面广。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使仅限于非国有公司、企业的部门范围内, 其职权影响相比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而言要小得多。不论这些主体的身份差别有多么巨大, 不论这些主体的职权范围有多么不同, 只要这些市场主体在商事活动中实施了与贿赂有关的活动, 都必然影响到各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平等地参与竞争, 都必然影响到公平竞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 而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和财产所有权这两种法益却会因主体的不同而并不一定在所有罪名中都受到侵害, 这两种法益不能完全反映商业贿赂犯罪的本质属性。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刑法修正案 (六) 》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扩大为“非国有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的人员”, 由于其他单位并不一定就是公司、企业, 因此如果还把这两种犯罪依旧设置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中就与侵犯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的分类客体有所不符。如果将其设置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八节中, 就能既反映出第三章的同类客体是市场经济秩序, 又能反映出第三章第八节的次同类客体是市场秩序, 从而与立法者根据同类客体、次同类客体来设置刑法条文、刑法罪名的目的相一致。

摘要：商业贿赂犯罪不是刑法中的概念, 不具有统一的犯罪客体。通过对商业贿赂犯罪所涉罪名的犯罪客体进行综合归纳, 从法益侵害的角度去探讨商业贿赂犯罪的本质属性, 既符合刑法理论又切实可行。从商业贿赂犯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来看, 涉及到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以及他人的财产所有权等。商业贿赂物属于行为对象而不是犯罪对象, 不能充分反映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在商业贿赂犯罪所侵犯的诸法益中, 只有市场经济秩序才是所有商业贿赂犯罪共同侵犯的社会关系。

探寻诬告陷害罪侵犯的法益 篇7

张明楷教授在《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中举例:乞丐乙因为冬天无去处, 便请求甲捏造乙盗窃甲1000元人民币的事实, 向司法机关告发, 使乙受到刑罚处罚, 以便在监狱度过寒冬, 不致流浪在外。甲按照乙的请求, 捏造犯罪事实告发了乙, 使乙被判处5个月拘役。例二, A在国内通过邮寄书面证据方式向某外国司法机关诬告中国公民B故意杀害了某外国公民C。虽然甲与A都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了他人, 并且都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 但不能据此得出甲与A均成立诬告陷害罪的结论。[2]

而后张明楷教授在《如何使解释结论符合法条目的》中提到:诬告陷害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四章, 其目的在于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 所以, 单纯侵犯司法活动的诬告行为并不成立诬告陷害罪。[3]在刑法教科书中, 张明楷教授再次重申了他的观点:“我国刑法将诬告陷害罪置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一章中, 这说明刑法规定本罪是为了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刑法没有将本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二节的‘妨害司法罪’中, 说明立法者规定本罪不是为了保护司法活动……或许有人认为, 任何诬告陷害行为都必然侵犯司法活动, 因为刑法规定本罪必然保护司法作用。但这只是客观事实 (况且肯定会有例外) , 而不是法律规定。”[4]张明楷教授以旧刑法典将伪证罪置于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为例, 而新刑法典将之调整到第六章第二节的“妨害司法罪”中, 试图证明诬告陷害罪只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因此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 前述例一中的甲虽然侵害了司法活动, 但因为没有侵犯公民的人身权益, 故不构成诬告陷害罪, 而案例二则构成诬告陷害罪。

对此观点, 笔者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 两则案例均构成诬告陷害罪, 理由如下:

其一:一种犯罪并非只侵犯了一个法益, 有的犯罪可以同时侵犯两个或者多个法益。如刑法第247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罪与暴力取证罪, 张明楷教授在书中写道:本罪的法益, 首先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 其次是司法活动的正当性。[5]第263条的抢劫罪也是如此:本罪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 而且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6]而张明楷教授自己也承认, 诬告陷害罪的构成必然侵犯了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 既然这是客观事实, 那么司法机关正常活动的国家法益就已经遭到了侵害。在司法实践中, 行为人以捏造的犯罪事实进行告发, 大多意图假借侦查、审判机关的权力陷害他人, 当真相未查明之前, 司法机关为揭露、惩罚犯罪, 在接到控告之后, 必然进行大量的侦查或调查工作, 既浪费人力, 又浪费物力, 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诉讼活动。因此, 无论司法机关作出何种反应, 其正常的工作秩序都受到影响。所以, 本罪侵犯的法益中, 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应有一定的地位。

虽然从刑法的布局来看, 一个罪名只能隶属于一种侵犯法益的犯罪类型,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法律将其归到某个类型的犯罪中便认为它只侵犯了一个法益或者一类法益, 实际上所谓的法益是否受到侵害也只是我们根据客观事实判断出来的, 并没有哪条法律直接规定某种罪侵犯的法益是什么。“法的理念作为真正的正义的最终的和永恒的形态, 人在这个世界上既未彻底认识也未充分实现, 但是, 人的一切立法的行为都以这个理念为取向, 法的理念的宏伟景象从未抛弃人们。”[7]笔者认为, 将此处的法的理念替换为法益也未尝不可, 故此段话也可以翻译为:法益作为真正正义的最终的和永恒的形态, 人在这个世界上既未彻底认识也未充分实现, 但是, 人的一切立法的行为都以保护法益为取向。

联系现实生活来看, 有的法益早已经客观存在, 只是受限于时代或科技等原因尚未被我们发现, 既然法益在世界上未被彻底认识, 那我们更不能贸然判断一个犯罪是否只侵犯了一个法益, 而应当根据客观事实, 全面评价某种犯罪侵犯的法益。

其二, 笔者认为, 将伪证罪调整至“妨害司法罪”中, 并不能证明诬告陷害罪没有侵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立法者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伪证罪侵犯司法活动是一种必然, 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 只是一种可能。伪证罪无论是否既遂, 必然构成对司法机关正常工作的侵害, 不必以侵害原告或者被告的权利为既遂要件。换言之, 即便没有侵犯到他人的人身权利 (如隐匿罪证) , 只要伪证行为妨害了国家的司法活动, 就值得作为伪证既遂处罚。问题也由此而生:既然伪证罪都没有对公民的权利产生威胁, 又怎能把它归入到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何况一旦伪证罪既遂, 就必然不会对公民的权利产生影响了, 此时它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相当于一种未遂的状态, 如果将伪证罪的法益定为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 则要求成立伪证罪的既遂必然要求侵犯了公民的权利, 但是伪证罪既遂的同时, 它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又是一种未遂状态, 这明显有自相矛盾之嫌。

而诬告陷害罪则不然, 如前所述, 行为人一旦向国家机关诬告陷害被害人, 国家机关必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前去调查取证, 其正常工作秩序必然受到侵害, 而受害人的人身权利等也必然受到损害, 此两者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而是同时存在的关系。如某国家机关将受害人传唤前去问话, 既浪费了国家资源, 影响其正常工作, 对受害人而言, 可谓是行为人利用国家机关行使的一种“非法拘禁”行为, 这两者同时发生, 并不矛盾。故笔者认为, 将伪证罪的位置进行调整, 是因为其本身侵害法益就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 而不是公民权利, 或者说侵犯公民权利的可能性非常轻微, 其之调整是应有之义, 是其本身分类错误所决定的, 其之调整只能证明立法者认为诬告陷害罪的分类并没有错误, 并不能证明诬告陷害罪侵害的法益只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更何况每个罪名的行为模式和侵害的法益都具有其独特性, 以调整彼罪名来证明此罪名侵害的法益, 有张冠李戴之嫌。

其三, 笔者认为, 诬告陷害罪的法益既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 也包括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8]而日本教科书明确的把虚假告诉罪划分在针对国家职能的犯罪篇中, 即:虚假告诉罪, 以使他人受刑事或惩戒之处分为目的, 做虚假的告诉、告发或者其他申告的, 处3个月以上10年以下惩役。[9]虽然各国国情不同, 但这亦证明, 在日本主流观点中, 司法机关的法益也有一席之地。笔者在第一个观点中已经指出, 诬告陷害罪同时侵害了两个法益, 而张明楷教授之所以认为立法者规定本罪不保护司法活动, 是因为张明楷教授觉得此罪只分在了刑法第四章中, 故侵犯的法益只能是公民权利或者公民权利的同类法益, 既然如此, 那么张明楷教授如何解释自己在书中提出的刑讯逼供罪的法益?还有刑法第242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 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七条 (妨害公务罪) 的规定定罪处罚。由此可以看出, 第242条侵犯的法益不仅是公民的人身自由, 还有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 否则不可能以242条定罪, 如果一个法条规定的罪名在某种情况下, 可以以其他罪名来定罪, 却没有侵犯定罪罪名的法益, 这将是十分荒谬的。

有学者也曾提出, 如果诬告陷害罪侵犯了两个法益, 那为什么不将之归于妨害司法罪?笔者认为, 罪名的分类是根据其所侵害的法益来区分的, 当一个罪名侵犯的法益有主要法益与次要法益时, 分类的标准应当根据刑法分则的排序、行为人犯罪目的、客观行为所侵害的法益结合罪刑相适原则来判定。不可否认的是, 在确定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时, 应当以该罪在刑法典中的顺序与地位、刑法的旨趣、罪刑法定主义的理论为根据。但与此同时, 必须考虑在判断犯罪的成立与否时, 能否根据确定的保护法益, 对具体案件得出妥当的结论。[10]如刑法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既侵犯了财产权, 又侵犯了人身权, 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抢劫财物, 客观行为是实施了暴力手段抢夺财物, 由此可知, 财产权是抢劫罪的主要法益, 人身权只是附随的法益, 故可以将之归于侵犯财产罪, 而抢劫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死刑, 既符合法律规定, 又能做到罪刑相适。又如刑法第247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罪与暴力取证罪, 其主要法益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 次要法益是司法活动的正当性, 在实践中, 正是因为对受害人的暴力取证与刑讯逼供, 才引起了对司法活动正当性的侵害, 他们是一种因果关系, 显然产生的原因是主要法益, 故应将它们置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据此, 诬告陷害罪同时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与司法秩序, 而其法定刑为管制、拘役或3-10年有期徒刑, 完全可以做到罪刑相适, 我国历来重视公民的人身权利, 刑法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法益, 而公民的法益更是刑法首要的保护对象, 故将其置于第四章中的侵犯自由的犯罪也是合情合理。但是, 如后所述, 次要法益并不是不值得保护的法益。

其四:为什么侵犯了次要法益也要定罪处罚?有学者指出, 即便承认诬告陷害罪同时侵犯了2个法益, 为什么侵犯次要法益也要处罚?如此是否有违罪刑法定之嫌?会否处罚不值得科处的行为?如果司法活动的正常运行是次要法益, 那么行为人告发自己犯罪的行为, 或者告发“虚无人”行为, 并没有侵害人身自由, 却侵犯了国家机关的秩序, 为什么我国却不处罚告发自己的行为?对此问题, 笔者的解释如下:首先, 即使只侵害了次要法益, 也要加以处罚, 而且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因为此时法益已经受到了侵害, 行为人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 而且此罪中的次要法益, 也可能是其他罪名中的主要法益或者唯一侵害的法益, 判断法益的侵害程度不能看他在一个罪名中是主要法益还是次要法益, 而要联系整部刑法做出综合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第十项规定:抢劫罪的既遂、未遂的认定中规定:抢劫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 既侵犯财产权利又侵犯人身权利, 具备劫取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两者之一的, 均属抢劫既遂。可见, 即使不侵犯抢劫罪的主要法益财产权, 只要造成了次要客体人身法益的损失, 也可以构成犯罪既遂。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如果一个法条规定了多个法益, 只要侵犯了其中一个, 便构成犯罪既遂。延伸至诬告陷害罪中, 即使得到了被害人承诺, 只要侵犯了司法机关的工作秩序, 也会构成本罪。其次, 有学者以刑法第243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 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为由提出:刑法明确规定受害人为他人, 告发自己不符合犯罪构成, 因此不成立犯罪来反驳, 认为此行为已经侵犯了司法秩序, 但是仍不予处罚。

笔者认为, 其一:此罪侵犯的主要法益是公民的自由权, 故告发自己的行为属于自己放弃自由权之行为, 相当于违法阻却事由里面的被害人承诺, 阻却了其违法性。而人身自由属于可以承诺放弃的权利, 诬告陷害罪法定刑之所以可以重达10年,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会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 当公民因告发自己而身陷囹圄之时, 他可谓自作自受, 已经吃到了苦头, 法谚有云:任何人不因同一犯罪再度受罚。[11]此时若再对他加以处罚, 则重复评价了他的行为, 有违一罪一罚之原理。其二:倘若行为人的“诬告陷害”行为被及时发现而并未定罪, 则说明此时犯罪情节尚不严重, 达不到刑法要求科处的程度, 此时虽然刑法由于其谦抑性不会对之加以处罚, 但是行政法规必然会对此类行为加以惩戒。再次, 当行为人纯粹出于想入狱之心理告发自己 (如乞丐想过冬而诬告自己入狱) , 此时若判处其构成犯罪, 则正中其下怀, 但是“刑罚的内容总是剥夺犯罪人已经具有的利益, 或者不使犯罪人享有某种利益。”[12]而且, 法谚有云:“任何人不得因自己的过错而受益”, 故对于此种情况不予处罚, 也不违背法律制定之原理。最后, 笔者认为, 本罪的犯罪对象必须是特定的。如果没有特定的诬告对象, 司法机关就不可能对特定的对象进行追诉, 因而就不存在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威胁。如果行为人只是笼统地、泛泛地捏造某种犯罪事实, 但没有指出具体的诬告对象, 司法机关也无法推断出具体的犯罪对象, 便不会介入调查, 故笔者认为, 告发“虚无人”的行为并未侵犯其中任何一种法益, 不构成诬告陷害罪。

由此, 笔者得出的结论是, 案例一中的甲侵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 已经构成诬告陷害罪, 而案例二中的A则侵犯了B的人生自由, 也构成诬告陷害罪。

结语:张明楷教授的实质解释论著眼于行为对法益的侵害, 即使行为符合违法构成要件, 只要不侵害法律所保护的法益, 也不能对其进行处罚。笔者对此十分赞同, 因为刑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法益, 如果法益没有受到侵害却还要处罚行为人, 必然造成社会的恐慌。但是笔者对此也有深深的隐忧, 因为在实质解释论下, 如果对一个罪名的法益判断错误, 就会造成有罪之人逍遥法外, 而无罪之人遭受无妄之灾的惨剧。因此, 此时对法益的全面和正确判断便显得尤为重要, 只有如此, 才能做到不枉不纵。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四版.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80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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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前田雅英.财产犯论の现代的课题——“保护法益的具体化”[A].[日]西田典之等编.现代社会型犯罪の诸问题[C].劲草书房, 2004:94.转引自张明楷.寻衅滋事罪探究[J].政治与法律, 2008 (1) .

[11]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 (第三版)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504.

科技传播中的民事法益保护 篇8

民事法益是在价值上应受民法保护, 在法保护层次上处于实体权利之外的利益, 大陆法系成文法相对僵化封闭的权利体系已不足以应对科技传播的新问题。有的权利内涵限缩, 例如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 流行音乐多以磁带、唱片为载体, 版权的保护还能控制在较少的成本之内, 法律不需要提供过多援助。而在电子化时代, 新的艺术作品被各种媒体迅速传播, 知识产权的全球化趋势迅猛而来, 如果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 知识产权侵权就会使私权本身形同虚设, 但如果耗费过多的司法资源, 就会增加国家的保护义务, 这时只能以知识产权的限缩为出路, 流行音乐创作人无偿将歌曲开放于网络供公众收听下载。

1 虚拟物法益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 网络虚拟物出现在电脑游戏、即时交互软件、电子商务等领域, 成为财产价值的网络载体。虚拟物的性质有物权说、债权说、知识产权说等不同观点。“物权说”认为, 虚拟物其实是特定的数字信息, 从外观形式上看, 虚拟物所有者是对动画、图形、文字等价值载体享有权利, 实际上这种权利针对的是承载价值的数字信息。虚拟财产权利是“直接支配性”权利而非“请求履行性”权利, 虚拟财产并非当然属于运营商或属于用户, 而是取决于权利的正当性根据, 虚拟财产应当适用物权法规则。[2]“债权说”认为, 从网络玩家与运营商之间因虚拟物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看, 虚拟物涉及债权。这时虚拟物体现为债权的虚拟凭证, 玩家通过支付对价获得虚拟物, 运营商提供相应的服务。虚拟物实质上是获得了可以要求运营商提供相应服务的凭证, 这是一种债权关系。“知识产权说”认为, 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是美术作品, 涉及著作权。例如Verant公司认为由于其享有著作权, 玩家不能对虚拟物进行交易, 该公司曾多次要求e Bay网站将有关虚拟物转让的条目删除。

本文认为, 如果引入经济学的概念, 虚拟物有一定的稀缺性, 大家又共同追求, 应当作为一个财产来对待, 虚拟物应当成为侵权法保护的法益。第一, 从虚拟物的性质来看, 虚拟物的产生和表现形式都不同于权利, 无论将虚拟物归类为物权、债权或者知识产权, 都是有缺陷的。第二, 虚拟物法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物权。网络玩家对虚拟物的支配不能自由进行, 必须要获得运营商的配合。在权利期限上, 传统物权中的所有权也不存在存续期, 而虚拟物权益在运营期满则被终止。第三, 虚拟物法益不是债权。从虚拟物受侵害形式来看, 多表现为第三人盗取密码、偷窃虚拟财产等方式, 侵害行为人并非运营商、服务商, 而是不特定的第三人。因此, 潜在的法益侵害者不是特定对象, 法益的主张可以针对所有人, 虚拟物法益具有对世性。第四, 虚拟物法益不是知识产权。虚拟物一般为游戏中特定人所占有, 而知识产权中的作品、商标可以被无限复制, 为不特定的数量众多的人所占有。第五, 虚拟物法益受侵害已不是个案, 随着网络的普及, 虚拟物权益受侵害案件层出不穷。例如, 国内首例“网络财产失窃案”, 2003年河北网络玩家李某的虚拟装备不翼而飞, 遂将游戏运营商诉至法院, 法院判令被告恢复原告丢失的虚拟装备。然而我国《物权法》没有对虚拟物的性质加以界定, 只留下一个开放性条款, 《物权法》第2条第2款规定, “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 依照其规定”, 这为今后的立法留下了空间, 随着虚拟物属性的清晰预留为物权客体, 但在权利属性仍不明朗的当下, 虚拟物权益仍然应当认定为一种民事法益。

2 营业权

1904年, 德国帝国法院创设了“营业权”这个与财产利益相关的概念, 关于其法律属性和保护范围, 学界仍有较大争议。营业权是《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的其他权利, 具有绝对权的性质。[3]德国司法上运用物权请求权来保护营业权, 除了防止侵害和排除妨害, 还对企业影响力、预防性不作为、将来有威胁的妨害进行保护。[4]

然而, 将营业权作为一项权利来保护也会产生悖论。例如, 媒体对某食品公司的产品作出了客观的批评性报道, 销售额应声下滑, 对于该公司而言, 媒体的报道是不利于其经济利益的, 但对消费者和国民经济而言是有益的。如果营业权是一项权利, 那么批评性报道是否侵害了商家的这种权利, 并要予以损害赔偿呢?事实上, 公正客观的批评性报道无须进行赔偿, 反倒是食品厂商因为不合格食品接受行政处罚。这个案例也说明了将营业权作为权利的不合理性, 梅迪库斯认为, “要是坚决贯彻这一权利, 那么任何竞争都会因此而被窒息”。[5]

营业权没有排他性和对世性, 如果把营业权视为绝对权, 那么顾客和利润都会成为经营者的财产,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当营业权受侵害时, 经营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可能发生竞合, 而此种情况下请求权不予适用, 因此很难将营业权视同为完全意义上的权利。同时, 营业权是企业经营活动中有形财产和无形利益的集合体, 这个综合性的动态的概念, 无法被民法上静态的“权利”所涵盖。企业组织架构、商品服务、利润亏损经常处于变化状态, 如果将营业权看成一种权利, 那么权利的客体难以具化, 无法满足权利的社会典型公开性需要。基于上述考虑, 德国学者Larenz放弃这项“权利”, 尽管它已受到了习惯法的保护。[6]

既然营业权不是权利, 那么营业行为中的哪些要素应受法律保护?温世扬教授认为, 虽然营业权不是法定权利, 但正当竞争法益应受侵权法保护。[7]笔者认为, 市场经济强调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参与正当竞争是经营者的一项基本利益, 当公平竞争遭受破坏时, 竞争法益具有救济的必要。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规定, “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 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一规定表明受害人可以对受损的正当竞争法益请求损害赔偿, 成文法明确了该法益具有可诉性, 正当竞争法益是侵权法的保护对象。

3 知识产权法益

混合性民事法益是在性质上兼具财产性和人身性的受法律保护的利益, 最典型的是在知识产权领域存在的法益。知识产权一般被认为是私权利, 世贸组织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IPS) 中要求各缔约方“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 知识产权是民事权利的结论, 早已是世界各国法律上的共识。

然而, 知识产权权利说随着知识产权体系的扩充膨胀, 也受到了挑战。例如, 地理标志是TRIPS协议要求保护的知识产权, “绍兴黄酒”是我国知名酒类名称, 2005年, 国家质检总局批准浙江15家酒类生产企业为“绍兴酒”地理标志专用企业, 该15家企业遂联名要求萧山3家黄酒企业停止使用“绍兴酒”标志, 但因行政协调难度过大, 未得到国家质检总局的有效答复。[8]类似的案例还有“金华火腿案”和“西湖龙井案”, 在解释这些案件时, 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受到了严重的质疑。

知识产权法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 在尊重创新、维护市场秩序, 促进无形财富公正分配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 “知识产权的名号越来越名不副实”, “无论地理标志, 民间文学艺术, 它们并非民事权利”。[9]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 不仅在于鼓励创新, 也要处理利益分配问题。近代, 知识产权完成了从特权向私权的转变, 在知识产权种类层出不穷的当前, 在私权外演化出法益的新形态。部分知识产权是民事权利, 还有一部分知识产权是狭义的民事法益, 例如地方传统医药、民间艺术、遗传资源等, 它们并非民事权利, 其客体的保护很难走像商标、版权那样的民事权利化道路, 只能作为民事法益, 通过诉权的连接, 实现民事司法保护。

4 商品化权

商品化权是一种典型的商事人格权, 是指“公民、法人为维护其人格中包含经济利益内涵在内的、具有商业价值的特定人格利益——商事人格利益而享有的一种民 (商) 事权利”。[10]例如网站将自然人的肖像刊登于网络广告中, 用以谋取利益, 就是典型的商品化权。国内对商品化权属性存在争议, 主要有“版权说”、“类版权说”、“新型人格权说”、“新型知识产权说”等。笔者认为, 商品化权和人格权的差异在于, 人格权基本利益主要是精神利益, 同时体现一定的物质利益。而商品化权的基本利益在于物质利益, 权利人可以根据载体上公众影响力的大小确定无形财产的价值并可以就权利的转让获得报酬, 这是对人格不能商品化的挑战。人格权作为一项精神权, 任何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而商品化权会因商品化对象的不同而有差异, 例如, 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不完全一致。作为精神权利, 人格权不能被继承, 其保护只能限于主体在世的期间, 而公开形象权的保护不但及于在世期间, 在死后若干年依然可以得到保护。人格权受到侵害后, 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为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及精神损害赔偿。商品化权的责任承担方式主要是经济赔偿。

商品化权和知识产权的差异在于, 第一, 目的不同。知识产权保护创意的表达, 防止混淆, 而商品化权的目的在于防止商业性使用后对顾客形成的吸引力被盗用而产生的不当得利。第二, 性质不同。知识产权中的著作权是精神和财产的统一体, 而商品化权是一种比较纯粹的财产利益。第三, 使用方式不同。知识产权中的商标权通过产品标识、原产地等反映质量, 体现信誉, 而商品化权增加消费量依靠的是知名角色、标识的影响力, 并非质量保障。

在法律没有明确对于商品化权进行立法之前, 其性质上就是一种民事法益, 而非权利。商品化权反映的是市场经济中人格因素商品化的社会现实, 体现了经济活动中利益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商品化权以人格利益为载体, 具有传统的民事人格权特征, 与人格权的区别在于, 商品化权不是通过主体的行为获得的利益, 这种利益基于特定人格而取得, 为了适应商品化社会发展潮流, 商品化权还具有财产权属性, 可以转让、继承并在受侵害时获得赔偿。所以, 在性质上, 商品化权兼具人身和财产的双重属性, 是一种混合利益。但商品化权无疑是一种潜在权利型法益, 在不久的将来, 立法上必然会规定商品化权, 从而完成其从法益到权利的性质转化。

以法律方法保障科技传播是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成文法权利体系无法回应和保护科技传播中出现的新利益时, 以民事法益的视角进行观察加以保护, 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法律制度自我完善的选择。无论是财产法益还是人身法益抑或混合型法益, 在科技传播不断进步的过程中还将演变出新的类型, 这些新生法益都有待立法和司法更适宜的保护。

摘要：科技创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在运用科技化手段传播过程中, 一些新的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不断出现, 对其保护应跳出传统的权利体系框架, 作为民事法益加以调整。本文探讨了科技传播中的几种民事法益类型, 希望通过类型化的分析比较, 离开权利保护的传统视角, 对科技传播中的一些新问题提供些许解决思路。

关键词：科技传播,民事法益,虚拟物,营业权,知识产权,商品化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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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益 篇9

土地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物质资料,其基础性、战略性地位不言而喻。因此,马克思指出:“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追求经济增长和注重环境保护的协调平衡方面存在不少遗憾,因此尽管我们的经济发展成果显著,但是所付出的环境代价也极为沉重。而在这些环境代价之中,由于土壤的自净能力较弱,其危害期较之污水废气等更为漫长,而且土壤污染的修复却绝非易事,它将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成果的运用和经济上的高投入,因此对于土地资源的破坏更具有潜在性、隐蔽性和滞后性的特点,导致人们关注甚少,而一旦爆发就危害严重。

近年来涉及土地资源破坏的事例俯拾皆是,笔者挑选其中两则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作为例证和分析对象。其一是天津港爆炸事故:2015年8月12日深夜,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的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本次事故对爆炸中心区及周边局部区域的大气环境、水环境和土壤环境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由于水体的自净能力和大气运动都有助于缓解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所造成的影响,因而在环境保护修复方案中,重点在于对爆炸核心区污染土壤的处理。最终的治理方案是将这些污染土壤转运到异地处理,并移运新土加以覆盖,以便在原址上修建海港生态公园。其二是常州毒地事件:2016年4月18日,常州外国语学校被曝光有多名在校生疑似因化工厂污染地块施工而中毒,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事件的起因在于学校新址距离化工厂原址仅仅相隔一条马路,且该污染地块的修复工作尚未完成。该地块的土壤修复方案同样是换土,将已被污染的土壤运走,再从别处寻得好土来填埋覆盖。正是在换土施工过程中,出现了有毒物质的扩散,导致周边地区部分污染物超标近10万倍,才使得本应延期迁址的学生们在进驻新校区后,出现了多名同学中毒的异常症状。

这两则事件均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在土地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中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针对遭受工业污染危害的土地资源,绝不能对其经济利益利用殆尽之后,再放任其危害人们的生态利益。这实际揭示了在面对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困扰之时,对于土地资源的立法保护应该面对新问题、关注新情况,实现必要的法益转向,在立法保护目标上从关注土地经济价值的保护和土地权属管理秩序转向为对土地资源生态利益的保护,不再纠缠于短期的、次要的经济利益,而是要宏观的、长远的维系土地生态系统正常运转。

2 我国土地资源保护的立法概况

作为国家构成的必备要素,土地向来被视为统治领域的象征,因而对于土地资源予以法律保护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伴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演进,人类对土地价值(包括土地的存在价值、使用价值、经济价值和保护价值等)的认识渐趋深刻明晰,因而对于土地资源的法律保护也在不断摸索中更加科学合理。当今世界各国在土地资源立法中基本上均从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刑事法律等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构建出立体的法律保障体系。

我国对土地资源的立法保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依靠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的调整与规制,真正通过刑法介入规制土地资源犯罪时间并不长。从立法进程来看,新中国建立以后,封建的土地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土地公有制,因而以往处于核心地位的土地所有权确认归属问题逐步为土地使用权的审批、流转以及用途改变的监管等问题所取代。这一时期的土地资源保护立法,如1953年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1982年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1988年的《土地复垦规定》、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1991年的《水土保持法》、1996年的《矿产资源法》等,虽然提及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大多仅限于在行政立法的层面以政策手段予以保护,对于土地资源的刑法保护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即便是在1979年刑法之中也并未规定有关土地犯罪的罪名。

改革开放带动了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土地资源的经济功能日益受到重视,在利益驱动之下,非法批准征用土地、占用土地,非法低价出让土地使用权,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非法占用耕地等严重违法行为破坏了国家土地管理的相关法律制度,此时单纯的行政手段已经不足以遏制各种严重的土地违法犯罪,引入刑罚手段、追究刑事责任可谓势在必行。尽管在1986年通过的《土地管理法》中尚未规定违反该法的刑事责任,但在1988年修正时分别在第48、49和54条就上述土地管理中之违法犯罪乱象规定了涉及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盗窃财物、煽动闹事等行为的刑事责任;继之于1989年颁布的《城市规划法》中,规定了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如果因为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或徇私舞弊而构成犯罪的,需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与之相类似,在上述所罗列之行政法律中也规定有追究相关土地犯罪刑事责任的条款,这些散见于附属刑法之中的规定,为刑法修订中对于土地资源犯罪的总结和提炼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对于完善土地资源犯罪颇有益助。

1997年新刑法修订时将《土地管理法》中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进一步予以明确化和具体化,首次设置了土地犯罪的相关罪名,即第228条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第342条非法占用耕地罪;第410条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另外,《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和第八章、第九章中的部分罪名也可能会涉及到土地资源的保护与管理,因此从广义上来说,也可以划归为土地犯罪的立法范畴,如重大环境责任事故罪、环境监管失职罪等。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又进行了具体的细化和解释。其后,2001年的《刑法修正案(二)》将非法占用耕地罪修正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使得刑法对土地占用的保护范围从耕地扩展至耕地、林地、草地、农用水利用地等农用地;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了修正,删除了“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的要求,降低了入罪门槛。

与之相呼应,当2004年对《土地管理法》进行第三次修正时,对于法律责任的认定,涉及承担刑事责任的条款明显增多,与1988年第一次修正时仅有3个条款涉及刑事责任相比,这次的修正不仅在条款数目上增至6条,而且在适用情形上更加明确具体,使得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衔接更加紧凑。修正后的《土地管理法》增加了直接针对土地制度犯罪的内容,确立了以土地利用规划管理为核心的土地管理制度,不仅关注于土地权属的管理和土地经济价值的保护,而且也开始关注到土地荒漠化、盐碱化的影响以及土地的复垦和修复。

3 土地资源保护立法中的法益识别

通过对上述立法状况的解读,可以看出,现行法律制度对破坏土地资源的行为分别从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等多个角度予以规制。由于法律的宗旨就是为了确认、保护和增进人们的正当利益,并在利益受损时提供救济,同时抑制和否定非法利益。由此表明,在破坏土地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中,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侵犯了相关的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和刑法法益。

从理论上来说,由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利益就是法益,因而对于法益的解读总不可避免地要围绕利益而展开。作为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因,利益不仅驱动着个人为了利益而活动,同时也驱动着国家制定和实施法律以协调和保护利益。事实上法也正是通过利益的引导去实现其规范人们行为进而调整人们利益关系之目的,只不过不同的部门法依据利益关系的性质和利益冲突的程度而有所区分。因此,在质的层面,宪法主要调整公共利益间的关系,行政法主要调整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间的关系,而纯粹的个人利益间的关系则是民法的调整对象。当利益关系的继续发展在量的层面达到了更高的程度,从而决定了刑法的产生,并成了刑法的基础和调整对象。

如果将上述理论应用到土地资源保护立法实例中加以分析,不难发现:在民事法益层面,由于我国土地所有权归属于国家或集体组织,因而不存在涉及个人利益的土地所有权流转问题,但是我国《宪法》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这就使得土地使用权具有了商品的性质,这也决定了我国民事法律主要集中于保护土地资源的利用问题。而土地资源的自然性和经济性决定了土地供给的稀缺性,不法者通过使用权的流转同样可以谋求得到高额利润,因而在利益驱动之下,土地资源利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愈演愈烈,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而产生的个人利益间的冲突与矛盾,仅凭补偿救济式的民事手段往往难以有效遏制此类行为的泛滥。

在行政法益层面,由于行政法是以法益为本位、调整平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法,因而主要集中于维护和保障土地资源的管理秩序,避免土地资源遭到人为的非法破坏。这主要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的发展对农业国传统之下的土地资源所造成的急剧破坏和浪费,它不仅体现为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土地资源的非法占用、滥用,例如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还表现为对土地质量的破坏,比如破坏土地种植条件、工业用地污染、对土地不当开发致使沙漠化、盐碱化等。应当说,行政法益的这种调整和平衡从总体而言最终会使得个人利益得以保护和发展,但是受短期个人利益目标的驱动和支配,当违法行为的预期利益超出行政制裁所带来的损失,往往不足以遏制和打击此类违法行为。

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将严重破坏土地资源的不法行为予以犯罪化,确立土地犯罪的刑法法益,通过刑罚手段实现对土地资源的保护才成为大势所趋。以刑法自身所具有的谦抑性品格来看,只有针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才会采取刑事惩罚这一终极法律措施。以刑罚手段来规制土地违法犯罪行为,不仅表明对于土地资源的破坏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利益,因而不得不动用刑事法律;而且还表明非刑罚手段在遏制此类行为之时已经无能为力,在迫不得已情况之下才求助于刑事制裁这一最有力度的终极手段。当然这也契合了加强土地资源刑法保护的国际趋势。纵观世界各国,工业革命以来所造成的土地危机和环境危机使得各国均认识到加强土地资源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因此,土地犯罪新罪名的设立、惩处力度的加大、刑罚适用种类的增多都在不断地深化土地资源犯罪的内涵、扩大土地资源犯罪的外延。

4 土地资源保护中的法益转向

尽管对于侵害土地资源的行为,已经综合采用了民事、行政和刑事手段加以遏制,但从立法过程而言,显而易见针对土地资源违法行为的犯罪化和刑罚化是在民事手段和行政手段收效甚微的情形之下才应运而生的。这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基于利益的复杂性和不法行为的差异性,即便是相同的利益常常也需要借助多重法律来保护,尤其是当一般部门法对某种不法行为的规制不足以遏制该类不法行为、不足以保护某种利益时,立法者就会考虑将该类行为予以犯罪化并追究刑事责任。因而,与一般部门法往往只保护某一方面法益不同,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范围更为广泛,且具有综合性和最终性,往往作为利益保护的最终手段。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卢梭指出:“刑法在根本上与其说是一种特别的法律,还不如说是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可以说,加强土地资源的刑法保护既是对现实生活中严重侵害土地资源行为的回应,同时也符合刑事法律的运行规律。当然这一过程意味着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向刑法法益的转向,从对土地资源保护的实效性角度而言,事实上这种转向已经发生并且目前还在持续进程之中。

从本质上而言,刑法是一部法益保护法,如果没有法益保障的需要也就无所谓刑法规范的存在。但是法律所要保护的利益本身并不是由立法者创造的,立法者只是通过法律来确认和保护某种已然在现实中存在的法益。因此法益先于刑事制定法而存在,具有高于实定法之属性。在漫长的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历史中,人类较早关注到了土地资源的经济价值,因而即便是在刑法法益的范畴中,也总是率先将之作为财产法益予以保护,这在世界各国关于土地资源保护的立法中均可以得到验证。如日本《刑法典》在第323条“侵占不动产罪”中所要明确保护的就是土地的私有权,再如加拿大《刑事法典》对于属于不动产的土地如果使之处于无用、失效或毁损状态则构成犯罪;我国也不例外,《刑法》第228条所规定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也是典型的以财产权属为保护对象的犯罪类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步认清土地资源并非只具有单一的经济功能,它所具有的生态功能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一种利益,尤其当全球生态危机和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对不受污染和破坏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普遍需求,因而对于生态利益的保护越来越受到更多地关注和重视。从理论上而言,尽管立法者不能创设利益,但立法者可能发现利益,从而以法律的形式对所发现的利益进行保护,使之成为法益。当生态利益凸显其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并逐步为人们所关注后,立法者便可以通过各种法律对之进行保护。而当前侵犯生态利益的土地违法犯罪行为更趋复杂多样,实践中一些已达到犯罪程度的严重的土地违法行为并未予以犯罪化,因而从罪名设置、构成要件和刑罚配置等诸多方面都暴露出了不少弊端。这一方面表明对于土地犯罪行为的法益保护,在范围上已经难以涵盖新型土地犯罪;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了在土地犯罪中的法益保护重点上已经出现了转向,从而需要予以重新规划布局。所以,有必要借鉴土地犯罪刑法保护的国际经验,根据刑法对土地犯罪行为规制的立法价值、目的,将土地犯罪所要保护之法益适当扩展其外延,不再仅局限于财产利益,更要包含土地的生态利益,以便更好地发挥刑法对土地资源的保护、保障功能。

5 土地资源立法中的法益定位

生态利益概念的提出,是现代社会环境意识和权利意识觉醒的必然。强调对生态利益的保护,从根本上而言是为了保护人类生存空间、人体健康以及经济活动所必须的环境条件,以维护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向来比较重视生态资源的物质供给功能,人类不断从土地资源中攫取食物、原材料等物质产品,这在工业革命以前,由于人地危机尚未凸显,其生态功能尚能满足自我修复。但是随着人类对土地资源的过分掠夺和破坏,已经对人类自身的生存构成了威胁。此时人类才认识到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生态系统不仅仅具有经济功能,同时还能带给人类安全生存的利益、美学享受以及文化教育等非物质功能。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生态利益渐渐独立于经济利益,成长为一种新型的、具有广泛需要的利益,也逐步被纳入到法律调整的范畴。当然,生态利益的独立与成长并不意味着对经济利益关注的式微。事实上,土地资源作为体现生态利益的重要因素,其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相互依赖,不可分离,其中生态功能是经济功能的载体,如果生态功能遭到破坏,其经济价值也将不复存在。但是基于“经济人”的假设,社会个体在对土地资源所蕴含的利益进行衡量比较时,以公共利益面目出现的生态利益往往让位于个人经济利益。受利益驱动往往对土地资源进行破坏性开发,例如滥砍滥伐滥垦造成水土流失以及土地沙化风蚀,不合理灌溉引起土地次生盐碱化,城市建设中滥占耕地造成大量农田丧失,工业用地的污染废置等,均使得整个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这有损于土地等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和“代际公平”。如果仍然将此类犯罪的客体定位在土地管理制度层面上,最终落到只注重土地的经济功能,其后果不是保护土地,而是掠夺土地资源。

因此,在《土地管理法》中强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以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为原则,对于耕地的保护更加科学具体,对于建设用地的审批更为谨慎严格,并在法律责任的追究上更多地通过规定刑事责任来加大保护力度,这些转变无疑适应了对土地资源生态利益的保护趋势,也为在刑法法益范畴之内进一步探索和确认土地犯罪中以生态利益为保护重点的罪名建构和刑事处罚提供了实践经验。

我国刑法对于生态利益的保护主要集中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这一节中,例如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以及珍贵树木的保护,就是着眼于当代及后代因生物多样性的保持而享有的生态利益;设立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非法狩猎罪也是通过对一定期限、一定地域的水生、陆生动物给予保护,保证了这些动物的繁衍生息,维持了生态系统平衡所必须的动物种群及数量,这也体现了对生态利益的保护。就涉及土地资源的犯罪而言,也逐步开始关注对于生态利益的保护。例如《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正为污染环境罪,删除了“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认定标准,直接代之以“严重污染环境”,这明显是从关注人身和财产权益转向了关注生态利益。但是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统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总体而言还是强调对秩序安全和秩序管理的保护,并未将生态利益作为独立的保护法益。

由于我国刑法中涉及土地资源的犯罪并不仅限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因而除了保护秩序法益,也不乏部分罪名将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作为保护的重点,唯独缺乏的是以生态利益为单独的保护法益,将之作为一类独立的犯罪予以规范,这反而使得我国土地犯罪的类型归属更加扑朔迷离,与追求生态利益保护的目标相去甚远。例如,擅自进口、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中极有可能造成对土地资源的破坏,但是认定标准并未随污染环境罪的修正而改变,仍然关注的是人身和财产损害,并不包括环境损害的具体要求;再如,《刑法修正案(二)》中尽管将耕地扩大为农用地,但是对“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关注更多地体现为经济利益而非生态利益,尤其是在农村,土地适用家庭承包制,土地污染及其他破坏土地资源的行为很难纳入政府的监管范围。如果这些农用地被非法占用为工矿企业用地,一旦发生土壤污染,对造成直接显性后果的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都尚未真正重视的地方政府,更难寄希望其重视生态利益的保护。在“常州毒地事件”中,设若没有众多学生受污染中毒现象的曝光,有谁又会关心土壤污染,那些与污染地块相伴几十年的周边居民早已习惯了捂着鼻子生活。对于他们而言,生态利益的法律保护既是淡漠的,也是渺茫的。

正是由于土地资源所涉及的法益保护纷繁复杂,才有了在若干保护法益中进行法益目标的衡量与选择问题。确立不同的基本法益就意味着不同的犯罪构成设计和不同的罪状表述,从而决定了对于某种行为是否具有予以犯罪化的必要。如果将生态利益设定为基本法益目标,那么土地犯罪的行为形态必然表现为将生态利益的损害作为定罪和量刑的标准,从而将生态利益置于优先地位。如果土地刑法旨在保护人身或财产利益,则土地犯罪的罪与非罪就取决于财产损害,那么通过刑法分则中对于财产保护章节的规定就可达到目的,完全没有必要单列土地犯罪。然而,资源立法的总体取向表明,生态利益在整个法学利益谱系中作为应受法律调整的新型正当利益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和推崇。因而未来土地资源立法的法益定位更应关注于生态利益的保护,在这点上,《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立法经验值得借鉴,它将生态犯罪独立成章,将生态利益作为犯罪客体,对环境犯罪的制裁以生态利益的损害为标准,而不是只考虑经济利益。

6 结语

土地问题关系到人类生存问题,尽管我国存在着严重的人地危机,但是中国几千年的农业国传统对于土地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堪称奇迹。遗憾的是,作为迅速发展中的大国,土地资源遭受到了惊人的破坏。虽然我们已经积极努力地通过民法、行政法以及刑法等手段去改善公众日益增长的生态利益的需求与相对落后的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但是在物质供给并不是很充裕的国情下要求公众舍弃经济利益而追求生态利益无疑困难重重。因此,我国面临的土地资源保护问题更为复杂,既要在各种利益冲突之间进行协调平衡,又要在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法益保护中确立合理的边界。从更为长远和宏观的目标而言,对于土地资源的法律保护显然是要确保生态系统最基本的平衡状态,避免对于土地资源的过度攫取以致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因此,只有将生态利益作为法益目标,注重以生态利益为重点构建法律保护体系方能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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