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环境绩效评估成果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启示

德国环境绩效评估成果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启示（共5篇）

德国环境绩效评估成果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启示 篇1

德国的环境保护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现代德国的环境保护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从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加强立法严格执法,到强化环境监测监管、发展循环经济的.措施对我国环保有重要启示.我国应该结合本国实际从各个方面采取切实有效之措施加强环境保护.

作 者：王萍 Wang Ping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刊 名：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PKU CSSCI英文刊名：FORUM OF WORLD ECONOMY } POLITICS年，卷(期)：2006“”(2)分类号：X3关键词：德国 环境保护

德国环境绩效评估成果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启示 篇2

一、行政生态环境概述

行政生态环境又称行政生态, 它是指处于特定行政系统边界之外, 能够对该系统的存在、运行与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实体、情势与事件的总和。行政生态是针对具体行政系统而存在的, 其构成成分的关键属性在于能够对行政系统的存在、运行与发展产生影响。一般来说, 行政生态环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经济生态

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社会活动, 作为人类公共权力主要存在形态之一的行政活动, 必然会受到各种经济活动的影响。在雷格斯看来, 社会经济机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影响行政系统最重要的生态环境因素。一个国家的行政模式基本上是由该国经济结构所决定和塑造的。他以社会经济结构因素为主要标准, 将当今各国社会形态分为三种, 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及介于二者之间的过渡型社会。

如果把特定行政系统的各种生态环境因素看成是一个与行政系统相并列的环境系统, 那么其中的各种经济因素共同构成了特定行政系统的经济生态子系统。具体而言, 特定行政系统的经济生态子系统, 即经济环境或经济生态, 是能够对特定行政系统的存在、运行和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经济力量、活动、行为方式及制度规定的统称, 是特定行政系统所处国家或地区经济力量与经济活动方式的总和。行政系统的经济生态要素主要包括经济力量、社会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科技发展水平等基本内容。

(二) 政治生态

行政系统面临的政治生态即政治环境, 它是指处于行政系统边界之外, 能够对行政系统的产生、存在、运行与发展过程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的集合。行政系统一般被视为政治系统的一个次级系统, 是国家意志的执行系统。因此, 在特定行政系统之中, 与其行政系统并列的其他部分共同构成了该行政系统的政治生态。相对于经济、文化等生态因素, 政治生态要素与行政系统的关系更为密切, 对行政系统的发展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总体而言, 在现代各国政治系统中, 对行政系统影响最为明显的政治生态因素主要包括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及其实际运行状况、政党制度、社会团体发达程度及社会流通性等。

(三) 文化生态

文化作为一种行政生态要素, 也在影响和塑造着行政系统。一般来说, 处于特定社会对行政系统的一般认知与价值取向统称为行政文化。它是指在特定社会里, 社会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行政系统的成因、结构、运行方式及其与公民间关系的认知、情感、态度与价值取向等心理活动的总和, 是行政系统及其运行方式在社会成员心理上的稳定反映与沉淀。在政府运行实践中, 行政文化以多种形式对行政系统的构成和运行机制产生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二、德国行政生态环境的特质

(一) 德国的经济生态

德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拥有高素质的劳动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度创新能力, 它在科学技术的多个领域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作为世界第五、欧盟和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 德国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尤其在欧洲扮演着经济领导者的角色, 这在近年来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欧盟现行的经济治理机制是一种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非对称的治理机制, 具有浓厚的德国色彩。

德国国内的经济环境相对较为稳定, 和欧盟其他国家相比, 高增长、低失业率、稳定的物价是其经济的主要特点。作为外向型经济比较突出的国家, 德国经济的增长对国际大环境的依赖比较严重。欧盟数据显示, 长期以来, 出口是其经济的第一大支柱,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到40%以上。近年来, 金融危机使各国出口普遍面临需求缩水, 然而德国凭借其高端的制造业技术维持了自己产品的国际地位。另外, 得益于战后形成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及近几十年来持续不断的经济结构改革, 德国经济总体向好, 发展潜力与后劲很大。

(二) 德国的政治生态

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规定,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 由联邦、州和地方三级组成, 实行“议会民主制”下的总理负责制, 国家元首总统无实权, 总理负责制定和实施内外政策。作为一个多党制的国家, 德国的主要党派有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等。近半个世纪以来, 德国的政党格局发生着深远变革, 铁杆选民对政党的传统归属感下降。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政党纷纷调整战略, 政治主张更多是围绕当下具体的政策领域而非传统的政治理念, 政治主张有交叉和部分趋同趋势, 政党间政治结盟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增大。长期主导德国政坛的政治格局正逐渐从“两大集团”走向“三足鼎立”。这种政党格局的演化将给中长期的德国政治带来多个方面的深远影响。

另外, 在德国政治生态环境发展与变迁过程中, 社会团体组织的政治参与性和社会流通性程度很高。政府与社会的职能界定较为清晰, 在承担事务方面有着合理的分工, 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公民整体的政治参与意识、素质和能力相对较高, 在实践中极大地推动了德国社会流通性状况的改善。这一政治生态要素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发展的产物, 也得益于政党与政府对自身角色的合理定位及对各种社会团体组织的政策支持。

(三) 德国的文化生态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 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发展方式的不同, 而在于它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这些特性包括最为显著的基督教、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和法制, 它们使得西方能够创造现代性, 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成为其他社会羡慕的目标。这些特性作为一个整体是西方社会所独有的。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言, 欧洲是“个人自由、政治民主、法制、人权和文化自由的发源地, 是唯一的源泉”。作为典型的欧洲国家, 德国在行政文化方面很大程度上继承着这些重要特征, 在这种价值体系的导向下形成了一种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文化。

长期以来, 康德、黑格尔等不同学者对市民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形成了系统的理论, 极大地推动了实践的进步。当前, 德国市民社会发展已经走向成熟, 这不仅为社会和谐与多样性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也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德国市民社会从国家一元主义向国家与社会多元主义的发展已经变得非常典型并富有德意志特色, 成为其公民民主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 国家在政府与社会之间越来越偏重于“社会”的自我管理与控制, 这种管理和控制越来越带有非政治性和非统治性的自我“治理”色彩。德国市民社会的成功不仅在于对这种模式所进行的长期探索与完善, 还在于能够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通过体系健全、内容广泛的公民教育传递下去。德国公民文化的建立、民主参与意识的提高对于塑造一个依法行使权力、高效率的服务型政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基于德国行政生态分析的启示

中国与德国在国情、制度和文化上存在着较大差异, 但两国行政生态环境存在着共同点及互补之处。中德两国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和经济大国不仅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且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也非常广泛密切。德国行政生态中的许多要素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和推进改革事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 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

目前, 德国实行的是战后发展起来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 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根本区别。然而, 不同的市场经济实践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共性之处, 在世界范围内颇具影响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中的一些经验和具体做法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目前,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已初步建立, 但是市场体系不完善, 市场化程度依然较低, 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政府要以此为契机,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权力边界, 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同时, 要解决好市场监管不到位问题, 维护市场秩序, 弥补市场失灵, 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

(二)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以科技进步优化经济结构, 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中国制造与德国制造的最重要差异就在于产品的科技含量,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制造业在国际中的竞争力, 同时也影响着各自国内经济结构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科技水平与自主创新能力仍处于较低阶段, 这种局面制约着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因此, 我国政府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具体而言, 要增加科研投入, 以政策优惠来鼓励和支持科技创新;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 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要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 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 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等。最终做到以科技创新优化经济结构, 带动产业升级,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发展速度, 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 发挥社会治理的多元力量, 推动政府与社会二元格局的形成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善社会治理方式、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盖伊·彼得斯认为:“公共部门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工作过程中的合作程度, 而不是取决于政府员工个人提供的服务。一个真正具有效率、效能的服务计划需要服务对象的主动参与, 而不是服务对象的被动接受。”我国政府应从德国市民社会的成功模式中学习有益经验, 根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准确定位自身角色,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最关键的是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要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条件下, 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参与,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 尤其是要重视社会自治力量, 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 以社会团体组织等力量弥补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职能薄弱与缺失部分, 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二元格局。

(四) 促进教育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提高我国教育水平和文化创新能力

20世纪50年代, 莱斯特·皮尔逊曾提出, 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有利于促进文明的发展和文化多样性。中德两国虽然在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有着诸多差异, 但是德国严谨务实、开拓创新等优秀的民族性格需要我们学习, 其全方位的公民教育对促进国家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值得借鉴。中国要加强与德国在教育文化领域的深入交流, 开展多层次合作, 学习德国先进的经验和文明成果, 以增强文化创新能力, 提高我国软实力与国际竞争力。

摘要：行政生态环境是行政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包括经济生态、政治生态与文化生态等多种要素, 对一个国家行政系统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影响。不同国家由于具体国情的差异, 形成了各异的行政生态并反作用于整个行政系统。笔者主要对德国行政生态中典型要素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 从其生态要素中可资借鉴的成分出发, 得出相关启示, 以求更好地完善我国行政生态环境。

关键词：行政生态,行政系统,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改革

参考文献

[1]丁煌.行政学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2]刘立群, 连玉如.德国.欧盟.世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3]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

[4]郭原奇.德国市民社会的历史嬗变及其特点[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2006 (01) .

[5]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11) .

论日本环境教育对中国的启示 篇3

关键词：日本环境教育中国启示

一、序论

（一）研究背景

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利益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欧美、日本等国也曾经面临过这样的问题。人类之所以会做出导致环境破坏的举动，从根本上还是因为对环境不够重视以及对自然缺少正确的理解。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举措之一就是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开展环境教育。然而，我国环境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环境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并没有明确的定位。

与此同时，我们的邻国日本却在积极的发展着环境教育。日本环境教育的特征之一就是各行各业，各地区的广泛参与。正是由于大家的广泛参与，使得日本的环境教育不仅促进了人对自然的理解，也促进了人与社会的联系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日本环境教育为研究对象，通过阅读大量文献和采访专业人士，以及在日本的环保组织实习等方式，收集相关资料和数据，在对其进行整理分析之后，总结出日本环境教育中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的几点。在此基礎上，对我国环境教育提出新的改进方向和改进方法。

二、日本环境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纵观世界环境教育的历史，可以发现有几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际会议。根据这几个重大会议，我们一般将环境教育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具体而言，第一个阶段是到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即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大会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第二个阶段是到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大会上出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和新观念。这次大会之后，环境教育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一）环境教育的胎动期

在这个阶段中，可以窥见两个跟环境教育有关的具有先驱性意义的活动。一个是1950年代开始的自然保护教育。另一个是始于1960年代的公害教育。前者是基于自然破坏带来的危机感，号召培养人们环保意识的教育。后者是因为公害问题的日益严重，出现了很多受害者，于是社会上开始兴起反对公害，保护人权和生命的热潮。1964年，日本设立“东京都中小学校公害对策研究会”，1967年，其发展为“全国中小学校公害对策研究会”。同年，日本颁布《公害对策基本法》，在学校大力开展公害教育。

（二）环境教育的发展期

1980年代后期，包含了公害教育和自然保护教育两方面内容的环境教育在日本得到大力推进。1973年，东京农工大学农业部在日本首设与环境相关的学科。日本环境省，文部省等行政机关开始联合起来，积极开展促进环境教育的各种举措。

（三）从传统的环境教育向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转变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又称“地球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行动议程》。会议还指出“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1997年， 联合国环境署会议通过《内罗毕宣言》。之后，200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召开。在该会议上，日本的非政府合作组织联合日本政府一起向联合国提出了“可持续教育的10年”（2005年至2014年）议案，这一议案得到联合国的采用，并于2005年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重点之一就是环境保持与保护。

三、推广环境教育的组织——自然学校

在日本，存在着一种推广环境教育的组织，名为“自然学校”。在探讨自然学校的定义时，需要注意三个条件。一是其理念和意义，是否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紧密结合起来，是否为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做出了贡献。二是其活动是否有专家指导，活动是否有极高的安全性和组织性。三是是否具备责任者、指导者、活动大纲、活动场所和活动参加者。满足上述的三项条件，即可判断其属于自然学校的范畴。现在，这些自然学校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想，在2010年由日本环境教育中心实施的第五次全国自然学校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现在日本全国的自然学校已经达到了3700所之多。自然学校通过使参加者（包括学生和社会人士）和大自然充分接触，提高其环保意识。

四、日本环境教育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对日本的环境教育进行考察，笔者总结了一下5点启示。

（一）提供多样的教育内容。除了环保的相关内容，还应增设防灾教育、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方面的内容。教育内容实现多样化，在发生不同问题时，才能得到全面的应对。

（二）从传统环境教育转向可持续发展教育。传统环境教育的弊端是单纯的追求知识增长和对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解，而可持续发展教育则在此基础上有所延伸，把重点放在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自然观和提高其实践能力上。

（三）加强不同领域之间的广泛合作。推广环境教育需要各行各业的关心和支持。通过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共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全民参与。

（四）从经济角度开发环境产业。比如环保组织可以和旅行社合作，开展绿色旅游项目。让旅行者参与环保活动，体验自然风光和古老文化的价值。对于组织者来说不仅获得了收益，维持其日常运营；对于参加者来说，也获得了新鲜的环保体验。

（五）环保信息的网络化。通过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环保网络，使得各企业做出的环保相关举措及各环保组织开展的活动得以公开。人们可以轻松地检索、获知国内外的环保动态。

五、结论

日本从60年代的公害中得到教训，大力开展环境教育，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对我国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以尊重我国的客观国情为基础，辅以学习先进国家环境教育的经验，我国的环境教育发展也一定会得到相对的改善。

参考文献：

[1]社団法人日本環境教育フォーラム、『第5回自然学校全国調査2010 調査報告書』、2011年

[2]社団法人日本環境教育フォーラム、『日本型環境教育の知恵』、株式会社小学館、2008年9月

[3]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教育課程研究センター、『学校における持続可能な発展のための教育（ESD）に関する研究最終報告書』、2012年

[4]日本学術会環境学委員会環境思想·環境教育分科会、『提言学校教育を中心とした環境教育の充実に向けて』、2008年

[5]大島英樹、「環境教育実践の歴史的展開―学校と社会の関わりをめぐって―」、『東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紀要』第36巻、1996年

德国环境绩效评估成果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启示 篇4

序号----------理论研讨会

关于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启示

姓名：陈玲 职称：讲师

电话：09728263397

邮编：810700

关于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启示

陈玲

近年来，乐都县紧紧抓住国家退耕还林工程的大好机遇，用足国家政策，发挥自身优势，扎实苦干，狠抓落实，在全县开展了退耕还林、荒山造林、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荒山绿化、植树造林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生态建设活动，使全县植被覆盖率快速增长，生态环境有明显改观。

退耕还林工程的大力实施，乐都县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是一些水土流失严重、耕种困难、收成差的陡坡地(25度以上坡地)得以退耕，水土流失加剧的执着得到遏制，植被覆盖率进一步提高；二是兑现的补助款和粮食解决了退耕地农户的基本口粮问题，保证了农民收入吃粮的稳定，避免了因退耕还林造成缺粮现象，浅山地方光补助的粮食就超过原来各地的收入；三是退耕还林后农民的基本口粮得到保证，退耕农民从种地劳动中解放出来，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非农业收入不断增加；四是在退耕还林过程中大力推广节约能源、科学饲养、科学种植等科技兴农措施和方法，激发了广大群众对科学知识的接受，促进了这些地方群众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许多群众发展养殖业和技术含量更高的种植业，增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后劲和能力；五是通过退耕还林加快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优化了农村种养业结构，拓宽了农村致富途径，改变了退耕农户经济收入来源单一的现象，使这些地方找到种植、养殖、务工、发展个体经济等多业并举创收之路子。

从总体上看，近几年来，乐都县退耕还林工程进展良好，但对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来说，主退耕区在南北二山各乡镇，农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生活资源贫乏，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一是退耕农户文化素质低，实用技术的运用水平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后续产业的较快发展；二是基层技术干部缺乏，工作主动性不强，技术推广服务意识差；三是退耕还林的管护难度较大，退耕地鼠兔危害严重，成为退耕还林、恢复植被的主要障碍；四是后续产业发展前景不乐观，因气候和地理条件的限制，退耕区内的林木难以在短期内成林，发展后续产业困难；五是生态环境局部恶化的现象初步得到控制，植被得到一定的恢复，但整体恶化的趋势仍然十分严重，生态环境脆弱，致使生态对气候的调节能力不断下降，气候异常，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二、几点启示

启示一：落实责任，加强技术指导，是退耕还林工程建设的前提。

按照国家林业局提出的“严管林、质为先、慎用钱”的要求，全县退耕还林工程实行工程化管理，严格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工程建设监理制。为切实加强退耕还林成果巩固的力度，各乡（镇）成立以乡（镇）长为第一责任人，主管乡（镇）长为直接责任人的领导小组，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在乡林业技术人员指导下，组织人员摸清各村退耕还林需补植补种面积、苗木需要量、苗木种类、苗木调运组织方式等情况，确保补植补种苗木来源充足和供给方便，为顺利完成补植补种工作打好基础。各乡镇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发动群众，继续深入宣传《退耕还林条例》等，使退耕农户进一步明确“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验收不合格面积不发补助粮款的”政策规定，动员退耕农户积极做好退耕还林补植补种工作。

生态建设是最根本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的恶化，将直接危及全县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大计。要坚持统一规划，综合治理，治防并重，治用结合，讲究效益。要积极发展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通过加快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劳务经济等，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减轻群众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实现农村“减员增效”。加大对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的技术培训力度，使他们掌握一至二门农业技术以外的谋生技能，同时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引导和支持，营造宽松的就业环境，解除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积极妥善处理和解决林牧矛盾，标本兼治，在继续加大封山禁牧规定宣传和执行力度的同时，着力改变传统的畜牧业发展方式，根据载畜能力和饲草秸秆资源，有计划地发展畜牧业，积极发展舍饲圈养。

启示二：加强政策宣传，严格管护职责，是退耕还林工程建设的重要手段。为加强工程管护，加大退耕还林成果巩固力度，县政府与各乡镇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各退耕乡镇成立退耕还林工程管护小组，组建管护队，全县建立基层护林小组22个，聘请管护人员154人，为切实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对退耕还林工程重要性的认识，使各项政策规定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积极组织干部深入基层广泛宣传有关政策。发放《退耕还林宣传手册》8000册和配套光盘23张，印发《林业法规选编》500册，分发到乡村社户，内容包括《森林法》等22部林业政策法规，并印发1500份《退耕还林条例》、《禁牧令》张贴于人口密集地方。为进一步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积极鼓励、支持个人结合退耕还林工程承包荒山、荒坡造林，坚持“谁承包、谁造林、谁受益、谁拥有”。同时，退耕还林工程与农村能源建设、调庄移民、扶贫开发等政策措施有机结合起来，将退耕还林融入农村经济发展之中。

启示三：明确林地权属，增强农户稳定，是退耕还林工程建设的根本。从2003年9月开始，开始对退耕还林开展确权发证工作，一次性将退耕林地经营权、使用权、收益权下放到个人，调动了群众参与林业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加快了非公有制林业经济发展步伐。到2007年12月底，共向全县19个乡镇3万多退耕农户发放退耕地林权证32394本，登记发证面积250926.8亩，占应发面积252225亩的99.5%，还有0.5%的农户因公路占地、异地调庄外出等原因暂未发放；共向全县243个村委会发放周边荒山造林地林权证223本，登记发放面积270663.3亩，占应发面积351494.5亩的77%。启示四：调整产业结构，农民收益增加，是退耕还林工程建设的有效方法。

突出抓好以特色农业主导产业和中药材、食用菌、苗木、特种养殖为特色产业为重点的农业结构调整，积极培植新的增长点，切实做到林上山、粮下川、羊进圈。从培育和扶持各类劳动中介组织、建立和完善县乡就业服务体系等方面入手，形成包括信息发布、就业咨询、职业介绍、跟踪服务在内的社会化的劳务输出服务网络体系，及时向劳动者提供信息，大力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抓住机遇，理清发展思路，把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发展特色经济，用政策支持手段引导产业带动力强、与农民利益联系直接的龙头企业和承包大户，参与和开发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形成“公司十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提高农户生产经营的市场化组织程度，确保退耕农民增收致富和生态建设持续发展。

典型一，以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生态林为主的林业建设项目带动了全县育苗基地的发展，涌现出了以高庙镇新胜等村为代表的多处育苗基地，苗圃面积由1999年前的1760亩增加到现在的3780亩，每年有1000多农户从事育苗生产，年出圃商品苗木达2亿多株，经济收入有了显著提高。

典型二，地处乐都县引胜乡大山深处的杨家山村，是乐都县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代表。杨家山村原有耕地2640亩，是该乡远近闻名的贫困村。由于地处浅山，连年干旱，十种九不收，全村102户人家一半以上靠国家救济，农民通过发展牛羊等养殖业来增加家庭收入，但散养乱牧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导致山秃坡荒，植被减少，群众生产生活陷入恶性循环之中。2000年国家实施退耕还林以来先后完成退耕地造林2220亩，完成 周边荒山造林3805亩，经过几年的退耕还林工程和《禁牧令》的有效实施，杨家山村发生了巨大变化，生产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退耕还林使农民的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耕地面积的减少带来了劳作方式的改变，也直接带来了劳动力投入的改变，农民在保证了“吃饭”这个大问题的前提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其它创收中去。杨家山村现有人口462人，劳动力占272人，其中210 3 人已走出去从事运输、餐饮、建筑等多种经营形式增加家庭收入，全村劳务输出年收入在55万元以上。全村剩余的近400亩耕地主要种植洋芋等经济作物，除部分外售外，大部分用来发展养猪、养羊等养殖业，年收入达45万元。

典型三，在乐都南大山腹地深处，有个叫中咀台的山岭，过去这时是荒山秃岭，水土流失严重，而如今这里种植的3000亩云杉翠绿茂盛，生机盎然，8年时间，这些云杉最高的已长到2.5米，平均也有1.5米左右。像这样集中连片，上千亩种植云杉、沙棘、柠条区域在乐都南北二山随处可见。

典型四，雨润镇红坡村、迭尔沟村属于沟岔村，前些年这些地方种植的农作物到了浇水季节，只能等老天下

启示五：统筹规划，综合治理，努力提高生态建设整体效益是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关键。

切实落实退耕还林编制规划，从实际出发，结合生态建设“三大工程”的实施，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开展工程建设。同时应加强沼气、太阳能等能源建设，解决退耕还林地区农户的能源需求；退耕区以全面保护为主，合理开发利用，在生存条件恶劣、地处偏远的农民通过封山育林育草、禁牧、扶贫、生态移民和转变生产经营方式等措施，增加林草植被，逐步改善生态环境。退耕还林只是一项基础工程，是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民脱贫致富的切入点，只有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土地整理、扶贫开发、能源建设等所有面向农村的投资项目统筹结合起来、综合开发，才能确保退耕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逐步改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要加强基本农田建设，提高粮食单产；加强农村能源建设，解决生活用能；加大生态移民力度，通过搬迁开发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同时，大力发展反季节蔬菜、订单农业等适销对路的农业产业，增加现实收入，解决退耕农民的后顾之忧。

启示六：依法治林，加强管理，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保障。

德国环境绩效评估成果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启示 篇5

关键词：环境绩效；评估体系；主成分分析

一、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将环境指标体系与各类经济活动相结合，试图寻找出制定环境绩效指标体系的最好切入点。李星元对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找到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平衡点，从而实现环境得到保护和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双赢局面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1]。姬霖和吴安平则是从审计的角度出发，从而构建我国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2]。曹颖和曹东总结并借鉴了国外已有的环境绩效评估的理论和经验，结合中国国情从而初步构建了针对全国和省级区域的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3]。

李茜提出了适合于我国汽车行业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且以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实际数据资料验证了该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和实践性。林逢春和陈静构建了由守法、管理、先进性和生命周期影响四个主要方面组成的企业环境指标体系，并通过模糊综合指数评估模型对其进行了评估。苏晓民从企业责任的角度出发，并且以宝钢集团为案例，构建了较为实用的绩效指标体系。冯司妙研究环境责任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并验证环境绩效在环境责任和财务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

二、构建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指标体系的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明确指标体系是一个系统，明确各级的指标层次。其次，构建环境绩效指标体系的目标是增强环境治理能力，改善环境现状。可以依据此来构建指标。最后，从整个系统的角度出发，依据指标设计的原则来挑选出最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指标。最终确定的指标体系一共有三级，一级指标：环境评价，二级指标：污染物排放指标、环境治理指标、自然生态保护与建设，三级指标：废水排放总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烟（粉）尘排放总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环保系统机构数、当年行政处罚案件数、当年安排污染治理项目数、排污费解缴入库单位数、环境科研所数、自然生态保护区总数、陆地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比。

本文选择了一种相对科学的评估方法，即主成分分析方法，主要步骤：第一步：构建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第二步：收集数据样本并将其进行标准化处理；第三步：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判定，即确定相关系数矩阵；第四步：确定主成分个数；第五步：确定主成分的表达式。

三、环境绩效指标体系的应用

本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所公布的1999年至2014年环境统计年报中的数据对我国的环境绩效进行评估。

根据SPSS的分析结果发现前两个主成份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将近80，也就是说数据经过转化之后由前面两个特征根可以解释的将近80%的信息，本文将选取两个主成分来替代原来的指标对环境绩效进行评价。并得出主成份的线性表达式：F1=0.964P1 + 0.133P2 + 0.447P3 + 0.908P4 + 0.947P5 - 0.779P6+ 0.833P7 - 0.756P8 + 0.480P9 + 0.746P10 - 0.856P11 + 0.683P12. F1= -0.040P1 - 0.823P2 + 0.744P3 + 0.163P4 + 0.99P5 + 0.595P6 - 0.283P7 + 0.14P8 + 0.577P9 + 0.322P10 - 0.225P11 - 0.628P12.

由F=56.216F1 + 21.529F2可知，F1的主成分比F2的主成分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大，F2的单个影响率可达78%，在这一成分中各个指标的影响效果从大到小依次是：自然生态保护区总数、烟（粉）尘排放总量、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排污费解缴入库单位数、陆地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比、环境科研所数、环保系统机构数/人数、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废水排放总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当年行政处罚案件数、当年安排污染治理项目数。从排序上来看，影响环境绩效的因素主要集中在环境治理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给我们的启示就是需要加强对原有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环境的治理力度。第一主成分的贡献度远远大于第二主成分的贡献度，第一主成分的贡献达到56%，而第二主成分仅达到22%。

在对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主成份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个主成份，分别以主成份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构造如下综合评价函数：F=56.216F1 + 77.745F2

可以将1999年至2014年历年的数据代入上式中，得出历年的环境绩效评估的分数F值并将其归一化处理，可以发现，1999年至2003年的环境绩效评估值有短暂的上升期，从2003年之后开始一直呈下降趋势，虽然在2008年有所上升但是并不明显，从2011年之后更是呈现负值，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环境问题日益恶化，若不及时解决或是缓解环境恶化的趋势，环境问题必然会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环境治理已然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李星元.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4.

[2]姬霖，吴安平.我国政府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初探[J].中国矿业，2012，12：44-47.

[3]曹颖，曹东.中国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研究[J].环境保护，2008，14：3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