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地区

中国台湾地区（精选12篇）

中国台湾地区 篇1

诞生于台湾宝岛的《中国时报》,创刊时正逢台湾的兵荒马乱时期,政局不稳,文人办报举步维艰,动荡的时局让当局加强了对于媒体的控制,那时的报纸关注物价,一切以经济为中心。随后的《联合报》和《自由时报》同《中国时报》一起成为当时台湾媒体界重要的三大报纸。

一、报人余纪忠

“书生报人余纪忠先生,凭借其胆识与理念,反映舆情、臧否时局,对台湾政局影响深远,对民主大原则的确立,尤为居功厥伟,他始终铭记新闻原则和理想,在报道方面总是有自己的主见和远见卓识‘,自由、民主、爱国家;开明、理性、求进步’,正是余纪忠念兹在兹的时报精神”,长期担任时报主笔的前监察院长王作荣认为,余先生办报有三大方向:维护大局安定,维护民主政治,同时维护新闻自由[1]。

创刊人余纪忠1910年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于1928年先在中央大学历史系修读,后于1934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深造,后回国曾在国统区主办《中苏日报》。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战中,余纪忠来到台湾创办了《中国时报》前身《征信新闻》。1976年天安门事件爆发之后,余纪忠意识到两岸形势正处于转变阶段,未来发展必然左右着台湾的前途,决心加强报道大陆新闻,为此,他在报社内设置大陆研究室,成为台湾第一家设立大陆研究室的单位。中国时报社50周年社庆时,余纪忠撰文《唯有大决大断才能开创和平尊严的新局———我对大陆政策的观察与期待》提及:“我是在民国三十八年国家遭逢重大变故之际,深受感触而决定改变生活,不计后果要办一份反映时代变迁、针砭社会弊病、策应中国未来的报纸。岁月悠悠,匆匆之间已过五十年寒暑,这五十年间中国时报参与了每一阶段的历史缔建与转折,从早年保卫台湾安全、争取言论自由,到民主转型后的政党开放、宪政改革等,中国时报都以真实报导、善尽言责为己任,也就是一贯秉持着这种信念与主张,中国时报得以从昔日微不足道的小报,演变成今日蜚声国际的大报,这是我在回顾过往五十年岁月时,堪以自慰者。”这些论断简述了余先生带领中国时报一路走来的踏踏实实的印迹。

余纪忠在中国时报的发展中留下了彩色印刷的壮举。在当时台湾报业从没试过的前提下,他果断启用美国高四公司奥本尼式照相制版彩色轮转机,开启了彩色印刷的新篇章,并因此撰写了《锲而不舍,益新益进》一文来阐述对于彩色印刷的见解:在工业社会中生匆忙的人们,未必各个有暇看完一篇详尽的报道,但一幅图片的印象触目惊心,一瞬间就抓住了人们的注意与感觉,留下了永存眼底磨灭不了的印象。……机器的耗费虽然很高,但比诸增饰外表的崇楼大厦似更来得实在。……从以上各方面一一想过……我们才下了决心要购置世界最新型的印报机[2]。可见其实彩色印刷在没有先例可以参照的前提下,是多么艰难的决定,报社并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应付这项投资,若非远见卓识也不能定。

二、从《征信新闻》到《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的前身《征信新闻》于1950年10月2日创刊,由台湾省物资调节委员会(物调会)出资,是该会的研究刊物。《征信新闻》创刊词写到:我们确信台湾的安定,必须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在当前扁舟重载的台湾,我们固应维护政府有计划与一贯的经济方针,然而对于政策执行的先后,实施技术的研究,自有博征意见的需要。如何使专家学者尽其建设性意见之提供,如何使工商各界,就其感受所及,吐露其经验之蓄积,身心符合于今日开明主政者企求改革与进步之初衷[3]。为此,《征信新闻》成为大众和当局者之间的传声筒,承担着对政府政策谏言的重任。

《征信新闻》创刊之时仅为一张四开油印小报,发行量很少。1954年,《征信新闻》扩版,第一版增加国内外要闻,并增辟副刊、地方新闻与社会新闻版,成为报纸成长的开端。此后数年,《征信新闻》突飞猛进,创下了台湾报业的纪录:业务上,设立全市零售处,创各报之先,引来同业纷纷效法;广告上,安排专栏广告,创造竞争优势;活动上,举办台语影展,颁发金马奖[4]20。虽然报纸初创条件十分艰苦,但报刊发展思路呈现出一种前瞻性和远见性。

1960年元旦,《征信新闻》改名为《征信新闻报》,虽然只是多了一个“报”字,却是对自己身份定位的重新认识,中国时报十周年社论中对此有个阐释:“本报创办时,是一份侧重于工商经济消息的小型报纸,但是由于时代的需求,乃逐渐由专业型的报纸转为综合性的报纸,征信新闻改为征信新闻报,便是这一转变的第一步……我们创办这一份报纸,基于献身新闻事业,为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做号手的动机;但尤其重要的,是企求达到反映民意,推动国家社会进步的目的。”此后,报纸不断改版:开时事专栏,增设家庭版,开辟国际集萃专版,并先后与萨尔邦的八家报纸《萨布律肯报》、《诺克兴日报》、《费尔兹日报》、《梅尔齐日报》、圣凡尔《德国民报》、沃兹宝《德意志日报》、《北巴伐利亚日报》、《星期日报》结为姊妹报,交换新闻资料、图片等,至1966年底,《征信新闻报》已经拥有全新的国产轮转机八部,无论报社硬件还是报纸内容,《征信新闻报》树立了台湾大报的形象。

1968年,《征信新闻报》改名为《中国时报》,被国际新闻及中文报业协会认为是全世界销路最广的三家中文报之一[4]30。当天的社论也对此作了解释:我们所以舍弃沿用了一十八年的报名,是因为征信新闻四字,就其词义而言,已不足以适应我们今日精神和实质的一切。我们所以改用中国时报作为我们的报名,是因为我们深感作为一现时代的报人,对国家、对世界负有更多的责任,继续过去十八年的奋斗,在现有一切远较昔日为优的条件基础上,为更多的奉献,更多的努力[5]。此次的改名预示着中国时报定位和性质的重大转变,它已经成为一份名副其实的综合性报纸。1975年,成立了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开始了其集团化经营的道路。

三、中国时报的集团化经营

中国时报拥有三报三刊,随着其集团化经营的发展,又开拓了很多关系企业,使得报纸的出版和文化的传播成为产业链。

1《.中国时报》的三报。除了《中国时报》之外,《工商时报》、《中时晚报》也是集团的核心业务。《工商时报》1978年12月1日创刊,正当台湾十大建设次第完成,经济发展面临空前转型压力。《工商时报》内容涵括国内外重要财经、贸易、工商消息,特别强调专题论析及新思潮、新观念、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引介[6]。二十余年来工商时报业务蓬勃发展,实具有三项重大意义:其一,它是时报文化事业集团的一分子,全力发挥经济专业报纸的功能,与集团其他媒体相辅相成。其二,随着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工商时报已成为报业集团多角化经营的主要动力及利润的主要来源。其三,在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过程中,作为一个现代人,对于经济新闻的需求日益增加,使得工商时报所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

《中时晚报》,1988年3月5日创刊,在“清新、明快、现代”的编辑宗旨下,打破传统的版面编排手法,营塑新闻焦点的主题诉求,突显图片在视觉上的聚焦功能。1996年2月1日,它改变了报纸之前主要竖排走文的版式,确立了版面横排走文,由左至右的直栏型式,赋予编辑更大胆运用图片美化版面的空间。

三大报中《中国时报》是综合性报纸,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专业的经济、文化到社会市井小民的细微生活,适配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群;《工商时报》走经济、财经的专业路线,主要抓住商业人士、企业家等对财经比较依赖的人群,产生了极细分的市场;而《中时晚报》当天晚上出版,定位于休闲都市类,是上班一族繁忙工作的调剂。三大报互不冲突,各有定位,特色鲜明。

2《.中国时报》的三刊。杂志是报业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中国时报》三刊分别是《时报周刊》、《美丽佳人》和《新潮艺术月刊》。

《时报周刊》1978年3月5日创刊,它的报道原则是:热度、速度、深度、广度。它与一般报纸之间相辅相成的报道手法,以及特别注重照片质量、美术编辑与文字可读性的编辑原则,引发国内同类型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出现。但时报周刊引领杂志潮流,用最新最具有价值的报道抓住读者的心。

1993年3月,时报周刊股份有限公司与法国知名的女性刊物Marie Claire合作发行台湾版《美丽佳人》月刊,在时报文化体系中,创造了一个特别的产品。2000年,美丽佳人开始关注Y世代的新女生,正式发行了“爱女生”这本小别册,开始了对新时代的女性的探索。

1998年10月,时周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了一本以华人艺术市场为主要诉求的月刊———《新潮华人艺术》杂志,简称“新潮艺术”。编者在发刊词中强调:艺术是人性的,杂志也是在经营一个别出心裁的美术空间。正如这本杂志的发行标举着“尊重艺术、尊重创作、改善文化环境”的理想。

3《.中国时报》的关系企业。中时集团的关系企业主要由报业相关产业延伸,主要包括:时报文化基金会、时报出版公司、中时网络科技公司、时报资讯股份有限公司、时报育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时报旅行社 / 中时读卖旅行社(1999年创立,与日本读卖新闻合资的旅行社)、安时运输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实丰通运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承担台湾北部地区中时报纸杂志的发行及进口原料和器材)、四海电子彩色制版有限公司、吉发行销股份有限公司、时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米奇传播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时周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人力万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7]。

1999年11月25日,时报文化出版公司举行业绩发表会,并在12月27日以每股三十元挂牌上柜,成为台湾出版业界第一家发行股票的公司;时报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主要为即时新闻产品群、资料库群和网络产品群,资讯公司与国际大媒体如路透(Reuters)、美联社、新华社等均有长期之合作关系。协助政府及民间产业公协会,构建以数据库式信息服务为主之系统,为国内最专业的数字数据库经营者。1990年8月成立的时广公司,最初是以全省连锁门市,提供读者知性、生活及新闻等动态信息服务。1996年6月,为加强报系市场竞争力、提升广告营收并有效地结合报系既有的雄厚经营资源以发挥更高的效益,特筹组成立以经营“广告、传播、公关”等相关业务为主轴的新事业———米奇传播公司,建立自给自足的“事业体利润中心”、报系水平分工的架构,以有效扩大经营的范畴。1998年10月“中时儿童好好站”网站正式上线,网站以知性、文化、活泼、纯净为内容经营原则,提供儿童所需要的最佳网站内容[6]。21世纪迅速发展的网络,催生了时报集团在新媒体方面的投资,而这项投资对于时报集团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2002年6月,中国时报系正式跨领域经营中天电视。中时报终于从纸媒发展到兼顾广电的媒体。2007年3月宣布正式成立“中时媒体集团”,确立了中国时报集团的官方名称。集团式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21世纪媒体发展的主要趋势。2009年,中时集团与旺旺集团正式整合为“旺旺中时媒体集团”,这次事件预示着在台湾,企业开始介入了媒体集团,而人们对此有着很大的担忧:企业的参与对于新闻的公正性是否有很大的损害?媒体如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进行销售、竞投,那么其公信力和威严何在?2012年10月,旺旺中时媒体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在中国时报大楼举办庆祝《中国时报》创刊62周年暨新印刷机启用典礼记者会当天,宣布斥资新台币4亿元增资购置引进德国曼罗兰新式彩色报纸印刷机、瑞士飞瑞发报设备。如今旺旺中时媒体包括中国时报、中天电视台、中视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和其他网络等等资源,成为名副其实的媒体大亨。集团大亨保证了报纸的永续发展,却是否能延续报人的新闻精神?此一争议仍然在报界中回响,世事发展,看中国时报的昔日、今日与未来,无疑是台湾报业发展历史的写照。

摘要：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和《自由时报》同为台湾媒体界三大报纸。论文从《中国时报》前身《征信新闻》、《征信新闻报》到《中国时报》的发展,回顾了报纸的创刊与发展,对《中国时报》的现代化集团式经营作了解读并提出了思考。

关键词：中国时报,征信新闻,集团化经营

中国台湾地区 篇2

刘洋1符丽媛2陈亨赐1

（1.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江苏 南京 210029 2.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江苏 苏州 215021）

[摘 要]：本文从中国台湾地区传染病防控工作的组织框架、疾病管制署的业务范围、疾病管制署的防疫理念、传染病防控工作的政策法规四个方面入手，简要地介绍了中国台湾地区传染病防控工作的整体概况。[关键词] 中国台湾 传染病防控

The study of construc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gulatory system and related laws in Taiwan of China Liu yang

1Fu-liyuan

2Chen-henci1

(1.Jiangsu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ureau, Jiangsu nanjing 210029

2.Suzhou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ureau, Jiangsu suzhou 215021)

[Abstract]: This article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overall profile of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work in Taiwan of China from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infectious diseas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in Taiwan of China, the business scope the Department of Disease Control, the concept of prevention for Disease Control Departme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of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Keyword] Taiwan of China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中国台湾地区近年来随着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外籍游客及劳工入境人数直线上升，使得传染病传入机会也大幅增加。面对未来新发传染病威胁，加上台湾本地区原有传染病也伺机卷土重来复杂情况，原有的防疫政策、检疫措施、疫情监视及检验研究能力，已经远远满足不了疫情疫病控制需求。在高科技、国际化发展的背景下，防疫工作必须具备整体性、迅速性、有效性及国际性。因此，建立现代化防疫体系，维护人民健康，成为中国台湾地区各界的殷切期望。

1．中国台湾地区公共卫生监管的组织框架

为有效应对传染病疫情不断变化，整合防疫资源，构建防疫体系，以迎接二十一世纪挑战，2014 年 7 月 23 日，原中国台湾地区“行政院卫生署”配合“行政院”组织改组而成的“行政院卫生福利部”负责卫生行政工作[1]，从原“卫生署”内21 个单位与任务编组、5 个所属机关、“内政部社会司”、儿童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员会、国民年金监理会以及“教育部”国立中国医药研作者简介：刘洋（1977-），营养与食品专业硕士，从事卫生检疫工作，电子邮箱@liuyang@jsciq.gov.cn “中外国境卫生检疫体系比较与我国国境卫生检疫改革发展研究”，江苏检验检疫局立项课题，计划编号：2014KJ35 究所等单位，合并为事权统一的新机关。“卫生福利部”及 6个所属三级机关(构)包括: 疾病管制署、食品药物管理署、健康保险署、国民健康署、社会及家庭署及中医药研究所。疾病管制署的组织框架见图1。

图1：疾病管制署框架图

2．疾病管制署的业务范围

其中传染病防控的职能由“行政院卫生福利部”所辖疾病管制署负责，其业务范围如下：（1）防疫制度的规划及法规的研拟事项；（2）各种疫病的预防、控制、调查及研究事项；（3）疫病暴发的应变处理事项；（4）台湾地区疫病的通报及疫情监视事项 ；（5）国际疫情的搜集、交换及报告事项；（6）防疫药物的采购及管理事项；（7）预防接种的规划、推动及受害救济事项；（8）疫苗及生物制剂的制造、供应、研发及技术转移事项；（9）各种疫病的检验事项；（10）疫病检验标准的订定及检验认证事项；（11）国际港埠的检疫及卫生管理事项；（12）营业卫生的规划、推动及督导事项；（13）外籍劳工的卫生管理事项；（14）结核病的防治、小区巡回检查及个案追踪管理事项；（15）地方卫生机关执行本署主管事务的指挥及督导事项；（16）疫病管制事务的国际合作及交流事项；（17）疫病管制专业人员的培训事项；（18）其他有关防疫、预防医作者简介：刘洋（1977-），营养与食品专业硕士，从事卫生检疫工作，电子邮箱@liuyang@jsciq.gov.cn “中外国境卫生检疫体系比较与我国国境卫生检疫改革发展研究”，江苏检验检疫局立项课题，计划编号：2014KJ35 学的研究与发展、检疫及经 “卫生福利部” 指定的疾病管制事项。

3.疾病管制署的防疫理念 3.1防疫机动化

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培养危机处理的能力，随时应对突发疫情。掌握本地区和国际疫情信息，保持随时备战的状态，迅速处理各种疫情。

3.2防疫信息化

构建完整的网络系统，包括法定传染病通报系统、综合征通报系统及传染病通报地理信息系统、疾病网络监测系统、预防接种信息系统等，通过网络系统的联系，使各防疫相关单位能在最短时间取得所需数据，有效且迅速地推动防疫工作。

3.3防疫专业化

致力于网罗专家，鼓励研究，以科学化的方式办理疫病防治，使各项措施透明化、客观化，并将积极培养防疫人才、广泛培养锻炼人才，提升防疫专业能力。

3.4防疫全民化

各种传染病都有预防途径，只有民众正确的认识疾病及其预防方法，才能有效防治疫病的发生与散播。此外，防疫工作更需要全民的参与配合才能成功。

4．中国台湾地区传染病防控相关法律的主要内容

中国台湾地区以传染病疫情之轻重,成立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区分主管行政机关强制权力的内涵，以符合比例原则之基本权利保护[2]。

中国台湾地区疾病管制法律制度包括对传染病的防治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传染防治的规制，此外，还有对负责疾病管制机关组织制度的相关规定。“立法院”制定了《传染病防治法》、《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传染防治及感染者权益保障条例》，从主管机关、防治体系、疾病预防、防疫措施、检疫措施及罚则等事项进行规制。本篇主要介绍中国台湾地区制定的《传染病防治法》。

该法共分为总则、防治体系、传染病预防、防疫措施、检疫措施、罚则、附则共七个章节，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一是规定了立法目的、主管机关及其权责和防治义务、传染病之分类、名词定义、流行疫情疫区之认定、发布及解除机关、传染病讯息错误或传播媒体报导不实应立即更正、保密义务、人格权益、不得拒绝就学、工作、赡养、居住或其他不公平之待遇以及视同传染病人之规定；二是建立传染病防治医疗网、设置防疫队、主管机关指挥监督事宜、“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成立的条件和相关事宜、全民动员相关防疫措施；三是各机关防治训练及倡导、防治药品器材储备、水源保护、公私厕所改良、传染病媒介处理、补偿费、病媒扑灭、病媒孳生场所清除、建立疫情监视、预警及防疫资源系统、疫苗采购及预防接种之基金来源、医疗机构之防治措施、救济补偿之请求、病人应据实陈述病情、执行感染控制措施、赡养机构等场所防治措施、生物材料持有保存及管理等传染病预防相关事宜；四是传染病发生时之实行、限制、禁止或措施，民众应配合检查、治疗、预防接种或其他防疫检疫，防疫工作施行，医师报告义务，医事人员报告义务，通知义务，主管机关报告义务，传染病病人之处置，隔离治疗，病人检体之采检、检验与报告、确定及消毒原则，检体之处理及研究，疑似被传染人之处置及危险群及特定对象之检查，病人住所之消毒或处置，传染病致死之尸体之处置，流行疫情及相关信息之报导、医疗机构之指定征用及相关人员之征调、防疫物资之征用调用及补偿、代售征用或配销之防疫物资免税、借用公有财产之规定等防疫相关措施；五是防止传染病传入、传出国境得实行措施，作者简介：刘洋（1977-），营养与食品专业硕士，从事卫生检疫工作，电子邮箱@liuyang@jsciq.gov.cn “中外国境卫生检疫体系比较与我国国境卫生检疫改革发展研究”，江苏检验检疫局立项课题，计划编号：2014KJ35 检疫结果应实行措施、入出境人员传染病书表之申报等相关检疫措施；六是对囤积特定防疫物资或哄抬物价之处罚、明知染病却传染于人之处罚、散布有关传染病流行疫情之谣言等情况的罚则和经费补助、救济及奖励的附则。

参考文献：

[1]覃慧.我国台湾地区卫生法律规范体系研究及启示[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5,8(4):41-46 [2] 林玉玲，李寿星.“传染病防治法”强制规定之比较法研究[J].金陵法律评论,2013(8):234-246

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卡奴现象一瞥 篇3

信用卡的雏形——商业信用卡1915年诞生于美国。当时美国的一些百货商店、饮食业、娱乐业和汽油公司有选择地发给顾客一种类似金属徽章的信用筹码，顾客可以凭卡片在这些商店及其分号赊购商品、分期付款。而现代意义上的信用卡——银行信用卡于1952年出现于美国。到上世纪60年代，银行信用卡很快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不仅在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洲各国也开始盛行起来。从上世纪70年代，中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也开始发行信用卡。

信用卡的共同基本功能，可称为“准货币”。其好处在于免去随身携带现金的不便，并可于购物一定期间后付款，有助于个人现金周转。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信用卡为用户提供各种各样的便利，当然也要从用户身上赚钱。信用卡的赢利秘诀，是海量用户共同创造高额透支带来的利息收入。在海外，信用卡年利率在20％～30％之间。面对琳琅满目的信用卡以及发卡银行的各种承诺，普通消费者一不小心就陷入透支还款的怪圈。

美国：超前消费蔚然成风

美国是一个崇尚超前消费的国家。根据洛切斯特理工学院金融教授罗伯特·曼宁统计，2005年近3亿的美国人民平均每人欠账3．1万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3。“美国人的超前消费已经变成这个国家的一种文化，他们是按自己有多少信用额度来消费，而不是依据自己的收入花钱。”

信用卡已经成为美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日常购物、外出旅游到餐厅付账都可用它记账，其使用频率及额度已有凌驾现金交易之上的趋势。目前美国境内约有6000家银行经营信用卡业务，信用卡用户约1．85亿。根据《华盛顿观察》的统计，75％的家庭拥有信用卡。截至2005年底，美国信用卡债务超过8000亿美元，每个家庭平均拖欠信用卡款项达7200美元。沉重的信用卡债务也成了影响美国人家庭生活的一个主要因素。

2006年1月4日，Visa信用卡公司宣布，在2005年圣诞节的一周内，他们的用户就用Visa卡刷掉了322亿美金，平均每一个家庭的节日信用卡债额是9300美元，在过去10年间上涨了115％，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及时付清这些钱。2004年，只有37．8％(7000万)的人会每月付清他们的信用卡账单，超过3／5(62．2％)的人会欠债，有4400万人每月会因为付不出最低还款额而挣扎。

信用卡是个人建立信用的重要来源。在美国，信用记录是个人资料的重要部分。当购置房产、汽车等需要贷款，甚至求职的时候，公司会先查阅个人的信用记录作为参考。持卡人在使用信用卡时，如果无法长期维持良好的信用记录，就会影响到个人信用的建立。

客观地说，超前消费是美国的传统。虽然美国人平均收入较高，但事实上他们并不富裕，因为他们挣的钱大部分都用于还信用卡的账了。

罗伯特·曼宁是美国最知名的信用卡专家之一，他的关于应对信用卡过度消费带来的不良后果的建议多次被美国政府采用。在他的《信用卡国家：美国沉溺于信用的后果》一书里，他谴责信用卡纵容了美国人过度消费的坏习惯。他一直在游说立法机构规范发卡机构的操作，并积极提醒、教育美国人要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中国台湾地区：演化为社会问题

在中国台湾地区1100万人口中，约有70万“卡奴”，即每百名经济人口中就有6个人是卡奴。平均每个月有40000人因刷卡过度成为破产者，有40个卡奴因身陷重债而自杀。有媒体称，信用卡已经与毒品、枪支并列为台湾的“三大害”。

据台湾媒体公布的资料，2000年台湾信用卡及现金卡数量仅有1830万张；2005年这两种卡数量增长到4555万张，但台湾民众收入的增加速度却滞后，因此造成卡债和卡奴大增。目前，在台湾1100万人口中，有900多万人人均拥有至少一张信用卡或现金卡，而其中约有70万出现缴款困难或濒临无力支付边缘，占全台湾人口的6％。卡奴们的平均信用卡债务金额高达120万台币。由于利滚利，不少人每月收入甚至不够支付利息，有些人一时还不起，就“拆东墙补西墙”，办多张卡。

卡奴现象也给发卡机构利益带来很大的损伤，信用卡业务的不良贷款比率也从2004年的2％上升到2006年的2．4％，迫使台湾银行冲销了约22亿美元的信用卡和现金卡坏账。

美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等地的信用卡普及率并不比台湾地区低，为什么信用卡单单在台湾引发这么严重问题呢?从内部因素来看，有持卡人不加节制、过度消费的自身原因；而从外部因素来看，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有银行机构“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商业蛊惑。台湾银行数量多，仅发卡金融机构就有51家。为了提高业绩，银行发行信用卡毫无门槛可言，有的银行打出广告“只要会呼吸就能办卡”，诱导消费者办卡。此外，目前银行一般规定的信用卡、现金卡最低应缴还款比例只有2％～5％，也就是说，每月只需缴200元，就可以透支1万元，使持卡人放松了心理警惕，容易过度消费沦为卡奴。二是岛内经济大环境不景气，民众收入不稳定。2005年台湾企业有88％没加薪，而2001到现在，台湾没有加薪的公司占7成以上，去年还有1．24％的公司减薪，民众无力偿还信用卡与现金卡的债务。

中国台湾地区 篇4

一、中国台湾地区闽南语传统民间歌谣源流

传统民间歌谣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征、人文性特征,能够集中体现一个地区一个群体的精神气质,是民族精神情感的重要寄托。传统民间歌谣产生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之中,并且通过一代代人们的口传心授等方式传承下来。从这个程度上而言,传统民间歌谣能在客观上代表人类某个群体的音乐艺术语言,而且通过这些音乐艺术深刻真实地反映其生存状况,给后人创作音乐艺术带来重要启发。正因如此,对台湾地区闽南语传统民间歌谣的源流问题予以深入细致的研究探讨,成为研究该地区闽南语音乐因素创作的重要路径。中国台湾地区传统民间歌谣,可按照不同的方式分为不同的种类。通常而言,人们按照传唱者的族群对其进行分类,将其分为原住民民歌、客家民歌、闽南语传统歌谣三类。上述传统民间音乐艺术之中,大陆内地闽南先民是闽南语传统歌谣的真正创作者,台湾百姓将这批人称之为“福佬族”,而这个族群的民歌称之为“福佬系民歌”,准确的书面称呼应为中国台湾地区闽南语传统歌谣,和大陆地区闽南语民歌应该相互区别开来,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在台湾地区,台湾民众的民间文化主流之一就是闽南语歌谣。闽南语歌谣是在台湾先民沧桑岁月中点点滴滴地磨砺和逐步发展起来的。

中国台湾地区福佬系先民和闽南传统民间歌谣之间具有无法割舍的联系,闽南传统民间歌谣成为支撑台湾先民们奋发向上的重要精神力量,同时,台湾福佬系先民们乐观的品质、勤劳俭朴的精神也深刻地体现在该地区的闽南民歌之中,闽南民歌朴实而又略显诙谐幽默的风格就是福佬系先民特质造就的。从总量上来看,闽南语传统民歌为数较少,其数量虽少但却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对闽南语音乐艺术创作的影响就更为深远。许常惠 《台湾音乐史稿》中,对中国台湾地区福佬系民歌的调类进行了分类,认为主要有采茶歌、三声无奈、宜兰调、台北调、宜兰苦调、车鼓调、台南哭调、五更鼓调、台南调、台东调等。按照该书的观点, 流行的闽南传统民歌是可以按照地域进行适当划分的,主要可分为彰南、宜兰、台北、恒春等地区。彰南地区流行的传统民歌有五更鼓、牛莉歌、桃花过渡等,宜兰地区流行的闽南传统民歌主要有一只鸟仔叫啾啾、丢丢铜仔等,台北地区流行的闽南传统民歌主要有台北调、艋胛哭调、崁仔脚调等,恒春地区流行的闽南传统民歌主要有台东调、牛摆尾、思想起、四季春等。在上述这些中国台湾地区闽南传统民歌曲调之中,能够明显地看出,南管(福建南音)曲、歌仔戏和传统歌谣之间是具有紧密联系的,它们之间相互吸纳、相互借鉴、共同促进。民谣《走路曲》、《三步珠泪》、《五更相思》等歌曲便吸收了歌仔戏曲调,而《相思灯》等歌曲吸收了南管曲曲调。大陆先民迁移至台湾后创作的民间传统歌谣,受到闽南民俗音乐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台湾原住民音乐文化的影响,在原住民音乐文化和闽南地区传统民间音乐文化共同融合影响之下而产生了具有新特征的民间歌谣。 比如,《雪梅思君》、《桃花过渡》、《草螟歌》、《病仔歌》、《点灯红》等民歌和福建省泉州民歌较为相似,很显然受到了福建先民在其迁移之前民间音乐文化的影响,而《台东调》、《丢丢铜仔》、《牛梨歌》等歌曲中的原住民族的音乐文化元素更为显著。

二、中国台湾地区闽南语传统民间歌谣特征

1.中国台湾地区闽南语传统歌谣歌词特征。音乐艺术尤其是传统民间音乐艺术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这在中国台湾地区传统民间歌谣中也具有十分显著的表现,其较好地体现该地区闽南语传统民间歌谣的风格特色。歌词作为歌谣的主要载体之一, 其语言较为真实、自然,使用的是民间惯用的语言,而非官方书面语言,这些民间惯用的语言能够较为真实地体现历史变迁的过程,能够较好地表达时代思想、民族情感和生活。在闽南先民刚刚迁移到台湾地区居住之时,闽南先民群体之中产生的民间歌谣主要以民间的生活作为素材,其歌词中有大量的内容主要是着墨于先民开疆辟土的生活情形,比如,《恒春耕农歌》、《牛梨歌》等,描绘了先民勤奋劳作、开创美好生活的景象。除此之外, 《思想起》 等民间歌谣表达了先民背井离乡的真切感情,《五更鼓》、《六月茉莉》、《桃花过渡》 等情爱类的民间歌谣体现了男女真挚感情。从歌词的体式而言,主要有“七字仔”、“杂念仔”两种。 “七字仔”的体式语言,其显著特征是七字组成一句,又有四句组成一首曲子的歌词,每一句均押韵。比如,《五更鼓》的歌词内容为:“一更更鼓月照山,牵君的手摸心肝;你咱有缘来做伴,不通放阮守孤单。”《五更鼓》的歌词就是采用“七字仔”体式创作而成的,句尾押“an”韵。又比如,《台东调》的歌词内容为:“来去台东花莲港,路头生疏不识人;希望阿娘来疼痛,疼痛阿哥出外人。” 《台东调》的歌词也是采用“七字仔”体式创作而成的,第二句、第四句押“en”韵。“杂念仔”体式语言的主要特征,在于并没有严格规整的句子组合形式,每一句的句子字数并不统一,同时每一首歌词的句子数量也并不统一。虽然每一句的字数并不统一,但大多数句子为三字、五字或七字,每一句的句末字并不要求押韵, 押韵或者不押韵,完全按照作者的创作需求而定。《乞食调》的歌词就是以典型的“杂念仔”体式语言创作而成的,其歌词内容为: “有量啊,头家啊,来疼痛啊,疼痛着阮啊,歹命的人啊。”《劝世歌》 的歌词内容也以“杂念仔”创作而成,其歌词:“我来念歌啰,……, 鸟为食亡人为财啊。”以“杂念体”创作而成的《乞食调》、《劝世歌》 虽然每一首歌的句子并不统一,每一句子的字数也未统一,每个句子之间也无须押韵,却能够自由表达创作者的思想感情。

2.中国台湾地区闽南语传统歌谣旋律特征。从旋律特征上来看,中国台湾闽南语传统民间歌谣的曲调线条显得质朴、实在, 并且羽调调式的歌曲占据了一半左右,相同歌曲的音域跨度较小,大部分歌曲的音域跨度在10度之内。中国台湾地区闽南语传统民间歌谣通常为一段体结构,一段体构成了此类歌曲的主要体式结构。在歌曲的调式方面而言,羽调最为常见,宫调式、徵调式也相对常见。民歌《天黑黑》的音域为“b—b1”八度,属五声羽调式、三句一段体结构,每一句的句尾落音都落在调式的主音之上,旋律有明显的商调倾向,其语言声调、旋律线条较为近似。 《台东调》源自原住民,其音域为“e1—e2”八度,五声羽调式,其虽然属于一段体结构,却带有重复且呈现“a+b”结构,上句都落于角音之上,下句都落于羽音之上。《点灯红》源自福建闽南,其音域为“d1—e2”九度,其曲式结构为单二部,五声徵调式,该曲前三句落音都落于宫调上。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点灯红》和福建省泉州的民歌《灯红歌》较为相似,《灯红歌》也是五声宫调式,其结构也是单二部曲体结构,落音也还是落在宫调音上。从《灯红歌》和《点灯红》两首歌曲的比较可以看出,在福建泉州民歌《灯红歌》的旋律框架基础上,在某些地方予以扩展,而在某些地方予以减缩之后发展成《点灯红》。《五更鼓》源自大陆地区,其音域为“g—b1”十度,五声徵调式,其第二句、第四句落音落在徵音上,而第一句、第三句分别落在商音、羽音上。《五更鼓》的歌曲曲调是大家都较为熟悉的,其源于苏南地区“孟姜女调”,该调对该地区戏剧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对其他地区的许多歌曲产生了影响,比如,对四川清音中的“长城调”、山东琴书中的“凤阳歌”、 台湾歌仔戏中的“种葱调”等产生了重大影响,著名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插曲、电影《马路天使》插曲,均是在“孟姜女调”的基础上经过扩展变化后创作而成的[1]78。“孟姜女调”在中国大陆地区流传甚广、影响甚深,就连在福建地区也有着不同版本的“孟姜女调”在流传,民歌的流传性、变异性在“孟姜女调”中得到了较好体现。中国台湾地区的调式分布以羽调式为主,将近一半以上的歌曲均为羽调式。而台湾隔岸的福建省以及“孟姜女调”的发源地江苏省却以徵调式为主,大约有将近40%的歌曲为徵调式。 结合《五更鼓》、《点灯红》曲式结构来进行分析,台湾传统民间歌谣不仅源于原住民以及闽南地区,同时,整个大陆传统音乐均对台湾民间音乐的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2]5。

三、中国台湾地区闽南语言音色对歌谣风格的影响

语言之中包含了众多的音乐元素,尤其是在汉语言之中更是如此。音乐之中的“中国元素”包含语言音色、间接音乐成分两个主要的部分,其中语言音色是显性符号,而间接音乐成分则为隐性符号,隐性符号是对音乐产生影响的语言音色以外的语言因素。所以,台湾传统闽南语歌谣以及其他以闽南语创作的民间音乐艺术作品,均和闽南方言语言因素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传统声乐品种的特征中,除歌词、声腔、调性等元素外,同时还具有地域性、非固定性、声乐性的特点。无论其声乐性还是地域性,均和当地的方言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其“地域性”在于凝聚了地域文化特点的方言影响下显示出来的音乐艺术特征。“声乐性” ” 是指和方言有着紧密联系的民间声乐品种以及有着地域性特点的声乐胎记的器乐类型。闽南语声乐品种所具有的独特风格,与闽南方言语言音调特征有着紧密关联,体现于南管(福建南音) 唱腔之中,除此之外也在传统闽南语民间歌谣词曲特点之中也有着十分显著的体现。在闽南语方言本身的特点来考察可知,其有着极为丰富的声调韵律,这就是其丰富的声调韵律构成了地方性独特语言音色特征。在台湾闽南语歌曲中具有显著的鼻化音特点,这受到了该地区人们口音的影响,在歌唱之时,经常性产生某些人们口音中的鼻化韵母。中国台湾地区闽南语传统民间歌谣具有传统音乐的本土气息,受到闽南传统民间歌谣的影响较大,同时能够较为深刻全面地反映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状况和精神气质。中国台湾地区传统民间歌谣和其他地区的民间歌谣一样,同样属于特定社会文化的产物,而这些歌谣的歌词及其旋律之中,可较好地体现该地区闽南语传统民间歌谣的风格特色。台湾先民们背井离乡,从其他区域迁徙到台湾岛上开垦荒地、种植庄稼,辛辛苦苦开辟属于自己的家园,这是一个十分辛苦的过程,许多传统民间歌谣中宣泄了其内心的悲苦、艰辛,同时也表现了对劳动人民辛勤劳作、开创美好生活的赞美之情。

参考文献

[1]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中国台湾地区 篇5

精彩导读：中国对外较多强调自身特色，提倡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以2011年9月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为标志，中国开始强调人类共同价值，而非一味强调特色与不同，十八大报告再次延续了这一思路。

中国崛起，是唯一未被西方殖民的文明型国家崛起，是既要复兴古老文明，又要实践社会主义的崛起。故此，各种来自西方的“中国威胁论”粉墨登场。怎样以国际语言阐释“中国梦”，让外国政府和民众对中国诉求、中国期盼畅然释怀，是中国公共外交的新使命、新主题，这恰恰也需要中国公共外交加快调整脚步。

当今世界，公共外交的主体与客体都在发生变化。以前的公共外交是政府主导行为，但现在政府的色彩日益淡化，社会的角色日益加重。以前是把国内民众对外交政策的理解与支持作为重点，近年来，国外民众逐渐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主要对象。

不仅如此，国内民众日益从公共外交的客体向主体转变，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公共外交使者。中国新公共外交，我觉得当下首要任务就是讲好中国梦，让国外公众认同“中国梦会让世界更美好”。中国新公共外交应充分发挥中国人的正能量。

公共外交的宗旨也在发生变化。过去，中国对外较多强调自身特色，提倡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以2011年9月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为标志，中国开始强调人类共同价值，而非一味强调特色与不同。十八大报告再次延续了这一思路。

中国台湾地区 篇6

摘要：台湾民俗体育形态丰富，历史悠久。“宋江阵”“花鼓阵”“攻炮城”是具代表性的台湾民俗体育活动，通过追溯它们的历史原型，可以进一步诠释台湾民俗体育的文化内涵与民族特质。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俗体育与大陆有着割舍不掉的渊源关系，两岸人民有着极其相似的身体运动文化习惯，在历史的进程中，这种习惯由于深深打上了同屬一个民族的烙印，而得以传承延续。与此同时，由于台湾自身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坎坷的发展历史，台湾的民俗体育又呈现出独特的地域特色，地域性和民族性很好地融合,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呈现着中华体育文化的灿烂与多元，呈现出落叶归根及落地生根的双重特质。

关键词： 中国台湾；民俗体育；中华历史；历史原型；地域化；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 G 8005文章编号：1009783X(2014)02011504文献标志码： A

Abstract：Taking the “Song Jiang Battle Formation” “Drum Battle Formation”and “Gun Batteries Attacking” as examples,the paper researches on the orign of TaiWan Folk Sports and make furth explaination of the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Taiwan folk sports have various connections with the mainland,the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have a very similar physical cultural habits which engraved the same marks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At the same time,because of Taiwan's spe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rough history,Taiwan folk sports show an uniqu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While,this kind of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re integrated with the national untity to presentthe brilliant and diversity of Chinese sports culture.That is called “Fallen leaves return to the roots”and “Taking differents roots in different grounds ”.

Keywords：Taiwan；folk sports；Chinese history；history prototype；regionalization;localizationお

收稿日期：20130311

作者简介：张矛矛（1981—），女，江苏徐州，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文化、体育传播；彭晶（1990—），女， 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体育文化体育传播。

作者单位：

中国矿业大学 体育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6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ologyPE departmentXuzhou 221006

民俗体育是指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由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一种特殊的体育文化形态。民俗体育主要包括2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民俗体育存在于广大民众之中，民众既是民俗体育的创造者、享用者和传承者，又是民俗体育的载体；其次，民俗体育是被广大民众所传承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它在时间上是可以时代延续，在空间上也是可以传播和扩大的[1]。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2]。

民俗体育是一定时代一定地区的产物，是当时当地民众生活的体现，又传承着历史文化的积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历史的见证。台湾民俗体育项目主要包括舞龙舞狮、龙舟竞渡、宋江阵、跳鼓、扯铃、踢毽、跳绳、陀螺、布马阵、车鼓阵、旱船、高跷、民俗特技等内容。其中除了很少的一些是在我国台湾本土形成的之外，大多数是从大陆传承过去的，与中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3]。追溯台湾民俗体育的历史原型，能够进一步诠释台湾民俗体育的文化内涵与民族特质，同时对中华体育文化发展脉络的梳理也起到了促进与印证作用。

1宋江阵、花鼓阵、攻炮城历史原型追溯

1.1宋江阵

“宋江阵”是春节、元宵、中秋等民间传统节日里表演的一种气势磅礴、阵势宏大、威武壮观的民间武术表演。“宋江阵”的武术表演人数可多可少，一般有36人、72人和100余人3种。主要扮演宋江、卢俊义、公孙胜、李逵、孙二娘、武松、阮小二等。

宋江阵以锣鼓点场，以正副龙虎纛旗为前导，首先按36天罡、72地煞的座位顺序亮相进行表演。手中器械，即刀、枪、剑、镰、钩、盾牌等 18般兵器。 一般以“宋江舞大旗”开场，以“关胜舞大刀”结尾[4]。

1.1.1梁山水浒

关于宋江阵的来源，有说法：北宋年间，宋江等人在梁山聚义后，为抵抗朝廷的镇压，发明了宋江阵。当时的宋江阵由108位水浒好汉组成，36天罡、72地煞悉数上阵，表演双人套路、三人连环套路、单人和对打表演、八卦阵。凭借宋江阵，梁山义军一次次击退官兵的围剿，一时朝野震惊。

起义失败后，神医安道全在九天玄女庙出家，他一边行医治病，一边教僧人排演宋江阵。宋江阵操练之时也是庙宇最热闹之时，众多乡邻纷纷前来观看并模仿。宋江阵随之在当地流传，每逢庙会或祭祀，郓城人民便自发来到九天玄女庙前，演习宋江阵，纪念水浒英雄。

据传，施耐庵在郓城任训导期间经常到九天玄女庙观看宋江阵表演，他把宋江阵写进《水浒传》，因而《水浒传》中的排兵布阵才如此惊天震地，深深吸引一代又一代读者。宋江阵的表演场地九天玄女庙，即《水浒传》中九天玄女娘娘赐予宋江三卷天书的地方。

追溯《水浒传》中宋江的原型，学术界有2种说法：

一为淮南宋江（宋末）。

宋江与《水浒传》中的一些杜撰出来的人物不同，历史上确有其人。很多史书、文人笔记里都记录了关于宋江的一些零星记载。《宋史•徽宗纪》上记载宣和三年（1122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今山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通过《宋史》的记载可知，宋江起义的时间在宣和元年到宣和三年。起义主要涉及的地域在太行山、山东及江苏北部一带，“横行河朔，转略十郡”。起义的首领是宋江。起义具有流寇性质，不一定有固定的根据地。起义的结局是严重受挫后投降。起义的规模虽然不太大，但战斗力特别强，“官军数万不敢撄其锋”。

虽然宋江真有其人，也曾在宋末领导农民起义；但是只是昙花一现，与《水浒传》中描写的梁山108好汉不管是规模还是影响力都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对于《水浒传》及时雨宋江，史学家推测应该为元末明初的义军首领张士诚。

二为泰州张士诚（元末）。

《〈水浒〉杂考》一文中认为，《水浒》成书于元末明初。元末群雄并起，其中的张士诚起义在许多方面与《水浒》中描写的宋江起义十分吻合。例如：张士诚自发难至失败，历14年，《水浒》写宋江一班人聚义，也是14年，而真实的宋江起义，却只有1年多时间；张士诚最后投降元朝，宋江接受招安，也歸顺朝廷；张士诚起义时，啸聚造反的群雄，如金陵朱元璋、九江陈友谅等，有15路，而《水浒》中列举占据山寨、对抗朝廷的，如十字坡张青、揭阳岭李俊等，也正巧是15路，而且，《水浒》作者施耐庵曾为张士诚的幕府，跟随张士诚起义。清代顾苓在《跋水浒图》 一文中说“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所作《水浒传》题曰《忠义水浒》，而张士诚起义的首领张士诚即为《水浒》中宋江的原型。

张士诚，字确卿，出生于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省大丰县）的一个贫苦的盐民之家。他是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领导了江浙海盐民反对元朝统治的武装起义。他领导的起义军纵横江浙一带，建立了革命政权，控制了中国东南最富庶的地区，切断了元朝漕粮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从经济上沉重地打击了元朝统治者；他在江浙地区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减免赋税，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促进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由于农民起义军的历史局限性，在革命后期，他领导的起义军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投降了元朝统治者，成为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工具，最终被朱元璋打败。

1.1.2闽南少林五祖

台湾的民族体育运动有很大一部分源于闽南，而“水浒阵”也是如此。闽南地区的民间传统武术表演水浒阵，最早出现于明末清初，相传是少林五祖拳祖师蔡玉川所创。

五祖拳是白鹤、猴、罗汉、达尊和太祖5种拳法的合称，蔡玉川把上述5种拳法经过整理加上玄女法和后来所学北派拳法创编成的一种新拳种。五祖拳也是少林寺里僧人主要锻炼的一个拳种。

五祖拳源自清朝末年，朝廷火烧少林寺后，5位突出重围的僧人胡德帝、李式开、马超兴、方大洪、蔡得沛逃到福建借南少林掩护，秘密开展“反清复明”活动，称为少林五祖。他们将自己所学的拳法流传于民间，而他们所流传下来的拳术被后世称为“南少林五祖拳”。郑成功反清复明受到清政府打压，这些义士遂转入以迎神赛会化妆表演形式，保持练武习俗和武术套路，于是，在节庆中便出现了一种以装扮水浒英雄好汉108将参与踩街表演的队伍，即“宋江阵”或“套宋江”。

1.2花鼓阵

花鼓阵是以锣和鼓2种乐器,配合着凉伞,跳出节奏轻快又富有韵律感的舞蹈。花鼓阵的表演人数没有一定的限制,基本上要有1人手持头旗，1人身背大鼓，2~4人拿着铜锣一起演出。头旗是全阵的总指挥，大鼓和铜锣是表演者舞步节奏的伴奏乐器，凉伞负责前后串场。表演时成员多排成四方阵，大鼓在中间，铜锣分居四角，以此队形为基础，在头旗的引导下变化各种队形，一般从“跳四门”开始，接着是“凉伞花鼓”“空穿什花”“十字什花”“蜈蚣阵”等，最后所有表演者聚在一起，做360°急转弯，然后各回原位。

花鼓阵的舞步只有屈膝扭步一种，表演者听从锣鼓的节奏、速度与声音节奏，来调整动作的快慢，同时变化队形。花鼓阵就是以这种动感十足的舞步，加上整齐划一的队形一起简洁有力地吆喝，吸引观众的注意[5]。

关于花鼓阵的原型，有以下2种。

1.2.1戚继光军民鱼水情

明朝末年，倭寇在大陆东南沿海一带为乱，让百姓深感痛苦，而当时驻守东南沿海的统帅戚继光，多次击退倭寇来犯，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明嘉靖43年（1564年）除夕夜，倭寇趁我军民庆祝春节之机，入侵龙江地域。当时，漳州一带的百姓正在吃年夜饭，发现倭寇后，急忙躲入深山。当年驻将戚继光带兵奋勇抗击，在正月十四将入侵倭寇全面歼灭。第二天就是元宵节了，逃难的百姓回到家中后，为感谢浴血奋战的将士，纷纷杀猪宰羊犒劳戚家军。就在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当日，敲着大鼓，踏着舞步，冒雨来到军队大营，戚继光连忙命令士兵为百姓撑伞遮雨，持伞的士兵受到欢迎气氛的感染，也不由自主地随着节拍舞动。这项充满欢乐气氛的体育舞蹈随之流传下来，成为今日的花鼓阵[6]。

1.2.2郑成功农田练兵

另一种关于“花鼓阵”起源的说法与经营台湾多年的郑成功有关。当年郑成功率领军队来到台湾后，将军队分配至各地开垦农田，再利用农闲之时演练兵法，为长期征战做准备。同时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经常举行田间比武活动，广邀地方上的擅武之人前来一对一地进行竞技，一旁的观战者则敲锣打鼓助阵。后来清政府接管台湾，这项活动却在民间流传下来，并转化成为节庆日的表演活动。

1.3攻炮城

攻炮城为台湾民间体育游戏。炮城用竹子扎成圆形骨架，比脸盆稍大，周围环绕一串长长鞭炮，它象征古代城垣，炮城制好后，悬挂在空旷处，约2层楼高。游戏开始时，设守城卫士1~2人，攻城“炮手”人数不限，攻城开始时，炮手们将各自事先准备好的鞭炮点燃，对准炮城，谁幸运将自己抛掷的鞭炮触发了城垣上的炮芯，引发炮城大爆炸就为胜者，可获得丰富的奖励[7]。

这一民俗体育运动的诞生于郑成功操练水师。明末郑成功水师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出现的最大的商团武装，也成就了中国近代水军的辉煌一时。水师是郑成功的主力。他说过：“我师得力，全在水师。”他的陆师有时也打败仗，水师则纵横东南沿海，所向无敌。据《台海使槎录》记载，郑成功水师官兵们在惊涛骇浪中的行动，就像陆地一样，矫捷如飞，还有一种潜水兵能在海里偷袭敌船。在驱荷复台的战斗中，郑成功的水师打败了号称“海上霸王”的荷兰舰队，充分说明郑成功水师在海上作战的威力，为收复台湾立下了汗马功劳。

郑成功训练水师的地方，主要在厦门。他在鼓浪屿日光岩和厦门文圃后山分别建立水操台和观操台，亲自指挥水师官兵进行严格的操练。当年操练之时，部将洪旭为防士兵开小差，想出妙策，订造了大量鞭炮，扎成一个个“炮城”，发给士兵鞭炮，鼓励官兵同乐，全心全意“攻炮城”，攻下者给予重赏，既可消除士兵的思乡情绪，又可锻炼瞄准技巧，有助实战能力的提高。

2台湾民俗体育之文化剖析

台湾民俗体育项目作为台湾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传承着文化，见证着历史，通过历史的原型追溯，它的诞生与发展与中华文化有着不解的渊源，却又是特色凸显。对于台湾民俗体育的文化剖析，可以尝试用2个成语来诠释：落叶归根及落地生根。

2.1落叶归根——体现大中华文化的传承性与统一性

2.1.1传承中华民族历史

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从夏商至明清经历数十个朝代的兴衰更替，而期间多少英雄轶事都在历史的长河中转瞬即逝，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而这些历史故事、世事沧桑，不仅以文字的形式凝固在史册传记中，也以一种鲜活的方式在民俗体育中得以传承。而台湾的民俗体育同样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记录并传承着一段段中华民族的历史。

宋江阵的历史原型——宋江，不管是宋末的淮南宋江，还是元末的泰州张士诚，都记录了那一段农民起义的进取不屈和悲壮，他们虽然没有撼动封建王朝的根基，甚至功败垂成；但其间闪现的智慧和勇气仍然鼓舞着后人，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证。

花鼓阵则再现了民族英雄戚继光扫除倭患，军民鱼水的佳话；郑成功的屯军种田，以农养军的策略也在这一民俗活动中得以传承和再现。而攻炮城这一台湾民俗游戏，不但记录了郑成功操练水军的智慧，而且展现了中国近代水师当时的辉煌。

2.1.2蕴含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文化内涵

虽然经历过跌宕与争议，但是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根深蒂固，并作为中华文化移垦的边疆地带，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对中华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扬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台湾体育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地方文化，虽然历经历史的沧桑变迁，但台湾的语言、文字、艺术、伦理、哲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文化“深层结构”，以及饮食习惯、节日习俗、婚丧嫁娶、各种礼仪等“表层结构”，均沿袭中国传统，强烈地反映并聚合了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的“风骨、气势、灵性、神韵、俊逸、沉郁、婉约、豪放、意境”和中国古典伦理中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气、理、心、性、言、意、道”等民族性，未因其他文化的浸染而出现质变，这一点台湾的民俗传统体育项目是见证[8]。

不管是水浒英雄108将，还是民族英雄戚继光、郑成功，他们的奋斗与自强都以不同形式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仁、义、礼、智、信。水浒好汉的以武犯禁，打抱不平；疏财仗义，劫富济贫；以义为纲，见义勇为，都是中华民族侠义精神的诠释和赞颂；民族英雄戚继光、郑成功则以自己的坚强不屈，浓缩了一段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历史，荡平危害东南沿海的倭寇，为巩固祖国海防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和意志。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誓死戍边的气概是中华民族最具张力的精神财富。而在台湾民俗体育中记录的一个个鲜活的历史故事，同时中华文化的精髓也在其间得以传承和颂扬。

2.1.3与大陆民俗体育血脉相连

台湾与大陆一衣带水，台湾的民俗体育项目很多发源于大陆文化，并与大陆民俗体育的一些项目因为共同的亲缘关系而血脉相连。比如在江苏南京高淳县也存在一个与台湾“宋江阵”极为相似的民俗体育活动“打水浒”[9]。高淳武术源远流长，宋朝时就颇有名气。明清时期习武练功在民间已有了相当规模。打水浒并非上演攻打水浒梁山戏剧，真意是表演水浒人物的武术技艺。打水浒一般由36人组成。根据梁山英雄扮演一定角色，使用真刀真枪，十八般武器轮流械斗，武术高手们把武功融入杂耍之中，逐步形成一种独特的武术风格、套路。虽然江苏与闽南相隔千里，但是共同的文化根源，还是让海峡两岸的很多民俗活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的烙印。

2.1.4体现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整体特征

台湾民俗体育不管是随着大陆移民而迁徙所至，还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项目，都体现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整体特征。比如，依附性、表演性、娱乐性等。台湾的民俗体育也具有较强的依附性，主要依附于人们日常的生产劳动、岁时节令、婚丧嫁娶、信仰崇拜等活动中。比如前文中提到的“宋江阵”“花鼓阵”“攻炮城”一般选择在春节、元宵、中秋等节庆日表演。与西方体育相比，东方的民族传统体育的竞技性较弱而表演性和观赏性较强，而这一点在台湾民俗体育中也有所体现。“宋江阵”从本质上已经演变成为传统武术表演，而“攻炮城”虽然具有一定的竞技性；但是其间鞭炮声、欢笑声不绝于耳，胜利者预示新的一年百事顺利，五谷丰登，所有参与者无所谓胜负，都开怀而归，这又体现了民俗体育的娱乐性。

2.2落地生根——体现台湾的地域性和本土化特色

地域性是民俗体育在空间上所显示出来的特征。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正是民俗体育的这种地域性特征的很好说明。决定民俗体育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因素，而台湾民俗体育也体现出明显的台湾地区色彩。

2.2.1反映台湾历史沧桑

台湾的民俗体育不仅记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而且再现了台湾的沧桑，特别是对戚继光抗倭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萄铩＊

台湾被荷兰侵略者于1642年强占，台湾人民不断起义反抗，屡遭血腥镇压。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四月，郑成功率师2万5 000及數百艘战舰自金门出发，经澎湖，直取台湾。在台湾岛上人民的支持协助下，登陆后围攻荷兰总督所在的赤嵌(在今台南境内)，并击溃自巴达维亚(今印尼亚加达)前来驰援之敌，前后苦战8个多月。康熙元年(1662年)2月1日，荷督揆一被迫签字投降。至此，被荷兰帝国主义者实施了38年残酷殖民统治的宝岛台湾终于重回祖国怀抱。郑成功在台湾民众心中有着难以取代的重要地位，以“郑成功”命名的大学、中学、小学、道路及一些公司和商店，处处可见，还有保护完好的赤嵌楼、延平郡王祠、安平古堡等古迹，都详细记载着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丰功伟绩。而台湾民俗中的很多体育项目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记载着台湾一段段沧桑的历史与英雄的战绩。

2.2.2融入台湾戏曲文化

台湾的民俗体育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很多是源于大陆，随着闽南移民来到台湾，但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这些项目也发生了本土化的转变。比如宋江阵、花鼓阵等都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又融入了台湾的民间戏曲、杂技、音乐等艺术形式，使宋江阵更加丰富多彩，风格淳朴自然，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喜爱。

台湾的主要剧种有福建传入的梨园戏、高甲戏、福州戏和广东传入的大戏等。另有从民歌基础上吸收大陆各剧种的唱工、音乐、行头、道具等而生产的地方戏剧，如歌仔戏、采菜戏、车鼓戏、大人红戏、童子戏、子弟戏与查某戏等。

2.2.3折射海洋文化特色

台湾位于欧亚大陆板块和太平洋板块间，四周尽是苍茫大海，海岸线绵延1 140余km。风帆时代，即为孤岛一隅的先人提供了亲近海域的诱因。宋末元初，澎湖已有商船寄碇，随后闽南渔场扩大至台湾西岸，1624—1662年，随着重商和殖民主义的兴起，在荷兰来印度公司的积极经营之下，福尔摩沙逐渐成为欧亚贸易网络的运转中心之一，其间历史诱因与逼因交集，因缘汇聚来自欧亚各地的海洋移民，先后登场，加上早起的南岛民族，文化十字路口滋育出多元丰富的海洋自觉与海洋文化[10]。

欧洲海洋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尚武、侵略性，这点可以自希腊海神波赛顿的形象看出。波赛顿被塑造成一个手持三叉戟的壮年男子，骑着骏马在海上飞驰，所到之处，波浪翻涌，这种对强权的崇拜，以征服、冒险、掠夺为本质的海洋文化，恰恰反映在欧洲的海洋史。中国大陆沿海，自辽东半岛、渤海沿岸，至江浙、福建及广东地区，都是海洋文化孕育诞生与发展的基地，台湾正居于其中。台湾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多种族群组成及不同时代背景，台湾文化呈现出以中华文化为主导，土著文化、欧美文化、日本文化相融合的多样化的特色。而台湾的民俗体育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内陆体育文化的内敛和谐，而且呈现出海洋文化的开放与尚武。比如宋江阵、花鼓阵及攻炮台，都有着明显的尚武色彩；但是台湾的海洋文明与欧洲的海洋文化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比如中国海神的代表“妈祖”，是庇佑海民，使其免受威胁的母爱之神，与波塞顿富有侵略性的形象有着很大的差别，在展现力与美的同时，展现出更多的和谐与宽容。比如在宋江阵表演的最后要表现出“国泰民安”寓意。

3结束语

纵观台湾文化史，历经荷西、明郑、清治、日治、中华民国等多个阶段，因为移民族群分布与占领期间较冗长等因素，仍以中国文化为其文化构成主轴，台湾文化也因此成为中国大陆文化移垦的边疆地带。即使于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大量进入台湾的今日，台湾民间的价值判断与社会习俗仍大多以中国大陆的儒家道德标准为主。另一方面，汉移民带来的中国大陆原乡文化，却在台湾文化400年演进历史中，多次产生“落叶归根”与“落地生根”的观念对立。台湾学者将民俗体育的定义界定为“一个民族所慢慢共同形成与传承延续的一种具有身心教育意义的身体运动文化习惯”[11]。通过对台湾民俗体育历史原型的考析，台湾的民俗体育与大陆有着割舍不掉的渊源关系，两岸的人民有着极其相似的身体运动文化习惯，在历史的进程中，这种习惯由于深深打上了同属一个民族的烙印，而得以传承延续。与此同时，由于台湾自身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坎坷的发展历史，台湾的民俗体育又呈现出独特的地域特色，地域性和民族性很好地融合,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呈现着中华体育文化的灿烂与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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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沈峰明.台湾内门宋江阵发展之研究[D].屏东：屏东师范学院,2005.

[10]邱文彦，吴密察.海洋与台湾：过去现在未来，海洋文化与历史[M].台北：胡世图书，2003：58.

中国台湾地区 篇7

关键词：印度,中国台湾地区,经贸关系,历史演变,发展趋势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众所周知, 美日是影响台湾问题最重要的国际因素, 但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 印度是南亚地区具有主导地位的国家, 南亚是中国的重要周边, 印度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目前印台关系的发展仅仅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另有所图, 印度对台政策是否会出现变化, 以及未来印台关系的发展趋势, 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一、冷战后印度与中国台湾地区经贸关系的现状

1991年前苏联解体, 国际政治进入一超多强的后冷战时代。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 拉奥政府调整外交政策。在亚太地区, 印度开始实行“东向政策”, 发展与东盟国家、韩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关系。与此同时, 20世纪90年代初, 台湾李登辉当局推行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所谓的“务实外交”, 即通过“银弹外交”拓展国际空间, 推行“南向政策”, 分散台商海外投资, 避免台湾经济边缘化。陈水扁执政时期, 不仅提出“积极管理、有效开放”作为未来两岸经贸政策的“新思维、新作为”, 而且再次重启“南向政策”, 对抗“西进潮流”, 将印度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在台湾当局的诱导下, 印度开始逐渐重视我国台湾地区, 印台不断提升“实质关系”, 经贸交往逐渐密切, 主要体现在冷战后印台双方贸易额逐年增加, 贸易合作平稳发展。根据台“行政院主计处”统计数据 (参见表1) , 2007年印台贸易额约为48.8亿美元, 较2006年增加79.82%。2008年, 台印双边贸易增加近12%, 双边贸易量增加到53亿美元, 台湾顺差6亿美元。

作者根据台“行政院主计处中华民国统计资讯网”资料自制。

印台市场和经济互补性强, 发展空间广阔, 台湾地区通过印度可以打开中东和非洲市场。台湾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 主要依靠海外市场, 在技术、硬件、管理人才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台湾具有完整的硬件制造供应链, 是全球重要的硬件产品生产与代工区。台湾的PC产业、半导体产业、LCD产业、手机产业等都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印度则是内需型经济的代表, 具有国内市场广阔, 科技人才资源丰富, 劳动力成本较低等优势。印度被誉为“软件王国”, 拥有大量廉价的软件技术人才, 是全球最大的软件外包中心, 在企业全球研发布局的地位不断提升。此外, 印台在纺织业、机械加工、医疗、航空航天、能源的开发等领域也展开了积极的合作。

近年来, 台商在印投资增加明显。自2002年印台签署《投资促进及保护协定》以来, 台“经济部”每年组织大型经贸访问团赴印度等国参观考察, 以经济利益为诱饵, 推动印台关系发展。2003年底, 台商对印投资累计只有1.1亿美元。而2008年印度台商达到67家, 累计投资金额10亿美元, 散布全印各地。究其原因, 一方面印度自1991年推动经济改革以来, 平均所得由316美元增至1043美元, 涨幅达到3倍以上, 中产阶级崛起为印度注入新活力, 为台商提供新的商机。另一方面, 台湾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雄厚的经济实力, 成熟的管理经验以及高素质的人才, 诸多优惠措施陆续出台, 都有利于印台经贸关系稳步向前发展。台湾驻印“代表”翁文祺表示2009年上半年, 台印将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这将成为台印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同时近期还将宣布持有美、加签证的印度民众来台可以享免签证。台“外交部政务次长”夏立言表示为强化台印政经关系, 除新德里设立办事处外, 将评估另在南印度的台商重镇的清奈 (Chenni) 设立办事处的可行性, 这将有助于扩大发展与印度南部各邦的关系。

二、对冷战后印台关系发展的分析

纵观冷战后印台关系发展历史, 笔者认为冷战后, 印度在台湾问题上仍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但对台政策更趋灵活, 目标日益多元化, 不断提升印台关系, 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国际形势和岛内局势发生变化。苏联解体后, 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大国关系经历了深刻的调整, 形成既相互倚重又相互制衡的局面。俄罗斯成立之初, 政治上过于孱弱, 经济上过于贫困, 无力顾及印度, 因此, 俄罗斯在南亚实行战略收缩。尽管印度失去了前苏联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但是前苏联势力退出南亚地区对印度来说, 在战略上是有利的因素。同时美国重新调整了南亚政策, 从冷战结束初期推行“印巴平衡”外交, 转而奉行“重印轻巴”的倾斜政策, 美印关系回暖。中印之间的历史纠葛依然存在, 但是双方为了解决历史问题出现了缓和的气氛。同时,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 台湾岛内“台独”势力大搞“去中国化”活动, 推动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务实外交”, 积极发展与印度等国的“实质关系”, 鼓励台商投资印度, 以平衡台商“西进大陆”的趋势, 缓解所谓大陆对台湾“以商逼政”的压力。二是保持南亚大国地位, 维持自身安全利益。巴基斯坦是涉及印度核心利益的问题, 通过打“台湾牌”, 利用台湾问题制衡中巴关系的发展, 限制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 最大限度地谋取政治、经济利益, 成为冷战后印度对华外交政策的重要走向之一。而且印度洋是中国能源供给依赖的重要生命线, “藏独”势力以印度为大本营, 具有亲印度倾向。中印之间在印度洋能源管道、西藏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尚未解决的边界问题为印台“实质关系”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同时由于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问题尚未解决, 印度东北部分离主义倾向依然存在, 中国因素是印度如何处理克什米尔问题的一个重要考量, “台独”运动又可能引起国内分离主义运动的连锁反应, 因此印度不愿因台湾问题而导致中印关系的恶化。

三、未来印台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随着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的历史轨道, 呈现出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新局面, 国际社会也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持乐观态度。而且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严峻考验, 大陆经济增长速度趋缓, 但仍被视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两岸现实政治和经济力量对比朝着更有利于大陆方向发展。台湾地区在印度“以台制华”和印度在台湾地区“联印制陆”战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 印度“以台制华”和台湾地区“联印制陆”战略所获得的利益呈曲线下降趋势, 而与大陆对抗的成本呈直线上升趋势。未来印台关系存在升温的可能性, 但短期内大幅升温的可能性不大, 推动印台关系发展的基础和诱因仍旧存在。

一方面, 台湾当局将以民主价值观为纽带发展印台关系, 建立遏制大陆的战略体系。台湾方面认同印度是民主国家, 双方共享民主价值观念, 希望建立“亚太民主价值同盟”, 推动印度与美国、俄罗斯以及亚太国家形成一个有助于使中国边缘化的战略框架。

另一方面, 台湾当局试图提升印台双边关系的政治因素仍将大于经济因素。虽然印台在经济资源、产业结构、资讯产业领域等方面互补性强, 合作潜力巨大, 但相对于大陆和东南亚地区, 台印双方贸易额总量仍然相差甚远。印台经贸合作在短期内仍处于初级合作阶段。印台双边贸易额不高, 相互投资规模小, 在制造业、服务业和金融业等领域投资总额偏低。

作者自制。资料来源为台湾《天下》杂志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台湾当局推行的“南向政策”的目的在于在经济上减少对大陆的依赖程度, 在政治上与大陆形成对抗, 制造“实质台独”的国际影响。一言以蔽之, “南向政策”的实质是“以经济换取政治, 以经贸拓展外交”。李登辉推行的“务实外交”, 陈水扁奉行的“烽火外交”中, 发展台印关系的政治因素的倾向较为明显, 马英九提出的“活路外交”强调“外交”为经济发展服务, 关注台湾参与国际和区域经济体系的问题, 尤其当前岛内经济处于低迷状态下, 马“政府”拓宽经济合作领域, 多渠道发展经贸关系的意图更为突出。2007年马英九访印时, 曾表示他的经贸政策不只是西进到中国内地, 而是希望展开多边触角, 尤其他这次来访就是希望重新认识印度。但是相对于大陆20多年来形成的日益完整的产业链, 日趋成熟的投资环境, 印台经贸发展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瓶颈问题:第一, 印度投资环境不容乐观。印度制造业相对落后, 基础设施严重缺乏, 语言文字障碍难以逾越, 各邦之间税法规定不同, 宗教种族冲突激烈, 官僚体系较为僵固, 办事程序繁琐。第二, 印度对外资限制严格。由于长期殖民历史形成的“东印度公司恐惧”, 自尼赫鲁时代, 印度执行以自力更生为主, 利用外资为辅的发展战略。长期以来, 印度政府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以及国防安全的行业实行严格的限制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资进入印度市场。因此从台湾地区与印度近八年来的贸易数字来看, 虽有大幅增长, 但仍处于低水平, 印度在帮助台湾地区摆脱经济危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限, 双边往来的目的和重心并未完全放在经贸关系上, 政治因素仍旧是重要考虑, 如何利用中印之间矛盾, 取得台湾在地缘政治、国际空间等方面的最大利益是台湾方面对印政策的出发点。

参考文献

[1]苏永耀:“我驻印代表:前进印度, 时候到了”.载《自由时报》, 2009年3月4日, A3版

[2]刘玉春王建民:《台印经贸往来的现状与走向分析》.载《亚太经济》, 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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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苏永耀:“我驻印代表:前进印度, 时候到了”.载《自由时报》, 2009年3月4日, A3版

[6]苏永耀:“我拟在南印度设初”.载《自由时报》, 2009年3月4日, A10版

[7]Far Eastern Ecnomic Review.May5, 1988.P26

中国台湾地区 篇8

一、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程

台湾经济之开发，始于日据时期，早年着重于发展农业，自1931年起继而推行工业化。1949—1960年，进行著名的“土地改革”，此阶段，企业活动以公营企业为主，此外政府采取土地改革的手段来促进农业发展, 是当时的主要成果。1960—1975年，出现“劳力密集”时代。台湾靠着为数众多的家庭手工，逐渐发展成后来的“中小企业”，1964年台湾经济成长率首次出现二位数的成长(高达12.3%)，第一次有出超，同时国民每人所得突破200美元，而长达14年的财政赤字首度消失。不过，就在经济日益稳定的同时，囿于岛内市场太过狭小，为了进一步发展，于是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政策鼓励下, 中小企业开始进军国际市场, 从此进入外销拓展期。

1975—1985年间为资本密集时代。此段期间，台湾遭逢重大的挫折，包括退出联合国，与美日等国断交，致使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处于被孤立的状态。但是，在蒋经国先生的领导下，推动了扭转台湾经济向上发展的各项经济建设，在累积了技术与外销的丰富经验后，台湾经济开始起飞，产业蓬勃发展，外销使得企业规模逐渐变大，产业开始从事多角化经营，而集团企业也因此诞生，例如台塑、新光、国泰、台南企业等。另一方面，1980年新竹科学园区成立，开始发展高科技产业，奠定了日后台湾信息产业的基础。

1985—1995年间，属于国际发展的年代。在1988年蒋经国先生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探亲后，台湾开始迈入崭新的时代，从过去的贫穷逐渐走向茁壮、成长，当时的外汇存底就已高达760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二。在这样有利的发展环境之下，中小企业经开始走向国际市场，代理国外产品进口或替国外厂商代工，从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原始[设备生产]商)到ODM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原始[设计制造]商)，甚至自创品牌，此时台湾的中小企业不再以廉价劳工为优势，而改以优良的技术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例如，当时极富盛名的《捷安特》脚踏车、《肯尼思》网球拍……等，都成为世界知名品牌。

1995以来，属于技术密集时代。随着因特网的兴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以及过去全球企业竞争的模式。由于信息产业蓬勃发展，使得企业对于经营方式与信息科技的应用和以前大不相同。而随着信息发展的趋势，使得企业管理者面临更大的挑战与压力。企业管理, 改朝重视“创新”、“快速灵活”以及“虚拟化组织”等新思维的突破与建立，因此许多企业管理者将营运重点摆在策略联盟及网络应用上，以求具备国际企业的竞争优势。

二、中国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的时期区隔

（一）农业培养工业，进口替代时期（1950—1960年）

1950年代初期，台湾百姓约60%依赖农业为生。国民党政府实施了三项重要的土地政策, 包括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及耕者有其田，逐渐地改善并提高农民的所得及消费能力。而在工业方面，发展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iton)工业，并以劳力密集型的农产加工及手工艺品为主。

（二）轻工业由进口替代转为出口（1960—1970年）

1960年起，台湾已渐被进口替代工业的产品所饱和，于是国民党政府采取一连串的改革，包括实施外汇单一汇率，以出口扩张代替进口制约，并鼓励国民储蓄与投资，奠定了1970年以后经济起飞的基础。此一阶段台湾经济成长在1971—1973年平均年成长率达12.93%，最高一年为1972年的13.1%，劳力密集型的纺织及装配性电子，成为该阶段的主力工业和出口的主力。

（三）十大经济建设及后续各项建设（1970—1980年）

此期间，台湾面临二次重大的石油危机，使得台湾经济呈现低成长、高物价的变动，但自1973年起，国民党政府推动十大经济建设及后续各项建设，启动台湾经济的发展。但因两次能源危机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影响，使决策当局重新思考调整过度依赖能源与资本密集的产业结构，而影响经济发展。

至于自1980年起科技导向阶段，因与1980年新竹科学园区成立后，开始发展高科技产业相似，在此不再重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近代史可谓饱经沧桑，伴随台湾政权更迭以及社会变迁，台湾的纸币也不断地变化。关于纸币上的变化, 概述如下：

1.1915—1932年及1933年版的纸币，是由当时日本人操纵发行，名叫“台湾银行券”，发行银行的名称含有“株式会社”等日文用词，并有“大日本帝国”等字样。

2.1946—1947年版的纸币，因台湾已经光复，故纸币上出现了孙中山先生的头像，名叫“台币”，发行银为“台湾银行”。

3.1949年开始发行“新台币”，票面上不再标注台币字样，改背面出现英文“台湾银行”的字样和标注的币值。1969年版的纸币上出现“中华民国”的字样。在此之前，则以民国纪元的年号中带有中华民国字样。1976年版的纸币上，开始出现蒋介石先生的人头像。1999年版的纸币，其汉字排版顺序改为自左至右的形式。同年版的不同面额的纸币上首次出现了儿童肖像，发行银行的名称也由台湾银行改为“中央银行”。

三、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前景展望：马英九当选, 两岸出现新契机

2008年3月22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过后，国民党的马英九比对手赢超过220万票而当选下一任领导人，两岸又多了一项《最大公约数》。看来历史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自然法则”(Nature’s Law)，在21世纪，对于两岸“合” (统一) 的脚步，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是活在当下的炎黄子孙，值得喝采的大事。

依据“人力银行”最新调查发现，岛内企业对求才景气出现一年来首见的“征才人数高涨”指标，3月征才领先指标达到17%，相对于去年底还是-3%，征才指标增加整整20个百分点。同时人力银行每月都会进行企业征才及景气指标调查，虽然最近一次调查是在选前进行，但是或许是预期选举结束后，一切将回归正常，企业对3月景气及征才指标都出现较为乐观看法。以景气领先指标为例，去年12月还是-15%(即将表示乐观与悲观者相减)，但是到3月时，已经大幅反转为16%，对于4月则小幅缩到15%，光是对景气乐观期待就较去年底增加30个百分点以上 (1) 。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公布后，许多民众的消费意愿大幅提升，也更敢花钱买房子等，预期这股趋势持续至年底，可带动岛内生产毛额(GDP)的增加。 (2) 另外，加强两岸紧密互动方面, 已开始规划建立两岸金融预警及防卫机制，促成两岸金融监理机制运作，未来政府将积极协助金融业以更有利条件进入并开拓大陆市场。对于台商赴大陆投资，新政府也将从以往的“管理重于开放”，改为“开放重于管理”，台商赴大陆投资上限的放宽，将有助于台商的发展和升级转型。

值得一提的，竞选期间马萧阵营提出之“两岸政策”方面，包括520后马上直航谈判、有限度承认大陆学历、开放陆资来台投资房地产、陆客来台观光、建立两岸金融监理机制、朝开放方式规划等等，这些措施，将有利于未来两岸人民的互动, 相信未来我们两岸的关系，将会展开一个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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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彭光治《.股戏》——走过半世纪的台湾证券市场[M].台北:台北早安财经文化出版社, 2000.

中国台湾地区 篇9

一、“中国元素”中的红色表现

1.红色象征热量、活力、意志力、火焰、力量、激情、性欲、生命力、生存本能、自然伟力、恐惧、坚强的意志或自信、忠诚、动机、大度、财富和幽默等。

2.按照我国传统习俗, 春节里运用最多的色彩是红色, 红色是喜庆、高兴、吉祥、发达之色;是阳刚、坚强之色。每家都要贴春联, 以示辞旧迎新。红色透着喜气、吉祥, 加上祝福的话语, 更表达了驱邪避灾、保佑平安之意。

3.南北民俗中, 都有在本命年挂红避邪躲灾的传统。红色是太阳、血和火的颜色。因此每逢本命年对红色特别钟爱, 在大年三十, 穿上红色内衣, 系上红色腰带, 佩带用红丝绳系挂的饰物, 来迎接自己的本命年来趋吉避凶, 消灾免祸。

4.年画是表现“中国红”的代表。它题材广泛, 表现驱邪纳祥、欢乐喜庆、传说故事、节日风俗等。年画中运用红色, 必在精华之处, 就像万绿丛中一点红, 有画龙点睛的美感。表现吉祥吉庆之事的年画, 以大面积红色为主色, 年节之时象征着吉庆和幸福。

5.南北各地农村在春节期间都要贴窗花, 达到装点环境、渲染气氛的目的, 并寄托着辞旧迎新、接福纳祥的愿望。单一的大红色, 透露着红火之意, 使人们联想到年后的日子红红火火, 配以精巧的剪纸艺术, 剪出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 其概括夸张的表现手法将吉祥事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将节日装点的红火富丽、喜气洋洋。

二、“中国元素”设计中的红色寓意

红色历来是我国传统的喜庆色彩。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用红色呢?

1.在中国人心目中, 红色意味着吉祥。请柬, 光荣榜, 春联都是红色的, 年馍要点红点, 压岁要用红纸包, 新娘子要穿红衣坐红轿。

2.在汉语里, “红”经常是成功的象征, 事业开头顺利叫“开门红”。受到上级赏识的人叫“红人”, 有名的歌星叫“红歌星”, 运气非常好叫“走红运”。中国人习惯把热闹兴旺叫做“红火”;“红尘”是指繁华的人世;“红利”是企业分给股东的利润或给员工的奖金;“红包”是表示奖励或祝福的财礼。

3.红色是喜庆和光荣的颜色, 大红花向来都是成功和荣誉的标志。表彰先进要带大红花, 这样可以说明被表彰的人是优秀的, 是光荣的, 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大红色的花戴在胸前, 不仅是美丽喜庆的代表, 同时从另一面说明了做人的成功。

4.“红”还表示热情和正义, 如《西厢记》里的丫环就叫红娘, 她让人联想到热情和成人之美的品格。红脸关公则是义气的化身。

5.“红”又意味着精神饱满, 如果说一个人“红光满面”, 那是说他气色好、很健康。

6.“红”在视觉上给人以强烈刺激, 所以在当代汉语里, 它是政治色彩最浓的一个颜色词。红色的正义, 在“红军”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军人的红色情结中, 红色代表勇气、斗志。现代人每看到猎猎飘舞的红旗, 就立刻热血沸腾, 充满热情和朝气。红色不仅是现代中国旗帜的颜色, 也是中国古代旗帜的颜色。中国的军事家和将领们深悟红色对战争的作用, 所以他们用红旗凝聚军心, 鼓舞斗志, 激发勇气, 召唤勇往直前, 英勇杀敌, 不畏牺牲的精神。

7.“红”象征美丽、漂亮, 如指女子盛装为“红妆”, 也把女子称为“红袖”, 指女子美艳的容颜叫做“红颜”等。

三、“中国元素”设计中的红色情结

1.帝王的红色情结

(1) 在我国古代, 皇帝们都喜欢用红色和金色搭配, 来显示自己的威严和富贵。北京紫禁城, 建筑近千幢, 房屋近万间, 用的最多是红、黄两种色彩。远观最夺目的是红色宫墙、红色宫门, 近看最醒目的是红色的大立柱、红色的门窗。红色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 能衬托皇帝的权势和威严。古代富贵人家的建筑, 也多用大红大紫来布局和衬托屋宇的气势, 更喜用红紫来表现自己的财富。

(2) 中华民族素以红色代表吉祥富贵, 红色瓷器也是历朝历代皇亲国戚、达官显贵、文人雅士的玩赏佳品与镇宅宝物。红色瓷器因为稀有, 所以在历代拥有红瓷的人, 同时也象征了他们的地位与财富。

(3) 古代正红色称“朱”, 又称“朱红”, “朱”又可泛指一切红的颜色。朱红在古代服饰文化中是贵族或高官服装的用色。唐朝制度规定朝廷命官五品以上着朱服。能穿上这类衣, 代表着成功与尊贵。《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庙……衣朱衣, 服赤玉。”

2.百姓的红色情结

(1) 中国国旗:旗底红色, 象征革命;旗面的左上角有五颗金色五角星, 其中四个小星环绕一颗大星, 象征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形式上紧凑美观。红色与黄色是中国的传统喜庆颜色, 同时也具备生命、蓬勃特色。

(2) 在民间传统婚礼上, 张贴大红喜字、挂大红灯笼、贴红对联, 给新娘遮脸的是红盖头, 新娘穿吉利的大红袄, 新郎佩戴的大红花, 这些红色服饰不但给婚礼带来喜庆气氛, 同时暗示着新婚夫妇婚后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3) 我国传统设计中, 唐装是最富有传统味道的民族服装。大都选用大红色, 鲜艳的大红色与金色搭配, 更显富贵之气。

四、“红色情结”对现代设计的启发影响

1.2010年世博园中国馆是我国现代红色建筑中典型的最新建筑。

它的优美造型以及独特的红色运用, 都使人惊叹!一幢优秀建筑就是一种精神的标志。对于这组红色建筑物的色彩设计, 可以这样理解, 一是喜庆和幸福的象征;二是传承, 中国古建筑中重要部位都使用红色。

2.在现代服装设计中, 激情的红色仍然为当今时尚主流色。

不论何种质地、或浅或深的服装, 在与其它服饰搭配下, 都可呈现红色风情万种的时尚魅力。大红色色泽艳丽, 在现代人眼中, 代表着热情美丽、温暖欢愉, 总让人迷恋, 它能成熟妩媚, 亦能青春活耀;能古典气派, 也能大胆前卫。

3.当今购买红色轿车、红色手机的人数急剧上升。

心理学家分析, 红色波长最长, 穿透力强, 感知度高, 选用激情的红色, 不仅可以使人享受红色靓丽色彩, 更带给人刺激心跳的心理感受。红色是现代激情、速度、力量的象征!

中国设计——“中国味” 篇10

至于沦落到了为西方的艺术设计理论去努力的寻找依据的地步了。“运动员”两个意象。奥运会徽不仅体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意韵, 同

我们的前人那样生动而精湛的艺术设计语言, 为什么在今天受到了如此冷落?什么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表达方式?思考之后我觉得就是要坚持用我们的本土语言说话, 坚持“中国设计———中国味”的原则, 因为这是重新找回自己艺术语言的唯一依据。

我们应该明确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味道”指的是什么, “中国味道”指的是由我们本身的特定历史文化、生存环境和民族、民俗等因素基础上所形成的属于我们话语方式和表达习惯。其中我们中国惯例的图案、中国古典的文字以及附加在它们以上的一些中国传统的思想都体现出我们的这种方式和这种习惯。

当然在建国后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国的设计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苏联、捷克特别是波兰的影响。近二十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 国门洞开, 也借鉴了美国、日本、欧洲等西方国家的艺术手法。可以说中国的设计工作者吸收和借鉴了不少国外同行的经验和作法, 在作品上也能看出融入了一些西方的思想, 但总之我们应该明白无论是借鉴还是融入但最终表达出来的事物要体现我们中国自己的风俗习惯, 也就是说的“中国味道”。之所以我们国内的设计界应该提出自己的设计理论, 既“本土语言”的设计理论和带有中国味道的传统风格, 因为作为一个设计者来讲, 他要通过设计作品来传达自己的设计意图和设计思想, 思想居住在语言里, 要想准确的表达我们的思想, 就必须选用我们自己习惯的表达方式和语言, 这种语言就是我们的“本土语言”, 它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母语。

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国门的洞开, 随着外来事物的渗入和我们个人的空间慢慢走入公共化的同时, 我们自己的文化也失去了不少古典时代的那种生气灵动的光晕。有时我们看到一幅国内的设计作品的时候, 就习惯性的站在另一个世界的文化艺术立场上, 我们既不敢妄加评论那些看不懂的抽象作品, 也不敢面对那些泥土般的作品, 在设计艺术方面我们也还是应该“立足中华, 面向世界”, 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 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等, 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 又要反映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

由法国邮政发行的一枚中国狗年生肖邮票是由中国旅法艺术家李中耀创作完成的。邮票上那只“水墨灵犬”和“狗年”两个字均体现出中国传统画和中国书法的笔墨神韵。李中耀在长达十五年的旅法生涯中, 一边坚持艺术创作, 一边致力于中法文化交流。在邮票设计过程中, 他历时三个月创作了七十多只形态各异的“水墨灵犬”, 择出其中四只提供给法国邮政, 并最终由其确定了其中一只猎狗当时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同。

先从字体特征上说, 也离不开我们先辈留下的宝贵财富。每一种字体, 都有它自身的表情。如黑体有醒目严肃的感觉, 老宋、楷书有端庄刚直的的表情;仿宋、行书有清秀自由的意趣;而篆书则有华贵古朴的风貌。如在做一幅招贴, 单色的白纸上就放一个篆体作为整张海报的唯一元素, 体现出的风格肯定是带有中国传统味道的宣传物。其次我们说一下色调, 色彩是把握人的视觉第一关键所在, 也是设计表现的重点所在, 一副有个性的色彩, 更能抓住人们的视线。在颜色的搭配上,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习惯和流传下来的东西, 红黑双色体现中国古老的文化, 作为中国文化的剪纸艺术, 在我们的印象里红色作为剪纸的基色, 体现了是强有力的色彩;很多设计作品的背景采用黑色或者深紫色, 这些颜色都体现出了中国文化的神秘色彩。在我国, 图形、文字的编排上大部分也采用了中国画的一些理论作为基础。例如“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这一法则被体现在现代大部分招贴中, 大部分用空空的颜色当作背景, 就在整幅招贴的一个角落, 一个点放上要表现的图形和文字, 这样大部分的空间可以有回环的空地, 耐人寻味, 只有一些图形和文字紧凑的编排成在画面中相当于一个点的元素, 又有了细节, 又不缺乏美感。

有些方面上, 古色古香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国人的吸引力很大。这些年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很大, 在这种环境下, 作为中国人, 只有充分认识到自己文化的亮点, 才能使之更好地发扬光大。并不是我们的文化必须一味地去迎合外国人的口味。但是, 多注意观察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味道”,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中国文化的精髓, 不至于在世界文化大融合的今天迷失自己的方向。任何艺术设计者的社会责任, 首先是他对自己的母语的责任, 一个设计家如果不能创造性地用母语进行表达, 并发展母语本身, 也就丧失了作为设计艺术的前提和条件, 也就不可避免地认同和屈从于某种第一世界的压抑性的话语实践。只有不断地更新和创造母语, 才能使我们的文化特性得以存留和发展。

摘要：通过对广大设计作品观察, 就带有中国色彩的作品寥寥无几和很多人对传统文化、传统图案乃至传统艺术不屑一顾的现象加以议论, 从而引出文章主题“一个设计者要会去用本土语言去体现自己的思想, 中国的设计作品就要有坚持‘中国设计-中国味’的原则。”虽然国门洞开, 借鉴了不少西方的艺术手法, 但要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虽然外来事物的渗入, 但我们也要遵循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这一原则。通过“玉之韵”“、水墨灵犬”“、陈幼坚工作室LOGO”的一些成功案例, 分别从文字、图形、颜色和编排四个方面上进一步阐述中国的设计作品要有中国的味道。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设计也一样, 我们还不但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寻找能体现中国思想的事物, 还要在西方人的眼里去发现他们头脑中的“中国味道”, 也许会有意外的收获。

中国台湾地区 篇11

[关键词]托幼一体化政府责任公共服务机构监管

[中图分类号]G61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17(2012)01-0028-04

近年来，0岁～6岁托幼一体化成为幼儿教育界关注的焦点。“Edueare”这一新概念fEarly ChildhoodEducation and Care)昭示托幼一体化的保教服务成为努力的方向。不少国家和地区纷纷建构一体化学前儿童服务体系。本文主要围绕一体化的背景、具体内容以及一体化的支持系统三个方面比较分析英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托幼一体化实践。

一、0岁～6岁托幼一体化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妇女普遍就业，婴幼儿保育成为家长安心就业，经济发展的羁绊。1998年以前英国教育、保育行政系统分开，两方缺乏整合，造成国家政府部门之争及地方政府教育管理的混乱。出现了正如1978年英国中央政策协调会一则报告所指出的问题：“托育服务没有一个既定的发展方向，也没有制定服务内容的优先顺序；服务不完整，行政管理也稍显混乱；服务机会不公平，婴幼儿在早期发展时，无法公平地得到妥善的照顾。”面对这些问题，1997年上台的工党政府启动了全面整合学前儿童服务体系的改革进程。

近年来，日本人口出生率下降明显，“少子化”现象突出，学前教育设施相对过剩；城市化过程加快，监护人对幼儿教育的要求提高，不再满足于保育的功能；幼儿园和保育所的功能趋向合一。有鉴于此，1997年日本大藏省、文部省和厚生省研究幼、保二元合一与设施共享等问题，推动二元渐趋整合。

台湾地区“少子化”现象也很明显，幼儿园与托儿所接收的托幼儿年龄有重叠之处，师资培训也存在“叠床架屋”的问题，阻碍了“相同年龄的幼儿宜享有相同质量的教育”目标的实现。台湾学者林万亿指出台湾保育与教育存在的问题：“托儿所与幼儿园的主管机构被分割”、“相同年龄的幼儿无法享受相同质量的保教服务”、“不同的人员做几乎相同的园所教保事情”、“资源分配的失衡”以及“托育机构严重的私有化与营利化”。

综上可见，虽然三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托幼一体化的背景有所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值得关注，即0岁～6岁婴幼儿保育与教育的公平问题。它们一体化的出发点和基本价值取向都是致力于使“服务机会的公平”，让0岁～6岁婴幼儿及其家长“享受相同保教服务的公平”。

二、0岁～6岁托幼一体化的具体内容

(一)政府主管机构的整合

1英国：从分离到有效整合

英国义务教育起始年龄为5岁，0岁～2岁幼儿大都由家庭成员自己照顾或使用非正式保育方式。3岁～4岁幼儿有90％会进入幼儿教育与保育机构。

1997年之前，英国0岁～3岁婴幼儿教育与保育由社会安全部主管，3岁～5岁幼儿教育由教育就业部管辖。1998年新工党政府实施“全国儿童保育战略”(National Childeare Strategy)，在中央层面对学前儿童保育和教育进行行政整合，将儿童保育机构的管理职责从福利部门转移到当时的教育与就业部，从而将儿童保育和早期教育(3岁～4岁儿童教育)的行政管理职责由两个部门统一于教育部门，并设立两个下属部门分管儿童保育和早期教育事务，之后这两个部门合并为“儿童早期教育和保育办公室”。2002年底，该办公室与“确保开端”(Sure Start)计划合并，由“确保开端办公室”统一负责儿童早期教育、保育以及确保开端项目的相关事宜。

2日本：合作而未真正整合

日本幼儿园与保育所二元的双轨制由来已久，早在1947年3月及12月，日本政府先后公布“学校教育法”、“儿童福祉法”，确定了幼儿园与保育所的双轨制度。幼儿园属日本文部科学省管辖，是学校教育事业，招收3岁至小学入学前幼儿；保育所属厚生劳动省管辖，为社会福祉事业，接纳0岁至5岁婴幼儿。1975年，行政管理厅向文部省和厚生省提出改善幼儿园和保育所的建议。1977年成立了由文部省和厚生省共同参与的“有关幼儿园和保育所问题的恳谈会”的专门机构。1997年大藏省、文部省和厚生省研究幼、保二元合一与设施共享等问题。从2004年开始，日本政府提出“幼保一体化”的“综合机构”构想，并于2006年付诸实施。

虽然文部省与厚生省进行了一系列的“幼保一元化”合作，但至今幼儿园与保育所仍分属两个部门管辖。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日本“幼保一元化”更侧重于保教理念与内容的一体化。对此，我国台湾学者简楚英就曾指出“同样的学生年龄、同样的教育内容，却由两个机构办理，总难收统整之保教效果，可以说是日本托育服务政策未来的重要挑战”。

3台湾：分工而非实质整合

台湾幼稚园的主管部门是“教育部”，招收4岁至小学入学前的幼儿，托儿所的主管部门是“内政部”，招收足月至6岁婴幼儿。两者招收幼儿存在重叠，皆包含4岁～6岁的幼儿。1988年由台湾“行政院”提出“幼托整合”动议，2001年由“教育部”与“内政部”共同组成“幼托整合推动委员会”，提出应在相同年龄的幼儿享有相同教育质量的前提下进行幼托整合工作。2005年“行政院”召开“研商‘教育部’与‘内政部’所拟幼托整合方案(草案)会议”，确定幼托整合后幼儿园的主管机构为教育部门，并对幼托整合后学前托教制度、人员培训与转换、幼儿园内人员配置以及幼儿园设置及立案基准进行了规划。值得注意的是，此番调整明确了家庭托育及托婴中心接纳0岁～2岁幼儿，该机构的管理由社政部门管理。幼稚园与托儿所整合称为“幼儿园”，招收2岁～6岁幼儿，管理机构为教育部门。0岁～2岁婴幼儿以“托婴”为主，2岁～6岁幼儿强调“教育与照顾”并重，2岁～3岁偏重托育，4岁～6岁强调教育，目标是建立“专业的学龄前教育体系”。

可见，台湾的机构整合实质上是机构管理范围的重新分工，对“教育部”与“内政部”管理重叠的部分进行了划清，0岁～2岁婴幼幼儿保育与2岁～6岁幼儿保教明确分属两个部门管理。

(二)课程或学习标准的整合

1英国：重视被忽略的“0岁～2岁”

1999年，英国出版了《早期学习目标》以及与之配套的《基础阶段教育3岁～5岁课程指南》，基础阶段并不包含0岁～2岁婴幼儿，该年龄阶段的幼儿被忽略了，教育及保育明显分开。2008年9月英国颁布了新的《儿童早期基础阶段》(The EarlyYears Foundation Stage，EYFS)学前教育课程(简称EYFS)。EYFS整合了《0岁～3岁很重要》、《8岁以下儿童日托和居家保姆全国标准》、《基础阶段课程

指导》等标准，完整地建立起0岁～5岁幼儿学习、发展和保育统一的课程框架，实现了0岁～5岁幼儿保教课程的整合。

2日本：“大纲”与“方针”不谋而合

在日本，幼保一元化的最终精神就是保育内容的一元化，实现0岁～6岁课程的一贯化。保育所的教育目标是根据厚生省的“保育所保育方针”而设定。其内容除了具有养育和福利的特点外，教育目标近似于幼儿园。1989年文部省率先在《幼儿教育大纲》中提出以健康、人际关系、环境、语言和表现五个领域为主的幼儿教育内容，恰巧这也成为1990年厚生省颁布的《保育所保育方针》中幼儿教育的主要内容，这说明幼儿园和保育所保教目标与内容是基本一致的。事实也表明，日本各地在“幼保一元化”过程中，有的地方已开始融合厚生省的“保育指针”以及文部省的“幼稚园教育要领”，形成课程的一贯化，有的地方自编0岁～6岁一贯化的课程。

3台湾：幼儿园与托儿所教育目标基本一致

台湾幼儿园的教育目标是：维护儿童身心健康；养成儿童良好习惯；充实儿童生活经验；增进儿童伦理观念；培养儿童合群习性。托儿所的教育目标是：增进儿童身心之健康；培养儿童优良之习惯；启发儿童基本之生活知能；增进儿童之快乐和幸福。可见，台湾保教目标，总体上是一致的，这为幼儿园与托儿所课程的进一步整合奠定了基础。

(三)师资培养的整合

日本幼儿园和保育所对师资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异。幼儿园教师必须在指定的四年制大学或短期专门学校修完指定课程并获取毕业证后，再向政府报名进行资格考试获取幼儿园教师资格，方可从事幼儿教育工作。而保育所师资要求则相对较低，“二年大学毕业，并取得资格证”即可。

这种师资要求方面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教质量。为此，1998年，文部省和厚生省发表了《为支援儿童和家庭的共同行动计划》，展开了双方协同研究，使幼儿园教员及保育员学习科目共通化。这也是日本幼儿园和保育所实现一体化的一种尝试，但如何及早解决两者之间的分歧，实现师资有效整合仍然是日本教育界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台湾非常重视对职前幼托师资课程进行整合，台湾学者卢美贵提出，应“先整合幼教师或教保员课程再整合幼托机构”。

幼儿园与托儿所均提供保育与教育，保育人员在托儿所必须同时进行“教”“保”工作。幼儿园教师，在教育幼儿的同时，也必须处理幼儿保育的工作，两者息息相关。但是却存在这样的矛盾，即托儿所教师不得到幼儿园任教，而幼儿园教师可至托儿所任教。关键是职前师资培养课程设置混乱，目前台湾正着手对13所设有幼儿教育学系的大学、26所设有幼儿保育系的技职校院开设的专业课程重新定位。

然而，英国的保教师资尚未进行整合。比如托儿所在师资要求方面，不像地方教育当局办理幼儿园，以合格教师为主，反而多半是经过训练合格的护士或幼儿护理工作人员。

(四)托幼一体化服务形式多样化

上述国家和地区现行的幼儿托育方式与实施机构均呈现多样化，也创新出不少幼儿保育与教育服务模式。

英国有托儿所、全日班托儿所、保姆或居家保姆(2岁以下的幼儿，保姆式托育是一种最普遍的照顾方式，尤其针对较低收入以及工人阶级的家庭)、混合型幼托中心以及幼托绩优中心等服务机构，此外还有亲子团体，朋友、邻居照看等服务形式。

日本积极开展以机构为中心的多种形式的保育服务，比如托儿中心、残障儿童日托服务、时间多样化托育、临时托育服务以及托育社区活动方案等。日本教育界始终认为，幼儿的发展是具连续性的，幼儿园和保育所招收对象都是学前儿童，因此有必要强化它们之间的合作。值得一提的是“综合机构”计划，使用者是0岁至入学前的幼儿及其家长。其中，对0岁～2岁的幼儿，主要提供父母和幼儿一起入园以及亲子交流的场所；对于3岁～5岁的幼儿，则根据小区的情况为家长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比如对养育幼儿者提供一定的咨询服务、指导及支持。“综合机构”改变了过去小区不能完全适应幼儿园和保育所教育需要的状况，使小区更具有自主性，扩大了幼儿教育的机会，增加对父母养育幼儿的支持。同时，对解决幼儿园和保育所存在的分离问题，实现“质优量足”的保育和教育意义重大。

台湾保育与教育主要机构是托儿所和幼儿园(还有针对0岁～12岁阶段儿童的课后照顾中心或安亲班等形式)。值得关注的是，台湾近年来私立托儿所增加迅速，已成为托育服务的主流，据统计，2006年台湾共有托儿所4302所，收托295527人，其中私立托儿所共有3955所，收托209271人。

三、0岁～6岁托幼一体化的支持系统

托幼一体化的有效实现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立体的、多层面的政策设计，使之有系统的制度保障；需要以项目或计划为撬动点进行必要的财政投入，使之能真正推动托幼一体化实践。

1立法建制保规范。1998年英国政府颁布的绿皮书《应对保育挑战》(Meeting The ChildcareChallenge)提出，托幼机构提供的服务要改变保育和教育相分离状况，将“保教一体化”作为扩展学前儿童保育服务和提高服务质量的国家战略。2003年出台了绿皮书《每个儿童都重要》(Every ChildMatters)及其配套实施文件《每个儿童都重要：为了儿童而改变》(EveryChild Matters：Change forChildren)，2004年又出台了《儿童法案》(ChildrenAct，2004)，2006年颁布的《儿童保育法案》(Childcare Act，2006)更明确强调，学前儿童服务应包括儿童早期教育和保育服务、与幼儿及其家长或准家长相关的社会服务、卫生保健服务、就业与培训服务、信息提供以及其他支持性服务。

日本陆续颁布了《儿童福利法》、《儿童宪章》、《儿童福利设施最低标准法》以及《关于幼儿教育、保育一体化的综合机构》的咨询报告。同时还数次对《幼稚园教育要领》和《保育所保育指针》进行修订。

台湾从2002年开始相继颁布了《幼稚教育法》、《儿童及少年福利法》(2003年)以及《儿童教育及照顾法(草案)》(2007)。

如上所述，三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保育与教育的政策法规体系，使学前教育以及托幼一体化有法可依，保证了托幼一体化有序、稳定的开展。

2项目带动促成效。在托幼一体化进程中，它们均提供了一系列的辅助项目，而且这些项目都附带有一定的经费投入。比如，英国实施了幼儿教育券计划、确保开端计划。日本两次提出《幼儿教育振兴计划》。台湾实施了“发放幼儿教育券实施方案”、“原住民幼儿就读公私立幼稚园学费补助”、“中低收入家庭幼童托教补助”、“扶持5岁弱势幼儿及早教育计划学费补助”、“555安亲照顾政策”等。

3监督评估求质量。监督是重要的环节，没有监督就没有质量。英国托幼机构注册和督导改革也在大

力推进。在《儿童保育法案》的基础上，英国政府制定了面向0岁～5岁儿童服务机构注册和督导工作的标准和执行准则，并将EYFS作为注册、督导和质量评价的重要参考。新的框架打破了对不同托幼机构注册和督导时的不同要求，开始以同样的注册和督导标准来审核、评价所有儿童早期保育和教育机构。此举措保证了英国托幼机构的规范和质量。

台湾托儿所和幼儿园有完备的评监制度，但民间私立的托婴中心、家庭保姆等却完全没有纳入妥善的管理与评监。这对于儿童的安全和照顾品质而言是一大隐忧。为避免私立机构只顾挣钱不管安全与质量，台湾提出必须谨慎评估托育机构与家庭托育的评监制度，严格执行奖惩制度，严把托育服务品质。

日本重视对保育与教育行政机关的监督，比如中央儿童福利委员会对隶属于厚生省的儿童家庭局进行监督，地方儿童福利事务委员会对地方福利行政机关进行监督。

四、对我国开展0岁～6岁托幼一体化的启示

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托幼一体化实践为我国开展0岁～6所托幼一体化提供不少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第一，理念的整合比机构的整合更为重要。首先，从上述国家和地区经验可以看到，它们的托幼一体化是整个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福利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理念上要从公共服务以及福利的视野系统地看待托幼一体化，它不仅仅是学前教育的问题。其次，应科学地、理性地认识0岁～3岁幼儿与3岁～6岁幼儿保育与教育的联系与差异，一体化不是一致化。有些地方认为托幼一体化就是把0岁～3幼儿“装”进幼儿园，在幼儿园开设托班，这是不科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理念的整合比机构的整合更为迫切。最后，应慎重看待和进行机构的整合。目前我国有些地方出现0岁～3岁阶段的保教是计生部门负责还是教育部门负责之争。日本与台湾地区也没有真正对主管机构进行整合，仍然由两个机构负责，但机构之间却常有合作，配合默契。因此我们不要局限于“归谁管”之争，而应认识到“托幼一体化也并不意味着教育部门一统化，一切真正从关心儿童出发，能够真正为0岁～3岁的儿童带来良好的保教条件的政府部门，都是促进0岁～3岁保教事业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卫生、福利等部门应积极投入托幼工作之中”。

第二，应明确政府对于托幼一体化的责任。政府的责任首先体现为明确具体负责托幼一体化的职能部门或划清不同职能部分的具体责任和权限，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其次，托幼一体化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政府应做好托幼一体化的制度设计，比如制定“儿童福利法”、“学前教育法”等法律；健全托幼一体化标准体系，比如，研究0岁～3岁婴幼儿课程标准。再次，政府能采取多种方式对托幼一体化尤其是0岁～3岁婴幼儿教育进行一定的财政投入。

第三，要重视0岁～3岁婴幼儿保育与教育师资的培养。一方面，可以对目前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进行有效的整合和重新定位，适当增加0岁～3岁婴幼儿教育的课程。比如，台湾的幼托整合政策的切入点就是研究对职前师资培养课程的进行有效整合。另一方面，要对在职的幼儿教师进行培训，使其不仅兼备0岁～3岁和3岁～6岁幼儿保教知识和技能，并使之连贯化和整合化。

第四，0岁～6岁托幼一体化不应局限为机构的教育，尤其不能将托幼一体化简单理解成在幼儿园开办托班。托幼一体化教育体系必须依靠各方面的力量，尤其是依靠政府的力量。在形式上要多元化和多样化，采取一切有利于0岁～3岁儿童接受科学保教的形式。对此，可以借鉴日本的“综合机构”模式。

第五，加强对民办托幼机构的监管。目前我国各种形式的民办托幼机构如雨后春笋，但保教质量却良莠不齐，不少机构过于追求利润，师资素质偏低，课程欠科学，保教内容异化。因此，亟需政府制定相关的监督评估制度，加大对民办托幼机构的人员、课程的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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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地区 篇12

风险投资 (Venture Capital) 也称作创业投资, 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纵观全球, 美国、英国、日本、以色列, 以及中国台湾等是风险投资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风险投资业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 进入新世纪, 海峡两岸风险投资合作方兴未艾, 原因是背后存在一套动力机制的支持。学术界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创业投资发展的研究较多, 但对两岸合作的研究较少, 相关文献中也没有提出两岸合作的动力机制问题。本文从风险资本来源、投资行业、投资阶段、人才和市场等方面对两岸风险投资合作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 期望对两岸风险投资的进一步合作带来启示。

二、两岸风险投资合作的动力机制

1. 两岸风险资本来源互异

首先, 两岸风险资本区域来源差异悬殊。2003年~2007年, 大陆的海外风险资本加速上升, 占资本总额的比例从5%上升到55.63%;而台湾地区风险资本绝大部分来源于岛内, 2003年~2007年, 岛内风险资本额比例均高于92%。其次, 两岸本土风险资本部门来源差异较大。2005年台湾本土风险资本额来源于法人公司和投资机构的占56.18%, 个人占15.28%, 政府占4.55%;而大陆来源于个人的风险资本额比例只占3%, 政府资本高达32%。可见, 第一, 台湾地区风险投资机构具有很强的融资能力, 而中国大陆风险投资机构数量不多且融资能力较弱, 主要依靠海外资本。第二, 台湾地区风险融资渠道比较完备, 个人投资比例甚至超过金融机构, 而大陆来源于政府的风险资本是个人资本的10倍, 表明大陆民间资本尚属保守, 还需要政府基金的引导。因此, 如果两岸风险投资机构进行合作, 既可以相互补充资金来源, 又可以分散投资风险。

2. 两岸投资行业错位选择

以2006年为例, 无论按投资项目还是投资金额比重, 两岸获得风险投资前四名的行业均不相同:台湾地区是半导体、光电、电子工业、传统制造业, 而中国大陆是狭义IT、传统产业、能源环保、IC或通讯工业。台湾岛内半导体、光电、电子工业、传统制造业已趋于成熟, 资讯工业、生物科技、数字内容等行业正蓬勃发展, 所以台湾未来风险投资仍将集中在以上行业。而大陆受到扩大内需等政策的影响, 风险投资者倾向于大陆“反周期”性的传统行业, 比如餐饮、酒店、零售、医疗等关系民生的行业。随着政府对节能减排的重视, 能源环保也将成为投资大陆的一个热点。因此, 台湾风险投资选择的行业仍将以高科技产业为主, 而大陆风险投资将围绕传统产业, 这种投资行业的错位选择构成两岸风险投资合作的有利条件。

3. 两岸投资阶段和趋势互补

国际上将接受风险投资的企业划分为五个发展时期:种子期、创建期、扩张期、成熟期和重整期。通常投资于越早的时期, 风险越大但回报率也越高。新世纪以来, 大陆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在种子期和创建期最多, 如图1所示。种子期的案例数比例从2003年的28%下降到2006年的20%, 创建期的案例数比例则在后三年持续上升了13%, 扩张期和成熟期也总体上升, 体现出大陆风险投资由种子期和创建期向后期转移的趋势, 主要原因是大陆规避风险的传统理念和尚未健全的退出机制抑制了投资前期的积极性。台湾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集中在扩张期和成熟期, 如图2所示。成熟期的案例数比例从2003年的22.1%持续上升到2006年的27.4%, 扩张期的案例数小幅下降4.3%, 而在这一时期, 创建期呈现升降波动, 种子期总体上升, 可知台湾风险投资正从扩张期、成熟期向前期转移。因此, 投资阶段和投资趋势的互补形成两岸风险投资合作的又一动力。

数据来源:《2006年台湾创业投资年鉴》

数据来源:《2006年台湾创业投资年鉴》

4. 台湾地区有人才优势

最近十年, 中国大陆风险投资业的起落锤炼出一批既熟悉国际资本市场和产业发展动向, 又了解国内投资市场的风险投资英才, 但英才数量屈指可数。新风险投资基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风险投资公司就只有从“老牌”基金那里“挖角”, 这样就导致专业投资经理流动过盛。而过多的人才流动不仅会引起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 而且会使新团队的不稳定性增加。相比之下, 台湾地区风险投资专业人才储备丰富, 2005年专业投资经理人就有402人。如果能引进台湾的风险投资人才, 就能有效缓解大陆人才瓶颈问题, 同时有利于台湾风险投资人才的职业拓展。

5. 大陆有市场优势

目前, 台湾岛内电子、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日趋成熟, 很难再发掘质量俱佳的风险投资产业。此外, 资本市场低迷打击了投资者信心, 岛内风险投资案源明显不足。1996年~1999年, 台湾风险投资公司年均案例数为10.9件, 然而2000年~2006年, 这一数字下降到4.1件。相比之下, 大陆的科技成果和项目资源比较丰富。2007年, 大陆风险投资业呈现爆发性增长, 全年风险投资案例数达到741件, 比2006年增长约一倍。由于大陆经济增长前景被普遍看好, 加之政府提出“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的发展战略, 大陆未来案源储量可谓丰富。因此, 大陆广阔的风险投资市场是吸引台商前来投资和合作的强大动力。

6. 大陆创业板推出是长期利好

长期以来, 由于大陆风险投资本土退出渠道的缺失, 获得风险投资的大陆企业退出完全依赖于纳斯达克、香港创业板等境外资本市场。这就意味着大陆风险投资业的表现很大程度上由境外资本市场的走向及其对“中国概念”的认可度决定。2009年5月1日,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实施, 讨论和筹备10年之久的创业板有望在2009年10月底上市, 这对大陆风险投资业发展是一项重大、长期的利好。2009年上半年, 金融危机仍在蔓延, 但外资风险投资对设立人民币基金热情不减, 此时大陆创业板逆市崛起, 预示着未来几年仍将是大陆风险投资业发展的良好时机。对于熟悉大陆环境的台湾风险投资者, 大陆筹资、大陆退出, 应该是未来发展的一条主要路径。

三、结论与建议

海峡两岸风险资本来源互异、投资行业错位选择、投资阶段和趋势互补、台湾有人才而大陆有市场, 以及大陆行将推出创业板等方面构成两岸风险投资合作的动力机制, 但是目前两岸风险投资合作规模较小, 形式简单, 发展缓慢, 主要是因为各种障碍阻挠了合作的深入。2008年马英九上台执政, 两岸经贸往来打开新局面, 如迅速推动两岸三通、实现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台湾银行机构可在大陆设立办事处和开办业务等等, 但是在风险投资领域仍然没有相关政策出台。因此, 两岸逐步消除政策障碍是推进风险投资进一步合作的关键。大陆方面要减少对资本的管制, 健全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 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中介机构, 以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两岸风险投资事业的深入合作。

摘要：新世纪以来, 海峡两岸风险投资合作方兴未艾, 原因是存在一套动力机制的支持。这篇文章就是从风险资本来源、投资行业、投资阶段、人才和市场, 以及中国大陆行将推出创业板等方面对两岸风险投资合作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 最后对进一步合作的障碍提出建议。

关键词：风险投资合作,动力机制

参考文献

[1]迟宝旭钟甫宁:中国大陆与台湾省创业投资形势的对比分析[J].哈尔滨:商业研究, 2005 (8) :99～103

[2]单玉丽:构建海峡两岸风险投资合作平台的探讨[J].南京: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6 (6) :9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