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地区（共9篇）
山区地区 篇1
河南省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纳入现代城镇体系, 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文对信阳新县进行调查研究, 寻求一个适合山区丘陵地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模式。
一、新县山地丘陵地区新型农村建设现状
根据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 新县统筹考虑地理环境、群众意愿和村庄整合等因素, 突出豫南山水特色, 坚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生态保护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综合交通规划等“五规合一、五规同向、五规同步”, 确定了以县城为中心, 南信叶、西循环、将军故里沿线为骨架的建设布局, 选择区位条件较好、人口相对集中、经济基础较强、群众积极性高的地点, 确定了58个新型农村社区布点规划, 其中市级示范社区3个, 县级示范社区18个, 确保每个乡镇区规划建设一个新型农村社区。体现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意义, 就是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构建城乡一体化格局, 让农民共享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
(一) 新县山地丘陵地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时间跨度的设置问题。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以中心村为核心, 以农村住房建设和危房改造为契机, 用5年左右时间实现农村社区建设全覆盖”。5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农村社区建设全覆盖, 未免有些操之过急;新县作为革命老区本就是经济发展的缓慢地带, 既不同于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 也不同于政府所在地的省会或市区, 农民的收入大都来源于自己家的几亩田地和外出打工, 微薄的经济收入很难承受农村新社区的经济压力, 房价、物业费、水电燃气等费用让本来愿意搬进新社区的农民敬而远之。据调查, 过半数的农民不愿住进新社区, 原因有三个:一是自己家刚建好房屋不久;二是买新社区的房款根本凑不齐, 银行不贷款;三是家里下一代在外地工作, 不愿意回来, 只有父母在老家, 买新房的价值不大。
到目前为止, 新农村社区也建成了5个, 当走进社区时却大跌眼睛, 里面空空荡荡, 不见人影, 甚至连最基本的社区卫生都没人来做, 原因是因为这里的房价并不便宜, 农民宁愿住自己家的简陋民房, 所以形成了一座座的“鬼城”。不仅新县如此, 其他临近的几个县情况也很类似。这就不得不斟酌一下我们的政策是不是太超前, 或者我们太过急于求成, 但不管怎样, 这样的情况应该及早制止, 及早解决。正如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耿明斋所说:“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注定是一个过程, 不要去限定目标, 提出进度, 四面开花。”应谋好局, 定好策, 一步一个脚印的来。
另外, 我国农村自建住房大多沿袭几千年来的自拆自建方式, 就结构本身而言大概有30年的使用寿命, 所以房子的翻新重建周期也大概为25年左右;再者, 我国男性法定结婚年龄为22周岁, 我国有“娶新娘盖新房”的传统, 二十多年翻新重建的房子可以作为下一代新婚的用房。在短短几年内就要把新农村社区建设搞好, 这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追求速度, 追求政绩, 只能是劳民伤财, 造出一道道“表面亮光光, 里面一包糠”的面子工程。
(二) 新县山地丘陵地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节约土地的问题。
搞新型农村社区, 其主要目的是治理违法乱建, 治理空心村问题, 说到底为了节省土地, 但是新县山区丘陵地带土地闲置问题非常突出, 不是没有土地可耕, 而是有大量的闲置的荒山荒滩无人管理, 大部分农村的劳动力都外出打工, 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小孩根本没有能力来管理这些闲置的土地, 如果拿节约土地这个理由说服农民购买新的社区, 根本不现实。有农民开玩笑说:如果说搞新农村是为了节约土地, 就像是河南周口搞迁坟一样不着边际。
搞新型农村社区另外的目的是为了能对原有破败村落进行复耕。但是现在看来, 即便是建立了新社区, 现在复耕依然很难, 因为农民的宅基地原来一般都打了地平, 有的地方修建了柏油马路, 还有很多不愿意搬迁的, 所以往往会出现建了新社区, 但是原来的村庄拆不掉的现象, 复耕简直是纸上谈兵。从目前调查情况看, 能迁出旧村实现旧村复耕的几乎没有。根据县人民政府的发展布局规划, 全县15个乡镇的205个行政村, 规划布点58个新型农村社区, 为了完成这一目标, 县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 也建成几个新型农村社区, 但是旧村依然还有人居住, 依然实现不了复耕的目标, 反而又因建设新的农村社区占据了大量的可耕土地。
通过规模引导、布局优化、标准控制、市场配置、盘活利用等手段, 达到节约土地、减量用地、提升用地强度、促进低效废弃地再利用、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各项行为与活动。按照这个思路, 新县山区丘陵地带的山前林后的房屋搭建根本影响不了国家和地方的土地利用和布局, 反而会为原始山林增添几分风采。
(三) 新县山地丘陵地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农村文化传承问题。
山水如画的村落虽有些破败的, 但是那些老房子、老街、老水系乃至古老的大山丘陵都是农村最现成的资源, 看得见、摸得着, 保护并利用好这些资源或许能创造不可估量、潜力巨大的财富。古老的山村村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不论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是社会得以延续的文化命脉。古村落承载了当地乡土文化、民风民俗, 蕴藏了悠久而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价值, 若作为当地农村的旅游资源, 不仅带动了新农村的经济发展, 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义所在。
传统民居容纳的一般是封建家长制大家庭的生活模式, 农民父母习惯了当家作主, 有绝对的优越感, 就自然而然把一辈子的经验、祖上的传承传至下去, 然而搬进新房的生活却截然不同, 没有在社区家庭生活经验的父母往往会处于略势, 家庭的重心发生变化, 晚辈成了家庭的主宰, 家庭原有的文化传承往往被晚辈嗤之以鼻, 致使人们的伦理观、价值观及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社会的细胞, 一个家庭的文化传承出现了断代, 整个社会文化传承也就会断层。
(四) 新县山地丘陵地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就业和生活问题。
安居必先乐业, 要不要建设社区, 建多少社区, 前提就业是否解决了。如果解决了就业, 再来推动他的生活方式变化就好办。如果还是农民, 还在种地, 就不大愿意接受‘下山上楼’。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王永苏介绍:从各地调查情况看, 愿意搬、无力搬和持观望心理的农民各占1/3。农民反对的不是新型农村社区, 他们不满意的是在收入不高、就业不稳定的情况下, 不切实际地赶农民“上楼”。在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中, 急于求成, 不考虑或者少考虑社区农民的就业和社区存在的根基, 贸然集中土地, 切断农民的最后退路。目前, 农民耕种土地虽然收益不高甚至赔本, 但这毕竟是农民最后的退路, 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最后的缓冲, 如果贸然断去这一最后的退路, 处置不善, 后果不堪设想。
解决就业的最好方法是发展产业, 有了产业农民社区新生活才有可靠的物质保障。“新型农村社区”是“壳”, 产业发展是“核”。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存在的根基在于有扎实的产业支撑。其实可借鉴日本经验, 发展六次产业, 使传统农业向第二、第三产业延伸。六次产业的形态非常丰富, 例如农产品的品牌化、直销店、饭馆、观光农业等。日本电影《小森林》描绘的就是日本农村生活的静谧和甜美, 大片大片的绿, 温柔躺在眼底肆意发芽, 涓涓细流就这么一路踏着青天白云, 转几个弯便悄悄流到心里, 让人心旷神怡。
另外, 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还存在着思想认识不统一、利益补偿不到位和居民安全感缺乏等问题。
二、新县山地丘陵地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模式
(一) 利用地域地貌优势打造生态养生地发展模式。
新县山地丘陵地带森林覆盖率达到34.4%以上, 气候宜人, 可谓是山水如画, 要因地制宜, 突出特色。紧密结合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等特点, 在农村地区, 按照一村一道靓丽风景线、一村一个民俗展示馆、一村一个风情旅游点、一村一个特色产业园的“四一”标准, 突出宜居、宜业、宜游“三宜”功能, 打造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示范模式, 在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把城市轻轻地放在山水之间。要树立“经营乡村”理念, 规划先行, 大力发展现代乡村经济, 注重产业配套衔接, 推动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完善功能, 提升品位, 城乡按照公共服务配套、村容村貌整洁、生态环境优美、产业支撑有力、文化事业繁荣、社会稳定和谐的目标, 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坚持用自然、环保的方式对原有村庄、民居进行升级改造, 保持了农村特点、农业功能、农耕文化, 保持了新县山地丘陵地带的生态优势和田园风光。
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切记以下几点:1、反对“一刀切”的村落合并方法思路。山地丘陵的独特地理风貌使得各村之间有着千差万别, 这是因为这里独特才有了个发展空间, 把每个村落建成为坐落在群山丛林中的鸟巢, 使得来此休闲度假的人们最大限度地融入到清新的大自然当中, 而获得心理上的巨大愉悦和满足;2、反对大规模的修建新型农村社区。山区丘陵地带本来人口就少, 再加上外出务工人员, 几乎没有大量的人留在社区内, 农村人口没有住进社区的刚需, 大兴土木建成一座座空城, 岂不是劳民伤财;3、反对那些以此敛财的房地产开发。某些开发商瞄准了这一“契机”, 官商勾结大肆敛财;4、反对大跃进式的疯狂发展。任何时候的发展变化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新型农村建设应利用国家扶贫发展基金等, 对每个村都要做明细的发展规划设计, 然后沿着既定的方案一步一个脚印地建设, 并且注意在此过程中的动态变化, 及时纠偏。
(二) 利用“红色摇篮、将军故乡”的优势打造红色旅游发展模式。
新县山地丘陵地带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是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被誉为“红色摇篮、将军故乡”。据统计, 信阳现有479处革命历史遗址, 其中经各级政府批准建立的革命历史文物保护单位有178处。这中间国家级重点革命历史文物保护单位5处, 省级21处, 市级136处, 其中又有70处具有较大的开发价值。虽然这些革命老区多属偏僻闭塞、经济落后, 但是典型的红色景观, 在思想教育上, 对了解我国的革命历史方面有积极的作用。何不打造一片鄂豫皖大别山红色新型农村旅游区, 根据“乡乡有烈士、村村有红军”事实, 讲述村里的红军故事、缅怀乡里的烈士。旅游区发展了, 游客来了, 需求也多了, 老区人民只要为来访的客人提供好服务, 这不仅能解决当地人们的就业问题, 同时也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作为革命老区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些红军的英雄事迹宣扬出去, 教育青年一辈, 使他们能够更多的了解我国的革命历史。但是, 不要只注重当前的经济利益, 要着眼于未来, 等有一天红色乡村旅游区形成规模, 成为信阳特色, 乃至成为全国革命老区的特色, 经济利益自然而然地会接踵而来。老区乡村虽然穷, 但人穷不能穷志向, 人穷不能穷思想, 如若真的人穷志短, 那么多将军是怎么走出来的, 相信老区乡村会在老区人民解放思想、发挥聪明才智、辛勤工作的基础上建设发展起来的。
(三) 两种模式下新县山地丘陵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发展策略
首先, 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新县鲜明的自然特点“八山一水一分田”, 境内既有以天台山、香山湖为代表的名山秀水, 又有以西山寨、虎头关为代表的雄关险隘;空气好、山好、水好、有着蓝天、绿水、红城相互辉映。可以以周河乡西河村、同禾堂等发展比较好的村为起点, 逐个逐步地打造生态养生地。
其次, 清理整治农村闲置住宅、废弃住宅、私搭乱建住宅, 准确、真实地掌握农村危房实际情况, 建立和完善美丽家园信息资料数据库, 实行台账管理、动态管理。对于闲置住宅、废弃住宅, 要变废为宝, 打造成当年红军艰苦生活的场所;对私搭乱建住宅要妥善安排, 既然建了, 拆除是最不合理的, 可以与破旧的红军生活场所形成鲜明对比, 更有利于教育下一代。总之, 要按照有利于避险、不占耕地、节约土地、特色突出、方便生活、便利生产、保护生态的原则, 科学选点布局村庄建设。
最后, 加快沿途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服务功能。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建设道路、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安全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实施厕所改扩建, 加强主要景区连接交通干线的公路建设, 确保景区和交通沿线通信顺畅, 加强重点城市游客集散中心建设。力争做到交通基本畅通, 标识系统基本完善, 厕所基本达标, 景区停车场基本满足需要。吃、住、行、游、娱、购是旅游的六大要素, 均涉及基础设施建设, 因此相关部门和景区必须因地制宜, 妥善配置, 以项目建设为重点, 协调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摘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已推进6年, 全国各地、学术各方就此进行了大量的论证和实践, 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所谓的新型农村社区却成为一座座空城, 老村老街的强拆强迁又引起不少社会矛盾, 特别是山区丘陵地区更为突出, 寻求一个不同于平原地带建设发展模式是山区丘陵地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文化传承,生态养生,红色旅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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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地区 篇2
为了适应新阶段扶贫开发形势的新变化，国家适时调整了扶贫开发思路，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在全国确定11个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新阶段扶贫攻坚主的战场，涵盖了陕西境内秦巴山、六盘山、吕梁山3个连片特困地区。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在陕西的范围包括汉中、安康、商洛市全部县（区）和西安市周至县以及宝鸡市太白县，共计30个县（区）（以下简称秦巴山区片区），占国家确定的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76个县（区）39.5%，是陕西最大的连片特困地区，也是今后一个时期全省扶贫开发的主战场。
一、陕西秦巴山区片区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一）秦巴山区片区自然条件。秦巴山区片区位于陕西南部，秦岭、巴山两大山脉横贯东西，汉江、丹江穿境而过，地形地貌多样，高山延绵、丘陵广布、盆地和川道狭小，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集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库区于一体，跨省交界广、贫困人口集中。陕西秦巴山区国土面积7.5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36.8%。2011年末，耕地574.80千公顷，占全省20.1%，常住人口899.9万人，占全省24.0%，约有6万多少数民族人口。
（二）秦巴山区片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陕西秦巴山区特别是陕南地区经济综合实力明显提高，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2011年，秦巴山区片区地区生产总值1500.09亿元，财政总收入124.53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45.87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7282元和5132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进展，西汉、西康、沪陕、十天等高速公路和襄渝铁路复线建成通车，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002公里，铁路运营里程1080公里，交通运输瓶颈制约明显缓解。教科文卫等社会事业长足发展，全面实现“两免一补”和城乡九年免费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在校率99.6%，普通高中入学率80%。乡镇卫生院实现全覆盖，93%的村建立了村级卫生室，新农合参合率96.9%。适龄儿童入学率100%。“十一五”期间累计完成植树造林653.43万亩，退耕还林66.78万亩，森林覆盖率62.7%。
二、陕西秦巴山区片区贫困状况
近年来，陕西秦巴山区片区发展取得重大突破，但与陕北、关中地区相比，陕南发展差距仍然较大，近几年全国百强县排名、西部百强县排名和“陕西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十强县”排名中，陕西秦巴山区县（区）均榜上无名。
（一）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陕西秦巴山区片区是全省贫困人口的主要所在地；2011年公布的全省56个国家贫困县中，秦巴山区有29个，占全省多一半。按照省政府制定的2500元贫困标准计算，2011年，秦巴山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500元以下人口有307.34万人，贫困发生率37.5%，比全省高9.3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占全省39.7%，全省有近40%贫困人口集中在秦巴山区。
（二）交通基础薄弱，自然灾害频发。受自然环境条件影响，陕西秦巴山区片区交通不够发达。铁路运输方面，由于山区铁路建设投资较大，陕南大部分地区无铁路通过；公路运输方面，虽然近几年陆续贯通了西汉、西康、西商线，陕南汉中、安康和商洛市政府所在地目前均通高速，但是很多县乡公路等级低，当地很多经济作物、矿产品和农产品等无法及时运出，严重制约着当地经济发展。
秦巴山区居民大多居住于山、川或者盆地较为平坦地段，当季节性降雨较为明显时，常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一定损失。近年来陕西采取了一系列改善生态环境、退耕还林等措施，但由于其地理特征与气候原因，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泥石流、洪水等灾害严重影响当地经济发展。
（三）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总量少。陕西秦巴山区片区国土面积占全省36.8%，人口占24.0%。2011年，陕西秦巴山区片区生产总值占全省12.1%，人均生产总值13164元，分别为全省和全国49.8%和48.5%；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省9.2%，其中：工业增加值占全省
7.6%，二产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省13%；财政总收入124.53亿元，占全省4.8%，地方一般预算收入45.87亿元，占全省3.1%，其中：各项税收占全省7.6%。
（四）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基本公共服务不足。2011年，陕西秦巴山区片区有医院、卫生院4368个，占全省9.5%，每万人口医院床位29张，为全省79.1%，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34人，为全省82.2%，通有线电视村占全部村50%，比全省低3.6个百分点，在27个农业县中，17个县有线电视入户率在30%以下。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陕西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区域每10万人口拥有大学生4922人，不及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文盲率
5.8%，比全省平均水平高2.1个百分点。有25.9%的县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在90%以下；有16个县农村安全饮用水普及率在60%以下。可以看出陕西秦巴山区片区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发展滞后，贫困人口居住条件差、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仍然突出。
（五）居民收入低，生活水平较差。2011年，陕西秦巴山区片区农民收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有12个县（区），18个县（区）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商洛市7个县（区）全部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安康市汉滨区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外，其余29个县（区）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有26个县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仅有4个县（区）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三、陕西秦巴山区片区贫困因素分析
（一）城镇化水平低，产业承载能力弱。陕西秦巴山区片区交通不便，人口居住较为分散，人口密度较低，小城镇发展缓慢且规模较小，集聚功能差，综合承载力弱，经济结构单一，劳动力就地转移困难较多。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陕西秦巴山区片区每个镇平均人口6400余人，城镇化率32.9%，比全省低12.8个百分点，比全国低15个百分点；2011年陕西秦巴山区片区人口密度119人／平方公里，比全省平均水平少63人，城
镇化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只有汉中市政府所在地汉台区、安康市政府所在地汉滨区，其余28个县（区）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二）农业装备程度差，农业生产水平低。陕西秦巴山区片区农业现代化水平低，导致农业生产水平不高。2011年，30个县（区）化肥、农药和地膜使用量分别占全省4.8%、7.8%和17.9%；农机总动力401.12万千瓦，占全省19.7%；每公顷耕地面积农机总动力装备水平
6.9千瓦，比全省平均水平低0.2千瓦；粮食总产量258.30万吨，占全省21.7%，粮食亩产215公斤，比全省平均水平低39公斤；蔬菜总产量387.46万吨，占全省27.4%，蔬菜亩产1684公斤，比全省平均水平低400公斤；水果总产量占全省7.3%，亩产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00公斤。
（三）财政投入少，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由于投资和投入的相对不足，陕西秦巴山区片区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相对滞后。2011年，陕西秦巴山区片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均占全省11%，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农林水事务支出占全省24.4%，教育、科技、卫生支出122.40亿元，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35.2%，比全省低0.6个百分点，占全省教育、科技、卫生支出24.1%，医疗卫生支出占全省25.6%。公路里程5.39万公里，占全省9.7%，高等级公路2167公里，占全省12.4%。水利设施老化，电力和通讯设施落后。有22个乡镇不通沥青（水泥）路，占乡镇总数3.8%；4662个行政村不通沥青（水泥）路，占行政村总数62.6%，1097个行政村没有完成农网改造任务，占行政村总数14.7%。
山区地区 篇3
一、工作启动突出“早”
一是学习开展早。市工商联区县党组书记会议后，金山区第一时间组织召开专题会议，认真学习中央及上海市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
二是方案拟定早。根据中央和上海市相关工作要求，结合金山具体实际，金山区于3月中旬拟定完成了金山区关于深入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并按照项目化的要求制定了详细的任务分解表，明确了四个方面22项重点工作。
三是部署推进早。在部署推进今年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金山区注重从实际效果出发，强化分类指导推进，充分利用工商联主席会长办公会、基层商会工作例会以及执常委会等平台，对各类对象进行分类部署动员。截止到4月底全区各个层面的动员部署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二、活动推进注重“实”
1.抓好一支队伍，努力坚定制度信念
在不断强化对全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队伍整体教育引导的同时，区工商联着力突出教育引导工作的战略性和前瞻性，将青年创业者队伍培养作为区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的工作重点和主要抓手，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一是健全组织，为创业者沟通交流搭建平台。为了进一步加强区内青年创业者之间的沟通交流，金山区积极推动在区镇两级成立了青年创业者联谊会，逐步形成了上下联动的组织构架。全区各级青创联组织在区工商联的积极推动下，通过会员微信群以及季度工作例会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交流创业经验和学习感悟，有效提升了联谊会队伍整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是完善机制，为创业者健康成长创造条件。以区工商联青年创业者联谊会为主要平台，积极探索实践，通过与中欧学院、上海交大合作以及聘请区内有较强代表性的一代企业家为创业导师，初步建立了定期培训、导师带教等配套教育培训工作机制。利用相关培训机制，不仅提升了青年创业者的创业本领，更实现了金山区企业家政治坚定、奉献社会优良传统的代际传承，为青年创业者快速、健康成长搭建了一条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快车道”。
2.依靠两个平台，不断增强政企信任
一是依靠联席会议制度。今年以来，区工商联积极履行金山区服务非公企业联席会议办公室的工作职责，充分利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有利契机，深入基层商会、会员企业，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了解和掌握企业的所思、所想、所需，并通过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及时将相关情况向上级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反映，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二是依靠法制服务论坛。在法制服务论坛的框架下，积极整合相关职能部门资源，通过组织开展青年企业家座谈会、科技企业沙龙等一系列活动，邀请区委、区政府有关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与企业面对面、心贴心开展交流，增进了政企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得到了区内非公企业的广泛好评。
3.提供三大服务，切实提振发展信心
一是政策服务。为了强化非公经济人士对政策信息的了解和把握，金山区通过召开各类政策解读会、专题沙龙活动等，不断加大对企业的服务力度。特别是针对当前企业对自贸区相关政策的迫切需求，邀请金山海关、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建行金山支行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就自贸区金融创新及贸易便利化等方面的相关政策进行深入解读，为企业把握机遇，用足、用好相关政策提供了积极的帮助。
二是金融服务。坚持深化银企合作工作机制，本着公平、开放的原则，不断拓展和加强与上海农商银行、工商银行、民生银行、浙江泰隆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今年以来，又成功与交通银行金山支行建立合作关系，并联合开展了“商银携手行”银企对接活动，进一步拓宽了我区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
三是用工服务。在积极与人社局等部门开展合作，定期对企业开展劳动用工政策法规咨询和服务的基础上，紧紧依托商会组织网络，推动全区基层商会通过组织各类集中招聘活动，帮助非公企业解决劳动用工难题。今年以来，金山区累计组织招聘活动10余场，有效地缓解了区内非公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压力。
三、区镇联动体现“紧”
在推进工作过程中，金山区还高度重视基层联系点的指导和建设。通过不断强化和发挥联系点的示范引导作用，有效地提升了金山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整体性和实效性。如张堰镇商会提出组团式联系服务企业的工作理念，通过整合各类服务资源，对非公企业进行多元化、精细化、个性化服务，形成“党政主导、公众参与、社会协同、上下联动”的企业服务新格局；山阳镇商会创新工作方法，分层推进教育，发挥老一辈企业家领头羊作用，激发接班人热情，带动扶郎花积极参与，三个层面共同提高，共铸民营企业家与中国梦，取得积极效果；嘉乐公司面对生产成本不断提高的现实，不等、不靠，主动创新开拓，探索出了一条生产基地在外、财务税收等核心经营在金山的生产管理结构转型的模式，实现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区内传统企业创新转型开拓了一条可供借鉴的道路；上海融氏企业充分发挥企业的党建基础和文化建设的独特优势，突出出资人带头和企业员工全员参与，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健康发展。
根据金山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下一阶段金山区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要在准确把握“四信”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紧密结合金山实际，把理想信念活动与区工商联全年各项重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一、以坚定信念为目标，进一步强化教育引导
通过坚持定期举办非公经济人士培训班、深化青年创业者培养以及强化非公企业党建指导等方式，进一步引导全区广大非公有经济人士特别是青年创业者学习好、领会透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重大理论观点和系列政策举措，努力把我区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加快建设“三个金山”的具体实践中。
二、以增强信任为重点，进一步强化沟通联系
充分发挥工商联和商会组织桥梁和纽带作用，及时将各级政府支持和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信息多渠道、广覆盖地向基层非公企业进行宣传；利用服务非公有制企业联席会议机制平台，不断强化机制建设、完善配套措施，切实帮助区内非公有制企业解决一些在发展转型中遇到的跨部门、跨领域，单个部门难以协调的困难和问题。通过各类平台的搭建，不断加强企业与政府职能部门间的沟通联系，增进理解、增强信任、形成共识。
三、以提振信心为指向，进一步强化有效服务
不断创新和深化服务载体，提升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引导企业坚定创新转型、加快发展的信心。继续加强与相关金融机构的合作与联系，通过组织形式多样、针对性强的银企对接活动，逐步将银企合作的服务重心进一步向基层小微企业倾斜；坚持法制服务重心下移的工作方针，通过开展法制服务基层行、法制服务联合走访、庭审旁听等多种活动，为支持企业转型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制支撑。
四、以提升信誉为归宿，进一步强化机制建设
山区地区 篇4
为了解石景山区八角、古城地区女性乳腺癌的发病趋势, 我乳腺门诊于2009年对女性乳腺癌患病情况进行了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06～2009年我们对石景山区八角、古城地区的已婚妇女为普查对象, 共普查51425人。年龄在20～68岁之间, 平均43岁, 排除其他系统肿瘤, 按年份、年龄、职业分别进行分组。
1.2乳腺癌的检测
应用红外线扫描进行初筛, 发现阳性体征或触诊有肿块或患有妇科肿瘤者, 再进行钼钯X光, 或乳房B超复筛, 或取活体病理检查, 或追踪初筛可疑患者手术后的病理报告等进行确诊。
1.3乳腺癌检查方法
由乳腺专科医生对参加普查的妇女进行触诊, 同时应用电脑近红外线乳腺扫描仪作乳腺透照, 对可疑病例进行彩超及钼靶x线摄片, 对于临床确诊的乳腺癌患者进行手术治疗, 术后病理切片进一步明确诊断。
1.4 统计方法
所有调查数据应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卡方检验, P<0.05即认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注:与其他年龄组比较, *P<0.05
注:与<24组比较, *P<0.05;与24～26组比较, △P<0.05
2 结果
2.1 乳腺癌的检出率
对石景山区八角、古城地区的51425名已婚妇女进行妇女病普查, 检出乳腺癌28例。
2.2 不同年龄组检出乳腺癌病例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 随年龄增长, 乳腺癌的发病率不断增加, 40～50岁为乳腺癌的好发年龄, 其他年龄组比较, P<0.05。
2.3 不同体重指数与乳腺癌发病的关系
从表2可以看出, 体重指数大的人较易发生乳腺癌, 各组间有显著性差异, P<0.05。
2.4 不同职业乳腺癌的发病情况
514例乳腺癌患者中干部137例, 占患病者的26.7%;工人377例, 占乳腺癌患者的73.3%, 干部与工人之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
3 讨论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1], 其中雌酮及雌二醇对乳腺癌的发病有直接关系, 所以20岁以后发病率迅速上升, 45～50岁较高[2]。从上表可以看出, 30岁以后发病率明显上升, 且40～50岁为乳腺癌的好发年龄。这可能与该年龄段正好处于事业和家庭压力最大时期, 尤其是处于更年期前后, 体内激素水平变化很大有关。
高体重指数与胰岛素和胰岛素生长因子的增加有关[3]。本文资料提示BMI>26组乳腺癌发生率高, 与其他3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其次为24～26组, <20组与<24组乳腺癌发生率最低, 与其他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这也证实了乳腺癌发生率与人均脂肪的消耗量呈正比关系。
不同职业乳腺癌的患病率不同。本研究提示工人占乳腺癌患病率的73.3%, 干部组乳腺癌发生率低只有26.7%, 与工人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因工人对乳腺癌的防治知识知道甚少, 工作生活压力较大有关。
综上, 乳腺癌已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重要疾病, 是当今社会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对其防治工作的重点应放在预防与控制措施的实施上。因此, 20岁以上的女性, 每月1次乳房自我检查;40岁以上的女性, 每年应请专科医院检查1次, 每2年进行1次乳腺钼靶摄片, 乳腺癌高危人群更应提高警惕。
摘要：目的 了解石景山区八角、古城地区乳腺癌的发病趋势, 寻找提高乳腺癌早期检出率的方法。方法 收集石景山区八角、古城地区2006～2009年妇女病普查的乳腺普查资料。根据乳腺癌的检出情况、年龄分布、临床分期、职业分布、发病趋势等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结果 检出乳腺癌患者28例, 乳腺癌患病率平均为56/10万。按照年龄分组40～50岁为乳腺癌的好发年龄;干部乳腺癌的发病率高;体重指数大的人较易发生乳腺癌。结论 应教会妇女乳腺自检方法, 定期开展妇女乳腺癌普查。可提高乳腺癌的检出率。
关键词：乳腺癌,普查,发病趋势,检出率
参考文献
[1]方志沂, 邱晓光.乳腺癌的分布规律及其危险因素[J].中国全科医学, 2002, 5 (6) :429～431.
[2]肖风, 孙朝越.乳腺癌的危险因素及预后分析[J].中国基层医药, 2004, 11 (10) :1258～1260.
山区地区 篇5
摘要：弄清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退降过程的机制,可以为相关景观动态模型建设和调控策略选择创造有利条件.借助于自组织临界性理论和方法,在基于多时段遥感影像数据的景观分类和生态质量制图结果支持下,以深圳市南山区为例进行了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质量退降的自组织临界性研究,以期揭示城市化过程与生态质量退降过程的响应关系和生态质量退降的过程特点.结果表明,工作区内建设用地扩张过程和生态质量退降过程均具有典型的自组织临界性特点;区域生态质量退降主要是由建设用地扩张导致3种不同生态质量区域之间发生的.3种主要生态质量退降过程造成的;建设用地扩张和3种主要生态退降过程的动态分形指数都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具有自组织临界特征的建设用地扩张过程是同样具有自组织临界性特点的各种生态质量退降过程发生和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源.作 者：赵军 曾辉 ZHAO Jun ZENG Hui 作者单位：赵军,ZHAO Jun(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北京,100871)
曾辉,ZENG Hui(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北京,100871;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环境与城市学院,深圳,518055)
山区地区 篇6
按照资华筠教授《舞蹈生态学》的观点,湘西地区各少数民族的遗存舞蹈,如土家族“摆手舞”、苗族“鼓舞”、白族“仗鼓舞”等,均可被划分为各种各样的舞种。这些舞种的形成与发展,又受到了湘西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通过各舞种的“舞体”所施加的深刻影响。所谓“舞体”,是指“生活在共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一群拥有共同舞种的舞蹈主体”;“对于自然传衍的舞蹈而言, 舞体是指在相对固定的历史时期内,居住在舞蹈播布区的舞蹈参与——拥有者”。可见,湘西少数民族遗存舞蹈诸舞种的“舞体”,就正是在年节、祭祀、农闲等各种场合参与舞蹈的各族群众。湘西的自然环境, 正是通过他们,对各民族遗存舞蹈诸舞种的发展过程及其动律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自然环境对舞体的影响很少有纯粹而直接的。如地形对于舞体的影响,很难直接观测,但它却会对其劳作方式……等产生影响,而这些往往会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的步态,反映在舞体的具体步伐上”。而这,也正是打上“人文环境的烙印”的自然环境对于“舞体”和“舞种”的具体作用机制。
若以资华筠教授这段论述来考察湘西少数民族遗存舞蹈,则可较为深刻地体察到打上“人文环境的烙印”的湘西自然环境对于舞蹈动律的深刻影响,可帮助我们解读湘西少数民族舞蹈的深厚文化内涵及底蕴:
比如,湘西少数民族遗存舞蹈最主要的动律形态是“一顺边”,即甩左手的时候出左脚,甩右手的时候出右脚。从土家族 “摆手舞”、“苗族鼓舞”到白族的“仗鼓舞”,“一顺边”的舞蹈动律随处可见。这种动律,其实是当地各族人民日常生活的真实再现:湘西境内的高山陡坡使当地人民形成了“一顺边”的行走习惯——狩猎时用同侧手脚拨开草木前进,不仅方便迅捷,而且悄无声息,不易惊动猎物;农业生产中,如果用右手拿刀左脚上前,容易砍到自己的脚; 挖土时,既要保证别人看不到自己的脚印, 又要保证不伤害自己,就须采用“一顺边” 的姿势一步步向前挖。这些因特殊地理环境而造就的生产、生活动作,自然而然地形之于湘西各少数民族“舞体”的步伐动作之中,便造就了“一顺边”的动律形态。
又如,湘西少数民族遗存舞蹈的另一重要动律形态可称之为“划圆、转圈”动律。无论是土家族“摆手舞”、苗族“鼓舞”,还是白族“仗鼓舞”,演员都是围绕成圆圈状的队形来展开舞蹈;而就个体的舞蹈动作来看,也大多以原地的划圆、转圈为基本动律。这种舞蹈队形和动律特点,既具备圆的美学特征,也反映了民族内部的团结一致。另外,这种“划圆、转圈”的动律形态,也是对湘西地区自然及社会生活环境的真实反映。首先,湘西地区多高山、少平地的地理特征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跳舞的场地,围成圆圈跳舞则可节省空间;其次,湘西地区人烟稀少的现实特点也限制了跳舞的人数,围成圆圈跳舞可以使活动显得更为热闹、更为充实;再次,陡峭的山路使湘西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活动中养成了类似 “划圆、转圈”的前后、左右运动方式,表现在“舞体”的舞蹈中,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划圆、转圈”的动律形态。
当然,湘西少数民族遗存舞蹈也生动地模仿了“舞体”的现实生活,反映了社会人文环境对于“舞体”和舞蹈的影响机制。 比如,在土家族的“摆手舞”中,有模仿水田耕作的一连串动作,如插秧、踩田、割谷、打谷等,每一个动作都以单摆相衔接, 这些动作形象生动,可以鲜明地反映出所模拟的生产、生活内容。这其实体现了人文环境对于“舞体”及其舞蹈步伐、动律的影响机制。而苗族“鼓舞”中的“女子单人鼓舞”则模拟了苗族妇女的各种生产、生活动作,如纺纱、织布、绣花、照镜、梳头、簪花等,逼真地反映了苗族女子的日常生活状态。与其他舞蹈不同的是,湘西白族的“仗鼓舞”则反映了白族人民的战斗生活,其舞蹈动作是对战争中各种刺杀动作的模仿和再现。可见,湘西少数民族舞蹈生动形象地再现了生活场景,揭示了人文环境对于“舞体”和舞蹈的作用机制,诠释了舞蹈艺术 “源于生活、再现生活”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
山区地区 篇7
沂南县总面积1774平方公里, 平原、山区、丘陵各占1/3, 属全省农业大县。随着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 农民购机热情空前高涨, 新机具不断增加, 农业机械化得到了快速发展, 农机专业合作社应运而生。截至目前, 全县注册农机专业合作社总数达到65家, 入社社员913人, 服务农户30余万户。合作社拥有机具数量2675台, 其中大中型2265台, 小麦联合收获机352台, 水稻插秧、收获机械5台, 玉米联合收割机53台, 资产总计6638万元, 机库房面积1.62万平方米。
合作社运作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农机户带机入社, 单机核算;二是成员带机作价或带资入股, 社员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股份合作模式;三是土地承包经营模式, 对周边大片土地进行承包, 发展机械化农场, 实行规模化作业、集约化经营。
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创办类型主要有:
1. 大户联合型。
主要由从事农机作业多年、懂农机使用、维修技术、有一定市场经营经验的农机专业大户联合, 形成规模优势。
2. 村干部、能人带动型。
一般由村委负责人领头组建, 统一联系有关作业任务, 在“三夏”、“三秋”中统一安排农机户进行作业, 实行“六统一”服务, 组织者收取少量费用。
3. 农机龙头企业创办型。
主要以农机生产、销售、维修等企业为龙头, 发挥其经营管理优势, 形成农机产品销售、售后服务、农机作业服务一体化的农机专业合作社。
从调研情况来看, 农机大户联合型和能人带动型农机合作社占比例高且运行情况良好, 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经营活力。
二、发展成效
农机专业合作社作为新生事物, 一开始就表现出较多优势:一是促进了农机结构优化组合, 提高了机械效益。通过合作社使拥有不同类型机械的农机户有机组合起来, 为农业、农民提供系列化的服务, 既提高了机械利用率, 又提高了农机户的作业量, 增加了收入。据测算, 机手通过农机专业合作社作业比单机分散经营机械利用率和纯收入可增加20%～30%。
二是提高了农机服务的组织化程度。依托新型农机专业合作社, 将分散的农机户组织起来, 共同进入市场, 开展社会化服务, 解决了有机户作业难, 无机户用机难的矛盾, 实现了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农机服务大市场的对接。
三是促进了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相对其它类型农机服务组织, 农机专业合作社具备比较完善的服务功能, 能够有组织地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 开展规模化经营, 提高农机作业的组织化程度, 在不改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 推动了土地经营方式创新, 加快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同时, 还有效地支持和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稳定转移, 进一步稳定和完善了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四是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 增加了农民收益。农机合作社的发展解放了大批的农村劳动力, 特别是大部分青壮年农民, 通过技能培训后外出务工, 不但增长了技能本领, 也增加了自身的收入。同时作业价格比单机分散作业每亩低5元左右, 农民也减少了费用支出。
三、存在问题
农机专业合作社总体上发展前景看好, 但在发展中亦不无隐忧:一是作业项目较少, 服务领域狭窄。现有的农机专业合作社大多数仅经营常规农业机械, 如拖拉机、旋耕机、深耕犁、联合收割机等, 主要从事机耕和机收作业, 机械利用率不高。并且合作社对新型农业机械信心不足, 投资怕担风险, 导致作业效益不够理想, 同时, 也影响了新机具、新技术的推广进程。
二是资金短缺, 农机合作社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在国家购机补贴政策的推动下, 农机合作社购买大中型机械逐渐增多, 现有场库棚建设不能适应机具增加的需要, 导致大量农机具露天存放, 增加了维修成本。而是由于绝大多数农机专业合作社由于起步较晚, 经济基础薄弱, 靠省、市专项资金扶持的只有少数, 多数合作社因资金短缺, 导致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 造成运转艰难, 难以形成应有的服务功能、设施配备和技术资源。
三是管理不够规范, 合作社运行质量不高。从调查情况看, 虽然大部分合作社设立了理事会、监事会、社员 (代表) 大会等必要机构, 但有些只是流于形式, 很少组织活动;入社农机户还是自己寻找业务, 自己算账, 与入社前变化不大, 没有形成真正合作的拳头;有的则执行章程不够严格, 在管理、生产、作业方面没有形成有效的运行和管理机制。
四是培训体系不健全, 技术人员缺乏。农机合作社成员大多是农民, 文化技术不高, 对新机具、新技术了解不多, 在农机具的正确使用及维护保养方面知识缺乏, 难以保证机械高效优质地发挥作用, 导致合作社规模化经营组织化程度不高, 合作社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能力差。
四、下步建议
一是加强指导, 创新服务模式。农机部门应积极引导合作社, 积极开展一条龙服务、土地托管服务、租赁服务、代耕代种等多种服务形式, 满足农机户和广大农民的需要, 加快土地流转, 促进土地有偿转让, 实现农机合作社规模化经营。鼓励农机合作社向农机维修、农机配件供应等领域拓宽, 为农机生产作业保驾护航。
二是积极争取和落实扶持政策。特别是农机具场库棚建设用地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机合作社的发展进程, 农机具损失浪费现象严重。要积极争取上级及地方财政资金扶持, 重点扶持规模大、效益好、管理规范的合作社, 加强合作社场库棚建设, 不断提升合作社建设质量。积极协调土地、工商、金融等有关部门, 在资金、场地等方面争取优惠政策, 形成扶持和促进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合力。
山区地区 篇8
一、边境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反假人民币工作面临现状
（一）地域特点造成边境地区及边远山区反假货币工作面临诸多困难
临沧市山区占地面积广，边境地区又多为民族聚居区，居住相对分散，交通不便，造成群众对外信息相对闭塞，难以从有效渠道获取反假货币信息。特别2000年以来，由于处于边境及边远山区主要承担反假人民币宣传窗口的一些金融机构加大改革力度，不断精简、收缩机构，使防假、识假技能得不到有效推广，给制贩假币的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影响了人民币的正常流通。与临沧接壤的缅甸边境地区多为地方武装控制，情况相对复杂，也增大了反假货币工作的难度。
（二）边境地区及边远山区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助长了这些地区假币危害的蔓延
边境地区及边远山区群众由于对《刑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了解不多，不能深刻理解制贩及使用假币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危害和他人利益的损害，往往误收假币后不是及时向公安部门报案或上交金融机构，而心存侥幸想方设法将假币使用出去，反而为假币在这些地区的违法流通推波助澜，也使查缉假币工作无法有效深入开展。
（三）边境地区及边远山区反假人力、物力投入不足，造成反假货币工作成效不够理想
由于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少、人员缺，打击假币工作仅仅停留在柜台宣传和柜台收缴上。乡镇公安机关也受人员限制和治安案件压力影响，对制贩假币违法行为多为群众举报后才追查，且大多不能深入追究来源，一查到底，处理基本以罚款、教育为主，使制贩假币者得不到及时、有效制裁，打假力度较弱。
（四）宣传手段的束缚成为制约反假货币工作的一个短板
由于在边境及边远山区宣传手段和形式不够丰富，利用广播、电视等传统宣传媒体费用较高，无法长期坚持，宣传效果受到一定制约，而运用网络等新型宣传渠道又无法有效覆盖边境农村地区及边远山区，虽然金融机构每年均开展不同形式的宣传活动，但还是以集中宣传和柜台宣传为主，宣传的广度和深度都达不到预期效果。
（五）犯罪分子作案方式和手段不断变化，增大了打击难度
从假币危害范围及蔓延态势看，犯罪分子针对高压态势也在设法逃避打击，钻法律法规的漏洞。目前对制造、贩卖、使用假币违法行为的刑事处罚主要针对涉案数额较大或数额特别巨大以及情节较为严重的行为，而零星贩运或使用假币的行为，公安机关即便查获也只能按照治安案件进行查处，打击效果不明显，反而增加了犯罪分子反侦察能力，增大了对制贩、使用假币的处罚难度。从近年临沧市收缴的假币笔数及数额来看，一次收缴千元以上假币基本为在贩运过程中查获，且多为初犯，最大一笔也仅为2万元，而且，不法分子利用人们对小面额货币防伪意识不高的心理，转向制贩小面额纸币和硬币。近几年20元、10元的小面额票面的假币出现递增的趋势，即可反映出犯罪分子越加狡猾，使反假货币工作局面更加复杂。
（六）反假货币工作在沟通、协调等方面仍存在一定阻力
欠发达地区往往以推动地方发展为中心，将软环境建设放到次要位置，这也造成了一些地方反假货币工作领导小组在组织、运作等方面缺乏创新和持久意识。部分成员单位协调难度大、参与意识低、信息交流少，反假货币工作的组织、协调往往成了金融机构和公安机关在唱“独角戏”，造成无法客观、全面反映社会各领域假币的危害程度和动向特征，使反假宣传缺乏实效性，影响力被削弱，加之部分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为防止收缴假币过程中矛盾激化或被打击报复，往往对持假客户妥协，直接造成了群众对《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实施效果的质疑。
二、临沧市开展反假人民币工作的有效作法
（一）坚持创新反假货币工作机制，抓实反假货币工作重点
注意把握边境地区及边远山区的地域特征，坚持以乡镇为基础，通过以点带面和突出重点部位加强农村反假网络建设。一是挑选假币流通量较大的村镇和偏远少数民族乡作为工作重点，按照聘请2名反假义务宣传员，悬挂1个牌匾，设立1个宣传栏，摆放一批宣传资料的标准，建立爱护人民币义务宣传站。二是针对偏远村、镇反假宣传力量薄弱，当地群众文化结构偏低的实际，聘请部分大学生村官作为反假义务宣传员，提升了义务宣传员知识结构。三是对反假货币义务宣传员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城镇社区的义务宣传员采取集中培训，边远乡镇的义务宣传员采取定点培训和委托培训的方式进行。
（二）加强基层反假网络建设，巩固反假货币工作基础
临沧市在组织开展农村、社区反假网络建设中，一是以重点乡镇为依托，广泛利用各种宣传手段，扩大反假货币网络的影响;二是邀请乡镇干部和大学生村官、派出所干警、边防武警加入反假网络体系建设，充分利用村镇、社区、公安派出所、边检站作为反假货币工作平台，积极构建边境地区反假货币网络;三是反假货币网络建设中充分运用派出所治安联防体制运行中的有效经验，使反假网络得到进一步延伸。至2011年6月底，临沧辖内共设立反假货币工作站点130个，其中设立社区反假货币工作站27个;边境口岸反假货币工作站5个;乡镇反假货币工作站78个;行政村反假货币义务宣传站9个。
（三）警民联动，齐抓共管，保障反假货币工作有效开展
通过不断建立和完善农村、社区和边境口岸反假网络机构，形成警民联合行动整体合力。从公安部开展打击制贩假币的“09”专项行动效果可见，打击成效十分显著。2010年临沧市假人民币收缴总量与2009年收缴量减少了53.69%，使人民币流通环境得到进一步净化。2009年缅甸“8.08”事件期间，面对大量人民币现金的急速回流，各边境口岸反假工作站、金融机构认真履职，加大对假币的堵截力度，有效防范和堵截了假币的流入。
三、做好今后边境地区反假币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反假货币工作领导体系应力求“实”
2012年第1期中旬刊 (总第468期) 时代Times突出发挥人民银行反假货币工作联系、沟通、协调的主导作用, 充分挖掘全社会力量, 建立起稳固的以地方政府为领导、当地人民银行为主、各职能部门充分参与的边境地区人民币反假工作机制, 是推动反假货币工作持续、广泛、深入开展的关键所在。因此, 联席会议机制下人民银行要加强对反假货币工作成员单位的联系、沟通、和协调, 使反假货币工作领导机制充分发挥其作用。
（二）反假货币网络建设应立足“深”
反假货币网络的建设面临着持续性和稳定性的问题，尤其要在边境地区及边远山区，要将反假货币工作抓深，抓实，抓出成效，比内地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艰辛，因此，建议上级行在反假网络建设的经费投入上适当给予倾斜。
（三）反假货币宣传应坚持“广”
反假货币宣传应当以发动群众参与为宣传重点, 利用边境地区及边远山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群众易于接收的渠道, 通过强化对村干部、村官、派出所干警、边防部队官兵等义务反假宣传员的培训, 推动《刑法》、《人民币管理条例》、《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以及防伪知识在群众中的普及, 使群众的防假意识变为自觉行动, 自金融觉抵制假币, 有效遏制假币生存空间。
(四) 遏制假币犯罪行为应突出“打”
实践证明，只有时刻保持高压态势，才能使制贩假币的不法分子无喘息的机会和作案的空间。从09行动的实施和日常反假工作的对比，就显现出提高公安机关或其他执法机关破获或侦办假币案件的积极性对震慑边境地区制贩假币犯罪行为的明显作用。同时加强对制贩假币行为的法理探讨，对于无法达到《刑法》处罚的制贩假币情节，尽可能争取纳入《治安处罚法》的修订，使制贩假币等违法行为的惩治形成较完备的法律体系。
（五）反假货币工作理念应强调“新”
山区地区 篇9
甘肃省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交汇处, 地形复杂多样, 自然条件严酷, 是我国生态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受严酷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甘肃省目前仍然是全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 贫困地区自然条件严酷, 生产设施滞后, 人口素质不高, 大部分地区十年九旱, 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南部山区高寒阴湿, 多石少土, 人均占有耕地少。河西地区生态问题日趋严重, 水资源日益短缺, 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2]。近几年, 甘肃省加大了扶贫工作力度, 扶贫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但贫困程度深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按照国家新的扶贫标准, 2011年底甘肃省贫困人口为842.19万人, 贫困发生率高达40.3%, 居全国第二。由于甘肃多山地高原、少平原川地, 居住在高寒阴湿区的贫困人口占23%、半山干旱区占41%、深山林缘区占22%、河谷川坝区为14%, 分布在山区的贫困人口占到贫困人口总数的绝大多数[3]。
甘肃省贫困山区大多山大沟深、生态环境脆弱, 自然灾害频发, 地处该区域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严重滞后, 是甘肃省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自然环境严酷、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思想观念落后等是制约甘肃省贫困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4]。研究甘肃省贫困山区农村经济现状及发展面临的问题, 提出该区经济发展策略, 对加快甘肃省贫困山区脱贫致富, 实现甘肃省与全国一道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1 甘肃省贫困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1.1 自然条件严酷, 经济发展水平低
甘肃省贫困地区山大沟深, 生态环境脆弱, 干旱、洪涝、泥石流、冰雪、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发, 导致返贫率居高不下;信息闭塞, 交通不便, 生产方式落后, 扶贫成本高, 脱贫难度大[4]。以榆中县北山地区为例, 当地农村经济仍以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为主, 劳务输出、养殖业和特色种植业成为了近年来农民增收的主渠道, 但对农村经济整体带动能力有限。2012年, 榆中县北山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约为2600元, 同期甘肃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507元。恶劣的自然条件严重制约了贫困山区农村经济的发展, 贫困山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
1.2 产业结构单一, 经济发展缓慢
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较为单一, 以传统农业为主。农业以小麦、马铃薯、玉米等农作物种植为主, 农业种植面积大, 亩产低, 自然灾害频繁, 农业收入有限。近几年, 在政府大力扶持和引导下, 劳务输出、养殖业和特色种植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农村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 但由于文化素质较低, 普遍缺乏技能, 以季节性零工为主, 劳务收入有限。养殖业以肉羊养殖为主, 养殖方式以散户养殖为主, 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小。特色种植业面积普遍偏小, 大面积推广难度较大, 规模效应难以发挥。从总体上看, 受产业发展滞后的影响, 甘肃省贫困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缓慢, 与省内其他地区的差距较大。
1.3 经济基础薄弱, 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甘肃省贫困山区农村经济基础薄弱, 产业以传统农业为主, 几乎没有工业, 外出务工和养殖业的大部分收入用于补贴家用、子女教育和盖房等方面, 投入农业发展的资金有限, 农业发展投入严重不足。近几年来, 政府虽然加大了对农村地区的投入, 但作用不够明显, 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仍然不足, 薄弱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撑贫困山区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此外, 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普遍低于二三产业, 贫困山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 农村土地撂荒现象较为突出, 原本劳动力资源富裕的农村地区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贫困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后劲严重不足。
2 甘肃省贫困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生存发展环境差, 经济发展支撑力严重不足
甘肃省贫困人口中有约200万人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 基础设施落后, 缺乏基本生存条件的深山区、林缘区和地质灾害频发区, 需易地搬迁。截至2012年底, 全省通行政村公路硬化比例仅达48%, 村组间公路网络建设更加滞后, 仍有526万人存在饮水安全问题, 99万户农村群众的危房急需改造[3]。行路难、饮水难、住房难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区域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因素作用的过程, 需要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资金和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撑[5]。甘肃省贫困山区农村生存发展环境差, 可供利用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有限, 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较差, 经济发展支撑力严重不足。
2.2 农民收入水平低, 农村资源配置能力弱
甘肃省贫困山区农民收入普遍较低, 有限的收入大多用于自发性消费, 满足日常的生活开支, 投入农业生产的资金极其有限, 从而导致农村生产方式仍然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为主, 生产效率低下。此外, 甘肃贫困山区农村资源配置能力较弱, 现有的有限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在贫困山区农村资源浪费现象较为严重, 其中土地撂荒现象尤为突出。
2.3 思想观念落后, 增收致富难度大
由于交通不便, 信息闭塞, 基础设施限制相对较大, 贫困山区农民思想文化观念普遍较为落后[6]。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28年, 比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低0.73年和1.52年[3], 贫困山区的受教育程度更低。受到落后思想观念影响, 贫困人口普遍存在等、靠、要国家扶贫救济的心理, 发展经济的主观意愿不够强烈, 积极性不高。农业经济发展受诸多因素制约, 发展家庭经济缺规划、缺技术、缺经营能力, 加大了增收致富的难度。
3 榆中县北山地区概况
榆中县北山地区包括榆中县贡井、园子、上花、哈岘、中连川和韦营6个乡, 现有47个行政村、281个村民小组、1.13万户, 总人口4.56万人。区内平均海拔2480m, 年降水量300~350mm。耕地面积大, 日照充足, 降水稀少, 气候干燥, 有利于旱作农业发展。受到特殊地域条件的影响, 榆中县北山地区绝对贫困人口2198户8934人, 外出务工14060人, 低收入人口4967户20585人, 五保户151户152人, 是甘肃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地区之一[7]。
4 榆中县北山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策略
4.1 积极开展区域经济规划, 做好扶贫政策对接工作
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 》, 国家扶贫任务从解决温饱为主到“两不愁三保障”, 随着扶贫任务的转变, 国家对贫困地区将加大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持力度, 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加快区域性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8]。榆中县北山地区作为甘肃省贫困山区之一, 仅靠自身力量难以实现经济发展, 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全方位的投入以及整体的协调配合。当地应做好区域经济发展规划, 确立主导特色产业, 规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形成区域增长极, 做好与国家省上扶贫政策的对接工作。贡井乡地处榆中县北山地区中心, 交通便利、区位条件优越、具备一定发展基础, 应将其打造成为榆中县北山地区的重要增长极, 带动区内农村经济发展。
4.2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实现农村经济全面协调发展
根据调研资料, 榆中县北山地区农村产业发展现状是第一产业严重滞后, 二三产业是空白, 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大部分服务业质量不高、种类不全, 整体经济发展极不协调。以榆中县北山地区贡井乡石台村为例, 种植、劳务输出、养殖是村民收入主要来源。农作物种植以马铃薯、玉米、豌豆和小麦为主, 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 农作物产量低, 农业收入少。因此, 贫困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促进产业协调发展。调整优化种植结构, 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大力发展规模养殖, 拓宽增收渠道, 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为农业发展做好服务工作。
4.3 科学合理规划项目, 实施项目带动经济发展战略
项目是产业的支撑、投资的载体, 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科学合理规划项目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根据榆中县北山地区自然气候条件, 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应重点发展以下项目:一是低产农田改造项目, 通过新修梯田、改造中低产田、修建集雨水窖、发展集雨节灌等措施扩大旱作农业覆盖面, 提高旱作农业生产水平。二是优质马铃薯、玉米、中药材种植项目, 修建集雨水窖、采用节水灌溉技术, 兴修旱涝保收田, 并将其建成优质马铃薯种植基地、双垄沟播玉米种植基地和中药材种植基地, 采用测土施肥技术, 改良土壤肥力, 提高作物品质, 增加亩均产量。三是草食畜产业重点项目, 扶持建设一批规模牛羊养殖大户、养殖小区和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在山顶低产农田种植牧草, 建立牧草种植基地, 为养殖业提供饲料。四是循环农业重点项目, 主要包括节约型农业技术推广工程、废弃物循环利用工程和生物有机肥、生物饲料开发、农膜回收利用等项目工程。
4.4 以农村土地政策改革为契机, 实现农业种植规模化发展
受当前农村土地政策限制, 农民土地分布较为分散, 规模化种植难以实现。榆中县北山地区农村种植业以分散、零星种植为主, 这种种植模式生产效率低下, 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为此, 榆中县北山地区农村应以当前国家土地政策改革为契机, 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 促使承包经营权分离, 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新格局, 推动农村土地有序流转, 为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创造条件。
4.5 加大政府扶持引导力度,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榆中县北山地区农村经济发展靠自身无法实现, 当地政府必须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扶持和政策引导力度, 改变现有农业发展模式。在资金扶持方面为农业发展提供低息贷款, 扶持农村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在政策引导方面, 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建立农民合作社, 传播农业技术、信息。通过加大扶持引导力度, 帮助农村地区摆脱传统农业发展模式,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通过发展特色农业、高附加值农业、品牌农业、规模化农业以及对农业产业进行纵向延伸、横向扩展, 逐步形成农业产业链, 增加产品附加值, 加强中下游企业间协作关系, 降低成本, 提高抗风险能力, 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
4.6 加快特色农业发展, 实现农民脱贫致富
榆中县北山地区由于开发较晚、贫困人口较多、自然条件差、产业层次低等原因, 传统农业发展基础薄弱, 当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缓慢, 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依托资源环境, 结合当地农业发展实际和地方政府扶贫开发政策, 加快特色产业发展, 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帮助贫困山区农民摆脱贫困[9]。榆中县北山地区气候环境适宜马铃薯种植, 所产马铃薯品质好, 产量也高;当地海拔较高, 土质疏松、光照充足, 适宜发展抗旱性中药材, 药材种植已经初具规模, 今后要充分发挥当地资源环境优势, 大力发展马铃薯、中药材种植业。此外, 养殖业是农民增收的主渠道之一, 要大力发展规模养殖和与之配套的牧草种植业。在实现特色农业产业化的道路上, 建立特色农业发展基地, 不断提高农产品核心竞争力, 引进有实力的公司作为龙头企业带动特色产业发展, 建立”公司+基地+农户”特色农业发展模式, 实现特色产业持续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文甫.贫困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及对策[J].农村经济, 2007 (10) :51.
[2]方蕊, 刘元寿.甘肃贫困地区农业新技术示范推广的现状与思考[J].甘肃科技, 2011, 27 (21) :10.
[3]《甘肃省易地扶贫搬迁实施规划 (2013-2018年) 》.http://www.gansu.gov.cn/art/2014/1/20/art_3722_163230.html.
[4]《甘肃省”十二五”农村扶贫开发规划》.http://www.gansu.gov.cn/art/2011/8/12/art_120_137873.html.
[5]李小建.经济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205-208.
[6]唐占艳.贫困地区农村文化建设问题初探-以临夏州贫困农村地区为例[J].甘肃科技, 2013, 29 (16) :1-2.
[7]榆中县贡井乡人民政府.榆中县北山地区中心区贡井经济社会发展规划[Z].
[8]《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20209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