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治国论文

安邦治国论文（精选12篇）

安邦治国论文 篇1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尤其是在法制建设方面, 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 涉及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到国家宏观政权, 小及菜市纷争。应该来说, 法律制度所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是整个社会的制度根基。而在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的状况下, 有人就提出了以“以德治国”代替“依法治国”来行政, 个人看来这种行为与“大跃进”的思想无异。

关键词：德治,法治,可行性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内涵1.1“依法治国”的基本含义

法治思想由来已久, 从战国法家造秦国, 到目前推崇的依法治国战略思想, 法治无时无刻不在贯穿着我们国家发展的始末。春秋战国是我国的一个过渡性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完成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然有道是:治乱世用重典。秦始皇重法轻儒, 借用法家严而少恩的治国理念, 为新兴的封建制扫清了障碍, 稳定了社会, 统一了中国。可见, 法律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 起了重大作用, 是统治者维护自身权益的根本保障手段。而在21世纪的中国, 与“人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不同的是现阶段法治主要是用来保障广大人民利益而非保障君主的个人权益。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依法治国, 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 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不难看出, 这段有关依法治国的论述, 高度概括了法律在国家的地位, 也对有关国家人员提出了明确要求。现代法治的精髓主要是把法律作为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手段和统治工具变为人民当家作主、国家权利从属于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

1.2“以德治国”的基本含义

德即道德, 以道促德, 以儒家思想为中心, 包容法家、道家思想。孔子开创儒家思想, 由孟子不断完善, 加上荀子改造建成一整套相对完善的儒家体系。道德作为人的精神世界的一个层面, 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儒家学派提出了“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的德治主张。古代所谓的德治, 就是权大于法, 以权压法, 代表的是君主个人的权威, 是君主对人民的居高临下, 是政府抚慰人民。往往是以君主和大小官员的德威为社会主旋律, 这种模式实际上是家庭伦理道德的放大, 属于“人治”范畴。而我们今天所建立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建立在批判继承传统道德文化的精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提升的基础之上, 以此共同构成今天的道德环境。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对什么是“以德治国”有了进一步的概括和总结, 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以集体主义为原则, 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 以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 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通过在全国树立这样的道德规范, 对广大人民形成一股道德约束力, 从精神层面控制和束缚人们的不良行为。

二、“以德治国”的实践方式2.1强调行政人员的身份认定

身份认定即国家一切相关行政人员必须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 享受的社会职权和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有一个明确清晰的认识。作为一名公务人员, 特别是在“德治”范畴下的国家体制内, 除了需要掌握基本的工作技能外, 他们还必须具有相应的道德素养。以身作则,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注重修身。古语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屋不少何以扫天下, 公务人员自身的道德素养如果不能在社会起到一个先锋模范作用, 又何以让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遵守道德规范?所谓“政者, 正也, 子率以正, 孰敢不正?”“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因此, 国家行政人员在行政行为的进行过程中, 应切实做到“推己及人”, 树立社会典型, 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提升自身道德素养, 积极做好本职工作, 帮助他人和关心社会, 保障国家的根本利益。

2.2行政行为坚持集体主义原则

道德在人们的日常行为过程中,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调节和规范作用。道德原则是人们在社会道德实践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我国把集体主义作为全社会广泛遵循的道德原则, 这无疑是一种必然和正确的选择。在当前, 社会广泛存在损害集体、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 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的行为层出不穷。选择“以德治国”, 我们党在轻视法制这一重要国家机器的同时, 必然需要推崇集体主义原则, 力求在全社会寻求一种集体凝聚力, 为国家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2.3在全社会推广道德建设

所谓“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认为, 只有在人们拥有了“羞耻之心”之后, 才能在内心中建构起一道抵御不良诱惑的坚固道德防线。而在如何加强道德建设这一问题上, 我们的回答是重在提升精神文明建设的政治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拨乱反正的胜利和全面改革的展开, 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取得了一定成就,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的思想觉悟提高, 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始终无法赶上国家发展步伐, 出现了一系列“违法乱纪”的现象。因此, 我们需要不断增加道德建设的新内容, 充实道德在社会运行中的基础。

三、“以德治国”代替“依法治国”的不可行性

目前采用的依法治国实际上标示人的自由度, 从法律层面上, 比较具体的规定什么可做, 什么不可做, 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准确的社会行为守则。与此不同的是, “以德治国”采用的德治, 属于精神文明范畴, 德治之德一般来说是通过潜移转化实现的, 由于潜移转化的时间长, 见效慢, 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同时, 它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 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泱泱大国, 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定义, 它的扑朔迷离以及受到不同文化熏陶的大众人民对同一道德的理解必然导致不尽相同的结果, 将严重误导人们的社会行为, 引起社会混乱。

首先, 过分强调“以德治国”必将冲淡“依法治国”在社会践行中的作用, 阻碍法律在国家机器运行中的功能实现。特别是在存在着“人治”传统的中国, “以德治国”替代“依法治国”极有可能导致个人专权, 甚至最终导致“人治”的复辟。传统儒家学派的礼教要求每一个官吏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 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 实现“内圣外王”。这种乌托邦式的构想固然美好, 但是依据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国家制度尚不完善、人们的思想水平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具体情况, 公务人员在为社会服务过程中, 必将导致权力私有化和违法乱纪的现象出现。由此而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同时在实际上抛弃了中国这一百多年的民主努力。

其次, 国家制定法律有一套严格的制定程序, 而且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都会有相关的监督机构来确保该项法令的有效实施。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所制定出的法律, 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 包含了社会各阶层的需要, 从制度层面上迎合了人们的利益述求。但是, 采取“以德治国”方略, 国家无法通过立法机关制定出让社会人民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 只能由人们依据自身的素养和经历去理解道德的含义, 由此导致的行为差别将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依照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承担对人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本身, 因此, 提出“以德治国”实际上只能一味这突出“党治”, 助长“以党代政”, 出现一党专权的局面, 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某些道德行为需要适时提升为道德规范, 如若不然, 最终将激起人们对我党的行为不满, 增加对党的不信任, 给社会增添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再者, 由于对“德”的解释可以随意做出, “合法与不合法”同“德与非德”的界限模糊, 将引起判断上的冲突, 进而引起对党所做出的指示呈现不同理解, 为自己的不正当行为提供合理的免责解释。在阶级社会里, 所谓“法”主要是当权阶级的意志及利益的法律表现, 即当权阶级主要为自身利益用国家强制性的法律条文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其中当然包括调整社会关系, 稳定社会秩序, 协调各方面利益及至当权阶级自身的自律 (没有一定的自律势将危机自身的统治) 等内容。没有具体的条文来规定什么是“道德”, 什么是“不道德”, 容易造成人们的道德误解。尤其是国家行政人员, 没有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 无法形成机构的内生价值, 必将有可能造成他们在社会交换关系中, 以权谋私、徇私舞弊, 最终利益受到损害的依然是社会大众。

最后, “民善”是“国善”的基础。所谓“民善”即在一个区域内, 每一个社会人民都拥有一定的道德基础, 能够自觉地遵守社会规则;而“国善”是指一个拥有完善的道德体系的国家, 统治者采用德治手段所获得的社会发展。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 旧的道德规范体系已经被打破, 而新的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下, 人作为社会人, 具有贪婪、自私、利己等弱点, 人性的弱点没有得到彻底的弥补, 基于这样的“民善”暂时无法实现“国善”的目标。从国家的阶级属性来说, 当统治阶级的利益无法得到根本保障的时候, 他们必然会选择一种能够维护自己权益的统治策略, 很显然, 目前我们还不具备放弃“依法治国”转而投向“以德治国”的战略选择。

参考文献

【1】吴江.“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能否相提并论[J].同舟视点, 2009年10月

【2】程玲.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二维关系[J].法制与社会, 2006 (8)

【3】候宇清.从古代德治的本质看当今以德治国的科学涵义[J].法制与社会, 2008.06

安邦治国论文 篇2

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演变的过程何其艰难。数千年来，尽管有“吴起变法”、“商鞅变法”等亮点，但始终无法摆脱“君明臣贤”、“君昏臣庸”的治乱轮回，究其原因：在于“以法治国”。建国以来，更是付诸了几代人的心血，终于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那么，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到底有何不同呢？所谓“以法治国”，就是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用法”的主体是统治阶级，是个人意志的体现，是治乱轮回的根源；而“依法治国”，就是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依法”的主体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但他的言行要“依法”，受“法”的约束，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是人民群众集体意志的体现，是长治久安的保证。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依法治国成为人们热议的对象。延长油田作为陕西唯一的“世界500强”企业，为了“稳产20年，再创百年辉煌”的伟大目标，更是将“依法治国”的理念引申到企业管理上来，提出“依法治企”的口号。作为延长油田的一份子，要时时关注延长动态，事事感受延长脉搏，在此谈谈自己的感想。

“依法治企”关键在“依”，重点在“法”。“依”就是依据“法”来管理企业，在很多人眼中，“依法治企”是对各级主管领导权力的削弱，其实恰恰相反，因为领导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有“法”的保证，反而更加富有权威。只不过这种权威要建立在“依”的基础上，受“法”监督和约束，保证不走偏、不走样。“法”即延长油田、采油厂的各项管理制度。今年，我们在与毗邻的长庆采油一厂交流学习时发现：长庆的各项“法”制定的非常严格，而且上行下效，“依”的力度非常大，使我们受益匪浅。与长庆相比，我们“依”的力度确实有待加强，但我们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将党建文化和“六个一”油井文化融入到“法”的范畴，是更加人性化的管理，能从根本上提升企业内涵，铸造企业品质;“关爱员工、呵护油井”的理念、“爱人爱井、人井交融”的主题，既符合油田公司、采油厂长远发展需要，又能代表广大员工的意愿和利益，实现“双赢”。

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核心 篇3

“我认为，依法治国就要先坚持依宪治国。”10月20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莫纪宏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强调说。

“在纪念现行宪法正式施行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就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莫纪宏说。

莫纪宏现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宪政与人权、宪法监督与宪法诉讼。

在1999年“依法治国”写入宪法前几年，莫纪宏曾不断呼吁宪法的重要性。早在1997年，莫纪宏就出版了专著《宪政新论》，并撰文呼吁“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核心”。

“关键是老百姓

能拿宪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中国新闻周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舆论界出现了“法治”与“专政”的争论。甚至有人撰文称要“切实把人民民主专政落到实处，而不是用法治来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在你看来，我国宪法发展面临哪些问题？

莫纪宏：我个人认为，我国宪法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还是决策层和领导层的宪法意识问题。

宪法作为根本法，它首先是法。既然是法，就具有法的特性，在实际生活中具有法律效力。违反了宪法就要承担宪法责任，就要通过合理的机制来加以处理。如果遇到宪法问题不闻不问，遇到宪法问题绕道走，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宪法被搁置。

当前，宪法发展的瓶颈还是宪法实施的保障机制和机构建设问题，没有一个专门处理违宪问题的机构，就不能发现大家都认可的违宪问题。所以，建立违宪审查机构是当务之急。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宪法权威与法治中国之间的关系？

莫纪宏：宪法是根本法，是一切法律法规的依据。而法治中国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上的，法律体系的核心是宪法。

宪法在保障法治中国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体现出来的：一是宪法对法律法规的约束作用，使得法律本身也受到法治原则的约束；二是通过违宪审查保证法律法规之间的统一性；三是宪法得到政府和全社会尊重，宪法至上的权威就可以确立起来，法治中国就获得了普遍认可的正当性前提。

所以，依宪治国是法治中国的核心内容，宪法得不到尊重，法治中国就如同空中楼阁，无法生根发芽。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应该如何树立宪法权威，建设法治中国？

莫纪宏：树立宪法权威关键是要靠宪法的使用，宪法如果被用来解决实际生活中出现的问题，那么，宪法就会被人们自觉地遵守，也会被人们自觉和有效地使用。

宪法如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能给公民带来可以看得见的确实的好处和利益，那么，即便宪法宣传得再好，宪法权威也很难树立起来。

所以，要树立宪法权威，关键是老百姓能拿宪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否则，宪法的作用就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就无法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

“用法治来保护改革成果”

中国新闻周刊：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提倡法治、强调法律的重要性，表明我们已经意识到人类社会里需要相对稳定不变的规矩。不变之道在于法治，循法而治，以不变应万变。在你看来，该如何平衡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莫纪宏：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得到古今中外开明统治者的青睐。特别是遇到重大改革时，改革者都会寄希望于用法律来推动改革，为改革助添“权威”。但由于改革者以法推进改革的措施一般都比较剧烈，打破了人们以往的陈规陋习，因此，很容易受到习惯了因循守旧的旧势力的抵抗。因此，借法改革和以法抗拒改革，自古以来都是伴随着改革并存的。

我们当前进行的改革和法治之间既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紧张关系，也存在相互协调和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大量的改革措施，例如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需要特定的法律来保护；另一方面，改革中产生的过度超前立法也会破坏法治原则。要从制度上和逻辑上走出改革与法治之间紧张关系的怪圈，关键是要解决法治的权威问题。要通过改革树立新法治的权威，而新法治的权威一旦确立下来以后，就应当保持法治的权威，用法治来保护改革成果，使得改革控制在法治的范围内。如果朝令夕改，法治没有任何确定性，改革也很难定型和成功。

法治既要为改革打破旧秩序，建立新规范提供保障；同时，法治也要限制无序改革的任意而为。

中国新闻周刊：上个世纪，“依法治国”就已经写进宪法，但是，目前法治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还是不清楚。在你看来，法治的终极价值是什么？

莫纪宏：法治的终极价值就是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以及基于统一的社会价值而形成的稳定和可持续的制度形态，形成有利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秩序。

法治的主要追求是秩序，没有秩序，就没有法治。当然，法治追求的秩序，是一种适合于个人身心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理性秩序。

中国新闻周刊：在纪念现行宪法正式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以及“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那么，该如何看待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之间的关系？

莫纪宏：我认为，最高决策层已经明确肯定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事项。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化成法与宪的关系。广义上的“法”包含了宪法，狭义上的“法”，只是指根据宪法制定和产生的由国家专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

从广义上的“法”来看，由于宪法是一国的根本法，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居于统率地位，因此，依法治国中的“法”最重要的应当是宪法。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核心内容，如果宪法不能成为治国的依据，那么，依据广义上的“法”来实行依法治国，就可能出现法出多门、政出多门的弊端，继而妨碍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落实。

从狭义上的“法”来看，如果依法治国中的“法”只是指国家专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很显然是存在缺陷的，必须要将依宪治国作为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如果只讲依法治国，不讲依宪治国，那么，就无法保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系统的贯彻和落实，法制的统一性就无法得到有效保证。

我个人认为，从理论上看，不论是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来理解依法治国中的“法”的含义，都不可能脱离依宪治国。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是一切法律法规赖以存在的前提，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行为的基本行为准则，是保证一国法制统一性的制度基础，体现了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依宪治国，就是要高举社会主义法治的大旗，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法治社会主义道路。

“法治可以树立中央的权威”

中国新闻周刊：改革开放以来逐渐累积了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当前有关利益冲突和违反社会秩序的事件时有发生，那么法治在这方面有何作用？

莫纪宏：不可忽略的是，现阶段社会中客观存在着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有些是改革开放前就有的，有的则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

发展生产力，提高思想道德和教育水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化解某些矛盾。但是，这并不能从制度上解决社会冲突以及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但法治就能做到这一点，法治不仅有规范和制度化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法治通过规范各相关主体间的权利义务，从深层次上解决了利益冲突。法治是解决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

在现阶段，通过法治可以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本国与他国关系等等最基础的社会关系。法治是要为现存的社会关系提供一种理想化的价值框架，是要树立法律权威，让人们的行为自觉地服从法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法治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法治可以树立中央的权威，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中国新闻周刊：十八大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的发达在于法治的发达，那么法治中的“治”到底是什么？其对象是官是民？

莫纪宏：传统社会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这种统治关系中，治理中的“治”的对象当然是被统治者。在现代社会，崇尚人民主权原则，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身份是合一的，因此，法治中的“治”在政治意义上是自治和自我管理，在制度意义上是多数人的意志通过法律来对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实行“治”，这种“治”是纯粹规范意义上的，处理的是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等等。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都关心，在高压强势反腐的态势下，怎样形成“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的制度反腐机制。在你看来，如何把反腐与法治更好结合起来？

莫纪宏：从制度上来讲，我认为要建立干部廉政个人档案制度，通过制度化手段，让干部群体以个体的方式面向社会公众接受监督。这个制度包括干部个人财产社会公开制度、干部个人重要生活事项变化社会公开制度等。只有建立这种以干部个人廉政记录为基础的档案制度，才能真正抓住反腐倡廉工作的主要矛盾，使反腐倡廉工作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依法治国的根基是依宪治国 篇4

一、依宪治国内涵的科学分析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当前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首先必须依照宪法治理国家, 如果依法治国没有宪法作为支撑, 依法治国就失去了法律正当性的前提。宪法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究竟该如何科学的分析依法治国的内涵?笔者试从以下角度去分析。

1. 依宪治国是对传统人治的否定

依法治国, 即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按照人民普遍认可的法律规则去治理国家, 是对传统人治的一种否定。人治与法治的区别在于:人治在治国时认为法律可有可无, 治国的关键因素是人, 法律没有多大作用, 即使有法律, 当法律和领导人的意志相冲突时, 领导人说了算, 领导人的话就是法律;而法治则倡导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威作用, 不论平民百姓还是国家领导人都会受到法律的限制和制约, 任何人不得逾越法律之外, 在法律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这就是法治。

人治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积极作用, 在社会发生重大革命和变革之际, 往往需要强有力的英雄人物推动变革, 实现创新。但是革命和改革无法永远持续, 疾风暴雨般的活动必然会归于平静, 人治显然无法应对社会在和平稳定时期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治理环境。领导人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基于自身知识、经验、信息的限制, 往往会陷入一种错误的认识, 从而导致国家陷入灾难。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 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 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会走向反面。”但是法治并不是否定领导人的权威和作用, 美国总统权力很大, 但是他仍然受到严格的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制约, 他可以发号施令, 开展各种活动, 但是不能破坏宪法制度, 因此严密的法律制度和有权威的领导人并不矛盾。

2. 依宪治国是“三个至上”的有机统一

“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做主, 依法治国三者是有机统一, 即党的事业至上, 人民的利益至上, 宪法和法律至上的统一。”首先法律至上并不会影响党的权威, 宪法和法律实质上是党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化, 是党的主张和意志的体现。因此, 党的活动也必须限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 违背宪法就是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偏离, 党要模范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其次, 宪法和法律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宪法以法律的形式将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体现出来并加以固定和深化。如果宪法和法律没有权威, 可以被随意践踏和破坏, 那么人民的利益至上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民主法治不健全, 就会失去一种力量去遏制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犯错误, 很多行为都可以打着人民的旗号去实施, 人民的意志至上就会变成抽象的口号。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护伞, 可以约束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 使他们不敢腐败乱来。

二、当前依宪治国过程的挑战

我国目前所实施的宪法是中国四部宪法中最能够体现和维护人民利益的。但是我国宪法在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不少挑战。“宪法不是法”的观念在普通公民中很有市场, 公民的宪法意识淡薄。我国宪法从颁布实施至今, 官方基本未进行过违宪审查并对违宪行为进行界定, 现行宪法严重缺乏威慑力, 因此必须对我国宪法在治理过程中的困境作出必要分析。

1. 公民对宪法的地位和权威认识不足

我国目前实行的1982年宪法是一部最能体现民主、法治、人权这些价值理念的良法, 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要实现依宪治国并不是拥有一部良好的宪法就能实现, 它必须为人民所普遍信仰和接受。当下人们平时所接触的法律只是一些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 比如, 婚姻法、继承法、税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 对于宪法的认识仅仅限于知道它是国家最高级别的法律, 规定了国家的性质和任务。所以宪法的地位很尴尬, 只具有名义上的最高法力效力, 在司法机关运用法律处理具体案件时不依宪法的情况屡见不鲜, 从而导致宪法在维护公民权利方面失去作用。“宪法不是法”的观念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 宪法意识淡薄, 宪法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缺乏权威, 以致当违反宪法的现象出现时, 人们往往漠然视之, 更不知道如何维护宪法赋予自身的权利。

2.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仍不完善

因为宪法是根本大法, 所以宪法的内容不对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作详细规定, 只是做了原则性的规定。社会生活却是瞬息万变的, 宪法必须通过制定出具体的法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否则宪法将会成为随意揉捏的小泥人和随意裁剪的布娃娃, 从而损害宪法的权威和效力。“宪法要想在现实中得到落实, 首先必须围绕宪法建立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 通过这个法律体系把宪法的精神和原则与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连接起来, 给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一个相对具体的遵循原则”。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初步建立, 但是与宪法相关配套的法律仍然不完善, 宪法在修改过程中增加了新的内容和规定, 但是时至今日还没有看到相关法律出台。

3. 违反宪法规定的行为没有被重视和追究

宪法权威的落实在于实践, 宪法的效果体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充满民主、法治、人权等基本价值。“宪法只有得到有效实施, 才能成为公民生活规范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如果宪法的实施仅仅停留在政治口号和政治宣言上, 违宪行为得不到应有的追究和惩罚, 那么宪法将成为人们口头中“一张写满人们权利的纸”。

违宪的主体与一般的违法行为的主体不同, 违宪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国家机关、国家公务人员, 是掌握一定职权的执政者, 也可以是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一般违法的主体主要是具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即公民。所以, 违宪所造成的危害远大于一般的违法行为。违法往往是对具体的人、物或行为造成直接的危害, 即使是最严重的违法犯罪, 莫过于将某人致伤、致死, 其后果当然也是严重的, 但这种危害后果相对说来总是局部的和个别的。而违宪由于侵害客体的特殊性, 其危害一般说来要广泛和深刻的多, 一旦发生, 直接影响和干扰国家机关工作的正常进行。例如, 国家机关如果制定了违宪的法律文件, 这种违宪行为的影响将波及该机关所辖区域内的全体公民、企事业单位。

三、依宪治国实现的方法和途径

一部好的宪法, 实施最为重要。宪法在实施过程中能否达到良好的效果在于宪法是否得到公民内心深处的认同。因此, 培养公民的宪法意识, 加大对公民的宪法宣传, 用宪法去约束国家机关的公共权力, 并让违宪行为受到法律的追究, 才能真正实现依宪治国。

1. 对广大公民进行普法宣传和宪法意识教育

“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将形同虚设。”宪法的精神在于民主、法治和人权, 创设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因此对公民进行宪法教育必须与实际生活相结合, 让广大公民对宪法的价值和理念有更深入的了解, 公民要知道宪法赋予了哪些权利, 如何维护和保持权利, 只有这样公民才会信仰宪法, 才能扭转“宪法不是法”的错误观念。培养公民法律意识重点是培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宪法意识, 因为治理国家的不是普通老百姓, 而是当地官员, 他们能否依法行政, 切实维护公民利益, 是国家稳定的重要保证。

2. 建立和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

宪法主要规定是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层面, 因此必须在宪法之下制定出相关具体法律才能够在公民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目前,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 宪法处于整个法律体系的最顶端, 所有法律都是以宪法为依据制定的, 所制定的法律必须体现宪法的精神和价值, 任何法律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当前关于公民言论、出版、结社等基本权利, 目前尚未出台具体的法律, 导致地方政府面对突发事件时无法可依, 行使公共权力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必须严格按照宪法的精神加速立法, 填补一些法律真空, 以实现和保障公民的各项政治经济权利。

当前我国法律体系尚存在很多违反宪法精神的法律, 还有一些新制定的法律与旧法同时存在, 新旧法的规定相互打架, 严重影响了法律权威。国家相关部门应设立法律审查制度, 及时将有违宪法精神的法律给予撤销, 并追究那些制定损害公民权利的法律, 以维护宪法的尊严。

3. 建立严格的违宪审查制度

依宪治国的根本在于依照宪法来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但是如果宪法的精神没有很好的落实, 再好再完备的宪法也只会变成一纸空文, 出现有“法制”而无“法治”的现象。因此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迫在眉睫, 但是我国目前没有设立专门的违宪审查机关, 对于违宪行为的审查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全国人大每年开会只有十几天的时间, 需要讨论决定的议案非常多, 人大代表中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较少, 根本无法进行具体的违宪审查, 也就无法执行宪法监督的职能。

因此, 我国应当考虑设立专门的违宪审查委员会, 违宪委员会由资深的政治学家和法律学家所组成, 违宪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应当有长时间在司法系统工作的经历, 而且委员们必须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不仅要独立于全国人大, 而且地位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平等, 负责的对象是宪法和全国人大。

违宪审查委员会的设立并不会影响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 违宪委员会行使违宪审查权恰恰是维护党的形象和全国人大的权威, 维护了宪法至上的法律精神, 虽然违宪审查委员会的设立可能会对现有政治体制带来一定的冲击, 但是改革永远在路上, 只有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才能树立宪法权威, 推动依法治国进程。

参考文献

[1]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M].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2]李步云.论依宪治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202.

[3]李应森.“八二”宪法实施中的经验教训[J].人大建设, 2003 (1) .

[4]王克稳.我国宪法实施保障的思考[J].法学天地, 1989 (4) .

[5]宋静.论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D].山东大学硕士论文, 2010.

[6]董安全.党的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思想研究[D].山东轻工业学院硕士论文, 2011.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篇5

即将出版的第四期求是杂志发表秋石的文章，题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选择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拒腐防变的需要，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与德治、法治相关的思想与实践。历史经验具有借鉴作用。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法律和道德，都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治国”是一个总的概念，是由治党、治军、治厂、治校、治家等具体领域组成的。在这些具体领域中，无一不是靠“法”、“德”综合治理的。怎样才能贯彻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呢？文章指出，第一，要在全社会夯实思想基础，要在全体公民中树立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观念，要把两者看作一个完整的治国方略。第二，要建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第三，要培养公民的理想信念和责任意识。第四，要发挥好党的领导作用和各级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这是实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重要保证。

安邦治国论文 篇6

【关键词】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法律;道德;关系

自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理念在我国提出以来,法律和道德如何统一的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各有什么深刻内涵,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在我国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两者应当怎样结合,这些问题就是要关注的焦点。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内涵

(一)法治的内涵

以法治为特点的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纵观人类发展史,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人类活动封闭、保守,伦理规范是社会通行规则,政治生活则趋于专制独裁。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带来的经济发展使人有了成为独立平等的权利主体的要求,反映到政治等上层建筑上,民主、正义、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取代把血缘情感、伦理规则等观念绝对化的伦理体系,体现在法律之中。法律的性质、内容、适用范围和效力都得到了大大提高。正如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和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段话以“良法”与“普遍服从”两个特定概念的链接,建立了法治的基本内涵。依然可以发现,道德基础也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在要求。

(二)德治的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德治与中外历史曾存在上的“德治”有着本质的区别,需要明确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界限。传统“德治”的核心,是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寄于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上。其重大缺陷是是统治者拥有最大权力而不受任何制度制约,本质上是“人治”理念。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当权力不受任何强制力约束时,一定会导致政治不稳定与社会不平等。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寄希望于从思想方面遏制权力的变异,这种方法无法从政治制度上解决权力缺乏制约的问题,这一历史教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有现实意义。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就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十分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所倡导的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德治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今天的“以德治国”作为一种治理方法,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具统一性;传统德治则行人治之实,与民主、法制皆不兼容。两者的社会基础、性质、特点是完全不同。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

(一)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作为人类社会规范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两大部分,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调控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的重要机制。道德是法律的价值内涵,法律是基本道德要求的制度化,是道德体系的依托和后盾。良好的法律本身就能体现社会的道德要求。法律规范不断从道德规范中吸取营养,道德规范又以法律规范为底线和保障,使那些突破防线的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道德和法律的互相支持和配合作用更加突出,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都是互相渗透、交叉甚至一致。

当然,法律和道德有所区别、不可混同。法律允许或禁止人们的某些行为,是对行为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的最基本规定;道德规范提倡和鼓励人们的某些行为,是对人的行为应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进一层次要求,注重通过潜移默化和榜样的力量来进行自我矫正,以期养成个人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品质。道德和法律各优缺点,如果能紧密配合,就可以更有效地规范、引导、评价和矫正人的行为。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必须要重视加强道德建设,反之亦然,使之相辅相成,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应高度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在治理的手段上,法治带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保证社会生活有序运行和人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德治则更多地依靠社会舆论、价值评判、良知,通过说服、劝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两者虽然形态各异,但内容上相互渗透,目的上也一致相同,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1.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德治是立法的思想基础。良好的道德规范不但为立法法律确定了基本价值,也是评价法律规范的重要标准,不体现道德,甚至背叛道德的“恶法”是非常危险。

其次,德治是守法的思想基础。道德水准的高低决定了守法自觉性的强弱。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外在的法律规范必须转化为大多数人的内心自觉,才能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生作用。“依法治国”能否顺利进行,与人的自觉自愿意识和道德素质高低以及“德治”思想是否深入人心是有一定关联的。

最后,“德治”是执法的思想保障。良法的实施,不但要依靠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也需要执法人员的切实执行。由于法律语言的复杂性以及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法律适用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自身的综合素质,再完备的法律条文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德治拥有法治所不具备的灵活性,在法律未涉及的领域,德治就可以起到补充作用。

2.法治为德治提供了法律依据。虽然道德在人类社会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但其强制力有限,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不能以法律的制裁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亦具有差别性,不同的个体和群体对道德价值的判断存在差异,法律是经过严格选择,既从社会上大多数人道德水准的实际出发,又指引着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并因其强制性而使得法律既源于道德同时又高于道德。依法治国能以其明确性、制度性和强制性弥补了以德治国的不足,通过立法活动使一部分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制度化、明确化,再通过司法活动使这部分明确化了的道德规范取得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以法治来推进德治。

由此可见,没有法治,不以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手段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社会稳定就没有保障。如果放松道德建设,就没有说服力和劝导力来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人们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信心。只有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作用,才能进一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方式

1.就哲学依据而言。这是由矛盾双方的主次地位不平衡所决定,法治和德治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手段,可理解为矛盾的两个方而,但它们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区别。法治居于矛盾的主要方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性质,显然是由法治(作为治国根本方式的法律)决定。

2.就实践依据而言。德治不能作为治国的根本方式,德治强调人格权威,而不是制度化的法律权威,将国家和社会地命运寄托在统治者个人品质的好坏及才能的高低上(如中国人传统意识中的明君、贤臣、清官情结),这必然会导致人治甚至专制。如果能把德治这种治国方式摆在合理的位置,就能成为支持法治的重要力量并与之相辅相成,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样也能充分发挥社会规范系统之综合优势和功能因而也具有重要意义。

3.就现实的法治对德治的作用而言。厉行法治为推行德治提供了方向性保证、制度规范和秩序保障。

一是法治保证了德治建设的根本方向。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地位、原则、核心和基本要求,为道德建设的健康发展明确了方向。

二是法治以其强制力为社会确认了符合道德要求的制度规范。我国现处于经济转型期,旧的道德规范体系已被打破,新的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建立,容易在道德领域出现一定的紊乱无序状态。由于小生产的习惯和计划经济体制对整个社会生产仍存在巨大的惯影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一些重要的道德要求,难以短期内自发形成,制约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有必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一些重要的道德要求确认下来,使之成为人们的法律义务,加速新型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

三是法治创造了道德风尚形成的良好秩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的道德风尚,但是它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不能仅靠教育,必须借助法治的引导、评价、强制功能,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进而巩固和发展新的道德风尚。

四是就维护社会稳定而言,德治的威慑力远不及法治的威慑力。社会稳定,是指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科技教育以及对外交往,均依法有序地发展,全国政治局势安定团结,社会治安秩序稳定。在这种状态中,人们处于比较安定的环境之内,有基本的安全感,其人身、则产和民主权利有安全的保护。对社会稳定的维护,德治和法治必须并用,现实社会尚没有以道德手段为根本方式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

道德建立在人们对权利与义务共识的基础上,当人们缺乏共识时,道德的那种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信念和习惯、传统和教育等来调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以榜样垂范来感化人,借以对国家、社会实现治理的方式,其威摄力就远不如法治的威摄力。道德与法律相比既缺乏明确性、统一性,又缺乏强制性。相反,法律的优点正在于其明确性、统一性和强制性,现实社会又具有法治实现其威慑力的充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

保护社会稳定必须以法治作为根本方式。换言之,只有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木方略,才能从根木上维护社会的稳定,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保证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顺利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在坚持以依法治国为本,重视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的指导下,只要立足实际,认真总结人类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经验,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必然能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制度和模式,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程玲.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二维关系[J].法制与社会.2006(8)

[2]刘忠孝.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J].学术交流.2007(7)

安邦治国论文 篇7

一、明代重典治国基本情况

元朝晚期黄河泛滥, 宫廷内部政治混乱, 元顺帝治国无术, 并且各地官员不听朝廷号令, 民族仇恨与日俱增, 全国各地起义军越来越多, 以朱元璋为代表的红巾军连战连胜, 一直把元顺帝逼到漠北。至此大元朝退出历史舞台。朱元璋黄袍加身, 立大明朝, 拉开朱氏家族为皇族的历史新篇章。

明太祖朱元璋执政初期, 就展现出一代英明君主应有的素质。朱元璋没有太多的文化知识, 但是他却是一个善学的皇帝, 而且善于总结。他对元朝贪官污吏的做法深有体会, 极其厌恶。而且他总结了历朝历代的成功经验以及灭亡的原因, 特别是前朝执政时期治理国家的经验以及最终被推翻的原因。纵观前朝国家版图是历史上所有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尤其是军事上更是兵多将广能征善战。为什么最终没有控制好局面仅仅统治了90年就结束了呢?

为此朱元璋在执政初期, 就立即找来众多文官武将进行对元代的整体研究与剖析。经过讨论研究发现, 导致元代灭亡的最终原因就是国家法治不能真正的执行, “政权得不到统一, 根本没有法治观念, 皇帝昏庸无能导致权力转移, 官员贪赃枉法残害黎民百姓, 尤其重要的是国家法律没有力度, 从上到下离心离德才导致的元代土崩瓦解”。所以朱元璋在执政初期就立即颁布法令“从今天开始天下太平必须要依靠法律治理, 只要是发现当官的贪赃枉法残害百姓的, 坚决严肃处理, 严重的直接斩首示众”。后来, 朱元璋在对他的孙子朱允炆说过这样几句话, 自己是生在乱世、长在乱世、而且是在乱世打下的江山, 所以, 我才要以高压刑法管理朝政。特别是那些当朝为官的, 要加大惩罚力度, 好避免出现贪赃枉法的事情[1]21。

通过朱元璋自己的讲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朱元璋在执政初期就采取高压刑法的基本国策, 是因为前朝的灭亡历历在目, 并且是他亲手完成的, 还有就是他本人的亲身感受以及初登大宝对于未来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二、明代重典治国的核心思想

“重典治国”核心思想就是通过高压刑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朱元璋在执政初期就让丞相李善长、刘伯温对国家法律进行重新编修, 他是这样说的:元代的灭亡是因为法律的宽松, 既然上天决定由我来当皇帝, 那么我就要用高压刑法管理国家, 他之所以这么说是觉得, 如果法律不形成文字形成章程, 就会有很多的人不遵纪守法, 那样国家如何治理, 所以, 明太祖是想国家治理必须依靠法治来进行, 所有的一切工作都要有法可依。而且他还要求这部法典必须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 子孙后代无条件地执行不能有任何更改。而且在《大明律集解附例》颁布的同时, 明太祖同时颁布辅助法律, 此法典是国家之法典, 任何人不得作出更改, 包括自己的子子孙孙, 朝中大臣, 如子孙中若更改按违反祖宗家法定罪。如臣子提出异议按叛国罪处理, 斩立决。《大明律集解附例》的实施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法制史的发展, 而且在《大明律集解附例》实施的过程中朱元璋都深思熟虑反复推敲作出了许多的补充更改, 由此可以发现明太祖对于这部法典的重视程度[2]24。

明代的“重典治国”不只是文字法律层面, 还充分考量了实际的应用方面。而且在现实治理方面朱元璋专门设立了纪律监察反贪部门都察院, 对大明朝所有的官员进行管理监察, 而且在胡惟庸案发生后, 朱元璋为了防止都察院的权力过于巨大, 加设了北镇抚司, 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锦衣卫。而且在朱棣执政时期为了巩固政权, 以及防止锦衣卫一家做大, 又增加了以宦官为首的“东缉事厂”进行国家法律的直接执行机构, 而且锦衣卫、东缉事厂都是独立的执法机构, 它们都直接对皇帝一个人负责。但是由于权力的扩大化, 这些机构的设立对于明朝后期的灭亡起到了一定重要的作用。

三、明代重典治国由来原因

明代初期在经济方面手工业的发展得到了稳步的提升。明太祖是想利用高压的刑法来解决贪官污吏的发生, 以保障国内经济快速的复苏以及民生方面得到有效的保障, 所以“重典治国”是依靠这些因素才出现的理念, 在实际意义上是为了能更快地皇权统一, 朱元璋在执政初期立即展开权力的争夺战, 而且把所有对其构成威胁的人都解决掉, 而且为了防止历史的重演, 还下令太监不能为官的政策, 并且罗织罪名搬倒胡惟庸, 赶走刘伯温, 结束中国历史的丞相制, 权力全部集中, 而且对于有影响的官职都限定品阶, 朱元璋把所有的权力都进行了规范, 使得当时的政权全部在政府方面, 全部在朱元璋的掌握中。他为了防止这种办法的反弹效应, 所以, 采取高压刑法用于管理朝廷官吏, 这也是保证皇权的最大化措施。

明太祖朱元璋本人的亲身感受也是为什么执政后采取“重典治国”的主要原因。朱元璋自幼就生长在一个非常穷的家庭里, 而且父母双亡, 他要过饭, 在寺庙里当过和尚, 而且没多久寺庙也把他赶了出去化缘要饭, 而且在他的前半段生涯当中对于贪官污吏的痛恨可能是历代皇帝都没有过的, 由于元代的国家治理出现混乱朱元璋带领红巾军趁势崛起, 一把烽火棍镇定乾坤。所以重典治国并不是他临时决定的, 在他没有当皇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谋划国家治理的办法, 而且他本身就是明教教徒, 而他领导的红巾军多数是白莲教、明教教徒居多, 所以他对于宗教的了解非常深刻, 所以在他当上皇帝以后颁布的法令就是禁止宗教发展。

四、明代重典治国实际意义

明代通过高压刑法来控制贪官污吏的出现, 加大刑法上对于官员的管理, 实现“重典治吏”的意义。在《大明律集解附例》中有明确的法律条文, 官员只要贪污所得超出六十两, 经过查实, 一旦证据确凿立即法办, 直接斩首示众。这种刑罚在中国法治进程中乃至在现代, 都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朱元璋还下令, 如果当地执政机关的官员, 滥用权力, 欺诈百姓, 群众可以直接把违法的官员, 抓起来送到上一级管理衙门, 如果上一级衙门不能处理可以直接进京, 如果查实, 不管官员是否有错, 百姓都没有任何责任, 这样的做法极大地推进了大明朝法治进程。百姓成为直接的监督者。对于官员的治理形成了有效的管理办法。

相对的是即使在唐朝李世民执政期间, 明朝的做法要更加严厉、更加有效、更加直接, 所以在当时只要发生一点问题满门抄斩的事情随时上演, 在明朝政府上班的官员都是如履薄冰。在《大明律集解附例》中有明确规定, 凡是触犯国家法律阴谋叛国大逆不道的都属于重罪, 应当处以凌迟。而且对于实施凌迟的刽子手也有相关的要求, 如果定罪为凌迟处死, 必须千刀才可以死, 不可以多也不能少, 如果中途犯人死亡或者最后一刀没死, 那么负责行刑的刽子手, 也要处以同样的刑罚。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凌迟的记录, 可哪个朝代也没有把这项刑罚列入法典内, 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 官员只有服从, 只有恪尽职守, 而且要积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即使这样也是每天加一万倍的小心去上班。所以重典治吏, 在明朝是最为突出的[3]34。

朱元璋在治民的策略上, 采取的也是重罚, 只要触犯法律不管你是以前犯罪还是以后犯罪都必须按照《大明律集解附例》规定予以追究, 在这种政策下, 百姓都变成了良好的市民, 而且不可以肆意议论朝政, 如果有人举报那就是全家抄斩的重罪。以至于在朱棣执政时期, 东缉事厂的出现, 更加落实了这个政策, 在全国各地你不知道谁就是朝廷派出的密探, 只要你说过什么针对国家针对皇帝的话, 都有专人给你记录。一旦出现谣言, 很快就会被扼杀在摇篮中。

明代朱元璋创建的“重典治国”具有划时代的重大启示, 是符合明朝时代发展需要的, 但是朱元璋并没有考虑在社会政治稳定后, 国家经济高度繁荣的时候, 国家格局出现稳定发展的时候, “重典治国”就不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了。这也导致了明代最终走向灭亡, 也是“重典治国”带来的主要原因。不能根据时代进行转变, 就会翻转过来成为杀死自己的武器。虽然明代重典治国在一定的时代阶段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但是绝对不符合当代法治的需要, 社会主义下的中国是法治文明的时代, 是“以人为本”的时代, 当代的中国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应该是依法治国而不是重典治国的基本方针。

参考文献

[1]杨一凡.明大诰与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思想[J].学习与探索, 1981 (2) .

[2]龚剑锋.试论朱元璋在浙江金华的活动[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1986 (2) .

安邦治国论文 篇8

关键词：老子,无为而治,卑谦处下

一、老子其人

老子, 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所著《老子》不但为道家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而且使他成为道家的开山鼻祖。他曾当过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 所谓守藏室之史, 即指执掌搜集保管文献资料和图书的官吏。

二、老子思想产生的原因

老子思想产生的第一个原因是社会原因。老子所处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大革命、大过渡时代。由于大革命给人们思想意识和精神观念以巨大冲击, 所以,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便孕育而生了。

老子思想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思想文化原因。老子, 思想产生既是时代精神的结晶, 又是对前人的思想和文化批判继承的结果。老子思想不仅是对古代帝王统治经验的总结, 同时更是对《周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三、老子的政治哲学思想在治国安邦上的重大作用

1、“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 (1) “无为而治”的内涵

老子讲得很清楚:“道, 常无为, 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 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 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夫亦将无欲。无欲以静, 天下将自正”。 (《老子·三十七章) 他又说:“圣人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 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 功成而弗居, 是以不去”。 (《老子·二章》) 这就是说:道, 常常是不去刻意做什么, 但事情却因为顺应自然去做而无不成功。统治者若能遵守这个原则, 万物就会自然成长。自然成长而至欲望萌发时, 我就用道的真朴来教育它。道的真朴能使它不会起贪欲。天下人不起贪欲而趋于宁静, 天下自然就安定。

老子并且还明确地提出:“以正治国, 以奇用兵, 以无事取天下”的思想, 他认为, 天下的禁令越多, 人民就越贫困;人民的利器越多, 国家就越昏乱;人民的思想越乱, 邪恶的事情就越容易滋生;法令越多越森严, 盗贼就会越多。所以, 君王顺应自然, 人民就自然化育;君王好静, 人民就自然端正;君王廉政不搅扰民众, 人民自然就富足;君王不贪欲, 人民就自然朴实。

综合《老子》第三十七、第二、第五十七章三章关于“无为”的思想的阐述来看, “无为”, 主要是针对并要求最高统治者限制和约束权力的滥用, 反对实行违背人民群众意愿的行为;动则随意颁布这个法令;或朝令夕改。老子提倡, 一切法令、政策的颁布都要顺应民心, 得民心。

(2) “无为而治”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

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 曾经也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西汉初期, 黄老的学术思想被广泛运用于社会政治实践, 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因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 可以说这是黄老思想治国安邦的一次成功实践。而窦太后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 她信奉《老子》一书为“家人言”。由此可见, 西汉之初的最高统治层把黄老的思想当作指导思想了。“文景之治”盛世的历史印证了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正确性:“我 (指君王) 无为, 而民自化;我好静, 而民自正;我无事, 而民自富;我无欲, 而民自朴”。 (《老子·五十七章》) 它表明, 老子治国安邦的思想在汉代初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遗憾的是, 到了汉武帝时代很快就放弃了汉初的“无为而治”的政策, 当政者采取了高度的“有为”行动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 并通过一系列战争来扩大帝国的版图, 在一时强盛之势下酿成了国库空虚、社会秩序破坏等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

又如:明太祖朱元璋在读老子“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后批注“道也, 子教不言之教, 尤甚精。不言者, 言道理不言而物化, 教欤言欤?故所以无为之益。无为之道, 是不作为而有益。非不作为, 大理无时而不运, 言君子欲措安, 无时不务。道, 虽不言, 意已成矣。”

2、“卑谦处下, 反居功自傲”的治国态度 (1) “卑谦处下, 反居功自傲”的内含

为使统治者真正在统治中做到“生而弗有, 为而不, 功成而弗居”, 无私奉献,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老子》全书中, 老子反复讲了不少关于谦卑处下, 反居功自傲的道理。如“不自见, 故明;不自是, 故彰;不自伐, 故有功;不自矜, 故长”。 (《老子·二十二章》) 这里老子接连用了四个重叠句, 强调统治者不能仅凭自己的所见行事, 不能自以为是, 不能自持有功, 不能自高自大。又如“自见者不明, 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无功, 自矜者不长”。 (《老子·二十四章》) 这里老子则从反面入手, 如果统治者做出这些行为, 则会使自己“不明”、“不彰”、“不功”、“不长”。从正反两个方面予以集中论述, 意在引起统治者的高度关注和警觉。而且老子还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引入到军事领导工作中, 告诫领导者在战争中“善有果而已”, “果而勿矜, 果而勿伐, 果而勿傲, 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强”。 (《老子·三十三章》) 这里的“果”, 是事情成功或取得胜利, 连续用五个“果儿勿……”的重叠词, 就是反对统治者在胜利面前居功自傲, 妄自逞能。

(2) “卑谦处下, 反居功自傲”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

在我国历史上, 因统治者自见、自是、自矜、自伐而导致国家和个人失败的事例比比皆是。汉朝王莽本是皇亲国戚, 又当上了宰相。因为他特别的“卑谦处下”, 就成为他的“标志和特长”。一个统治者在上位, 居于众人之前, 如果暴躁武断, 刚愎自用, 顺己者昌, 逆己者亡。如果他能够谦卑处下, 温和体贴, 给人家的感觉是处上而人不重, 处前而人不害, 于是天下乐推而不厌。“卑谦处下”就是让大家不感觉到“重”和“害”的秘诀, 也是让大家衷心拥护的秘诀。王莽因为“卑谦处下”而得到了尊位, 就在他登峰造极后, 突然大转变, 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暴躁武断, 刚愎自用, 最后弄到众叛亲离, 以至于受诛于渐台。王莽三十八岁当大司马, 五十一岁做宰相摄政, 五十四岁居皇帝地位, 登峰造极, 六十八岁被诛死。

从三十八到六十八, 这三十年里, 前一半直起, 后一半直落;直起直落, 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好范例。顺从老子的规律, 就直起;违反它就直落。

又如, 韩信为刘邦建立汉朝立下的功劳不可谓不大。当刘邦与项羽在荥阳相持不下时, 他率军抄袭项羽的后路, 为刘邦占据了黄河的下游;不久又与刘邦会合, 把项羽包围于垓下, 逼得那不可一世的霸王自刎乌江。韩信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将才。可是, 韩信能率兵打败楚霸王, 却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汉立国后, 韩信被封为楚王, 可他总觉得刘邦给他的待遇与自己的战功不相称, 经常不顾场合出怨言, 在刘邦和他人面前称自己带兵“多多益善”, 被人当做把柄, 降为淮阴侯, 接着又被告与他人勾结谋反, 死在吕后手里。韩信的死是中国历史上一大悲剧, 这一悲剧的产生与韩信本人自见、自是、自伐、自矜、自负的性格有着必然联系。

由此可见, 老子思想在我国古代治国安邦上曾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绪通.黄老智慧[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22.[1]张绪通.黄老智慧[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22.

[2]刘韶军.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老子》御批点评[M].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7:286.[2]刘韶军.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老子》御批点评[M].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7:286.

治国“光耀”管“李”有术 篇9

新加坡有今日的成就, 当然不是李光耀一人的功劳。但是, 若没有李光耀, 新加坡大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李光耀是特殊时代在特殊地域产生的特殊人物, 在他的领导下, 新加坡从“亚细亚的孤儿”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成为世界上治理最好的地区, 成为传统与现代结合得极好的地区。这样的成就自然与李光耀的治国管理有关。

人才精英论

治国的成功之道就是栽培优秀的人才, 罗致更多的人才, 提高政府的素质和生活的素质。

———李光耀

对精英、专家、能人的强调和重视, 是李光耀治国理念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赞赏前马来亚大学教授帕金森提出的帕金森定律, 这个定律认为, 机关的高层领导者若非一流的, 其下属就不可能有一流的。一个好的领袖, 不论是在政府或大机构里, 都会吸引到第一流的人才, 来加强他本身克服问题的能力。

不过, 这种精英主义也引起争议。李光耀曾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你叫一名普通的新加坡人治理我们的国家, 内阁由普通的新加坡人组成, 这就是我们的末日。”言下之意, 新加坡的前途和命运取决于少数精英人物。

对精英论的过于迷信, 还让李光耀一直鼓吹优生学观。1968年, 他当了九年总理之后, 趁“公休”到哈佛大学进修, 期间注意到“教授与教授结婚所出后代非常聪明, 他们都考上常春藤名校;教授与研究生或秘书结婚所生儿女, 有的聪明有的不聪明”。李光耀因此得出“两个聪明人结婚必生聪明后代”的结论。为了推广他的优生说, 李光耀以中国王朝皇帝老子选婿 (驸马) 为例, 认为皇帝多择当科状元为婚, 这是因为状元是当年最优秀和比较年轻的学者, 让他和有纯正贵族血统的公主结合, 后代必然聪明绝顶。

【借鉴】

李光耀的优生论自然有失偏颇, 但他对领导者、管理者的重视是值得肯定的。在李光耀看来, 领导者要经受“火堆的试炼”。他常讲一个故事:一群很优秀的人二战时被关在纳粹集中营里, 其中一名是知名的外科医生。大家公认他才识过人, 专业精良, 且自律甚严, 有领导潜质, 但他却没有通过“火堆的试验”。在漫长的冬夜里, 集中营的宿舍小木屋里都生着火, 供犯人取暖。在火堆旁睡觉固然舒服, 但是, 由于每天早晨5点都要到户外点名, 晚上离火堆太近取暖, 早上突然冷热转换, 会让人易患肺炎。这位外科医生很清楚这种下场, 其他人也都知道, 所以, 大家设了一个界限。越过界限接近火堆, 要自负后果。但由于天寒地冻, 外科医生约束不了自己, 睡觉时越来越接近火堆, 最终患上肺炎而死。

李光耀说, “这就是领导必备的‘品性’———不管你的忍耐力高或低, 不论你对自己该做的事有多大热情, 都必须靠它才能通过不计其数的考验与试炼。”

儒家管理法

儒家不是一种宗教, 而是一套实际和有理性的原则, 目的是维护世俗人生的秩序和发展。

———李光耀

新加坡政府建国伊始就善用儒家思想来教育国民, 建立这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李光耀一直倡导国民学习中国文化、讲中国话, 他认为新加坡的成功,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那一代有着许多中国传统的美德, 勤劳俭朴、诚实守信。他认为, 文化价值观念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都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东方价值观密不可分。

李光耀在引进儒家思想来管理的时候, 并不是照搬使用。他把儒家文化概括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 并进行了重新的诠释, 即:“忠”就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孝”就是要尊老爱老、孝敬长辈;“仁爱”就是要彬彬有礼、真心诚意;“礼义”就是礼貌和善、温柔敦厚, “廉耻”就是要廉洁奉公、遵纪守法。这“八德”成为了新加坡人价值观的指导思想, 成为新加坡人重建自信的力量和精神源泉。李光耀说:“国家的成功不光靠政府的能力, 还要靠人民的良好品质。我们对青年一代要灌输东方价值观, 使他们遵循儒家的伦理观念, 发扬儒家倡导的刻苦耐劳精神, 新加坡一定能继续取得成功。”

在李光耀等管理者的努力下, 儒家思想真正地植入到新加坡人的骨髓里去了, 这才使得国民有着巨大的使命感和勇气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在不遗余力地推行儒家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后, 新加坡社会充满了“关心他人, 富有同情心和友爱精神”的氛围, 所以你几乎见不到有人骂街、打架斗殴, 或者民族歧视, 各民族和谐相处、平等发展。同时, 在“家庭为根, 社会为本”的价值观指导下, 实现了“居者有其屋”, 通过政府造组屋、居民低价购买的方式, 很好地解决了国民的居住问题。

【借鉴】

儒学讲“内圣外王”, 儒家管理可以治国, 也可以用于企业。“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普世的价值, 企业从上到下若深受儒家价值观熏陶, 企业文化便深入员工骨髓, 企业的“内圣”便可开出市场的“外王”。

制度铁腕术

在一个稳定的既成社会里, 法律看来是秩序的先锋, 有好的法律, 才会产生良好的秩序。

———李光耀

李光耀打造的像中国古代法家“严刑峻法”般的法治, 铸就了公正、廉洁、高效的政府, 是新加坡成功的保障所在。法治森严、公正廉洁是新加坡的标志, 有许多事例可以说明。如1995年李光耀总理接受购买房产的调查风波;“白衬衫”的故事等等。从政府总理到普通的公务员, 都有着十分严格的廉政制度, 任何人有贪污违法的行为, 必定受到严惩, 使得公务人员不敢越雷池半步。

严厉的法律制度维护了新加坡良好的秩序。来到新加坡的人都听说过克林顿总统曾为美国公民说情, 只减两鞭的故事, 人人谈“鞭”色变, 这从—个侧面显示出新加坡法律的威慑力。制度严, 惩罚也严, 新加坡的高额罚款全世界著名, 有句话叫“Singapore is a fine country”, 这既指新加坡是一个美好国家, 也有调侃新加坡是个罚款国家的意思。在这里, 如果你在公共场所抽烟, 罚款500新元 (目前的汇率大约是100新元折合447元人民币) ;在公共交通车上吃东西喝饮料, 将受到500新元的罚款;乱丢垃圾, 罚款1000新元……罚款的额度几乎是一般家庭月收入的一半以上, 这的确让国民时时都绷着守法这这根弦。

新加坡政府还要求所有公务人员必须做好守法的榜样, 任何人都不允许超越法律之上。孔子说:“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这种从上而下严格遵守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做法, 是新加坡安定团结、秩序井然的关键所在。

【借鉴】

良好的制度是管理的基础。一种制度、一项政策不是因为好才可行, 而是因为可行才好。李光耀认为, 现实世界通行的规则是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这一点也不美好, 但这就是事实, 无法改变, 只能面对。要在这个现实世界的现行规则中生存下去, 活得不赖, 就必须“脚踏实地, 找到一个行得通的办法”。因此, 李光耀说, 新加坡是一只虾米, 但必须是一只有毒的虾米, 才能免于被侵略, 不受欺负。这里, 有毒并不美好, 但是管用、可行。这正是硬道理的特质, 也是企业管理的法则。

稻盛和夫:哲学“治国” 篇10

四人当中, 唯有稻盛和夫创办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制造业京瓷集团和通讯公司KDDI, 后者在日本是仅次于NTT的第二大通讯公司。稻盛和夫率领的京瓷冲破了石油危机、日元升值危机和日本泡沫危机, 缔造了50年从未亏损的奇迹。78岁时, 稻盛和夫又以门外汉的身份接手负债累累、日亏损额近20亿美元的日航企业, 仅6个月就实现扭亏为盈, 用实例向世人证明了稻盛和夫哲学的惊人力量。

在日本甚至整个东方世界, 稻盛都拥有众多信徒, 他“敬天爱人”“利他”的经营哲学被日本企业界奉为圭臬。1983年, 应日本中小企业家的请求, 稻盛和夫创办“盛和塾”, 义务向企业经营者传授经营哲学和管理手法。至今, “盛和塾”已持续26年, 企业家塾生已达5500人之多。马云等众多知名中国企业家都曾去日本参观“盛和塾”, 并向稻盛和夫取经。

阿米巴经营

稻盛和夫用51年的实践, 做出了一道证明题:每一个业务岗位上都有一个稻盛和夫, 在那儿负责任地发现问题, 并做出判断和解决问题。表面上, 这道证明题显得有些异类, 但其中却蕴含着一整套系统的力量。这就是阿米巴经营体系。

京瓷创办之初, 稻盛和夫每一个细节都要把握, 每一个关键现场都要打头阵。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 管理开始出现盲点和混乱。一天, 他在读《西游记》时注意到, 孙悟空一吹毫毛, 就能变出千百万个孙悟空。当时, 稻盛和夫就想, 既然无法做到公司的每一件事都亲力亲为, 那能不能在关键时刻, 变出千百万个自己, 让公司每个现场都是我稻盛和夫?既然要把公司分解成若干个小集体, 何不让这些小集体独立核算呢?

1963年, 稻盛和夫和青山正道联合推出了“单位时间核算制度”方案。1965年, 京瓷公司在正式导入“阿米巴经营”时, “单位时间核算制度”作为衡量经营状况的重要指标纳入了阿米巴经营体系。阿米巴经营单位时间核算价值公式为:

总附加价值=总收入-人工费以外总费用

每小时贡献价值=总附加价值/总劳动时间

小组劳动贡献=每小时附加价值/小时工资

在阿米巴经营中, 阿米巴设定的目标不是成本而是生产量和附加值, 主角是以最少费用换取最大销售额的“人”组成的团队, 焦点在于阿米巴团队创造的附加值。通过单位时间核算制度公式, 各部门、各小组, 甚至某个人的经营业绩都变得清晰透明。一般来说, 大公司的员工很难对自己工作的具体成果有实在感受, 他们常常只是公司庞大系统中的一颗螺丝钉。从这点上看, 单位时间的附加价值能最大限度激励员工。因此, 阿米巴经营是一种全员参与型的经营体系, 每位员工都要充分掌握自己所属的阿米巴组织目标, 在各自岗位上为达到目标而不懈努力, 在当中实现自我价值。

可以说, 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经营, 就是一种基于现场的管理会计体系。它将公司组织分为一个个“阿米巴”小集体, 而各个小集体, 就像是一个一个的中小企业, 在保持活力的同时, 以“单位时间核算”这种独特的经营指标为基础, 彻底追求附加价值的最大化。

发现“智慧之井”

稻盛和夫在《活法》一书中写到:发明既非偶然, 也非他天才所致, 而是他忘情地、疯狂地、全神贯注地工作, 不断冥思苦想, 终于撞见了“智慧之井”。他认为, 在世界的某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智慧之井”的地方, 努力能让人们将“智慧之井”储存的“智慧”作为自己的新思路、灵感和创造力。

努力工作, 再加上不断地思索, 稻盛和夫摸索出了通达智慧之井的道路:发现智慧之井=能力×热情×思维方式

其中, 能力和热情取值区间为0—100。因为是乘法, 所以有能力但缺乏工作热情, 也不会有好结果;自知缺乏能力, 而能以燃烧的激情对待人生和工作, 最终将能取得比拥有先天资质的人更好的成果。思维方式取值范围则为-100—+100。改变思维方式, 人生和事业就会发生180°大转弯。虽然有能力、有热情, 但是思维方式犯了方向性错误, 仅此一点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在这一人生哲学的引导下, 稻盛和夫发现了企业的本质:创办企业, 本质上就是使利润最大化, 满足顾客的需求, 实现梦想。提出了有名的“利他”哲学。

稻盛和夫在《活法》中曾说:当年京瓷集团之所以能打开欧美市场, 对方之所以乐于和他们合作, 就在于一个信念:做人简单、互相谅解、包容、替对方着想、双赢。这应该是天下通行的生意准则, 也是为人处世的规则。

稻盛和夫刚进军手机业时, 和竞争对手就营业地区分配问题相持不下。他想, 怎么做才是真正对社会有利、对大众有利?如果只考虑自己公司的利益, 不考虑别人, 那么出发点就太狭隘了。为了让大众尽快得到便宜的通信服务, 他主动让步, 将首都和中部人口密集的好地段让给了对方, 自己做边远不发达地区的业务。当时公司大多数人都不理解他的做法, 认为他太不顾及公司利益了。可结果却出乎所有人意料, 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 把对手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事实证明, 稻盛和夫“以心为本”的利他经营哲学, 有着强大的力量。它源于企业经营, 而又不仅仅局限于企业经营, 它是广及人生、社会、教育、国家, 甚至人类地球环境等博大的经营观。

珍视员工

在稻盛和夫经营哲学中, 还提出要珍视员工。稻盛和夫认为, 如果没有员工的支持, 只靠经营者一个人绝对经营不好企业, 所以公司经营的目的首先应该是为了员工的幸福。经营者和员工之间, 是教练和培训员的关系, 而不是下命令与执行命令的关系。

稻盛和夫把追求员工及其家庭的幸福, 作为公司的第一目标;把追求协作商的员工及其家庭的幸福, 作为第二目标;客户和社区的幸福, 分别是第三、第四目标;最后, 才是股东的利益。这个目标序列, 揭示了稻盛和夫在公司所要打造的文化场, 以及领导管理理念。

有业内人士统计, 迄今为止的公司领导, 大概有以下四种类型:统一指挥命令型、英雄型、教师型、教练型。全球教练协会对全球1000万个规模公司的领导调查问卷, 对这四种管理类型所占比例做了描述。

治国新人才浮出 篇11

法学家从政现象越来越备受瞩目。《时代》周刊甚至强调上海徐汇区区长孙潮是“中国新一代政府决策者的典型形象”，认为“像孙潮这样的官员已经创造了历史”。

从中国第一代法学家沈家本、伍廷芳、董康等修律大臣参与上世纪初清末变法修律开始，一百年来，中国人“以法治报国”的理想代代相袭。

近年来，被称为“第五代法学家”的这一群体以其在政、学两界的成就日益为人瞩目。

“第五代法学家”崛起

在法律实际部门和法学界都有着很大影响的“杰出青年法学家”是“第五代法学家”的代表人物。这一群体发轫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为促进法学理论的繁荣和发展，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国法学会于1995年、1999年、2002年、2004年，四次开展评选“杰出青年法学家”活动，每次评选出10名。

引人注目的是，这总共40名“杰出青年法学家”，不单在法学界和法律实际部门声名卓著，而且在政界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中，担任正、副部级官员的有六人：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曹建明，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江必新，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袁曙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

而在学界，这些“杰出青年法学家”也已走上前台，担当要职：浙江大学副校长胡建淼，武汉大学副校长黄进，海南大学校长谭世贵，华东政法学院院长何勤华，北京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张守文、副院长陈兴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利明、赵秉志、韩大元等人。

在《瞭望东方周刊》对历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报道中，也屡屡闪现“杰出青年法学家”的身影，曹建明、周叶中、夏勇、王利明等曾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作过法制讲座。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武汉大学教授万鄂湘、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曹建明出任最高法院副院长，湖南省高级法院等省市级法院的副院长职务由江必新等法学家担任。

与此同时，一批知名法学家近年先后担任各省级检察院正、副检察长。新近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知名学者甄贞博士担任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广东商学院法律系副主任王学成博士担任广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而较早一些担任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的孙谦、担任黑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的姜伟，作为刑法学界的翘楚，更是广为人知。

其中，孙谦身兼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土生导师等职，以创立职务犯罪理论、建构逮捕制度的理论体系等而知名；姜伟乃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是最早挂职基层检察院的著名刑法学家，开辟了法学家挂职检察机关的通道，让北京诸多基层检察院受益。之后他又延揽八位专家学者挂职黑龙江省各级检察院，以促进检察业务建设。

一个法律人群体正在逐渐形成壮大，并逐渐影响着中国这一场划时代的社会转型。

法律人群体渐成

“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法学家，和同样拥有法学背景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人大代表等人员开始构成了一个群体。”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范亚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范亚峰认为，这批人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利益诉求，和传统群体有很大的区别。这就会导致他们在中国宪政场域转型中所采取的姿态和行动策略不太一样。

“‘文革’中盛行法律虚无主义，使我国的法律人才培养断代。直到1981年，吉林大学首度恢复法律专业后，各地的法律教育才日渐兴起。以20年为一周期，如今我国的法律人才逐渐成熟，因此更多的法学家崭露头角。”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丁伟介绍说。

在政坛，一批拥有政法背景的学者开始高调进入决策层，在传统的共青团系统、军队系统、政工系统、企业系统和理工系统之外，他们成为了初露端倪的力量。如最先就任全国人大“特别常委”的信春鹰，新近担任国家保密局局长的夏勇，以及进入金融管理机构的“海归派”李波等人。

“这个群体的兴起与中国政治生活向民主法治的转型紧密相关，中国社会主流民意和心态使他们具有极大的政治想像空间。”范亚峰说。

政府领导的转型标志

“革命家——技术官僚——职业化官员，这是世界上不少国家都经历过的政府领导人转变的‘三部曲’。中国目前正处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型的过程中。”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胡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新华社曾经发表文章说，在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大多是职业革命家和军事家。随着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中国的建设越来越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国开始进入“技术专家”时代。中共十六大之后，这一时代特色更加鲜明。

在2003年“两会”上产生的中国新一届“内阁”，具有强烈的“专家背景”。人们注意到，中国的主要国家领导人——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国家副主席等都毫无例外是理工科类大学毕业的工程师。

加强领导干部专业化，在近几年的中国官员人事更迭中已屡见不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黄平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工程技术和经济知识被视为“末技”。很多官员都是读着文史哲长大，并参加以文化为核心的考试而走进官场。只是在近代，中国的大门被坚船利炮打开，一些有识之士才提出“师夷长技”、“实业救国”。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工程师们才作为稀缺的资源分布在国家的大型项目中，受到全面的锻炼，并从中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人才。改革开放后，工程师出身的一些大型企业领导一步步走向政治权力中心。

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说，“在50年代，优秀人才大都是学工科的，那时强调‘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文科招生量非常少，像法律基本上都停止招生，所以那个时代学文的包括学法律的人，肯定是一群边缘化的人。”

中共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此间观察家指出，这对“治国专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成熟，民主法治也日益走向成熟，需要管理者具备更加丰富的人文、管理、法律、哲学的知识结构。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政法部副主任卓泽渊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政府官员选拔中，特别是专业性较强的政府部门，一些职位应由法律专业人士或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人士担任。这样不仅可以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树立依法治国的政府形象，更会因政府官员组成结构发生变化而对法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应时而论，在我国，法律专家和法律专业人士进入法律机关应该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法学专家、法律专业人士进入行政管理部门等非严格意义的法律机关，从某种角度上说，也是依法治国的良好开端。”卓泽渊说。

一些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专家认为，现实中，“社会科学专家从政”的概念比“法学家从政”更为准确，但人们对法学家的期许依然很高，这源于人们对“文革”中民主法治曾遭践踏的痛苦记忆，也是对“依法治国”的向往。

“把法学家等社会科学人才纳入总的干部储备，是一个大的趋势，这与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是一致的，是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需要。”胡伟指出。

借鉴西方，但决不会同子彼

法律人从政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潮流。在美国，职业政治家在角色身份上普遍呈现出律师—政治家这样一种极具标志意义的形态，律师经历是许多政界精英们一致的职业背景。律师与政治家相结合的传统无疑可追溯至美国独立时期。殖民地的早期，律师们在吹响独立号角的同时，也将自己推上了创建合众国上层建筑的政治舞台。

“法学家从政在西方是个普遍现象。但我们应该看到，虽然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相似的规律可循，我国目前很多行政管理、公共政策也借鉴于西方，但是中国政府管理者面临的问题远比西方复杂得多。”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李习彬说。

李习彬认为，西方社会的核心问题——产权，从一开始就是私有制，并构建了市场经济，法治是在多元政治约束公共权利的基础上产生的，经过一个世纪的完善后，发展到如今的公共行政。

明初“重典治国”之路探究 篇12

一、颁布律典以立法

1.《大明律》的制定。《大明律》是中国法律史上的颇为重要的一部法典, 它经过严密的研究和商讨, 历经三十载, 更改、删定了四五次, 始成其典。《明史》对《大明律》漫长的制定历程评价“:盖太祖于律令也, 草创于吴元年, 更定于洪武六年, 整齐于二十二年, 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日久而虑精, 一代法始定。”[2]1175《明律》编成后, 为了让老百姓读懂以便遵守此法, 朱元璋又让大理寺卿周祯等人将法典里的律令, 用百姓能够理解的口语解释, 称为《律令直解》分发到各个郡县。

2.补充法典的颁布。在《明律》的修订过程中, 朱元璋严厉打击贪官污吏, 但效果不如所愿, 知法犯法并不少见。一天, 他感慨地对桂彦良说“:法数行而辄犯, 奈何?”[3]239故而从洪武十八年 (1385) 起, 他亲自“采辑官民过犯, 条为大诰”[2]1179, 并颁行天下。《大诰》为朱元璋亲手编成, 除此还有《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 共四册。朱元璋曾告诉大臣“, 劳动人民最为辛苦, 一年四季劳作不已, 若是遇到天灾, 那么全家都要遭受苦难。而现在当官的人不仅不念及人民的艰辛, 还要剥削迫害他们, 实在是没有一点仁爱之心”。于是洪武二十五年 (1392) 八月编成颁布《醒贪简要录》, 以此警诫官吏不要贪污。此外, 为防止外戚干涉朝政, 洪武元年 (1368) 三月命修《女戒》, 内容多为古代贤德女子、嫔妃的故事。并规定皇后只负责宫中事宜, 朝廷之事不得干预。不许宫人和外边通信, 违反者处死。

二、健全机制以司法

1.改革一些法律机构。在完善法典普及法律的同时, 朱元璋也对法律机构进行了改革。首先, 将前代的御史台改为都察院, 据《明史·职官志二》记载“, 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 辨明冤枉, 提督各道, 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都御史有权弹劾奸邪之臣、勾结沆瀣的党羽、作威作福者、败坏纪律的贪官污吏、学术不正的学者等等, 具有很大的权力。都御史虽权重, 但若处事有所差池, 惩办也极为严厉。考《世法录》, 洪武十五年 (1382) 五月, 御史雷励误判良民。朱元璋得知此事, 严厉地斥责他“, 朝廷能打压顽固恶徒, 引进贤良之人靠的都是法律。如果法律有所偏颇那么百姓就不知道应该遵守什么了。你作为朝廷的御史, 不能公正执法, 怎么能伸张正义, 为民申冤呢?徒刑还可以改正, 如果判的是死罪呢, 死者还可以再生吗?”并将雷励判罪, 以示警诫。其次, 洪武十三年 (1380) 明太祖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杀了丞相胡惟庸, 废中书省, 由皇帝直接统领六部, 并规定此后朝廷不得再立丞相。刑部之外, 另设大理寺, 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刑部成为替代大理寺掌管主要的审判业务的机构。大理寺则成为慎刑的机关, 主要职责是驳正、平反一些冤案、错案。都察院不仅可以对审判机关进行监督, 还拥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力。再者是锦衣卫的设置, 全称“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 为加强控制, 明太祖让他们四出秘密侦察官民言行, 稍有不轨举动, 便严刑拷掠, 构成大狱。作为特务机构, 锦衣卫不论是对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实施严密监察。例如, 著名学者钱宰在编修《孟子节文》时, 由于每天要早起, 某日在家随口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 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 睡到人间饭熟时。”不料第二天上朝, 朱元璋对他说“:昨天做得好诗, 不过‘嫌’字不好, 我没有“嫌”你啊。将‘嫌’改为‘忧’如何?”钱宰一听, 吓得立马跪地叩头谢罪。这个故事一来说明当时明太祖还是很勤政的, 二来表示当时监察之严, 让人生畏。

2.建立相关监督制度。为了更好地实施法律, 朱元璋还建立监督政府官吏行为的各种制度。首先是建立“民拿害民官”制度, 这一制度规定:若是百姓发现有贪赃枉法之徒, 允许越级诉讼, 将贪官绑送到官府衙门直至进京告状。为保证对上访民众顺利通行, 以防地方官横加干扰, 朱元璋特别颁旨“, 各级官府、关津毋得刁难阻挡”、“敢有阻挡者, 其家族诛”。在《大诰三编》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洪武十八年 (1385) , 当地一个叫顾英的县吏欺压百姓, 贪污腐败。陈寿六因为得罪了顾英, 于是遭到了顾英的迫害打击。顾英的爪牙把陈寿六家仅有的口粮和来年的种粮统统搜刮殆尽。然而不同于其他农民, 对此只能逆来顺受, 抱怨却无可奈何, 陈寿六是一个知法懂法的人, 他趁顾英酒醉, 率领自己的弟弟和外甥冲进了他的府邸, 将顾英绑着连夜押送至京城而去。因为陈寿六懂法, 所以临行前他让乡亲们找来朱元璋发布的反贪法律《大诰》。按照朱元璋的圣谕, 对持有《大诰》的普通百姓, 在押送地方贪官赴京时, 各个关卡都要放行。押送顾英至京城之后, 朱元璋便将顾英打入大牢。更是当面赏赐陈寿六钞30 锭, 且没有追究他们以下犯上的罪过。为了保障陈寿六等人离京后的安全, 并鼓励“民拿害民官”的行为, 朱元璋在其发布的表彰文件中警告地方官吏:如果有人敢罗织罪名, 对陈寿六者打击报复, 一律将其处死并株连九族。但是, 如果陈寿六自己有过失, 横行不法, 地方官员需将他召到京城, 由我亲审。其次, 朱元璋还特命在最基层的乡一级设置申明亭制度。凡是在本乡有犯罪经历的人员, 均在申明亭中表明其罪, 如果这些人员改正悔过, 则可予以勾销, 朱元璋希望以这种方式警戒其他人员守法不犯法。这种制度赋予乡间长老与地方保甲长调处民事案件与处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权力。

三、严用律刑以执法

1.法内用刑。《大明律》规定, 凡贪赃钞六十两以上者, 剥皮并枭首示众。府州县衙门旁边的土地庙, 就是诛杀案犯剥皮的刑场, 也称为皮场庙。并在衙门正堂公座两边摆着人皮, 里面满装干草以警示坐堂的官吏们。洪武九年 (1377) 的空印案和洪武十八年 (1385) 的郭桓案可谓空前绝后。明初规定, 每年各布政使司、府、州、县均需派遣计吏至户部, 呈报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及所有钱谷之数, 府与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与户部的数字必须完全相符。然而地方在向中央解纳钱粮的文书时, 事先在地方盖上骑缝印, 以便与户部核对好数字后就地填写。朱元璋发现后大为震怒, 下令处罚所有相关官员。《明史·郑士利传》记载, 空印的事被朱元璋发觉后, 下令凡是主印的人皆判处死刑, 辅佐的官员捶打一百, 处以流放远方之刑。《大诰》第二十三条, 《卖放浙西秋粮》记载了郭桓一案“, 户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 合上仓四百五十万石, 其郭桓等只收陆拾万石, 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 以当时折算, 可抵二百万石, 余有一百九十万未曾上仓。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钞伍拾万贯, 指使府县官黄文等, 通同刁顽人吏沈原作弊, 各分入己”。郭桓作为当时的户部侍郎, 因与各直省的官吏作弊贪污巨额税粮而被朱元璋追查。朱元璋对这些违法之官惩处力度如此严厉之时也产生了很多冤假错案, 冤死人数有好几百。朱元璋在攻取金华, 刚刚打下婺州之时, 因事业刚起步正是用粮之时粮食缺乏, 所以严令禁酒以减少造酒造成的军粮流失。然而大将胡大海之子却犯禁拿军粮造酒, 朱元璋要处罚他。而此时的胡大海正在绍兴一带作战, 太祖下面一个官员王恺极力劝阻, 认为杀了胡大海之子会对他的军心有影响, 可能会引起兵变。朱元璋不顾此事, 还是处死胡三舍等人, 明确表示“:宁可使大海叛我, 不可使我法不行。”[4]73朱元璋如此严厉治军, 维护了法律的权威。

2. 法外用刑。在重典治国的思想下朱元璋不仅严行已制定之法, 而且对一般的枉法官吏和朝臣施行法外用刑。明代的廷杖始于明太祖鞭死开国元勋永嘉侯朱亮祖。历史曾载, 番禺县 (今广州市番禺区) 县令道同是一个为人正直的官员, 反对当地的土霸恶徒时得罪了他们, 当地的恶势力与朱亮祖相互勾结, 朱亮祖以道同无礼之理上书太祖, 太祖信以为真并处死了道同。然而随后朱元璋就察觉了真相, 万分后悔并从此开始深恨朱亮祖。朱亮祖父子作威作福, 故在洪武十三年 (1380) , 朱元璋召亮祖到帝都金陵, 将朱亮祖及其长子朱暹用鞭子抽死, 除此之外, 他的儿子朱暹等人的皮被剥下, 在闹市里悬挂, 以儆效尤。《大明律》规定的五种常刑有:笞、杖、徒、流、死。除此之外, 朱元璋又在《大诰》中增加了极其残忍的刑罚, 例如:族诛、剁指、砍脚、断手、凌迟、阉割为奴、戴罪、挑筋等三十余种令人惨不忍睹的酷刑。朱元璋的法外用刑的矛头在对准贪官污吏的同时也把法外用刑施于老百姓身上。根据《孤树裒谈》等野史的记载, 当时有些百姓为逃避过重的赋税, 隐匿为僧, 朱元璋得知以后, 便命令有司把这些人抓来, 排成行活埋于土中, 只露出脑袋, 然后刽子手用利斧, 一斧头砍下好几颗头颅, 这被称为:铲头会。

摘要：古代的刑法制度分为轻典、中典和重典。一般来说, 建国初期使用轻典, 乱世之际采用重典, 一般情况则用中典。而朱元璋在国家新建立之时就重典为治国之本, 颁布了多项法典, 健全了各种机制, 施用严刑以治国。

关键词：朱元璋,立法,司法,执法

参考文献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故元遗兵 (卷20) [M].中华书局, 1977.

[2]明史·卷93·刑法志一.

[3]明史纪事本末·卷14·开国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