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能力（精选12篇）
治国能力 篇1
民主是个好东西,法治也是个好东西。十八届四中全会绘就了法治中国的建设蓝图,吹响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号角,标志着中国的法治事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需要深化改革。法治中国建设,基础在理念,核心在限制权力和保护权利,关键在能力。
营造宪法法律至上的法治环境,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树立宪法法律的权威。没有法治的权威,再多的法律也难以真正执行和落实。宪法法律没有权威和尊严,治国安邦就失去依据,公民行为就失去规范,公平正义就失去标准,政治就不可能清明,社会就不可能和谐,人心就不可能安定。法治本质上是一种“宪法法律至上”之治,强调宪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权威,实现规则治理。宪法和法律是党的意志、国家意志、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普遍行为规范,是人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共同行为准则。法治的要义,不是一部分人用法去“治”另一部分人,而是将包含政党在内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置于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之下,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职责。党在法下,法大于权,各级党组织必须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
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准确、有效、全面实施法律。宪法法律的权威和生命在于实施。法律休眠、制度麻木,必然导致违法盛行、法治虚无。人们不仅看你制定了多少条法律,更看你落实了多少条。没有实践的法律,只是挂在墙上的法律和写在纸上的法律,不会有实际效用,不会有尊严权威,更难以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我们面临着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转变,要把好看的法律变成管用的法治实践。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宪法法律至上,用法治反人治、反特权、反腐败,严厉打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坚决排除对执法司法活动的非法干预,深入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让所有的守法者获得制度红利,让任何以身试法者受到严厉惩处,营造出公开、公平、公正、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建设法治中国,必须让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成为社会风尚。法治不仅是治国方略,更应该成为全体公民自觉的生活方式。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人们没有法治精神、社会没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法治并不完全取决于法律条文有多么复杂严密,也不仅体现在普通民众对法律条文有多么深透的了解,而在于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当遵纪守法成为一种自觉,依法办事成为一种自然,才能源源不断地释放规则的正能量。当全社会都把法治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法治中国就会形成。
依法规范和约束公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限制权力、保护权利,是法治的核心要义。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关系,互为边界,对于前者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对于后者来说,则是法无授权即禁止。破坏法治的最大危险在一般情况下都来自公共权力,只有约束好公共权力,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才可能安全实现。因此,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我们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机关都必须按照宪法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和程序来行使权力,履行其应尽的职责。任何公职人员,都必须依法履行职责,不得滥用职权,更不可以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总之一句话,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
当前,影响和阻碍法治建设的因素,主要还是没有把权力关进法律制度的笼子里。权力不受规范,特别是地方党政负责人超越宪法法律行使公权力而不受监督制约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权力行使不透明,暗箱操作、利益交换、特权腐败;靠人治建立起来的权力运行体系难以突破,领导的批示、指示、会议纪要仍然发挥着比法律还要重要的作用,办公会、协调会等依然是行使权力的主要形式;许多法律法规仍然得不到有效实施,在具体实践中沦为“一纸空文”。着力解决这些突出问题,有效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
各种腐败案件一再证明,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是导致权力滥用的根本原因。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确保权力规范运行,必须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事、管人,给权力涂上防腐剂、戴上紧箍咒,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要完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充分运用民主权利制约公权力;要健全组织、决策和程序制度,运用法治方式约束公权力;要强化社会和司法监督制度,运用法律监督方式防止权力滥用。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的范围,将一切行使权力的表现形式纳入信息公开的范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党务、政务、司法、公共事务的公开。
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法律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构建法治社会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福祉,因而法治也必然要以保护人权作为其重要内容,而人权的保障状况也成为现代社会区别法治和人治、专制的重要标志。
法治中国建设的过程,也是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让人民群众得实惠的过程。我们要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让人民群众能够切身感受到法治建设的进步,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法治中国建设的成果。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法治建设的价值目标。我们要让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成为全社会奉行的基本准则,让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得到严格落实,让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让每一个人都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所谓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就是指按照法治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就是要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合法性当作想问题、办事情的前提,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都应始终关注目的是否合法、权限是否合法、内容是否合法、手段是否合法以及程序是否合法。在利益多样、观念多元的今天,无论征地、拆迁还是信访,法治手段已被证明是最优选择。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不仅是要解决具体实际问题,还在于推动形成对法治本身的崇尚和信仰。只有“合不合法、合不合程序”成为领导干部的日常用语,学法信法守法才会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只有政府和公民都善于运用法治思维、选择法治手段,法治环境的建设才会进入良性循环轨道。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广大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主导力量。因此,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努力提高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做到越是工作重要、越是事情紧急、越是矛盾突出,越要自觉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真正把思想认识从“重经济建设、轻法治建设”的观念中转变过来,把法治建设从“重形式、轻落实”的倾向中转变过来,把法治工作从“重治民轻治官、重处罚轻教育、重管理轻服务”的方式中转变过来,做到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
民主讲究细节,法治更讲究细节。建设法治中国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形式上宏大的制度设计,更需要现实生活中通过微观法治推动宏观法治,通过具体法治实现整体法治,要以“润物细无声”、“踏石留印”的方式全力抓好落实,方能走出几千年来的人治情结,迈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治国能力 篇2
作者：本报记者 王琎 张胜 姬泰然 《光明日报》（2016年03月21日 0
4版）
本报北京3月20日电（记者王琎、张胜、姬泰然）由光明日报社主办、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协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承办的“核心能力与治国理政——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暨《核心能力：读懂治国理政这三年》出版座谈会”1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张毅，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王玉普，中央纪委驻全国政协机关纪检组长周新建以及来自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深入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核心能力对治国理政的重大作用、重大影响、重大意义展开研讨。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大气魄治党治国治军，以大视野运筹国内国际大局，以大手笔推动改革发展进程，开创了事业发展新局面，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辉煌成就的取得，与党中央治国理政才略背后的核心能力密切相关。读懂这种核心能力，切实增强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为座谈会的中心议题。
光明日报总编辑何东平在致辞中表示，领导者核心能力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又是一个崭新的实践命题。准确阐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核心能力的本质内涵、演进轨迹和时代价值，能够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理 1 解、准确把握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效促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贯彻落实。
《核心能力：读懂治国理政这三年》作者周新民，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唐铁汉，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傅成玉，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哲学教研部主任韩庆祥，《求是》杂志社副总编辑黄中平，国防大学少将、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原所长颜晓峰，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郑剑，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倪邦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先后发言。大家认为，用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党，增强看齐意识，基础在学习，本质在运用，效果体现在步调一致。系统研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中展现出的“自信笃定的政治意志力、高瞻远瞩的全局掌控力、坚韧无畏的变革创造力、大气厚重的凝聚感召力”等四大核心能力，有助于建立引领、考评、培养各级干部的制度机制，提升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平，形成人才辈出的良性循环，进而为增强“四个意识”和开展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树立起旗帜和标杆，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和坚强的组织保障。
治国能力 篇3
摘 要：现在我国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法治国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法律素质是医学生学习和工作过程中必需的一部分。因此，本文从培养医学生法律素质意义的分析着手，提出了促进医学生医事法律素质能力培养的方法和途径。
关键词：医学生 法律素质 依法治国
课 题：本文系湖南省教育规划课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视域下高职院校医学生医事法律素质教育研究（课题编号：X JK015CZY120）”研究成果。
法律素质是指一个个体或者社会团体通过社会环境体系中的法制环境以及法制化的专门培训而获得的一种能力，并且可以通过这种能力自动有效自觉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评价并达到稳定化的程度。这是一个包含多种内容的定义，涵盖了人的法律观念、社会信仰、法律意识、法律知识和内涵、法律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的内容。医学生具备法律素质能更有效地在医学工作中展现自己的专业素质和教养。
一、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的重要意义
1.培养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是当前医疗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需要
医疗服务行业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业，又是具有高度服务性质的行业。医疗工作人员在面对复杂的行业实际情况时不仅需要具备高超的医学技术，也要提升法律素质，在突发状况出现的时候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并可以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患者的合法利益。只有将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贯穿于工作的方方面面，才能最大限度地解决当前社会中最常见的医患纠纷，为医患关系的和谐打好基础。
2.培养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有利于建立优良的医疗行业氛围
和谐友好的医疗关系是整个社会中构建和谐文化的重点。最近几年，医患矛盾和纠纷的事件达到了一个顶峰，越来越严峻的医患关系涉及着医生和百姓的利益。但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能够正常解决医患纠纷的途径和方式并不多，很多纠纷和矛盾在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的情况下就变成了冲突事件，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轰动，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通过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出，有九成的受访医生对自己的职业环境有很大的不满。医学生将来也会踏入医疗行业，为了解决医患纠纷频繁出现的问题，就需要还在学习中的医学生能提升自身的法律素质，将医学和法律结合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保护患者的利益。这是构建和谐医疗关系的重点。
3.培养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是完善和优化医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质的需要
医学生是我国未来医疗事业建设的核心成分，医学生应该要具备更高层次、全方位的知识和水平，不仅要求他们熟练掌握医学专业和技巧，还要求他们具备一定的其他社会学科的知识储备。在拥有了优秀文化素质的同时，还要有出众的综合素质等。法律知识的学习也是现代人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一定要具备的能力。在当前的现代化法治社会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只有具备了法律基础，学习基本知识，完善好自身的知识结构，才能被市场所接受，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优秀青年。具备了一定的法律技能，提高利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和经济的能力，这样才能在工作中践行依法治国的理念，做好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不学法、不懂法，缺乏一定的法律素质，在社会中一定会被淘汰的。
4.培养医学生的法律基础，是建设优良社会体系的必要内容
依法治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这是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也是需要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民的过程中不断努力和奋斗才能实现的目标。医学生的法律素质培养，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相关的法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的法学知识，有利于医学生了解依法治国的国情，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重要性，通过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后更好的投身于医疗事业中。医疗事业事关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安全，医学生秉承法律素质和信仰，可以提升工作效率，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二、医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方略
1.注重学习和掌握法律修养的基本知识
法律修养的主要内容是法学理论基础、基本法律知识以及法制观念和意识的培养。法律修养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在学习理论部分内容后可以掌握法的本质和其基本内涵，理解法的发展历程和其具体内容，了解法治的主要概念和内容。在学习宪法的时候，要知道宪法的本质含义和它的发展历史，要明确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在部门法的学习过程中，要了解我国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商法、三国法等重要法律部门基本制度和原则。再根据医学生的特殊性，主要学习医学领域的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从最基础的民法内容说起，再到医学领域的专业性法律，使医学生对其内容有更深入的认识，能提升医学生自身的法律素质。
2.安排典型案例进行学习
在对医学生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要懂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行更加有效的学习，安排一些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将法律知识融入案例分析当中，便于学生更精准地理解如何运用法律。在学生学习了相应的基础理论知识以后，教师可以进行课堂内容的规划，对实践中发生过的一些典型的医疗事故、医患纠纷案件进行展示和分析，针对具体的案件来进行法律制度的解读。这样具象化的学习更有利于学生的记忆和理解。并且可以让学生自己独立思考或者团队合作来一起解决一个案件，提高其分析能力和实战能力。就像美国法学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训练学生像律师那样思考”。这是教学中加入案例的目的。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能够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去查询资料、理解法律制度和规章、寻找证据、得出结论。这有很强的实务性质，有利于学生获得较大的能力训练和更多的实践知识。
3.注重理论结合实践教育
在临床实习的过程中，要求医学生能从实践中践行法律理念和信仰，能够以理性的法律视角来分析事件。能够做到在具体的工作中如执行医嘱、护理操作、医学检验、配药发药的过程中都一丝不苟，不出差错，防止在这些过程中与患者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和矛盾。学生要对医学过程中的事件有高度的敏感性并能够积极预防，也就是将谨慎理性的医学思想深入到工作中，更用心地工作。
4.注重知行统一，在践履中学习
知行统一，强调践履，这也是各行各业在学习过程中都要做到的步骤。学习知识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实践操作。加强法律素质的培养，才能实现最终的学习目的。
三、小结
医学生学习法律对于提高其综合素质有重要的帮助作用。这一过程有利于减少医患纠纷和矛盾，稳定医疗市场，构建和谐友好的医患关系，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加强医疗行业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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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能力 篇4
关键词：德治,法治,可行性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内涵1.1“依法治国”的基本含义
法治思想由来已久, 从战国法家造秦国, 到目前推崇的依法治国战略思想, 法治无时无刻不在贯穿着我们国家发展的始末。春秋战国是我国的一个过渡性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完成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然有道是:治乱世用重典。秦始皇重法轻儒, 借用法家严而少恩的治国理念, 为新兴的封建制扫清了障碍, 稳定了社会, 统一了中国。可见, 法律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 起了重大作用, 是统治者维护自身权益的根本保障手段。而在21世纪的中国, 与“人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不同的是现阶段法治主要是用来保障广大人民利益而非保障君主的个人权益。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依法治国, 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 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不难看出, 这段有关依法治国的论述, 高度概括了法律在国家的地位, 也对有关国家人员提出了明确要求。现代法治的精髓主要是把法律作为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手段和统治工具变为人民当家作主、国家权利从属于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
1.2“以德治国”的基本含义
德即道德, 以道促德, 以儒家思想为中心, 包容法家、道家思想。孔子开创儒家思想, 由孟子不断完善, 加上荀子改造建成一整套相对完善的儒家体系。道德作为人的精神世界的一个层面, 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儒家学派提出了“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的德治主张。古代所谓的德治, 就是权大于法, 以权压法, 代表的是君主个人的权威, 是君主对人民的居高临下, 是政府抚慰人民。往往是以君主和大小官员的德威为社会主旋律, 这种模式实际上是家庭伦理道德的放大, 属于“人治”范畴。而我们今天所建立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建立在批判继承传统道德文化的精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提升的基础之上, 以此共同构成今天的道德环境。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对什么是“以德治国”有了进一步的概括和总结, 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以集体主义为原则, 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 以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 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通过在全国树立这样的道德规范, 对广大人民形成一股道德约束力, 从精神层面控制和束缚人们的不良行为。
二、“以德治国”的实践方式2.1强调行政人员的身份认定
身份认定即国家一切相关行政人员必须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 享受的社会职权和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有一个明确清晰的认识。作为一名公务人员, 特别是在“德治”范畴下的国家体制内, 除了需要掌握基本的工作技能外, 他们还必须具有相应的道德素养。以身作则,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注重修身。古语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屋不少何以扫天下, 公务人员自身的道德素养如果不能在社会起到一个先锋模范作用, 又何以让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遵守道德规范?所谓“政者, 正也, 子率以正, 孰敢不正?”“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因此, 国家行政人员在行政行为的进行过程中, 应切实做到“推己及人”, 树立社会典型, 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提升自身道德素养, 积极做好本职工作, 帮助他人和关心社会, 保障国家的根本利益。
2.2行政行为坚持集体主义原则
道德在人们的日常行为过程中,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调节和规范作用。道德原则是人们在社会道德实践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我国把集体主义作为全社会广泛遵循的道德原则, 这无疑是一种必然和正确的选择。在当前, 社会广泛存在损害集体、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 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的行为层出不穷。选择“以德治国”, 我们党在轻视法制这一重要国家机器的同时, 必然需要推崇集体主义原则, 力求在全社会寻求一种集体凝聚力, 为国家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2.3在全社会推广道德建设
所谓“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认为, 只有在人们拥有了“羞耻之心”之后, 才能在内心中建构起一道抵御不良诱惑的坚固道德防线。而在如何加强道德建设这一问题上, 我们的回答是重在提升精神文明建设的政治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拨乱反正的胜利和全面改革的展开, 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取得了一定成就,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的思想觉悟提高, 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始终无法赶上国家发展步伐, 出现了一系列“违法乱纪”的现象。因此, 我们需要不断增加道德建设的新内容, 充实道德在社会运行中的基础。
三、“以德治国”代替“依法治国”的不可行性
目前采用的依法治国实际上标示人的自由度, 从法律层面上, 比较具体的规定什么可做, 什么不可做, 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准确的社会行为守则。与此不同的是, “以德治国”采用的德治, 属于精神文明范畴, 德治之德一般来说是通过潜移转化实现的, 由于潜移转化的时间长, 见效慢, 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同时, 它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 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泱泱大国, 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定义, 它的扑朔迷离以及受到不同文化熏陶的大众人民对同一道德的理解必然导致不尽相同的结果, 将严重误导人们的社会行为, 引起社会混乱。
首先, 过分强调“以德治国”必将冲淡“依法治国”在社会践行中的作用, 阻碍法律在国家机器运行中的功能实现。特别是在存在着“人治”传统的中国, “以德治国”替代“依法治国”极有可能导致个人专权, 甚至最终导致“人治”的复辟。传统儒家学派的礼教要求每一个官吏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 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 实现“内圣外王”。这种乌托邦式的构想固然美好, 但是依据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国家制度尚不完善、人们的思想水平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具体情况, 公务人员在为社会服务过程中, 必将导致权力私有化和违法乱纪的现象出现。由此而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同时在实际上抛弃了中国这一百多年的民主努力。
其次, 国家制定法律有一套严格的制定程序, 而且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都会有相关的监督机构来确保该项法令的有效实施。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所制定出的法律, 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 包含了社会各阶层的需要, 从制度层面上迎合了人们的利益述求。但是, 采取“以德治国”方略, 国家无法通过立法机关制定出让社会人民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 只能由人们依据自身的素养和经历去理解道德的含义, 由此导致的行为差别将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依照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承担对人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本身, 因此, 提出“以德治国”实际上只能一味这突出“党治”, 助长“以党代政”, 出现一党专权的局面, 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某些道德行为需要适时提升为道德规范, 如若不然, 最终将激起人们对我党的行为不满, 增加对党的不信任, 给社会增添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再者, 由于对“德”的解释可以随意做出, “合法与不合法”同“德与非德”的界限模糊, 将引起判断上的冲突, 进而引起对党所做出的指示呈现不同理解, 为自己的不正当行为提供合理的免责解释。在阶级社会里, 所谓“法”主要是当权阶级的意志及利益的法律表现, 即当权阶级主要为自身利益用国家强制性的法律条文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其中当然包括调整社会关系, 稳定社会秩序, 协调各方面利益及至当权阶级自身的自律 (没有一定的自律势将危机自身的统治) 等内容。没有具体的条文来规定什么是“道德”, 什么是“不道德”, 容易造成人们的道德误解。尤其是国家行政人员, 没有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 无法形成机构的内生价值, 必将有可能造成他们在社会交换关系中, 以权谋私、徇私舞弊, 最终利益受到损害的依然是社会大众。
最后, “民善”是“国善”的基础。所谓“民善”即在一个区域内, 每一个社会人民都拥有一定的道德基础, 能够自觉地遵守社会规则;而“国善”是指一个拥有完善的道德体系的国家, 统治者采用德治手段所获得的社会发展。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 旧的道德规范体系已经被打破, 而新的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下, 人作为社会人, 具有贪婪、自私、利己等弱点, 人性的弱点没有得到彻底的弥补, 基于这样的“民善”暂时无法实现“国善”的目标。从国家的阶级属性来说, 当统治阶级的利益无法得到根本保障的时候, 他们必然会选择一种能够维护自己权益的统治策略, 很显然, 目前我们还不具备放弃“依法治国”转而投向“以德治国”的战略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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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玲.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二维关系[J].法制与社会, 2006 (8)
治国能力 篇5
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正如文章中所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凝聚着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是制度之治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 2014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成为党的历史上首次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铺展法治中国壮丽蓝图，使法治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引领、规范、保障作用越来越突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法治既是必要途径，更是制度保障。从亲自担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主任，到先后主持召开 3 次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会议，再到 2 次出席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定方向、定规划、定举措、抓落实，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
用，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三五”时期，法治建设实现了全方位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鼓舞人心、振奋人心、凝聚人心。
公平正义是法治追求的核心价值，是法治的精髓和灵魂，是法治中国的生命线。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路线图、施工图，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到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法治建设全面发力，提升了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打牢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让法治建设的脚步更加铿锵有力。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治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法治的伟力在于人民真诚的信仰。今年以来，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到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从助力打赢三大攻坚战到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成效显著，都是在人民群众中树立法治权威的生动实践，都是用法治守护公平正义、守护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真实写照，都印证了人民群众的真诚信仰是法治的生命之基、力量之源。
浅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篇6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共同点
（一）法治和德治同属上层建筑
法治属于政治文明范畴，德治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二者的物质基础是共同的，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一种重要手段和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则。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根本目的和使命是一致的
依法治国就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按照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家。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培养全体公民具有良好的社会主义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从而在全体人民中形成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综上，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
（三）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是一致的
共同的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使命，就决定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是一致的。法治的基本原则，也是德治的基本要求，德治的基本原则是维护全体公民的整体利益的集体主义原则。这个原则是从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并在保证集体利益的前提下，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而法治的基本原则也是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法治的许多规范与德治的规范要求是相同的，如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遵纪守法、保守国家机密等要求，不仅是法律规范的内容，而且也是道德规范的内容。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区别
（一）二者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
德治是通过道德规范治理国家。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意识形态，存在于历史的各个时期，而社会主义法治是在执政党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产生的。
（二）二者的表现形式不同
德治是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社会舆论之中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交往中应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道德原则、道德规范没有严格的界线，道德规范的要求也往往是概括、笼统和比较抽象的，大多是不成文的，它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并通过这些信念、习惯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形成一种自我的心理约束机制，抑制各种不道德行为的产生。而法治是通过明确的法律条文、规范性文件来约束公民，法人的行为，明确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它对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律规范通常表现为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律、法令、条例等规范性文件。
（三）二者实现的方式不同
德治的实现主要依靠社会舆论和教育的力量，依靠公民的思想觉悟、良好的道德修养，也就是依靠非强制力的手段去实现。即“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而法治的实现，虽然也有社会舆论和教育的力量，也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维护和遵守，但最主要的是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通过国家强制力，通过对违法者予以应有的法律制裁来保证法治的实现。
（四）二者包含的内容不同
以德治国包含的内容要远远大于以法治国的内容。德治所涉及的内容，几乎含盖了公民一切社会生活、社会活动。既包括了法律规范所调整的范围，也包括了法律规范所调整不到的范围。德治对社会和公民提出的要求，要比法治的要求高的多、广泛得多，也深刻得多。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德治对于法治的作用
一是道德对制定法律的作用。国家在制定法律时，必须要考虑到道德对人们和社会的要求，道德的内容和要求对于法律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二是道德对法律实施的作用。德治对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起着重要作用，通过对公民进行德治教育，提高公民的自觉遵纪守法意识。三是法律是通过国家公务人员和执法人员制定和实施的，通过对这些人员进行德治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可以促进公正执法水平。四是以德治国对依法治国的不足部分可以起到弥补作用。由于以德治国的外延大于以法治国，它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对于法律暂时未能涉足的部分，道德可以弥补，并可以促其更加成熟、更加完善。
（二）法治对德治的作用
一是通过法治的形式，对德治的基本要求，重要原则予以确认，使一些道德的内容，成为法律上的义务。二是法治是进行德治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对公民进行法制教育，提高其道德水平。如人民法院通过公开开庭审理案件、公开宣判案件等措施，惩罚犯罪，教育人民。
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们的强国保障。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在人类发展史上，治国最基本、最重要的手段有两个：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十年文革严重破坏和践踏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使有法不依、无法可依的现象十分严重。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一些人的道德、价值取向发生裂变，找不到自我，找不到方向。目前贪污腐败成风等严重社会问题不能不说与一些人的“缺德”有密切关系，更有许多人感叹“世风日下”。
治国能力 篇7
关键词：依宪治国,依法治国,重要性
从党的十五大首次把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到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将依法治国作为专门议题进行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其间依法治国逐步得到重视与推进, 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而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 是一切法律的根据和指针, 宪法是否得到有效的实施关系到依法治国的有效实施问题, 因而依宪治国对于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
一、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核心
依法治国中的“法”是指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 因而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核心。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 是其他一切法律的核心和根本依据;宪法对其他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1]
宪法主要包括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重大原则, 国家根本制度, 指导思想, 根本任务, 以及国家性质, 政权组织形式等内容。这些内容都是国家最根本性的问题, 树立宪法根本大法的权威, 以及使宪法得到有效实施是依法治国的首要问题。只有依宪治国, 贯彻宪法的精神与内容, 才能使依法治国不偏离社会方向, 才能使依法治国更有效的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服务, 因而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根本途径, 无论如何都不能将之抛弃的。
《决议》中明确提到“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 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份文件更加鲜明地指出依宪治国对于依法治国的核心作用, 没有依宪治国就不能去谈依法治国问题。
二、宪法的有效实施是依法治国的保障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 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2]这句话虽精短但是却深刻揭示了宪法实施的重要性。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法制保证, 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必须维护宪法的权威, 把宪法作为活动的基本准则, 努力贯彻宪法精神。在现代化建设中, 全面有效地实施现行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性工作, 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任务。
因此, 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来进一步推进依宪治国。
(一) 加强宪法的宣传教育工作
“必须把宣传和树立宪法权威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事项抓紧抓好, 切实在宪法和监督上下功夫。”[3]宪法宣传与教育的目的是使得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在心中树立宪法权威, 同时在行动中能够将宪法作为自己行为的根本准则, 在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能够自觉的运用宪法知识维护自身权益。但宪法的宣传教育并不能只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学习, 法律工作者以及相关媒体都应该积极主动向人们传达宪法知识, 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和引导人民群众了解宪法, 遵守宪法, 运用宪法。
(二) 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在西方一些宪法较为成熟的国家, 违宪审查是司法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在我国并未有违宪审查制度, 宪法的监督工作力度远远不够。
这一制度能够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得到及时的矫正, 让人们从违宪审查中明白遵守宪法的重要意义以及主动根据宪法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和保护自己的权利。
以上是目前中国推进宪法实施较为普遍的措施。由于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使得宪法有效实施成为其他法律有效实施的保障, 也成为贯彻依法治国的保障。
三、宪法信仰是依法治国的强大推动力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 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4]
宪法是其他法律的“信仰”, 宪法的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信仰的法律体现, 它贯穿于宪法的全文当中;一个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也会通过国家根本大法向人民呈现。因而培养民众心中的宪法信仰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层面的奠基。依法治国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方针, 这就需要在人们心中树立强大的法律信仰的支撑, 让人们自觉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 而这些都能在宪法的精神中寻求到, 它是其他一切法律的精神之源, 因而坚持依法治国要树立宪法信仰。
以上三点分别冲不同方面论述了依宪治国对于依法治国的重要性。首先由于宪法的核心地位, 因而依宪治国成为依法治国的核心, 这是一个总括, 也是基本态度的表明。接着便是宪法实施对于依法治国的基础性作用, 如果一国宪法得不到很好地实施那么谈论依法治国也将是空谈。最后从思想层面论述宪法信仰对于依法治国的推动作用, 一个国家将社会的法治精神都融进了宪法精神当中, 人民通过树立宪法信仰才能在心中虔诚地尊重宪法和法律, 这样依法治国贯彻才会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13.
[2]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12/04/19829429_0.shtml (凤凰资讯) .
[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38.
治国能力 篇8
一、明代重典治国基本情况
元朝晚期黄河泛滥, 宫廷内部政治混乱, 元顺帝治国无术, 并且各地官员不听朝廷号令, 民族仇恨与日俱增, 全国各地起义军越来越多, 以朱元璋为代表的红巾军连战连胜, 一直把元顺帝逼到漠北。至此大元朝退出历史舞台。朱元璋黄袍加身, 立大明朝, 拉开朱氏家族为皇族的历史新篇章。
明太祖朱元璋执政初期, 就展现出一代英明君主应有的素质。朱元璋没有太多的文化知识, 但是他却是一个善学的皇帝, 而且善于总结。他对元朝贪官污吏的做法深有体会, 极其厌恶。而且他总结了历朝历代的成功经验以及灭亡的原因, 特别是前朝执政时期治理国家的经验以及最终被推翻的原因。纵观前朝国家版图是历史上所有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尤其是军事上更是兵多将广能征善战。为什么最终没有控制好局面仅仅统治了90年就结束了呢?
为此朱元璋在执政初期, 就立即找来众多文官武将进行对元代的整体研究与剖析。经过讨论研究发现, 导致元代灭亡的最终原因就是国家法治不能真正的执行, “政权得不到统一, 根本没有法治观念, 皇帝昏庸无能导致权力转移, 官员贪赃枉法残害黎民百姓, 尤其重要的是国家法律没有力度, 从上到下离心离德才导致的元代土崩瓦解”。所以朱元璋在执政初期就立即颁布法令“从今天开始天下太平必须要依靠法律治理, 只要是发现当官的贪赃枉法残害百姓的, 坚决严肃处理, 严重的直接斩首示众”。后来, 朱元璋在对他的孙子朱允炆说过这样几句话, 自己是生在乱世、长在乱世、而且是在乱世打下的江山, 所以, 我才要以高压刑法管理朝政。特别是那些当朝为官的, 要加大惩罚力度, 好避免出现贪赃枉法的事情[1]21。
通过朱元璋自己的讲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朱元璋在执政初期就采取高压刑法的基本国策, 是因为前朝的灭亡历历在目, 并且是他亲手完成的, 还有就是他本人的亲身感受以及初登大宝对于未来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二、明代重典治国的核心思想
“重典治国”核心思想就是通过高压刑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朱元璋在执政初期就让丞相李善长、刘伯温对国家法律进行重新编修, 他是这样说的:元代的灭亡是因为法律的宽松, 既然上天决定由我来当皇帝, 那么我就要用高压刑法管理国家, 他之所以这么说是觉得, 如果法律不形成文字形成章程, 就会有很多的人不遵纪守法, 那样国家如何治理, 所以, 明太祖是想国家治理必须依靠法治来进行, 所有的一切工作都要有法可依。而且他还要求这部法典必须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 子孙后代无条件地执行不能有任何更改。而且在《大明律集解附例》颁布的同时, 明太祖同时颁布辅助法律, 此法典是国家之法典, 任何人不得作出更改, 包括自己的子子孙孙, 朝中大臣, 如子孙中若更改按违反祖宗家法定罪。如臣子提出异议按叛国罪处理, 斩立决。《大明律集解附例》的实施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法制史的发展, 而且在《大明律集解附例》实施的过程中朱元璋都深思熟虑反复推敲作出了许多的补充更改, 由此可以发现明太祖对于这部法典的重视程度[2]24。
明代的“重典治国”不只是文字法律层面, 还充分考量了实际的应用方面。而且在现实治理方面朱元璋专门设立了纪律监察反贪部门都察院, 对大明朝所有的官员进行管理监察, 而且在胡惟庸案发生后, 朱元璋为了防止都察院的权力过于巨大, 加设了北镇抚司, 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锦衣卫。而且在朱棣执政时期为了巩固政权, 以及防止锦衣卫一家做大, 又增加了以宦官为首的“东缉事厂”进行国家法律的直接执行机构, 而且锦衣卫、东缉事厂都是独立的执法机构, 它们都直接对皇帝一个人负责。但是由于权力的扩大化, 这些机构的设立对于明朝后期的灭亡起到了一定重要的作用。
三、明代重典治国由来原因
明代初期在经济方面手工业的发展得到了稳步的提升。明太祖是想利用高压的刑法来解决贪官污吏的发生, 以保障国内经济快速的复苏以及民生方面得到有效的保障, 所以“重典治国”是依靠这些因素才出现的理念, 在实际意义上是为了能更快地皇权统一, 朱元璋在执政初期立即展开权力的争夺战, 而且把所有对其构成威胁的人都解决掉, 而且为了防止历史的重演, 还下令太监不能为官的政策, 并且罗织罪名搬倒胡惟庸, 赶走刘伯温, 结束中国历史的丞相制, 权力全部集中, 而且对于有影响的官职都限定品阶, 朱元璋把所有的权力都进行了规范, 使得当时的政权全部在政府方面, 全部在朱元璋的掌握中。他为了防止这种办法的反弹效应, 所以, 采取高压刑法用于管理朝廷官吏, 这也是保证皇权的最大化措施。
明太祖朱元璋本人的亲身感受也是为什么执政后采取“重典治国”的主要原因。朱元璋自幼就生长在一个非常穷的家庭里, 而且父母双亡, 他要过饭, 在寺庙里当过和尚, 而且没多久寺庙也把他赶了出去化缘要饭, 而且在他的前半段生涯当中对于贪官污吏的痛恨可能是历代皇帝都没有过的, 由于元代的国家治理出现混乱朱元璋带领红巾军趁势崛起, 一把烽火棍镇定乾坤。所以重典治国并不是他临时决定的, 在他没有当皇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谋划国家治理的办法, 而且他本身就是明教教徒, 而他领导的红巾军多数是白莲教、明教教徒居多, 所以他对于宗教的了解非常深刻, 所以在他当上皇帝以后颁布的法令就是禁止宗教发展。
四、明代重典治国实际意义
明代通过高压刑法来控制贪官污吏的出现, 加大刑法上对于官员的管理, 实现“重典治吏”的意义。在《大明律集解附例》中有明确的法律条文, 官员只要贪污所得超出六十两, 经过查实, 一旦证据确凿立即法办, 直接斩首示众。这种刑罚在中国法治进程中乃至在现代, 都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朱元璋还下令, 如果当地执政机关的官员, 滥用权力, 欺诈百姓, 群众可以直接把违法的官员, 抓起来送到上一级管理衙门, 如果上一级衙门不能处理可以直接进京, 如果查实, 不管官员是否有错, 百姓都没有任何责任, 这样的做法极大地推进了大明朝法治进程。百姓成为直接的监督者。对于官员的治理形成了有效的管理办法。
相对的是即使在唐朝李世民执政期间, 明朝的做法要更加严厉、更加有效、更加直接, 所以在当时只要发生一点问题满门抄斩的事情随时上演, 在明朝政府上班的官员都是如履薄冰。在《大明律集解附例》中有明确规定, 凡是触犯国家法律阴谋叛国大逆不道的都属于重罪, 应当处以凌迟。而且对于实施凌迟的刽子手也有相关的要求, 如果定罪为凌迟处死, 必须千刀才可以死, 不可以多也不能少, 如果中途犯人死亡或者最后一刀没死, 那么负责行刑的刽子手, 也要处以同样的刑罚。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凌迟的记录, 可哪个朝代也没有把这项刑罚列入法典内, 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 官员只有服从, 只有恪尽职守, 而且要积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即使这样也是每天加一万倍的小心去上班。所以重典治吏, 在明朝是最为突出的[3]34。
朱元璋在治民的策略上, 采取的也是重罚, 只要触犯法律不管你是以前犯罪还是以后犯罪都必须按照《大明律集解附例》规定予以追究, 在这种政策下, 百姓都变成了良好的市民, 而且不可以肆意议论朝政, 如果有人举报那就是全家抄斩的重罪。以至于在朱棣执政时期, 东缉事厂的出现, 更加落实了这个政策, 在全国各地你不知道谁就是朝廷派出的密探, 只要你说过什么针对国家针对皇帝的话, 都有专人给你记录。一旦出现谣言, 很快就会被扼杀在摇篮中。
明代朱元璋创建的“重典治国”具有划时代的重大启示, 是符合明朝时代发展需要的, 但是朱元璋并没有考虑在社会政治稳定后, 国家经济高度繁荣的时候, 国家格局出现稳定发展的时候, “重典治国”就不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了。这也导致了明代最终走向灭亡, 也是“重典治国”带来的主要原因。不能根据时代进行转变, 就会翻转过来成为杀死自己的武器。虽然明代重典治国在一定的时代阶段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但是绝对不符合当代法治的需要, 社会主义下的中国是法治文明的时代, 是“以人为本”的时代, 当代的中国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应该是依法治国而不是重典治国的基本方针。
参考文献
[1]杨一凡.明大诰与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思想[J].学习与探索, 1981 (2) .
[2]龚剑锋.试论朱元璋在浙江金华的活动[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1986 (2) .
治国“光耀”管“李”有术 篇9
新加坡有今日的成就, 当然不是李光耀一人的功劳。但是, 若没有李光耀, 新加坡大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李光耀是特殊时代在特殊地域产生的特殊人物, 在他的领导下, 新加坡从“亚细亚的孤儿”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成为世界上治理最好的地区, 成为传统与现代结合得极好的地区。这样的成就自然与李光耀的治国管理有关。
人才精英论
治国的成功之道就是栽培优秀的人才, 罗致更多的人才, 提高政府的素质和生活的素质。
———李光耀
对精英、专家、能人的强调和重视, 是李光耀治国理念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赞赏前马来亚大学教授帕金森提出的帕金森定律, 这个定律认为, 机关的高层领导者若非一流的, 其下属就不可能有一流的。一个好的领袖, 不论是在政府或大机构里, 都会吸引到第一流的人才, 来加强他本身克服问题的能力。
不过, 这种精英主义也引起争议。李光耀曾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你叫一名普通的新加坡人治理我们的国家, 内阁由普通的新加坡人组成, 这就是我们的末日。”言下之意, 新加坡的前途和命运取决于少数精英人物。
对精英论的过于迷信, 还让李光耀一直鼓吹优生学观。1968年, 他当了九年总理之后, 趁“公休”到哈佛大学进修, 期间注意到“教授与教授结婚所出后代非常聪明, 他们都考上常春藤名校;教授与研究生或秘书结婚所生儿女, 有的聪明有的不聪明”。李光耀因此得出“两个聪明人结婚必生聪明后代”的结论。为了推广他的优生说, 李光耀以中国王朝皇帝老子选婿 (驸马) 为例, 认为皇帝多择当科状元为婚, 这是因为状元是当年最优秀和比较年轻的学者, 让他和有纯正贵族血统的公主结合, 后代必然聪明绝顶。
【借鉴】
李光耀的优生论自然有失偏颇, 但他对领导者、管理者的重视是值得肯定的。在李光耀看来, 领导者要经受“火堆的试炼”。他常讲一个故事:一群很优秀的人二战时被关在纳粹集中营里, 其中一名是知名的外科医生。大家公认他才识过人, 专业精良, 且自律甚严, 有领导潜质, 但他却没有通过“火堆的试验”。在漫长的冬夜里, 集中营的宿舍小木屋里都生着火, 供犯人取暖。在火堆旁睡觉固然舒服, 但是, 由于每天早晨5点都要到户外点名, 晚上离火堆太近取暖, 早上突然冷热转换, 会让人易患肺炎。这位外科医生很清楚这种下场, 其他人也都知道, 所以, 大家设了一个界限。越过界限接近火堆, 要自负后果。但由于天寒地冻, 外科医生约束不了自己, 睡觉时越来越接近火堆, 最终患上肺炎而死。
李光耀说, “这就是领导必备的‘品性’———不管你的忍耐力高或低, 不论你对自己该做的事有多大热情, 都必须靠它才能通过不计其数的考验与试炼。”
儒家管理法
儒家不是一种宗教, 而是一套实际和有理性的原则, 目的是维护世俗人生的秩序和发展。
———李光耀
新加坡政府建国伊始就善用儒家思想来教育国民, 建立这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李光耀一直倡导国民学习中国文化、讲中国话, 他认为新加坡的成功,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那一代有着许多中国传统的美德, 勤劳俭朴、诚实守信。他认为, 文化价值观念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都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东方价值观密不可分。
李光耀在引进儒家思想来管理的时候, 并不是照搬使用。他把儒家文化概括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 并进行了重新的诠释, 即:“忠”就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孝”就是要尊老爱老、孝敬长辈;“仁爱”就是要彬彬有礼、真心诚意;“礼义”就是礼貌和善、温柔敦厚, “廉耻”就是要廉洁奉公、遵纪守法。这“八德”成为了新加坡人价值观的指导思想, 成为新加坡人重建自信的力量和精神源泉。李光耀说:“国家的成功不光靠政府的能力, 还要靠人民的良好品质。我们对青年一代要灌输东方价值观, 使他们遵循儒家的伦理观念, 发扬儒家倡导的刻苦耐劳精神, 新加坡一定能继续取得成功。”
在李光耀等管理者的努力下, 儒家思想真正地植入到新加坡人的骨髓里去了, 这才使得国民有着巨大的使命感和勇气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在不遗余力地推行儒家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后, 新加坡社会充满了“关心他人, 富有同情心和友爱精神”的氛围, 所以你几乎见不到有人骂街、打架斗殴, 或者民族歧视, 各民族和谐相处、平等发展。同时, 在“家庭为根, 社会为本”的价值观指导下, 实现了“居者有其屋”, 通过政府造组屋、居民低价购买的方式, 很好地解决了国民的居住问题。
【借鉴】
儒学讲“内圣外王”, 儒家管理可以治国, 也可以用于企业。“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普世的价值, 企业从上到下若深受儒家价值观熏陶, 企业文化便深入员工骨髓, 企业的“内圣”便可开出市场的“外王”。
制度铁腕术
在一个稳定的既成社会里, 法律看来是秩序的先锋, 有好的法律, 才会产生良好的秩序。
———李光耀
李光耀打造的像中国古代法家“严刑峻法”般的法治, 铸就了公正、廉洁、高效的政府, 是新加坡成功的保障所在。法治森严、公正廉洁是新加坡的标志, 有许多事例可以说明。如1995年李光耀总理接受购买房产的调查风波;“白衬衫”的故事等等。从政府总理到普通的公务员, 都有着十分严格的廉政制度, 任何人有贪污违法的行为, 必定受到严惩, 使得公务人员不敢越雷池半步。
严厉的法律制度维护了新加坡良好的秩序。来到新加坡的人都听说过克林顿总统曾为美国公民说情, 只减两鞭的故事, 人人谈“鞭”色变, 这从—个侧面显示出新加坡法律的威慑力。制度严, 惩罚也严, 新加坡的高额罚款全世界著名, 有句话叫“Singapore is a fine country”, 这既指新加坡是一个美好国家, 也有调侃新加坡是个罚款国家的意思。在这里, 如果你在公共场所抽烟, 罚款500新元 (目前的汇率大约是100新元折合447元人民币) ;在公共交通车上吃东西喝饮料, 将受到500新元的罚款;乱丢垃圾, 罚款1000新元……罚款的额度几乎是一般家庭月收入的一半以上, 这的确让国民时时都绷着守法这这根弦。
新加坡政府还要求所有公务人员必须做好守法的榜样, 任何人都不允许超越法律之上。孔子说:“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这种从上而下严格遵守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做法, 是新加坡安定团结、秩序井然的关键所在。
【借鉴】
良好的制度是管理的基础。一种制度、一项政策不是因为好才可行, 而是因为可行才好。李光耀认为, 现实世界通行的规则是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这一点也不美好, 但这就是事实, 无法改变, 只能面对。要在这个现实世界的现行规则中生存下去, 活得不赖, 就必须“脚踏实地, 找到一个行得通的办法”。因此, 李光耀说, 新加坡是一只虾米, 但必须是一只有毒的虾米, 才能免于被侵略, 不受欺负。这里, 有毒并不美好, 但是管用、可行。这正是硬道理的特质, 也是企业管理的法则。
稻盛和夫:哲学“治国” 篇10
四人当中, 唯有稻盛和夫创办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制造业京瓷集团和通讯公司KDDI, 后者在日本是仅次于NTT的第二大通讯公司。稻盛和夫率领的京瓷冲破了石油危机、日元升值危机和日本泡沫危机, 缔造了50年从未亏损的奇迹。78岁时, 稻盛和夫又以门外汉的身份接手负债累累、日亏损额近20亿美元的日航企业, 仅6个月就实现扭亏为盈, 用实例向世人证明了稻盛和夫哲学的惊人力量。
在日本甚至整个东方世界, 稻盛都拥有众多信徒, 他“敬天爱人”“利他”的经营哲学被日本企业界奉为圭臬。1983年, 应日本中小企业家的请求, 稻盛和夫创办“盛和塾”, 义务向企业经营者传授经营哲学和管理手法。至今, “盛和塾”已持续26年, 企业家塾生已达5500人之多。马云等众多知名中国企业家都曾去日本参观“盛和塾”, 并向稻盛和夫取经。
阿米巴经营
稻盛和夫用51年的实践, 做出了一道证明题:每一个业务岗位上都有一个稻盛和夫, 在那儿负责任地发现问题, 并做出判断和解决问题。表面上, 这道证明题显得有些异类, 但其中却蕴含着一整套系统的力量。这就是阿米巴经营体系。
京瓷创办之初, 稻盛和夫每一个细节都要把握, 每一个关键现场都要打头阵。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 管理开始出现盲点和混乱。一天, 他在读《西游记》时注意到, 孙悟空一吹毫毛, 就能变出千百万个孙悟空。当时, 稻盛和夫就想, 既然无法做到公司的每一件事都亲力亲为, 那能不能在关键时刻, 变出千百万个自己, 让公司每个现场都是我稻盛和夫?既然要把公司分解成若干个小集体, 何不让这些小集体独立核算呢?
1963年, 稻盛和夫和青山正道联合推出了“单位时间核算制度”方案。1965年, 京瓷公司在正式导入“阿米巴经营”时, “单位时间核算制度”作为衡量经营状况的重要指标纳入了阿米巴经营体系。阿米巴经营单位时间核算价值公式为:
总附加价值=总收入-人工费以外总费用
每小时贡献价值=总附加价值/总劳动时间
小组劳动贡献=每小时附加价值/小时工资
在阿米巴经营中, 阿米巴设定的目标不是成本而是生产量和附加值, 主角是以最少费用换取最大销售额的“人”组成的团队, 焦点在于阿米巴团队创造的附加值。通过单位时间核算制度公式, 各部门、各小组, 甚至某个人的经营业绩都变得清晰透明。一般来说, 大公司的员工很难对自己工作的具体成果有实在感受, 他们常常只是公司庞大系统中的一颗螺丝钉。从这点上看, 单位时间的附加价值能最大限度激励员工。因此, 阿米巴经营是一种全员参与型的经营体系, 每位员工都要充分掌握自己所属的阿米巴组织目标, 在各自岗位上为达到目标而不懈努力, 在当中实现自我价值。
可以说, 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经营, 就是一种基于现场的管理会计体系。它将公司组织分为一个个“阿米巴”小集体, 而各个小集体, 就像是一个一个的中小企业, 在保持活力的同时, 以“单位时间核算”这种独特的经营指标为基础, 彻底追求附加价值的最大化。
发现“智慧之井”
稻盛和夫在《活法》一书中写到:发明既非偶然, 也非他天才所致, 而是他忘情地、疯狂地、全神贯注地工作, 不断冥思苦想, 终于撞见了“智慧之井”。他认为, 在世界的某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智慧之井”的地方, 努力能让人们将“智慧之井”储存的“智慧”作为自己的新思路、灵感和创造力。
努力工作, 再加上不断地思索, 稻盛和夫摸索出了通达智慧之井的道路:发现智慧之井=能力×热情×思维方式
其中, 能力和热情取值区间为0—100。因为是乘法, 所以有能力但缺乏工作热情, 也不会有好结果;自知缺乏能力, 而能以燃烧的激情对待人生和工作, 最终将能取得比拥有先天资质的人更好的成果。思维方式取值范围则为-100—+100。改变思维方式, 人生和事业就会发生180°大转弯。虽然有能力、有热情, 但是思维方式犯了方向性错误, 仅此一点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在这一人生哲学的引导下, 稻盛和夫发现了企业的本质:创办企业, 本质上就是使利润最大化, 满足顾客的需求, 实现梦想。提出了有名的“利他”哲学。
稻盛和夫在《活法》中曾说:当年京瓷集团之所以能打开欧美市场, 对方之所以乐于和他们合作, 就在于一个信念:做人简单、互相谅解、包容、替对方着想、双赢。这应该是天下通行的生意准则, 也是为人处世的规则。
稻盛和夫刚进军手机业时, 和竞争对手就营业地区分配问题相持不下。他想, 怎么做才是真正对社会有利、对大众有利?如果只考虑自己公司的利益, 不考虑别人, 那么出发点就太狭隘了。为了让大众尽快得到便宜的通信服务, 他主动让步, 将首都和中部人口密集的好地段让给了对方, 自己做边远不发达地区的业务。当时公司大多数人都不理解他的做法, 认为他太不顾及公司利益了。可结果却出乎所有人意料, 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 把对手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事实证明, 稻盛和夫“以心为本”的利他经营哲学, 有着强大的力量。它源于企业经营, 而又不仅仅局限于企业经营, 它是广及人生、社会、教育、国家, 甚至人类地球环境等博大的经营观。
珍视员工
在稻盛和夫经营哲学中, 还提出要珍视员工。稻盛和夫认为, 如果没有员工的支持, 只靠经营者一个人绝对经营不好企业, 所以公司经营的目的首先应该是为了员工的幸福。经营者和员工之间, 是教练和培训员的关系, 而不是下命令与执行命令的关系。
稻盛和夫把追求员工及其家庭的幸福, 作为公司的第一目标;把追求协作商的员工及其家庭的幸福, 作为第二目标;客户和社区的幸福, 分别是第三、第四目标;最后, 才是股东的利益。这个目标序列, 揭示了稻盛和夫在公司所要打造的文化场, 以及领导管理理念。
有业内人士统计, 迄今为止的公司领导, 大概有以下四种类型:统一指挥命令型、英雄型、教师型、教练型。全球教练协会对全球1000万个规模公司的领导调查问卷, 对这四种管理类型所占比例做了描述。
治国能力 篇11
[关键词]国家宪法日；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道德；约束力
一、国家宪法日与依法治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文简称《决定》）提出，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将12月4日设定为国家宪法日。2014年12月4日，我国迎来了第一个国家宪法日，在此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居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切实增强宪法意识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弘扬宪法精神，首要的任务是全面深入了解宪法、体会宪法的精神要义。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我国出台了第一部宪法，接下来我国又在不同时期分别制定了四部宪法。值得注意的是现行的1982年宪法历经了四次修宪。不论是1988年宪法修正案中法律首次确认土地使用权商品化，还是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中用根本法确定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这一些列举措，反映出我国在不同时期对于法治以及法制建设的理解和追求不断进步。
《决定》中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是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是坚持依宪执政。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全会的十大亮点之一依宪治国成为吸引眼球的一大“景观”。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宪法提出尊重保障人权，可以说它是人权的保障书、保护伞。宪法通过构造国家的公共权力，从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一系列法规，以及在权力之中的分权和制约相结合方式来运行的。依据宪法治国、依据宪法执政是使国家繁荣富强的最根本保障。“但是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的独立力量，那上就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因为经济事实要取得法律上的承认，必须在每一个别场合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而且因为在这里，不言而喻地要考虑现行的整个法律体系。”[1]恩格斯这段话很好地证明了法律在保障社会安定、稳定发展上的法治效益，即使人们在做某事之前要考虑现行的整个法律体系，从而起到了制约作用，这就是依宪治国的题中之义。
二、浅析以德治国
然而恩格斯还指出：“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厉害地构成国民中一个特殊的和富有权利的部分。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胜出后取得相当职位作为报酬。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在最近三十年来是如何千方百计想要摆脱这种难堪的桎梏，可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愈来愈深地陷入到贪污腐化的泥沼中去。”[2]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即使是在以法治国家自称的美国也是如此。在社会强调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甚至忘记法律自身的缺陷。看不到法律的缺陷会让我们陷入盲目的追求宪法和法律的“圈子”中。这一点对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以及人民切身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
另一方面，法律依赖于道德，我们可以从道德的起源来证明这一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生活在一起，由于内在的必要就会自动出现某种行为方式。这是共同生活和协作的基本条件，这种行为方式一旦变成规则与习惯，那就会产生数量不同的行为规范，即为习俗……而是相反，一种道德，一种习俗和由此而来的感觉或观点都首先是产生于现有的生活条件，违犯所形成的道德就是不道德。”[3]
由此可见，在现有的生活条件基础上人们形成某些共同的习俗，这种习俗是大家约定俗成的，遵守它便视为有道德的。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这种习俗有了它的纸质形式、法定要求，法治得以存在并不断发展。而以德治国本质上是将道德的约束力上升到了国家意志的形式上，所以在主张依法治国的同时，要坚持以德治国。也只有这样依法治国才能经久不衰、不断深化。
三、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马克思关于伦理学中道德的重要认识还在于，他认为没有永和的道德原则。“我们驳斥一切想法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则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借口是，道德的世界也是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4]正如前面论述道德起源时所说的，道德产生于现有的生活条件，纵观人类历史、每个时期都有各自不同的生存、生活条件。道德以及道德原则受时代制约，它是变化的、没有标准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道德原则。《开发维多利亚》里卡尔讲到的班格朗部落，他们会将某些新生儿杀掉，因为他们抱着幼童无法跑来跑去。较现代文明相对落后的部落，考虑到生存，杀婴已经成为一种风俗，并由此而产生一定的法律效力。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家庭经济中人们有能力抚养更多的孩子，并且家庭也迫切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从事相应的生产活动，这就使得人们杀婴的习俗破产。此时，杀害婴儿的行为越来越受人指责，杀婴反而视为不道德的行为。
有人或许会产生这样的疑惑：既然道德不是永恒的，它随着时代不同而变化，那么我们还有必要去遵守道德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是因为道德具有一种约束力。但是这种约束力并非是无限扩大的。从道德行為的边际收益角度看，其约束力是有限的。所以单单把道德作为处理人际关系、治理社会是远远不行的，还需要与法律想结合。
小结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在迎接国家首个宪法日时，我们不仅仅要“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中国”，还必须坚持在依法治国的同时兼顾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
[2]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4—335页.
[3]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马克思的社会学的基本要点》，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621页.
明初“重典治国”之路探究 篇12
一、颁布律典以立法
1.《大明律》的制定。《大明律》是中国法律史上的颇为重要的一部法典, 它经过严密的研究和商讨, 历经三十载, 更改、删定了四五次, 始成其典。《明史》对《大明律》漫长的制定历程评价“:盖太祖于律令也, 草创于吴元年, 更定于洪武六年, 整齐于二十二年, 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日久而虑精, 一代法始定。”[2]1175《明律》编成后, 为了让老百姓读懂以便遵守此法, 朱元璋又让大理寺卿周祯等人将法典里的律令, 用百姓能够理解的口语解释, 称为《律令直解》分发到各个郡县。
2.补充法典的颁布。在《明律》的修订过程中, 朱元璋严厉打击贪官污吏, 但效果不如所愿, 知法犯法并不少见。一天, 他感慨地对桂彦良说“:法数行而辄犯, 奈何?”[3]239故而从洪武十八年 (1385) 起, 他亲自“采辑官民过犯, 条为大诰”[2]1179, 并颁行天下。《大诰》为朱元璋亲手编成, 除此还有《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 共四册。朱元璋曾告诉大臣“, 劳动人民最为辛苦, 一年四季劳作不已, 若是遇到天灾, 那么全家都要遭受苦难。而现在当官的人不仅不念及人民的艰辛, 还要剥削迫害他们, 实在是没有一点仁爱之心”。于是洪武二十五年 (1392) 八月编成颁布《醒贪简要录》, 以此警诫官吏不要贪污。此外, 为防止外戚干涉朝政, 洪武元年 (1368) 三月命修《女戒》, 内容多为古代贤德女子、嫔妃的故事。并规定皇后只负责宫中事宜, 朝廷之事不得干预。不许宫人和外边通信, 违反者处死。
二、健全机制以司法
1.改革一些法律机构。在完善法典普及法律的同时, 朱元璋也对法律机构进行了改革。首先, 将前代的御史台改为都察院, 据《明史·职官志二》记载“, 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 辨明冤枉, 提督各道, 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都御史有权弹劾奸邪之臣、勾结沆瀣的党羽、作威作福者、败坏纪律的贪官污吏、学术不正的学者等等, 具有很大的权力。都御史虽权重, 但若处事有所差池, 惩办也极为严厉。考《世法录》, 洪武十五年 (1382) 五月, 御史雷励误判良民。朱元璋得知此事, 严厉地斥责他“, 朝廷能打压顽固恶徒, 引进贤良之人靠的都是法律。如果法律有所偏颇那么百姓就不知道应该遵守什么了。你作为朝廷的御史, 不能公正执法, 怎么能伸张正义, 为民申冤呢?徒刑还可以改正, 如果判的是死罪呢, 死者还可以再生吗?”并将雷励判罪, 以示警诫。其次, 洪武十三年 (1380) 明太祖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杀了丞相胡惟庸, 废中书省, 由皇帝直接统领六部, 并规定此后朝廷不得再立丞相。刑部之外, 另设大理寺, 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刑部成为替代大理寺掌管主要的审判业务的机构。大理寺则成为慎刑的机关, 主要职责是驳正、平反一些冤案、错案。都察院不仅可以对审判机关进行监督, 还拥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力。再者是锦衣卫的设置, 全称“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 为加强控制, 明太祖让他们四出秘密侦察官民言行, 稍有不轨举动, 便严刑拷掠, 构成大狱。作为特务机构, 锦衣卫不论是对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实施严密监察。例如, 著名学者钱宰在编修《孟子节文》时, 由于每天要早起, 某日在家随口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 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 睡到人间饭熟时。”不料第二天上朝, 朱元璋对他说“:昨天做得好诗, 不过‘嫌’字不好, 我没有“嫌”你啊。将‘嫌’改为‘忧’如何?”钱宰一听, 吓得立马跪地叩头谢罪。这个故事一来说明当时明太祖还是很勤政的, 二来表示当时监察之严, 让人生畏。
2.建立相关监督制度。为了更好地实施法律, 朱元璋还建立监督政府官吏行为的各种制度。首先是建立“民拿害民官”制度, 这一制度规定:若是百姓发现有贪赃枉法之徒, 允许越级诉讼, 将贪官绑送到官府衙门直至进京告状。为保证对上访民众顺利通行, 以防地方官横加干扰, 朱元璋特别颁旨“, 各级官府、关津毋得刁难阻挡”、“敢有阻挡者, 其家族诛”。在《大诰三编》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洪武十八年 (1385) , 当地一个叫顾英的县吏欺压百姓, 贪污腐败。陈寿六因为得罪了顾英, 于是遭到了顾英的迫害打击。顾英的爪牙把陈寿六家仅有的口粮和来年的种粮统统搜刮殆尽。然而不同于其他农民, 对此只能逆来顺受, 抱怨却无可奈何, 陈寿六是一个知法懂法的人, 他趁顾英酒醉, 率领自己的弟弟和外甥冲进了他的府邸, 将顾英绑着连夜押送至京城而去。因为陈寿六懂法, 所以临行前他让乡亲们找来朱元璋发布的反贪法律《大诰》。按照朱元璋的圣谕, 对持有《大诰》的普通百姓, 在押送地方贪官赴京时, 各个关卡都要放行。押送顾英至京城之后, 朱元璋便将顾英打入大牢。更是当面赏赐陈寿六钞30 锭, 且没有追究他们以下犯上的罪过。为了保障陈寿六等人离京后的安全, 并鼓励“民拿害民官”的行为, 朱元璋在其发布的表彰文件中警告地方官吏:如果有人敢罗织罪名, 对陈寿六者打击报复, 一律将其处死并株连九族。但是, 如果陈寿六自己有过失, 横行不法, 地方官员需将他召到京城, 由我亲审。其次, 朱元璋还特命在最基层的乡一级设置申明亭制度。凡是在本乡有犯罪经历的人员, 均在申明亭中表明其罪, 如果这些人员改正悔过, 则可予以勾销, 朱元璋希望以这种方式警戒其他人员守法不犯法。这种制度赋予乡间长老与地方保甲长调处民事案件与处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权力。
三、严用律刑以执法
1.法内用刑。《大明律》规定, 凡贪赃钞六十两以上者, 剥皮并枭首示众。府州县衙门旁边的土地庙, 就是诛杀案犯剥皮的刑场, 也称为皮场庙。并在衙门正堂公座两边摆着人皮, 里面满装干草以警示坐堂的官吏们。洪武九年 (1377) 的空印案和洪武十八年 (1385) 的郭桓案可谓空前绝后。明初规定, 每年各布政使司、府、州、县均需派遣计吏至户部, 呈报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及所有钱谷之数, 府与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与户部的数字必须完全相符。然而地方在向中央解纳钱粮的文书时, 事先在地方盖上骑缝印, 以便与户部核对好数字后就地填写。朱元璋发现后大为震怒, 下令处罚所有相关官员。《明史·郑士利传》记载, 空印的事被朱元璋发觉后, 下令凡是主印的人皆判处死刑, 辅佐的官员捶打一百, 处以流放远方之刑。《大诰》第二十三条, 《卖放浙西秋粮》记载了郭桓一案“, 户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 合上仓四百五十万石, 其郭桓等只收陆拾万石, 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 以当时折算, 可抵二百万石, 余有一百九十万未曾上仓。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钞伍拾万贯, 指使府县官黄文等, 通同刁顽人吏沈原作弊, 各分入己”。郭桓作为当时的户部侍郎, 因与各直省的官吏作弊贪污巨额税粮而被朱元璋追查。朱元璋对这些违法之官惩处力度如此严厉之时也产生了很多冤假错案, 冤死人数有好几百。朱元璋在攻取金华, 刚刚打下婺州之时, 因事业刚起步正是用粮之时粮食缺乏, 所以严令禁酒以减少造酒造成的军粮流失。然而大将胡大海之子却犯禁拿军粮造酒, 朱元璋要处罚他。而此时的胡大海正在绍兴一带作战, 太祖下面一个官员王恺极力劝阻, 认为杀了胡大海之子会对他的军心有影响, 可能会引起兵变。朱元璋不顾此事, 还是处死胡三舍等人, 明确表示“:宁可使大海叛我, 不可使我法不行。”[4]73朱元璋如此严厉治军, 维护了法律的权威。
2. 法外用刑。在重典治国的思想下朱元璋不仅严行已制定之法, 而且对一般的枉法官吏和朝臣施行法外用刑。明代的廷杖始于明太祖鞭死开国元勋永嘉侯朱亮祖。历史曾载, 番禺县 (今广州市番禺区) 县令道同是一个为人正直的官员, 反对当地的土霸恶徒时得罪了他们, 当地的恶势力与朱亮祖相互勾结, 朱亮祖以道同无礼之理上书太祖, 太祖信以为真并处死了道同。然而随后朱元璋就察觉了真相, 万分后悔并从此开始深恨朱亮祖。朱亮祖父子作威作福, 故在洪武十三年 (1380) , 朱元璋召亮祖到帝都金陵, 将朱亮祖及其长子朱暹用鞭子抽死, 除此之外, 他的儿子朱暹等人的皮被剥下, 在闹市里悬挂, 以儆效尤。《大明律》规定的五种常刑有:笞、杖、徒、流、死。除此之外, 朱元璋又在《大诰》中增加了极其残忍的刑罚, 例如:族诛、剁指、砍脚、断手、凌迟、阉割为奴、戴罪、挑筋等三十余种令人惨不忍睹的酷刑。朱元璋的法外用刑的矛头在对准贪官污吏的同时也把法外用刑施于老百姓身上。根据《孤树裒谈》等野史的记载, 当时有些百姓为逃避过重的赋税, 隐匿为僧, 朱元璋得知以后, 便命令有司把这些人抓来, 排成行活埋于土中, 只露出脑袋, 然后刽子手用利斧, 一斧头砍下好几颗头颅, 这被称为:铲头会。
摘要：古代的刑法制度分为轻典、中典和重典。一般来说, 建国初期使用轻典, 乱世之际采用重典, 一般情况则用中典。而朱元璋在国家新建立之时就重典为治国之本, 颁布了多项法典, 健全了各种机制, 施用严刑以治国。
关键词：朱元璋,立法,司法,执法
参考文献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故元遗兵 (卷20) [M].中华书局, 1977.
[2]明史·卷93·刑法志一.
[3]明史纪事本末·卷14·开国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