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方略（共8篇）
治国方略 篇1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女皇。她自参与朝政, 自称皇帝, 到病移上阳宫, 前后执政近半个世纪, 成为上承“贞观之治”, 下启“开元盛世”的桥梁, 对促使唐朝成为空前隆盛的封建王朝乃至世界上强大、繁荣的文明大国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历史功绩, 昭昭于世。诚如宋庆龄对她的评价:武则天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在武则天统治的大约五十年间, 她通过镇压异己, 革除时弊, 发展生产, 完善科举, 破除门阀观念, 不拘一格任用贤才等治国方略, 使唐朝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政治清明, 社会安定, 经济发展。这些政绩的取得无不显示出武则天惊人的政治谋略和手段, 也充分显示了她在用人、处事、治国等方面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家的风范。
一、重视农业生产,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武则天特别重视农业生产, 她认为, “建国之本, 必在务农”, “家足人足, 则国自安”。高宗在位时, 武则天曾上疏《建言十二事》, 其中第一条就是“劝农桑, 薄赋徭”。由此可见她对农业的重视程度。
武则天执政时期, 继续推行“均田制”, 而且在边远地区实行军事性屯田;她重视和提倡兴修水利, 在她独掌政权的二十一年里, 地方性水利工程有19项;同时, 武则天还注重对农业的管理, 她曾亲自督编农书《兆人本业记》, 颁行天下, 指导农业生产;在剥削制度方面, 武则天除了要求农民负担均田制的调庸之外, 不曾增加苛捐杂税, 也没有征收过汉代已有的盐税、铁税;她还规定:能使“田畴垦辟, 家有余粮”的地方官升任, “为政苛滥, 户口流移”的官员贬职, 甚至“非时解替”。
武则天的这些措施, 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其一, 粮食丰实, 不仅国家仓库里储满了粮食, 地方储粮也很丰富。其二, 户口显著增加, 据统计, 全国登记在册的户数从贞观时的380万户增至则天临终时的615万户, 几乎增加近一倍。这些都是当时农业经济发展的有力证据, 是武则天治农方略的重大成果。
二、不拘一格任用人才, 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
大胆使用有识之士, 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是武则天政绩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广揽人才, 她发展和完善了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 放手招贤, 允许自举为官、试官, 并设立员外官。此外, 她还首创了殿试和武举制度, 为更多地发现人才, 搜罗人才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这些举措, 武则天发现并提拔了一大批贤能俊杰。如文臣中富有才干的狄仁杰、姚崇、宋王景;武将中善于统军御敌足智多谋的裴行俭、唐休景、王孝杰等, 还有能急言直谏的徐有功等。这些文臣武将皆是有功于国家的栋梁之材, 他们在唐朝的内政外交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使“贞观之治”的盛况得以继续发展, 并使国家免于内乱和外患。
武则天还经常留心人才免遭埋没。有个被免了职的小官张嘉贞, 有人推荐他, 武则天召见后发现此人确有真才实学, 就委他以监察御史的重任。一些耿直的官吏, 只要不被怀疑有谋反之意, 她就能在酷吏近侍的陷害中保全他们。也正是武则天如此爱惜人才并选贤任能的政治家气魄, 使这些能臣干将甘愿为其效命, 成为维护武周政权的中流砥柱。
三、削弱关陇士族特权, 巩固统治基础
唐朝自开国以来, 当权的集团主要是关陇士族, 而这个关陇士族, 恰恰是武则天的反对派。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时, 关陇士族的代表长孙无忌, 褚遂良等人极力反对, 认为武则天出身寒微, 没有资格做皇后。武则天当上皇后不久, 就逼死了长孙无忌、流放了褚遂良, 并罢免了两人在朝廷中的支持者。684年, 徐敬业、骆宾王等人以拥护唐中宗复位为口号, 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688年, 唐朝宗室李贞、李冲父子也分别起兵反对武则天。这些武装反抗, 都迅速被武则天果断镇压, 并杀害唐宗室贵族几百人, 大臣几百家。这些被杀之人, 多数是关陇士族, 武则天的镇压使关陇士族的势力大大削弱。
武则天在打击士族官僚的同时, 对拥护她的庶族官僚则大力扶植。659年, 武则天建议高宗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 其修订的原则为“皇朝得五品官者, 皆升士流”。因此, 许多以军功获得五品官者, 都被列入士族, 后族武士被定为第一等。修成的《姓氏录》上, 再也看不到士族贵族的特权, 使士族官僚不再有入仕做官的优越条件, 再也不能因为出身高贵而为所欲为。而对庶族出身的官员, 也不再因为门第贫贱而受耻受辱于人。武则天的这些措施, 又进一步削弱了士族门阀的势力, 使庶族地主势力不断上升和巩固, 从而扩大了武周政权的统治基础。
四、妥善处理边疆民族关系, 维护国家版图和主权
如何处理边疆民族的关系, 既是各代封建王朝政局稳定、社会安宁的重要表现, 也是发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保障, 因而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这一问题。武则天执政时, 继承了唐太宗的民族怀柔政策和“降则抚之, 叛则讨之”的策略。
对于东突厥, 武则天除了动用军队防止其兵进中原之外, 又不断派遣使臣, 向突厥酋长陈述利害, 以求国家安宁。很快, 唐朝同突厥之间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突厥可汗还两次出兵, 帮助唐军袭击骚扰河北的契丹军队, 使河北的战火很快平息下来。而面对吐蕃、契丹等贵族的侵扰和叛乱, 武则天采取了坚决抵抗、讨伐的态度。长寿元年 (692) , 武则天派军大破吐蕃, 一举收复“安西四镇” (龟兹、于阗、疏勒、碎叶) , 置安西都护府, 从而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 重新开通了丝绸之路。长安二年 (702) 十二月, 武则天又在庭州设置了北庭大都护府, 与安西大都护府分别管辖天山南北两路。这既保卫了边境安宁, 维护了国家主权和版图完整, 又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治国方略 篇2
一、诚信文化是我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1.诚信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诚实信用一词在我国古代典籍也有出现。据《商君书·靳令》记载，“诚信”与“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并称“六虱”。另据《新唐书·刑法志》记载，唐太宗于贞观六年“亲录囚徒，闽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即期，囚皆谐满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xx年版，第253页。)这里两处出现的“诚信”即诚实信用，均指人际关系中的诚实不欺。正如******同志20xx年10月24日在美国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的演讲中所指出的，“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我国社会数千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历史上是非常注重讲究信用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诚实信用的道德伦理观念深受人们所崇尚，诚信成为人的立身之本。人们言必行，行必果，视诚信为生命。孔子主张，讲究信用足以教化民众，进而形成良好风俗，使国家强盛。
2.明礼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正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在全社会倡导包括“明礼诚信”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诚信是一切道德的基础，明礼诚信的倡导又具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道德具有不同的层次与要求，表现为不同的道德境界，是广泛性与先进性的统一，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道德作用赖以发挥的保证。道德建设要处理好弘扬主旋律与允许一定的多样化、先进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等关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注：《伟大的理论创新》，解放军出版社20xx年1月第1版，第9页。)为主要内容的德治在弘扬主旋律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而在允许一定的多样化方面，法治是各种多样化所要严守的底线。德治在反映道德的先进性方面的作用要比法治大，而法治在维系道德的普遍性方面的作用又是德治不能替代的，因为法律是大多数人都可以做到的行为规范，因此，德治和法治双管齐下，实为治国之良策。德治不是万能的，法治也不是万能的，必须相互结合，德治和法治相结合必须要进行信用建设。
可见，诚信文化是我国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道德教化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体现。
二、诚信文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
******同志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的中心环节，因为思想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保证先进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注：《伟大的理论创新》，解放军出版社20xx年1月第1版，第119页。)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有助于市场参加者道德人格的培养和形成良好的交易风气，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是通过每个人的义务感和责任感来实现的，是价值观念的一种体现。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它为一切市场参加者树立了一个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
1.诚信文化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有经济、民私营经济、外资经济都参与竞争，因市场主体不同，必须要树立诚信的价值观念才能公平竞争，才能共同致富，才能促进市场和经济的发展。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要求，诚信是实现公平竞争的保证。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是诚信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原则。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善良的方式履行其义务，不得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以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的平衡。坚持诚实信用，就是要求市场参加者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应当保持对一定道德承诺的敬重。这种主体行为的道德自律意味着市场主体在作出一定的经济行为时，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利益，意识到并且能够履行其对社会的责任。这种社会责任意味着市场主体必须用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因此，要引导主体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效益与公平、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做到义利兼顾，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和欺诈行为，形成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要培养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人格，以利于增进主体义务感和责任感，形成良好的交易风气，从而建立一个公正有序的市场竞争规则和平衡有序的社会利益系统。
2.诚信文化在经济生活中表现为信用体系建设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转型期都面临信用重建的问题。现代社会都需要一套严格的信用管理体系。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交易，由事物交易发展到货币交易，而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交易为主的信用经济。正如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所讲，信用是入世第一通行证。经过20多年改革和开放，我国经济已基本上步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市场交易关系和交易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信用关系，不仅银行信用关系日益广泛，而且工商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规模也不断扩大。适应其需要，与市场经济信用关系发展紧密相联的社会信用的作用机制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成为维系市场经济中各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客观上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发育程度的要求也越高。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更为重要。信用环境不良，企业整体信用程度低，将严重制约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建立规范的社会信用体系就是最基本的市场规则和制度之一，是规范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而良好的市场信用环境下，一国的市场规模会因信用交易而成倍增长，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
三、诚信文化是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同志在20xx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诚信文化是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1.诚信文化是道德的法律体现
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最大特征在于它所动用的法治手段里也充满了伦理道德内涵。这种伦理道德内涵和法律形式的结合就构成了伦理法。而伦理法产生于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强调宗信，“信”甚至被作为“五常”中的重要内容确定下来，但儒家的“信”更多是在“诚信”意义上提出的，在儒家诚信伦理中，违反信诺主要是受到良心的自责。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契约”，契约的存在必须是两方以上主体的共在，否则达不成共同的约定;而诚信则完全可以是对每个单一主体提出。(注：郑强：《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第5-11页。)诚信作为个体的一种道德品质，诉诸的完全是自律的良知，而契约则更多地诉诸外在制裁力量。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在信用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始自19xx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是我国现代法律化的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注：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16页。)19xx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注：马原主编：《中国民法讲义》，全国法院干部业余大学教材，第21页。)这标志着诚实信用原则立法的现代化的完成。中国传统法治比较注重法律制定的道德评价，讲究法制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相互协调的配合，将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在这里诚信原则又是以德治国中的司法规范。
2.建设诚信文化是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同志提出，进行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和管理，德治和法治，必须双管齐下，教育抓好了，德治加强了，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提高了，就可以有力地防范和减少违法乱纪问题的发生。管理抓好了，法治加强了，就可以堵塞引发违法犯罪的漏洞，依照法纪惩处违法乱纪分子，对其他人又可以起到警戒和教育作用。
诚信是道德的法律体现就是说，它既是一种法律规范，又是一种道德规范，两者互相辅助，也互相制约：作为一种道德规范，由于被上升到法律规范的层次，它就不仅仅只具有伦理的意义;作为一种法律规范，由于具有严重的道德色彩，它不仅像一般的法律规范那样明确，可以直接用来裁判案件。
同时，法治离不开德治，只有它们相结合，才能推进诚信文化的发展。法治的源头、基础是德治，人类绝大多数法律规范都是从道德规范中提炼出来的，良好的法律源自良好的美德。法治的奏效说到底根源于人们的内心认同。法律不被信仰，那就徒具形式。此外，法治不是万能的，其作用是有限的。主要表现为：一是法律在总体上只能涉及人的外部行为，而不涉及人的内心世界;二是法律只能调整人的部分行为，而非全部行为;三是法律评价的标准是按一般法律标准设定的，它不能强迫多数人去达到少数先进人物所能达到的圣人境界。
3.诚信文化促进治国方略的顺利实施
一个社会要讲诚信才能团结和谐，才能建立正常的生活秩序;在经济生活中，信用是市场交易的必备因素，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信用体系建设的完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讲究诚信才能有良好的市场秩序。同时，诚信也是建设良好政治秩序的基础，因为一个社会的诚信建设，政府是关键。加入WTO以后，政府决策进一步科学化和民主化，对市场经济的管理不再直接控制，而在于法律框架内进行协调和服务。政府不仅要处处作出表率，还应发挥监督作用，建立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规范征信业的发展。只有这样，才有良好的政治秩序，形成全社会讲诚信的文化氛围，保障我国的现代化事业走向成功。
四、建设诚信文化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前我国社会某些领域的诚信缺失现象，首先是从经济领域蔓延和影响到其他领域的。我们必须以此着手来建设诚信文化，发展现代市场经济。1.我国信用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在建立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的系统工程中企业信用问题最突出，企业信用失缺，恶意逃债、合同违约、商业欺诈、假冒伪劣等失信现象屡见不鲜，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违约合同资金有逐年增大的趋势。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要解决好这个矛盾、规范市场秩序不能简单地依靠一次又一次的突击大检查或严打等形式来解决问题，而必须要靠规范的市场经济规则和相应的制度建设来实现。建立规范的社会信用体系就是最基本的市场规则和制度之一，是规范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
从招商引资来看，我国在某些方面不是资金短缺，而是金融信用短缺，许多企业对信用关系其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体会不深，认识不足，所以赖帐、逃废债务和三角债拖欠成为不少企业行为，金融信用的失衡，金融和投资者放贷投资信心不足，甚至如履薄冰、谈贷色变。我国企业内部普遍缺乏信用管理专门部门和制度，企业内部办公室、人事部、销售部门似乎一个都不能少，但很少有企业设立专门进行内部信用管理的部门、机构，因此，因授信不当导致合约不能履行以及受信企业对履约计划缺乏管理而违约的现象频频发生。同时企业因对合作客户的信用状况缺乏了解也使许多企业受骗上当，导致经济纠纷大量出现。不少企业内部的信用管理包括应收账款和商品销售的管理，对与企业发生业务关系的所有主要客户信用状况的调查、征信和管理也没有专门的部门。
从信用管理来说，我国信用中介服务行业发展滞后，市场化程度低，目前我省也有一些企业有为企业提供信用服务的市场运作机构和信用产品，但不仅市场规模少，经营分散，而且行业整体水平不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而科学的信用调查和评价体系。对企业没有完备的信用考评和完备的信用记录，担保也没有信用评估体系，对银行也没有信用考评体系，对政府失信惩罚规范也不完备，所以资本运营、风险投资、金融市场的发展都十分缓慢。
从政府对信用管理制度的建设上，我国信用体系也不健全。一是信用数据的市场开放度低，影响企业和个人信息的正常获取和检索途径。很多涉及企业的信用数据和资料服务企业无法得到，从而无法依靠具有客观公正性、独立性的调查、征信、资信评估和信用专业服务等方式，提高社会信用的对称程度，客观上导致失信现象。二是缺乏比较健全的信用管理体系，包括信用方面的立法和执法，立法滞后，执法不严。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监督管理、对失信缺乏有效的惩罚机制，影响体制创新。三是对失信和诈骗案件的处理和打击力度不强，对尚未达到刑事犯罪程度的失信行为和不讲信用的企业法人违规行为不能及时惩戒。同时，政府对信用市场的监督管理力度还不够，影响了信用中介机制作用的发挥。
2.建设信用必须从培育诚信文化着手
现代信用体系的建设包括信用的确立、信用管理、信用监督三个重要方面，但首先要从培育诚信文化着手：
(1)加强我国市场主体和公民的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的教育，提高全社会公民的信用素质，必须从培育诚信文化着手，这是建设信用体系的关键所在。西方一些国家不仅把诚信当作合同法的规则，也做为统率民法典的“帝王条款”。20xx年******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要在全社会强化信用意识，加强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国家已把加快全社会信用列入“十五”计划的重要内容，要切实加强社会信用建设，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全社会对此也已形成了共识，许多省市都把信用体系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为维护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改善政务、法制、市场、人文和生活环境，提高整体竞争力的基础性工程福建厦门市在20xx年3月就开始了在全市开展“诚实守信”的竞赛活动，浙江的温州也从抓诚信着手改变形象。广东省人民政府20xx年3月下达了关于加强我省信用建设工作的通知，浙江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了建设“信用浙江”的口号，将浙江打造成为全国最有信用的地区之一，把此作为浙江在高度开放、激烈竞争的新形势下实现更大发展的突破口。
要把加快信用体系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突破口来抓。首先要从提高全社会信用意识入手，因为信用体系建立固然需要法律体系和必要的制度保证，但是，信用的基础在很大程序上是基于社会主体之间的信任和诚信的理念来维系，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道德规范来维系。讲信用应成为全国人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基本公德。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我们要树立典型，倡导市场主体的行为准则首先应是讲信用，无论是法人主体或公民个人，树立以讲信用为荣，不讲信用为耻的社会意识，特别是企业都应树立守信的公众形象。“信用就是市场，信用就是投资环境，信用就是财富。”在全社会应形成这样的共识和理念。这种意识和理念要通过各种经常性的宣传、教育、典型示范来进行，信用建设是一个长期任务，随着社会的发展要求信用水平也要不断提高，这就要通过全省的各种媒体、宣传教育部门定期开展活动，不断引向深入来实现。
(2)诚信文化要体现在加强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建设，促进向市场化发展上。20xx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朱róng@①基总理在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建立企业、中介机构和个人信用档案，使有不良行为记录者付出代价、名誉扫地，直至绳之以法。广泛采用现代化监管手段，综合利用信息网络资源，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要加强征信公司、资信评级机构、信用调查机构等信用中介的建设，加大信用调查报告、资信评级报告的市场化程度，要加快信用信息和开放的管理。
在征信国家，企业和消费者个人信用信息数据的开放和市场运作是信用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许多国家通过相应的法律或法规对信用数据的开放作出明确规定。一般来说，采集和共享的信息包括银行内的借贷信息和政府有关机构的公开记录等。征信服务机构可以通过公开和正常的渠道取得和检索法律规定可以公开的信息。但我们在征信数据的开放与使用等方面法律规定不完善，政府部门和一些专业机构掌握的可以公开的企业资讯没有开放，如公安、工商、人事、税务、统计等部门掌管着大量的企业的信息资源很多没有公开，增加了征信和企业信息获取的难度。目前我国的信用中介机构有些没有自己的信用资料数据库，建有数据库的规模也普遍偏小，信用信息不完整，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对企业的信用作出公正、客观、真实的评估。
信用信息的市场化是信用服务行业发展的客观基础，是建设信用体系的必由之路，因此，要大力推进我省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市场化。为了配合WTO式规范公共信息、征信数据的取得和使用程序。对信用数据的开放和促进信用管理行业的更快发展应是当务之急。即使对于那些不宜在全社会公开的信用信息，政府也应有一套信用管理和获得信息的规范有效的渠道。我们对信息数据开放应包括两方面：一是明确信用数据的开放程度，很多可以公开开放，以及能够通过一定正规的方式和渠道获得的信息应通过一定的渠道和途径尽快开放，增强社会信用信息的透明度;当然要注意在涉及到消费者个人信息的采集和共享方面应有相关的法律约束。由于对信用的评价主要是建立在企业和个人信用历史记录的基础上，我们建议一方面在鼓励信用中介机构注重自身信用数据库建设，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要建立行业或部门的数据库，待条件成熟时，可将自建数据库的部门内容提供给信用中介机构或与信用中介机构共享。
(3)加强信用体系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加大执法力度，在建设信用体系中发展诚信文化。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也是法制经济。信用原则的普遍履行要靠法律来保障，信用不仅包含着道德、精神、素质，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法律原则，科学完备的信用体系才能保证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功能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因此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非常重视信用制度和法律法规的建设。发达国家为了保障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都尽量完善信用规则的建设。如美国是世界上信用体系较完善的国家，一方面完备的法律体系形成了信用管理体系正常运转的法律环境，另一方面较健全的信用机构保障了信用体系的科学运用。同时信用监督的执行机构也较发达。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泰国从20世纪80年代引进发达国家的信用体系，但因信用法律建设的滞后，信用中介、信用管理和监督的有限，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是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原因之一。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在信用体系建设上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如上海市自20xx年起建立个人联合征信体系，该体系为企业信用体系建立做了有益尝试。北京市也在中关村科技园区进行了企业信用制度的试点，建立了中关村企业信用信息服务中心和信用服务中介。深圳市公布了《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
建立对失信企业的惩罚机制，是信用体生活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北京、上海、浙江对“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大力表彰、设立“红名单”的同时，加大了对失信企业的惩罚力度，设立了“黑名单”制度，让失信企业无藏身之地。上海10家企业因涉嫌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假出资等违法行为被工商部门吊销了营业执照。北京中关村20xx年12月1日开始，对不讲商业信誉、搞技术欺骗、合同欺诈、破坏中关村信用形象的企业将记上“黑名单”。浙江施行信用一票否决机制，凡上信用“黑名单”的企业在企业考核和调整重要指标中，都要淘汰出局。继浙江、北京、上海之后，青岛也规定列入信用黑名单的企业负责人在今后的若干年中不允许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层任职。这些都是在建设现代经济中对诚信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3.政府的诚信文化建设要从营造诚信政府的形象着手
在建设现代信用体系中，无论是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政府都是关键。政府应发挥建立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并监督行业规范发展，政府不参与主办征信机构，但政府在促进征信行业发展中应发挥以下职能：依法向社会开放所拥有的企业信用数据、对企业征信行业进行行业管理、发挥职能部门监督作用。
政府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我国目前没有设置信用管理局这样的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成立我国企业征信行业协会显得特别迫切。行业协会的主要功能在于联系本行业或本分支的从业者，进行行业自律方面的建设，同时为同业者提供交流的机会和场所，替本行业争取利益。行业协会还提供信用管理的专业教育，举办从业执照的培训和考试，造就信用机构的专门人才，举办会员大会和各种学术交流会议，有条件的还可以发行出版物，募集资金支付信用管理研究课题等。
政府要帮助强化企业的信用管理。加强企业信用管理，不仅可以大幅度减少因授信不当导致合约不能履行以及受信企业对履约计划缺乏管理而违约现象的发生，而且可以形成对失信企业和机构的市场约束机制，使信用记录不良的企业从各企业的客户管理中被筛选掉，使其没有市场活动的机会和空间。而且，企业内部信用管理制度的规范化，还会进一步加大对信用调查咨询和评估产品的需求，促进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发展。政府要致力于信用网络的建设。信用数据库的建立与完善是企业征信行业发展的关键。企业资信数据库是企业信用信息搜集、信用记录的一种重要形式。信用数据库的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激励机构，即守信用的企业在数据库中将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从而可以帮助其树立良好社会形象，增大其市场交易中的无形资产，并由此得到更多的商业机会。企业可以自愿将自己的信用数据提供给征信公司，政府也可以根据需要通过立法强制企业公布自己的信用数据。二是惩罚机制，具体的惩罚措施是，各数据库的经营者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将收集到的企业失信情况记录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在数据库中，使失信者接受社会惩罚。
政府注意发挥资信公司、银行、工商、税务、法院、质检、海关、担保公司等相关部门作用，应从积极建立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并监督信用行业的规范发展上，着手进行综合治理，建立信用体系。对与信用活动相关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师和律师等专业服务领域的机构和人员也必须加强监督管理。同时，政府必须有效地解决信用执法过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维护市场执法的公正性。
怎样认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篇3
记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国人民走过了一段光辉历程，使我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发生了令世界瞩目的变化。回顾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面的成就，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是一个绕不开的大事件。作为长期致力于新中国法学研究和建设的专家，您能否回顾一下我国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历史进程？
李步云：好的。我国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党的十五大为新的里程碑，经历了早期的理论准备和法治实践，以及后期的正式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进一步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这两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发展阶段有五个主要标志：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它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二是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它强调，刑法等七部法律通过后，“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这是建国后包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重要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法治”这一概念。这一文件还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取消“文革”中“公安六条”中所规定的所谓“恶毒攻击”罪和“反革命罪”。三是在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所作工作报告提了“以法治国”，大会批准了他的报告。这是在国家重要文献中第一次提“以法治国”。四是1980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该文是应中央领导要求撰写。它总结了这次历史性审判的五条法律原则，即“司法独立、司法民主、实事求是、人道主义和法律平等”。该文指出：“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它充分体现了以法治国的精神，坚决维护了法律的权威，认真贯彻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各项原则……”这是最早提“以法治国”的党的重要文献。五是1982年宪法。它的序言庄严宣示：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单位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具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部宪法还恢复了1975年宪法被取消的司法独立和法律平等的原则。
依法治国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这一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问题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他提出过一系列法治原则，这些原则也正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和准则。例如，他提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建立法制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是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实施依法治国问题上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其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通过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的正式程序，将依法治国方略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确立下来；二是对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作了全面概括，并将其提高到“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三是在党和共和國发展史上第一次采纳并使用“法治国家”这一概念，并对其基本内涵和要求作出丰富和发展；四是对人权概念作了充分肯定，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五是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新概念，将民主法治人权从“精神文明”范畴中独立出来，由以往两大文明改为三大文明，凸现了宪政的重要战略地位；六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为实行依法治国奠定了新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基础。
二、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
记者：依法治国方略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才能提出？
李步云：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60年里，前30年我们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走过了一段很长的弯路。这里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建国后的头8年里，尽管我们处在国外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国内也经历了种种制度改革，但宪政建设仍然走在前进的道路上，其主要标志就是1954年宪法的制定和实施。然而，自1957年初起，由于国际上“波匈事件”的影响和国内成就而引发的“唯意志论”急剧膨胀和“个人崇拜”的抬头，党中央就开始执行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其主要标志是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三面红旗”、1959年的“反右倾”、1962年的“农村四清”。这条错误路线导致民主法制建设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其最终结果就是十年“文革”悲剧。这场“浩劫”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猛醒：不搞改革开放，不走以“民主、法治、人权”为基本内容的“宪政”之路，民族不能振兴，人民不能幸福，也势必亡党亡国。同时，这场苦难也造就了一代伟人邓小平和不少党内外坚持思想解放和改革的有识之士。
记者：如何理解依法治国的科学涵义？
李步云：广义上，依法治国包括“法治国家”在内；狭义上，两者又有一定区别。依法治国是一项治国战略方针，其内涵：一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理念和指导思想，即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条件，是建立一个良好而有权威的法律制度，而不应寄希望于出现一两个圣王贤君；二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根本准则，即治国要依法，而不能依少数领导者个人的看法来治理，不能长官意志决定一切。法治国家是近代以来一种文明进步的政治法律制度类型，要求具有一系列具体明确的标志与要求。正确理解“依法治国”还要重点把握以下三点：
其一，依法治国贵在良法之治。法治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分。实质法治即良法之治，形式法治则是指不论法律好坏，只要依法办事就是法治。相对近代以来“应然”意义上的法治，古代法治是形式法治。一般说来，古代法治比人治文明进步。近代与现代的良法之治，其主要内容在其法律是否体现法制民主，法律平等，人权保障与权力制约等原则。有人认为“形式法治”比“实质法治”要好，理由是在一定意义上，程序法比实体法更重要。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因为它完全混同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不符合中外学者对“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通常的理解。“实质法治”并非轻视法律程序的价值，而是相反。
其二，依法治国重在依宪治国。这里的宪法，当然是指社会主义宪法。首先，这是由宪法的性质和地位所决定。宪法无权威，难以树立法律的权威，只有依宪治国，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其次，同“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官”的现代法治精神相关联。领导干部守法，就会影响一般干部守法。再次，也同我国宪法缺少应有权威，实施并不理想有关。
其三，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官”。依法治国既治“民”也治“官”，但根本目的、基本价值和主要作用应当是治官。这是因为，虽然“主权在民”，但实际掌握和运用权力治理国家的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治国就是要求他们依法办事，依法用权。而且，受封建主义法律文化的影响，不少人习惯于把法律看作仅仅是管治老百姓的工具。还有，权力腐败现象，同缺少这种认识和依法治“权”力度不够是分不开的。
记者：据说，从1979年学术界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到1999年依法治国被写进宪法，这20年间有过很多的争论，比如，有一种观点就认为，法治是纯西方的东西，提依法治国有片面性，讲健全“法制”就可以了。那么，能否详细地介绍一下在此其间主要有过哪些争论？
李步云：概括来说，主要有三大派别：即“法治论”、“结合论”和“取消论”。“法治论”主张，要法治不要人治，倡导依法治国；“结合论”认为，法治与人治各有长短，两者应当结合；“取消论”认为，法治是纯西方的东西，提依法治国有片面性，我们讲健全“法制”就可以了。由于倡导依法治国，符合人民的利益，符合时代的精神，符合事物的规律，而逐步为执政党和政府所采纳。了解这三大派所争论的核心观点，对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十分重要的。
“结合论”的根本错误是，将“法治”等同于“法的作用”，将“人治”等同于“人的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作的形象比喻：“只有将武器和战士相结合，才能产生最大的战斗力。”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问题，从而不符合中外历史上人们赋予法治与人治的本来含义，混淆了法治与人治作为两种完全对立的治国理念和治国原则的界限。
“取消论”的错误之一是，混淆了“依法治国”同“法律万能”论的原则和区别。任何理论与方针政策，都有其特定的涵义、内容和适用范围。依法治国最基本的含义是，国家要有一整套良好的法律，任何组织与个人都要严格依法律办事；这并不否认和妨碍我们国家还可以有“双百”方针、“科教兴国”、“以德育人”、“构建和谐社会”等等治国的方针或发展战略。错误之二是，误解了制度和人的关系。只强调了“法律是人制定的，也要人去遵守”这一点，没有看到，“制度好，可以防止坏人干坏事；制度不好，领导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甚至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依法治国并不否认领导人的作用和他们应有的权威，而只是强调领导人的权力应由法律明确规定，权力应按法定程序行使。错误之三是，将依法治国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依法治国有利于实现和巩固党的领导，原因在于：在一定意义上，法律是党的政策的具体化、条文化；将党的政策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可以使党的政策更为妥当和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是党在领导立法、执法和司法；在现代，以党代政和以政策代替法律有损于党的形象和威信。但是，实行依法治国，要求党的传统的执政理念和方式作出一些重要改变。错误之四是，不理解“法制”与“法治”存在三个方面的基本区别：“法制”即“法律制度”的简称，它是相对于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而言；法治则是相对人治而言。法律制度是一套法律规则以及宪法与法律怎样制定和实施的一套制度；法治则是与人治完全相对立的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原则和方法。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不一定是实行“法治”。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也有法律制度，但希特勒独裁，其法律具有法西斯的性质，党卫军横行，因而它只有自己的法律制度，而不是实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民党统治中国22年，也是这种情况。
三、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标准、原则和要求
记者：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怎样才算实现了这一目标？也就是说，法治国家的标准是什么？
李步云：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标准、原则和要求，既要坚持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经验积累，又要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又要具有中国特色；既要坚持一些基本原则和要求，又要寻求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发展过程的阶段性。我们主张可归结为如下10项。
第一，法制完备。要求建立一个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体例科学的法律体系，做到上下（上位法与下位法）左右（此部门法与彼部门法）前后（前法与后法）里外（国内法与国外法）彼此之间统一、协调、不相互矛盾和彼此脱节。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法律体系”科学合理，是“良法”的一个形式要件。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还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学界有人认为，我们过去立法过快过多，是搞立法“浪漫主义”，并把法律执行不好归咎于它。后者有很多原因，同我们的立法没有多大关系。现今某些西方国家进行的法制改革内容之一，是将过于庞杂繁琐的法律体系改得相对简单明了一些，便于人民掌握。我国不存在这种情况，问题倒是相反，有些法律过于原则，不便操作；有些法律缺少“法律后果”的设计，成了“没有牙齿的老虎”。
第二，主权在民。要求法律应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实现民主法制化和法制民主化。前者包括民主权利的切实保障，国家政治权力的民主配置，民主程序的公正严明，民主方法的科学合理。后者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护法等法制都要做到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人民”二字应当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中国特色”。进一步提高法制民主化水平，今后一个时期应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在法制的各个环节加大公开性和工作透明度。这是在法治领域公民参与和监督的前提。在立法领域，应发展与完善公民旁听人大会议制度、立法听证制度、法律草案全民讨论制度等。在司法领域，要彻底实行法定的公开审判、辩护、回避以及陪审员、律师等制度，克服行政式管理模式。
第三，人权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要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必须切实谋求和保障公民的各种利益。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里，人民的各种利益，必须也必然通过法律作出具体和明确的规定，并运用法律的权威予以保护。这就表现为公民在宪法和法律上的种种权利。全部法律有两个基石范畴。私法主要调整公民彼此之间的“权利”关系，公法则主要规范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内部的“权力”关系，以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但是,国家“权力”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为保障公民的“权利”服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学就是权利之学”；“保障人权”即争取、促进和保护人民的各种利益，乃是全部法律的根本目的。
第四，权力制约。依据现代民主原则，建立起分权、权力相互制约的国家权力结构体系，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权力不受制约必然腐败这一铁的规律，已经在全党全国取得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为此强调：“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要正确树立国家的权力观，搞清楚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两者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是十分必要的。从党的十五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完善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越来越重视，甚至对领导干部的质询、问责、经济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具体制度都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从理论上概括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方法和渠道是四个：即以国家法律规范和制约国家权力；以一种国家权力（即检察，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制约国家权力；以社会權利（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等）制约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制约的基本形式就是“监督”。
第五，法律平等。平等是社会正义的主要内容，是人类理想的永恒主题，是社会文明的基本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法律平等是指适用法律平等，这同立法平等是相区别的。立法上人民内部是平等的，对少数敌对分子或势力是不平等的。法律适用的基本内涵是对任何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只能适用现行宪法和法律的同一标准，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思想和特权人物存在，也不允许对任何组织或个人有法律之外的歧视。1982年宪法改变了前几部宪法的提法，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替代了“法律上一律平等”，就是考虑到司法上和立法上的这一区别。法律平等不仅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法律统一、权威和尊严的基本条件。当前在贯彻法律平等原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要通过严惩和教育等措施坚决反对少数司法与行政执法部门仍然存在的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腐败现象，这是诉讼或纠纷中双方难以在权利上得到平等保护的主要原因。同时，要继续加大诉讼中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
第六，法律至上。古往今来思想家和政治家讲的“法律至上”、“法律至尊”，其涵义都是指“法律应具有极大权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是指“法律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党的十七大报告）。它不是提倡法律万能，前者是指法的遵守，后者是指法的作用，两者不是一回事。法律至上和人民意志和利益至上完全一致，而且前者是后者的体现和保障。只有把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体现在宪法和法律中，并赋予宪法和法律以最大的权威和尊严，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至上才能得到保障。维护法律权威今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坚决反对某些地方或部门制定和推行一些“土政策”、“土法律”。学术界研究并主张发挥“民间法”的作用，有其合理性，但必须以不违反宪法和法律为前提。不少人在思考如何防止“党政一把手”权大于法，这是必须从制度设计上认真研究的。
第七，依法行政。西方学者认为，法治就是指政府依法行政。这种看法虽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政府依法行政确实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其理由是，我国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需要行政机关执行，因而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现今世界与中国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速度非常快，它不像立法机关立法可以从容讨论，它必须迅速决策与行动，比较容易不按法律办事。它是实行首长负责制，不是实行委员会制。司法机关处于中立的位置，而行政机关同行政相对人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关系，也容易违法办案与处理纠纷。这些都决定了依法行政对于法治国家建设的意义。
第八，司法独立。在现代，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政原则，同时具有三重属性。作为一项法治原则，其作用在于排除来自外界的任何干扰，保证审理案件做到客观、公正、廉洁、高效。作为一项民主原则，它是建立在分权与制约的理论基础上，是现代民主政体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作为一项人权原则，其含义是，一个人当被指控为犯罪嫌疑人时，他有得到一个独立而公正的审判机关审判的权利。司法独立原则在1954年宪法中的表述是“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1982年宪法的表述有所改变。有人据此提出“司法独立”概念不科学，这是不正确的。我国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的法律中多次使用这一概念，而且叶剑英同志担任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主席时，在代表中央作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也使用了“司法独立”一词。况且，联合国1985年已生效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我国作为联合国成员国有义务遵守这一国际法。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对此必须加强研究，认真贯彻。
第九，程序正当。法律程序是法的生命存在形式。在一种法律制度里，不可能只有实体法而无程序法，古往今来无一例外。法律程序具有工具性和伦理性的双重价值。好比工厂需要有科学的生产流程才能生产出好的物质产品；司法机关也需要有科学的法律程序，才能作出正确的判决和裁定。尤其是公正的法律程序，能体现立法，执法，司法，护法等国家权力的科学配置与程序约束，也体现了公民的各种权利在程序中的应有保障。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多种原因，中国一直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十分重视程序，也是西方社会法治国家的一大特点。在我国，将程序正当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一大标志是十分必要的。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程序问题十分重视，如强调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等。证明全党的程序意识在大大加强。我们应坚持并实践《立法法》的明确规定，严重违反立法程序的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的决定应宣布为无效。严重违背诉讼程序的判决和裁定，应驳回重审或决定其不具法律效力。应通过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在诉讼程序的民主、公开、公正、严明上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第十，党要守法。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通常是实行政党政治。把政党制度规定在法律中虽然相对较少，但政党尤其是执政党要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宪法文化，否则选民不会投票给那些经常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政党。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历史和现实经验证明，我们在民主法制建设上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后，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必须也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决定是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思想与原则，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党的十七又正式确立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再次明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今后的任务主要是坚定地坚持这些理念和切实落实各种执政方式和具体制度的改革措施。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治国基本方略”。在我国，它就是“依法治国，建设社會主义法治国家”。“以德育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构建和谐社会”等战略，都不能称其为“治国基本方略”，原因是“治国基本方略”必须具有以下四个特点和要求：一是全局性。宪法是治国安邦总章程，法律则是具体章程；各个方面的方针政策都必须纳入法治轨道。二是根本性。除各种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法律还要对国家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基本制度作出明确具体规定。三是规范性。宪法和法律具有明确、具体、可操作的特点，这是政策、道德等所不具有的。四是长期性。任何发展战略与方针政策都有一定的时间性，唯有法律同人类社会共始终。“治国基本方略”主要通过“法治国家”来体现与实施，即通过制定出一整套完备而良好的法律并运用一系列原则与制度以保证其实施。这正是“法治国家”这一概念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治国方略 篇4
关键词：全面依法治国,公民,私有财产,法律
对公民物质财富进行法律上的保护和有效规范即公民私有财产法律保护是我国长期以来难啃的“硬骨头”, 基于我国的社会现实, 笔者认为应从法规体系和执法司法层面形成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合力。
一、完善公民私有财产法律保护体系
完善私有财产法律保护法律体系, 并非哪一个法律部门的任务。在我国, 应建立一个上至宪法、下至各部门法, 既有民法、又有刑法的多部门全方位的法律保护体系。
( 一) 完善宪法维护公民私有财产的法律权威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 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1]。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 无论是公法保护还是私法保护, 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 要想达到权威和不可侵犯的保护效果, 必须从宪法中找来源。其所以如此, 是因为宪法是权利保障书。西方国家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规定的应然结构可分为三重: 不可侵犯条款 ( 或保障条款) , 制约条款 ( 或限制条款) 和征用补偿条款 ( 损失补偿条款) [2]。
( 二) 完善民法评判公民私有财产的纠纷归属
民法, 又称市民社会法。民法的使命就是保护私权, 保障公民私权利不受国家公权力损害。我国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法治建设实践告诉我们: 计划经济时代忽略市场运行规律、过度强调单一公有制的做法不利于公民私有财产的增长; 只有在开放市场、允许自由竞争的条件下, 才能形成真正的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机制。“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相信法律、自觉运用法律”“法律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3]。
( 三) 完善刑法惩戒公民私有财产的违法行为
刑法保护受犯罪侵害的社会关系, 包括国家、集体和个人合法的财产、人身利益。刑法在实现公民私有财产保护的方法上不同于其他法律, 是从经济制裁、人身强制等方式与侵害公民私有财产权的犯罪行为作斗争。制裁的严厉性是其他法律所没有的。
二、落实人性执法、公正司法法律保护
国家机关是保障公民私有财产的强有力政治组织, 政府为主导的执法保护、法院为主导的司法保护, 对公民私有财产的管理和纠纷解决更是有直接影响。
( 一) 落实“为人民服务”的执法观念保护公民私有财产
执法保护是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法律执行环节, 执法保护层面也是社会争议激烈、分歧最多的现实层面。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4]。不可否认, 现在某些政府官员和城管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 并没有按照“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切实履行职责。正如长期以来见诸报端的事件: 强拆强征。征地拆迁过程中, 当未能与公民达成一致赔偿意见时, 政府部门往往粗暴地将公民合法权利置之不理, 一味地只为完成行政任务。此种价值观下, 血腥执法导致的公民自杀、犯罪、报复社会的案件呈上升趋势。
( 二) 落实“公平正义”的司法原则保护公民私有财产
司法保护是保障公民私有财产的最后一道屏障。对于公民而言, 司法公正不是空泛的名词概念, 而是切切实实“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正”。犯错的公民应得到惩罚、无错的公民应得到补偿。可是, 取证困难、诉讼时间长等复杂繁琐的司法程序使得起诉公民难以负担起巨大的金钱和时间成本, 宁愿选择忍气吞声、私下私了而不愿意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更多地, 司法机关应该简化上诉和取证程序、建立快捷方便的解决渠道, 让更多受损害的公民愿意并且能够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财产纠纷。
经历近三十年的实践发展表明, 以法律的方式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是我国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财产权是与公民人身权同等重要的一项权利, 通过颁布实施法律法规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对我国公民个人、对社会发展、对法学研究都有重要意义。虽然我国确立和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时间较晚, 但是步伐稳进、效果明显。未来可以预见, 对于公民财产法律保护这个领域, 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会取得更大突破。
参考文献
[1]赵宝华.“公民财产所有权”及其法律保护[J].经济师, 2004 (7) .
[2]刘剑文, 杨汉平主编.私有财产法律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12.
[3]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 141.
治国方略 篇5
关键词：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社会实施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06.058
1从依法治国到依宪治国
一个国家法治程度的高低成为目前国际社会评判其社会政治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依法治国成为各个国家不断追求的治国形式，强化法律权威，坚持执法部门、行政部门依法办事。但在目前的社会发展大环境下，但凡是提到依法治国，那么我们又不能回避一个与之相似的治国关键词，那就是依宪治国。刨根问底，追溯依法治国的起始，那么还得回归到依宪治国中去。
要了解依宪治国的内涵实质、治国现状、发展方向等问题，我们首先要清楚依宪治国是从哪里来，进而我们再来谈论依宪治国将要到哪里去。
在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中第一次提了“依法治国”这个关键词，并同时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我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方略。以此为起点依法治国在我国治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首笔。为此后的“法律”治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接下来，在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提出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这是继十五大提及依法治国方略后以最高法律形式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在我国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最高地位。为依法治国战略的具体实施奠定了重要法律基础。此后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多种治国理政的形式。
进入新千年以来，2002年中共十六大又第一次提出了依法执政理念，这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有效补充。2004年，亦即新中国成立55周年后，国家最高领导人指出了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与依宪执政的关系，即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直到这时依宪治国被国家领导人明确提出，并作为依法治国战略的首要手段。并且提到了依宪执政，这无疑对我国行政执法部门提出了更高要求，给予了更高期望。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的重要论述。十八大以后，党和政府对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讨。2013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中，习总书记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更高要求，提出要全面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问治国若干重大题的决定》又再次重申了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与依宪执政的内在关系，凸显了宪法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地位。
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执政，再到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带有法治色彩的步伐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解越来越清晰，道理越走越正确，步伐越来越坚实。
2依宪治国在我国发展的不足之处
从现实情况来说，依宪治国在我国真切的发展相对于世界上法治水平高，法律体系完备的法治国家来说还相对较落后。十八大以后，我国依宪治国的程度还处在起始阶段，但就目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改革决心与行动来看，我们相信随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方略的不断深化，其理论内涵将逐渐成熟丰富，我们期待着随后各项具体措施的陆续出台，使得全社会上下形成一种尊重宪法，维护宪法的社会氛围。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依宪治国方略在我国发展的不足。正视落后，尊重先进才会让我们对未来的路看得更加清晰。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宪法意识不足
法治是区别于人治的一种管理形式，它更能够体现出现代民主文明社会的特征。而我国由于经历长时间的封建统治历史，人治思想的包袱在人民的精神意识中依然沉甸甸的存在着。使得人们对于法律、对于契约、对于解放新思想等等现代思维抱着怀疑态度。正是因为如这样的思想包袱的存在使得我国公民心中的宪法意识严重缺失，这影响着人们生活中多个方面。另外，在各级公职人员身上我们也可以找到宪法意识不足的影子，例如过分迷信权力，漠视公民基本政治权利，在政府文件起草制定，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与宪法相违背的情况。
2.2民主理念浅薄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人民代表大会与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等民主制度、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迈进、宣传民主理念等措施是我党多年来领导和展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重要举措。从已有成果来看，人民主权原则和民主选举制度在我国已基本确立，但是涉及到重要的议政参政、监督知情等方面的权利还没完全落实，从而导致民主理念未深入人心。从社会现实情况看，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积极性虽有提高，但是参与水平、参与渠道不尽人意。民主化过程实践中出现的弊端直击民主理念的靶心，从而对于我国依宪治国战略的实施起到了严重阻碍作用。
2.3宪法权威缺失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其具有统帅法律地位，因此其绝对权威不容挑战，宪法权威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但不了解宪法文本、不熟知宪法制度，希望依靠宪法保障公民自身权利的人得到的是异样的“希望”。另外，在实际生活中蔑视法律，独断专权，妄用社会地位、手中权力来以权压法的行为比比皆是。依宪治国，虽然文本中清除规定了宪法的地位与作用，但我们更想看到的还是在尊重宪法，维护宪法的基础上开展的实实在在的行政行为，治国手段。
3依宪治国在我国的发展方向
3.1坚持普法宣传。增强公民法律意识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任务中，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提升国民法律意识，又因为在法律体系中宪法的根本地位，从而提升国民宪法意识成为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环。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减少对宪法的宣传，仅仅强调不断立法，制定法律维护国家治理等内容，这样的环境极其不利于塑造国民宪法意识。也就是说，只有在对我国宪法有积极认识与不断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培养出国民自觉知宪、尊宪的思想观念，进而有利于将宪法规范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3.2继续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坚实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一条人人皆知的道理，要想搭筑有效的上层建筑，牢固的经济基础必不可少。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类特殊表现形式，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来为其巩固。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现如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片沃土就是发挥宪法良性作用的坚实保障，人人平等，人民主权、保障人权等等一系列口号的落实也需要市场经济环境的承载，相反如果失去了大环境的保护，其中的种种内含物也将不可避免的难以良性运作下去。所以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全面贯彻落实宪法最坚实的经济基础。
3.3切实维护公民权利
依法治国强调法治，这首先要充分发挥好宪法的根本作用，保障好国民最基本权利，例如公民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的权利，公民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尊重和保障公民人权以及提供能够有效行使此些权利的方式途径等，进而使国民对宪法有所信，使宪法在国家权力面前真正做到有效制约。在此基础上，有效制约公权力，执政党对于任何企图超越宪法以及凌驾于宪法权威之上的行为应给予坚决的打击，并带头维护宪法尊严、遵循宪法精神、保障宪法秩序。
3.4强化政策设计，深化依宪治国
治国方略 篇6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作为中国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法治社会、促进依法治国应该说是其天然的职责之一, 特别是作为社会治理第一线的基层检察机关更是责无旁贷。那么, 基层检察机关应当如何为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 建设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添砖加瓦呢?笔者认为, 应该从履行自身职责、加强队伍建设、深化检务公开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入手。
一、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一) 严厉打击各项危害社会安全稳定的刑事犯罪。公诉、侦监部门要进一步增强维护稳定的大局意识, 充分发挥打击各类刑事犯罪等职能作用, 始终保持对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加大对涉黑恶势力、严重暴力、多发性侵财、涉众型经济犯罪和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 提高指控犯罪的准确度和成功率, 着力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同时要坚持从快办案, 保证质量, 在明确打击重点的前提下, 坚持从重从快的原则, 通过提前介入、引导侦查、不断改进办案方式、缩短办案时间、严格层级审批等方法加快办案进度, 提高办案质量;坚持宽严相济, 促进和谐。要把贯彻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保障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途径, 在有力地打击和震慑犯罪分子的同时有效减少社会对抗, 促进社会和谐。
(二) 深入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 着力营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一要充分发掘线索价值深挖窝案串案。注重对线索的规范、科学管理, 通过纵横深挖, 努力办成窝案串案, 充分发掘线索最大价值, 同时对存查的线索进行重新梳理、全面排查, 从中选择有价值的线索, 进一步推动反腐倡廉工作向更广度、更深度发展。二是严格规范执法, 文明安全办案。要切实强化办案安全防范工作, 进一步抓好办案工作区规范化使用管理, 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 坚持推行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三是要积极推进惩防并举, 积极探索预防职务犯罪新模式。通过个案预防、行业预防和专项预防、预防宣教相结合的立体预防教育机制, 全面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拓展预防职务犯罪覆盖面, 努力构建社会大预防网络。
(三) 强化诉讼活动法律监督, 着力营造公平正义的司法环境, 一是要在刑事立案、侦查、审判监督工作方面采取刚性监督与灵活监督相结合的多元化监督形式, 着力从举报信息、舆论热点、受理案件中查找立案监督的线索, 建立刑事立案监督“一体化”格局。二是要强化监所检察工作, 深入开展看守所监管执法专项检查活动, 加强刑罚执行监督, 积极开展安全防范检查, 及时介入重大事故、事件调查。三是要进一步发挥民事行政检察民事执行监督职能, 通过探索公益诉讼等行之有效的做法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四要做好控告申诉检察工作, 耐心细致接待群众来信来访, 做好线索管理与跟进工作, 同时坚持检察长接待日制度, 深入农村基层调研, 研究解决群众反映较强烈的突出问题。
二、大力提高整体素质和法律监督能力, 着力打造高素质检察队伍
(一) 围绕争先创优活动积极强化队伍建设, 提高队伍素质。要坚持从严治检的方针出发, 按照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要求, 围绕“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目标, 不断强化队伍的教育和管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加强检察职业道德建设, 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 通过开展“爱党爱国爱检察”、“建党90周年、人民检察创建80周年纪念活动”、“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等一系列主题实践活动, 为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障。
(二) 强化纪检监察工作, 加强检务督察。纪检监察部门要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反腐倡廉教育, 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 不断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致力完善岗位防范机制, 规范干警执法行为, 确保队伍的稳定性和廉洁性。
三、完善阳光检务长效机制, 增强检察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一是要继续办好“检察开放日”活动, 坚持每年举办两次以上“检察开放日”, 向人民群众深度公开检察机关的职责、任务、程序和办案制度, 公开保障和服务大局的检察工作情况。不断加大检察宣传工作力度, 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检察机关的重大决策、重大案件和办案的成功经验, 着力在思路上创新全方位阳光宣传模式、在方法上创新检察宣传队伍建设和绩效激励新举措、在手段上创新全天候的舆情监控机制。二是要主动接受外部监督, 提升检察工作公信力。力争全面实现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的制度化、实效化和互动化, 主动向人大、政协报告工作, 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代表来院视察和座谈并认听取意见建议, 及时改进检察工作。同时要大力发挥人民监督员和特约检察员作用, 增强检察决策民主化。
四、发挥检察维稳综治职能, 维护社会安定和司法公正
(一) 找准刑检工作的着力点, 全力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批捕、起诉职能, 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重点打击带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杀人、绑架以及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和“两抢一盗”、拐卖妇女儿童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犯罪。积极参与打黑除恶等“严打”专项行动, 促进坚决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二)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力促社会和谐。要灵活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针对犯罪的不同情况, 区别对待, 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防止片面强调从严和片面强调从宽两种倾向。对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等严重刑事犯罪, 要坚持当严则严原则, 有力地打击和震慑犯罪分子。对轻微违法犯罪、失足青少年、初犯、偶犯、“民转刑”等人员, 要认真落实该宽则宽原则, 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要认真落实检察环节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 积极参与“幸福广东”、“幸福广州”建设, 努力营造稳定和谐的基层社会环境。
五、结语
依法治国方略确立和实施十多年来,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意识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该方略的持续实施,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 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公平正义, 为尊重保障人权和亿万人民的福祉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环境和有力的法治保障。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 要根据十七大关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规范司法行为,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指导, 不断推进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 全面履行自身法律监督职能, 强化队伍建设提高队伍素质, 推进司法公开, 自觉接受各界监督, 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更加完善, 为构建法治社会贡献更大的力量。
最后, 笔者想用《检察日报》2007年10月15日刊登的《依法治国走过十年从重视法制到重视法治》一文中的一句话来做本文的结语:“我们坚信, 建设法治国家, 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 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摸索之后, 法治的阳光必将恒久照耀着我们民族复兴的前程。”
参考文献
[1]李林.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年) 》, 国家发改委2008年12月颁布施行.
[3]依法治国走过十年从重视法制到重视法治.检察日报, 2007年10月15日;
[4]郑天翔.论依法治国.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9-9.
治国方略 篇7
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是实现强国战略的内在要求,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 必须高度重视, 尽早转变观念, 尽快解决存在的短板。
一、要充分认识依法治企的重大意义
领导干部是依法治企的关键, 领导干部对中央依法治国战略和国务院国资委依法治企要求的理解和把握, 将直接决定法治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了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厉行法治、依法治国的决心和勇气。习总书记在今年2 月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中, 又特别强调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把握, 把法治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相辅相成, 共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提供基本遵循、基本保障和基本支撑。
中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不仅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肩负重大责任, 也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领域。因此, 我们必须把依法治企放在国家大的战略背景下去思考、去谋划。在认识上要把握好以下三点:
( 一) 依法治企是依法治国在企业的具体实践
中央企业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实施者和建设者, 东航作为央企的一员, 要准确把握全面依法治国对中央企业的要求, 在实现“四个全面”战略中做出表率, 发挥国家队的作用。为落实依法治企的战略部署, 东航集团在年初制定下发了法治建设五年规划, 确定了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具体任务。我们当前的依法治企工作要放在落实五年规划设定的目标、任务上来, 依法促进改革发展、依法巩固改革成果、依法合规经营, 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大力培育法治文化, 为依法治国发挥好微观基础的作用。
( 二) 依法治企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 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 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必然要求中央企业要按照平等的市场规则求生存、谋发展。东航是独立的市场主体, 从事的航空运输服务业和其他产业, 都是市场化程度高、市场竞争充分的行业, 而且, 其中的航空运输服务、金融等业务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 这都要求我们必须按照国际国内法律和市场规则, 不断改革, 及时调整、优化我们的资本结构、业务结构和公司管控模式, 将自身打造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 不断提高参与市场竞争的软实力, 使我们的行为符合市场规律, 充分发挥我们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 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
( 三) 依法治企是做优做强做大的内生需要
企业经营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经济效益, 在市场博弈中, 只有竞争力强的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 才能真正的做大, 大而不强的企业是不可持续的。在当今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做强、做优, 只能靠企业自己, 靠市场规则, 靠法治化的手段, 这就是通常说的“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当前, 我们在深化改革、科技创新、转型升级、国际化经营等领域任务繁重, 我们要做优做强做大、打造“百年老店”, 既要主动参与市场竞争, 全力谋求效益、效率, 也必须按照法治的要求, 优化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盈利模式, 完善风险防范体系, 强化抵御和化解风险的能力。
二、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 切实担负起依法治企的重大责任
习总书记在今年2 月份的讲话中指出, 领导干部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 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任何人都不得违背党的大政方针, 任何人不得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 党纪国法的红线不可逾越。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要以身作则, 成为依法治企的示范者、引领者和推动者。习总书记将尊法放在第一位, 而敬法守法, 是指要像心中有党一样心中有诫。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四中全会和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神, 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提升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 将中央的要求转化为制度机制和措施办法, 落实在具体行动上。如腐败问题, 就是不懂法、不敬法、不守法的结果。
( 一) 要树立对法律的敬畏
任何人无论其地位高低、财富多寡, 心中都要有所敬畏, 敬畏的底线就是法律, 法律是做事的最低标准。领导干部只有从内心深处真正尊崇法治权威, 才能做到“心有敬畏, 动有所虑”。切不可口中讲法, 心中无法。更不能把法律的约束看作是负担, 感觉受限制、不自在。突破法律的底线要付出沉痛的代价我们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法, 要带头尊法, 树立对法律、制度的敬畏之心。
( 二) 要做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打铁还需自身硬, 只有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 才能带动广大员工遵纪守法、依法办事。一要带头学法, 摈弃“经验比法律有效、关系比法律管用”的错误观念。无知者无畏, 只有认真学法、懂法, 才能做到不说外行话, 不做门外汉, 才能切实做到守法、用法。我们的管理人员当中说外行话、做外行事的例子不少, 甚至有在法律面前搞掩耳盗铃的情况。这与我们的行业特点有关。我们的一些领导是专业出身, 专业管理上能力都非常强, 但是对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了解还不够。大家应该清楚, 法律和合同赋予相关方的权利都是有时限的, 你不及时行使权利, 可能就要丧失相应的权利和机会。二要带头守法, 牢记法律底线不可触碰, 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坚持依法行权履职, 不能有权就任性。三要带头用法。工作中遇到问题时首先要考虑如何依法处理, 坚持“决策先问法, 违法不决策”, 确保经营决策不踩线、不越界。尤其在国际经营中不但要合法合规, 还要善用国际规则。
( 三) 要履行法治央企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法治央企建设是“一把手工程”, 各级领导干部要全面推进本单位的法治建设, 为东航改革发展、依法治企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一要做好依法治企规划, 要根据国资委依法治企的要求, 在集团层面做出建设法治东航的具体安排, 制定全面推进法治东航建设的指导意见, 并将法治东航建设纳入到公司的“十三五”规划中整体部署和实施, 各单位也要拿出自己的实施细则, 抓好落实。二要建立法治建设考核制度, 把法治建设情况作为考核各级领导班子的重要内容纳入到经营业绩考核, 明确考核指标和权重, 形成激励约束机制。三要抓好队伍的法治能力建设。要重视提高领导干部、广大党员和员工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要加强法治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全面建设法治保障体系。法治建设是全员的事情。
三、全面提升依法治企能力, 努力打造法治央企
要深入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国资委建设法治央企的要求, 把法治工作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组织实施好东航法治建设新五年规划, 全面提升依法治企能力, 努力打造法治东航。
( 一) 要依法持续完善公司治理模式
要依法健全各级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一要确立章程在公司治理中的统领地位。各级企业要结合实际修订完善公司章程, 发挥章程作为公司内部宪章的作用。依据章程健全会议制度、议事规则、执行监督等工作机制。要明确管理层的职责权限和履职程序。要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公司章程, 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法定地位。二要依法规范集团公司对子企业行使股东权, 加快完善授权委托制度, 正确处理维护出资人权益与尊重子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关系。三要切实发挥各级企业董事会在决策中的核心作用。落实董事会重大经营决策、选人用人、业绩考核、薪酬分配等权利。规范董事会决策程序和董事履职行为, 落实董事对董事会决议的法定责任。《公司法》和公司的规章制度规定应该通过股东会、董事会和总经理办公会议决的事项, 必须按照程序召开会议做出决策。四要强化公司监督职能。要落实监事会职能, 加大对各级公司管理层履职行为的检查监督。
( 二) 要持续依法规范经营行为
要进一步完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 尤其要加强重点改革领域法律风险防范, 依法开展经营活动。一要围绕集团功能定位, 针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非航空企业转型升级、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等重大经营活动, 做好法律风险防范, 确保各项改革于法有据。要合理利用合同和公司章程设定公司作为出资人的权利和行使权利的程序, 避免出现处处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二要围绕业务多元化发展战略, 重点做好客货运转型、航线联营、低成本航空运营、电子商务合规性、旅客隐私权和名誉权保护、网络侵权等重大、新型业务法律风险防范, 例如国际金融、国际保险、互联网经营等等。三要加强监督。重点关注安全运行、服务保障、物资采购、招投标、财务管理、反垄断、旅客权益保护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监督工作, 加强对各级子企业重大项目监督检查, 将依法治理的能力和水平纳入对管理人员的考核体系, 落实问责制度, 严格责任追究。四要加强境外重点领域法律风险防范。加强海外并购、飞机项目等重大跨境项目管理, 规范境外业务授权, 严格控制境外担保。
( 三) 要持续依法合规管理
加强合规管理, 是未来一个时期法治工作应对法律规则变化、支撑公司稳健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在处理合规管理与经营业务的关系上, 要始终坚持合规要求高于经济利益, 对违规行为实行“零容忍”。一要建立分工负责的合规管理工作机制。法律部门作为合规管理综合部门, 相关业务部门和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共同参与, 齐抓共管。二要建立前期防范、过程控制及违规惩处的合规管理机制。要制定统一的合规管理规范, 明确合规管理的内容、体制、机构、职责。进一步增强航空安全、运输服务、环境资源、税务、劳动、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的合规管理。加强各项规章制度的宣贯和执行力度, 整治有规不循、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现象。三要提高合规审查的质量和实效, 全面落实规章制度、重大决策、经济合同合规审查的要求。
( 四) 要持续加强全员法治教育
一要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完善领导干部集中学法制度, 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 明确学时和内容, 并将其执行情况和学习效果作为判断领导干部是否具备良好法治素养的重要标准。二要推动全员树立法治意识。要结合“六五”普法宣传教育, 开展诚信建设, 强化规则意识, 倡导契约精神, 弘扬公序良俗, 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 引导全员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 五) 要持续加强法治队伍建设
一要完善机构、配齐人员。根据需要, 在转型发展任务重的非航空产业配备专职总法律顾问和法律机构。在股份公司各分、子公司配齐专职法律人员, 在重点子企业设立法律机构, 条件成熟的配备总法律顾问。二要打造高素质团队。要自己培养人才, 更要在社会上招聘人才, 尤其要利用社会资源, 与国际顶级的律师事务所要建立起联系, 这三个路径缺一不可。三要输送人才。畅通法律人员向其他部门岗位交流的渠道, 把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选拔到相关岗位上, 将法律业务融入到经营管理中, 促进全面依法治企。
( 六) 要培育东航特色法治文化
东航是总部设在上海的为数不多的中央企业, 上海市场经济发达, 相应的配套制度完善, 社会治理规范化、程序化程度较高。我们要发挥地域优势, 在我们“员工热爱, 顾客首选, 股东满意, 社会信任”的企业目标和核心价值观基础上, 培育出具有东航特色的法治文化。一要将法治思维融入管理和服务创新, 建立起科学合理的顾客权益投诉渠道和纠纷解决机制。把服务中发生的各种冲突和纠纷纳入程序化的解决轨道, 促使顾客理解我们的工作, 自觉维护航空秩序。二要设定法治东航建设的目标, 提出依法治企的方式方法。法治不只是一套法律规定, 更是一种文明精神, 体现着人们对社会规范和秩序的追求。中央提出依法治国, 就是要维护广大人民共同的利益和意志, 遵照大家共同认定的规则和程序来管理国家。我们一定要沿着这个思路, 不断寻求适应公司改革发展的法治管理路径。三要在参与市场竞争中弘扬公平、正义、效率等法治理念, 提升依法治企能力, 参与全球竞争。当前, 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中, 既要竭力主张自身利益和权利, 同时又必须做出必要的妥协、让步, 这种竞争与合作的基础就是公平、正义、效率、秩序、理性和规则。四要在研究全球治理情景下, 研究国际法则, 特别是中央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竞争, 没有一只强大的、高素质的国际法律人才队伍, 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是不可能的, 所以, 东航要走在央企前列。我们要不断增强自身工作能力, 善于利用规则, 在市场的竞争与妥协中做出选择。
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将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 有利于确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也必将为中央企业改革发展提供更好的法治保障和法治环境。国资委在深化国企改革的关键时期, 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央企的要求, 提出了中央企业法制工作新的五年规划总目标。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积极投身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 始终坚持在法治的轨道上合规经营、深化改革、谋求发展, 为公司战略转型, 实现“打造世界一流、建设幸福东航”的目标而奉献力量!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 2014-10-29.
[2]黄淑和.在全面深化国企改革中打造“法治央企”[J].先锋队, 2015 (2) .
[3]郝幸田.央企要做依法治企的力行者[J].企业文明, 2012 (12) .
[4]闫然, 田志友.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的法律挑战[J].上海国资, 2014 (11) .
治国方略 篇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其本质上而言,绝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性的社会文化和社会道德价值观的问题,而是一个涵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思想法治价值观念规导、道德伦理规范体系重建的过程,也是具有社会思想、文化、法律和价值观念整合诉求的理论建设工程。[1]十八届四中全会向国内外鲜明宣示,我们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建设法治中国而奋斗。简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观念意识形态,要在人民群众中落地生根,必须紧紧依托依法治国这一重大方略,二者相互融合,良性互动,协同推进。
一、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系
(一)从价值论上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是依法治国的涵义所在,二者是正相关关系
道德是根植于内心的法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法治国提供了营养源。其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国家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提供思想指引、奠定价值基石。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离不开法治精神,法治建设甚至是法治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在这些方面给我们提供源泉活水,使之沿着我们所期待的方向和要求的目标去发展和建设。其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与依法治国的终极理想相辅相成。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依法治国的终极价值理想,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美好愿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彰显了我们党建设一个有序、成熟的法治社会的价值内核。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突出了法治社会的建设,需要全社会、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需要不同群体、各个行业的广泛参与。其三,法治社会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调节与涵育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把个人道德准则有机地融合到依法治国的理念中来,可以使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法治现代化的内在规律,不断坚定建设法治中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道路自信。
(二)从方法论上来讲,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支撑,促使其一步步落地生根,是保障关系
平等是维持自由的前提,公正是道德风尚的天平,法治则是维持和平秩序的必需。[2]依法治国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追求。首先,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载体。一定社会的法律是对生产力和交换关系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一定社会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确认,是对社会主体价值需求的维护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作为社会层面的价值共识,只有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战略,才能真正地达到国家和社会的善治。其次,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保障机制。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曾经说过:“国不可无法,有法而不善与无法等。”法律自身包含着人类的道德规范,道德规范也赋予了法律权威。也正因如此,人们认识到了法律的道德性与权威性,从而产生了敬畏感,进而遵守法律。因此,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依法治理各个方面,用法律的权威来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再次,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理念内在相连、密切相关。厉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内在相连;依法治国对公民个人行为也产生明确的指引、评价和预期功用。
(三)从结果论上来看,依法治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可预期的目标,二者要有机融合,是同一关系
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具有价值协同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根本保障,后者是对前者的有力支撑,二者要有机融合,良性互动,属于价值友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旋律,更是人民群众思想的基石和精神纽带。而依法治国则是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关键一环与有力抓手。只有全面深入的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蔚成风气,并逐步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和价值共识。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义中,不仅社会层面的法治、诚信、平等、公正等直接与法有关,而且国家和个人层面的价值倡导也只有在法的护航下,才能充分发挥其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作用。[3]由此可见,依法治国不仅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彼此促进的关系,而且在效能上更是互为条件、相熠共济的。我国历史上曾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齐之以礼,导之以德,有耻且格。”[4]的文化传统。这启示我们,任何一个社会都是通过内在矛盾的解决而发展着的,在客观上都要求具有调整体系,道德自觉与法律约束相互联系,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唯有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在人民群众广泛深入传播。
二、依法治国方略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有效路径
(一)夯实法制基础,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理解是前提
优化科学立法,弘扬富强民主精神。法治思想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以贯之的基本理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形成,有法可依的问题已基本解决。法律必须是良好的法律,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法律还有待于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精神予以健全和完善,否则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势必成为空谈。党的十八大为解决“良法”的制定问题,强调要科学立法,“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也就是说,要针对立法的缺失与不足,完善立法;从大处着眼,从长远考虑,强调法律的系统性,扩大人民有序参与立法的范围,这是汇集各方智慧,表达民生诉求的有效途径。这充分体现了整个立法过程中的民主精神和社会的自由度,无疑是催生“良法”的不二选择。科学立法的不断优化与完善,为经济领域的国富民强提供了基本的法律遵循,同样使得人民民主的政治观落到实处。
深化普法教育,培育公正法治风尚。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理解的程度,决定着这一科学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和贯穿程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为人们所认知和理解,必须在科学理论与人民大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深化普法教育,能有效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由“小众掌握”转向“大众掌握”,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化。全民普法就是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首先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优化全社会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资源,加大法制宣传的力度和覆盖面。其次,在普法宣传教育的过程中,完善的激励机制和手段必不可少。加大对见义勇为英雄善举的奖励,形成帮困济贫、恩将德报的强大正能量,从而形成良法与善治并举的和谐局面,烘托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让公正法治的价值理念成为人们自觉践行的行为取向。
(二)提高法治水平,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内化是关键
强化严格执法,传播文明和谐理念。早在2000多年前,柏拉图就说过:“每个人都清楚,立法工作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制定很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掠夺了,并使得荒谬的事情大大增多,而且最重要的政治破坏和恶行也会从中滋长。”[5]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严格执法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严格执法,意味着执法者不能对违法行为听之任之也不能越权执法,更不能出现“态度执法”、“关系执法”、“人情执法”等歧视、偏袒的行为。严格执法还要认真履行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诉讼程序,维护相对人的申诉权和申请救助权利,保证在有力惩治违法行为的同时,保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把促进社会文明和谐的核心价值追求贯穿于执法工作全过程,体现在处理和办理的每一起案件中,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从而达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来促进执法办案的开展,以执法办案成效来检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成果的良性循环。
细化公正司法,融入自由平等观念。中央领导指出,要用法律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使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鼓励,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天平,在人们心目中有着至高的地位,被视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清明,就能为公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表率,为全面社会改革、建设法治中国凝聚最广泛的民心民意。培根在《论司法》中提到,“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6]司法公正就是要破除体制固化的藩篱,创新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公正地行使权力,消解同级党政机关对其的干扰,不断提高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其中,巡回法庭在司法改革方面树立了一个样板,被称为“家门口的法院”。司法“去地方化”、“去行政化”,本质上都是“让司法回归司法”,按照司法规律办事。从而推进整个司法系统向本位回归。司法公正不仅可以提高政法队伍整体素质,提高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能力和水平,而且可以促进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深入每一个人心中,从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固化于性。
(三)增强法律修养,激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外化是核心
固化全民学法,激发爱国敬业思想。“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再明白不过地道出了学法、守法的重要性。人们对于法律的遵守不应是被动、消极地应付,应当是主动的养成一种行为习惯,是出于内心深处一种对自由、尊严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基于对法律的价值意蕴和价值旨归认同的自然流露。现实中很多人出于对法律的无知,触犯了党纪国法,究其根本是对于法律缺乏敬畏之心。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战略,首要目标是将公民学法的意识自觉转化为守法的信仰,法律工作者要从受众的道德观、价值观和真善美的标准去诠释法律对于人们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准绳,少用说教式的方法进行灌输,应当以喜闻乐见的方式挖掘公民为什么要守法的深层内涵。与此同时,促使人们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要求上升为法律条款。反过来发挥法律规范、引导等强制性保障功能,从而打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法治氛围。以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的崇高风尚,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意识。
促进公民用法,培养诚信友善品质。公民用法与公民守法、知法等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是指公民作为社会个体对有关国家法律和法规予以有意识运用的行为。[7]它能够使法律回归于社会,提升公众的法治认同度,真正由大众所掌握。公民用法意味着法治进入了相对较高层面,是对依法治国理念外延的拓展,也意味着公民与法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关系形式。当前不少人在权益受到侵害时想到的是来自相关方面的关照,遇到与他人的纠纷时想到的多是私了而非通过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对伦理道德的遵行多于对法律规则的遵循。要改变这些,公民首先要从观念上意识到法律是维护自身权益的唯一渠道,这个认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首先需要培养良好的法治思维,既要享受自己的合法权利,又要履行法律所规定的相关义务,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点。在处事的时候要中而不偏,遇到突发事情更要理性、豁达地应对。法律对任何人都是同一尺度,在约束你自身行为的同时,也对所有人都适用,同时它也保护了我们每一个人。此外,让公民有普遍、广泛和深度的立法参与,在法的制定中将各种价值诉求表达出来,使其真正能将法作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从而树立一个社会友善、诚实守信的价值标杆。
摘要：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紧密的内在的联系,从价值论上来说,二者是正相关关系;从方法论上来讲,是保障关系;从结果论上来看,二者有机融合,是同一关系。依法治国方略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有效路径,需夯实法制基础,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理解是前提;提高法治水平,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内化是关键;增强法律修养,激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外化是核心。
关键词：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路径
参考文献
[1]王学俭,李东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述要[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3,(8).
[2]阚敬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髓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EB/OL].北大法律信息网,2013-1-13.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6
[4]李妙根.孔子“为政以德”论发微[C].上海文庙第二届儒学研讨会论文集.2004(10)
[5]杜荣良.公正执法的路径探求[EB/OL].法制网,2004-7-16.
[6]周清平.论司法公正及其实现[D].湘潭:湘潭大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