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巧克力标准比较

国内外巧克力标准比较（共5篇）

国内外巧克力标准比较 篇1

1 我国施工升降机的发展和存在问题

近年来,我国施工升降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外观改进、吊笼自重的减轻、起升速度和高度的提高、吊笼额载的增大、安全装置的完善和电气控制自动化等方面。

合金钢、铝合金、铝塑板等轻质材料的采用,使吊笼自重大大减轻、为降低传动机构的所需功率、用户节省能源创造了条件;而吊笼降重和变

高生产率为主的个性化产品,它是具有经济性与高生产率,以高压实度与高均匀度等高端品质为主的高效益通用振动压路机。有业内同仁相信,这种全新的压路机将会成为压实机械成员中的佼佼者,国人要加快转变“先跟踪、排在后、再追踪、仍落后”的压路机发展方式,对又好又快又有原始创新的高品质中国制品,不要妄自菲薄,要解放思想,大力拓展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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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无级调速技术的普遍采用,又使吊笼的起升速度得以提高;国产制动载荷60k N的防坠安全器的开发成功,为吊笼额载的增大提供了保障;吊笼供电采用输电滑线,使提升高度突破了450m;在电气控制方面,半自动和全自动的层楼呼唤、吊笼无人驾驶能准确停层的电控系统已试用成熟且大量运用在出口产品上;施工升降机的品种也越来越多。可以说,我国施工升降机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基本跟上了国际同行业的节拍,完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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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我国飞速发展的建筑业需要且已大量出口。但是,在吊笼的载荷功率比、元器件的可靠度和寿命、产品设计与使用中的安全性理念等方面,国产升降机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这些差距也导致了我国施工升降机国家标准与国际先进标准的差距。

2 施工升降机国家标准与国际先进标准的差距

2005版《施工升降机》国家标准修订时,我们仔细研究了国际先进的欧洲标准(EN12159:2000)和美国标准(ANSI/ASSE 10.4-2004)。我们很想“等同”采用(identify)欧洲标准或至少“等效”采用(equivalent),可惜因种种原因而无法实现,现为“修改”采用(modify),其中最主要的是行业整体水平及习惯、理念(多数源于用户)的差距。由于国情的不同,有些差距(例如在无人驾驶情况下每个层站可召唤吊笼,使其自动运行且准确停层;每个层站必须安装由吊笼到位解锁的层门等)可以暂缓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而以下差距应该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

2.1 对吊笼地板面积的限制

欧洲标准规定,按吊笼额定载重量除以100kg确定吊笼可载人数,每人占地面积不得大于0.25m2;美国标准对各种额定载荷吊笼的地板面积明确规定了最大值,其目的就是以容量来防止超员、确保安全。以额定载荷2 000kg的吊笼为例,按欧洲标准吊笼地板最大面积为5m2(宽1.5m时,长度不大于3.33m)、按美国标准吊笼地板面积不超过4.25m2(宽1.5m时,长度不大于2.8m)。而在我国,为满足用户可以装入更多的翻斗车,2 000kg额载的吊笼被要求做成1.5m×3.5m直至1.5m×4.2m,这是很不安全的,因为在工地上下班高峰时,吊笼乘客都是挤得满满的。1996年版施工升降机国标中对吊笼地板面积只规定下限未限制上限,2005年版施工升降机国标我们也只能写成“吊笼的可载人数为额定载重量除以80kg,舍尾取整”,“当吊笼仅用于载人场合时,人均占地面积不应大于0.25m2”,为何这项规定没有涵盖所有的人货两用升降机,原因是标准审查时来自用户代表的强烈反对。

或许有人认为,2007年版《施工升降机安全规程》实施后,吊笼都应有超载保护,吊笼再大,乘员也不会超载。但在制定标准时,必须考虑保护装置失灵或在某种情况下人为解除保护装置的可能——考虑“以防万一”和用户违章,这是欧、美先进标准最突出的理念。

2.2 吊笼提升速度的限制

对工作工况吊笼的最大提升速度,美国标准规定为91.44m/min,欧洲和我国标准都未作规定(但限于目前防坠安全器的最大动作速度只有2m/s,吊笼提升速度也不会超过102m/min)。

对于安装工况吊笼的最大提升速度,欧洲标准规定为≤4 2 m/m i n(美国标准为≤4 0 m/min),我国2005年版施工升降机标准也规定为≤42m/min(0.7m/s)。升降机的主机厂都应该检查自己的产品使用手册,是否按国标明确规定了安装工况吊笼的提升速度。

2.3 安装工况吊笼额定载荷的限制

即便吊笼的额定载荷(工作工况)再大,安装工况的额载欧洲标准规定为≤1 000kg(美国标准为≤800kg),我国标准未能作出规定。众所周知,在安装过程中,整机的部件(含安全装置)并未装全,吊笼不应进入正常承载状态(否则就是工作工况了),因而认为“无对重吊笼的安装工况额载就是其工作工况额载”是错误的(如果安装工况的额载误以传动机构的能力来定,则速度大于42m/min的升降机,由于遵循了安装工况提升速度≤42m/min,它的承载能力还可超过工作工况的额载)。为确保安全,对安装工况吊笼额载作出限制是非常必要的。

2.4 加载和卸载时的附加力

吊笼门槛和层门门槛(或登机平台边缘)的设计强度,应考虑加载和卸载时产生的垂直力FV和水平力FH,欧洲标准规定:FV应是吊笼额载F的50%,但不小于2k N,而当F大于20k N时,FV=4+0.3 F(k N);FH应是F的20%,但不小于0.5k N,也不大于2.5k N;FV和FH(作为集中载荷)同时作用在吊笼入口及层站出口的1/3宽度处。这项规定是非常合理的,我国标准也应纳入。

2.5 产品标准应规定产品的使用寿命

在施工升降机、塔机国家标准的修订中,出于“不要用到出事故才报废”的考虑,起草小组认为应对产品的使用寿命作出规定—科学的判废依据是载荷的循环次数,产品加装合适的不可逆记录仪,若无法做到普遍且有效地采用记录仪,则可规定判废年份。但这两种提议最终都未获通过。

作为高空危险作业产品,不规定其使用寿命,对于减少和避免安全事故是十分不利的。欧洲标准对施工升降机的寿命概念是这样提出的:“载人升降机的载荷循环次数基本应取为1.6×105—间歇工作制(即10年×40周/年×40小时/周×10次/小时)”。这里既规定了载荷循环次数,也提出了使用年限(10年)。欧洲产品每年使用1 600h、寿命也只是10年。在我国,按升降机每天工作240天、每天工作10h,则10年的载荷循环次数为2.4×105,使用寿命不应该超过10年(按欧洲标准则不足7年)。

我们认为对于列入特种设备的产品,应该规定其使用寿命。在其他条件不俱全的情况下,即便以使用年数来规定寿命也不属武断。目前我国已有许多产品以使用年限作为判废依据,例如燃气热水器判废年限为6年(安装日起算)。在百般无奈之下,2005年版施工升降机国标中增列了施工升降机的整机工作级别。2005年版《施工升降机》国标5.1.4条规定,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的整机工作级别为A5~A6。对于普通常态下使用的人货两用升降机,载荷循环次数取为1.25×105

由于施工升降机国家标准尚未明确规定使用寿命,为确保在用升降机的安全使用,一些省市的建设主管部门已开始筹划对年代长久的在用升

降机进行专家安全评估。例如上海市的有关部门规定了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的评估周期,认为整机工作级别为A5的产品,使用10年后每年评估一次(含超声波探伤、型材测厚、结构应力测试等);整机工作级别为A6的产品,使用15年后每年评估一次。因而不少用户要求主机厂出具证明,将所有施工升降机的整机工作级别定为A6。产品整机工作级别的确定必须慎重,应该根据产品设计时选定的工作级别如实回复,否则会使安全生产存在隐患,最终还是对用户不负责任。

3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施工升降机国家标准是落后于国际先进标准的,虽然2005年版施工升降机国标中已纳入了许多欧、美标准的内容,但总体上还是存在差距。

对欧洲标准最大的体会是,标准制定者的思路立足于充分考虑万一可能发生(甚至误操作才会发生)的安全隐患,从而制定有效的针对性预防措施。我们的产品设计者、产品标准制定者、使用现场的管理者,首先应学习、秉承的就是这种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理念并贯彻于实际工作中。同时通过全行业持续不断地努力,进一步提高我国产品的设计、制造质量和现场科学管理水平,这是我国产品标准能尽快与国际接轨的基础。现行国家标准尚未规定的一些与安全直接有关的限制或要求,主机厂应在企业标准和产品使用手册中作出规定,以确保施工升降机的安全装拆、使用、维修;也只有多数设计、制造、管理、使用单位达成的共识,才能成为国家标准的条文且被自觉执行。

[文章编号]1001-1366(2008)01-0046-03[收稿日期]2007-11-27

骨科植入器械国内外标准比较分析 篇2

关键词：骨科植入器械,标准

骨科植入器械是人体骨骼替代、修复、补充及充填的一大类植入器械的统称,用于人体骨骼的维持、支撑和修补,是目前临床使用较为普遍的骨科用医疗器材。骨科植入器械包括:创伤、人工关节、脊柱内固定器和融合器、骨修复材料等。这些植入器械的使用,解决了许多临床技术难题,使骨科疾病治疗水平不断提高,广大患者获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据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外科植入物专业委员2010年会信息统计,至2010年,我国骨科植入器械的使用量已超过100多亿元。但近年来骨科植入器械的不良事件也逐年上升[1]。

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统计,自2002年12月至到2007年3月31日止,中心共计收到与骨科植入器械有关的疑似不良事件报告786份,占国家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数据库中疑似不良事件报告数量的8.4%。可能发生的原因包括:患者不遵医嘱,过早负重;引起此类事件选材不当;产品质量方面的原因等[2]。

这些不良事件的发生与植入器械固有的风险有关,更与我国目前对植入器械的设计、试验、研究、管理及认识密不可分,而植入器械的设计、试验、管理等又与植入器械的标准紧密相连。目前我国标准研究水平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标准引进的不完整,临床使用中缺乏足够的生物力学方面认识及植入器械风险意识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普及。本文就国内外现有骨科植入器械标准做一比较分析。

1 国内外骨科植入器械标准

1.1 国内标准

国内骨科植入器械标准由全国外科植入物和矫形器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0)归口(注1——某些植入器械标准并不归口于SAC/TC110,如GB/T13810-2007《外科植入物用钛及钛合金加工材》等),截至2010年9月,等同采用、修改采用、非等效采用国际以及国外先进国家标准共55份。其中通用及专用标准7份,测试方法标准10份,材料标准24份,产品标准14份(创伤类12份、关节类2份),国际及国外先进国家标准的采标率89.0%。强制性标准17份,推荐性标准38份。标龄在5-10年的标准14份,占25.5%,标龄5年以下的标准41份,占74.5%,如图1所示。仅2008年和2009年就制修订骨科植入器械标准24份,全部为推荐性标准。说明全国外科植入物和矫形器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年来加大了骨科植入器械标准的制、修订力度,积极引进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国家的标准。这种措施有效缩短了本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之间的距离。

1.2 国际ISO标准

ISO国际标准组织制、修订骨科植入器械标准的为外科植入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150),下设“材料(Materials)”分技会(ISO/TC150/SC1)、“骨接合和关节置换(Bone and joint replacements)”分技会(ISO/TC150/SC4)与“骨结合和脊柱器械(Osteosynthesis and spinal devices)”分技会。截至2010年9月,共出版标准91份,正在制、修订的标准17份。其中通用和专用标准10份、材料标准30份,测试方法标准28份,产品标准22份。标龄5年以下的有32份,占35.2%,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23份,占25.3%,10年以上的有36份,占39.5%。如图2所示。

1.3 美国ASTM标准

美国材料与试验标准协会ASTM对骨科植入器械标准的制修订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一直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到目前为止,共发布骨科植入器械有关的现行标准共158份。其中材料标准57份,涉及不同材料成分、相同材料成分不同型材、相同材料相同型材但不同加工工艺的材料要求与试验方法;试验方法标准97份,涉及植入器械单一产品各物理性能的试验方法,植入器械表面修饰要求,(电)化学性能,组件的匹(装)配性能,动态器械的疲劳性能、磨损性能以及生物学评价方法等,几乎涵盖了骨科植入器械所有性能要求的测试方法;产品标准4份。

1.4 其他

德国和英国大多采用国际标准,尤其是对一些关键性指标,如植入器械组件的匹(装)配性能,动态机械的疲劳性能、关节磨损性能、(电)化学性能以及生物学评价方法等均采用ISO标准。加拿大则大多采用美国ASTM标准。

2 国内外骨科植入器械标准的主要差异

2.1 国内标准的数量少

我国现行骨科植入器械标准共55份,仅为ISO现行骨科植入器械标准91份的60%,与ASTM现行骨科植入器械标准相比,仅为34.8%。其中,ISO制定的骨科植入器械通用要求、专用要求以及大部分材料标准已同等采用或修改采用转化成我国国内标准,而与骨科植入器械相关的性能要求标准转化较少。这与我国在骨科植入器械方面的科研基础比较薄弱以及相关实验设备的研制落后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国内标准并未全部涵盖骨科植入器械产品的各个质量方面的问题,使得企业对于产品生产质量控制存在阻碍。

2.2 植入器械关键性能标准引入较少

2007-2009年通过加大标准的引进力度,我国医疗器械材料标准基本与国际ISO标准接轨,反映在大多数的医疗器械材料都有标准进行规范,而且等同采用ISO标准。通用要求标准以及骨科植入器械的专用要求标准也基本与ISO标准接轨。但在欧美国家产品注册中必须考虑的一些关键性性能标准缺失较多,尚未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如骨科植入器械的疲劳性能、匹配性能、关节的磨损要求等。某些骨科产品重要多种性能指标例如髋关节假体的试验如图3所示,至少要求12种测试,其中,股骨柄组件疲劳性能(ISO 7206-4:2010)和施加扭转的股骨柄组件疲劳性能(ISO 7206-8:1995)、股骨柄组件头部和颈部区疲劳性能(ISO 7206-6:1992)、模块化股骨头静态负荷强度(ISO 7206-10:2003)、髋关节的磨损性能(ISO 14242-1:2002,ISO 14242-2:2000)须由指定的专业实验室完成。标准中对于测试样品和对照样品的数量、间距、施加的载荷、角度、频率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甚至对夹具的材料也有明确的规定(ASTM F1717-04)。德国髋关节磨损实验室如图4所示。

2.3 翻译中存在一些问题

如标准GB/T 13810-2007《外科植入物用钛及钛合金加工材》(参考引用ISO 5832-2、ISO 5832-3、ASTM F67、F136、F1472)则“在化学成分和显微组织等指标均等同于ISO5832的要求”情况下,将氢含量的规定为应不大于0.010%,提高了要求,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ISO 5832-2、5832-3和ASTM F67、F136、F1472规定:氢的含量为不大于0.0125或0.015(m/m)。关于氢的成分规定特别注明,坯料的氢成分应为0.010%(质量比),而其加工材规定为0.015%(Except for billets,for which the maximum hydrogen content shall be0.010%(mass fraction))。

2.4 髋关节的磨损标准

2008年发布了YY/T 0651.1-2008《外科植入器械全髋关节假体的磨损第1部分:髋关节磨损试验机的负载和位移参数及相关的试验环境条件》(ISO14242.1-2002,MOD)和YY/T 0651.2-2008《外科植入器械全髋关节假体的磨损第2部分:测量方法》(ISO14242.2-2002,IDT)。但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一家科研或检验机构有能力进行髋关节磨损试验,更没有相应的磨损试验数据库。假体关节运动部位的磨损,近年来为世界各国研究的重点,美国、英国、德国等不仅建立了大量的关节磨损数据库,不断改进试验设备,并且对磨损的部位、磨粒的尺寸分布、形态等对骨细胞的吸收、激活机理做了大量的工作[7]。我国磨损标准的推出,尚未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验证。这反映了我国基础研究水平较差,缺乏足够的技术数据支撑。

3 讨论与展望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骨科植入器械标准的一些不足。就以我国现阶段的骨科植入器械标准,还远远不能满足产业的发展和政府的监管的需求,更不能与国际水平接轨。因此,笔者建议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完善我国的骨科植入器械标准。

3.1 不断补充和完善骨科植入器械标准体系

通过标准的制修订工作,不断提高标准的质量,借鉴国际标准以及先进国家的标准管理模式,逐步建立适合我们国家的标准体系。

3.2 设立专项资金提高验证能力

3.2.1 骨科植入器械产品标准的制定涉及到大量性能试验的验证工作,其中多数试验设备属于骨科植入器械产品的专用设备,如疲劳试验机、模拟磨损试验机,这些设备的设计和制造技术仅被极少数发达国家公司掌握,因此设备引进和对使用人员的培训需要花费大量的费用和精力,无形中增加了标准验证及制定的成本和难度。建议国家或地方能给与专项资金的资助以提高标准的验证能力。

3.2.3 目前大多数国际标准主要注重对产品设计属性、预期性能的规范,但并未统一规定这些性能参数的可接受水平,这给我们评价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需要我们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在工作中积累丰富的试验数据,同时构建已上市产品相关性能的数据库,从而科学地建立产品性能的评价体系。

3.3 鼓励国内企业积极开展产品的研究和开发

3.3.1 鼓励国内企业积极开展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从“以仿为主”到“仿创结合”,从“通用产品”到“个性化设计”,对原有产品在原材料、生产加工、制作工艺等环节有针对性进行改进,不断完善产品结构,优化产品性能,提高产品质量。

3.3.2 引导企业参与国内外标准化活动,加强与国内外先进技术的交流,掌握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提高自身的管理和技术能力。同时也提高我国技术人员在国际标准化工作中的话语权。

3.4 积极与科研单位合作,转化科研成果

我国许多科研单位在骨科植入器械的个性化设计、加工、转化以及失效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中国人在生活习惯等方面有自己特点,各相关部门积极合作,研究和设计符合中国人习惯和特点的骨科植入器械,并制定相应的标准,使国人享受更美好的生活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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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B24627-2009《医疗器械和外科植入物用镍-钛形状记忆合金加工材》(ASTM F-2063-05,IDT)

[5]YY0117系列标准,YY0117.1—2005《外科植入物骨关节假体锻、铸件Ti6Al4V钛合金锻件》(ISO5832-3:1996,MOD)

[6]YY/T0605系列标准,0605.6—2007《外科植入物金属材料第6部分:锻造钴-镍-铬-钼合金》(ISO5832.6-1997,IDT)

国内外巧克力标准比较 篇3

一、国外农产品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体系现状

1.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 是负责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世界卫生组织 (WHO) 联合食品标准项目的政府间机构, 其宗旨是制定国际食品法典标准, 保护消费者健康和确保食品贸易公正、公平。现有的食品法典标准都主要是由其各分委员会审议、制定, 然后经CAC大会审议后通过, 食品及农产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MRLs) 标准由其下属分委员会———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委员会 (CCPR) 负责制定。CCPR以科学依据为基础, 采用风险分析的原理, 对已登记使用的农药进行风险评估, 当发现该农药对人体具有潜在危险且可能导致国际贸易问题时才制定MRLs标准。在相关标准制定中, CAC和CCPR与农药残留联席会议 (JMPR) 关系密切, CAC和CCPR为食品标准风险管理机构, JMPR为农药残留风险评估机构, 根据风险管理机构CAC和CCPR的建议开展工作, 但独立于风险管理机构。CCPR首次会议于1966年在荷兰海牙市召开, 到2010年已成功召开了42届年会, 我国从2007年开始担任主席国。CAC农药MRLs法典标准数量是一个动态值, 每个MRLs都需要通过周期评估程序定期 (10~15年) 对其进行再评估, 根据最新资料及时修订或撤销原定的限量值。其目前共有3 338项涵盖234种农药的MRLs。食品法典标准是WTO认可的国际农产品及食品贸易仲裁的重要参考依据, 同时也是国际上农产品及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对全球农产品及食品贸易产生着重大的影响。CAC各成员国参照和遵循这些标准, 既可以避免重复性工作, 节省大量人力和财力, 又能有效地减少国际食品贸易摩擦, 促进贸易的公平和公正。

2. 美国

美国农药登记与MRLs制定由其环境保护局 (USEP-A) 负责。为了确保食品安全, 维护消费者利益, 美国制定了详细、复杂的MRLs, 共涉及380种农药约11 000项, 大部分为在全美登记的农药并根据联邦法规法典 (CFR) 制定的MRLs, 其余为农药在各地区登记中制定的MRLs, 有时限或临时的MRLs, 进口MRLs和间接残留的MRLs等, 还列出了豁免物质或无需MRLs的清单, 提出了“零残留”的概念, 其所有MRLs和豁免物质均列入了CFR第40章第180节中。美国是世界上农药管理制度最完善、程序最复杂的国家, 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农药残留标准、管理、检验、监测和信息发布机制。

3. 日本

日本农药的MRLs由其厚生劳动省制定。由于农药、兽药等化学品残留引起的食品和农产品安全问题突出, 日本于2003年5月修订了《食品卫生法》, 并于2006年5月29日正式实施肯定列表制度, 并执行食品和农产品中农业化学品新的残留限量标准。肯定列表制度涉及对农药、兽药和添加剂等791种农用化学品的管理, 是当时世界上制定残留限量标准最多、涵盖农药和食品品种最全的管理制度。该制度几乎对所有用于食用的食品和农产品上的农用化学品制定了残留限量标准, 包括“临时标准”、“一律标准”、“沿用现行限量标准”、“豁免物质”和“不得检出”5个类型, 共有限量标准57 000多项, 其中农药和农药MRLs的数量分别为579种和51 600多项, 分别占到总数的70%和90%以上。

4. 欧盟国家

欧盟统一的农药MRLs由欧盟食品安全局 (EFSA) 负责制定。欧盟历来十分关注食品安全, 并形成了比较严谨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2002年欧盟发布“欧盟新食品法”, 即欧盟议会与理事会178/2002法规, 并于同年1月28日正式生效。该法规是欧盟迄今出台的最重要的食品法, 填补了在欧盟层面缺少总的食品法规的空白, 是对以往欧盟食品质量与安全法规的提升与创新, 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2005年2月23日, 欧盟又颁布了396/2005法规, 该法规规定了欧盟统一的食品和农产品中农药的MRLs, 同时补充了91/414/EEC指令 (此指令是目前在欧盟农药政策框架内, 用于规范市场上的植保产品的重要法规) 。396/2005法规还整合了以往的4个指令, 共包括欧盟的245个农药MRLs以及约850个各成员国各自的农药MRLs, 396/2005法规共包含7个附录, 其中附录I为食品和农产品清单;附录II为欧盟现有的MRLs;附录III为临时性的MRLs;附录IV为豁免最大残留限量的物质清单;附录V为一律标准;附录VI为加工产品的MRLs;附录VII为收获后使用的熏蒸剂名单。其中附录I-IV是核心内容, 涉及471种农药在315种食品和农产品中共145 000个MRLs.

5.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澳大利亚的农药登记与农药MRLs制定由其农药和兽药管理局 (APVMA) 负责。2008年10月, APVMA发布了新的农药MRLs标准, 新标准由5个附表组成, 一为500多种农药的共4 000多项MRLs;二为食品和动物的分类, 该分类参考了CAC的食品和动物分类;三为残留定义;四为动物中的MRLs, 共涉及184种农药的570项MRLs;五为豁免物质清单, 该清单详细列出了不需要制定MRLs的农药的各种前提条件。新西兰的农药登记和MRLs制定由其食品安全局负责, 新西兰目前共制定了约2 900项MRLs.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于1998年签订食品标准互认协议, 共同建立了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 (FSANZ) , 负责制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食品标准法典。所制定的标准中, 除个别标准单独适用于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外, 绝大部分为两国通用标准。

二、我国农产品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体系现状

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非常重视食品及农产品质量安全, 于1995年和2006年先后颁布了《食品卫生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并于2009年6月1日开始实施《食品安全法》, 《食品安全法》充分考虑了《食品卫生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内容。这些食品安全管理法规的出台, 为食品及农产品中农药MRLs的制定提供了法律依据。目前, 我国农药的MRLs标准主要由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两部分组成, 国家标准由卫生部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共同发布, 行业标准主要由农业部发布, 属农业行业标准。我国于2005年1月25日发布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国家标准, 并于2005年10月1日开始实施。该标准代替并废止了以前34个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国家标准, 共包括了136种农药的478项MRLs.为了弥补国家标准的不足, 农业部也加快了行业标准的制定, 截至2009年, 我国共制定了118种农药在68种 (类) 食品和农产品中的329项MRLs农业行业标准。目前, 我国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共有涉及208种农药在92种 (类) 食品和农产品中的807项MRLs.

三、我国与国外农产品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的比较

1.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在各国的法律定位

在国外, 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发达国家, 标准按其本质属性都是自愿性或推荐性的, 唯有法规或技术法规才是强制性的, 可见, 国外对标准与法规或技术法规的界定是十分清晰的。有些在我国称之为“标准”, 按标准的程序加以制定 (如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兽药最大残留限量、动植物检疫方法等) , 这一些标准在国外被称之为技术法规, 以政府管理部门发布的指令形式存在, 要求强制执行。例如, 欧盟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是以欧盟指令的形式存在, 而30%的指令是技术法规。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在农产品质量及其安全标准的制修订与管理方面具有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为保障, 这样既为标准的制定提供依据, 又为标准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在我国, 由于在标准化领域一直没有采用技术法规这一个概念, 一些本应当由技术法规规定的东西, 却均以标准形式存在, 同时将标准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推荐性标准, 另一类为强制性标准 (相当于国外的技术法规) 。2006年以前, 我国尚没有一部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方面的法律, 至于一些有关农业法律法规和规章中的规定, 十分零散而不成体系, 甚至过于抽象而难以具体操作, 结果形同虚设, 甚至相互矛盾。直到2006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2009年《食品安全法》相继出台以后, 标志着国家层面的农药残留标准体系建设才全面展开。

2.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制定基础与原则

根据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议 (SPS) ,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制定必须以科学原理为依据。欧盟各国、美国等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在制定MRLs时日益强调风险评估, 并在风险评估中突出了对弱势群体如儿童、育龄期妇女的保护。在国际上, 风险分析已被认为是制定食品及农产品安全标准的基础。农药残留风险评估的目的就是制定MRLs, 风险管理的结果就是决定农药能否获准登记, 而MRLs的制定水平直接反映了农药登记管理和风险评估的水平, 并直接影响到消费安全与食品和农产品国际贸易。我国MRLs标准制定起步晚, 技术人员少, 检测手段落后, 试验数据少, 毒理学数据缺失等严重影响了MRLs制定时风险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与发达国家和国际标准要求相比, 我国基于科学的风险评估和质量控制标准体系还不完善。

3.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数量和质量

(1)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数量少, 时效性差目前, 我国已登记600多种农药, 22 000多个产品, 但因农药残留标准制定工作起步晚, 基础弱, 标准制定与登记评审脱节, 现仅制定了208种农药的807项MRLs标准, 远远少于CAC的3 338项、美国的11 000多项、日本的51 600多项和欧盟的145 000项MRLs标准。即使是现有的807项MRLs标准, 也严重滞后, 主要表现在MRLs的制修订跟不上发展的要求, 基本都是10年前登记的农药, 好多已在我国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 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国际竞争的需要。

(2) 有些农药残留限量值规定不合理, 与国际标准不一致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组织相比, 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研究和制定落后于国际水平, 没有与国际接轨。一是有些MRLs偏高, 标准过宽, 已不适应现在食品及农产品质量安全需要, 例如, 果菜类蔬菜中甲氰菊酯的MRLs, 我国国家标准是1 mg/kg, 而CAC、美国、欧盟等均为0.2mg/kg, 如果按这种标准去判定检测结果, 食品安全就存在潜在威胁;二是有些MRLs偏低, 标准过严, 例如, 克百威我国规定在蔬菜上为不得检出, CAC、欧盟等国均为0.1mg/kg, 说明我国在制定该限量时没有充分考虑到丁硫克百威的使用, 会有其代谢物克百威在蔬菜上的残留问题。这种制定MRLs的方法不仅缺乏科学性, 而且提高了我国判定农产品中农药残留超标的门槛, 导致我国有关部门抽检时经常出现农产品严重超标现象, 不但不能真实可靠的反映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 而且给我国农产品出口创汇制造了障碍。

(3) 农作物种类划分笼统导致了农药残留限量指标过于单一我国的粮食、蔬菜和水果的农药残留标准不如欧盟及其他发达国家和组织那样具体分类。如, 我国的粮食是指原粮产品, 而欧盟进一步细分为大麦、小麦、黑麦、燕麦、大米;我国的蔬菜包括叶菜、果菜和块根类等, 而日本等国将蔬菜细分为黄瓜、菜花、甘蓝等;我国水果只是一大类, 而欧盟分为干果、鲜果、硬果和软果等, 其中鲜果又分苹果、葡萄、柑橘等, 我国基本都是对每类作物定一个统一的MRLs, 而欧盟等国家每一种农产品都对应各自不同种农药的MRLs。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指标过于单一, 使生产上农药使用受到限制, 不利于科学、合理安排农药使用, 容易造成单一农药品种大量使用, 近年来农药残留例行监测中出现了超标样品中某一农药品种超标严重上升趋势。同时, 由于国际上对不同蔬菜种类的农药要求细化, 有松有紧, 我国的指标单一化现象不利于分类指导出口农产品生产。

4. 提高我国农产品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建议

通过分析比较我国与国外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差异及其对我国农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影响, 当务之急是加快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制修订, 应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 全面清理整合相关标准, 做好行业标准的转化当前涉及农药残留及其检测标准的有国家标准 (GB) 、农业行业标准 (NY) 、出入境检验检疫标准 (SN) 、水产行业标准 (SC) 、烟草行业标准 (YC) 等。因此, 应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要求, 会同有关部门整合转化现行有效的农药残留标准, 特别是对现行的300多项农药残留行业标准进行梳理整合, 统一公布为食品及农产品安全国家标准。

(2) 转化CAC标准为国家标准CAC标准是WTO/SPS (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议) 和WTO/TBT (技术性贸易措施协议) 认定的标准, 且CAC标准也较其他国家的标准科学、客观, 加之我国尚有一批食品及农产品安全标准处于空白, 缺少试验数据, 可以根据我国农药登记情况, 结合我国膳食结构特点, 对CAC已制定的2 300多项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进行研究, 经过风险监测, 在可接受风险的前提下转化为国家标准。

(3) 拓展标准制定范围, 加快标准制定步伐要充分利用我国已开展并积累的农药残留试验所取得的数据, 进行风险评估, 加快我国农药残留限量国家标准的制定。对没有残留数据资料的农药—作物组合, 要加大残留试验力度, 补充残留试验数据。此外,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制定方法是类推原则, 即以农产品分类的基础, 对已制定的限量国家标准进行类推。因此, 我们要结合我国农业生产实际, 尽快制定农产品作物分类标准, 按农产品作物分类已制定的限量标准进行类推, 拓展标准制定范围。

国内外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比较研究 篇4

各国制定食品安全标准或技术规范的制定机构有趋于集中的趋势, 各发达国家在总结多年的食品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 均将食品安全标准统一到一家机构制定, 提高了管理及工作效率。我国2009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中也规定了我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由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制定。

1. 安全标准及规范框架比较

(1) 总体框架对比。按食品安全标准及技术规范的框架看来, 美国基本按食品产品的分类划分, 其标准和技术规范按危害领域划分, 其余国家亦类同。如欧洲和加拿大总体按食品中微化学性危害及微生物控制, 食物营养和营养标签等领域分别由相应部门管理。澳大利亚新食品法典在第1章通用标准中也纳入了食品污染物、天然毒素限量、微生物限量、食品中维生素、添加剂、配料及营养标签和声称等内容。从框架上比较我国的食品标准体系与法典体系均包括规范、产品标准、基础标准三方面内容。在架构上和国外各国食品安全标准架构体系基本相同。

(2) 食品污染物安全标准比较。在国际上, 食品法典委员会主要注重食品生产的过程控制, 通过过程控制限制并降低污染物的水平, 防止对食品造成危害。在管控模式上各国通过相关的检测及监测手段监测污染物从而掌握各污染物所带来危害的情况, 通过制定食品污染物限量标准以控制食品污染危害。美国USDA每年均制定新的残留采样计划并公布残留监测数据, 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具有食品污染物监测标准。

我国对食品污染的管控模式与国外保持一致, 即具有覆盖全国的食品污染物监测标准及方案, 对全国范围的食品进行检测并每年按照新的检测反馈情况进行更新。不仅如此, 我国还通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2761《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及GB2762《食品污染物限量》来严格限制食物产品中的污染物及毒素的限值, 以确保食品安全。但在食品污染物危害的控制导则的制定方面, 我国与国外至今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3) 微生物的危害管控与卫生规范措施的比较。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对食品加工、生产过程均制定了非常完善的良好生产规范及操作规范等, 并且强制规定多类食品必须严格按照HACCP体系执行。澳新法典 (澳新食品法典) 的第3、4章对食品的加工过程具有严格的规定, 要求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国的食品生产企业必须符合Codex的HACCP概念的规定, 而并不仅依赖于其终产品标准的管控。另外, 食品微生物限量标准及导则在以加拿大为代表的其他国家也均以食品生产过程的控制为基础, 并且要求食品加工、生产企业必须严格执行GMP和HACCP标准体系。

我国目前对该方面的控制仍过度依赖成品中微生物限量标准的制定, 通过产品中致病菌和指示菌限量的设置来实现, 但由于缺乏配套的过程管理法规, 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在使用和执行时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和困惑。虽然我国已制定了通用规范和专项规范, 但对于食品危害因素的控制指南部分等内容存在较大的缺口。而且综合看来我国各规范类标准相比差距较大, 并未将HACCP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原则引入我国的通用卫生规范, 且各类食品专项规范中产品的类别范围粗细不一, 由各部门制定的规范各成体系, 未能宏观统筹。

2. 食品安全标准或技术规范的制定程序

发达国家大都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完善的食品安全技术规范或标准的制定程序, 并在科学评估、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建立食品的安全标准。如澳大利亚及新西兰食品监管部门对食品标准的调研、监督及制订过程皆有较为严格的流程, 并具有专门的食品安全评估委员会对其定期的做相应评估。不仅如此, 各国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 还积极对食品中的有害物质组织监测。如, 美国利用“红皮书”和“蓝皮书”的形式对其残留监测计划及残留监测数据每年按时进行公布, 这使得标准的修订能够建立在有效的监测数据反馈基础上。其他各国在食品安全标准的制修订流程上也均以风险评估为基础, 以科学的监测和公开透明为原则。

我国在2011年10月成立了CFSA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 承担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监测工作, 同时CFSA也负责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适时修订。这同发达国家在食品安全标准的修订程序上较为类似, 但由于我国刚刚成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还处于进一步发展的阶段, 这与国外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虽然我国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修订的工作中也同样遵循了公开透明的原则, 但社会公众的参与同发达国家也有距离。

二、国内外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异同

1. 监管机构的设置和监管责权上的相同点

(1) 多部门多级别的组织架构。中国及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采用多层次机制的监管机构。这一点从其机构的设置及职责上可以看出:横向, 中央及联邦皆有各负其责的监管机构;纵向, 中央与地方、联邦与地方各级机构形成网络式监管。这比较符合食品安全问题的技术性、多样性、复杂性及社会性的特点, 能够全面的对监管食品安全问题, 极大限度的满足食品安全监管的民众心理预期。

(2) 职能机构监督的综合协调。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美国就食品问题的主要协调机构, 同样, 日本有食品安全委员会, 澳大利亚拥有澳新食品管理部长理事会, 我国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3) 相似的准司法权和准立法权。美、日、澳等国及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不仅仅享有行政监管的权力, 同时被具有一定的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如:中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 组织有关部门起草食品安全法律、行政法规, 负责食品安全方面的行政执法监督和听证工作, 承担行政复议、应诉和赔偿等工作;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制定美国食品法典、条令、指南和说明, 及美国行政程序法中有关于听证和自由裁量权的规定。

(4) 相似的技术支持部门。美、日、澳、中四国, 在食品安监机构的设置上非常注重发挥技术部门的作用, 这也是其他各国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一个显著的相似点。

2. 食品监管机构设置及责权的差异

(1) 行政机构责权划分的特点差异。美国对食品监管部门权责划分更科学和明确, 以食品安全学为基础划分其食品安全监管机构, 而我国该类体系主要建立在国家行政学的基础上, 以各部委的行政权责角度划分食品安全监管机构。虽然在美国负责食品安全管理的机构很多, 也存在职责的交叉, 但美国政府各部门分工却非常明确、清晰。比如, 如针对蛋和蛋制品, 带壳的蛋由FDA负责, 而去掉蛋壳以后, 则由FSIS负责。相比之下, 中国各个部门职能的描述是概括化、政策话的语言, 其模糊性和可解释度过大。

同澳、日相比, 我国涉及食品安全监管的部门总共有九大部委涉及, 过于分散, 协调困难。澳、日食品安全监管机构设置部门比较少, 其管理部门要负担更加庞大的监管任务量。国土面积小或人口少的国家, 采用澳、日的管控模式相对于中国、美国地广人多的国家更经济实用。

(2) 食品安全监管权力的层次架构差异。美、日、澳在食品安全监管权力的统一方面有实质性的突破。美国有对食品安全管理从概念到实践的最高权力机关——总统食品安全委员会, 这是一个具有“代议制”的食品安全委员会, 总统亲自指定其机构的组成及总裁的任命。这是一个内阁水平的机构, 其首席具有独立的特权, 其部门独立向国会汇报并拥有对资源的管理权力。它由商业部、农业部、环境署及有关财务、资源、科技等部门组成, 为联邦政府的食品安全活动制定全面的规划。从实际出发, 改变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权力分散局面, 并从更高层次上弥补了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对其平行机构的制约力的薄弱。

我国在原国家药品监管局基础之上组建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局, 并授予其综合监督的权限。但从机构设置方面看来, 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直属国务院, 在地位低于其他国家机构, 在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下, 其“综合管理”的能力缩水;从职能划分方面, 几乎所有的中央国家机构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授予了“综合管理”的职能, 当他们的监管域发生重叠和碰撞时, 每个部门都有理由捍卫自己的“管理领地”;从行政组织法的角度, 这完全正当合理。因此, 我国在食品安全综合监管问题上的效率大打折扣。

(3) 食品安全研究技术部门的定位不同。美、日、澳食品安全的国立技术部门承担的角色是辅助性技术支持工作, 它们没有行政执法权, 因此在食品安全方面能够保持中立。而在我国, 食品安全研究部门不但需直接接受行政机构的管理, 有甚者还被赋予“开展包括食品安全在内的各项公共卫生业务管理工作”的行政管理工作, 这样就进一步造成了行政管理及执法机构权力上的混乱, 使得技术研究部门无法扮演中立的角色。

三、结语

本文对比了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标准框架体系, 探索了各国食品安全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制定程序, 及制定部门和发布部门, 对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框架体系建立具有一定借鉴意义。通过分析国际上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最为优秀的美、日、澳等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及其责权, 然后分析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及其责权, 在此基础上对它们之间的异同点做了比较, 通过比较, 找出其对我国的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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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齐广海.欧洲食品安全体系及其启示[J].饲料与畜牧:新饲料, 2008 (03) .

国内外巧克力标准比较 篇5

毋庸置疑,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的制定充分借鉴了美国COSO委员会1992年制定且于1994年修订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内部控制概念、目标、要素等所有主要方面,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与美国内部控制框架保持了一致。下面拟就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与美国内部控制框架的异同点进行比较, 重点分析形成差异的原因, 分析我国内部控制标准的优点以及需要完善之处, 并就国际趋同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提出一些建议供参考。

一、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与美国内部控制框架的比较

(一) 内部控制标准制定机构的比较

美国内部控制框架的制定机制属于民间组织主导型。美国内部控制框架的制定机构是美国COSO委员会, 该委员会是一个民间组织, 由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AICPA) 、美国会计学会 (AAA) 、内部审计师协会 (IIA) 、管理会计师协会 (IMA) 、财务经理协会 (FEI) 等五个民间机构发起, 并独立于这五个组织。民间组织是实行自主管理、自我监控的组织。COSO委员会拥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和运作体系, 其工作独立于发起组织和政府机构。这种超然独立的地位能够使内部控制框架在制定过程中保持独立性, 也是COSO内部控制框架得到广泛认可的基础。迄今为止, 该框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我国的内部控制标准的制定机制属于政府主导型。我国内部控制标准体系由财政部牵头制定。2006年7月, 财政部与国资委、审计署、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联合成立了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秘书处设在财政部会计司, 为建立健全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体系提供政策指导和咨询服务。

一般来讲, 在内部控制标准的制定过程中, 民间组织主导型适用于民间专业团体影响力较大且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政府主导型适用于政府职能比较强大, 在经济政策上比较侧重于宏观控制的国家。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在内部控制标准体系的制定过程中, 采用政府主导模式, 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在内部控制标准体系的制定过程中, 应该鼓励有关专业团体如注册会计师协会、资产评估协会以及大型企业等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这样制定出的内部控制标准容易得到相关各方的认可, 确保标准的顺利实施。

(二) 内部控制标准法律地位的比较

由于美国COSO委员会属于民间机构, 其制定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属于民间机构的研究成果, 不具有法律效力, 但该框架1992年出台并在1994年修订后, 得到了包括美国证交会 (SEC) 等相关政府机构的认可。尤其是在安然、世通等公司财务欺诈事件出现后, 美国国会出台了《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简称为萨班斯法案) , 在该法案的404节“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评价”中授权SEC要求按照《1934年证券交易法》编制年报的公司, 在其编制的年度报告中包括内部控制, 公司管理层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价, 担任公司年报审计的会计公司应当对其进行测试和评价, 并出具评价报告。公司出具内部控制报告和会计公司对内部控制报告的评价应当遵循SEC发布或认可的准则。这样, COSO委员会制定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就得到了美国法律的认可, 具有较高的法律地位。

我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指引由财政部牵头制定, 以财政部文件形式发布。按照我国《立法法》的规定, 财政部文件属于法规的第四个层次, 是规范性文件, 具有法律效力。但是,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指引作为规范性文件, 法律级次还较低, 要引导企业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指引的要求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 还需要其他法律的配合。在2008年10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 多处提到企业应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但并未提及企业应当依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因而, 为了在企业建立和健全内部控制, 提高《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指引的约束力, 相关部门在以后修订的公司法、证券法、会计法等法律中, 明确企业要建立健全内部控制, 明确建立健全内部控制的责任在董事会或相应权力机构, 明确建立健全内部控制的依据是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的内部控制规范。

(三) 内部控制标准约束范围的比较

美国COSO委员会制定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适用的对象, 不仅包括企业, 也包括政府和非营利组织。而我国财政部制定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指引仅适用于企业组织。但是, 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同样需要进行内部控制, 其内部控制的建立与完善同样需要相关规范进行指导。因而, 财政部在制定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后, 还应适时制定政府机构、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等内部控制规范, 对这些单位内部控制的建设进行指导。

(四) 内部控制概念、目标、要素的比较

在美国COSO委员会制定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中, 对内部控制概念和目标进行了如下阐述:“内部控制, 是由主体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人员实施的、旨在为实现以下各类控制目标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经营的有效性和效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符合适用的法律和法规。”在1994年修订时, 加上了保护资产安全的目标。提出内部控制由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等五个要素构成。该框架强调了风险评估在内部控制中的作用, 强调了信息与沟通是强化内部控制的重要途径, 强调了对内部控制的监控是内部控制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内部控制——整合框架》对各国内部控制理论和实务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我国财政部制定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 对内部控制概念和目标进行了如下定义:“内部控制, 是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 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 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内部控制要素包括“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

中美两国的内部控制概念除适用范围有差异外, 其他方面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其内部控制目标经比较后,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增加了一个战略目标, 即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目标。内部控制战略目标是借用了COSO委员会《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中的规定。《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中规定的主体目标包括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合规目标四个方面。在对内部控制要素的表述方面,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与《内部控制——整合框架》从形式上看基本—致, 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的“风险评估”要素比《内部控制——整合框架》中的“风险评估”含义丰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的“风险评估”要素包括了《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中的八个要素中的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等四个要素。这样, 我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不仅在内部控制定义、目标、要素等方面实现了与《内部控制——整合框架》的实质性趋同, 同时还吸收了《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中的合理成分, 使我国的内部控制规范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五) 内部控制标准体系构成的比较

美国COSO委员会制定的内部控制标准包括《内部控制——整合框架》和《内部控制——评价工具》两部分。其中《内部控制——整合框架》包括内容摘要、框架、向外部各方报告和“向外部各方报告”补遗四个部分, “内容摘要”主要是用于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级执行官、董事会成员、立法者和监管者了解内部控制框架的内容;“框架”主要是对内部控制进行定义、阐述其构成要素, 并提供了管理层、董事会和其他人员评估其控制体系的标准;“向外部各方报告和向外部各方报告补遗”属于补充文件, 为那些已经或准备公开报告其内部控制的主体提供指南。《内部控制——评价工具》提供了对内部控制体系进行评价可能用到的资料。包括一套空白工具、一个参考手册和已填写的工具三部分。“空白工具”是一套内部控制评价的空白表格, 按照内部控制构成要素排列, 共提供了五个评价工具, 每一个评价工具针对一个内部控制要素, 用于评价者将评价结果填于其中, 并附有一个帮助汇总评价结果以便作出总体评价的工具;“参考手册”旨在帮助评价者填制空白工具中的“风险评估与控制活动工作表”, 还以一个经营性企业为例, 列示了内部控制系统的构成;“已填写的工具”是针对一家假设的中等规模的航空部件制造商ABC公司, 例示如何完成评价工作。由此看来, 美国COSO委员会制定的内部控制标准在理论上和在实务操作上都已经比较完善。

我国财政部制定的内部控制标准体系包括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指引两大部分。我国内部控制标准体系包括基本规范和指引, 是继承了财政部曾在2001年制定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包括基本规范和具体规范的做法, 是对国际内部控制标准的发展, 使内部控制标准的内容更加详细, 规范性更强。但是我国的内部控制标准体系中, 还缺少像美国《内部控制——评价工具》这样的内容, 使得我国的内部控制标准可操作性不强。

二、对完善我国内部控制标准体系的几点思考及建议

对照美国COSO委员会制定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 我们可以认为《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指引发挥了后发优势, 充分借鉴了国际内部控制框架, 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创新, 但我国制定和完善内部控制仅仅是起步阶段, 对照国际内部控制框架, 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一) 内部控制规范的内容有待充实

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从形式上看, 已经实现了与国际内部控制框架的实质性趋同, 但是我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从内容上看有些单薄, 可操作性不强, 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完善内部控制规范的内容: (1) 出台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指南, 作为基本规范的讲解, 对基本规范中的内部控制要素的内容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说明; (2) 对企业如何执行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内部控制应用指引进行说明, 最好通过一个典型企业的实例, 讲解企业如何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

(二) 内部控制评价工具内容有待完善

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实施后, 按照财政部的规定, 企业管理层应该对内部控制情况进行描述, 同时对内部控制规范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价, 并出具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企业董事会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真实性负责。相对于内部控制的设计和实施, 内部控制评价更是一个新生事物, 企业如何根据《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的要求, 正确使用内部控制评价方法、取得内部控制评价证据、编写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底稿、出具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对企业的管理人员来讲还比较陌生。为了保证内部控制评价工作的顺利进行, 应出台《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实施细则, 对有关内容进行详细说明。

1. 详细说明如何合理使用内部控制评价方法

在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中, 规定了调查问卷、专题讨论、穿行测试、统计抽样、比较分析等方法, 这些方法的含义管理人员容易理解, 但是如何把这些方法正确高效地运用到内部控制评价工作中, 获取需要的评价证据, 还需要通过实施细则进行指导。

2. 详细说明在实务中如何恰当区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

由于在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应当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及其认定情况以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整改措施及责任追究情况。在内部控制评价中, 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把握就非常重要。因而需要举例说明企业中如何量化内部控制缺陷, 如何恰当区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

3. 制定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常用的表格和评价的重点

可以参照COSO制定的《内部控制——评价工具》的格式, 制定一套通用的内部控制评价底稿, 供企业采用。同时通过有关表格说明在评价内部控制时应该从哪些问题出发。

4. 制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通用格式

在《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中》虽然规定了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内容, 但在其实施细则中建议给出该报告的格式, 明确评价报告的标题、收件人、正文的段落以及每段的内容、不同评价意见的措辞、落款, 这样使得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具有通用性和规范性。

(三) 应解决中小企业完善内部控制的问题

由于《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适用于大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和其他单位可以参照该规范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我国存在众多的小企业, 在小企业中由于管理水平不高等原因, 内部控制比较薄弱, 因而完善小企业的内部控制同样非常重要。但是鉴于小企业的特点, 完全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要求建立和实施内部控制, 其成本也是小企业难以承受的, 因而建议我国内部控制标准制定机构, 参考美国COSO委员会制定《较小型公众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指南》的做法, 对小企业如何按照成本效益原则使用《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设计和实施内部控制提供指导。

(四) 应加强内部控制规范的宣传、培训

由于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放弃了沿用多年的内部会计控制的提法, 提出了内部控制五要素, 同时又吸收了企业风险管理八要素的精神, 这是我国内部控制理论的重大跨越。但是, 内部控制理论的变革能否让企业接受、能否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因而我们必须加强对企业财务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内部控制规范的宣传、培训, 使他们从理论上接受和掌握新的内部控制理念, 并且把内部控制规范的内容贯穿到企业的日常工作中, 经过几年的努力, 使我国的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达到《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要求, 为我国企业的经营、发展和风险控制撑起一把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