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解散诉讼制度

公司解散诉讼制度（共5篇）

公司解散诉讼制度 篇1

摘要：公司解散诉讼制度从新《公司法》确立到现在, 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不尽完善, 很多的诉讼要素缺乏, 本文从相关规定解读、实体理由、程序操作和判决执行、举证责任分配等几个方面探讨公司解散诉讼制度的若干问题。

关键词：公司解散诉讼,诉讼事由,公司法,股东保护,公司诉讼

一、公司解散诉讼相关法律规定解读

(一) 公司法规定

《公司法》第183条, 是公司解散诉讼的基础, 也是我国《公司法》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 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该规定的笼统性, 必然导致公司诉讼中的茫然。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到, 法条中的诉讼因素是远远不够的, 虽然有诉讼法作为补充, 但是在实践中仍然会遇到很多的难题, 公司诉讼的管辖问题, 股东原告适格问题, 公司解散诉讼是否可以约定通过仲裁的方式进行, 笔者就曾经遇到过一个案子, 双方约定, 如果公司发生解散诉讼情形时候, 在国外的某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司法解释进行细化和补充。

(二) 《<公司法>解释 (二) 》 (以下简称解释二) 规定

1、明确了公司解散诉讼的情形。

解释二第一条规定: (一) 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二) 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 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三) 公司董事长期冲突, 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四) 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 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 (五) 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 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 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 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明确公司解散诉讼的被告。

解释二第4条规定: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原告以其他股东为被告一并提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将其他股东变更为第三人;原告坚持不予变更的, 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对其他股东的起诉。原告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告知其他股东, 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其他股东或者有关利害关系人申请以共同原告或者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在诉讼中, 该条规定制造了很多麻烦, 从法理上讲, 解散公司公司诉讼应当是以公司为被告, 这个无可厚非, 但是对于责任股东, 其行为当然有所不当, 公司诉讼追求的并不是股东不当行为的责任, 而是要结束这种不当行为的持续状态, 所以, 在法律制度设计上, 排除了将不当行为股东列为被告的规定。反过来说, 不当行为股东也具有作为原告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资格。在解释二中, 其他股东北列为第三人角色, 这里的第三人有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 就是使应该作为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还是非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解释二名没有答复, 但是暗含其非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 因为从制度设计上, 是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 在通知后, 该股东获得一个选择权那就是作为原告, 或者作为第三人, 所以这里认为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较为合适。

(三)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 (以下简称《意见》) 的规定:

1、明确公司解散诉讼的管辖问题。《意见》第87条规定:

请求解散公司的, 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该条规定的意思来看, 公司结算诉讼的管辖应该是确定的, 既是由公司住所地管辖, 类似作者上面提到的对于管辖的仲裁约定应该是无效的, 《意见》的做法明确了管辖, 但是这个问题应该写进司法解释或者是《公司法》本身才更具有意义。

2、明确了公司诉讼的当事人。《意见》第88条规定:

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 应以公司为被告, 公司的其他有关股东为第三人。89条规定:代表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股东的该项诉权不受出资瑕疵的影响。诉讼中, 原告丧失股东资格或实际享有的表决权达不到百分之十的, 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

3、对解散诉讼情形进一步明确。

《意见》第91条规定: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情形包括: (1) 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遇到重大困难, 继续经营将造成公司难以挽回的损失的; (2) 股东之间发生严重分歧, 长期无法形成有效决议的; (3) 公司出现其他难以存续的事由的。

4、调解是必经程序。

《意见》中使用了“应当”调节的表述, 这个规定, 既是对公司社团性的尊重, 也是法律“效益”价值的体现, 在公司继续存于成为必要的情形下, 调解制度就选择了“效益”价值。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这样容易产生“久调不决”的情形, 此实为调解程序之美中不足。

(四)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 (沪高法民二[2006]8号) (以下简称《通知》)

1、进一步明确公司原告适格问题。

《通知》对“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作出界定, 应理解为既可以是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 (包括本数) 的单个股东, 也可以是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 (包括本数) 的多个股东。

2、明确案件受理费的问题。

鉴于股东请求解散公司诉讼案件, 属于财产争议案件, 在最高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受理费作出明确规定之前, 本市法院应按照被解散公司的注册资本数额, 计收案件受理费。

3、不能同时提起解散和清算。

《通知》规定:法院判决公司解散后, 应当由相关清算义务人组成清算组, 对公司进行清算。股东不具有请求法院对公司进行清算的权利。因此, 对于股东请求法院对公司进行清算的诉请, 受理法院应当对当事人予以释明, 由当事人自行撤回该部分诉请;如当事人坚持要求清算的, 法院应当驳回当事人关于清算的请求。

4、对东重新提起解散公司诉讼设定一定限制。

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 判决驳回该股东诉请。判决生效后如果没有新的事实, 股东又再次以相同理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 法院不予受理。

(五)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 (以下简称《讲话》)

1、明确公司解散诉讼制度的立法宗旨。

讲话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尊重公司的团体性, 在公司僵局问题的处理上, 要正确把握《公司法》的立法宗旨。股东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应当理解为管理方面的严重内部障碍, 主要是股东会机制失灵, 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这里的股东利益受损不是指个别股东利益受到损失, 而是指由于公司瘫痪导致公司无法经营造成的出资者整体利益受损。而能理解为资金缺乏、亏损严重等经营性困难。

2、重视调解程序。

而在审理过程中要注意充分运用调解手段, 首先寻求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和解, 当事人之间不能和解的, 要尽量促成当事人通过股权转让、减少注册资本等途径实现纠纷股东的分离, 以保持公司作为商事主体的存续, 维护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等相关主体的整体利益。只有在各种可能的手段和途径穷尽后仍不能解决矛盾的情况下, 方可采取判令强制解散的方式处理。

二、公司解散诉讼的诉讼事由

(一) 实体事由

公司解散诉讼的主要理由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该困难应该是“僵局”情形。公司经营管理困难出现的情形多种多样, 原因也不相同。解散诉讼的困难不包括公司经营的因素, 单纯的公司资金缺乏、决策错误、面临亏损等都不是解散诉讼所面对的问题。公司解散诉讼要解决的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本身机能问题, 解决的是不能有效运转的公司治理结构给公司造成的潜在的或者显示的困难, 诸如难易在一定时间内形成有效之决议等。将所有的经营困难都置于强制解散中, 也与对公司僵局之一般的理解明显对立。按照一般理解, 如果公司困难只是暂时的、可排除的, 或者是由其他非股东矛盾原因造成的, 或者没有发生公司机构陷入瘫痪无法运行的情形, 则不构成公司僵局, 也就不能诉诸司法解散。所以, 这种“公司困难”必须是由于公司治理结构引起的, 造成公司的决策机制和管理机构陷入瘫痪, 并且该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

在公司继续存续可能股东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这个问题上, 至少有两层含义, 第一, 这个损失不仅是一种现实的损失, 也包括与其的损失, 从公司解散诉讼制度本身的立法背景来说, 解散诉讼更多的关注是预期利益的损失, 因为该制度的设计本身就是要预防损失, 不是针对现有之损失。因为仅仅是现有损失的问题, 公司法有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加以保障, 不需要纳入到公司解散诉讼这个程序中。第二是“重大”的标准如何理解。公司的稳定性优位于公司股东的一般权益之保护, 只有在公司的结构性矛盾之存在对股东之公司管理权构成实质侵害的情况下, 才能提出公司解散诉讼。因此对于“重大”之标准认定, 不能拘泥于具体数额, 因为不同的公司面对同样的额度, 对公司存续之意义, 却大不相同, 而是应该着眼于“僵局”之实际侵害标准, 达到危害标准, 则为重大。

(二) 程序事由

面对公司僵局, 立法者要求股东、公司管理人尽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矛盾, 即通过内部救济方式实现矛盾的解决。公司解散诉讼应该是看做公司处理僵局问题的最后手段, 《公司法》对内部救济的途径没有作出规定, 而是依据公司自治的原则, 将这一问题交给公司自身。作为提起诉讼的公司股东, 首先要用尽内部程序, 才诉诸司法程序。打破僵局的方式有很多, 如一方退出或者各方同意解散公司。所以, 原告在提起解散诉讼之前, 需要做以下工作, 首先向其他股东发出股权转让通知书, 但其他股东在规定期限内未予购买;其次, 股权无法转让的, 向其他股东发出解散公司通知书, 但其他股东在限期内不作答复或者不同意解散。这个也是作为原告股东向公司提交的主要证据, 借此来证明“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 形成“僵局”, 公司解散诉讼理由成立。

(三) 立案材料的准备

在材料准备上, 首先在程序事由中提到的证据, 要提供给法院, 这个是法院立案判断是不是僵局诉讼的重要证据, 虽然立案不会像庭审那样详细认定, 附加上述证据, 会减少立案的障碍。因为往往责任股东在这个事情上都会采取沉默的方式面对股权转让和公司清算的通知, 所以在通知发出环节要形成一些证据, 以证明通知到达对方的这个事实。通常需要附属照片等来印证, 如果单纯的是留存特快邮递的回执单等, 证据收集应该是不是很充分。其次, 被告列举上, 现有规定已经明确了以公司为被告, 其他股东不作为被告, 这时候最好不要再诉状上直接将公司列为第三人, 因为诉讼第三人, 没有直接以诉状产生, 不符合诉讼法原理, 有时候法院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诉状, 最好的方式是在起诉状后提交一个申请书, 申请将责任股东列为第三人。

三、公司解散诉讼中的主体适格问题

(一) 原告资格的确定

1、持股比例。

《公司法》第183条明确规定为“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 对该条规定, 需要把握两个因素, 第一是表决权股份, 公司解散诉讼解决的是公司僵局, 也就是结构治理问题, 这个治理结构的表决就是通过表决权股来实现的, 所以应该是表决权持有股东才可以具备原告资格。第二, 可以使一个股东, 也可以是几个股东持股总和。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原告应理解为既可以是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单个股东, 也可以是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多个股东。

2、持股时间。

《公司法》第183条没有对持股时间进行限制, 根据别的国家的经验, 应该是有时间限制以防止少数股东滥用诉权, 借此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或是逼迫其他股东就范以达其个人目的。在我国目前, 现有法律制度对这一问题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样情况下, 作者认为, 应该是在起诉时候持有公司股权, 并且达到数额标准。对于其诉讼后丧失股东资格或者低于10%比例时是否丧失原告资格, 笔者认为不影响原告适格, 应为没有法律规定, 在解散诉讼期间, 股权是禁止转让的, 并且这个转让也会因为公司解散诉讼的存在而获得较好的利益状态。所以作者观点是, 在起诉时间点持有比例以上的表决权股东就是适格的被告。

(二) 被告主体资格的确定

被告资格的确定目前法律界争议最大的问题, 主流观点三种:第一, 公司和其他股东为共同被告;第二, 公司为被告, 其他股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第三, 股东为被告, 公司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对于公司的诉讼地位没有争议, 公司在诉讼中只能作为被告, 不能以其他的身份参加诉讼。对于其他股东的诉讼地位, 《意见》已经明确的是其不能作为被告, 其或者以原告的身份参加诉讼, 或者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但对于在何时将其列为共同原告, 何时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意见》没有进一步明确。有观点认为“由于公司僵局纠纷既涉及股东之间、董事之间的矛盾, 又关系到公司实体的存亡, 因此, 人民法院在审理公司僵局纠纷案件时, 应将公司和相对方股东作为共同被告列出;当事人未列出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追加被告;原告拒绝追加的, 可以驳回起诉”。解散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终止治理结构瘫痪的法人, 而不是追究某个股东的民事责任, 而且《意见》和《通知》中也说的很明白, 将其他股东列为共同被告的, 要求其变更, 也就是说在公司解散诉讼中, 公司是唯一的被告, 其他股东, 要么是原告, 要么是第三人。

四、解散诉讼的程序问题

(一) 公司解散程序中的调解

公司解散诉讼涉及的不仅是公司法律上的人格存否、财产清算、债权清偿之问题, 更涉及公司股东之间的良好社会关系能否恢复、公司职工的安置妥当与否等问题。即是说公司解散诉讼不仅有判决效力的扩张问题, 而且还有判决效力的波及力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意见》规定公司解散诉讼中的着重调解原则: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 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同意由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 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 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个规定主要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 诉讼中调解就是诉讼的必经程序。我们看到《意见》的规定, 强调法院在诉讼中“应当”调解, 这个规定表明, 解散诉讼的调解程序是该诉讼审判过程中的必要程序, 进行诉中调解时法官的责任。第二, 调节的目的是阻止公司解散。公司解散诉讼立足法律“效益”价值, 设置调解制度是对可能继续存续的公司进行挽救, 避免破产, 而不是为了加速审判进程这个目的, 所以不能调解解散公司。因为解散公司不仅涉及公司和原告股东, 还涉及其他股东, 这些股东可能参加诉讼, 也可能没有参加诉讼

(二) 诉讼中的举证分配和证据准备

《公司法》、《解释二》、《意见》和《通知》都没有对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据内容作出具体的规定, 因此在诉讼中, 应该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进行责任分配。对于证据准备, 必须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公司僵局的证据, 原告需要提供证据证明, 公司的运作存在僵局, 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长时间不能形成有效决议, 其次, 要证明存续将会给股东造成重大损失。这两个方面是实体问题, 如果准备不够充分, 可能法院不予受理或者被驳回诉讼请求。在这之外, 原告还需要提供其他的辅助证据, 证明曾经尝试了其他途径, 公司解散时不得以的选择, 例如上面提到的要求转让股权或者进行公司清算的通知等。

(三) 公司解散诉讼的判决和执行

根据《解释二》和《意见》的规定, 公司解散诉讼中不能够同时提起公司清算的诉讼请求, 所以公司解散判决的执行就是公司清算的问题。根据《公司法》第184条的规定, 公司解散的, 应当由相关清算义务人组成清算组, 逾期不成立的, 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这里的清算包含两种情况, 一个是在判决生效后, 股东接受判决书的约束, 主动组织公司清算。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对于法院判决强制解散的公司, 因其股东之间的关系僵化以及公司事务陷入瘫痪, 被告股东很少能主动执行法院的判决, 如果公司在法定期限内不能成立清算组, 股东可依据生效判决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 这样就将股东的诉权与执行申请权有机结合起来, 司法解散和公司清算衔接起来, 从而切实有效的解决公司僵局问题。法院在受理公司解散执行案件后, 给被执行股东发出限期执行通知书, 如期限届满全体股东仍未组成清算组, 可以根据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申请, 直接指定财产管理人, 并从法院中介库中选择中介机构或者法律、经济等专业人士成立清算组, 对公司进行清算。

参考文献

[1]、2006年12月26日省法院审判委员会第68次会议讨论通过, 鲁高法发[2007]3号发布。

[2]、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山东省和上海市高院有相关的规定, 其他省份实务界在公司解散诉讼中必然会面对诉讼因素缺失的尴尬。

[3]、2007年5月30日发表, 效力等级界定为:司法解释。

[4]、褚红军《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J], 2006年第10期。

[5]、赵旭东《新公司法实务精答》[M],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年版, 第307页。

[7]、作者曾经在诉状中直接将其他股东和公司列为共同被告, 法院不接受这个诉状, 作者也感觉这样是有悖《诉讼法》的规定, 《<公司法>解释二》中的表述, 只是说明当事人的地位, 并不能构成对现有诉讼制度的修改。

[8]、汤维建《破产程序与破产立法研究》[M],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1年版, 第165页。

[9]、李国光、王闯《审理公司诉讼案件的若干问题 (下) 》, 人民法院报[J], 2005年5月。

[10]、《意见二》中规定, 公司强制清算的提起人为公司债权人, 股东没有这个资格, 但是《意见》中, 规定公司债权人和公司股东都有提请法院成立清算组的权利, 以山东为例, 所以我们认为债权人和股东都有申请法院成立清算组的权利。

[11]、很多地方法院都没有中介库, 也没有储备的中介清算专业人士, 指定清算小组存在障碍。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研究 篇2

关键词：公司僵局；司法解散；股东利益

一、公司司法解散的定义及其立法现状

公司解散就是致使公司法人资格丧失、公司消灭的法律行为，按照公司解散的原因为标准进行划分，可以将公司解散划分为自愿解散和强制解散两类。所谓自愿解散，也称任意解散，是指因为公司或股东的意愿而解散公司。所谓强制解散，是指因为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命令或司法机关裁判而解散公司。公司司法解散是指并非依公司意志或公司意思机关的决议，而是根据法院裁判而对公司进行解散。目前，我国关于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规定集中体现在《公司法》及《公司法解释（二）》的相关法条中。《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对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进行了概括式的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权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路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公司法解释（二）》第一条采用列举式的方式规定了股东在公司僵局下可以提起公司司法解散的三种情形；《公司法解释（二）》第二到六条就公司司法解散的程序性事项作了相关规定。

二、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理解

（一）公司僵局

公司僵局是指因股东间或公司管理人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导致公司的有效运行机制失灵，，公司的一切事务处于一种瘫痪状态。公司僵局作为一种管理层面上的瘫痪状态，其长期存在势必会引起公司财产耗损和业务萎缩，甚至经营陷入停滞，股东设立公司的目的便无法实现，股东的投入将面临无法收回的风险。此时，持有一定比例的股东可以向法院提起公司解散诉讼来破解公司僵局。《公司法解释（二）》对公司僵局的存续规定了两年以上的适用期限，避免中小股东恶意诉讼的出现。

（二）公司压迫

公司压迫是封闭公司中存在的较为主要的问题，指的是控制股东用其所享有的权利排除小股东参与公司事务管理，并剥夺他们基于股份所享有的重要经济回报。控制股东就是指持股比例达到50%，或者虽未达到50%，却可以实际上对公司进行控制的股东。一般来说，公司压迫行为包括：将股东从管理层排挤出去；对担任公司董事、经理的控制股东或其亲友提供过高的报酬；侵占公司财产和商业机会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公司压迫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控制股东的这种压迫行为严重损害了小股东利益，挫伤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也影响了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对于控制股东的这种压迫行为，在上市公司等开放型公司中，股东可以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转让股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到损害，但是对于封闭公司来说，股东无法或很难采取这一救济方式。由于封闭公司的人合性，公司章程往往限制股东股权的转让，使得小股东在受到控制股东的压迫行为而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缺乏合法而又比较有效的救济措施。

三、对“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理解

所谓“股东利益”，即为全体股东利益，与前文“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紧密相连，似乎很符合公司法的思路。但需要指出的是，第一，公司利益属于公司作为一个主体所拥有的利益，包括公司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股东与公司通过股权相联系，对于财产性的公司利益，能通过股权比例转化成股东利益，两者尚存在比较的基础，但股东利益包括而不限于财产性的经济利益，如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等，这些权利是股东作为特定组织的成员而拥有的，属于公司内部的利益分配，公司对此并不存在利益。因而，仅以公司利益来代替股东利益会掩盖股东部分利益被剥夺的事实。第二，在股东之间出现分歧矛盾，就公司走向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虽然很可能全体股东利益一起受损或受益，但也不排除出现部分股东受益、部分股东受害的情形。此时，如果着眼于全体股东利益，那么会得出一正一负相加等于或大于零，从而全体股东利益并未受损的结论。这无异于将公司利益作不公平的分配，牺牲部分股东的利益来满足其他股东。总而言之，股东利益的判断，应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建立在具体分析利益相关者利益得失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考虑，全盘衡量。

四、小结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作为一个年轻的制度出现在我国公司法领域，是我国公司法不断进步完善的体现。然而，新生的制度必然存在着诸多不足的地方，因此，对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进一步研究探索，寻求适合我国公司发展的制度尤为重要。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是司法干预公司自治的表现，涉及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可谓不巨，故而立法和司法需持审慎态度。不过，虽然解散公司是一种不利益行为，不意味着司法解散事由就应当仅仅局限于“公司僵局”，两者之间没有逻辑关系，只要我们铭记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在这一立法目的下的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内容我们都应积极的加以探讨适用。鉴于这一制度的结果影响重大，我们应对其报以最后救济途径的态度，完善立法，规范相应的前置程序，防止股东权利的滥用。对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研究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寻求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的平衡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赵振华.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2]林承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出机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褚红军.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载《人民司法》2006年第10期。

[4]孙永军.公司司法解散中诉的合并问题的理解与使用，《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作者简介：

管宇，男，（1991.01～），山西运城，辽宁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

公司解散诉讼制度 篇3

1. 美国

(1) 司法解散制度。封闭公司内部的争议发生时, 如果没有公司法的特殊救济措施, 小股东对控股股东滥用权力的行为基本没有任何防御能力。1933年伊利诺伊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公司法率先对此作出规定, 部分股东在侵害时可以向法院请求强制解散公司。

(2) 异议股东的股权收买请求权制度。司法解散公司直接关系到公司将来能否继续经营下去, 如果一些股东滥用解散公司的请求权, 导致公司解散, 将带来一些社会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更是对其他股东权益造成直接损害, 因此美国对司法解散的运用非常谨慎, 引入了替代性救济制度, 即异议股东的股权收买请求权制度。

2. 德国

(1) 司法解散制度。德国式典型的成文法国家, 但是为了保护股东的权益, 德国的成文法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司法解散公司的权利的同时, 判例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 退出权和除名权。考虑到解散公司将给股东甚至社会带来重要的影响和破坏力, 德国法院创立了股东的退出权和公司的除名权, 两种比较缓和的救济权。

所谓股东的退出权是指如果存在着重要的原因, 而没有更好的解决冲突的办法的情况下, 每个股东都有权退出公司并要求公司支付相应的补偿金。除名权则是指当某股东本身存在着重要原因, 因此公司难以继续容忍该股东的存在, 而又没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时, 公司可以开除该股东。

二、我国的立法规定

为了解决公司僵局情况下有限责任公司封闭性而带来的股东退出问题, 2005年公司法首次规定了司法解散制度, 这一制度的确立无疑为公司僵局的破解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路径, 同时也为司法权介入公司僵局进行救济提供了法律依据, 即《公司法》第183条之规定。

三、国内外立法比较

1. 中外相关规制的相似之处

在公司僵局的情形下, 中外法规中均设立了司法解散制度, 将通过诉讼的方式来避免利益侵害或者丧失的权利赋予公司的股东, 对于公司这一社会经济体的发展和进步, 投资活动的活跃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同时在考虑到司法解散对公司、公司其他股东以及公司的债权人等利益关系主体的均衡保护的前提下, 将该制度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 需要股东在穷尽其他的方式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才予以适用。

2. 中外相关立法的差异

第一, 在行使司法解散权的权利主体上, 英美法系的立法基本上规定不仅限于股东, 比如美国, 公权力的代表、债权人在特定情形下有权请求公司司法解散。而大陆法系的立法则倾向于规定只有股东才能够作为公司司法解散之诉的原告。我国亦是如此。

第二, 司法解散之诉的原告资格不同。英美法系, 尤其是美国对于股东的持股比例的要求, 除了个别州的公司法中设定了股东的持股比例外, 基本上并没有作出严格的规定。但是大陆法系, 比如德国立法规定, 只有股份总和至少达到股本总额的1/10的股东有权提起诉讼。而且, 在大陆法系内部, 这种严格的持股比例的规定也并不一致, 有的国家允许股东持股比例累积适用, 而有些国家则对持股比例进行了单独设置, 不允许累积适用。我国对此规定相对模糊。

第三, 在权利行使的规定标准和方式上也存在差异。美国列举和概括了权利行使的具体方式和情形, 德国则赋予了法官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在我国对司法解散的适用规定很笼统, 现实中运用很难。

第四, 在司法解散制度的替代性制度的规定方面存有不同。美国和德国在司法实践中创立了若干替代性的救济途径, 而我国尽管在立法中规定股东“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时可以提起解散之诉, 但是, “其他途径”是哪些途径, 并没有在相关立法中予以阐明。

四、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完善建议

1. 明确原告的主体范围

我国公司法将解散之诉的主体限定在股东的范围内, 可以将检察机关、债权人等一切利害关系人确定为解散请求权的主体, 比如当公司不能执行或者拒不执行法院作出的有利于债权人的判决时, 债权人可以向法院起诉。

2. 防止股东滥用司法解散权

我国立法中队司法解散权行使的门槛设定为持股10%以上的股东, 其目的在于防止股东滥用权力, 进行策略诉讼。但是这种做法有可能对股东之间的平等产生危害, 甚至降低其投资的积极性。因此, 可以借鉴德国立法的规定, 允许这部分持股比例累积适用, 以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 要求提起诉讼的股东提供担保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

3. 明确判定公司适用司法解散的标准

首先, 进一步明确“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中的“重大损失”的判断标准。我国公司法的该项规定中对于“重大损失”的界定比较笼统, 缺乏明确的可操作性。

其次, 明确“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中的“其他途径”的判断标准。可以通过股东的自力救济, 并且要求争议双方尝试通过公司自治的内部控制, 例如调解、仲裁、股权转让等对双方伤害比较小的方式化解分歧。

4. 建立司法解散的替代性制度

在出现公司僵局的情形之下, 法院在最终判决解散公司之前, 应当首先寻求其他的替代性的救济措施, 这点可以从国外的立法例尤其是美德的立法中发现类似的规定。

摘要：公司僵局无疑是公司在运作中遇到的十分棘手的问题, 面临公司僵局股东无法通过其他有效的而且公平的方式退出公司, 在这种情形下诉请公司的司法解散无疑是股东退出公司的最后途径。本文将就公司僵局情形下国内外不同立法例进行研究比较, 并就我国司法解散的相关制度提出建议。

关键词：公司僵局,司法解散

参考文献

[1]沈四宝.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M].法律出版社, 2006.

公司解散诉讼制度 篇4

摘 要：由于立法缺陷，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在我国司法实务中遭遇不少困境。《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虽规定“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解散公司，但并未明确持股时限以及出资情况；“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和“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判断标准模糊；举证责任分配亦不合理。为更好发挥制度价值，应该从立法上实现突破。

关键词：司法解散；公司僵局；诉讼事由

一、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实务困境

随着商事活动的大量增加，有关公司解散的纠纷呈现出日趋复杂和多样化的态势。我国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正式确立了公司司法解散制度，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该制度的相关问题。然而，由于立法缺陷，该制度在适用过程中遭遇不少困境。下面笔者将通过两个案例加以分析：

案例一：蔡某诉泉州某纺织有限公司、何某解散公司纠纷案

某纺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将全部股权转让给何某（持股90%）和蔡某（持股10%）。2006年6月29日，蔡某提起解散公司之诉。7月30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由何某增资250万元，使其持股90.9%，蔡持股9.1%。蔡、何两人原系夫妻关系，2002年8月21日调解离婚，未对婚后财产进行处理。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原告认为自己起诉时仍持有10%的股权，符合《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条件，主体适格。被告认为蔡某对公司并没有实际出资，当时股权转让款均由何某缴纳，蔡某并非公司的真实股东。并且根据工商部门的登记材料，现蔡所持有的股份已不足10%。

案例二：香港某食品有限公司诉福州某餐饮有限公司解散公司纠纷案

香港某食品有限公司（持股60%）与陈某（持股40%）投资设立福州某餐饮有限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宜；董事会例会每年召开二次，经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提议，可以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陈某任福州某餐饮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香港某食品公司委派郑某任福州某餐饮公司董事。2011年11月25日，该公司永安街分店因欠租而关闭。另查明，福州某餐饮公司成立至今未进行盈余分配，自2008年3月7日之后未召开董事会会议。

一审法院认为香港某食品公司未能举证证明福州某餐饮公司存在董事长期冲突的情况和其在起诉前已经穷尽了内部的救济手段也不能解决其所诉称的公司僵局，驳回香港某食品公司的诉讼请求。而终审法院认为，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董事会无法通过决议的方式管理公司，可见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一审后福州某餐饮公司亦没有召开董事会，股东间缺乏最基本的沟通，公司僵局难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故终审法院撤销原判，判决解散公司。

结合上述两个案例和目前司法现状，分析公司司法解散制度遭遇的困境如下：

1.公司司法解散当事人的规定存在局限

（1）对股东“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时限规定不明。《公司法解释（二）》对股东持有表决权的时间未做规定，单独或合计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表决权自何时起算？持有状态存续多久？案例一中蔡某在提起诉讼时持有10%的股权，但起诉后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增加资本，从而稀释了蔡某的股份，使其现有股份低于10%，蔡某是否还符合起诉股东的主体资格成为争议焦点。还有，若股东起诉解散公司后将股权部分或全部转让他人，又如何处理？

（2）对股东“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出资情况没有明确规定。一方面，此处的“表决权”是按照股东认缴资本还是股东实缴资本，《公司法》和《公司法解释（二）》都没有明确规定。另一方面，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股东是否排除了出资存在瑕疵的股东，如出资不实或虚假出资？

2.公司司法解散中的裁判事由规定不明

（1）如何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首先，如何理解“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当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营管理发生困难”仅指公司治理层面上的困难，典型情况即“公司僵局”，经营层面上的财务困难不应作为判决解散公司的一种适用情形。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困难”包括经营上的困难和管理上的困难两种情况，经营层面上的财务困难可以作为司法解散公司的一种适用情形，或者至少作为判决是否解散公司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1]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公司是否正常经营”标准过度依赖，经营运作良好的公司往往不被解散。

其次，基于何种视角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商事角度还是法律角度？公司的经营管理属于管理学的范畴，法官熟知法律知识，但对商事领域的专业知识并不一定有所掌握，且我国法官队伍整体素质参差不齐，让法官单独判断公司是否发生严重的经营管理困难，恐怕难以保证判决结果的公平正义。

（2）如何认定“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根据《公司法》，股东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才能向法院请求解散公司。可见，其他途径是适用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前置条件，体现了穷尽救济手段原则。但“其他途径”具体是指什么？是仅包括股东、公司的自力救济，还是也包括行政救济或仲裁救济等其他途径？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

3.公司司法解散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不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公司司法解散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举证原则为“谁主张谁举证”。作为原告的股东欲向法院请求判决解散公司，则必须证明公司经营管理存在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等事实。然而，公司的经营管理一般由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享有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中小股东几乎无法掌握公司经营管理的重要资料，从而导致举证不能，没有达到解散公司的目的。

二、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完善建议

1.细化诉讼当事人的规定

（1）明确股东“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时限。笔者建议借鉴《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定，即将起诉股东限定为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同时应符合“当时持股原则”，即在法定解散事由发生时股东便符合持股条件。为防止股东提起恶意诉讼，可以对提起司法解散之诉的股东拥有股权的持续性予以限制，保证股东起诉后直到法院终局判决时都满足诉讼要求的持股资格要件。

（2）明确对股东“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出资情况。我国现行《公司法》没有对公司股东在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是以认缴资本还是实缴资本的比例行使，故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起诉股东资格条件也不好判断。笔者建议应当《公司法》将所涉及的股东出资情况做出详细的规定，针对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表决权应以股东实际缴纳资本为准。

2.完善司法解散的裁判事由

（1）明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规定。《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应尽量在立法中对司法解散制度的具体适用事由进行详细明确的规定。既能有效地帮助当事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能明确地指导法官准确适用法律并作出公正公平的裁判，进而有效平衡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

至于从什么视角判断公司是否存在严重的经营管理困难，笔者认为应结合商事角度和法律角度，综合商事领域和法律领域的专业知识。在个案审理中，为弥补法官在商事领域专业知识的不足，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专家证言，或者双方当事人一致协商聘请专家考察公司经营管理状况，作为法官审理的参考材料。此外，在组成合议庭审理的公司司法解散案件中，可以选择商事领域的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加强审判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2）明确“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规定。既然“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已经成为适用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前置条件，那么法律就应该对此做出明确的认定，说明其他途径具体包括哪些途径。一般来说，救济途径可以分为自力救济和公力救济，自力救济包括股东与公司的和解、调解等，公力救济主要有提请仲裁及寻求行政帮助。明确股东的救济途径后，法官在审查股东是否已经穷尽所有救济途径时，决不能机械地形式审查，而应考虑救济途径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困境的现实可能性和可操作性。

3.合理配置舉证责任

证据是诉讼的关键，特别是在公司司法解散诉讼中，原告主张解散公司就必须承担大量的举证责任。但从举证能力分析，公司实际控制者的举证能力明显强于非控制者，要求当事人平等地承担举证责任，对非控制股东是不公平的。所以，在公司司法解散程序中，应根据举证能力的非对等性，规定举证责任倒置，要求被告承担必要的举证责任。

参考文献：

[1]赵同娜.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立法现状及若干实务问题探讨[J].商业时代，2010，（13）：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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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解散诉讼制度 篇5

一、对我国公司自愿解散制度立法的审视

在并无任何法定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事由发生的情况下, 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国公司法要求解散有限公司必须采取股东会特别决议的方式而为之。我国《公司法》第44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做出……解散……公司形式的决议, 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解散决议一经形成, 必然要涉及到对公司的清算, 在公司清算中对清算行为的监督、清算报告的效力确认等问题亦是股东对清算利益最为关切的环节。根据我国《公司法》, 在公司自行清算的情况下, 清算方案及清算报告应当报股东会确认。

依传统公司法资本多数表决的原则, 股东会往往被拥有大部分表决权的控制股东所控制, 中小股东在公司中始终处于劣势。一旦小股东在有关公司解散和清算的决议中遭受控制股东的排挤压迫, 根据我国现行的《公司法》第20条、第22条的规定, 股东可对有关决议的效力提出异议之诉, 并追究滥权股东的赔偿责任。同时为确保股东对清算过程的有效监督, 《公司法》第34条明确股东的知情权及救济措施;针对违法清算的情形, 公司法解释中明确了股东享有强制清算请求权;对失职清算组成员, 股东也可提起赔偿之诉。

应当说, 现行公司法为受排挤的中小股东提供了一个较为可行的司法救济框架, 但笔者认为, 现行的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在对股东权益的保护方面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一) 自愿解散制度设计中的立法疏漏

依我国公司法的规定, 股东解散公司目的的正当性, 并非是解散决议有效的法定条件。因此当控制股东滥用表决权恶意解散公司时, 小股东维权存在着一定的法律障碍。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 如果小股东对有关公司解散和清算的决议持有异议, 其意见也因为股权比例低而得不到采纳。即使在控制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时, 有异议的股东可以有权援引《公司法》第22条提起异议之诉, 不过该司法救济措施存在着规范泛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的问题。根据《公司法》第22条第一款之规定, 凡内容违反强行性法律规范的股东会决议属无效决议, 但是控制股东滥用其表决权, 是否构成了公司决议无效确认之诉的原因。现行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并未明确司法干涉公司自愿解散的审判原则。

其二, 依《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 受排挤的股东是否能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取决于法院对滥用股东权利的认定。然而, 我国《公司法》第20条只是规定禁止滥用股东权利的原则, 对于什么情况下构成滥用股东权利, 公司法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存在适用障碍。

(二) 小股东缺乏对清算过程的有效监督

就现行的清算程序而言, 存在着一些基本问题有遗漏, 程序设计不甚科学的问题, 具体阐述如下:

1. 关于清算人的选任权

我国《公司法》第18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 ……”仅规定了清算人为股东的常态模式, 并未规定股东会有权另行选定清算人, 现行立法留有漏洞。考虑到控制股东通常都任职于公司的管理层, 熟知公司运作, 由其来参加清算组, 须警惕其滥用表决和信息优势对其他股东成员实施压迫。通观各国公司法例, 都可通过章程另行确定或股东会议选任。如《日本商法典》第121条规定“清算由业务执行股东进行。但股东半数以上选任另外的清算人时, 不在此限。”日本法的规定与我国相同, 股东是法定清算人, 但股东经合意可以另选他人担任清算人。德国的立法例也允许由股东合意选定清算人,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6条规定:“除宣告破产外, 公司解散后应由管理董事进行清算, 但章程和股东决议亦可规定由他人进行清算。”并且, 依各国实践经验, 股东大多会选择诸如律师、会计师等担任清算人, 以上人选的专业性、中立性更会让公司股东对清算事务的透明度和高效率放心。

2. 关于清算人的解任权

从各国立法例考察, 为保护利益相关人, 一般来说, 清算人得以选任时的程序得以解任。例如《日本商法典》第426条第1款规定:“清算人, 由法院选任者除外, 可由股东大会的决议, 随时予以解任。”

当清算人不适任或者存在失职情况时, 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也有权诉请法院解任清算人。如《日本商法典》第426条第2款规定:“有重要事由时, 法院可依持有相当于六个月前已发行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以上股份股东的请求, 将清算人解任。”《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6条中规定:“如有股份总和达股本总额的十分之一的股东声请, 且有重要理由时, 可由法院任命清算人或是撤换清算人。”而在我国有限公司的自行清算中, 没有关于清算人解任的相应规定, 立法存在明显的疏漏。

3. 关于股东的强制清算请求权

当公司解散后, 因利益冲突有的股东要求清算, 而有的股东拒绝清算, 导致自行解散的程序无法启动时, 依现行法律规定, 通过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开始进行强制清算。最高法在公司法解释 (二) 第7条中规定, “……, 债权人未提起清算申请, 公司股东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的,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此处赋予股东的清算请求权, 但将债权人申请作为股东申请的前置条件, 却存在操作层面困难。实务中债权人多因不明情况, 不愿或不能对公司提起强制清算, 再加上我国立法仅规定了注销登记。解散登记和公告及清算人登记制度的缺失, 使得利益相关人难以对于公司清算进行有效监督。以上因素不利于小股东及时诉请司法干预, 清算程序无法顺利展开容易导致公司现有财产利益减损, 或是降低控制股东的违法成本, 股东的合法权益没能得到很好保护。

三、完善解散清算中股东保护的可行性建议

(一) 确立司法干预的审判原则

对于控制股东有计划、不诚信地通过企业解散排挤损害少数股东, 或者谋求特别利益的情形, 各国公司法都有较为完善的司法干预措施。德国是通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确立了股东间的忠实义务。忠实义务要求股东不得损害其他股东利益及公司自身利益, 同时, 股东行为应恰当考虑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的利益。[2]依德国法标准, 当小股东提出异议时, 大股东可基于公司整体利益的优先地位提出反驳。但于解散决议与公司营利目的相反的情况下, 决议内容被法院视为与股东利益直接相关, 因此, 当大股东行使表决权是为了使自己或其他相关第三人获得特别利益而损害其他股东利益时, 则视为对股东间忠实义务的违反。小股东可以根据股东间的忠实义务这一判例规则要求撤销股东大会的决议。

美国也通过判例承认控股股东应对其他中小股东承担所谓“诚信义务”[3], 将排挤行为与控制股东负有诚信和忠实的信义义务这一概念联系起来, 受排挤的少数派股东可以违反股东信义义务为由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救济。虽然被告股东可援引合法的商业目的提出抗辩, 但法院认为, 如果有证据证明可以通过另一种手段降低产生对小股东利益的损害, 则不能支持被告的抗辩理由。

德国和美国的立法为法院审理股东排挤案件提供了明确的、可操作的标准。借鉴国外立法经验, 我国应当在立法中明确司法干涉公司自愿解散的审判原则, 确立对解散目的的正当性审查制度, 排除控制股东恶意解散公司以排挤异见股东的可能。

(二) 丰富清算程序中的股东诉权

对公司违规清算行为提起赔偿之诉一般都是以债权人涉诉者较多, 在公司法中并没有直接设立股东的此类诉权制度。根据最高法司法解释 (二) 第18条、第19条、第20条的规定, 债权人针对公司控制股东的违规清算行为, 可诉请其承担赔偿责任。实际上, 中小股东在大多数情况下, 也和债权人一样, 深受违规清算行为之害。由于在公司清算的过程中, 从解散到注销的全过程, 所做的决议都实行资本多数决的原则, 中小股东很有可能在这期间对于公司清算事务没有任何发言权, 他们的利益极易因控制股东的滥权行为而受到损害。立法应将遭受排挤或欺诈的股东也视为违规清算赔偿之诉的诉讼原告。

另外, 公司解散之后, 进入清算程序之前, 首先需要面临的问题就是选出清算人来接管公司财产并执行公司清算事务, 清算人能否忠实、公正、廉洁、高效地完成清算事务, 对股东而言是十分重要的。[4]因此, 建议我国立法应增加由股东会来决定选任或解任清算人的模式。清算人不能胜任或者有失职行为时, 应当允许符合一定持股条件的股东可以申请法院裁判解任该清算人。为确保小股东的充分参与, 对持股条件的要求不宜太高。

(三) 建立完备的清算登记制度

解散登记是对公司进入清算程序的一种公告登记, 以利于利益相关人对其进行监督。而清算人登记制度则标志着清算事务确实得到了执行, 这一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清算程序公正有效的进行, 也使清算人至于法院和利益相关人的监督之下, 有助于督促其更好的履行清算义务。很多国家和地区公都有公司解散登记和清算人登记的制度。日本和德国的公司法也都有类似制度。

我国目前与清算程序配套的只有注销登记, 对于清算开始时的解散登记和清算开始后的清算人登记制度, 我国《公司法》未作任何明确规定。如这一制度的建立同时也是《公司法》相关条文的要求, 股东强制清算请求权和清算人变更请求权的实现, 必须和解散登记、清算人登记制度相配合, 否则股东很有可能无从知晓公司解散和清算人组成的情况, 诉请司法救济将难以实现。因此应当建立完备的清算登记制度, 加强对清算程序的监督。

四、结语

股东间的博弈是公司治理的永久话题。虽然在解散清算程序中, 公司存在的目的已发生重大的改变, 此阶段应重视债权人的利益, 但必须认识到, 如果中小股东合法利益得不到充分保护, 股东间的恶性对抗增大了清算成本, 间接损害的是债权人的利益。笔者的建议仅仅是框架性的解决思路, 完善公司法中对小股东的权利保护之路漫长而艰巨, 我国应当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 制定出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则, 增强司法救济的可操作性, 解决解散清算制度中对股权保护缺失问题, 在保护少数股东与强化公司社会责任之间寻求一种适当的平衡点。

摘要：控股股东相对于其他小股东来讲其优势地位明显, 易滥用其控制权损害公司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在公司自愿解散或是清算阶段中, 亦存在控制股东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本文从保护小股东利益的视角出发, 审视我国有限公司自愿解散和清算制度的相关立法, 针对不足之处提出建议, 以期完善公司解散清算制度。

关键词：自愿解散,清算,股权保护

参考文献

[1]See George D.Hornstein, Voluntary Dissolution.A N ew Development in Intracorporate Abuse, 51 Yale L J 64 People v.N orth R iver Sugar R ef.Co., 121 N.Y.582, 608, 24 N.E.834 (1890) .

[2]王彦明.德国法上多数股东的忠实义务[J].当代法学, 2004.11.

[3]See Mason Willrich, Unusual Statutory R emedies for the Deadlocked Corporation in California:Voluntary Dissolution and the Provisional Director, California Law R eview, Vol.48, N o.2 (May, 1960) , pp.272-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