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司法解散（共12篇）
公司司法解散 篇1
一、公司僵局下司法解散的国外立法规定
1. 美国
(1) 司法解散制度。封闭公司内部的争议发生时, 如果没有公司法的特殊救济措施, 小股东对控股股东滥用权力的行为基本没有任何防御能力。1933年伊利诺伊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公司法率先对此作出规定, 部分股东在侵害时可以向法院请求强制解散公司。
(2) 异议股东的股权收买请求权制度。司法解散公司直接关系到公司将来能否继续经营下去, 如果一些股东滥用解散公司的请求权, 导致公司解散, 将带来一些社会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更是对其他股东权益造成直接损害, 因此美国对司法解散的运用非常谨慎, 引入了替代性救济制度, 即异议股东的股权收买请求权制度。
2. 德国
(1) 司法解散制度。德国式典型的成文法国家, 但是为了保护股东的权益, 德国的成文法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司法解散公司的权利的同时, 判例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 退出权和除名权。考虑到解散公司将给股东甚至社会带来重要的影响和破坏力, 德国法院创立了股东的退出权和公司的除名权, 两种比较缓和的救济权。
所谓股东的退出权是指如果存在着重要的原因, 而没有更好的解决冲突的办法的情况下, 每个股东都有权退出公司并要求公司支付相应的补偿金。除名权则是指当某股东本身存在着重要原因, 因此公司难以继续容忍该股东的存在, 而又没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时, 公司可以开除该股东。
二、我国的立法规定
为了解决公司僵局情况下有限责任公司封闭性而带来的股东退出问题, 2005年公司法首次规定了司法解散制度, 这一制度的确立无疑为公司僵局的破解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路径, 同时也为司法权介入公司僵局进行救济提供了法律依据, 即《公司法》第183条之规定。
三、国内外立法比较
1. 中外相关规制的相似之处
在公司僵局的情形下, 中外法规中均设立了司法解散制度, 将通过诉讼的方式来避免利益侵害或者丧失的权利赋予公司的股东, 对于公司这一社会经济体的发展和进步, 投资活动的活跃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同时在考虑到司法解散对公司、公司其他股东以及公司的债权人等利益关系主体的均衡保护的前提下, 将该制度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 需要股东在穷尽其他的方式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才予以适用。
2. 中外相关立法的差异
第一, 在行使司法解散权的权利主体上, 英美法系的立法基本上规定不仅限于股东, 比如美国, 公权力的代表、债权人在特定情形下有权请求公司司法解散。而大陆法系的立法则倾向于规定只有股东才能够作为公司司法解散之诉的原告。我国亦是如此。
第二, 司法解散之诉的原告资格不同。英美法系, 尤其是美国对于股东的持股比例的要求, 除了个别州的公司法中设定了股东的持股比例外, 基本上并没有作出严格的规定。但是大陆法系, 比如德国立法规定, 只有股份总和至少达到股本总额的1/10的股东有权提起诉讼。而且, 在大陆法系内部, 这种严格的持股比例的规定也并不一致, 有的国家允许股东持股比例累积适用, 而有些国家则对持股比例进行了单独设置, 不允许累积适用。我国对此规定相对模糊。
第三, 在权利行使的规定标准和方式上也存在差异。美国列举和概括了权利行使的具体方式和情形, 德国则赋予了法官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在我国对司法解散的适用规定很笼统, 现实中运用很难。
第四, 在司法解散制度的替代性制度的规定方面存有不同。美国和德国在司法实践中创立了若干替代性的救济途径, 而我国尽管在立法中规定股东“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时可以提起解散之诉, 但是, “其他途径”是哪些途径, 并没有在相关立法中予以阐明。
四、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完善建议
1. 明确原告的主体范围
我国公司法将解散之诉的主体限定在股东的范围内, 可以将检察机关、债权人等一切利害关系人确定为解散请求权的主体, 比如当公司不能执行或者拒不执行法院作出的有利于债权人的判决时, 债权人可以向法院起诉。
2. 防止股东滥用司法解散权
我国立法中队司法解散权行使的门槛设定为持股10%以上的股东, 其目的在于防止股东滥用权力, 进行策略诉讼。但是这种做法有可能对股东之间的平等产生危害, 甚至降低其投资的积极性。因此, 可以借鉴德国立法的规定, 允许这部分持股比例累积适用, 以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 要求提起诉讼的股东提供担保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
3. 明确判定公司适用司法解散的标准
首先, 进一步明确“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中的“重大损失”的判断标准。我国公司法的该项规定中对于“重大损失”的界定比较笼统, 缺乏明确的可操作性。
其次, 明确“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中的“其他途径”的判断标准。可以通过股东的自力救济, 并且要求争议双方尝试通过公司自治的内部控制, 例如调解、仲裁、股权转让等对双方伤害比较小的方式化解分歧。
4. 建立司法解散的替代性制度
在出现公司僵局的情形之下, 法院在最终判决解散公司之前, 应当首先寻求其他的替代性的救济措施, 这点可以从国外的立法例尤其是美德的立法中发现类似的规定。
摘要：公司僵局无疑是公司在运作中遇到的十分棘手的问题, 面临公司僵局股东无法通过其他有效的而且公平的方式退出公司, 在这种情形下诉请公司的司法解散无疑是股东退出公司的最后途径。本文将就公司僵局情形下国内外不同立法例进行研究比较, 并就我国司法解散的相关制度提出建议。
关键词：公司僵局,司法解散
参考文献
[1]沈四宝.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M].法律出版社, 2006.
[2]林承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出机制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公司司法解散 篇2
（2011）赣民二终字第12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袁世海，男，…，景德镇市毅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监事，…。委托代理人徐怀球，江西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春毅，男，…，景德镇市毅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蔡某某，……。委托代理人李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景德镇市毅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景德镇市新村北横路。法定代表人蔡春毅，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袁世海因与蔡春毅、景德镇市毅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解散一案，不服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景民二初字第10号判决，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景民二初字第10号判决；
二、驳回蔡春毅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合计45600元，由蔡春毅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律师办案说明：本案一审时，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是公司解散，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袁世海不服，找到我代理本案的二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了我的代理意见，予以改判，判决公司不解散。】
中新网11月8日电 据京华时报报道，公司成立5年后连连亏损，是否继续经营公司？北京
科威傲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威傲微公司)的三名股东对此争执不休，最后闹上法庭。近日，认定公司存在将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北京海淀法院发出该市首份司法解散判决书，判决该公司解散。据悉，今后，凡是股东内讧导致公司无法经营的，任一股东都可循例提出此类司法解散申请。
公司亏损股东内讧 北京发出首份司法解散判决书
2001年12月，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泰州丰达公司、王先生三名股东共同出资设立科威傲微公司。科威傲微公司的年检报告、财务报表显示，2002年至2005年，该公司始终处于亏损状态。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和另一股东泰州丰达公司都认为，鉴于目前的状况，公司继续存续，只会使其继续蒙受损失，他们要求解散公司。但被告王先生认为，公司经营亏损，主要是其他两家股东干扰经营所导致的，他坚决不同意解散公司。双方争执不下，中科院半导体所要求法院解散公司，并依法进行清算。
据悉，这是新《公司法》自今年1月1日实施以来，北京法院受理的首起因股东内讧要求司法解散公司的官司。近日，海淀法院认定：科威傲微公司股东间对该公司是否应存续发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股东之间也缺乏继续合作的信任基矗这种情况下，公司存续越久，越会使公司资产自我消耗，并将对公司股东权益及社会资源配置造成重大损失。据此，该院依法发出该市首份司法解散判决书，判决科威傲微公司在判
决生效之日起解散。
据审理法官介绍，新修订的《公司法》于今年1月1日起施行，首次确立了由法院宣告公司法人生命终结的司法解散程序。该程序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在将严重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协商后将其解散。股东无法达成一致解散意见的，任一股东可以向法院提出司法解散申请
虽然，按新《公司法》第183条的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在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虽然人民法院有权依法判决解散公司，但就该公司而言，是否已经没有其他解决途径了呢？我认为，新《公司法》中一人公司制度的确立，就为解决这类公司内部纠纷提供了途径。我不明白的是，既然王先生不愿意解散公司，为什么不受让其他两个股东的股权呢？如果无力受让其他两个股东的全部股权的话，只要把注册资本降下来不就解决问题了？为什么非得接受判决解散公司的结局呢？这种结果不仅不是王先生愿意看到的，可能也不是公司职工愿意接受的！另外，法院是如何认定该公司继续存在“将对公司股东权益及社会资源配置造成重大损失”的呢？解散之诉的被告为什么是不愿意解散的股东而不是公司呢？有兴趣者不妨一起来探讨探讨吧
荆楚网消息（楚天都市报）（记者陈道林）公司两名股东撕破脸皮，公司运行陷入僵局，控股股东起诉解散公司。18日，武汉东西湖区法院一审判决，准许武汉祥和阳光置业有限公司解散。该院称，这是自2006年1月1日新《公司法》颁布实施以来，我省首起公司解散
案例。
法院判决书中称，武汉祥和阳光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2400余万元，业务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原告张某和被告闻某分别占公司股份的51％和49％。由于两股东在合作过程中产生纠纷，自2005年10月以来，闻某以张某侵占、挪用公司大额资金为由向公安部门报案，致使张某在长达14个月的时间内一直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多次接受调查和传唤。后因证据不实，公安部门作出张某无罪而撤案的决定。
今年1月8日，闻某又一次以张某挪用资金罪报案，公安部门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立案。当月，张某向东西湖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散公司。
根据新《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向法院申请解散公司。法院审理认为，两大股东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的程度，公司经营陷入瘫痪，事实上已构成了公司解散的条件。法院一审判
决准许武汉祥和阳光置业有限公司解散。
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甘勇认为，中小企业的兴衰常常与企业股东或合伙人的良好协作关系存在密切关系。当股东间发生利益冲突、情绪对抗，并丧失了最起码的信任时，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这起公司解散案例对我省中小企业的发展不无警示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0)浙商外终字第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吉双龙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复英，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沈关根，浙江际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彭双，浙江际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振宇。
委托代理人：王义，浙江求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惠娜，浙江求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吉双龙置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王振宇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湖商外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0年9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1日对本案进行了调查质证。上诉人双龙公司委托代理人沈关根、彭双，被上诉人王振宇的委托代理人王义、陈惠娜到庭参加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王振宇、陈复英与安吉县递铺镇人民政府协商投资安吉生态村项目事宜，两人并协商成立双龙公司。3月13日，双龙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股东代表陈复英、王振宇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注册成立双龙公司，并审议通过公司章程。同年10月19日，王振宇与陈复英、南俊贤签订《关于合作开发双龙国际生态园项目的协议》，约定三方共同开发双龙国际生态村项目，名义上由双龙集团服装株式会社委托双龙（维尔京群岛）投资管理公司（暂名）投资，实际出资人为陈复英、王振宇。项目公司的股东为南俊贤、陈复英、王振宇，享有对项目的处置权与收益权。王振宇负责向双龙（维尔京群岛）投资管理公司（暂名）注入150万美元第一期资金，并负责在三年内筹集后续境外投资850万美元。并约定双龙国际生态村项目公司总注册资本为与150万美元对应的人民币资金计1239万元，其中王振宇出资1128.8万元，占81%的股份，陈复英出资111.2万元，占9%的股份，南俊贤以技术授权商标入股，占10%的股份。2003年10月13日，双龙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尔京公司）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2003年12月18日，陈复英以维尔京公司名义在湖州市注册成立双龙公司，主要经营安吉双龙国际生态村项目。王振宇按约通过维尔京公司账户汇入150.052119万美元以用作双龙公司的注册资本。后因各种原因，安吉双龙国际生态村项目无法继续实施，安吉县递铺镇人民政府与维尔京公司、双龙公司于2009年6月23日签订《关于中止安吉双龙国际生态村项目实施的协议》，补偿维尔京公司、双龙公司1750万元。安吉双龙国际生态村项目投资就此正式结束。现王振宇以双龙公司因安吉双龙国际生态村项目投资结束无法实现公司的经营目的、股东无能力继续全额缴纳公司的注册资本、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更大的损失等理由，于2009年8月26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散双龙公司。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是：1.王振宇的主体是否适格；2.双龙公司是否出现法定的解散事由。第一，根据王振宇提供的证据，《关于合作开发双龙国际生态园项目的协议》中明确载明双龙国际生态村项目的实际出资人为陈复英、王振宇，项目公司的股东为南俊贤、陈复英、王振宇，并约定各自的投资比例。该项目公司即后来注册成立的双龙公司。陈复英在询问笔录中对《关于合作开发双龙国际生态园项目的协议》的真实性也是认可的。且有出资证明、股东大会决议予以佐证王振宇的股东地位和出资情况。虽然之后因各种原因，安吉双龙国际生态村项目中止，但这并不影响王振宇的股东地位，相反王振宇提供的一系列关于项目中止的证据进一步印证了其股东地位及出资比例。虽然双龙公司对王振宇的股东地位以及出资证明提出了异议，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王振宇的主张，故对双龙公司该节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对王振宇的主体资格予以确认。第二，王振宇诉请解散双龙公司，但王振宇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双龙公司存在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即并未出现法定的公司解散事由，故对王振宇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该院于2010年6月25日判决：驳回王振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97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47970元，由王振宇负担。
上诉人双龙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原判认定王振宇的主体资格的证据是《关于合作开发双龙国际生态园项目的协议》及出资证明、股东大会决议、授权书。《关于合作开发双龙国际生态园项目的协议》签订于公司成立之前，只是协议双方的一种意向性材料，不能证明王振宇的股东主体资格。股东大会决议、授权书系超过举证期限提交的，不应被采纳作为定案依据。出资证明形成的时间为2008年12月10日，而此时双龙公司公司章、财务章都由案外人浙江千叶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控制和保管，双龙公司不可能出具出资证明。
二、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确认股东地位应具备实质条件，即对公司实际出资，以及形式条件，即有出资证明或公司章程记载或经工商登记等。王振宇并不具备上述二条件。原判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撤销原判关于王振宇股东主体资格的确认，依法对其股东主体资格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王振宇答辩称：对原判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我方实际上是不服的，但原判认定的事实是正确的。双龙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上诉人双龙公司向本院提交三份证据材料：1.安吉县递铺镇人民政府递政发[2005]7号《关于确定安吉国际狩猎场项目建设业主的通知》，2.《双龙国际狩猎场投资协议书》，该二份证据材料作为补强证据，拟证明维尔京公司另有投资项目；3.维尔京公司于2010年7月出具的声明，拟证明维尔京公司没有代王振宇向双龙公司出资。此外，双龙公司还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王振宇一审提交的《出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司法鉴定。对双龙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王振宇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材料均已超过举证期限，而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被上诉人王振宇无证据提交。
对双龙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司法鉴定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2，均系建设双龙国际狩猎场项目的材料，不能反映与本案双龙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故与本案并无关联性；证据3，因该证据材料来自于境外，但未履行相关公证认证手续，形式不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故对其证据资格不予认定。双龙公司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因申请事项中真实性的对象不明确，而证据的合法性不属于鉴定的内容，故对其申请不予准许。经审理，本院对原判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原判确认王振宇的主体资格是否妥当。双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系公司解散纠纷而非股权确认之诉、或股东出资纠纷、或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原判已经认定王振宇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龙公司已经出现法定的公司解散事由，并据此驳回王振宇的诉讼请求。双龙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材料显示其系外商独资企业，维尔京公司为其唯一股东。王振宇在一审中通过提交其与陈复英、南俊贤共同签署的2003年10月19日《关于合作开发双龙国际生态园项目的协议》、陈复英、王振宇签署的2003年3月13日《安吉双龙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中国农业银行信汇凭证以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北美分行的汇款通知书等证据，证明其实际履行了向双龙公司的注资义务，故可以认定王振宇为双龙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但外商投资企业的实际出资人并不是当然的股东，尚需履行相关认可及审批手续，但王振宇是否系双龙公司的股东对本案的实体处理并无影响。鉴于双龙公司虽向本院提出上诉，但对原判驳回王振宇的诉讼请求亦无异议，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2970元，由上诉人双龙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苗
代理审判员
孙 伊 代理审判员
孔 繁
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章
青 涵 鸿
瑜
邢晓宁诉姚金泉等公司解散请求权案
（公司解散）
（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07）港民二初字第0011号民事判决书。
二审判决书：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通中民二终字第0184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公司解散请求权纠纷。
3．诉讼双方
原告（被上诉人）：邢晓宁，南通金悦服装有限公司股东。
委托代理人（一、二审）：邢会均，上海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南通分所律师。
被告（被上诉人）：姚金泉，南通金悦服装有限公司股东。
被告（上诉人）：南通金悦服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金泉，南通金悦服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一审）：石卫东，北京市建元律师事务所南通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二审）：丁霞、沈波，江苏南通信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4．审级：二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杨红；审判员：金锋；人民陪审员：徐成霞。
二审法院：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成员：审判长：沈伟；审判员：江龙、张海涛。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2007年4月27日。
二审审结时间：2007年7月25日。
（二）一审诉辩主张
原告诉称：原告与第一被告是夫妻关系，婚后双方共同投资设立了南通金悦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悦公司），两股东各占投资额的50％。由于经营管理、财务收支等方面的争执，公司陷入僵局。2006年，双方围绕公司问题、夫妻感情问题等互相诉讼达四次之多，目前就离婚纠纷又第二次诉至法院。由于金悦公司已停止经营，无存续的必要，继续存续可能会使原告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且两股东间矛盾重重，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分歧，故请求法院判决解散金悦公司。
被告辩称：原告所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2004年3月6日的协议未履行，实际上原告未支付姚金泉人民币150万元。公司也没有停止经营活动，按审计报告的显示也有盈利，强行解散对公司有害无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一审事实和证据
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邢晓宁、姚金泉是夫妻关系，2000年3月两人共同投资设立了金悦公司，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姚金泉出资29万元，邢晓宁出资21万元，公司实际经营地在南通红鹿毛毯厂内。2001年12月公司注册资本增资到300万元，邢晓宁、姚金泉各占出资额的50％。2003年双方曾协议约定，姚金泉将包括金悦公司在内的三家公司的股份转让给邢晓宁，但未实际履行。2004年3月6日，双方再次签订协议约定：邢晓宁付给姚金泉人民币150万元，姚金泉同时将金悦公司及上海金宁公司、通州金悦公司的股份转让给邢晓宁或邢晓宁指定的人员并更换法定代表人，双方在协议中对金悦公司的资产归属及债权债务的处理均作了约定，并言明在双方各自处理金悦公司的债权、债务后即申请注销金悦公司。3月21日，姚金泉收到邢晓宁交付的150万元并出具了收据一份。4月，邢晓宁将此收条做人金悦公司应收款账目。协议后，金悦公司的资产已按约定分别由两人各自占有、使用、收益。2004年3月1日，邢晓宁与姚金泉签订租赁协议，由邢晓宁租赁使用姚金泉在毛毯厂南厂的设备、机械等，至2005年11月双方终止了租赁关系。租赁期间，邢晓宁个人以金悦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2005年11月后由姚金泉个人以金悦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2006年2月9日，双方约定近期注销金悦公司。3月10日南通市国税局根据金悦公司报送的《注销税务登记申请审批表》，经审核同意注销，并发出注销税务登记通知书。至今为止金悦公司一直无税务登记证。
2006年4月，金悦公司起诉邢晓宁，要求其交出金悦公司营业执照、公章、财务专用章等，后金悦公司胜诉。同年6月，姚金泉不服通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登记，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依法追加邢晓宁等为第三人。
另查：邢晓宁、姚金泉于2000年1月登记结婚，2006年4月邢晓宁涉讼离婚，法院判决不予准许。2007年2月邢晓宁又以夫妻矛盾进一步激化等为由，再次提起离婚之诉，该案正在审理之中。为不再共同经营金悦公司，自2003年以来，双方数度达成协议但均未能履约。2006年8月邢晓宁第一次提起解散公司之诉，诉讼中本院多次组织调解未果，亦曾限期一个月由双方当事人寻求解决纠纷的途径，但也未奏效。后双方寄希望通过审计解决纷争，故双方订立协议，约定由双方共同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金悦公司进行清算式审计，待收到审计报告后共同组织人员对金悦公司进行内部清算等。协议达成当天邢晓宁撤回起诉。后因姚金泉对审计结论持有异议，双方未能按约对金悦公司进行清算。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2006）港民二初字第0119号民事判决书、（2006）通中民二终字第0210号民事调解书，证明金悦公司与邢晓宁为公司营业执照、公章、财务专用章等问题进行诉讼的事实。
2．邢晓宁与姚金泉分别于2004年3月1日、3月6日、4月21日、2005年11月21日、2006年2月9日、8月9日订立的协议，证明姚金泉与邢晓宁为股权转让、公司财产租赁、注销公司及对公司进行审计和清理等事宜曾多次订立协议，印证了两股东问矛盾不断激化，公司无法经营。
3．（2006）港民一初字第025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双方为离婚进行诉讼的事实。
4．（2006）通行初字第0024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姚金泉不服通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登记而提起行政诉讼的事实。
5．姚金泉发给邢晓宁的恐吓信，证明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
6．金悦公司自2002年至2005年的工商年检报告及2006年3月10日税务机关发出的注销税务登记通知书，证明金悦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及被注销税务登记证，公司已处于无法经营的状况。
（四）一审判案理由
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资合性的特征。人合性即指股东问的良好信任关系，资合性是指投资人资金方面的联合。只有股东共同投资到位，互相间具有稳定的协作关系和良好的合作意愿，公司方可正常运转。本案两股东矛盾重重，曾数次协议注销公司而未果，且数度涉讼积怨难消，彼此问的利益冲突和情感对抗使公司的人合性因素彻底丧失。2004年3月协议后，两股东未经合法程序即私自分割公司资产，由各自占有、使用和收益，公司的资合性因素也遭到破坏。自2004年3月起，两股东就无法以公司名义共同经营，金悦公司已演变至一度由原告个人经营，一度由被告个人经营的地步，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了严重困难。2006年2月两股东协议“近期注销公司”后，金悦公司的国税登记证已被注销，一年多来企业无法以金悦公司名义对外正常经营，金悦公司事实上已停止了经营活动，继续存续已毫无意义。原告作为享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50％的股东，可以提起解散公司之诉。本案诉前双方当事人进行过多次协商，审理中法官也数次调解并限双方在一个月期间内寻求解决纠纷的途径，但一直未能获得解决，可视为穷尽了所有救济途径。故原告要求解散公司应予以支持。
（五）一审定案结论
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五）项、第一百八十三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解散南通金悦服装有限公司。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研究 篇3
关键词：司法解散公司；僵局公力救济
我国《公司法》第182条创设了“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为公司经营难以维系时，股东怎样合法合理地退出以及时止损提出了一条崭新的公力救济途径，法院所拥有的依据股东起诉解散公司的裁量权保护了那些寻求破解公司僵局、摆脱大股东欺压、利益可能受损的中小股东的利益。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之前公司法于公司僵局救济上的空白，是我国商法学界一个里程碑似的伟大进步。
但是，我们注意到，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出台了司法解散制度适用的具体规定，但其作为一项移植的法律制度在实践的过程中仍然遇到很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进一步吸取别国经验为我所用，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为了弥补列举模式可能有所疏漏的不足，我国公司法在解散公司法定事由的规定上，采用了概括式的立法模式，不免过于模糊抽象，实践中难以操作。我们不禁追问，什么才算是“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主流观点认为就是指公司僵局。而根据美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僵局仅指股东会僵局和董事会僵局两种情形，这显然不能和立法上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相等同。
2008年出台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先以列举的方式对解散事由作出了规定，虽然其后提出了一条消极的“兜底条款”。但笔者认为，这只是一种立法技术，并非想要赋予法官在判定公司解散法定事由上的自由裁量权。这一来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上防止權利被滥用、权利人基于私欲妨碍公司的正常经营管理，同时也为了减少司法系统的诉累，充分体现了最高法在制定司法解释过程中抱持的审慎态度。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目前我国的公司解散事由仅局限于单一的公司僵局，相比英美等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有些个案中并不能有效保护股东利益，实现公平正义，也违背了公司法第182条的立法原意，这一点亟待完善。
第二，《公司法》182条中，司法解散的适用前提之一的“通过‘其它途径’不能解决”究竟是什么含义？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解释，“其他途径”是指使用司法手段以外的方式。毫无疑问，这里实施“其他途径”的主体应是股东而非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答记者问中指出，“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确是受理解散公司诉讼的前置程序，但目前只宜采取形式审查。笔者认为，由于司法解散具有被动性、终局性、强制性等特点，即使法条所列事由已经发生，法院还是希望公司能够通过其他内部途径自行解决，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尊重公司意思自治，也是为了公司能够持续经营下去，另外还可以减少法院系统的负担。但该负责人同时又说明立案审查只作形式审査，不作实质审查，只要提起诉讼的股东有表面证据证明其曾经尝试过司法解散以外的途径而未能解决，法院就应当受理。这一是因为公司法中并未对“其他途径”有明确规定，如果法官立案前就做出是否已经穷尽其它手段的裁量看起来有失公允，放在调解阶段法官在听取双方证据之后再来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判断明显合理得多。二是因为以中小股东为代表的原告股东，本就处于弱势地位，这时再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拿出确切的证据证明其他的救济措施是否可行显然不合情理。
第三，利用司法解散来解除公司僵局是一把双刃剑。司法解散成本高、代价大，不仅会使公司的商业信誉、商标价值等无形资产受到损害，也无法保障职工的权益。我们甚至还注意到，有些公司在股东提起解散之诉时还处于盈利状态，只是其暂时不能维持正常运行。这时候，让公司继续存续才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才能保护职工的利益，才能最大程度防止资源浪费。在这种情况下，适用一些替代性救济措施可能更加灵活经济，虽然从《公司法解释（二）》我们可以看出，立法者和司法者已经试图寻求诸如调解、股份收购、减资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替代措施，但遗憾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几种措施都稍显薄弱。纵观国外公司法，主要有以下替代性救济措施：
（1）双方当事人自愿委托司法机关以外的中立的第三方为其搭建沟通的平台，以促成调解；或者由法院指定中立、独立的第三方为临时董事接管公司，当公司走上正轨即功成身退。
（2）强制收购股权。这是各国实践最常用的替代性救济措施，与我国自愿收购股份类似，只是用司法的强制力保障其施行。如果法院支持原告的相关诉求，那么他就有权要求法院强制该侵权股东或是直接要求公司以合理价格购买其股份，再或是要求法院授权其强制购买侵权股东的股份，从而让其退出公司。
（3）股东除名制度。简单理解，就是将侵权股东强制退出公司。按照最高院的解释，在履行出资义务有瑕疵或者全部抽逃出资的情况下可以“除名”（虽然未直接使用“除名”二字，但事实上包含除名因素），可惜这一制度未扩大到司法解散的措施中来。
参考文献：
[1]季卫东.调解制度的法律发展机制——从中国法制化的矛盾入手[J].比较法研究，1999，（3）.
[2]梁上上.公司僵局案的法律困境与路径选择一一以新旧公司法对公司僵局的规范为中心展开[J].浙江社会科学，2006，（3）.
[3]蒋悟真.公司法修改的理念与路径考察[J].法学评论.2005，（2）.
[4]周友苏.公司法通论[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5]李建伟.公司法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公司解散若干问题探讨 篇4
(1) 公司解散是指已成立的公司基于一定的合法事由而使公司消失的法律行为由我国《公司法》中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看出, 一个公司的解散主要是由下面几项原因造成的:公司章程中要求的营业期限已满或公司章程中其它有关解散事由规定的出现;由股东大会表决解散;由于公司的分立或与其它公司合并造成的解散;因触犯法律被吊销执照。
(2) 公司解散的形式
(1) 自愿解散。主要是基于公司或股东的全体意愿将公司解散。
(2) 强制解散是并非依公司或股东自己意愿, 而是法律规定或司法机关裁判而将公司解散。
(3) 破产解散是由于公司很难偿还到期的欠款以及债务, 被依法予以破产。
2 公司解散的特点
(1) 公司解散主要是对依照法律程序已经成立的公司, 没有依照法律程序成立的公司没有解散的说法, 这才是公司解散制度包含的重要意义。比如公司没有法人资格而成为的公司无效, 需要自行承担法律后果。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第三款中所指的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在领取企业法人的营业执照之后没有进行自有资金的实际投入, 或者在自有资金投入的时候达不到规定的金额, 或者不具备企业法人的相关其他条件, 这样的情况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 不在法人解散的规定范畴。
(2) 公司的解散属于公司法人资格被终止的主要原因, 公司因合并、分立、解散, 其权利义务主要由合并后公司或者分立后的公司来继承其权利义务, 这样的情况可以不进行清算程序, 直接终止法人资格, 如果公司因其他原因使公司解散, 公司必须执行法律要求的清算程序, 当清算没有完成的时候其公司的法人资格不能立即终止, 法人资格待清算完毕之后办理公司注销登记之日起终止。
(3) 公司一旦已经解散, 如果法人资格还存续的话, 其权利和行为以及职能必须进行缩减, 其业务范围也需要进行严格的限制, 对于已经解散的公司仅可对解散的公司债务、债权进行处理与清理, 并应清算解散公司尚未完结业务与剩余资产的处置等类似的以清算为目地的行为, 不可继续进行新的商业行为, 公司在清算期间所进行的商业行为均视为无效。
(4) 公司解散属于一种法律行为, 在解散的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公司解散必须进行相应的合法登记。
3 公司解散的情况与效力
(1) 当公司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在下列情况下可向法院提交诉讼, 要求公司解散。第一、公司连续两年或两年以上没有召开过股东大会或股东会, 在经营管理中存在严重困难情况;第二、在要求股东表决的过程中没有达到法定的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比例的时候, 连续两年没有作出有效的股东大会决议, 以及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严重困难;第三、股东会上无法决定董事长人选, 在经营管理中存在严重困难情况;第四在经营管理中存在其它严重困难情况, 如果公司继续经营下去会使股东损失重大利益时。
(2) 公司解散的效力是公司解散作为法律事实状态所引起的相关法律关系的变化。公司解散的效力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司即将消失发生的公司解散, 需依照法律程序进入清算;如果公司合并或分立导致公司解散, 需要依照法律规定处理存在的债权债务问题;第二、公司不允许继续经营相应的业务的时候, 公司的权利能力因此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在这段时间内只能从事清算范围内的相关活动。第三、在公司解散的过程中, 由清算组来接管公司, 它将代表机关和业务执行机关, 对内行使或执行清算业务、对外则代表了公司权力。第四、没有到期的公司债权债务则被划分到已到期的债权债务范围内, 并由清算组进行逐一清理。第五、在公司解散之前所享有的权利人,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主张自已应该享有的权利, 并且直到起诉公司。
4 公司解散的问题研究
4.1 公司解散时程序存在的问题
(1) 在《公司法》内并没有公司解散登记程序与公告的相关规定, 此问题会直接使政府部门无法及时掌握公司的实际情况, 很难对已经解散的公司顺利的进行清算活动, 更不能实施有效的监控行为, 同时一些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人不能及时的了解公司解散的事实, 这样很难对公司的债权人和小股东的权益进行法律保护。因此, 在公司解散时应及时有效的进行公告与登记, 这样可以通过对社会的公示使债务人与债权人及时得到通知, 如此才会使相关当事人的权益得到保护。
(2) 关于公司解散的相关撤销方面分析, 根据我国相关的《公司法》中的规定, 公司解散的撤销只能限定在公司章程的规定中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情形, 但是这些规定有一些不完善性, 关于股东大会的相关决议将公司解散的这种情况, 根据公司自治的相关原则, 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撤销公司解散的决议, 从而公司可以继续运营。此外, 这些规定太过原则化, 缺乏相应的程序性规定。
4.2 公司司法解散存在的问题
(1) 股东根据已经起诉的事由, 必须是《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规定的四种情形, 这些事由主要是股东和董事已经处于僵局, 致使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困难, 导致公司处于已经瘫痪的状况, 体现了公司在自治的过程中, 公司治理结构完全失效, 公司已经很难进程继续经营, 如果我们让其继续存续的话, 将致使公司实质利益者的相关利益受到损失, 这样的情况如果发生, 我们应赋予股东提起公司解散的诉讼, 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如果法院的直接介入具有非常单纯的目的, 这样能有效解决公司所处的僵局, 因为在公司出现僵局的情况下, 公司的自治很难实现。另外, 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有权利向法院提起公司解散的相关诉讼, 如果不具备上述持股条件的股东提起公司解散诉讼, 法院不予受理。鉴于《公司法》中的次规定主要是预防个别股东的恶意诉讼行为, 以期通过对股东所持股份比例的限制, 在起诉股东和其他股东之间寻求一种利益上的平衡, 因此, 《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补充规定为单独持有或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多个股东, 均可提起解散公司诉讼。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主体应当是谁, 是应当出自于股东, 还是出自于法院, 如果出自于股东, 是应该出自于多数股东, 还是应该出自于少数股东, 如果出自于多数股东的决议, 那么少数股东是否由于其资本的缺少就丧失提起解散之诉的权利。
(2) 《公司法》中规定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作为前置性条件。通过其他途径对该问题不能解决, 这就意味着公司股东在公司解散的问题探讨中难以达到一致。鉴于对公司永久存续性特征方面考虑, 如果公司在经营管理中发生难以解决的困难时候, 继续存续将导致股东利益遭受到严重损失时, 立法者将希望还寄托于公司通过公司自治等方式解决股东、董事之间的僵局, 从而改变公司瘫痪状态, 而不轻易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对于何为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 法院仅仅是形式方面的审查, 对于起诉股东而言, 其声明应归结为其已经采取了能够采取的方法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这时候只能寻求司法救济。
(3) 法院是否应当与怎样判断公司在经营管理中是否发生了严重的困难, 公司继续存在会让股东产生重大利益损失。有的学者觉得, 让法院这个正义与公平的机构对其进行判断是非常合理的,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解决了大股东以资本多从而对小股东的权益进行限制的实现。但, 也有许多学者觉得, 法院对公司经营管理的介入是过分的干预了公司商业的决策, 这样会过分的扩张司法权利。法院无论偏护大、小股东的任何一方, 都会使实体正义有所缺失、对另一方都会不公平。有鉴于以上所诉, 笔者更认同后者的观点, 觉得法院是可以受理由董事或大、小股东任何一方所提之公司解散的诉讼, 但, 这样的受理不应该由法院判定此公司经营管理是否有严重困难发生, 继续存在是否会使各股东的利益产生重大的损失情况。
摘要：公司解散主要是帮助公司解决遇到的僵局以及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法律方法, 但是我国需要将公司解散这一制度进行完善和考量。本文主要对我国公司解散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探讨, 并提出可行性的方法。
关键词：公司解散,情况与效力,问题探讨
参考文献
[1]周友苏.新公司法论[M].法律出版社, 2006.
公司解散和解协议范本 篇5
甲方： 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人会议
甲方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于 年 月 日被 人民法院宣告破产。年 月 日，甲方向乙方提出和解方案，乙方于 年 月 日召开的债权人会议上，通过和解决议。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特订立和解协议如下：
一、甲方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对公司进行整顿，开源节流，积极筹措偿债资金。
1.立即停止滞销品、的生产，库存、共 吨降价处理，在 月内收回销货金额 元。
2.扩大 产品的生产规模，提高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在 月内增产 吨，增收 元。
3.利用减资不退股款方式，要求每个股东退回 分之 股票共退 张，折合股款 元。股款不退，以改善公司资本结构、减少亏损。
4.请求债权人__________企业作为保证人，以便向 银行借贷流动资金 元。
5.允许乙方监督甲方营业，甲方超过 元的营业计划或超过 元的现金支出，事先应经乙方批准。
6.乙方以现有全部财产，作为甲方各无担保债权人 分之一债权的担保物。
二、乙方对甲方采取配合、扶持政策，作出下列让步，帮助甲方走出困境：
1.各债权人免除甲方分之的债务;
2.各债权人均将甲方债务偿还期限顺延个月;
3.各债权人允许甲方以 产品折价偿还欠各债权人分之的债务。
三、甲乙双方应本着诚信原则履行各自义务。甲方逾期不能履行其义务时，乙方有权中止本协议。乙方不能履行其义务时，各债权人对甲方负连带赔偿责任。
四、本协议由经 人民法院认可后生效。
甲方：_____________(印)
董事长：(签名)
乙方：_____________(印)
会议主席：(签名)
年 月 日于______
附：
和解协议，又称和解方案或和解要约书，它是债务人在企业达到破产界限时，为了挽救企业，预防破产而与债权人会议订立的整顿企业、清偿债务的协议。
写作和解协议和和解要约书，应当首先概括交代提出和解的缘由，债务人和债权人，债权的性质、数额，清偿办法，企业清偿各个债权人债务的期限、让步事宜，要求对方应做到的事宜，以及其他条件。、写作时应注意：
① 由于和解制度具有减少破产，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的作用，程序比较简单，如能避免破产，对社会经济不会造成损害，因此是一种很重要的文书。但是和解协议是一种合同，不同于普通的合同，它是在国家干预下，由债权人和债务人达成的协议，即破产案件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合同。
② 和解协议草案应由债务人提出，由债权人会议按照法定的表决程序通过后即可成立。
③ 语言表达应注意谦恭、婉转，切忌生硬粗直。
公司司法解散 篇6
摘 要：由于立法缺陷，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在我国司法实务中遭遇不少困境。《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虽规定“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解散公司，但并未明确持股时限以及出资情况；“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和“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判断标准模糊；举证责任分配亦不合理。为更好发挥制度价值，应该从立法上实现突破。
关键词：司法解散；公司僵局；诉讼事由
一、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实务困境
随着商事活动的大量增加，有关公司解散的纠纷呈现出日趋复杂和多样化的态势。我国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正式确立了公司司法解散制度，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该制度的相关问题。然而，由于立法缺陷，该制度在适用过程中遭遇不少困境。下面笔者将通过两个案例加以分析：
案例一：蔡某诉泉州某纺织有限公司、何某解散公司纠纷案
某纺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将全部股权转让给何某（持股90%）和蔡某（持股10%）。2006年6月29日，蔡某提起解散公司之诉。7月30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由何某增资250万元，使其持股90.9%，蔡持股9.1%。蔡、何两人原系夫妻关系，2002年8月21日调解离婚，未对婚后财产进行处理。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原告认为自己起诉时仍持有10%的股权，符合《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条件，主体适格。被告认为蔡某对公司并没有实际出资，当时股权转让款均由何某缴纳，蔡某并非公司的真实股东。并且根据工商部门的登记材料，现蔡所持有的股份已不足10%。
案例二：香港某食品有限公司诉福州某餐饮有限公司解散公司纠纷案
香港某食品有限公司（持股60%）与陈某（持股40%）投资设立福州某餐饮有限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宜；董事会例会每年召开二次，经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提议，可以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陈某任福州某餐饮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香港某食品公司委派郑某任福州某餐饮公司董事。2011年11月25日，该公司永安街分店因欠租而关闭。另查明，福州某餐饮公司成立至今未进行盈余分配，自2008年3月7日之后未召开董事会会议。
一审法院认为香港某食品公司未能举证证明福州某餐饮公司存在董事长期冲突的情况和其在起诉前已经穷尽了内部的救济手段也不能解决其所诉称的公司僵局，驳回香港某食品公司的诉讼请求。而终审法院认为，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董事会无法通过决议的方式管理公司，可见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一审后福州某餐饮公司亦没有召开董事会，股东间缺乏最基本的沟通，公司僵局难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故终审法院撤销原判，判决解散公司。
结合上述两个案例和目前司法现状，分析公司司法解散制度遭遇的困境如下：
1.公司司法解散当事人的规定存在局限
（1）对股东“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时限规定不明。《公司法解释（二）》对股东持有表决权的时间未做规定，单独或合计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表决权自何时起算？持有状态存续多久？案例一中蔡某在提起诉讼时持有10%的股权，但起诉后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增加资本，从而稀释了蔡某的股份，使其现有股份低于10%，蔡某是否还符合起诉股东的主体资格成为争议焦点。还有，若股东起诉解散公司后将股权部分或全部转让他人，又如何处理？
（2）对股东“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出资情况没有明确规定。一方面，此处的“表决权”是按照股东认缴资本还是股东实缴资本，《公司法》和《公司法解释（二）》都没有明确规定。另一方面，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股东是否排除了出资存在瑕疵的股东，如出资不实或虚假出资？
2.公司司法解散中的裁判事由规定不明
（1）如何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首先，如何理解“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当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营管理发生困难”仅指公司治理层面上的困难，典型情况即“公司僵局”，经营层面上的财务困难不应作为判决解散公司的一种适用情形。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困难”包括经营上的困难和管理上的困难两种情况，经营层面上的财务困难可以作为司法解散公司的一种适用情形，或者至少作为判决是否解散公司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1]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公司是否正常经营”标准过度依赖，经营运作良好的公司往往不被解散。
其次，基于何种视角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商事角度还是法律角度？公司的经营管理属于管理学的范畴，法官熟知法律知识，但对商事领域的专业知识并不一定有所掌握，且我国法官队伍整体素质参差不齐，让法官单独判断公司是否发生严重的经营管理困难，恐怕难以保证判决结果的公平正义。
（2）如何认定“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根据《公司法》，股东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才能向法院请求解散公司。可见，其他途径是适用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前置条件，体现了穷尽救济手段原则。但“其他途径”具体是指什么？是仅包括股东、公司的自力救济，还是也包括行政救济或仲裁救济等其他途径？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
3.公司司法解散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不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公司司法解散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举证原则为“谁主张谁举证”。作为原告的股东欲向法院请求判决解散公司，则必须证明公司经营管理存在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等事实。然而，公司的经营管理一般由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享有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中小股东几乎无法掌握公司经营管理的重要资料，从而导致举证不能，没有达到解散公司的目的。
二、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完善建议
1.细化诉讼当事人的规定
（1）明确股东“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时限。笔者建议借鉴《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定，即将起诉股东限定为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同时应符合“当时持股原则”，即在法定解散事由发生时股东便符合持股条件。为防止股东提起恶意诉讼，可以对提起司法解散之诉的股东拥有股权的持续性予以限制，保证股东起诉后直到法院终局判决时都满足诉讼要求的持股资格要件。
（2）明确对股东“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出资情况。我国现行《公司法》没有对公司股东在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是以认缴资本还是实缴资本的比例行使，故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起诉股东资格条件也不好判断。笔者建议应当《公司法》将所涉及的股东出资情况做出详细的规定，针对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表决权应以股东实际缴纳资本为准。
2.完善司法解散的裁判事由
（1）明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规定。《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应尽量在立法中对司法解散制度的具体适用事由进行详细明确的规定。既能有效地帮助当事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能明确地指导法官准确适用法律并作出公正公平的裁判，进而有效平衡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
至于从什么视角判断公司是否存在严重的经营管理困难，笔者认为应结合商事角度和法律角度，综合商事领域和法律领域的专业知识。在个案审理中，为弥补法官在商事领域专业知识的不足，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专家证言，或者双方当事人一致协商聘请专家考察公司经营管理状况，作为法官审理的参考材料。此外，在组成合议庭审理的公司司法解散案件中，可以选择商事领域的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加强审判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2）明确“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规定。既然“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已经成为适用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前置条件，那么法律就应该对此做出明确的认定，说明其他途径具体包括哪些途径。一般来说，救济途径可以分为自力救济和公力救济，自力救济包括股东与公司的和解、调解等，公力救济主要有提请仲裁及寻求行政帮助。明确股东的救济途径后，法官在审查股东是否已经穷尽所有救济途径时，决不能机械地形式审查，而应考虑救济途径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困境的现实可能性和可操作性。
3.合理配置舉证责任
证据是诉讼的关键，特别是在公司司法解散诉讼中，原告主张解散公司就必须承担大量的举证责任。但从举证能力分析，公司实际控制者的举证能力明显强于非控制者，要求当事人平等地承担举证责任，对非控制股东是不公平的。所以，在公司司法解散程序中，应根据举证能力的非对等性，规定举证责任倒置，要求被告承担必要的举证责任。
参考文献：
[1]赵同娜.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立法现状及若干实务问题探讨[J].商业时代，2010，（13）：96-97.
作者简介：
公司解散诉讼制度探微 篇7
关键词：公司解散诉讼,诉讼事由,公司法,股东保护,公司诉讼
一、公司解散诉讼相关法律规定解读
(一) 公司法规定
《公司法》第183条, 是公司解散诉讼的基础, 也是我国《公司法》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 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该规定的笼统性, 必然导致公司诉讼中的茫然。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到, 法条中的诉讼因素是远远不够的, 虽然有诉讼法作为补充, 但是在实践中仍然会遇到很多的难题, 公司诉讼的管辖问题, 股东原告适格问题, 公司解散诉讼是否可以约定通过仲裁的方式进行, 笔者就曾经遇到过一个案子, 双方约定, 如果公司发生解散诉讼情形时候, 在国外的某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司法解释进行细化和补充。
(二) 《<公司法>解释 (二) 》 (以下简称解释二) 规定
1、明确了公司解散诉讼的情形。
解释二第一条规定: (一) 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二) 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 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三) 公司董事长期冲突, 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四) 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 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 (五) 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 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 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 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明确公司解散诉讼的被告。
解释二第4条规定: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原告以其他股东为被告一并提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将其他股东变更为第三人;原告坚持不予变更的, 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对其他股东的起诉。原告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告知其他股东, 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其他股东或者有关利害关系人申请以共同原告或者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在诉讼中, 该条规定制造了很多麻烦, 从法理上讲, 解散公司公司诉讼应当是以公司为被告, 这个无可厚非, 但是对于责任股东, 其行为当然有所不当, 公司诉讼追求的并不是股东不当行为的责任, 而是要结束这种不当行为的持续状态, 所以, 在法律制度设计上, 排除了将不当行为股东列为被告的规定。反过来说, 不当行为股东也具有作为原告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资格。在解释二中, 其他股东北列为第三人角色, 这里的第三人有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 就是使应该作为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还是非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解释二名没有答复, 但是暗含其非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 因为从制度设计上, 是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 在通知后, 该股东获得一个选择权那就是作为原告, 或者作为第三人, 所以这里认为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较为合适。
(三)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 (以下简称《意见》) 的规定:
1、明确公司解散诉讼的管辖问题。《意见》第87条规定:
请求解散公司的, 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该条规定的意思来看, 公司结算诉讼的管辖应该是确定的, 既是由公司住所地管辖, 类似作者上面提到的对于管辖的仲裁约定应该是无效的, 《意见》的做法明确了管辖, 但是这个问题应该写进司法解释或者是《公司法》本身才更具有意义。
2、明确了公司诉讼的当事人。《意见》第88条规定:
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 应以公司为被告, 公司的其他有关股东为第三人。89条规定:代表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股东的该项诉权不受出资瑕疵的影响。诉讼中, 原告丧失股东资格或实际享有的表决权达不到百分之十的, 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
3、对解散诉讼情形进一步明确。
《意见》第91条规定: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情形包括: (1) 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遇到重大困难, 继续经营将造成公司难以挽回的损失的; (2) 股东之间发生严重分歧, 长期无法形成有效决议的; (3) 公司出现其他难以存续的事由的。
4、调解是必经程序。
《意见》中使用了“应当”调节的表述, 这个规定, 既是对公司社团性的尊重, 也是法律“效益”价值的体现, 在公司继续存于成为必要的情形下, 调解制度就选择了“效益”价值。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这样容易产生“久调不决”的情形, 此实为调解程序之美中不足。
(四)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 (沪高法民二[2006]8号) (以下简称《通知》)
1、进一步明确公司原告适格问题。
《通知》对“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作出界定, 应理解为既可以是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 (包括本数) 的单个股东, 也可以是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 (包括本数) 的多个股东。
2、明确案件受理费的问题。
鉴于股东请求解散公司诉讼案件, 属于财产争议案件, 在最高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受理费作出明确规定之前, 本市法院应按照被解散公司的注册资本数额, 计收案件受理费。
3、不能同时提起解散和清算。
《通知》规定:法院判决公司解散后, 应当由相关清算义务人组成清算组, 对公司进行清算。股东不具有请求法院对公司进行清算的权利。因此, 对于股东请求法院对公司进行清算的诉请, 受理法院应当对当事人予以释明, 由当事人自行撤回该部分诉请;如当事人坚持要求清算的, 法院应当驳回当事人关于清算的请求。
4、对东重新提起解散公司诉讼设定一定限制。
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 判决驳回该股东诉请。判决生效后如果没有新的事实, 股东又再次以相同理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 法院不予受理。
(五)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 (以下简称《讲话》)
1、明确公司解散诉讼制度的立法宗旨。
讲话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尊重公司的团体性, 在公司僵局问题的处理上, 要正确把握《公司法》的立法宗旨。股东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应当理解为管理方面的严重内部障碍, 主要是股东会机制失灵, 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这里的股东利益受损不是指个别股东利益受到损失, 而是指由于公司瘫痪导致公司无法经营造成的出资者整体利益受损。而能理解为资金缺乏、亏损严重等经营性困难。
2、重视调解程序。
而在审理过程中要注意充分运用调解手段, 首先寻求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和解, 当事人之间不能和解的, 要尽量促成当事人通过股权转让、减少注册资本等途径实现纠纷股东的分离, 以保持公司作为商事主体的存续, 维护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等相关主体的整体利益。只有在各种可能的手段和途径穷尽后仍不能解决矛盾的情况下, 方可采取判令强制解散的方式处理。
二、公司解散诉讼的诉讼事由
(一) 实体事由
公司解散诉讼的主要理由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该困难应该是“僵局”情形。公司经营管理困难出现的情形多种多样, 原因也不相同。解散诉讼的困难不包括公司经营的因素, 单纯的公司资金缺乏、决策错误、面临亏损等都不是解散诉讼所面对的问题。公司解散诉讼要解决的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本身机能问题, 解决的是不能有效运转的公司治理结构给公司造成的潜在的或者显示的困难, 诸如难易在一定时间内形成有效之决议等。将所有的经营困难都置于强制解散中, 也与对公司僵局之一般的理解明显对立。按照一般理解, 如果公司困难只是暂时的、可排除的, 或者是由其他非股东矛盾原因造成的, 或者没有发生公司机构陷入瘫痪无法运行的情形, 则不构成公司僵局, 也就不能诉诸司法解散。所以, 这种“公司困难”必须是由于公司治理结构引起的, 造成公司的决策机制和管理机构陷入瘫痪, 并且该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
在公司继续存续可能股东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这个问题上, 至少有两层含义, 第一, 这个损失不仅是一种现实的损失, 也包括与其的损失, 从公司解散诉讼制度本身的立法背景来说, 解散诉讼更多的关注是预期利益的损失, 因为该制度的设计本身就是要预防损失, 不是针对现有之损失。因为仅仅是现有损失的问题, 公司法有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加以保障, 不需要纳入到公司解散诉讼这个程序中。第二是“重大”的标准如何理解。公司的稳定性优位于公司股东的一般权益之保护, 只有在公司的结构性矛盾之存在对股东之公司管理权构成实质侵害的情况下, 才能提出公司解散诉讼。因此对于“重大”之标准认定, 不能拘泥于具体数额, 因为不同的公司面对同样的额度, 对公司存续之意义, 却大不相同, 而是应该着眼于“僵局”之实际侵害标准, 达到危害标准, 则为重大。
(二) 程序事由
面对公司僵局, 立法者要求股东、公司管理人尽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矛盾, 即通过内部救济方式实现矛盾的解决。公司解散诉讼应该是看做公司处理僵局问题的最后手段, 《公司法》对内部救济的途径没有作出规定, 而是依据公司自治的原则, 将这一问题交给公司自身。作为提起诉讼的公司股东, 首先要用尽内部程序, 才诉诸司法程序。打破僵局的方式有很多, 如一方退出或者各方同意解散公司。所以, 原告在提起解散诉讼之前, 需要做以下工作, 首先向其他股东发出股权转让通知书, 但其他股东在规定期限内未予购买;其次, 股权无法转让的, 向其他股东发出解散公司通知书, 但其他股东在限期内不作答复或者不同意解散。这个也是作为原告股东向公司提交的主要证据, 借此来证明“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 形成“僵局”, 公司解散诉讼理由成立。
(三) 立案材料的准备
在材料准备上, 首先在程序事由中提到的证据, 要提供给法院, 这个是法院立案判断是不是僵局诉讼的重要证据, 虽然立案不会像庭审那样详细认定, 附加上述证据, 会减少立案的障碍。因为往往责任股东在这个事情上都会采取沉默的方式面对股权转让和公司清算的通知, 所以在通知发出环节要形成一些证据, 以证明通知到达对方的这个事实。通常需要附属照片等来印证, 如果单纯的是留存特快邮递的回执单等, 证据收集应该是不是很充分。其次, 被告列举上, 现有规定已经明确了以公司为被告, 其他股东不作为被告, 这时候最好不要再诉状上直接将公司列为第三人, 因为诉讼第三人, 没有直接以诉状产生, 不符合诉讼法原理, 有时候法院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诉状, 最好的方式是在起诉状后提交一个申请书, 申请将责任股东列为第三人。
三、公司解散诉讼中的主体适格问题
(一) 原告资格的确定
1、持股比例。
《公司法》第183条明确规定为“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 对该条规定, 需要把握两个因素, 第一是表决权股份, 公司解散诉讼解决的是公司僵局, 也就是结构治理问题, 这个治理结构的表决就是通过表决权股来实现的, 所以应该是表决权持有股东才可以具备原告资格。第二, 可以使一个股东, 也可以是几个股东持股总和。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原告应理解为既可以是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单个股东, 也可以是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多个股东。
2、持股时间。
《公司法》第183条没有对持股时间进行限制, 根据别的国家的经验, 应该是有时间限制以防止少数股东滥用诉权, 借此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或是逼迫其他股东就范以达其个人目的。在我国目前, 现有法律制度对这一问题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样情况下, 作者认为, 应该是在起诉时候持有公司股权, 并且达到数额标准。对于其诉讼后丧失股东资格或者低于10%比例时是否丧失原告资格, 笔者认为不影响原告适格, 应为没有法律规定, 在解散诉讼期间, 股权是禁止转让的, 并且这个转让也会因为公司解散诉讼的存在而获得较好的利益状态。所以作者观点是, 在起诉时间点持有比例以上的表决权股东就是适格的被告。
(二) 被告主体资格的确定
被告资格的确定目前法律界争议最大的问题, 主流观点三种:第一, 公司和其他股东为共同被告;第二, 公司为被告, 其他股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第三, 股东为被告, 公司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对于公司的诉讼地位没有争议, 公司在诉讼中只能作为被告, 不能以其他的身份参加诉讼。对于其他股东的诉讼地位, 《意见》已经明确的是其不能作为被告, 其或者以原告的身份参加诉讼, 或者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但对于在何时将其列为共同原告, 何时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意见》没有进一步明确。有观点认为“由于公司僵局纠纷既涉及股东之间、董事之间的矛盾, 又关系到公司实体的存亡, 因此, 人民法院在审理公司僵局纠纷案件时, 应将公司和相对方股东作为共同被告列出;当事人未列出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追加被告;原告拒绝追加的, 可以驳回起诉”。解散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终止治理结构瘫痪的法人, 而不是追究某个股东的民事责任, 而且《意见》和《通知》中也说的很明白, 将其他股东列为共同被告的, 要求其变更, 也就是说在公司解散诉讼中, 公司是唯一的被告, 其他股东, 要么是原告, 要么是第三人。
四、解散诉讼的程序问题
(一) 公司解散程序中的调解
公司解散诉讼涉及的不仅是公司法律上的人格存否、财产清算、债权清偿之问题, 更涉及公司股东之间的良好社会关系能否恢复、公司职工的安置妥当与否等问题。即是说公司解散诉讼不仅有判决效力的扩张问题, 而且还有判决效力的波及力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意见》规定公司解散诉讼中的着重调解原则: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 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同意由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 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 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个规定主要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 诉讼中调解就是诉讼的必经程序。我们看到《意见》的规定, 强调法院在诉讼中“应当”调解, 这个规定表明, 解散诉讼的调解程序是该诉讼审判过程中的必要程序, 进行诉中调解时法官的责任。第二, 调节的目的是阻止公司解散。公司解散诉讼立足法律“效益”价值, 设置调解制度是对可能继续存续的公司进行挽救, 避免破产, 而不是为了加速审判进程这个目的, 所以不能调解解散公司。因为解散公司不仅涉及公司和原告股东, 还涉及其他股东, 这些股东可能参加诉讼, 也可能没有参加诉讼
(二) 诉讼中的举证分配和证据准备
《公司法》、《解释二》、《意见》和《通知》都没有对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据内容作出具体的规定, 因此在诉讼中, 应该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进行责任分配。对于证据准备, 必须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公司僵局的证据, 原告需要提供证据证明, 公司的运作存在僵局, 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长时间不能形成有效决议, 其次, 要证明存续将会给股东造成重大损失。这两个方面是实体问题, 如果准备不够充分, 可能法院不予受理或者被驳回诉讼请求。在这之外, 原告还需要提供其他的辅助证据, 证明曾经尝试了其他途径, 公司解散时不得以的选择, 例如上面提到的要求转让股权或者进行公司清算的通知等。
(三) 公司解散诉讼的判决和执行
根据《解释二》和《意见》的规定, 公司解散诉讼中不能够同时提起公司清算的诉讼请求, 所以公司解散判决的执行就是公司清算的问题。根据《公司法》第184条的规定, 公司解散的, 应当由相关清算义务人组成清算组, 逾期不成立的, 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这里的清算包含两种情况, 一个是在判决生效后, 股东接受判决书的约束, 主动组织公司清算。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对于法院判决强制解散的公司, 因其股东之间的关系僵化以及公司事务陷入瘫痪, 被告股东很少能主动执行法院的判决, 如果公司在法定期限内不能成立清算组, 股东可依据生效判决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 这样就将股东的诉权与执行申请权有机结合起来, 司法解散和公司清算衔接起来, 从而切实有效的解决公司僵局问题。法院在受理公司解散执行案件后, 给被执行股东发出限期执行通知书, 如期限届满全体股东仍未组成清算组, 可以根据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申请, 直接指定财产管理人, 并从法院中介库中选择中介机构或者法律、经济等专业人士成立清算组, 对公司进行清算。
参考文献
[1]、2006年12月26日省法院审判委员会第68次会议讨论通过, 鲁高法发[2007]3号发布。
[2]、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山东省和上海市高院有相关的规定, 其他省份实务界在公司解散诉讼中必然会面对诉讼因素缺失的尴尬。
[3]、2007年5月30日发表, 效力等级界定为:司法解释。
[4]、褚红军《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J], 2006年第10期。
[5]、赵旭东《新公司法实务精答》[M],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年版, 第307页。
[7]、作者曾经在诉状中直接将其他股东和公司列为共同被告, 法院不接受这个诉状, 作者也感觉这样是有悖《诉讼法》的规定, 《<公司法>解释二》中的表述, 只是说明当事人的地位, 并不能构成对现有诉讼制度的修改。
[8]、汤维建《破产程序与破产立法研究》[M],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1年版, 第165页。
[9]、李国光、王闯《审理公司诉讼案件的若干问题 (下) 》, 人民法院报[J], 2005年5月。
[10]、《意见二》中规定, 公司强制清算的提起人为公司债权人, 股东没有这个资格, 但是《意见》中, 规定公司债权人和公司股东都有提请法院成立清算组的权利, 以山东为例, 所以我们认为债权人和股东都有申请法院成立清算组的权利。
公司司法解散 篇8
Key Stream是一家从事开发并销售超低功耗无线LAN芯片集和相关软件的供应商。瑞萨自2007年1月开始投资Key Stream, 此后Key Stream将无线LAN芯片集与瑞萨的微控制器和SoC产品相结合, 已合作开发并推出了无线LAN解决方案。
由于目前不容乐观的经济环境, 瑞萨和Key Stream认为, 如果后者仍旧独自开发其业务, 他们将面临巨大挑战。今年4月1日Key Stream已经将无线LAN业务转给瑞萨, 由于主要业务转让相关的程序已经结束, 瑞萨决定解散和清算Key Stream。瑞萨会继续为该公司的客户提供技术支持和其他服务。
关于瑞萨
瑞萨科技公司 (Renesas Technology Corp.) 是移动电话、汽车、计算机/音视频市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 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微控制器供应商。瑞萨科技还提供功率MOSFETs、智能卡微控制器、射频IC、大功率放大器、混合信号IC、系统级芯片 (SoC) 、系统级封装 (SiP) 等产品。瑞萨科技成立于2003年, 是日立 (TSE:6501, NYSE:HIT) 与三菱电机 (TSE:6503) 的合资企业。2008财年 (截止2009年3月) 瑞萨科技的综合收入达到7027亿日元。瑞萨科技总部位于日本东京, 拥有一个遍布16个国家和25 000雇员的制造、设计、销售的全球性网络。欲了解进一步信息, 请访问http://www.renesas.com。
关于Key Stream公司
探讨公司强制解散的有关法律问题 篇9
关键词：公司,强制解散,诉讼资格
近几年来,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在对待法人解散的法律适用认识不一, 导致各地司法实践标准不统一, 严重损害了股东合法利益, 对企业法人制度造成了极大地破坏。为此, 2008年5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47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 》, 对备受争议的解散公司诉讼的适用前提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具有较强的司法实践指导意义。
一、公司强制解散的含义及价值取向
公司的强制解散又称为法院勒令解散, 是指公司的目的和行为违反法律、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 可通过法院判决其解散;或者当公司经营出现显著困难、重大损害或董事、股东之间出现僵局导致股东无法继续经营时, 依据股东的申请, 裁判解散公司。
所谓公司经营出现“僵局”, 主要是公司内部的权力制衡导致公司无法做出任何决策、决议或行动。僵局可能出现在股东层面, 也可能出现在董事层面。对公司出现意见分歧或陷入僵局时, 如果一派不同意购入另一派的全部股份, 也不同意出售其所持有的全部股份时, 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解散公司了。对于公司的强制解散, 大陆法系没有规定债权人可以提出解散公司的请求, 但都规定了各地陷入僵局或分歧时, 股东可以请求法院解散公司。我国在2006年实行的《公司法》第183条规定, 法院可以应股东申请判决公司解散。这是主要考虑到部分公司经营严重困难, 财务状况恶化, 虽然未达到破产界限, 但是继续存续会使得股东利益受到更大损失;而股东会、董事会又因为股东之间存在严重分歧, 不能够做出公司解散清算的决议, 即在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时, 法院可以依据股东的申请解散公司。需要指出, 公司僵局多出现在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公司当中。对于具有开放性特征的上市公司而言, 由于其发行在外的股份为不特定的多数人持有, 公司人合性较弱, 即使股东间出现分歧也可通过在市场上抛售股票来维护自身利益,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公司僵局的发生。而有限公司具有很强的人合性和封闭性特征, 由于资本多数决原则以及股东不得抽回出资等固有的制度安排, 在股东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和博弈时极易造成公司僵局。
由此可知, 公司解散在正常情况下应由公司自行决定, 只有在穷尽其他救济方式后仍不能解决时, 方可使用公司强制解散。为此, 在司法实践中, 应注重此类案件价值取向即处理好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平衡及私力救济与公司强制解散的公力救济的平衡。首先, 赋予中小股东解散公司的请求权, 是以大股东借助资本多数决从事危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益为前提的;其次, 公司的强制解散属于公力救济范畴, 而公司是否存续毫无疑问又属于公司自治范畴, 应当以“私立救济穷尽为原则”, 即只有在中小股东通过私力救济在公司层面上无法得到解决时, 司法方可介入从而提高公力救济, 这样就充分体现出公司法所倡导的公司自治理念。
二、起诉股东的诉讼资格问题
鉴于防止个别股东恶意诉讼的目的, 在起诉股东和其他股东之间寻求一种利益上的平衡, 《公司法司法解释 (二) 》规定单独持有或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 (多个) 股东, 均可提起解散公司诉讼, 即以股东所持股份比例为起诉资格限制尺度, 如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股东不具备上述持股条件的, 法院对其诉请不予受理。然而, 对于比较大的上市公司而言, 股东单独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份额的是十分罕见的, 为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新《公司法解释二》特别提出是“单独持有或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份额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因此, 中小股东要保障自身的权益可以通过集体诉讼的方式来实现。
但是公司以及公司其他股东的诉讼地位如何定位却颇存争议。新《公司法解释二》明确将其他股东的地位界定为第三人, 定纷止争, 使公司解散之诉的诉讼程序更加完善。该司法解释第四条:“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原告以其他股东为被告一并提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将其他股东变更为第三人;原告坚持不予变更的, 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对其他股东的起诉。原告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告知其他股东, 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其他股东或者有关利害关系人申请以共同原告或者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予准许。”考虑到强制解散公司可能影响到其他公司股东的利益, 所以原告提起解散公司诉讼时应当告知其他股东, 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 其他股东可以以共同原告或者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三、强制解散的诉讼事由
股东据以起诉的理由必须是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 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事由即《公司法司法解释 (二) 》明确列举了四种情形: (一) 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二) 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 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三) 公司董事长期冲突, 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四) 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 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这四种情形主要体现的是股东僵局和董事僵局所造成的公司经营管理上的严重困难, 即公司治理结构完全失灵, 如果任其继续存续下去, 将会造成公司实质利益者即股东利益的损失, 为此而赋予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救济渠道。应当明确, 此四项事由不仅仅是解散公司起诉案件受理时形式审查的依据, 同样也是判定是否需要强制解散公司的实质性审查标准。至于何谓“严重困难”, 在实践中, 股东在提起解散公司诉讼时, 其诉讼事由常常表述为公司经营严重亏损或者其股东权益受到侵害, 或者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进行清算等, 此类事由因其能够通过股东股利请求权诉讼及股东知情权诉讼等其他途径予以解决, 尚不至于解散公司。此外, 也基于公司的财产 (如无形的商誉等) 只有在公司存续的情形下, 才有价值, 故法院往往对解散之诉持审慎态度, 从而使这类诉讼事由在受理环节即会被法院拒之门外。本人认为, 此次新《公司法解释二》中所列举的四项事由, 既是今后股东提起公司解散之诉所要遵循的法律准绳, 也是国家维护经济稳定运行、限制法官在解散公司诉讼中的自由裁量权表征。该四项事由是法院受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时形式审查的依据, 同时也是应否判决公司解散时实体审查的标准。
四、强制解散的诉讼前提条件
《公司法司法解释 (二) 》规定的“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这个前提性条件, 司法解释中没有再作解释, 本文认为, 公司法之所以做此规定, 是希望公司能够通过公司自治等方式解决股东、董事之间的僵局, 从而改变公司瘫痪状态, 而不轻易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因此, 人民法院在受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时, 还是有必要审查这个条件是否成就。当然, 对于何为“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 人民法院可能更多的是形式审查, 而对于起诉股东而言, 其声明应归结为其已经采取了能够采取的其他方法而不能得到解决, “不得不”寻求司法救济。
公司司法解散 篇10
股东民事责任的确定在公司清算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法律及现实意义。这对于股东明确自己的权力、义务及责任, 平衡相关主体之间利益, 减少债权人维权的成本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且可以进一步而完善我国公司法。
(一) 公司清算中股东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
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主体因违反法定义务而应当或必须承担的不利后果, 这是狭义的法律解释。由此可推断出法律责任是一个与法律义务相对应的概念。在法律关系中, 权力主体的合法利益想要实现必须有义务主体认真履行义务为前提。这样该法律关系才能归于正常消灭。相反的如果义务主体消极履行义务, 则导致权利主体的利益无法实现。权力的实现需要责任作为其坚强后盾。在我国, 由于社会诚信体系及公司法律制度不健全, 并且股东以有限责任作为其逃避责任的保障的现状, 股东在公司解散后不进行清算或者违法进行清算的情况大量存在。
(二) 公司清算中股东民事责任的分类
股东在公司清算中的民事责任主要分为清算责任、清偿责任和赔偿责任。首先, 清算责任是指股东作为组织清算人对以解散的公司进行清算的责任。准确的来说, 依法在公司解散后组织清算是股东的义务。当股东自愿主动履行清算义务、积极地组织清算人进行清算时, 无需其承担清算责任。相反, 如果未依法组织清算的情况下, 股东承担的清算义务则需要转化为清算责任。其次, 清偿责任是指清偿公司债务的责任。最后, 赔偿责任是指因其消极的不作为行为而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
二、我国公司清算中股东民事责任制度
在我国实践中, 出现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或者恶意侵占公司财产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公司清算中股东责任制度的不健全。因此, 深刻反思我国清算中股东民事责任制度的立法与司法缺陷显的尤为重要。
(一) 我国公司清算中股东民事责任制度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公司法》第184条规定:“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 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 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的, 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 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随着公司制度的不断发展, 市场上的公司像雨后春笋般出现, 与此同时, 公司解散后不及时清算的现象也大量出现。为了完善公司的清算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了《关于审理涉及企业法人解散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起草, 其中第12至16条对清算义务人的民事责任做了相应的规定。对恶意处置公司财产、侵占公司财产以及与公司财产混同的连带责任等作了相对细致的规定。
(二) 我国公司股东清算责任制度的缺陷及原因
我国的公司法较外国而言相对滞后, 公司法理论与制度体系都不够健全。这是由于长期以来公司清算制度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导致该制度立法层级较低, 很多地方都不太完善。比如说在在制度设计的全面性、严谨性及适用性方面就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 对于股东的清算义务不够明确。我国现行《公司法》仅规定了股东在公司解散后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而对股东在清算过程中应当承担的清算义务没有明确。不能够明确义务, 不仅会影响善意股东对清算义务的判断, 甚至会导致股东滥用公司人格逃避公司债务。给公司造成不良影响。其次, 对于股东的民事责任制度不完善。所以说, 如果不能明确确定举证责任对于公司外部关系利害人有害而无利。最后, 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公司清算中的适用问题。
三、我国公司股东清算责任制度的完善
(一) 依法合理运用“公司人格否认原则”
在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时, 首当其冲的是考虑债权人的利益保护, 但同时也应当谨慎适用, 以避免不必要的消极作用。在社会实践中, 公司中出现的滥用法人人格的情况屡有发生, 并且呈现案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灵活运用并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才能真正做到谨慎适用。以一般民事规范和公司法为标准, 将公司人格否认的构成要件交由法官把握, 根据具体情况在个案中谨慎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让公司背后的股东承担清偿责任。
(二) 完善公司债权人和股东之间举证责任的分配
公司股东享有对公司资产及运营状况的知情权、决定权。并且公司股东是公司资产、账册的实际掌管者。在公司面临解散之时股东也有义务和责任妥善保管公司的资产免遭损失。反之, 由于债权人不是公司的经营管理者, 因此不可能对公司的管理信息和经营信息了解十分清楚, 并且虽然作为公司外部利害关系人, 却无权参与公司内部管理。因此债权人对于维护自身利益很难。所以有必要针对这样的情况采取部分举证责任倒置, 即债权人负有事实成立的举证责任, 股东负有具体数额的举证责任。
(三) 完善公司清算中股东民事责任体系
违法行为只有在惩罚的警戒下才能有所收敛, 义务只有在责任的威慑下才有可能得到履行。因此, 股东在公司清算中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是多种责任的集合。首先, 毋庸置疑的是股东的清算责任。它是指清算义务人在公司解散后, 未依照法定程序和期限组织清算而应当承担的强制履行清算义务的民事责任。清算责任具有人身依赖性, 如果股东不履行, 法院也无法强制执行。此时就需要替代执行来辅助。其次, 完善股东清偿责任。当面临股东不清算或怠于清算、股东滥用公司人格以及欺诈性交易行为发生时, 致使公司的财产和负债无法确定, 造成清算程序无法进行。此时债权人就可以主张股东承担清偿责任来维护其权力。
摘要：本文正是从股东清算责任这一角度入手, 深入的思考了股东在清算过程中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和义务, 针对我国法律关于公司解散清算中出现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公司清算,股东,民事责任
参考文献
[1]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
[2]赵旭东.新公司法制度设计[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浅析我国公司解散制度存在的问题 篇11
摘 要 司法解散制度是修订后公司法的一项制度创新，实践中应从股东据以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事由、股东的资格，以及是否满足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前置性程序三个方面来把握司法解散制度的内涵，来分析其存在哪些问题，以及是否适合我国的公司制度体系。
关键词 公司解散 司法解散
我国在公司解散制度方面，还有以下几个方面有待完善。
一、解散程序存在问题
第一，《公司法》没有规定公司解散公告与登记程序，直接导致政府部门无法掌握各类公司的真实情况，不能对各类已解散公司的清算活动实施有效的监控，同时利害关系人也无法得知公司已经解散的事实，这显然不利于对公司的债权人和小股东的权益保护。从国外的有关解散程序的立法规定来看，公司解散后，除因合并、分立与破产另有法律规定外，一般应在法定期限内到登记机关进行解散登记，并在公司所在地进行公告。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规定，公司解散应向商业登记所申请登记。此外，《法国商事公司法》、《日本商法典》等均对解散登记做了明文规定，公司解散进行登记备案已经成为各国立法的通例。对公司解散事实进行登记公告的目的在于公示社会，同时告知债权人和债务人及时申报债权债务，保护相关当事人的权益。并且，由于司法解散是《公司法》新确立的制度，因此，审理股东请求解散公司案件该适用普通程序还是特别程序是我们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公司立法上既没有规定解散登记，也没有规定解散后如何告知相关权利人，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缺憾。
第二，公司解散的撤销方面，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解散的撤销只限于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情形，笔者认为这是不完善的，对于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的情形，根据公司自治原则，股东会仍然可以通过决议撤销解散公司的决议，继续运营公司。此外，该条规定过于原则，没有相应程序性规定。
二、公司司法解散存在的问题
司法解散制度是修订后公司法的一项制度创新，实践中应从股东据以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事由、股东的资格，以及是否满足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前置性程序三个方面来把握司法解散制度的内涵，来分析其存在哪些问题，以及是否适合我国的公司制度体系。
首先，股东据以起诉的事由必须是《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规定的四种情形，即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这四种事由主要体现的是股东僵局和董事僵局所造成的公司经营管理上的严重困难，即公司处于事实上的瘫痪状态，体现公司自治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全失灵，不能正常进行经营活动，如果任其继续存续下去，将会造成公司实质利益者即股东利益的损失，在这种情形下，应当赋予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救济渠道。这与美国的董事请愿解散、股东请愿解散和董事会成员之间或股东之间出现僵局，都属于以私益为目的的司法解散。以美国的法律，董事或者股东请愿是在董事会与股东不能统一意见的情况下才采用的方法。
可见，法院的这种介入具有非常单纯的目的，那就是解决公司的僵局问题，因为在公司僵局的情况下，公司自治已经难以实现。另外，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有权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如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股东不具备上述持股条件的，法院对其诉请不予受理。鉴于公司法做此规定系出于防止个别股东恶意诉讼的目的，以期通过对股东所持股份比例的限制，在起诉股东和其他股东之间寻求一种利益上的平衡，因此，《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題的规定二》补充规定为单独持有或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多个股东，均可提起解散公司诉讼。
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主体应当是谁，是应当出自于股东，还是出自于法院，如果出自于股东，是应该出自于多数股东，还是应该出自于少数股东如果出自于多数股东的决议，那么少数股东是否由于其资本的缺少就丧失提起解散之诉的权利。
第二，《公司法》规定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作为前置性条件。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该问题，意味着公司股东会不能就公司解散问题达成一致。基于对公司永久存续性特征考虑，当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时，立法者还是寄希望于公司能够通过公司自治等方式解决股东、董事之间的僵局，从而改变公司瘫痪状态，而不轻易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对于何为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人民法院可能更多的是形式审查，对于起诉股东而言，其声明应归结为其己经采取了能够采取的其他方法而不能得到解决，只能寻求司法救济。
最后，法院应否以及如何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有学者认为，由法院这个具有公平、正义的判断视角的主体对于这个情形进行判断是合理的，这样可以解决大股东以资本多数决定的形式限制小股东的权利实现。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法院介入公司经营管理有效性的判断是对商业决策的过分干预，是司法权过分扩张的表现，并且认为，法院对于大股东和小股东任何一方的偏护，都会造成实体正义的缺失、对相对方都是不公平的。对于这样的争议，笔者更倾向于后者的观点，认为法院虽然可以接受由董事或者股东包括大股东和小股东提起的公司解散之诉，但是这种受理不应当建立在由法院决定该公司是否达到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
参考文献：
[1]周友苏.新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06.
公司非正常解散现象的分析与对策 篇12
1 规范公司解散的重要意义
公司解散是指引起公司人格消灭的法律事实。当公司因某种法定原因解散时,即停止经营活动,整理财产关系,进入以消灭公司为最终目的清算程序。然而,公司解散并不立即导致公司人格的消灭。唯有通过清算程序,了结公司既有的法律关系,才使公司真正“消亡”。据此,可将非正常解散定义为不具备新公司法第一百一十八之解散理由的非法解散或者不经过法定解散程序的非法解散。完善的解散制度有如下意义:
第一,保护公司独立财产权。股东出资后,即丧失该财产的所有权而取得股权,公司则在该财产的基础上形成公司法人财产权。因此,公司与公司股东在法律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主体(1)。当公司解散后,股东必须通过清算程序才能按序按比例分得财产。
第二,保护债权人利益。公司以其法人财产作为独立承担责任的物质基础,而股东仅以其出资额对公司负有限责任(2)。但股东可能滥用有限责任而恶意解散公司,损害债权人利益。有鉴于此,赋予股东清算的义务,有利于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保护公司人格与社会利益。当公司解散后,国家、债权人等主体的权益并未得到解决,而其他不知情的主体又有可能与其发生交易,这会给社会秩序带来诸多隐患。唯有通过合法解散途径终止公司法人格,才能保护社会利益。
2 国外公司解散制度的精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实行市场经济的时间较长,有关的法律法规也较完善。
2.1 公司解散继续制度
公司解散继续制度是指因一定原因已解散之公司再次恢复到解散前的状态,维持与解散前公司之同一性而作为存立中的公司存续(3)。
美国法律规定,公司自愿解散后,在解散生效后120天内可以撤销解散,撤销解散的批准方式和程序与解散一样,只有在批准解散文件上有特别授权时,才允许董事会单独决定撤销解散。
2.2 休眠公司解散拟制制度
休眠公司解散拟制制度是指已经停止经营活动,也无实体存在,且未经解散及清算程序而闲置商业登记薄的公司。若允许这种公司继续存在,则会因事实与登记的不一致,可能导致恶用公司登记,从而加害当事人(4)。故韩国通过休眠公司解散拟制制度的设置,排除此类公司,以维护交易安全,恢复一般公众对公司的信任。
2.3 公司解散登记公告制度
日本商法规定,公司解散时,除破产以外,进入清算程序。代表董事应及时向股东发出解散的通知,有发行散股的公司要进行公告,或在一定期限内,应在本公司或分公司所在地办理解散登记。
3 我国公司解散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制度漏洞,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主要问题如下:
第一,清算主体不明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若章程另有规定时该如何处理?此外,清算过程中股东死亡或出现重大事由时组成人员如何变动?死者的继承人能否继承清算人的资格?能否解除清算人而选任其他人?
第二,清算期间不明确。公司法明确了无论自愿解散还是强制解散均从“解散事由之日”起算。但笔者认为,对于自愿解散和强制解散的不同情况不加区分的做法有失合理。同时,公司法没有规定清算期限,若清算遥遥无期、久拖无果,公司资产很可能流失或贬值,债权人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也就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第三,清算僵局解决办法缺失。实践中,当出现清算组成员意见分歧、清算方案迟迟不能通过的情况时,该如何救济?在我国强制清算制度中,由于司法机关指定清算组,不会产生分歧,且清算方案由法院加以确认,不易久拖不决。而公司自行清算时,则易出现僵局。
第四,解散清算责任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的若干意见(二)》中规定的九处民事责任及相关法律中建立的制约机制,仅是公司清算阶段中的责任依据,但实践中,许多公司在清算前就开始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或放弃债权等。
第五,落实外资非正常解散撤离较困难。根据公约和国际惯例,债权人在国内法院胜诉后,必须通过司法协助途径申请国外法院承认和执行该判决。由于目前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司法协助条约相对有限,难以满足这种需要。
4 我国公司非正常解散法律规制的完善
根据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参考国内外相关法律制度,提出如下对策:
4.1 确定清算主体
笔者认为在现行规定的基础上,应修补、增添如下规定:(1)公司解散后,股东和董事可为执行清算人;但是,若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经股东会决议另行选定,则从其规定或决定;对不称职和有不法行为的清算人,可由股东大会决议予以解任;法院任命的,经股东或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有权予以解任。(2)虑及公司种类有别,应允许一人或集体担任清算人,以求灵活机动、低成本完成清算。(3)担任清算人的股东死亡后,其资格可由继承人继承。
4.2 明确清算期间
公司法规定“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在15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笔者建议,应针对不同的解散情况来确定“15天”的起算时间,自愿解散的应从股东(大)会作出解散决议之日起算,强制解散的应从行政解散的决定作出之日或司法裁判解散的判决、裁定或命令生效之日起算。
对于公司清算期限起始之日,笔者建议,自行清算的自清算组组成之日起算;被强制解散或经债权人等申请进入特别清算程序的,应从法院责令成立清算组之日起算。关于清算时限,笔者建议,应区别不同情况予以规定,如小规模有限公司清算期为3个月,一般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期为9个月,特殊情况下不能完成的,可延长半年。
4.3 解决清算僵局
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七条二款,仅规定了两种自行清算向强制清算过度或转化的情形,即“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和“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股东利益的”。但“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股东利益”的界定难于举证、认定,且不能处理实践中的其他僵局。笔者建议细化清算僵局的界定,并适当放宽强制清算转化的范围,将清算组内部意见分歧对清算事务达不成一致意见、清算组制订的清算方案经股东(大)会表决5次以上或清算程序(除涉案诉讼外时限外)长达1年仍然不能通过清算方案且清算无实质性进展的情况等列入强制转化清算范围。
4.4 落实清算责任
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1)无偿转让财产的;(2)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3)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4)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5)放弃债权的。”这为债权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提供了最大限度保护。借鉴此项规定,笔者建议,将可撤销侵权之诉讼引入公司解散制度。
4.5 中方应对外资非正常撤离的措施
首先是中方须收集外商撤资的确切证据,重要证据可以进行公证。其次是及时申请财产保全。相关利益方要协助法院查找非正常撤离外商的财产线索,必要时可以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最后是要善于运用司法协助手段进行跨国追债。我国已与61个国家签订了《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引渡条约》,即使没有签订司法协助条约,也可以通过正常外交途径解决权利保护问题。若进行跨国追究,最好在当地聘请律师,以方便法院的执行。
4.6 公司解散继续制度的引进
公司解散之后进入清算程序,不可避免产生清算费用以及相关诉讼、仲裁等费用。同时,企业资产通过清算变价获得的价值要远低于正常经营时的价值。若公司解散后发现还有存在的必要,或解散理由已消失时,法人格消灭必然发生,而如果公司确有存在必要,还将支出额外的设立成本。据此,公司继续制度有利于节约投资人和整个社会的资本,在我国建立系统的公司继续制度十分必要。
4.7 休眠公司制度引进
在我国,很多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都不进行清算,而主管部门亦因其未递交清算报告无法注销。而拟制清算制度则可以使得权利义务关系已了结、但未进行清算的公司得以消亡,其法律特征类似于自然人的宣告死亡制度,即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长期不进行清算给经济秩序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除上述解决对策外,笔者认为,还需要建立一些长效机制,有关管理机关在不侵害企业商业秘密前提下,建立一个信息共享的网络平台,保障任何一个机关接到有关举报后,都可以立即发出警示信息,提醒其他机关采取预防措施。
摘要：公司制度的确立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的投资热情,加速了社会资本的集中。然而,公司的“死亡”也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若无法定事由或不经清算而擅自退出市场,则可能严重危及交易安全和社会利益。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公司解散制度漏洞,并在参考国外立法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清算主体制度、明确清算期限、落实清算责任以及借鉴休眠公司制度和解散继续制度等对策。
关键词：公司解散,清算程序,国外制度
参考文献
[1]王建文.商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赵中孚.商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范健.商法(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王欣新.公司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王欣新.破产法(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王保树,崔勤之.中国公司法原理(第三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周友苏.新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