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公司诉讼案件管理制度(共8篇)
保险公司诉讼案件管理制度 篇1
关于印发《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诉讼仲裁纠纷案件管理办法》的通知
公司各单位、部门:
为加强公司诉讼仲裁纠纷案件的管理,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保障公司的资产安全,防范法律风险,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集团桂建集团办字﹝2007﹞29号文件,结合本公司实际,经公司研究决定,现将《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诉讼仲裁纠纷案件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年十月八日
主题词:司法案件管理办法通知
抄送:公司领导,办存。
公司办公室年10月8日印发
(共印10份)
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诉讼仲裁纠纷案件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加强公司诉讼仲裁纠纷案件的管理,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保障公司的资产安全,防范法律风险,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集团办字﹝2007﹞29号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公司、二级公司及分公司诉讼仲裁纠纷案件的管理。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诉讼仲裁纠纷案件,是指公司、二级公司及分公司发生的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行政诉讼程序、仲裁程序及劳动仲裁程序解决纠纷的案件。
第四条诉讼仲裁纠纷案件的管理权限
(一)公司法律事务处负责公司各类诉讼仲裁纠纷案件的处理和管理工作,二级公司及分公司办公室负责其本公司的法律纠纷案件处理和管理工作;公司法律事务处应当加强对二级公司及分公司的诉讼仲裁案件管理的监督和指导;
(二)公司人力资源处负责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处理和管理工作。
第五条公司、二级公司和分公司及法律事务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对本公司经营管理相关的法律风险提出防范意见,避免或者减少法律纠纷案件的发生,维护本公司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诉讼仲裁案件的处理,由公司法律事务处统一负责,公司有关部门予以配合。
公司、二级公司及分公司根据本公司诉讼仲裁案件处理工作的需要,切实解决好有关经费问题。
第七条公司、二级公司及分公司诉讼仲裁案件原则上由本公司法律事务处处理,也可以选聘律师事务所代理。
公司、二级公司及分公司选聘律师事务所代理下列诉讼仲裁案件的,应当事先征得集团法律事务部门的同意:
(一)标的额占公司净资产10%以上的诉讼仲裁案件;
(二)标的额超过500万元人民币的诉讼仲裁案件;
(三)涉及知识产权的诉讼仲裁案件;
(四)涉外诉讼仲裁案件;
(五)可能引发群体性或者系列性诉讼、仲裁的诉讼仲裁案件;
(六)集团法律事务部门认为应当由其统一安排处理的其他诉讼仲裁案件。
第八条公司发生诉讼仲裁案件,应当自收到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立案法律文书之日起5日内书面向集团法律事务部门报告,报告内容包括: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二)受理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三)处理方案等。
下列诉讼仲裁案件,由公司报集团公司审核后,由集团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向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
(一)标的额占公司净资产10%以上的诉讼仲裁案件;
(二)标的额超过300万元人民币的诉讼仲裁案件;
(三)涉及知识产权的诉讼仲裁案件;
(四)可能引发群体性或者系列性诉讼、仲裁的诉讼仲裁案件;
(五)其他涉及公司重大权益的诉讼仲裁案件。
第九条公司、二级公司及分公司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发生纠纷需提起诉讼的,由所属部门、二级公司及分公司作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处理意见,报公司法律事务处审核,法律事务处具体办理有关法律事项。
第十条 公司、二级公司及分公司为被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仲裁被申请人的纠纷案件,相关部门、二级公司及分公司收到法院或仲裁机构通知后,应在当日内向公司法律事务处报告。
第十一条各配合部门和人员要协助法律事务处或接受委托的律师做好案件情况分析、相关证据收集、对案情的保密等工作,拟定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做好应诉或参加仲裁的准备,妥善处理诉讼仲裁纠纷案件。
第十二条重大的、疑难的诉讼仲裁案件,法律事务处可组成工作小组,共同研究处理方案。
第十三条公司胜诉的法律纠纷案件,对方没有履行的,公
司、二级公司及分公司应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会同法律事务处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十四条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公司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案件,应认真组织分析论证,认为法律文书确有错误的,应按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报经公司法律事务处和分管领导批准后,通过法律程序申请再审、申诉或抗诉。
第十五条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公司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案件,一旦进入执行程序并被采取强制措施,相关部门立即报告公司法律事务处和分管领导。
第十六条诉讼仲裁案件办结后,二级公司、分公司应当自收到生效裁判文书之日起五日内将生效裁判文书和本公司对裁判结果的意见报公司法律事务处。公司五日内汇总后,按有关规定上报集团法律事务部门。
第十七条公司建立统一的诉讼仲裁案件统计分析制度。二级公司、分公司每季度将本公司发生并处理的诉讼仲裁案件进行全面统计,并上报公司法律事务处。公司汇总后,按照有关规定报集团公司备案。
第十八条公司、二级公司及分公司应当自诉讼仲裁案件结案后15日内,将诉讼仲裁案件进行整理并移交公司档案室统一管理。
第十九条对处理诉讼仲裁案件成绩显著的相关人员,由公司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条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对应当报告的事项不按规定要求报告;
(二)未经批准,擅自选骋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仲裁案件的;
(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不依法履行诉讼仲裁案件处理职责的。
第二十一条行政复议案件的管理,参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本办法由公司法律事务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保险公司诉讼案件管理制度 篇2
关键词:公司解散诉讼,诉讼事由,公司法,股东保护,公司诉讼
一、公司解散诉讼相关法律规定解读
(一) 公司法规定
《公司法》第183条, 是公司解散诉讼的基础, 也是我国《公司法》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 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该规定的笼统性, 必然导致公司诉讼中的茫然。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到, 法条中的诉讼因素是远远不够的, 虽然有诉讼法作为补充, 但是在实践中仍然会遇到很多的难题, 公司诉讼的管辖问题, 股东原告适格问题, 公司解散诉讼是否可以约定通过仲裁的方式进行, 笔者就曾经遇到过一个案子, 双方约定, 如果公司发生解散诉讼情形时候, 在国外的某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司法解释进行细化和补充。
(二) 《<公司法>解释 (二) 》 (以下简称解释二) 规定
1、明确了公司解散诉讼的情形。
解释二第一条规定: (一) 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二) 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 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三) 公司董事长期冲突, 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四) 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 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 (五) 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 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 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 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明确公司解散诉讼的被告。
解释二第4条规定: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原告以其他股东为被告一并提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将其他股东变更为第三人;原告坚持不予变更的, 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对其他股东的起诉。原告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告知其他股东, 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其他股东或者有关利害关系人申请以共同原告或者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在诉讼中, 该条规定制造了很多麻烦, 从法理上讲, 解散公司公司诉讼应当是以公司为被告, 这个无可厚非, 但是对于责任股东, 其行为当然有所不当, 公司诉讼追求的并不是股东不当行为的责任, 而是要结束这种不当行为的持续状态, 所以, 在法律制度设计上, 排除了将不当行为股东列为被告的规定。反过来说, 不当行为股东也具有作为原告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资格。在解释二中, 其他股东北列为第三人角色, 这里的第三人有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 就是使应该作为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还是非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解释二名没有答复, 但是暗含其非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 因为从制度设计上, 是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 在通知后, 该股东获得一个选择权那就是作为原告, 或者作为第三人, 所以这里认为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较为合适。
(三)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 (以下简称《意见》) 的规定:
1、明确公司解散诉讼的管辖问题。《意见》第87条规定:
请求解散公司的, 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该条规定的意思来看, 公司结算诉讼的管辖应该是确定的, 既是由公司住所地管辖, 类似作者上面提到的对于管辖的仲裁约定应该是无效的, 《意见》的做法明确了管辖, 但是这个问题应该写进司法解释或者是《公司法》本身才更具有意义。
2、明确了公司诉讼的当事人。《意见》第88条规定:
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 应以公司为被告, 公司的其他有关股东为第三人。89条规定:代表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股东的该项诉权不受出资瑕疵的影响。诉讼中, 原告丧失股东资格或实际享有的表决权达不到百分之十的, 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
3、对解散诉讼情形进一步明确。
《意见》第91条规定: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情形包括: (1) 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遇到重大困难, 继续经营将造成公司难以挽回的损失的; (2) 股东之间发生严重分歧, 长期无法形成有效决议的; (3) 公司出现其他难以存续的事由的。
4、调解是必经程序。
《意见》中使用了“应当”调节的表述, 这个规定, 既是对公司社团性的尊重, 也是法律“效益”价值的体现, 在公司继续存于成为必要的情形下, 调解制度就选择了“效益”价值。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这样容易产生“久调不决”的情形, 此实为调解程序之美中不足。
(四)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 (沪高法民二[2006]8号) (以下简称《通知》)
1、进一步明确公司原告适格问题。
《通知》对“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作出界定, 应理解为既可以是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 (包括本数) 的单个股东, 也可以是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 (包括本数) 的多个股东。
2、明确案件受理费的问题。
鉴于股东请求解散公司诉讼案件, 属于财产争议案件, 在最高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受理费作出明确规定之前, 本市法院应按照被解散公司的注册资本数额, 计收案件受理费。
3、不能同时提起解散和清算。
《通知》规定:法院判决公司解散后, 应当由相关清算义务人组成清算组, 对公司进行清算。股东不具有请求法院对公司进行清算的权利。因此, 对于股东请求法院对公司进行清算的诉请, 受理法院应当对当事人予以释明, 由当事人自行撤回该部分诉请;如当事人坚持要求清算的, 法院应当驳回当事人关于清算的请求。
4、对东重新提起解散公司诉讼设定一定限制。
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 判决驳回该股东诉请。判决生效后如果没有新的事实, 股东又再次以相同理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 法院不予受理。
(五)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 (以下简称《讲话》)
1、明确公司解散诉讼制度的立法宗旨。
讲话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尊重公司的团体性, 在公司僵局问题的处理上, 要正确把握《公司法》的立法宗旨。股东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应当理解为管理方面的严重内部障碍, 主要是股东会机制失灵, 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这里的股东利益受损不是指个别股东利益受到损失, 而是指由于公司瘫痪导致公司无法经营造成的出资者整体利益受损。而能理解为资金缺乏、亏损严重等经营性困难。
2、重视调解程序。
而在审理过程中要注意充分运用调解手段, 首先寻求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和解, 当事人之间不能和解的, 要尽量促成当事人通过股权转让、减少注册资本等途径实现纠纷股东的分离, 以保持公司作为商事主体的存续, 维护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等相关主体的整体利益。只有在各种可能的手段和途径穷尽后仍不能解决矛盾的情况下, 方可采取判令强制解散的方式处理。
二、公司解散诉讼的诉讼事由
(一) 实体事由
公司解散诉讼的主要理由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该困难应该是“僵局”情形。公司经营管理困难出现的情形多种多样, 原因也不相同。解散诉讼的困难不包括公司经营的因素, 单纯的公司资金缺乏、决策错误、面临亏损等都不是解散诉讼所面对的问题。公司解散诉讼要解决的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本身机能问题, 解决的是不能有效运转的公司治理结构给公司造成的潜在的或者显示的困难, 诸如难易在一定时间内形成有效之决议等。将所有的经营困难都置于强制解散中, 也与对公司僵局之一般的理解明显对立。按照一般理解, 如果公司困难只是暂时的、可排除的, 或者是由其他非股东矛盾原因造成的, 或者没有发生公司机构陷入瘫痪无法运行的情形, 则不构成公司僵局, 也就不能诉诸司法解散。所以, 这种“公司困难”必须是由于公司治理结构引起的, 造成公司的决策机制和管理机构陷入瘫痪, 并且该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
在公司继续存续可能股东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这个问题上, 至少有两层含义, 第一, 这个损失不仅是一种现实的损失, 也包括与其的损失, 从公司解散诉讼制度本身的立法背景来说, 解散诉讼更多的关注是预期利益的损失, 因为该制度的设计本身就是要预防损失, 不是针对现有之损失。因为仅仅是现有损失的问题, 公司法有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加以保障, 不需要纳入到公司解散诉讼这个程序中。第二是“重大”的标准如何理解。公司的稳定性优位于公司股东的一般权益之保护, 只有在公司的结构性矛盾之存在对股东之公司管理权构成实质侵害的情况下, 才能提出公司解散诉讼。因此对于“重大”之标准认定, 不能拘泥于具体数额, 因为不同的公司面对同样的额度, 对公司存续之意义, 却大不相同, 而是应该着眼于“僵局”之实际侵害标准, 达到危害标准, 则为重大。
(二) 程序事由
面对公司僵局, 立法者要求股东、公司管理人尽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矛盾, 即通过内部救济方式实现矛盾的解决。公司解散诉讼应该是看做公司处理僵局问题的最后手段, 《公司法》对内部救济的途径没有作出规定, 而是依据公司自治的原则, 将这一问题交给公司自身。作为提起诉讼的公司股东, 首先要用尽内部程序, 才诉诸司法程序。打破僵局的方式有很多, 如一方退出或者各方同意解散公司。所以, 原告在提起解散诉讼之前, 需要做以下工作, 首先向其他股东发出股权转让通知书, 但其他股东在规定期限内未予购买;其次, 股权无法转让的, 向其他股东发出解散公司通知书, 但其他股东在限期内不作答复或者不同意解散。这个也是作为原告股东向公司提交的主要证据, 借此来证明“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 形成“僵局”, 公司解散诉讼理由成立。
(三) 立案材料的准备
在材料准备上, 首先在程序事由中提到的证据, 要提供给法院, 这个是法院立案判断是不是僵局诉讼的重要证据, 虽然立案不会像庭审那样详细认定, 附加上述证据, 会减少立案的障碍。因为往往责任股东在这个事情上都会采取沉默的方式面对股权转让和公司清算的通知, 所以在通知发出环节要形成一些证据, 以证明通知到达对方的这个事实。通常需要附属照片等来印证, 如果单纯的是留存特快邮递的回执单等, 证据收集应该是不是很充分。其次, 被告列举上, 现有规定已经明确了以公司为被告, 其他股东不作为被告, 这时候最好不要再诉状上直接将公司列为第三人, 因为诉讼第三人, 没有直接以诉状产生, 不符合诉讼法原理, 有时候法院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诉状, 最好的方式是在起诉状后提交一个申请书, 申请将责任股东列为第三人。
三、公司解散诉讼中的主体适格问题
(一) 原告资格的确定
1、持股比例。
《公司法》第183条明确规定为“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 对该条规定, 需要把握两个因素, 第一是表决权股份, 公司解散诉讼解决的是公司僵局, 也就是结构治理问题, 这个治理结构的表决就是通过表决权股来实现的, 所以应该是表决权持有股东才可以具备原告资格。第二, 可以使一个股东, 也可以是几个股东持股总和。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原告应理解为既可以是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单个股东, 也可以是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多个股东。
2、持股时间。
《公司法》第183条没有对持股时间进行限制, 根据别的国家的经验, 应该是有时间限制以防止少数股东滥用诉权, 借此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或是逼迫其他股东就范以达其个人目的。在我国目前, 现有法律制度对这一问题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样情况下, 作者认为, 应该是在起诉时候持有公司股权, 并且达到数额标准。对于其诉讼后丧失股东资格或者低于10%比例时是否丧失原告资格, 笔者认为不影响原告适格, 应为没有法律规定, 在解散诉讼期间, 股权是禁止转让的, 并且这个转让也会因为公司解散诉讼的存在而获得较好的利益状态。所以作者观点是, 在起诉时间点持有比例以上的表决权股东就是适格的被告。
(二) 被告主体资格的确定
被告资格的确定目前法律界争议最大的问题, 主流观点三种:第一, 公司和其他股东为共同被告;第二, 公司为被告, 其他股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第三, 股东为被告, 公司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对于公司的诉讼地位没有争议, 公司在诉讼中只能作为被告, 不能以其他的身份参加诉讼。对于其他股东的诉讼地位, 《意见》已经明确的是其不能作为被告, 其或者以原告的身份参加诉讼, 或者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但对于在何时将其列为共同原告, 何时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意见》没有进一步明确。有观点认为“由于公司僵局纠纷既涉及股东之间、董事之间的矛盾, 又关系到公司实体的存亡, 因此, 人民法院在审理公司僵局纠纷案件时, 应将公司和相对方股东作为共同被告列出;当事人未列出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追加被告;原告拒绝追加的, 可以驳回起诉”。解散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终止治理结构瘫痪的法人, 而不是追究某个股东的民事责任, 而且《意见》和《通知》中也说的很明白, 将其他股东列为共同被告的, 要求其变更, 也就是说在公司解散诉讼中, 公司是唯一的被告, 其他股东, 要么是原告, 要么是第三人。
四、解散诉讼的程序问题
(一) 公司解散程序中的调解
公司解散诉讼涉及的不仅是公司法律上的人格存否、财产清算、债权清偿之问题, 更涉及公司股东之间的良好社会关系能否恢复、公司职工的安置妥当与否等问题。即是说公司解散诉讼不仅有判决效力的扩张问题, 而且还有判决效力的波及力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意见》规定公司解散诉讼中的着重调解原则: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 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同意由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 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 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个规定主要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 诉讼中调解就是诉讼的必经程序。我们看到《意见》的规定, 强调法院在诉讼中“应当”调解, 这个规定表明, 解散诉讼的调解程序是该诉讼审判过程中的必要程序, 进行诉中调解时法官的责任。第二, 调节的目的是阻止公司解散。公司解散诉讼立足法律“效益”价值, 设置调解制度是对可能继续存续的公司进行挽救, 避免破产, 而不是为了加速审判进程这个目的, 所以不能调解解散公司。因为解散公司不仅涉及公司和原告股东, 还涉及其他股东, 这些股东可能参加诉讼, 也可能没有参加诉讼
(二) 诉讼中的举证分配和证据准备
《公司法》、《解释二》、《意见》和《通知》都没有对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据内容作出具体的规定, 因此在诉讼中, 应该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进行责任分配。对于证据准备, 必须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公司僵局的证据, 原告需要提供证据证明, 公司的运作存在僵局, 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长时间不能形成有效决议, 其次, 要证明存续将会给股东造成重大损失。这两个方面是实体问题, 如果准备不够充分, 可能法院不予受理或者被驳回诉讼请求。在这之外, 原告还需要提供其他的辅助证据, 证明曾经尝试了其他途径, 公司解散时不得以的选择, 例如上面提到的要求转让股权或者进行公司清算的通知等。
(三) 公司解散诉讼的判决和执行
根据《解释二》和《意见》的规定, 公司解散诉讼中不能够同时提起公司清算的诉讼请求, 所以公司解散判决的执行就是公司清算的问题。根据《公司法》第184条的规定, 公司解散的, 应当由相关清算义务人组成清算组, 逾期不成立的, 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这里的清算包含两种情况, 一个是在判决生效后, 股东接受判决书的约束, 主动组织公司清算。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对于法院判决强制解散的公司, 因其股东之间的关系僵化以及公司事务陷入瘫痪, 被告股东很少能主动执行法院的判决, 如果公司在法定期限内不能成立清算组, 股东可依据生效判决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 这样就将股东的诉权与执行申请权有机结合起来, 司法解散和公司清算衔接起来, 从而切实有效的解决公司僵局问题。法院在受理公司解散执行案件后, 给被执行股东发出限期执行通知书, 如期限届满全体股东仍未组成清算组, 可以根据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申请, 直接指定财产管理人, 并从法院中介库中选择中介机构或者法律、经济等专业人士成立清算组, 对公司进行清算。
参考文献
[1]、2006年12月26日省法院审判委员会第68次会议讨论通过, 鲁高法发[2007]3号发布。
[2]、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山东省和上海市高院有相关的规定, 其他省份实务界在公司解散诉讼中必然会面对诉讼因素缺失的尴尬。
[3]、2007年5月30日发表, 效力等级界定为:司法解释。
[4]、褚红军《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J], 2006年第10期。
[5]、赵旭东《新公司法实务精答》[M],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年版, 第307页。
[7]、作者曾经在诉状中直接将其他股东和公司列为共同被告, 法院不接受这个诉状, 作者也感觉这样是有悖《诉讼法》的规定, 《<公司法>解释二》中的表述, 只是说明当事人的地位, 并不能构成对现有诉讼制度的修改。
[8]、汤维建《破产程序与破产立法研究》[M],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1年版, 第165页。
[9]、李国光、王闯《审理公司诉讼案件的若干问题 (下) 》, 人民法院报[J], 2005年5月。
[10]、《意见二》中规定, 公司强制清算的提起人为公司债权人, 股东没有这个资格, 但是《意见》中, 规定公司债权人和公司股东都有提请法院成立清算组的权利, 以山东为例, 所以我们认为债权人和股东都有申请法院成立清算组的权利。
保险公司诉讼案件管理制度 篇3
关键词: 公司解散诉讼诉讼事由 律师执业
一、公司解散诉讼相关法律规定解读
(一)《公司法》规定
《公司法》第183条,是公司解散诉讼的基础,也是我国《公司法》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规定第一百八十三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该规定的笼统性,必然导致公司诉讼中的茫然。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到,法条中的诉讼因素是远远不够的,虽然有诉讼法作为补充,但是在实践中仍然会遇到很多的难题,公司诉讼的管辖问题,股东原告适格问题,公司解散诉讼是否可以约定通过仲裁的方式进行,笔者就曾经遇到过一个案子,双发约定,如果公司发生解散诉讼情形时候,在国外的某仲裁机构进行仲裁,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司法解释进行细化和补充。
(二)《<公司法>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规定
1、明确了公司解散诉讼的情形
第一条解释二第一条规定:(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五)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明确公司解散诉讼的被告
解释二第4条规定:第四条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原告以其他股东为被告一并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将其他股东变更为第三人;原告坚持不予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对其他股东的起诉。原告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告知其他股东,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其他股东或者有关利害关系人申请以共同原告或者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在诉讼中,该条规定制造了很多麻烦,从法理上讲,解散公司公司诉讼应当是以公司为被告,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对于责任股东,其行为当然有所不当,公司诉讼追求的并不是股东不当行为的责任,而是要结束这种不当行为的持续状态,所以,在法律制度设计上,排除了将不当行为股东列为被告的规定。反过来说,不当行为股东也具有作为原告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资格。在解释二中,其他股东北列为第三人角色,这里的第三人有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就是使应该作为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还是非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解释二名没有答复,但是暗含其非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因为从制度设计上,是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在通知后,该股东获得一个选择权那就是作为原告,或者作为第三人,所以这里认为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较为合适。
(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以下简称《意见》)的规定:
1、明确公司解散诉讼的管辖问题
《意见》第87条规定:请求解散公司的,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该条规定的意思来看,公司结算诉讼的管辖应该是确定的,既是由公司住所地管辖,类似作者上面提到的对于管辖的仲裁约定应该是无效的,《意见》的做法明确了管辖,但是这个问题应该写进司法解释或者是《公司法》本身才更具有意义。[2]
2、明确了公司诉讼的当事人
《意见》第88条规定: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应以公司为被告,公司的其他有关股东为第三人。89条规定:代表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股东的该项诉权不受出资瑕疵的影响。诉讼中,原告丧失股东资格或实际享有的表决权达不到百分之十的,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
3、对解散诉讼情形进一步明确
《意见》第91条规定: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情形包括:(1)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遇到重大困难,继续经营将造成公司难以挽回的损失的;(2)股东之间发生严重分歧,长期无法形成有效决议的;(3)公司出现其他难以存续的事由的。
4、调解是必经程序
《意见》中使用了“应当”调节的表述,这个规定,既是对公司社团性的尊重,也是法律“效益”价值的体现,在公司继续存于成为必要的情形下,调解制度就选择了“效益”价值。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样容易产生“久调不决”的情形,此实为调解程序之美中不足。
(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以下简称《讲话》)[3]
1、明确公司解散诉讼制度的立法宗旨
讲话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尊重公司的团体性,在公司僵局问题的处理上,要正确把握《公司法》的立法宗旨。股东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应当理解为管理方面的严重内部障碍,主要是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这里的股东利益受损不是指个别股东利益受到损失,而是指由于公司瘫痪导致公司无法经营造成的出资者整体利益受损。而能理解为资金缺乏、亏损严重等经营性困难。
2、重视调解程序
而在审理过程中要注意充分运用调解手段,首先寻求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当事人之间不能和解的,要尽量促成当事人通过股权转让、减少注册资本等途径实现纠纷股东的分离,以保持公司作为商事主体的存续,维护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等相关主体的整体利益。只有在各种可能的手段和途径穷尽后仍不能解决矛盾的情况下,方可采取判令强制解散的方式处理。
二、公司解散诉讼的诉讼事由
(一)实体事由
公司解散诉讼的主要理由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该困难应该是“僵局”情形。公司经营管理困难出现的情形多种多样,原因也不相同。解散诉讼的困难不包括公司经营的因素,单纯的公司资金缺乏、决策错误、面临亏损等都不是解散诉讼所面对的问题。公司解散诉讼要解决的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本身机能问题,解决的是不能有效运转的公司治理结构给公司造成的潜在的或者显示的困难,诸如难易在一定时间内形成有效之决议等。将所有的经营困难都置于强制解散中,也与对公司僵局之一般的理解明显对立。按照一般理解,如果公司困难只是暂时的、可排除的,或者是由其他非股东矛盾原因造成的,或者没有发生公司机构陷入瘫痪无法运行的情形,则不构成公司僵局,也就不能诉诸司法解散[4]。所以,这种“公司困难”必须是由于公司治理结构引起的,造成公司的决策机制和管理机构陷入瘫痪,并且该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
在公司继续存续可能股东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这个问题上,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这个损失不仅是一种现实的损失,也包括与其的损失,从公司解散诉讼制度本身的立法背景来说,解散诉讼更多的关注是预期利益的损失,因为该制度的设计本身就是要预防损失,不是针对现有之损失。因为仅仅是现有损失的问题,公司法有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加以保障,不需要纳入到公司解散诉讼这个程序中。第二是“重大”的标准如何理解。公司的稳定性优位于公司股东的一般权益之保护,只有在公司的结构性矛盾之存在对股东之公司管理权构成实质侵害的情况下,才能提出公司解散诉讼。因此对于“重大”之标准认定,不能拘泥于具体数额,因为不同的公司面对同样的额度,对公司存续之意义,却大不相同,而是应该着眼于“僵局”之实际侵害标准,达到危害标准,则为重大。
(二)程序事由
面对公司僵局,立法者要求股东、公司管理人尽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矛盾,即通过内部救济方式实现矛盾的解决。公司解散诉讼应该是看做公司处理僵局问题的最后手段,《公司法》对内部救济的途径没有作出规定,而是依据公司自治的原则[5],将这一问题交给公司自身。作为提起诉讼的公司股东,首先要用尽内部程序,才诉诸司法程序。打破僵局的方式有很多,如一方退出或者各方同意解散公司。所以,原告在提起解散诉讼之前,需要做以下工作,首先向其他股东发出股权转让通知书,但其他股东在规定期限内未予购买;其次,股权无法转让的,向其他股东发出解散公司通知书,但其他股东在限期内不作答复或者不同意解散。这个也是作为原告股东向公司提交的主要证据,借此来证明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形成“僵局”,公司解散诉讼理由成立。
(三)立案材料的准备
在材料准备上,首先在程序事由中提到的证据,要提供给法院,这个是法院立案判断是不是僵局诉讼的重要证据,虽然立案不会像庭审那样详细认定,附加上述证据,会减少立案的障碍。因为往往责任股东在这个事情上都会采取沉默的方式面对股权转让和公司清算的通知,所以在通知发出环节要形成一些证据,以证明通知到达对方的这个事实。通常需要附属照片等来印证,如果单纯的是留存特快邮递的回执单等,证据收集应该是不是很充分。其次,被告列举上,现有规定已经明确了以公司为被告,其他股东不作为被告,这时候最好不要再诉状上直接将公司列为第三人,因为诉讼第三人,没有直接以诉状产生,不符合诉讼法原理,有时候法院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诉状,[7]最好的方式是在起诉状后提交一个申请书,申请将责任股东列为第三人。
三、公司解散诉讼中的主体适格问题
(一)原告资格的确定
1、持股比例。《公司法》第183条明确规定为“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对该条规定,需要把握两个因素,第一是表决权股份,公司解散诉讼解决的是公司僵局,也就是结构治理问题,这个治理结构的表决就是通过表决权股来实现的,所以应该是表决权持有股东才可以具备原告资格。第二,可以使一个股东,也可以是几个股东持股总和。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原告应理解为既可以是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单个股东,也可以是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多个股东。
2、持股时间。《公司法》第183条没有对持股时间进行限制,根据别的国家的经验,应该是有时间限制以防止少数股东滥用诉权,借此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或是逼迫其他股东就范以达其个人目的。在我国目前,现有法律制度对这一问题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样情况下,作者认为,应该是在起诉时候持有公司股权,并且达到数额标准。对于其诉讼后丧失股东资格或者低于10%比例时是否丧失原告资格,作者认为不影响原告适格,应为没有法律规定,在解散诉讼期间,股权是禁止转让的,并且这个转让也会因为公司解散诉讼的存在而获得较好的利益状态。所以作者观点是,在起诉时间点持有比例以上的表决权股东就是适格的被告。
(二)被告主体资格的确定
被告资格的确定目前法律界争议最大的问题,主流观点三种:第一,公司和其他股东为共同被告;第二,公司为被告,其他股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第三,股东为被告,公司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8]。对于公司的诉讼地位没有争议,公司在诉讼中只能作为被告,不能以其他的身份参加诉讼。对于其他股东的诉讼地位,《意见》已经明确的是其不能作为被告,其或者以原告的身份参加诉讼,或者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但对于在何时将其列为共同原告,何时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意见》没有进一步明确。有观点认为“由于公司僵局纠纷既涉及股东之间、董事之间的矛盾,又关系到公司实体的存亡,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公司僵局纠纷案件时,应将公司和相对方股东作为共同被告列出;当事人未列出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追加被告;原告拒绝追加的,可以驳回起诉”[9]。解散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终止治理结构瘫痪的法人,而不是追究某个股东的民事责任,而且《意见》也说的很明白,将其他股东列为共同被告的,要求其变更,也就是说在公司解散诉讼中,公司是唯一的被告,其他股东,要么是原告,要么是第三人。
四、解散诉讼的程序问题
(一)公司解散程序中的调解
公司解散诉讼涉及的不仅是公司法律上的人格存否、财产清算、债权清偿之问题,更涉及公司股东之间的良好社会关系能否恢复、公司职工的安置妥当与否等问题。即是说公司解散诉讼不仅有判决效力的扩张问题,而且还有判决效力的波及力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意见》规定公司解散诉讼中的着重调解原则: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同意由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个规定主要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诉讼中调解就是诉讼的必经程序。我们看到《意见》的规定,强调法院在诉讼中“应当”调解,这个规定表明,解散诉讼的调解程序是该诉讼审判过程中的必要程序,进行诉中调解时法官的责任。第二,调节的目的是阻止公司解散。公司解散诉讼立足法律“效益”价值,设置调解制度是对可能继续存续的公司进行挽救,避免破产,而不是为了加速审判进程这个目的,所以不能调解解散公司。因为解散公司不仅涉及公司和原告股东,还涉及其他股东,这些股东可能参加诉讼,也可能没有参加诉讼
(二)诉讼中的举证分配和证据准备
《公司法》、《解释二》和《意见》都没有对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据内容作出具体的规定,因此在诉讼中,应该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进行责任分配。对于证据准备,必须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公司僵局的证据,原告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公司的运作存在僵局,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长时间不能形成有效决议,其次,要证明存续将会给股东造成重大损失。这两个方面是实体问题,如果准备不够充分,可能法院不予受理或者被驳回诉讼请求。在这之外,原告还需要提供其他的辅助证据,证明曾经尝试了其他途径,公司解散时不得以的选择,例如上面提到的要求转让股权或者进行公司清算的通知等。
(三)公司解散诉讼的判决和执行
保险公司诉讼案件管理制度 篇4
股东代表诉讼是实现股东民事权利的重要手段。
股东代表诉讼指的是当公司权利受到损害,而应该代表公司行使诉权的公司机关拒绝或怠于行使诉讼权利时,公司股东可以代表公司进行诉讼的法律制度。
上篇
上市公司的民事侵权责任
1、侵权行为的事实构成
侵权行为的事实构成在本文中指上市公司的哪些行为构成虚假陈述行为。
虚假陈述是指单位或个人对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的事实、性质、前景、法律等事项作出不实、严重误导或包含有重大遗漏的任何形式陈述,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投资决定。我国《证券法》第59条也按此定义,把虚假陈述行为分为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三种形态。
1.1虚假记载
虚假记载是指上市公司在证券发行、交易和相关其他活动中捏造事实或误认为事实并在公开文件中予以不实记载的虚假陈述行为。其特点是:(1)信息公开义务人就有关事实作出了公开陈述;(2)该公开信息中有不真实成分可能是恶意虚构,也可能是过失误认;(3)该不实记载确实可能影响投资决定。
虚假记载在实践中主要体现在财务报表上,常见有(1)虚增资产负债比例,虚构公司偿债能力;(2)虚构投资者权益,夸大公司实力;(3)虚报赢利、虚构投资价值;(4)虚构成本费用率,夸大公司效益。除上述方法外,还可能用多报营业收入、虚构营业资本周转率、高估无形资产、夸大公司信用等手段进行财务报表方面的虚假记载。我国证券市场由于形成时短,现代企业制度也远未建立,会计、审计制度本身不健全,加之营私舞弊,上市公司公开的财务报表时有虚假记载。如初,琼民源公布财务公告,谎称“实现利润5.7亿元,资本公积金增加6.57亿元,每股盈利0.867元”,其中虚构利润达5.4亿元。
1.2重大遗漏
重大遗漏指上市公司在证券发行、交易和相关活动中应公开的重大信息而未公开的虚假陈述。其特点是:(1)上市公司有义务公开该遗漏的信息;(2)上市公司故意或过失未予公开;(3)该遗漏信息确实可能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定。
判断重大遗漏的标准,一是信息的重大性,二是披露的时效性。
我国证券法对何谓重大性没有明确定义。一般认为重大性应指遗漏的内容足以使理性投资者作出错误投资判断。这里的理性投资者既不指轻率的或保守的投资者,也不指有敏锐商业判断能力的职业或机构投资者,而仅是指一般常人(当其作为投资者时)。只要普通投资者可能认为被遗漏的信息是重大的,那么,法院就可以认定该信息具有重大性。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特别强调信息是否重要取决于一位有理性的持股人在决定如何进行选择之前,是否有很大的可能认为这些信息是重要的。
信息遗漏与信息公开的时效性也有密切关系。这里的时效性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信息初次公开应在法定时间公开;其二是上市公司应在该项信息发生实质变化时,及时更改补充已有信息,以使投资者获取当前真实有效信息。如果上市公司没有及时公开法定应予更改的信息,则可构成重大遗漏。
1.3误导性陈述
误导性陈述是介于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之间的虚假陈述类型。特征是:(1)上市公司公开了应公开的事实;(2)表述公开事实的语句在理解上有模糊歧义或与事实不符;(3)已公开的陈述导致投资者误认为所公开的信息就是该事实的全部;(4)该误导性信息确实可能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定。
误导性陈述的类型有:(1)语义模糊歧义型,这种陈述使公众有不同理解;(2)半真陈述型,即部分遗漏型,它没有表述事实全部情况,遗漏了相关条件,误导投资者。此种陈述以遗漏的方式致人误解,故纳入误导性虚假陈述。
语义模糊歧义型的误导性陈述,例如一家为电车生产橡皮轮胎的公司公布的招股说明书声称,该公司已从一些大公司处接到了定货单,并且得到了试用定货的通知,表示今后会有大批定货。这个陈述给人印象是该公司业务已完好地建立起来,有发展前景。但事实是,该公司的所有定单都是试用定货,尚未有客户表示任何大量的购买意向,所以该公司的业务是刚刚开始,未有确定的定货。因此该说明书的陈述模糊,易引起误解,构成误导性陈述。
2.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是指在行为人的行为致他人损害的情况下,根据何种标准和原则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
2.1各国立法例的简要考察
根据美国法律,任何人在证券交易中受到不法侵害,可以依照普通法、衡平法、联邦证券法和蓝天法的明示或默示的赔偿请求权的规定,选择其中之一提起诉讼。其中有关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主要有:(1)1933年《证券法》第11条规定,注册报告书的任何部分在生效时含有虚假陈述的,任何获得该证券的人都可根据法律和衡平法起诉,除发行人外的其他人如果能证明其已尽注意、勤勉义务,不存在过失,则可不承担民事责任;(2)该法第12条规定,任何人利用口头或书面虚假陈述出售或发行证券的,应对不知有虚假陈述从他处买入证券的人负责,并且该人无举证义务证明其不知或不应知有虚假陈述。
日本证券交易法亦规定除发行公司以外的人如果不知有虚假陈述,尽管给予了相当注意仍不知的或能证明其无故意和过失的,不承担损失赔偿责任。这与美国法的规定一脉相承。
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对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归责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该法修订之前对所有信息公开义务人均采取绝对责任主义(或结果责任主义),即凡有虚假陈述之情事,发行人与公开说明书签字之人都负有完全连带赔偿责任,任何人无免责余地。赖英照先生认为,该种立法对保护投资者而言固有优点,但对发行人以外的人,如果已尽积极调查或相当注意义务,即使无过失,仍须负连带责任,实属苛刻,殊不足以鼓励各该人员依其职责防止公开说明书的不实制作,应参照美国、日本等证券法修订增订台湾地区证券交易第32条第2项免责事由,减轻其责任,促进其善尽调查及注意义务;但公开说明书为发行人所制作,其内容如有虚假陈述,发行人应负完全责任,故发行人不适用此种免责事由。1990年10月颁布的修订后的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采纳了此观点。
2.2我国的立法选择
从上述立法例的简要考察中可以发现:对发行人以外的信息公开义务人(如中介机构等)无不采取过错责任原则归责,举证上适用一般过错推定。而对发行人(本文称上市公司)应承担何种责任则颇有疑问。如果仅仅从上市公司承担责任并不考虑其是否存在过错而认定是适用无过错责任,似乎可行,但仔细推敲,本文倾向于把上市公司承担的虚假陈述责任称为特殊过错推定的过错责任。
无过错责任是法律不考虑行为人主观过错,无论有无过错都足以构成责任。特殊过错推定的侵权责任是法律考虑行为人过错并予以法律推定,因此该种责任构成中过错要件一般只是形式要件,除非被告能证明法定抗辩事
由的存在。笔者认为在上市公司应当发布的信息中有虚假陈述的存在时,必有主观过错,故法律上无须为上市公司设定其自身主观上的免责事由。
3.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认定
因果关系是确认上市公司侵权行为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一般都较为复杂且难以确定。在中国股市第一案“红光索赔案”中,法院正是认为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违规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因而将它作为驳回起诉的理由之一。
3.1因果关系的理论分析
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有时简单明了,一个原因产生一个结果,显而易见。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因果关系错综复杂,某一损害结果的发生可能是由于多个原因造成。究竟应如何确定因果关系,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对立的学说:
一种是相当因果关系说,该学说认为,造成损害的所有条件都具有同等价值,由于缺乏任何一个条件,损害都不会发生,因此,各种条件都是法律上的原因,因而不应要求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对损害结果构成适当条件,行为人就应当负责。
另一种是必然因果关系说,这种学说认为,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时,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联系。
3.2因果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红光索赔案”中,投资者购买红光公司的股票受到损失,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因果关系的链条来看,投资者受损的最直接原因是由于其股票卖出价格低于买入价格;股票价格下跌的根本原因虽然是红光公司的资产质量差,但直接原因则是由于证监会处罚了红光公司,使投资者对其丧失了投资信心;证监会之所以会处罚红光公司,是因为其存在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这些因果,哪个才是投资者利益受到损害的必然原因呢,是那些与红光公司有关的信息提供者的虚假陈述,还是投资者购买股票的决定,抑或是证监会对红光公司的处罚决定?的确,在证券市场上,投资者如果不买股票自然就不会受到损失。但是,不能因此把投资者的购买决定当作是其受到损失的唯一必然原因。具体到本案,如果红光公司的财务状况确实与信息提供者的陈述相一致,那么,投资者即使购买红光公司的股票,也不会受到损失。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无疑是投资者受到损害的重要原因。
3.3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有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在诉讼活动中,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与其实体利益要求密切相关。如果当事人举证不成功,将承担所主张的事实得不到确认的后果。
一般情况下,民事诉讼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原则,但在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中,投资者要证明自己若非由于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诉,将不会作出某种特定的投资决定,则将使原告背上沉重而不切实际的举证负担,从而难逃败诉的命运;而另一方面,侵权人却可以因此逃避赔偿责任。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违背了法律惩恶扬善的宗旨。
在美国,上述难题是通过“推定信赖”原则来解决的。传统上,应由原告提供“信赖”被告不真实说明的证据,这无疑是加给原告一项难以克服的负担。所以,在其司法实践中,认为如果被告负有确定的披露义务,因出于引诱投资者购买证券,而未向投资者披露重大事实,被隐瞒的事实恰恰是一个一般谨慎的投资者认为会影响其购买决策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原告无需证明他信赖被告的说明行事。此时,举证责任落在被告一方。换言之,如果原告能证明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重要性,则可推定原告“信赖”的存在。
美国的“推定信赖”原则对于维护投资者的诉权产生了积极作用,对我国证券市场更具借鉴意义。我国证券市场以中小投资者构成的散户为主,其投资判断以非理性居多,这种特点容易成为不实信息提供者为自己开脱民事责任的理由。因为投资者很难证明自己是基于被告人的虚假陈述而作出的投资判断,并遭受了损失。即使举证,其理由也难以有力到足以让法官采纳。因此,如果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适用“推定信赖”理论,并辅之以一定的规则,对保护我国弱小投资者有重大意义。
4.侵权行为的抗辩事由
抗辩事由是指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而提出的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的事实。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可以作为抗辩事由的只能由加害人行为之外的原因构成,主要包括不可抗力和受害人自身的故意。
上市公司如果能证明投资者在取得该证券时已经知道该被虚假陈述的事实真相,则可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此免责事由,台湾地区的规定是虚假陈述者“对于善意相对人因而所受的损害”负赔偿责任。反向解释之,指虚假陈述者对非善意相对人不负赔偿责任;《日本证券法》第21条(1)款规定:对于有价证券取得者在申请取得时已知有虚假陈述的,虚假陈述者不负损失赔偿责任;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1章(a)款也规定:任何获得证券的人(除非被证明在获取证券时,买入人已知其不真实或漏报情况的)都可就注册公告书中的虚假或欺诈内容提起诉讼。其言外之意,若已知悉有虚假陈述的,则无权对加害人提起诉讼。
5.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在上市公司作为虚假信息提供者而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况下,赔偿数额的确定较为复杂,因此有必要对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作一探讨。
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没有规定虚假陈述损害赔偿的范围。但台湾地区法院在有关虚假陈述赔偿案中曾使用“原告买价减起诉前出售价”的方法确定赔偿范围。
日本《证券交易法》(19)第19条规定了因计划书、申报书等公开文件的虚假陈述而产生的赔偿责任的赔偿数额。该损害赔偿额为,赔偿请求权人为取得该有价证券所支付的价金与下列价格的差额:(1)请求赔偿时的市场价格,若无市场价格则为当时处分的推定价格;(2)请示赔偿前已处分该证券的,为该处分价格。如果虚假陈述者能证明赔偿请求权人所受损失不是由于该虚假陈述导致的,则虚假陈述者对此部分损失不负赔偿责任。但是日本法未规定赔偿请求人起诉(请求赔偿)后裁决前出售该证券情形的赔偿标准。
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1章(e)对因虚假陈述而生的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最为详细。该损害赔偿额为,赔偿请求权人为取得该有价证券所支付的价金(但不能超过公开承销的价格)与下列三种价格的差额;(1)起诉前已在市场上出售该证券的,为该处分价格;(2)起诉前诉讼中未处分该证券的,为起诉时该证券的价格;(3)起诉后裁决前出售该证券的价格,如果该价格差额小于投资者支付的价金与起诉时价格的差额。但是,如果虚假陈述者能证明赔偿请求权人所受损失不是由于该虚假陈述导致的,则虚假陈述者对此部分损失不负赔偿责任。
下篇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当公司的权利受到损害,而享有诉权的公司机关不愿或怠于进行诉讼时,法律赋予公司股东代表公司进行诉讼的权利的制度。
1.1与股东直接诉讼区分
股东代表诉讼是一种间接诉讼方式,即引起诉讼的原因并非是
股东利益直接遭受侵害,而是由于公司利益遭受侵害,间接损害了作为投资人的股东,股东是代表公司,以公司的名义提起诉讼,诉讼的后果也直接及于公司,股东只能通过公司股份价值的回升而间接得到补偿。而股东直接诉讼是法律直接赋予股东个人的权利,当股东利益遭到侵害时,可以依法径直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损害赔偿。
1.2与短线交易中股东追索诉讼区别
我国《证券法》第42条规定:持有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百分之五的股东,将其所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的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该股东所得收益。公司董事会不按规定执行的,其他股东有权要求董事会执行。该规定体现了短线交易中股东追索诉讼的权利。在短线交易的股东追索诉讼中,股东虽然也具有代表股东起诉董事会的权利,但它与股东代表诉讼的最大区别在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股东对董事会提起诉讼的原因在于董事会侵害了公司的利益,而在短线交易追索诉讼中,董事会本身并没有侵害公司利益,而只是没有积极行使帮助公司获得利益的权利,公司本身很可能并没有受到短线交易的损害,因此,《证券法》需要接着另外规定当董事会的不作为致使公司遭受损害的
,负有责任的董事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各国制度设计
由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肇始于英美,后为其他国家所继承和仿效,因此,在该制度上,英美与大陆两大法系的制度整体分际不太明显,但毕竟缘于不同的法律传统及习惯,细节操作与保护侧重上显然有所不同。各国制度设计虽有所出入,但总的指导思想却是相同的:即既要保护中小股东的诉讼权利,又要防止滥诉现象,以免影响公司的经营运作,进而破坏公司正常的治理结构。
2.1起诉股东的资格
在股东代表诉讼中,为了防止股东滥诉,各国法律一般都对起诉股东的资格从持股期限上进行了限制,有的国家还对股东持股的数量提出了要求。
1.持股期间的限制
(1)同时拥有股份原则
根据该原则,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必须从被告对公司实施侵害行为起至诉讼判决之时都持续拥有公司的股票。
①违法行为继续理论(ContinuingWrongTheory)。在此理论下,如果被告的违法行为有一个持续的过程,则即使违法行为已发生,在行为持续中取得股票的股东,也可以提起代表诉讼。②因为法律的规定而取得股票者。如果股票是依法律的规定(operationoflaw)而取得的,而前手在违法行为发生时已经是一个股东,则取得股票者可以继受前手的股东地位而提起代表诉讼。
(2)固定期间
“同时拥有股份原则”使对股东持股期限的限制处于一个非确定状态,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和法官的判断素质要求都较高。
《日本商法》第二六七条第一款规定,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必须是持有股份六个月以上的股东。为了证明持股达六个月以上,记名股东必须在股东名册上登记为股东超过六个月,无记名股东则必须将股票寄存于公司达六个月以上。但如果公司成立未满六个月,则只要在公司成立后持续持有公司股票者就可以提起诉讼,不须受持股六个月期限的限制。
根据台湾地区公司法第二一四条规定,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必须持有公司股票达一年以上,这样,相比于日本,更加提高了诉讼门槛。
2.股份数的限制
美国和日本都没有对股东的最少持股数作出限制,因此,只要持有一股或最小持股单位者都可以提起代表诉讼。但台湾地区考虑到固定持股期限的采用,使得违法行为的发生时间变得不重要,因为即使股东是在违法行为发生之后取得的股份,只要持有时间超过法定期限就可以提起诉讼,这样可能滋生投机诉讼的现象。因此,台湾当局希望通过对持股数量的限制来减少投机诉讼的发生。故此,台湾地区公司法第二一四条还规定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必须是持有已发行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
2.2起诉前的救济
由于股东代表诉讼是一种代位诉讼,是作为原有公司内部监督制度失灵的补充救济设计而存在,因此其适用的前提是公司内部救济手段的用尽。用尽公司内部救济指的是股东在公司遭到违法行为的损害后,不能马上直接提起诉讼,而必须先向公司的监督机关提出由公司出面进行诉讼的请求,只有在请求已落空或注定落空、救济已失败或注定失败时,股东才可以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用尽内部救济的程序意义在于:①尽量维护公司正常的治理结构,给公司有关机关一个履行职责的机会。②通过程序缓冲,过滤掉不成熟的代表诉讼,给股东更多三思后行的空间,使诉讼行为更多些理性。③一下子就赋予股东代表诉讼的权利,容易使公司有关机关随时处于诉讼威胁的境地,用尽起诉前救济可以减少股东不负责任的敲诈性诉讼。
1.救济诉诸的对象
(1)公司董事会
(2)股东大会
(3)监事会
2.“救济失败”与“救济豁免”的界定标准
(1)“救济失败”的界定
日本对“救济失败”的界定是通过规定一个等待期。《日本商法》第二六七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自前项请求之日起三十日未提起诉讼者,前项所规定之股东得为公司提起诉讼。”,即,股东在要求公司提起诉讼之后,必须等待三十日,在这期间如果公司还不提起诉讼,则股东通过公司内部的救济被认定为失败,该股东即获得代表诉讼的权利。在这点上,台湾地区完全承袭了日本的做法,将等待期亦规定为三十日。
美国成文法中没有关于“救济失败”的界定,案例中也鲜有提及,原因在于美国绝大多数股东代表诉讼案例中,股东都喜欢直接寻求“救济豁免”。
(2)“救济豁免”的标准
日本和台湾地区没有关于“救济豁免”的规定。在美国,寻求“救济豁免”则是普遍做法。美国关于“救济豁免”的标准是由判例法建立起来的,大部分的法院认为如果事先请求董事起诉这个程序是“无益的”(futile),则股东可以豁免这个程序而直接提起代表诉讼,但各州法院对于“无益”的标准却没有一致的见解。
2.3诉讼的原告和被告
1.原告
(1)用尽内部救济之股东
股东在用尽公司内部救济手段或获得救济豁免之后就可以提起诉讼,在各国的法律规定中,这些股东的诉讼原告地位毫无疑问。
当股东在提起代表诉讼之后、诉讼结束之前将股份转让给他人,该受让之股东能否继承诉讼的原告地位呢?各国法律对此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法律界之通说认为,如果股东在起诉后转让股份,则因丧失股东身份而丧失原告资格,诉讼也将因不合法而被驳回,受让股份之人并不能继承代表诉讼原告地位。
(2)公司可加入原告
《日本商法典》第268条第2款规定,公司可以参加诉讼,但在当地延迟诉讼或法院负担显著增大时,则不在此限。该条款包含三层含义:一
是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可以加入原告行列;二是公司可以参加诉讼也可以不参加诉讼;三是如果公司参诉可能使得诉讼拖延或法院负担显著增加时,可不许其参加诉讼。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1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提当原告或被告的确定判决,对于该他人也有效力。因而,即使公司不参加诉讼,判决效力也当然及于公司。与此相对应,《日本商法典》还规定了两款条文以保护公司利益:其一为诉讼告知。《日本商法典》第268条第3款规定了提起代表诉讼的原告股东,须立即将诉讼情况告知公司。诉讼告知一般会产生两个法律效果,一是诉讼效力及于被告知人,二是使被告知人获得参加诉讼的机会。其二为再审之
诉。《日本商法典》第268条之3第4款规定,如果原告、被告合谋诈害公司且已形成确定判决时,公司可以申请再审,即成为再审程序中的原告。
2.被告
(1)董事会
(2)其他危害公司者
(3)公司的特殊地位
2.4诉讼管辖
诉讼管辖的确定涉及到由哪个法院来受理股东代表诉讼的问题。股东代表诉讼中,各原告股东、公司及侵害发生的地点经常位于不同的地方,诉讼受理的地点对诉讼成本、效率及判决的结果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各国对诉讼管辖的确定分别采用以下几种做法:
1.适用诉讼一般原则:原告就被告及侵权行为地原则等
2.规定专属管辖:由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
3.一般为公司所在地管辖,跨州诉讼由联邦法院管辖
2.5诉讼担保
诉讼担保是指法院在受理案件之前或诉讼过程中应被告的请求要求原告提供一笔资金或财产,以对其败诉的情况下因诉讼产生的费用及可能给被告造成的损害进行担保的制度。许多国家法律要求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原告提供诉讼担保,以防止滥诉现象。
1.各国关于诉讼费用担保的规定
2.关于诉讼担保制度的争议
美国目前大多数州没有采纳股东代表诉讼担保制度的现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制度存在的争议。修订后的《美国模范商业公司法》也没有采纳该制度。
2.6诉讼赔偿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就是在保护小股东利益和防止滥诉二者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因此在诉讼结束后,对于遭受损害的一方,法律会给予一定赔偿或补偿,以平衡原告与被告两者的利益。
1.原告胜诉的情况
(1)被告对公司的赔偿
股东代表诉讼中原告胜诉则意味着公司确实遭到了损害,公司应是被告履行赔偿义务的直接对象,这在各国法律中不存在异议。赔偿方式包括财产赔偿和非财产赔偿。
(2)原告获得的赔偿或补偿
代表诉讼的被告败诉后,获得直接赔偿的是公司而非原告。固然,公司获得赔偿也可使原告股东间接获得利益,但这种利益是平均分摊给全体股东的,而在诉讼中花费了精力和金钱的仅仅是原告股东。因此,应对原告股东进行赔偿或补偿才符合公平原则。
2.原告败诉的情况
(1)公司可请求原告股东赔偿
(2)董事等被告可请求原告股东赔偿
2.7保护小股东利益的其他规定
“一事不再理”是诉讼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它要求法院对就同一诉因提起的诉讼拒绝受理,以避免重复诉讼,浪费国家和个人的资源。在股东代表诉讼中,为了防止有人利用这一原理,如唆使某股东故意提起诉讼,又接着放弃诉讼,以达到阻止其他股东再提起诉讼的目的,或是有股东提起诉讼后被人收买、或与被告达成和解而满足了个人的利益后放弃诉讼,因此剥夺了其他股东进行诉讼的可能,法律特别设计了一些措施来保护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保险公司诉讼案件管理制度 篇5
《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
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论文来源】《《人民法院报》》
【论文期号】20010510
【论文页号】3
【论文分类】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论文作者】曹士兵
【作者简介】曹士兵 最高法院民二庭法官,该司法解释的起草人
【正文】
为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组建的中国华融、东方、长城、信达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自1999年下半年开始对口收购、管理、处置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在追收对外债权的过程中,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将诉讼手段作为一个主要手段来使用,由于资产管理公司属于新型的民事主体,其经营管理的不良资产是从四家商业银行转让取得的,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资产管理公司的案件中,也遇到一些诉讼程序上和法律适用上的问题。为了依法审理好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民事案件,及时盘活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最高人民法院在对人民法院审理与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原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有关的案件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广泛征求了意见。该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67次会议讨论通过,于2001年4月23日正式施行。
《规定》的性质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其特点是针对性强。司法解释的内容均有我国制定法上的依据,符合法律规定,但有对法律进行限制性解释的地方,比如最高额抵押的主债权的转让问题。在承认公告可以作为中断债权的诉讼时效的证据方面,《规定》也要求公告中应当有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内容,这
样也符合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一般规定。虽然《规定》的内容均以我国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但由于是有明确针对性的司法解释,所以《规定》在最后明确规定“本规定仅适用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有关案件。”现将有关内容详述如下:
一、关于诉讼主体问题
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主要通过设在各地的办事处开展经营活动并起诉应诉。办事处领取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但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性质应属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分支机构。《规定》肯定了办事 1
处作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分支机构,可以代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起诉应诉。
二、关于诉讼主体的变更问题
资产管理公司办事处受让债权后涉及到的诉讼问题有两种情况:一是受让债权后资产管理公司办事处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二是受让债权前国有银行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但未终审的。对第一种情况,由于资产管理公司办事处与银行已经达成债权转让协议,资产管理公司办事处就成为新的债权人,其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第二种情况,债权转让前银行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尚未终审的案件,由于债权已经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办事处,银行对原债权不再享有权利,诉讼主体也应进行变更,因此,由资产管理公司办事处参加诉讼,继承原来银行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但变更诉讼主体需要当事人的申请,人民法院不宜依职权变更。
三、关于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办事处申请诉讼保全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考虑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属于金融机构,具有一定的资产和信誉,其与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因此《规定》明确提出可以不要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提供担保。如果实践中某一宗财产保全确需担保的话,可以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公司名义提供信用担保。
四、关于债权转让的通知问题
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债权人转让不通知债务人的,债权的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商业银行巨额债权,总额约有一万四千亿元,在通知债务人上压力很大。有些债务人拒绝在通知上签字,试图逃废银行债权。考虑到资产管理公司受让的银行债权属于不良资产,与一般债权转让相比有政策上的特殊性,而且涉及的债权金额巨大,债务人众多,在我国法律对债权转让通知的形式未作明确要求的背景下,《规定》认为债权银行以在全国或地方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公告的形式进行债权转让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 公告发生债权转让通知的效力。
对于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在案件审理中如果债务人以债权人转让债权未履行通知义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传原债权银行到庭调查债权转让事实。债权确已转让的,人民法院应当庭责成债权银行告知债务人债权转让的事实,并可以判令债务人向受让人清偿债务。这样符合合同法的规定,对保护债权比较有利。
五、关于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的转让
在国务院国办发[1999]66号文件规定的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债权范围内,许多贷款设置了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让”,资产管理公司受让设有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后,因有担保法的规定,基本上行使不了抵押权。对于担保法的该条规定,最高法院研究认为不符合担保法保障债权实现的立法宗旨,对资产管理公司经营不良资产影响很大,为此,《规定》对该条作了限制性解释,即解释为在最高额抵押担保的“不特定债权”特定后转让,转让行为有效。所谓“不特定债权的特定”,是指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债务“发生期届满”,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债务经过决算,最高额抵押人的担保责任实际已经确定的状态。因为最高额抵押仍然属于抵押的一种,在债务发生期届满,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不特定债权特定后,最高额抵押与一般抵押没
有区别,应当按照一般抵押的规定行使抵押权,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债权也应当允许转让。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三条也作了规定。即“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不特定债权,在特定后,债权已届清偿期的,最高额抵押权人可以根据普通抵押权的规定行使其 抵押权。”
六、关于抵押权因受让而取得
根据担保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债权转移的,抵押权随之转移。资产管理公司受让有抵押担保的债权后,可以依法取得对债权的抵押权。但担保法对抵押权随债权转让后,是否需要办理登记没有规定,有些地方要求资产管理公司重新办理登记,重复收费,也造成重新登记时抵押权顺序利益受损,别的抵押权原来顺序在后的,反而变成顺序在先。考虑到担保法对此没有规定,从保障债权的立法宗旨的角度出发,《规定》认为属于法定登记抵押权的,原抵押权登记继续有效,以避免重复登记造成成本和风险加大。
七、关于诉讼时效的中断
保险公司诉讼案件管理制度 篇6
关于办理诉讼案件的操作规程
为了理顺关系,职责明确,任务到人,工作忙而不乱,有条不紊地进行,特订立本关于办理诉讼案件操作规程(以下简称本操作规程)。
一、登记立案
登记立案由内勤负责。所有诉讼案件均应当登记(负责登记立案的内勤在收到诉讼案件之日起2天内,在立案登记薄(附后)上登记立案,将案件主要内容填入《诉讼案件情况登记表》(附后)后,并将案件卷宗交法务部负责人审阅。
二、指定承办人
指定承办人由法务部负责人进行。法务部负责人在收到内勤交给的案件和《诉讼案件情况登记表》之日起1—2日内,确定案件承办人,提出对案件的处理思路、意见、建议和要求,并在法务部处理意见栏上载明。然后移交内勤转所指定的承办人办理。
三、做好开庭前的准备工作
做好开庭前的准备工作由承办人进行。承办人在收到法务部负责人交办的案件后,应当认真阅卷,充分考虑法务部负责人提出的对案件的处理思路、意见、建议和要求,认真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一是起草民事答辩状一式3份以上;二是拟定书面出庭代理词;三是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提出反驳意见,同时收集必要的抗辩证据及证明内容并装订3份以上;四是收集摘录与本案相关法律、法规条文或有关佐证资料备考本。
此项工作,承办人在收到案件之日起5—7日内完成。完成后,即向法务部负责人报告并将案卷交法务部负责人审阅。
四、研究对策,确定办案思路
研究对策,确定办案思路由法务部负责人或与承办人或召集法务部全体人员共同研究进行。法务部负责人在收到承办人认为已经完成了开庭前准备工作的案件报和案件后,应当认真阅卷并对其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作出明确态度。对认为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的即返还给承办人办理;对认为准备工作的资料需要继续修改、补充的告知承办人继续准备;对认为需要研究的,及时提交法务部集体讨论。此项工作在2天内完成,特殊情况例外。
五、出庭处理
出庭处理由承办人进行。承办人在收到法务部或负责人认可的开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的案件后,应当再次认真阅卷,反复查核资料和证据,进一步熟悉案情。并根据法务部负责人或法务部集体讨论的意见作好开庭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在庭审中,要善于临场发挥,依法据理力争,尽力维护本公司的合法权益。
庭审结束后,如发现新情况和需要继续做好准备的,要尽快向法务部负责人报告,及时研究对策。
六、结案整理
结案整理由承办人进行。案件经过开庭后,承办人应当将庭审相关情况和案件审结时间、方式、一审(二审)判决或调处结果、执行情况等如实填入《诉讼案件情况登记表》或备忘录。
对办结的案件,承办人要在法院结案日(或收到结案依据日)起5-10日内,整理好案卷内的全部诉讼文书、材料、证据等资料,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卷宗页码,清楚地填写案件资料目录,然后交法务部负责人对结案案件进行检查验收。
七、检查归档
检查、归档,案件质量检查由法务部负责人进行;案件归档由内勤进行。承办人将办结的案件交法务部负责人对办案质量进行验收。法务部负责人在收到承办人交给的办结案件后,应当就办结案件的资料是否齐全、思路是否正确、工作是否到位、成效是否明显、结案方式方法是否正确等进行检查验收。对经检查验收认为是合格的,移交内勤装订归档;对不合格,应当扣分,并责成承办人补充或修正,然后再次验收直到合格时止。
内勤收到经法务部负责人检查验收合格的案件,要认真整理案卷,检查并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资料,然后编号装订成民事诉讼案件卷宗,最后归入民事诉讼案件档案。
八、说明
1、对本公司属原告地位的案件,其办案思路、起诉状及开庭前的准备工作应当在立案前由法务部负责人指定专人进行或由法务部共同研究拟定。其余按本操作规程执行。
2、本操作规程所指诉讼案件,包括劳动争议仲裁案件。对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仲裁而起诉的民事案件,案件性质和诉讼程序发生了变化,应当重新立案。对不服一审判决后经过二审立案程序和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是本诉案件的继续,不再另行立案。
3、诉讼案件进入二审和执行程序的,其操作情况应当详细填入《诉讼案件情况登记表》,该表可以下拉增加栏目,使之填写完整。
4、对案件承办人按照本操作规程办理民事诉讼案件的优劣表现,拟列入年终个人奖惩考核内容。
5、本操作规程,自
保险公司诉讼案件管理制度 篇7
我国2005年10月25日修订的《公司法》导入了股东代位诉讼制度, 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公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 , 2006年4月28日法释[2006]3号, 自2006年5月9日起实行。这为保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利提供了司法救济途径。
一、股东代位诉讼制度的概念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 股东代位诉讼制度始于英美普通法, 是在英美判例法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股东代位诉讼在英美国家称为派生诉讼, 在大陆法系国家称为代表诉讼, 它是指当公司的正当权益受到他人侵害, 特别是受到有控制权的股东、董事和管理人员等的侵害, 而公司怠于行使诉权时, 具备法定条件的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为公司的利益对侵害人提起诉讼, 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诉讼制度。股东胜诉所得到的利益 (损害赔偿) 归属于其所代表的公司, 而非股东本人。
其称谓不同在于两者的着重点不同, 前者着重于原告股东的诉权派生于公司, 是股东代表公司对公司所遭受的损害提起诉讼的角度考虑;后者着重于原告股东是代表着与其具有相同地位的所有股东而提起诉讼的角度考虑。
二、股东代位诉讼的特征
首先, 股东代位诉讼是基于股东所在公司的法律救济请求权产生的, 这种权利不是股东传统意义上的因其出资而享有的股权, 而是由公司本身的权利传来的, 由股东行使的。
其次, 股东代位诉讼的原告须是公司的股东, 一人或多人联合提起诉讼均可, 但是并非只要公司的股东就可以提出诉讼, 不同的国家对此均有限制, 以防某些恶意的股东进行滥诉。
第三, 股东只是作为名义上的诉讼方, 股东没有任何权利、资格或权益。也就是说原告股东并不能取得任何权益, 法院的判决结果直接归于公司承担。
第四, 股东代位诉讼发生在公司怠于行使其合法权利的情况下。也就是说, 若公司不通过诉讼手段行使其权利主张, 则可能发生公司权益遭受损失的情形。只有这种条件下, 才能够发生股东代表诉讼。
三、股东代位诉讼制度是防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滥用职权、侵害公司和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
股东代位诉讼制度具有事后救济和事前监督功能。事后救济功能表现在, 当公司利益受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的非法侵害后, 通过给予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方式, 来恢复公司和股东原有的合法权益。事前监督功能表现在, 由于股东代位诉讼制度的存在, 增加了公司内部人从公司谋取不当利益的风险成本,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在进行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时, 就会考虑到潜在的承担责任可能性,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预防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发生的作用。
我们认为, 《公司法》关于股东代位诉讼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 股东代位诉讼的原告范围仅限为股东。股东资格限制条件分二种情况:一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无条件限制;二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需具有连续180日以上持股时间和股东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持股比例的限制。
(2) 股东代位诉讼的被告范围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人。
(3) 股东代位诉讼的客体范围为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4) 股东代位诉讼的前置程序及前置程序的免除条件。
四、股东代位诉讼诉讼的前置程序
股东代位诉讼是一种比较容易被滥用的诉讼形式, 为防止其被个别股东利用以达到非法目的, 产生防止滥用的制度, 前置程序就是其中之一。前置程序是指股东在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之前, 必须先在公司内部寻求救济。它是股东代位诉讼的重要程序, 股东只有在不能通过公司内部获得救济后, 才能取得对公司利益的代位权, 才具有提起代位诉讼的资格。前置程序的设置能大量减少不必要的诉讼, 并能够促进公司提起诉讼, 同时也有利于避免滥诉。在提起诉讼之前, 股东应请求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采取相关措施, 维护公司的利益。如果其请求不能得到满足, 公司没有合理的理由却拒绝或怠于起诉, 股东则提起诉讼。但是, 在有关财产即将被转移、有关权利的行使期间或者诉讼时效即将超过等紧急情况下, 股东有权选择立即提起代位诉讼。提起诉讼后, 应将有关诉讼事宜及时通知公司。
我国公司规定的前置程序是: (1) 原告股东应先书面请求监事会或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如果是监事侵害公司权益, 则向董事会或董事提出上述请求; (2) 监事会、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原告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 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必须符合上述两个条件股东方可提起股东代位诉讼。
前置程序的免除条件:一是情况紧急, 二是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只要具备其中之一即可。
五、公司法中关于股东代位诉讼的规定存在不足之处
1. 原告股东资格限制的不足。
首先没有排除不当股东, 其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和持股时间限制不当。另一方面应在公司法中规定原告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如胜诉应得到诉讼费用的补偿, 败诉将承担诉讼费用, 且要赔偿因诉讼给公司名誉带来的负面影响等, 以对恶意股东起到威慑作用。
2. 没有规定诉讼费用担保制度。
股东代位诉讼是以公司的名义提起的并且从讼案中获得的任何补偿应交给公司, 股东有权获得对花费的补偿;基于此原因, 股东作为原告有滥用职权的极大可能性。原告股东如果是出于某种不正当目的对被告提起诉讼, 很可能会给被告造成经济上或名誉上的损失。因此, 被告认为原告股东有此目的或有此企图时, 可以请求法院要求原告在一定的期限内提供担保。但担保也有可能加重股东提起代位诉讼负担。
3. 诉前救济的豁免规定太含糊。
我国公司法第152条第2款规定, 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 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 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30日内未提起诉讼, 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笔者以为, 该条款中“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的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的豁免过于抽象, 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形成统一的理解。
4. 还比如被告范围的“他人”所指不明;
公司如何定位;前置程序不完备;诉讼管辖、诉讼时效规定不具体;其它股东参与诉讼的条件;股东代表诉讼与直接诉讼的合并问题;法院的司法审查的限度等问题均不够完善。我们认为, 制度上的不完善将会导致中小股东有效保护自己利益的困难, 影响设立该制度的初衷。
结束语
因此, 在新公司已经颁布实施的情况下, 望最高人民法院本着既要保护中小股东权益, 又要防止滥诉现象的指导思想, 尽快作出必要的司法解释, 以完善我国公司法中的这个新生制度, 使股东代位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更具可行性和规范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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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通过非诉讼手段办理保险追偿案 篇8
B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为该集装箱货物承保货物运输保险。因发生货损事故,B公司根据保单约定向被保险人(收货人)赔付29879.85美元(实际付款时,折算为人民币187663.38元支付给被保险人在中国指定的代理人)。本所律师代理B公司向A公司追偿损失。
办案经过
律师接受委托后,自2013年5月15日开始向A公司发出律师函,将本案的事实、我方的要求、相关证据等正式函告A公司,由此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谈判。
在此期间,为了避免A公司通过谈判拖延时间,使我方索赔请求超出诉讼时效,律师也积极准备诉讼文件和相关证据、及时在青岛海事法院提起诉讼、并向法院收到立案材料的证明发给A公司。同时,本所律师再次函告A公司,表明可能对其船舶、集装箱等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在我方充分的证据面前和严正的警告之下,A公司最终同意赔款,并向本所指定账户汇款26990美元,按照结汇当日汇率1: 6.1085,折算为人民币164868.42元。本案最终和解情况如下:
保险赔款(人民币):187663.38元;
和解金额(人民币):164868.42元;
追偿回款率达87.85%。
经验总结
在本案中,追偿对象为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A公司。对于这类规模较大、信誉较好的企业,索赔应当遵循“先礼后兵”的原则,以非诉讼方式为首要追偿手段。
所谓非诉讼方式追偿,即不通过法院诉讼程序、直接与对方进行沟通,摆事实讲道理、向对方施加压力、促使对方自愿承担赔偿责任的方式。非诉讼方式追偿可以避免案件进入复杂冗长的诉讼程序、节省当事人的诉讼开支和办案律师的时间与精力。律师在办理追偿案件中,凡有可能使用非诉讼方式追偿的,都应先尝试以非诉讼方式追偿,因为这是最符合经济效益的办案方式。
办案律师第一次与对方联系,应当以正式的“律师函”形式向对方发出索赔要求。律师函一般分为“基本事实”和“索赔请求”两部分,前一部分陈明事实,后一部分提出索赔请求、法律依据,以及对方若不及时赔偿将产生的不利后果。最后,我们的律师函应附上事故原因的检验报告,一并发给对方,以证明我方主张具有详尽的事实依据。
对于A公司这样的船运公司而言,其资产遍布全球主要港口。而我们向其施加压力,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警告其将扣押其船舶、集装箱等资产。船舶等资产的价值较大、运营成本高,一旦扣押足以我方弥补损失,同时会给对方带来较大的运营利益损失,所以“扣船”是向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施压的利器。在律师函中,一定要点明如若我方得不到及时赔偿将采取扣船措施,这样我们的律师函才会让对方感到切实的威胁。
第一封律师函发出后,对方往往会回复称需要对此事进行调查核实,此后双方就进入长达数月的拉锯战。这一过程中对方可能会提出种种理由不赔、少赔、晚赔,如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质疑事故发生的原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是承运人的责任。或者认为托运人、收货人亦有过错,承运人不应承担100%的赔偿责任。
(2)对我方的身份加以质疑:保险公司不是运输合同的相对方,与承运人之间无业务关系,即使承运人有责任也不会向保险公司赔钱。
(3)质疑索赔金额:保险赔款高于货物的发票价值(被保险人投保时,保险价值往往约定为发票价值的110%),对高于发票价值的保险赔款不予认可。
(4)质疑中国律师的介入:根据其提单约定或承运人本国法律,涉案纠纷不应适用中国的法律、不应由中国的法院管辖、中国法院无权扣船,等等。
(5)赔偿方案需要报总公司(全球总部)审批、无法由其中国分支机构直接使用人民币汇款,需要我方耐心等待,等等。
要晓得普天之下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向别人赔钱,律师在与对方谈判的过程中,要做到“理性、平和、拿证据、摆事实、论法律、讲道理”,要保持细心、耐心,注意保持职业精神和文明礼貌的姿态。对方很可能会无理狡辩、万般抵赖、胡搅蛮缠、一拖数月,办案律师切不可因此而恼羞成怒,向对方进行人身攻击,逞一时口舌之快而断绝了协商和解的渠道。
当然,彬彬有礼的非诉讼协商始终是以具有强制力的诉讼作为后盾的,否则对方感受不到任何威胁,也没有必要和我们妥协。我国海商法特别规定海事诉讼时效只能以提起诉讼或仲裁而中断,为了避免承运人假借协商谈判而将我方的索赔权利拖过诉讼时效,办案律师要做两手准备,在与对方协商谈判的过程中毫不懈怠地搜集证据、准备诉讼文书,在诉讼时效过期之前在法院立案。然后及时将法院的立案文书发给对方,向对方表明 “这回要动真格了”。由于案件即将要进入诉讼程序,承运人要面对我方扣船的风险,并且要委托律师准备应诉、承受高额的诉讼成本,大多数承运人会选择在这一阶段加快其内部审核流程,尽量在法院开庭日期以前向我方赔钱了事。
综上所述,通过非诉讼手段办理保险追偿案件,对律师的业务水平、沟通技巧、心理素质、外语能力都是一种考验。通过非诉讼手段迅速、高比例地回收保险赔款,实现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律师办理保险追偿案件的优先选择,这其中的经验和技巧值得律师朋友们在实践中不断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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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基本管理制度06-10
保险公司薪酬管理制度10-18
保险公司投资研究管理09-11
保险公司组织研究管理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