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受教育程度

父母受教育程度（精选8篇）

父母受教育程度 篇1

摘要：目的 了解中学生抑郁症状变化趋势和父母受教育水平的关系,为制定中学生抑郁症状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采取整群抽样方法,于2009年及2010年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对南京市5所学校53个班级初一和高一年级2 202名在校中学生进行2次问卷调查。基线调查2 160名中学生,1 a后随访调查2 118名中学生,随访率为98.1%。结果 随访共检出抑郁症状学生974名,检出率为46.0%,其中轻、中、重度抑郁的比例分别为29.4%,13.4%和3.3%。父母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中学生SDS标准总分、抑郁症状检出率均最高,且中度及重度抑郁症状所占比例也较高。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父母受教育程度均与中学生的抑郁症状呈负关联,仅父亲受教育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父母受教育程度尤其是父亲受教育程度是中学生抑郁症状的重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抑郁,症状和体征,教育,随访研究,学生

近几年,中学生抑郁症状问题趋于严重,在中国已逐渐成为心理、教育及其他社会工作者普遍关心的重要心理卫生问题之一[1,2]。国外研究证实,社会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 status,SES)与中学生抑郁症状的关联密切,低SES的中学生罹患抑郁症状的风险显著高于高SES中学生[3,4,5]。中学生SES常用评价指标包括父母职业类型、父母经济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前两者相比,父母受教育程度是一个相对客观稳定的指标,易于准确测量。本研究采用父母受教育程度评价中学生SES与抑郁症状的关联,对南京中学生进行了1 a追踪随访,预测随着年龄增长、年级升高、学业加重,中学生抑郁症状变化趋势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对中学生罹患抑郁的持续影响,为有针对地采取防治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分层抽样方法,于2009年9-10月随机选取南京市5所中学(初中3所、高中2所)为抽样学校,每所初中抽取所有初一年级,每所高中抽取所有高一年级,合计53个班级2 202名中学生进行基线调查,于2010年9-10月针对同一样本人群进行1 a随访调查。基线共调查2 160名中学生,调查率为98.1%,其中男生1 100名(50.9%),女生1 060名(49.1%);初中生1 096名(50.7%),高中生1 064名(49.3%)。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分别为493名(22.8%)、925名(42.8%)、742名(34.4%),600名(27.8%)、1 007名(46.6%)、553名(25.6%)。1 a后随访共调查2 118名中学生,随访率为98.1%,其中男生1 058名(50.0%),女生1 060名(50.0%);初中生1 095名(51.7%),高中生1 023名(48.3%)。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在学校教师的配合下,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指导学生集体填写问卷,均匿名,经检查无漏项后当场收回问卷。采用同一调查问卷进行基线和随访调查。

1.2.2 调查问卷

包括:(1)一般情况。自行设计调查表,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调查对象及其父母的社会人口学信息,调查对象的学习情况、人际关系、生活事件、健康危险行为及身高、体重测量。(2)抑郁症状。采用美国Zung教授1965年编制的SDS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6]进行中学生抑郁症状评估。量表共包括的20个条目,每个条目根据被试者最近1周的感受分进行4级评分,评定抑郁出现的频度。其中10个条目正性词陈述,按反向评分;10个条目负性词陈述,按正向评分。累积20个条目得分为SDS总粗分(raw score,X),分值越高,抑郁情绪越严重。总粗分×1.25,取其整数部分即得标准总分(index score,Y)[7]。SDS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93,分半信度为0.738。

1.2.3 分类标准

父母受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3类;根据中国常模[8],SDS标准总分在50分以下为无抑郁,50～59为轻度抑郁,60～69为中度抑郁,70以上为重度抑郁。

1.3 统计分析

使用EpiData 3.0进行数据双录入,采用SPSS 13.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SDS量表标准总分以undefined表示,采用t检验或F检验;中学生抑郁检出率采用χ2检验,以优势比(OR值)及95%可信区间(CI)评价危险度大小,采并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对可能的混杂因素进行调整。

2 结果

2.1 随访前后SDS标准总分比较 随访调查中学生SDS标准分由(48.51±9.77)升高至(49.20±10.4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30,P=0.026);初中生由(47.02±9.40)升高至(48.48±10.6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416,P=0.001);高中生由(50.05±9.92)下降至(49.97±10.22)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175,P=0.861)。其中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中学生随访调查SDS分也高于基线调查(t=2.596,P=0.010);父亲为初中及以下的中学生SDS分高于父亲为大专及以上的中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326,P=0.013)。按初、高中分层,父亲为初中及以下和大专及以上、母亲为大专及以上的初中生随访调查Y值均显著高于基线调查。基线和随访调查,父母为初中及以下的初中生Y值均最高。见表1。

2.3 不同父母受教育程度中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比较 见表2。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随访调查2 118名中学生中检出抑郁症状974人,检出率为46.0%,其中轻度、中度、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分别为29.4%,13.4%和3.3%。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中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最高,分别为53.2%和48.0%,且中度及重度抑郁症状所占比例也较高;但仅父亲受教育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按初、高中分层,父亲受教育程度与抑郁症状检出率差异仍均有统计学意义。

2.4 父母受教育程度与中学生抑郁症状Logistic回归分析

以随访调查中学生是否抑郁为因变量,父母受教育程度为自变量,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与抑郁症状呈负相关,父母为初中及以下的中学生1 a后罹患抑郁的风险明显高于父母为大专及以上的中学生;但仅父亲受教育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按初、高中分层分析,结果与总人群相似。见表3。

注:多因素调整因素,年龄、性别、初高中、BMI分组、学习成绩、中等强度动频次、睡眠时间、与家人朋友关系、与同学关系、基线调查抑郁状况;父母受教育程度均以大专及以上为参照组。

3 讨论

国外研究表明,低SES的青少年易出现孤僻、自卑、冷漠等症状,导致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3,4,5]。青少年SES指标中父母经济收入是个人隐私性问题,调查对象往往不愿告知,测量误差较大。父母职业类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常不稳定,信息收集不准确。而父母受教育水平则是一个相对客观稳定的指标,早年确定就很少发生改变,通常能较好反映青少年的SES水平。

本随访研究发现,同一中学生人群随着年龄增长、年级增高,SDS标准总分呈现增高的趋势,且父母受教育程度与中学生抑郁症状密切相关。父母为初中及以下的中学生SDS标准总分、抑郁症状检出率均最高,且中度及重度抑郁症状所占比例也较高。按初、高中分层,父亲受教育程度与抑郁症状检出率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而母亲受教育程度与抑郁症状无统计学关联。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父母受教育程度均与抑郁症状呈负关联,仅父亲受教育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因此,父母受教育程度尤其是父亲受教育程度是中学生抑郁症状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与相关研究一致[9,10]。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若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对子女的期望也就更高,父母可以用拥有的知识影响和教育子女,同时在学习上也给予较好的指导;相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在子女学习方面提供的帮助十分有限。此外,父母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方式,有研究表明[9],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父母对子女多拒绝、多敌意、多批评、缺乏关注和情感的温暖等教育方式,子女更易产生抑郁症状。

本研究与国外相关研究相比,随访人群和随访年限不足,需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和延长随访时间,使研究结果更具可比性。

参考文献

[1]陈桂存,黄莹,李燕,等.昆明市中学生抑郁症状及其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11,27(4):511-512.

[2]黄莹,李燕,胡安艳,等.云南省中学生抑郁症状流行特征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1,32(2):241-242.

[3]GOODMAN E,SLAP GB,HUANG B.The public health impact ofsocioeconomic status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obesity[J].Am JPublic Health,2003,3(11):1844-1850.

[4]GOODMAN E,HUANG B.Socioeconomic status,depressive symp-toms,and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J].Arch Pediatr Adolesc Med,2002,156(5):448-453.

[5]PIKóB,LUSZCZYNSKA A.Social inequalities in adolescent depres-sion:Social support and optimism as mediators[J].Psychiatr Hung,2010,25(3):233-242.

[6]ZUNG W.A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J].Arch Gen Psychiatry,1965(12):63-70.

[7]张明园.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M].2版.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39-42.

[8]王春芳,蔡则环,徐清.抑郁自评量表对1340例正常人评定分析[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1986,12(5):267-268.

[9]王宏,刘家洁,李雷雷,等.家庭因素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J].现代预防医学,2009,36(11):2075-2077.

[10]郭兰婷,张志群.中学生抑郁情绪与童年经历、家庭和学校因素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17(7):458-461.

父母受教育程度 篇2

全球受教育程度最高的10个国家

第十名：爱尔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37%经济年均增长率(2000-2010)：7.3%(排名第一)人均GDP：40,478美元(排名第七) 第九名：澳大利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38%经济年均增长率(2000-2010)：3.2%(倒数第12名)人均GDP：40,790美元(排名第六) 第八名：芬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38%经济年均增长率(2000-2010)：1.8%(倒数第四)人均GDP：36,307美元(排名第14) 第七名：英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38%经济年均增长率：4%(排名第10)人均GDP：35,756美元(排名第15) 第六名：韩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40%经济年均增长率(2000-2010)：5.2%(排名第六)人均GDP：28,797美元(倒数第16) 第五名：新西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41%经济年均增长率(2000-2010)：3.5%(排名第13)人均GDP：29,711美元(倒数第17) 第四名：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42% 第三名：日本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45%经济年均增长率(2000-2010)：2.9%(排名倒数第10)人均GDP：33,785美元(排名第18) 第二名：以色列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46%经济年均增长率(2000-2010)：不祥人均GDP：26,531美元(倒数第13) 第一名：加拿大拥有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51%经济年均增长率(2000-2010)：2.4%(倒数第五)人均GDP：39,050美元(排名第11)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市中心，画面前面是福溪(False Creek)，背景是群山 经济年均增长率(2000-2010)：1.3%(倒数第二)人均GDP：46,548美元(排名第四)

老年痴呆与受教育程度有关等 篇3

研究人员考虑到许多与教育和痴呆危险有关的因素：包括中年的收入与职业、吸烟和锻炼方式、高血压和高胆固醇之类的中年健康问题。

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的蒂亚·恩甘杜说：“我们注意到，即使考虑到其他危险因素的作用，教育程度低仍然与痴呆危险增加有关。”

研究人员发现，与上学不到5年的人相比，上过6－8年学的人出现痴呆病症的可能性要小，43％。受过9年以上教育的人患痴呆病的危险要小84％。当研究人员具体注意到早老性痴呆症时，这类数字几乎是一致的。早老性痴呆症是痴呆最常见的一种。

恩甘杜说，可以把这些发现看作对有关痴呆危险的“脑储备”假设的支持。

根据这种假设，教育程度或者智商较高的老年人在出现症状以前能经受住较大的与早老性痴呆有关的脑损伤。

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脑“电路”运行更有效，能更好地弥补在早老性痴呆病患者大脑中看到的病变。

全球40％的死亡与污染有关

美国研究人员最近完成的一项研究发现，全世界大约40％的死亡事件与水、空气及土地污染有关。全球目前有12亿人无法享用清洁的水源，80％的传染性疾病通过饮用水传染；全球每年因空气污染而死亡的人数达到300万，其中2／3是5岁以下因呼吸道感染死亡的儿童；大量土地遭受化学物质以及病菌污染，这些化学物质和病菌又通过直接接触或食物、水等渠道感染人类，造成病菌流行、有毒物质扩散。

城市交通废气损害人类大脑

荷兰南方大学一项研究发现，短时间暴露在城市交通废气之中或吸入空气污染微粒，都会影响大脑活动。

据西班牙《数码报》报道，南方大学保罗·博尔姆教授的研究小组让志愿者进入一个充满汽车废气的房间里。志愿者在废气屋中停留30分钟后，研究人员根据在其大脑皮层监测到的脑电波活动，判断脑区是否呈现紧张状态。结果表明，大脑压力不断增加，甚至在受试者离开废气房间后仍在继续。

父母受教育程度 篇4

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 美、英等发达国家就已经意识到家长受教育程度不仅决定了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 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校管理与教育的健康发展。为保障家庭教育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有机协调性及相互配合性, 这些发达国家极力吸引家长参与学校的家庭教育指导、家校联谊活动、教师公开教学、教师招聘与评价甚至于学校日常管理或决策。目前, 家长受教育状况对教育改革的潜在影响已经为广大教育理论及教育实践工作者所高度关注, 并且从家长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来入手, 如近几年许多中小学纷纷建立的家长学校或家校合作委员会等就是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笔者认为这种思路既值得肯定又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因为, 目前的改革多限于一些城市中小学, 而大多数农村学校的管理还处于一种封闭的模式。同时, 农村家长本身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提高也是一个值得学界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因为, 农村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必定会对农村教育改革产生很大程度上的影响。如有人指出:“农村中小学辍学率之所以居高不下, 与城市相比, 农村家庭文化资本的贫乏应是值得考虑的因素。”鉴于此, 我们选择山西某地20余所农村中小学的近千位家长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了解目前农村中小学中家长的整体受教育状况及其对农村教育改革的种种影响, 为农村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积极的改革建议。

二、研究方法及过程

本研究主要采用发放家长调查问卷及深度访谈法, 对山西芮城20余所农村中小学家长进行实地随机调研。整个调查问卷由我们自行设计, 并在两次实地发放的基础上修改而成。问卷涉及家长受教育程度的基本情况、家长对家庭与学校合作现状的反映、家长对农村学校课程设置及改革的看法、家长对改进农村教育管理模式的建议等四个维度共计18个问题。先由我们对运城学院教育系小学教育专业的大学生进行发放问卷、回收及深度访谈等方面的重点培训和指导, 然后在各带队老师的指导下负责在农村实施随即发放、回收及访谈等工作。问卷共发放与回收986份, 实际有效955份。我们对问卷进行SPSS12.0软件统计处理。

三、对统计结果的分析及反思

(一) 农村家长的整体受教育状况不容乐观

这次被调研的家长年龄基本在30岁到45岁。具有小学学历人数为125人, 占被调研总人数的13.9%;初中学历的家长为500人, 占到总数的55.2%;高中学历毕业的家长则为255人, 占28.2%;而具有大学学历的人数仅有25人, 占2.7%。在调研的955位家长中, 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家长占到69.1%的比例。至于农村家长的职业教育情况, 有数据表明, 在农村45岁以上的农民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职业教育。在本次调查中发现30岁至45岁的农民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因此, 农村中小学家长的整体受教育状况不容乐观。

(二) 家长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对农村教育改革的种种影响

1.对子女上学最终目的的认识不同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传统的考大学、跳农门的农村教育观念正在发生转变。如在“您对送孩子上学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的选择中, 尽管仍旧有近五成的小学学历的家长认为是考大学, 但拥有其他学历的家长持相同观点的人数比例却较低。而在认为上学的目的是提高孩子的生存竞争能力的选择中, 学历越高的家长人数越多, 且高中及大学学历家长已经超过六成。这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教育观念上的巨大改变。这就使得传统的农村教育中偏重文化知识教育而忽视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的观念正在发生转变。调研中家长对孩子上学目的的认识分类统计见表1。

2.对家校合作方式方法认识上的差异

调研中, 发现目前大多数家长对家庭与学校合作的认识还停留在指导家庭教育或为孩子创造和谐的教育环境上, 但是也有部分家长表达了期望参与管理学校事务的观点, 其中小学学历的家长占44.2%, 初中学历的家长占32.5%, 高中学历的家长占19.3%, 大学学历的家长占18.5%。而对合作目的的选择为既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又促进学校管理及决策科学化的家长虽然最高比例不到三成, 但明显表明已经有部分家长在对家庭与学校合作的互利双赢上有了新的认识, 而且这种认识具有因学历不同而有明显差异的特点:具有小学学历的家长仅有0.4%, 初中学历的家长占到4.6%, 而高中学历的家长则占21.4%, 大学学历的家长能占到29.6%。这样看来, 初中及小学学历的家长中总共只有5%的人对家校合作有着比较全面的认识, 而高中及大学学历的家长中则有51%的人有着合理科学的认识与要求。

3.家长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庭教育的观念及方式有着比较大的影响

在本次调研中, 我们发现家长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教育观念的认识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如在对家庭教育的方式之一即少打骂、多引导以尽可能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的选择中, 小学、初中、高中及大学学历的家长比例依次为14.6%, 24.0%, 62.6%及63.0%。对于家庭教育中应该首先培养孩子何种意识的认识分类统计结果见表2:

4.对农村课程改革的关注程度不同

从2001年以来, 为加快素质教育的推行, 国家大力倡导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经过几年来的试点与推广, 我国基础教育面貌有了比较大的改观。但就本次实地调研来看, 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具有小学学历的家长中竟然有72.6%的人表示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尤其是农村课程改革一事根本不了解。在初中及高中学历的家长中持此观点的人数也超过一半。这充分说明我们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宣传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力度问题。但调查中也发现学历越高的家长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了解越多、越深入。家长受教育程度对“新课程改革”了解程度的统计见表3:

5.对农村教育管理模式及现状的认可程度不同

学历不同的家长对农村教育管理现状的认可程度有较大的差异。在对学校管理表示基本满意的选项上, 初中及小学学历的家长中共占68.8%选择此项, 而高中及大学学历的家长仅有18.5%的人持此观点。由于应试教育及学校管理封闭化所造成的种种弊端, 在各学历家长的人数中都有五成左右对中小学管理现状明确表示不满意。其中有部分家长表示愿意参加中小学的日常事务管理, 如协助班主任进行班级日常管理、监督学校收费、对学生进行思想及安全教育、听公开教学课、参与年终教师评价及招聘、帮助学校组织各种文体活动、给学校做义务工、参与学校政策制定及发展规划等。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家长渴望参与学校管理的倾向愈来愈大, 从具有小学学历到大学学历的家长比例依次为0.8%, 15.5%, 47.3%, 87%。

调研中, 我们也发现不同学历家长在一些问题上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共识。如从具有小学学历到大学学历的所有家长中几乎都有近七成的家长认为学校缺乏相应的家校合作组织及活动是影响家校合作的主要因素, 这充分说明家校间开展合作的不力现状及根源所在。再如在对家校合作的具体方式的选择上, 虽然有选择以学校为主或以家庭为主的不同学历家长, 但选择家庭与学校平等合作的各学历家长人数均已超过六成。这充分表明家校合作的方式已经具备了平等合作的现实性及迫切性。

四、几点启示与建议

通过上述调查和分析, 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农村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农村教育改革的顺利实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为此, 需要尽快地提升农村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以保障农村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具体思路如下:

(一) 从观念上打破农村教育的封闭管理模式, 积极吸引家长参与学校管理与监督

借鉴国外中小学管理中的开放理念, 充分调动广大家长参与学校管理与监督的积极性, 使得家长在学校的日常管理、教师招聘与评价、学校方针政策的制定与修改等方面享有一定的知情权、参与权、发言权及决策权。这是激发农村家长提升自身受教育程度的逻辑起点, 因为家长在参与教育管理的过程中才会真实地感受到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影响和制约了自身的参与质量, 因此会不断地产生“亟须充电”的心理需要。

(二) 从制度上加强农村中小学的家校合作建设, 促进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合力的形成

采用多种方式灵活实施家庭与学校的有效合作, 如定期的家校联欢活动、学校开放日活动、校长接待日活动、教师与家长及学生三方对话与交流活动, 不定期的教师家访、家长校访、家长会等。这是促进农村家长尽快提升自身受教育程度的制度保障, 因为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越高, 他 (她) 在子女上学目的认识、家庭教育的方式、对学校教育的课程设置以及管理模式等方面就越有渴望了解和参与的内在积极性。因此, 为家校合作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农村家长不断产生提高自身受教育程度的现实需要。

(三) 从措施上大力倡导农村家长学校的兴办, 逐步提升广大农村家长的整体受教育程度

如2007年, 潍坊市教育局决定开展“家庭教育农村行”活动, 邀请国内一流的百名教育和心理专家为40多万农村家长和老师作报告。这种能够促进家长素质提高的活动最好长期搞下去。如从国家和地方政府来说, 在加大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时, 应当把农村家长学历层次的提升作为一个投资项目, 制定应有的投资、管理和监督制度;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来说, 应当把农村家长的学历提升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内容之一, 可以充分利用各地“合校并点”后留下的教学设施办起家长学校, 可以定期学习或周六或农闲时的全日制和免费制等形式举办。具体的学习内容可以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农村教育以及必要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实用性课程。具体的任教师资可以来自各地高师院校、中小学和职业院校甚至于农村的优秀人才等。对于经过系统学习和考核合格后的家长可以发给相应层次的学历 (高中、专科、本科) 证明和文凭。

(四) 从舆论上加大农村教育改革的宣传与实施力度, 营造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家长关注与支持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良好氛围

各农村中小学应利用家长会、教师家访、家长校访、家校联谊、校园开放日、校长接待日、家长学校等多种方式积极宣传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意义、方式和效果。并尽可能定期举办“课改”成果展览活动及“课改”问题研讨活动以调动农村家长关注农村教育改革的内在积极性与主动参与性。

(五) 从课程上树立农村教育本姓“农”的观念

积极贯彻基础教育课程三级管理原则, 努力探索地方实用课程及各校特色课程。在为高校输送合格人才的同时, 培养大批的农村后备人才, 这样既能解决好部分学生的升学问题, 又考虑到了大部分学生的就业及出路, 更重要的是为促进农村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培养了大量的农村后备军。事实上, 就农村学校课程设置及人才培养模式而言, 无论哪个学历阶段的家长都超过六成认为农村孩子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应该多学些适合当地需要的农业实用技术。这充分表明广大家长在对农村的孩子究竟应该学习什么的认识上已经有了观念上的突破和更新。这也充分表明在对农村教育应该姓“农”的认识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所以我们必须认真谨慎而又迫切地解决好农村中小学课程设置这个核心而又颇为敏感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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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宪锋, 高志敏.试论农村教育发展战略的创新方向[J].继续教育研究, 2009 (9) :48.

父母教育程度高，孩子创造力低 篇5

从知识分子家庭走出的孩子的创造力表现很低。这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近日在为310名中小学生做“家庭环境对儿童实用创造力影响”的测试时发现的。

“砖头用来干什么”成考题

研究人员选取了北京市某小学四、六年级和中学初二、高二的学生共310人参与本次测试。测试要求被试者尽可能多地想出日常生活中用品的各种用途，比如“砖头可以用来干什么”等。被试者所给出的答案出现频率越低，分数越高，而总分越高，也就说明创造力越高。据参与此项研究的心理专家施建农介绍：这主要是对被试者的发散性思维进行测试，这也是目前普遍采用的测试创造力的方法之一。

家庭环境的独立性、知识性、娱乐性和控制性四大因素对孩子创造力的影响尤为显著。

“知识性”削弱孩子创造力

家庭环境的“知识性”和“控制性”对孩子创造力产生的是消极影响。

知识性强的家庭中，比如“家庭成员经常去图书馆”等，在这种浓厚的`知识性氛围中，孩子更注意从现存的知识体系中学习和掌握知识，容易形成更多的思维定势，从而束缚思考，影响到创造力发挥。同样，家庭的“控制性”要求孩子遵守固定的生活规律和家规，久而久之，孩子就习惯了接受和听从，不利于培养出创造性。

“娱乐性”利于提升创造力

与之相反的是“独立性”和“娱乐性”都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创造力。

你受他人宠爱程度是多少 篇6

A.杀手

B.平民

C.警察

D.法官

A.受他人宠爱度 ★★★★★

在游戏中，警察和平民找的就是杀手！杀手必须把自己隐藏得非常巧妙，不露出一点蛛丝马迹。你希望得到他人的宠爱，可你总是感觉孤单，觉得了解你的人很少，事实上，你不向大家展露你的内心，他们又怎么了解你呢？心里有烦恼时不妨找朋友帮忙吧！

B.受他人寵爱度 ★★

在游戏中平民的人数是最多的，杀手们最先杀害的往往是最善良的平民。而作为平民，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协助警察一起找出杀手，当然，牺牲也是再所难免的。如平民一样，你很会照顾自己，乐意为大家服务，是周围人的开心果。他人的快乐就是你的快乐，你常常把他人放在优先的位置，而忘记了你自己。

C.受他人宠爱度 ★★★★

作为正义的代表，警察一直是杀手们最想杀掉的角色。警察可以提醒平民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发动群众的力量。你比较希望得到他人的注意与宠爱，在任何场合，总希望自己是主角，一旦发觉不是，你就会情绪低落。这样的心态有点不成熟，主角固然引人注目，配角也别有一番滋味。

D.受他人宠爱度 ★★★

作为游戏中至关重要的角色，公正严明的法官非常重要，不然游戏就进行不下去。在某些擅长的领域你很自信，在不擅长的领域，你就会变得沉默不合群，其实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弱点和强项，有什么好郁闷的呢？虽然他人给你的宠爱能够增加你的自信，但真正的自信还是源于自己。

父母受教育程度 篇7

关键词：公司治理,信用评级,受教育程度

一、引言

企业信用评级不仅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融资成本, 还对企业的名誉有间接影响。所以许多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对企业信用评级非常重视。他们希望通过获得一个较好的信用评级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并提升企业形象, 最终达到增加公司价值的目的。国际三大评级机构 (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 主要从八个维度来对公司进行信用评级, 即宏观经济风险、行业风险、偿债能力、流动资产比率、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资本管理水平和公司治理水平。其中的公司治理水平由于比较主观而缺乏统一的量化标准。侯昊鹏 (2013) 提出了从高层管理人员的受教育水平、管理能力、职业经验和信用记录来判断企业的治理水平。虽然我们无法得知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体系中是否包含企业管理者的受教育程度, 但是董事会在选择CEO时, 的确需要考虑CEO的受教育程度对公司的运营以及信用评级是否会产生影响。企业是否应该用更高的薪酬聘用受教育程度高的CEO来提高企业的信用评级进而降低融资成本?本文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本文的样本包含了标普500所有运营中的非金融类企业。在回归模型中, 常见的财务指标, 比如:流动比率、偿债比率、现金流比率、销售净利率、运营收入和运营收入增长率, 都被用作控制变量。此外, 本文将企业所属行业也加入了控制变量。OLS和logistic模型都证实了CEO的受教育程度不会影响企业信用评级。因为大部分财务指标显示出显著的相关性, 本文建议企业应该将重心放在运营上。

二、文献综述

以前的研究普遍是通过控制企业主要的财务指标, 使用不同的模型来探究各种因素对企业主体信用评级或者公司债券评级的影响。陈超和李镕伊 (2013) 同时使用了OLS和logit模型来研究审计质量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影响。他们发现两者存在相关性, 而对于民营企业, 相关性更加显著。在吴健和朱松 (2012) 的研究中, 除了财务指标外, 企业的流动性预期和融资能力也对企业信用评级有正面影响。但是, 公司债券的违约概率无法完全由财务指标反映出来。一方面, 有些因素会影响财务指标却与企业的违约概率无关, 比如各企业使用的不同会计方法。另一方面, 有些因素对企业的违约概率存在显著影响却不一定会影响企业的财务指标。由于财务指标易于观测、量化和比较, 大量的研究集中于这些方面, 对非财务变量的研究则非常少。

Ashbaugh-Skaife等人 (2006) 使用logistic模型研究了公司治理的影响, 并发现CEO的权力, 董事会的独立性、股份持有比例和专业性都对企业信用评级有积极的影响。侯昊鹏 (2006) 提出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信用评级模型, 不仅包含了财务指标, 也包括了管理者的能力、产品竞争力等因素。但是, 笔者并没有用实证的方法来检验上述因素的真实影响。所以, 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 本文使用OLS和logistic模型来研究企业管理者的受教育水平与企业信用评级的关系, 希望对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人员的招募有所启示。

三、研究设计

对于企业管理人员的受教育程度, 本文选取CEO的学历和毕业学校排名作为衡量标准, 并提出以下假设:

H1:CEO的学历越高, 则受教育程度越高, 企业信用评级也越高;

H2:CEO毕业学校排名越高, 则受教育程度越高, 企业信用评级也越高。

(一) 研究模型。本文主要研究企业管理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影响。基于刘睿霞等人 (2008) 的分析, 本文将信用等级转换成16个离散的数字并建立logistic模型来研究所有自变量对获得不同信用等级的概率的影响。本文使用标准普尔所给出的信用评级, 并将其转换成0到15的自然数。 (B-=0, B=1, …, AAA=15) 解释变量使用了CEO的学历和毕业学校排名。由于样本中只有硕士和博士两种学位, 本文将博士学位设为虚拟变量。对于双学位的学历, 本文取排名较高者并加入双学位的虚拟变量。毕业学校的排名一共分为五类:1到50名, 51到100名, 101到150名, 151到200名和其它。根据三大评级机构的标准和以往的研究, 本文选取所属行业、流动比率、偿债比率、现金流比率、销售净利率、运营收入和运营收入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企业运营的每个方面, 本文只选取一个财务指标来避免多重共线性。本文构建logistic模型如下: (粗体代表矩阵变量)

因为信用等级有16类之多, 因变量是线性的假设也是比较合理的。所以, 本文也直接使用了OLS回归便于和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

(二) 数据来源。由于金融类企业采用完全不同的会计规则和信用评级标准, 本文样本仅选取标普500运营中的非金融类企业。在剔除没有数据的公司后, 本文一共获得263个观测值。所有的公司数据均来自BVD数据库。学校的排名则参照2013~2014年度QS世界大学排名。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3中的数据显示OLS和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相同。本文研究的解释变量在两种模型中都不显著。这说明CEO受教育程度对企业信用评级没有影响。不同的财务指标也存在不同的情况。运营收入增长率与企业信用评级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这表明成熟型企业比成长型企业更容易获得高评级。偿债比率、销售净利率和运营收入对信用评级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流动比率和现金流比率的影响则不显著。另外一个有趣的发现来自于企业所属行业的影响。能源、消费者非常用品和电信服务行业相较于其它行业会获得较低的评级。

表4中对OLS回归的White检验表明不存在异方差。由于CEO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不显著, 我们将相关的变量去掉之后再进行回归。但是, 新模型的回归结果与之前相比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这进一步证实了CEO受教育程度对企业信用评级没有影响。

不显著的回归结果在本文的意料之外。造成该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CEO受教育的时间越长则工作时间越短, 从而导致其管理经验越少。所以, 受教育的积极影响有可能与其带来的消极影响相互抵消了。但是, 样本中只有硕士和博士两种较高的学历, 说明企业还是倾向于聘用受教育程度高的管理人员。第二, 样本中的学历普遍较高, 这种情况下好学校和高学历带来的边际效应已经很小, 不能全面地反映出CEO受教育程度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影响。第三, 各大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体系中主要以财务指标来代表企业的违约概率。因此, 即使CEO的受教育程度对企业违约概率有影响, 如果它不能改善财务指标, 则这种影响也无法反映在企业的信用评级上。

五、结语

本文研究得出CEO的受教育程度对企业信用评级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 我们不能据此推断CEO的受教育程度对企业价值没有任何贡献。另一方面, 偿债比率、销售净利率、运营收入和运营收入增长率都是显著的。所以, 本文建议企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运营上来改善财务指标, 从而提高信用评级。此外, 两种模型下都较低的R2表明企业信用评级依然有许多未解释的变化。仅用财务指标和所属行业无法全面地衡量企业信用等级。对于企业信用评级的体系构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Ashbaugh-Skaife, H., D., Collins, R., LaF ond.The eff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firms’credit rating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6, 42:203~243

[2]陈超, 李镕伊.审计能否提高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J].审计研究, 2013

[3]侯昊鹏.中小企业信用评级指标体系的缺陷与重构[J].天府新论, 2013

[4]刘瑞霞, 张晓莉, 陈小燕, 郝艳丽.多元有序Logit模型用于上市公司信用评级探析[J].财会月刊 (理论) , 2008

父母受教育程度 篇8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班级为单位,采取整群抽样方法,调查某医科大学临床医学、护理学、药学、医政、公共卫生等专业在校的一～三年级女生1 858名,其中一年级734人(39.5%),二年级631人(34.0%),三年级493人(26.5%);年龄最大的23岁,最小的16岁,平均(18.98±1.05)岁。月经初潮年龄为9～19岁,平均(13.74±1.23)岁。 7.2%的女生处于非正常(离异、分居、再婚、丧偶)家庭中,76.4%的女生经常与父母沟通。

1.2 方法

问卷是在江苏省青少年生殖健康调查问卷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修改,经咨询专家和预实验后,正式发放。问卷包括一般情况、生殖健康基础知识、艾滋病/性病知识、态度与行为等4个方面。生殖健康知识包括基础知识和性病/艾滋病知识两部分,其中基础知识共23题,性病/艾滋病知识共26题,按答对1题得1分,分别给每个调查对象打分,采用方差分析方法进行各组间比较。生殖健康相关行为的态度包括被调查者对自慰、同性恋、对未婚者讲授避孕知识、婚前性行为、性开放等的态度等,采用χ2检验进行各组间比较(因该调查问卷有部分内容涉及个人隐私,因此允许有10%的漏答率。对性开放的态度答题人数为1 854人,有4人未做选择,其余各题无漏答)。经检验,问卷各部分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7～0.81,信度较佳;采用逻辑分析法进行效度分析,结果符合测量要求。

因问卷涉及个人隐私内容,采用匿名、同时下发问卷、同时交卷等方式,保证资料的客观真实性。共发放问卷1 902份,收回1 902份,问卷回收后先进行审核, 剔除未有效应答和不合逻辑的问卷,有效问卷1 858份,问卷合格率为97.69%。

1.3 统计分析

采用EpiData软件对数据2次录入,使用SPSS 11.5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生殖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

2.1.1 不同父母教育程度女生生殖健康知识情况比较

父亲与母亲所受教育程度对女生生殖健康知识掌握情况的影响相同,即父母接受大学及以上教育,女生生殖健康知识的得分较高。父母接受大学及以上教育分别与父母接受小学及以下教育和中学教育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父母接受小学及以下教育和中学教育比较,女生生殖健康知识的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见表1。

2.1.2 父母婚姻状况、与父母沟通情况对女生生殖健康知识掌握情况的影响

父母婚姻状况正常与非正常家庭,女生生殖健康知识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父母的沟通情况并不影响女生生殖健康知识得分,不同沟通状况的女生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生殖健康相关态度

2.2.1 不同父母教育程度女生生殖健康相关态度比较

父亲教育程度不同,医科大学女生对生殖健康相关行为态度除接受自慰、性开放外,对其他行为的态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母亲教育程度不同的女生,在对待生殖健康相关行为态度上,除赞成对未婚者讲授避孕知识外,对其他相关行为的态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见表2。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2.2.2 父母婚姻状况、与父母沟通情况对女生生殖健康相关态度的影响

父母不同婚姻状况的女生对生殖健康相关行为态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与父母沟通不同状况的女生对待生殖健康相关行为态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2.3 生殖健康相关行为

正在恋爱和曾经恋爱的分别为363人和260人,占总数的33.5%。问卷中回答有无恋爱的1 858人,回答有无接吻的585人,回答有无爱抚的583人,回答有无性行为的583人,回答有无自慰的1 855人。

2.3.1 父母不同教育程度女生生殖健康相关行为比较

父亲不同教育程度女生生殖健康相关行为的发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母亲教育程度不同恋爱、接吻、爱抚等行为的发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母亲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的女生3种行为发生人数较多(P<0.05)。见表3。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2.3.2 父母婚姻状况与父母沟通情况不同的女生生殖健康相关行为比较

父母不同婚姻状况的女生生殖健康相关行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父母沟通状况不同的女生只有自慰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行为发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3 讨论

青少年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途径应该主要来自学校和家庭,而我国的家庭生殖健康教育状况不容乐观[3]。不仅家庭,学校的工作也有待改进,医学院校的状况也并不理想[4];在校女大学生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主要途径依次为报刊、网络、广播电视、同学朋友[5],学校教育和父母教育仅占21.0%和20.4%[6],其他研究也得出相似结果[7,8,9]。女大学生所掌握的生殖健康知识程度较低,远没有达到与其生理发育相适应的水平。在本次调查中,生殖健康知识部分选题共49题,平均正确率仅有74.6%。因此,包括医科大学在内的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都有待加强[10]。

对于生殖健康教育,学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家庭的影响更不可忽视[11]。当父母是主要信息提供者时,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的危险性低于信息主要来自朋友者[12]。由于我国生殖健康教育的长期匮乏,许多家长并不具备相关知识,更谈不上教育孩子。本次调查发现,父母接受大学及以上教育,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的得分较高。可以看出,母亲教育程度比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医科大学女生生殖健康的影响更大:母亲教育程度越高,对生殖健康相关行为接受程度越高;母亲教育程度不同恋爱、接吻、爱抚等行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母亲教育程度是大学及以上,3种行为发生人数较多,而性行为的发生与其他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母亲教育程度高的女生,虽然观念更开放,但性行为的发生却没有相应增加。

问卷调查仅能反映当前比较短的时期女生与父母沟通的情况以及父母当下的婚姻状况,生殖健康知识、行为、态度是长期积累的过程。在所调查的影响因素中,父母婚姻状况及与父母沟通状况对医科大学女生的生殖健康影响较小,只有对自慰的发生有影响,对知识、态度、其他行为都没有显著影响。

在两性交往过程中由于女性生理结构的特殊性而更容易受到伤害。杨帆[13]指出,高校生殖健康教育的重点是女大学生群体。通过教育使她们不仅具有相应的防护知识,还要有正确的态度,这样才能采取正确的行动。医科大学的女生作为健康的维护者和健康知识的传播者,更应掌握正确的生殖健康知识。女大学生的生殖健康不但关乎于她们本人,而且对未来家庭和子女的生殖健康以及全社会人口素质的提高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大学生的生殖健康教育应引起包括家庭、学校、媒体在内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摘要：目的 了解不同家庭背景尤其是父母不同教育程度的医科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知、信、行情况,为教育者和管理者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某医科大学女生1 858名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母亲教育程度对医科大学女生生殖健康的影响大于父亲;母亲教育程度越高,学生的观念越开放(P<0.05)。父母均接受大学及以上教育的女生获得的生殖健康知识更丰富。与父母不同沟通状况女大学生自慰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大学生的生殖健康教育应引起包括家庭、学校、媒体在内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