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受教育程度（共8篇）
管理层受教育程度 篇1
摘要：本文发现企业管理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对企业信用评级没有显著影响。OLS和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企业信用评级与CEO的学历和毕业学校排名都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而常见的财务指标与公司所属行业等控制变量则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本文的样本来自标普500所有运营中的非金融类企业。
关键词：公司治理,信用评级,受教育程度
一、引言
企业信用评级不仅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融资成本, 还对企业的名誉有间接影响。所以许多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对企业信用评级非常重视。他们希望通过获得一个较好的信用评级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并提升企业形象, 最终达到增加公司价值的目的。国际三大评级机构 (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 主要从八个维度来对公司进行信用评级, 即宏观经济风险、行业风险、偿债能力、流动资产比率、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资本管理水平和公司治理水平。其中的公司治理水平由于比较主观而缺乏统一的量化标准。侯昊鹏 (2013) 提出了从高层管理人员的受教育水平、管理能力、职业经验和信用记录来判断企业的治理水平。虽然我们无法得知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体系中是否包含企业管理者的受教育程度, 但是董事会在选择CEO时, 的确需要考虑CEO的受教育程度对公司的运营以及信用评级是否会产生影响。企业是否应该用更高的薪酬聘用受教育程度高的CEO来提高企业的信用评级进而降低融资成本?本文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本文的样本包含了标普500所有运营中的非金融类企业。在回归模型中, 常见的财务指标, 比如:流动比率、偿债比率、现金流比率、销售净利率、运营收入和运营收入增长率, 都被用作控制变量。此外, 本文将企业所属行业也加入了控制变量。OLS和logistic模型都证实了CEO的受教育程度不会影响企业信用评级。因为大部分财务指标显示出显著的相关性, 本文建议企业应该将重心放在运营上。
二、文献综述
以前的研究普遍是通过控制企业主要的财务指标, 使用不同的模型来探究各种因素对企业主体信用评级或者公司债券评级的影响。陈超和李镕伊 (2013) 同时使用了OLS和logit模型来研究审计质量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影响。他们发现两者存在相关性, 而对于民营企业, 相关性更加显著。在吴健和朱松 (2012) 的研究中, 除了财务指标外, 企业的流动性预期和融资能力也对企业信用评级有正面影响。但是, 公司债券的违约概率无法完全由财务指标反映出来。一方面, 有些因素会影响财务指标却与企业的违约概率无关, 比如各企业使用的不同会计方法。另一方面, 有些因素对企业的违约概率存在显著影响却不一定会影响企业的财务指标。由于财务指标易于观测、量化和比较, 大量的研究集中于这些方面, 对非财务变量的研究则非常少。
Ashbaugh-Skaife等人 (2006) 使用logistic模型研究了公司治理的影响, 并发现CEO的权力, 董事会的独立性、股份持有比例和专业性都对企业信用评级有积极的影响。侯昊鹏 (2006) 提出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信用评级模型, 不仅包含了财务指标, 也包括了管理者的能力、产品竞争力等因素。但是, 笔者并没有用实证的方法来检验上述因素的真实影响。所以, 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 本文使用OLS和logistic模型来研究企业管理者的受教育水平与企业信用评级的关系, 希望对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人员的招募有所启示。
三、研究设计
对于企业管理人员的受教育程度, 本文选取CEO的学历和毕业学校排名作为衡量标准, 并提出以下假设:
H1:CEO的学历越高, 则受教育程度越高, 企业信用评级也越高;
H2:CEO毕业学校排名越高, 则受教育程度越高, 企业信用评级也越高。
(一) 研究模型。本文主要研究企业管理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影响。基于刘睿霞等人 (2008) 的分析, 本文将信用等级转换成16个离散的数字并建立logistic模型来研究所有自变量对获得不同信用等级的概率的影响。本文使用标准普尔所给出的信用评级, 并将其转换成0到15的自然数。 (B-=0, B=1, …, AAA=15) 解释变量使用了CEO的学历和毕业学校排名。由于样本中只有硕士和博士两种学位, 本文将博士学位设为虚拟变量。对于双学位的学历, 本文取排名较高者并加入双学位的虚拟变量。毕业学校的排名一共分为五类:1到50名, 51到100名, 101到150名, 151到200名和其它。根据三大评级机构的标准和以往的研究, 本文选取所属行业、流动比率、偿债比率、现金流比率、销售净利率、运营收入和运营收入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企业运营的每个方面, 本文只选取一个财务指标来避免多重共线性。本文构建logistic模型如下: (粗体代表矩阵变量)
因为信用等级有16类之多, 因变量是线性的假设也是比较合理的。所以, 本文也直接使用了OLS回归便于和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
(二) 数据来源。由于金融类企业采用完全不同的会计规则和信用评级标准, 本文样本仅选取标普500运营中的非金融类企业。在剔除没有数据的公司后, 本文一共获得263个观测值。所有的公司数据均来自BVD数据库。学校的排名则参照2013~2014年度QS世界大学排名。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3中的数据显示OLS和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相同。本文研究的解释变量在两种模型中都不显著。这说明CEO受教育程度对企业信用评级没有影响。不同的财务指标也存在不同的情况。运营收入增长率与企业信用评级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这表明成熟型企业比成长型企业更容易获得高评级。偿债比率、销售净利率和运营收入对信用评级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流动比率和现金流比率的影响则不显著。另外一个有趣的发现来自于企业所属行业的影响。能源、消费者非常用品和电信服务行业相较于其它行业会获得较低的评级。
表4中对OLS回归的White检验表明不存在异方差。由于CEO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不显著, 我们将相关的变量去掉之后再进行回归。但是, 新模型的回归结果与之前相比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这进一步证实了CEO受教育程度对企业信用评级没有影响。
不显著的回归结果在本文的意料之外。造成该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CEO受教育的时间越长则工作时间越短, 从而导致其管理经验越少。所以, 受教育的积极影响有可能与其带来的消极影响相互抵消了。但是, 样本中只有硕士和博士两种较高的学历, 说明企业还是倾向于聘用受教育程度高的管理人员。第二, 样本中的学历普遍较高, 这种情况下好学校和高学历带来的边际效应已经很小, 不能全面地反映出CEO受教育程度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影响。第三, 各大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体系中主要以财务指标来代表企业的违约概率。因此, 即使CEO的受教育程度对企业违约概率有影响, 如果它不能改善财务指标, 则这种影响也无法反映在企业的信用评级上。
五、结语
本文研究得出CEO的受教育程度对企业信用评级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 我们不能据此推断CEO的受教育程度对企业价值没有任何贡献。另一方面, 偿债比率、销售净利率、运营收入和运营收入增长率都是显著的。所以, 本文建议企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运营上来改善财务指标, 从而提高信用评级。此外, 两种模型下都较低的R2表明企业信用评级依然有许多未解释的变化。仅用财务指标和所属行业无法全面地衡量企业信用等级。对于企业信用评级的体系构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Ashbaugh-Skaife, H., D., Collins, R., LaF ond.The eff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firms’credit rating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6, 42:203~243
[2]陈超, 李镕伊.审计能否提高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J].审计研究, 2013
[3]侯昊鹏.中小企业信用评级指标体系的缺陷与重构[J].天府新论, 2013
[4]刘瑞霞, 张晓莉, 陈小燕, 郝艳丽.多元有序Logit模型用于上市公司信用评级探析[J].财会月刊 (理论) , 2008
[5]吴健, 朱松.流动性预期、融资能力与信用评级[J].财政研究, 2012
管理层受教育程度 篇2
全球受教育程度最高的10个国家
第十名：爱尔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37%经济年均增长率(2000-2010)：7.3%(排名第一)人均GDP：40,478美元(排名第七) 第九名：澳大利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38%经济年均增长率(2000-2010)：3.2%(倒数第12名)人均GDP：40,790美元(排名第六) 第八名：芬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38%经济年均增长率(2000-2010)：1.8%(倒数第四)人均GDP：36,307美元(排名第14) 第七名：英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38%经济年均增长率：4%(排名第10)人均GDP：35,756美元(排名第15) 第六名：韩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40%经济年均增长率(2000-2010)：5.2%(排名第六)人均GDP：28,797美元(倒数第16) 第五名：新西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41%经济年均增长率(2000-2010)：3.5%(排名第13)人均GDP：29,711美元(倒数第17) 第四名：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42% 第三名：日本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45%经济年均增长率(2000-2010)：2.9%(排名倒数第10)人均GDP：33,785美元(排名第18) 第二名：以色列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46%经济年均增长率(2000-2010)：不祥人均GDP：26,531美元(倒数第13) 第一名：加拿大拥有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51%经济年均增长率(2000-2010)：2.4%(倒数第五)人均GDP：39,050美元(排名第11)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市中心，画面前面是福溪(False Creek)，背景是群山 经济年均增长率(2000-2010)：1.3%(倒数第二)人均GDP：46,548美元(排名第四)
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分析 篇3
关键词：教育年限；农民收入；农民素质
中图分类号：F322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5.08.022
“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其中，农民问题是核心问题，而农民的核心问题则是增加收入。要提高农民的收入，就必须提高农民素质。天津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农民素质问题，在2008年推出“天津市农民素质提高工程”，2010年又颁布实施了《天津市农民教育培训条例》，这也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农民教育培训而制订的地方性法规。近几年来，“天津市农民素质提高工程”的实施效果显著，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为了进一步探讨农民素质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程度，笔者分析了天津市农民受教育程度和农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
1 天津市农民收入特征
1.1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2000年以来，天津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保持10%左右的增长速度，2011年和2012年分别达到了12%和14.12%的增速，农民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近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农民增收问题，开展“农民收入倍增计划”[1]，从主攻农民工资性收入、大幅提高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和增加家庭经营收入3个途径入手，提高农民收入，优化农民收入结构，缩小城乡差距。2013年是“农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天津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 405元，同比增长13.5%。
1.2 农民收入结构逐渐优化
经过一年的努力，2013年农民收入结构比2012年有所优化，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转移性收入比重达到59.1∶29.3∶11.6。与“农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收入结构目标64∶20∶16还有较大差距，收入结构还需进一步调整优化。
1.3 城乡收入差距较大
与天津市城镇居民收入相比，农民收入水平还偏低。由表1可以看出，近5年来的天津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呈扩大的趋势。自2008年起，城市居民收入已是农民收入的2倍以上，差距较大。2012年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但仍然接近1∶2。2013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为1∶2.12。
1.4 与发达城市农民收入的差距较大
与上海、北京相比，天津市农民收入水平一直落后，且差距越来越大（图1）。2004年，与上海、北京分别相差1 469元和647元。2011年以后天津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统计指标更改为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北京和上海统计口径对齐。自此，天津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北京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较为稳定，相差2 800～2900元之间；与上海的差距缓慢缩小，从2011年的4 163元减少到2013年的3 803元。
2 天津市农民受教育水平
2.1 农民受教育程度逐渐提升
随着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和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天津市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水平的农民所占比重逐渐减少，但仍占到18.87%；初中教育水平的农民所占比重较大且不断提高，从2000年的56.1%上升到2010年的62.75%，增加6.65个百分点；受高中、中专及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农民所占比重在逐年增加，但其所占的比例还较低，2012年为18.38%（图2）。
2.2 基本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
近十年来，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在改善，从平均受教育程度看，农村劳动力基本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2从2000年的8.49年增加到2010年的9.08年，2011年和2012年有所下降，但十年来一直维持在初中水平（图3）。
2.3 与发达国家的农民素质差距较大
农业发展水平与农民素质高度相关，据报道[2-3]，90%的荷兰农民受过中等以上教育，其中有12%的农民毕业于高等农业院校。法国和德国的农民素质也较高，60%以上农民受到了中等以上教育或者职业培训，7%的农民具有大学学历。美国在1985年80%以上的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高达12年，日本在1975年就已达到11.7年。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天津市农村劳动力整体教育程度偏低，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3年左右，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农民比例相差4%左右。
2.4 与国内发达城市的差距
天津市农民平均教育程度低于北京和上海，而且具有高中、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相差较大。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经计算，2011年北京市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10.3年，相当于初中加高中1.3年，上海市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8.92年，分别比天津市农民受教育年限平均高出1.43年和0.05年；具有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农民比例，北京市为13.0%，上海市为8%，比天津市高出9.6个百分点和4.4个百分点；高中和中专的农民比例，北京市为29.9%，上海市为17.3%，比天津市高出16.1百分点和3.5百分点。
3 农民素质影响农民收入的实证分析
3.1 数据整理和模型选择
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密切相关，受教育水平越高，农民收入水平越高[4]。如图4显示出的近年来天津市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本文依据天津市农村调查年鉴（2000—2012年）提供的数据，经过加工整理，得到天津市农村人均纯收入（2011年之后更改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两个指标，利用最小二乘法，建立一元回归方程[5-7]，测算农民收入与农民素质之间的数量关系。
3.2 模型估计及结果
利用Eviews软件，建立农民人均纯收入（Y）与平均受教育年限（X）的二元回归模型：Ln（Y） = -17.69 +12.23 Ln（X）。该模型的R2检验值为0.79，模型拟合优度较好，各项参数显著，见表2。
从结果可以看出，天津市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着农民收入水平。受教育年限的系数为12.23，表示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农民收入就会提高12.23%。2012年我市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 571元，依此弹性系数计算，如果受教育年限增加0.09年，即增幅为1%，则农民收入将可增加1 659.73元。可见，延长农民受教育年限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
4 结论与建议
经过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天津市农民收入水平逐年提高，收入结构不断优化，但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与北京、上海农民收入水平存在差距。农民受教育水平缓慢提升，基本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但与发达国家、与北京和上海还存在差距。农民受教育年限与农民收入显著正相关，影响程度较大，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据此分析结论，建议从以下4个方面延长农民受教育年限，提升农民素质：
4.1 以农村逐步普及高中教育为目标
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对促进农民增收作用十分显著，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农民收入就会提高12.23%。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2年，即完成高中教育，教育收益将提高21.1%[8]。可见，逐步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普及高中教育，能够给农村劳动力带来较高的收益。天津市农民基本完成了初中教育，通过增加教育投入、鼓励农民参加培训等手段，逐步普及高中教育，这是今后农村教育发展的目标。
4.2 以增加农村教育的投入为基本保障[9]
天津市农村教育投入比北京和上海低，2011年天津市农村教育总投入413.6亿元，而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农村教育总投入为737.4亿元、710.6亿元，相差近300亿元。农村教育投入差距主要表现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上，北京市和上海市分别为627.7亿元和584.4亿元，是天津市农村财政性教育经费的1.85倍和1.72倍。农村教育投入的差距直接决定了农民受教育水平的差距，因而，天津市委市政府应大幅增加农村教育投入资金，最大力度地支持农村教育。
4.3 以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的继续教育为突破口
伴随着天津市都市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系列政策出台和优惠措施实行，天津市农村涌现了一批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种养殖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这些新型经营主体在带动农民增收、促进农业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据调研，种养殖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农业企业负责人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不高，集中在初中及高中学历，大本以上学历的人很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带头人，建议以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为切入点，通过开展系列培训教育活动，如组织负责人等到先进省市参观学习，到国外发达国家学习，开展以农业知识、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继续教育班，开拓视野，创新思维，提高技能，提升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的文化素质和经验能力。
4.4 以建立完善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为手段[10]
首先，重视后备农民的培养。健全教育体制，在基础教育中增加农业科技课程设置，强化学生对农业的认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农业素质。其次，重视农民从业培训，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定期开展农业技能培训；完善农民培训继续教育法律法规，保证农民参加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权利。
参考文献：
[1] 天津出台农民收入倍增计划 争取2017年收入比去年翻一番[N].每日新报，2013-9-7（2）.
[2] 梁艳萍.发达国家农民教育培训的经验与启示[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7）：10-13.
[3] 蔡倩.国内外农民素质及素质教育之比较研究[J].北京广播电祝大学学报，2007（3）：11-15.
[4] 姜居波，潘寄青.教育公平与农民素质——以天津市部分区县农民调研分析为例[J].当代教育科学，2008（18）：52-54.
[5] 罗良针，张莹.教育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分析—以江西省为例[J].南昌大学学报，2004（5）：144-150.
[6] 阳欢，李峰.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农民收入关系分析[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1（21）：50-53.
[7] 李莉.农民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状况相关性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6（7）：166-169.
[8] 蔡倩.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9年）[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9] 王虎浩，张娇萍.对农民素质与农民增收的一点思考[J].生产力研究，2006（12）：41-42.
管理层受教育程度 篇4
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 美、英等发达国家就已经意识到家长受教育程度不仅决定了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 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校管理与教育的健康发展。为保障家庭教育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有机协调性及相互配合性, 这些发达国家极力吸引家长参与学校的家庭教育指导、家校联谊活动、教师公开教学、教师招聘与评价甚至于学校日常管理或决策。目前, 家长受教育状况对教育改革的潜在影响已经为广大教育理论及教育实践工作者所高度关注, 并且从家长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来入手, 如近几年许多中小学纷纷建立的家长学校或家校合作委员会等就是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笔者认为这种思路既值得肯定又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因为, 目前的改革多限于一些城市中小学, 而大多数农村学校的管理还处于一种封闭的模式。同时, 农村家长本身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提高也是一个值得学界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因为, 农村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必定会对农村教育改革产生很大程度上的影响。如有人指出:“农村中小学辍学率之所以居高不下, 与城市相比, 农村家庭文化资本的贫乏应是值得考虑的因素。”鉴于此, 我们选择山西某地20余所农村中小学的近千位家长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了解目前农村中小学中家长的整体受教育状况及其对农村教育改革的种种影响, 为农村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积极的改革建议。
二、研究方法及过程
本研究主要采用发放家长调查问卷及深度访谈法, 对山西芮城20余所农村中小学家长进行实地随机调研。整个调查问卷由我们自行设计, 并在两次实地发放的基础上修改而成。问卷涉及家长受教育程度的基本情况、家长对家庭与学校合作现状的反映、家长对农村学校课程设置及改革的看法、家长对改进农村教育管理模式的建议等四个维度共计18个问题。先由我们对运城学院教育系小学教育专业的大学生进行发放问卷、回收及深度访谈等方面的重点培训和指导, 然后在各带队老师的指导下负责在农村实施随即发放、回收及访谈等工作。问卷共发放与回收986份, 实际有效955份。我们对问卷进行SPSS12.0软件统计处理。
三、对统计结果的分析及反思
(一) 农村家长的整体受教育状况不容乐观
这次被调研的家长年龄基本在30岁到45岁。具有小学学历人数为125人, 占被调研总人数的13.9%;初中学历的家长为500人, 占到总数的55.2%;高中学历毕业的家长则为255人, 占28.2%;而具有大学学历的人数仅有25人, 占2.7%。在调研的955位家长中, 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家长占到69.1%的比例。至于农村家长的职业教育情况, 有数据表明, 在农村45岁以上的农民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职业教育。在本次调查中发现30岁至45岁的农民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因此, 农村中小学家长的整体受教育状况不容乐观。
(二) 家长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对农村教育改革的种种影响
1.对子女上学最终目的的认识不同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传统的考大学、跳农门的农村教育观念正在发生转变。如在“您对送孩子上学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的选择中, 尽管仍旧有近五成的小学学历的家长认为是考大学, 但拥有其他学历的家长持相同观点的人数比例却较低。而在认为上学的目的是提高孩子的生存竞争能力的选择中, 学历越高的家长人数越多, 且高中及大学学历家长已经超过六成。这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教育观念上的巨大改变。这就使得传统的农村教育中偏重文化知识教育而忽视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的观念正在发生转变。调研中家长对孩子上学目的的认识分类统计见表1。
2.对家校合作方式方法认识上的差异
调研中, 发现目前大多数家长对家庭与学校合作的认识还停留在指导家庭教育或为孩子创造和谐的教育环境上, 但是也有部分家长表达了期望参与管理学校事务的观点, 其中小学学历的家长占44.2%, 初中学历的家长占32.5%, 高中学历的家长占19.3%, 大学学历的家长占18.5%。而对合作目的的选择为既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又促进学校管理及决策科学化的家长虽然最高比例不到三成, 但明显表明已经有部分家长在对家庭与学校合作的互利双赢上有了新的认识, 而且这种认识具有因学历不同而有明显差异的特点:具有小学学历的家长仅有0.4%, 初中学历的家长占到4.6%, 而高中学历的家长则占21.4%, 大学学历的家长能占到29.6%。这样看来, 初中及小学学历的家长中总共只有5%的人对家校合作有着比较全面的认识, 而高中及大学学历的家长中则有51%的人有着合理科学的认识与要求。
3.家长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庭教育的观念及方式有着比较大的影响
在本次调研中, 我们发现家长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教育观念的认识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如在对家庭教育的方式之一即少打骂、多引导以尽可能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的选择中, 小学、初中、高中及大学学历的家长比例依次为14.6%, 24.0%, 62.6%及63.0%。对于家庭教育中应该首先培养孩子何种意识的认识分类统计结果见表2:
4.对农村课程改革的关注程度不同
从2001年以来, 为加快素质教育的推行, 国家大力倡导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经过几年来的试点与推广, 我国基础教育面貌有了比较大的改观。但就本次实地调研来看, 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具有小学学历的家长中竟然有72.6%的人表示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尤其是农村课程改革一事根本不了解。在初中及高中学历的家长中持此观点的人数也超过一半。这充分说明我们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宣传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力度问题。但调查中也发现学历越高的家长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了解越多、越深入。家长受教育程度对“新课程改革”了解程度的统计见表3:
5.对农村教育管理模式及现状的认可程度不同
学历不同的家长对农村教育管理现状的认可程度有较大的差异。在对学校管理表示基本满意的选项上, 初中及小学学历的家长中共占68.8%选择此项, 而高中及大学学历的家长仅有18.5%的人持此观点。由于应试教育及学校管理封闭化所造成的种种弊端, 在各学历家长的人数中都有五成左右对中小学管理现状明确表示不满意。其中有部分家长表示愿意参加中小学的日常事务管理, 如协助班主任进行班级日常管理、监督学校收费、对学生进行思想及安全教育、听公开教学课、参与年终教师评价及招聘、帮助学校组织各种文体活动、给学校做义务工、参与学校政策制定及发展规划等。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家长渴望参与学校管理的倾向愈来愈大, 从具有小学学历到大学学历的家长比例依次为0.8%, 15.5%, 47.3%, 87%。
调研中, 我们也发现不同学历家长在一些问题上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共识。如从具有小学学历到大学学历的所有家长中几乎都有近七成的家长认为学校缺乏相应的家校合作组织及活动是影响家校合作的主要因素, 这充分说明家校间开展合作的不力现状及根源所在。再如在对家校合作的具体方式的选择上, 虽然有选择以学校为主或以家庭为主的不同学历家长, 但选择家庭与学校平等合作的各学历家长人数均已超过六成。这充分表明家校合作的方式已经具备了平等合作的现实性及迫切性。
四、几点启示与建议
通过上述调查和分析, 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农村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农村教育改革的顺利实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为此, 需要尽快地提升农村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以保障农村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具体思路如下:
(一) 从观念上打破农村教育的封闭管理模式, 积极吸引家长参与学校管理与监督
借鉴国外中小学管理中的开放理念, 充分调动广大家长参与学校管理与监督的积极性, 使得家长在学校的日常管理、教师招聘与评价、学校方针政策的制定与修改等方面享有一定的知情权、参与权、发言权及决策权。这是激发农村家长提升自身受教育程度的逻辑起点, 因为家长在参与教育管理的过程中才会真实地感受到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影响和制约了自身的参与质量, 因此会不断地产生“亟须充电”的心理需要。
(二) 从制度上加强农村中小学的家校合作建设, 促进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合力的形成
采用多种方式灵活实施家庭与学校的有效合作, 如定期的家校联欢活动、学校开放日活动、校长接待日活动、教师与家长及学生三方对话与交流活动, 不定期的教师家访、家长校访、家长会等。这是促进农村家长尽快提升自身受教育程度的制度保障, 因为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越高, 他 (她) 在子女上学目的认识、家庭教育的方式、对学校教育的课程设置以及管理模式等方面就越有渴望了解和参与的内在积极性。因此, 为家校合作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农村家长不断产生提高自身受教育程度的现实需要。
(三) 从措施上大力倡导农村家长学校的兴办, 逐步提升广大农村家长的整体受教育程度
如2007年, 潍坊市教育局决定开展“家庭教育农村行”活动, 邀请国内一流的百名教育和心理专家为40多万农村家长和老师作报告。这种能够促进家长素质提高的活动最好长期搞下去。如从国家和地方政府来说, 在加大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时, 应当把农村家长学历层次的提升作为一个投资项目, 制定应有的投资、管理和监督制度;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来说, 应当把农村家长的学历提升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内容之一, 可以充分利用各地“合校并点”后留下的教学设施办起家长学校, 可以定期学习或周六或农闲时的全日制和免费制等形式举办。具体的学习内容可以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农村教育以及必要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实用性课程。具体的任教师资可以来自各地高师院校、中小学和职业院校甚至于农村的优秀人才等。对于经过系统学习和考核合格后的家长可以发给相应层次的学历 (高中、专科、本科) 证明和文凭。
(四) 从舆论上加大农村教育改革的宣传与实施力度, 营造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家长关注与支持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良好氛围
各农村中小学应利用家长会、教师家访、家长校访、家校联谊、校园开放日、校长接待日、家长学校等多种方式积极宣传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意义、方式和效果。并尽可能定期举办“课改”成果展览活动及“课改”问题研讨活动以调动农村家长关注农村教育改革的内在积极性与主动参与性。
(五) 从课程上树立农村教育本姓“农”的观念
积极贯彻基础教育课程三级管理原则, 努力探索地方实用课程及各校特色课程。在为高校输送合格人才的同时, 培养大批的农村后备人才, 这样既能解决好部分学生的升学问题, 又考虑到了大部分学生的就业及出路, 更重要的是为促进农村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培养了大量的农村后备军。事实上, 就农村学校课程设置及人才培养模式而言, 无论哪个学历阶段的家长都超过六成认为农村孩子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应该多学些适合当地需要的农业实用技术。这充分表明广大家长在对农村的孩子究竟应该学习什么的认识上已经有了观念上的突破和更新。这也充分表明在对农村教育应该姓“农”的认识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所以我们必须认真谨慎而又迫切地解决好农村中小学课程设置这个核心而又颇为敏感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国华.农村“非经济性辍学”现象透视——基于文化资本的视角[J].继续教育研究, 2010 (2) :96.
[2]王宪锋, 高志敏.试论农村教育发展战略的创新方向[J].继续教育研究, 2009 (9) :48.
管理层受教育程度 篇5
一、调查背景
在我国现阶段九年义务教育“一费制”和九年义务教育学生两免 (教科书及学杂费) 一补 (贫困住宿生给予生活补助) 政策的实施, 农村基础教育现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村基础教育现状, 并针对此现状给当地群众提出谨慎和中肯的建议, 惠及农村学生及其家庭, 同时把爱国主义教育、感恩教育, 地震预防等相关知识, 带到农村去, 以支教作为载体, 将我们这次社会实践顺利开展下去。此次社会调研活动之后, 笔者经过对调研数据的筛选、整合, 写出这篇调查报告。
二、调查对象
此次课题调查的对象为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桐城镇赵家庄村小学部分学生、村里各年龄段孩子的家长, 以及赵家庄村中心小学的教师。
此次调查的方式有问卷调查法、个别走访法和资料搜集法三种。其中使用问卷调查法时共发放农村家庭教育情况调查问卷60份, 收回有效问卷60份, 有效率为100%。在被调查者中, 25岁以下者占9.6%, 26～45岁者占50.0%, 46～65岁者占29.8%, 65岁以上者占10.6%。问卷由实践队13名队员走访到各家庭进行发放, 其中部分问卷由被调查者独立填写, 剩余部分由调研组成员通过访谈形式把问卷题目融入到谈话内容中。我们还有针对性地对个别家长和学生进行了走访, 向赵家庄村中心小学的教师了解了一些关于该校的情况。
三、调查结果及原因分析
经过调查, 发现赵家庄村家庭受教育程度偏低, 与国家的教育政策有些脱节, 比如中学生辍学进城务工, 留守儿童数量增加等。
根据调查数据, 笔者从以下方面客观分析农村家庭受教育程度低的原因:
1. 教育主体空缺。
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只有学校教育而没有家庭教育, 或者只有家庭教育而没有学校教育, 都不能完成培养人这一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下面是我们就家庭教育主体问题所做的一个调查, 具体数据列表如下:
随着农民外出打工的增多, 现在农村中有些村落出现了近似空壳的现象, 农村成为妇女、儿童、老人的驻地, 这造成了农村家庭教育主体的欠缺或空缺。上面的数据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调查中还发现, 相当一部分孩子的家长在外打工, 让爷爷奶奶在家带着孩子, 有的家长甚至托付给邻居, 这样使孩子失去良好的家庭教育机会。家长为了生计而奔波在外, 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缓解了一时的经济困难, 基本上满足了子女上学所需的费用。表面上看, 他们为家庭, 为当地经济发展做了贡献, 可他们也忽视了更重要的事:对子女的教育。他们片面地认为, 只要满足了子女对金钱的需求, 孩子就会好好学习, 可是孩子缺乏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容易染上不良的习惯, 孩子被扭曲的心灵、形成的任性和倔强的心理已很难矫正。在赵家庄进行社会实践时我们看到村中有三个孩子刚上五年级已经辍学在家, 每天在村子里游玩儿。一会欺负一下这个小女孩, 一会又往行人身上投掷土块等, 这样很容易使孩子形成打架斗殴的恶劣行为。家长的外出打工使孩子形成毫无拘束地到处流浪的放羊式群体, 使孩子学业成绩普遍下降, 甚至有了辍学的想法。造成一种父母管不上, 爷奶隔代管不住, 学校代管想管难管好的现状 (通过我们对这三个辍学的孩子认真的交流与沟通, 并给予很好的鼓励, 这三个孩子决定重返校园。这是我们这次下乡的重大收获, 也许正是因为我们的激励, 这些孩子会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走得更好) 。
2. 教育资源有限。
闻喜县位于山西省南部, 运城地区北端, 闻喜县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不足, 学校硬件条件和师资力量令人担忧。赵家庄原有两座小学, 一座是村办小学, 另外一座是原3531子弟小学。长期以来, 村办小学由于校舍的条件差、教师责任心的涣散, 流失了大量学生而最终被解散。流失的学生一部分进入3531小学, 一部分直接辍学。经过走访调查, 村民对学校的师资力量及教师的任课态度相当不满, 学校教师厚此薄彼, 对成绩较好比较听话的学生格外关心, 而对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则不管不顾, 任由他们自由散漫不加督促甚至“劝说”退学, 这也直接导致了一部分学生的退学。更加令人担忧的是, 有些村庄甚至没有小学。赵家庄东南的赵家岭, 学生们需要每天步行半个多小时到赵家庄上学。教育资源有限, 直接限制了当地教育的发展。
3. 教育过程脱节。
农村文化水平偏低, 是造成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脱节的根本原因。现在农村上学的学生家长近90%是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 当时的历史背景, 加上农村的贫困, 他们所受的教育是极其有限的。下面是随机调查的赵家庄村不同年级60名学生家长的文化程度。
由上表可以看出, 家长文化程度整体偏低。这样, 其所掌握的教育知识也是极其贫乏。因此, 许多家长认为把子女送进了学校就等于送进了“保险箱”。“学校是教育机构, 教育孩子属于学校的事”, 把教育孩子的责任全部卸载于学校, 文化水平偏低, 思想认识偏差造成了教育过程的脱节;很多家长不懂得教育是一门科学, 一门学问, 由于他们缺少应有的教育知识, 不懂得怎样去教育自己的孩子。要教育好孩子, 首先要了解孩子, 父母与孩子心灵的沟通是实施良好的家庭教育的基础。在父母与孩子之间缺乏民主观, 父母唠叨多, 倾听少, 无法做到与孩子真心交流, 他们的任务就是给孩子提供吃穿, 而把教育孩子当成只是学校和老师的事情, 家长不善于与学校配合沟通, 导致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不协调。家访的几个家庭中, 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了学校就不用管了, 在家也很少督促孩子学习, 只是用很唠叨的话来教育孩子:“你要好好学习, 看我们这么辛苦地为你付出。”对于孩子来讲这些话根本起不到督促作用, 反而会适得其反。家长不主动与学校沟通, 将孩子交到学校后不闻不问, 家长不到校去了解情况, 不过问孩子成绩, 更谈不上为了子女教育主动找学校和老师交流意见。正是这些文化水平低导致的错误认识让赵家庄村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严重脱节。
4. 教育观念滞后。
家庭教育观念的落后是最大的落后。家长们没有意识到知识能开阔眼界、提高素质、改变命运, 认为自己就应该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 是“一辈子劳累的命”。有些家长对孩子继续受教育的态度模棱两可, 部分家长根据周围孩子是否上学来决定自己的孩子是否继续上学。调查中, 一个孩子在上初中时辍学, 原因只是他的小伙伴们都辍学了。教育观念滞后, 阻碍了教育的发展;教育内容上重视知识轻能力。“你对孩子着重于哪方面的培养”这项问卷中, 家长把“能力”放在首位的占3.2%, 把学业放在首位的占45.1%, 把健康放在首位的占40.6%。有的家庭认为知识越多能力越强, 考试分数越高能力越强。所以, 相当部分家长认为孩子做习题比参加家务劳动和社会实践更有价值。另外, 由于家长思想意识不到位, 在农村流传一种“读书无用论”, 甚至还有一种“读书赔本论”的错误认识。认为大学毕业是打工挣钱, 高中毕业是打工挣钱, 初中毕业也一样是打工挣钱, 念大学投入了那么多钱, 而且毕业后工作又不好找, 何时挣够本钱还不得而知, 不如趁早出来打工挣钱合算。这种思想导致忽略教育、拜金主义的产生, 也造成了很多学生过早辍学的严重后果。因此赵家庄村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很低, 高中升大学的升学率更低, 从而使一大批初中生早早地就踏入了社会的门槛。
5. 家长教育角色不当。
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应当充当监督、敦促、启发、鼓励的角色, 实际上大多数家长对这一角色把握不到位。首先, 我们必须肯定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业上进, 只要孩子愿意继续读书不管怎样也会支持下去。但是家长们普遍认为只要把孩子送到学校就尽到了家长的责任, 至于孩子能读到什么程度那是他们自己的造化。因此, 家长对孩子的学业显得漠不关心, 家长与孩子, 家长与老师缺乏沟通, 对孩子的在校学习生活情况不甚了解, 不能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其次, 孩子上初中时就要到县城, 远离父母, 如果家长不能积极有效地与孩子沟通, 那么家长的监督职能就形同虚设, 多数家长不能有效敦促孩子完成学业。例如, 走访中一位父亲告诉我们, 他的孩子刚上小学, 却特别喜欢看电视, 作为家长他也曾劝说孩子少看电视, 但孩子不听, 因此也就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赵家庄不少家庭中购买了电脑, 孩子们可以自由上网, 但是网络的利用率不高。三四年级的小学生普遍有自己的QQ号, 我们担心长时间的上网聊天以及各种网络游戏, 不仅影响到孩子学业, 更影响到他们身体健康。再次, 面对网络的大量不良信息和电脑游戏, 如果没有家长的引导, 像那位父亲对孩子放任自流, 后果将不堪设想。另外, 当学生产生厌学辍学心理时, 家长没有及时引导。家长在孩子想辍学时没有多方阻拦, 只是稍加劝说, 一旦孩子执意辍学, 则任由其回家。总之, 家长的教育角色不当, 使教育发展孤掌难鸣。
综合上述来看, 该地农村家庭受教育程度低下的原因不是独立的。有限的教育资源使得教育信息不能及时散布, 家长没有足够的机会得到新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方法;家长关于教育的消极态度、守旧观念势必导致孩子渐渐形成安于现状的思维, 而一旦学生不思进取, 那么一切教育手段形同虚设。上进心是人们要求进步、不甘落后的心理意愿, 是人们勇于开拓、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 是人们坚持理想、追求作为的思想信念, 是引领人们不断谋求发展的精神导向与动力源泉。无法否认, 经济水平限制了教育的发展, 但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在改变教育现状上发挥巨大的作用。试想, 孩子愿意学习, 家长鼓励孩子学习, 人们渴求知识不是因为攀比趋同, 而是希望用知识武装自己, 赢得更加美好的生活, 那么我们农村的辍学情况就不会令人担忧了。
参考文献
[1].栾江, 李强.教育对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非农收入的影响研究
[2].张勇成.当前农村教育中的潜在矛盾、症结及对策
管理层受教育程度 篇6
关键词：龙眼树,霜冻,调查研究
1 调查材料与方法
针对信宜市1999年大批龙眼果园受霜冻危害, 选择木辂等8个典型地势各不同果园龙眼树, 在受冻害后1个月内对其冷害和冻害后进行分别调查。
1.1 不同地势果园在龙眼树受霜冻危害程度不同现象
1.1.1 盆谷。
木辂果园海拨250m高, 四面环山, 形成盆谷, 处于凹下的低洼盆地。受霜冻危害最严重, 根系冻伤, 全部树冠冻死, 根颈和80%树干冻伤。
1.1.2 怀乡镇政府果园。
海拨200~300m高, 怀乡农技站果园, 海拨100~200m高, 两坡度均为10~15°, 两果园分别于三面环山、一向开口的凹地槽谷岸边山鹿地带受霜冻危害严重, 50%树干冻伤, 90%叶片冻死, 枝条冻伤。
德胜路口果园, 海拨100~200m高, 坡度10~15°, 位于山谷两岸, 山谷东西两向开口, 未受霜冻危害。
1.1.3 坡地和平地。
含沙果园与水利站果园, 位于同一向山体, 海拨150~250m高, 含沙果园位于上坡, 坡度10~15°。水利站果园位于山脚和平地。含沙果园冻害程度较轻, 只有2%与水利站果园相邻的果树枝条冻伤, 叶片冻死外, 其余叶片冻伤程度也较轻。水利站果园受冻害程度较重, 40%树干冻伤。80%枝条冻伤、叶片冻死。
扶参果园, 海拨200~300m高, 坡度12~18°, 该园位于高矮差别悬殊的两山, 山坡和两山相连的凹下处, 南坡背山较高, 对面北坡下山很矮, 受霜冻危害较轻。只有占全园1%的位于北坡脚凹下处的树体叶片受冻伤。其余未受霜冻危害。含沙出木坑果园, 海拨200~300m高, 坡度10~15°, 位于洼地上坡, 在山地的西南上向, 未受霜冻危害。
1.2 不同地势龙眼树受霜冻危害程度不同原因
1.2.1 霜害严重地带。
木辂果园, 四面环山, 处于凹下低洼盆地, 是霜害地带, 冷空气, 从四周山上向下流, 使大量冷空气沉集于谷底最底, 所以低洼凹地龙眼树受霜冻危害也最严重。
1.2.2 霜害地带。
怀乡镇政府果园、农技站果园, 两园由于分别位于三面环山、一向开口的2个凹地槽, 谷岸边山鹿地带。而谷地接触面积大, 日间受热多, 夜间又由高地冷空气下降, 使土温突然下降。三面环山, 空气不流通, 大量冷空气下沉, 聚于山鹿和谷底, 形成霜冻严重。但怀乡镇政府果园受冻害比怀乡农技站果园较重。这主要是因为山地随海拨升高, 气温下降, 怀乡镇政府果园海拨高于怀乡农技站果园, 因而气温低于怀乡农技站果园, 形成霜冻较重。
水利站果园位于山脚下的平地。由于冷空气下沉, 聚于山脚和平地, 因此山脚和平地的霜冻较上坡和山顶严重。
1.2.4 良好的小地形气候类型之一。
扶参果园, 由于该果园背山较高, 对面下山较矮。当冷空气南下时对面北坡下山较矮, 使进入果园的冷空气也继续向下流, 冷空气不在此停留, 只有少量聚于北坡山脚凹处。另外南坡上温度高于北坡, 而且南坡越陡越暖和, 北坡越陡越寒冷。这样局部特殊环境形成良好小气候, 故霜冻较轻。
1.2.5 良好的小地形气候类型之二。
德胜路口果园, 虽位于山谷两岸, 但山谷两向开口, 空气流通, 形成对流, 排气良好, 使冷空气向开口排泄, 不在此停留, 这也是局部特殊环境形成良好的小气候, 不形成霜冻。
1.2.6 安全地带。
含沙出木坑果园, 由于该果园位于洼地上坡, 是安全地带, 冷空气在安全地带停留不住, 继续下流。因而, 安全地带不会形成霜冻。
2 结果与分析
霜冻是由于气温剧降所引起植物冻害的现象, 龙眼树耐寒力较差, 受冻害的极端最低温度为-2℃, 如短期间出现0℃幼苗即受冻害, 温度下降到-0.5~-4℃时大树则受冻害。不同地势果园龙眼树受霜冻危害程度不同, 表现在随海拨高度升高, 冻害越严重。一般平地, 低地比山坡受冻害程度高。山脚受冻害较上坡和丘顶严重。山地北向、东北向受冻害比南向、西南向严重。三面环山槽谷比两向开口的山谷受冻害严重, 凹下地受冻害较凸地严重, 盆谷平地、低洼凹地受冻害最严重。洼地上坡受冻害最少。
3 讨论与结论
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龙眼树受霜冻危害程度不同, 是与其所处地势有关, 而不同地势又因其所形成的霜冻程度不同, 而使龙眼树受冻害程度不同。对不同地势果园龙眼树在霜冻来临时, 采取不同的预防措施。对霜冻不能形成地势果园龙眼树可采取预防措施。对霜冻较重地势果园龙眼树, 加强预防措施。对新发展的龙眼基地建果园, 必须重视对地势的选择。因此, 预防霜冻的最好措施是选择不易发生霜冻的地势建立果园。
参考文献
管理层受教育程度 篇7
负责调查的行为遗传学家亚历山德拉·伯特表示, 具有与“违规”行为相关基因的男大学生, 在陌生的同辈中表现得最受欢迎。
其实, 青少年“违规者”备受青睐的理念早已屡见不鲜, 之前的研究也都赞同这一观点, 但伯特却首次从特定基因的角度证明了这一理论。他收集了200多位男性学生的DNA, 并将其分为两个独立的样本。在对DNA样本进行了约为1小时的化验后, 伯特让学生们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 注明谁是小组中他们最喜欢的人。研究结果证明, 在两个样本中最受欢迎的学生的DNA都含有一种特殊形式的5—羟色胺基因, 而这种基因与“违规”行为也息息相关。伯特说道:“这一基因使他们更倾向于违背常规, 而这种‘违规’行为也使他们更受欢迎。”
作为心理学的助理教授, 伯特表示, 基因使人们更趋向于某种行为, 而这种行为将会引发他人不同的反应。这就说明, 基因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人们的社会经验。研究人员称这种概念为“唤起基因—环境关联”, 之前学界只在理论上对此进行了研讨, 此次研究首次在特定基因与特殊行为和实际社会环境间建立了明确的联系。
管理层受教育程度 篇8
一、文献综述
（一）关于公司绩效与VC/PE的有关文献梳理
国内外的学者有不少对VC/PE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研究，大部分都认为VC/PE与企业的绩效有正相关关系，而有些研究则发现VC/PE的支持并不能提升公司绩效。Jain和Kini(1999）提出，VC/PE对所投的企业会进行严格的筛选和监管，结果发现VC/PE支持的企业监督质量与上市后的经营业绩高度正相关。孙明、房四海（2009）利用深交所中小板数据检验了VC/PE机构对我国上市企业的影响，他们发现，相对于无VC/PE支持公司，VC/PE支持公司的经营业绩明显占优。张子炜、李耀（2011）对创业板上市前引入VC/PE的原因以及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VC/PE既不能提升企业业绩，也不能改善公司治理水平。
（二）关于公司绩效与股权集中度的文献梳理
国外的学者对于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到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Levy(1983）等人以美国的公司为研究对象，经研究发现股价和股权集中度两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Clark(2005）则选择了德国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经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股票日回报率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度跟公司绩效直接相关，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是负相关或不相关，结论仍不统一。徐莉萍、辛宇、陈工孟（2006）针对两者的关系，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是否会影响公司经营绩效，结论是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李成和秦旭（2008）选取在我国排名前十的大银行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选取的数据为2007年，研究发现，上市银行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两者之间呈显著负相关。集中度与银行绩效两者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唐睿明（2005）以我国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其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认为两者之间并不显著。
（三）关于公司绩效与股权制衡度的文献梳理
Heman和Weigand(2000),Volpin(2002）和Pajuste(2005）等对于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也进行研究，发现大股东之间股权分布越均衡，公司绩效越高，相反股权越集中则公司绩效越低。大股东互相之间进行约束和监督，可以起到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并制约大股东掠夺行为的产生。但Maug(2001),Durnev和Kim(2005),Porta(1999）则认为股权制衡对公司绩效没有促进作用，甚至认为过高的股权制衡对公司绩效有负面作用。孔翔、陈炜（2005）分析了一定的股权制衡度有利于提高公司绩效。文芳（2008）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股权制衡度与R&D投入强度呈正向相关性。朱红军、汪辉（2004）则是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来对民营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与“一股独大”相比，股权制衡模式并没有显著优势。
二、研究假设
（一）公司绩效与VC/PE的假设
VC/PE实际上是一种投资行为，机构投资者不断增加的持股比例使他们有很强的愿望去参与公司的监督以及管理，对不成熟并且具有高成长性的企业提供股权资本并提供管理服务，提高公司业绩。VC/PE机构通常是作为大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他们与公司的董事会、经营者、管理层之间形成相互监督、制衡的局面，对目标公司的发展及业绩的提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机构投资者利用其专业优势，能够促使公司推出尽量完善的激励机制，让股价的表现与第一大股东的利益息息相关，使公司更加有效、规范的运营。从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证明，VC/PE支持的企业成长更快，并且市场表现更好，公司绩效也更好。那么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VC/PE机构有动机也有能力去监督和管理上市公司，有VC/PE背景的公司，通过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改善公司绩效，比无此背景的公司业绩要高。
（二）公司绩效与股权集中度的假设
股权高度分散的结果是股东缺乏热情和动力去监督管理经营者，中小股东搭便车行为增加，经营者成为公司的实质控制者，实际上增加了代理成本，势必会降低公司绩效。股权高度集中的结果是大股东侵吞、掏空中小股东和公司的利益，“一股独大”降低公司绩效。股权相对集中的情况下，各大控股股东之间权利相互制衡、监督，侵吞、掏空行为的成本增加，得不偿失，会明显降低大股东侵占公司财富的行为，同时因为股东积极监督经营者、管理层，也减少了经营者对股东利益的损害，这样有利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绩效提高。那么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股权相对集中度与公司绩效有正向的相关关系。
（三）公司绩效与股权制衡度的假设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主导力量已经逐步由机构投资者取代个人投资者，其作为大股东参与经营者的监督，让任何大股东都无法单独控制公司，在内部形成牵制制度。通过这种股权制衡对控股股东进行制约和牵制，抑制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利益的侵害，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即使在所有者“缺位”或“事实缺位”的情况下，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能力越大，公司的绩效也就越高。尤其是第二大股东持有较高比例，那么对于监督第一大股东则更有动力，对第一大股东具有直接的制衡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股权制衡度能够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与公司绩效成正相关关系。
三、实证模型
（一）样本来源和筛选
本文选取2012～2013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筛选的样本是上市时间超过一年的公司，剔除非正常涨跌和资料缺失的公司以及被ST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有效样本650个，主要采用Stata 12.0和SPSS 19.0等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数据来源于WIND金融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和选取
1. 因变量。
被选作公司绩效的量化指标，在现有的研究当中的主要有主营业务总资产收益率（ROTA）、净资产收益率（ROE）、托宾Q值。国外证券市场运作规范而且法制比较健全，股价能够反映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潜力。但由于我国目前市场机制并不完善，中小企业板的市场价值与实际价值可能不相符，在使用市场价值指标时，会由于上市时间较短，相关数据难以获得或并不客观，与实际价值差异较大，不能真实地反映公司绩效，在我国目前市场条件下并不适用，所以本文放弃托宾Q值作为反映公司绩效的指标。
在国内，作为衡量公司绩效的指标最常用的是净资产收益率（ROE）。但其缺陷是不能全面反映一个企业的资金运用能力，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非常突出，而且不利于企业的横向，还有可能会误导投资者的决策，所以本文放弃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反映公司绩效的指标。
因此，本文主要采用的是主营业务总资产收益率（ROTA）作为量化指标。主营业务总资产收益率是一个衡量企业收益能力的指标，能够缩小企业盈余管理空间，被操作的程度小。是分析公司盈利能力时一个非常有用且更为有效的比率。在计算时与非主营业务利润严格分开，避免进行利润操纵，ROTA直接反映了公司的竞争实力和发展能力。
2. 自变量。
(1)VC/PE机构投资持股比例（VP）。VC/PE机构持股比例越大，其参与公司治理的可能性越大，与公司经营绩效表现呈正相关。
(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1）。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股权集中度的衡量指标，更有区分度。
(3）第二大股东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CR2）。采用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得到的比值作为股权制衡度指标。显然，该比值越大，说明公司的股权制衡度越大。
3. 控制变量。
为了排除其他因素对于公司绩效的影响，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并做出说明。
(1）公司资产规模大小（Size）。度量方式是公司上市前的年末资产总价值取其自然对数。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在发展初期，公司规模越大，将会影响其经营情况和公司绩效。所以设定资产规模这样一个控制变量，可以消除因为资产规模的差异带来的影响。
(2）公司成长能力（Growth）。我们将主营业务净利润增长率作为公司的成长能力指标，公司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通过该指标来说明，显然，该指标越高，公司成长能力越强，公司绩效越好。
(3）数据年份（Year1,Year2）。年份不一样市场环境也不完全相同，该控制变量就是为了排除不同年度的经济情况差异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4）所处行业（Ind1—Ind19）。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特点，不同上市公司所处的不同行业间的绩效也是有差异的。按照2013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行业分类标准，分为19个行业门类，因此本文采用19个虚拟变量来进行控制。
（三）模型的建立
通过分析，本文的因变量是主营业务利润总资产收益率（ROTA），用来量化公司绩效。然后选择VC/PE持股比例（VC）、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CR）、Z指数（Z）作为自变量，分别研究VC/PE、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这样三个方面的影响。并且控制变量选用总资产对数、净利润增长率、观测值的年份和行业，来对结果进行控制，最后可以构建出以下三个模型。
模型一：VC/PE与公司绩效
模型二：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
模型三：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
上式中，α、β、λ为常数项，ε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分析
采用SPSS 19.0软件对于公司绩效、VC/PE、股权结构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得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一）对假设H1的实证检验和分析
在盈利方面，从表2可以看出，主营业务总资产收益率（ROTA）方面有VC/PE背景企业比没有VC/PE背景公司的平均数要高0.19个百分点；有VC/PE背景企业比没有VC/PE背景企业的主营业务总资产收益率（ROTA）的中位数要高0.28个百分点。从这样一个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VC/PE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力量还比较薄弱，但有VC/PE背景企业的经营绩效相对于没有VC/PE背景企业要更好。
对于这两组数据的主营业务利润总资产报酬率（ROTA）进行T检验，利用独立样本均值比较检验不同类型公司的ROTA是否存在差异，可以发现Mean Difference为0.253，大于零的结果代表着有VC/PE背景企业比无VC/PE背景企业的ROTA要高，而且VC/PE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其公司绩效表现越佳，说明VC/PE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值为0.517，差异并不显著。所以假设H1是成立的。
确认了VC/PE对公司绩效确实有促进的效果，下面进行回归分析，分析VC/PE的持股比例与主营业务总资产收益率（ROTA）的相关性问题。样本都取自于有VC/PE背景的企业，样本区间不变，共计97家企业。
从表3的回归结果表明，自变量VC/PE的持股比例（VP）通过了显著性检验（Sig=0.046<0.050），总资产的自然对数（In(Size））通过了显著性检验（Sig=0.000<0.010），表示公司成长能力（Growth）的净利润增长率（Sig=0.003<0.010）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所以公司规模大小、公司成长能力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VP的回归系数为正，这与我们的预期也是相符的，因此假设H1得到进一步的验证成立，即有VC/PE背景公司比没有VC/PE背景公司的主营业务总资产收益率普遍要高。
（二）对假设H2的实证检验和分析
对于中小企业板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2012～2013年间的数据进行统计，从表2看出，可以得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均值为36.23%，最大值为78.3%，最小值为7.26%，标准差为10.68%。上面这些数据说明了中小企业板企业中，股权集中度比较明显，而且持股比例的差别较大，但是数值分布还是比较均匀，股权没有过于集中形成“一股独大”的情况。
根据相关数据对于模型二进行回归，可以认为此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较好，因为R Square和Adjusted R Square都是0.2左右。从表3可以看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Sig=0.026<0.050），代表公司成长能力（Growth）的净利润增长率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Sig=0.004<0.010），他们的相应系数与0有显著差异所以也应该出现在回归方程之中。而且（CR1）的回归系数为正，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跟企业的主营业务总资产收益率（ROTA）之间，两者是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可以说明假设H2也是得到支持的，适度的股权集中度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绩效。
（三）对假设H3的实证检验和分析
同样从表2看出，CR2的平均数为5.63，最大值为69.89，最小值为1.37，两个指标的方差和标准差都较小，说明中小企业板的上市公司差异性不大，而且数值分布比较广泛，这样表现出来的股权制衡度并不明显。
根据相关数据对于模型三进行回归检验，可以发现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较好，因为R Square和Adjusted R Square都是0.2左右。从表3可以看出，代表公司成长能力（Growth）的净利润增长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Sig=0.033<0.010）而CR2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Sig=0.439>0.050）。这样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CR2与企业的主营业务总资产收益率（ROTA）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而且我们发现CR2的系数为负，这样与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假设H3就出现了矛盾，与预期不相符。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有可能是由于流通股占的比例过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受到影响，不利于改善公司绩效。
五、研究结论及相关建议
（一）研究结论
研究发现有VC/PE背景的企业普遍存在，但其VC/PE的持股比例却有待提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明显表现出股权集中。中小板企业中，68%左右的企业表现出股权制衡不显著。我们从整体来看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呈现逐步上升趋势。通过数据进行模型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结论：相对来说有VC/PE背景公司公司经营绩效优于没有VC/PE背景的公司，并且VC/PE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成正比；只有适度的股权集中度才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高；第二大股东对于第一股东的制衡也相应有利。
（二）相关建议
为优化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绩效，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下列建议：
第一，在中小板公司上市之前鼓励VC/PE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发现，VC/PE机构投资者能够加强对管理层、经营者的监管，能够有效制约公司治理中出现的“一股独大”及“内部人控制”问题。第二，中小板上市公司应保持适度的股权集中度并引入股权制衡制。股权过于分散，公司重大决策时股东意见往往无法统一，不利于公司绩效提高。促进第一大股东增加持股比例，要想第一大股东有足够的动力去管理和监督创业板上市公司，就必须要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足够高。在增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同时，引入股权制衡机制，保持若干对于公司的管理控制权，使各股东之间形成强有力的监督制衡关系，减少经营者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使公司健康有序地发展，改善公司绩效。
摘要：本文重点研究我国中小板公司中VC/PE、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绩效的关系。首先综述相关的理论基础,从国内外的VC/PE、股权集中度及股权制衡度三个方面对公司绩效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然后提出数据的选择方式,并且根据相关理论给出模型假设。接着确定了变量,并且构建相关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相关因素与公司绩效的具体相关关系。最后通过上述的研究得到最终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VC/PE,股权集中度,公司绩效,股权结构
参考文献
陈小悦,徐晓东.股权结构、公司绩效与投资者利益保护[J].经济研究,2001(11).
孙振雷.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关系实证研究[J].学术论坛,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