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约模式（精选10篇）
合约模式 篇1
泰州港泰兴港区某码头是一个3.5 万吨级(结构兼靠5 万吨级)通用码头,由A、B两家公司合建,却由这两家公司从中划界,分割运营。以下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探讨共有码头的产权界定与合约安排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码头的合建、共用与分用
江苏A集团(以下简称A集团)是一家民营企业,主营业务有化工品生产和销售等。B化学(泰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是新加坡独资企业,2004 年已有1万吨级液体化工码头和2 万吨级(结构兼靠4 万吨级)液体化工码头各一座,主营业务有化工品生产与销售、物流服务(包括码头接卸与仓储服务)。
泰州港泰兴港区过船作业区二期工程2005 年由A集团、B公司合资建设,包含一个2 万吨级液体化工码头、一个3.5 万吨级(结构兼靠5 万吨级)通用码头。其中:液体化工码头为A集团专用码头;通用码头由A集团、B公司以1:1 的投资比例合资建设,由两家公司共用,主要包含1 座装卸平台(尺寸为255.5 米×28 米)、1座系缆墩(尺寸为10 米×10 米)、1 座人行钢连桥(尺寸为20 米×2 米),泊位总长度为286 米,码头可同时靠泊2 艘5000 吨级散货船,或同时靠泊1 艘1 万吨级散货船与1 艘500 吨内河货船。按常规,单个码头统一运营。然而,事实正相反:两家将通用码头从中间划界,上游侧属A集团,下游侧属B公司。
单个共有码头的产权界定、合约安排是怎样的?两家公司为何不以一家合资公司的形式统一经营,而是将码头平分为两段,各自独立运营?事实上两家公司并不可能完全独立,因为大船(特指“1 万吨级及其以上”,下同)靠泊要占用对方泊位,并且这种占用还是相互的,只是谁多占谁少占而已。
通用码头为何合建?其实合建并非双方最初的意愿,而是当时的省计委协调的结果。两家在项目建议书阶段原本分别报建一个2 万吨级通用码头、一个2 万吨级散货码头,这一设想未得到认可。2003 年,主管部门预审时认为:各自的货物吞吐量均不大,两家公司各建一个2 万吨级码头占用过多岸线,建议合建一个3.5 万吨级通用码头。
当然,合建有多个好处:一是有两家公司的货运量支撑。二是码头等级可提高。三是可共同融资。四是费用上有量大带来的折扣。码头合建的劣势是双方之间的协调多。
合建的单个码头若统一运营,通常由出资双方成立合资公司,码头由合资公司统一管理,管理与辅助人员的编制会增加。单个码头若由两家分割运营,两家公司各干各的,小船(特指“5000 吨级及其以下”,下同)同时靠泊时可互不干涉,但大船靠泊会占用对方泊位。另外,繁忙时人员和设施不能统一调配,有闲置。
从A集团、B公司合建的通用码头2015 年的货物吞吐量(见表1)可知,B码头专为B服务,货种只有煤炭、工业盐两类,均为散货,全部为进港;从流向看,进港大船较多。A码头除了承担本公司的煤炭水水中转(大船转小船)、砂石料装卸外,还为泰兴市的其他企业提供服务,货种较杂;从流向看,小船较多。也就是说,B到港大船多,需多占用对方岸线;A进港煤炭、木薯干,出港磷矿渣的运输船舶为大船,靠泊时需占用对方岸线;A到港小船多,小船靠泊在自己那侧的码头,可不占用对方岸线。
假说
码头是建,还是不建?是自建,还是合建?如果不建,是租赁别人的码头运营,还是让货物通过别人的码头进出?这些除了受资金实力和预期货运量的影响外,主要涉及物流费用的比选。
自家有足够多的货量,会倾向于建专用码头。例如,大型电厂、钢铁厂、水泥厂、化工厂等大都建专用码头。B公司有多套生产线,原料与成品主要通过水路进出,目标年份的水路运量高达120 万吨,建有2 个液体化工码头。2006 年,A集团打算上两套化工装置,原料与成品主要通过水路进出,当时计划建设1 个2 万吨级液体化工码头。
当时B公司有散货要从水路出,A集团有散杂货要从水路进出,两家公司散杂货的量约90 万吨/ 年,加上少量社会运量,两家公司适宜合建一个通用码头。
为何建通用码头,不建专业散货码头?通用码头适合有散、杂货,货种较杂且单一货种量不大的情形,专业散货码头适合散货较单一且量较大的情形。两种码头主要的差异在于装卸工艺设备的选型上,是选适应面广、效率不高的通用设备,还是选专用性强、效率高的专用设备?这需要根据货物的流量与流向综合考虑。
为什么两家公司都对外声称自己有一个5 万吨级通用码头?这是各自对外招揽业务的需要。两家公司共用一个码头,是合作生产还是各自单干,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通常情况下,会以合资公司的形式统一运营。为何未采取这种模式?主要原因是双方的管理模式有很大差异。
通用码头目前的组织结构是:A集团—操作部—通用码头上游侧;B公司—储运处—通用码头下游侧。
通用码头若以合资公司的形式统一运营,组织结构是:A集团、B公司—通用码头合资公司—通用码头。
A集团是民营企业,“一言堂”的情形较多。B公司是外资企业,其母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上市,该公司强调按规则办事,条文多。两家公司在管理理念、思维模式上有很大差异,这表明两家公司组成团队合作的交易费用较高。由于这些差异,统一管理模式(如设立合资公司)被排除在外。
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是一人世界不可能存在的费用,是制度确立、运作、维护的费用,是约束竞争的费用,也称为制度费用(institutional costs)。从合约的角度看,不同的制度安排其实是不同的合约安排。具体说,是不同的合约条款。[1]
A集团、B公司对合建的通用码头拥有共有产权,通用码头的使用若没有划给任何一方,任何一方不能排斥另一方使用,双方都可为使用它而自由竞争,很容易导致租值消散(rent dissipation),也就是资源的过度使用。[2]租值消散在一人世界不可能存在,也是交易费用。[3]共有产权出现租值消散的常见例子是公共海滩和公海渔场。
设立合资公司可直接将码头的共有产权整个转化为私有产权,在码头中间划线则将码头的共有产权分割为两项独立的私有产权,这两种做法都可减少因产权不清带来的租值消散。两种产权界定方式蕴含着两种合约安排。在前一种情形下,合资公司统一调配资源;在后一种情形下,双方独立调配资源。
交易费用的变动要从合约的履行与监管的角度看才能看得清楚。[3]通过比较这两种合约履行与监管的费用,可大致推断码头运营模式的走向。
在通用码头中间划线,大船靠泊采用计时合约,以一方大船占用另一方泊位的时间为量作价。由于双方都有大船靠泊,都要占用对方泊位一段时间,占用时间两相抵扣,多占的一方要多付费。此时,整个码头由双方轮流使用。靠泊顺序以排队为准则,先到先靠,但一方大船在当月占用对方泊位的时间不得超过全月的一半。当无大船靠泊时,小船各自停靠自己一侧的泊位,装卸使用自己一侧的人工与设施。此时,整个码头由双方分割使用。概括地说,在通用码头中间划线,双方各管各的。某家的大船靠泊,会占用对方泊位,此时只能一家装卸,对方的人工与装卸设施只好处于闲置状态。也就是说,大船靠泊占用码头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要越界;小船停靠自己那侧的码头,不越界。
若采用合资模式运作,公司需单独注册、报税,人员编制大幅度增加,这几方面的人工费用、管理费用不低。加上牵涉两方,监管费用较高。然而,资源能统一调配,因资源闲置带来的浪费少。
在划线分割模式下,一是按履行费用计算,因人员编制少,人工费和管理费用低;两家公司的人工与装卸设施不能统一调配,资源闲置带来的浪费要高些。如果码头业务量不大,资源闲置的程度也就不大,此时履行费用低。二是论监管费用,选泊位占用时间为量作价。由于时间容易量度与监测,计时合约的监管费用低。[3]也就是说,如果码头业务量不大,在合约的履行与监管费用上,划线分割模式低于合资模式。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提出假说:共有码头的运营模式受产权界定、合约安排的影响很大。
几点推论:一是到港大船越多,占用对方泊位的时间越长,统一营运越有利;到港大船越少,越不需要借用对方泊位,分开营运越有利。二是码头业务量越大,统一营运越有利;码头业务量越小,分开营运越有利。三是双方可供选择的合约越多,分开营运越便利。
泊位被对方占用如何算价?可以计件,也可以计时。计件要统计装卸量,比较费事。另外,大船通常只是借用对方泊位靠泊,并不在对方泊位装卸,计时好量度。
人工和门机的租赁如何算价?同样可以计件,也可以计时。计件要统计装卸量。计时要监管,但知价的费用低。
综合考虑,大船靠泊采用计时合约的费用较低。小船若靠泊对方泊位,装卸还要借用对方的设备和人工,采用计件合约的费用较低。
验证
1.考虑加长码头
随着B公司热电厂二期工程实施,其煤炭进港量将大增,码头业务量和到港大船数量相应增加,大船占用对方泊位的时间将大幅度上升。A集团与B公司已联合委托设计院对现有通用码头进行改扩建,拟在通用码头的上游扩建码头长度70 米,下游改建码头长度30.5 米,改扩建后泊位总长度为356 米。码头可满足船型组合的停靠要求:1 艘5 万吨级散货船+1 艘500 吨内河货船;1 艘3.5 万吨级散货船+1 艘3000 吨级散货船;1 艘2万吨级散货船+1 艘5000 吨级散货船;1 艘1.5 万吨级散货船+1 艘1 万吨级散货船。两家公司仍旧分开运营,码头的运营模式不变,因为码头的产权界定与合约安排没变。
2.自营与外包
B公司是外资企业,以化工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主,在物流业务上无比较优势。通用码头的人工多,忙闲不均,人员数量波动大,不好调配。B公司将通用码头下游侧的现场操作人员(司机和工人)全部外包给外面的劳务公司,只配备少量管理与辅助人员。化工码头用人不多,加上涉及危险品,对技术的要求较高,人工不外包。A集团是民营企业,在物流业务上有比较优势,通用码头上游侧由A集团的物流公司运营,通用码头与化工码头的装卸业务都自营,人工都不外包。
就两家公司分割运营的通用码头而言,上游侧由A集团统一调配资源,下游侧由B公司通过代理人调配通用码头上的人工。两家公司选用的劳工合约不同:A集团采用常见的雇佣劳工制,工资合约形式为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B公司将通用码头上的人工外包,通过劳工外包合约与代理人结算劳务费。
就两家公司各自的液体化工码头而言,都是自营,采取的运营模式相同。
结论
泰州港某码头由A、B两家公司合建,却由这两家公司从中划界、分割运营。两家公司对通用码头拥有共有产权,在通用码头中间划线是进行产权界定,将共有产权分割为两项独立的私有产权,可减少因产权不清带来的租值消散。通过分析共有码头的产权界定、合约安排、运营模式,提出假说:共有码头的运营模式受产权界定、合约安排的影响很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设施(如港口、公路、电厂等)迅猛发展,其投资主体由政府逐步拓展为政府、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其产权界定与合约安排从根本上影响了运营模式。
摘要：泰州港某码头由A、B两家公司合建,却由这两家公司分割运营。通过运用张五常《经济解释》所倡导的实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提出假说:共有码头的运营模式受产权界定、合约安排的影响很大,并加以验证。
关键词：共有产权,产权界定,合约安排,运营模式
参考文献
[1]李俊慧.经济学讲义(上)[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2]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张五常.经济解释(2014增订本)[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合约”求婚 篇2
一天晚饭后，他提出一个条件，说让她和自己签一份婚前合约，她一听心里很不痛快，感觉他真是一个不懂风情的男人，以前低眉顺眼的她第一次对他大声发火说：“我们是初婚又不是二婚，签什么合约？难道我们还没有走进婚姻的殿堂，就准备离婚的事情吗？你想的可真全面。”她带着讽刺的腔调挖苦说。
见她激动，他却在一边“嗤嗤”偷笑，见他偷笑，她憋在心里的委屈一下膨胀了，她声音一下提高了八度说：“我追的你不错，但爱情面前人人平等，请在我面前放下你的臭架子。”
见以前柔情似水的她对自己发这么大的火，他急忙把那张“婚前合约”呈到她眼前说：“你这人怎么这样，性子真急，不把事情搞清楚，就乱发火，你先看看我和你签什么合约再发火也不迟。”
她带着十二分的不情愿接过那张合约看，合约的开头说：我们俩人因为深深相爱才走到一起，并且许下了白头偕老的誓言。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那就是“幸福”。为了我们幸福美好的未来，特制定一份“婚前合约”。
一、婚后两人要把婚姻當爱情来经营，继续保留恋爱时的浪漫细节。比如，每天都要说我爱你，给对方一个吻，结婚纪念日、对方生日等要送对方小礼物，两人经常一起回忆浪漫往事，为爱情保鲜。
二、婚后如果双方发生矛盾，双方不许怄气，要心平气和的解决。有错一方要主动道歉，无错一方接受道歉并补偿后要尽快原谅对方。吵架不当着父母、亲戚、邻居的面吵，在公共场所给对方面子。在家里吵架不准一走了之，实在要走不得走出小区，不许不带手机和关机。
三、夫妻生活重于沟通，如有对对方不满意之处就及时向对方说明，不得藏于心中而借故吵闹。
四、家务由双方共同承当，如有一方早回家一定不可以依赖另一方煮饭洗碗，做家务。
五、“一切为了家庭幸福”的宗旨，所有家庭事务必须紧紧围绕“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关爱，互相体谅，互相监督”的原则。
六、…….
她没想到是这样一份合约，这份婚前合约，字里行间都充满温馨甜蜜，都是为了婚后家庭生活更幸福，看完这个婚前合约，她的眼睛变得湿润了，他急忙上前一把把她紧紧拥进怀里。
他笑着问她，看完还发火吗？她激动地说：“亲爱的，你还真是一个有心人，我还发哪门子火？从这一刻开始，我心甘情愿在你这棵树上吊一辈子！”说完挥笔在那张“婚前合约”上签上了自己的尊姓大名。
签完字后，他微微笑着说：“不要高兴得太早，我的合约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呢！”她听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什么附加条件？”
他眨眨眼睛说：“做我的新娘子啊！你都已经签字画押了，可不许反悔奥，证据我已经拿在手里了。”说着，兴奋地杨杨手里的合约。
她急忙去他手里抢那份合约，他把合约高高举起说：“不给就不给”，两人正打闹着，他突然一下单腿跪在她面前，像变魔术一样从怀里掏出一个金光闪闪的戒指，在她面前晃晃说：“亲爱的，要不要？”
一看戒指，她一脸娇羞地说：“谁说不要了，不要不就便宜你了，”说着急忙伸出自己右手说：“不但要，还要你亲手为我我戴上。”
给她戴完戒指，他把她拥进怀里说：“我知道你盼这个戒指很久了，但我怕自己辜负了你的这份爱，就想给你一个承诺，有一天突然想到这个婚前合约。合约虽然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但我对你许下一份诺言，我们彼此都好好牢记自己的承诺，在激情过后的平淡日子里，让我们彼此相濡以沫，才能让我们的幸福开花结果。”
合约模式 篇3
为保证大学改革的正常进行, 同时满足国家和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 德国出现了“减少国家控制”与“增加大学自我管理”的声音, 高等教育治理领域也产生了一种“新调控模式” (Das neue Steuerungsmodell, 简称为NSM) 。这种新模式反映了德国高等教育治理“去管制化”的新理念, 在传统治理模式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元素。
一、“新调控模式”与“高校目标合约”的出台
“新调控模式”最早出现在德国公共管理改革咨询机构KGSt 1992 年发布的报告当中2。该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通过目标进行管理”, 将传统“单线条”的管理模式转变为“管理周期” (Managementzyklus) , 详见下图:
传统调控模式(右)与新调控模式(左)图[1]
传统调控模式表现为预先规定指标, 对过程进行细节控制, 在计划指令与行动结果之间没有反馈关系, 是单线条的。在这种旧的调控模式中, 组织里缺乏自发的“学习”以及由此带来的行为方式的改善。相比之下, “新调控模式”则呈现了管理上的新特点, 其一是“通过目标进行管理”, 将责任下放, 加强各专业部门的决策权与自治权;其二是“对结果进行问责”, 建立汇报与评估机制, 使各专业部门将“行政过程”到“行政结果”视为一个“学习过程”, 且拥有更多的责任与自治空间, 因而这一模式具有“去管制化”的特色。
“新调控模式”首先运用于德国州政府的部门管理, 随后进入到政府对高校的治理当中,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扩大高校的机构自治, 放松人事与财务管理;二、扩大高校领导层权限, 实现专业化管理;三、在细节调控上实现“去管制化”, 即州政府与高校签订目标合约, 进行“合同管理” (Kontraktmanagement) 。[2]采取这一新的调控模式意味着重新定义政府对高校的干预方式, 表现为从传统的、官僚式的国家调控 (bürokratische staatliche Steuerung) 转变成以结果和绩效为导向的调控模式 (output- bzw. leistungsorientiertes Modell) 。[3]各联邦州在实践过程中均采用了相似的调控工具, 即“高校目标合约”。1首部“高校目标合约”出现在柏林州, 1997 年该州教育部分别与柏林自由大学、洪堡大学以及柏林科技大学签订了为期4 年的合约 (Hochschulvertrag) 。类似合约随后在其余15 个联邦州相继推出。2目前, 德国还没有统一的合约模式, 其名称在各州也有所不同。[4]以首字母B开头的四个联邦州为例, 其合约详见下表。
按照合约对象与内容的不同, 可将其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共同合约+ 目标合约”组合。大多数联邦州采取该种模式。一方面, 州教育部和每所高校单独签订一份目标合约, 对各高校战略目标和发展重点进行规定, 比如结构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等, 但并不涉及对高校的财政拨款, 3每所高校的目标合约内容存在很大差异;另一方面, 政府还和所有高校共同签订一份合约, 从总体上对高校财政拨款进行规定, 包括该州高校的发展前景与重点。这类合约的名称不一, 比如下萨克森州为“创新合约” (Innovationspakt) 、北威州叫“质量合约” (Quali-t觟tspakt) 、拜恩州则为“创新盟约” (Innovationsbünd-nis) 。第二类则相对简单, 州教育部仅和每所高校单独签订一份“目标合约”。比如柏林州的合约一方面规定了该州高校财政拨款的总额, 并就本州高校发展总体目标和每所大学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又针对每所高校制定了单独的、具体的内容,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规定州教育部针对该所高校未来几年的财政拨款额度及拨付方式, 此类合约又被称为“合同式目标合约” (Vertragsfrmige Zielvereinbarung) 。[5]
尽管合约类型不同、时限不一, 但都有相似之处。从内容上看, 高校目标合约作为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制度性文件, 涉及高校未来几年发展规划, 其基本组成部分为高校发展目标与财政拨款;从程序上看, 州教育部与各高校定期就合约内容展开谈判, 合约须由议会批准通过。下文以柏林州“高校目标合约”为例, 在结合文本分析与访谈的基础上, 通过该目标合约以小见大, 观察并归纳柏林州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去管制化”的特点。
二、“去管制化”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
柏林州“高校目标合约”自1997 年签订以来, 经历了一系列变化, 截至2013 年先后有5 个版本, 目前最新版本是期限为2010 至2013 年的合约。正如上文所言“, 高校目标合约”作为“新调控模式”下的治理工具, 其出现的背景为1990 年东西柏林统一以来州政府大幅削减高校财政支出。1996 年, 时任洪堡大学校长的Hans Meyer教授在面对新一轮高达1.96 亿马克的经费削减时, 提出与州教育部进行谈判, 并将谈判结果以合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要求州政府确保大学未来4 年财政拨款的稳定。[6]Meyer提议的合约即为柏林州“高校目标合约”的原型。该版合约期限为1997 年至2000 年, 第二版合约期限为2001 年至2002 年, 基本延续了上一版内容;自第三版起, 每版合约都出现了较大改动。本文结合5 个版本合约归纳了柏林州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去管制化”的特点———法律规范的“去国家化”、财政拨款的“绩效化”、行政管理的“去中心化”。
(一) 法律规范的“去国家化”
德国大学既是公法团体, 也是国家机构, 处于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当中, 在组织建设与管理、决策权限等方面必须依据州教育法的规定, 同时在法律框架下制定大学章程进行自我管理。按照柏林州高教法第7 条规定, 高校改革是高校与上级国家机构的共同任务, 包括发展与试验新的职能结构、组织形式。1998 年以来, 柏林高教法在第7 条里增加了第7a条, 标题为“试验性条款” (Erprobungsklausel) , 规定负责高校的州政府部门可以根据高校的申请 (经校学术委员会商议、校董事会批准) 允许高校在固定期限内偏离部分条款, 1目的在于试验新的领导、组织以及财政拨款模式。“高校目标合约”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产生, 为原本在行政管理体系中处于上下级位置的政府与大学提供了更多的互动空间, 双方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来协商问题, 探索高校调控的新模式。洪堡大学人事部部长Kressler先生也谈到, “如果没有试验性条款, 这个合约也会搁浅, 因为该条款改变了大学和政府的关系”。虽然前几版合约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范与要求, 也没有相关法律条文规定该合约的法律性质, 但政府与大学依然按照合约履行各自的义务。直到2011 年, 柏林高教法才在第2 条 (高校法律地位) 后增加了第2a条, 标题为《柏林州与各高校的合约》, 规定州教育部应该定期与高校签订合约, 合约内容涉及高校未来发展的基本要求以及完成任务所需的财政拨款, 特别是科研与教学。由此, 该目标合约也具备了公法合同的性质, 大学借助合约谈判在既定的法律监督下获得了更多的行动空间, 而且可以根据改革需要偏离该州高教法的部分条款。这实际上是一种“受到法律认可的松绑”, 将国家权力下放到高校, 扩大高校自治权限, 使其自负责任, 在原有的法律监督模式基础上增加了“去国家化”的色彩。
(二) 财政拨款的“绩效化”
高校财政拨款体制是目标合约的核心内容, 也是高校与教育部谈判的重点, 毕竟该合约产生的重要背景是柏林州公共财政危机。结合5 版合约内容来看, 柏林州通过“高校目标合约”逐渐实现了从“与绩效相关的高校财政拨款体制”到“以绩效为基础的高校财政拨款体制”的转变。具体来讲, 以2002 年为节点, 柏林州开始实施“与绩效相关”的财政拨款模式, 从2002 年至2011 年, 高校绩效性财政经费占消费性财政拨款总额的比重从6%增至30%。其中, 2002 年至2005 年是准备期, 比重大小只增长了不到10 个百分点, 2005 年之后比重大幅增加, 2008 年已增至30%, 该比重一直保持至2011 年。1从2012 年起, 柏林州全面引入绩效型财政拨款体制, 高校绩效性财政经费比重占消费性财政拨款总额的2/3 左右, 详见下图:
其中, 基本财政拨款 (leistungsunabhngige Sockelfinanzierung) 占1/3 左右, 其余2/3 的经费分别按照教学、科研、多样性/ 平等、继续教育4 个绩效性指标进行拨付。“高校目标合约”反映了财政经费“绩效化”的趋势, 国家不再对高校财政的使用情况进行细节上的规定, 而是从拨款总额中拿出一定比例的经费, 根据高校完成绩效的状况进行“奖励或惩罚”, 目的是发挥财政拨款的激励作用, 在高校之间营造竞争的氛围, 这种拨款模式又被称为“价格模式” (Preismodell) , 高校也因此拥有了自我经营的前提条件。[8]
(三) 行政管理的“去中心化”
除了法律手段和财政手段外, 政府的行政管理也是影响高等教育治理的重要方面。自德国统一以来, 柏林州面临三大危机, 即“财务危机”、“人事危机”以及“形象危机”, 政府于1994 年在行政管理领域实施了以“柏林行政现代化” (Berliner Verwaltungsmodernisierung) 为核心的一系列行政改革措施。[9]1994 年9 月这一改革方案首先在主管中学、职业教育和体育的政府部门以及内政部进行试点。自1996 年6 月以来, 该行政改革方案推广到了所有部门, 其目的在于通过目标合约实现“去中心化的专业部门责任和资源责任” (Dezentrale Fachund Ressourcenverantwortung) , 即将权力下放到各专业部门, 要求其自我管理、自负责任。对于高校而言, 一方面政府将人事与财务管理等权限下放, 另一方面也要求高校建立一系列自我管理机制。以2006/2009 年版柏林自由大学合约为例, 高校自我立强机制具体包括五个方面:1) 建立成本- 绩效结算体系及参数指标;2) 建设IT支持系统, 实现绩效水平和成本结构的透明化和可比较化;3) 引入“去中心化预算”, 强化院系的自我责任和绩效导向;4) 建立汇报机制, 柏林自由大学每年4 月30 日向教育部提交一份报告, 总结上一年的绩效情况, 绩效报告需要包括教学、科研、继续教育等方面的数据;5) 进行质量管理, 柏林自由大学与HIS公司合作, 收集基本数据, 用于分析院系专业的优劣。从以上五个方面来看, 高校在行政管理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政府并未直接插手干预高校管理, 而是要求高校建立一套成本与绩效的控制与评估机制并定期履行汇报义务, 这一定程度体现了行政管理“去中心化”的趋势, 下属部门拥有了更多独立的“责任空间”。
三、结论与反思
本文围绕高等教育治理实践, 以柏林州高校目标合约为中心, 从法律、财政以及行政管理三个方面总结了该州高校新调控模式“去管制化”的特点:一是法律规范上的“去国家化”, 高校可以与政府展开谈判, 为高校自治提供了更多的行动空间;二是财政拨款的“绩效化”, 改变过去政府在高校财政拨款上的“细节管理”, 为高校自我经营创造了前提条件, 同时促进高校之间的竞争;三是行政管理的“去中心化”, 亦即“行政现代化改革”, 通过增加高校自我管理能力使高校拥有更多责任空间与自治权限。柏林州高等教育治理“去管制化”一方面通过“高校目标合约”反映出来, 另一方面也通过该合约得以逐步实现, 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新调控模式”在柏林州的具体实践。
这一模式在德国高等教育治理领域也引发了诸多讨论, 虽然所有联邦州都在高校与政府间采用了“合同式”的调控方式, 但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 对于目标合约的评价也各不相同, 涉及学术自由、高校自治、大学与政府关系等方面。比如, 有学者认为基于“谈判”的高校目标合约不能实现“去管制化”的目的。“高效目标合约”作为建立在政府与高校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一种协调性工具只能发挥有限作用, 如果只是大量引入诸如目标合约这样的协调性工具而不调整大的框架条件, 只可能造成消极的影响。[10]也有学者认为, 目标合约作为私营经济中常用的调控工具, 如果运用到公共管理领域, 一般情况下会有来自官僚体制内部的干扰。对于大学这类享有教学与科研自由的文化机构而言, 这类外来的调控工具则往往受到内部专家组织的反抗。大学这类组织的主要产物是知识, 它们掌握在专家手中, 当组织决策涉及到专业知识时, 专家的牢固地位和强硬立场会立刻展现出来, 反抗外来干预。[11]无论如何, 新调控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对德国高等教育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而高校目标合约既是政府与大学双方博弈的产物, 同时也调整了双方的关系, 体现了德国高等教育治理结构“去管制化”的新趋势, 一定程度反映了德国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新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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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nig Karsten.Verhandelte Hochschulsteuerung-10 Jahre Zielvereinbarungen Zwischen den Bundeslndern und Ihren Hochschulen.In:Die Hochschule, 2006, (2) :34.
[6]MeyerHans.DieWahl zwischen Pest und Lungenentzündung.In:Humboldt-Universitt, 1997 (8) :4.
[7]Senatsverwaltung für Bildung (Hrsg.) .Wissenschaft und Forschung.LeistungsbasierteHochschulfinanzierung.Berlin:Sen BWF, 2011.
[8]Leszczensky Michael.Staatliche Hochschulfinanzierung Durch Indikatorgestützte Mittelverteilung.Hannover:HIS-Hochschul-Informations-SystemGmbH, 2004.9.
[9]Hill Hermann (Hrsg.) .Verwaltungsmodernisierung 2012.Baden-Baden:Nomos, 2012.8.
[10]Sandberg Berit.Zielvereinbarungen Zwischen Staat und Hochschulen-ein Deregulierungsinstrument?In:Beitrge zur Hochschulforschung (IHF, Bayern) , 2003 (4) :36.
送给孩子的iPhone合约 篇4
亲爱的格雷戈里：
相信你现在肯定会为拥有一部自己的iPhone手机而兴奋。你现在已经是一个负责任的男孩儿了，所以妈妈认为你完全有能力用好这部手机。但是想要得到它，你必须接受这份合约。希望你能自觉遵守而不是被动地受约束。如果你不能做到以下18条规定的话，我只能将手机收回。
1.首先要声明的一点是，这部iPhone手机是我买的，现在我将这部手机借给你使用。妈妈是不是很伟大？
2.我在任何时候都有权知道这部iPhone手机的密码。
3.如果手机响了就接听，接听电话时要注意礼貌。如果来电显示是妈妈或者爸爸，你更要接电话。绝对不可以忽略妈妈和爸爸打来的电话。
4.在有课的时候，每晚7点半要及时将手机交给妈妈或者爸爸，周末可以在晚上9点交。晚上我们会将手机关机，在第二天早上7点半开机。
5.不准带手机去学校。如果你需要和别人通过手机联系，能打电话就别发短信，这是生活沟通的基本技巧。
6.如果手机掉马桶里了、掉地上了或者丢了，你必须对因此而产生的维修或者购买新手机费用负责。你可以割草坪、照顾小孩儿来挣钱，也可以将父母给你过生日的钱攒起来。上面我说到的情况发生的概率很大，所以你要提前做好准备。
7.不允许使用科技伎俩来撒谎或者欺骗别人。不准用手机说伤害别人的话。
8.如果有些话你不想当面或在电话上和别人说清楚，不准通过手机来发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表达。你要知道有些话是必须当面说清的，不要逃避。
9.如果有些你不能在家里和父母说的话，也请不要通过用手机发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别人表达。
10.不准用手机浏览色情信息，只能搜索那些你可以在父母面前拿得出手的问题和信息。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最好当面向人请教，尤其是向妈妈或者爸爸。
11.在公共场合要么关机，要么调成静音。特别是在餐馆、影院或者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孩子，你是一个非常懂礼貌的人，不要因为这部iPhone而改变自己。
12.不能发送或者接收带有你（或者他人）身体隐私部位的图片，更不能以此为乐。虽然你很聪明，但是有时候会有人诱惑你这么做，我相信聪明的儿子知道如何拒绝这种人。网络实际上要比你想象的复杂，有些事情一旦发生了就很难去挽救，尤其是那种能败坏人名声的事情。
13.不能用iPhone手机录制特别多的图片或者视频资料，其实你根本没有必要把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记录下来。好好过自己的生活，这些都会存在你的记忆当中。
14.外出的時候把手机留在家里，学着过一种不带手机的生活。这样你就会比那些社交控、微博控更强大，因为你能够坦然地过一种没有手机和网络的生活。
15.尽量下载一些新鲜的或者经典的音乐，不要总和你的同龄人听相同的歌曲。你们这一代人对音乐的接触要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代都随便，所以妈妈希望你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来拓宽自己的视野。
16.时不时地玩一些单词游戏或者脑筋急转弯等益智游戏，这对提高你的智力有帮助。
17.要对现实生活充满兴趣，注意身边发生的事情，倾听小鸟的叫声，时常出去散步或者和陌生人谈话，要对现实世界充满好奇。
18.如果你因为这部iPhone手机而将自己的学习或者生活搞得一团糟的话，我会将手机收回。我们会就这个问题坐下来好好谈谈，然后再重新开始。请你记住，我亲爱的孩子，妈妈和你都在学习，我是你团队的一员，我们永远会在一起的。
我希望以上的这些条款你能够同意。实际上这份合约里面所列的注意事项不仅仅适用于这部iPhone手机，也适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现在你生活在一个快速发展而且充满变革的世界，妈妈相信你有强大的意志力，相信你不会沉迷于手机中不能自拔。爱你，我亲爱的儿子。希望你能喜欢这款很棒的iPhone手机。（琥珀摘自人人网）
谈履行中合约的确认问题 篇5
关键词：履行中合约,经济利益,衍生金融工具
一、履行中合约的含义
履行中的合约是指当事人已经签订的, 但尚未最终完成的合约。履行中的合约有两个关键的时点:一是合约的签订时刻, 二是交换行为的发生时刻。长期以来, 一直以后一个时刻为始点来确认与计量, 第二种方式的特点是: (1) 与合约关联的未来经济利益及企业应承担的义务只有在发生实际交换时方可确认为资产和负债; (2) 与合约相关的利益与风险在交换行为发生之前, 不予确认, 尽管在此之前, 这种利益与风险可能已经转移至本企业。
衍生金融工具就是典型的履行中合约, 过去我们一直的做法是衍生金融工具在交换时确认, 而从签约时刻到交换时刻之间发生的经济利益与风险并不予确认。2006年出台的新会计准则, 对衍生金融工具在合约签订的时刻就要进行确认,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转变, 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不确认履行中合约的合理性和从现实的角度确认理性中合约的必要性。
二、从历史角度看履行中合约不确认的合理性
1、从历史角度看会计目标。
我们过去的会计目标是受托责任观, 这是由我国当时的所有制结构决定的, 过去是一些固定的投资者, 管理者与所有者之间是代理关系, 信息使用者首要的需求是了解受托资源的使用情况, 主要是在保值基础上增值, 没有考虑到信息使用者决策相关性。
2、从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角度分析。
由于会计目标是受托责任观, 所以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强调的是真实可靠, 投资者关注的是资本的保值增值。相应地, 投资者关注的正是历史信息, 并不关注未发生的利益和风险, 因此也就不注重交易的经济实质。
3、从确认标准的角度分析。
如果要进行确认和计量, 必须符合会计要素的定义, 只有符合会计要素的定义才能进行确认和计量。过去, 资产的定义是企业拥有和控制的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负债的定义是企业所承担的、以货币计量的、需以资产和劳务偿还的债务。这两个会计要素的定义强调的都是交易, 并没有将事项纳入进来, 而履行中合约在签约后到交换之间的经济利益和风险正是事项而并非交易。
4、从计量属性的角度看。
过去一直采用的是历史成本, 当时市场还不够成熟, 那么只有历史信息是可靠的, 对于未来的经济利益和风险用历史成本这种计量属性是无法计量的。
5、收益计量采用的是收入费用观。
收入费用观是指在计量企业的收益时, 先确认收入和费用, 然后根据配比原则, 将收入和费用按其经济性质的一致性联系起来, 据以确定收益。因此, 它强调的是收入与费用的配比, 并不计量未实现的收益, 而履行中合约在签约后到交换之间的经济利益正是未实现的经济利益。
6、收益和损失的计量采用的是实现原则。
实现原则确认收入的范围不包括持有利得和损失, 收入确认的时机是交换行为已经发生。从这两方面来看, 履行中合约采用的是实现原则, 也就是与历史成本这种计量属性相联系的。要确认未实现的收入, 就不能用历史成本, 要用现行成本和公允价值来。
三、从现实角度确认履行中合约的必然性
1、从现实的角度看会计目标。
我国现在的会计目标是决策有用观, 投资者也不再单一。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 投资于证券市场的人越来越多, 有国家、企业、社会公众, 他们更关注企业提供的信息对于他们决策的有用性。所以, 会计目标从原来的更关注资源的保值增值转变为对于决策的有用性上, 这就使得人们不仅关注履行中合约交换的那一时点的信息, 更关注从签约到交换之间的信息。
2、从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分析。
由于会计目标的转变, 现行的会计目标是决策有用观, 信息的质量特征更强调的是相关性, 以便于更好地进行决策。相应的投资者更关注的是对于其进行决策有用的信息, 而提供履行中合约的签约时刻与交换之间的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 对于进行决策更有帮助。
3、从确认标准的角度分析。
只有符合会计要素的定义, 才能够进行确认, 进而能够进行计量。现行资产的定义是:资产是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 由企业拥有和控制的, 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负债的定义是:资产是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 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实义务。这两个定义不仅强调的是交易, 把事项也涵盖进来了, 因为履行中的合约如果没有未来的经济利益, 也就不会确认, 进而也就不会签订合同。所以, 履行中的合约符合资产和负债这两个要素的定义, 进而可以进行确认和计量。
4、从计量属性的角度看。
计量属性采用的是公允价值, 在资产负债观下, 历史成本属性不再是主要选择, 公允价值被广泛使用。同时, 由于我国的证券市场不断地成熟, 我们可以采用公允价值这种计量属性, 而公允价值这种计量属性可以对履行中合约中未实现的风险和收益进行计量。
5、收益计量采用的是资产负债观。
资产负债观认为, 收益是企业期末净资产比期初净资产的净增长额, 按照资产负债观企业的收益是当期净资产的净增长额不包括业主投资及业主派得) , 收益的确定不需要考虑实现问题, 包含了未实现损益。恰恰履行中合约在签约与交换之间的这种未实现经济利益和损失可以进行计量。
6、收益和损失的计量采用的是全面收益原则。
由于会计目标是资产负债观, 而资产负债观强调的是要计量全面收益, 不仅是已实现的, 还包括未实现的, 这样就需对履行的合约中签约与交换之间的这种未实现的经济利益和损失进行计量。
总之, 对于履行中的合约确认有其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必然性, 对于履行中合约是否进行确认的转变, 主要由于会计目标由受托责任观到决策有用观的变化使然。
参考文献
[1]汤云为, 谷澍.论履行中合约的确认、计量与报告.会计研究, 1997.5.
[2]谷澍.履行中合约会计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 1999.
企业合约的人性假设及其超越 篇6
经济活动就是人的活动,因而对经济活动的研究最根本的就是对人的研究。人性假设一直是经济学研究问题的出发点。科学家的“假设”是以事实依据为前提的。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则是对不同历史形态下,从事经济活动的大多数人的本性和行为表现的客观性反映。由于人性是历史的产物,不同的时空下,经济活动中的人性有着不同的时代烙印,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因此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活动中人性的假设也是随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演化。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西蒙的有限理性人假设—威廉姆森的契约人假设—自适应契约人假设等,就是这样一个演进的过程。交易经济学在承认企业是一种特殊的合约的同时,也以人性假设作为研究企业组织的出发点,因为企业合约中的人性假设影响着企业制度的合理设计和企业合约的有效履行,影响着企业的内部交易成本的节约。毫无疑问,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人性假设中,威廉姆森的“契约人”假设有着“一言九鼎”的权威性,但理论是动态发展的,就如契约人当初对“经济人”的挑战一样,在人性假设的理论上也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如“自适应契约人”[1]。张五常在1983年也指出,企业这个“市场合约”,发生在要素市场上;而价格机制的“那一系列合约”,则是产品市场上的交易。市场交易的对象是商品,企业交易的是生产要素。因此他认为企业无非是一要素市场的交易合约替代了产品市场上的合约[2]。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合约。缔结这种契约的原因是企业可以成为一种“团队生产”,从而使合作的总产品及报酬比独自生产时要高[3]。格罗斯曼、哈特区分了完全合约和不完全合约。同时强调合约的不完全性会产生交易成本,而企业的产生,可以内化这种交易成本。企业本身也是一组不完全合约,把企业的所有权分解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即合同规定以外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可以有效地解决激励和信息披露问题,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4]。威廉姆森则将企业看成是连续生产过程之间不完全合约所导致的纵向一体化实体。以他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主张:经济组织问题就是合约问题,用合约关系完全可以理解经济组织的运作,因此可以把任何的经济组织的关系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归结于合约问题[5]33。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家对把企业视为一种合约的思想比较认同,而事实上,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迄今为止的发展主要都是在合约论框架下展开的,其理论的基点是交易费用的节约。但企业合约比起一般的市场合约有其特殊性,西蒙认为企业合约主要体现为雇佣合约,而这种雇佣合约作为一种不完备的专用合约,有助于形成由“长期理性”支配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的特征是,在管理过程中,双方必须就各自目标的折中方案进行谈判协商[6]。
企业合约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其载体是人,而且必须是活生生的个人,因此人性假设是其根本的问题。尽管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人的行为假设无关紧要,从而相对忽略了假设的重要性。但交易成本理论始终坚持假设是重要的。奈特曾指出,研究经济组织是需要贯穿对“人的性质”的正确理解[7]46。科斯也认为现代制度经济学研究要从“制度出发”和从“人性出发”,应抛弃“人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的观点,以恢复“实际的人”的显著特征。他指出:“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还人类以本来面目,即人们只能在现实体制所规定的条件下行事。”[8]威廉姆森在展开分析其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时,就肯定了这一点,他认为:“以事实为依据对人的研究,要求行为假设不应该仅仅考虑分析上的方便与否……正是这一考虑才是最大化的假设在经济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应该考虑与现实对应,如果按现实的人性开展分析的想法的确被采纳的话,不现实的行为假定就不是一个小问题,更不是什么价值取向问题了。”[9]328因此,威廉姆森充满了对既符合现实又切实可行的尺度的期待,他说:“交易成本经济学家赞成以现实可行的方法描述经济行为的方法。”[10]为此,威廉姆森作为交易成本的开创人之一提出了契约人概念及其行为假设,并将其作为研究经济组织的出发点。
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学家承袭了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而威廉姆森为了反对古典经济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就接受了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同时,威廉姆森把经济活动中的人都看成是自利的,而且只要能够利己,就不惜去损人。他会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其逐利动机强烈而复杂,他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个人目标对信息加以筛选和扭曲,如说谎、欺骗等,并会违背对未来的许诺。因此威廉姆森的契约人的两个个性特征包括:“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这两个个性特征是相互关联的。正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他不可能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一览无余,不可能获得关于环境现在和将来变化的所有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可能利用某种有利的信息条件,如信息不对称环境,向对方说谎和欺骗,或者利用某种有利的谈判地位背信弃义,要挟对方,以谋私利。机会主义倾向是合约交易人人格中的必然内容;交易人总是有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意向,这种意向变成具体的行为,就是机会主义行为,有这种意向是常态,而是否有这种行为则取决于各种因素,如制度的约束力,经济主体对这种行为的风险的认识,成本-收益分析等,实施机会主义行为也是要冒风险和支付代价的,这种行为不一定能给实施者带来有利的结果,也可能招致报复。当然,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与交易人机会主义倾向和行为是两回事,交易人不会因为可能有不利的结果而不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和行为。机会主义行为是交易费用研究的核心概念,它对于涉及交易的专用性资本的投资活动至关重要。
威廉姆森把机会主义分为事后机会主义和事前机会主义。他把事前投机称为逆选择,而把事后投机则称为败德。他说:“如果事前就能设计防范措施,那么,事后的投机行为就难以再对交易造成什么损害了……为此,可以改换激励手段,设计出用以组织有关交易的最佳治理结构。”[5]74
显然,机会主义倾向假设实际上是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假设的重要补充,使其更接近现实。相比之下,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没有损人之心,往往的表现是主观为自己达成客观为大家。而威廉姆森的契约人只要能够利己,就不惜损人,只要有可能,他就会表现出机会主义的行为,从而主观为自我未必能达成客观为大家的效果。
威廉姆森从契约人概念,所揭示出人的两种个体属性的假设,把经济学研究向现实的经济生活推进了一步,为实际中合约的设计、履行,提出了有意义的指导。
二对契约人概念的超越
威廉姆森的契约人假设,把个人的行为完全独立于企业有机系统,用静态观点,把契约人看成是不受任何环境因素影响的“刚性化”的个体,忽视了群体“场”的作用和学习对个体的改变。值得赞赏的是,威廉姆森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他在人性假设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他已经认识到互动、反馈效应及其对偏好函数的影响,而这方面在已形成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中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个人行为,威廉姆森的批评者针对契约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两项个人化属性的假定,提出要把企业文化、信任、学习、自适应性等问题考虑进去,从而超越交易成本经济方法的契约人个人属性假定。
豪森对威廉姆森所提出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机会主义的人性假设提出了批评。契约人的分析关注的是个人层面的分析,而厂商是一个有着自身文化特质的集体法人,因而仅从构成的个人及其关系角度无法充分对厂商加以诠释。豪森非常强调作为组织形态的厂商,其文化氛围和机制有着非常强大的作用。因为监督每一个员工是不可能的,所以厂商在发展过程中就有一个共同特性,就是形成一定程度的忠诚和信任。尽管这样不能完全防止机会主义行为,但可以淡化。豪森虽然同意针对契约人假设而在组织中通过强制的法律手段保持厂商个体的地位并激励员工,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靠文化而不是强制手段。他也承认机会主义确实存在,但他不认为机会主义是人性中唯一的、最重要特征。他相信文化有着对机会主义抑制的功能。“没有厂商能仅仅通过法律形式发挥其功能,与文化规范、已形成的厂规、信任等相关的非正式关系对于组织的完整性也是极为必要的。”[9]334
努德海文在其实证研究中,对威廉姆森的契约人假设提出挑战。他发现“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的结合凸显出建立完备的契约保障和良好的治理结构才是最好的选择。现实生活中机会主义并不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如果交易中不存在机会主义,那么防范措施所带来的不小一笔的花费都是多余的。另外威廉姆森这种关注事后保障措施,而忽略事前甄别的做法,暗示着机会主义无处不在,而信任在其模型中则是微不足道的。这与现实不太相符。努德海文提出人的本性既有值得信任的一面,同时也有机会主义的一面。如果信任关系发生在交易中,那么防范契约人的保障费用将大大降低。所以努德海文总结说:“将可信任度存在差异,即交易各方的道德品质存在差异的情况,纳入(交易成本学的)解释框架会更合适。”[9]143考虑到有关人的品质信任和道德问题,将有助于更好地全面理解机会主义行为,以此采取有效率的防范措施。
林登伯格在行为属性方面的研究也超越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范围。威廉姆森把人类的弱点归结为机会主义,而对付这种性恶的办法就是借助合约当事人的“远见”以及正式的治理结构来实现。林登伯格虽然不反对这样的人性假设和应付的措施,但他提出仅仅考虑到了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个体属性是远远不够的。实际生活中企业文化、非正式沟通网络、为了社会认可而进行的人际互动对正式的组织结构治理是一个无法估量的补充。社会认可如果不被考虑到人性假设模型中,这个模型都不会是完善的。他指出:“在组织研究中,最重要的短期报酬是社会认可,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存在多人互动的治理结构的运作,都是社会认可的产物。”[9]178将社会认可理论纳入交易成本学的分析体系中,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个人在机会主义行为与可信赖行为之间作出选择的方式和原因。
底特林奇认为威廉姆森的机会主义假设所适应的范围是片面的。威廉姆森把机会主义假设仅适用于工人和中层管理人员,而不适用于高层管理阶层。高层管理阶层的决策则被认为是理性的,不是个人机会主义的产物。这样假设范围的局限性受到现实的挑战。实际上人人都有机会主义倾向。此外,威廉姆森用静态的方法分析人性,并将个人行为和制度环境看成外生因子以及制度环境不会因战略变化而改变的观点受到了底特林奇的质疑。而底特林奇对交易成本理论提出的挑战是,他把个人行为和制度环境视为内生因子。他提倡组织在演进中如何能够很好地发挥战略决策和控制权力的作用,就能减少因争议等所带来的交易成本提高。底特林奇呼吁交易成本理论需要一个更宽泛的框架,其中应给学习和组织演进提供一席之地。[9]301
由此可见,为“补充”和“修正”威廉姆森契约人概念,很多有洞察力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在企业合约人性假设研究中考虑到交易双方对环境的适应性和自主性特点。除了以上学者超越契约人的观点以外,自适应契约人的假设也是对契约人假设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自适应契约人结合威廉姆森的契约人概念,从企业生态学的角度分析所提出的企业合约的人性问题。
三自适应契约人假设
威廉姆森的契约人假设忽视了企业内外环境因素对人的影响,忽视了企业系统的演变性、复杂性对人的影响。然而企业是由各种要素综合而形成的一个复杂系统,企业内部生态因子的存在也是客观的。无论任何企业都得面对自身的内部生态因子,都需要充分认识到各个生态因子所具有的作用,了解各个因子当前的状态。所以企业作为一种特殊合约的载体,在研究其人性假设问题时,不能忽视企业本身的特点。同时与生物的进化相类似,企业是一个进化系统,它在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调整的相互作用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进化。而自适应契约人假设就是把企业内外环境对合约中交易者的影响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企业生态系统是一个自适应复杂系统。组成企业的人是‘自适应契约人’,他不但具有适应环境的能力,并且有改造环境的创新能力;‘自适应契约人’掌握信息、识知能力、处理问题能力是有限的,所以是有限理性的,单独个体是脆弱的,所以他们有组织起来的倾向和适应组织的能力;他们不仅要追求自身利益极大化,并且会利用自身掌握的私有信息实施谋求自身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所以决定企业内部具有不稳定性。”[11]9
自适应契约人的提出,依然以契约人的假设作为人类交易行为发生时,交易一方对另一方最起码的底线预想,这样的预想在实际经济交往中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预想过高,很有可能造成其中一方的不必要的损失,从而导致合约履行的困难,特别是企业合约中的以劳务为标的的合同,即雇用合同,如委托-代理人合约、雇主-雇工合约、管理者-被管理者的合约、监督者-被监督者的合约、团队合约等,无论哪一方交易人,起码在最初都应该持有对方是契约人的预想,因为劳务的载体——人,对其人力资本有完全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他采取机会主义的方式“使用”其劳务,如出工不出力、磨洋工、保守其创新能力等,因此当事人有了契约人的预想,在劳务标的的雇佣合约中,就想方设法激励人力资本的载体——人——的积极性,从而淡化其机会主义倾向。威廉姆森之所以对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主张大为欣赏,其原因就在于他认为马基雅维利能按照“人的本来面目”看人:“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渴望创造一个国家并为它制定法律,他首先必须设想所有的人都是坏人,而且一有机会他们就要表现其罪恶的本性。”[12]90我国古代也有“先小人,后君子”之说,因此威廉姆森的契约人假设,在企业管理实践中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自适应契约人的假设,也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反映现实中人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自利性的不可逾越的特点,而没有对人进行好高骛远的“乌托邦”式的预想。威廉姆森指出:“至于乌托邦这种组织形式,应该说很符合人性,而且一般也无须市场介入……但是,遇到投机行为的沉重打击,乌托邦社会几乎就毫无还手之力。”[5]77
契约人概念,是把企业看成一个封闭系统,用静态的观点来分析交易当事人的行为,不管是事前机会主义行为和事后机会主义行为,都是假定人在订立和履行合约时,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有意和无意地在从事着利己损人的行为,周围的环境对当事人的这种秉性没有丝毫的影响,当事人像绝缘体,不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另一方面当事人除了从合约中寻找利益外,再没有任何其他需求。尽管契约人的概念比起“经济人”来说,更接近于“人的本来面目”,但对合约中当事人的意识形态的体察有简单化之疑,当然为了在理论上便于分析经济活动的需要,在一定情境下,可以忽略某些不确定的参数,然而人的意识形态在企业这个特殊的合约履行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诺斯指出:“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13]27意识形态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它对人的行为具有强有力的约束,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14]正如诺斯所说:“如果每个人都相信私人家庭‘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可以在室内无人而门不闭户的情况下不用担心房屋被毁或被盗。如果一个美丽的乡村被认为是公共‘物品’,个人就不会随便扔抛杂物。如果人们相信政治民主的价值,它们就会把投票当做一项公民的义务来履行。为了所有者的利益,劳动会勤勤恳恳,管理会兢兢业业;契约就会像在法律上那样,同样在精神上受到尊重。”[15]59思想教育的作用便是形成一套意识形态,将上述“如果”变为现实,它直接并反复灌输一套价值观,并使之进入人们的效用函数,进而影响人们的选择行为。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每个人的个人行为受一整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协调。由此可见,契约人的假设对企业这一特殊合约来说有其“缺口”,对应于契约人而进行的合约设计以及执行该合约的交易成本问题就得重新考虑。
自适应契约人假设,不仅充分考虑到企业合约中交易人意识形态的“进化性”因素,而且也考虑到企业自身“进化性”的特点对交易人的影响力问题。首先作为企业合约当事人个体,一方面有自适应于动态的合约履行过程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有自适应于企业这个组织体演化过程的能力,因为“企业同样是‘自适应契约人’,它对环境具有自适应和创新改造环境的能力;他是有限理性的,因而会决策失误;他会追求自身利益极大化,并且会表现出机会主义行为,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和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极大化决定了企业的竞争性。企业间的竞争性、自适应性、创新性和有限理性决定了企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11]9正是企业合约当事人的这种“自适应性”,才使得企业合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才使企业自身有生命周期的持续。“自适应性”也使得企业合约的当事人在一个组织体中发展了自身的职业生涯。“自适应性”对机会主义行为起着淡化的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当事人人格中的机会主义倾向转为实际上的机会主义行为。
企业合约当事人在履行合约中的“自适应性”,确保了合约的维持和重复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当事人对相对方的行为有了一定的预见,因而可以减少交易中的监督成本。因为企业合约当事人的“自适应性”,减少了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交易的摩擦力。交易中起草、谈判和维护一项协议这些费用是事前的交易成本。这些成本具有一定刚性,往往是不可少的。但契约人的“自适应性”补充,对事后的交易成本包括:当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而引起不适应的成本、为了由此而引起的争论不休的成本、伴随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而来的费用、管理机构负责解决交易纠纷的费用、使安全保证生效的抵押费用等等具有潜在的节约的趋势。由此在制度设计和治理结构的安排上,自适应契约人假设不同于契约人的假设。
另外,自适应契约人的假设,可以把企业文化的复杂体对企业个体的“染色”作用考虑进去,研究其发生作用的过程,通过形成一种使个体的目标与企业整体目标协同的“场”,而淡化个体机会主义人格力量的作用。如果我们借用勒温的“群体动力理论”,来分析企业合约中当事人的行为,则合约双方在受到个体机会主义人格影响的同时,也受到其所在企业或团体的气氛、特色和文化的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前者的作用是一个相对常数,这样企业文化的力量对个体行为就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企业作为文化的持久贮藏器能够促进群体和个人的学习,并因此提高企业内部的生产率。企业文化不仅是分享信息:通过分享实践和思想习惯,它提供了学习的方法、氛围、价值观和语言,并推动了群体和个人能力的演进。
尽管威廉姆森并不否认理解制度环境至关重要,但在其研究中忽视对企业外部环境问题的关注,自适应契约人的概念,则隐含了企业外部因子对企业合约交易人的影响。因为交易人不仅要“自适应”于内部“场”的力量的作用,也要“自适应”于所处的历史时空的情景影响。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制度一直是人们为了在交易中建立秩序和减少不确定性而设计的,它由非正式的强制(如教规、经济、习俗、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和行为惯例等意识形态规范)和正式的强制(即法规,如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产权等规则)组成。自适应契约人也并不排斥诸如制度等企业外部因子所施加的影响。
当然,企业生态的各个方面的变化都会对企业合约中人的行为产生不同影响,而要把这一系列的变量都考虑到企业合约的效用函数,对经济学家来说将是个长远而艰巨的任务。但至少自适应契约人的概念,扩充了企业制度设计和合约安排的空间,使企业合约人性假设向活生生的现实更逼近一步。
结论
尽管社会科学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严密,尤其是对万物之精灵——人的本性的假设,更是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但作为一个学科的出发点,经济和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理论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尽管契约人假设,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契约人的现实性不可否认,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因利己性而导致的合约中的事前机会主义和事后机会主义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契约人的提出为企业合约的合理设计提供了科学的思路,通过合约设计,对契约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加以防止和约束,促进合约的成立和有效履行。而自适应契约人的假设,把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考虑到假设前提中,这样就充分拓宽了合约设计的思路,因为人“自适应”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损人利己的性恶矢向得到抑制,而同时激发人性善的矢向,通过教育和文化的熏陶充分引导人追求信任、尊重、自我实现等方面的内在需要,起到抑恶扬善的作用。由此可见,具有创新性的自适应契约人的人性假设,为企业合约中的硬制度和软制度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开拓了企业合约设计的广阔思路。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从经济人—有限理性人—契约人—自适应契约人的发展态势,越来越趋近于合约运作的现实,越来越具有科学性,但路漫漫其修远兮,人性假设研究依然是当今经济学和管理学所探索的主要课题。
摘要：人性假设,是社会学科研究的出发点,更是研究经济和管理问题的前提。文章从企业是一种特殊的合约的思想出发,探讨其核心问题———合约当事人的人性假设;以威廉姆森的“契约人”的假设为基础,分析了其现实意义和不足之处;进一步探讨了理论界超越于契约人所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并着重对“自适应契约人”的假设进行了分析。
不完全合约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篇7
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提出了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设想, 在过去十几年间, 各级地方政府在建立各种类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方面进行了一些自发的探索, 有关部门也借鉴国际经验进行了小规模的试验。近些年, 我国农民合作组织获得了较快发展。据统计, 仅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就达15万多个, 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成员2363万户, 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带动非成员农户3245万户, 占农户总数的13.5%;两类农户合计占农户总数的23.3%。[1]
目前, 我国规范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数量极少, 农户对加入合作经济组织的态度并不明朗。这一现实与政府的大力扶持以及学界的积极呼吁形成了鲜明对比, 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反差提醒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目前过于强调对合作经济组织给予政策优惠、盲目照搬国际合作经济的经验都未必恰当, 对国内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利益分配问题也应审慎对待, 这正是本文研究的初衷。
二、文献综述
不完全合约是相对于完全合约而言的, 当合约不能准确地描述与交易相关的未来所有可能出现的状况以及每种状况下合约双方的权利和职责, 这样的合约就是不完全合约。[2]
自从科斯《企业的性质》发表以来, 人们较多地关注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同样不容忽视的是, 科斯在这篇文章中通过对短期合约和长期合约的讨论, 已初步提出了合约不完全思想。[3]威廉姆森的研究遵循了科斯开创的道路, 他用“资产的专用性”解释交易成本的起源, 认为由于人们普遍存在的机会主义倾向, 使得合约双方的专用性投资不可能达到最优水平, 同时也使得合约的谈判和执行变得更加困难。[4]
但是, 真正开创不完全合约理论先河的应当是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年的论文《所有权的成本与收益: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经济学家把围绕格罗斯曼和哈特 (1986) 、哈特和摩尔 (1990) 提出的概念框架 (GHM分析框架) 发展起来的经济理论称为“不完全合约理论”, 其主要内容是, 合约的不完全性会带来成本。随着时间推移, 不完全合约将进行修正或重新协商, 在此过程中会产生三类成本:第一, 对修正的条款讨价还价产生的成本;第二, 由于各方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称, 双方可能达不成有效率的协议而形成的成本;第三, 由于合约的不完全, 各方可能不会做出最优的专用化投资而带来的成本。[5]
阿洪和伯尔顿 (1992) 进一步放宽了“当事人不受其财产所有权约束”这一前提假设, 转而研究富有的投资者和贫穷的企业家之间的最佳控制权的配置问题。“控制权的相机转移”是该模型的核心。由于其思想的开创性, 很快被哈特和莫尔所接受并用于最佳债务合约的研究中。[6]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的合约不完全性带来的“敲竹杠”问题对组织影响巨大。因为合约的不完全性会打破双方事先对剩余的分割, 引起组织和农户的争端。事后的分割中, 专用性投资会降低投资者讨价还价的地位, 另一方索取比事前约定更多的剩余, 这就是“敲竹杠”问题。这种行为将会制约缔约一方减少专业性投资, 影响双方的签约, 并限制合作经营的发展。对此, 我国经济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刘风芹 (2003) 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分析了我国农产品销售合约问题, 解释了我国农产品销售合约履约率低的原因——合约的不完全性。她认为, 由于农产品缔约环境的复杂性、缔约各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规范合约条款的成本及法庭执行的困难, 使得农产品合约的履行存在障碍。通过规范合约和增大违约处罚力度能够降低违约率, 但不能根本消除违约现象, 因为有些合约注定是不完全的。[7]
王爱群、夏英等认为, 农户和组织同时具有有限理性和投机性时, 便产生违约的可能, 影响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和发展。[8]
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GHM模型
GHM模型, 即Grossman-Hart-Moore模型, 或称“所有权-控制权”模型, 是分析与公司治理结构中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和对信息获得影响的最重要分析工具, 其核心内容是:由于当事人的有限理性, 以及预见、缔约和执行合约等存在交易费用, 当事人所缔约的只能是一个无法包括所有信息的不完全合约。如果当事人在签约后进行专用性投资 (人力或物质的) , 将会出现被对方“敲竹杠”的风险, 扭曲投资激励和降低总产出。在不完全合约中, 专用性投资激励由事后谈判力决定。这种谈判力决定于对物质资产的剩余控制权, 这种权利归属于资产所有者。所以,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敲竹杠”的风险, 应当把物质资产的所有权配置给投资重要的一方。即GHM模型认为, 通过产权的配置来激励当事人的事前专用性投资, 这是其理论的关键。本文就是通过设计一个农户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GHM模型, 研究组织治理和运行, 以期望对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
在现行的土地制度制约下, 广大农户的农业生产是分散的, 弱抵抗风险的。这种分散性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户的同质性, 至于核心农户和非核心农户是否存在将不是本文考虑的重点。这主要因为, 我国目前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以农产品销售居多, 这种纵向的产业链联合在目前土地制度下出现大规模的个体农户农业生产的情况比较少见。所以, 本文的第一个假设就是生产同类农产品的农户是同质的。
在农户同质的假设下, 农户参与到合作经济组织的目的就可以简化为农户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卖出去, 并能得到组织在生产环节的指导和服务。他们在组织中的任务是按组织要求生产符合市场需要的农产品。从表面上看, 他们不仅关心组织收购他们产品的价格 (这直接关系到他个人的收益) , 也关心组织把农产品卖出去的价格。这间接影响到他的收益, 因为组织销售的价格越高, 他能够分到的溢价收益也越高。因此, 他有理由积极参与合作社事务。
但是, 从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运行的实践来看, 农户对合作经济组织的事物兴趣不大。曼瑟尔·奥尔森在其《集体行动逻辑》中指出:从集体理性的角度看, 参与人应当相互合作以谋求共同的长期利益;但从个人理性角度来说, 每一个参与人却都有不合作的倾向以获取各自的短期利益。[9]农民素质的局限性也导致了其个体的理性更关注于短期, 无法消除“搭便车”的行为, 形不成集体理性。
此外, 农户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事物不感兴趣, 还是由其在农业产业链的位置决定的。他们更专业于农产品的生产, 对生产环节比较熟悉, 而对加工、销售等非生产环节不熟悉, 对涉及这些非生产环节的经营决策往往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这种先天的能力不足是其对组织事物不感兴趣的又一个主要原因。
根据上述假设, 可以认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户之间是一种销售和生产的关系, 是农业产业链上的纵向关系。按照GHM模型的原理, 由于组织与农户的合约一般是长期的, 即合约签订后一段时间才履行 (如图1所示) 。假设在T0期双方签订合约, 在T1期履行, 这期间由于外部环境, 特别是市场环境和生产条件的变化, 原先制定的合约条款由于不适应新的环境条件, 合约的履行就可能出现问题。
假设组织和农民在T0期后相互制约, 从合约的违约情况看, 主要发生在市场价格发生变化时, 缔约价格与市场价格不一致。因此, 合约的履约问题可以简化为在不同农产品市场价格情况下, 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户的博弈过程。而生产风险主要是由不可控制因素造成的, 如气候条件。这种风险虽然是不可知的, 但有一个较稳定的预期, 在本文的研究中这种风险不作考虑。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户的GHM模型。下面本文将对缔约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治理作详细的研究。
1.农户的“搭便车”行为和道德风险
现假定合约所规定的价格为Pa;在市场行情好时的价格为Ph, 市场行情差时的价格为Pl, 它们之间的大小关系为Ph>Pa>Pl。设Ey为合约规定的预期产量。农户最终出售产量是由市场价格决定的。假设Y (p) 是农户出售农产品的数量, 当市场价格越高或越低, 这个数量都会超过预期数量Ey。所以, 缔约的最佳形式变为:mim|Ey-y (p) |。
当市场价格低于合约价格时, undefined成立, 也就是说缔约的最佳形式是价格变化的增函数。这时候, 农户会遵守合约, 但是会出现销售量高于预期产量的结果, 这是农户销售非农户产品的“搭便车”行为。因为农户会虚报产量, 以增加履约数量, 增加的部分可以从市场购买, 赚取市场价格与合约价格间的差价。
当市场价格低于合约价格时, undefined成立, 也就是说缔约的最佳形式是价格变化的减函数。当市场价格高于合约价格时, 农户可能会违约, 集体出现道德风险问题。将本来出售给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产品完全出售或部分出售给其他组织、企业或个人, 因为农民可能隐藏产量, 以减少履约的数量, 而将隐藏的产量按市场价格出售。
2.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敲竹杠”行为
“敲竹杠”风险来自于这样一种可能性, 交易者通过合约伙伴的专用性投资寻求准租, 这可能违背他们的合约协定。当交易的一方按照合约进行专用性投资时, 就为另一方的“敲竹杠”行为提供了可能。[10]一般说, 只有当专用性投资和特质性商品存在时, “敲竹杠”才成为可能, 这一般存在于长期合约中。但农产品生产的特点使得每年的种植决策均具有专用性投资和特异性商品的特点, 因此专用性投资和特异性商品所引发的“敲竹杠”行为在农产品短期合约中也会出现。因为农业生产用农药、化肥、机械以及养殖知识都属于专用性投资, 在合约不完全条件下, 成为农业生产交易活动“敲竹杠”问题的根源。
依旧在上述的二期模型中, 假定双方在日期T0作出投资的时候, 对重新签约的程序已有理性的预期, 假定双方都对风险持中性态度。由于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周期, 农户只能在生产的农产品成熟后才进行交易。 假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户这一经济关系持续两天, 事前的关系专用性投资在日期T0进行, 而农产品则在日期T1供应。假设组织和农户的剩余总额为V, 正常情况下, 组织和农户各占有剩余的1/2, 即V/2, 因价格变化或由于农产品的易腐性所产生的损失为K。
所以, 当市场价格低于合约价格, 农产品易腐的情况下, 农户就有可能遭受组织的“敲竹杠”行为, 二者的交易价格会更接近市场价格, 而不是合约价格。当V/2-K<0, 农户就有放弃种植或养殖的动机。这最终导致的是一个双输的纳什均衡。
当市场价格高于合约价格, 农产品易腐的情况下, 农户依然可能遭受组织的“敲竹杠”行为, 二者的交易价格会更接近市场价格, 而不是合约价格。当然, 这是在农业投入专用性唯一的情况下, 如烟草、甘蔗等。但是, 如果农业投入专用性不唯一的情况下, 组织就有可能遭受农户的“敲竹杠”行为, 农户把农产品按照市场价格或接近市场价格出售给其他组织或个人, 最可怕的结局是组织无法获得销售或生产所需要的农产品, 最后只能解散组织或倒闭。这最终导致的依然是一个双输的纳什均衡。
对此, 黄祖辉等人从不完全合约出发, 认为在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 不完全合约会导致“敲竹杠”问题。农户支配型组织模式可以克服买方“敲竹杠”问题, 在生产资产高度专用性、产品高度易损性的领域发挥优势;加工者 (公司) 支配型组织模式可以克服卖方“敲竹杠”问题, 在加工资产高度专用性、生产资产专用性程度较低、产品易损性不大的领域发挥作用。[11]但是, 在本文的研究中, 作者认为可以采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相机性治理来规避组织和农户的不良行为。
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相机性治理
为了规避农户的“搭便车”和道德风险行为以及农户和组织的“敲竹杠”行为, 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剩余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户之间的转移分配难题以及对二者是否导致破产或转行, 这就是相机性治理。如果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被解散或破产, 那它将承担不能有效发挥其专有性资产而造成损失。同样, 如果农民选择在土地上改种其它作物, 一样会造成专有性资产的损失。这种损失应该看作是对他们的罚金或租金损没。
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户进行有效的相机性治理, 获得二者之间的双赢, 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长,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1.补贴或赔偿
在上述二期模型中, 假设违约赔偿金为D, 一方违约另一方获得赔偿的概率为ρ (0<ρ<1) ;假定组织违约, 那么其为订立合约而投入的成本, 以及由于信誉的损失而造成在未来交易的成本增加贴现值之和为W;假定农户违约, 那么其为订立合约而投入的成本, 以及由于信誉的损失而造成在将来交易的成本增加贴现值之和为G。
合约规定的赔偿金额D越大和获得赔偿的概率ρ越大, 则合约履约的可能性就会越高。假如D是无限大, 概率ρ也很大, 则企业或农户一定会履行合约。但现实中赔偿金额D一般不可能很高, 否则组织或农户就不会愿意参加订单。由于农户劳作分散, 数量众多, 经营规模较小, 所以一旦农户不履行订单, 组织获得赔偿的概率ρ取决于法律执行的成本;而组织不履约, 支付赔偿的概率ρ取决于签约农户的谈判力, 这种能力一般认为是比较弱的。
组织或农户违约所造成的未来收益损失贴现值越大, 则合约履约的可能性越大。合约有效期限越长, 贴现时间越长, 损失会越大。因而, 合约期限越长, 履约率会越高。此外, 组织与农户签订订单后, 如果组织要求农户必须有专门的配套投入, 则相当于农户向组织提供了一种履约保证, 这会提高农户的履约率。同样, 如果组织对农户还提供一些奖惩措施, 也会提高农户的履约率。因为, 采取这些措施后, 农户的违约成本提高了, 自然就不会选择违约了。
因此, 设计合理的合约规定的赔偿金额D和赔偿的概率ρ, 以及组织或农户违约所造成的未来收益损失贴现值, 是规避组织和农户“敲竹杠”行为与农户“搭便车”及道德风险的重要措施。
2.合约价格
合约的价格条款, 对于合约履约有很大的影响。合约规定的价格与市场行情好的价格或市场行情不好的价格的差距如果过大, 则组织或农户都可能会发生违约行为;反过来, 如果价格差越小, 企业或农户违约的可能性就会很小。从这个意义上说, 设计一种“保底收购, 随行就市”的合约, 合约的履约率就可能较高。在这种价格条款下, 对农户而言, 违约的可能性会很小, 因为主要由组织承担了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 为农户提供了一种保护性措施;对组织而言, 违约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合约保护价格与市场行情不好时的价格之差, 如果价格差过大, 则可能会发生违约行为。但在合约农业的具体实践中, 实际发生违约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因为由于违约带来的成本是巨大的, 对组织而言, 得不偿失。
因此, 保护价格条款是规避组织和农户“敲竹杠”行为与农户“搭便车”及道德风险的另一重要措施。
五、小结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户为增进自身利益而结成的组织, 存在着组织和农户对剩余的分配。从实践上看, 农户从合作组织获得的增加利益, 是建立在合作社整体利益基础上的, 所以增进合作组织整体利益与增进农户利益是一致的。
为了避免农户的“搭便车”行为和道德风险, 规避组织和农户之间的“敲竹杠”行为, 就需要对组织和农户之间的行为进行相机性治理。通过设计合理的合约规定的赔偿金额和赔偿的概率、组织或农户违约所造成的未来收益损失贴现值以及设计合理的保护价格条款是规避组织和农户“敲竹杠”行为与农户“搭便车”及道德风险的重要措施。
摘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户为增进自身利益而结成的组织, 存在着组织和农户之间对剩余的分配。在剩余的分配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出现农户的“搭便车”行为和道德风险以及组织和农户之间的“敲竹杠”行为。为了规避这些行为, 就需要对组织和农户进行相机性治理, 研究表明可以通过设计合理的合约规定的赔偿金额和赔偿的概率, 组织或农户违约所造成的未来收益损失贴现值以及设计合理的保护价格条款等措施来规避这些行为。
关键词：不完全合约,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敲竹杠”,“搭便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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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模式 篇8
商业银行控制信用风险的手段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信用衍生工具如信用违约互换, 在欧美等银行业高度发达的国家日受青睐。然而, 2007年次贷危机席卷全球, 被认为是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其导火线是美国房产次贷违约率的上升, 而助推此次危机不断升级的罪魁祸首则是下文所要着重阐述的信用违约互换 (CDS) 等金融衍生工具。
二、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控制手段
信用风险, 是指由于借款人的特定风险因素和系统风险因素共同作用, 贷款期末借款人违约造成银行不良贷款的风险, 它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过去, 银行改善贷款质量和提高信贷资产收益水平的方式主要有:实施贷款限额、信用额度、信用等级等管理程序;加强银行内部控制机制, 降低各种操作风险损失。
但是信用风险不仅取决于借款人特定的风险特征, 同时也显著地受到经济金融运行的宏观因素影响。传统的信贷资产管理措施只是将信贷资产置于静态、封闭的管理系统中, 随着金融自由化以及市场波动性的不断增强, 这种管理模式并不能有效地降低系统性风险。根据资产定价模型, 非系统性风险可以通过增加贷款组合中异质资产的数目来降低, 但是系统性风险则是无法消除的, 因此成为影响组合预期收入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银行可通过事前信用风险分析和事后管理监督过程筛选高信用度客户, 降低贷款组合的违约概率分布, 但是为了获得高于无风险利率的收益就必须承受可能的风险损失, 因而采用传统的管理方式无法避免贷款的信用风险。
20世纪80年代以后, 银行开始采用其他的方式管理贷款组合, 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 贷款出售方式。主要包括一级市场贷款辛迪加方式, 二级市场贷款交易;第二阶段, 贷款证券化。主要方式有资产支持证券 (ABS) 和担保贷款责任 (CLO) ;第三阶段, 信用衍生工具。其最大的特点在于, 转移了标的资产的信用风险, 但不改变其权益归属, 属于表外管理, 同时也避免了资产真实转移时复杂的法律等手续。信用风险承担主体的改变不会对银行与借款客户的关系造成不良影响, 并且银行可以通过买入合成的信用风险头寸改善信贷组合的风险/收益构成, 而无需持有信贷资产。目前, 信用衍生工具主要有两类:信用衍生产品以及含信用衍生结构的金融产品。下面将要着重分析的信用违约互换合约 (CDS) 是基础信用衍生产品的一种, 是以信用衍生合约对冲发生信用事件时造成的信用损失。
三、信用违约互换合约 (CDS)
CDS (Credit Default Swap) , 即信用违约互换合约, 类似于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保险合同, 不过在CDS合约中, 被投保的是某一标的资产的信用风险。签署CDS合约后, 双方约定在一定的期限内, “投保方”也就是信用风险的出售方———CDS买方 (一般是银行) 定期向CDS卖方支付类似于保费的一定费用, 这个费用一般是标的资产面值的固定基点。如果标的资产不发生信用违约事件, 那么CDS卖方不用支付任何费用, 并且可以得到买方支付的“保费”, 但是一旦标的资产出现违约, CDS卖方有义务赔偿买方的损失。有两种赔偿方式, 一种是现金交割方式, 即以现金形式补偿标的资产面值与违约事件发生后标的资产价值两者间的差额;也可以采用实物交割方式, 即直接以面值购买标的资产 (见图1) 。
以银行贷款为例, 银行借款给贷款者, 并约定归还利息和本金的日期, 但是银行可能担心贷款者到期无法偿还贷款, 于是它将这一信用风险剥离成CDS合约, 出售给CDS卖方, 约定在一定期限内定期向CDS卖方支付固定费用, 当合同终止时, 如果贷款者未发生信用违约事件, 那么CDS卖方赚取了固定的费用, 但是如果贷款者出现信用违约时, 那么CDS卖方必须按事先约定的比率对银行进行赔付, 可见, 银行通过签订CDS合约, 成功剥离了信用风险。同时, 在信用违约互换交易中, 贷款仍然留在合约买方的资产负债表内, 买方无需出售或消除该项贷款, 银行在转出贷款违约风险时也无需征得借贷方的许可。由于CDS合约买方可以有效减少或消除违约风险, 同时无需出售有违约风险的债务而维持了与客户的良好关系, 因而CDS已渐渐成为各大金融投资机构减少信贷集中风险的主要手段。
以银行为例, 信用风险购买方通过CDS合约, 可以将信用风险与资产所有权分离, 减轻了与标的资产相关联的信用风险, 且不需要出售和转移标的信贷资产, 避免了转让贷款所有权的法律程序, 并能保持与贷款客户的良好关系;另外, 银行也由此可以减少标的信贷资产的监管资本要求。
以投资者为例, 信用风险出售方通过互换交易得到的好处, 首先, 不用承担贷款的融资成本, 也不需要与借款人建立或维持信贷关系就可以间接地投资于银行的信贷资产, 获得其风险收益;其次, CDS的卖方基本是投资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机构, 它们的资金来源大多是非流动性负债, 因而较适合于持有贷款, 不过由于法律限制无法直接进入放贷市场, 现在通过CDS合约投资者可以不受法律限制方便地进入这一市场。
最初, 信用违约互换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是银行、保险公司, 它们利用CDS管理信用风险、满足监管部门对于资本金的要求, 但后来逐渐演变成为对冲基金的套利工具。信用互换合约的出售方在签订合约时不用支付任何费用, 只有在信用事件发生后才会有现金流出, 所以出售方可以大量出售, 这种高杠杆作用机制蕴藏着巨大的损失隐患。而且, CDS本身也不再是单纯的避险工具, 它可以作为独立的证券产品脱离原先的标的资产在银行间市场进行交易。据测算, 美国CDS市场已经从2001年的9千多亿发展到2007年底的62万亿。
四、CDS与金融危机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源于美国房产市场的次贷危机现在已成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为了摆脱此次危机, 美国政府的救市资金已破万亿, 其他国家政府也纷纷慷慨解囊投入重金以求缓解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不足。据估计, 次贷本身坏账仅为几千亿, 但是为何次贷危机会愈演愈烈?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出在CDS上。
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往往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 为了规避风险于是为自己的投资买了份“保险”, 也就是签订了CDS合约。例如, 银行甲以自有资金10亿借了3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 假设盈利为5%, 那么甲将获得15亿的盈利, 但是如果亏损5%, 则不仅赔本而且还倒欠5亿。甲为了规避风险于是和机构乙签订十年期的CDS合约, 甲每年向乙支付保费1000万, 10年以后如果投资正常, 那么乙将获得1亿, 一旦出现信用违约, 乙则赔付。对甲来说, 如果不违约, 那么可直接获利15亿, 扣除1亿保费还有14亿收入;对乙来说, 它根据统计分析 (注意:只是历史经验数据) 得出当时的类似违约率不到1%, 如果能够签下100份保单, 总共可以得到100亿, 即使其中一家或两家违约, 那么还是至少有70亿的收入的。同时, 另一机构丙也对这项业务很感兴趣, 于是联络乙以每个合约4000万的价格购入这100个合约, 总价为40亿, 乙认为与其十年后收到70亿还不如现在转手, 马上就可获得40亿且没有风险。这样一来, CDS就作为独立证券流入市场可以进行交易了。丙拿到这100个合约后以44亿售价卖给丁, 经过这样反复翻炒, 2007年底达到了62万亿美元。
美联储2001年一年就11次降息以刺激经济, 美国近年来长期保持低利率政策, 房产价格持续上涨, 银行放贷审查和放贷标准也越来越松。不少投资者则申请次级抵押贷款来进行房地产投资, 又促使美国的房价连续上升。美国的银行则利用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将次级抵押贷款评级打包出售发行给投行或对冲基金等。为了促销这些贷款包, 承销商发行了CDS作为担保, 而根据上文可知, CDS作为一种独立有价证券脱离了原先的标的资产能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买卖。同时, 美国的银行利用出售得来的钱继续放贷……就这样, 一笔房贷被无数次地放大。
但是, 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以及美联储连续提高利率, 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无法及时偿还贷款, 违约率递增, CDS的信用条款被触发。继续上面那个例子, 假设这100个合同已经由机构戊以50亿价格从机构丁处买来, 但是此时违约率不再是1%而是20%, 每个违约要支付15亿, 总共赔付300亿, 再加上买入时的50亿, 总亏损达到350亿。机构戊无法承担, 濒临倒闭, 而甲当时花了1亿买的保险也成为泡影, 由于甲是杠杆投资, 所以不仅赔光了自有资本还将负债, 因而也面临破产。
最近, 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花旗集团正面临着相类似的危机。截至2008年6月30日, 花旗集团的主要银行体系花旗银行持有的各类衍生品名义价值总额高达37.1万亿美元, 相当于美国GDP的近3倍, 其中包括3.6万亿美元的信用违约互换 (CDS) 。只要这些合约价格跌一成, 根据会计准则公允价值, 则须减值3600亿。美国政府已公布拯救花旗集团方案, 注资200亿美元购入花旗股份, 并斥资逾3060亿美元为其潜在不良资产包底。
五、CDS助推金融危机升级的原因
(一) 信用风险定价模糊, 造成违约概率估计不足
不同信用等级的债券和商业票据是资本市场的基础标的资产, 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和完善的定价机制, 它们与无风险资产之间存在着价差, 这个价差中就包含了信用风险因素, 因此不同的信用等级就成为信用风险的度量标准。在次贷危机爆发前, 信用评级机构给了绝大多数资产抵押债券AAA的评级, 其信用安全程度仅次于美国国债。这么高的信用评级对于合约购买方来说CDS合约是个只赚不赔的买卖, 有人不断地交保费, 但永远都不用赔付。但是一旦信用事件大规模爆发, 合约购买方由于估计不足, 预留的资本金不够应付, 最后走向破产。
(二) 场外交易, 监管不足
由于CDS合约是根据交易双方的特定要求设计的非标准化产品, 是在场外进行交易的, 属于表外金融工具, 因而很多参与的金融机构并没有公开其持有这些产品头寸的义务, 而且金融机构进行有关交易时, 又因为涉及商业秘密而不喜欢公开相关资料, 这会进一步令投资者难以评估市场风险, 而对监管当局来说, 要想得到一个完整的市场规模数据则相当困难。
(三) 杠杆交易, 一旦违约损失巨大
信用衍生产品可以不受现货头寸的限制, 在信用违约互换交易中, 出售者并不需要提供与合约名义价值相同的资金, 合约标的资产的所有权在未发生违约事件时并不改变, 因此往往标的资产的名义价值比合约本身的市场价值大得多, 这种杠杆效应使资金拥有量不是十分庞大的机构可以通过对大额贷款风险的部分承担而参与其收益分配。合约在标的资产没有发生违约时, 可以为公司带来稳定的盈利, 但是风险也是比较高的, 一旦发生违约, 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系统性风险下, 债券市值可能大幅缩水, CDS出售方必须全额赔付。而且宏观经济环境变化, 比如升息, 将导致房价下降、还贷违约率上升, 这种提供信用违约互换的产品风险将会在短时间内全面、集中爆发。
参考文献
[1]、孙森, 杨文彬.信用违约互换[J].华北金融, 2007 (3) .
[2]、李杰.信用违约互换皇帝的新衣?[J].国际市场, 2001 (6) .
湛玉娟：合约精神才能规范市场 篇9
方面，在母亲长久以来热心从事公益事业的行动和精神潜移默化影响中，湛玉娟从小就充满善心，近年来发起了妍颖助学行动，帮助200多名学生圆了大学的梦想。2010年，她成立了为贫困儿童建立的慈善基金——三铃基金，为贫困家庭的儿童完成读书甚至大学的梦。这些看起来貌似与艺术企业毫无牵连，然而冥冥中却为湛玉娟后来将实业转型为艺术文化企业埋好了伏笔。
在意大利结缘艺术
2011年存朋友的介绍下，湛玉娟来到了意大利的大型私人博物馆Magi900，并结识了80多岁的创始人朱利奥·巴尔吉利尼先生。在交谈中同为实业家的朱利奥与湛玉娟非常投缘，热情的朱利奥更亲自为玉娟导览博物馆，详细地介绍了其收藏的艺术品及欧洲现当代的艺术家。在介绍馆内的非洲馆时，湛玉娟了解到朱利奥在非洲的慈善项目——存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踏足肯尼亚，当地人民的穷苦状况让朱利奥觉得可以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他决心以己之力帮助当地人民。在走访了许多非洲国家后，朱利奥·巴尔吉利尼于肯尼亚的马林迪建立了名为“非洲梦想”的旅游村。这个融合了自然风光、文化、商业等元素的扶贫项目，每年都有大批的欧洲游客慕名前来，从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提高了当地人的收入。为了让更多的当地人能得到帮助，朱利奥在马林迪创办了
个慈善组织，重建了马林迪医院，开办了几家孤儿院和儿童中心，给偏远乡村的儿童接种疫苗，给腿脚不便的人赠送轮椅，在干旱地区打井取水等等。
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非洲，朱利奥把他的公益事业与艺术事业结合在起。2006年，朱利奥·巴尔吉利尼在非洲创办了“马林迪双年展”。该展为非洲艺术家提供了一个走向国际，与世界艺术家交流的平台。展览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都被朱利奥所收藏，他专门为此在Magi900博物馆设立了个马林迪双年展展厅。
朱利奥的慈善行为使湛玉娟想起了母亲十年如一日对家乡公益活动的支持，从而产生了很深的共鸣。但最让湛玉娟震撼的是朱利奥·巴尔吉利尼先生作为一位实业家，不仅拥有实体的企业及100多项发明专利，还坚持长期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同时为了自己所资助的艺术家和收藏的艺术品建立了近两万平米的博物馆。在运营中他不仅通过展览作品向公众传播艺术，每年还亲自主持编撰馆藏精品图录，邀请专家学者撰写文章及画评；与影视传媒合作，系统性地拍摄有关意大利艺术家、艺术品的纪录片以及对优秀艺术家给予持续的扶持。正当湛玉娟为朱利奥所做的事情感动不已之时，艺术之神亦同时向她伸出了橄榄枝。早已熟知中国艺术市场发展迅猛的朱利奥在与湛玉娟的交谈中，亦深感遇到投缘之人，并向她透露未来5年，希望起推动艺术文化发展，希望她能与Magi900博物馆成为意中两国之间的文化桥梁，为两国艺术家们打开新的天地。于是，湛玉娟在朱利奥的精神撼动下，展开了她的艺术之旅，创立了香港新华环球艺术汇。
从实业精神反思中国艺术市场发展
秉持着做实业的精神，湛玉娟回国后便开始对国内的艺术市场进行调研。她发现，外国艺术品无论是从美术史发展还是市场培育来说都已经非常成熟，但是由于缺乏渠道、市场认知度、售后服务，外国艺术品无法有效进入中国的艺术市场。
湛玉娟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首要是需要打通国际化的渠道。她所创办的香港新华环球艺术汇就为“渠道”问题提供解决3方案。对外，环球艺术汇志在加强与世界各地艺术机构的文化交流，对内她将Magi900美术馆作为支持机构，通过艺术品销售，国内的藏家可以购买来自意大利Magi900博物馆扶持的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和欧洲艺术精品。为了让藏家放心购买艺术品，只要是从环球艺术汇购买的艺术品，如果不满意的话，可以原价卖给艺术汇，此举既能确保艺术品保值问题，同时也能对规范艺术市场行为起到一定作用。
实业出身令湛玉娟对合约精神格外注重。中国如今的艺术市场发展不规范，不少艺术家的自我定位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创作者，更多精力可能花费在对自己的个人推广，而忽视了自身创作。而且在市场洪流中，艺术家容易在名利面前迷失自我。在采访中，湛玉娟给我们分享了一段经历，前段时间她带了几位中国艺术家到日本考察，在拜访完日本一个颇具名气的画廊后，某位中国艺术家开始偷偷地联系画廊，希望私下与他们合作，画廊对此十分反感，并立即告知湛玉娟，劝她中止和该艺术家的合作。“合约精神”的约束力，是现代实业基石，却也正是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短板。湛玉娟坦承，环球艺术汇将非常重视合作彼此的效力约束，她认为这是目前被国内艺术品市场忽略的重要前提与标准！
环球艺术精髓落户广州
渠道是一个问题，政府政策扶持也是一个问题。据了解，广州近年出台6套文化产业的相关政策，其中在2006年发布的《广州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十五”规划》，明确把文化产业纳入规划纲要。但是在同年，广州市人民政府的首波政策优惠及资助落在了进一步扶持动漫产业及相关软件开发上；一直到了2011年2月出台的《广州建设文化强市培育世界文化名城规划纲要（2011-2020年）》，才提出把广州建设成为文化产业跨越发展的“创意之都”，具体的政策在制定当中。这些年间，北京与上海已经把文化创意产业打造成为引领和支撑新一轮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从产业结构来看，上海体现文化科技融合特色，北京体现文化政治优势；从产业载体来看，上海园区数量众多，北京民资开放度强；从政策环境上看，上海逐步完善，北京渐成体系。
尽管如此，湛玉娟还是决定将环球艺术汇的总部落户广州。除了这里是她的家乡外，还因为广州独特地缘特性。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北缘，濒临南海，邻近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自古以来对外的开放与包容也让广州成为中西文化的汇聚之地。所以，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新塘人的湛玉娟，在广州这个中西艺术交流的重要之地，她已经准备好立足广州，面向全球，开展属于她的艺术之旅，对于这方艺术力量，我们拭目以待！
合约模式 篇10
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 软件规模逐渐增大, 复杂性不断提高。为了提高软件质量, 缩短开发周期, 降低开发成本, 受硬件组装计算机的启发, 提出了软件复用, 子函数→类→构件, 软件复用的粒度逐渐变大。构件质量是软件复用的前提, 构件测试是保证构件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1]。为了确保构件在新环境中工作正常, 必须对构件进行充分的测试, 复用质量低下的构件或不正确部署构件, 可能造成灾难后果。例如, 1996 年Ariane 5运载火箭发射失败, 原因是复用的Ariane 4 构件在新环境中未经过充分测试造成的[2]。
构件测试与软件测试相比, 有其自身特点:
(1) 缺乏构件应用的上下文依赖环境;
(2) 缺乏详细的构件描述文档;
(3) 构件复用者过分依赖构件开发者;
(4) 硬件平台、操作系统、编程语言等集成环境不同[3]。本文将Bertrand Meyer的合约思想[4]引入到构件测试, 提出一种基于构件合约状态检查的构件易测试技术。
1 基于合约的构件化软件测试理论
1997 年, Bertrand Meyer提出软件合约化理论, 把软件模块之间交互的规则定义为合约。图1 是构件测试过程图, 构件扮演两种角色:客户方与服务方, 客户方向服务方请求服务, 服务方向客户方提供服务[5]。合约分为前置条件、后置条件和不变式。前置条件是客户方调用服务方前必须满足的条件, 客户的义务, 服务方的权利;后置条件是服务方被调用完成后必须满足的条件, 后置条件限定了服务方被调用之后必须满足的条件, 客户方的权利, 服务方的义务;不变式是描述构件正确性、完整性的规则, 构件交互过程中必须保证。构件失效时, 违反前置条件, 责任在客户方;违反后置条件或不变式, 责任在服务方[6]。
2 基于内置合约状态检查的构件测试
2.1 建立构件状态模型
构件状态模型描述构件响应相关事件的动态行为, 构件根据当前状态对事件做出相应的响应, 具体表现就是相应的状态转换。构件状态转换的触发条件包括内部过程 (函数调用、异常等) 和外部事件 (接口调用、指令信号等) [7]。构件状态模型描述构件的动态行为, 表现构件在生命周期内所经历的状态序列。
构件属性决定构件状态, 构件状态转换本质是从一种属性组合转换到另一种属性组合, 既包含单个属性值表示的状态, 也包含某个属性值域表示的状态。在特殊情况下, 某个状态可能有接近无穷的属性组合值, 找出关键状态表示属性组合。状态模型只关注关键属性[8]。
2.2 生成构件状态转化表
在构件整个运行期间, 根据合约对构件产生的状态进行跟踪检查, 对每次状态转换进行严格测试。生成构件状态转换表内容[9]:
(1) 确定构件状态模型中所有关键属性;
(2) 确定构件状态模型中的所有状态;
(3) 确定每个状态对应的值域;
(4) 确定状态的隐性转换和状态显性转换;
(5) 针对关键状态转换, 分别列出相应的输入参数、初始状态、最终状态、前置条件和后置条件。构件状态转换表描述了构件的所有行为, 包含了状态模型中的全部状态转换, 是一个测试方案。
2.3 内置构件合约测试接口
构件状态转换完全覆盖是构件合约状态测试的目标。一个测试用例表示构件状态模型中的一次状态转换, 最小测试用例集覆盖了构件状态模型中的全部状态转换, 用于构件合约测试的接口函数由最小测试用例集实现[10]。构件合约测试接口包含初始状态设置操作和最终状态验证操作。
2.4 设计构件合约测试用例
构件状态转换表的初始状态映射到合约测试接口的初始状态设置函数, 而最终状态映射到最终状态验证函数, 可以把初始状态设置函数和最终状态验证函数设置为测试用例[11]。
根据构件初始状态, 每个初始状态表示可能的警戒条件或属性组合, 至少对应一个初始状态设置函数。由于同一个状态可能具有多个值。在状态警戒条件下, 通过设置函数参数形式, 触发状态的转换。
3 实例分析
以某网站用户登录账户为例, 阐明如何基于合约状态检查进行构件测试。如果用户连续3 次密码输入错误, 账户自动锁定;用户通过绑定的手机号码或电子邮箱, 利用短信或电子邮件验证码的方式申请账户解锁;系统解锁成功后, 须等待一定延迟时间, 账户激活, 允许用户重新登录账户。用户登录状态模型如图2, 账户包含三种独立状态:锁定、解锁和激活。账户锁定或解锁时禁止用户登录, 账户激活时允许用户登录, 其中, 激活状态被扩展成4 个隐性状态:第1 次登录、第2 次登录、第3 次登录和登录成功。每种账户状态和允许登录次数LOGIN_TIMES组合分别表示构件状态模型的一种状态。构件关键属性允许登录次数LOGIN_TIMES大于0时, 账户处于激活状态。
表1 是用户登录状态转换表。包含11 种需要进行的状态转换, 由测试执行前的初始状态以及测试执行完后的最终状态组成, 每次状态转换要输入参数密码 (PASSWORD) 、验证码 (CAPTCHA) 或延迟时间 (DE⁃LAYTIME) , 状态转换前验证前置条件, 状态转换后验证后置条件。表2 列出了对用户登录状态转换覆盖的最小测试用例集, 利用测试用例测试前验证相应前置条件, 测试后与预期结果比较, 验证是否满足。
4 结语
本文提出的基于合约状态检查的构件测试方法, 将构件的交互关系分为客户方与服务方。根据构件的权利和义务, 在客户方的构件中内置用于对服务方进行测试的接口, 通过构件状态的转换分析构件的内部信息, 验证是否满足前置条件;在服务方的构件中内置状态设置与状态验证的合约测试接口, 状态设置将构件设置为测试所需要的前置条件状态, 状态验证根据构件的内部状态验证是否满足后置条件。
在今后的工作中, 将进一步完善该方法, 尽可能应用到实际的构件开发和测试工作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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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锦富, 卢炎生, 谢晓东.软件错误注入测试技术研究[J].软件学报, 2009, 20 (6) :1425-1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