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财政政策

农村财政政策（通用12篇）

农村财政政策 篇1

贫困是经济、社会和文化落后现象的总称。2010年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年) 》实施的最后一年, 也是扶贫工作承上启下的一年。按照最新的扶贫标准 (每人年收入1196元) , 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对象4007万人, 占农村总人口的4.2%, 绝对量依然庞大。按国际标准 (每人每日1美元) , 贫困人口数量更多。同时返贫问题也很突出, 短期贫困人口约占贫困人口比例的2/3。可见, 中国农村反贫困任务依然艰巨。本文从财政角度出发, 研究如何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一、财政在反贫困工作中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 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着基础性作用。政府作为市场的补充, 其职能主要被限定在公共品、外部性、自然垄断和宏观经济波动等市场失灵或失效的范围。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经济手段主要是公共财政。市场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在经济发展中追求的是效率目标。按照市场原则, 创造不同效率的人应该获得不同的收益, 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等应该按照其要素贡献获得相应的报酬, 而各种原因导致的人们效率不同的客观差异却不被考虑。因此, 单纯依靠市场作用, 经济社会必然会出现贫富分化现象。贫富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会引发社会动荡, 破坏正常的市场运行, 降低经济效率。可见, 市场无法依靠自身来维持长期稳定的经济效率和社会秩序。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政府发挥财政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和发展方面的作用。财政方面可以通过所得税、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直接补贴等手段来调节收入分配, 对贫困群体给予扶持, 使他们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通过财政投资、政策优惠等引导资源向贫困地区配置, 改善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正是由于财政所具有的这种直接性和灵活性, 使其在反贫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当前农村反贫困工作的开展应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二、中国农村贫困形成的主要原因

1.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的制约。

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地理、气候、水文、资源等客观自然条件, 地域自然环境差异是贫困产生的客观原因。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中西部等边远高寒地区, 这些区域自然条件恶劣, 生态环境脆弱, 自然灾害频繁, 使得农村人口更易遭受自然风险的冲击。另外, 由于贫困地区地理位置偏僻, 远离城市和经济中心, 国家财政资金投入不足, 交通、通讯、电力、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薄弱, 技术、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短缺等原因, 经济发展难以启动。尽管近年来农村贫困地区的电力、通讯、广播电视、道路等基础设施条件已有很大改善, 但在普及程度及户均拥有量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是存在一定差距。这些因素都直接制约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2.教育水平落后。

长期以来, 政府对城乡教育投入实行不同的政策。城市里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 而国家在农村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则相当有限, 相当一部分由农民自己来负担。以义务教育为例, 我国义务教育经费占教育总投入的比例始终低于60%, 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不足30%, 农民人均年收入仅有城镇居民的1/4, 却要支付比城市更多的教育费用。地方政府承担着2.3 亿中小学学生和几百万教师的义务教育经费支出, 而其财政收入又是极其有限的。教育投入的不足, 直接导致农村教育的薄弱和农民知识的贫困。据统计, 2003 年全国初中生辍学率为2.84%, 农村初中学生辍学率为5.47%, 并且每年农村还有130万名儿童完成小学教育后不能进入初中学习。受教育水平低严重制约着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

3.农村保障体系不健全。

在社会转型时期, 要消除农村贫困, 缩小城乡差别, 我国的保障体系明显滞后。据统计, 目前有40%~60%的农民因为经济拮据、生活贫困和医药费的迅速增长而无法正常就医, 因病致贫的农村人口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另一方面, 农村公共卫生的长期匮乏使农村公共防疫体系处于极度脆弱的状况, 一些已经消失的地方病死灰复燃, 严重影响到农民的健康和发展。目前, 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三个方面。社会保障对农村的保障水平低、品种少、覆盖率不高。即使有的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由于社会保障工作中存在的缺陷, 使很多地区农村出现了“退保”的现象。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也是农村贫困人口长期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农村反贫困的财政政策建议

综上, 农村贫困人口文化水平低下,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共同导致了贫困问题。要解决贫困问题, 就必须从多方面出发, 选择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反贫困路径, 将开发式扶贫和救助式扶贫结合起来, 一方面为农村脱贫创造所必须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要提高贫困人口自我脱贫所必须的技能和素质;同时, 还要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笔者认为, 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应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我国农村反贫困中的作用, 增加财政投入, 加大财政的反贫困力度, 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方面:

1.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 为农村脱贫提供客观条件。基础设施是否完善, 直接影响着农村反贫困工作的效果。农村反贫困应针对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现状, 努力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通过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 为农民参与市场创造条件。目前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主要位于中西部地区, 这些地区由于自然条件限制, 基础设施不完善, 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要使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就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各级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当扎扎实实地办好实事: (1) 加强对大江大河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的治理; (2) 加大贫困地区公路建设力度, 基本实现乡镇通油 (水泥) 路, 进而普遍实现行政村通油 (水泥) 路, 逐步形成城乡公交资源相互衔接、方便快捷的客运网络, 方便贫困地区与外界的交通; (3) 加大贫困地区电网建设力度, 启动贫困地区电力设施建设, 力争使所有贫困地区早日通电, 扩大电网供电人口覆盖率; (4) 推进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建设, 争取实现“三网融合”, 积极发挥信息化的作用; (5) 健全农村贫困地区公共设施维护机制, 提高公共设施的综合利用效能。

2.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 大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农村劳动力的自身素质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内在因素。农民素质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的关键因素, 必须把它放到重要的位置加以解决。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1) 提高农村的基础教育水平。政府应该切实做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工作, 将农村的义务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不要把义务教育的责任推给贫困地区的县乡政府和贫困儿童的家长, 让农村的适龄儿童都有学可上, 从而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 (2) 加强对农村贫困人员的职业培训和教育, 探索建立“市场引导培训, 培训促进就业”的劳动力培训与就业机制。为提高经费使用效果, 必须依托现有培训资源, 利用竞争机制选择培训机构:将资金分配与培训效果挂钩、培训与就业挂钩;完善资金补助办法, 使受训的农村贫困人员直接受益;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培训或实用技术的指导, 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使农民了解和掌握一些农业生产知识和实用技术, 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 提高农业人口的素质。 (3) 广泛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农村教育。财政可以通过安排贴息、专项补助、税收优惠等措施, 引导社会资金流入农村贫困地区兴办基础教育或参与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运用产业政策优惠、税收减免等办法, 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资贫困地区教育。

3.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是贫困人口难以稳定脱贫的重要原因。健全农村贫困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从以下着手: (1) 建立和实行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按照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 既要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 又要防止保障标准过高而形成养懒汉的倾向; (2) 按照“风险共担、互助共济”的原则, 着力完善政府推进、农民互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 加快建立以大病医疗统筹为主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不断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 (3) 进一步完善与城镇职工标准相一致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让失地农民能够真正享受城市化建设的成果;做好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 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4.建立和完善公共物品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和完善农村贫困地区公共物品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 就是要使得贫困地区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物品、先后的次序如何、需要多少以及利益诉求等, 均可以通过这种机制充分表达出来, 并通过某种程序使这种需求变成官员决策的参考依据和行动目标。建立和完善农村贫困地区地方公共物品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对于保持地方公共物品供求关系的相对平衡、减少公共资源浪费、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村贫困人口合理权益、改善干群关系、维护社会稳定,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亚玲.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对策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9 (1) .

[2]魏后凯, 邬晓霞.中国的反贫困政策:评价与展望[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9 (2) .

[3]李瑞华.少数民族贫困县反贫困政策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 2009 (5) .

[4]胡绍雨.财政投资对我国农村反贫困影响效应分析[J].农村经济, 2009 (4) .

[5]李磊.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与农村反贫困[J].江淮论坛, 2009 (5) .

[6]张成福, 王耀武.反贫困与公共治理[J].中国行政管理, 2008 (5) .

农村财政政策 篇2

根据第一次研讨会议精神，本课题提纲写作建议如下：

1、根据目前形势（如：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等），结合本地情况，探讨分析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的意义（可通过分析农村人口的变化等内容）；

2、点面结合、定性与定量结合分析各县市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的具体实施方案、实施内容，可突出本地工作亮点；

3、整合资源，各县市现行的涉及支持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的财政政策；

4、突出问题，现行财政政策存在的差距及不足的原因分析；

5、切中要害，各县市对现行及未来财政政策方面提出的建议。

《支持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的财政政策研究》

课 题 调 研 方 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和全省财政工作会议指示，根据省财政厅财办函〔2012〕29号《关于布置2012年全省财政重点课题研究任务的通知》的精神，宁国市财政局与当涂县财政局、怀远县财政局、霍山县财政局、厅科研所协作开展《支持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的财政政策研究》课题研究。为确保课题研究顺利实施，取得高质量调研成果，结合课题调研需要，特拟定课题调研初步方案，供讨论。

一、协作研究形式。由参与协作研究的4个市县财政局，分别举办研讨会开展探讨研究。初步安排如下：

4月中旬在宁国市举行第一次研讨会,商讨课题大纲，讨论课题调研方案，布置各组开展调研。确定各组执笔人、联系人。

6月上旬在当涂县举行第二次研讨会，各组提交调研报告初稿，汇报本组课题进展情况，并针对课题进行座谈，找出各地在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的财政支持政策及现行财政政策的不足及差距所在，为形成报告合成稿提供参考。

7月下旬在怀远县举行第三次研讨会，对合成后的调研报告第一稿进行研讨，提出修改意见。8月中旬至下旬选择苏浙沪某地考察，为报告合成稿提供更祥实有力的数据支撑。

9月下旬在霍山县举行第四次研讨会，对合成稿进行最后一次研讨，形成终稿。

最终调研报告由宁国市财政局呈送省厅科研所。

二、课题研究方式。建议采取分合方式，由4个参与调研的财政局根据确定的调研提纲分别撰写或修改调研报告，在每次协作会前交由课题主笔人进行融合，形成总报告，并将总报告反馈给各财政局，再次进行修改，如此反复，直到形成终稿。

三、课题研究建议。一是在课题研究第一阶段，建议各财政局主动与环保局开展联合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二是广泛收集、整理与课题研究有关的理论概述、历史数据和文件资料。三是在报告形成初稿后，及时反馈给各有关部门，重点征求环保局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提高对策建议的可行性和准确性。

农村财政政策 篇3

一、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现状

（一）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性质和资金来源。目前我国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主要是由政府举办，绝大多数具有福利性质，主要采取敬老院模式，为“三无”老人提供生活场所和生活照料等服务，对农村五保户老人进行集中供养。这些敬老院一般由乡镇承办，由县财政给以资助。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各地探索建立了“福利型”、“开放型”的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其中不乏在农村地区发展起来的社会化养老服务机构。

根据《2012年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全国农村老年人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共3.3 万个，床位数261万张，平均每千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拥有床位达到39张，我国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我国农村养老机构床位利用率并不高。全国老龄委副主任阎青春介绍， 2010年农村敬老院闲置床位47.5万张，床位利用率仅有78%。

（二）政府积极倡导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为推进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发展，财政部、民政部等部门于2000年发布了《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意见提出，到 2005 年，在农村 90%以上的乡镇建立起以“五保 ”老人为主要对象，同时面向所有老年人、残疾人和孤儿的社会福利机构，指明了解决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的方向，即大力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国务院于2006年发布《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明确指出具备条件的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兴办敬老院，集中供养五保对象。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提出，到2015年，我国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要达到30张。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

（三）财政加大对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投入。近年来，各地出台政策措施加大对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支持力度，使我国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据《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农村五保供养资金172.3亿元，比上年增长18.9%。其中：农村五保集中供养183.5万人，集中供养年平均标准为4685元/人，比上年增长15.4%；农村五保分散供养353.8万人，分散供养年平均标准为3499元/人，比上年增长16.3%。

二、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总量不足，城乡养老服务不均等。近年来，养老机构在数量和所拥有的床位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床位仍供不应求。《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养老服务机构4.3万个，床位474.6万张，需要收留抚养各类人员294.3万人，农村“五保”老人538.2万人。这意味着，即使养老服务机构收留抚养的全部是农村“五保”老人，也还有许多“五保”老人无法入住养老机构，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和床位总量上不能满足养老需求。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经济欠发达，农民收入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收入，农民对养老服务的购买能力明显低于城市，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不及城市。并且许多乡镇只有一家公办养老院，导致部分有经济能力且希望机构养老的留守老人，没有合适的养老机构可住。

（二）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基础设施简陋，专业护理人员紧缺。目前大部分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缺乏资金，导致日常生活设施简陋，缺乏医疗或辅助设施，缺少文化娱乐活动，不能满足不同老年人的护理需求。同时，我国缺少专门针对老年人护理服务这一课程的高校或职业培训机构，拥有职业资格水平认证的职工数量极少，大多数护理人员未接受专业培训就上岗。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普遍存在护理人员薪资水平低，生活条件艰苦，工作环境较差等问题，以至于具有专业知识的护理人员不愿到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任职。现有的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护理人员多为当地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专业的护理知识和素养，流动性大，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专业护理人员严重短缺。以山东省为例，2010年，山东省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资格的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占 0.06%，拥有社会工作师资格的职工占 0.05%。

（三）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经营管理困难多，服务水平不高。现有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大部分经营收入不多，盈利微薄，规模小，投入少，经营管理困难较多。2010 年民政统计年鉴显示，按企业会计制度计算，全国农村养老服务机构营业亏损 32.3 万元。农村养老服务机构资金不足，难以购买合适的机构用地。

（四）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多为公办性质，社会资本较少注入。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大多由政府兴办，社会资本少有投资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农村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在获取土地划拨和资金支持等方面还有许多困难和制约，民办养老机构的启动资金基本都是自筹，投入多，回报期长，回报率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资本兴办养老服务机构的积极性。

三、促进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贯彻农村养老服务的相关财政政策，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有利于保障农村老年人权益，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笔者就促进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财政政策提出建议。

（一）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性资金优先安排到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我国大部分农村经济相对落后，养老服务机构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财政投入，使农村养老服务机构能够有齐全的设施设备，充足的活动场地和一定水平的医疗设施，能够向老人提供护理照料、丰富的文娱活动以及医疗康复服务，实现“医养结合”。同时，加大对农村养老护理人员培训和管理人才聘用的资金投入，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素养，推行护理人员资格准入制度。

（二）推进落实税费优惠政策，支持社会资本投资农村养老服务机构。财政部《关于对老年服务机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提出，对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养护服务免征营业税，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自用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对符合条件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按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各级地方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现行支持养老服务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设立专项审批小组，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此外，要不断完善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农村养老服务机构。

（三）加快落实财政补贴支持政策，鼓励农村老年人口选择机构养老。建立健全农村老年人补贴制度，对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进行补贴。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农村低保补助标准，解决农村低保老人因无力缴费而不能入住养老机构的问题。同时，根据养老服务的实际需要，推进民办公助，通过补助、运营补贴、贷款贴息、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鼓励农村老年人口入住养老机构。

（四）扶持投融资政策，降低民间资本进入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门槛。《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大力加强养老机构建设，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机构。为此，要积极支持养老服务业的信贷需求，培育和扶持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发展。利用财政贴息、小额贷款等方式，加大对农村养老服务业的有效信贷投入。逐步放宽限制，鼓励和支持保险资金投资农村养老服务领域。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责任编辑：欣闻

财政政策与农村区域经济发展 篇4

1.1 农村区域经济发展滞后且不平衡

一方面, 全国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各地区的农村区域经济差别明显。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区域经济发展较快, 目前我国的百强县、区绝大部分集中在这一区域中, 中部次之, 西部最差。另一方面, 省内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江苏、山东、广东等省都同样存在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1.2 县区乡财政困难突出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县区乡财政入不敷出的问题突出:一是西部、中部和东部的县区乡财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欠发工资问题;二是县区乡财政多维持在吃饭的水平上, 用来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等办事的能力非常有限;三是县区乡财政负债问题严重, 基层财政风险不断累积。

1.3 农村区域经济产业层次较低, 劳动力素质不高

目前, 我国大多数农村区域经济仍未摆脱传统的经营模式, 农业仍是主导产业。大多数农村区域的农业生产方式仍十分落后, 生产分散, 规模效益低。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素质明显较低, 目前只有年龄大的和能力比较差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农民对务农的兴趣不大, 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程度非常低。

1.4 中央对农村区域经济发展支持不够

一是国家财政对农村区域经济发展, 尤其是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呈下降趋势。二是国家财政对农村区域经济社会的要素供给支持不够。目前, 农业、农村区域经济发展迟缓, 国家的要素供给支持不够, 特别是资本、技术、信息供给不足。三是国家财政对农业经济的结构调整供给支持不够。我国农业及整个农村区域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已推进多年, 但至今收效不大,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结构调整缺乏强有力的财政支持, 结构供给对农业、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够显著。

2 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应当注意的问题

2.1 要走出“干部经济”的误区

农村区域经济在发展思路上受决策者的影响很大, 许多地方呈现出政府干预模式、政绩经济模式、指标经济模式。由于领导决策层的不断更换, 在发展思路上缺少长期规划, 出现了“多变型”的农村区域经济, 不是去培植市场, 以市场经济的规律推动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 而是通过简单的行政手段去创造所谓的“洼地效应”, 于是一个决策人一个思路, 这种发展自然不会稳定更不会持久。

2.2 发展农村区域经济切忌“大拼盘”

发展农村区域经济要围绕支柱产业, 通过改善环境、政策扶持、招商引资等办法发展配套产业和服务业, 把支柱产业变成主导产业, 把单一产业变成集群产业, 把孤悬的点状企业变成链条产业。江苏苏北地区的一些县、区在计划经济年代的一些企业已基本破产, 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一轮工业建设才刚刚起步, 招商引资而来的企业单一性十分明显, 缺少挑大梁的支柱产业, 若要将经济发展速度推入快车道, 就要花大力气使单一产业集群化, 使点状产业“链条化”。

2.3 农村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不具有普遍性

近年来, 县、区级政府在加快发展和稳定方面, 责任和压力越来越大, 也期望“跨越式”追上那些经济发达的县、区。其实, 跨越式发展需要特定的条件, 需要国际、国内大的发展背景和国内经济改革的重大制度创新, 需要农村区域经济非常有特色的要素和好的区位条件做支撑。对绝大多数县、区来说, 他们的产业结构的层次还比较低, 工业化和城镇化还处于初级阶段, 在经济发展中一定要脚踏实地, 切忌不顾自身的要素结构, 提过高的指标, 盲目地跨越式发展。

3 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探讨

3.1 农村区域经济应当不倚不靠, 自谋发展出路

改革开放以来, 具有良好区位优势的县、区如沿海地区和傍靠大城市的县、区, 有的通过引进外资, 有的主动承接大城市的经济扩散, 迅速脱离了农村区域经济的弱势而崛起为新兴工业城市。但对于大多数区位条件不好的县、区来说, 想通过招商引资, 依靠巨大的外来资本促进经济崛起, 无疑是不现实的。

在国家还没有在制度和宏观经济政策上向农村区域经济倾斜之前, 农村区域经济发展要做到以下几点:其一, 应当积极主动承接发达区域的产业梯度转移。目前东部及发达地区经济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 土地、人力要素成本大幅上升, 有些劳动力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降低成本, 开始在农村区域寻求发展。农村地区要结合自己的发展规划, 突出特色, 积极主动抢占先机, 引进更多的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投资。其二, 把劳动培训和输出作为战略产业来对待, 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活跃农村区域经济。其三, 充分利用农村区域资源优势, 努力打造特色产业。经济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 即使再偏僻再贫穷的地区, 也会存在某些资源优势, 或自然资源方面的, 或社会人文方面的。只有充分认识并开发好这种资源, 构筑本地区的特色产业, 才能摆脱资金等因素的制约, 闯出一条脱贫致富的路子。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指出:最有效、最合理的社会生产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只生产自己在生产上处于相对优势、成本比较低的产品去同其他国家交换自己所需的产品, 这样各个国家或地区都可以得到一定的好处。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已经得到各地经济发展实践的印证。我们过去的农村区域经济, 包括现在仍有一些地方, 由于忽视特色, 不注重比较优势成本, 一味追求全面发展, 形成“小而全” 的局面, 其结果是各地产业结构雷同, 发展思路相似, 没有产品特色, 严重影响了产品的竞争力, 进而失去了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机遇。因此, 在发展农村区域经济时, 一定要按照比较经济利益的原则, 研究制定农村区域特色产业发展规划, 主动参与农村区域以外的经济分工与协作, 突出自身特色, 做到劣中选优。如农村区域内旅游资源丰富, 则可以突出旅游产业特色;农村区域矿产资源丰富, 则可以突出矿业开采特色等等。总而言之, 只有坚持特色, 才能使农村区域经济有竞争力, 才能在市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3.2 财政应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

十七大报告提出:“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 发展乡镇企业, 壮大农村区域经济。”统筹发展城乡经济, 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大决策。要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农民、农业。不解决好“三农”问题, 农村不实现小康, 不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难以实现。而“三农”又是农村区域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财政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 从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战略入手, 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予以支持。

按照公共财政的理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财政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市场失灵的领域, 即公共产品的提供、纠正外部效益、维持有效竞争、调节收入分配、稳定经济等。农民是弱势群体,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产品在供给与需求方面具有特殊性, 这就决定了“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加大政府政策调节的力度。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及其弱质性需要政府的干预和保护, 公共财政通过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农村外部环境条件, “三农”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公共财政的支持。第一, 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力度, 确保财政支农资金总量稳定增长。第二, 重视改变财政投资的方向, 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 突出支农重点。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的重点应放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增加投入、依靠市场和非政府部门解决不好或解决不了的关键环节上。目前, 我国“三农”问题急需投资的重点是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农业科研及推广和生态环境治理等项目, 这些正是公共财政投资的领域。第三, 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第四, 加大对农业直接的生产性补贴, 由对粮食流通领域的间接补贴改为农民的直接补贴, 粮食价格向购销市场全面放开, 实行按种植田亩补贴或按所缴商品粮的目标价格补差。第五, 改革现有的征地制度, 除政府征用的公益用地以外, 商业用地不得征取, 用地者只能向农民购买, 土地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3.3 按照公共财政取向支持发展壮大农村区域经济

3.3.1 做大农村区域财政经济

充分发挥财政调控经济的职能作用, 通过运用税收、财政贴息、信用担保等政策工具, 为农村区域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营造更加规范、公平、开放的外部环境, 在做大农村区域经济总量基础上, 逐步增强农村区域财政实力。一是加大农村区域技改贴息资金的投入, 重点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产品深加工项目倾斜, 培育和涵养农村区域基础财源。二是实行省对县、区财政综合绩效评价奖励政策、招商引资大项目奖励政策和县、区财源建设工程, 发展壮大农村区域经济。三是支持农村区域和农村区域工业园区建设, 推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

3.3.2 构建财政支农稳定增长机制

一是调整国民经济收入分配格局, 把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 使新增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用于“三农”。二是逐步提高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重, 督促各地区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及时足额划账, 并适当向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倾斜。三是加大对农业科研推广、质量安全和检验检测、农产品流通设施、农民培训等方面的投入。四是拓宽支农资金来源渠道、形成多元化的农业投资格局。

3.3.3 加大农村区域社会事业投入, 加大对农村区域公共产品的投入, 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条件, 是公共财政建设的重中之重, 是财政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农业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加大投入, 并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和扶贫救助等措施, 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保证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

摘要：目前农村区域经济发展滞后, 面临许多困难和制约因素。文章提出, 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应当不倚不靠, 自谋发展出路;应当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要按照公共财政取向支持发展壮大农村区域经济。

农村财政政策 篇5

是最新发布的《2018年全国两会农村土地改革政策提案,两会关于农村土地政策话题》的详细范文参考文章，感觉很有用处，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2017年全国两会农村土地改革政策提案,两会关于农村土地政策话题

事关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国土资源领域，今年哪些热点备受关注？在“十三五”开篇布局中有哪些社会期待？全国两会前夕，本报记者带您“抢鲜看”。

热点一

“十三五”：开局之年如何发力

今年全国两会将审议的“十三五规划”重要性毋庸置疑。面对增速换挡、结

构优化、动力转换，“十三五”如何开篇布局？未来5年如何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为、稳中提质的积极态势？如何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任务圆满完成？这些期待无疑将成为今年关注的焦点。

在国家五年规划的框架内，国土资源领域的谋篇布局也备受关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涉及耕地保护、节约用地、调整优化空间结构、有序开发资源、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等国土资源各领域，这些领域一头关乎国计大势，一头连着百姓切身利益，在未来的时间里如何发力？期待在全国两会上得到答案。

热点二

粮食安全：耕地保护政策如何适应

全国两会前夕，主流媒体就“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集体发声——粮食安全这根弦不能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

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形成了“饭碗论”、“底线论”、“红线论”等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粮食安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今天的耕地就是明天的饭碗。围绕全面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如何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在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在推动“藏粮于地”战略等方面，需要推出哪些新的举措？也将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热点。

热点三

深化改革：攻坚之年如何“破局解困”

深化改革是今年全国两会绕不开的话题。过去一年，备受瞩目的各项改革纷纷启动，并逐步释放红利。今年，经济体制改革如何破题收效，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改革如何回应民生关切，均是社会及媒体关注的热点。

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土地制度改革同样为各界所期待。今年是深化改革的“攻坚之年”，要在明年完成各项改革试点的任务目标，TOP100范文排行在今年内需要更加强调改革创新、更加关注改善民生、更加审慎稳妥地推进。

作为热点，在改革中如何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如何进一步夯实农村集体土地权能，构建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代表委员们将再度发声。

热点四

扶贫攻坚：“超常规”举措如何匹配

到2020年使现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我国今后5年最艰巨但又必须打赢的“硬仗”。这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乎落实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目标的郑重承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要“采取超常规举措，拿出过硬办法，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近日，国土资源部发布《关于

用好用活增减挂钩政策积极支持扶贫开发及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通知》，这是今年全国两会前针对扶贫开发工作出台的一项含金量十足的“超常规”措施。

未来几年，这场拔穷根的大决战如何打？早已牵动社会各界的心。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将带来“金玉良言”，共商“解题思路”。

热点五

绿色发展：如何舞动美丽中国梦

如何驱散雾霾，留住蓝天？如何不负青山绿水，实现绿色发展？近年来，民众对于全国两会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议题充满期待。

“美丽中国”既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心得体会，也是国家努力的方向。在国土资源领域，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更好地优化城市生态和空间布局；推动绿色矿山建设，实现矿业经济绿色生态发展；土壤修复方面，加大土壤污染防治力度、出台“土十条”的预期加强；积极开发天然气、煤层气、页

岩气等新能源，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在地质环境方面，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提升地下水监测能力等，都引发着各界的冷思考、热讨论。

面对各界关切，如何改善生态环境、驱动绿色发展？依旧是今年全国两会的话题焦点。

热点六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土地政策怎样创新

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而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一关系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重大课题，需要国土资源的服务和支撑。2015年以来，国土资源部门从土地供应结构入手，通过政策的改革创新有效化解产能过剩，支撑和服务新产业、新业态，增加新产业、新业态用地供给，清理处置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着力推进房地产用地去库存。

今年全国两会，一项重要任务便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拿出更为具体方案，更好地引领经济新常态。改什么？怎么改？代表委员们针对供给侧改革目标任务的细化，以及土地政策等方面的建议，都将成为关注焦点。

热点七

区域协同：“三大战略”如何打好资源牌

以“一带一路”为统领，以京津冀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为着力点的“三大支撑带”战略，工作总结是我国区域协同发展的一盘“大棋局”。这三大战略的联动实施，有望促进中国全境与周边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的协同共进，具有巨大发展前景。

作为“三大支撑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资源开发、地质勘探、矿产资源领域的国际合作无疑是其中的重要看点。因地制宜发挥地区资源优势，才能实现国家战略、地方发展思路同频共振，及区域资源优势互补，激发经济

发展的强大动力。

从今年年初各地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热点看，打好资源牌、下好先手棋是一大亮点。放在全国层面，这一话题有待代表委员们在全国两会上更进一步交流讨论。

热点八

民生保障：将会带来哪些新期待

民生是全国两会绕不开的热点话题。有媒体开展的“两会热点调查”显示，今年受关注度最高的两会话题包括社会保障、居民收入、医疗改革、教育公平、住房等，这些民生问题均排名靠前。

正所谓“民之所望，施政所向”，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国土资源领域，2016年还将在巩固拓展不动产统一登记成果、确保民生工程用地、完善资源开发收益分享机制、服务支持脱贫攻坚、切实加强地质灾害防治能力、持续提升政府部门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继续着力。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随着公民财产权利

保护思想的更快深入，热门思想汇报以及对惠民政策的更多期待，人们对改善民生将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对此，筑牢民生“堡垒”还需哪些举措？这必然是代表委员们讨论的热点。

农村财政政策 篇6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公共产品;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0—0017—0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形势下加强“三农”工作的一项战略举措,是总揽全局、顺应历史潮流的历史选择,是符合国情、利国强农的重要部署,对促进整个国有经济发展都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发展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而这仅仅依靠现有的农业产业、农村经济以及农民自身的力量,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显然是不行的。而且,从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公共财政框架构成的具体内容来看,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也是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责。因此,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特点,结合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如何不断调整和完善各项财政政策,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和机制保障,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是当前财政工作的重点。安吉县是全国第一个生态县,是新农村建设的先行者,本文是在对安吉县新农村建设—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活动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所作的思考,以期抛砖引玉。

一、财政涉农政策的主要职能作用

广义上讲的财政政策是指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我们所要探讨的是狭义上的财政政策,是事关新农村建设中公共财政的支出投向及其支持重点的相关政策。

新农村建设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发展农村经济和现代农业,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因此,财政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就是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和机制保障,其职能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提供保障。包括实施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推行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发展农村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农村合作养老保障体系等,逐步改变农民传统的“养老防老”观念和依赖土地的意识,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二是促进发展。包括加大对农村综合发展规划的制定,农村道路、水利、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村科技和农业相关信息的提供等财政的投入力度,加强农村环境建设,扶持农业产业发展,为新农村建设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

二、现行财政涉农政策存在的弊端

1.在资金管理方面,政出多门,种类繁多,总量较大

现行的管理体制是财政管资金、部门管项目,因此,围绕“三农”工作,各部门都纷纷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举措。从了解的各省专款补助项目来看,种类也相当多,不仅涉及农口各部门,还有教育、文化、卫生、工商、建设、环保、交通、发改、经贸等,而且总量也较大。根据资料反映,某省财政农口部门管理的财政涉农项目资金有100个左右的种类;以某农业为主的县财政获省补专项资金数据统计为例,省补资金占县全年可用资金的19.38%,其中用于涉农的各项补助占补助资金总额的60%以上。

2.在项目安排方面,政策应变不够及时,方法不够科学

安吉县开展村庄环境建设工作较早,从2001年起步,2003年结合生态县创建,从两个方面着手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县财政对县两双办和县生态办所安排的投入资金达1亿多元,并且有效地带动了各乡镇、村及农民投入3亿多元。虽然安吉县这几年为此付出的代价较大,但由于浙江省对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专项补助不可能根据某一县情来设定,因此安吉县所得的专项补助也不多。而安排的一些农业结构调整和低效种植、养殖业等项目,农民实际兴趣不大。

3.在资金使用方向上,政策对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项目定位不准

安吉县曾对全县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事业状况做过一次调查,全县除7个城中村以外的237个村,大约只有163个村编制过村庄规划。农村综合发展规划应该完全属于农村纯公共产品,而恰恰是财政对农村村庄规划编制的投入较少。在村庄环境整治和生态建设工作初期,由于对农村公共产品缺乏比较正确的认识,也把一些属于私人产品的内容当作公共产品来对待,部门也制定了相应的项目补助政策。

4.在资金使用的目标管理方面,政策与实际情况还存在着一定差距

一是相当部分的项目补助需要配套资金。如安吉县在生态县创建过程中,乡镇所建的污水处理设施和垃圾中转站省、县两级虽然都出台了一些补助政策,但大部分还是要乡财政自筹解决,所以争取的专项补助项目越多,所需的配套资金也越多,对本地区的财政压力也越大。二是因为所在部门职责的考虑,各部门总是以各种方法争取加大其工作所占政府工作的份额,因而部门支出内容增多,支出比重也不断加大。三是在现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情况下,省出台的一些支出标准各縣是相同的,因此类似于安吉县财力相对薄弱的山区县,出台的政策越多,其支出所占的比重也越大,负担也越增加。

三、成因分析

1.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

财政转移支付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财政纵向和横向平衡,是在考虑各地的收入能力和支出需要的基础上,使各地在基本的公共服务能力方面逐步达到均等化,以确保国家最低公共服务标准的实现。但还存在下列问题:一是目前浙江省推行的省管县财政体制,省对县实施的增收节支保平衡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对收入能力的考核,而不是以支出需要为基础。安吉县把生态作为立县之基,是以牺牲传统工业经济为代价,而生态经济尚未真正转变为一、二种产业优势,对地方财政贡献不突出,财政也不富裕,而这个过程也是恰恰最需要财政转移支付来加以解决的。因此,从体制上讲,只考核收入能力,对地区之间由于财力不均影响支出需要的问题没有根本涉及,就难以实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而事实上仅就安吉县的个别乡镇的收入能力考虑,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二是财政转移支付是在合理划分政府间收入和事权的基础上进行的,而现行项目管理模式,使一些本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项目变成由上级财政安排、上级职能部门实施,造成管理方式上不匹配。省级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因此而日益增大。

2.政府各部门职能设置的问题

一是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项目的安排、审批、管理等方面,都与职能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更何况还存在着部门功利因素的考虑,因此,我们在谈到资金的整合时总是显得有些束手无策,部门多头管理,职能交叉重叠。以安吉县为例,对口农村建设的政府下属办公室有两双办、生态办和新农办,都有各自的办事机构和人员,所以涉农资金的整合关键还在于涉农项目的整合,最终还在于涉农管理部门职能的整合。二是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重点是在农村,涉及的面广,所以从县级以上的职能部门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角度考虑,跨越的层次多,还存在着管理宽度较大、管理幅度较深的问题,省级专项资金项目管理由于相隔的管理层次多,面向全省农村管理的量又那么大,肯定容易产生管理不到位的现象。

3.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误差

所谓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民“私人产品”而言的,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产品。公共财政的目标,就是提供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只有科学界定财政的职能范围,才能正确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才能更好地发挥财政调控经济等各项职能作用,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有效推动新农村建设。

由于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认识不到位,因此在政策的安排方面,往往考虑的是容易出政绩的一些形象工程,如交通道路等,而不是结合地方的实际情况,与农村、农民实际需要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而提供的一些公共产品也并不一定会使全部农民受益。

四、对策与措施

1.完善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建立以县财政为主平台的涉农资金投入机制

财政转移支付应以力求各地公共服务能力均等化为前提,应依据各县区的支农支出需求和财政收入规模进行科学的测算。在现行省管县财政体制下,对财政涉农资金的使用管理而言,县级财政正好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应建立以县财政为主平台的财政涉农资金投入机制。在省级财力既定的基础上,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这样既给了县级人民政府一定的资金安排自主权,使财权和事权趋于一致,也便于根据县情合理确定涉农资金投向,后续的管理工作也可以更加到位,以充分发挥财政涉农资金的使用效益。

2.理顺关系,整合各财政涉农专项资金

把现行种类繁多的涉农项目进行归并整理,根据公共财政职能和农业农村发展的重点,来确定重点的投向。整合资金和项目的关键在于部门职能的整合,职能重叠不仅使行政管理部门机构臃肿、人员冗沉,更多地占用公共资源,还会造成办事效率低下的问题。部门职能的整合也肯定会触动某些部门乃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利益,但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资金整合的源头问题,到最后其整合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3.正确定位,科学决策,制定财政涉农政策

农村财政政策 篇7

一、现行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基本特点

(一)由社会办教育转变为政府办教育

西方国家的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公共产品是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不可分割性的产品,而且外部正效应很强,义务教育就属于这一类。因此,从公共产品角度来说,政府应该负责提供义务教育这种公共产品,而受教育者无须为此负担经费。基于这一认识,政府发展义务教育的指导思想由社会办教育转变为政府办教育,把义务教育作为公共产品来提供。

从公平角度讲,义务教育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平等接受基础教育的基本权利。但1986年中国颁布《义务教育法》之后的二十年间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适龄少年儿童入学仍然要交纳学费。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曾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但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小学生、初中生仍需缴纳一定的杂费。直到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将不收学费杂费作为一条重要原则予以确立,同时确立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以下简称“新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2006年春季开学,新机制从西部地区率先实行。2007年这项改革全国推开,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全部免除。2008年改革普及到城市,全国才实现真正的义务教育。

(二)财政经费投入数量及政府级次大为提高

1978年全国预算内教育支出仅为75亿元,到2008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内教育拨款为9 685.56亿元,比2007年的7 654.91亿元增长26.53%。其中,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 603.71亿元,按同口径比较,比上年增长49.00%,高于中央财政经常性收入约17.50%的增长幅度[1]。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农民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建立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农村社会稳定局面得到巩固。近几年来,财政教育投入增长较快,2003年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总额1 365亿元,2007年达到了2 992亿元,年均增长21.7%。同期,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年均增长率为18.3%。2003年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总额1 143亿元,2007年增长到2 839亿元,年均增长25.5%[2]。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了两项教育经费(即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民捐集资),造成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存在很大缺口。为此,国务院颁布《关于教育与发展的决定》,形成了“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政府投资主体从原来的乡提升到了县,并加大了中央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扶持力度。

(三)通过法律和政策规定使教育经费保障制度化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切实保证教师工资和生均公用经费逐年有所增长”的“三个增长”原则,并写入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

2001年国务院确定对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2003年国务院进一步明确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是各级政府的责任,中央、省和地市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县级政府要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全额纳入财政预算。2005年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基本原则,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2006年新修订了《义务教育法》,明确了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并将省级统筹写入法律,为实现教育公平提供了经费上的制度保障。

(四)建立和完善义务教育经费转移支付制度

通过专项转移支付使经费投入向困难地区倾斜,帮助贫困地区提高教育服务水平。2005年教育部颁发《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有效遏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学校之间教育差距扩大的势头,积极改善农村学校和城镇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推进县(市、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央财政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资金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各省又向尚未实现普九的县份倾斜,各县市区又主要向农村薄弱学校倾斜,极大地改善了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为提高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水平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当前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理论分析

在国家现行财政体制改革下,义务教育虽然发生较大的转变,但是现实情况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一)学校间差距仍然较大,离均衡发展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义务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层次,只有为每一个受教育者提供相对均等的教育机会和条件,并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实现其受教育机会的相对均衡,才能实现社会公平,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但目前学校间办学条件差距仍然很大,城乡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存在明显差距,“择校现象”就是有力说明。许多农村学校教学设施非常简陋,师资不足,而不少城市学校凭借教学资源的优势收取越来越高的“赞助费”、“择校费”。农村小孩涌入城区就学的数量剧增,跨城区择校现象禁而不止,这不仅增加了城区学校及优质学校的压力,增加了农村孩子的教育成本,也影响教学效率的提高、素质教育的实施,不符合教育公平。从根本上说,学校间差距的存在有着自然、历史、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从自然条件来看,中国国土面积较大,东西跨度大,东、中、西部发展条件相差很大,特别是山区与平原地区交通及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远,当东部地区提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时候,西部边远山区小学办学条件还比较落后;从历史发展看,城市发展快,农村发展较慢,城乡差别到目前还难以改变,而且城市人口密度大,办学成本相对较低;从制度上看,以前中国采取城乡分治,优先发展城市,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教育事业上,而城市优质学校则可以通过收取“赞助费”、“择校费”,办兴趣班等取得额外收入,两者的距离越拉越大。

(二)代课人员难以清退

教师是政府提供教育公共产品的中介,从全国来看,教师总量是能够满足需要的,但其分布结构还不够合理,导致代课人员长期存在。代课人员是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通常称为代课教师,广泛分布在西部地区和偏远农村,为义务教育发展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为农村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目前,全国仍有20多万代课老师,从政策制度上来说,他们身份是不合法的,而且他们的工资待遇十分微薄,长年累月的坚守在教育岗位上,为国家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合格人才。据报道,西部地区代课教师约占教师总数的20%,但是代课教师基本没有接受过系统培训,教学水平十分有限,长期任教不利于教学质量和国民素质的提高。当前,一方面,上级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不得继续聘请代课教师和逐步清退已有代课教师;另一方面,县市级政府及学校又不得不继续增加聘请代课教师。因此,清退代课教师绝非易事,而且在今后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代课教师仍然存在。代课教师现象是教育发展失衡的产物,归根结底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从代课教师的分布来看,大多在不发达地区,特别是西部的交通不便、经济极其落后、教育科技文化极不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由于生活条件极为困苦,根本无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外地不愿来,本地往外跑”,造成了教师资源缺乏,学校无法正常办学。为了解决当地的教育问题,有关部门就只能临时聘请一些稍有文化的当地人员来暂时教课,代课教师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只要这些地区没有解决好经济发展问题,那么这些地区的教育就还离不开代课教师,如果清退,就等于这些地区的教育等于零了,所以他们还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存在着。另外,代课教师不属事业编制,没有财政保障,同时他们也未享受“三险”待遇(即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一旦被清退,立刻失去经济来源,稍有处理不当,均会引发系列问题。因此,如何妥善解决这一群体的去留问题已不仅仅是教师队伍的质量问题,而且事关社会稳定,事关政府形象,事关教育发展大计。

(三)义务教育债务化解难度不小

20世纪90年代提出要在20世纪末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后,教育部制定了涵盖校舍到生均经费等多方面的“普九”验收标准和进度表,逐县检查验收。在经费投入不足和达标压力之下,学校和基层政府不得不举债搞建设,形成了庞大的债务,即通称的“普九”债务。经清理核实,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债务总规模约1 100亿元,拖欠对象主要是农村承建商、教职工和学生家长,农村学生家长和教师等个人债务约为473亿元,农村承建商债务约为495亿元,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债务约为132亿元[3]。债务形式主要是施工队垫款、银行贷款以及向教师和社会借款等。目前,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已经全部免除学杂费,2009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补助标准也将有大幅提高。但是,全面免除学杂费后,学校完全丧失资金来源,一些债主讨债强烈,“堵学校”、“封大门”的事件时有发生,甚至采取极端措施,严重影响到正常的教学秩序。因此,如何有效解决“普九”债务迫在眉睫。虽然义务教育债务化解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方并不十分突出,从全国来看也不算乐观。首先,由于义务教育属于公共产品,因此农村“普九”债务是政府债务的一部分,应由财政解决,但在许多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县乡级财政不少是吃饭财政乃至赤字财政,维持正常运转较为困难。据业内人士分析,目前县、乡两级的财政收入约占中国财政总收入的20%,而财政供养人口却占全国总数的70%,单靠县、乡两级财政很难化解“普九”债务。其次,一些地方仍存监控不严现象,学校间存在相互攀比,置现实不顾,在资金来源未落实的情况下学校建设盲目上规模和档次,造成旧债未清又举新债。再次,义务教育债务化解尚无统一做法,均由各地为政,因此,在诸如责任主体、清理核实、资金筹措等方面问题不少。

三、完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对策建议

为切实解决义务教育现实问题,加快义务教育的发展,应当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义务教育的财政体制。

(一)推进学校均衡发展的财政政策

首先,要实行统筹城乡发展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城市和农村实行一体化的管理体制是一些发达国家义务教育的共同特征,城乡一体化有利于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从而促进教育事业整体发展。当前要加大城市反哺农村的力度,改变以往财政拨款向示范性学校即重点学校倾斜的做法。其次,统一制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基本教学条件的规定,作为政府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的依据,以确保每一所学校都能按照这一规定拥有大致均衡的物质条件。同时,还要落实农民工子女进城接受平等义务教育的财政政策,对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同样提供免费课本及寄宿生生活补助,扶持其达到基本教学条件,提高教育水平。再次,实施引导和鼓励教师到农村地区任教的财政政策。应对农村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初中及小学教师给予专门津贴,建立城镇中小学教师到乡村任教服务期制度,适当提高乡村学校中、高级教师职务岗位比例,安排专项资金解决农村教师住房问题。

(二)解决代课人员的财政政策

应现实看到代课教师曾经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适当降低转正考试难度,对曾经被评为优秀教师、业绩突出的代课人员应安排免费考前培训,适当采取加分或降低录取分数;对适合在非教学岗位工作的代课教师可转录为非教学人员;对辞退的代课人员应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并由财政出资给工作十年以上或年满50周岁的代课人员办理养老保险。对于教师编制空编和聘用代课教师并存、代课教师反弹现象应认真分析原因,对于暂时清退不了的或者需要短时聘用的代课教师,应制定有效政策督促地方政府提高代课教师薪酬待遇,用几年时间逐步使代课人员报酬达到当地退休人员退休金的平均水平。

(三)创新机制化解义务教育债务

义务教育化债问题是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破解三农难题的核心内容之一,目的是理顺政府与农村债权人的分配关系,是解决对农民的历史欠账问题,是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需要。由于“普九”债务规模较大,沉淀时间长,完全依靠地方解决是有一定困难的。中央财政应建立激励机制,大力创新体制机制,在财力上对地方给予适当支持,共同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要在严格制止新债的基础上,按照谁举债谁负责、先清理后化解、先试点后推开、先化解后奖励、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原则,逐步化解,还应加紧清理及化解其他教育债务,巩固义务教育新政的成果。除此之外,要坚持分类分批解决,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明确奖励政策,让地方政府心中有数,积极多渠道筹措资金偿还债务,卸下沉重的包袱,轻装前进。对财政困难的县份,中央及省级财政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帮助这些地区化解债务,缩小与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距离,为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尽快实现地区间义务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的义务教育财政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而使农村义务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成就,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仍存在学校间差距仍然较大、代课人员难以清退、义务教育债务化解难度较大等问题。应实行统筹城乡发展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采取照顾代课人员的考录及补偿政策,中央财政建立激励机制对地方化解债务给予适当支持,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政策,对策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EB/OL].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09-11-20.

[2]翟帆,赵秀红.中国农村义务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N].中国教育报,2008-10-28.

[3]李存才.农村“普九”化债一箭双雕[N].中国财经报,2009-02-07.

[4]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中国教育绿皮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5]杨会良.当代中国教育财政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廖楚晖.教育财政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美]布里姆莱.教育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农村财政政策 篇8

随着社会发展、制度变迁、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身份也发生了变化, 形成不同的群体, 一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具有了双重身份。在城市, 他们是工人, 同时还拥有土地;另一部分年纪偏大的农民从事着农业生产;还有一部分被征地的农民, 他们中间年轻的大部分在城市工作, 年老的休养在家。这种群体的分化, 再加上我国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 给农村养老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一) 农村老龄化压力增大

目前我国农村老龄化有以下特点:一是老年人口基数大, 老龄化速度快。我国农村2010年老年人口达11765万人, 占总人口的13.26%。西方国家从成年型国家进入老年型国家往往经过100多年的时间, 人口老龄化较快的日本也经过50年的时间, 而我国农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成年型社会进入老龄化社会只不过用了20年时间。二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导致人口老龄化出现城乡倒置现象, 即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城镇的情况下, 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却高于城镇。预计2020年以后农村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每年都会高于城市3至6个百分点。三是我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但经济还处在落后的阶段。西方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 经济较为发达, 年均收入都在5000美元以上, 而我国农村人均收入在2009年刚刚超过5000元人民币。农村社会老龄化特点决定了老人养老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面对如此沉重的养老负担, 传统家庭显然不能承受, 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 构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分担农村养老负担。

(二) 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在农村, 家庭养老某种程度上是综合养老保障水平的体现。老人享受到赡养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老人受尊敬的程度及子女赡养的意愿, 二是有无子女及子女的多少, 三是老人自身及家庭的经济收入。随着社会的变迁, 孝道文化的淡化、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工业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人口涌入城市, 农村养老问题逐步演变为社会问题。

第一, 家庭养老意愿弱化。我国传统家庭中, 受儒家文化影响, 把孝作为评价一个人德行的第一个标准, 对老人不仅有尊让的思想, 而且有着清晰明确的赡养义务。但城市化的进程催化了现代文明, 对传统的家庭养老带来了冲击, 家庭中强调人人平等, 年轻人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 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下降, 财富的支配方式发生改变, 长辈对家庭财富和其他资源的控制性地位已不复存在, 他们可用于与子女交换赡养的物质基础也非常有限, 老人的养老面临经济保障及精神、情感上慰藉的缺失。

第二, 计划生育政策和工业化进程改变了农村家庭人口结构, 减少了赡养老人者。上个世纪70年代末, 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其后新出生人口剧减, 改变了农村家庭的人口结构, 当时的父母现在绝大部分己经进入壮年, 即将迈入老年, 会出现年轻一代赡养老人负担过重的状况。同时, 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 城乡收入的差距, 导致中低年龄人口进城务工、进城从商, 地理位置将家庭分解, 形成农村有很多“空巢”老人。家庭养老在我国农村传统养老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将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如果继续将家庭置于主导地位, 那将弱化老人享受到的养老水平, 家庭养老的功能逐渐减弱。

(三) 缩小城乡差距的现实需要

我国城乡发展失衡、差距日趋扩大是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作为农村社会保障主体部分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在缩小城乡福利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差距方面可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我国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 农民要想获得较高的社会保障水平就必须多缴纳社会保障费, 但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有限,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需求, 无形之中给农村的弱势群体或贫困者设立了制度进入门槛, 导致他们被排除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之外, 从而阻碍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扩大。农民缴费能力有限, 再加上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财政支持不够, 造成了目前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步履维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有非营利性、普遍性和强制性的特点, 这又决定了政府必须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方面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总的说来, 应表现在制定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险政策, 并提供适当的财政支持。这不仅有利于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而且也可以极大地缩小城市与农村的福利差距, 进而减小城乡之间的总体差距, 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

二、目前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 中央、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分担不合理, 地方政府间的职责没有明确界定

中央财政对新农保的补贴主要采用“补出口”, 对基础养老金补贴, 地方政府采用“补入口”, 对缴纳的养老金进行补贴。因此, 无法合理的比较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在新农保中的责任。同时, 我国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不太明确, 出现了各级政府的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不相匹配的状况。在资金筹集上对地方政府间的职责没有明确界定, 将影响财政资金的供给。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大部分地区农村集体经济没有财力进行新农保补助,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 集体经济组织几乎不复存在, 集体收入更是微乎其微, “新农保”集体补助实现乏力, 最后还是会变成个人和政府补贴构成新农保筹资结构。新农保规定, 地方财政补贴由各地政府自行制定, 从各省实际做法来看, 很多省对新农保支出的大部分财政责任交给县级政府承担。众所周知, 我国各级财政中, 县级财政是各级财政中最困难的财政, 将新农保中地方财政责任由县级财政承担, 对新农保财政支持的可持续性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 新农保财政补贴保障机制不健全。新农保制度设计中的最大特点, 是通过建立各项财政补贴机制, 构建普惠式的农民养老金制度。在中央政府的强力推进下,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到位不难, 省级以下财政的补贴资金如无刚性约束, 在制度运行后能否补助到位, 贫困地区市县财政能否继续补贴, 是否有财力继续补贴等都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二) 财政补贴标准的调整机制不完善, 缺乏长期的制度安排

目前新农保中, 中央、地方财政补贴都以绝对数额的形式确定下来, 虽然规定基础养老金水平根据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调整, 但是, 没有具体地、规范地制度说明安排, 不能随着经济增长以及影响实际支付能力的物价水平而变化, 这样也不能应对通货膨胀, 更没能反映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不断增加, 财政用于农村养老保障支出的能力也随之增强, 不具备规范化的制度效应。

(三) 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收入可能产生“逆向”调节作用

好的制度设计能够在保障农村老人基本生活的同时缩小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 缩小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新农保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制度设计上看, 它有可能对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产生“逆向”调节作用, 一般说来, 农村居民收入越高越有可能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 这样就会出现农村部分富裕的居民缴费越多, 地方政府补贴也越多, 最后得到的养老金也越多的情况, 从而进一步拉大了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三、新型农村养老保障的财政支持措施

(一) 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共同提供基础养老金

新农保采用的模式是“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 基础养老金是国家支持新农保的补贴方式, 通过基础养老金的给付实现为农村老人提供生活保障的目的。从国家财政支持的意义来看, 基础养老金是一种普惠制, 不需要缴费人人都能平等享有的老年基本生活资金来源。基础养老金按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一定比例给付, 其中, 中央财政按上一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进行补贴, 因为基础养老金是对农村老人生活最基本的保障, 体现出“底线公平”, 受益人是全国所有符合条件的农村老人, 全国老人应无差别地享有, 全国各地符合条件的农村老人都能享受到标准相同的养老金补贴。地方财政可按本地区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定比例进行补贴, 体现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消费水平不同而补贴水平有限的差异。由于在基础养老金供给中中央财政应承担主要责任, 地方政府承担较少的责任, 因此, 基础养老金保障水平差距不大, 不会出现像目前新农保制度这种状况, 地方财政支持较大而出现地区间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差距较大的状况, 总体来说, 这样的制度改进体现出公平的价值取向。“补入口”对农民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给予一定的补贴, 特别是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拉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 实现多缴养老费补贴越高, 这样可能会形成一种“逆向”补贴, 这种“逆向”补贴扭曲了社会保障制度自身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 反而拉大了农村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

(二) 制定“法定支出”保障机制, 确保新农保财政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新农保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 是一种普惠性的惠农制度。新农保的实施对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有着重要意义, 因此, 当前政府应制定新农保“法定支出”, 促进新农保制度建设, 提高新农保保障水平。笔者建议, 国家财政性新农保补贴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 各级人民政府对新农保的补贴支出, 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 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列项。各级人民政府对新农保财政补贴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法定支出”本质上属于一种特殊形式的专款专用, 制定新农保法定支出, 从中央政府到各级政府规定的“法定支出”项目, 体现出保证新农保支出的“政策倾斜”, 有利于保证政府在当前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对农村老年居民基本权利的保障, 体现了国家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其积极作用还在于:一般形式的专款专用是以单项的收入项目预先指定用于专门的支出项目;而“法定支出”则是以财政预算指定以财政资金的一定比率作为专款, 专项用于新农保的开支项目。与一般形式的专款专用相比, “法定支出”形式的专款专用显然更有利于为新农保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因为以全部财政资金的一定比率较之以单项资金作为专款, 年度间稳定性要高得多。再者, 新农保“法定支出”对于财政部门的预算规划和资金调度活动具有更高程度的约束力, 至少在形式上更能保证为指定项目提供资金, 而不随意被挤占挪用。这样, 对新农保事业, “法定支出”可能为其提供一个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

(三) 依托复式预算改革, 完善新农保预算管理

新农保预算是国家用来反映农村养老保障资金收支及各项农村保障基金投资运营的特定收支计划。新农保预算作为一种由政府编制的反映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收支规模、结构和盈亏状况的计划, 既是国家社会保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 在社会保障预算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当前, 建立社会保障预算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而建立新农保预算更是重中之重。建立复式预算标准有助于按不同资金的经济性质、来源和用途, 分别从各个不同的科目, 准确、完整地汇编在不同的收支对照表上, 以特定用途的收入来源, 保障特定用途的支出项目, 并使收支之间保持相对平衡和稳定的对应关系, 以便按资金性质进行预算管理。为保证我国新农保资金来源的稳定性, 我国在编制新农保预算时应建立合理的标准, 新农保的预算标准主要包括政府补贴标准、基本保障金的个人缴费最低标准以及个人缴费等级的标准等, 并按照标准组织预算, 从而实现新农保资金使用的法律性及规范性。就我国而言, 从实现新农保预算管理的预期目标来看, 应该选择“一揽子”社会保障预算模式。在该模式中, 将用于社会保障性支出的一般性税收收入、社会保障性支出、以及各项社会保障基金收支编制在一张预算中。既有来自政府公共预算安排的社会保障收支, 也有来自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一揽子”社会保障预算比较完整, 能够全面反映社会保障收支、结余、运营收益等情况, 体现出整体保障水平以及国家对社会保障事业的参与程度。“一揽子”社会保障预算缺点是具体编制比较复杂, 技术处理有一定难度。然而, 我们应该考虑到现实的预算管理实践尚停留在单式预算管理的阶段, 社会保障预算收支目前仍处于政府公共预算的框架内, 因此一步到位需要一个过程, 过渡性的方法则可采用“基金预算加一般预算”的社会保障预算结构。随着对复式预算的完善, 将公共财政预算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的部分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合并, 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预算。

参考文献

[1]华黎, 郑小明.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资金供给的思路与对策〔J〕.求实, 2010 (10) .

[2]樊小钢, 陈薇.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政府财政责任探讨〔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08 (6) .

[3]安增龙.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6.

[4]杨翠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待遇调整方法的探索—以宁波市为例〔J〕.社会保障研究, 2009 (3) .

[5]德文, 侯慧丽.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北京模式的探索意义及适用条件〔J〕.社会保障制度, 2010 (1) .

浅谈财政政策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 篇9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财政的支持

1、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 由于生产力水平底, 市场发育程度

底, 市场机制还不健全, 调控功能还不完善, 本来应由市场解决的许多事情还不得不由政府来办。而且, 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 我们的政府就必须承担解决腾飞, 赶超发达国家的重任, 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对市场的干预和介入要比发达国家更多。

2、作为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 城乡差异还很悬殊, 这就需

要财政运用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进行调节, 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难点关键在农村, 公共财政正是实现农业、农村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体制保障, 是政府履行职能的政策工具和管理手段, 在建设新农村实践中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

二、目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问题

1、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入不足。

农村的传统是农民自建房屋, 自打水井, 村庄公共设施简陋, 公路、供水等设施建设一般来源于向村民募集和本村在外工作人员捐助。由于缺少公共积累, 村集体没有能力投入, 村庄道路和集中供水设施缺乏;因村庄公共设施服务范围面小, 难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社会资金不愿投入;与农村发展的需要相比, 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明显不足。

2、农业信息建设滞后。

农业信息化基础薄弱, 服务体系不健全、缺少相应的规划、缺乏投资主体;信息资源缺乏有效的整合开发、发布渠道不畅、资金开发程度较低、信息内容与现实脱节、针对性不强;农业科技人员缺乏;农民难以承担农业信息化较高的运行费和维护成本等。

3、农业生态环境恶化。

由于工业的大力发展和人口的迅速膨胀, 生产生活污水和废弃物大量增加, 超出农村生态环境自我平衡能力;自然资源过度消耗, 水土流失面广, 耕地质量下降, 环境污染严重, 自然灾害增多, 造成粮食减产, 农民收入下降。

三、财政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掌握的基本原则

1、统筹规划, 整合投入。

高起点搞好长远规划, 统筹谋划好乡镇、行政村和自然村的公共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各种渠道的财政资金, 如:乡村康庄工程、千万农民饮用水、万里清水河道、绿化示范村、农民健康、万村文化阵地以及土地整理、电网改造、广电通讯等工程都要服从服务于规划, 以新农村建设为平台进行整合捆绑, 各司其职。

2、循序渐进, 量力而行。

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入手, 先易后难, 分步实施。政府应当安排扶持资金, 但不能超出财政承受能力, 乡村需要为民办事, 但不能增加新的债务, 农民需要投工投劳, 但不能违背农民意愿, 增加过多负担。

3、因地制宜, 分类扶持。

不同乡村解决不同的突出问题, 不搞齐步走, 防止一刀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财政投入为主, 生活设施改造以农民投资投劳为主, 财政适当补助。

4、民办公助, 激励投入。

财政部门必须不断创新机制,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调动社会各方面投入的积极性, 特别是调动农民这个主体的投入积极性, 共同建设新农村。

5、惠及农民, 补助到村。

尊重农民意愿,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维护农民权益, 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财政投入可以采取物资援助、直接补助、减免费用、项目奖励等方式, 资金原则上发放到村。

四、财政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

1、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

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需要, 通过国家、社会和个人多渠道共同投资, 拓宽投资渠道和服务范围, 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速度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

2、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 改善新农村建设的基础环境。

加强农业重大工程的建设, 搞好农田水利、中低产田改造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继续搞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山区综合开发等生态建设工程,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村发展的生态环境, 改善农村交通条件, 解决贫困地区人畜吃水难问题, 推进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速度。

3、加大农业科技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持力度, 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提高农业科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保证农业科技投入稳定增长。利用财政贴息、财政补贴和税收政策来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科技。发挥农业科技推广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农业产业化的促进作用, 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联系科研机构和农业生产环节的桥梁作用,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根据市场需要搞科研, 培养农业科技龙头企业, 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4、加大农村公共卫生投入, 改善农村医疗条件。

保证各级政府卫生投入向农村公共卫生倾斜, 加大对医疗救助资金的支持力度, 扩大救助范围, 提高救助水平, 重点解决好农村五保户等贫困家庭的医疗救助问题, 将提高补助标准所增加的资金最大程度地用到农民身上。

5、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力度, 改善农村教育条件。

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 强化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支出责任, 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资金问题, 使贫困地区的农民子女享有均等受教育的机会, 对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子女给予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 为农村地区培养更多的有用人才。

新农村建设是全方位的, 充分发挥财政支农的作用,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1]叶翠青.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J].财政研究, 2008 (4) :30-32.[1]叶翠青.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J].财政研究, 2008 (4) :30-32.

[2]郭建强.财政支农效果的成因及建议[J].现代经济信息, 2009 (14) :11-13.[2]郭建强.财政支农效果的成因及建议[J].现代经济信息, 2009 (14) :11-13.

[3]李杰云.财政支持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的思考[J].经济研究参考, 2009 (23) :12-20.[3]李杰云.财政支持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的思考[J].经济研究参考, 2009 (23) :12-20.

农村财政政策 篇10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是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从1996—2007年我国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在不同时期做出了不同的贡献, 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 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迅速上升, 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得益于出口需求的增加而快速增长, 而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外向度增大, 所面临的经济风险也在提高。

到2007年, 我国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对经济的贡献率分别约为40%、40%和20%, 虽然消费与投资两大需求联合对经济做出了80%的贡献, 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有将近1/5的经济增长是靠外需拉动, 而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9年国际市场对我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需求明显降低, 据我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 2009年1—6月, 全国进出口总值为9461.2亿美元, 同比下降23.5%, 其中出口5215.3亿美元, 下降21.8%, 因此, 要想继续维持外需对我国经济20%的贡献率实属难事, 我国经济增长还要依靠内需型经济增长模式。

二、投资需求作为中间需求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共同构成一国的国内需求, 走内需型发展道路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而近10年来, 我国的投资率逐年上升直至近三年有所下降, 由2004年的43.2%下降为2007年的42.3%, 但是仍是在高位徘徊, 而消费率却是逐年下降, 2007年我国的消费率为48.8%, 比10年中的最高峰62.3%下降了近14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投资需求的贡献发挥得更加充分, 而消费乏力使得消费需求的作用尚未得到完全展示。因此, 刺激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有着很大的空间。

另一方面, 投资需求的领域是在生产资料市场, 属于生产性需求,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属于中间需求环节, 由于投资需求扩大带来生产规模扩大, 从而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而这些产品需要通过增加的消费需求来消费掉, 进而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平衡, 否则大量的新增产品卖不出去, 形成产品的积压, 造成产能的过剩, 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综上可知:在当前我国经济依靠高投资、高出口拉动的局面下, 必须迅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启动国内消费需求, 以消费需求的增加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而由于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 使得城乡无论是在消费环境还是在消费政策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别, 从而导致了城乡之间巨大的消费水平差距, 农村消费水平远落后于城市, 因此, 启动国内消费需求关键在于启动农村消费需求。

三、我国农村消费需求的现状及问题

(一) 我国农村消费总量不足

在我国, 农村人口所占比重超过一半, 大大高于城市人口所占比重,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农民增收困难, 农村消费市场不完善等原因, 农村消费一直处于低迷的状态, 从2001—2007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 县及县以下地区消费品零售总额绝对数持续上升, 由2001年的15676.3亿元上升为2007年的28799.3亿元, 但是其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却逐年下降, 到2007年这一比重仅为32.3%。

(二) 城乡消费水平差异巨大

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很多, 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居民的收入水平。历史上我国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使得我国经济在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得到了快速发展, 农业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农业服务于工业、农村服务于城市使得农业、农村一直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在确立市场经济以后, 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使得基础设施落后的农村地区, 无论是资金、人才等资源的投入均十分欠缺, 农村在与城市的资源争夺战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 农村的经济发展受到资源投入的诸多约束, 农民增收困难的局面长期未能得到有效改善,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为此城乡之间的消费水平差距明显, 如表1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

从表1不难看到, 城镇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绝对数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 但是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却没有明显的缩小, 2007年, 城镇的居民消费水平仍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3.6倍。

(三) 农村消费结构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均呈现下降趋势, 但是农村的恩格尔系数较之城市而言仍显很高, 截至2007年, 农村恩格尔系数为43.1%, 而城市为36.3%。农村偏高的恩格尔系数体现之一就是农民的生活支出主要用于食品类支出, 例如2007年, 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构成中, 食品类支出占比为43.8%, 接近一半, 这也是导致农村消费结构偏低的原因之一。

四、财政政策对农村消费需求刺激的作用

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要想真正启动农村消费需求, 必须切实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同时要解除农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一)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实现农民增收

1.加大财政支农支出, 特别是加大对农业的科研、技术等方面的投资, 发展现代化农业, 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一方面提高农民的收入, 另一方面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与此同时, 财政也应鼓励林、牧、渔业的发展, 优化农业内部结构, 保证农民收入水平。

2.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广泛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深化农业内部就业, 解决在当前城市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突破口之一。在这方面, 就要加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投入力度, 加强对农业科研、环境保护以及气象、病虫疫情监控等方面的投资, 消除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现象。同时, 充分发挥农业财政支持的导向功能, 为社会投资主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财政支农应重点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 通过实施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财税政策来刺激其发展, 从而使其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对于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国来说,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城市, 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技术文化素质要求较低, 可以给那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

4.必须保证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支出的稳定增长, 同时财政也要重视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我国当前农民非农就业不仅存在总量问题, 而且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 主要体现在低素质劳动力的城市有限需求与农村的无限供给。针对这一问题, 最根本的解决措施是加强农村教育和劳动力就业培训, 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 提升人力资本的积累。各级财政要将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纳入预算, 国家财政应当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增加对农民工培训费用的财政支出。

(二) 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 解除农村居民后顾之忧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落后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供给资金的不足, 一方面是中央财政在地方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对其转移支付力度不够, 另一方面是地方财政收入不足, 无法满足地方性公共服务支出。因此, 必须增强中央与地方的财力, 使得财权与事权尽量能够匹配。在财力增加的情况下必须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支出比例, 同时发挥财政资金的效力, 积极开拓资金来源渠道, 引入非政府力量, 通过实施一系列财政、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大量吸引民间资本介入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而随着第三部门的兴起, 其非营利性的本质使其可以很好地弥补政府和市场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缺陷。

(三) 改善农村消费市场环境

农民收入的增加、公共服务供给的均衡使得农民有了消费的能力和欲望, 如何使农民的这种欲望得到满足, 即要使农民能够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 就必须有良好的农村消费市场环境作保障, 需要财政的适度支持。良好的消费市场环境首先需要营造一个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 从而保证商品的有效供给, 比如, 近年来商务部推行的“家电下乡”活动, 首先必须保证国家招标的公平、公正、透明, 同时做到“合理”, 可以适当放宽招标范围, 例如可以适当引进一些地方性家电企业, 这样不仅有利于增加农村消费品的有效供给, 而且可以带动地方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许生.扩大内需的财税政策研究[J].税务研究, 2009 (1) :14.

[2]乔海曙, 邓婷.农村消费增长:“输血”与“造血”的视角[J].消费经济, 2006, 22 (6) :27.

[3]孔祥智.中国三农前景报告[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5:86.

[4]殷悦.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思路与对策[J].河南农业, 2007 (11) :7.

[5]蔡昉.民生经济学——“三农”与就业问题的解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128.

[6]邓鸿勋, 陆百甫.走出二元结构——农民就业创业研究[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4:26.

政策加力推动农村小额贷款 篇1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将促进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并由此催生农村市场的进一步发育，连锁拉动农村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这无疑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拓展和发展壮大带来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历史机遇。解决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竞争不充分、服务不充分等问题，更好地支持新农村建设，关键是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和产品创新。为此，国家积极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实行制度创新，近期还出台了《中国银监会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农村小额贷款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业务品种，大力发展农村小额贷款业务，进一步改进和加强金融服务，提高服务充分性。

新政策主要内容

扩大了机构范围。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原来只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含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开办，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银行进行了试点，这次《意见》将此业务扩大到其他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要求它们也要大力发展农村小额贷款业务。

放宽了贷款对象和贷款用途。传统小额贷款以支持家庭传统耕作农户和养殖户为主，《意见》则将服务对象扩大到农村多种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村各类微小企业。贷款用途则扩大到农业、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的各产业、消费、外出创业等方面。

调整了贷款额度和贷款期限。《意见》大大提高了贷款限额，要求根据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借款人生产经营状况、偿债能力、收入水平和信用状况，因地制宜地确定贷款额度。根据当地农业生产的特点、项目周期和综合还款能力等，灵活确定贷款周期，放宽了贷款期限，明确了展期原则。

扩大了贷款利率自主性。由于我国尚未实行利率市场化，加上银行业金融机构尚无能力建立完善的利率定价机制，因此《意见》明确要求实行贷款利率定价分级授权制度，将利率浮动范围与贷款权限一并授权，给予基层机构一定程度的利率自主权。

简化了贷款手续和服务方式。《意见》要求按照“先评级—后授权—再用信”的程序，建立农村小额贷款授信管理制度以及操作流程，强化了动态授信管理。《意见》还要求全面推广实践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贷款证，逐步把借记卡升级为贷记卡，在授信额度内采取“一次授信、分次使用、循环放贷”的方式。要求增加贷款申请受理渠道，进一步简化手续，改进服务方式。

强调了风险控制和外部环境建设。《意见》提出要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有效控制风险。加快建立农村社会征信体系，培育农村信用文化，创建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意见》提出尽快规范和完善农户和农村小企业信用档案，其目的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解决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以避免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信息而导致的贷款回收率低下问题。在要求强化监管、完善纠错机制、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意见》也提出对农村小额贷款业务开展得好、效益持续提高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给予允许在农村地区增设机构、开办新业务等积极支持的奖励政策。

政策出台背景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如下特点：农户简单再生产向扩大再生产转变，简单生活需求向高层次消费需求转变，农业生产由传统的季节性向现代农业的长期性转变；农业生产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已从增加农产品供给转向增加农民收入，从保障供给转向适应市场；经济成分与经营形式多层次性长期并存，农业的发展既要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一基本制度，又要不断创造出新的制度安排，实现农业生产的第二次飞跃，农村地区已出现农户、合作社以及其他形式的经营实体；县域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变化，县和县以下中小型民营工商企业逐渐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多种所有制的乡村中小企业发展迅速，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地区发展不平衡，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量大，但国家对农村的资金投入有限。

上述特点决定了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特点。首先，资金需求总量更加巨大。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新增资金需求总量为15万亿元左右。按照过去农村投入资金中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的经验比例，即使考虑到公共财政加大对新农村建设投入的情况，所需资金中的大部分仍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农户、合作社、乡村中小企业进行生产、流通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完全靠自身积累根本不现实，需要外来资金的注入和支持，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将日渐强劲。农村小城镇建设的基础和核心是加速发展农村经济，在自身积累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亟需信贷资金的支持。其次，服务需求方式更加多样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多领域、多层次、多类型的金融需求，既有一般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也有产业集群化龙头企业的大规模资金需求；既有普通的存贷款服务需求，更有保险、支付结算和理财等服务需求，客观上要求金融服务品种更加丰富，服务手段更加多样，服务方式更加便捷。农村小额金融需求由零散、小额向集中、大额转变，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特征。第三，中西部地区金融服务需求更加突出。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不足，金融网点不足，竞争力不足，金融服务整体水平较低。

农村小额贷款是向农户、农村工商户以及农村小企业提供的额度较小的贷款。近年来，银行业金融机构围绕发展农村小额贷款业务，改进金融服务，信贷投入不断增加，在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持农民增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放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的广度不断拓展，邮政储蓄机构（正在改制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存单质押贷款试点工作稳步推进，农业发展银行部分省份分支机构农村小企业融资试点取得了新的进展。截至2006年末，农村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达到4.5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18.8%。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大幅增加，农户贷款覆盖面逐步扩大。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12105亿元，其中农户贷款余额9196亿元，受益农户7000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1.2%，占有贷款需求且符合贷款条件农户数的57.6%。

虽然近年来农村金融服务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但农村市场经济机制尚未真正建立，仍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农村金融发展相对滞后，金融市场深化程度较低，与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需求相比很不适应，与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农民贷款难和农村小企业贷款难等问题依然存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只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网点，形成金融机构单一化、金融市场日益垄断化的局面，一些偏远落后地区甚至还存在金融服务空白。银行业金融机构由于商业利润驱动，没有切实承担农村信贷投入的社会责任，在农村地区信贷投入少。另一方面，农村产业盈利性低，农民和小企业经营风险高、抵押担保手段少，农村金融消费者金融意识薄弱，部分农村地区信用环境较差，种种原因使农村贷款手续烦琐。再有，原有农村小额贷款制度滞后，利率定价机制不灵活，风险管理缺乏持续性，贷款用途、额度、期限、管理等与农村需求不适应，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

农村小额贷款应坚持的原则

坚持为“三农”服务与防范风险、机构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农业的弱质性和高风险性导致农村信贷的风险要高于一般工商业贷款风险，从事农村金融服务的机构的风险自然要高于其他金融机构，同时，农村信贷的高分散性特点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发展的企业，获得合理利润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如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片面强调支持“三农”而导致风险，发展不可持续，自然不可能持续发挥其支持“三农”的作用。因此,开展小额贷款业务，必须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做到发展业务和防范风险相结合。

坚持发挥正规金融主渠道作用与有效发挥各类小额贷款组织的补充作用相结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客观上存在较强的地域性和层次性，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和层次性特征。要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资源禀赋条件出发，实行多层次小额贷款供给。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适当分离，区别政府意志和企业行为，既保证了政府对农民、农业和农村给予资金扶持的目的，体现了对重要区域、重要产业的支持，同时也完善了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企业行为，可以最大限度地解决农村金融供给效益长期低下的问题。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进一步明确了其职能定位，能有效地向农户提供面对面的服务。正在试点组建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互助资金组织也将为农村提供小额贷款服务。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组织，如小额信贷组织、民间借贷等，只要加强调控，规范其行为，同样可以为农村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小额信贷其本质是为传统金融不能覆盖的广大有生产能力和贷款愿望的低收入阶层提供稀缺的资金，使其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和加速发展，我们要鼓励、支持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发展，充分发挥小额金融的作用。民间借贷在我国农村较为普遍，在农户和其他经营主体资金需求量多的地区更是广泛存在。应该承认，民间借贷是我国金融二元性特征以及农村金融需求难以从正规金融渠道得到满足的产物，也是我国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的主体，只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引导，肯定符合供求关系的民间借贷的作用，遏制非法的金融活动，民间借贷组织可以在提供生产经营资金、活跃农村金融市场、提高金融效率，尤其是促进农村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坚持市场竞争与业务合作相结合。随着我国银行业组织体系以及其自身经营机制的不断完善，金融服务工具和手段逐渐多样化，服务层次和区域范围不断扩张，农村金融服务发生了积极变化，大大提高了农户和其他经营主体获得信贷资金的可能性。要实现农村金融服务充分的目的，既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充分竞争，通过竞争来改善服务，又要提倡它们进行业务合作，进而建立竞争性、多样性和效率性的农村金融市场。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在坚持商业化经营的前提下，逐步加大对农业、农民、农村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支持农业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结构调整、农产品进出口的作用。加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体制改革，使其真正成为产权明晰、管理规范、立足社区、服务“三农”的金融企业，同时在确保其商业化经营的前提下，大力改进服务方式，增加服务功能，真正发挥其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

坚持政策扶持与增强自身支农能力相结合。小额贷款业务的发展，不仅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还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状况、信用程度、法治状况以及教育状况紧密相关，这些因素往往影响小额贷款的交易成本、借贷信息的对称程度，从而影响小额贷款作用的发挥，影响金融服务的充分化程度。与处于转型期的整个社会一样，由于信用环境不理想，农户信用贷款回收率有下降的趋势，严重挫伤了金融机构的积极性。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决定了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尤其是在金融机构与借款人信息不完全对称的情况下，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则无法培育出一个农村社会所需要的金融市场。为弥补市场的失效，政府有必要适当介入金融市场并给予政策支持。因此发展小额贷款，既要考虑金融机构自身如何增强实力、完善功能、持续发展，更要考虑社会信用环境的建设和政策扶持的到位。

农村财政政策 篇12

一、辽宁省公共财政支持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现状

近些年来, 辽宁高度重视公共财政支持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作用, 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推进。

1. 制定了总体发展战略。

2009年以来, 先后出台了《辽宁省财政厅关于全面推进支农资金整合工作的指导意见》《辽宁省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关于认真做好2010年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等文件, 对财政支持和谐农村建设做出了战略规划。围绕农业经济发展, 积极优化以种植业为核心, 涵盖林业、养殖业、捕捞业、农产品加工业的农业产业结构;以快速城市化为背景, 推进以发展绿色农业、工业园区、现代服务业为近期目标的辽宁县域经济建设;以及以提高农民福利、解决农民就业和改善农民收入水平为目标的民生政策。

2. 明确了财政支持和谐农业建设的政策目标。

提出将县域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 予以大力推进。基本思路是, 通过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 较好地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进而化解“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 使农民增收真正成为可能, 进而从根本上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现阶段,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快推进“三化”, 即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 以“三化”来化解“三农”问题, 增加农民收入, 实现生活富裕的目的, 进而推动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3. 政府投资重点发生了“三个转变”。

一是由城市转向农村, 主要是转向直接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支持农村沼气、农村公路、人畜饮水、节水灌溉、草场围栏、农村水电等项目。二是由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提供农村急需的公共产品, 重点支持公共卫生、教育、文化、科技等社会事业项目, 退耕还林、辽西辽北风沙源治理等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项目。三是由经济建设转向促进民生, 重点支持生活保障、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涉及农民切身利益与协调发展的项目, 也包括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项目。

2009年, 辽宁省财政加大了财政支农力度, 发放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资金38.3亿元, 农机具购置补贴6.1亿元;筹措1.2亿元, 重点用于解决受灾地区人畜饮水、人工增雨, 及恢复农业生产和灾民生活救济等;投入8.8亿元, 大力支持全省县域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安排专项资金3亿元, 重点支持辽西北 (阜新、铁岭、朝阳) 三市重点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筹集10.4亿元, 确保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和城市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资金的落实到位;拨付23.5亿元, 实施更加积极的促进就业政策;拨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8.8亿元;筹措2.5亿元, 帮助城市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困难问题。省财政专项安排转移支付补助1.1亿元, 用于提高村级管理费补助标准。省财政筹措资金6.25亿元, 落实石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政策, 对渔业、林业给予补贴, 切实保障了低收入群体的利益。

二、公共财政支持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不足之处

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 辽宁省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政策环境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 由于辽宁省农村财政政策建设起步较晚, 在有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1. 相关财政政策目标缺乏前瞻性。

尽管已经围绕农村公共财政体制进行了多年改革, 但目前辽宁省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有利于“三农”资金稳定增长的政策法规体系, 以确保政府对农村建设的刚性投入。目前, 在“三农”建设的大部分领域, 公共财政并没有十分明确地将和谐社会建设作为中长期目标。绝大部分财政政策的目标定位还局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财政政策具有临时性特点, 还没真正形成以服务农村和谐社会为主要目标的政策预期。

2. 财政资金投入偏少。

以2009年为例, 在加大财政支农力度的背景下, 省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约为120亿元左右, 资金总量较少, 而且资金投向并不均衡。

3. 财政政策数量虽多, 但不成体系。

过去5年, 省财政厅共颁布了26项与“三农”建设有关的财政政策, 内容涉及农民工就业、农业科技推广、农业园区建设、集体林权改革等17个领域。虽然财政政策数量较多, 但分布领域较为分散, 财政政策之间协调性差, 没有形成政策合力, 难以形成支持农村和谐社会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体系。

4. 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环境洼地效应不明显。

与其他省份相比, 目前辽宁省公共财政在支持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上, 在财税、金融等方面并没有出台更具吸引力的政策措施。

三、加快辽宁省公共财政支持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几点建议

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 我们应把公共财政支持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作为推动全省农业经济发展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工作来抓, 创新发展理念, 加大扶持力度, 形成一批具有前瞻性、系统性的“三农”财政政策。

1. 出台加快全省公共财政支持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

结合辽宁省“三农”实际情况, 对辽宁公共财政支持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政策目标定位、政策扶持等方面做出规定。

应明确以发展现代农业为首要任务, 以振兴县域经济为政策主要抓手, 以促进民生、促进科学发展为主要目标, 大力支持种植业、养殖业、林业、农村金融、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建设, 加强医疗、保险、环境保护以及科技服务, 以全面、均衡、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应注重财政政策一揽子工具的应用, 诸如采用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等手段鼓励增加农民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农业科技研究与发展投资, 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调控、导引和优化功能, 实现政府、企业、社会在市场资源配置基础机制之上的合理分工与协调配合, 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增长提供更为有效的途径。

2. 集中力量推动关注民生的财政政策率先突破。

在财政支出方面, 应本着以人为本、保障民生、增进福利的基本目标, 力求使财政政策向农村公共服务倾斜, 特别是向辽宁农村当前较为薄弱的领域, 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倾斜, 如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加大力度, 促进农村贫困人群的住房、医疗和子女就学等困难问题的解决;支持在全省农村建立卫生院和卫生所, 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 提高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服务能力;要实施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政策措施刺激乡镇企业的发展, 促进其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 加快城镇化进程;要在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下, 加大对就业再就业的支持力度, 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加大再就业资金投入, 改善农民工返乡就业与创业的环境;增加公共教育的投入, 特别是促进学龄前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 为农民子女提供平等致富、公平竞争的机会等等, 以优先满足这些事关百姓民生的基本需求, 解决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应逐步提高各项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扩大农村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覆盖范围,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筹资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推进新型农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改革试点;按属地原则逐步将异地务工的农民工纳入务工所在地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以增进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功能。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应加强对渤海沿岸滩涂、大小凌河入海口湿地的保护, 加强对辽西北荒漠化的治理, 集中对废弃矿山、辽河、太子河、鸭绿江等省内主要河流的污染水域进行治理, 尽快实现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应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 鼓励使用低毒农药, 全面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

3. 加大公共财政对“三农”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

一是整合中央下拨财政资金、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以及各市、县政府专项资金, 形成合力, 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二是鼓励非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和谐农村建设, 实现从传统的政府单中心模式向多中心、多层次、协同合作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转变。三是鼓励银行、保险公司、信用社、信贷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发符合乡镇企业和农户需要的金融产品, 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

4. 以省直管县为契机, 加强基层政府财政能力建设。

目前农村事权层层下移, 而财权层层上移, 事权与各级政府财权不适应, 较低级次的县、乡政府承担着较多的事权。县乡两级财力不足, 无力保证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此外, 由于财权高度集中于上级政府, 农业农村建设投资也相应高度依赖中央、市两级财政投资, 既加重了上级政府的负担, 又影响地方政府投资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当前可以做好的工作主要有两点:一是着力推动分税制改革, 落实县乡政府的财政资金来源, 建立事权一致的财政资金使用制度。二是加大中央、市财政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 通过转移支付培育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 增强县乡政府对基层社会的引导和服务能力。

摘要：加强和深化农村和谐社会建设是当前政府工作的重点。在这一领域, 公共财政政策的作用表现为更好地配置社会公共资源、平衡社会分配机制, 以及为农村和谐社会建设提供财政支持和政策保障。当前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财政政策应选择最为关键的四个“突破口”和着力点出台加快全省公共财政支持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集中力量推动关注民生的财政政策率先突破;加大公共财政对“三农”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以省直管县为契机, 加强基层政府财政能力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