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财政收入

农村财政收入（共10篇）

农村财政收入 篇1

一、综述

改革开放至今, 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 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 年的3, 620 亿元增长到2014 年的634, 043 亿元, 年均增速保持在9%以上。平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78 年的382 元增长到2014 年的46, 629 元;与此同时, 以市场为导向的收入分配体制开始建立,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加快, 如果以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的比值来代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话, 图1 很直观地反映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从图1 可以看出,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保持上升的趋势, 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在2014 年仍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 倍。如果再考虑到一些城镇居民享受到的公共服务, 那么收入差距可能比图中得出的数据要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制约着宏观经济的发展, 也是“十三五”规划的重大热门话题, 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图1)

有很多国内外的学者研究了收入差距问题, 也有很多的学术成果。在国外, Greenwood和Jovanovic (1999) 研究了GDP、金融发展、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关系, 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得出了经济发展可以缩小收入差距, 金融发展在前期促使收入差距扩大, 随着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可以缩小收入差距。Kim.K (2005) 发现政府的公共支出和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 如果政府的财政支出偏向农村, 则可以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 从而减小城乡收入差距。Honohan (2010) 研究了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发现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关系, 即不存在单纯的扩大收入差距或者是缩小收入差距。在国内, 刘渝琳、陈玲 (2012) 通过建立模型研究了教育和社会保障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发现两者可以显著地增加居民收入, 但是这两者并没有发挥收入调节功能, 随着两者投入的增加, 反而拉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王征、鲁钊阳 (2011) 采用面板数据的研究方法验证了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的关系, 发现农村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反向的关系, 即随着农村金融的发展, 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韩其恒、李俊青 (2011) 发现只有放松农村借贷和发展教育同时运行时, 才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陈斌开、林毅夫 (2013) 研究了城市化和收入差距两者之间的关系, 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的进一步提升,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呈现倒U型的规律。

二、实证分析

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有很多, 比如基尼系数、库兹涅茨比率、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比值等, 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操作性, 本文选用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同时本文选用农村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农两个自变量来解释收入差距问题, 由于城乡居民的收入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较大, 因此本文也采用了GDP来作为解释变量。本文构建的模型如下:

CJ=AGDPαFIRβCZγ

该模型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演变而来, 其中A为大于零的常数, GDP为每年经济增速, FIR为金融相关比例, CZ为中央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对方程两边同时取对数可得:

LNCJ=A+αLNGDP+βLNFIR+γLNCZ

通过次方程可以计算出金融发展、财政支农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 (1) CJ通过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的比值计算而来,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2) GDP为经济增长增速, 以上一年为基期, 通过计算得出, 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3) CZ为中央财政在农业中的支出, 数据来自中国金融统计年鉴; (4) FIR表示金融相关率, 考虑到农村收入的增加主要依靠贷款, 因此本文在计算金融相关比率时剔除了农村存款这一变量, 计算公式为农村贷款总额与第一产业的比值。数据来源中国金融统计年鉴。

首先将收集的数据进行对数处理以消除异方差, 同时也更加方便的用线性关系来分析数据的内在关系, 本文所涉及的计量分析均在eviews7.0 上完成。

(一) ADF检验。本文采用的数据为时间序列, 时间序列数据往往都是非平稳的, 如果直接进行回归检验, 得出的结果往往是不精确的。需要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以检测数据是否为平稳或者是同阶单整数据。本文检测的数据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从表1中发现, 收入差距、金融发展、财政支农、经济增速在10%的显著水平下都是非平稳变量, 对数据进行差分处理后, 所有数据在5%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变量, 可以认为所有的数据均为一阶单整数据。

(二) Johansen协整检验。如果变量为同阶单整数据的话, 可以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检验变量间长期稳定的线性关系。并且各变量的系数估计误差较小, 其结果也较容易理解, 检验结果如表2 所示。 (表2) 从表2 中可以看出, 收入差距、金融发展、财政支农、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2 个协整关系, 其对应的标准化协整方程为:

从协整方程我们发现, 收入差距、财政支农、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四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且财政支农、金融发展、经济发展都是抑制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 其中财政支农的作用最为明显, 财政用于农业的补贴在总财政支出每提高1 个百分点, 收入差距就会缩小2.13652 个百分点。金融化率每提高1 个百分点, 收入差距就会缩小0.40719 个百分点, 其效果低于财政支农, 虽然发展农村金融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但是我们也发现其效果不是很明显, 主要还是因为农业是一个低附加值的产业, 农民贷款投入到农业当中所得到的回报较小。经济发展也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经济发展增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输入差距就会降低0.810026 个百分点。

(三) 误差修正模型 (ECM) 。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从协整方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线性关系, 但是我们不能发现变量之间短期的调整, 因此要用误差修正模型来检测变量短期的调整。其检测的结果如表3 所示。 (表3) 从误差修正方程来看, ECM的系数为-0.041, 小于0。表明误差修正项对城乡收入差距有向下修正作用, 使短期内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符合误差反向修正机制, 它使城乡收入差距的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

(四)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格兰杰检验是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 即分析当期收入差距在多大程度上能被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农所解释, 以及滞后一期的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农能能不能提高对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其检验结果如表4 所示。 (表4) 从表4 中我们可以看出,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 可以认为金融发展是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 反之却不成立, 可以认为金融发展可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财政支农不是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

三、结论及建议

根据前文的分析, 金融发展、财政支农、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长期影响作用。并且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正向的影响作用。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发现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财政支农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中国的经济经历了30 多年的快速发展, 人们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因此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 进一步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从协整方程中可以看出, 构建农村金融服务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相比较发达国家而言,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还存在着金融服务产品单一, 从业人员金融能力低等问题, 应当进一步完善以服务农村, 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 发挥财税政策调节收入分配职能。通过以上分析发现, 财政支农是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最有效的措施, 中央在进行投资时, 可以适度的向农村倾斜。

参考文献

[1]刘渝琳, 陈玲.教育投入与社会保障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联合影响[J].人口学刊, 2012.2.

[2]王征, 鲁钊阳.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我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 2011.7.

[3]韩其恒, 李俊青.二元经济下的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化研究[J].金融研究, 2011.8.

[4]陈斌开, 林毅夫.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社会科学, 2013.4.

财政收入新常态 篇2

什么是财政收入的新常态？业界最直接的反应是，财政收入将不可能维持在过去的高增长水平。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财政收入的增幅保持在多高算是合理水平？财政收入的税源结构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呼吁多年的建立地方稳定财源会不会破题？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成到底怎么样调整？除了常规的税源结构，会不会有一些非常态的财政收入的出现？

过紧日子

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增长，财政收入的盘子也是越做越大，连年攀升。甚至连续多年保持在20%—30%的增速，远高于GDP的增长幅度，也一度引起很大质疑。但是随着诸多红利的消退，经济的高增长难以为继，反馈到财政收入的最直接反应就是增幅的下滑。

早在2013年6月底，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2012年中央决算报告和中央决算草案时指出，“完成今年中央财政收入预算压力很大，要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

从今年上半年的财政收支情况来看，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74638亿元，同比增长8.8%。

其中，因为税收增长“不给力”，中央财政收入没有完成预算增幅。上半年中央财政收入达34327亿元，同比增长6.2%，比预算增幅（7%）低0.8个百分点。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虽然增幅（11.1%）过关，但税收增幅地域分化趋于明显。

财政部预测，下半年，受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营改增扩容、增加减税力度以及去年收入基數逐步提高等因素影响，中央财政收入增幅仍有回落压力，地方财政一些省份增收困难。

在实际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地方财政明显感觉到经济形势的压力，挖掘财源成为当前工作的重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应减少杜绝“挖浮财”情况的出现，不能把财政收入增长的压力转嫁给企业和居民。

税源结构调整

在之前多年的财政收入高增长中，在全国许多地方呈现的模式是：政府主导投资，大量上大项目和“铁公基”项目；政府投融资平台的乱开乱放导致政府性债务的骤升；利用土地的增值，放任房地产市场的非常规发展。

在这样的旧有发展模式里，房地产行业长盛不衰，政府财政保持飞速增长，财富向着资本和权力的方向聚集，但转化效率却越来越低。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方人士对财政收入改革的呼声渐高。从财税改革的总体方向上来看，管理层已经在税制和财政体制等多个方面展开措施，以求构建稳定、科学和可持续的财政收入机制。

首先从税制调整来看。涉及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环保税、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六个税种。这将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和居民个人的“钱袋子”。具体来分析：

一是个人所得税。以后国家征个税，会把收入综合计算的同时，考虑支出后给予抵扣额。支出包括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的负担、再教育需求、住房贷款等等。

二是房产税。房地产税还处于立法阶段，业界估计得到2017年才会全面实施。房产税被视为取代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源。

三是环保税。新环保税体系方案已上报财政部，预计将在“十二五”中后期实行。内容包括对温室气体排放单独征税，征税对象主要针对煤炭、原油和天然气等温室气体排放大户。

四是消费税。预计将调整征收范围，消费税的税率结构会优化，征收环节会改进，部分税目征收由生产、批发环节改到零售环节，并将税收划归地方。

五是资源税。煤炭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这增加了煤炭企业税负，也可能使以后的煤电价格更贵。另外，资源税将扩围至水流、森林、草原等自然生态空间，目的是以经济利益杠杆促进资源节约。

六是营业税改增值税。增值税下一步将扩围到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各个领域，增值税立法也将适时完成，而营业税将成为历史。

其次是财政体制的调整。涉及到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划分，其中，中央和地方财源的划分则是颇受关注。

特别是全面实施“营改增”后，对培育地方稳定财源的呼声更加高涨。营业税是当前地方政府的主力税种，一般情况下，要占到本级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一旦营改增全面完成，进入增值税体系后，对地方财政的影响就十分剧烈。所以，“营改增”的倒逼作用凸显。

同时，有专家建议，一个既兼顾短期弥补地方财政收入缺口和长期转变地方政府职能的可行之策是扩大一般转移支付，使地方财政收入中的相当部分来自于规范的甚至法定的一般转移支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财政的收入中，土地财政占比过大，税源结构单一，税源个性化不明显等等，这些都需要在税制和财政体制的改革中进一步优化和调整。

非常态

要保持稳定的财政收入，除了常规的手段之外，一些非常规的措施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只要科学合理运用，提高政府理财水平，保持财政收入的稳定性不是难题。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认为，要科学运用税和债。其中，债务是地方财政收入的必要补充，一是要尽快化解存量债务，二是要尽快出台规范的地方债务管理办法，一个规范的地方债务管理机制的基本方向是“制度约束+市场约束”相结合的形式。

除了税和债，冯俏彬认为，地方财政收入体系中还可能有三部分：一是国有资产方面的收益，二是少量的行政事业单位收费，三是各类政府性基金。这一类财政收入，都应该纳入到统一的、全口径管理的框架之下。这就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体系既有作为主体的税，也有补充作用的债、费、利等，形成完整的体系。

农村财政收入 篇3

一、我国的非税公共收入的几个主要组成部分

1、经营和财产收入。

指来自非金融公共企业和公共金融机构如邮局、中央银行、国家彩票、电力公司、码头当局及货币当局 (铸币收入) 的净利润或利息转移;来自各级政府机构所属企业 (军工厂、政府印刷局、建筑单位及出租少量房屋的单位) 向公众的营利性销售的现金经营盈余;以及特许使用费、利息、股息、土地租金等其他财产收入。

2、管理费和收费。

亦即使用费和规费, 主要项目有:政府医院和诊所的收费, 政府学校的学费, 政府博物馆、公园以及不作为公共企业组织的文化和娱乐场所的入场费、许可证费、驾驶执照费、法庭费、法院裁定费等。

3、罚款和没收。

指与违反税收规定无关的罚没收入 (违反税收规定的罚没收入划归税收收入) , 主要包括交通罚款、刑事罚款、法庭罚款、法院裁定罚款及其他罚没收入等。

4、政府内政府雇员养老金和福利基金缴款、武装部队退休基金的雇员缴款、教师退休基金的教师缴款 (公办教师) 及来自其他各级政府的雇员缴款。

5、其他非税收入。

包括来自私人部门的赠与和自愿捐款等。

而如果按照广义的非税公共收入来说则还应该还有债务收入, 以及财政实践中很少被采用的财政性货币发行即“通货膨胀税”收入等。由此可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事物的增多和国有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 我国非税公共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占据着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其比重已经逐渐接近与税收公共收入对于国家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但是与之并不相符的情况则是, 我们国家目前对于该部分收入的迅速增长并没有制定出来一套相应的管理法规, 更没有予以相配套的监管和约束机制的存在, 造成了大量的国有资产以及非公共税收的流失或者别截留, 不但影响了我国财政收入来源的拓宽也在无形中助长了腐败等不正之风, 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必须要及时加强我国对于该领域公共收入的监管, 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和监管机制才能更好地将该部分收入纳入到我国的国家公共收入体系中, 真正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二、非税公共收入问题的现状

近些年, 关于非税收公共收入的问题不断涌现, 并且还有越演越烈的势头。作为国有企业的支柱产业, 例如石油、通信、金融等大型、垄断型的国企, 其本质上是全民所有制企业, 属于国家非税公共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历史制度等原因, 该部分国有企业的收入并没有完全作为非税收公共收入上缴国库为全体人民造福, 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以高额的工资和奖金的形式流入了该部分行业员工和高管的私人账户内, 近些年针对该部分行业的高薪已经造成了社会的广泛议论和不同程度的不满;此外, 例如一些执法机构的罚款收入和罚没收入等收入也成了部分行业部门的创收手段, 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不但使相关部门的执法公信力大打折扣同时也对政府的形象造成了损害。此外作为国家执法机构, 例如工商、税务、城管和交通部门的执法机构每年的罚没收入不公开、不透明不但造成了社会公众对于该部分收入的种种猜测同时也给滋生腐败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对于我国执法机构的公信力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诸如以上的情况还有种种, 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可以说对于非税收公共收入的监管缺失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我国在该领域内的收入增长幅度进而影响到了我国整体公共收入的计划完成程度, 因此加紧脚步完成该部分公共收入的合理化监管以及完善相应的法律标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

三、加强对非税公共收入的监管

任何问题只要正确地找到其根源, 那么解决的办法也就相应的产生了。我国目前造成非税公共收入管理混乱、监管缺失的根本原因还是行政权力没有得到足够的限制和制约, 在于尚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使其可以形成制度化、标准化的来源管理;尚未形成合理的二次分配改革机制, 没有对国有垄断企业以及资源型企业的高额利润进行有效的管理以及合理制约机制;尚未形成对于各类管理收入、罚没收入的监控, 对于相关执法机构的执法力度以及广度都缺乏相应的监督和常规型的公示机制等等原因才会造成了目前我国对于非税收公共收入部分的管理极度不力。对症才能下药, 我们通过以上的种种分析不难看出, 造成以上种种难题的根本原因可以说就是部门利益大于国家利益, 红头文件大于国家法律才造成的种种怪相, 才会造成各个相关部门之间的博弈现象而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置于一边而不顾, 才会造成了各种截留、私分甚至是地方摊派的产生。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对非税公共收入加强监管, 才能更有效的使其为我国的财政收入做出更大的贡献?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的几个途径实现该目标:首先, 我们必须看到我国有我国的特殊国情, 那就是我们正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因此不宜对现有体制做出过大的调整, 从保持稳定的角度考虑我们可以在现有体制的框架下对其组合出新的变化, 成立大部制, 打破过去的部委之间的行政划分, 将多个行政职能部委有机的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部委, 对于我国的非税公共收入进行统一的、多头的管理, 同时在进行管理时在考虑民生的同时应该更多的听从市场的意见, 在大多数的时候将决策权交由市场来决定, 市场结果与民意结果往往是有分歧的, 最早是斯密 (Adam Smith, 《国富论》) , 指出私心能促进公益:“请把我所要的给我, 你也会得到你所要的。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互助, 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 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 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 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 而说对他们有利。”然而, 反观公共领域, 情况却不如人意。准确地说, 是不如经济学家之意。经济学家们发现, 大量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的经济政策被反复推行, 如最低工资法、贸易壁垒政策、惩罚性关税和紧缩配额制度等;而大量早被证明是利大于弊的经济政策, 如民营取代国营、货币补贴取代实物福利、民间办学取代公营办学等, 却一再遭到质疑和阻碍。因此要减少不良的公共经济政策, 最好的办法还不是听取民意, 而是一开始就避免把问题交给民意。我们应该先问“市场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可以, 就让市场的“个人选择”来取代社会的“公共选择”。消费者到底要购买哪个厂商的商品, 这个问题本来就可以而且应该让每个消费者来做个人选择, 而不应该把“要不要民族工业”的问题交给民意, 再让公共决策机制按照民意来决定。同理, 教育、保险、医疗、住房等问题, 也都可以尽量交给市场, 由分立的消费者独自做出决定。只有这样, 才能尽量避免公共经济政策因民意放纵而产生的偏差。

其次, 就是引入作为独立方的民间监督机制, 引入类似于职业会计师类的审计机制进行独立的、完善的监督, 打破以往政府机构的高高在上, 完全脱离人民监督的弊病。对于聘请的民间监督机构, 该机构应该只对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和所有者的人民代表大会 (也就是全国人大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负责, 相应的经费由全国人大和各级人民代表大支付, 发现的问题也只对全国人大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汇报, 只有这样才能针对于各级管理机构得非税收公共收入部分起到真正和有效的监督, 毕竟自己监督自己其说服力永远没有来自无关第三方的监督更具说服力。

第三, 可以效仿国家目前推行的税控监督系统, 也建立起一套非税收入控制监督系统, 在全国形成一个网络, 对于非税收公共收入实施实时和不间断的网络化监控, 而该系统的监控中心则应由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建立和维护工作, 并将系统中的汇总数据与各个执行机构的上缴数据进行核对, 对于其中的差异再进行核查。

以上几点只是作者的几点设想和建议, 其实, 任何制度的运用与变迁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中国也不能独身事外;对于非税收公共收入部分目前存在的问题究其根源也就是产权所属没有被真正的划分清楚, 才造成了部分执行机构将属于是全民所有的非税收公共收入划到了自己的所有范围内, 才造成了种种的利益划分与部门博弈, 可以认为, 中国的产权制度就是一种交易费用极高的制度, 但它之所以能存在, 之所以使其改革者将改革定位在对原有制度的保存之上, 是因为维护它的费用小于改变它所需要的费用 (即搜集有关其他制度的信息资料及迫使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接受新制度的成本) 。正如对于一个手中有物品要出售的人, 迟迟不能找到买家, 在信息经济学中是认为他手中物品的潜在价格低于他获知潜在买者的信息成本, 越来越多的这种情况造就了不对称信息下的市场。无奈, 信息成本的高昂使我们只有这样的高度。这就交给了我们政府的改革部门, 汲取新制度经济学开创以来科斯、阿尔钦、诺斯等前辈的理论成果, 同时结合中国的产权状况, 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 开创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产权革新之路, 快速提高我国非税收公共收入部分的监督体系

参考文献

财政收入将走“U字阵”? 篇4

近日，财政部长金人庆表示，非典对中国财政的影响已初步显现，这种影响还会进一步显现出来。考虑到非典对财政的影响有一个滞后期，随着抗击非典财税优惠政策的逐步落实到位，尤其是今后非典疫情和洪涝灾情的发展变化尚难准确预测，其对财政的影响也相应具有不确定性。

经济专家董志勇认为，随着非典疫情的解除，经济的逐步恢复和长期增长的惯性，今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可能出现前高、中低、后回升的发展态势。

今年1到5月，全国财政收入9039.98亿元人民币，已完成预算约44％，比去年同期增长28％。但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明显回落，4、5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比一季度平均增幅低21.2和1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全国财政支出增长加快。4、5月份，全国财政支出分别较一季度平均增幅高5.7和15.6个百分点。

目前，随着非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部分受损严重的行业正在逐步恢复正常，非典的影响将是阶段性的，是短暂的，不会伤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大趋势。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非典并没有阻止中国经济的增长。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5月，中国经济也有不俗表现。消费、需求、投资、外贸均保持快速增长。进入6月，中国经济秩序走入正轨。上月下旬各地出现“井喷式”消费热潮后，受非典影响最严重的服务业也将很快走出低谷。

此外，此次非典主要集中在北京、广东、山西、内蒙、河北、天津等省市，而对拉动税收收入增长起重要作用的一些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大部分地区非典较轻，中西部地区非典影响也较小。随着疫情被控制，大部分地区将很快能从不利局面中摆脱出来。

考虑到非典对中国经济的滞后影响主要集中在6到9月，政府的各项减免税费政策实施期间也在6到9月，因此非典对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也主要集中在6到9月。今年第三季度以后，国家信息中心预计经济将恢复往日繁华，政府各项税费优惠政策也将终止，与此相应，财政收入将会出现恢复性增长。

农村财政收入 篇5

后土地财政是一种相对概念, 指的是在地方政府无法继续依靠土地财政收入维持地方支出时的情形。土地的供给是有极限的。对当下地方政府来说, 土地财政既增加了GDP又搞好了地方形象建设, 同时也利用土地达到了招商引资的目的。但是对于下届政府来说, 可能面对的就是一个巨大的财政窟窿, 如果新的可持续财政收入渠道没有建立, 地方政府面对的将是入不敷出的境地。因此理清土地财政的弊端和前景, 找到可持续的财政收入渠道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

一、我国土地财政的弊端

与我国不同, 发达国家的土地财政现象主要通过对存量土地征收物业税、房产税等方式创造财政收入。而我国主要是依靠土地出让金等非税收入创造财政收入。存在着诸多弊端。

(一) 土地财政是房价飞涨的直接推手, 近年来连续推出的房价调控政策效果甚微, 根本原因就是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不一致。

实行分税制后, 地方政府就一直处于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困境。但土地收入属于地方性收入, 地方政府可以支配, 因此土地财政成了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最大来源。本文利用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代表房价, 国家财政收入增速代表财政收入, 采用2005年1月-2011年12月的月度数据, 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具有协整关系, 证明了财政收入与房价具长期的均衡关系, 见表1。

(二) 土地财政通过作用于房价, 对工业和农业等实体经济部门产生挤出效应。

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使用权交易的一级市场, 以低价征用集体土地, 然后高价转让, 从中赚取了巨大的垄断利益。开发区一般都在城市边缘或者乡村,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耕地被大量占用。对于工业来说, 土地价格的上涨直接导致了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 成本增加。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市场, 而制造业却缺少资金支持, 沿海地区小企业的大规模倒闭就是一种佐证。

(三) 土地财政抑制了消费, 土地财政虽然表现为政府卖地给

开发商, 开发商卖房给消费者, 实则是财富向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一种转移。表面上看是政府和开发商获得收益, 其实是政府透支了未来的土地供给, 开发商则透支了消费者的购买能力, 而购房者则是透支了

未来的消费能力, 从长期看这是一个三输的的局面。

二、地方政府改变财政收入格局的对策

首先要通过建设保障房, 利用保障房增加政府收入。保障房的建设是一个可持续的财政收入来源, 地方政府可以将保障房出租, 也可以通过提供各种物业服务, 创造税收, 这样即造福了人民又增加了财政收入, 同时也做到了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 发展地方支柱产业, 带动实体经济发展提高地方产出。最后, 减少对教育、医疗、能源、通信方面的垄断, 通过市场化手段发展上述产业, 这样既能减少地产财政支出, 又能利用民间资本发展经济。

三、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 分税制是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导火索。但土地财政的形成的本质却是利益。因此要解决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问题, 首先要通过制度的改革, 完善政绩考核指标。其次要拓宽地方政府收入来源。最后, 要改变住房供给方式, 由商品房主导转为双轨制供给, 这样既能保证商品房的投资价值得到体现, 也能保证民生, 地方政府也可以从服务于保障房中获得稳定的长期收入。

参考文献

[1]唐在富中国土地制度创新与土地财税体制重构[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2]陈国富, 卿志琼财政幻觉下的中国土地财政——一个法经济学视角[J]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1) 。

[3]刘红梅, 张志斌, 王克强我国土地财政收入研究综述[J]开发研究, 2008 (1) :141-144。

[4]王美涵我国财政收入体制特征和改革路径[J]财经论丛, 2007 (5) :24-30。

财政收入猛增减税正当其时 篇6

财政部的公告对此作出了解释:“本月财政收入增幅较高, 除受经济增长和价格上涨带动外, 主要是由于5月份为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集中入库期, 因上年企业效益较好, 相应带动今年5月份汇算清缴的上年企业所得税入库增加。”这种说法告诉我们, 5月财政收入猛增似乎有其偶然性, 平常的月份没有这么多的。但是如果看一看财政部同时公布的今年1～5月财政收入状况, 同样保持了高速增长, 同比增幅达到32%, 仅比5月单月低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 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在我国已经是一种常态, 但是它与我国工商业运行的实际状况是不太相称的。这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无疑是有影响的。

财政部公布的5月份主要收入项目情况也说明了这个问题。5月份增幅最为强劲的是企业所得税, 同比增幅达54.2%, 财政部为此说明“主要是汇算清缴收入较多”, 但从中我们也可发现企业税赋已经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另一项个人所得税的同比增幅也不低, 达到33.4%。去年, 我国仍处于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 除了一些得到国家为救市而投入的4万亿投资大单项目的企业外, 大多数企业, 尤其是对就业起着重要支撑作用的民营中小型企业生存艰难, 企业职工收入也少有提高, 但来自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却出现了可观的升幅, 这表明我国的税收结构还存在很大问题, 它不能呈现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的水平, 而是超前了。

这种情况的出现, 并不是好事。国家财政不是生产企业, 它自己不产生利润, 它的收入增加意味着企业的盈利空间和个人的收入增长空间被挤压了,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 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因此, 面对强劲增长的国家财政, 政府应该看到其背后存在的问题, 并努力化解。调整税收结构, 减轻企业和职工的税负, 固然是个途径, 但政府进行这样的改革, 一方面缺乏动力, 另一方面行政议事的繁复无疑使这种改革难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 行之有效的手段是国家应该推出大规模的减税退税政策, 还利于企业, 还利于民众。

目前, 虽然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威胁已经减轻, 但随着货币政策的不断收紧, 我国大量中小企业正面临资金紧张的困境, 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存在, 不仅不利于企业的持续经营, 而且也使呼吁很久的增加职工收入难以成为现实。改变这种状况, 除了需要商业银行保持货币政策在执行上的科学性、灵活性以外, 国家在税收上也应有所作为。从目前来看, 雄厚的国家财政力量已经为减税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因此, 国家有必要提出“一揽子”减税计划, “少收三五斗”, 让企业和民众能够分享到国民经济增长的成果。只有让企业和民众保持旺盛的活力, 它们才能成为国家财政稳定的“蓄水池”。当然, 在这同时, 国家还有必要减少过于庞大的行政开支, 否则, 再多的财政收入也会觉得不够用。

农村财政收入 篇7

1 至7月全省财政收入同比增幅，比1 至6月全省同期收入同比增幅高了0.5个百分点;另外1 至7月全省税收收入，则比1 至6月全省税收收入同比增幅提高了1.36个百分点。显示出全省的财政收入及税收增幅正在逐渐稳健提高。

6 月份，全省财政收入共有5个城市为同比负增长，但到了7月份，负增长的城市数量降低到了2个。另外，6 月份，全省21个地市中，有8个地市的财政支出呈现同比负增长;但到了7月份，负增长的只剩下汕头市，其他城市在此方面均呈现同比正增长。

对此广东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从包括财政收支等数据反馈回来的信息可以看到，广东经济已先于全国出现筑底回稳迹象，且这种势头有望延续下去。该负责人表示，7月份广东的CPI同比上涨1.9%，创下30个月以来的新低，加上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IPI) 降幅扩大，和货币政策微调，国家陆续出台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以及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等因素影响，省内经济的回稳也正在带动各地市财政收入的回升。

中美土地财政收入问题比较研究 篇8

关键词：土地财政,财产税,土地出让金

土地财政收入指的是与土地相关的税费等形成的财政收入。近几年, 我国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 形成了学术界热衷研究的“土地财政”问题。而在美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 土地财政收入同样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 本文对中美两国土地财政收入相关方面进行对比, 从美国的土地财政发展状况得出我国可以借鉴的经验与启发。

一、美国土地财政收入状况概述

美国的土地财政收入出现过三种形式:一是将土地作为资产出售形成的资产性收益;二是以土地及其地上附属建筑物为载体形成的税收收入, 如财产税、对土地和房屋征收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三是政府以非税收的形式征收的其他与土地有关的财政收入, 如不动产出售收益等。

在不同时期, 美国土地财政的形式以及归属有着不同的特点。从1776年到内战时期, 美国的土地财政收入以土地出售收益为主, 且基本上归联邦政府所有。而从内战至今, 财产税成为主要形式。在内战结束后, 土地财政收入是由州和地方共享的。后来随着州政府开始开辟新税种, 将财产税下放给了地方政府, 土地财政收入占州政府总收入的比重逐步下降, 从1902年的52%, 下降到1942年的10%。但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财产税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

二、中美土地财政收入的相同点

1. 形成原因都为了解决财政困难

美国的土地财政开始于建国初期。那时的美国刚刚经历完独立战争, 各级政府迫切需要筹集大量的财政收入来修复战争创伤, 建设新国家, 而当时的美国经济尚未恢复, 税源狭窄, 无法短期筹集到政府需要的收入。而我国在实行分税制以后, 中央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大幅提高, 财权上收, 而地方政府的事权却没有相应减少。地方政府拿少数钱却要做多数的事, 就必然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将土地作为资产出售来获取收益, 程序简单快捷, 成本低, 可以满足短时间内筹集到大量收入。因此, 中美两国的地方政府都选择了采用土地财政方法解决财政困难。

2. 土地财政收入都主要归地方所有

土地资源不易转移和隐藏, 且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的土地也更具有信息优势, 因此由地方政府征收与土地相关的财政收入, 成本更低, 程序上也更加方便。美国的土地财政收入经历了从中央所有, 到州与地方共享, 最后到地方政府占用绝大部分的发展演变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征收的效率是逐渐增强的。我国土地财政收入的形式有土地出让金、以及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与土地相关的税种。土地出让金全部归地方所有, 中央不参与分配。而上述税种也都属于地方税, 收入归地方独享。由此可以看出, 中美两国的土地财政收入在分配方面有相同之处, 即都主要归地方所有。

3. 土地财政收入都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

美国在出售土地时期, 土地财政收入在美国总财政收入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曾一度达到60%。后期的财产税占地方税收收入的70%。土地财政收入在美国财政中的地位可见一斑。我国土地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是土地出让金。从表一中可以看出, 虽然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波动较大, 但平均在40%以上, 可见我国地方政府存在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的问题, 尤其是依赖土地出让金, 地方财政面临较大的财政风险。

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2011》

三、中美土地财政收入的不同点

1. 出售内容不同

虽然两国都经历了出售土地换取资本收益的过程, 但两国出售的内容并不相同。美国出售的是土地的所有权。美国先通过一系列法案, 将西部的土地收归国有, 然后通过出售和赠与的手段将土地转为私有, 从而获得土地出售收益。在此过程中, 虽然出售的价格和具体政策一直在变化, 但交易土地所有权以换取财政收入的性质一直没有改变。我国的土地是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 不允许存在私有土地, 因而出售的是土地的使用权。国家根据土地的用途, 还对使用权的最高期限做了具体规定:居住地70年, 工业用地50年, 商业、旅游、娱乐用地40年等等。因此, 土地出让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40—70年租金的一次性缴付。缴付土地出让金后换取的只是对土地的开发使用权, 所有权始终由国家掌握。

2. 获取土地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不同

从内战至今, 财产税始终是美国土地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 占据绝对比重。美国的财产税主要对不动产征税, 税基是根据相关机构对不动产的评估价值来确定的, 每年征收一次。因此财产税是对土地的持有环节征收的税种。也可以说美国的土地财政收入主要是通过对土地持有环节的征税来实现的。而我国土地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是土地出让金这种非税收入, 一次性获得土地几十年的收益, 而与土地相关的税收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小。例如2009年, 我国土地出让金是15900亿元, 而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仅为920.98亿元和633.07亿元。

3. 管理层次不同

作为土地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 美国财产税在征税范围、税率、征收办法方面都有相关法令进行详细的规定, 收支纳入预算, 并受到议会和民众的严格监管。另外即使是非税收入都有严格的规范和管理, 都要地方政府议会或是选民通过投票来决定, 充分保证其民主化和透明化。而我国的土地出让金长期以来一直作为预算外收入, 管理比较混乱, 也隐藏了大量腐败和浪费现象。为了加强对土地出让金的管理, 2006年底, 国务院下发规定, 从2007年1月1日起, 土地出让收支全额纳入地方基金预算管理。收入全部缴入地方国库, 支出一律通过地方基金预算从土地出让收入中予以安排, 实行彻底的“收支两条线”。但是, 在2010年国家审计署公布的《40个市地州56个县区市土地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及土地征收出让情况审计调查结果》中显示, 在被抽查的市县中, 674.81亿元土地出让收入管理不规范, 未按规定纳入基金预算管理, 占征收总额的20.1%。与美国相比, 我国土地财政收入的管理水平和层次依然不高。

4. 产生效果不同

因为土地稳定的自然属性和价值属性, 土地财政收入为美国的地方政府带来了稳定而丰富的财政收入。此外, 因为财产税是对不动产的持有环节征税, 谁持有的不动产越多, 缴纳的财产税也就越多, 因而美国的土地财政收入还具有缩小贫富差距, 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

而我国的土地财政问题却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地方政府从自身财政利益考虑, 推动了一轮轮的“圈地”热潮, 造成耕地大量减少, 失地农民增加。而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缺失又隐含了社会的不安因素。对于城市来说, 不断创新高的土地出让金更加推高原本就已高不可攀的房价。且土地出让金实际上是预支了土地未来几十年的租金收益, 属于寅吃卯粮的做法, 给未来的地方财政带来风险。

四、中美土地财政收入产生差异的原因

1. 国家经济制度及土地所有制不同

美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 其本质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行国有土地的私有化是符合其经济制度的。因而美国可以通过出售土地所有权获取收益。而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国家要掌握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因此我国的土地制度是二元土地所有制, 即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只有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国家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并依照法定程序, 在做出适当补偿的情况下可将集体土地征为国有。所以我国出售的是土地的使用权, 土地的所有权必须牢牢掌握在国家和集体手中, 才能符合我国的经济制度。

2. 财政体制不同

美国的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税收权限。州和地方政府都具有独立的税收立法权和征收管理权, 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开征或是停征某种税种, 其税率、征管机构以及税收减免可自主安排。因此当美国的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困难时, 可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开征新税或是在现行税制下提高税率, 而不需要想方设法获得预算外的收入。因而税收是美国土地财政收入的主体。

而我国的税收立法权集中在中央, 地方只能根据本地情况, 制定一些适用于本地区的税收征管规范。面对财政困难, 地方政府只能从制度外想办法。土地出让金就成了一条简单快捷的生财之道。因而土地出让金成为了我国的土地财政收入的主体。

五、美国土地财政收入的发展过程对我国的启示

1. 改革税制, 增加税收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

目前在重庆、上海进行试点的房产税, 只是对新购房屋进行征税, 偏向流转税而不是财产税。我国应该以房产税作为税制改革, 解决土地财政问题的重点, 改革的方向应该有流转环节变为保有环节, 每年对纳税人持有的超过一定数量的房产进行征税。这样既可以为地方带来稳定丰富的税收收入, 也可以有效地调节住房市场的供求, 起到降低房价的作用。另外, 耕地占用税也可以作为另一个改革方向。可以将单位和个人占用的林地和草地纳入征税范围, 将一次性征税改为按年征收, 以扩大税源。同时, 这严格审批和监管的前提下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限, 可以使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的情况, 充分合理地开发税源, 增加本级政府的财政收入

2. 加强对土地出让金的管理。

解决我国的土地财政问题并不是要完全取消土地出让金, 而是要将土地出让金像美国的非税收入一样, 提高其管理水平。要认真落实有关规定, 将土地出让金全额纳入预算,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并成立专门的机构, 定期对各级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和支出情况进行检查, 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开, 提高土地出让金收支的透明度。

参考文献

[1]李爱鸽.地方政府财源建设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1]李爱鸽.地方政府财源建设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王克强, 刘红梅, 张璇.美国土地财政收入发展演化规律研究.财政研究, 2011 (2) [2]王克强, 刘红梅, 张璇.美国土地财政收入发展演化规律研究.财政研究, 2011 (2)

[3]安体富, 窦欣.我国土地出让金:现状、问题及政策建议.南京大学学报, 2011 (1) [3]安体富, 窦欣.我国土地出让金:现状、问题及政策建议.南京大学学报, 2011 (1)

土地财政收入新高后的危机 篇9

2010年被称为房地产行业的“最严调控年”。就在这样的年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却获得了大丰收。国土资源部负责人近日在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披露，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达2.7万亿元，同比增幅达70.4%。

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支持这一说法：2010年，全国12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8814.4亿元，同比增加50%。其中，北京、上海、大连三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分别达到1615亿元、1497亿元和1073亿元。尤其是后者的同比增长幅度达到310%。

这些数据说明，土地财政已经推动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高度畸形，这种状况如果不予以迅速改变，必然会出现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

这一点是由土地出让金的性质所决定的。严格说来，土地财政收入并不是财政收入。财政收入是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而通过法定程序向民众征收的，其主要形态是税收。土地出让金收入却是政府以土地所有权人的身份出售政府拥有的土地产权而获得的营业性收入。也就是说，土地出让金是政府做买卖的收入。

任何具有正常理智和政治常识的人都会承认，政府是不能够做买卖的，即便不得不做，也须将其控制在最低限度、最小规模内。因为，政府拥有强制性权力。政府在从事经营性活动的时候，难免将这种强制性权力带入交易过程中。如此一来，交易对象就会被置于不公平位置，这样的交易必然损害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

反过来，政府作为交易主体参与商业性交易，如果十分频繁且规模巨大，政府的性质也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因为，经常从事商业交易的政府官员可能具有商人心态，他们可能忘记其公共管理职能，或者会用商业经营的心态来理解公共管理工作。而这样的认知必然让政府偏离自己的正当职责，从而造成混乱。

过去若干年来，在中国各地恰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地方政府以商人心态经营城市，主要是经营土地。政府以国有土地所有人的身份活跃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由于政府出让土地的收益巨大，使一些地方政府不惜采取强制性手段在城市进行拆迁，或者征收农民土地。在这个过程中，爆发了很多纠纷、冲突，引起了社会的紧张、激化了矛盾。

按规定，从2007年1月1日起，土地出让收入要全额纳入预算管理。但审计署2009年审计抽查的10个省本级、23个市本级和41个县发现，2007年有848.26亿元非税收入未纳入一般预算和基金预算管理，其中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626.42亿元。当时，审计署有关负责人表示，这说明这些地区财政部门预算约束意识还不够强，加之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执行国家政策还不到位。

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14239.7亿元，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43.7%。2010年，上海接近1500亿元的土地出让金已经占到上海地方财政收入的55%左右，占到地方GDP的9.4%以上。财政部在2010年9月表示，今后一个时期是财政部门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关键时期，要积极稳妥地推进预算公开，把政府所有收支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推进公共支出、基本建设支出、行政经费支出预算和执行情况公开。

各地土地出让金使用的混乱，还导致廉租住房保障资金执行不到位。按规定，各地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提取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比例不得低于10%。但是，审计署于去年11月公布的审计报告显示，2007年至2009年，全国有22个城市的提取比例未达要求，共计少提取达146.23亿元。而对于这种状况，地方人大无从置喙，上级政府无从干预。

凡此种种说明，土地出让金不是一种好制度。不错，地方政府走上依赖土地财政之路，有其迫不得已之处。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与其财权之间出现了严重失衡，不得不寻找新的财源。但是，土地财政终究不是政府可以长期依赖的财源，这不仅因为它的可持续性较差，也因为它本身就不具备充分的正当性，会让政府混淆自己的身份。

令人担心的是，由于土地财政给地方政府带来莫大好处，相当一部分官员把畸形的土地财政当成一种制度创新。去年年底，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和赣州市城乡规划建设局党委书记刘宏长分别在媒体上撰文，为土地财政制度鸣冤抱不平。尤其是赵燕菁高调主张，土地财政是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创新，在现阶段放弃土地财政是“自毁长城”。这是一种危险的想法。

对县级财政收入质量的分析 篇10

一、从年初收入预算与当年财政总收入完成情况对比

某县级市的财政总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2006年末财政总收入完成2.44亿元, 2007年初编制收入预算时猛增到5亿元, 年初的收入预算比上年财政总收入实际完成数的2倍还多。这主要是由于2006年铝锭市场价格较高, 引进的铝加工企业相继投产。2007年财政预算收入由上年的2.4亿元上调到5亿元, 这种财政收入突飞猛进增收, 与某县级市本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及当年财政收入完成情况基本一致, 且当年的财政实际总收入超出预算26.74%。但是, 从当时国内整体经济情况来看, 2007年全国通胀水平高, 财政收入的超额完成基本得益于此。且因2007年的财政实际总收入较上一年度增长了159.83%, 面对2008年的整体经济下行, 财政收入预算并没有根据实际可能发生的情况相应地减少, 反而在2007年的预算基础上增加了20%的预算。

在2008年初制定收入计划时, 上级部门虽然考虑了县级财政部门的实际情况, 但由于各方因素决定, 仍实行的是增量预算, 以上年实际完成的财政收入为基数, 要求增长5%~20%不等。这种制定计划的办法存在问题是:市场经济下经济的发展总是遵循复苏→繁荣→衰退, 这个循环模式不断地循环出现, 经济也就呈现出螺旋式的增长。但财政收入预算并未遵循此规律进行调整, 依然延续的是增量预算。这样预算收入与实际经济情况脱节, 致使与财政收入有关的部门在下年的工作中增收压力过大, 且不能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

1.由于这种预算方式不能与经济运行保持一致, 导致了在经济较上一年度下滑时, 财政的增收需求与经济发展不符, 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

2.年末考核时不仅涉及到县级财政部门, 更涉及到对县政府的考核, 致使县级财政部门在年末要考虑当年收入的完成, 又要为完成下一年度的任务而留有余地。势必会出现收入不及时入库, 或收入不足时虚增财政收入等现象。

二、从税收收入及非税收入对比分析

2013年财政总收入完成68363万元, 各项税收收入完成57658万元, 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84.34%。非税收入完成10705万元, 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15.66%。2006年至2013年每年税收收入占财政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依次为:93.96%、95.4%、95%、92.93%、88.08%、87.34%、82.52%、84.34%, 非税收入所占比重依次为:6.04%、4.6%、5%、7.07%、11.92%、12.66%、17.48%、15.66%。税收收入所占比重逐年下降, 非税收入所占比重逐年增长。自2008年起, 由于整体的经济调整, 税收收入下滑速度与经济运行速度同步, 但为完成当年的财政收入预算, 加大了非税收收入的征收力度。因此, 非税收收入逐年增加, 且呈高增长比例的趋势。主要原因:一是财政部门在收入压力重的情况下, 一方面加大非税收入征缴力度, 另一方面部分非税收入项目近两年纳入财政预算所致, 二是国有企业改制产生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随着非税收入项目的减少及管理进一步规范, 非税收入基本上已无增收潜力。

三、主体税种占税收收入比重对比分析

2006至2013年的税收收入完成数分别为:22914万元、60454万元、57060万元、46530万元、53130万元、55642万元、49555万元、57658万元。

1.增值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基本在60%。增值税收入波动中, 2009年起, 企业购入的固定资产的增值税可以抵扣, 及2012年起试点的“营改增”影响, 这两个年度的增值税较上一年度大幅度下滑, 与财政政策直接相关, 中央财政政策无重大变革的情况下, 增值税稳步增长或略有回落, 基本与当年的经济发展情况相适应。

从一般的理解应该是“营改增”后, 增值税有所上升, 这里不仅没有上升, 反而下降。这主要是由于“营改增”结构性减税导致的增值税收入降低。

原营业税缴纳企业:购进材料 (含增值税专用发票) →不可抵扣增值税→销售货物或提供劳务 (营业税, 不可抵扣) 。因“营改增”后, 企业增值税税率依然采用的是原营业税税率, 税率未变动的情况下, 原小规模纳税人变更为一般纳税人, 拥有了抵扣权限, 那么征税过程变为:购进材料 (增值税专用发票) →进项税可抵扣→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劳务 (增值税专用发票, 可抵扣进项税) 税率不变, 结构由原先的营业税调整为增值税后, 企业拥有了增值税抵扣权限, 必然会对销售的增值税进行抵扣, 从而降低了销项税。与营业税不可抵扣区别就在于, 税前抵扣。

2.营业税的逐年上升, 与本地一般纳税人企业增多有关, 由于企业的税前允许列支, 导致的我市服务性行业原不开票的隐形收入浮现, 呈逐年递增趋势。

从一般的理解应该是“营改增”后, 营业税有所下降, 这里不仅没有下降, 反而上升。主要是由于“营改增”后, 营业税未降低, 反而增加的趋势中, 因营改增这一结构性的改变, 导致原小规模纳税人变更为一般纳税人, 在年终所得税汇算清缴时, 原小规模纳税人所取得的非规范性票据, 需要进行所得税纳税调增, 进而影响到小规模纳税人需要给一般纳税企业开具规范的发票, 导致营业税不减反增。

3.企业所得税的征收与企业经营情况, 和当年经济情况呈正相关, 基本如实反映了当年本地企业的经营情况。

4.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等附加税费与营业税、增值税的征收度正相关。

5.房产税, 我国现行的房产税基本围绕在企业持有的经营性房屋、对外出租的房屋且受整体的房地产市场调控影响, 波动方式不规律。

6.土地使用税主要受中央财政政策影响, 2007年1月1日起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实施, 征收范围扩大到了外商投资企业, 我市的土地使用税在2008年实际征收额大幅度上扬, 且逐年基本保持稳定。

四、财政供养人员人均财政收入分析

财政供养人员是指由各级财政部门依据政府编制机构核定的编制给予全额或差额工资保障的人员, 主要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离退休人员等 (不包括优抚人员及村干部) 。从下表可以看出, 财政供养人员从2006年以来逐年上升, 在2013年有小幅的下降, 这和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要求相吻合。人均财政收入在2013年时达到最高, 然而, 某县级市2013年仅个人部分支出达到54000万元, 人均支出3.7万元, 比上年增长20.2%, 县级财政收入还仅仅停留在吃饭财政的基础上, 可用于建设和发展的资金很少。

五、分部门收入对比分析

在税收收入中, 国税部门收入比重大, 某县级市2013年国税部门完成数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55.9%, 而留县级的财力仅有13.75%, 地税部门完成数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28.5%, 留县级财力的比重占45%左右, 留县级可用的财力较少;非税收入中的大部分属于专项列收列支项目, 如:城市维护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教育费附加、排污费、水资源费等亦不能作为财力调剂使用。

六、县级财政自给能力下降

2013年某县级市财政总支出达到17.8亿元, 财政总收入完成68363万元,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为29961万元,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167930万元。本级财政自给能力系数0.18, 2006-2013年的财政自给能力系数分别为:0.19、0.36、0.29、0.23、0.20、0.21、0.21、0.18, 在这八年的数据中, 2007年自给能力最高, 2013年自给能力最低。2013年总财力的增长创历史新高, 但县级的可用财力不多, 自给能力不足, 仅仅只能保障基本的个人部分支出, 县级财政保障能力还比较弱。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 不难看出县级财政收入总量不足, 收入结构不合理, 可用财力不多, 人均财政收入较低, 县级财政收入仅够解决“吃饭”问题。对此,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继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从每年的专项资金拿出30%的资金改为一般性转移支付, 增强地方可用财力, 用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2.应优化预算体系。使预算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而非简单的基数加增长比例的办法, 为县级如实反映财政收入提供科学支持和法定依据, 且能与实体经济相适应。

3.加大财源建设力度, 靠增收来改善收支矛盾。可以通过招商引资引进相应的配套企业和其它有发展潜力的行业, 解决本地就业的同时, 来带动本地经济发展, 以扩大本市税源, 为未来增收打好坚实的基础。调整产业结构, 进一步扩充财源, 改变财源单一的现状。防止大企业一“咳嗽”, 县级财政收入就“感冒”问题, 增强对企业的扶持力度, 培植新的财源增长点。

4.建立诚信纳税体制, 倡导企业依法纳税。对纳税企业按规模分大、中、小三个类别, 分别进行抽样审计, 发现的审计问题, 直接报财政部门备案, 由财政部门牵头, 税务部门负责整顿征缴, 增强纳税企业的诚信纳税意识。实行奖罚分明的办法, 对于诚信纳税企业, 年纳税规模在百万元、千万元、亿元的企业按不同的档次划分, 分别给予不同的奖励;对于不诚信纳税的, 除处以罚款外, 将其列入重点关注对象企业三年, 三年内政府可以随时通过外包审计, 对连续出现不诚信纳税的, 可以将诚信度下发至银行等金融公司, 限制企业贷款和法人个人贷款。降低非税收收入占比, 提高税收收入比重, 鼓励企业向诚信纳税靠拢。

5.引进或鼓励本地农业种植规模化经营。目前全国很多地方已经开始试点给农民发放土地证, 同时引进规模化经营的农业种植企业。比如, 山西省永济市是小城市, 年轻人大部分外出, 可利用整合的土地较多, 可以以村或镇为单位引进大型的农业种植企业, 鼓励规模化经营, 同时鼓励与本地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加强合作, 呈产业链的模式发展;规模化的农业生产, 除可以有效地控制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收购增值税抵扣环节, 同时也可以为永济市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 提供稳定的原料品质, 有利于企业的长久发展。鼓励民间信贷公司成立、有资质的金融公司入驻本地, 鼓励金融企业、银行为规模化农产品种植提供免息贷款, 也为永济市的企业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6.减少县级配套资金。要合理确定地方财政配套比例, 给地方整合资金支持经济发展留有一定的余地。

摘要：自分税制改革以来, 县级财政经历20年的发展历程, 县级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文章以某县级市2006年至2013年数据为例, 从收入结构、财政供养人员人均财政收入等方面进行分析, 为提高县级财政收入质量以及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依据。

关键词：县级,财政收入,税收收入,非税收收入,质量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