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支出（精选12篇）
财政收入/支出 篇1
一、引言
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问题。影响行业收入差距的因素众多, 笔者选取财政支出作为主要研究变量。在西方国家, 调节收入差距主要依靠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和转移支付。而我国当前贫富差距扩大反映的正是政府财税政策和福利政策改革的滞后。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以间接税为主, 个人所得税调节力度弱。加之我国特殊国情和不完善的市场制度, 政府对国民经济运行有巨大的影响, 在社会和经济健康发展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入分析财政支出对于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 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财政对于促进居民收入公平的作用,
二、行业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之初, 我国依然延续之前的平均主义, 各行业收入差距并不大。随着改革的推进, 经济快速发展, 各行业工资出现了较为同步的大幅增长, 收入差距并没有扩大。而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在工资分配上更加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 导致各行业工资增长幅度相去甚远, 收入差距呈现逐步扩大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 电力、采矿、房地产、金融、科技先后成为最高收入行业。其中金融业最近连续十年一直是各行业中平均收入最高的。而最低收入行业只有两个: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农林牧渔业的平均收入一直是各行业中最低的。
行业间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对比中:一是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金融业、科技业以及电力行业垄断程度较高, 职工收入也较高。而农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近似于完全竞争市场, 行业整体收入水平较低;二是高层次行业与低层次传统行业之间。金融、科技以及信息产业作为新兴的第三产业, 处于较高的产业层次, 相比于传统的工农业, 具有更好的发展活力;三是知识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之间。金融业、科技行业、文教业对于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 高素质的劳动力带来产值高速增加, 因而给予的工资待遇也较好。而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多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生产效率较低, 工资收入也较低。
三、以行业收入变动为视角计量分析
本文通过研究财政支出对于行业收入变动的影响, 来推导出财政支出对于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针对影响行业收入差距的因素, 很多学者进行了专门的分析研究。笔者综合众多文献资料的观点, 在财政支出之外, 还选取了6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 一共七个解释变量:财政支出、行业垄断程度、人力资本水平、行业开放水平、行业资本构成、行业层次水平、生产效率等。本文以1994耀2010年为时间序列, 用14个行业作为横截面采集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其中, Y表示该行业收入与全社会平均收入的比值, G表示对应行业的财政支出, mon表示行业垄断程度, edu表示人力资本水平, open表示行业开放程度, K表示行业资本构成, lev表示行业层次水平, eff表示生产效率。
对于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可以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经过Hausman检验, 拒绝原假设, 因此此模型适用于固定效应模型。然后对模型进行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 结果发现面板数据存在异方差、序列相关和截面相关。因此, 选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GLS) 。 (表1)
注:***表示系数估计值在1%的概率水平上显著
从表4.3中可以看出, 财政支出、垄断程度、人力资本水平、生产效率与行业收入正相关, 行业开放水平、行业资本构成和产业层次水平与行业收入呈负相关。方程 (1) 变为:
财政支出每变化1%, 行业收入上升0.147%。财政支出对于不同行业的支持力度不同, 从而引起的各行业收入变动也就不同。如果政府投入在某个行业的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 则该行业的收入上升较多。如果政府在某行业的财政投入较少, 则该行业收入上升较慢。不同行业的收入上升速度存在差异, 则行业收入差距会逐渐拉大。从方程2中可以看出, 人力资本水平、生产效率和财政支出是引起行业收入变动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水平影响最大, 生产效率其次, 第三重要因素是财政支出。这一结论与之前的行业收入差距理论研究基本相符。但是许多学者认为垄断程度是影响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而在本文的结果中, 垄断程度的影响并不大, 主要是由于我国的高收入行业一般为高垄断程度的行业, 但是高垄断程度的行业并不一定有着高收入, 例如采矿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医疗卫生教育事业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垄断程度对于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
四、结论及建议
(一) 结论
第一, 随着经济发展, 我国各行业收入都呈现出增长趋势。但是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上不断扩大。最高行业收入与最低行业收入比不断扩大, 泰尔指数也不断提高。仅在改革开放初期,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市场活力得到空前激发, 生产力迅速提高, 各行业收入差距出现了短暂的减小。随后行业收入与国民收入一道逐渐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
第二, 最高收入行业和最低收入行业变动较少, 近年来一直是金融业和农林牧渔业占据收入的两极。此外, 第三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一次产业的收入依次递减。电力、采矿、房地产、金融、科技都曾经先后成为最高收入行业。最近十年来都是金融业收入最高。金融业在我国是重要的服务型行业。目前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分配机制因素或垄断因素的影响, 金融业在融资再融资、国家产业政策扶持等方面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但其给股东的现金分红回报却没有相应的跟上, 而收入分配的高涨却向其高管、职工收入偏离。
第三, 财政对于行业收入差距存在着显著影响。财政支出每变化1%, 行业收入就会上升0.147%。如果政府投入在某个行业的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 则该行业的收入上升较多。如果政府在某行业的财政投入较少, 则该行业收入上升较慢。不同行业的收入上升速度存在差异, 则行业收入差距会逐渐拉大。政府公共支出既能够通过财政资金、政策直接影响行业发展, 也可以通过影响配套设施完善状况、垄断程度、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来间接对行业收入差距发生作用。因此国家财政对于不同行业的支持力度不同, 会导致行业收入增长幅度不同, 从而加剧行业收入差距。
(二) 政策建议
第一, 调整优化政府支出结构, 完善预算支出管理制度。政府应该按照“有所为, 有所不为”的政府预算投资政策取向, 逐步减少对于垄断行业的资金支持力度, 着力强化科技、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社会公公公性开支。切实改善公共服务供给。
第二, 将财政支出向农业领域倾斜, 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要重视农业和农村发展, 扩大农民增收途径。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最好、最便利的条件。努力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鼓励农业生产的投资多元化。
第三, 建立行业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 发挥国家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 对各项优惠政策进行调整, 对部分有失公平或者已经完成特殊使命的政策应该及时取消。同时, 应该严格执行并改进税收制度, 尽量避免或减少各行业因对生产要素占有的初始不平等而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和收入差距。
第四, 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规范国有企业分配机制。切实放松铁路、电信、电力等基础产业和金融等服务业以及部分城市公共事业的管制, 通过市场竞争来改善供给和提高效率, 有效缩小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就业人员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对于确实关系国计民生的垄断或者自然垄断行业, 要加快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和收益分配原则, 避免获取垄断高价。
第五, 要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最根本的要从行业内部着手。要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和综合竞争能力, 加大教育和科技投入, 特别要重点支持高级技工培养和高端科研工作。随着我国廉价劳动力优势的逐步丧失, 劳动密集型产业要逐步过渡到更高层次。劳动力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的提升既有利于产业长期发展, 又能够保证劳动力获得更高的收入。
摘要：选取行业收入差距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分析财政支出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探寻二者的内在联系, 同时从行业收入变动角度进行实证分析, 证明财政支出对于行业收入差距的显著作用。我国今后应调整优化政府支出结构, 完善预算支出管理制度, 减少对垄断行业的不合理补贴, 以逐渐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促进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关键词：行业收入差距,财政支出,收入变动
参考文献
[1]张余文.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0.8.
[2]朱世宏.目前我国行业间职工工资收入差距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 1998.5.
[3]黄泰岩, 王检贵.居民收入差距测量指标体系的选择[J].当代经济研究, 2000.9.
财政收入/支出 篇2
马国川（以下简称“马”）：一九九八年你正式出任共和国第八任财政部长，接替了刘仲藜。
项怀诚（以下简称“项”）：我和刘仲藜关系非常融洽。我们长期打交道，是老朋友、老伙计了。
一九九四年我调到国家税务局任党组书记、副局长，刘仲藜是财政部部长兼税务总局局长，但是税务总局的工作由我主持，全权负责。因为我有一个组织观念，刘仲藜是局长，我必须要给他汇报工作。我就跟刘仲藜说，我一个月给你汇报一次。他说你别来，我不管，你大胆地干就行了。我又说，我一个季度给你汇报一次。每次他都说，你别来，我来吧。税务总局有他的办公室，我在三楼，他在四楼，他每次来都带一个空的公文包，里面连一张纸都没有，然后到我那儿坐着聊聊天，聊完了以后他就走了。给他留的办公室他一天都没有用过。到了一九九八年，刘仲藜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就把我调回财政部当部长。马：你上任的时候，恰逢亚洲金融危机。
项：一九九八年三月我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财政政策是适度从紧的，并力图缩小财政赤字，但那时经济形势不好，朱镕基总理有一个比喻说：“我使劲踩油门，但是经济就是上不去。”我记得马路上到处都是“大减价”、“跳楼价”，商品卖不出，生产过热，银行贷款也没人贷。一九九八年六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财政政策转型的想法。财政政策见效比较快，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长一些、慢一些。当时我国的基础设施比较差，可以加大投入。当然各方面还有些不同意见，但我感觉确实再不能拖了，在北方过了十一月以后就霜冻了，基本工程建设都得停。很快，六月份之后，高层就做出了决策。当时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投资方向，包括水利、机场、农村电网、高速公路等。另外，当时粮库缺乏，安排建设了不少大粮库，而这些基础设施在之后几年都派上了大用场。当时的情况是财政手里没多少钱，要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压力很大。最后国家决定发一千亿元国债。
马：你从税务总局调回财政部工作，就提出来财政改革的重点要从收入转向支出。为什么呢？
项：一九九八年我调回财政部工作以后，和党组同志一起研究认为，一九九四年以来，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收入方面的改革是继续不断完善的问题。改革的重点应当转移。后来先后提出了财政支出的十项改革，包括现在实行的集中支付制度、转移支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马：这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思想。
项：财政改革要与时俱进，要不断推进，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的，而且永远要有改革的思想。要有长期改革的思想，改革是千万不能停的。比如说所得税改革。分税制改革的时候，我们和朱镕基同志之间还有一些争论，争论的问题是增值税的税率定在17%，还是19%？所得税怎么定位，究竟是共享税还是中央税收？当时朱镕基就提出来，增值税基本税率17%，个人所得税先交给地方，企业所得税随企业的隶属关系走，中央企业交中央，地方的交地方。当时我们这些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毛病，改革的时候我也看很多书，所有的本本上都讲所得税是应当共享的嘛，不应当归一家。朱镕基是当家人，我们之间有争论，最后当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了，我这个人也不是非常固执的人，我保留意见，就那么执行了。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讲的几句话是很有道理的：现在中央企业、地方企业分配关系很复杂，三天两头算账算得清吗？不如先按隶属关系走，以后情况变化了，条件成熟了再调整嘛！个人所得税将来是个大的收入来源，现在先交给地方，收多了以后再收回来。现在把它共享了，这个钱就收不上来。
马：中央企业、地方企业本来是清楚的，后来企业之间互相参股、合并，还有和外资合营的，已经分不清中央和地方了。
项：企业所得税应该交给谁呢？已经不清楚了。我们不断地向朱镕基反映，他也说，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看样子要启动了，你们做方案。二○○二年的夏天，他去检查长江的水利设施，我作为随行人员跟着他去了，一路上他每天晚上看我们的方案。第一个方案他不同意，拿回来了，我们连夜再改。第二天又送上去，又改。中间我们有个争论，就是变成共享以后中央和地方怎么分配比例。开始有些不同意见，后来统一了，第一年对半分，第二年开始**分。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是中国继一九九四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管理体制方面的又一次重大改革，非常成功。马：朱镕基对财政工作很满意。
项： 我不敢这样说，他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对我的工作他不可能很满意，比较满意就不错了。他是表扬过我，那是表扬财政部，表扬财政干部，我不能贪天之功。
马：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曾经称赞说：“中国不但有世界上最好的总理，还有世界上最好的财长。”
项：这是过誉之词。财政没有什么了不得了，做得好坏，主要看对每一个时期的中央工作重点，能不能配合得好，也就是政治敏感性要强，一直到朱基时代，我当部长，他有时候还批评我，说你们财政部就是缺少政治观点，也缺少经济观点，只有财政观点。什么叫没有政治观点？就是不从政治上来考虑问题；什么叫没有经济观点，就是不从整个经济来考虑问题。再说得白一点，就是站得低。当然我也不服气，我跟他说，其实真正和你一条心的还是我们。只有我这儿平衡了你才能平衡。改革的体会
马：您参与多项改革，有哪些体会和心得？ 项：体会很多，笼统地说有这么几点：
第一，财政体制改革要正确地把握财政和财权的集中程度。在集权和分权之间找寻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这是我们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几十年来的财政体制改革始终围绕的核心。马：到底什么是合理的？
项：每一个时期是不完全一样的，有的时候要相对集中一点，有的时候可以相对分散一点，都是为时代服务的。比如说解放初期，朝鲜正在打仗，中央提出来“边抗、边建、边稳”的“三边政策”。在这个时候，政府就要集中了。集中一点人人都理解，到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的权力是过于集中了。企业没有活力了，地方没有活力了，所以就要分散一点。来激发、调动积极性，所以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统收统支是对的，八十年代的适当分散、调动积极性也是对的。因为历史背景不一样。我认为，财政收入中，中央政府至少要保持55%—60%。这是我们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必要的基础。手里没把米，连鸡都叫不来。马：现在有些人对宏观调控不以为然？ 项：必须要有宏观调控，当然宏观调控要适应不同历史阶段的要求。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离开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必乱，至于说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是紧了还是松了，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是正调控还是反调控，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调控一定要有的。
第二个体会，财政体系要相对地稳定。多变不是办法，会造成上下互相猜忌，地方上没有稳定的预期。所以，在一个时期里财政体制要相对稳定，这是一种制度保证。改革追求的是制度创新，相对稳定的财政体制应该是我追求的目标之一。
第三个体会，财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侧面。财政改革不能过于强调，更不能说它就是最大的改革，它只是配套改革的一个方面。所以既不能滞后，也不宜孤军深入，就跟打仗一样，一定要照顾大局。你是突破口，但是决定胜负的不是你这个突破口。马：决定胜负的是全面改革，是集团军，不是一个方面军。
项：第四个体会，财政体制的调整实际上就是利益的调整，是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任何调整都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增减，所以一定要非常慎重，稍有不慎就会伤及到中央、地方或地方的一个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主张财政体制要实行渐进的改革，缓缓而行，稳步前进。我也知道有的经济学家，对缓缓而行、稳步前进有不同看法，我们这些人不是经济学家，我们都是做实际工作的，一招不慎就可能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宁可谨慎一些，不要冒进。宁可保守，也不能激进。我们做财政工作的干部经常被描写成为保守分子，我觉得很正常，我从来不讳言、也不害怕人家说我保守，我是缓缓而行、渐进原则、稳步前进、稳步推进。
第五个体会，财政改革要有长期打算，不要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我们搞成功的这一次财政改革，是由前三十年的历届老同志为我们打下了基础，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为后人打基础。不冒进，不超越现实。同时要与时俱进，要不断推进财政改革。
第六个体会，重在制度建设，要有制度创新。我做分管预算的副部长时，每次到总理那儿去开会，都觉得总理太难当了，一年财政增加一百多亿，大部分都是地方的收入，中央的部分增加很少，国家计委一屁股就坐掉几十亿，剩下的没几个钱，总理很难当，经常为了没有钱发愁。穷家难当啊。我经常觉得工作做得不好，有愧于领导的信任。李鹏总理召开会议，要我们想办法能不能多收一点钱，这件事情在我脑海里印象很深。
当时财政收入上不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减免税太多，谁都可以当家做主减免税，越权批准减免税人家说你思想解放，不同意减免税人家就说你保守。所以财政和税务部门的压力就很大。一九九二年的六号文件，把减免税写清楚了。我当时想，有没有一种制度本身就对减免税有限制的作用？经济学家跟我说，世界上就有现成制度，就是增值税。我就到欧洲去考察增值税，觉得增值税确实是有道理的。是在增值环节收税，前面已经交了税了可以抵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抵扣法。这样就引进了增值税，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马：所以改革一定要把精力放在制度创新上，红头文件也好、领导英明也好，都是一时的。项：人去政怠，人亡政息，而制度相对比较稳定，所以改革要重在制度建设。我很重视制度，原来不断有人到财政部来要钱，而且来的人越来越多，来的规格越来越高，我就给他们做解释，我们追求的是你来我也给这么多，你不来我也给这么多。一句话，按制度办事。同时要建立正确的机制。包产到户就是解决了一个机制问题。为什么在集体劳动的情况下出工不出力呀？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没有激励。包产到户以后，就有激励机制了。我们分灶吃饭，不就是这样吗？收得多了以后就归你嘛，按照体制来分的嘛。虽然是两个很不同的领域，但是内在的改革机制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建立一套有利于发挥积极性的激励机制。我一直主张税收方针应该是“低税率、宽税基、严征管，重惩罚”，也就是说，税率要低，税基要宽，征收要严，惩罚要重。马：在某种意义上重惩罚更重要？
项：我觉得，偷税和小偷是一样的，而且比小偷还可恶，小偷偷的是个人，偷税偷的是国家，等于把手伸到了所有人的口袋里，这是不能容忍的。世界上偷税漏税的人都身败名裂，一些国家的议员为此引咎辞职。人家已经形成一种传统，认为偷税是最可耻的。我们现在还远远没有建立起严格的惩罚机制。关键是观念没有跟上。我们错位得厉害呀，我们的厂长申请到政府的减免税，回到厂里全体职工敲锣打鼓欢迎。要是在国外肯定是笑话，因为这只能说明企业家的无能嘛，你不是个合格企业家，才要人家减免税。
一个好的财政体制有这么几个衡量的标准，第一要能够调动两个积极性。第二要体现合理的分配或调节，要体现国家发展过程基本的分配关系。第三，要保证财政收入在经济发展、流通扩大的基础上稳定地增长。第四，分配要日益合理化，财政的分配要能够逐步地体现公共财政的理念。第五，财政体制的改革结果有利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在中国没有调控必乱，所以政府的调控是必不可少的。最后一条，财政改革要支持、促进其他经济体制的改革，包括税收、金融、物价、能源等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所以既不能单兵突进，也不能拖人后腿。我的理财思想
马：您做了近五十年的财政工作，能否总结一下您的理财思想? 项：首先是实事求是。做财政工作和别的工作不一样，我们那一届政府的总理朱镕基有一次讲，“财政是白花花的银子，是假不得的”。财政工作更是要实事求是地去做。我们之所以对陈云特别尊重，就是他在“左”的思潮的面前始终能够坚持实事求是。马：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
项：所以毛主席一再批他，但是到困难的时候还找他，“国难思良将”啊。财政工作永远要坚持实事求是，当别人热的时候，你尽可能别热，尽可能冷静。陈云同志有过一句话，要我们“戴瓜皮帽、吸水烟袋、踱方步，坐冷板凳”，就是说要头脑清醒。马：实事求是，说起来简单，可是坚持起来最难。
项：第二，是财政平衡好，还是不平衡好？现在虽然还没有人说不平衡好，但是连续几十年的赤字。而且还有理论根据，西方国家就是这么搞的呀，美国不是一直在搞赤字财政吗？我觉得财政还是要坚持平衡思想，所谓坚持平衡，并不是说每年一定要追求平衡。发展的过程中允许不平衡，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财政的思想上就是不平衡，财政预算不必平衡，就危险了。奥巴马虽然提出了一万八千亿美元的赤字，但是他已经制订了几年之内减少赤字的措施。所以财政的理财思想还是要坚持平衡的观念，也是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发展观念。只有平衡的发展理念才是持续的发展理念。
马：财政工作一定要坚持综合平衡的观念，只有平衡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项：第三，先经济后财政。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过来影响经济。财政本身是一个分配职能部门，它不创造收入。创造财富的是物质劳动生产者，是经济活动，所以财政部门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摆对，是经济决定需求，是先经济后财政，而不是反过来。第四，先吃饭后建设。可以说，我一辈子很长的时间就是给老百姓谋饭吃，我一开始当副部长，分管农业财务，当时的农业主要就是搞粮食吃，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是田纪云。有一段时间每个星期天都要开会。从财政上来说，先要把吃饭问题解决了，再解决建设问题。这也是陈云同志的一贯思想。历史的教训是，我们往往好心想跑得快一点，把基本建设安排得比较多，一屁股坐下去之后别的就顾不上了，影响了吃饭。李先念做财政部长的时候说，作为一个财政干部，就要知道家里的瓶瓶罐罐都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家当。几亿人口，第一是要吃饱饭。
第五，留有余地。不要花过多的钱，尽可能不要花明天的钱。马：这和您刚才讲的平衡观点是有联系的。
项：有联系。事实上在很长时间里，在留有余地这个问题上都表现为财政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一种矛盾。别的部门都希望多划一点钱，财政没那么多钱，这样部门之间就出现一些分歧。但是即使财政再富裕，也不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所以一定要坚持编制计划留有余地。第六，勤俭办事。以前我们也经常讲，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钱是永远不够花的，但是花钱是非常容易。所以花钱一定要非常谨慎，花钱的原则就是勤俭节约，这是历代中央领导一贯提倡的，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的非常少。我们当前经济社会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花钱的问题，一定要少花钱多办事，办一切事情都要勤俭。这些话不知道讲了多少年。但是现在似乎有些忘乎所以了。不能忘乎所以。
第七，一定要尊重地方，发挥两个积极性。我们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是由于历史原因、资源条件造成的。不能依靠中央一个积极性，一定要考虑地方的积极性。
马：在进行分税制改革的过程中，您对此应该有深刻体会。
项：体会很深。分税制改革里有很多政策就涉及两个积极性。中央领导较有远见，当时定的原则是照顾地方。事实证明，尊重地方、保护地方，给地方让点步的决策，使得整个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稳定了十几年了。中国的财税体制能够稳定十几年，历史上没有过。回过头来扪心自问，反复自省，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更为深刻的道理：在处理中国的重大问题，包括财政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到地方，要尊重地方的利益。尊重地方意见并不是说就完全按地方要求做，还是要实事求是，但是首先要有尊重地方的意识和观念。分税制之所以能够十几年稳定下来，大家觉得是一个好的体制，第一，在定基数的时候中央领导照顾地方的利益；第二，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继续照顾地方的利益。改革以后中央财政收入比例提高50% 多，钱不是中央财政自己花，而是把它转移支付给了地方，到二○○八年转移支付达到一万三千八百亿元，而改革前才几百个亿，这才叫照顾地方。所以如果不考虑地方的利益，只考虑中央一个积极性，最后一定是使全体利益受损。当然，对地方来说，也不能只强调地方利益，要讲全局观念。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
第八，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财政要权衡全面，而不是只照顾一家。教育、军队、农业、水利、科技等都很重要，把所有的重要性都加在一块儿，比例就超过了一百。财政上要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很难，但是必须要做到。其中要突出强调农业，一定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给农业一个突出位置。
第九，改革创新的思路和与时俱进的思想。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历史阶段走过来的，可能一段时间里这个快一点，那个慢一点，但是总体上不能停。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也有慢的时候。但是都不能停，停了就危险。严格地讲，现在改革要防止停止的问题，不是说它已经停止了，要防止停止。马：您总结的九个方面的理财思想，既是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而且都有现实意义。财政工作有其特殊性，就是它是分配领域的工作，负责的是分配。
项：因为负责的是分配，所以一定要分清什么是主要的比例关系。我觉得，有几个比例关系是财政工作中需要经常分析、比较和研究的。第一，是国民收入初级分配的比例关系。劳动者创造了国民财富，国民财富应该怎么分配？初次分配决定多少比例是给国家，多少比例是给单位、给企业，多少比例是留给个人。当然，这属于初次分配，财政部管的是再分配，负责的是给国家这一部分怎么再分配。但是初次分配很重要，初次分配比例关系我研究得不够，我的感觉是现在给个人分配的比例偏低，多少年来没有提高。老讲要提倡消费，说穿了，老百姓手里没有钱，消费就上不去。第二，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吃饭和建设就是一个积累和消费问题。总体上来说，我们用于积累的资金和比例偏高，要调整当然有个过程，但是思想上一定要清楚积累和消费的合理比例关系。第三，初次分配里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要适当。我一直提倡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25% 左右比较合适。第四，也就是财政收入中，中央和地方的比例关系。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央政府至少要保持55% — 60%。并不是说中央政府自己就要花这部分钱，其中包括转移支付，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地方之间就不可能均等化，不可能平衡化。陈云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项：如果以一个财政干部的角度来讲中国六十年财政，我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共和国六十年，我到财政部工作将近五十年，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做财政部最基层的干部，后来的二十多年走到财政部领导岗位上。但不管是当一般干部也好，还是做部长、副部长也好，从中国财政六十年历史来说，我都不是决策者。马：是历史的见证者？ 项：只能说见证一部分历史。马：而且也参与创造了历史。
项：这不敢说。因为有各种局限，对历史的偏见都是避免不了的。如果说这一代人在思想上完全是市场经济的思想，实际上是说假话。马：您非常坦诚。
项：我们这些人身上永远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这种痕迹是少一点、还是多一点，在于我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对中央精神的理解是深一点还是浅一点，跟中央的步伐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对自己的要求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如此而已。马：也有一个学习能力问题。
项：也有一个悟性问题。今天要说我来讲中国财政的六十年，不可避免地带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过程中，在思想上受影响最深刻的是谁呢？是陈云、劲夫、吴波、丙乾等人指点我们工作，影响我们的为人，这是近距离的。陈云和我们没有近距离接触，但是我们从参加工作以后，就不断地听到陈云指导经济工作的事情。比如，在解放初期，他在上海指挥统购统销的战役，成就辉煌。现在来看，统购统销似乎有问题，但是当时非常实用。
马：不能把具体的历史环境背景抽离出去来看问题。项：我始终对他有感情。但是我们也很清楚，今天用这个办法已经不行了。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陈云的尊重。陈云同志是解放以后第一任财经委员会的主任，我们财政部的直接领导几乎都是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他提出了很多观点，尤其是他提出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对我们的思想影响深远。再如，他提出，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要采取“比较、交换、反复”，多少年来我们就是这么实践过来的。陈云提出，要树立三个观念：政治观念、经济观念、财政观念。
对财政这六十年的历史，不同的历史阶段是有不同的评价。领导对财政部不是很满意，这并不奇怪。我们最敬重的一位领导胡耀邦，对财政部就不是很满意。比如，他曾经批评财政部，“你们老拿这个财政赤字来压中央”，还曾经批评说“财政部是小脑发达，大脑不发达”。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该办的事办不了，不该办的事天天一套一套的。他的语言幽默，但是财政部听了以后压力很大。他是总书记，一言九鼎啊。那时候党内还有老同志，谁出来帮财政部说明情况呢？就是陈云。陈云心平气和地说，财政部讲那个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一九七九年、一九八○年正是耀邦出来工作的时候，财政赤字第一年一百三十八亿，第二年一百七十八亿。那时财政收入多少呢？一千一百亿，赤字率是百分之十几啊。高得不得了。所以陈云讲，那不是假的，那是真的。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就给财政部解了围。当时吴波是部长，他就讲赤字是怎么造成的，讲得清清楚楚。耀邦城府很浅，是个直言快语的人，知道了实际情况就过去了，也没有再追究财政部的责任。所以在吴波、丙乾同志家里都有陈云写的条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这代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的含义。所以，人的一生潜移默化比什么都重要。我们都对陈云心存感激。现在讨论市场经济，有时候会批评老一辈领导。我觉得如果说陈云当时的思想是市场经济的一大套，那就不是陈云，那根本都是假的。
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也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进的。
项：我们走过的六十年是一个摸索的过程，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人在当时就清清楚楚地知道，十年以后怎么样，二十年以后怎么样。我们不可能在五十年代时期就想到这些，我们也不可能在六十年代就想到今天怎么样，我们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摸索、完善。在六十年中，我们应对了很多挑战。包括美国对我们的封锁、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苏联撕毁协议、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也包括改革开放出现的新问题和思想的混乱。我们的六十年，不是高歌猛进的六十年，不是莺歌燕舞的六十年，而是充满了挑战、充满了艰难探索的六十年，是既有丰富的经验、又有很多深刻教训的六十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是摇摇摆摆走过来的。
马：摇摇摆摆走过来，很形象，也很真切。
项：六十年的成绩是公认的，没人能够否认。第一，我们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一段时间走的是闭关锁国的道路，但是我们要客观地评价历史，当时走闭关锁国的道路一定程度上也是被迫无奈。第二，打下了民族复兴的一个基础。第三，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条道路是不是已经非常清晰了？没有，还要继续摸索呢。
财政收入/支出 篇3
摘要：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包括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和其他支出，利用1978～2010年的财政支农数据，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农的现状并在建立结构式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考察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各类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结论表明：各项财政农业支出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中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有着显著差异，并且存在着一定的作用时滞；中国财政各项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在财政农业总支出中的平均比重为66.7%，而其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率却仅为12.3%，中国财政各项农业支出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在财政农业总支出中的平均比重虽然仅为0.9%，但其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率却达到了20.6%。最后提出建议：政府应特别加强对中国财政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部分的资金监管力度，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进而提升对这部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另外，在中国财政农业支出总额一定的情况下，政府应尽快对我国财政的农业支出结构进行调整，适当减小财政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的投入比例，增大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endprint
摘要：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包括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和其他支出，利用1978～2010年的财政支农数据，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农的现状并在建立结构式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考察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各类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结论表明：各项财政农业支出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中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有着显著差异，并且存在着一定的作用时滞；中国财政各项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在财政农业总支出中的平均比重为66.7%，而其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率却仅为12.3%，中国财政各项农业支出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在财政农业总支出中的平均比重虽然仅为0.9%，但其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率却达到了20.6%。最后提出建议：政府应特别加强对中国财政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部分的资金监管力度，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进而提升对这部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另外，在中国财政农业支出总额一定的情况下，政府应尽快对我国财政的农业支出结构进行调整，适当减小财政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的投入比例，增大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endprint
财政收入/支出 篇4
1 至7月全省财政收入同比增幅，比1 至6月全省同期收入同比增幅高了0.5个百分点;另外1 至7月全省税收收入，则比1 至6月全省税收收入同比增幅提高了1.36个百分点。显示出全省的财政收入及税收增幅正在逐渐稳健提高。
6 月份，全省财政收入共有5个城市为同比负增长，但到了7月份，负增长的城市数量降低到了2个。另外，6 月份，全省21个地市中，有8个地市的财政支出呈现同比负增长;但到了7月份，负增长的只剩下汕头市，其他城市在此方面均呈现同比正增长。
对此广东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从包括财政收支等数据反馈回来的信息可以看到，广东经济已先于全国出现筑底回稳迹象，且这种势头有望延续下去。该负责人表示，7月份广东的CPI同比上涨1.9%，创下30个月以来的新低，加上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IPI) 降幅扩大，和货币政策微调，国家陆续出台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以及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等因素影响，省内经济的回稳也正在带动各地市财政收入的回升。
财政收入/支出 篇5
2010年
2011年
预算数 43780.00 17570.00 6500.00 11220.00-8005.00 160.00 8380.00 3120.00 160.00 550.00 550.00 28.00 1927.00 2170.00
单位：亿元 预算数为 上年执行 数的％
108.1 110.5 107.1 107.0 109.2 104.3 107.5 107.5 106.1 104.2 104.2 105.1 107.5 107.0
2080.00 300.00
项目执行数
一、税收收入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
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船舶吨税车辆购置税关税其他税收
二、非税收入专项收入
40502.51 15895.59 6071.54 10487.46-7327.31 153.34 7794.25 2902.85 150.84 527.82 527.82 26.63 1792.03 2027.45
0.021968.01 297.36
105.7 100.9
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其他收入 中央公共财政收入
调入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
387.25 31.56 1251.84 42470.52 100.00 8000.00
420.00 32.00 1328.00 45860.00 1500.00 7000.00
108.5 101.4 106.1 108.0 1500.0 87.5
注：中央公共财政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中央公共财政支出＋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央公共财政收入＋调入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011年中央公共财政支出预算表
单位：亿元
2011年
预算数 1118.84 876.85 241.99 316.65 316.65
预算数为 上年执行 数的％
104.3 104.7 102.8 118.1 118.12010年
项目
执行数一、一般公共服务中央本级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
二、外交
中央本级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
1072.70 837.24 235.46 268.23 268.2
3三、国防
中央本级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
四、公共安全
中央本级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
五、教育
中央本级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
六、科学技术
中央本级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中央本级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中央本级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
九、医疗卫生
中央本级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
十、节能环保
中央本级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
5182.27 5176.35
5.92 1475.42 875.20 600.22 2547.34 720.96 1826.38 1728.34 1661.30 67.04 316.00 150.13 165.87 3784.99 428.25 3356.74 1485.35 73.56 1411.79 1443.10 69.48 1373.62
5835.91 5829.56
6.35 1617.32 1024.53 592.79 2963.57 786.45 2177.12 1944.13 1901.59 42.54 374.43 188.40 186.03 4414.34 484.79 3929.55 1727.58 63.56 1664.02 1591.85 74.37 1517.48
112.6 112.6 107.3 109.6 117.1 98.8 116.3 109.1 119.2 112.5 114.5 63.5 118.5 125.5 112.2 116.6 113.2 117.1 116.3 86.4 117.9 110.3 107.0 110.5十一、城乡社区事务中央本级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
十二、农林水事务中央本级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
十三、交通运输中央本级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
十四、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中央本级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事务中央本级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
十六、金融监管等事务支出中央本级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
十七、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支出中央本级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
十八、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中央本级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
162.61 10.09 152.52 3879.66 387.89 3491.77 2599.25 1489.58 1109.67 827.77 488.38 339.39 683.47 28.35 655.12 502.46 488.16 14.30 794.34 37.90 756.44 370.04 176.39 193.65
154.04 4.24 149.80 4588.83 424.19 4164.64 2866.91 400.24 2466.67 744.86 410.88 333.98 706.14 24.66 681.48 452.21 429.71 22.50
454.89 167.48 287.41
94.7 42.0 98.2 118.3 109.4 119.3 110.3 26.9 222.3 90.0 84.1 98.4 103.3 87.0 104.0 90.0 88.0 157.3
122.9 94.9 148.4十九、住房保障支出中央本级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事务中央本级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 廿
一、预备费
廿
二、国债付息支出中央本级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 廿
三、其他支出中央本级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 廿
四、对地方税收返还 廿
五、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 中央公共财政支出
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125.73 386.48 739.25 912.62 607.68 304.9
41292.66 291.63 1001.03 1130.50 796.28 334.22 500.00
114.8 75.5 135.4 123.9 131.0 109.6
1512.36 1512.36
377.81 98.93 278.88 5000.33 10270.33 48322.52 2248.00
1839.84 1839.84
567.22 214.10 353.12 5067.99 12089.29 54360.00
121.7 121.7
财政收入/支出 篇6
关键词：安徽省财政；收支；模型；实证研究
一、前言
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政府的收支情况逐渐受到学界甚至大众的关注，其中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关系尤为值得注意。进入21世纪以来，地方政府经济建设的如火如荼的局面令各地财政支出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从2005年开始，安徽省的财政支出规模和财政赤字都以极快的速度增长，在我国的分税改制下，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存在着矛盾。地方经济发展增加的税收半数以上被中央收走，而增加的财政支出需求则主要压在地方政府肩上，起先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收入和地方融资平台以此来弥补了省内不断扩大的赤字，但是从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欧债问题使得人们认识到地方财政的潜在危机。因此本文以安徽省1980年到2012年的年度统计数据为基础，通过一系列的计量统计方法，对安徽省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建立回归模型，以此来更好的对财政收入和支出情况提出建议。
二、政府财政收支关系的理论分析
对于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关系，学界主要有4种理论：1、“量入为出”假说，即财政收入的变化会引起财政支出的变化；2、“量出为入”假说，即财政支出决定财政收入；3、“财政同步”假说，即财政收支相互依赖、互相影响；4、“机构分离”假说，即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政府的财政收支关系符合哪一种理论主要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收支结构。如果政府财政收入结构相对固定而支出结构灵活，政府能根据收入调整支出，量入为出；反之，如果财政收入结构灵活而支出结构刚性，政府则根据支出调整收入，量出为入；如果收支结构都较灵活，两者互相影响，会导致财政同步；如果是不同机构分别做出收支决策，则出现机构分离。
根据以上的描述，通过对安徽省的財政收入与支出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从而来观测两者之间的关系。
三、数据说明与预处理
我国省级财政总支出包括一般预算支出、地市税收返还、地市补助、上交中央预算等。其中，一般预算支出是地方对集中的预算收入有计划地分配和使用而安排的支出，是其主要部分，其中主要包括生产性支出、事业行政费、社会保障补助和政策性补贴等。从理论上来看，安徽省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应当是研究对象。但由于国家统计局不公布省级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而仅公布省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和一般预算支出，本文使用一般预算收入和支出作为财政收入和支出的代理变量。本文选取1980～2012年安徽省政府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数据作为分析样本。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将数据导入到Eviews后由初步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安徽省财政收入与支出波动较大；2、财政支出与收入在1994年以前相差不大，但以后年份差距逐渐变大；3、财政支出在大部分年份都大于财政收入，量入为出的理论不符合本样本。
进行数据处理。消除波动性大的方法一般选择对数据去对数，故对样本进行对数化处理，据此可以看出在安徽省的财政支出中：1、对数化的样本数据波动情况比较接近，可以作为后续处理数据；2、对数化后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增加，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弹性也不断增加；3、对数化后两者的关系可以通过加法来表示。
四、确定模型形式
对安徽省财政收入与支出关系的分析后，建立模型（1）式
基本可以认为该模型预测有效。
七、回归方程检验
（一）经济理论检验
通过该方程，可以看出的财政收入的弹性/增长率的变化和财政支出的弹性/增长率的变化量有关，并且为正相关。这与经济理论相符。
（二）参数显著性检验
从该方程的线性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所有系数的t值的绝对值都大于3，各自对应的Prob值都几乎为0，说明该方程的参数显著。
其次进行怀特（White）检验。
（三）多重共线性检验
由于该方程为一元一次方程，故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八、总结
本文通过建立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以及误差修正模型对安徽省1980-2012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进行研究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的格兰杰检验，符合“量出为入”假说；2、根据协整检验，尽管安徽省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都具备不平稳性，但财政收入与支出间都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收支增长速度比较接近；3、影响财政收入的除了有当期的财政支出，还包括了滞后一期的财政收入。
在财政收支平衡政策方面，政府可以在预算的制定中根据政府财政职能，划清与市场的界限，将可以由市场提供的公共服务交由合格的企业提供，通过政府釆购降低成本；理清省、市县财政支出重叠地方，避免重复投资；以财政需求为导向，强化项目评价，在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审查论证项目支出的可行性，减少盲目上马项目，从根本上缓解“收”与“支”的矛盾，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益，有效缓解财政支出压力。
从采集的一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安徽省财政支出纯技术效率还不高，因此要提高预算决策的透明度，积极稳妥地推进预算公开，增加民众对预算支出结构的了解，完善听证制度，增加舆情上达通道，允许民众参与公共选择，减少信息不对称，形成公共产品的偏好显示机制，进而提高各级地方政府的决策效率，增强财政支出的合规性，从而提高财政支出绩效。政府要财政改革从规范管理阶段进入效率阶段。（作者单位：上海大学）
参考文献：
[1] 才国伟，钱金保.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效率竞争[J].统计研究.2011（10）
[2] 中央财经大学税收研究所课题组，郝如玉，吴世雄.我国财政超收收入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04）
财政收入/支出 篇7
一、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收入的概况
(一)财政农业支出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
财政农业支出是农业资金投入的一项主要来源,财政农业支出总量是对财政支持农业活动的总量规划,对农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国1978年的财政农业支出为150.66亿元,到2006年达到了3172.97亿元,增长了20倍,年均增长率为11.50%,保持着持续增长的态势。同期的农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1027.54亿元增加到了2006年的24737亿元,增长了23倍,年均增长率为12.03%,明显高于财政农业支出的增长幅度。财政农业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14.66%下降到了2006年的12.82%,其中大多年份不足10%。由于农业财政支出的增长是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息息相关的,农业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符合瓦格纳财政支出增长法则。另外,中国人民大学严瑞珍教授提出“农业投资的加速原理”,即农业产值的增加依赖于农业投资的增加,农业投资的增长速度应大大快于农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在本文中,农业投资局限于财政农业支出)。而我国的财政农业支出的规模现状却与这些理论相悖。
(二)财政农业支出与其主要构成项目的年均增长率相近
从财政农业支出的内部结构来看,1 9 7 8年-2 0 0 6年,财政农业支出的年均增长率为1 1.5 0%,其中,支农支出的年均增长率为12.65%、农村基本建设支出的年均增长率为8.52%、科技三项费用的年均增长率为11.33%、农村救济费的年均增长率为12.41%。可见,在财政农业支出的内部结构中,除农村基本建设支出的年均增长率滞后于财政农业支出总量的年均增长率外,其他三项都基本保持着和财政农业支出总量相近的年均增长率。这说明,除个别年份的增长速度有较大调整外,1978年-2006年,财政农业支出的主要构成项目总体上保持着齐头并进的增长态势,其结构变化不大。
(三)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且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农民收入的增长一直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1978年,我国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为133.6元,到2006年增长到了3587元,28年间增长了近26倍,年均增长率为12.47%。而同期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却从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了2006年的11759.5元,28年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3倍,年均增长率为13.45%。这说明,农民收入的增长过于缓慢,并且严重滞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也反映出财政农业支出的规模和力度还不够,需要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农政策。
二、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收入的效应
(一)变量的选取
为研究农民收入与财政支农资金的回归关系,选取了1978-2006年财政农业支出总量、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科技三项费用等变量来验证分析其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关系。其中,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标准,支农支出包括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
(二)回归模型的建立
1.为了分析我国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本文应用Eviews5.0统计分析软件,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Y)为被解释变量,财政农业支出规模(X)为解释变量,采用OLS法建立一元回归模型。初次代入数据,发现DW值很小,说明存在序列相关,在模型右边加入MA(1)和MA(2)项,以消除序列相关。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中自变量回归系数t统计值(括号内值,以下同)超过了临界值,检验结果呈现高度显著性;DW值为1.52,在5%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表明该模型已基本上消除了序列相关;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收入的复相关系数为0.98,回归方程的方差解释能力高达98%;回归方程的F统计值也达到了较高的显著性水平。这些都表明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回归模型中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8,表明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对增加农民收入具有正的效应,即财政农业支出每增加1%,农民收入提高0.8%。说明进一步增加财政的农业支出将有利于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
2.为了分析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结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本文应用Eviews5.0统计分析软件,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Y)为被解释变量,支农支出(X1)、农业基本建设支出(X2)、科技三项费用(X3)为解释变量,做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由于X1、X2、X3的值对农民收入的变化趋势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很可能会产生异方差问题,从而导致伪回归现象,致使研究结论无效。为了消除异方差,更好地揭示财政农业支出结构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我们对数据进行差分处理,用D(变量)表示。初次代入数据,发现DW值很小,说明存在序列相关,在模型右边加入AR(1)项和MA(1)项,以消除序列相关。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中自变量回归系数t统计值超过了临界值,检验结果呈现高度显著性;DW值为2.07,在5%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表明该模型已基本上消除了序列相关;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收入的复相关系数为0.83,回归方程的方差解释能力为83%;回归方程的F统计值也达到了较高的显著性水平。这些都表明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科技三项费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
回归模型中支农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19,表明,我国支农支出对增加农民收入具有正的效应,即财政农业支出每增加1%,农民收入提高0.19%。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系数为-0.43,表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农民收入提高有负的效应,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每增加1%,农民收入减少0.43%;科技三项费用的系数为42.74,表明科技三项费用对农民收入提高有正的效应,每增加1%,农民收入增加42.74%。
(三)各变量对农民收入效应的现实解释
1.回归分析说明,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收入的增加存在高度的关联性。公共财政通过对农业支出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外部环境条件,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增加农民利益,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农民收入。
2.回归分析表明,支农支出成为农民收入增加的有利因素。主要是由于支援农村生产支出通过转移支付补贴农户,降低其生产成本,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农业产出;而农林水利气象等各项事业费的支出,为农民的生产建设提供了有利的生产条件。因此,二者的合力,对农民的收入具有正的效应。
3.回归结果显示,农村基本建设支出阻碍了农民收入增加。其原因是,在现行的政治体制和地方官员的行政任命体制下,对地方政府政绩的考察主要是依赖GDP以及发展速度等经济指标。由于农业比较效益较低,地方政府更偏好于将财政资金投向非农业和城镇。在实际的财政投向中表现为:地方政府更偏好于投资见效快、易出政绩的项目,而忽视期限长、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热衷于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硬”项目,而不愿提供农业技术推广、良种改造、教育服务等“软”公共产品。现实的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一解释,统计数据显示在农业基本建设中,用于重大水利工程和生态建设等全社会受益的投资较多,约占80%-90%,而真正用于增强农业市场竞争力和直接改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的良种工程、重要农产品基地、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等中小型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少,只占10%左右,这些项目都是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
4.回归结果揭示,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能极大的提高农民的收入。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是指国家为支持科技事业发展而设立的新产品试制费、中间产品试验费和重大科研项目补助费,主要用于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国家各类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及国有企业承担的全国性的和具有区域特点的国家和部门的重点科技计划项目。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结果来看,财政农业支出总量不足以及支出结构的不完善仍是制约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要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必须进一步完善政府财政支农政策。
(一)加大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形成稳定的增长机制
根据2003年新颁布的《农业法》第38条规定: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很多年份的实际执行效果却并非如此。因此,各级政府要彻底转变重工轻农的思想,强化财政农业支出的法律约束机制,保证财政农业支出规模的稳定增长。
(二)不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结构
1.加大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实证结果表明,农村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对农民收入的边际效应最高。但是,近几年来,我国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占全部农业支出的比重不足1%,占农业GDP的比重仅为0.23%左右,不仅明显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2.02%的水平,也低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0.83%的水平,且远未达到国际粮农组织(FAO)公布的1%的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支出。
2.推进乡镇行政体系改革,控制农林水气部门事业费的增长速度,尤其是严格控制部门事业费中人员机构经费的增长速度,逐步降低人员机构经费的比重,增加事业发展业务经费的比重,从源头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
3.调整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投资方向,把依靠群众投资投劳的建设项目纳入农业基本建设支出领域。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应投向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增加农民收入为重点的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为重点的农村社会事业建设。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S.平狄克,丹尼尔L.鲁宾费尔德.计量经济模型与经济预测[M].钱小军,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财政收入/支出 篇8
(一) 我国不同区域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整体经济保持高速发展, 但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导致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从城镇居民的情况看, 中部、东北地区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基本相当, 西部地区略低, 但都落后于东部地区。2009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约为西部地区的1.47倍。从农村居民的情况看, 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大大高于其他地区,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最低。2009年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约为西部地区的1.87倍。农村居民区域间收入差距问题比较明显。
(二) 不同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行业间的竞争加剧, 特别是由于国有行业垄断的影响, 使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开始渐渐拉大, 尤其是一些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职工工资较高。近年来石油、电力、金融证券、航空、通讯、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都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有人说, 一个收电费的一年都能挣十几万, 而农、林、牧、渔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高效益的行业有能力为员工提供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补充医疗保险、特殊津贴等福利, 并且其高管人员的薪酬水平更高, 这更加拉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三)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1.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 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数提高得缓慢, 年均增长率下降幅度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逐步拉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 虽然城乡居民绝对收入额迅速提高, 但绝对收入差距迅速拉开、相对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很大, 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9 109元, 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5 919元。
2.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反映的差距。
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 一般随居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都有所下降, 但是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还是高于城镇居民, 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与城镇居民仍有所差距。
(四) 居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中国城乡居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从城镇居民家庭情况看, 2007—2009年最高10%收入组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最低10%收入组的8.74倍、8.82倍、8.91倍。从农村居民家庭情况看, 2007—2009年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分别为低收入户的7.27倍、7.53倍、7.95倍。由此可以看出, 居民内部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间收入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 又会造成其对教育文化、医疗保健、交通通信等项目的消费水平差异, 从而引发“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
二、运用财政支出手段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财政具有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经济稳定和发展职能三大职能。财政应积极承担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责任。首先, 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 并与工资分配、价格分配都有着密切联系, 发挥财政促进居民收入合理分配的作用, 是财政本质所决定的。其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职能是财政的主要职能, 财政通过对社会产品的再分配来调整社会各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 最终实现社会共同富裕。最后, 财政支出的重要原则是公平原则, 政府可以通过调节财政支出对象及结构, 均衡地照顾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实现社会的相对公平, 促进社会财富分配的相对合理。在调节居民收入公平分配的问题上, 财政主要可以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发挥作用, 运用财政支出手段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三、调整财政支出政策, 促进居民收入合理分配
我国现行财政支出政策存在很多问题。如财政社会性支出规模有限, 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比重较低并主要流向了城镇居民;政府在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下岗职工生活保障、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城农民工相关保险等方面的功能有所缺失。卫生事业支出也亟待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 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很容易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偏低, 且支出结构不合理, 城乡之间的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 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不能满足需求,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基础薄弱。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不科学, 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从税收返还方面看, 中央对地方上划的税收按基期年如数返还, 并逐年递增, 实质上是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收入能力弱的地区得到的返还额依旧很少, 起不到均衡地区财力的作用。中国在中央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拨款方面, 有条件的拨款往往多于无条件的拨款, 往往要求地方政府拿出配套资金。中西部贫穷落后地区难以拿出配套资金, 就难以得到中央政府的拨款, 导致区域经济差距扩大。因上述原因, 我国现行财政支出政策必须做以下调整, 来缩小居民各种收入差距。
(一) 加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和监管,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我国随着经济高速发展, 财政收入越来越多, 财政支出规模越来越大, 财政收入超GDP增长,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 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0万亿元以上, 加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和监管,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就成了一个大问题。现实中财政资金浪费现象比比皆是, 例如人浮于事效率低, 公款大吃大喝, 滥发奖金, 公车私用, 公费旅游, 建豪华办公楼, 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甚至贪污腐化等, 损害了政府形象, 浪费了财政资金, 减少了财政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因此要加强行政事业等支出绩效评价和监管, 精简人员, 减少财政性经济建设支出, 防止产能进一步过剩, 将省下的资金用于民生支出, 同时也要加强对财政民生支出监管, 防止挪用和截留等现象, 使有限的资金确实用于提高居民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上。
(二) 增加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财政支农补贴的力度, 促进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的根本动力在于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应在立足村情的基础上, 积极寻求农村的自然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潜力, 培育和扩大主导产业, 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高效农业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 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应进一步完善粮食生产直接补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补贴等财政补贴形式, 提高扶贫开发水平。
2.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首先, 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支出的形式, 加大对民间资本的吸引, 形成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体制。其次, 加大中央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力度, 全面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的生活费补助政策, 改善教师工资待遇。最后,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发展农村公共卫生事业。通过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积极探索科学规范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运作方式, 提高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
(三)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
1.优先发展教育投入机制, 努力实现全社会教育公平。
保证财政对教育事业投入的资金增长机制, 尽快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4%的目标。进一步落实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政策, 支持解决好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就学问题。加强普通本科高校、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支持职业教育发展, 重点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事业。
2.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提高居民应对风险能力。
一是建立可持续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探索新型资金筹集模式, 进一步提高退休人员工资, 防止养老保险基金空账运行的弊端。二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健全社会救济和救助体系。三是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 加大城乡医疗救助支持力度,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四是完善失业保险制度, 扩大失业保险的范围和补助标准, 积极开展补充保险和倡导商业保险。
3.运用财政政策, 积极促进就业与再就业。
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支出政策, 一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吸纳就业, 另一方面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工作, 鼓励自主创业。重点做好就业困难人群、零就业家庭和受灾地区劳动力就业的帮扶工作, 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给予政策扶持。
(四)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1.明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 科学确定有条件转移支付中对配套资金的要求, 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应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 中央政府承担全国性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支出, 地方政府承担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具有跨地区“外溢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责任, 分清主次责任, 由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按照一定比例共同承担。属于中央事权的项目, 由中央财政承担配套资金。对属于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的项目, 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确定不同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额。对属于地方事权的项目, 为了鼓励地方推进工作, 中央财政因地制宜给以不同的奖励与补助。
2.优化转移支付结构, 强化转移支付的均等化作用。首先, 适当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 尽量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县乡财政奖补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年终结算财力补助等转移支付形式整合到统一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 并科学确定标准财政支出与收入。其次, 规范和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清理整合, 减少立项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使专项转移支付能够体现民主、公开、透明、时效性的特点。最后, 逐步取消税收返还制度。税收返还制度不能体现均等化的目标, 不能起到均衡地区财力的作用, 所以可以将其整合到一般性转移支付中, 促进中国转移支付结构优化。
3.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应向中西部地区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欠发达地区倾斜, 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在对这些区域进行资金支持时, 应着重关注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等项目的补助, 提高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居民生活水平, 缩小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
摘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高速发展, 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方面却存在着城乡间、居民内部不同群体间、区域间、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 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定。我国必须调整财政支出政策, 积极运用财政支出的各种手段, 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 缩小各种居民收入差距, 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居民收入分配,财政支出,转移支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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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支出 篇9
随着海南经济的增长和海南旅游业的发展, 海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变得日趋凸显, 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总体看, 海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得到明显政善。本文利用一系列模型, 分析海南旅游业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为解决海南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一、文献研究与述评
荷兰经济学家、社会学家J.H.伯克在1953年出版的《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是最早将二元结构概念运用于分析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著作。1954年刘易斯在《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首次提出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理论模型。该模型由一个弱小的现代部门 (工业) 和一个强大的传统部门 (农业) 组成。由于两部门工资上的差异, 诱使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当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 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提高了, 与工业达到一致时, 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就消失了。刘易斯的追随者拉尼斯、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 但从实质来说, 这些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描述的是一种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从农业向工业转化、用传统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1955年, 美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Simon Kuznets根据经济增长早期阶段1854-1875年的普鲁士和处于经济发展后期阶段1880-1950年的美国、英国和德国萨克森地区收入差距的统计资料, 在他的论文《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中提出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倒U假说”, 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 尔后是短暂稳定, 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逐渐缩小”。之后中外不少学者企图验证这一假说, 也有不少学者企图通过研究收入差距问题的影响因素来寻求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道路。
我国学者对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二元结构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剖析, 并探索了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路径。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林毅夫教授等认为, 解决三农问题要“跳出农业看农业”, 用大中城市带动广大的农村;把农民转移到有竞争力的产业以解决二元结构问题。魏后凯 (2002) 基于1985-1999年的数据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进行了分析, 认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 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外商投资分布的不平衡密切相关, 并进一步认为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来自于外商投资。侯冠平 (2004) 认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存在的原因主要在于城乡素质二元结构, 主张用知识化推进二元结构一元化。陆铭、陈钊 (2004) 的研究发现, 城市化对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作用, 但地区间人口户籍转换、经济开放、非国有化和政府经济活动等都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中国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政府城市导向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
王少平、欧阳志刚 (2007) 和吕炜、储德银 (2011) 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 两者之间关系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2008) 认为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已从正面的动力要素为主向负面的危机效应为主转化, 形成收入差距的主因在于收入分配制度, 主张加大公共服务支出, 特别是教育、医疗、就业及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服务支出。赵磊 (2011) 的研究发现, 中国旅游发展能够显著减小城乡收入差距;旅游发展对农村人均实际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而与城镇人均实际收入之间关系则不显著, 旅游发展对全国人均收入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关系。罗佳明 (2011) 认为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城乡文化交流和融合所产生的作用远比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意义更加重要, 主张把传统的种植业转变为体验式休闲旅游业。
李永友、沈坤荣 (2007) 认为中国的相对贫困水平有逐步上升的趋势, 城乡内部相对贫困水平的上升速度存在差异;农村和城镇, 相对贫困与经济的发展速度有关, 与经济所处的水平无关;中国相对贫困的产生和日趋严重主要来自于财富初始分配环节中劳动力要素价格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的较大差异, 而财政在减缓初始分配环节造成的相对贫困方面作用又非常有限, 尤其是医疗卫生支出某种程度上还进一步扩大了相对贫困水平;相对贫困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非常显著, 主张调控初始分配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 实施向低收入群体倾向的支出配置政策, 降低相对贫困的深度。魏向赤 (2008) 认为最好的公共政策就是为最弱势的群体提供最优质的公共服务, 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跟不上农民的进城速度, “城市化”和“现代化”不过是将原来城乡的二元结构转换为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 提出要防止把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公平转化为城市内部的教育不公平。
李明、李慧中 (2011) 认为决策者收入优势导致收入差距, 且已经构成中国财政支出迅速扩张和结构扭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已成为建设公共财政的一个重要环节。陈鑫、刘生旺 (2012) 的研究发现, 政府雇员收入最高、城市居民收入次之、农村居民收入最低, 认为财富分配应进一步向居民倾斜, 增加居民收入在GDP 中所占比重, 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 规范政府雇员收入, 提高政府预算透明度, 加快税制改革,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于使用的数据不同, 条件不同, 使用的方法不同, 得出的结论千差万别。毫无疑问,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中外学者提出的这些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各种模型大多是描述了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用工业现代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虽然这些模型与观点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应用于我国实践的过程中, 缺陷非常明显。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 只要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 就可以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可事实上, 如今中国社会能坚守农村阵地的只有老人、小孩和妇女们, 几乎所有的能够劳动的劳动力都已经到来城市, 可为什么还是解决不了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二、模型的构建
(一) 引进模型因素的基本分析
反映二元经济结构的指标很多, 只要是城乡差距的指标都可以用于度量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消费差别、耐用品购买方面的差别、储蓄差别、文化教育卫生差别、社会保障的差别、生活环境与生活条件的差别等等。影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因素也有很多, 而且也非常复杂。从总体上来看, 影响二元经济结构的因素大体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 如经济的增长、旅游业的发展、各种宏微观经济政策、历史问题和一些偶发事件等, 甚至包括地域问题。
另外, 上面提及到的衡量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指标所涉及的因素也是影响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因素, 如文教卫的差别和生活环境与条件的差别可能影响居民的素质, 从而影响收入水平。值得一提的是, 海南旅游业的发展对海南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旅游业的发展改变了经济和社会关系, 影响着居民收入分配问题, 对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影响。构建二元经济结构模型, 就是要理清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和影响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因素之间的关系, 找出其间的内在规律。基于对各种影响因素的考量, 我们选定了海南经济增长、旅游业发展、财政支出作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下面对这些因素的主要关系进行简要分析。
毫无疑问, 经济增长是影响收入差距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不同产业、不同部门经济增长速度是不相同的。就城市与农村而言, 城市的生产率增长率要高于农村的生产率增长率, 因而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就旅游业与城乡收入差距而言, 旅游业的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较为复杂, 至少有一下几个方面:部分农民因为旅游业的发展失去了土地, 却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补偿;旅游业的发展使得财富进一步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旅游业的开发者和经营者得利最大, 但也会为农民增加就业机会, 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物价的提高也会让农民获得实惠;旅游产品主要是由城市居民消费, 因此, 这会使得城市居民的部分财富流入旅游业相关人员手中。从财政收入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 这主要取决于政府行为, 政府行为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也可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因此,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需要对海南经济、旅游业、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实证分析。
(二) 分析方法、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分析方法选择利用经典的OLS法和VAR模型。VAR (Vector Autoregression) 模型主要用于动态分析, 在1980年由C.A.Sims 提出, 该模型的提出推动了对经济系统动态分析的广泛应用, 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模型之一。从模型赖以建立的数据来看, 经典回归模型建立在稳定数据变量基础上, 但对于非稳定变量使用经典回归模型, 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等诸多问题。1981年Granger提出协整的思想, 以适用于非平稳变量组成的关系式中长期均衡参数估计的技术。如果变量之间有着长期的稳定关系, 那么它们之间就是协整的 (cointegration) , 就可以使用经典回归模型方法来建立回归模型。
在选择计量指标时, 为了将旅游业与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区别开来, 可以选择城乡收入差距、旅游收入、财政支出和扣除旅游收入后的经济增长以及地区生产总值 (GDP) 。为了研究方便, 用G表示海南地区生产总值, 用GD表示减去旅游收入之后的GDP, 用IT表示旅游收入, 城乡收入差距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差作为衡量指标, 记为GI。GD和IT单位为亿元。用EL表示地方财政支出, 单位为万元。海南城乡收入差距单位为元。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对于时间序列分析的影响, 所有的价值指标都用零售商品价格指数 (按1978年价格) 进行平减。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 对有些指标数据经过上述处理后再进行自然对数变换, 并分别在前面加ln。指标数据源于各年度《海南省统计年鉴》, 数据取值范围为1987—2011年。
(三) 海南Kuznets的倒U假说的验证
考虑到海南的情况, 采用海南GDP来衡量经济规模, 用城乡收入差距来表示社会分配的不平等, 用最小二乘法可得下列方程:
GI=61.47395+6.519729G-0.004268G2-μ (1)
t=2.812150 24.23696 -7.043481
R2=0.995087, Adjusted R2=0.994641,
F=2 228.62, T=25, DW=1.814485
这一结果非常好的拟合了Kuznets的倒U假说在海南经济社会的存在。将方程右边对时间求导, 并令导数等于0, 可得G=782亿元。也就是说, 当海南GDP达到764亿元时, 海南的城乡收入差距才会开始减少。海南2011年的这一指标为450亿元, 离开拐点值764亿元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所以海南社会的城乡差距还会继续扩大。由于宏观经济变量通常都是非平稳的, 为了进一步研究收入差距、经济总量、旅游收入和财政收支之间的关系, 需要对变量进行检验。
(四) 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 可以引入VAR模型, 但纳入VAR模型的变量必须是协整的。为了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首先需要对时间序列做单位根检验。用 (C, T, L) 表示检验方程含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项情况, C或T为0表示不含截距或时间趋势, L表示滞后期, △表示一阶逐期差分, 用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法对各序列进行检验, 结果如表1所示。
一阶差分△lnGD、△lnGI、△lnEL、△lnIT都是平稳序列, 即lnGD、lnGI、lnEL和lnIT都是1阶单整序列I (1) 。有些自身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 这说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上述的1阶单整序列I (1) 经过1阶差分, 变量是平稳的, 也就是说其1阶差分的时间序列的某种线形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因此, 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如果这两个时间序列存在协整关系, 则说明他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采用Johansen的极大似然法进行协整检验可知, lnGD、lnGI、lnEL和lnIT没有协整方程的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拒绝, 而分别至多3个协整方程的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接受, 结合上文平稳性检验结果可知,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变量lnGD、lnGI、lnEL和lnIT之间仅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 这种长期均衡关系能保证变量的任何短期偏离都会因为协整而回到长期均衡状态上来。协整分析表明经济变量之间存在某种均衡关系, 但二者之间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可以采用由Granger (1969) 提出, Sims (1972) 推广的检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方法。为了节省篇幅, 只将各变量与收入差距的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罗列出来, 结果如表2所示。
注:表中X≯Y表示X不能Granger引起Y;Y≯X表示Y不能Granger引起X。*表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拒绝。
从表2的收入差距和扣除旅游收入后的经济增长 (以下简称经济增长) 的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来看, 收入差距不能Granger引起经济增长的原假设在短期被接受, 而在长期被拒绝;经济增长不能Granger引起收入差距的原假设不管是在长期还是短期均被拒绝。可能原因是经济增长需要资本的积累, 而在短期内, 资本的积累是有限的, 而在长期, 收入差距扩大引起的资本集中将转化为资本, 所以促进经济增长。由于城市本身就是在有利的地理位置发展起来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集中而成为城市, 城市经济发展的速度会快于农村, 从而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快于农村, 由此使得经济增长引发城乡收入差距。
从收入差距和财政支出的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来看, 收入差距不能Granger引起财政支出的原假设在短期和中期内均被接受, 而在长期被拒绝, 而财政支出不能Granger引起收入差距的原假设在短期被拒绝, 在长期和中长期被接受。可能原因是在短期和中期内, 收入差距的扩大虽然会使得农村居民相对更加贫困, 但有关部门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增加对农村居民的财政支持, 从长期而言,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需要财政部门拿出更多的资金来消除贫困或相对贫困, 从而使得财政支出增加, 或者说收入差距的扩大到财政支出的增加存在存在明显的时滞问题。另外, 财政支出的增加可能会在短期内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原因可能是财政支出更多的是偏重于城市建设与城市居民生活, 城市居民直接或间接地得到了财政支出的好处, 但这种财政支出只能够增加城镇居民的临时收入。
从长期来看, 不能转化为城镇居民的内在“产出”能力。因而在长期内, 这种财政支出的效果甚微, 不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从收入差距和旅游收入的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来看, 收入差距不能Granger引起旅游收入的原假设在短期和长期都被拒绝, 在中期却被接受, 而旅游收入不能Granger引起收入差距的原假设不论是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被拒绝。可能原因是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使得富裕起来的人们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旅游业中来, 从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 富裕起来的城市居民也会有能力消费旅游产品, 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 而旅游业的发展会让农村居民得到实惠, 从而不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五) 海南收入差距与经济、旅游业和财政支出的实证分析
基于上面分析, 为了寻求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旅游业发展和财政支出的关系, 可以考虑建立VAR模型。首先根据SC最小且AIC最小的原则, 选择滞后期为3。由于文章要考察的是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旅游业发展和财政支出的关系, 所以, 只列出lnGI方程。模型结果如方程 (2) 所示:
lnGI=6.174629-0.3566902lnG
R2=0.994007, Adj. R2=0.986017,
AIC=-2.331249, SC=-1.686542
如果被估计的VAR模型所有根的模的倒数小于1, 即都位于单位圆内, 则被估模型是稳定的。为了验证模型的稳定性, 可以使用eviews6.0软件计算该模型特征方程的特征根的倒数绝对值, 特征根倒数的模都小于1, 都在单位圆内。这说明该模型是稳定的。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由于所有根都在单位圆内, 所以, 可以进一步分析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 (IRF: impulse-response function) 描述的是一个内生变量对残差 (称为Innovation) 冲击的反应 (响应) , 即描述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来自系统内部或外部的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产生的动态影响。主要用于分析政策的时滞问题。为了避免“正交”脉冲响应函数Cholesky分解的结果严格依赖于模型中变量的次序的缺点, 可以采用由Koop等 (1996) 提出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并选取考查期为滞后15期。该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如图2所示。
1998年Pesaran和Shin构建了不依赖于VAR模型中变量次序的正交残差矩阵的广义脉冲分解法。广义脉冲分解法较好的避免了变量秩序对响应函数产生的影响。图2是该模型部分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所描述的是收入差距对各内生变量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函数。收入差距对自身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的响应在开始时非常敏感, 在第1-3期迅速减少, 第3-10期波动不稳, 但在第10期后变得非常平稳, 仅有小幅度正的响应。这说明收入差距自身存在一种内在机制, 这种机制会使得收入差距在长期内不会超过一定的范围, 这个范围就是社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容忍度, 可以形象的称之为“带宽”, 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它与经济发展的程度、经济政策、人文环境、社会习俗等因素有关, 还与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有关。当收入差距超过一定范围时, 就会打破现有的状况, 从而导致收入差距的减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一个标准差信息的响应在第1-8期波动较大, 第8期之后开始变得非常平稳, 但其响应的幅度基本保持在略低于对它造成冲击的新息的水平。这说明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是长期的, 因此, 有关部门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减少经济增长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而带来的负面效应。收入差距对一个旅游收入标准差信息的响应在开始时的第1-2期响应非常强烈, 一个正向冲击在第2期迅速转为负值, 然后在第2-5期和第6-9期基本上保持着减少的态势, 从第9期后的响应虽然略有增加的趋势, 但其幅度远大于对它造成冲击的新息。这说明旅游业的发展会减缓城乡收入差距, 可能原因是旅游业的发展主要是在郊区或者农村, 城镇居民的旅游行为会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 一些旅游企业的开发征用了部分农民的土地, 给予了农村居民一定的补偿, 这种开发在使得农民收入直接增加的同时, 也会促进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长, 从而缩小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对一个地方财政支出标准差信息的响应在开始时的响应非常强烈, 第1-6期呈锯齿形波动性上升, 第6-10期的响应逐渐减少, 在第10-13期略有增加之后, 其响应再次减少, 虽然低于对它造成冲击的标准差的新息, 但还是保持着正向的响应。可能原因是财政支出造成了对农村居民的不平等, 财政支出主要是用于城市居民和城市建设上。因此, 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必须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力度, 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 保障农村居民最低生活水平的需要。
为了更好的弄清结构冲击对收入差距变化的贡献度, 可以将上述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 所得结果如图3所示。Sims在1980年提出了方差分解的方法, 方差分解 (variance decomposition) 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 (通常用方差来度量) 的贡献度, 分析预测残差的标准差由不同新息的冲击影响的比例, 即对应内生变量对标准差的贡献比例, 并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 方差分解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
图3是海南收入差距的方差分解, 其Cholesky Ordering为:lnGI、lnGD、lnIT、lnEL。从图中可以看出, 一个结构冲击后, 收入差距反应相对较快, 其贡献度迅速减少, 到第7期时减少到28.3%, 虽然之后还是一直下降的趋势, 但其下降趋势逐渐变缓, 到第15期时, 其贡献度达到15.4%。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增长非常迅速, 第2期就从0达到27.8%, 第4期达到50.6%, 以后贡献度增加的速度虽然有所减缓, 但一直保持着增加的趋势, 到第15期时达到72.1%。旅游收入的贡献度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的增长要缓慢得多, 到第2期时为0.29%, 第3-8期在2%左右波动, 以后其贡献度逐渐增长, 到第15期时达到6.2%。财政支出的贡献度在第2期只有极少量的增长, 第3期达到2.7%, 到第7期其贡献度达到最大值10.1%, 以后各期逐渐减少, 到第15期时达到6.4%。因此, 从贡献度来看, 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主要来自于经济增长, 其次是收入差距自身, 然后是财政和旅游业, 他们几乎平分秋色。
三、研究的启示和主要政策含意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海南经济社会正处于城乡收入分配不断扩大阶段。海南经济的增长带来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且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长期效应。从贡献度来看, 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主要来自于经济不平衡增长。因此, 千万百计地发展品牌经济, 改造农村的生产经营方式和体制, 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 让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真正步入现代化的轨道, 这些才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之道。旅游观光业是海南最重要的支柱企业, 必须让广大农民和农村经济最大程度地融入旅游观光产业中去。所以, 大力发展海南旅游业, 制定并完善海南休闲旅游业的扶植政策, 建立健全完善的休闲旅游业扶植体系, 加大对休闲旅游的扶植力度, 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大意义。
要切实处理好经济发展、旅游业发展、二元经济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打造海南旅游业精品;正确处理好各产业发展的关系, 理顺好旅游业发展和农业、工业、金融业、建筑业等产业发展的关系;要在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时, 精心设计旅游产品, 抓好旅游产品开发, 要充分体现海南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合理布局并提升休闲观光农业的质量水平, 打造休闲旅游精品区, 并以此发展旅游辐射区。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功能, 正确引导旅游业的收入分配, 要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到旅游业发展的浪潮中来, 让农民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切实获得好处;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政策, 收入分配应该向农民倾斜, 要坚决制止乘旅游开发之机, 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在旅游产品开发的时候, 要确保农民的利益得到充足的补偿。
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的响应存在明显的时滞性, 财政支出的增加会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原因可能是财政支出更多的是偏重于城镇建设与城镇居民生活, 而目前这种财政支出方式只能够增加城镇居民的临时收入, 不能转化为城镇居民的内在“产出”能力。因此, 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就要减少财政支出造成的对农村居民的不平等, 加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农民生活的投入力度, 改善农村生活环境, 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 保障农村居民最低生活水平的需要。在对农民的支持方面, 重点要放在提高农村居民的素质方面, 提高核心服务理念与核心服务水平、艺术美学的鉴赏能力、农业科技水平等方面的素质, 使得农村居民素质符合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要求。提高农民素质, 不仅有利于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 也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从而有利于解决海南二元结构问题。
根据海南的地理、自然、经济、社会和产业特点可以预测, 海南城镇化的速度相对内陆多数地区要快得多。因此, 重视和着力解决当前农村居民城镇化中的各种现实困难和问题也必须成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优先和重点考虑的战略问题。
摘要：对海南经济、旅游业、地方财政支出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分析表明, 海南社会正处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阶段。海南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主要源于经济增长, 财政支出偏重于城镇建设与城镇居民生活, 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而且这种财政分配结构不能转化为城镇居民的内在“产出”能力。海南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点是千方百计地让广大农民和农村经济最大限度地融入到蓬勃发展的旅游观光产业中来, 转变农村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活方式。
关键词：经济增长,旅游业发展,地方财政支出,城乡收入差距,二元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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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支出 篇10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结合我国当前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经济发展由外向型增长转向内需拉动型增长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合理选择。但根据经济学原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因此,政府在财政支出尤其是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上要逐步优化,以期财政支农支出不会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抑制作用。学术界关于财政支农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财政支农支出可以通过改善其结构和方式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杨爽,2006;陶然、刘明兴,2007;张勇 ,2008;梁文凤 ,2013);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的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和方式一般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章奇,2003;陆铭、陈钊,2004;黄祖燕等,2005;李秉强,2007;陈安平、杜金沛,2010)。
一、财政支农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
(一 )财政支农支出
1. 公共财政理论 。 亚当.斯密在 《国富论 》一书中提到 ,我们之所以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牛奶、面包,并不是挤奶工、面包师们的仁慈,而是在他们这样做的同时,自身的利益也得到了最大的满足。这是“看不见的手”理论的主要思想,也是市场经济逐利性的形象描述。但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及周期性的失灵,就需要另外一种体制——公共财政来弥补市场的不足。公共财政对于市场有效领域不予干涉,对于市场弱效或无效领域加以调控和监督,从而为保证经济的平稳良好运行提供保障。
公共财政的功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资源配置功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但因为市场失灵的存在,不可能使资源的配置效率达到最佳状态。公共财政通过确定社会公共需要的基本范围,确定财政收支占GDP的合理比例;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证重点支出,优化一般支出;通过政府投资、税收、补贴等方式,带动民间投资,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等,达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二是收入分配职能。效率和公平一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内在要求,二者不可偏废其一。市场通过一切手段,以期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而公共财政通过转移性支出,如社会保障、救济金、补贴等;通过加强税收的调节,如个人所得税、“营改增”等税制改革; 通过划清市场分配与财政分配的界限和范围等方式,以求达到公共财政调节收入的目的。三是经济稳定职能。公共财政通过保证非生产性的社会公共需要, 如加强环境治理、加快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 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在物质文明构建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还通过加快对农业、能源、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公共设施的发展,消除经济增长中的“瓶颈”现象。
2. 财政支农支出政策。财政支农政策是各级政府利用税收、补贴、分配等方式来支持和扶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是着力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系列综合政策。财政支农支出主要包括:农业基本建设、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农业科研、农业综合开发、农林水事务费用支出、农产品流通补贴、农业生产资料补贴和财政扶贫等项支出。
我国政府自2000年以来提出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政策。具体有:(1)取消农业税,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2)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增加对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和重大农业技术推广专项补贴;(3)加大对农田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4)在有条件的地区,特别是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不断探索农地使用流转的形式,通过“土地入股”等多种形式加大农地使用权的流转力度,不断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5)疏通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转移的渠道;(6)坚持把农村教育摆在重中之重的地位,在落实“两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消除青壮年文盲)的基础上,加快农村教育的全面发展;(7)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一系列的支农惠农政策,使农民分享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体现了社会公平,为新型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城乡收入差距
度量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常用的有两种方法:一是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二是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因为消费和收入息息相关, 而且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把实物补贴、财产等隐性因素考虑进去,所以用消费水平差异能更准确地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状况。
1. 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又包括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名义值之比;第二种是剔除物价因素之后的城镇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实际值之比 (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 ,城乡居民收入名义值的绝对差距在逐渐拉大,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的变化趋势则比较复杂。
2. 城乡人均消费差距。度量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可以通过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来表示,也可以通过城乡居民人均消费的差值来衡量。
度量消费水平的指标还有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是家庭食品消费支出与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比例, 家庭收入越少,恩格尔系数越高。随着居民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会逐渐下降,恩格尔系数会逐渐变小。从图2中可以看出,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都呈逐年下降趋势,并且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一直高于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
(三 )财政支农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揭示了人均财富增长与人均财富差距之间的内在基本规律,即在经济发展初期,人均财富差距会随着人均财富的增长逐渐拉大;当人均财富的增长到了一定阶段之后,人均财富差距会出现一个拐点,即随着人均财富的进一步增长而逐渐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一方面要靠市场力量的自发调节,另一方面要靠公共财政的干预调节。财政支农支出隶属于公共财政支出的一部分,公共财政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方式,可以很好地促进社会的公平,使经济社会在追求效率的同时能够兼顾公平。具体来讲,政府通过税制改革,逐步完善各类税种, 目的就是要逐步缩小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解决低收入者的后顾之忧,提升他们的消费能力, 缩小高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消费差距;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可以很好地起到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二、财政支农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 )变量的选取
1. 城乡收入差距 (gap)。 文中选择使用剔除物价因素之后的城镇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实际值之比来表示城乡收入差距。
2. 财政支农支出指标 (fsr)。 文中选择使用财政支农支出与财政总支出的比值作为财政支农支出指标。
3. 城 镇化指标 (nri)。 文中选择的城镇化指标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之和与总就业人数的比值。
4.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 (infri)。由于其它指标使用的都是比值,所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使用的是农村年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对数值。
(二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文中所进行的实证分析是基于1978-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各指标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金融年鉴》(2009-2013)、《中国财政年鉴》(2013)。文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向量自回归(VAR)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
(三 )实证分析过程
1. VAR模型滞后阶数的确定
注:*表示按照以上标准选择的最优滞后阶数。
如表1所示,在5个指标中有4个指标认为应建立VAR(1)模型,则文中确定建立VAR(1)模型。
2. ADF单 位根检验
检查序列平稳性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很多,文中使用的是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结果汇总如表2。 (c,t,p)分别表示变量在检验模型中的截距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
从表中可以看出,变量gap、inrfi都是二阶单整序列,而变量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变量之间就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变量gap、fsr、nr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3. 协 整检验
对变量gap、fsr、nri进行协整检验, 得到它们之间的协整方程如下:
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财政支农支出指标与城乡收入差距指标之间呈反比,城镇化指标与城乡收入差距指标之间呈正比。
三、结论与思考
(一 )研究结论
1. 财政支农支出指标与城乡收入差距指标呈反比。政府通过农村救济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等方式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逐步缩小了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差距。
2. 城镇化指标与城乡收入差距指标呈正比。政府在大力推行城镇化的过程中,使农民逐步丧失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切断了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而在城市不断扩容的同时,城镇市民的财产性收入又在逐渐增加。这是城镇化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注:此表为Eviews6.0软件检验结果。
(二)政策性思考
1. 加大财政支农力度 ,优化支农支出结构。 (1)持续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提供各种财政税收优惠政策,注重政策的延续性和深入性。 (2)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提升农民素质。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培训与教育, 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增强其获得非农业收入的能力。 (3)加大对农村科技投入,增强农业科技创新力度,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4)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居民能够享受到与城镇居民相似的公平待遇。 (5)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水利设施建设)的投融资力度,推动农村与城镇之间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2. 合理运用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财政补贴政策。 (1)加强财政补贴政策法规建设,做到财政补贴制度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2)逐步增加财政补贴的额度,改进支农财政补贴的方式和方法。 (3)提高财政支农补贴的资源配置效率,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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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声音之支出 篇11
多年以来，地方财政对于收入的看法有过两次巨大的改变：第一次是由政府资金的“分钱者”向政府资金追求投资回报的“掌柜”改变，而第二次，则是由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向公共服务的购买者转变。正所谓“把政府的归政府，把市场的还给市场”。
首保民生
进入到2014年，几乎我们采访到的所有地方财政在支出一栏里写的第一点都是“全力保障民生支出”，这与公共财政的理念深入人心不无关系，同时也说明了地方财政投入的重心逐渐倾向由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财政局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把财政在民生方面的投入理解为地方在民生项目方面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又客观的分为两个部分，作为接下来财政在民生方面投入的重点。确保民生需求持续性、合理性和稳定性。
一是提高民生资金保障水平。这项工作包含按计划提高最低社会保障水平，完成城镇低保补差标准；保障养老、医疗、种粮等惠农强民资金；着力保障教育资金，落实教师“两相当”政策等。
二是保障民生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完善民生基础设施；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申报一事一议奖补项目资金；整治农村和城市道路及周边设施环境等。
回报优先
相对于曾经大行其道的“部门分配，财政掏钱”的传统财政资金分配方式，现代地方财政更多的将目光着眼于对政府资金投入的回报。
江苏省徐州市财政局局长韩冬梅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改变财政资金投入方式。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入实施财政资金“拨改投”、“拨改贷”、“拨改保”，变无偿为有偿，运用市场化运作模式，放大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增强资金使用主体责任。
另外，她表示要扩大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范围。全方位实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凡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公共服务全部纳入购买范围。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建设，提高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开展公益服务和中介服务能力。积极探索建立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研究细化公共服务绩效考核目标和验收标准，强化日常监管考核。
技术与制度严控
财政资金的支出方面，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财政放弃了事后查账系统，转为动态监控。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财政局2013年将动态监控范围扩大到所有财政资金和全部预算单位。按照财政厅考核要求对动态监控系统进行改造，并于10月底实行新的动态监控规则，通过更为严格的动态监控规则来减少现金的提取。截止12月底，柳州市本级共监控预算单位402家，实现了100%的监控。监控资金112亿元。其中已核实违规资金661笔，1.26亿元。已核实违规资金占所有监控资金的1.1%。并纠正了所有的违规资金。
财政收入/支出 篇12
在《财政收入与支出》这课教学中, 我使用小组合作学习方法, 把全班分成三个小组, 确定目标, 完成教学任务。
扬中园博园围绕“水韵·芳洲·新园林———让园林艺术扮靓生活”这一园博会主题, 扬中计划投资15亿元, 在918亩地块上建设一座拥有4A级景区标准的城市园林, 引发学生的思考:
靠个人的财力能够完成吗? 由此导入新课的学习———财政收入与支出。这是国家参与社会分配的两个方面。
(情境讨论 ) 让我们当回财政部长。
假设2013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30000亿元, 全班分成三个小组, 大家从收和支两个方面设计财政报告, 最终分别形成收等于支、收大于支、收小于支三种情况。
(生) 讨论交流 , 组长发言。
( 师 ) 由学生的 “财政报 告”可以 看出 : 财政收入 的来源 (税、利、债、费) , 通过计算得出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大家在讨论交流中了解财政支出的范围, 财政收与支的关系, 理解影响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等。
(讨论辨析 ) 财政收入是否越多越好 ? 那么是否意味着财政收入越少越好呢?
[课堂小结 , 情感回归 ]
财政分配的主体是国家, 目的是实现国家的职能, 社会主义国家职能的实现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我们应该拥护党的领导, 为国家的财政贡献一份力。
[教学评价 ]
以家庭为研究对象, 就收与支草拟一份“财政报告”。
一、小组合作学习的一般步骤
经过教学实践, 可以把小组合作学习确定为:合作设计—任务分配—合作活动—总结反思四个环节。
(一 ) 合作 设计
本节课的主要任务是搞清楚财政收入与支出的一些知识点, 以及收与支的关系, 影响因素, 等等。把全班分成三个小组, 每个小组完成财政收入与支出的设计, 达到三种不同的状态, 分别形成三种关系, 由此引出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是什么怎样增加财政收入, 从而为下节课学习财政的作用做好准备。
(二 ) 任 务 分 配
在阅读课本的基础上, 课前把每个小组的任务分配好, 收集相关资料, 我国目前财政收与支的关系, 还可以结合当地实际, 了解财政状况, 节省课堂时间。
(三 ) 合作 活 动
课堂上让学生自己设计, 大家围坐在一起, 营造小组合作学习氛围, 课堂氛围非常活跃, 每一个小组都在积极思考, 通过展示自己收集的资料, 计算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 得出税收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四 ) 总 结 反 思
通过本课学习, 每位学生都做了回财政部长, 在小组合作学习中, 感悟到由大家到小家, 如何处理好收与支的关系, 正确认识国家收入的分配, 财政收入不是越多越好, 也不是越少越好, 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分配政策有关。要增加财政收入, 要考虑企业和个人收入的增加。
二、小组合作学习中的问题及对策
(一 ) 问题
在教学实践中, 小组合作学习的开展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影响了小组合作学习实效。
1.教师缺乏对教材的钻研。有些政治教师在设计小组合作学习任务时, 仅依据教材、教学参考, 忽视学生的实际兴趣和需要。为了让学生广泛参与, 不论什么问题, 不管合适与否, 难易程度如何, 都要学生合作讨论。
2.教师缺少指导与管理。学生在参与小组合作学习时 , 课堂喧哗, 声音较大, 会影响教学秩序。如果老师不给予适当的指导与管理, 放任自流, 则反而无法实现原有的教学目标。有的教师缺乏必要的计划、调控等组织技能。
3.学生不能充分利用小组合作时间。在小组合作学习中 , 有的学生利用合作学习时间聊天, 讨论与本课学习无关的内容, 不能照顾到每一位学生。有的学生围绕一个问题激烈争论, 浪费了学习时间。有的学生针对某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讨论过火, 偏离了主题。
4.后进生处于被动地位。在小组合作学习时 , 学习的尖子生成为小组内最活跃的一分子, 他们的潜能得到了开发, 个性得到了张扬。一些学习后进生因为基础薄弱, 参与性、主动性欠缺, 思维的敏捷性、深刻性稍逊一筹, 他们盲目随从, 对小组内的不同见解无法提出观点。
(二 ) 对策
1.教师要钻研教材。小组合作学习要在教师钻研教材的基础上进行, 课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合作设计、任务分配等, 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 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针对课程标准和考试说明, 确定需要进行小组合作学习的考点, 按照合作学习的步骤, 明确目标, 合理安排, 提高教学有效性。
2.教师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教师要通过引导 、组织、启发和指导, 帮助学生发挥主体作用。教师要引导学生如何思维, 采用正确的方法, 简单的知识尽量让学生独立思考, 课堂上让学生自己表达观点。
3.教师要进行教学反思。每次小组合作学习后, 都要进行教学反思。在这次合作学习中存在哪些问题, 学生在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什么特殊状况, 学生在对知识点的讨论中产生了哪些新观点, 等等, 不断积累合作学习经验, 为下次的合作学习提供有效帮助。
4.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与技能。可以建立长期合作小组, 在班上固定分为几个小组, 大家彼此比较了解, 固定分工, 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可以开展宣传讲座活动, 介绍先进的学习方法, 合作学习的一般步骤等, 增强有关合作学习的技能。
我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尝试新的教学方法, 提高教学有效性, 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我们要通过不断的教学实践, 在实践中不断反思, 改进方法, 努力提高小组合作学习的实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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