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财政收入

理论财政收入（共7篇）

理论财政收入 篇1

引 言

公共预算在公共部门管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预算的实质在于配置稀缺资源, 因而它意味着在潜在的支出目标间进行选择;预算也意味着平衡, 因此它需要一定的决策制定过程 (Rubin, 1990) 。所以公共预算就涉及到公共资源的配置和公共资金使用上的选择。从广义的角度来看, 公共预算的研究与整个社会的研究有关:研究公共预算的理由之一就是藉由观察政府支出的方式、过程与优先级, 来了解社会。因此, 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 公共预算过程或有不同, 但是无论在哪种社会、哪种制度之下, 公共预算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 政府在整个财政领域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 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效率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福利水平。而决定政府决策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府对财政收入的预测 (Feenberg et al., 1989) 。

因此本文首先对财政预算领域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和评论, 然后在预算理论的指导下, 对预测财政收入的模型和方法加以介绍, 进而为我国的预算改革提供建议。

1 公共预算理论

传统的公共预算理论的研究可从3种不同的观点来进行:即经济学、政治学与管理学。这3种研究观点各有其关注的重点, 思考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Caiden, 1990) 。

1.1 经济学

经济学主要对公共预算进行规范性和实证性的研究。最早开始采用规范的方法研究公共预算的还要追溯到Adam Smith, 他在运用价值、货币、价格、社会分工、交换、工资、利润、地租等一系列经济范畴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分析说明的基础上, 专门论述了君主或国家的费用、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源泉和国债问题, 为公共预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 随着边际分析方法 (Marginal Analysis) 的发展, 经济学的研究渐渐将福利经济学用在探讨公共预算过程中。福利经济学认为资源的有效配置实际上是对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合理分配。对于私人物品而言, 市场定价是最优、最有效率的配置方式;而对于公共物品而言, 由于免费搭车者的存在, 市场定价机制失效。因此学者们建议可以按照公共物品的外部效应予以补贴 (Steiner, 1983) 。至于消费者对于公共物品的隐藏偏好问题, 则可以通过投票机制来取代市场机能。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外部性的测量虽非不可能, 却相当困难;投票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却存在很多缺陷, 并不能完全取代市场机能的全体一致决定;同时, 由于预算收入的限制, 政府活动的选择常是零合 (zero sum) 游戏, 帕累托效率标准经常是无法适用的;总之, 在经济学范畴内, 如何有效率的提供公共物品, 仍颇具争议。

1.2 政治学

政治学者认为预算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产物, 因此研究预算应从分析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 以及预算如何被执行出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说就是渐进主义 (Incrementalism) 。政治学的研究观点更注重的是预算的政治本质, 因此它考虑的是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将预算过程视为渐进行为的政治模型确实有其存在的理由。许多预算的实例显示, 政府预算的编制, 每年度都是以上一年度的预算额度为基数, 以递增方式加计而成。

1.3 管理学

为了形成有效的公共决策以及使预算资源更为合理配置, 倡导以预算制度与管理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来完善预算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 而这种方式的实施也由于管理意识的增强以及管理能力的提高而逐渐成为可能。应用管理学对预算进行研究, 具体而言就是将预算形式的分类采用功能、绩效、计划 (Program) 等分类进而取代传统的按支出用途分类等方式, 使之涵盖控制、管理、规划等要素。如方案计划预算制度 (Program and Performance Budgeting System) 、零基预算制度 (Zero Base budgeting system) 等。管理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将预算过程从支持政府官僚行政资金的被动角色, 改为积极的决定政府施政计划和目的的工具, 因此预算实际上是理性决策的过程 (Shick, 1973) 。

总之上述3种研究观点, 各有其独到的见解和贡献, 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经济学者无法订出一套实用的标准, 来决定哪些活动最适合于政治决策;管理学者老是面对的是预算改革失败问题;政治学者则永远无法正确的解释预算行为差异问题 (Caiden, 1990) 。

尽管在公共预算研究领域, 财政理论和实践一直没有得到一种清晰的解释 (Seligman, 1926) 。但实际上,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管理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之下, 公共预算的理论建构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下面我们将介绍公共预算领域里的主要理论:渐进预算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预算政治论 (马骏、叶娟丽, 2003) 。

1.4 渐进预算理论

Wildavsky (1964) 提出的渐进预算理论, 使公共预算理论的构建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渐进主义学派风靡一时, 并很快成为公共预算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主流理论。该理论的基本命题是“预算的做出是渐进的, 而不是全面的。一个简单的智慧是, 支出机构决不会在每个预算年度里根据现有项目的价值和替代项目的价值来积极地评估所有的方案。相反地, 支出机构的预算要求都是建立在上一年的预算基础之上, 并特别关注边际上的增加和减少。”

渐进主义的核心理念是政府预算是渐进的、逐渐形成并发展演变而来。而演变的整个过程与政府预算的决策过程紧密结合并最终在预算的结果中体现。理想状态下, 这个过程在反复协商并相互妥协后, 可以使所有参与决策的各方 (包括行政长官、行政人员、各方利益代表等) 均能获益并使相互间利害冲突最小化。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会以前一年度预算规模作为基准并在其基础上做调整, 而行政部门所要达到的目的则是尽量获得调整的增量部分。

众多学者都对渐进理论进行了实证研究。Davis、Dempster和Wildavsky (1966) 将决策参与者的决策原则通过等式构建之后, 得到了这些原则的运用过程以及结果均符合渐进性, 他们所构建的8个等式代表了包括用来计算预算要求以及国会投票确定拨款等多项决策原则。而渐进模型内含的较强的预测能力在Wildavsky和Dempster (1986, 1997) 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后, 也得到了证实。另外, Sharkansky (1968) 和Anton (1966) 在结合各级政府及组织的实际情况后, 发现该模型可以对美国州一级政府的实际预算情况进行较好的诠释;Crecine (1967) 进一步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后, 发现如果财政收入来源对该理论存在限制, 则该理论同样适合对市级政府预算情况的分析。

尽管渐进理论对于公共预算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仍有很多学者提出许多反驳和质疑。反对者对于渐进预算理论的描述和规范能力都持有保留态度, 他们不但怀疑“预算决策的过程和结果实际上是渐进的”说法, 也反对“预算决策应该是渐进增加的”建议。另外, 渐进预算的实证解释力高低, 与所分析的数据类别和模型形式有很大的关系。如Bailey和O'Conor (1975) 、Leloup (1978) 指出, 渐进主义预算模型没有正确解释描述性的数据。Moreland (1975) 和Gist (1974) 认为, Davis、Dempster和Wildavsky (1966) 之所以能认为预算的运用过程和结果都是渐进的, 是因为他们没有控制数据的长期趋势。而一旦控制共线性, 预算渐进主义从战略上所做的解释就无法从Davis、Dempster和Wildavsky (1966) 的相关分析中获得支持 (Wanat, 1974) 。还有学者指出, 即使渐进预算的理论很成功描述大部分预算决策行为与结果, 但它没有解释如何和何时政府预算会产生不规则的变化, 这些偏离渐进预算的决策过程与结果, 比渐进预算行为更重要、更有研究价值。

1.5 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众多模型中, 最为关键及最具备代表性的模型是关于公共产品需求的中位选民模型以及官僚预算最大化的供给模型。

1.5.1 中位选民模型

中位选民是指位于所有选民最优偏好结果中处于中间状态的选民。该理论认为中位选民的偏好在简单多数票选规则下对公共产品均衡产出水平起决定作用, 即他们的选择结果通常与在多数决策机制下得到的政治均衡一致。基于此, 预算决策就可被如何使中位选民效用最大化的问题所替代, 同时该理论也可应用于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和支出以及预算行为进行预测和解释。

但是该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 (1) 有关中位选民的界定是模糊的。虽然中位收入可以被看作是划分中位选民比较有效的指标, 但却不能单一的确定中产阶级与中位选民毫无区别 (Inman, 1978) 。进而, Atkinson和Stiglitz (1980) 认为在选民偏好相同并且其收入与预期的公共支出存在单一的函数关系的情况下, 可以确定中位选民与中产阶级等同;但如果该单一函数关系不成立, 抑或选民偏好存在较大差异, 那么两者之间就无法等同。 (2) 在一个非民主社会里, 如果不存在投票机制的话, 显然中位选民定理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另一方面, 由于简单多数的决策机制以及投票原则的不足, 有时也会导致民主社会的投票机制失效;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选民的单峰偏好无法决定预算结果, 议程如何设定将起到决定作用。

1.5.2 官僚预算最大化模型

官僚预算最大化模型以“经纪人”假设为基础, 对政府人员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对政客与官员在预算交易中可能形成的关系也有了详尽的说明。Niskanen (1971) 指出行政官僚的效用函数包括薪酬、福利、名誉、权力、产出、机关管理难易程度等诸多变量, 因此行政官僚如欲追求扩大其权力、薪资福利、或声誉的话, 就必然试图扩大其预算规模, 来提供更多的升迁机会和更多的工作保障给其下属, 以及更多的资源分配给选民。

官僚预算最大化模型的基本假设是:行政官僚是理性、自私的, 他们在特定制度环境下, 追求其效用的最大化, 而这种效用最大化是通过预算最大化体现出来的;行政官僚如欲追求其权力的扩大、薪资福利的增加、或是获得其下级机关的支持与合作, 就必须试图扩大机关的预算规模, 藉由资源的增加来巩固其声望;而且通常情况下由于他们与议会等相关部门或利益体已形成联盟, 为了各自的利益, 会采用向对方提供产出来交换预算, 进而使其有能力并且有动力来实现预算的最大化。

在Niskanen (1971) 研究的基础上, Migue和Belanger (1974) 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他们指出行政官员对预算的自由裁量的关注度最高, 与之相对比对整体预算大小的关注度则明显较低。结合他们的理论, Niskanen发展了“官僚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模型” (Neo-Niskanen's Model) , 该模型的含义为官僚的效用是自由裁量的预算和产出的函数。然而, 过去大量的实证研究并没有能够为该模型提供有效的支持。 (Blais和Dion, 1991) 。

1.6 预算政治论

由于渐进主义预算模型和公共选择的预算存在着一些缺陷, 因此一些学者开始从政策过程的角度来解释预算的过程与结果, 提出了“预算政治论” (Rubin, 1990) 。

Rubin (1990) 从不同于渐进主义和公共选择预算理论的角度出发, 把预算形成归结于政治活动的结果。而这种政治活动说明了权利再分配、如何获得选票和最大限度的获取资源都是官僚除预算最大化的目标外极为关注的价值。另外, 由于包括行政人员、幕僚、选民及各方利益体在内的预算参与者对参与预算分配的优先顺序各不相同, 因而导致他们对预算分配结果影响力也不同, 这种公共预算的主要特征决定了政府公共预算是在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下才能形成, 如选举、经济形式、公共舆论、突发的天然灾难或政治的动荡等, 而显得难以预料并且变化多端。

Rubin采用将宏观及微观的预算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研究, 由于其主要将政策作为重点关注的目标, 因此其模型可以看作是预算的政策过程模型。鉴于其将宏观及微观的预算因素相结合, 因此它的研究对象即包括了预算行动者, 同时也包括了预算过程及环境及对预算决策的影响。该模型中, 假设收入、过程、支出、平衡及执行成为独立的决策因子对预算产生影响, 同时决策因子相互存在前后相继的关系;同时, 还需要考量在不同的决策因子中作为个体的预算行动者的策略与预算过程及环境等因素对预算结果的作用结果。另外, 环境开放度、不同目标的多元行为、主体及纳税人与预算决策者的分离程度、预算文件定义公共责任的有效程度以及对公共预算产生的限制或约束都应作为公共预算过程比较重要的特点而重点考虑。

然而由于该模型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美国各级政府预算, 其有效性自然也就局限于美国国内而尚未得到其他国家数据的支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虽然Rubin并不以创建理论为目的, 也没能完善其理论从而形成系统的、连贯的理论或者假说, 但其模型在渐进主义和公共预算理论范畴外的独立性对预算理论的完善能够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而目前, 很多学者则借鉴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对公共预算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比如使用交易费用理论对赋权型预算、专款专用的问题、如何选择议会制度及如何对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控制选择后果进行影响等制度安排来进行研究, 并以此来研究公共预算制定等相关问题 (Bartle和Ma, 2001) 。又如Smith和Bertozzi (1998) 通过委托——代理理论研究预算与支出这两个在公共预算体系中的不同机构之间的关系, 并使用美国纽约州的预算数据进行了验证。另外, 包括新制度主义及从政治文化着手研究的理论 (Webber和Wildavsky, 1986、Koven, 1992) 也纷纷出现, 对整个公共预算领域的研究都起到了推进和促进的作用。

2 财政收入预测

理论的功能在于提供一个学科的研究方向;针对某些特定问题, 藉由一些假设及逻辑推理, 得到有关这些问题的因果关系或预测。人们之所以对财政预算的理论进行不断的研究和探索, 其最终目的也是希望藉此来指导政府的实践。

财政收入作为衡量某个地区或国家经济的核心指标, 可以对该地区或国家的经济活动总量进行综合反应进而揭示其经济发展水平;鉴于财政收入的重要作用及意义, 如果能够对其通过定量分析后作出相对准确的预测则能够为政府或企业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这里我们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 在渐进预算理论的基础上, 来分析和研究国际上在预算实践中, 特别是在财政收入预测当中所采用的一些基本方法。

西方从19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对财政收入预测模型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可以分为3类: (1) 关于预测模型本身的改进和方法的研究, (2) 关于模型应用方面的研究, (3) 关于预测不确定性或者准确性问题的研究。

2.1 关于预测模型本身的改进和方法的研究

很长时间以来, 众多学者都致力于对预测模型的完善。陈燕武、吴承业 (2002) 整理了国外的宏观经济预测模型发展主要经历的3个阶段: (1) 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理论来建立相对较复杂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并使用最小二乘法或工具变量法对参数进行估计。 (2) 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 由于普遍反映早期的研究存在较大的误差而众多商业化经济计量公司的涌现使完善预测方法成为可能, 众多研究人员开始着手探讨如何改进早期的预测方法。 (3) 在Sims (1980) 提出能够处理宏观经济非稳定数据的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后, 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研究也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而财政收入模型作为宏观经济预测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也经历了上述的几个阶段。Downs和Rocke (1983) 通过多元ARMA模型对城市的年度预算变化进行预测, 研究发现虽然多元模型可使用的时间序列较短, 但是和单因素模型相比, 它能更好的将预算变量、宏观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联系在一起, 因此预测结果也更稳健;Sexton (1987) 通过建立不同的计量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对地方政府财产税进行预测, 结果发现单纯的计量模型的拟合效果要优于时间序列模型, 而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组合模型的拟合度又要高于单一模型;Duncan、Gorr和Szczypula (1993) 将卡尔曼滤波法和条件独立层次法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改进的贝叶斯预测方法, 用以预测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研究发现改进的贝叶斯预测方法和卡尔曼滤波方法相比, 前者在减少了时间序列长度的同时仍能提高预测期间内的预测精确度;Auten和Carroll (1999) 考虑了不同时期的所得税税率和税基的弹性, 提出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预测政府税收;孙元和吕宁 (2007) 采用岭回归和SVM预测方法, 对浙江省的一般预算收入进行预测。

2.2 关于模型应用方面的研究

关于模型应用方面的研究, 即研究各国家以及地方预测模型的使用情况、预测模型应用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从而为政府引进科学合理的预测模型提出建议。Shkurti和Winefordner (1989) 在研究美国州政府收入预测时指出, 影响地方政府收入的因素应包括法律、经济和政治因素;Bretschneider和Gorr (1987, 1992) 认为经济、组织和政治因素都会对地方政府收入预测产生影响。其中经济因素主要指和经济周期相关的因素, 如GNP、CPI、个人收入增长率、失业率等;政治因素是指民众和政治家之间、参议员和州长之间的政治竞争。组织因素则是指政府为了进行收入预测而产生的组织架构, 包括预测部门是否会为预测专门聘请外部顾问等。

2.3 关于预测不确定性或者准确性问题的研究

关于预测不确定性或者准确性问题的研究, 主要通过对模型预测不确定性的处理来提高模型预测的可靠性。预测的不确定性或不准确性主要来自两方面, (1) 模型本身的问题, (2) 模型中所选取的变量的问题。Allen (1965) 是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 他对1951～1963年英国的财政预测的准确度进行了研究, 此后, Davis (1980) 在Allen的基础上将时间扩展到了1978年。Armstrong (1985) 指出单一方程和多种统计技术的结合能使预测的准确性大大增强;Auerbach (1996) 认为对预测误差的修正应该来自三方面的改变:即政策的改变、宏观经济预期的改变和技术的改变;Clements和Hendry (1998) 提出了5种根据模型进行预测的误差来源:经济基本结构的未来变化、对模型的错误说明、预测中基期数据的偏差、参数估计不准确以及未来的经济误差 (或冲击) 的累积。Crippen (2003) 指出预算收入预测中的不确定因素主要有经济周期的影响、经济和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和突然的政策改变 (如总统减税) 等。Ericsson (2003) 总结认为测量预测不确定性在经济学实践中可以产生多种用途, 如评估预计的预测误差的不确定性、评价预测模型的准确性、改进预测模型、区分预测中的数字准确性和统计准确性等。

3 我国财政收入预算制度的变迁

我国的预算制度自新中国建立后就经历了不断发展、不断适应从而不断完善的多个阶段。建国初期的《预算决算暂行条例》只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国民经济水平, 以逐步恢复为主要目的, 尚无法建立起科学、系统的预算制度。而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 虽然我国的预算制度先后经历了统收统支、总额分成、分级包干等不同阶段, 从建国初期的高度集中到70年代过渡为适度下放, 再到80年代以地方分权为主、放权让利等不同阶段采用的不同预算类型, 但都属于以基数法编制的单一预算, 预算管理相对不够细致并导致预算编制的透明度相对较低。此时的预算制度虽然有开放的因素存在, 但基本仍为封闭式的, 在低水平的条件下运转, 毫无效率可言 (徐瑞娥, 2002) 。1992年《国家预算管理条例》的实施, 标志着由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构成的国家预算正式进入到复式预算编制的时代。而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正式立法后, 将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分为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 并保留了增设其他预算的可能, 当年, 地方预算也开始实行复式预算编制。同时, 部分地方省市自1993年起, 就根据各自情况开始实行零基预算改革, 其中包括湖北、安徽、河南、云南、深圳等。1998年, 中国公共预算管理改革的发起地——河北省, 在全国率先提出并进行了以部门预算改革为核心的预算改革, 实行一个部门一本预算。随后各省市纷纷开始启动地方预算制度的改革, 天津市于1999年开始实行标准周期预算管理制度;陕西省成为了首个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试点;安徽省在全省实施了综合财政预算。这些省市的大胆改革, 无疑大力的推动了我国预算制度改革的进程。之后, 中央政府于2000年开始推行编制部门预算制度, 同时部门预算、区分收支、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购、规范预算编制程序等各项改革措施也由财政部开始实施。可以说, 我国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及执行情况随着上述改革措施的不断深入逐渐强化。

但是长期以来, 我国的预算管理一直存在很多的“硬伤”。首先我国的预算编制时间过短。从下达预算编制通知到上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预算草案, 只有短短的3个月时间, 这使得预算带有很大的草率性和盲目性, 并且会出现“一年预算, 预算一年”的状况。另外我国的预算明显缺乏前瞻性和科学性。现行的预算编制只是采用“基数法”, 在既定的收支之间安排资金, 虽然考虑到GDP增长率等一些因素, 但没有将财政收入与经济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考虑在内, 预测工作没有形成科学的系统分析, 缺乏客观反映财政收入数量的能力, 而这种不足很可能会形成支出刚性, 限制了政府预算的指导作用。

同时比较国内外对财政收入预测方面的研究, 也不难看到国内的相关研究还很薄弱, 具体体现在研究的主体相对单一, 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尚属于相关研究领域的初级阶段;同时国内的相关研究大部分还缺乏系统性, 相互之间的借鉴性不高, 有效的相互促进和改进体系也因此尚未形成。另外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目前大多以预测地方税收收入为主, 从而对地方财政收入进行研究, 由于各级地方政府支持力度不同, 彼此间的研究深度也大不相同。

由此可见, 虽然继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并充分重视预算执行管理, 对强化预算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我们同时也需要建立起更为系统和科学的预测方法, 进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财政收入预测模型, 使其能够服务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用以编制合理的预算方案, 最终更为有效的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4 结 语

随着公共预算理论和财政收入预测模型的不断发展, 各种理论和方法的弊端也在不断的显现出来。然而正是由于政府预算的复杂性, 使得人们不断对之进行深入研究。从西方学者的研究看, 他们的共同认识是:预算是政府政策的集中反映, 而预算环境影响预算过程, 预算过程最终影响预算结果;预算过程及结果已经产生了变化, 研究的重点及方向已经从对预算稳定性和规律性的常规研究上转变到研究预算过程和结果的新变化上并尝试对其进行解释。国内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政府预算制度性质的深入研究, 以及总结现行复式预算制度的缺陷, 进而评价当前政府预算制度改革的成果和不足上;同时, 国内学者也希望通过研究最终能够建立起适合我国政府预算的理论体系, 实现最终推动我国政府预算制度改革的目的。

我国学者对政府预算理论体系和实践的研究刚刚起步, 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成熟的理论对我们的研究进行指导, 例如用来说明认为政客与执政党倡导的政策是以选举为目的的公共选择论或者Niskanen通过提出官僚预算最大化模型从而得到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官僚必然是预算最大化追求者的等结论;虽然这些结论对我国政府预算理论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指导性作用, 但由于政治体制、国情、执政水平的差异, 直接照搬或套用该理论会使研究得不偿失 (袁星侯, 2003) 。

摘要：公共预算在整个公共部门管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公共预算管理的发展却非常缓慢。因此, 我们在分析和评论财政预算领域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 对预测财政收入的模型和方法加以介绍, 以期为我国的预算改革提供建议。

关键词：公共预算理论,财政收入,收入预测

理论财政收入 篇2

一、我国的非税公共收入的几个主要组成部分

1、经营和财产收入。

指来自非金融公共企业和公共金融机构如邮局、中央银行、国家彩票、电力公司、码头当局及货币当局 (铸币收入) 的净利润或利息转移;来自各级政府机构所属企业 (军工厂、政府印刷局、建筑单位及出租少量房屋的单位) 向公众的营利性销售的现金经营盈余;以及特许使用费、利息、股息、土地租金等其他财产收入。

2、管理费和收费。

亦即使用费和规费, 主要项目有:政府医院和诊所的收费, 政府学校的学费, 政府博物馆、公园以及不作为公共企业组织的文化和娱乐场所的入场费、许可证费、驾驶执照费、法庭费、法院裁定费等。

3、罚款和没收。

指与违反税收规定无关的罚没收入 (违反税收规定的罚没收入划归税收收入) , 主要包括交通罚款、刑事罚款、法庭罚款、法院裁定罚款及其他罚没收入等。

4、政府内政府雇员养老金和福利基金缴款、武装部队退休基金的雇员缴款、教师退休基金的教师缴款 (公办教师) 及来自其他各级政府的雇员缴款。

5、其他非税收入。

包括来自私人部门的赠与和自愿捐款等。

而如果按照广义的非税公共收入来说则还应该还有债务收入, 以及财政实践中很少被采用的财政性货币发行即“通货膨胀税”收入等。由此可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事物的增多和国有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 我国非税公共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占据着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其比重已经逐渐接近与税收公共收入对于国家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但是与之并不相符的情况则是, 我们国家目前对于该部分收入的迅速增长并没有制定出来一套相应的管理法规, 更没有予以相配套的监管和约束机制的存在, 造成了大量的国有资产以及非公共税收的流失或者别截留, 不但影响了我国财政收入来源的拓宽也在无形中助长了腐败等不正之风, 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必须要及时加强我国对于该领域公共收入的监管, 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和监管机制才能更好地将该部分收入纳入到我国的国家公共收入体系中, 真正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二、非税公共收入问题的现状

近些年, 关于非税收公共收入的问题不断涌现, 并且还有越演越烈的势头。作为国有企业的支柱产业, 例如石油、通信、金融等大型、垄断型的国企, 其本质上是全民所有制企业, 属于国家非税公共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历史制度等原因, 该部分国有企业的收入并没有完全作为非税收公共收入上缴国库为全体人民造福, 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以高额的工资和奖金的形式流入了该部分行业员工和高管的私人账户内, 近些年针对该部分行业的高薪已经造成了社会的广泛议论和不同程度的不满;此外, 例如一些执法机构的罚款收入和罚没收入等收入也成了部分行业部门的创收手段, 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不但使相关部门的执法公信力大打折扣同时也对政府的形象造成了损害。此外作为国家执法机构, 例如工商、税务、城管和交通部门的执法机构每年的罚没收入不公开、不透明不但造成了社会公众对于该部分收入的种种猜测同时也给滋生腐败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对于我国执法机构的公信力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诸如以上的情况还有种种, 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可以说对于非税收公共收入的监管缺失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我国在该领域内的收入增长幅度进而影响到了我国整体公共收入的计划完成程度, 因此加紧脚步完成该部分公共收入的合理化监管以及完善相应的法律标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

三、加强对非税公共收入的监管

任何问题只要正确地找到其根源, 那么解决的办法也就相应的产生了。我国目前造成非税公共收入管理混乱、监管缺失的根本原因还是行政权力没有得到足够的限制和制约, 在于尚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使其可以形成制度化、标准化的来源管理;尚未形成合理的二次分配改革机制, 没有对国有垄断企业以及资源型企业的高额利润进行有效的管理以及合理制约机制;尚未形成对于各类管理收入、罚没收入的监控, 对于相关执法机构的执法力度以及广度都缺乏相应的监督和常规型的公示机制等等原因才会造成了目前我国对于非税收公共收入部分的管理极度不力。对症才能下药, 我们通过以上的种种分析不难看出, 造成以上种种难题的根本原因可以说就是部门利益大于国家利益, 红头文件大于国家法律才造成的种种怪相, 才会造成各个相关部门之间的博弈现象而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置于一边而不顾, 才会造成了各种截留、私分甚至是地方摊派的产生。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对非税公共收入加强监管, 才能更有效的使其为我国的财政收入做出更大的贡献?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的几个途径实现该目标:首先, 我们必须看到我国有我国的特殊国情, 那就是我们正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因此不宜对现有体制做出过大的调整, 从保持稳定的角度考虑我们可以在现有体制的框架下对其组合出新的变化, 成立大部制, 打破过去的部委之间的行政划分, 将多个行政职能部委有机的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部委, 对于我国的非税公共收入进行统一的、多头的管理, 同时在进行管理时在考虑民生的同时应该更多的听从市场的意见, 在大多数的时候将决策权交由市场来决定, 市场结果与民意结果往往是有分歧的, 最早是斯密 (Adam Smith, 《国富论》) , 指出私心能促进公益:“请把我所要的给我, 你也会得到你所要的。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互助, 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 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 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 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 而说对他们有利。”然而, 反观公共领域, 情况却不如人意。准确地说, 是不如经济学家之意。经济学家们发现, 大量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的经济政策被反复推行, 如最低工资法、贸易壁垒政策、惩罚性关税和紧缩配额制度等;而大量早被证明是利大于弊的经济政策, 如民营取代国营、货币补贴取代实物福利、民间办学取代公营办学等, 却一再遭到质疑和阻碍。因此要减少不良的公共经济政策, 最好的办法还不是听取民意, 而是一开始就避免把问题交给民意。我们应该先问“市场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可以, 就让市场的“个人选择”来取代社会的“公共选择”。消费者到底要购买哪个厂商的商品, 这个问题本来就可以而且应该让每个消费者来做个人选择, 而不应该把“要不要民族工业”的问题交给民意, 再让公共决策机制按照民意来决定。同理, 教育、保险、医疗、住房等问题, 也都可以尽量交给市场, 由分立的消费者独自做出决定。只有这样, 才能尽量避免公共经济政策因民意放纵而产生的偏差。

其次, 就是引入作为独立方的民间监督机制, 引入类似于职业会计师类的审计机制进行独立的、完善的监督, 打破以往政府机构的高高在上, 完全脱离人民监督的弊病。对于聘请的民间监督机构, 该机构应该只对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和所有者的人民代表大会 (也就是全国人大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负责, 相应的经费由全国人大和各级人民代表大支付, 发现的问题也只对全国人大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汇报, 只有这样才能针对于各级管理机构得非税收公共收入部分起到真正和有效的监督, 毕竟自己监督自己其说服力永远没有来自无关第三方的监督更具说服力。

第三, 可以效仿国家目前推行的税控监督系统, 也建立起一套非税收入控制监督系统, 在全国形成一个网络, 对于非税收公共收入实施实时和不间断的网络化监控, 而该系统的监控中心则应由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建立和维护工作, 并将系统中的汇总数据与各个执行机构的上缴数据进行核对, 对于其中的差异再进行核查。

以上几点只是作者的几点设想和建议, 其实, 任何制度的运用与变迁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中国也不能独身事外;对于非税收公共收入部分目前存在的问题究其根源也就是产权所属没有被真正的划分清楚, 才造成了部分执行机构将属于是全民所有的非税收公共收入划到了自己的所有范围内, 才造成了种种的利益划分与部门博弈, 可以认为, 中国的产权制度就是一种交易费用极高的制度, 但它之所以能存在, 之所以使其改革者将改革定位在对原有制度的保存之上, 是因为维护它的费用小于改变它所需要的费用 (即搜集有关其他制度的信息资料及迫使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接受新制度的成本) 。正如对于一个手中有物品要出售的人, 迟迟不能找到买家, 在信息经济学中是认为他手中物品的潜在价格低于他获知潜在买者的信息成本, 越来越多的这种情况造就了不对称信息下的市场。无奈, 信息成本的高昂使我们只有这样的高度。这就交给了我们政府的改革部门, 汲取新制度经济学开创以来科斯、阿尔钦、诺斯等前辈的理论成果, 同时结合中国的产权状况, 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 开创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产权革新之路, 快速提高我国非税收公共收入部分的监督体系

参考文献

理论财政收入 篇3

后土地财政是一种相对概念, 指的是在地方政府无法继续依靠土地财政收入维持地方支出时的情形。土地的供给是有极限的。对当下地方政府来说, 土地财政既增加了GDP又搞好了地方形象建设, 同时也利用土地达到了招商引资的目的。但是对于下届政府来说, 可能面对的就是一个巨大的财政窟窿, 如果新的可持续财政收入渠道没有建立, 地方政府面对的将是入不敷出的境地。因此理清土地财政的弊端和前景, 找到可持续的财政收入渠道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

一、我国土地财政的弊端

与我国不同, 发达国家的土地财政现象主要通过对存量土地征收物业税、房产税等方式创造财政收入。而我国主要是依靠土地出让金等非税收入创造财政收入。存在着诸多弊端。

(一) 土地财政是房价飞涨的直接推手, 近年来连续推出的房价调控政策效果甚微, 根本原因就是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不一致。

实行分税制后, 地方政府就一直处于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困境。但土地收入属于地方性收入, 地方政府可以支配, 因此土地财政成了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最大来源。本文利用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代表房价, 国家财政收入增速代表财政收入, 采用2005年1月-2011年12月的月度数据, 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具有协整关系, 证明了财政收入与房价具长期的均衡关系, 见表1。

(二) 土地财政通过作用于房价, 对工业和农业等实体经济部门产生挤出效应。

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使用权交易的一级市场, 以低价征用集体土地, 然后高价转让, 从中赚取了巨大的垄断利益。开发区一般都在城市边缘或者乡村,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耕地被大量占用。对于工业来说, 土地价格的上涨直接导致了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 成本增加。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市场, 而制造业却缺少资金支持, 沿海地区小企业的大规模倒闭就是一种佐证。

(三) 土地财政抑制了消费, 土地财政虽然表现为政府卖地给

开发商, 开发商卖房给消费者, 实则是财富向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一种转移。表面上看是政府和开发商获得收益, 其实是政府透支了未来的土地供给, 开发商则透支了消费者的购买能力, 而购房者则是透支了

未来的消费能力, 从长期看这是一个三输的的局面。

二、地方政府改变财政收入格局的对策

首先要通过建设保障房, 利用保障房增加政府收入。保障房的建设是一个可持续的财政收入来源, 地方政府可以将保障房出租, 也可以通过提供各种物业服务, 创造税收, 这样即造福了人民又增加了财政收入, 同时也做到了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 发展地方支柱产业, 带动实体经济发展提高地方产出。最后, 减少对教育、医疗、能源、通信方面的垄断, 通过市场化手段发展上述产业, 这样既能减少地产财政支出, 又能利用民间资本发展经济。

三、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 分税制是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导火索。但土地财政的形成的本质却是利益。因此要解决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问题, 首先要通过制度的改革, 完善政绩考核指标。其次要拓宽地方政府收入来源。最后, 要改变住房供给方式, 由商品房主导转为双轨制供给, 这样既能保证商品房的投资价值得到体现, 也能保证民生, 地方政府也可以从服务于保障房中获得稳定的长期收入。

参考文献

[1]唐在富中国土地制度创新与土地财税体制重构[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2]陈国富, 卿志琼财政幻觉下的中国土地财政——一个法经济学视角[J]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1) 。

[3]刘红梅, 张志斌, 王克强我国土地财政收入研究综述[J]开发研究, 2008 (1) :141-144。

[4]王美涵我国财政收入体制特征和改革路径[J]财经论丛, 2007 (5) :24-30。

财政收入猛增减税正当其时 篇4

财政部的公告对此作出了解释:“本月财政收入增幅较高, 除受经济增长和价格上涨带动外, 主要是由于5月份为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集中入库期, 因上年企业效益较好, 相应带动今年5月份汇算清缴的上年企业所得税入库增加。”这种说法告诉我们, 5月财政收入猛增似乎有其偶然性, 平常的月份没有这么多的。但是如果看一看财政部同时公布的今年1～5月财政收入状况, 同样保持了高速增长, 同比增幅达到32%, 仅比5月单月低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 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在我国已经是一种常态, 但是它与我国工商业运行的实际状况是不太相称的。这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无疑是有影响的。

财政部公布的5月份主要收入项目情况也说明了这个问题。5月份增幅最为强劲的是企业所得税, 同比增幅达54.2%, 财政部为此说明“主要是汇算清缴收入较多”, 但从中我们也可发现企业税赋已经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另一项个人所得税的同比增幅也不低, 达到33.4%。去年, 我国仍处于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 除了一些得到国家为救市而投入的4万亿投资大单项目的企业外, 大多数企业, 尤其是对就业起着重要支撑作用的民营中小型企业生存艰难, 企业职工收入也少有提高, 但来自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却出现了可观的升幅, 这表明我国的税收结构还存在很大问题, 它不能呈现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的水平, 而是超前了。

这种情况的出现, 并不是好事。国家财政不是生产企业, 它自己不产生利润, 它的收入增加意味着企业的盈利空间和个人的收入增长空间被挤压了,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 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因此, 面对强劲增长的国家财政, 政府应该看到其背后存在的问题, 并努力化解。调整税收结构, 减轻企业和职工的税负, 固然是个途径, 但政府进行这样的改革, 一方面缺乏动力, 另一方面行政议事的繁复无疑使这种改革难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 行之有效的手段是国家应该推出大规模的减税退税政策, 还利于企业, 还利于民众。

目前, 虽然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威胁已经减轻, 但随着货币政策的不断收紧, 我国大量中小企业正面临资金紧张的困境, 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存在, 不仅不利于企业的持续经营, 而且也使呼吁很久的增加职工收入难以成为现实。改变这种状况, 除了需要商业银行保持货币政策在执行上的科学性、灵活性以外, 国家在税收上也应有所作为。从目前来看, 雄厚的国家财政力量已经为减税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因此, 国家有必要提出“一揽子”减税计划, “少收三五斗”, 让企业和民众能够分享到国民经济增长的成果。只有让企业和民众保持旺盛的活力, 它们才能成为国家财政稳定的“蓄水池”。当然, 在这同时, 国家还有必要减少过于庞大的行政开支, 否则, 再多的财政收入也会觉得不够用。

理论财政收入 篇5

1 至7月全省财政收入同比增幅，比1 至6月全省同期收入同比增幅高了0.5个百分点;另外1 至7月全省税收收入，则比1 至6月全省税收收入同比增幅提高了1.36个百分点。显示出全省的财政收入及税收增幅正在逐渐稳健提高。

6 月份，全省财政收入共有5个城市为同比负增长，但到了7月份，负增长的城市数量降低到了2个。另外，6 月份，全省21个地市中，有8个地市的财政支出呈现同比负增长;但到了7月份，负增长的只剩下汕头市，其他城市在此方面均呈现同比正增长。

对此广东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从包括财政收支等数据反馈回来的信息可以看到，广东经济已先于全国出现筑底回稳迹象，且这种势头有望延续下去。该负责人表示，7月份广东的CPI同比上涨1.9%，创下30个月以来的新低，加上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IPI) 降幅扩大，和货币政策微调，国家陆续出台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以及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等因素影响，省内经济的回稳也正在带动各地市财政收入的回升。

中美土地财政收入问题比较研究 篇6

关键词：土地财政,财产税,土地出让金

土地财政收入指的是与土地相关的税费等形成的财政收入。近几年, 我国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 形成了学术界热衷研究的“土地财政”问题。而在美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 土地财政收入同样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 本文对中美两国土地财政收入相关方面进行对比, 从美国的土地财政发展状况得出我国可以借鉴的经验与启发。

一、美国土地财政收入状况概述

美国的土地财政收入出现过三种形式:一是将土地作为资产出售形成的资产性收益;二是以土地及其地上附属建筑物为载体形成的税收收入, 如财产税、对土地和房屋征收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三是政府以非税收的形式征收的其他与土地有关的财政收入, 如不动产出售收益等。

在不同时期, 美国土地财政的形式以及归属有着不同的特点。从1776年到内战时期, 美国的土地财政收入以土地出售收益为主, 且基本上归联邦政府所有。而从内战至今, 财产税成为主要形式。在内战结束后, 土地财政收入是由州和地方共享的。后来随着州政府开始开辟新税种, 将财产税下放给了地方政府, 土地财政收入占州政府总收入的比重逐步下降, 从1902年的52%, 下降到1942年的10%。但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财产税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

二、中美土地财政收入的相同点

1. 形成原因都为了解决财政困难

美国的土地财政开始于建国初期。那时的美国刚刚经历完独立战争, 各级政府迫切需要筹集大量的财政收入来修复战争创伤, 建设新国家, 而当时的美国经济尚未恢复, 税源狭窄, 无法短期筹集到政府需要的收入。而我国在实行分税制以后, 中央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大幅提高, 财权上收, 而地方政府的事权却没有相应减少。地方政府拿少数钱却要做多数的事, 就必然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将土地作为资产出售来获取收益, 程序简单快捷, 成本低, 可以满足短时间内筹集到大量收入。因此, 中美两国的地方政府都选择了采用土地财政方法解决财政困难。

2. 土地财政收入都主要归地方所有

土地资源不易转移和隐藏, 且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的土地也更具有信息优势, 因此由地方政府征收与土地相关的财政收入, 成本更低, 程序上也更加方便。美国的土地财政收入经历了从中央所有, 到州与地方共享, 最后到地方政府占用绝大部分的发展演变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征收的效率是逐渐增强的。我国土地财政收入的形式有土地出让金、以及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与土地相关的税种。土地出让金全部归地方所有, 中央不参与分配。而上述税种也都属于地方税, 收入归地方独享。由此可以看出, 中美两国的土地财政收入在分配方面有相同之处, 即都主要归地方所有。

3. 土地财政收入都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

美国在出售土地时期, 土地财政收入在美国总财政收入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曾一度达到60%。后期的财产税占地方税收收入的70%。土地财政收入在美国财政中的地位可见一斑。我国土地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是土地出让金。从表一中可以看出, 虽然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波动较大, 但平均在40%以上, 可见我国地方政府存在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的问题, 尤其是依赖土地出让金, 地方财政面临较大的财政风险。

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2011》

三、中美土地财政收入的不同点

1. 出售内容不同

虽然两国都经历了出售土地换取资本收益的过程, 但两国出售的内容并不相同。美国出售的是土地的所有权。美国先通过一系列法案, 将西部的土地收归国有, 然后通过出售和赠与的手段将土地转为私有, 从而获得土地出售收益。在此过程中, 虽然出售的价格和具体政策一直在变化, 但交易土地所有权以换取财政收入的性质一直没有改变。我国的土地是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 不允许存在私有土地, 因而出售的是土地的使用权。国家根据土地的用途, 还对使用权的最高期限做了具体规定:居住地70年, 工业用地50年, 商业、旅游、娱乐用地40年等等。因此, 土地出让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40—70年租金的一次性缴付。缴付土地出让金后换取的只是对土地的开发使用权, 所有权始终由国家掌握。

2. 获取土地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不同

从内战至今, 财产税始终是美国土地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 占据绝对比重。美国的财产税主要对不动产征税, 税基是根据相关机构对不动产的评估价值来确定的, 每年征收一次。因此财产税是对土地的持有环节征收的税种。也可以说美国的土地财政收入主要是通过对土地持有环节的征税来实现的。而我国土地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是土地出让金这种非税收入, 一次性获得土地几十年的收益, 而与土地相关的税收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小。例如2009年, 我国土地出让金是15900亿元, 而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仅为920.98亿元和633.07亿元。

3. 管理层次不同

作为土地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 美国财产税在征税范围、税率、征收办法方面都有相关法令进行详细的规定, 收支纳入预算, 并受到议会和民众的严格监管。另外即使是非税收入都有严格的规范和管理, 都要地方政府议会或是选民通过投票来决定, 充分保证其民主化和透明化。而我国的土地出让金长期以来一直作为预算外收入, 管理比较混乱, 也隐藏了大量腐败和浪费现象。为了加强对土地出让金的管理, 2006年底, 国务院下发规定, 从2007年1月1日起, 土地出让收支全额纳入地方基金预算管理。收入全部缴入地方国库, 支出一律通过地方基金预算从土地出让收入中予以安排, 实行彻底的“收支两条线”。但是, 在2010年国家审计署公布的《40个市地州56个县区市土地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及土地征收出让情况审计调查结果》中显示, 在被抽查的市县中, 674.81亿元土地出让收入管理不规范, 未按规定纳入基金预算管理, 占征收总额的20.1%。与美国相比, 我国土地财政收入的管理水平和层次依然不高。

4. 产生效果不同

因为土地稳定的自然属性和价值属性, 土地财政收入为美国的地方政府带来了稳定而丰富的财政收入。此外, 因为财产税是对不动产的持有环节征税, 谁持有的不动产越多, 缴纳的财产税也就越多, 因而美国的土地财政收入还具有缩小贫富差距, 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

而我国的土地财政问题却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地方政府从自身财政利益考虑, 推动了一轮轮的“圈地”热潮, 造成耕地大量减少, 失地农民增加。而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缺失又隐含了社会的不安因素。对于城市来说, 不断创新高的土地出让金更加推高原本就已高不可攀的房价。且土地出让金实际上是预支了土地未来几十年的租金收益, 属于寅吃卯粮的做法, 给未来的地方财政带来风险。

四、中美土地财政收入产生差异的原因

1. 国家经济制度及土地所有制不同

美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 其本质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行国有土地的私有化是符合其经济制度的。因而美国可以通过出售土地所有权获取收益。而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国家要掌握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因此我国的土地制度是二元土地所有制, 即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只有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国家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并依照法定程序, 在做出适当补偿的情况下可将集体土地征为国有。所以我国出售的是土地的使用权, 土地的所有权必须牢牢掌握在国家和集体手中, 才能符合我国的经济制度。

2. 财政体制不同

美国的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税收权限。州和地方政府都具有独立的税收立法权和征收管理权, 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开征或是停征某种税种, 其税率、征管机构以及税收减免可自主安排。因此当美国的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困难时, 可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开征新税或是在现行税制下提高税率, 而不需要想方设法获得预算外的收入。因而税收是美国土地财政收入的主体。

而我国的税收立法权集中在中央, 地方只能根据本地情况, 制定一些适用于本地区的税收征管规范。面对财政困难, 地方政府只能从制度外想办法。土地出让金就成了一条简单快捷的生财之道。因而土地出让金成为了我国的土地财政收入的主体。

五、美国土地财政收入的发展过程对我国的启示

1. 改革税制, 增加税收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

目前在重庆、上海进行试点的房产税, 只是对新购房屋进行征税, 偏向流转税而不是财产税。我国应该以房产税作为税制改革, 解决土地财政问题的重点, 改革的方向应该有流转环节变为保有环节, 每年对纳税人持有的超过一定数量的房产进行征税。这样既可以为地方带来稳定丰富的税收收入, 也可以有效地调节住房市场的供求, 起到降低房价的作用。另外, 耕地占用税也可以作为另一个改革方向。可以将单位和个人占用的林地和草地纳入征税范围, 将一次性征税改为按年征收, 以扩大税源。同时, 这严格审批和监管的前提下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限, 可以使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的情况, 充分合理地开发税源, 增加本级政府的财政收入

2. 加强对土地出让金的管理。

解决我国的土地财政问题并不是要完全取消土地出让金, 而是要将土地出让金像美国的非税收入一样, 提高其管理水平。要认真落实有关规定, 将土地出让金全额纳入预算,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并成立专门的机构, 定期对各级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和支出情况进行检查, 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开, 提高土地出让金收支的透明度。

参考文献

[1]李爱鸽.地方政府财源建设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1]李爱鸽.地方政府财源建设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王克强, 刘红梅, 张璇.美国土地财政收入发展演化规律研究.财政研究, 2011 (2) [2]王克强, 刘红梅, 张璇.美国土地财政收入发展演化规律研究.财政研究, 2011 (2)

[3]安体富, 窦欣.我国土地出让金:现状、问题及政策建议.南京大学学报, 2011 (1) [3]安体富, 窦欣.我国土地出让金:现状、问题及政策建议.南京大学学报, 2011 (1)

对县级财政收入质量的分析 篇7

一、从年初收入预算与当年财政总收入完成情况对比

某县级市的财政总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2006年末财政总收入完成2.44亿元, 2007年初编制收入预算时猛增到5亿元, 年初的收入预算比上年财政总收入实际完成数的2倍还多。这主要是由于2006年铝锭市场价格较高, 引进的铝加工企业相继投产。2007年财政预算收入由上年的2.4亿元上调到5亿元, 这种财政收入突飞猛进增收, 与某县级市本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及当年财政收入完成情况基本一致, 且当年的财政实际总收入超出预算26.74%。但是, 从当时国内整体经济情况来看, 2007年全国通胀水平高, 财政收入的超额完成基本得益于此。且因2007年的财政实际总收入较上一年度增长了159.83%, 面对2008年的整体经济下行, 财政收入预算并没有根据实际可能发生的情况相应地减少, 反而在2007年的预算基础上增加了20%的预算。

在2008年初制定收入计划时, 上级部门虽然考虑了县级财政部门的实际情况, 但由于各方因素决定, 仍实行的是增量预算, 以上年实际完成的财政收入为基数, 要求增长5%~20%不等。这种制定计划的办法存在问题是:市场经济下经济的发展总是遵循复苏→繁荣→衰退, 这个循环模式不断地循环出现, 经济也就呈现出螺旋式的增长。但财政收入预算并未遵循此规律进行调整, 依然延续的是增量预算。这样预算收入与实际经济情况脱节, 致使与财政收入有关的部门在下年的工作中增收压力过大, 且不能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

1.由于这种预算方式不能与经济运行保持一致, 导致了在经济较上一年度下滑时, 财政的增收需求与经济发展不符, 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

2.年末考核时不仅涉及到县级财政部门, 更涉及到对县政府的考核, 致使县级财政部门在年末要考虑当年收入的完成, 又要为完成下一年度的任务而留有余地。势必会出现收入不及时入库, 或收入不足时虚增财政收入等现象。

二、从税收收入及非税收入对比分析

2013年财政总收入完成68363万元, 各项税收收入完成57658万元, 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84.34%。非税收入完成10705万元, 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15.66%。2006年至2013年每年税收收入占财政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依次为:93.96%、95.4%、95%、92.93%、88.08%、87.34%、82.52%、84.34%, 非税收入所占比重依次为:6.04%、4.6%、5%、7.07%、11.92%、12.66%、17.48%、15.66%。税收收入所占比重逐年下降, 非税收入所占比重逐年增长。自2008年起, 由于整体的经济调整, 税收收入下滑速度与经济运行速度同步, 但为完成当年的财政收入预算, 加大了非税收收入的征收力度。因此, 非税收收入逐年增加, 且呈高增长比例的趋势。主要原因:一是财政部门在收入压力重的情况下, 一方面加大非税收入征缴力度, 另一方面部分非税收入项目近两年纳入财政预算所致, 二是国有企业改制产生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随着非税收入项目的减少及管理进一步规范, 非税收入基本上已无增收潜力。

三、主体税种占税收收入比重对比分析

2006至2013年的税收收入完成数分别为:22914万元、60454万元、57060万元、46530万元、53130万元、55642万元、49555万元、57658万元。

1.增值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基本在60%。增值税收入波动中, 2009年起, 企业购入的固定资产的增值税可以抵扣, 及2012年起试点的“营改增”影响, 这两个年度的增值税较上一年度大幅度下滑, 与财政政策直接相关, 中央财政政策无重大变革的情况下, 增值税稳步增长或略有回落, 基本与当年的经济发展情况相适应。

从一般的理解应该是“营改增”后, 增值税有所上升, 这里不仅没有上升, 反而下降。这主要是由于“营改增”结构性减税导致的增值税收入降低。

原营业税缴纳企业:购进材料 (含增值税专用发票) →不可抵扣增值税→销售货物或提供劳务 (营业税, 不可抵扣) 。因“营改增”后, 企业增值税税率依然采用的是原营业税税率, 税率未变动的情况下, 原小规模纳税人变更为一般纳税人, 拥有了抵扣权限, 那么征税过程变为:购进材料 (增值税专用发票) →进项税可抵扣→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劳务 (增值税专用发票, 可抵扣进项税) 税率不变, 结构由原先的营业税调整为增值税后, 企业拥有了增值税抵扣权限, 必然会对销售的增值税进行抵扣, 从而降低了销项税。与营业税不可抵扣区别就在于, 税前抵扣。

2.营业税的逐年上升, 与本地一般纳税人企业增多有关, 由于企业的税前允许列支, 导致的我市服务性行业原不开票的隐形收入浮现, 呈逐年递增趋势。

从一般的理解应该是“营改增”后, 营业税有所下降, 这里不仅没有下降, 反而上升。主要是由于“营改增”后, 营业税未降低, 反而增加的趋势中, 因营改增这一结构性的改变, 导致原小规模纳税人变更为一般纳税人, 在年终所得税汇算清缴时, 原小规模纳税人所取得的非规范性票据, 需要进行所得税纳税调增, 进而影响到小规模纳税人需要给一般纳税企业开具规范的发票, 导致营业税不减反增。

3.企业所得税的征收与企业经营情况, 和当年经济情况呈正相关, 基本如实反映了当年本地企业的经营情况。

4.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等附加税费与营业税、增值税的征收度正相关。

5.房产税, 我国现行的房产税基本围绕在企业持有的经营性房屋、对外出租的房屋且受整体的房地产市场调控影响, 波动方式不规律。

6.土地使用税主要受中央财政政策影响, 2007年1月1日起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实施, 征收范围扩大到了外商投资企业, 我市的土地使用税在2008年实际征收额大幅度上扬, 且逐年基本保持稳定。

四、财政供养人员人均财政收入分析

财政供养人员是指由各级财政部门依据政府编制机构核定的编制给予全额或差额工资保障的人员, 主要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离退休人员等 (不包括优抚人员及村干部) 。从下表可以看出, 财政供养人员从2006年以来逐年上升, 在2013年有小幅的下降, 这和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要求相吻合。人均财政收入在2013年时达到最高, 然而, 某县级市2013年仅个人部分支出达到54000万元, 人均支出3.7万元, 比上年增长20.2%, 县级财政收入还仅仅停留在吃饭财政的基础上, 可用于建设和发展的资金很少。

五、分部门收入对比分析

在税收收入中, 国税部门收入比重大, 某县级市2013年国税部门完成数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55.9%, 而留县级的财力仅有13.75%, 地税部门完成数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28.5%, 留县级财力的比重占45%左右, 留县级可用的财力较少;非税收入中的大部分属于专项列收列支项目, 如:城市维护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教育费附加、排污费、水资源费等亦不能作为财力调剂使用。

六、县级财政自给能力下降

2013年某县级市财政总支出达到17.8亿元, 财政总收入完成68363万元,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为29961万元,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167930万元。本级财政自给能力系数0.18, 2006-2013年的财政自给能力系数分别为:0.19、0.36、0.29、0.23、0.20、0.21、0.21、0.18, 在这八年的数据中, 2007年自给能力最高, 2013年自给能力最低。2013年总财力的增长创历史新高, 但县级的可用财力不多, 自给能力不足, 仅仅只能保障基本的个人部分支出, 县级财政保障能力还比较弱。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 不难看出县级财政收入总量不足, 收入结构不合理, 可用财力不多, 人均财政收入较低, 县级财政收入仅够解决“吃饭”问题。对此,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继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从每年的专项资金拿出30%的资金改为一般性转移支付, 增强地方可用财力, 用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2.应优化预算体系。使预算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而非简单的基数加增长比例的办法, 为县级如实反映财政收入提供科学支持和法定依据, 且能与实体经济相适应。

3.加大财源建设力度, 靠增收来改善收支矛盾。可以通过招商引资引进相应的配套企业和其它有发展潜力的行业, 解决本地就业的同时, 来带动本地经济发展, 以扩大本市税源, 为未来增收打好坚实的基础。调整产业结构, 进一步扩充财源, 改变财源单一的现状。防止大企业一“咳嗽”, 县级财政收入就“感冒”问题, 增强对企业的扶持力度, 培植新的财源增长点。

4.建立诚信纳税体制, 倡导企业依法纳税。对纳税企业按规模分大、中、小三个类别, 分别进行抽样审计, 发现的审计问题, 直接报财政部门备案, 由财政部门牵头, 税务部门负责整顿征缴, 增强纳税企业的诚信纳税意识。实行奖罚分明的办法, 对于诚信纳税企业, 年纳税规模在百万元、千万元、亿元的企业按不同的档次划分, 分别给予不同的奖励;对于不诚信纳税的, 除处以罚款外, 将其列入重点关注对象企业三年, 三年内政府可以随时通过外包审计, 对连续出现不诚信纳税的, 可以将诚信度下发至银行等金融公司, 限制企业贷款和法人个人贷款。降低非税收收入占比, 提高税收收入比重, 鼓励企业向诚信纳税靠拢。

5.引进或鼓励本地农业种植规模化经营。目前全国很多地方已经开始试点给农民发放土地证, 同时引进规模化经营的农业种植企业。比如, 山西省永济市是小城市, 年轻人大部分外出, 可利用整合的土地较多, 可以以村或镇为单位引进大型的农业种植企业, 鼓励规模化经营, 同时鼓励与本地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加强合作, 呈产业链的模式发展;规模化的农业生产, 除可以有效地控制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收购增值税抵扣环节, 同时也可以为永济市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 提供稳定的原料品质, 有利于企业的长久发展。鼓励民间信贷公司成立、有资质的金融公司入驻本地, 鼓励金融企业、银行为规模化农产品种植提供免息贷款, 也为永济市的企业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6.减少县级配套资金。要合理确定地方财政配套比例, 给地方整合资金支持经济发展留有一定的余地。

摘要：自分税制改革以来, 县级财政经历20年的发展历程, 县级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文章以某县级市2006年至2013年数据为例, 从收入结构、财政供养人员人均财政收入等方面进行分析, 为提高县级财政收入质量以及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依据。

关键词：县级,财政收入,税收收入,非税收收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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