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涉农支出（精选9篇）
财政涉农支出 篇1
摘要：《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1]32号) 明确指出, 解决好河南的“三化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协调发展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而在实现“三化”协调发展中, 扩大农村消费、带动农村发展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基于数据可得性、可比性的基础上, 利用河南省1978—2006年 (2007年的数据同前期不可比) 的财政涉农支出、农村居民消费数据, 就财政涉农支出与农村消费之间的相互变动和影响进行分析, 并对河南省的财政支农实践提出若干建议。
关键词：财政涉农支出,农村消费,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
一、文献综述
依据笔者所看到的文献, 国内外学者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的较多, 而对财政涉农支出与农村消费效应研究的较少。既有的研究结论归纳起来主要有: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财政涉农支出与农村消费之间存在挤入效应, 或挤出效应, 或兼具挤入效应、挤出效应。西方学者中, Karras[1]通过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入效应。Komendi[2], Ahmed[3], Tsung-Wu Ho[4]等人通过研究则认为, 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国内学者中, 胡书东[5], 储德银等[6], 李广众[7]通过研究均得出中国政府消费对民间消费从整体上看存在挤入效应。孟祥仲[8], 王宏利[9]等发现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谢建国等[10], 张峁等[11], 张治觉等[12], 石柱鲜等[13]则通过对不同的期间或不同的支出项目进行分析, 发现政府支出对消费支出既存在挤入效应, 又可能存在挤出效应。
单就财政涉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国内学者中, 朱建军等[14], 刘宛晨等[15]的研究表明, 中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总体上存在“挤进效应”, 同时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进作用”更明显。张书云[16]利用1978—2005年的数据研究发现, 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在短期呈现挤入效应, 在长期则为挤出效应。王文平[17]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上述学者的研究对本文的分析很有启发。
二、理论分析
假设1:时间连续和贴现率不为零, 并且居民有效消费函数是一个关于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的线性函数, 即ct*=ct+αgt
其中, ct为人均实际消费支出, gt为人均实际政府支出, α表示人均实际消费支出与人均实际政府支出之间关系的参数。
假设2:假设个人效用函数为相对风险回避系数不变效用函数 (CRRA) :
其中, δ>0, δ不为1;二次可微且严格下凹;在任意两时点 (t, t+1) 之间, 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不变, 等于1/δ。
消费者的效应函数定义为u (ct*) 。基于以上假设, 我们可以得出个人在生命延续期内实现其最大化的效用水平, 目标函数和预算约束条件如下:
(1) 式中, E0为基于0期所有信息对未来的预期:ct*为t期的有效消费;β为主观贴现因子:at+1表示t期末的实际财富;r代表一个不随时间变动的实际利率, 这里我们借鉴了Ogaki (1991) 的假设, 认消费者可以按照固定利率自由借贷;yt代表t期收入。
构造拉格朗日函数来解决这一最优问题得:
其中, λt为拉格朗日乘子, 度量财富的影子价格。对上式求解, 得到其一阶条件为:
其中, t=1, 2, …, 鄣ut/鄣ct*=鄣ut (ct*) /鄣ct*, 将λt和λt+1带入到等式 (4) , t至t+1期的欧拉方程可以表示为:
为了将模型引入到我们的实际分析, 假设边际效用的每期变动率很小, 则 (5) 式可以写为E0c*t+1=[β (1+r) ]σct*, 这里σ=-u/c*/{c*u (c*) }是跨期替代弹性, 因此, 计量经济关系是可以表述为:
这里, Vt~d, 将ct*=ct+agt代入 (6) 得
根据这一最终消费函数形式可知, 政府支出的变动对居民有效消费的影响主要看政府支出变动量g和gt-1前面系数的大小和符号, 如果系数大于零, 则说明政府支出变动有助于居民消费的增长, 反之, 则扩大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没有作用, 甚至还会对居民消费有挤出效应。同时, 通过这一理论模型还可以看出居民的当期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前期消费的影响, 这也符合现实和理论逻辑, 所以, 我们认为,
从图1中可以看出, 1978—2006年财政涉农人均支出在1994年以前发展较为缓慢, 1994以后发展趋势明显, 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 这主要是受1994年税制改革影响, 中央财政收入增长, 转移支付力度较大, 对农村农业的扶持力度较为明显。从图2中可以看出, 1978—2006年间, 农村居民消费整体呈现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 1992年以前变动幅度较小, 1992—1998年间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 但1998年前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动荡影响, 有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2000年以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二) 实证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 首先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对于非平稳性的变量将进行差分处理使之变为平稳序列, 如果变量是单整的, 将进行协整检验, 以确定财政涉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长期关系。本文采用Engle-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并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从而探索财政涉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变动关系, 为相关政策措施提供价值参考。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理论方程式, 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为便于实证分析, 我们将方程 (8) 进一步整理为:
当a>0时, 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居民消费增加, 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为互补关系;当a<0时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居民消费减少, 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为替代关系;当a表现为统计上的不显著时, 意味着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β表现了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滞后效应;准反映了居民的消费习惯, 即当期消费受前期消费的影响程度。
三、实证检验
(一) 数据说明
对于财政涉农支出选取用于农业的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这一支出项目包含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业救济费及其他四个项目, 口径包含的范围较大, 反映财政对农业的整体投入力度;对于农村居民消费选取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这一支出项目指农村常住居民家庭用于日常生活的全部开支。图1反映了1978—2006年财政涉农人均支出的走势, 图2反映了1978—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走势, 样本数据来源于各年的《河南统计年鉴》。
(三) 单位根检验
通过粗略观察, 两序列都呈现出一定的增长趋势, 数据为非平稳序列, 需要进行数据处理。如果一个序列Y经过d次差分后具有平稳性, 则称该序列为d阶单整序列, 表示为Y~I (d) , d为单整阶数, 如果两个序列Y和X有相同的单整阶数, 即构成协整分析的条件, 判断Y和X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需要检验序列平稳性, 粗略的观察不能科学地对平稳性进行判定, 检验平稳性常用的方法是ADF检验。对两序列进行取对数, 然后做一阶差分处理, 利用eviews5.0的ADF检验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通过P值来判断序列的平稳性, 具体检验结果 (如下页表1) 。
下页表1结果所示, dlng和dlnct的p值都小于0.05, 拒绝原假设, 即两序列为平稳序列。从而得到dlng~I (1) , dlnct~I (1) , 两序列的单整阶数相同, 满足做协整分析的前提。
(四) 协整检验
如果两时间序列Yt~I (d) , Xt~I (d) , 并且这两个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a1Yt+a2Xt是 (d-b) 阶单整的, 即a1Yt+a2Xt~I (d-b) (d≥b≥0) , 则Yt和Xt被称为是 (d, b) 阶协整的。一组变量的协整关系等价于检验回归模型的残差是否为平稳序列, 在此我们利用 (9) 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进行回归, 估计结果为:lnct=0.5851+0.8855lnct (-1) +0.1613lng-0.0846lng (-1) , 该模型参数F=1 167.435, R=0.9931, P值小于0.05, 回归效果较好。通过eviews生成残差序列ε, 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其ADF检验统计量为-2.872822, 5%显著性水平下值为-1.953858, 10%显著性水平下值为-1.609571, P值为0.0058, 小于0.05, 所以残差为平稳序列 (如表2) , 即变量lng和lnct是协整的, 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但当期财政涉农人均支出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在当期财政涉农人均支出增加1%的情况下, 仅带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0.16%的增长, 前期财政涉农支出增加1%的情况下, 反而造成农村居民消费降低0.08%, 而农村居民消费受前期影响较大, 在前期农村居民消费增长1%的前提下, 带来当期0.88%的增长, 这可能主要受农村消费习惯及总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影响, 因此延长财政涉农支出滞后期, 以此来验证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相继增加滞后期, 通过验证发现在滞后期4期以后, 财政涉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为正相关, 挤入效应较为明显, 而滞后1期到3期表现为负相关, 挤出效应较为明显, 且财政涉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较为滞后, 有一定的周期性, 这可能是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农业基本建设影响所致。
(五) 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效应分析
在此我们利用VAR模型对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对其影响状况进行描述。首先利用VAR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 得到VAR模型的全部特征根 (见图3) , 从图3观察可知此VAR模型中存在大于1的根, 是一个非平稳序列。故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协整性检验, 利用eviews打开一个Johansen Cointegration Test (Johansen协积检验) 对话框, 得到协积检验结果, 以检验水平0.05判断, 因为迹统计量检验有13.10<15.50, 1.13<3.84;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有11.95<14.26, 1.13<3.84, 所以lng和lnct序列存在协整关系。然后对两序列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从下页图四可以看到, 政府涉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在前3期出现在水平线以下, 呈现出挤出效应, 在第3期以后到第10期在水平线以上, 呈现出挤入效应, 财政涉农支出的投入力度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这与前面的分析基本保持一致, 反映了河南省财政涉农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的良性发展态势。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的研究, 得出以下结论:从河南省的情况看, 短期内财政涉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 但从长期来看具有挤入效应, 而且这种挤入作用较为明显。基于这种结论, 为进一步扩大农村消费, 笔者建议:
(一) 建立稳步增加的财政投入机制, 扩大财政支农支出规模
针对人均财政支出规模处于较低水平 (2006年人均农业财政投入仅166.5元) 的实际, 河南应抓住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有利时机, 按照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为代价的要求, 建立稳步增加的财政投入机制, 切实加大财政支农力度, 为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创造条件。一要建立一个利益平衡机制, 着力扭转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的现实。这需要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逐步提高粮食价格, 完善对产粮大县和农民种粮的各种补贴, 以平衡不同生产要素的回报率, 理顺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利益关系。二要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提高种地农民收入。各级财政应加大资金投入, 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建设高标准的稳产高产田, 加快技术进步, 提高技术保障水平, 不断提高粮食产量。三要促进农村土地合理流转, 提高农民的议价能力, 提高土地资源的报酬和价值。四要财政要引导实行适度规模经营, 加快推进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通过合理的规模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粮食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五要加大对拆迁失地农民的财政补偿力度和保障水平。
(二) 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 充分发挥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
多项研究结果证实, 不同的支出项目对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并不相同。因此, 在不断增加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同时, 还应不断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针对制约和影响当前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一是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 (医疗保障、教育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 水平、扩大保障范围, 消除农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提高农民的消费意愿。二是扩大财政支农生产性投入。生产性投入是农业以及农村发展的基础, 其对消费的影响具有长期的持续性, 加大投入有利于农村的长期消费。三是增加对农村的公共支出, 加快改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 为农村地区的有效消费创造条件。四是提高财政支农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比重, 提高农村的整体发展水平, 增强农民的消费能力。
(三) 丰富支付工具, 减少支出环节, 提高支出效率
为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建议改进补贴方式, 减少对中间环节的间接补贴, 增加对生产环节的直接补贴, 提高财政政策效率;将农业补贴同农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等挂钩, 鼓励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方式;利用财政贴息、投资补助等多种手段, 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村的建设;扩大国库直接支付范围, 减少资金在途时间。
(四) 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提高农民的融资能力
建议灵活运用财政杠杆和金融政策, 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和供给规模。财政政策要着眼于运用公共资源, 发挥示范效应和杠杆作用, 推动市场金融资源流向三农、支持消费。创新农村担保抵押方式, 提高农民参与金融消费活动的能力。提高农业保险水平和服务质量, 增强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财政要注重对农业保险业务亏损的补贴, 强化农业保险防灾补损职能, 支持农业保险业务的全面展开。利用财政投资融资手段优化农业信贷体系, 促进农业和农村地区的发展, 以刺激农村消费。
(五) 强化对财政支农支出的监督, 充分保证财政资金支农的效果
建议强化对财政支农支出的监管, 以使国家的财政资金能够投入到需要的人手里, 这样才能到达其财政支农的功效。建议:一是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从本地实际出发, 科学合理安排财政支农资金, 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二是加强资金使用管理, 建立科学的监督机制,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三是严格问责, 杜绝挪用资金, 避免闲置资金。
财政涉农支出 篇2
统筹整合实施方案
为了进一步加强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切实提高涉农资金使用效益，推进我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加快建立涉农资金整合使用长效机制，有效破解贫困地区农业和农村发展资金短缺问题，保障我县集中资源打赢脱贫攻坚战。根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实施意见》（黑政办发〔2017〕70号）要求，切实加快我县精准脱贫步伐，进一步优化财政涉农资金供给机制，结合我县脱贫攻坚行动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整合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及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市扶贫攻坚行动和精准脱贫战略部署，进一步深化涉农资金管理使用机制改革，以精准脱贫规划为引领，以重点扶贫项目为平台，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努力提高涉农资金使用精准度和效益，以脱贫成效为向导，以扶贫规划为引领，确保“十三五”期间全县贫困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按期实现稳步脱贫。
（二）工作目标
在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开展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加大对全县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各项资金精准投入，最大限度地发挥涉农资金的整体效益，努力实现全县贫困村农村基础设施明显改观，贫困人口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确保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三）基本原则
一是规划引导，统筹使用。以脱贫攻坚规划为引导，对纳入统筹整合使用的财政涉农资金集中使用，切实保障脱贫攻坚项目的支出。
二是狠抓落实，权责匹配。在统筹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过程中，项目主管部门作为项目实施主体，承担资金安全规范、有效使用的具体责任，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推动项目落实，保证效益发挥。财政部门切实做好资金拨付、使用监管，加快拨付进度。审计部门做好资金使用跟踪问效审计，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三是精准发力，注重实效。各有关部门、各乡镇要把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与脱贫成效紧密挂钩，资金使用要精准，突出产业扶贫、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着力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提高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改善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
二、整合资金的工作内容
（一）整合资金的范围
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范围，包括各级财政安排用于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资金。中央和省级层面资金包括：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水土保持补助资金、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资金、林业补助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补助资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安排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补助资金、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资金、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用于一般公路建设项目资金（支持农村公路部分）、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资金、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省级统筹部分）、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对农民的直接补贴除外）、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工程部分）、江河湖库水系整合整治资金、全国山洪灾害防治经费、旅游发展基金以及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不包括重大引调水工程、重点水源工程、江河湖泊治理骨干重大工程、跨界河流开发治理工程、新建大型灌区、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大中型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生态建设方面的支出）。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方面资金，也要结合脱贫攻坚任务和贫困人口变化情况，遵从统筹使用的原则，优
先支持脱贫攻坚工作。
（二）整合程序
各乡镇、各部门按照全县“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编制各自专项脱贫规划，将确定的重点扶贫建设项目计划报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核，纳入全县扶贫攻坚“项目库”；县政府根据全县脱贫攻坚计划任务和上级行业部门“切块”下达资金及县内整合资金规模，对各乡镇、各部门上报项目进行筛选，确定项目建设计划，报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同意后，县政府负责制定全县统筹整合使用方案，向各乡镇及有关部门下达建设任务，由各项目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并报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备案。
（三）整合资金规模
2018年计划统筹整合财政专项资金29491万元，整合资金范围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
1、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含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以工代赈资金）；
2、财政部门直管资金（含一事一议奖补资金、产粮大县奖励资金、农业综合开发专项资金）；
3、农业部门项目资金；
4、水利部门项目资金；
5、住建部门项目资金；
6、国土部门项目资金；
7、畜牧部门项目资金。
（四）整合资金投向
2018年计划整合涉农资金29491万元，主要用于我县扶贫产业，光伏发电，农村饮水，危房改造，两牛一猪养殖，村级基础设施及小额贷款及建档立卡贫困户雨露计划、小额保险项目。
1、光伏发电
整合资金9702万元，用于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建设，建光伏电站34座，造价约每瓦7.5元，总装机容量13兆瓦。
2、扶贫产业
整合资金9000万元，其中，用于发展木耳产业7300万元，用于发展特色扶贫产业1700万元。
3、农村饮水
整合资金7843.6万元，用于农村饮水安全。计划建设64处，涉及全县172个自然屯，受益人口10.2万人。
4、危房改造
整合资金180万元，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计划改造800户，共需建设资金3380万元，其中：上级专项补助1820万元；群众自筹1380万元；涉农整合资金180万元。
5、两牛一猪养殖
整合资金1300万元，用于两牛一猪养殖补助。
6、村级基础设施
整合资金1200万元，用于27个整村推进贫困村和其它基础设施薄弱村屯内道路35公里，及农机库房1座。
7、小额贷款、贫困人口雨露计划及小额保险
整合资金265.4万元，用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小额贷款、贫困人口雨露计划及小额保险。其中：
（一）小额贷款贴息199万元，一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贷款5万元以下、3年以内，免担保、财政全额贴息扶贫小额贷款，已发放贷款678万元，贷款贴息12万元；二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行带资入企扶贫，发放贷款4985万元，贷款贴息187万元；
（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雨露计划和小额保险66.4万元。
三、整合资金的保障措施
（一）加强工作，接受监督。各乡镇、各部门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坚持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以规划为基础，将脱贫攻坚任务细化到具体项目，明确时间安排和资金需求，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脱贫攻坚项目储备。按照资金统筹整合使用与脱贫任务挂钩的要求和脱贫效益最大化原则，制定具体项目实施计划，并将脱贫成效作为衡量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工作成果的主要标准。同时相关涉农资金政策文件、管理制度、资金分配、工作进度等信息应及时向社会公开，并在县政府网站和主要媒体公开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的来源、用途和项目建设等情况，实行扶贫项目行政村公示
制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二）加强领导，明确职责。为确保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顺利开展，由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各乡镇、各部门作为项目实施责任主体，负责制定本乡镇、本部门项目实施计划，并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和资金有效使用。
（三）加强协调，形成合力。各责任部门要加强与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县财政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使用安排信息通报制度。在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过程中，各乡镇、各部门要及时向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反馈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及时总结报送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形成上下协作、合力推进的工作局面。
财政涉农支出 篇3
一、我国财政涉农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涉农资金多头管理，使用效益低下
涉农资金管理方式通常是成立县涉农资金监管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县涉农资金监管工作。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包括财政部、农业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扶贫开发办公室等多个职能部门。各涉农政府部门的手中均掌握着一定额度的资金分配权力，各部门按照其管理范围，分别确定扶持项目，甚至同一政府部门内部的不同司局、处室也存在涉农资金相互重叠的现象。这一现状导致涉农资金使用分散，使用效力和政策效应大打折扣。
（二）涉农资金审批权限大多数集中在中央，资金使用方向与地方的实际需求有脱节现象
涉农资金的审批权限一般集中在中央层面，使用主体主要在县乡两级。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许多中央统一制定的支农政策并不能很好地适应每个地方的实际，极易导致“好钢用不到刀刃上”。同时，部分专项资金要求地方政府配套，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地方政府一旦拿不出配套资金，便会出现专项资金沉淀，造成资金浪费。此外，为了追求利益和政绩，很多地方单位会到上级部门跑项目、争资金，这中间难免会产生人情项目，“跑部钱进”最终损害的是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涉农资金审批缓慢繁杂，监管难度较大
涉农资金种类多、项目杂，资金申请过程中经历层级多，参与资金分配部门多，审批和下拨时间跨度大，存在信息沟通不畅、审核监管不到位的现象，并由此出现弄虚作假的情况。例如，审计署重点抽查的2013年林业贷款贴息、成品油价格补助、农机具购置补贴、中央基建投资、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等6个财政专项资金的可疑项目中，被骗取套取的专项资金达18.59亿元，占抽查金额的37.6%。
二、财政涉农资金优化整合的建议
（一）做好健全完善涉农资金整合的顶层设计
涉农资金整合牵涉部门众多，需要协调处理的矛盾和问题纷繁复杂，仅靠财政部牵头或是省级、县级整合，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有必要由国务院牵头建立中央一级的涉农资金整合的统筹协调机制，突破各部门之间的利益阻隔，在此基础上，各省、市、县也应当建立相应的统筹协商机制，清晰界定各涉农部门的整合职责。同时，还应当从中央层面建立健全基础数据的信息化管理制度，构建支农信息平台和信息通报制度，既便于各部门自身减少重复性工作，还便于掌握其他部门涉农资金的使用情况，减少乃至杜绝资金用途交叉重复的现象。
（二）适当下放涉农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厘清各项涉农资金管理制度
应当从有利于地方政府更好履职的角度出发，将适合地方管理的涉农资金项目审批和资金分配工作下放给地方，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好的财力保障。同时，要允许地方结合自身实际需求，适当调剂使用涉农资金，以便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审批权下放后，必须及时清理现行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为整合涉农资金提供制度保障。
（三）扩大地方自主权，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机制
可考虑建立“清单式”事权划分机制，明确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涉农事权和支出责任，以清单方式促使涉农事权清楚明了，同时保障各级政府拥有履行支农事权应具备的相应财力，应当对现有农口部门的涉农专项转移支付进行全面梳理，清理、整合、规范涉农专项转移支付。对已经到期或不符合公共财政支持方向的专项资金予以清理，交叉重复的要予以整合，用途不规范的要予以规范。
（四）加强涉农资金整合后的监管力度，构建涉农资金绩效考评和全方位监督体系
应当注意通过强化上级监管、引入社会监督、鼓励农民参与等措施做好资金使用的监管，确保基层政府切实管好、用好涉农资金。上级部门下放审批权后，应要求下级部门制定涉农资金使用的相关管理办法及实施方案，以便了解涉农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避免使用过程中出现低效和腐败现象。从具体操作层面看，应当做好绩效评价和专项核查工作。应当建立起有效的考核机制和考核指标体系，形成有效的奖惩机制。
财政涉农支出 篇4
农村金融一直被视为农村经济的命脉, 要发展现代农村经济必须要处理好资金融通的问题。目前,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由两部分组成, 即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 其中正规机构主要包括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邮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非正规金融机构又叫民间金融, 主要包括民间借贷、合会、私人钱庄等形式, 虽然在一定形式上填补了正规金融信贷的空缺, 但是由于民间金融没有受到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管制, 在资本趋利性动机的驱使下, 利率机制极其不合理, 同时监督和管理上难度比较大。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了“加大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 持续增加农村信贷投入”。因此, 抓住农村金融的信贷缺陷与发展空间, 对于指导我国农村信贷投入方向有着重大的实际意义。
二、实证分析
1. 指标选择
选用1990年~2009年年度数据。正规贷款指标选用“农业贷款ND+乡镇企业贷款XD=农村贷款DK”表示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村的贷款规模;生产支出指标选用“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GRTZ、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JTTZ”表示农村经济单位发展自身规模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选用“农村经营总费用JY”表示农村经济单位生产经营产生的费用, 其中农村经营总费用=农村家庭人均经营费用支出×农村人口数;消费性支出指标选用“农村居民消费水平XF”表示农村经济单位用于生活消费和服务的规模。其中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数据来自《中国金融年鉴》;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家庭人均经营费用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各个指标数据均取自然对数。
2. 平稳性检验
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都非平稳的, 为了防止伪回归现象, 需要对变量做平稳定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结果如表1:
[注]***、**、*分别表示1%、5%、10%显著性
由表1知, 各个指标都是二阶单整。其中ln DK零阶、一阶都是平稳的, 说明了经济发展并没有很好地促进农村贷款地提高。
3. 协整检验
经济变量在短期会由于季节或随机干扰因素可能偏离均值, 如果这种偏离是暂时的, 那么随着时间地推移将会回到均衡状态, 如果这种偏离是持久的, 就不能说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均衡关系。协整检验就是验证经济变量间是否具有长期的稳定关系, 本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分写检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 检验结果如表2。
由表2检验结果得出:ln DK与lnGRTZ存在两个协整向量, ln DK与ln JTTZ存在一个协整向量, ln DK与ln JY不存在协整向量, ln DK与ln XF存在一个协整向量。这说明农村贷款与农村个人投资、集体投资、农民消费有着稳定的长期关系, 但与农村家庭经营没有长期稳定的关系。
4. 回归分析
对表2中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建立如下模型:α、β、γ分别为系数, C为常熟, μ为误差项。结果如下表3所示:
结果均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 可决系数较高, 总体拟合程度较好。农村贷款每增长1%将会导致农村个人投资增长0.754%、农村集体投资增长1.428%、农民消费增长0.735%。农村个人投资与消费对农村贷款的弹性均小于1、大于0, 农村集体投资对农村贷款的弹性大于1, 这说明农村贷款地增加确实促进了农村经济状况地改善, 但是并没有很好地促进农村居民个人经济状况地发展, 这反映了农民个人通过正规金融融资难度大, 数量少的特点;相比较农户个人, 农村集体单位具有较高的信用、较强的经济能力, 是金融机构放贷的主要对象。农民个人投资对贷款的弹性大于消费对投资的弹性, 反映了金融机构更加偏向于发放生成性贷款, 两者的弹性系数差距不大, 其原因可能在于农民以生产性借贷为由, 把资金用于消费用途。
5. 结论总结
综上得知, 农村家庭经营与农村贷款没有长期的稳定关系, 农村贷款促进集体单位的资金支出远大于促进农村居民个人支出水平, 对于农民个人而言金融机构更加偏向于发放生产性贷款。这与国内学者的调研结论基本吻合, 涉农贷款地增加对于我国农户经济状况地改善有着积极作用, 但是金融机构放贷对象更侧重于生产性放贷以及农村集体单位。
三、政策建议
1. 农村金融机构进行系统性改革
当前农业发展银行主要针对粮棉收购贷款;中国农业银行信贷重点放在城市;农村信用社长期以来产权不明, 经营机制僵化, 内部控制不健全, 自身资金有限;农村邮政储蓄银行“只存不贷”。必须对这些金融机构进行系统性地改革, 使之在运行机制和内部制度建设方面更加激励为乡镇企业融资服务, 把建立完善的乡镇企业融资体系作为重要的改革目标, 完善乡镇企业融资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政策优惠体系, 增加财政贴息, 实行优惠利率。加大服务乡镇企业的产品创新, 根据乡镇企业不同需求推出合适的贷款产品和金融服务, 增加乡镇企业贷款品种地选择, 发展融资中间业务, 倡导票据融资, 适当延长贷款期限。加强对乡镇企业贷款的激励机制, 设置对乡镇企业成功经营的奖励机制, 提高工作人员开拓乡镇企业业务的积极性。
2. 完善正规金融机构信用评级机制
当前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用评级主要通过有无抵押品、担保品等显性资本作为判断农户是否具有还款能力, 这是阻碍大部分农户获得正规贷款资金支持的重要原因。四川南充美信服务公司的实证表明, 大量被正规金融机构抛弃的“无抵押、无担保”农户, 不仅具备还款能力和可持续性, 而且违约率极低。如何完善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用评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要加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发现市场开拓市场的积极性;其次, 建立由各地乡政府牵头、人行推动、正规金融机构为参与主体信用评级机构, 专门负责对农户的信用评级和实地考察, 评级机构工资水平与农民贷款水平正相关违约率负相关。由此, 既能减少农民贷款程序, 提高贷款效率, 又对评级人员提供了激励与约束机制。
3. 创新信贷业务, 满足农民需求
随着经济的发展, 农村对金融服务的要求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 在农村金融组织中, 产品创新依然存有大量的发展空间, 多样化的信贷支持既能对农村经济起到促进作用, 又能加强农民的信贷意识, 将正规贷款产品局限于生产用途是短视的。首先, 在政策上对金融机构业务创新给予鼓励, 适当放宽小额信贷的对象、期限等要求;其次, 要向农户提供多样化信贷业务, 金融机构网点可以针对市场性农户、维持性农户、贫困农户设置不同的信贷业务。比如对市场性和维持性农户提供农村消费金融业务, 促进农民消费水平, 支持农民对家电等个人耐用消费品、房屋装修、子女教育、交通运输、住房等方面的信贷需求;对于贫困农户, 可以加强扶贫贴息贷款, 并且可以专门针对贫困农户设立子女教育贷款, 以便有利于该类农户“脱贫致富”的趋势。
4. 发展新兴农村金融机构, 增加农民融资途径
新兴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截止到2010年底, 我国已经有437家村镇银行、21家贷款公司、37家农村资金互助社。新兴金融机构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金融服务的空缺, 扩大了金融覆盖面。然而, 依然存在着相关因素制约着农村新兴金融机构的发展, 如:村镇银行的发起人至少有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 导致村镇银行在经营管理上缺乏独立性;贷款公司的存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 上限基本开放, 形成高利率, 导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对农户的贷款;农村资金互助社风险防范制度大都基于“管理者尽职尽责”的假定, 缺乏风险管理细则, 又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导致互助社违规操作和擅自改变借款用途的现象屡次出现。因此, 对于新兴农村金融机构, 国家既要放宽其设立标准, 又要规范其运作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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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佘传奇.安徽农村金融投融资机制创新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
财政涉农支出 篇5
关键词：财政教育支出,绝对规模,相对规模
一、概念界定
财政教育支出, 是指国家按照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使用用途将部分财政收入划拨教育事业的财政管理活动。在众多教育经费来源中, 财政教育支出是其中的一种。我国教育经费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资经费、学费及其他教育经费。
我国《教育法》中规定的财政教育支出的计算口径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 包括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与国家财政预算外教育经费支出, 国家财政预算外教育经费支出又包括四部分: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 企业办学校教育经费支出, 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支出及其他属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当前我国财政体制存在很多问题, 财政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中, 国家也正努力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体制。虽然国家财政预算外教育经费的征收也是政府行为, 具有政府支出的性质, 但并不属于规范意义上的财政支出, 所以文章所涉及的财政教育支出仅仅是指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
由于各国的教育体系不同, 并且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文化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 各国教育支出统计口径与分类也不完全相同, 因此教育支出结构的分类及其比较是相当复杂和困难的。但从总体上和趋势上进行观察,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和分析对象, 财政教育支出结构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按财政教育支出在地区间的分配与划拨, 在区域结构上可以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支出, 城乡地区的教育支出。
2.按财政教育支出在不同等级教育的分配划分, 在层级结构上可以划分为初等教育支出、中等教育支出、职业教育支出和高等教育支出。
3.按财政教育支出的用途划分, 在使用结构上可以分为教育基建费支出和教育事业费支出。教育基建费支出是指财政用于学校房屋建设以及危房改造等方面的费用支出。教育事业费支出是指财政教育经常性费用支出, 包括人员经费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人员经费支出是指用于教职工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性开支及学生的奖学金和助学金等;公用经费支出是指教学机构、科研及办公费用及购置教学仪器、实验设备、文化用品和图书资料等方面支出的经费。
二、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结构的现状及问题
(一) 区域差距:东部、中部、西部地区
由于经济发展政策与所处地理位置的影响,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 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各地区的财力状况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同时以地方为主的财政教育支出体制与不完善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最终导致了教育资源的区域配置不均衡, 东部投入最多, 中部次之, 西部教育投入最少。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低下无法满足发展经济的需要, 经济发展缓慢又导致教育投入的进一步减少, 形成恶性循环, 这将极大威胁到整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与社会的稳定。
(二) 城乡差异:农村和城市
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障碍, 同时我国现行僵化的财政体制也成为加大教育城乡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村基础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基础教育长期投入不足, 城乡教育经费的差异长期存在。因此必须改善财政教育支出的城乡差异, 努力发展农村教育, 强化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及扶持力度, 缩小教育经费差距, 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
(三) 层级教育之间的支出分配比例不合理
由于近几年来我国全面推行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 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尤其是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 所以我国初、中等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的支出比重从总体趋势上来看是上升的。从表1来看, 从2006年到2009年间, 高等教育的支出逐渐减少, 中等职业教育支出有明显增幅, 初等和中等教育支出也在波动中有所上升, 但在2010年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层级结构中, 初等教育占35.57%, 高等教育所占比重为22.71%, 比2009年增长了将近4%, 中等职业教育水平偏低, 只有7.42%。
从我国目前教育发展状况来看, 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 初、中等教育相对萎缩, 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缓慢。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加强基础教育应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重点, 政府教育支出应向初等教育更多的倾斜。
数据来源:2008-2011年中国数据统计年鉴及整理计算。
(四) 财政教育支出的内部使用结构存在问题
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内部使用结构不够合理, 公用经费支出比重过低, 人员经费支出比重太大, 挤占了用于购置教学设备、图书, 改善办学条件等方面的公用经费支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同时教育资源在管理体制上不严格, 存在使用过程中的漏洞和浪费, 使得我国有限的教育资源不能得到合理高效的配置。
(五) 财政教育体制存在问题, 亟需改革
我国的财政教育体制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构成, “三级办学、两级管理”的特征比较明显, 基础教育投入以地方为主尤其是义务教育以乡 (镇) 为主, 中央和省级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形式进行补助, 高等教育实行中央和省两级管理, 以省为主。这样的财政教育体制造成地方教育经费分配结构不合理, 导致了地区、城乡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出现基础教育支出水平的巨大差异。根据2008-2012年中国数据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关数据计算, 2006年, 中央财政教育支出为692.15亿元, 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百分比为10.9%, 地方财政教育支出为5656.22亿元, 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百分比为89.1%, 到2009年, 中央支出1191.77亿元, 占9.7%, 地方支出11039.32亿元, 占90.3%, 再到2010年, 中央支出1492.09亿元, 占10.17%, 地方支出13177.97亿元, 占89.83%。一方面, 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教育支出的总量规模是逐年递增的, 这与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相关;另一方面, 在2006年到2009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比例不断下降, 而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比例却呈持续上升的趋势, 这与目前以行政分权和分税制为特征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在教育提供上居于主导地位有很大的关系。但在2010年这一现象有所改变, 主要是因为政府意识到现行财政体制所存在的问题从而探索改革财政教育体制, 加大中央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比重。
三、对策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上看出, 现阶段我国的财政教育支出结构存在失衡问题, 财政教育支出的区域、城乡、层级、内部使用结构急需调整, 财政教育体制亟需改革, 要优化教育财政支出结构, 增强教育公平性。
(一) 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 向中西部偏远地区倾斜
国家应当努力改善中西部和农村尤其是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现状, 可以通过健全学生各项教育贷款与补助制度、奖学金制度、减免学费制度、完善财政教育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教育资金的倾斜力度, 要更多承担起义务教育的责任, 提高贫困地区教育水平的发展, 改变其经济发展落后的面貌, 逐步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二) 教育资源向基础教育倾斜, 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
应在增加财政教育支出总量的基础上, 增加对初等教育财政资金的投入比例, 加大对初、中等以及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 提高初、中等教育的质量, 同时更多地鼓励社会资金来发展高等教育, 稳定和保持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水平。
(三) 努力优化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内部使用结构
要控制保持教育事业费支出中的人员经费支出, 不断增加对基建费的投入力度, 改善办学条件, 增加教学设备、图书等公用经费开支, 使有限的教育经费用于教育事业自身的发展。
(四) 深化财政教育体制改革, 完善财政教育转移支付制度
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教育投入的比例, 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教育责任分工, 形成各级政府对教育财政支出的合理分担机制。建立规范的财政教育转移支付制度一是要建立横向省际之间及县域之间的教育转移支付框架, 促进各地方政府教育供给能力的均衡;二是加大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重点解决因乡镇财政困难导致的农村义务教育财力保障不足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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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涉农支出 篇6
根据财政分权理论, 地方政府对当地情况更具信息优势, [1]实行分权有助于地方政府更有效地配置公共资源, 改善地方公共服务供给, [2]更加准确地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3]但同时, 财政分权带来的税收竞争也使地方政府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本而采取有利于资本所有者的财政行为, 导致公共支出结构出现扭曲。[4]所以, 财政分权在公共服务供给上的效率, 取决于地方政府信息优势的正面效应与政府间竞争带来的负面效应之间的比较, 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实证问题。
但是, 相对于诸多的理论文献, 关于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结构影响的经验研究仍然缺乏, 大多是关注于分权对某一类公共支出的影响, 而且并未获得一致结论。Zhuravskaya (2000) 认为, 分权之后的财政激励, 带来了俄罗斯地方政府教育、卫生等公共投入的增加;[5]Faguet (2004) 针对玻利维亚的研究发现, 分权增加了政府对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提供;[6]而乔宝云等人 (2005) 的研究表明, 分权没有带来教育服务的提升;[7]傅勇等 (2007) 发现, 中国的财政分权导致了文化教育类公共支出不足。[8]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业的弱质性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客观上要求国家财政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 以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缺陷, 增强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 [9]这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收入不高、私人农业投资有限的发展中国家, 尤为重要:它不仅构成农业投入的主要来源, 而且对一些农村公共投资项目来说, 甚至是唯一的来源。由此, 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是, 中国的财政分权和政府竞争在地方政府农业支出实践中得到了怎样的体现?对此进行研究, 一方面, 可以丰富相关研究文献;另一方面, 可以加深对财政农业支出的认识。
本文以地方政府农业支出为研究对象, 基于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的相关理论模型, 利用1995-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对省级政府农业支出比重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发现, 政府的财政分权度、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度、经济发展水平、中央政策导向等都会显著地影响农业支出比重。需要指明的是, 目前中国的财政分权水平对财政农业支出有积极的正效应, 而政府竞争的负效应则在中部地区被发现。
二、计量模型与数据来源
许多研究认为, 中国目前的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一起“做对了”对地方政府的激励, 可以充分调动其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 但同时为发展经济而开展的“标尺竞争”也可能影响到地方公共支出结构。[10]具体到财政农业支出, 至少存在三种促使地方政府在其财政开支中偏向非农部门的激励。首先, 以GDP增长为核心的相对政绩考核, 促使地方政府之间展开标尺竞争, 由于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日益下降, 势必会促使地方政府偏向非农部门;其次, 从地方税收最大化角度来看, 也会促使地方政府支出偏向非农部门, 因为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农业税费的减免, 地方税收更多地来自非农部门;最后,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企改革后, 地方预算外收入主要来自经营城市带来的土地增值收入和收费收入, 这也会促使地方政府实施非农偏向的财政支出政策。
但是, 另一方面, 由于人多地少的禀赋特征, 粮食安全问题在我国十分突出, 农业生产的稳步增长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极端重要性, 使得支持农业生产一直是中央对地方官员以GDP增长为核心的相对政绩考核之外最重要的考核指标之一。而且, 支持农业生产和GDP快速增长之间也并非完全矛盾, 只是地方政府在短期内关注程度强弱的问题。所以, 财政分权在增大地方政府财政空间的同时, 也可能会带来农业支出状况的改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财政分权对农业支出的影响并不确定。为了验证分权和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的影响到底如何, 我们将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 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1.实证模型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 我们将建立并估计如下模型:
agexi, t=β11+β12fdi, t+β13compei, t+β14fd·compei, t+β15xi, t+εi, t
模型中, 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的观测值。被解释变量agexi, t是第i省第t年的省预算内财政农业支出占省预算内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我们关心的主要解释变量包括财政分权度 (fd) 、政府竞争度 (compe) 。关于财政分权指标的选取, 总结已有文献[11][12][13]和本文的研究目的, 采用省预算内人均支出占中央预算内人均支出的比重作为衡量财政分权度的指标。地方政府开展标尺竞争的重要策略就是为地方经济“招商引资”, 尤其是竞相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4]相对于农业方面的投入来说, “经营城市”更可能在短期取得引资效果。所以为了能更多更好地吸引FDI, 各地政府就会努力进行城市偏向的投入, 从而产生对公共支出结构的非农化扭曲。因此, 本文以地方政府人均实际利用的FDI数量作为代理变量, 来表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程度。另外, 竞争和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可能存在相互影响, 为了捕捉这种机制, 模型中引进了分权和竞争度的交互项 (fd-compe) 。
x是一组控制变量和其他解释变量。我们引入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的城市化水平 (urban) 作为控制变量之一, 预计有负向的影响。譬如北京、上海等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 其农业支出比重要低于那些城市化水平低的省份。根据政府不同支出项目之间具有竞争性的逻辑, 如果地方政府“吃皇粮”的人越多, 那末, 政府支出会被更多的行政事业费挤占。为了考察政府规模对于支出结构的影响, 我们参考吕炜等 (2009) [15]的方法, 采取人员规模指标来衡量政府规模。预计一个地区的农业受灾率将会对地方政府的农业支出有正效应, 但是由于预算内支出是年初就确定的, 所以其影响效应并不确定。
按照一般规律, 随着经济发展, 财政中农业支出的比重也将随之日趋缩小, 为此, 采用各省的人均GDP来表示该省的经济水平, 并加入了其平方项以表示可能的非线性变化。人均GDP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是用各地区GDP总量除以当年的人口总数。该指标以1978年的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 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最后, 政策的影响。从2004年开始, 中央政府连续下发涉农一号文件, 表现了中央政府对农业的严重关注。而这势必会影响到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的数量, 为此添加了dumm04年度哑变量, 试图利用这个虚拟变量来表征宏观政策的变化和中央政府关注点转移的影响。
2.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出版物, 均是省级年度数据。样本包括1995年到2006年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观测值。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 1997年重庆从四川分离, 成立直辖市后对重庆和四川两地区的各项指标影响较大, 为了保证数据的稳定性, 我们将重庆和四川剔出, 并未将重庆的数据合并到四川省中。另外, 由于西藏数据缺失比较严重, 将其剔除在样本之外。[16]而预算内支出则主要负责诸如支农、教育等基本的公共品提供。[17]
人均GDP对于农业支出比重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其原因主要是,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 农业GDP占GDP比重日益下降, 那些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 其财政农业支出自然也就相对低, 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城市化水平的负效应在5%水平上显著: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 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小, 从而地方财政农业支出比重也随之降低。政府规模的影响虽然是负的, 但是并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农业支出已经接近到最低投入的限度, 从而具有一定的刚性, 不容易被继续挤占带来的。可以看出, 受灾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虽然方向为正的。这说明, 事前确定的财政预算不能先验地对随机发生的自然灾害做出及时的反应, 这和平新乔等 (2006) [17]的研究是一致的。中央政策对于农业支出有显著的正效应。2004年, 中央政府“一号文件”重新开始关注“三农”, 使得这一年的农业支出显著增加。
分地区来看, 财政分权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财政农业支出比重依然存在正效应 (均在1%水平显著) , 在中部地区的回归系数为负, 但并不显著。与此形成对照, 政府竞争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效应仍不显著异于0, 但是在中部地区则对财政农业支出比重有显著的负效应 (1%水平显著) 。对此的可能解释是, 东部地区尽管吸引的FDI最多, 并且也事实上为招商引资展开过激烈的竞争, 但是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地方财政有了更大的空间来支持农业发展, 而在西部地区, 一方面是因为地区竞争度偏低, 分权因为区域竞争而产生的负面作用较小, 另一方面则可能由于西部地区经济水平与东部差距过大, 从而放弃竞争导致的。而政府间竞争在中部地区的负效应, 原因可能在于中部地区既没有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优势从而具有较大的财政支出空间, 也没有象西部那样明显的经济发展劣势而放弃竞争, 从而在积极地参与主要是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引资竞争中带来了地方财政支出的非农化扭曲。
人均GDP对农业支出的负效应在东、中、西三个地区均存在。而城市化水平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效应存在着差异:在东部地区显著为负, 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说明, 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下降的同时, 预算内的农业支出并没有随之降低, 这可能是由于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是农业省份造成的。另外, 在2004年, 由于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开始关注“三农”问题而带来的该年农业支出比重的显著上升, 主要发生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这也是中央政策导向的结果。
四、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1995~200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分析了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财政农业支出比重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全国看来,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预算内农业支出有显著的正效应, 这可能是由于中央政府对稳定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从而将之列为地方政府最重要考核指标之一而带来的结果。而政府竞争对地方财政农业支出比重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更多地是通过预算外收入进行的缘故。
但是分地区来看, 财政分权的正效应主要发生在东部和西部地区, 在中部地区的作用不明显。与此形成对照, 政府竞争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明显, 在中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和分析教育经费地区差异的研究中所谓的“中部塌陷”现象[19]
财政涉农支出 篇7
一、湖南省绩效评价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2004年以来,湖南省财政厅注重发挥绩效评价的作用,积极探索,不断进取,把绩效评价作为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手段予以深化和发展,绩效评价在推进财政预算管理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工作制度和管理办法
一是编印了《绩效评价文件汇编》,对财政部相关司局2002年以来出台的有关绩效评价方面的政策文件进行归类和整理,为推动全省绩效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政策指导。二是适时制定并修改绩效评价管理办法。2005年制定《湖南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试行)》;2009年,对试行办法进行了修订,印发《湖南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对绩效评价的管理与组织实施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明确规范。各市州财政部门也陆续出台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其中株洲市还编印了《绩效自我评价工作流程》、《财政支出项目自评报告编写提纲》、《株洲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工作评比细则》等配套制度。
2. 加强调查研究,积极推进工作机制创新
近几年,先后到省内外开展多次专题调研活动。2007年,到武汉、上海等地参加公共支出绩效管理研讨会,积极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形成了《绩效评价:财政管理的重大变革》调研报告。2009年,到广东等省学习,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课题研究,形成《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课题报告,基本搭建起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2010年,到浙江、江苏学习调研,形成了《关于加强湖南预算绩效管理的研究》报告,为推进本省预算绩效管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与此同时,我们还选择部分省直单位开展财政预算绩效管理专项检查,对绩效评价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各市州也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面进行积极思考与探究,发表了相关的调研文章,如株洲发表了《从项目绩效评价入手》、娄底发表了《推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缓解县乡政府困难》、衡阳撰写了《关于财政绩效评价的若干思考》等。
3. 开展项目自评和重点评价工作,充分发挥财政支出效益
一是建立绩效评价自评体系,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自评工作。按照《湖南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要求,印发各年度《关于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自评工作的通知》,编制“省直部门预算单位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表(范本)”,选取部分支出项目作为各年度的财政支出自评项目,并组织相关单位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自评工作。二是在自评的基础上组织开展对部分重点领域、重大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如2005年的“第二期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2006年的“省动物防疫体系建设专项资金”,2007年的“职业教育财政支出项目”,2008年的“省属老水库库区特困移民无房户建房补助资金”,2009年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使用和管理”,2010年的“全省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财政补贴资金”等项目。财政支出重点评价工作的开展,促进了全省各级财政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上下联动,增强了对重要民生工程的考评力度,起到了较好的监督和引导作用。
4. 开展组织培训,加强人员队伍建设
为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绩效评价队伍,省在工作实践的基础上开展了多次业务系统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是聘请财政部和高校专家,对财政系统绩效评价相关人员进行分批、分期的培训,不断提高队伍的业务水平。二是利用召开年度工作会议和调研等机会,促进省级和各市州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推介成功经验,宣传先进做法,做到相互借鉴、共同提高。
通过以上努力,初步探索了适合省实际的绩效评价模式,形成了较为规范有序的评价方式、程序,建立了具有一般指导性意义的指标体系。同时,通过绩效评价,资金使用部门和项目单位的资金绩效观念得到了强化,人们对绩效评价重要性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
二、目前绩效评价面临的困境
虽然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然而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实行和推广绩效评价的难度仍然很大。究其原因,除绩效评价本身的复杂性外,还存在不少制约因素。
1. 思想认识不到位,观念更新难
单位普遍存在重资金分配、轻绩效管理的思维惯性。有的部门领导对绩效评价工作认识不到位,认为只要资金使用合法合规就行,对使用效果和绩效工作重视不够;有的则将绩效评价等同于审计或财政监督,认为既然有审计、有财政监督,就没有必要再搞绩效评价。思想观念落后成为制约推进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要因素和难点。
2. 缺乏科学、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
就财政部门而言,目前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绩效评价制度体系,评价指标设置不完善,绩效评价的规范性、科学性不足。对各单位而言,没有形成绩效观念,就难以事先主动地设定绩效目标,事中进行绩效监控,更无绩效标准。而科学的指标体系、绩效目标和绩效标准是进行绩效评价的前提和准绳,没有绩效目标和绩效标准,就很难做出科学、客观的评价结论,评价工作也就难以为继,持续性不强。
3. 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保障
我国的绩效评价较长时期以来处于自发状态,工作的启动和开展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领导、特别是财政部门主要领导对这项工作的理解和认识程度。由于没有可遵循的统一的法律依据,使绩效评价失去了强制性的保障,较难得到有关部门、单位的支持配合,也很难保障必要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绩效评价的广度、力度、深度受到严重影响。
4. 缺乏严格的评价结果应用机制
由于评价体系不健全,缺乏法律规范,应用评价结果的相关制度或机制没有建立,导致绩效评价与预算管理难以紧密结合,突出表现在评价结果应用困难。评价结果难以真正运用到绩效目标设定、预算资金安排上来,从而影响绩效评价工作的权威性,制约绩效评价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今后推进绩效评价工作的思考
绩效评价是一项理论性、政策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推广和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由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以及各部门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1. 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在全社会形成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观念和绩效意识
加快绩效评价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进程,首先要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力度。理论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目前绩效评价工作中很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开展理论研究。同时,要对绩效评价的意义、重要性和所取得的成效等内容进行广泛、深入和持久的宣传,增强绩效评价的影响力,使这种理念深入人心,打破人们长期以来只管争钱用钱分钱而较少考虑资金使用效益的思维定势,在全社会树立绩效观念和绩效意识,为绩效评价的实施和推广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
2. 加强立法和制度建设,为绩效评价提供政策指导和法律保障
由于我国目前有关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法律、法规及工作制度建设滞后,极大地制约了绩效评价工作和绩效预算管理改革。在目前条件下,一是要在《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增加绩效评价及评价结果应用等相关内容,加强对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约束力,提高绩效评价的法律地位,为绩效评价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二是加快制定全国统一的绩效评价制度,对绩效评价的原则、内容、方法、指标、组织管理、对象、工作程序及结果应用等进行统一规定。当条件比较成熟时,可制定专门的法律,确保绩效评价工作在法律的规范下健康有序地开展。
3. 建立和完善绩效评价体系,逐步实现规范化管理
一是尽快建立科学完整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衡量标准。绩效评价指标的统一性、完整性、科学性及衡量标准的准确性是影响评价结论、决定绩效评价工作成败的关键因素。在目前没有完整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衡量标准的情况下,亟需加快制定符合工作实际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衡量标准。当前,应在充分考虑财政支出的特点和运作过程基础上,建立一个多层次、立体的指标体系,包括财政支出投入、过程、产出、效果等四个环节内容,以真实全面地反映和衡量财政支出的绩效。二是要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库。联合相关专业人员,对各类评价指标进行筛选、甄别和再加工,并按照财政支出的功能和特性,细分为不同支出类型,然后对每一类财政支出设置主要的个性指标,形成指标库。三是要建立第三方中介库。充分利用第三方评价机构具有独立性强、整体业务水平高的优势,采用“花钱买服务”的方式,组织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绩效评价。
4. 建立“前评审、中监督、后评价”预算绩效管理新模式,充分发挥绩效评价的作用
一是开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管理(前评审)。绩效目标的制定,一般由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单位根据有关规划和任务来设定。在预算编制环节建立前评审制度,即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考评指标,对预算项目资金安排实施绩效论证,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对项目安排的必要性、资金使用的效益性和项目管理的可行性进行科学论证,以此作为项目预算安排和预算调整的依据。二是进行绩效拨款跟踪管理(中监督)。财政部门组织专家会同预算执行部门按项目预算执行进度、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事中绩效评价。事中评价结果及时反馈有关部门,以利于加强项目管理,掌握支出进度,乃至调整项目预算。三是实施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后评价)。要求项目单位在项目结束时或预算年度内对绩效目标实现及完成情况进行绩效自评价,并向财政部门提交项目绩效报告和自评价报告。财政部门根据项目单位自评价,对重大、重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该专项资金安排和再安排的重要依据。
5. 加大绩效评价结果推广和应用力度,提高绩效评价的权威性
财政涉农支出 篇8
一、涉农资金整合的主要做法
针对目前涉农资金种类繁多, 多头管理、交叉重复、分散使用等问题, 按照“制度一个笼子”、“资金一个盘子”、“项目一个单子”的思路, 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通过试点工作, 逐步建立“政策民主严谨、投向科学合理、监管规范严格、运行有序高效”的涉农资金管理新机制, 切实提高涉农资金使用效益, 集中财力办大事, 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富裕, 尽快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一) 清理归并现有资金, 实现源头整合
梳理评估现有涉农资金的设立依据、来源渠道、支持对象、投入方向、政策期限、目标作用、管理状况和执行效果。精简归并用途相同、性质相近、内容相似、多头管理、使用分散的涉农资金, 原则上一项涉农资金只能由一个部门管理, 建立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对整合的项目资金, 由实施项目的部门进行监理, 被整合的项目主管部门, 要积极配合, 协助做好项目的监管工作。
(二) 严格涉农资金设置程序, 扎牢制度“笼子”
本着区域统筹、城乡一体的要求, 减少和逐步取消针对特殊群体、个别项目特惠制政策, 大力推行普惠制。严格履行基础调研、专家评估、部门会商、政府决策等涉农政策程序, 明确政策适用范围、对象、标准和时限。重大议题按规定需要组织社会听证, 提交县委、人大决策的, 必须按规定程序执行。涉及财政政策调整、资金追加追减事项, 主管部门需在做好前期工作基础上, 征求财政部门意见后报请政府决策, 未征求财政意见的不做议题研究, 其中涉及财政预算变动的还须报请县人大批准。
(三) 积极构建资金分配新机制
结合年度财政预算, 相互配合, 主动整合, 科学统筹, 合理安排涉农资金。遵循总量逐步增加、存量优化结构、增量保证重点的原则, 做好项目对接、细化预算。实行“以效益定项目, 以项目定资金”的预算分配机制, 没有项目不列预算、不投资金。强化绩效导向, 奖勤罚懒, 扶优促差, 实现项目资金有保有压, 有进有退。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扶持的资金, 部门主动整合的, 给予适当的资金奖补, 奖补资金只能用于项目建设, 不得用于弥补单位经费和人员支出。
(四) 加强涉农资金项目库管理
以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库作为整合涉农资金的有效载体, 从项目申报环节入手, 相互配合, 共同推动整合工作。凡需财政支持的项目, 必须是省市入库储存项目。项目申报入库前, 要严格履行前期论证、评审、立项、申报、审核等程序。申请省市财政支持项目, 在履行县级入库程序后再向省市主管部门申报, 进而启动进入省市项目库相关程序。部门直接实施的项目由有关部门直接履行入库程序。项目库由县财政与各涉农部门共同管理, 入库项目必须注明项目名称、申报单位、法人名称、实施主体及实施地址等内容, 便于甄别、提示和过滤。
(五) 创新涉农资金投入方式
根据涉农资金规模和类别, 实行分类整合。对于生产生活补贴类资金, 按照“一卡 (折) 通”模式加快推进改革。对于产业发展类资金, 采用股权投入方式撬动社会和金融投资, 做大做强农业产业资金, 实现涉农效益最大化。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类资金, 在加大财政筹资的同时, 广泛吸纳社会资本, 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模式, 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农村公共服务类资金, 结合城乡统筹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 探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新模式, 持续提高农村基本运转、公共服务和各项事业发展保障能力。
(六) 强化涉农资金监管
推行完善公示公告制、专家评审制等方式, 逐步实现涉农资金分配依据科学、分配办法公开、分配程序规范、分配结果公正, 提高涉农政策、资金和项目的透明度。财政部门综合运用财政预算约束机制、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财政资金评审制度, 全程监控涉农资金运行情况, 建立经常性的专项检查制度, 加强监督检查, 重点是防止对中央、省市“切块”资金进行二次分配, 减少应由县级承担的投入。审计部门依法加强审计监督, 结合涉农投资及项目安排情况, 有计划、有重点地做好专项审计。涉农部门对所管资金、实施项目要加强日常监管, 按规范要求组织运行, 自觉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监督。
二、涉农资金整合的保障机制及意义
建立涉农资金整合工作保障机制, 在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框架内, 设立专门的组织协调机构强力推动。财政和涉农部门对照方案, 结合职能, 制定规程, 全力落实, 实行目标责任考核。各相关部门根据整合工作要求, 明确目标, 夯实责任, 分工协作, 确保此项改革顺利推进, 相关部门要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积极为涉农资金整合创造条件, 不得设置障碍或干预涉农资金管理改革。
(一) 整合实现了支农资金分配体制的改革
整合前, 上级参与分配管理政府支农资金的部门多, 彼此间缺少必要的沟通, 资金投入分散, 撒胡椒面现象突出, 并且下达的资金规模有不确定因素、早晚不一, 县级在组织实施过程中难以统筹, 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使政策和资金的合力得不到充分发挥。整合后, 中央、省、市将各级部门共同安排、资金性质相同的支农资金通过捆绑, 变为一个漏斗向下, 缩短了拨付时间, 提高了资金到位率, 同时只下达目标任务和资金支持规模, 下放了审批权, 强化了对项目、资金的监督管理权, 增强了县级干事创业的自主权。
(二) 整合实现了财政支农管理机制的创新
整合前, 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没有清晰的工作思路和明确的工作重点做指导, 各部门在支农项目实施中各自为战、互不通气、职责不清, 或缺位或越位, 推诿扯皮现象时有发生, 支农资金难以发挥应有效益。整合后, 较好的发挥了农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加强了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 使大家充分认识到整合不是部门利益的调整, 而是部门力量的集中, 财政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对项目资金的监管, 农口部门改变了过去直接承担项目建设的惯例, 增强了服务和指导意识, 集中精力和时间组织项目的管理和实施。各部门都能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形成了工作合力, 建立了和谐的整合运转机制。
(三) 整合实现了支农资金管理制度的科学化、规范化,
整合前, 由于有些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不健全, 支农项目在申报过程中存在多头申报、交叉重复现象, 支农资金使用过程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欠规范、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导致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整合后, 逐步建立科学合理、层次清晰、分工明确、覆盖全面的支农资金管理制度体系, 做到用制度规范分配、用制度规范支出、用制度规范管理, 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
(四) 整合实现了集中财力办大事的目标
建设更多更大的农业亮点工程, 这些重点项目、亮点工程的建设, 带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提高了产业化经营水平, 增加了农民收入, 推进了新农村建设。
三、完善涉农资金整合的对策建议
通过整合, 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距离实现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还有一定差距, 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上下联动还不够顺畅;二是部门职能转变后, 合力有待于进一步发挥;三是上下级政府间互动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尤其是作为县级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上级的沟通。
新疆财政支出效果评价 篇9
在对财政支出进行分析研究时, 往往需要对财政支出效果进行评价, 那么以什么标准进行评价就显得非常重要。许多学者选择以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来分析财政支出的效果, 严成梁 (2009) 从财政支出及税收方面探讨了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张淑翠 (2011) 以省级面板数据的平滑转移模型分析我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非线性效应。但经济增长仅仅是财政职能中的一个方面, 不能完全反映财政支出的整体效果。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 要紧紧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题功能区建设, 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线加快我国公共财政体系建设也成为十八大报告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鉴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前财政所努力的主要方向, 作为一种尝试, 本文以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作为地方财政支出效果的评价标准, 对新疆各地州的财政支出效果进行评价。
二、财政支出效果实证分析
以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及其均等化来测度地方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 首先要了解地方的基本公共服务状况, 因此需构建评价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指标体系, 同时运用变异系数原理及方法, 测度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在量度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状况的基础上分析各地区的财政支出效果。
(一) 指标选取。
比照基本公共服务概念, 根据目的性与客观性、独立性与可比性、可得性与经济性原则, 选取了包括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4个方面指标在内的11个单项指标, 构建指标体系。单项指标依次为:普通中学生师比、普通小学生师比、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每万人拥有医生数、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数、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失业保险参保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城市用水普及率、城市燃气普及率、人均铺装道路面积。需要指出的是, 社会保障方面指标选取职工的养老、失业、医疗参保率, 而基础设施方面则选取各地州主要城市的基础设施指标。
(二) 权重确定。
在确定权重时, 为尽可能减少原始数据标准化过程中信息量的流失, 本文首先采用变异系数法对各项指标赋权。由于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量纲不同, 不宜直接比较其差别程度。为了消除各项评价指标量纲不同的影响, 需要用各项指标的变异系数来衡量各项指标取值的差异程度。第j项指标的变异系数公式如下:
式中:Vj是第j项指标的变异系数、也称为标准差系数;σj是第j项指标的标准差;是第j项指标的平均数。
各项指标权重为:
(三) 指标标准化。
本文运用极值标准化的方法对各个单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之所以采取该方法, 一是因为它能将原始数据转化为0～1之间的数, 从而便于下一步的处理;二是转化后的数据相对数性质较为明显。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各单项指标有正逆指标之分, 因此对正逆指标标准化的具体方法也略有差异, 对于正指标:
对于逆指标:
其中, i=1, 2, …, 14表示新疆14个地州, j=1, 2, …, 11表示基本公共服务11项指标。Xij表示第i个地州、第j项单项指标的具体值, max (Xij) 和min (Xij) 是2007～2011年不同年度各个地州单项指标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四)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测定。
在以上相应权重赋予和各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 合成第i地州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指数, 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 Mik表示第k年、第i个州基本公共服务指数。基本公共服务指数是正向指标, 其值越高, 表明该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越高, 同时该地区财政支出的效果也就越好;反之亦然。
(五)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测定。
在各地州各年度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指数基础上, 进一步利用变异系数来构建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 公式如下:
式中, ek表示第k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 sk表示第k年各地州基本公共服务指数的样本标准差, 表示第k年各地州基本公共服务指数的平均值。其中, ek在这里是逆向指标, 因此ek的值越大, 就代表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越不均等;ek的值越小, 则代表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越均等。本文通过ek可以直接比较不同时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变化程度, 从而达到评价财政支出效果的目的。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从各地州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看财政支出效果。
政府通过预算的形式分配财政资金, 以实现其职能。而财政支出的效果如何, 或者说政府的各项支出能否达到预期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因采用的方法或选取的视角不同, 分析的结果也会有差异。本文以基本公共服务为视角, 把基本公共服务看作是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产出, 从而达到洞悉各地区整体财政支出效果的目的。
1、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正相关关系, 如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州, 由于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 从而提供了较高的基本公共服务, 特别是作为首府的乌鲁木齐, 基本公共服务指数达到了0.75以上;相较而言, 南疆的克州、喀什、和田等地州比较贫困, 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财政投入偏低, 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及质量自然偏低。以喀什和和田为例, 2007～2011年的基本公共服务指数虽然有所上升, 但是都维持在0.2以下。
2、以各地州历年的基本公共服务指数的平均值为基准,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在全疆平均水平之上的有乌鲁木齐、克拉玛依、昌吉、巴州、哈密、博州、阿勒泰等地, 其他地州则在全疆平均水平之下, 喀什、和田甚至更低。
3、从横向来看, 几乎所有地州的基本公共服务指数的总体趋势都是上升的, 特别是南疆三地州的上升变化是明显的, 但是我们注意到, 2010年的基本公共服务指数较2009年有较大幅度的上扬, 但是2011年又有一定幅度的回落。这是由于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 中央决定全国19个省市对口支援新疆建设, 新疆拉开了大发展、大开发、大建设的序幕, 经济社会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从此, 新疆成了各种人力、物力、财力的汇聚地, 有力地保障了新疆各领域的建设, 也极大地提高了各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当然, 骤增后有小幅的回落也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由于国家对贫困地区的大力扶持, 一些落后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没有下降, 而是持续提高, 如克州、喀什、和田等地。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地方财力的增强, 财政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能力随着加强, 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提高, 地方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也就越高, 财政支出的效果越好;从各地州的基本公共服务指数来看,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也高, 地方的财政支出效果越好。
(二) 从各地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差异看财政支出效果。
如果基本公共服务指数表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高低是从量的角度来评价财政支出效果, 那么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则从结构方面描述了财政支出的效果, 2007～2011年新疆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分别为0.56、0.55、0.53、0.46、0.45。
可以看出, 新疆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呈现下降趋势, 这表明新疆各地州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进一步增强, 各地区间居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逐渐趋于一致的目标在一步步实现。实现各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今后一个时期内公共财政的主要任务, 因此, 各地区都会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 以压缩经济建设事务及一般行政管理事务的开支, 从而实现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 取得最佳的财政支出效果, 以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从这个角度讲, 新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低的地区进一步以更大比例加大了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 或者是由于援疆资金的带动, 使该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有较大的提高, 使各地州基本公共服务差异进一步缩小,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这些地州的财政支出结构一定就比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高的地州要优, 而这些地州支出结构的变化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以达到好的财政支出效果总是有益的。
四、对策建议
(一) 加大扶持落后地州经济发展的力度。
结合各落后地州实际现状, 有针对性地给予财税、金融等方面优惠政策, 集中开展贫困地区连片开发, 切实帮助落后地区改善投资环境以招商引资, 促进当地的又好又快发展。以获取经济水平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财政支出效果好转的三重丰收。
(二) 着力构建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线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
始终坚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线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构建完善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缩小地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增强地方财政支出的效果。
(三)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 特别是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力度, 对于增强落后地区的财力、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各项支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的科学性、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好的财政支出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新民, 南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J].管理科学, 2011.7.
[2]安体富, 任强.中国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基于地区差别视角的量化分析[J].财贸经济, 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