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社会性支出（共12篇）
财政社会性支出 篇1
一、中国财政社会保障现状分析
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统计口径一般包括原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的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和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三大类。
从1999-2008年, 这10年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和数量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迅速增加后, 又回落并维持在一定水平
表1显示, 从1999-2008年,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从1197.4亿元增加到6804.3亿元,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从1999年的9.08%提高到了2008年16.63%, 上升了755个百分点。从表1中不难发现,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增长主要发生在1999-2002年间。主要原因有:一是为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和三年脱困攻坚战, 从1998年开始实行的“两个确保”工作暴露了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弊端, 大部分地区基金收不抵支, 财政兜底性支出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二是为扩大消费需求, 拉动经济增长, 1999年较大幅度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 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负担。三是1998年11个行业养老保险系统统筹下划地方管理后, 因调整缴费率和军工等行业困难造成的缺口由中央财政负担。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中国统计出版社。
(二)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持续增长
从1998年开始, 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一直保持持续增长, 1999年更是比1998年增长了1倍, 2001年这一增幅达到了65.4%, 只有2004年和2003年基本持平, 其余年份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幅。
(三)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城乡差距显著
由于历史原因, 造成了我国城乡二元的结构特征。近年来,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 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 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日趋严重, 直接影响了社会稳定。以国家近年来社会保障费用支出为例, 2001年, 占人口70%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仅占全国保障费总支出的11%, 而占总人口30%的城镇居民却占全国社会保障费的89%。人均占有方面, 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455元, 农村人均仅15元, 相差30倍;直至2002年底, 全国8亿农民中, 有404万农民享受了农村低保。
二、影响未来社会保障支出的主要因素
(一) 宏观经济
1999-2008年全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了迅猛的势头, 我们以陕西、重庆、广西、新疆4个地区为例。如表2所示。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中国统计出版社。
(二) 就业形势
1.我国在“十一五”期间, 每年大约有1500万新增劳动力, 而按照经济增长和投资规模计算的新增就业岗位约900万, 缺口大概为500-600万左右。
2.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一般在4%左右, 但统计部门内部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却往往在8%以上。特别是城市发展带来的大量失地农民“被市民化”后, 许多人都缺乏稳定的工作和职业, 尤其是妇女劳动者, 多数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工作, 社会劳动的时间很不充分, 许多人实际上处于半失业状态。
3.我国城市化进程还要加快步伐, 2020年前还有3亿以上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城镇, 其中至少1亿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解决就业问题。
(三) 老龄化趋势
根据中国人口学会预测, “十二五”期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会提速, 老年人口出现第一次增长高峰,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800万左右, 在2015年总量将突破2亿, 并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之大, 老龄化速度之快, 高龄人口之多, 是世界人口发展史上所罕见的。日益增长的对养老保险的需求无疑会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老年社会福利服务供给提出严峻的挑战。
(四)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及其影响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人们的影响不可忽视。我国近年来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使居民实际收入降低。这种收入的不稳定及对未来预测的不确定性, 使居民对养老、医疗、失业保险金等方面的保障需求增加。另外,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会使人们对医疗卫生、教育福利等社会保障项目的需求增加。
(五) 政策导向
国家有关大政方针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 决定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方向, 也决定了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项目上的投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政府不断地认识到增加财政在社会保障支出上投入的重要性。本着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原则, 财政社保“十二五”规划要求各级财政加大社保投入, 将目前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0%提高到25%左右。同时, 要将“各类未纳入社保制度的群体尽快纳入覆盖范围, 实现真正的全民社保”。
三、社会保障支出趋势分析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几点分析:
(一) 未来5-10年间我国的经济依然会呈现出良好的上升趋势, 经济增长率基本上会维持在7%-8%之间。因此, 我国财政收入有能力支付大幅增长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
(二) 为了解决就业、人口老龄化和通货膨胀等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 政府会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 以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为出发点,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
(三) 2009年我国开始实行新农保的试点工作, 取得了重大进展。政府为了实现保障农村老年基本生活, 在2020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人口的全面覆盖, 势必会加大财政社会保障的支出。
(四) 根据“十二五”政府工作报告, 在未来的5年中我国要将目前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提高到25%。因此, 可以得出, 在“十二五”期间我国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会有大幅提高。
财政社会性支出 篇2
——我国教育支出的规模与问题分析
丁亚婷
（注：原来做的是ppt，为了大家看着方便又整理到
了word上，所有图表均在ppt上）
我国教育支出的规模与问题分析
一、教育支出的提供方式
二、教育经费规模、来源、结构及与世界对比
（一）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GDP的比重
（二）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公共教育支出来源的比较
（三）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结构的现状分析与国际比较
三、我国教育支出的效益
四、我国财政支出中存在的问题
五、完善我国教育支出的政策建议
教育对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已成为世界各国所公认。教育支出是一国政府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教育支出规模和结构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衡量一国的财政教育支出水平主要有财政教育支出规模与财政教育支出结构这两个指标，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财政教育支出规模偏低，结构也不尽合理。
一、教育支出的提供方式
教育支出 ：是政府用于教育事业的各项支出。
（一）从经济性质看，教育服务一般被看做是一种混合物品。教育是分初、中、高几个层次的。
多数国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程度，对初等教育通过宪法规定若干年的义务教育。每个公民都可以无差别地享受这种教育，那么就应该由政府来提供保证。从这个角度来看，义务教育并非混合物品，而是纯公共物品。
至于义务教育之外的高层次教育，主要有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等，则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高层次教育是提高公民素质的教育，可以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也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
另一方面，受教育者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这为将来找到一份较好的职业，获得较高的收入，赢得较多的晋升机会奠定基础。由此来说义务教育以外的高层教育，不属于纯公共物品，而是混合物品。
（二）但在实践中，各国政府却往往在提供教育服务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教育具有正外部性。首先，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而教育则是技术进步的基础。其次，教育使公民明辨是非且获
得一技之长，这有助于减少犯罪。再则，教育能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这有助于减少行政管理的成本等。
2、避免因收入差距而形成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如果教育服务主要由私人部门提供，学费必然被抬高，则收入较低的家庭的子女即使天资聪颖也会被举止门外。而如果主要由政府提供教育服务，就可以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从而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并避免流失优秀的人才资源。
3、教育资本市场的不发达与不完善。这在高等教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高等教育投资究竟能否获得回报与回报率有多高，事先是难以确定的，这就使得私人金融部门因担心无法得到偿还而不愿为教育融资，这样，那些资金不足的人就会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对高等教育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主要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即：对学生本人提供补助，对低收入家庭提供补助和对私立学校提供补助。
二、我国教育经费规模及其来源结构
人们一般用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来比较各个国家教育支出的相对规模，衡量各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程度。
教育支出的结构关系着国家对各层次教育的支持力度和教育的效益。
（一）我国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GDP的比重
图表见ppt第十四张
（1）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教育支出的总额延续了之前教育支出逐年增加的趋势，近年来的增长率基本全都保持在10％以上，反映了教育支出较快的增长速度。这说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教育方面大力进行投资。
（2）中国教育支出高于大多数国家已成财政支出首项。
从表l中，自1991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所占的比例基本全都保持在15％以上，最高的1996年曾一度达到21．06％。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政府对于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自从上世纪90年代，我国提出4％的目标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二）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公共教育支出来源的比较
图表见ppt第十六、十七张
根据对40个国家90年代初期的情况分析，当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在15%以下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2%左右；当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20%左右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大体为3%；当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30%～40%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4%～5%；当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到40%～50%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也相应增长到5%～6%.表1中有关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基本符合这一规律。
（三）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结构的现状分析与国际比较
教育支出结构主要表现在教育投入在高等、中等、初等三级教育上的分配结构和教育投入在地理区域的分配结构两个方面。
图表见ppt第23、24张
从表4中可以看出，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相比，中国、巴西、印度初等教育占教育经费的比例较大，高等教育相对比例较小。而法国中等教育所占比重较大，日本、美国三级教育经费支出比较均衡，其高等教育所占比例较高，这是因为发达国家教育投资起步较早，已基本上普及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经费支出所占比例也较高。而发展中国家教育比较落后，教育重点在初等教育，所以初等教育所占比例较大。
按国际比较通行的标准，人均GNP为600-2000美元时（目前，我国正处于这一阶段），初、中、高三级教育比例为40.5∶29∶17.9，而我国1997年三级教育比例为32.41∶37.15∶20.32，初等教育经费比例偏低，而中等、高等教育经费比例偏高，尤其高等教育经费的比重在20%以上，甚至高于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这种投资流向会造成基础、义务教育得不到很好的贯彻实施。
资料：我国的近年来的教育改革
从我国的教育事业现状来看，主要包括两大层次：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对于初等教育，义务教育阶段有“两免一补”，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对高等教育，尤其是全日制高等教育，已从过去的全额拨款（学生不需负担学杂费）转变为政府和学生分担的体制，而且以后由学生负担的比重还会上升。
补充资料：
（三）教育支出体制改革分析
从我国的教育事业现状来看，主要包括两大层次：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对高等教育，尤其是全日制高等教育，已从过去的全额拨款（学生不需负担学杂费）转变为政府和学生分担的体制，而且以后由学生负担的比重还会上升。
这一改革举措的推出，引发了一场这种模式是否合理的争论。要理解这一问题的实质，就必须对教育支出的性质进行分析。
教育是一种具有私人性质的产品，接受教育的人可以从中得到相应的收益，因而也愿意付出相应的成本，从这点来看，教育是可以由微观主体来提供的，需要接受教育的人们可以花钱购买这种服务。但是，教育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的性质，这就要求政府介入参与教育服务的提供。综合地讲，政府介入教育领域主要有以下二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出于收入分配的考虑。收入分配不均等密切关联到教育投资的不均等，而不均等的教育则会延续不均等收入的现象，相比之下，较为均等的教育投入分布有助于降低收入的不均等。政府可以通过教育投资改变社会的收入不公平现象，而且这种改变是长久的。
第二，教育所产生的效益具有外在性（外部效应是指某一个体在从事经济活动时，给其他个体造成了消极或积极的影响，却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或者没有取得应有的报酬的情形。如果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将造成市场主体过度地从事具有负外部经济效应的经济活动或尽可能地减少从事具有正外部经济效应的经济活动，从而降低了市场效率。）的一面。不仅受教育的人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收益，而且会使整个社会因受教育者文化程度提高而受益。如果完全由市场提供，教育的这种外在收益就不可能由兴办教育的私人主体获得，因而他们提供的教育数量低于社会期望水平。这时就需要政府的介入。
基于教育的这种兼具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性质，教育经费一部分应由政府提供，另一部分由受教育者提供。我国大学教育经费的改革，基本上是遵循这一原则进行的。
2.教育支出的地区结构 图表见ppt第28张
(1)教育支出在东、中、西部差异明显。
受历史和现实各种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急剧扩大，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导致了教育投入水平间的较大差距，加之各地方政府对教育的重要程度认识不一致，使得教育支出差异进一步扩大。
另外，在我国目前以行政分权和分税制为特征的财政管理体制下，中央设立一部分专款进行宏观调控，地方政府则负担着几乎全部的基础教育拨款和占高等教育总投资近一半的地方属高等院校拨款，因而地方政府可用财力的多少直接影响了该地区公共教育支出的水平。(2)城市与农村之间差异明显。
在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的情况下，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星现不同的状态，而在教育投入上，城乡之间也是相差巨大。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育一直处在投资不足的状态，农村普通中小学的生均预算内经费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教育经费的不足，造成了农村教育设施、教育条件、教育人才的严重落后。
三、我国教育支出的效益
教育经费规模偏低及教育经费架次结构失调，必然影响教育经费的效率与效益。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对中国1997年教育投入效益的评估，当年中国人均GNP为860美元，属于中低收入国家，中国的教育投资社会收益率和个人投资收益率均低于同类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收益率，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11.4，世界平均水平为10.7，而中国只有5.05.报告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总量还落后于发达国家，再加上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和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都相对较低，同时，教育经费在各级教育之间的分布不够合理，所以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规模偏小，且教育资源使用效益低下，似的学校教育的综合入学率和人文发展指数都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另外，不完善的教育投资管理体制，工龄重于教育程度的工资分配制度，造成教育资源利用率低下，特别是大量高级人才外流，使得投入最大的高等教育投入的效益甚微等，这些都是教育投资和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
四、我国财政支出中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一）教育占GDP比重过低。
尽管我国的教育支出总额连年增加,但是,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却并不见有多大的增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世纪曾呼吁世界各国在2000年实现教育支出占比达到6%的目标,1993年,我国政府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18条也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也指出,国家将在“十一五”期间实现政府对义务教育负全责,逐步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并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
但直至今日,我国既没达到4%的目标,离6%的目标更是有着巨大差距。据了解,2006年—200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分别为3.01%、3.32%、3.48%和3.67%。较低的占比说明,在我国近年来GDP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教育支出未能与经济同步增长或优于经济增长,使得政府教育经费对学校运转的支撑力度并没有得到增强。
（二）教育支出国际比较差距明显。
教育经费相对于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以人均GDP来比较,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所以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金砖四国中,中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实在与我们的国家地位和经济实力不相符。
（三）教育投入占财政收支的比重呈下降之势。
1997年以来,财政收入和支出增加非常迅速,平均每年增长16.9%和19.0%,但对教育的投入却未能等速增加,每年只增加15.9%,使得教育投入所占的比重呈逐年减小之势。2002年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占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比例分别为17.7%
和15.2%,比1997年下降了0.9和2.2个百分点。即使到2009年,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也仅为16.37%,尚未达到1996年占比21.06%的水平。
（四）教育支出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1.教育支出在东、中、西部差异明显。
受历史和现实各种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急剧扩大,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导致了教育投入水平间的较大差距,加之各地方政府对教育的重要程度认识不一致,使得教育支出差异进一步扩大。另外,在我国目前以行政分权和分税制为特征的财政管理体制下,中央设立一部分专款进行宏观调控,地方政府则负担着几乎全部的基础教育拨款和占高等教育总投资近一半的地方属高等院校拨款,因而地方政府可用财力的多少直接影响了该地区公共教育支出的水平。
由表2可以看到,在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如上海、江苏、山东、广东等省市,不仅教育经费的总额很大,而且,大部分的教育经费由地方政府支出,中央的拨备只占到一小部分。对于中部的湖南、湖北等省份,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支出虽然也占了很大一部分,但支出总额相较于东部省份尚有一定的差距。在西部地区,不仅教育支出总额较低,而且地方政府在教育支出上的占比也不高,如西藏、青海,教育经费完全依靠中央拨备。
这种教育支出的区域性差异,恰好反映了我国东中西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正是因为其经济的不发达,导致了地方教育投入的匮乏,无法满足发展教育所需的基本资金,很难吸引到优秀的教育人才,致使教育水平的低下。
2.城市与农村之间差异明显。
在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的情况下,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呈现不同的状态,而在教育投入上,城乡之间也是相差巨大。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育一直处在投资不足的状态,农村普通中小学的生均预算内经费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教育经费的不足,造成了农村教育设施、教育条件、教育人才的严重落后。
（五）教育支出结构存在不合理性
我国的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由表3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占比过高,所占比例不仅高于与我国同档次的低收入国家,还高于发达国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教育资源匮乏,尽管近年来民办教育有所发展,但是高等教育几乎都由政府提供,能够真正接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因此,在经费上,显得高等教育的投入有些偏高。而提高国民基本素质的关键并不在于高等教育,而是在于初等教育上,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教育支出对于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有些偏高,由此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初等教育投入经费的相对不足。
而在表4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投资收益率最高的并不是高等教育,而是初等教育。相反,投入较多的高等教育反而收益率最低,因此从收益率的角度讲,我国在教育支出的结构上,对于初等和中等教育理应继续大力支持。
五、完善我国教育支出的政策建议
1.采取有效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推动财政教育支出的增加。
4%的问题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相关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按照2007年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的统计,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51300亿元,占GDP的比重大致是20.8%,不到21%。一些学者、专家也在进行分析和研究,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公共财政教育投入占GDP达到4%或者5%。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35%以上,甚至40%,接近50%,许多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5%以上,所以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财政蛋糕是既定的,比重偏低当然也就制约了我们国家拿出更多的钱,用于投入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2.财政应继续增加教育支出,提高教育支出占财政收入乃至GDP的比重。
教育财政支出 / GDP=（教育财政支出 /财政总支出）*(财政总支出 /GDP)尽管近年来教育支出总额比较大,教育资金的投入力度和支出的增长速度也比较快,但是,目前的投入金额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依旧很少。因此,我国的教育支出还是不很够的,这需要我国在资金总额的筹措上多想办法,多下工夫,比如发行教育债券等方式,来筹集一些教育资金,以增加对教育的支持力度。而相较于我国近年来GDP的高速增长,我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并没有多大提高,从一定角度上说明,我国教育的投入相对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言,增长速度较慢。教育虽对经济的增长没有明显的直接的刺激作用,但是,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是巨大的,并且会在较长的一个时间显现出来。因此,我国有必要在经济持续增长,近年来财政收入也不断增加的条件下,在增加教育支出总额的同时,进一步提高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即使达不到教科文组织6%的GDP占比,也应以先期4%的占比为目标,尽量向发达国家的水平靠拢。但增长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教育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率,对资金的使用进行严格的监管。
3.政府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
政府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要用体制、机制的创新,用制度的设计来引导教育投入的增加。为了贯彻中央优先发展教育的要求,各级政府都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中国有五级政府、五级财政,设计出一个好的经费保障机制和制度,才是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根本。增加教育投入,要坚持体制机制的创新、制度的
先行,这个经费投入肯定会增长。
从提高教育质量和减轻老百姓教育负担出发,我国应切实提高教育投入水平,保障教育经费。与此同时,加强学校内的民主管理,建立有权参与决策、评价、监督的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和学生自治委员会,是让学校财务管理透明,避免学校领导乱收费、乱用钱的必然选择。
4.努力改善教育支出的区域不平衡。
(1)加大对中西部教育的投入力度,缩小差距。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的教育投入都有很大增加,各省份的教育设施,教育水平都有比较大的提高,但是,我国东西部地区教育支出不平衡的状况仍然很严重。这对我国教育乃至经济发展都极为不利,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因此,在教育投资的地区分布上,国家应当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教育投资政策的倾斜力度,增加对西部的教育资金支出,努力改善中西部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状况。
(2)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力度,缩小城乡差距。
我国目前很多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教育设施比较差,教育条件相当落后,优秀的教师资源严重匮乏,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农村的教育资金投入不足造成的。教育的城乡差距在近年来教育投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并没有多大的缩小,而教育的落后将很大程度上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农民的增收致富。因此,在财政支出的安排上,应当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缩小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教育差距。首先,应该主要增加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其次,加大财政的专项教育转移支付,重点扶持教育条件落后的农村地区;第三,发挥财政的分配职能,将资金有重点地投入到落后地区,并加强对农村教育投入资金的监督管理。
(3)优化教育支出结构,强化基础教育。
我国目前的教育支出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高等教育支出的比重相对较高,高等教育占用资源相对较多。因此公共资源应更多配置在基础教育。有必要明显提高初等教育支出占公共教育总支出比重,确保教育支出的“公共性”。初等教育具有很强的外部正效应,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前文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基础教育投资收益率大约是高等教育的四倍。况且目前我国文盲率偏高,更应明确义务教育在教育经费中的优先地位,将教育经费的增量主要用于义务教育。
5.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政府要切实转变观念。
财政支出新常态 篇3
贵刊编辑所命之题为《财政支出的新常态》，对于这个提法我很认同，但首先要有一些背景：其一，说新常态，不能不提“旧常态”；其二，说常态，不能不提“非常态”；第三，说支出，不能不提收入。因有古方有今，有出方有入，任何割裂开单谈一方的做法，我个人认为都是不全面的。这是我要说的背景问题。
不同时期的新常态
第一点，要论述财政支出的新常态，那么“旧常态”是什么？以我在财政部门工作几十年的经验来说，“旧常态”就是保运转，就是保建设，就是保增收。
由此延伸，为什么有支出“新常态”的提法？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也就是说我们的财政运转已经有保障了，我们的财政在基础建设方面投入已经够多了，我们的财政现在处于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运转状态。这三方面，是财政支出工作即将转移到“新常态”的根本，缺一不可。因此，一些欠发达地区财政，甚至说的严格一点，一些财源财力还处于捉襟见肘状态，长期处于吃饭财政模式的地方财政，我认为他们的“新常态”，应该是先解决吃饭问题。这对于许多地区来说，已经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可以畅想未来，但必须首先脚踏实地。
那么我们刨除这些尚需要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的地方财政之后来看，什么是财政支出的新常态。财政的总体支出方向，从每年的“两会”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的关键词就可以轻松分析出。我们常说“以财辅政”，政府的工作导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财政支出的导向。
上溯到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初期，地方财政贫富不均，那么利用分税制改革，让地方财力差距减小，保证所有政府部门至少都有饭吃，可以正常运转，就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新常态”。在分税制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地方财力得以保障，那么将越来越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基本设施建设行业中去，在那个时候就是“新常态”。公共财政理念在一段时间内是一个主流的提法，这个阶段中，就已经包含了财政资金投入建设，但最终要让民众得到实惠的说法。前一阵民生财政大行其道，那么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民生领域当中去，当然这个领域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定义，但这个时候说到“新常态”，那么就一定会提到民生财政。
那么在这之后的财政支出新常态是什么？笔者认为，它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即支出方向的新常态，支出手段的新常态以及支出责任的新常态。
三个趋势
第一，支出方向的新常态。笔者认为，继财政支出长期偏向于基础建设领域和民生领域之后，接下来一段时间里的财政支出“新常态”应该是有保有增。在保证地方财源不受经济持续下滑现状影响的同时，持续增加民生方向的投入。关于此前广为讨论的关于民生财政定义的问题，笔者倾向于一些财政学者提出的终端说和要素说相结合的说法，即以财政资金最终实际受益者为判定群体，以项目为单位要素判定财政支出是否纳入民生投入计算范围。不应将部门预算整体划归民生支出范围。不仅可以解除近几年民生财政报数“假大空”的问题，也可以客观反映某地区民生发展的客观情况，避免出现某个一半以上财政收入保运转的地区却上报民生支出占80%以上的滑稽情况。
第二，支出手段的新常态。在以往的支出手段中，财政通常以补贴的形式来促进和引导当地财源的发展。在支持地方产业发展阶段并无不可，但并非长久之计。按照投资方式划分，财政的投资模式与企业投资类似，也可以简单的分为资金、实物、技术及土地投资四类。而在财政支出手段中，近年来各地逐渐淡化资金投入手段，现在比较流行的是技术支援型投资和土地投资两种。
必须说明的地方有两点：一，现有的技术支援型投资，建议地方财政应以与企業协定的方式保证研发成果不大量外流；在财政的土地投资方面，现在多为实物+土地投资双轨模式。这种方式一方面极大的减轻了初创期企业的一些实际困难，也从客观上促成了一些企业的投机心理。因此，在形成“新常态”前，必须以严格的制度杜绝企业“打一枪换个地方”的恶性投机可能。这样的教训近几年在全国各地的各种产业园区多有发生。
二，在财政支出“新常态”中，必须改变以往许多地方财政“无为而治”的心理。财政资金不能像企业资金一样逐利，但也绝对不可草率而为。支出必追责，而且必追到底，这也是笔者多次在多处场合表态过的，也姑且算是未来财政支出的“新常态”之一。
第三，支出责任的新常态。政府间支出责任在笔者和许多财政研究学者的著作中都有提及，在此不应再赘述。笔者要强调的是两点，第一点，各级财政、各级政府之间的支出责任划分需要继续按照支出责任传统“三原则”真正落地。一是适宜性原则。政府各项职能的本质属性天然决定了其在各级政府间的最适配置。国防、外交等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受益范围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应由中央负责；地方基础设施和消防等以特定区域居民为服务对象，受益范围限于某一区域的服务项目，则由相关地方政府负责。二是效率原则。地方政府更了解辖区内居民需求，凡是由地方政府处理，其行政效率更高的事务归地方，反之则由中央负责。三是法制规范原则。各级政府支出责任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加以界定，同时，支出责任的调整应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保持稳定性、规范性。
第二点，是财政部门与预算部门之间的支出责任划分。一些市县级财政常表态说以前经常替预算部门“背黑锅”，笔者认为虽然不尽如此，但也表示出以前地方财政支出责任的划分是有缺陷的。近年来地方财政在这方面的改变有目共睹，但由于跨部门、甚至是跨级别的支出责任划分，笔者暂时没有发现像各级财政之间如此明确的，禁得住推敲的支出责任分配方式。因此笔者认为，第一点暂且可以称之为“常态”，但论点并不新颖，只是暂时并未跨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第二点讨论已久，但观点尚新，试点也尚新，只是何时才能成为“常态”，可能还需要财政在更广义的“新常态”运行之下，才能缓慢成型。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分权与经济增长 篇4
一、文献综述
(一)财政分权与社会保障
主流的财政学理论认为, 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收入再分配职能应该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 因为地方政府负责社会保障会引发地区间的双向移民。 不过, 上述论断遭遇了来自理论与实践的多重挑战。Tresch和Richard［1］从“偏好误识”的角度,指出由于信息不完全, 中央政府远没有地方政府那样对公民的偏好了解得如此清楚。 对收入分配“集权化”论断更大的挑战,来自于西方国家的福利分权化改革实践。不过,Oates［2］以1996年美国的社会福利分权化改革为例,指出地方政府掌握的信息优势,有助于寻找到和当地相适应的制度安排, 并通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向外扩散,从而提高整体政策制定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员的地区间流动性, 使得地方政府承担社会保障责任符合传统分权理论的解释。 国内学者对中国的财政分权模式与地方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行为的联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结论并不统一。 例如,刘君［3］从地级市财政职能转型的角度分析发现,财政支出分权对社保支出没有影响。
(二)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促进经济增长一直被作为各国实施财政分权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Davoodi Hamid和Zou Hengfu［4］首次利用计量模型检验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并推导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优财政分权程度”。 中国一些学者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 认为财政分权对国民经济绩效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殷德生等［5］进一步指出,中国财政分权水平加剧了地区差异。
(三)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更多集中于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同筹资模式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分析, 并形成了新古典学派与新增长理论学派等不同的流派。 中国学者对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中,有不少借鉴了西方学者的思路,运用了迭代模型理论、Granger因果检验、扩展VAR模型等。
不过, 关于社会保障支出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国内外均很缺乏。 Roberto Ezcurra和Andre Rodriguez-Pose［6］运用1990-2005年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中20个主要国家的数据, 以柯布- 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的回归分析发现, 社会保护支出分权对OECD国家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在国内,尚未发现对于社会保障支出分权与我国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的成果。而且,关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文献,很多统计并不完整。 本文将在这些方面作出贡献。
二、计量模型: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
Roberto Ezcurra和Andres Rodriguez-Pose研究了OECD国家社会保护支出分权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遵循研究经济增长的标准路径,他们引入了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本文借鉴他们的实证研究,结合我国实际,建立如下面板回归模型:
式中,PGDP、DSSE、SSE、DTE分别代表初始人均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支出分权度、社会保障水平、财政分权度。 a是常数。 a1、a2、a3、a4、a5是以上指标的产出弹性。 μ代表地区性干扰项,λ代表时间性干扰项,ε是随机误差,it代表第i个地区第t年。
在进行参数估计时,对式(1)两边取对数: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R代表真实的人均GDP增长率,是被解释变量。
2.解释变量
(1)DTE代表财政分权度。 参考Qiao Baoyun等［7］的研究,本文沿用如下财政分权度指标:财政分权度指标DTE=地方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地方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中央预算内本级人均财政支出)。
(2)DSSE是社会保障分权度, 是主要的解释变量。 该指标衡量了社会保障支出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划分状况。DSSE=地方预算内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地方预算内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中央预算内对本级的人均社会保障支出)
(3)PGDP代表各省的初始人均GDP水平,数据经过GDP平减。
(4)SSE代表地区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由地区社会保障总支出与地区GDP相比而得。
3.控制变量
为保证统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引入向量X代表其他一系列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 此外,2007年,中央财政开始对农村低保提供支持,带来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社保支出责任的变化, 为考察这一变化对社会保障分权度的影响,引入虚拟变量D2007:
(三)数据说明
有别于其他文献以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代表社会保障支出的做法, 本文采用了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的概念。 首先,尽管社会保险支出是社会保障支出的主体,但我国尚未将其纳入财政预算内。 因此,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小于实际社会保障支出。 其次,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数据的分类口径在2007年发生变化,前后数据不可比。 再次, 中国社会保障存在多部门管理,碎片化问题。 本文利用《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年鉴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将所有包含城镇5项社会保险以及新农合、新农保支出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支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的分项数据加总, 得出了历年的社会保障支出数据,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和规范性。其他数据主要来自 《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
三、社会保障支出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过程、结果
(一)回归方法选择
实证中使用STATA 10软件, 首先对面板数据按照式(2)分别采用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回归、随机效应回归方法进行估计。 F检验、Hausman检验和Sargan-Hansen检验的结果,确认了固定效应模型最佳,即表2.(a)列所示。
Roberto Ezcurra等人的研究采取了简单的混合回归的方法,且没有考虑变量的滞后效应,这也是大多数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所采用的方式。 但现实中各种经济社会活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往往是逐步体现出来的, 尤其是当部分社会保障是通过作用于投资、 人力资本等一系列因素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时候。 故用带滞后项的固定效应方法对于模型进行了估计。 发现所有解释变量滞后1阶的结果更显著,拟合优度更高,估计结果为表2.(b)列。
对于模型分析结果的进一步检验发现存在组间异方差、 组内自相关和截面同期相关。 为此, 按照Hoechle对面板标准差的研究, 进行了稳健型Driscol一Kraay标准误的滞后1阶固定效应回归。 DriscollKraay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对正交性条件做转换,得到一个具有空间独立性的协方差矩阵估计值,从而纠正样本误差结构存在异方差, 自相关和截面相关的情况。结果如表2.(c)列所示。该结果对变量系数的估计结果与(a)、(b)列符号相同,显著性改善,为最准确和最终估计模型。
为检验截面数据可能出现共线性的问题, 本文分析了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矩阵,发现:社会保障支出的分权程度与总支出的分权程度、 对外贸易开放度等其他解释变量之间相关系数高于0.5。 为解决这一问题,对模型进行了逐步回归,然后对比表2(c)的结果,整体上系数的显著性稳定,且符号一致。 表明回归结果稳健。
(二)估计结果
如表2(c),控制截面相关、异方差、序列相关问题的回归结果显示, 社会保障支出分权度在1%水平上显著正, 表明社会保障支出分权度每增加1单位,经济将增长0.355个百分点。 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更贴近其辖区内的居民, 可根据居民的需求作出更符合实际的社会保障决策。 同时,政府间的竞争有助于增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感和提高社会保障管理水平。 因此,向地方转移社会保障支出责任,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
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 反映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化解社会风险, 保护劳动力再生产, 调解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以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与殷德生的研究结果不同, 本文发现财政总支出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 这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人口流动、地方间的竞争,财政分权能保证效率和福利的实质性获得。
投资率解释经济增长时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我国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和效率在下降。 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系数为正, 这验证了经典贸易理论认为的, 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自由贸易能提高生产可能性边界, 而使所有贸易参与国福利水平提高的观点。 人均受教育年限在方程中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可以提高有效劳动供给,产生更高的生产效率。 此外,初始人均GDP水平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正影响,而人口增长率则产生显著的负影响。
2007年虚拟变量的系数值为负, 可能由于2007年推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后, 中央和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责任变化,社会保障支出分权度下降,影响到经济增长。
四、结语
本文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利用1997-2011年的面板数据, 对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份额的经济效应进行了检验。 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与财政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农村低保制度的建立,改变了政府间的社会保障支出责任, 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一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文明程度都促进经济增长,而过高的人口增长率则不利于经济增长。
本文的政策含义有:(1)合理界定政府间社会保障支出责任。 根据不同社会保障项目的性质,完善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加强地方政府财力建设,保证其提供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能力。(2)加大财政对于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 财政要承担个人账户的做实责任, 发挥部分积累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要遵循需求导向法则,并建立规范透明的转移支付制度, 缩小社会群体间的待遇差距。 (3)权衡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把握财政分权的度。 库兹涅茨曲线启示我们,确定财政分权度的前提是政府权衡其首要的政策目标: 收入分配还是经济效率。 考虑到我国之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过度效率取向的教训, 以及社会保障支出的规模效益,社会保障政策的首要目标应当是收入分配,故要把握财政分权的度,现阶段不宜过度分权。 (4)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自我国加入WTO后,贸易开放度不断提高,要积极促成多元化贸易模式的形成。 此外,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对适应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保持经济的长期增长有重要意义。
摘要：克服社会保障多部门管理、统计口径调整的局限,从社会保障支出分权的新视角研究经济增长,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我国1997-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社会保障支出及分权、财政分权等的经济效应进行了DriscollKraay标准误回归与计量检验;证实了以上变量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并提出合理界定政府间社保支出责任、权衡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等政策建议。
财政转移支出 篇5
财政转移支付也称财政转移支出，本意是财政资金转移或转让。转移支付制度是分级预算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分级预算管理体制，上下级预算主体间、同级预算主体间的收支规模是不对称，转移支付制度就是均衡各级预算主体间收支规模不对称的预算调节制度。转移支付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自上而下的纵向转移，二是横向转移，三是纵向与横向转移的混合。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的原则是：公平原则、效率原则和法治原则。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体制改革前，我国做了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的工作，1994年实行分税制体制改革后才从西文引进了转移支付的概念。我国中央财政是从1995年开始正式实施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根据IMF《政府财政统计手册》中的支出分析框架，政府转移支付有两个层次，一是国际间的转移支付，包括对外捐赠、对外提供商品和劳务、向跨国组织交纳会费；二是国内的转移支付，既有政府对家庭的转移支付如养老金、住房补贴等，又有政府对国有企业提供的补贴，还有政府间的财政资金的转移。一般我们称的财政转移支付，是指政府间的财政资金转移，是中央政府支出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地方政府重要的预算收入。在西方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分类就是分购买支出和转移支出。
我国目前仍实行的不是很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主要制约因素：一是各级政府的职责和事权尚未明确划分，财政支出的划分与事权是紧密联系的，难以确定标准的收支概念；二是我国的中央财政仍十分困难，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充足的财力支持；三是既得利益调整的力度过大，困难很大；四是由于体制、经济结构、自然环境和人口状况等因素影响，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发展能力存在极大差别，致使通过转移支付实现地区均衡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五是基础性数据统计、收集有很大难度。
浅析我国财政科技支出 篇6
科技支出；财政
[中图分类号]F812.45; G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5-0021-02
一、财政科技支出的原因
1.科技创新过程中有许多不确定性
第一，是否会成功不确定，风险很大。第二，科技创新研发的产品最终是要进入市场的，这里就存在销售的不确定性，因为新产品无论是对原来产品进行替代，还是满足新的消费群体，都存在消费者对新产品的认同问题，如果消费者不认同，那么该产品就没有市场，可能没法收回预期收益。第三，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具有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来说，对企业科技创新的贷款风险很高，一旦创新失败，有贷款不能收回的风险，为了安全起见，银行一般不愿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对企业来说，由于科技创新的风险可能使资金超出预算，企业对此难以承担，使科技创新资金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可见，如果单靠市场，则难以迅速有效的筹集到大量的科技创新资金，这就需要政府财政资金的介入。
2.科学技术的成果具有外部效应。尤其是一些基础研究，研发产出的是一些知识性、原理性、基础性的东西，具有广泛的通用性，外部性强。
二、我国财政科技支出的现状
1.全社会研究经费总量不断增长，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从2001年到2008年，我国全社会研究经费由1042.5亿元增长到4570亿元，占GDP的比重由0.83%增长到1.52%。
2.财政科技投入不断增长。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政府财政科技投入不断上涨，从2001年到2008年，财政科技投入由703.26亿元增长到2540亿元。
3.政府资金在全社会研发经费来源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在科技活动经费的来源中，主要有三部分：政府资金、企业资金、银行贷款。从2001年到2008年全国的科技活动经费来源看，政府资金所占比重由25.34%下降到20.85%，而企业资金和银行贷款等非政府资金所占的比重由63.68%上升到73.26%。目前的经费筹集模式是“企业主导型”。
4.在政府财政科技投入中，中央政府占主导地位
我国中央政府的科技投入占全国财政科技投入的比重一直在60%左右，2007年该比重有所下降，首次进入50%以内。
5.从研发经费的支出结构看，我国的基础研究研发经费占R&D经费支出的比重一直徘徊在5%左右，而发达国家是10%。
三、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问题分析
1.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有所上升，总体水平仍比较低
从国际范围来看，科技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不到1%的国家，是缺乏创新的能力的；在1%—2%之间才会有所作为；大于2%则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比较强[1]。我国的科技研发经费占GDP得比例在1%—2%之间，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因此要加大科技投入。
2.财政科技支出各地不均衡
2009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东部地区40522180万元，中部地区10249424万元，西部地区7248845万元。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3.基础研究的财政投入力度严重不足
从上面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支出的比重长期保持在5%左右，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远远不及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活动是新知识产生的源泉和新发明创造的先导，它的投入不足，会制约我国科技的可持续发展。
4.财政科技经费管理存在使用分散、短缺与浪费并存、监督不到位等问题
资金使用分散，条块分割，重点支持力度不足；资源不能有效整合，财政科技经费短缺与浪费并存,各研究单位自成体系，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信息沟通和资源共享，导致设备、人力等重复投入。
四、政策建议
1.继续加大财政科技投入。财政科技投入仍然是我国科技投入的主要来源，其总量和结构状况对我国科技进步有着重大影。由于西部地区的经济欠发达，地方政府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科技活动，中央政府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的科技投入，从而促进落后地区科技进步,进而推动其经济发展,形成科技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
2.加大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投入力度。
3.加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的建设[2]。建立一种资源共享的合作机制，避免财政资金的重复浪费。
4.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管，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和透明度，将财政的有限资金投入到科技前沿领域以及有助于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领域。
5.加大对科研人员的补贴，不仅包括资金补贴还有实物补贴，如住房等；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为科研人员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设立奖金等激励机制，鼓励创新；提供各种社会成员参与科技研究的机会与条件。
6.在税收方面给予照顾，对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科技企业，降低所得税率；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发费用可以加计扣除等。完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体现对个人取得技术创新相关收入的照顾。同时，要加强促进科技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将政府采购纳入国家创新体系，促进科技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框架的建立[3]。
7.多渠道筹集资金，支持科技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燕．公共支出分析教程，2010.
[2]李燕．公共支出分析教程，2010.
[3]伍文中.财政科技投入及其构成对FDI影响的实证分析[J].财政与金融，2010.
作者简介：
财政社会性支出 篇7
1.1社会保险方面
1失业保险。丹麦政府与私有失业基金会合作来完成失业保险工作,丹麦共有36个失业基金参与失业保险工作; 2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分为法定和自愿两大类,法定养老保险包括: “国家养老保险” “丹麦劳动市场补充养老保险”和 “特别养老保险”。自愿养老保险包括: “集体养老保险”“公司养老保险”和 “商业养老保险”; 3医疗保险。所有居民都自动免费参加公共医疗保险。公共医疗保险的范围包括普通公共医疗机构的全部服务费以及特殊公共医疗机构的部分服务费。4工伤事故保险。雇主必须为雇员投保事故和职业伤害保险,保险费由雇主支付。 此外,雇主还必须向 “劳动市场职业病基金 ( AES) 交纳会费 ( 保险费) ,用以赔偿雇员因工作 ( 不包括上下班途中) 相关的疾病、提重物引起的损伤治疗及其他补偿。
1.2福利政策方面
1儿童福利政策。各市政府为儿童提供由政府资助的托儿所、幼儿园等服务机构。每个有未满18岁子女的家庭都可以享有政府提供的现金补助。此外,政府还为未成年人提供免费的医疗、疾病预防和体检。2住房福利政策。丹麦从1967年开始实行 “个人住房补助”制度。补助的具体数额因各家庭收入和人员组成情况而定。另外, 政府还为低薪阶层建造 “普通福利住房”以及为青年人建造 “青年公寓”,以解决其住房困难。3教育福利政策。丹麦实行从基础教育到大学的全面免费教育。政府还开设夜校、暑期学校并提供部分资助,以满足成年人受教育的需要。4劳动和就业福利政策。丹麦除了向失业者提供失业救济外,还注重为失业者创造再就业机会,提供再就业培训、鼓励并资助失业者接受专业技术教育等积极的服务性帮助。
2丹麦的社会保障财政体制
2.1政府间社会保障收入划分
2007年,丹麦实行了新的行政区划。全国设五个大区、98个市和格陵兰、法罗群岛两个自治领。经过这次改革,丹麦的社会保障财政体系也有所调整,大区政府不再具有征税权,市政府承担了主要的社会保障财政责任,其次是中央政府,社保基金主要用于失业和其他社会保障支出方面,此外还有部分是由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来承担的。
2.2政府间社会保障事权划分
总体而言,2007年改革后的市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的社会福利工作,主要包括社会服务、义务教育、自然与环境规划以及基础设施维护等; 五个新的大区接管了原县政府的卫生保健工作; 中央政府则主要是起监督作用,并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就业服务责任。
2.3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政府的转移支付具有显著的福利性质,是一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和解决收入差距的财政手段。由于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难以承担所有支出,因此需要中央政府的补助、 津贴以及均衡计划等一系列支持。例如,现金补助以及恢复重建费用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而养老金和儿童津贴则是全部由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负担的。
3丹麦财政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分析
3.1政府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公平性分析
为了考察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均衡性,本文主要运用基尼系数分析方法来对其公平性进行量化分析。
( 单位: % )
资料来源: 丹麦统计局有关人口数据整理,详见 http: / /www. dst. dk/en/ Statistik. aspx。
( 单位: % )
数据来源: 丹麦统计局,详见 http: / /www. dst. dk/en/Statistik. aspx#6。
由表1、表2可以看出,丹麦各大区间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其人口比重呈现出明显的正向关系。为了更直观地比较各大区的支出差异,下面运用基尼系数对其进行分析。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其中,Wi为每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 各大区社会保障支出占总支出比重) ,Pi为人口比重。根据以上数据,可以计算出其社会保障支出的基尼系数,具体如表3所示。
根据国际一般标准,基尼系数在0. 2以下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而丹麦在2008—2014年期间社会保障支出的基尼系数明显维持在0. 2以下,由此可见,其地区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公平性是极高的。
3.2财政社会保障内部各项支出的公平性
( 单位: % )
数据来源: 丹麦统计局数据整理。
由表4可以看出,丹麦社会保障各个分项支出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占比有明显区别。总体来看,疾病和老年保障支出占比达到了60% 以上,究其原因,与各保障项目的性质以及该国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状况有关。养老保险和疾病保险都是非常基本而必需的保障项目,几乎涉及每一个公民。同时,随着科技和医疗水平的发展,丹麦人均寿命大幅提高,这也意味着社会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增加。
4丹麦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公平性对我国的启示
4.1建立和完善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跟许多西方国家一样,也存在社会保障财政收支的横向和纵向不均衡。不仅政府间的社会保障权责划分模糊,社会保障制度本身也具有多层次性和地区差异性。因此可以借鉴丹麦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经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
4.2明确划分政府间的社会保障财权和事权
财政社会性支出 篇8
一、文献综述
凯恩斯在分析财政支出时指出, 政府支出中的物品和劳务开支都是短期内影响GDP增长的关键因素, 包括社会保障支出在内的政府转移性支出具有乘数效应。Alfredo Schclarek (2007) 通过研究19个工业国和21个发展中国家1970年到2000年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冲击时发现, 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凯恩斯效应, 即“挤进效应”。陈健宝, 戴平生 (2008) 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为倒U型关系, 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乘数效应, 且乘数为4.26。S.Devarajan, V.Swarop, Heng-fu Zou (1996) 利用43个发展中国家1970—1990年度数据研究得出生产性支出的过度使用与经济发展呈负相关, 政府支出中经常性支出份额的提高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的结论。Niloy Bose, M.Emranul Haque, Denise R.Osborn (2007) 通过研究30个发展中国家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有关政府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发现, 政府教育总支出是唯一与经济增长显著相关的变量。Alam S (2010) 认为包括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支出都具有生产性, 政府对社会安全系统的建立和增强以及基础社会服务的提供都应是社会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支出通过提供基础设施、教育与、健康、和谐以及社会利益来提高生产率。李俊霖 (2007) 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使政府投资挤占了社会公共产品的支出, 导致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这类公共和准公共支出严重不足, 影响了消费需求水平的提高, 对长期经济增长率的最大化产生不利影响。王春元 (2009) 在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现行财政支出中只有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其他项目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谢乔昕、孔刘柳 (2011) 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变动未能对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起到显著作用, 财政支出结构中仅有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对社会福利水平变动有显著影响, 且对社会福利水平作用机制各不相同。。
从上述文献可以发现, 国内外学者都对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大量研究, 但对于财政社会性支出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并不一致, 且没有学者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二者的实证研究。因此, 本文在进行财政社会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基础之上, 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我国财政社会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加大和改善财政社会性支出提供实证支持, 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财政社会性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
在对财政社会性支出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分析时, 我们采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并假设全社会经济产出由家庭、企业、政府三部门构成, 经济增长为资本和政府财政支出的函, 家庭在无限寿命和有限预算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因此, 代表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为:
将其简化为人均生产函数
其中α+β+ε=1, k代表人均资本投入, gP代表人均财政经济性支出, gQ代表人均财政社会性支出。
全社会经济资源约束方程为:y=c+i+k+gp+gq (2)
假定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则消费者一生中最大化效用函数为:
利用以上方程构造汉密尔顿方程如下:
其中λ1、λ2、λ3为状态变量, γ为约束条件 (2) 的拉格朗日乘数因子, 得出代表性消费者动态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和欧拉
由方程组 (7) 可以得出:
由方程 (4) 和一阶条件所得方程可知
将方程 (9) 两边取对数并对时间t求导, 得到
由方程 (1) 、 (7) 、 (8) 、 (9) 可得,
三、实证分析
从以上理论模型分析基础之上可以看出, 财政社会性支出规模的适度扩大的确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下面本文将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采用我国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一) 变量定义与数据说明
本文在众多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中, 选取了资本存量、劳动力、财政社会性支出作为研究对象, 并将财政社会性支出细分为、财政性教育支出、财政性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财政性医疗卫生支出和财政性科学事业支出。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本文选取了我国30个省市1997-2011年的相关数据, 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GDP、PC、FSE、EDU、SEC、MED、SCI以1952年为基准根据各省每年的CPI指数进行调整。由于统计年鉴中没有统计我国相关资本存量的信息, 因此本文资本存量的数据采用了张军, 章元 (2003) 有关资本存量的核算方法, 并采用其5%的固定资产折旧率, 即:
其中, Kt代表当年的资本存量, Kt-1代表上一年的资本存量, It代表资本形成, Dt代表固定资产折旧。
(二) 模型构建
本文主要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研究财政社会性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此函数形式中, 科技进步、资本和劳动力决定了经济增长, 如方程 (1) 所示。
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本除物质资本外还包括人力资本, 财政社会性支出主要通过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来改善民生, 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因此, 我们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扩展和变形, 将财政社会性支出纳入方程 (1) 建立动态面板模型 (2) ;将财政社会性支出中的教育事业、社会保障支出、卫生事业和科学事业支出纳入方程 (1) 建立动态面板模型 (3) 。
模型 (2) 和模型 (3) 中, i代表省份, t代表变量当期, t-1代表变量的滞后一期, C0为常数项, ui为无法直接观察到的、难以量化的“个体效应”, εit为随机干扰项。
(三) 模型检验和估计方法
由于模型 (2) 和 (3) 引入了的经济增长滞后一期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 此时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下OLS参数估计可能有偏和非一致。Arellano和Bond (1991) 采用所有可能的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GMM估计, 即“差分GMM”。但是这种方法下, 若解释变量严格随机游走, 解释变量的滞后二阶与滞后一阶的差分完全不相关, 这会导致弱工具变量问题。于是, Arellano和Bond (1995) 又使用被解释变量的差分滞后项作为被解释变量滞后一阶的工具变量, 提出“水平GMM”估计法。Blundell和Bond (1998) 提出“系统GMM”估计法, 即将差分方程与水平方程作为一个方程系统进行GMM估计, 以提高估计效率。因此, 本文将运用stata11.0, 采用“差分GMM”和“系统GMM”对模型 (2) 和 (3) 进行检验和估计, 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通过表2可以发现, 在一步差分GMM和一步系统GMM检验中, 模型 (2) 和模型 (3) 的Sargan检验的P值都小于0.01, 表明存在过度识别, 而二步差分GMM和二步系统GMM检验中Sargan检验的P值都大于0.1, 即接受所有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 表明二步差分GMM和二步系统GMM不存在过度识别, 所有的工具变量有效。在二步差分GMM和二步系统GMM的AR (2) 统计量中, 模型 (2) 和模型 (3) 的P值都大于0.1, 表明扰动项无自相关, 而且二者的Sargan检验的P值都大于0.1, 表明二步差分GMM和二步系统GMM适用。因此, 本文的动态模型 (2) 和模型 (3) 设定正确, 不存在伪回归。从参数估计的标准差来看, 模型 (2) 的二步系统GMM的标准差小于二步差分GMM的标准差, 因此模型 (2) 采用二步系统GMM的回归结果。模型 (3) 的二步差分GMM的标准差小于二步系统GMM的标准差, 因此模型 (3) 采用二步差分GMM的回归结果。
(四) 实证结果及解释
通过上述研究方法发现, GMM回归法适用于本文研究, 我们将对表2中模型 (2) 的二步系统GMM回归结果和模型 (3) 的二步差分GMM回归结果作出解释。
1. 财政社会性支出与我国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 但正向效应微弱, 其弹性系数为0.
038。这表明我国政府对事关民生的财政支持促进了经济增长, 但由于投入太低以及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收支水平差异, 导致财政社会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小。
2. 财政性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明显, 但正向效应微弱, 其弹性系数为0.
009。发展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国民素质和劳动技能, 人们在接受教育后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吸收、运用知识和提高劳动技能, 并逐步积累经验。因此教育是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 教育成果不能立刻完全转化为生产力并带动经济增长, 因此短期内财政性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较弱。
3. 财政性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对经济增长有微弱的负向效应。
造成负相关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虽然我国采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筹资模式, 但社会保障支出严重依赖于政府财政投入, 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财政收入差异严重限制了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从而阻碍了财政性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在于二元经济体制下农村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远低于城市, 而且农村社会保障多采用社会救济的形式, 广大农民的生育、医疗、养老、教育等得不到有效保障, 因此拉大了城乡间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平程度, 严重影响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从而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4. 财政性医疗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 但正向效应微弱, 其弹性系数仅为0.01。
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性医疗卫生支出改善了医疗卫生条件, 并提高了居民的身心健康, 财政投入在减轻个人医疗负担的同时也改善了居民消费结构, 但由于财政性医疗卫生支出水平过低, 对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
注: (1) 表示方程2的回归结果, (3) 代表方程3的回归结果;各参数估计值中 () 内为标准差;[]内为p值;*、**、***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在进行差分GMM和系统GMM估计方法时, 我们以同方差为假设条件, 利用Sargan统计量进行过度识别检验, 其原假设为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同时, 采用Arellano-Bond的AR (2) 统计量检验随机扰动项的差分是否存在一阶和二阶自相关, 其原假设为随机扰动项无自相关, 此原假设的成立这也是GMM成立的前提, AR (2) 中的值分别为Z值和P值。
5. 财政性科学事业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明显, 其
原因在于我国财政性科学事业支出水平过低, 2012年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对科学技术共投入3828.02亿元, 仅占政府财政支出总额的3.5%、GDP的0.8%, 而财政性科技支出占GDP比重低于1%的国家被公认为缺乏创新能力的国家, 达到2%的国家才是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因此这种低水平的投入难以在短期内推动科技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也难以将科技转化为有效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动力。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财政社会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动态模型, 并利用全国30个省市1997-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性支出及其教育事业、社会保障与就业、卫生事业和科技事业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表明:从总体上看, 我国财政社会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 但由于财政社会性支出总体水平偏低以及地方差异明显, 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微弱, 而其各分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各异。对此, 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加大各级政府的财政社会性支出力度, 提高其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财政社会性支出关乎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重要民生问题, 合理的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是改善居民生活质量、积累人力资本、提高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也是政府有效发挥公共职能、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重要途径。我国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与GDP的增长幅度不协调, 直到2011年我国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才达到GDP的4%。我国社会保障水平仍偏低, 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无法满足庞大的人口需要, 2012年全国财政性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12542亿元, 仅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0%、GDP的2.4%, 社会保障体系的安全网功能和稳定器功能发挥受到限制。从实证分析中可以发现财政性科学技术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 科研投入过低进一步降低了科技向有效生产力的转化率。因此, 应当有效控制财政经济性支出和行政支出, 提高财政社会性支出比重, 促进经济增长与民生的协调发展, 为经济增长创造持久动力及和谐氛围。
第二, 优化财政社会性支出的内部结构, 特别注重教育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科学事业支出的地区平衡、城乡平衡, 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 使财政资源得到合理和高效配置。教育支出存在明显的地区不平衡、教育资源地区差距大、初等教育支出比重过低等问题, 必须进一步加大财政性教育支出尤其是基础教育支出, 在改善教育支出结构、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基础上, 为经济增长提供智力支持。随着中国老龄化趋势的加速、失业问题的加重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社会保障制度面临巨大挑战, 应继续增加对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持力度, 改善居民消费结构, 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此外, 政府应当继续加大对科技尤其是基础科学和应用科研的财政支持, 引导企业和社会重视和加大科研投入, 努力促进科技创新及其与商业和人力资本的结合, 从而提高科技转化率, 充分发挥科技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摘要：广义矩法能够有效检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我国30个省市1997-2011年的财政社会性支出与地方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 但拉动作用微弱, 财政社会性支出各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各异, 应当继续增加财政社会性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财政社会性支出 篇9
对于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开展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大体上有三种观点。Feldstein(1996)、Leimer(1982)、Ehrlich和Kim(2007)、贾俊雪、郭庆旺和宁静(2011)、丁少群和许志涛(2013)等认为,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没能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作用。卡特林和米尔斯(2005)、穆怀中(2001)、杨杰等(2009)、孔杏(2015)等认为,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而Kotlikoff(1979)得出了社会保障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确定的结论。
由此可见,由于样本选取、研究方法及研究角度的不同,学者们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本文拟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重庆市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以便深入了解重庆市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提出相关的社会保障政策。
二、重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现状
(一)重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实现较快增长
随着重庆经济的发展,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也呈现出快速增长之势。重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从2007年的138.97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502.94亿元,增长了2.62倍,年均增长20.17%,而同期全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6.61%。同时,重庆市国内生产总值从2007年的4 676.13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4 262.6亿元,增长了2.05倍,年均增长17.27%。可见,重庆市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速度快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也快于全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这表明近年来重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实现了较快增长,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二)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呈缩小之势
由于缺乏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相关统计资料,而居民获得的转移性收入可近似看成因其参加社会保障得到的收入,因此,本文用人均转移性收入来衡量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尽管从绝对差距来看,2001—2014年,重庆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2001年,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1 403.57元,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209.24元,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为1 194.33元。2014年,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5 443元,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2 639元,二者的差距为2 804元。但从重庆城乡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比来看,二者却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如下页图所示)。2001年,重庆城乡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比为6.7∶1,2004年最高达到13∶1,此后在国家和重庆市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的积极作用下,重庆城乡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比逐渐下降,2014年仅为2.06∶1,这表明重庆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差距呈现出不断缩小的态势。
三、重庆市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在探析重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重庆经济增长水平(GDP),以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衡量重庆社会保障水平(SS)。为消除异方差,对GDP和SS分别取自然对数以消除变化趋势,并记为Ln GDP和Ln SS。本文采用的时间序列数据(2001—2015年)均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
(二)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非平稳时间序列导致的“伪回归”,必须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运用ADF检验法,对Ln GDP和Ln SS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可知,Ln GDP和Ln SS的ADF检验值均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变量Ln GDP和Ln SS均为非平稳序列。同时,二者一阶差分序列的ADF检验值也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二者的一阶差分序列也不平稳。但是,Δ2Ln GDP和Δ2Ln SS的ADF检验值却小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二者均为二阶单整序列I(2)。由于Ln GDP和Ln SS的单整阶数相同,可以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注:检验结果采用Eviews8.0软件计算得到,其中,Δ表示各变量的一阶差分,Δ2表示各变量的二阶差分,检验类型中的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中是否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项以及所选的滞后阶数,当ADF值小于临界值时表明序列平稳。
(三)协整检验
由于模型中仅有两个变量,可以运用Engle-Granger两步法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变量进行估计,然后对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残差序列平稳,则说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反之则反是。对Ln GDP和Ln SS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得到如下协整方程:
对上述协整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知,残差U的ADF检验值小于显著性水平1%的临界值,可以拒绝原假设,表明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由此可知,Ln GDP和Ln SS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重庆市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四)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检验表明重庆市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误差修正模型既能反映变量之间的短期关系,又能反映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因此,为了将重庆市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短期关系和长期关系联系起来,本文构建含有误差修正项的误差修正模型(ECM),以具体分析模型的短期和长期特征。运用Eviews8.0可以建立重庆市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的误差修正模型。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从上述误差修正模型可知,重庆市财政社会其保障支出的短期波动将导致经济增长的同方向变化,影响系数为0.067752,但其t统计值不显著,表明短期内重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但从长期看,由于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0.186292,符合反向修正机制,且误差修正项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当出现偏离长期均衡趋势的情况时,误差修正项会对偏差进行18.63%幅度的修正,以使重庆市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走向均衡。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重庆市2001—2014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重庆经济的较快增长,不但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支撑,而且为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协整检验表明,重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方程表明重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每增长1%,将促进经济增长0.589117%。
第三,误差修正模型表明,尽管从短期来看,重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太显著,然而,当出现偏离长期均衡趋势的情况时,误差修正项会对其进行反向调整,促使其回到均衡状态,使重庆市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走向均衡。
基于以上结论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其一,积极推动经济增长,为提高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提供资金支持。充足的财政收入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重要保证,而持续较快的经济增长又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源泉。因此,只有实现经济增长,才能确保财政收入增加,实现居民收入增长,进而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提高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
其二,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力度。近五年,重庆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13%左右,而世界转移支付占财政支出的平均比重在30%以上。因此,在重庆城乡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存在不小差距的情况下,政府应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应加大对重庆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力度。重点推进农村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完善,构建科学、合理、可持续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
其三,积极探索与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制,对于保障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缩小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摘要：运用重庆市2001—2015年的统计数据,对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重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重庆市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每增长1%,将促进经济增长0.589117%,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积极推动经济增长,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力度,积极探索与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制,对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国内生产总值,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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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丁少群,许志涛.社会保障水平、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J].中国经济问题,2013,(6):3-12.
财政社会性支出 篇10
由政府承担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是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主要部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主要包括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等。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有利于建立并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活水平, 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 维护社会稳定。从而扩大内需、刺激消费, 为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本文主要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阐述了安徽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理论方面, 本文从宏观意义上分析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实证方面, 笔者选取1995—2014年共20年的安徽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 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安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国民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定量分析。
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认为,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推动投资和扩大消费需求两方面。
投资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驱动”之一, 对于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政府通过增加财政社会保障支出, 降低了人们的风险预期, 从而使人们把更多的收入用于投资。人们增加对社会的投资, 投资具有连带效应和乘数效应。比如房地产投资能够带动钢铁、水泥、冶金、家电等七十多个行业的发展。王晓霞对社会保障支出和投资的关系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她认为在较长时间内投资的增加是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引起的, 社会保障支出与投资之间存在着单向促进作用。
根据预防性储蓄假说, 消费者在选择消费路径时需要考虑持久收入及其变动性, 持久收入面临的不确定性是影响消费者选择的关键因素。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对社会保障的扶持力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均储蓄率过高的问题。政府预算是社会保障资金的重要来源,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将极大地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社会保障事业的全面建立和不断完善将形成稳定的社会环境, 在人们收入出现波动时, 能够有效防止人们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 从而增加人们的消费信心, 最终实现启动消费、扩大内需的目的。
三、安徽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现状 (图1)
1995年, 安徽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只有3.88亿, 此后迅速增加, 在2003年达到102.19亿,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从0.21%增加到2.6%。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在2002-2003年形成了第一个小高峰。2003-2005年,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较为平稳, 其占GDP的比重有所回落。但是从2006年开始, 安徽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总额迅速增加, 其占安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2005年的2.17%增加到2009年的3.02%。2009年之后, 安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总额继续增加, 但是由于安徽GDP增长迅速, 相比之下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有所回落, 但是始终维持在2.5%以上。
四、实证分析
(一) 变量和数据
本文选取安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SBZC作为自变量, 安徽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因变量。本文搜集了1995—2014年期间安徽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 对其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并对二者的相关性进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消除财政社保支出和GDP时间序列的异方差, 减少数据的波动性, 笔者对安徽财
政社会保障支出SBZC和安徽国内生产总值GDP取自然对数得到Ln SBZC和Ln GDP。
(二) 平稳性检验
根据协整理论, 必须检验时间序列Ln SBZC和Ln GDP是否具有同阶单整。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 对两个时间序列Ln SBZC和Ln GDP及其差分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从检验结果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两个变量Ln SBZC和Ln GDP经过二阶差分后, t值都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因此, 拒绝原假设, 即两个变量Ln SBZC和Ln GDP经过二阶差分后都不存单位根了, 这两个变量Ln SBZC和Ln GDP都是二阶单整过程, 即Ln SBZC~I (2) , Ln GDP~I (2) , 因此, 可对这两个变量的长期关系进行下一步的协整检验。
(三) 协整检验
上文已经确定时间序列都是二阶单整过程I (2) , 则可以进一步检验安徽国民经济增长GDP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SBZC这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由于本文仅仅涉及国民经济增长GDP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SBZC两个变量, 因此笔者采用EngleGranger检验两步法, 用于检验GDP和SBZC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
首先, 运用OLS法估计协整向量Ln GDP和Ln SBZC, 本文运用eviews 6.0软件建立回归模型:
其次, 对估计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
上述方程估计的残差U=L n G D P-6.3 2 5 6-0.5084*Ln SBZC, 具体检验结果见表四。该方程残差的ADF值为-2.1447, 小于-1.9644的临界值, 因此残差序列U在显著性为5%时拒绝原假设, 即可以得出结论为所估计的残差U具有平稳性。
由表一可知, ADF检验统计量值-2.1447小于显著性为5%的临界值-1.9644, 因此可以推出残差序列{U}在显著性为5%时是平稳序列, 即Ln SBZC和Ln GDP具有协整关系。其中长期弹性为0.5084, 即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每增长1%, 从长期均衡来看安徽省GDP将增长0.5084个百分点。
(四) 格兰杰因果检验
上文的协整分析体现了安徽财政社保支出和安徽国民经济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然而, 还需要进一步验证SBZC和GDP之间是否构成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笔者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以确认SBZC和GDP之间时间上的因果关系。
从结论可以看出, 在滞后期为1时, Ln GDP是Ln SBZC的格兰杰原因, 说明安徽省国民经济增长能够马上带动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在滞后期为2、3时, Ln GDP和Ln SBZC互相不是对方的格兰杰原因。在滞后期为4时, Ln SBZC是Ln GDP的格兰杰原因, 说明安徽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加4年之后, 其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才会显现。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1995—2014年安徽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SBZC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数据, 分析两者之间的长期关系, 得出结论:安徽省国民经济增长GDP和安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SBZC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虽然, 短期来看GDP和SBZC增长是非均衡的, 但是在较长时间段内, 安徽国民经济和增长财政社保支出是互相促进, 它们之间构成了长期均衡关系。依据上述论证结论, 笔者建议如下:
(一) 安徽省应加快经济发展, 改变经济发展模式, 扩大经济总量, 把蛋糕做大
国民经济的发展程度决定政府财政收入水平, 只有把蛋糕做大, 政府在初次分配中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政府预算资金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资金来源。在滞后期为1年时, 安徽国民经济总量的增加能够增加安徽省财政支出, 进而间接提高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因此, 安徽省应升级产业结构, 推动产业的更新换代。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加快经济发展, 增加国内生产总值, 这样才能充分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 从而政府能够安排更多的政府预算支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二) 继续扩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 加大政府预算对社会保障的扶持力度, 进一步提高安徽省财政社保支出占安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笔者通过一系列实证推理得出结论:安徽省国民经济增长与财政社保支出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安徽财政社保支出每增加1%, 其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加0.5084%。在滞后期为4年时, 由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间接促进了投资和消费, 对国民经济的正面影响逐渐显现。在我国, 政府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主导力量, 政府的转移支付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安徽省政府应该继续加大政府预算对社会保障建设的支出力度, 解决人民的后顾之忧, 缓和社会矛盾, 从而间接促进投资、扩大消费内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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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减公共财政支出宜慎重 篇11
2015年1月，受2014年底财政赤字大量增加、负债累加压力增大影响，我国财政支出同比大幅减少近20%。环境保护、农林水事务、科学技术、一般公共服务、文化、教育、城乡社区、社会保障和就业等不涉及投资的各项公共财政支出被大量压减，而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保持增长14%以上。这种有压有保的做法，意在压减一般性公共支出以缩减赤字，同时维持扩大财政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减弱。
公共支出压减以后，月度财政收支状况得到好转，上月大量赤字转为当月大量盈余。但是，随后公共支出急剧压减后的影响逐步显现：一方面，社会消费出现相反变化，食品、医疗、日用品等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下落，春节消费同比增速从往年15%以上降低到11%;另一方面，投资等宏观经济指标也随公共支出下降所造成的消费减弱和社会冲击而下落，投资、价格、工业、PMI、用电量、铁路运输量等指标都有所下滑。
尽管公共支出大量缩减，有利于缓解财政收支矛盾，而且这样压减公共支出不涉及财政投资，能保持财政投资力度不减。但是，一般公共财政支出短时间内大幅压缩，对社会保障、民生福利及社会公共部门管理与运行带来冲击，从居民生活到企业生产，从城乡消费到项目投资，以至于宏观经济整体都出现了难以承受的大幅下落。此后，财政政策不得不重新调整，取消紧缩开支措施。
在经济下行情况下，为缓解财政收支矛盾而大力缩减财政支出的做法，会造成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减弱，不合时宜;而为保持积极财政投资扩张力度，以大力压缩一般公共财政支出来缓解财政收支矛盾的做法也不可行，这会导致财政功能失衡，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基础造成冲击，财政投资扩张难以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中国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还都处在安全范围内。赤字率略高于2%，低于3%的国际警戒线;政府负债率按比较合理的中等口径负债估算，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和担保责任的負债率约为37%，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
财政社会性支出 篇12
1 CCR模型介绍
CCR模型是最早的DEA模型,由Charnes等人在1978年提出,其基本假设是规模收益不变。
一个经济体系或一个生产过程可以看成是一个单元在一定的可能范围内,通过投入一定要素并产出一定产品的活动,这样的单元被称为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以下简称DMU)。同类的DMU具有相同的目标和任务,每个单元具有同样的多种输入与多种产出,所以在许多的DMU情况下才具有可比性。假设每个单元m种投入和s种产出,则输入为x,产出为y。
Yj=(y1j,y2j,…,ysj)>0;xij为第j个单元对第i种输入的投入量,yrj为第r种输出的产量。其中,j=1,…,n;i=1,…,m;r=1,…,s。评价单元效率性,就是使被研究单元相对其他单元投入少而产出多。评价指标的构造为之比记作hj(v为m维实数量,u为s维实数量)。如以第j个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为目标,以所有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为约束,则CCR模型可以通过运筹学方法构造为:
式(1)中,当θ=1时,决策单元弱有效,θ=1且s-=0,s+=0则决策单元为有效,θ=1且s-中s+有一个不为0则决策单元为弱有效,否则决策单元无效。其中s-、s+分别表示相应的输入和输出松驰变量。
2 指标选取及数据处理
考虑到实际情况及数据可得性,在遵循科学原则的基础上本文选择了2007—2013年的数据(见表1),将每一个年份视为一个DMU。X表示各种输入指标,X1指云南省农村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农村五保供养支出、农村传统救济支出与农村医疗救助支出之和)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于农村社会保障财政支出金额受农村人口的数量的影响较大,因此选取农村人口占全省人口比重X2为另一项投入指标。Y表示产出指标,选取农村居民生活改善度(云南省每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现金支出与去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现金支出的差与去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现金支出的商)为Y1,农村社会救济人数(农村五保供养人数与传统救济人数之和)占农村人口比重为Y2,Y3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农村人口的比重。
因2009年农村居民改善度指标为负数,不满足DEA模型的数据要求,所以应对农村居民生活改善度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为将该组指标值归一化到(0,1]之间,选取的归一化公式为:
式(2)中,xi是初始值,Xi是归一化之后的值。经过处理后的输入输出指标数值如表1所示。
3 评价结果及分析
采用DEAP 2.1软件评价后的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直观地看出,效率值θ除2008年、2009年、2010年三个决策单元外均为1,且2008年为0.989,2009年为0.877,2010年为0.946,这说明2007—2013年云南省农村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效率整体呈现良好态势,尤其是“十二五”开始的三年,效率均达到了最佳水平。从产出不足率来看,可以相对地对产出指标中的农村居民生活改善度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农村人口的比重采取一定的控制措施,可以通过增加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以及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农村人口比重,最终提高农村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效率。由于投入不能改变,故也不存在减少投入也能获得相应产出的情形。
资料来源:数据从民政年报和国家统计局官网收集整理而成。
4 结论
虽然是基于历史数据值,在无法改变历史的情况下,可以借鉴历史数据来衡量云南省农村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效率指出水平历年的发展、发挥程度。从宏观层面来看,云南省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水平发展平稳而且有效地发挥了其社会作用;从非有效性单元、弱有效性单元(本文中无弱有效单元)和有效性单元的数量来看,云南省农村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水平呈现着良好的发展态势。由于DEA方法中CCR模型应用的局限性,本文只能说明2007—2013年云南省农村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投入产出效率,因此该如何提高云南省农村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效率还需要更全面详细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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