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类财政支出

民生类财政支出（精选4篇）

民生类财政支出 篇1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背景

自从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了人类发展报告提出HDI以来, 关于HDI如何计算, 财政支出与HDI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通过实证分析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公共财政支出和HDI呈现正相关关系, 且公共服务类支出贡献大于其他支出。霍景东、夏杰长 (2005) 通过多元回归模型研究提出, 1990—2002年公共支出与人类发展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而且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对HDI的影响明显大于其他公共支出。姚明霞 (2009) 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1978—2006年的数据研究发现, 人均财政支出对于人类发展指数具有显著的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超过了人均GDP的影响。第二种观点认为公共财政支出对HDI有着负向的影响。潘雷驰 (2006) 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1990—2003年的数据研究发现, 政府支出对人类发展指数的影响为负, 前者变动对后者变动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二者之间也不能相互解释。

首先, 综上的这些研究都是以全国的数据为对象, 单独以省级数据研究的较少, 由于中国各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较大, 新疆总体发展在全国处于落后水平, 所以单独探究新疆的民生财政支出与社会福利关系很有必要;同时, 以前的研究多以公共财政支出和人类发展指数为对象, 没能进一步探讨民生类财政支出和社会福利的关系。

鉴于以上两个问题, 文章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对新疆民生类财政支出和社会福利的关系作了实证研究。

二、民生类财政支出对社会福利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 数据收集及处理

本文以新疆1997—2011年的社会保障支出、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人类发展指数为研究对象。从《新疆统计年鉴》、《新疆财政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得到社保支出、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和总人口的数据, 通过Excel计算得出人均支出, 再取LN值得到最终数据。其中, 1997年、1999年、2003年、2005年、2008年的HDI从《2013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查出, 1998年、1999—2002年、2004年、2005—2007年和2009—2011年的HDI可以通过对已知观测值对时间回归, 然后用回归的拟合值代替。这里用HDI对时间回归, 回归方程HDI=-14.7747+0.007745t, 根据回归方程求出未知的HDI。

(二) 建立模型并分析

回归模型:HDI=C+C1LNS+C2LNE+C3LNH

其中, HDI为人类发展指数, C是常数项, C1、C2和C3是系数, S为社会保障支出, E是教育支出, H是医疗卫生支出。

利用Eviews6.0统计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处理, 从拟合度来看, R2=0.9411, 拟合优度非常高;从变量的显著水平看, LNE的P值为0.0459、LNS的P值为0.0234、LNH的P值为0.0323都小于0.10, 可以认为在90%显著性下通过了检验。再根据德宾沃森d统计量表查出3个解释变量, 15个样本的D.W.显著区间0.591~1.464, 回归模型中的D.W.=1.8376大于上显著点, 消除了自相关的影响。其他的统计指标也都符合要求, 由此可以得到回归方程为:

回归方程表明, 教育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系数都为正, 说明这二类民生财政支出都对HDI有着正向的贡献, 医疗卫生支出系数为负, 说明这类民生财政支出对HDI有负向的贡献。而且教育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要滞后两期才对HDI的产生作用, 医疗卫生支出要滞后三期对HDI发生作用。 (下转165页)

三、结论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分析, 民生财政支出是引起HDI变化的格兰杰原因;社会保障支出、教育支出对人类发展指数有着正向的作用。而且这两类民生支出都不是当期投入就能产生效果的, 都要滞后2期才会对HDI产生作用。医疗卫生支出有负向的作用, 而且也要滞后3期才会有效果, 它对HDI有负向作用可能由于医疗卫生支出的使用效率比较差。有鉴于此, 提出下面几项政策建议。

(一)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使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

近年来随着财政收入快速增长, 政府财力大大增强, 并且降低行政管理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还有很大潜力, 这使得新疆具备了使财政支出结构向民生倾斜的条件。但是同中国东部发达省份相比, 新疆民生类财政支出规模还很不足。所以, 新疆要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基础上, 适当地加大民生类财政支出, 使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

(二) 提高促进社会福利增加的民生财政支出效率

民生财政支出体现了政府的公共性和公平性, 它的支出效率更是促进人类发展提高社会福利的重要方面。而且从上面的实证表明, 医疗卫生支出对社会福利有负向影响, 所以新疆要大力提高民生财政的支出效率, 把民生财政支出用到实处, 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参考文献

[1]霍景东, 夏杰长.公共支出与人类发展指数—对中国的实证分析:1990—2002年[J].财经论丛, 2005, (4) .

[2]杨永恒, 胡鞍钢, 张宁.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人类发展指数替代技术[J].经济研究, 2005, (7) .

[3]姚明霞.中国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8, (12) .

[4]潘雷驰.中国政府支出对人类发展指数影响的经验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6, (27) .

民生类财政支出 篇2

针对民生财政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研究,国外学者的观点大致分为两种: 一是认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即在消费总需求既定条件下,政府消费需求的增加会挤占居民私人消费的空间,从而削弱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和刺激内需增长 的预期效 果 ( Barro,1981; Ahmed,1986; Tsung - wu Ho,2001等) ; 另一种认为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够引致民间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扩大,进而带动社会生产和就业增加,即扩张性政府支出会促进私人消费需求的增加,也即所谓的“挤入效应” ( Karras,1994; Schclarek,2007) 。我国学者杨智峰 ( 2008) 、姜洋和邓翔 ( 2009) 等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的观点; 而杨子晖等 ( 2009) 、魏向杰 ( 2012)以及刘志忠和吴飞 ( 2014) 等的研究,却倾向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存在挤入效应的判断。结合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特征,通过建立两者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理论模型,本文试图从理论角度阐述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及传导机制。在对民生财政和居民消费增长现状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本文分1998 - 2006年和2007 2012年两个时段,从民生支出结构方面对其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效果、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理论分析结论的正确性。

一、文献回顾

关于政府支出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凯恩斯关于积极财政政策对总需求作用的分析,但关于公共财政对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系统性分析,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逐渐成为经济研究领域的热点。Bai1ey ( 1971) 研究了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他通过定义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为私人消费和财政支出的函数U*= U( Ct+ θGt) 来研究消费与政府支出的关系,参数θ为正,意为政府支出增加将引起居民边际效用的下降进而私人消费的减少,此时政府支出和私人消费之间是替代关系; 若θ为负,则政府支出增加将引起边际效用增加,此时政府支出和私人消费呈互补关 系。此后, 更多学者 基于Bailey( 1971) 的假说,利用持久收入理论和一般均衡模型进一步探讨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如Barro ( 1981) 的研究表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通过使用 长期收入 决定模型, Korrnendi( 1983) 和Asehauer ( 1985) 考察了美国的经验事实,结果发现θ > 0 ,即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替代关 系,前者对后 者有明显 挤出效应。Ahmed ( 1986) 运用跨期替代模型检验了英国的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支持了上述结论。Amaro和wirjanto ( 1996) 、Tsung - wuHo ( 2001 ) 运用跨期替代模型, 分别对美国和OECD24个工业国的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明显挤出效应。我国学者杨智峰 ( 2008) 利用1998- 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地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表明1998- 2002年我国地方财政总支出显著地挤出了居民消费,2003 - 2006年这一效应则不显著。

然而,也有学者的检验结果并未支持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的论断; 相反,他们认为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民生财政支出的增加会促使居民消费支出的扩大,即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入效应。在跨期替代模型的基础上,Karras ( 1994) 对30个国家1950 - 1987年的数据进行经验检验,发现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财政支出增加将提高居民消费的边际效用,进而促进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即财政支出对私人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Schclarek ( 2007) 对21个工业化国家和19个发展中国家1970 - 2000年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获得了同样的结论。

我国财政部办公厅课题组 ( 2001) 和胡书东( 2002) 早期的研究显示: 从总体上看,政府支出增加对民间消费具有挤入效应,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促进民间消费需求的增长。杨子晖等 ( 2009)对27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提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李广众 ( 2005) 利用最优消费决策的欧拉方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存在互补关系,且政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拉动城镇居民的消费方面,但对于乡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明显。洪源 ( 2009) 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结论。魏向杰( 2012) 的研究发现相对城镇居民而言,民生投入增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更大。刘志忠、吴飞 ( 2014) 利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在分项财政支出方面也表明教育和医疗卫生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挤入效应。

综上文献所述,如果细分中外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支出对居民私人消费的影响机制上,重点关注的是公共支出对社会成员最终消费的直接激励或促进作用。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从总量支出角度,探讨民生财政投入对居民消费的刺激; 其研究也多集中在宏观层面,缺少有关具体项目民生支出对于城乡居民消费差异传导机制的研究; 对于刺激并扩大内需与促进民生增长的分析往往是割裂的,有的研究较少考虑因2007年国家收支分类统计口径调整的影响。所以,本文以2007年收支科目分类调整为时间分割点,从改善民生投入、提高居民消费的视角,将重点放在考察民生支出与城乡居民消费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征方面,并就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联、作用机制以及效应效果进行定量分析,通过民生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定量分析,来甄别民生财政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挤出或挤入效应。

二、理论模型

在消费生命周期理论的框架内,本文通过构建民生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有限期界的迭代模型,进一步阐述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和影响路径。假定家庭 (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以家庭为单位) 的消费效用函数为: U( C) = α·ln C ,其中α> 0 ,C为家庭消费,可以看到U'( C) > 0 ,U″( C)< 0 ,即效用函数是家庭消费的增函数,但边际效用递减。设代表性家庭的消费周期为 [0,T],其中T∈ ( 0,∞ ) ,其最优消费选择问题为:

最优化目标 ( Max ) :

约束条件 ( s. t. ) :

边界条件 ( b. c. ) :

其中e- ρt为贴现,ρ( 0 < ρ < 1) 为贴现率,Ct为t时期家庭的消费支出,Wt为t时期总的家庭财富的,Yt为t时期家庭的可支配收入,r为市场利率,M为某阶段内居民家庭生活大额预防性刚性支出,即用于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支出,若是财政民生支出中相关领域支出越多,可减少个人用于此方面的消费。式 ( 2) 表示家庭财富的流量约束,家庭财富为居民收入和上期家庭财富的利息扣除当期消费。式 ( 3) 为边界条件,0期时财富为0,T期时财富为M ,能够满足基本的大额刚性支出。

现在建立Hamilton方程H = e- ρtαln Ct+ λt( Yt+r Wt- Ct) ,λ为拉格朗日乘子,经济学意义即为家庭财富的边际效用,根据公式 ( 1)- ( 3) ,可求得家庭的消费函数为:

由于e > 1 , 因此其中说明收入对消费具有同向作用,也就是说消费是收入的增函数,这满足绝对收入理论;说明消费是大额预防性支出的减函数。另外,考虑到民生财政提供了一部分居民需求的公共服务,民生财政与大额预防刚性支出有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居民的预防性刚性支出是政府公共支出的减函数。为了便于论证,假设这两者之间的反向函数关系如下:

其中h和θ是常数,将式 ( 5) 代入式 ( 4) 便可获得居民消费与民生财政之间的函数表达式:

式 ( 7) 中β2的正负号反映了民生财政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到底属于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从理论上来讲,民生财政免除了居民很多后顾之忧,当期的消费预期会增加,消费倾向会提高,即民生财政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入效应。

三、数据、方法与模型

( 一) 变量说明及数据描述

1. 因变量选择。本文以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作为因变量,考虑到我国城镇与农村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和公用品供给等方面差异明显,为区分民生财政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倾向的不同作用,本文分别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和乡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情况进行了估计,各类消费支出和可支配收入( 或者年收入) 均利用居民消费价格做了相对平减,各项民生财政支出均针对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做相对平减,所有变量均采用自然对数形式,相应的变量名加上前缀“ln”,回归系数的经济含义即为弹性。本文选择从1998 - 2012年共15年数据作为考察期,样本总体为除西藏之外 ( 因数据缺失较多,故未有统计) 的30个省级单位的年度支出和消费数据。除特别声明之外,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 解释变量。本文主要选取了民生财政支出中有关教育事业费用、医疗卫生经费、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等指标作为考察对象,文中以2007年为界,对民生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按时间段划分为两个时期,分别进行考察,时期不同,部分指标数据的含义也稍有不同。

3. 控制变量。本文主要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乡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第一产业占比、城市化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其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乡村居民人均年收入) 是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第一产业占比作为控制变量主要考虑到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一般来说分别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创造的价值占地区GDP的比例来代表地区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占比GDP的比例较大,则表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该地区居民消费相对较低。本文选取城镇化率作为控制变量,主要是用其描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城镇化率越高该地区经济增长越快,继而提高居民收入拉动居民消费。另外,地区生产总值 ( PGDP) 是衡量一国 ( 或地区) 经济增长水平的基本指标,对居民消费有强劲的带动作用。

注: 卫生和社保补助隶属于为 1998 - 2006 年间的民生财政; 医疗卫生、社保和就业补助隶属于 2007 - 2012 年间的民生财政,下表同。

2. 计量模型设定。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为了研究民生支出和非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设定如下模型:

式 ( 8) 中lncspendi,t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lnmsti,t代表民生支出总汇,lnfmsi,t为非民生支出总汇,下标i和t分别标识省份维度和时间维度; X为控制变量集,包括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和住房销售均价; ε为随机扰动项,用于表示除上述变量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为考察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基本模型:

式 ( 9) 中lnedu、lnhf和lnss分别代表民生财政支出中的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为区分和衡量民生财政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差异影响,设定以下扩展方程:

式 ( 10) 和式 ( 11) 分别为针对乡村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估计方程,在式 ( 10) 中加入乡村人均年收入 ( lnpcfi ) 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在式( 11) 中则添加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 lnpcdi ) ,通过式 ( 10) 和式 ( 11) 可具体考察民生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差异化作用效果。

四、实证分析

考虑到我国各省际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明显,国家引导居民消费的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使得考察期内的样本数据有可能因存在异方差或序列相关问题导致估计偏误。因此,在基准回归中通过对标准误进行robust稳健性矫正,以控制其影响。此外,本文利用SCC模型进行估计,相比传统OLS回归,经SCC模型修正的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异方差和自相关的基础上能很好地控制截面相关的影响,因而其对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效率有可能更为可取。本文使用1998 - 2006年和2007 -2012年的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针对民生财政支出重点领域对全体居民、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的消费,运用stata12对模型进行估计,基准回归和SCC回归的估计结果详见表2。

注: Hausman 检验对包含时间控制变量的民生支出和非民生支出分析,都拒绝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分析。另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差,***、**和*分别表示 1% 、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 一) 民生财政、非民生财政与居民消费

从理论上讲,财政民生支出会缓解居民部分相关消费的经济压力,能够引致居民个人消费和投资需求扩大,即扩张性政府支出会促进私人消费需求的增加,也即所谓的“挤入效应”。但是,若财政民生支出不足,居民个人承担绝大部分消费支出,就会挤占居民其它消费。在这种情况下,民生财政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表现为“挤出效应”。

表2为民生财政、非民生财政对居民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由表2可知民生支出前后期分别在1% 和5%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民生性支出与居民消费需求呈正相关关系,即民生性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有正向促进作用。城乡居民消费需求随民生性支出的增加而增加,也就是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支出显示出了挤入效应,促进了居民消费,实证验证了上述理论。在1998 2006年间,在考虑了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以后,民生财政对居民消费支出的边际贡献为0. 392,对城乡居民消费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2007 - 2012年间,民生财政对居民消费具有较显著的拉动促进作用,边际贡献为0. 208,后期财政政策给予民生大力支持: 在教育方面,2007年全国免除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 在文化方面,2011年10月18日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化广播影视产业获得了蓬勃快速发展; 在医疗保障方面,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三项基本医疗保险 ( 放心保) ,到2011年底就覆盖了13亿多人口,参保率稳定在95% 以上1,织起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网;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全面建成,同时还建立了规范性的药品采购机制和长效性的补偿机制,避免了肆意抬高药价、损害居民利益。另外,国家还根据居民现实生活需求,增加了环境保护支出。这些措施有效地排除了居民很多生活方面的后顾之忧,使居民增强了消费信心,促进了居民即期消费。

从表2中估计结果还可发现非民生支出对居民的消费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在1998 - 2006年期间综合结果不是很显著,在2007 - 2012年期间影响较显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较为显著,这与收入影响消费的理论相契合,其它控制变量与文献效果相同。

注: Hausman 检验对包含时间控制变量的教育、医疗和社保支出分析,都拒绝原假设,均采用固定效应分析。

( 二) 民生财政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表3是基于1998 - 2006年和2007 - 2012年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获得的民生财政结构分时间对居民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根据表3所示的估计结果,本文作出判断: 从理论上讲,若是财政民生支出中的教育、卫生医疗、社保及其就业补助支出较多,居民个人用于此方面的消费占比就会下降,居民会用较多的可支配收入于其它消费,并引致和拉动居民潜在消费; 反之,民生财政支出则会挤占居民消费。

首先,从表3可以发现1998 - 2006年间政府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入效应,边际贡献为0. 145,在10%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2007 2012年间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较显著的挤入效应,在10% 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财政教育支出1元将显著带动居民消费0. 122元。教育占据居民总消费 的比重在1998 - 2006年平均为11. 37%2,2007年开始这个比重逐年下降,从侧面反映出政府教育支出能够缓解居民的教育投入压力,对居民即期消费有促进作用。我国在2006年开始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免费3,农村2007年全面推行了免除学杂费政策4,全国学杂费整体呈现下降趋势,教育上的辅助优惠政策减少了居民很多经济负担,教育对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显著挤入效应。

其次,医疗卫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由挤出效应转变为挤入效应。表3显示1998 - 2006年间卫生支出对居民消费作用不显著,但有反作用力。在此期间,1992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提出深化医疗卫生市场化改革,致使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据着卫生总费用的主体位置。1987 - 2001年期间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节节攀升,2001年为最高点60% ; 与此同时,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仅仅为15. 9%5。由于居民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支出占比过大,医疗卫生总费用又一直高涨,居民必须依靠储蓄来预防不可预测的医疗风险,卫生财政支出对居民产生了挤出效应。2007 - 2012年间中国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已由2008年的40. 4% 下降到2012年的34. 9%6,医疗卫生深化改革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效,居民个人用于医疗卫生费用的下降,低收入人群和广大农村地区潜在消费能力得以逐渐释放,这段时期卫生支出对居民消费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挤入效应。

最后,社会保障和就业补助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效果不显著。因为1998 - 2006年间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还没有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于我国总体上社保补助投入不足、社保覆盖面窄、保障水平偏低,虽总体上能缓解了居民部分不确定预期,对居民即期消费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效应甚微。从2007年起政府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但居民人口老龄化严重,就业形式严峻,城镇化加重了社保负担,居民对社保和就业补助的需求增加; 同时,由于社会保障改变居民收入具有长期性,居民对未来消费预期的转变也需要一个过程,这些都会制约居民消费。

( 三) 民生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和乡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由表4乡村居民消费支出来看,1998 - 2006年教育支出对乡村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从2006年开始,国家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教育辅助政策显著拉动了乡村居民潜在的消费。2007 - 2012年教育对乡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较为显著挤入效应。2007年全国推行免除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教育支出显著地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虽然政府卫生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甚微,但由前期的挤出效应转变为后期的挤入效应,社保补助对居民消费的效应并不显著,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

注: Hausman 检验对包含时间控制变量的教育、医疗和社保支出分析,都拒绝原假设,均采用固定效应分析。表格中方程( 10) 是针对民生财政结构对乡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设定的方程。方程( 11) 针对民生财政结构对乡村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设定的方程。方程( 10) 中用到的是乡村人均年收入,方程( 11) 中用到的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表格中的卫生经费和社保补助为 1998 - 2006 年的民生财政支出; 医疗卫生支出、社保和就业补助是针对 2007 - 2012 年的民生财政支出。

由表4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来看,在1998 2006年期间教育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挤入效应显著大于农村居民,主要是因为: 一是城乡教育标准不一,城镇教育的硬件设施、教育环境和师资力量、教育补助政策标准都高于乡村; 二是国家教育政策把农村教育基本上交给了地方,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不少地方农村教育难以为继;三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乡村人均年收入对城乡居民的消费影响非常显著,2008 - 2012年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近3倍于农村人均年年收入7,居民高收入对于拉动消费有极强的正效应。因此,相对于乡村居民来讲,政府教育支出更能促进城镇居民当期消费。1998 - 2006年卫生经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挤出效应不显著,而在2007 - 2012年医疗卫生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较为显著挤入效应,在10% 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边际贡献为0. 024元。

相对于乡村医疗卫生支出而言,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对城镇居民具有较显著挤入效应,而乡村医疗卫生支出对居民消费作用不显著,但表现为挤出效应,原因在于: 一是新农合保障范围有限,乡村医疗卫生保障水平低。农合起付线以下的部分不予报销,起付线以上的部分按比例报销,更侧重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属于互助共济制度,小病方面保障能力较差。由于农村合作医疗指定乡镇卫生院、定点村卫生室住院检查费用高,合作医疗报销金额微不足道,使得农民实际受益没有预想的那么大。二是城乡之间的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差距巨大。由于城乡组间对城乡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差距的贡献基本上在80% 以上,几乎是组内差距贡献的4倍 ( 和立道,2011) 。三是城镇居民医疗投医费用低、保障群体范围广,这是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最显著的优点。上述原因促使城镇居民在卫生经费方面比乡村居民有更良好的预期,更能带动即期消费。社保、就业补助对城镇和乡村居民的消费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不显著。目前,社保、就业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人口老龄化加重了社保负担,二是城镇就业形势严峻,需要更多的就业补助。另外,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和非单位就业人员 ( 简称“两非”) 参保率很低,城镇社保覆盖面较窄。城镇化进程加速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了新问题,数亿农民工社保的衔接和整合是一个重大课题,这些问题成为城乡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对其消费产生挤出效应。

五、结论与建议

由于居民消费函数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成正相关,而政府民生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消费有挤入和挤出两种效应。一是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的消费支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非常显著,非民生支出对居民的消费支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效果并不非常显著; 二是在分项支出方面,随着我国2007年免除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教育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有较为显著的挤入效应; 医疗卫生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由前期挤出效应转变为后期挤入效应; 社保、就业补助始终挤出城乡居民消费,但挤出效应不显著; 相比于乡村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教育和医疗民生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贡献较为显著。

民生类财政支出 篇3

关键词：改善民生,精兵简政,管理层级,管理机构,管理人员

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税收,纳税人的钱只能有两种用处,一是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二是改善民生。而且二者是此消彼长,即在财政收入一定的条件下,要想增加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就必须减少行政事业费的开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国家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06年行政管理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8.73%(而据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推算实为37%还多)。同类数据,日本为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美国为9.9%。反过来,据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 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支出的15%,而美国在上述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 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不言自明,要想真正的解决民生问题,必须大量减少行政管理费用开支,而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出路就是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不仅可以节省资金,用来很好的解决民生问题,而且只有精兵简政才能提升军队战斗力,只有精兵简政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只有精兵简政才能减少权力寻租,只有精兵简政才能实现高薪养廉,只有精兵简政才能降低税费收缴。减少所得税就等于增加居民收入,所以有利于促进内需,而减少营业税和增值税就相当于降低企业成本,因此有利于增加生产,扩大就业。

精兵简政的基本途径不外乎四个方面:

1. 减少管理层级

中国目前所实行的基本上都是五级管理,即中央、省、地、县、乡,我认为地、乡级政府,特别是地级政府那是完全多余的,乡也未必非设政府不可,设个特派办事处也就够了。因为多一个层级就多了一些审批手续,多了一个层级就多了一批寻租者,多了一个层级就多了一道上传下达的障碍。减少一个层级不仅可以减少诸多弊端,还可以节省大量的行政事业费开支,用以改善民生。

2. 减少管理机构

中国的中央机构本来就比较多,特别是目前的管理体制基本上都是中央有什么部委,省里就有什么厅局,县里就有什么局科。殊不知中央政府要管965万平方公里的疆域,13亿多人口,而地方政府特别是下级地方政府那才多大地方,中央需要管的事,地方不一定有,特别是不可能有那么多,所以未必非成立一个相应的独立机构。另外,也可借鉴一点加拿大等国的做法,该中央管的不要非把地方牵扯上,该地方管的中央也不必非插手不可。总之,减少管理机构不仅可以减少行政管理费用,以提高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同时机构越少,越容易提高政府效率。因为机构越多越容易政出多门,让人无所适从;机构越多越容易互相扯皮,推卸工作责

3. 减少管理人员

据九三学社中央的提案中的数据显示,中国当前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达到4 000多万,还有500多万人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这意味着全国人口中,每20多个人就有一个属于财政供养。毋庸讳言,我们的党政机关确实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而且层级、机构、人员越多,寻租的机会就越多。即便是不考虑寻租,也常常是越想干事,越给企业和民众添麻烦。因为我们的公务人员都是国家干部,都是各级领导,其本能是“管”,至于为人民服务,对于某些干部那只是一句口号而已。通过适当减少编制来提高装备水平和官兵素质,那才能实实在在地增加我军的战斗力。总而言之,若能大量减少冗员,省下来的经费即使不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也可以用来提高在岗公务员的工资。高工资可以提高违规成本,对廉政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党、政、军减少机构和冗员,从长远看可以有效地减少行政事业费的增量开支,从而为提高社会公共福利创造有利条件。同时,瘦身就更有利于提高工作质量、密切联系群众、提高自身待遇,何乐而不为呢?

4. 减少无谓开销

所说无谓开销应首选公款吃喝,既没有境外来宾,也不是什么重大节庆日,为什么非在饭店、宾馆公款大吃大喝?不仅吃坏了党风政纪,同时也吃坏了自己的身体,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等不都是吃出来的吗?实际上公款吃喝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请与被请常常都是处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只要政府一声令下,领导带头,违者必究,立刻见效。

其次是公款旅游,我们的党政官员,特别是厅、处、科级领导,有几个没去过欧美和大洋洲,祖国的名山大川有几处没留下其足迹,反观一下发达国家的公务人员,哪有这么多外出机会,即便是去了,谁敢逛旅游胜地。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公务人员也并非都缺乏这种自觉,而是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非此即为招待不周,关照不够。所以要想解决此类问题,还必须自上而下痛下决心,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再看公车,说是公车实际上也是私车,是既不用花油钱也不需要付维修费的私车,上下班都可以用,全家人甚至亲戚朋友都可以用,特别是其普及程度已令人发指。难怪我们的汽车特别是私家车的保有量远不如发达国家多,但我们的交通比人家还堵塞,步行10分钟的路宁可塞半小时也不徒步走,因为是公车,不坐白不坐,况且这也是身份的象征啊!关于车改已几经周折,终难成行,但我想利国利民的事终将得办哪。

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就难在不管是减少层级,还是减少机构和人员,最终都要落实到如何裁员,裁减下来的富余人员如何安置等一系列问题。对于这类问题的处理确实应该慎重,因为它涉及很多人的切身利益。但我认为也绝非不可解决,具体思路是在保持甚至提高其显性待遇的条件下,彻底转变其职能,即将富余人员组织起来成立各种直接为企业和民众服务的中介机构、代办机构、咨询机构、培训机构等。例如,经济与教育部门的富余人员可以成立培训机构,进行短期的岗前培训、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社区教育等,并可以适当地收取一些费用,对于那些贫困家庭可以免费学习,并帮助联系就业岗位。工商、税务和公安部门可以联合起来组成代办机构,帮助企业和公民办理护照、出国手续、纳税、营业执照、各种年检等。当然这些服务一般都是有偿的,尽管如此,我想大多数企业和公民都是愿意接受的,因为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并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免去了很多啰唆和烦恼。民政、经济和政法部门可组成各种咨询机构,帮助弱势群体和上访者弄清是非,理清道理,对于确有冤情的,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讨回公道。此处仅略举几例,实际可供这些富余人员干的事很多很多。对于这些从党政机关分离出来的人员,在一定时期内其工资和福利待遇应与在岗人员完全一样,并且可以通过服务收费获得一定劳务报酬。等到他们已经完全独立,甚至已经变成了具有可观收入的企业或中介组织时,再部分或完全取消其公务员待遇。

民生类财政支出 篇4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经历了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 但是收入差距也在持续的迅速扩大。一般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可以分解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在中国的收入差距当中, 最重要的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关资料显示, 城乡收入差距占到了全部收入差距的50%以上,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1]。研究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的收入分配方面而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收入分配职能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 财政手段是政府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主要手段。财政调节收入分配主要通过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来进行, 在收入方面, 政府可以通过向高收入群体征较高的税, 向低收入群体征收较低的税或者免税的手段, 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这并不能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而且通过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具有较大的扭曲效应, 会导致资源的低效率配置[2]。通过财政支出来调节收入分配则具有相对的优势。

中国学者从财政支出方面来研究城乡收入差距, 是从近些年才开始的。孙文祥、张志超 (2004) 以城镇对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差额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为解释变量, 以全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证明基本建设支出的增加, 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的增加, 农业财政支出的增加会扩大收入差距, 科教文卫事业费, 国防和政策性补贴支出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公平[3]。冉光和、唐文 (2007) 以城市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解释变量, 以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为被解释变量, 构建实证模型得到结论:基本建设支出, 企业挖潜改造支出, 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的增加显著的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而行政管理支出显著的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4]。王莉 (2007) 以城乡收入比为被解释变量, 以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回归模型, 证明了教育支出和支农支出的增加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政策性补贴支出和抚恤社会福利救济费支出的增加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5]。

一、基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聚类分析

考虑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性, 为了克服传统区域划分的缺陷, 我们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各地区经济类型作进一步的划分。采用的指标为地区实际人均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支出结构, 即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出、支农支出、科教文卫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地方支出的比重, 来说明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我们在聚类分析的过程中使用的分析方法为Hierachical Cluster (层次聚类) , 类与类之间距离的计算方法为Furthest neighbor (最远距离法) , 距离的测度方法为Squared Euclidean distance (欧氏距离平方) , 数据标准化的方法为Z scores (将数据标准化到Z分数) 。采用SPSS 16.0对1997—2006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如果某一地区至少五次出现在一个类别当中, 则将这个地区归入这个类。对十组分类结果重新整理得到最终的分类结果。

从1997年的数据开始, 除了个别的省份之外, 大部分省份的归属类别基本稳定。所有省份分为四个类别, 分别代表四种不同的经济发展类型。本次采用的分类指标对中国地区的划分与中国传统的区域划分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可以看出, 第Ⅰ类地区是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第Ⅱ类和第Ⅲ类地区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相对不发达地区, 但是因为财政支出结构方面的差异又被分成两类, 第Ⅳ类地区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西藏在大部分年份的分类当中都是自成一类的, 所以本次分析没有包括西藏地区。

二、基于聚类分析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

1. 数据及变量的选取。

为了消除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 财政支出体制较大改变的影响, 以及重庆和四川行政区域划分的影响。我们选取的数据时间为1997—2006年,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8—2007年各期。以城乡收入比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 以URD来表示, 城乡收入比越大, 说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反之, 城乡收入差距越小。我们选取六类主要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总值的比重来衡量财政支出结构, 分别为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出、支农支出、科教文卫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总值的比重。分别表示为CEB、BUSIB、A-GRIB、EDB、SECUB、ADMIB。其中, 支农支出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业综合开发支出, 社会保障支出主要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2. 模型的设定。

由于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 首先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在检验变量的平稳性的时候, 本文采用Dickey-Fullerd的ADF单位根检验, 检验过程中滞后阶数的确定采用SIC准则, 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对数形式都是非平稳的, 而一阶差分后各变量的对数形式都是平稳的, 所有变量的对数形式都是一阶单整的。以第Ⅰ类地区的检验结果。由于所有变量的对数形式都为一阶单整的, 因此可以对这些具有相同单整阶数的序列进行协整检验。采用EG (恩格尔—格兰杰) 两步法对单方程的协整向量检验, 在5%的显著水平下, 残差序列是平稳的, 说明变量的对数形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以后, 将模型设定为:Log (URD) =a+b1×Log (CEB) +b2×Log (BUSIB) +b3×Log (A-GRIB) +b4×Log (EDB) +b5×Log (SECUB) +b6×Log (ADMIB)

3. 对模型的回归分析。

由于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的关系, 对上面设定的模型直接用OLS (最小二乘法) 进行回归。由于在对第Ⅲ类地区进行回归之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显著性较为不明显, 我们对第Ⅲ类地区的模型进行了调整, 将社会保障支出剔除了模型。

4. 对回归结果的解释。

对基本建设支出而言, 一般认为基本建设支出的增加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增加居民的收入。但是基本建设支出是扩大还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则和基本建设支出的具体流向有关。中国的基本建设支出包括了对城市和农村的支出。对中国第Ⅰ类地区来说, 基本建设支出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 其他三类地区的基本建设支出能够有效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对于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出而言, 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投向企业有利于技术进步, 对提高居民的收入而言是有利的, 从实证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 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出对中国所有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是有利的。

对于支农支出来说, 财政支农支出是财政支出直接流向农村, 是对中国农业的直接支持, 对于增加农民的收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所以, 财政支农支出应该能够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实证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 对于第Ⅰ类地区, 第Ⅱ类地区和第Ⅳ类而言, 财政支农支出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而对于第Ⅲ类地区而言, 则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我们对此的解释是, 第Ⅲ类地区的支农支出, 从投放方向和使用效益上可能有所不足, 并没有能够显著的改善农村经济的运行和增加农民的收入。

对于科教文卫支出而言, 科教文卫支出属于人力资本投资, 科教文卫支出有利于改善初始条件的不平等, 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对于社会公平而言是有利的。从实证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 对于第Ⅰ类地区、第Ⅱ类地区和第Ⅲ类地区来说, 科教文卫支出能够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而第Ⅳ类地区的科教文卫支出则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这也是令人困惑的地方。这不得不从第Ⅳ类地区的科教文卫支出的投入结构和使用效益上来找原因。

对于行政管理支出而言, 行政管理支出主要的包括公用经费支出和人员经费支出, 行政管理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应该体现在, 公用经费支出和人员经费支出的比例及其使用方向上面。从实证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 第Ⅰ类地区和第Ⅳ类地区的行政管理支出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Ⅱ类地区和第Ⅲ类地区的行政管理支出则加大城乡收入差距。我们对此的解释是可能第Ⅱ类地区和第Ⅲ类地区行政管理支出中人员经费的比例过大, 且公用经费的投入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

结论与建议

财政支出作为政府政策的实现手段和表现形式, 按照一定的政策目标适时调整财政支出的规模与结构, 是实现社会公平发展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 中国的财政支出讲求效率, 对社会公平的重视程度不够。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均生产总值的提高, 财政支出应该从重视效率逐渐向重视社会公平方面倾斜。从上面实证检验的结构来看, 中国的地方财政支出应该逐步增加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科教文卫支出和支农支出, 于此同时, 对于经济相对来说不发达的第Ⅲ类和第Ⅳ类地区更应该重视资金的使用方向和使用效益上面。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 这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 因此加大社会保障支出, 构建覆盖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 也是目前中国财政支出, 应该重点关注的部分。对于中国大部分地区 (第Ⅱ类和第Ⅲ类地区) 而言, 行政管理支出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 这不利于社会公平, 积极优化和调整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与结构, 控制人员经费的比例和公用经费的使用方向, 提高对农村的服务水平也是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应该调整的方向。

摘要：考虑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性, 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各个地区进行重新划分。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之上, 构建地方城乡居民收入比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回归模型, 检验中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城乡收入比的关系, 进而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聚类分析,城乡居民收入比,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实证分析

参考文献

[1]蔡昉, 万广华.中国转轨时期收入差距与贫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9.

[2]李永友, 沈坤容.财政支出结构、相对贫困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 2007, (11) .

[3]孙文祥, 张志超.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影响[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4, (12) .

[4]冉光和, 唐文.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07,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