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法（共12篇）
票据法 篇1
票据的流通性是其生命力所在, 而票据流通性的根本保障则是票据无因性。如果票据不能流通, 就完全丧失了票据的生命力, 票据的信用职能、融资职能、汇兑职能等职能就难以发挥出来。“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和票据行为的文义性、要式性、独立性等特征相比, 最能反映票据行为的本质。它是票据理论的基础, 在整个票据法理论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因此在票据立法应当确立票据无因性理论, 这已为各经济发达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所确认。我国票据法坚持了票据无因性原则, 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票据法采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理论。笔者紧扣票据法律法规, 分析了票据无因性的作用机制和含义, 评析票据立法和一些学者的观点, 提出我国票据法坚持了票据行为无因性观点。
1票据无因性含义分析
对于票据的无因性的概念, 各国学者对此多有论述。德国票据法理论从分析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 认为票据行为无因性, 是指票据上的权利并不依赖作为票据关系之基础关系的原因关系, 原因关系即使无效或被撤销, 对票据上的权利也不产生影响。日本著名商法学者龙田节认为:“票据上的债务是基于票据行为自身而发生和存在的, 和作为票据授受原因的法律行为存在或有效与否无任何关系。即使买卖契约无效或被解除, 由此产生的票据债务也不受影响。”我国台湾学者梁宇贤认为:“无因证券者, 乃票据执票人不明示其原因所在而主张享有证券商之权利之谓也。票据如已具备法定要件, 其权利即行成立, 至其法律行为发生之原因如何, 在所不问。”
可见, 各国学者对票据无因性的认识是大同小异的, 均认为票据行为和票据的原因行为是可以分离的, 票据原因行为合法有效与否不影响票据行为的效力。票据无因性应当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1) 票据行为的效力独立存在, 其效力如何, 完全取决于该行为在形式上是否符合票据法的要求, 而不受由产生该票据行为的票据基础关系引起的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持票人不负证明给付原因的责任, 只要依票据法的规定, 能够证明票据形式合法有效, 就当然可以行使票据权利; (2) 票据行为与引起票据行为、产生票据关系的原因行为相互独立, 即票据行为的内在无因性; (3) 原因关系中的约定、抗辩等事项, 不具有票据行为的意义仅是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行为, 不能以此来对抗合法持票人的请求权。
2票据无因性理论的作用机制浅析
“票据法是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民法的基础理论对票据法同样适用。”票据行为本质意义上是民法上的债权让与行为, 按照民法理论, 债权转移的后, 债权受让人须继受债权转让人的权利瑕疵和风险, 债务人可以对债权受让人主张对债权让与人的抗辩权。按传统民法理论, 票据转让后, 票据债务人可以对票据后手主张对该票据前手的抗辩权, 随着票据转手次数的增加, 票据的支付风险也逐渐增加。人们对支付手段或贸易工具的要求是安全、迅速, 而票据支付风险的增大无疑会阻碍贸易繁荣发展。鉴于此, 人们在商业票据支付实践中逐步达成共识:票据转让后, 善意后手不继受前手票据权利的瑕疵和风险;持票人与其前手 (非直接前手) 之间的原因关系断裂, 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这使票据的信用从交易相对人之间的信用扩大为社会信用, 汇票、本票因可以背书转让而具有了流通性, 而票据无因性则是票据流通性的保障。
3我国票据无因性立法现状分析
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票据法采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理论, 但笔者通过分析我国1995年制定的《票据法》、2000年11月2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以及一些司法判例, 认为我国票据立法坚持了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
《票据法》第13条第1款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 对抗持票人。但是, 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此条明白无误的表明:票据债务人和出票人或者持票人前手之间的原因关系断裂, 票据债务人不得以与出票人或者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的票据权利;票据基础关系 (包括票据原因关系) 的效力不影响票据关系本身, 票据行为与引起票据行为、产生票据关系的原因行为相互独立。此条是我国票据立法确立票据无因性的有力证明。
《票据法》第57条还规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付款时, 应当审查汇票背书的连续, 并审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恶意或者有重大过失付款的, 应当自行承担责任。”此条规定表明:票据付款人于票据付款时没有审查持票人所得票据是否建立在真实的交易关系的义务;持票人在提示付款时也没有义务向付款人提供其票据取得的原因。《票据法》第9条规定:“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必须符合本法的规定。”即, 票据行为为要式法律行为, 必须具备票据法规定的形式要件。结合其他票据法规定, 持票人依据票据法的规定, 能够证明票据形式合法有效, 即可以享有票据权利。
《票据法》第12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 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 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 不得享有票据权利。”即以非法的方式获得票据, 不享有票据权利, 票据行为无效。此条规定的取得票据行为已经不再是票据法意义上的票据行为, 因票据行为其本质上仍然是民事行为, 应该首先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生效的基本要件, 此处票据行为缺少作为一个民事法律行为最起码的生效要件而根本没有成立, 持票人不能享有票据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中也澄清了票据行为的无因性。首先, 《规定》第14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的规定为由, 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意味着, 当票据经背书转让给第三人时, 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其与受让人之前手之间无票据原因关系、票据原因关系无效或被撤销为由对抗持票人, 也不得以票据债务人与汇票出票人之间没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或没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为由对抗持票人。在《票据法》、《规定》和其他一些票据法法规中还有一些法律条文能够体现票据无因性在我国票据立法中的确立。
有的学者认为《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第74条、第83条第2款和第88条第1款的规定表明了立法者对票据无因性在立法上进行了一定的限制。笔者认为这些规范群属于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 基础关系的无效或者瑕疵并不当然导致票据行为无效。在这些条款中虽然使用了“应当”、“必须’等体现强制性规则的词语, 这些规范仅表明立法者对票据基础关系的态度和要求, 违反并不发生票据行为无效的法律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持相同观点, 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在《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民事判决中写道:“实交易背景, 也不能认定票据行为无效。根据票据无因性理论, 票据的基础关系独立于票据关系, 票据基础关系 (包括票据原因关系) 的效力不影响票据关系的效力。根据《票据法》第10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 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 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 票据行为应有真实的票据原因关系, 即真实的交易关系。但该条规定应属管理性法条, 基础关系欠缺并不当然导致票据行为无效。”
有的学者援引《票据法》第13条第2款的规定来否认票据行为无因性在我国立法中的确立。笔者认为票据原因关系只有在“票据债务人与自己的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断裂, 票据债务人和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的原因关系不能断裂。首先, 如前所述, 从票据无因性的产生历史来看, 票据无因性并不是随着票据产生就与生俱来的, 而是在票据支付的商事实践中为了平衡安全和效率逐步达成共识——票据债务人与自己的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原因关系断裂, “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 对抗持票人。”而出于效率的考虑, 商事实践中人们认为“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 行使抗辩权。”立法者在票据流通的安全性和效率性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其次, 立法之所以这样规定并不是在于否定票据行为的效力, 而是避免了循环诉讼, 节约了交易成本和司法资源。因此, 《票据法》第13条第2款并不是对票据行为无因性的否定。
4结语
综上所述, 票据无因性是票据的流通性的根本保障, 是票据职能实现的重要基础, 已为世界各经济发达国家所承认。我国《票据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及相关的司法判例坚持了票据无因性原则。
出现这么多的争议和误解的根本原因在于票据立法和票据应用商事实践中并没有严格区分票据行为和票据原因行为、票据关系和票据基础关系, 立法者将票据基础关系的态度和评价加入到票据立法中, 在商事实践中人们在理念上也没有完全转变过来。
参考文献
[1]王剑兵.试论票据无因性[EB/OL].中国法院网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701/12/230489.shtml.
[2]傅立英.论票据无因性[D].中国政法大学优秀硕士毕业论文, 2001, (5) .
[3]王昕煜.我国票据法无因性之评析[J].甘肃政法成人教育院报, 2004, (9) .
[4]龙田节著.商法略论[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177
票据法 篇2
2.担保关系:湖南交通银行衡阳某分行(下简称为交行)对该借款作担保并给天易公司出具了担保书
3.合同关系；天易公司签发了以浙江某服装厂同该厂签订了虚假的《购销合同》（但是该公司拿到了500万后有退给天易）
【答案】(1)天易公司的出票、农行的承兑、浙江某服装厂向建行浙江某分行的贴现，构成了本案中的汇票的出票人、收款人、承兑人、背书人及被背书人之间的一系列的票据债权债务关系，即本案的票据关系。(2)在本案中存在以下几种非票据关系：
①票据原因关系。将套取的资金用于非法借贷是本案中一系列出票、承兑等票据行为的真正原因，它们在本案中是以各种合同关系体现出来的。②票据资金关系，该关系以天易公司同农行某县支行签订的《委托承兑商业汇票协议》体现出来。
2.【银行汇票】1999年9月间，广东省某公司业务员持1张自带银行汇票，到X市A银行提示兑现。该汇票的签发行为北京B银行，代理付款行为A银行，汇票申请人为北京市某某实业公司，收款人为广东省某公司。汇票金额120万元。A银行经审查汇票及某公司业务员的有关证件、证明后，口头告知同意兑付该汇票，因营业时间快结束，头寸也不足，请该公司次日再来办理兑现手续。次日营业前，B银行给A银行发来电传，称：因发现某公司有重大欺诈行为，请贵行协助，立即停止兑付本行签发的汇票和有关结算手续。A银行于是拒绝兑付该汇票。某公司遂以A银行和B银行为被告，诉诸广州市某法院。一审法院判决B银行和A银行连带承担该银行汇票的付款责任。
问：(1)一审法院判决A银行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是否正确?为什么?
(2)假设A银行收悉B银行电传后，仍然兑现该汇票，A银行是否享有票据资金追偿权利?为什么?（1）付款人：A银行 承兑人:A银行
收款人：广东省某公司
起诉原因：A口头承兑后又拒接承兑，应当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票据记载事项。
票据有瑕疵的可以拒绝承兑，不应搞承担。（2）享有对管勾当某公司的追偿去哪？ 票据代理人和票据付款行区别？
银行汇票申请书的代理付款行填写收款人银行，是由收款人银行代理出票银行就汇票资金进行付款的。
【答案】(1)不正确。因为代理付款行是票据代理人，不是票据债务人，其行为后果由本人即本案中的付款行承担。
(2)就付款行为来说，此时A银行的付款仍构成付款人的有效付款。但从代理关系看，代理付款行无视被代理人的明示代理指示，违反了代理关系的一般规则，假如B银行所言被证实，A银行应对被代理人承担赔偿责任。
3.陈某为某集团公司的总经理，陈女13岁,中学生。2004年9月间，陈女趁陈某疏忽，擅自动用陈某的个人支票凭证本，冒充陈某签名签发了一张票据金额为12万元的支票，并加盖了陈某的私章，持票到某集团公司下属的某购物中心购买了一架价值12万元的遥控模型直升机。某购物中心的经理认识陈某和陈女，故对她交付的支票深信不疑。尔后，某购物中心为清偿货款将该支票背书给了某塑料玩具厂。次日，当地报纸即刊登了人民法院裁定该塑料玩具厂破产的公告。因清算组尚未成立，该厂会计科便把上述支票交其开户行入帐，遭退票。理由是支票印鉴不符。清算组成立后，持该支票向票据上出票人陈某及背书人某购物中心追索，均遭拒绝。陈某的理由是：我的印鉴是我的女儿背着我盖上去的，我根本不知道，且该私章不是我的支票预留印鉴，我不负责。购物中心的理由是：持票人已破产，丧失了受领资格，等该厂清算时再说要。
问：(1)陈某的抗辩是什么性质的抗辩?如果所述各情节得以证实，其抗辩能成立吗?为什么? 对物的抗辩，理由：违背了支票的要式性，其中印鉴不符。
(2)某购物中心的抗辩是什么性质的抗辩，能否成立?为什么?
对人的抗辩，不能成立。
清算组已经成立，所有债权债务由它来进行清算的。根据《破产法》
4.北京A公司从上海B钢厂购进一批钢材。钢材运抵A公司后，A为B签发一张以A公司为发票人和付款人、以B厂为收款人的到期日在三个月后的商业承兑汇票。之后，B厂从C金属厂购进一批原料。B厂就把A公司开的汇票背书转让给C厂。汇票到期后，C厂把汇票提交A公司要求付款，A公司拒绝付款，理由是B厂供给的钢材不合格，不同意付款。
问：A公司理由是否合理？
A公司的抗辩是基于原因关系产生的对人的抗辩，这种抗辩只局限于直接当事人，A公司不可以以其与B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对抗对C公司支付。况且票据具有无因性，要式性，该商业承兑汇票内容合格。【答案】A公司的做法不合法。因为，票据是无因证券。票据只要具备法定条件，票据权利就成立，至于票据行为赖以发生的原因，在所不问。基于票据的无因性，票据关系一经形成，就与原因关系相分离。原因关系是否存在和有效，对票据关系不发生影响，票据债权人只要持有票据即可行使票据权利。
在本案中，B厂与A公司之间的钢材购销关系是本案汇票的原因关系。汇票开出后，A公司就与票据持有人产生票据关系。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是相互分离的。A公司提出钢材质量不合格是原因关系有瑕疵。其拒绝付款就是用原因关系来对抗票据关系。但现在汇票已被背书转让，持票人不再是原因关系的当事人，所以A公司不得以钢材不合格为由来对抗C公司，A公司必须付款。付款后票据关系消灭，原因关系不消灭，A公司仍可根据原因关系的瑕疵请求B厂赔偿损失。
5.甲冒乙的名义签发了一张票据金额为伍万元的汇票给丙，以庚为付款人，丙对此并不知情，并将其背书转让给丁，丁与A有一购销合同，即欲将汇票背书转让给A，并将A的名称定为被背书人，但在尚未交付前，发现A不能履行合同，遂将A更改为B，并在更改处签章以示更改，B持票后又将票据金额改写为“壹拾万元”，并背书转让给C，C持该汇票要求庚付款，庚认为出票人签章不真实而拒付。
问：(1)甲的行为是什么行为?甲、乙是否负票据责任?为什么? 无权代理行为不负责任对物的抗辩
(2)丁对被背书人名称的改写属于什么行为?其效力如何? 变更有效力
(3)B更改票据金额的行为属于什么行为?其效力如何?
票据变造变造后的债权人b只对变造后的事项负责； 而其他票据当事人只对变造前的事项负责，庚。
【答案】(1)甲的行为属票据伪造，甲不负票据责任，因为他不是以自己的名义签章的，依“不在票据上签章者，不负票据责任”的原理，伪造人甲不负票据责任。乙也不负票据责任，仍依“不在票据上签章者，不负票据责任”的原理，没有在票据上签章，也没有授权甲代理或代表，所以不负票据责任。
(2)丁的行为属于票据更改，效力是被更改的原记载事项因更改而丧失票据记载效力，应视为未记载；改写的记载事项代替原记载事项产生票据效力，以改写后的记载内容确定票据关系。
(3)B的行为属于票据变造行为：
B的后手C如对丙、丁行使追索权时，丙、丁仅负票据金额为伍万元的票据责任，因为他们是变造之前签章的人。
B的后手C如对B行使追索权时，B负票据金额为壹拾万元的票据责任。
6.2006年1月5日，张X X与李X X(均系X X市人)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协议。协议规定：李x x将属于其所有的房屋两间卖给张x x，价格为20万元。双方到房管局依法办理了产权变更手续，张x x取得了对协议房屋的所有权。1月8日，张x x向李x x签发了一张以2006年1月8日为出票日、金额为20元、以张x x的开户银行为付款人、以李x x为收款人的现金支票，经签章后交付给李x x持有。1月 10日，李X X又从王X X(也系X X市人)那里买了一辆价值20万元的轿车，并把其所本来有的由张x x签发的20万的现金支票转让给王x x。7月12日，王x x持该现金支票向张x x的开户银行提示付款。该开户银行以该现金支票已超过票据权利时效，即自出票之日起6个月未行使权利而消灭为理由拒绝付款。于是，王x x便根据《票据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请求出票人张x x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额相当的利益即20万元。
问：(1)银行拒绝付款的理由合法吗?为什么?
(2)王XX要求张XX返还其20万元利益合法吗?为什么?
7.2000年3月7日，甲商店同乙公司签订一份彩电购销合同。该合同规定：由乙公司在10 日内向甲商店提供彩电100台，共计货款 25万元。双方约定以银行汇票进行支付。3月15 日，乙公司将100台彩电交付甲商店，甲遂向其开户银行A申请签发银行汇票。3月20日，A银行遂发出了出票人、付款人为A银行，收款人为乙公司，票面金额25万元，付款期限为6个月的汇票。但由于疏忽，银行工作人员未记载出票日期。甲商店将该本票交付乙公司。后来，乙公司又将该汇票背书转让给丙公司。请问：该本票是否为有效票据?丙公司是否享有票据权利？
无效票据，不具有票据权利，但是可以向前手基于原因关系追索。
8.某年3月12日，华洋贸易公司与欣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一单购销合同，华洋贸易公司买给欣业有限责任公司一批手提电脑，交货期为4月1日，合同总价款为250万元，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
欣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合同签订后开出汇票，2个月后付款。
欣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合同签订后开出汇票，并且在自己的开户银行某工商银行申请承兑。该银行承兑，承兑日期为6月1日。
汇票承兑以后，欣业有限责任公司将汇票交给华洋贸易公司。华洋贸易公司拿到汇票以后，为了马上得到资金，立即向自己的开户银行某农业银行申请贴现。农业银行向工商银行查询，回答是“承兑真实，有效”。于是，某农业银行办理了贴现，将200万元贴现款转到华洋贸易公司的帐户上。
后来，华洋贸易公司货源出现问题，无货可以提供。
欣业有限责任公司见不到货物。经过调查发现，华洋贸易公司根本没有货物，也没有准备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欣业有限责任公司立即通知某商业银行，合同有欺诈嫌疑，要求拒绝承兑。工商银行又通知农业银行，以该承兑汇票所依据的合同是欺诈合同，合同无效。承兑也无效，拒绝对该汇票付款。
贴现银行，即农业银行声称经查询，工商银行确认“承兑真实，有效”，所以，承兑银行，即工商银行必须承担到期付款义务。双方协商未果，起诉到法院。
9.司徒先生是某研究所的研究员，因专利发明获得了大量收入，银行为其开了支票帐户。2002年因家庭生活，受到剌激，导致精神失常。
2002年4月1日司徒先生签了一张60万元的转帐支票给某房地产公司购买有关房屋，某房地产公司希望有保证人进行保证。司徒先生找到其朋友钟女士写了一份保证合同。房地产公司收受支票后，4月15日以背书的方式将该支票转让给了某租赁公司以支付所欠的建筑机械租金。
4月19日某租赁公司持该支票向某现代商城购置计算机设备。4月26日某现代商城通过其开户银行提示付款时，开户银行以超越提示付款期为由作了退票处理。某现代商城只好通知其前手进行追索。在追索的过程中，租赁公司和房地产公司均以有保证人为由推卸自己的责任，保证人钟女士以司徒先生系精神病人，其签发支票无效为由，拒不承担责任。经鉴定，司徒先生确属精神不正常，属无行为能力人。问：
1、无行为能力人的票据行为是否有效？
2、其所签发的票据是否有效？
3、在有保证人存在的情况下、票据行为人应否负票据责任？
4、本案中的保证人应否承担保证责任？
10.甲受乙的欺诈，以乙为收款人，开出一张面额为50万元的形式要件具备的汇票；乙为支付货款，将汇票背书给丙。
甲的出票行为效力如何？该汇票是否有效？为什么？
如果甲在出票时忘了写明出票日期，依法律规定对出票行为和票据有什么影响？为什么？
如果乙在背书时忘了写明背书日期，其行为对背书行为和票据有什么影响？
若丙将汇票背书给丁但没有签章，丁取得汇票后又背书给戊。此时谁是汇票上的债务人？
该出票行为仅在甲、乙之间无效。该汇票仍然有效；因为甲的出票行为只欠缺实质要件但具备形式要件，所以汇票仍然有效。
因出票日期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出票行为因欠缺形式要件而无效并导致整张票据无效
由于背书日期为任意记载事项，所以乙的行为不影响背书行为和票据的效力。
甲、乙、丁
11.建信纺织有限责任公司与麦琪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建信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出售给麦琪服装有限责任公司40万元的布料。
麦琪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向建信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一张以工商银行某分为承兑人的银行承兑汇票，该汇票记载事项完全符合票据法的要求。建信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将汇票贴现给建设银行某分行。
后建设银行某分行向承兑行工商银行某分行提示付款时，遭到拒付。理由是：麦琪服装有限责任公司来函告知，因布料存在瑕疵，该汇票不能解付，请协助退回汇票。建行某分行认为，该行是因为汇票贴现成为该汇票的善意持有人，购销合同纠纷不影响自己的票据权利。
于是起诉于法院，向建信纺织有限责任公司追索权利。问：
建行某分行的看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2、建行某分行可否向建信纺织有限责任公司追索权利？为什么？ 12.甲市的A向某农行申请了一张本票，准备拿到乙市去做生意。该本票上记载 的内容有：出票日期是2007年3月5日； 金额5000元；“本票”字样；无条件支付 的承诺；出票地为甲市某农行所在地。A 将此本票背书转让给了乙市的B，B又转 让给了同市的C。
该本票的出票行为有效吗？为什么？若是欠缺某些事项，又是哪些？无效；欠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中的出票人签章和收款人名称
若该本票为一张有效的本票，那么此本票必须在什么时候提示见票？2007年5月5日之前
若该本票为一张有效的本票，而该本票上并未记载付款地，那么，票据法上对此是如何规定的？C能否在乙市向乙市的农行申请付款？以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为付款地；不能
假设C在2007年6月1日拿着该票赶到甲市向某农行请求付款，某农行应不应该付款？可以付款
如果B将该本票转让给C时是5月20日，会发生 什么后果？
本票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不得背书转让，背书转让的，背书人应当承担本票责任。
13.-4打印过
2005年10月16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一份空调购销合同。双方约定：由乙公司向甲公司供应空调100台，价款25万元，交货期为10月25日，货款结算后即付3个月的商业承兑汇票。10月24日，甲公司向乙公司签发并承兑商业汇票一张，金额为25万元，到期日为1996年1月24日。11月10日，乙公司持该汇票向S银行申请贴现，S银行审核后同意贴现，向乙公司实付贴现金额23．6万元，乙公司将汇票背书转让给S银行。该商业汇票到期后，S银行持甲公司承兑的汇票提示付款，因该公司银行存款不足而遭退票。S银行直接向该公司交涉票款。甲公司以乙公司未履行合同为由不予付款。评析：
（1）甲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因为：甲公司作为承兑人（也是出票人）以乙公司未履行合同为由拒绝付款，不符合“票据债务人不能以自己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持票人进行抗辩”的规定。持票人S银行通过贴现，支付了相应的对价，经原持票人乙公司背书后成为新的持票人，甲公司无证据证明S银行在贴现是有过错，因此，S银行是合法的、善意的持票人，拥有合法的票据权利。
（2）判令甲公司向S银行支付票款25万元票款及相应利息。
14.某日，一位青年手持一张空白转帐支票，来到某市电子商厦购物。售货人员发货以后，以此转帐支票前往银行转帐，但是，因为票据文字书写错误遭到银行退票。商厦售货人员遂按支票上的印鉴找到开具支票的某商务公司，但是，商务公司否认曾来商厦购买大宗物件，声称这张中国银行1─1233140号转帐支票已经声明作废，拒绝支付贷款。经查，这张空白转帐支票是该商务公司为报关而开具，一个月前遗失，商务公司曾经登报声明作废。但是，支票已经被人捡拾冒用。电子商厦因向商务公司追讨贷款不成，随即起诉商务公司
根据我国《票据法》，商务公司 对于丢失的支票可以采取哪些补
救措施？商务公司可以依法采取挂失止付、公示催告等补救方法，并在一定条件下依法提起民事诉讼
本案中的商务公司是否应当承担 票据责任？为什么？
商务公司应当承担票据责任。因为电子商厦通过对价关系取得支票，其票据的取得行为是合法的，具有票据权利，有权要求出票单位给付货款。商务公司由于开具空白转帐支票，就给支票遗失并被他人冒用提供了可能性，对此商务公司是该并且可能预见的，故应当为其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所以尽管商务公司未在电子商厦购买货物，但是也要无条件地支付贷款。
如果查获冒用支票的人，商务公司可以向其追偿。此外，冒用他人支票构成金融诈骗犯罪行为，属于刑事法律关系范畴，应该另案处理。
商务公司以曾登报声明支票作废为由辩称自己已无票据责任，是无效的。我国现行金融法律法规没有任何规定涉及票据声明作废。单方面地声明支票作废，既不能为他人设定义务，也不能为自己免除责任，支票作废声明只是一种提示，没有法律效力，不能构成《票据法》上的抗辩理由。
15.A公司开出一张收款人为B公司、付款人为C银行的银行承兑汇票，B公司因与D厂发生了货物买卖关系而将该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了D厂，D厂又将其背书转让给了E公司。E公司在票据到期日请求C银行付款时遭拒绝。为此，E公司要求B公司承担票据责任。B公司认为，D厂所供货物有明显的质量瑕疵，故拒绝付款。
假定上述若干次背书均为有效背书，E公司要求B公司承担票据责任的请求是否合法？为什么？
合法；因为持票人的前手对持票人负有票据责任。
B公司将该汇票转让给D厂时，在背书时必须记载哪些事项？
如果B公司在背书转让该汇票时，记载了“不得转让”字样，那么B公司应否对E公司承担责任？理由何在？
背书人B公司、被背书人D厂。
票据法 篇3
关键词：票据法；新常态；影响
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正在由高速发展进入中高速增长，无论是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还是经济发展动力都在发生变化。现代各国的票据实践已经证明： 票据对促进交易繁荣和活跃资金融通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随着票据业务的不断创新发展，现有票据法逐渐显示出其不适应性，下文通过票据市场存在的问题讨论我国票据法的修改及完善。
1 现行票据法与票据市场不相适应的规定
1.1 缺乏融资性票据，融资性功能不足
所谓融资性票据是指没有真实商品交易背景，纯粹以融资为目的的商业票据，其实质上是一种类似于信用放款，但比信用放款更为优良的融资信用工具。一个活跃的、高效的票据市场必然存在大量的、有着各种不同需求的市场参与者，丰富的、满足各种市场交易主体需求的短期融资工具，以及完成各种不同市场功能的结构模式。
融资性票据与目前《票据法》中所称“票据”的最大区别是不再要求具有“真实贸易背景”。我国《票据法》规定票据必须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一方面我国的票据市场只承认交易性票据，不承认融资性票据；另一方面我国票据市场缺乏商业本票这一在国外市场上起到积极融资性作用的票据形式。
在新常态下迎难而上的中小企业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中小企业本身就面临着难以得到外部资金扶持、销售渠道单一等问题，中小企业若想要进行融资，不但会面临融资成本较高的问题，还会遇到手续繁复、时间较长，容易造成错失机遇、流动资金难以周转等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说融资性票据可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1.2 电子票据的流通缺乏法律支撑，推广进程缓慢
电子票据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电子商务交易的各方都通过无纸化的电子票据来进行支付和结算， 票据电子化将是票据发展的趋势。电子支付系统改变了传统的支付结算方式，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从而得到迅速发展。新的支付工具和支付系统在给人们带来高效的同时，也对传统法律制度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现行的票据法是建立在纸质票据的基础上的，不能有效地适用于电子支付。
1.3 票据业务资金、功能异化，未能有效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一方面在2015年国企改革对股票市场的巨大利好影响的情况下，企业票据融资去向会出现异化，偏离企业运转的主业，去追逐高收益、高风险的资本市场投资。另一方面因存在利益驱动，很多企业通过开票—贴现—转化为保证金—再开票的循环模式在银行间操作进行套现。这种票据功能资金异化形式得不到有效的抑制，使很多流通中的票据失去融通的意义，变成资本获利的手段。同时也会造成票据市场的超常规活跃，在融资过程中占用了银行贷款规模也会反向影响实体经济。
2 新常态对修改《票据法》的影響
2.1 增加融资性票据，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一是删除第十条中关于“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和第二十一条中“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的规定，只保留第二十一条中“汇票的出票人必须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的规定。同时，建议相关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减少融资性票据流通可能诱发的金融风险。
二是增加商业本票这一票据形式，完善我国票据体系。商业本票在短期融资市场上可以起到快速筹措资金、降低融资成本的作用。商业本票的合法化不但可以起到增加社会直接融资比重，而且可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三是建立完善的票据信用评级体系。发行融资性票据的关键在于企业的信用，中小企业只有将其偿债能力、信用等级、盈利能力一系列指标公开透明化，建立票据信用评级体系，融资性票据才能实现其流通性、融资性的使命。
2.2 电子票据合法地位纳入法律中
作为一种新型的票据支付、流通手段，电子票据实质是票据的电子化。但是这种电子便捷的形式并没有产生客户的共鸣，因此一是借鉴于市场实践我们可以将电子票据纳入传统《票据法》书面形式之中。扩大解释《票据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书面形式”，使其既包括以纸面票据为工具的支付又包括以数据电文为基础的电子票据，为票据交易行为提供统一的规则。二是建立客户保护机制。为增强电子票据的认知度，在宣传电票时应明确票据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三是充分吸取国外先进技术，加强网络安全建设，强化资金安全性、信息保密性保障。
2.3 发挥票据作用，引导资金流向
规范票据融资行为，引导票据资金走向主要需要一是健全《票据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使其起到在票据流通的基础上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二是建立风险防控机制，银行金融机构应顺应新常态的形式，改变以往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更细致化的改善经营方式，以内部考核等机制为抓手引导银行分支机构强化风险意识，加强成本收益理念，更加理性的发展票据业务。
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说的“只有比较高的效率支撑的中速或者低速增长，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新常态。没有效率的增长是维持不下去的”。如何做到效率？关键是在于制定票据制度的理论层面与新常态下市场实际情况相互匹配，逐步引领我国中小企业摆脱困境、引导实体经济冲出传统竞争困境，真正做到有效率的新常态。
参考文献：
[1]李建华.电子商务中电子票据的法律问题[J].法制与环境，2000（3）.
[2]郑洋一.票据法之理论与实务[M].台湾三民书局，2001.
[3]汪世虎.票据法律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4]边维刚，刘为霖.票据融资与票据市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5]汪世虎.票据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3.
[6]汤玉枢.票据法原理[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
票据法 篇4
1 电子票据的内涵
电子票据本质上即是一种资金传递的电子指令, 具有无纸化、虚拟化和技术性强等特点。电子票据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国内通说将其称之为信息层面的电子票据以及货币层面的电子票据。广义的电子票据是指票据的电子化, 即以纸质票据为基础, 在票据的出票、转让、质押、贴现、委托收款以及承兑等环节中进行电子化操作, 使其承担纸质票据的部分流转与支付职能。而狭义的电子票据是指以电子签名为基础, 用数字信息彻底取代了纸质的票据, 而存在于电子介质中的一种新型票据形式。本文主要讨论狭义的电子票据。
2 电子票据相关法律规定概述
相对于实务中对电子票据的强烈需求和电子票据本身的迅猛发展, 我国对于电子票据的法律问题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于1995年生效, 但是电子票据能否由《票据法》调整尚存在很大的争议。2005年4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正式颁布, 但仅凭这一单行法律无法从根本上保证电子票据的顺利发展。“同时, 信息产业部颁布了与《电子签名法》相配套的《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 它的意义主要是承认我国的电子认证服务尚处于起步阶段, 政府部门的监管尚需要边探索边实践, 为了保证《电子签名法》的顺利实施, 应该提前制定相关法律, 而不能等各项条件成熟后再出台相关法律。2005年10月, 央行发布了《电子支付指引》, 规定传统纸质支付凭证与电子支付指令二者可以相互转换, 并且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09年10月28日, 由中国人民银行开发建设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 (ECDS) 上线运行, 为全国间电子票据流通市场提供了一个综合性业务处理平台, 可以说是我国电子票据交易市场建设的里程碑。同年, 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实施了《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 该规定从电子票据的涵义、基本当事人、电子票据出票、承兑等各种票据行为, 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法律责任等方面对电子票据进行了系统规定, 可以说这是我国对电子票据法律制度首次最全面的法律规范。”[5]
同纸质票据一样, 电子票据也分为电子支票、电子本票以及电子汇票。我国《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2条第1句规定了电子汇票的定义, 即“电子商业汇票是指出票人依托电子商业汇票系统, 以数据电文形式制作的, 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
最早使用电子票据的美国, 并无“电子票据”此种称谓, 而存在“可转让记录” (transferable records) 以及“支付命令”两种概念。前者规定于美国《统一电子交易法》第16条, 而后者规定于《统一商法典》第4A编中, 其与电子票据的概念最为相似, 但外延大于电子票据, 其不仅可以以电子数据形式, 还可以以口头和书面形式进行。支付命令的当事人包括发端人、发端人银行、受益人、受益人银行以及中间银行等, 与电子票据的交易主体也极为类似。《统一商法典》第4A编, 可以说对美国电子资金划拨系统低成本、高效率以及安全有序的运行提供了强力保障, 对我国调整电子票据等现代化支付系统的法律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 与传统票据法的冲突及应用
相关理论对于电子票据法律风险研究的争议主要集中于电子票据对传统票据法的挑战方面, 即电子票据是否受《票据法》调整, 特别是, 电子票据与《票据法》关于签名、书面形式、原件及交付等方面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如何协调。在《电子签名法》和《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等规定出台后, 这一法律风险通过对法律的梳理与解释可以较好的应对。
实际上, 亲笔签章的作用主要在于以某种独特的标志来认证某项法律事实, 只要采用的某种可靠的具有独特性方法可以表明行为人的身份, 证明当事人同意信息中包含的内容, 并且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是可靠的, 那么这种信息应该说就符合了法律关于签名的要求。亲笔签章可以被具有独特性的符号所替代。各国立法为消除法律障碍, 往往也赋予“电子签名”传统签章的法律效力。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9条就规定, “‘签名’包括当事方意图认证一份书面材料时所作的或所使用的任何符号”。
关于亲笔签章的要求, 《电子签名法》第2条规定了电子签名的定义, 即“指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第13条进一步规定:“电子签名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 视为可靠的电子签名: (一) 电子签名制作数据用于电子签名时, 属于电子签名人专有; (二) 签署时电子签名制作数据仅由电子签名人控制; (三) 签署后对电子签名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 (四) 签署后对数据电文内容和形式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当事人也可以选择使用符合其约定的可靠条件的电子签名。”第14条更是明确表示了, “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这样一来, 可靠的电子签名即满足了法律对于签章的要求。同时, 电子签名具有与书面签章同样的法律效力, “不得仅因为其采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的形式而否定其法律效力” (《电子签名法》第3条第2款后半段) 。
关于书面形式的要求, 《电子签名法》第4条规定, “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 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 视为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书面形式。”这样一来, 只要数据电文可以表现所载内容, 所含信息可以调取以备日后查用, 就可以满足我国法律对书面形式的要求。
关于原件的要求, 我国《电子签名法》第5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数据电文, 视为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原件形式要求: (一) 能够有效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供随时调取查用; (二) 能够可靠地保证自最终形成时起, 内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但是, 在数据电文上增加背书以及数据交换、储存和显示过程中发生的形式变化不影响数据电文的完整性。”即依据功能等同的原则, 符合原件功能的电子票据应该按照原件的地位来对待。
关于交付的要求, 交付在传统票据法中主要是指纸质票据占有的转移, 而《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20条中规定, 电子汇票中的交付“是指票据当事人将电子商业汇票发送给受让人, 且受让人签收的行为”。同时第21条规定, “签收是指票据当事人同意接受其他票据当事人的行为申请, 签章并发送电子指令予以确认的行为。”这样一来, 电子票据中票据行为人为票据行为时, 不仅须自己签章并将电子汇票发送给相对方, 还需要对方签章并发送电子指令确认, 这与传统票据交付的含义有所区别。
4 结语
通过上述论述可知, 通过理论与法律的扩充解释, 如功能等同原则的适用等等, 电子票据的法律地位得到了肯定, 传统票据法中使用的签章、书面形式、原件等概念都不再是电子票据受到《票据法》调整的障碍。除此之外, 电子汇票的种类、交付及撤销等许多有别于传统纸质票据的概念适用以及程序操作方面的问题, 都于《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中做出了一些特别的规定, 以解决电子票据在适用传统票据法时产生的某些问题。同时, 《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84条“本办法未尽事宜, 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执行”的规定更是将电子票据直接纳入《票据法》的调整范围, 使电子票据有法可依, 法律规则更加完整与全面, 电子票据的法律风险得到了有效控制。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4A编未通过对书面形式、原件和签章等的扩大解释而使用电子票据与电子签名的概念, 而是创作了支付命令和安全程序这两个全新的概念, 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其并非使用电子票据和电子签名等概念来对传统的法律制度进行修补, 而是创作了全新的法律制度, 可以说从根本上适应了新技术发展的需要, 也因此而得到了广泛的适用。
摘要：电子票据本质上是一种资金传递的电子指令, 其与传统票据的差异主要在于传输介质发生了变化, 并因此对传统的票据理论和票据法形成了诸多挑战, 主要表现在书面形式、原件、签章及交付等方面。为肯定电子票据的法律地位, 应努力实现票据法及其理论的更新和现代化, 一方面应该扩大原理论的解释适用, 使传统《票据法》适应新技术的发展需要, 另一方面应该结合电子票据的特性, 积极引入新概念、创设新规则, 使电子票据有法可依。
票据法--背书 篇5
民事判决书
（2012）x民初字第946号
原告xxx钢铁配送有限公司
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xxx分行 第三人xxx塑料化工有限公司 第三人xxx实业有限公司
原告xxx钢铁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申公司）与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xxx分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xxx分行），第三人xxx塑料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大公司），第三人xxx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美联公司）票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富申公司诉称，我司合法持有xx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5324064109，票面金额为壹佰万元人民币，出票人为xx源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智公司），收款人为富申公司，出票日期为2011年10月12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2011年10月26日，湖州xx毛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倡
公司）法定代表人徐xx以帮助我司将我司所持有的上述票据贴现为由，从我司取得该票据，双方约定我司在该票据背书人处签章并支付票据给徐xx，徐xx须在当日下午将贴现金额汇至我司账户，且徐xx在其支付贴现金额之前不得背书转让该票据。但徐xx未按照双方约定支付我司贴现金额，我司遂向徐xx索要票据，徐xx声称该票据已丢失。我司遂于2011年10月27日向xxx支行申请挂失该票据，并向xxx人民法院申报权利，xxx人民法院作出（2011）xx法民催字第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案的公示催告程序。我司认为，我司是号码为5324064109的银行承兑汇票的合法持有人，我司虽然在该票据背书人处签章，但没有填写被背书人，我司从未将上述票据背书转让给邮储银行xxx分行，我司与邮储银行xxx分行之间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邮储银行xxx分行也未向我司支付任何代价，邮储银行xxx分行取得票据存在恶意，不得享有该票据权利。遂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
1、确认兴业银行观音桥支行号码为***9，票面金额为壹佰万元人民币，出票人为源智公司，收款人为富申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为富
申公司所有。
2、判令邮储银行xxx分行返还富申公司上述票据。
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邮储银行xxx分行承担。
被告邮储银行xxx分行辩称，富申公司起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行与富申公司之间没有任何交易或者债权债务关系，我行取得该票据是依法向前手即信大公司进行了票据贴现业务，与富申公司无关，我司不应该成为本案的被告主体。富申公司无权享有票据权利，其已经将该票据背书转让给中广美联公司，且富申公司也未举证证明现阶段为该票据的合法持票人，其要求确认票据权利的请求无法律依据，无权享有票据权利。我行在贴现时，对票据进行过审查，认为该票据是真实的，通过向信大公司支付相应对价取得该票据，我行属合法取得票据。即使该票据有瑕疵，我行也支付了相应对价，是善意第三人，富申公司要求我行返还票据的请求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富申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信大公司陈述，信大公司是合法取得的票据，并且给予了相应对价，富申公司应向徐xx主张权利。
第三人中广美联公司陈述，中广美联公司是
合法取得的票据，并且给予了相应对价，富申公司应向徐xx主张权利。
经审理查明，2011年10月12日，源智公司向富申公司开具编号为5324064109，出票人为源智公司，收款人为富申公司，出票金额为100万元人民币，付款行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同年10月26日，信大公司向邮储银行xxx分行申请办理本案讼争票据的贴现业务。该票据自源智公司出票后，背书人依次为富申公司、中广美联公司、信大公司。同年10月27日，邮储银行xxx分行与信大公司签订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协议》，并于当日将该票据贴现，贴现金额为945 280元。同日，富申公司以遗失票据为由，向xxx支行申请挂失止付。后富申公司向本院提出公示催告申请，本院受理后于2011年11月8日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在60日内申报权利。因邮储银行xxx分行在规定期间内向本院申报权利，本院于同年12月9日作出（2011）江法民催字第37号民事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富申公司遂于2012年1月17日诉至本院，产生本案纠纷。
另查明，邮储银行xxx分行于2010年9月16
日经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许可，可以开办票据贴现业务。
以上事实有《商业汇票贴现业务申请书》原件、《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协议》原件、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贴现凭证（代申请书）原件、兴业银行挂失止付通知书原件、（2011）江法民催字第37号民事裁定书原件、报纸、编号为5324064109银行承兑汇票及背书粘单复印件、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邮银发【2010】1027号文件复印件、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非现场监管三处业务报告回执复印件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明，并经开庭质证，足以认定。
庭审中，邮储银行xxx分行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间内向本院举示了如下证据：
1、信大公司与中广美联公司于2011年9月20日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书》复印件、信大公司于2011年9月28日开具给中广美联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复印件5张、2011年9月29日开具给中广美联公司的的增值税发票复印件4张，合计9张，拟证明邮储银行xxx分行审查了信大公司是通过真实合法的正常贸易关系得到该汇票，信大公司也履行了相应的给付义务，并陈述邮储银行xxx分行在受理贴现业务
时，是审查的《产品销售合同书》及9张增值税发票的原件。
2、邮储银行xxx分行提供的网页打印页两页，拟证明该行在贴现前分别于2011年10月26日、27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向兴业银行观音桥支行查询确认过本案讼争票据的真实性。
3、邮储银行xxx分行提供的信大公司对公结算账户对账单一份，拟证明该行于2011年10月27日向信大公司贴现付款945 280元。
富申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2是邮储银行xxx分行单方面形成，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3是邮储银行xxx分行事后打印，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
信大公司与中广美联公司对邮储银行xxx分行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信大公司另向本院提交了邮储银行xxx分行举示的9张增值税发票的原件，富申公司对编号为05550672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信大公司无证据证明该发票与邮储银行xxx分行持有的票据之间的关系。
本院认为，根据富申公司的陈述，富申公司将加盖了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私章的本
案讼争票据交由鑫倡公司法定代表人徐xx用于帮助其贴现，故该票据并非富申公司遗失，富申公司不是该票据的最后持票人。票据系文义证券，邮储银行xxx分行在办理本案讼争票据的贴现业务时，通过书面及电子形式对信大公司提供的票据的真实性进行了审查，并且对信大公司与其前手中广美联公司之间的《产品销售合同书》及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进行了形式审查，已尽谨慎审查义务，并无不当行为。庭审中，富申公司也并未举证证明邮储银行xxx分行有恶意或重大过失等存在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行为。邮储银行xxx分行向信大公司支付相应对价后，取得票据，依法享有票据权利。综上，富申公司关于确认票据权利及返还票据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xxx钢铁配送有限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3 800元，由xxx钢铁配送
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xxx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xxx
代理审判员 xxx 人
民陪审员 xxx
二○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票据法 篇6
随着风险事件的陆续曝光，银行票据案不断升级，日前，中旅银行等银行20亿票据大案的爆发，令被普遍认为安全系数较高的电子票据代理接入机制陷入了隐患，也打破了电票“零案件”的纪录。
令人唏嘘的是，与以往小银行踩雷有所不同，今年以来踩雷的多数是上市行或大行，所涉金额巨大，也在挑战银行同业之间惯有的信赖基础。
缘何银行业票据大案频频爆发？是先天缺陷还是后天不足？票据在银行业务中的地位如何？如何遏止票据风险进一步蔓延？
据《投资者报》记者了解，作为链条复杂、风险高、收益少的同业业务，票据的终极风险是人为道德风险，而加强风险监管和系统控制，减少人为虚增环节，也成为控制票据风险的症结之所在。
人为作案防不胜防
“一些银行票据案后，行里对从业人员管控更加严格，也加强了业务演练，员工个人账户实时监控，入账金额过万都要打报告说明情况。”南方某省会城市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告诉《投资者报》记者，由于最近正在装修新房，和家人的往来账较多，打报告的次数也比较多。
银行的警惕侧面反映了对票据人为作案的无奈。
从记者拿到一本银行内部票据案例分析手册看来，不论是主动犯案、习惯犯案，还是盲目犯案、无知犯案，票据风险的成因多数与经办人员审查不严、违规操作等有关。毕竟没有内部员工的失职或内应，外部人员也很难通过相关审核。
银行承兑汇票是指在承兑银行开立的存款账户，由资信状况良好的法人组织签发，并由开户银行承诺到期付款的一种票据，它是企业间相互结算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成本较低的融资手段。毕竟企业只需交纳一定百分比的保证金存款，就可在一定时期内使用银行信用作为到期付款保证。
但是，基于存在背书转让、提前变现等中间流转环节，由于不是企业开户行，没有预留印鉴，中间贴现的银行一般很难核对企业印章和资料的真伪，多数只能审查票据的真实性和从承兑行的资质上把关。
“以往的纸质汇票中间环节多，相对难以把控，现在电子汇票一定程度避免了这样的风险，出错也只在最初。”业内认为，最近一次河南焦作中旅银行发现有不法分子通过伪造银行证照和印章的手段，冒用中旅银行名义在其它银行开设同业账户，以中旅银行为承兑行，利用其它银行电票系统代理接入的方式开具13亿电票的案子大多材料也是错在最初。
“现在大银行承兑汇票都是层层审核，开票权上移，不是柜台想开票就开票，由系统提指令，在下一阶段开票。但有的小银行管控不严，内部人员拿到空白的真票填，由于票是真的，也可以生效，或者流转环节被偷换都很难发现。”
为了防范和控制银行在人员配置和内控管理的差别风险，对于转贴现业务，某上市银行规定仅开放接受大银行的单子，对地方小银行会设置一定额度的授信和门槛，超额的部分则不予受理。
“接收大行的原因，一是风控较严，二是即使企业没钱，大行也会掏钱垫付。”上述经理表示。
票据流通环节增多致风险加大
“票据具有可流通性，主要指银行承兑汇票，持票人可以背书转让，贴现和再贴现，银行向出票方查询审核票据的真实性，否则票据贴现给银行，银行是最后接棒人，无法向出票行承兑。”多家银行管理人员向记者介绍，尽管银行承兑汇票有链条复杂、风险高、收益少的特点，但由于可以通过操作能变化出更多的业绩，也为国内银行所喜爱。
据悉，银行承兑汇票目前主要分为全额保证金和部分保证金，全额保证金为100%收取，部分保证金的比例根据企业信用情况，一般分为10%、30%、50%等几个档位。
利用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制度虚增存款，成为银行业内公开的秘密。1000万的获批贷款在外转一圈后，回来变为1000万的承兑汇票和保证金存款，一笔贷款人为变成三笔业务：短期贷款、票据和票据贴现；而银行人为增加两笔“存款”：保证金存款和贴现派生存款。
对此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如果仅是虚增业绩使银行人为增加业务，损失尚可控制，毕竟企业状况不好，损失的是同一笔钱。但如果里应外合，不是全额交纳保证金，开票金额与贷款差别过大，如以部分保证金的方式分批撬动多笔资金，融资杠杆将被迅速放大。
“缴纳保证金，企业可以获取存款利息，银行为了搞附加产品，降低贷款成本来放大了业绩。”上述一位银行管理人员说道。
但是，由于可以流通，银行承兑汇票存在签发、转让、贴现、转贴现、再贴现、买入返售、卖出回购、保管、承兑等几十个环节等。总量巨大，链条漫长，也给犯罪分子进行伪造、套取、诈骗和盗窃等金融犯罪提供了巨大空间。
流转环节仍待监管
“票据的终极风险是人为道德风险，纸质票据交易决定了其天然具有较高的风险，一旦发生风险极大，票据资金将会被中介挪用至股市或其他投资渠道，最终因为出现亏损无法堵漏酿成大案，而依托央行的电子化票据，通过票据交易所等降低风险，也只能够解决部分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交易过程漏洞百出，加上银行人员和外部中介的勾结，让票贩子套取资金并不复杂，甚至通过提供票源、套取流动性，或者管理某些城商行、农信社和农商行的同业户在贴现业务中实行截留利差，娴熟地主导整个过程。
自去年底以来，票据大案涉及金额动辄数十亿。问题多发生在保管环节、返售环节。尽管监管层多次采取检查和自查，但是仍有难以解决的盲区，大案要案常发。
对于业内所称难以解决的盲区，宋清辉指出，主要是因为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经营中对风险认识不全面，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只注重真票假票等贴现环节的操作风险和到期能否支付的信用风险，对转贴现环节的风险、票据业务本身隐含的利率风险重视不够，导致管理不到位；第二，内控机制不健全，特别是对员工的道德风险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内部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犯罪的现象屡有发生；第三，缺乏风险监控手段，尚未建立全国联网的计算机控制平台，无法对票据业务的各个处理环节进行及时有效的监控，对业务经办人员的行为缺乏刚性控制；第四，部分经营机构利用票据信用风险转化功能进行违规操作，将高风险的企业信用业务转化为低风险业务，逃避授权授信的监控，而市场监管政策的缺失增加票据融资业务的风险源头。
“票据产业链中存在的最主要的监管漏洞，是当前的票据业务监管几乎处于真空地带，有的监管或流于形式。”宋清辉认为，只有纠正片面追求规模和速度的行为，正确处理好票据业务发展和风险防范的关系，不为票据收益和效应去承担巨大的垫款风险，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结合自身的特点和实际指定票据业务发展目标和规划，业务的发展才有可能建立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之上。
对修改现行《票据法》的建议 篇7
一、《票据法》关于背书的法律界定问题
在日常的工作中, 对票据背书有误的情况经常发生, 但《票据法》第二章第二节中对票据背书连续的认定过于笼统, 某些具体环节没有统一的标准或未予以明确, 致使银行经办人员无法可依, 对制度把握不准, 造成票据拒付或退票, 影响票据的流通以及票据权利的实现, 挫伤企业办理票据业务的积极性, 阻碍了票据业务的发展。背书不连续的主要形式有:首次背书人不是受票人;再次背书人不是前次背书的被背书人;背书人没有签章;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持票人不是票据上记载的最后被背书人等。在当前票据操作业务中最常见的是背书人仅仅签章, 而不书写被背书人名称。
背书不连续会给票据效力以及持票人票据权利带来何种法律后果, 我国《票据法》未作具体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背书不连续致使持票人丧失票据权利的情况:一是《票据法》规定了背书应当连续, 那么违反规定的不连续自然当属无效背书了;二是《票据法》第31条既然规定“持票人以背书连续, 证明其汇票权利”, 那么不连续就丧失票据权利;三是《票据法》第57条规定了付款人对背书不连续的过失付款责任自担。所以, 对背书不连续的持票人不应付款也即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
但是, 背书不连续并不绝对使持票人丧失票据权利, 我国《票据法》并未作背书不连续则背书无效的明确规定。《票据法》第29条第1款规定“背书由背书人签章并记载背书日期”;第30条又规定背书“必须记载被背书人名称”。这两条结合起来看, 反映了我国《票据法》不承认空白 (无记名) 背书。不记载背书人名称或不记载被背书人名称, 就难以反映背书人与被背书人在汇票上签章的依次前后衔接, 也即背书不连续。但《票据法》对背书不连续将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是否属于背书无效并未明确。从《票据法》关于背书的第二章有关条款看, 除第33条2款规定了“将汇票金额的一部分转让”和“将汇票金额分别转让二人以上”这两种情况的背书无效外, 并未规定背书不连续则属背书无效。票据的主要功能是流通和支付结算, 票据流通的主要手段是背书, 背书的连续性对于票据权利的实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在于票据背书连续性的认定, 但对于背书的连续性认定问题, 目前的制度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 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修订《票据法》, 统一认定背书连续的标准, 增强票据背书连续认定的可操作性:
1.对前次背书中被背书人与后次背书中的背书人在名称上并不完全一致时背书连续的认定, 形式上不一致, 但实质上一致的背书, 应考虑从制度上明确予以认定。
2.对被背书人名称更改时背书连续的认定, 应考虑从制度上进一步明确收款人与被背书人的概念, 按更改后的被背书人名称来判定背书的连续。
3.对签章更改时背书连续的认定, 应考虑从促进票据流通的角度出发, 在背书各项要件完备的情况下, 认定背书连续。
4.对“空白背书”背书连续的认定, 应考虑从制度上承认空白背书的效力, 明确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效力。
二、《票据法》关于空白票据合法性的问题
根据《票据法》的规定, 我国空白票据规则有如下特点:一是仅支票制度上存在空白票据, 不允许存在空白汇票和空白本票;二是在诸种票据行为中, 空白票据仅存在于基础票据行为即出票行为阶段, 在附属票据行为阶段, 不允许存在空白票据, 即是说, 在我国票据法上, 不存在空白背书、空白保证、空白承兑等行为;三是可空白的事项仅限于两项:支票金额和支票收款人名称。
《票据法》第84条规定了六项事项并且明确指出支票上未记载这六项事项之中任何一项者, 该支票无效。这六项事项并未包括收款人名称。我国《票据法》第86条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 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支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 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为付款地。支票上未记载出票地的, 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为出票地。”对于支票而言, 收款人名称事项, 在我国票据法上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而实际应用中作为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更为恰当, 立法应该允许收款人事项空白同时确立起有关的推定规则, 因为:一是在一定情况下, 交易当事人可能不想或不便或暂时不能记载收款人的名称, 而同时有使用票据的需要, 在此情况下, 收款人名称空白就因应了现实的呼唤, 而推定规则使这一空白得到了确定性的保障;二是禁止收款人名称空白, 并不存在有力的反对理由, 或者说, 允许收款人名称事项空白, 并不会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 由此所产生的风险属于交易当事人能力控制范围之内;三是符合国际票据立法趋势。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收款人名称空白之支票, 即抬头空白支票, 未经填补而使用, 这在商事交易实践当中颇为常见的行为, 效力如何, 在票据法上找不到清楚答案。《支付结算办法》第119条将金额空白和收款人空白作同样对待, 与《票据法》第85、86条将二者区别规定的态度是相悖的, 或者说是与《票据法》相抵触的。因此在票据法修改中应该对未补充完全的支票进行重新界定, 其效力不仅表现为票据权利移转的效力和担保的效力, 同时也应包括补充权移转的效力, 对于空白支票的善意取得者来说, 应给予必要的保护, 持票人可以依据票据外合意完成补充记载, 行使该支票的权利。
三、完善和推进票据转让制度
《票据法》第87条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 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这一规定, 在事实上承认支票的无记名性, 但《票据法》第81条又规定支票的背书适用汇票的有关规定, 从而又否认了无记名支票交付转让的可能。建议在立法中确认无记名票据的有效地位, 并据此分别确定背书转让与交付转让制度。以完善和推进我国票据转让制度, 简化票据流通转让方式与程序, 降低票据流通转让的成本与时间, 促进票据的流通转让。也有利于规避作为付款人的银行介入不必要的纠纷。
四、电子票据在《票据法》中的合法性
在现行《票据法》的理论与实践中, 电子票据与之冲突最大的莫过于票据的书面形式这一方面。作为电子票据基础的电子数据交换电文这一新生事物与现行票据法理论中书面形式要求相去较远, 这使得实际操作中与电子票据相关的业务无法适用《票据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迫切解决问题:
(一) 传统票据结算的当事人分为基本当事人和非基本当事人。
具体而言, 汇票与支票的基本当事人是发票人、付款人与受款人, 本票则是发票人与受款人。非基本当事人则是包括受让人、背书人、保证人、参加付款人及预备付款人等。而电子票据的当事人则是转让人、受让人、发送银行、接收银行、电子交换所以及数据通讯网络等。
(二) 传统票据是一种无因的可流通
的有价书面证券, 持有票据的当事人形式票据权利时, 无须证明其取得证券的原因, 而且票据可经背书或交付方法转让于他人。但电子票据是以电子方式进行的, 电子时代的票据既非无因证券, 也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流通性, 它只有在计算机网络系统中才能流通, 这样就失去了票据的基本属性。这是由于这些不同, 导致了我国《票据法》不能调整电子票据行为。我国立法实践中否认了电子票据的法律效力, 现行的《票据法》也不承认经过数字签章认证的非纸质的电子票据的支付和结算方式。
五、支票的绝对记载事项与相对记载事项
《票据法》第八十五条规定, 支票的绝对记载事项为: (一) 表明“支票”的字样; (二) 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三) 确定的金额; (四) 付款人名称; (五) 出票日期; (六) 出票人签章。支票未记载前款事项之一的, 支票无效。由此看出, 出票人的账号既不是绝对记载事项, 也不是不可记载事项, 而是相对记载事项。按照《票据法》的规定, 如果一张支票六项绝对记载事项记载完整, 仅缺出票人账号, 那么该支票是有效票据, 银行应该受理并付款。绝对记载事项完整、正确, 但漏填写出票人账号的支票时有发生。此类支票也成为具体经办行的又一操作难点。建议:支票出票人的签章及账号, 是出票人承担票据责任及付款人准确划付款项的重要依据, 应明确规定支票出票人账号也为绝对记载事项。
六、“密码印鉴”与票据签章的审核
票据的签章, 是确定和证明票据权利的重要行为。银行作为付款人或代理付款人, 必须对票据签章是否齐全及其真伪进行审核, 并以此来确定是否承兑或付款。银行审核票据签章真伪的传统做法, 是将票据上的“图章印鉴”预留银行的“图章印鉴”进行人工核对。这种方法一是效率低, 无形中延长了结算时间;二是准确性差, 一旦遇到伪造逼真的“图章印鉴”, 肉眼难以识别。近年来, 大多数行处均实行了利用计算机自动核对票据真伪的“密码印鉴”, 并与开户单位通过法律公证, 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 由“密码印鉴”代替传统的“图章印鉴”, 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结算效率及票据支付的安全性, 同时也为进一步发展计算机网络、进行结算业务的同城和异地通存通兑奠定了基础。但是, 《票据法》实施后, “密码印鉴”能否代替“图章印鉴”至今尚未有个说法。目前实际业务中, 考虑到实际业务的需要及《票据法》的规定, 普遍采用了人工核对印鉴与计算机核对印鉴并举的办法。但人工核对印鉴与计算机核对印鉴并举, 又往往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一) 图章印鉴正确, 但密码印鉴错误。 (二) 图章印鉴错误, 但密码印鉴正确。此两种情况都给银行的具体操作带来一定困难。建议用计算机自动核对密码印鉴, 辨别票据签章的真伪。
七、建议增加对票据出票人的信用度进行控制的条款, 增加票据的信用度, 提高票据的流通、使用率
长期以来, 由于在票据流通过程中缺乏有效的信用监测和控制, 票据在公众中的信用度太低, 这是票据在实际应用中难以推广的最根本的原因。为此, 在新的《票据法》中, 建议在源头上就控制出票人, 充分利用目前正在建设的个人征信系统的资源, 对票据的出票人的资格进行认证, 在征信系统中信用度越高的客户, 其可享受的出票资格就越高, 以此来增强票据在公众中的信用度, 提高票据的使用率。
八、建议对票据中的分类重新进行界定
随着电子业务的发展, “一本通”、“储蓄卡”等电子业务快速增长, 电子票据以其防伪能力强、易于携带、方便支取等特点逐步取代了手工使用的存折、存单。因此, 在《票据法》中应增加电子票据的内容, 并重新界定电子票据的分类及其定义、使用范围等, 以规范当前的票据业务, 使《票据法》的适用范围更宽泛。《票据法》应考虑票据产品主体的多元化, 产品不应仅仅局限于商业票据。目前, 票据产品受期限、金额、地域等影响, 标准化程度极低, 不利于票据大批量、大金额交易。建议可以通过票据集合、票据打包等手段, 将票据转化为标准化的产品, 发展票据衍生产品, 票据市场可以将一些不流通的金融资产票据化 (可称证券化) , 如大额可转让存单、抵押贷款票据、应收款票据, 充实票据市场, 以丰富企业短期投融资产品。
九、票据业务操作缺陷客观上阻碍了票据融资功能的发挥
《支付结算办法》提出将增值税发票作为判断真实交易背景的标准, 实际中很难操作:一方面, 增值税发票复印件极易伪造;另一方面, 许多真实商品或劳务交易并不需要开具增值税发票。目前的规定既增加了银行审查增值税发票的难度, 也使部分企业甚至某个行业 (如建筑等劳务性行业) 的交易难以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短期融资, 客观上将这些行业排除在票据融资渠道之外。实践中, 不少交易是先付款后交货, 需要先申请开出票据, 然后才能取得增值税发票, 还有许多交易是分期付款, 需多次申请开具票据, 但增值税发票却仅有一张, 在这些情况下, 增值税发票很难与合同、票据金额、日期完全一致, 银行在票据业务中常常面临没有合同或增值税发票可供审查的情形。建议在修改《票据法》时进一步细化以上问题。
十、关于完善配套法律制度的问题
票据法 篇8
如何看待我国担保法与票据法关于票据质押的不同规定的法律效力呢?按传统的民法理论, 担保法和票据法都属于民法的特别法, 且又都是全国人大颁布实施的法律, 两者应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因此, 当事人依据担保法或票据法的规定而为的票据质押都具有法律效力。但问题在于, 当当事人双方对曾依据担保法或票据法的规定而为的票据质押的效力发生争议时, 一方依据担保法或票据法的规定主张有效, 另方则根据票据法或担保法的规定主张无效, “同等效力”理论便无能为力了。因此, 担保法与票据法关于票据质押的规定的法律冲突的效力, 只能表现为某一规定优先适用。笔者认为, 就票据质押形式的有关规定而言, 票据法的效力应优先于法的特别法, 如果仅从一般法与特别法的整体关系上来判断两者哪一个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 确实难以确定。但就票据质押本身而言, 担保法的规定与票据法的规定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上看, 仍不失为一般与特别的关系。因为在担保法中, 票据质押是一般的双方法律行为, 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 即当事人合意和意思表示一致是其成立的必备条件。但在票据法中, 票据质押作为票据行为, 是一种特殊民事法律行为, 其有效成立主要以当事人单方的意思表示为准, 即便表意人的意思表示与其内心的真实意思不符 (如误解或错误) , 一般也不影响票据行为的效力。因此, 票据质押作为票据法规定的特殊民事法律行为 (票据行为) , 其有效成立的条件在与担保法中的票据质押作为一般民事法律行为规定发生冲突时, 理应优先适用票据法的规定。
第三, 从立法技术上看, 担保法对票据质押的规定也不合理, 质权人依此虽能取得票据, 但无法实现其质押权。因为票据质押的主要效力, 就在于质权人因此取得质权作为自己的债权担保, 并最终可以以票据金额优先偿还其被担保的债权。但质权人是否能够取得票据金额以实现其质权, 则取决于其所持的票据上的权利能否实现。所谓票据上的权利, 也即票据权利, 是指票据法规定的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 (付款人或承兑人) 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根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 持票人取得票据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受款人从出票人出取得票据;二是通过背书行为从背书人处取得票据。通过背书取得票据的持票人, 须是票据连续背书的最后被背书人, 才能取得票据权利。因为票据的连续背书方具有权利证明效力。票据债务人在向持票人付款时, 也只须审查持票人是否为背书连续的最后被背人。而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取得票据的质权人, 既非票据关系中从出票人处取得票据的受款人, 也非依背书方式取得票据的最后被背书人, 因此, 尽管其持有票据, 也无法行使票据法规定的票据权利;票据债务人也不对其承担付款义务。或许有人提出, 按照票据法第31条规定, 持票人固然以背书连续可以证明其票据权利, 但本条还规定, “非经背书转让, 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 依法举证, 证明其汇票权利。”按担保法取得票据的质权人, 尽管无法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票据权利, 但其依据质押合同取得票据, 应适用“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票据”的规定, 因而也享有票据权利。笔者认为这样理解不能成立。因为票据法明确规定票据转让须以背书方式进行, 不承认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所以一般情况下, 持票人只能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票据权利。只有在持票人无法通过背书方式取得票据的特殊情况下、例如持票人因继承或通过破产程序等取得票据, 方属于“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票据”。如果不加区别地容忍持票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以其他证据来证明自己合法取得票据并享有票据权利, 那么, 票据法规定的票据转让须以背书方式进行的规定, 便形同虚设、没有任何意义了。这显然有悖于票据法的立法本意。
票据质押须作担保背书的记载, 也是国外及一些地区立法普遍遵循的原则。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9条规定, 票据背书载有“担保价值”、“抵押价值”或其他抵押声明的, 持票人得行使票据上的一切权利;日本票据法第19条规定, 背书有“因担保”、“因质押”或其他表示设定质权文句时, 持票人得行使票据上的一切权利。一些国家和地区即使在民法典中对权利质押作出规定时, 凡涉及有关有价证券 (票据也是有价证券) 为质押标的时, 一般也都规定须有背书的类似记载。如瑞士民法典第901条规定, 不记名以外有价证券的出质, 在交付时须有背书或让与声明;台湾地区民法典第908条规定, 质权以有价证券为标的者应以背书方法为之。我国担保法在对票据质押作出规定时, 没有把设质背书记载作为有效成立的要件, 因而与票据法的规定发生冲突。这只能说明立法者对票据的性质认识不足。另从担保法第75条有失严谨的规定, 也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该条把票据 (汇票、支票、本票) 与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规定为并列的一项, 同为权利质押的标的。但是, 尽管票据与债券等都是体现一定财产权利的有价证券, 但两者与其表示的权利之间的密切程度是不同的。前者与其所表示的权利密不可分。有票据便有权利, 丧失票据便丧失权利。即便其为实质的权利人, 非依法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提起诉讼, 也不能再行使票据权利。后者则不然, 。持票人失票后, 他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因此消灭。只要其能举证证明自己与债务人之间存在这种实质关系, 证券与权利即可分离, 失票人仍享有证券上载明的权利。正是票据与债券等证券之间存在着这种差别, 所以各国立法一般把票据质押放在票据法中加以规定。担保法无视票据与债券等证券之间的差别而把其同置于并列的一项加以规定, 显然有失严谨。
最后值得特别说明是, 200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下称《解释》) 中有关票据质押的规定, 不但未能够弥补担保法规定的缺陷, 而且本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如《解释》第98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出质, 出质人与质权人没有背书记载‘质押’字样, 以票据出质对抗善意第三人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并未明确要求持票人以所持的票据出质的, 应按票据法的规定以背书的方式为之, 只是规定没有背书记载“质押”字样的, 出质人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这样的规定其错误在于:既然质权人并非通过背书的方式从出质人处取得票据的, 质权人如将其所持票据转让给第三人, 其方式只可能有三种。第一, 单纯交付;第二, 以背书的方式, 即以自己为背书人、第三人为被背书人;第三, 先伪造出质人的背书 (出质人为背书人自己为被背书人) , 再以背书的方式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通过第一种方式取得票据明显违反了票据法规定的票据转让必须以背书的方式进行的规定, 其不享有票据权利;第三人通过第二种方式取得票据, 但因其不是连续背书的被背书人 (中间缺少出质人与质权人的背书环节) , 也不应享有票据权利。因此只有第三人通过第三种方式取得票据的, 才有可能为善意第三人。因为根据票据法的规定, 第三人在受让票据的时候, 没有审查票据背真伪的义务。但即便这样, 出质人因其背书签名是他人伪造的, 因而也不可能对第三人承担任何义务。
》接285页借鉴意义。
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体制, 搞活土地使用权。具体讲就是“一稳定, 两不变, 三分离”, 即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 坚持土地集体所有不变, 耕地用途不变, 将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使用权三权分离, 承包权依附于农户, 使用权作为一种商品, 根据农户自愿, 实行依法有偿转让。稳制活田的意义是深远的, 从当前看, 它不仅有助于消除农民对农地政策可能变动的恐惧,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对农田稳定投入的问题, 进而使一些闲置的农田在流动中得到充分利用, 更重要的是在许诺30年不变“永佃田的基础上, 农户手中的农用地使用权, 实际上成为稳定的、能够自我决定用途、能够分享部分地租的实实在在的土地产权。日本的农地绝大部分属于私人所有, 但是农地私有制度并没有给所有者带来完整的土地权利, 国家保留了相当多的对农地控制和管理的权利。比较而言, 我国农民已经获得从集体土地所有权中分离的使用权, 它的权益已近似于日本农户对私有土地的使用权。这一点是我国与日本的农地制度中相像的地方。但不同的是日本的土地私有权却是极有保障的, 而我国农民对农地的使用权在权利保障方面却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 就目前我国农地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来说, 重要一点就是要赋予农民稳定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这样才能推动农地流动的市场化进程。农地使用权的稳定和农地的市场化流转, 不仅可以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使农地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利用, 而且可以充分体现农地的商品属性, 使农民更珍惜土地, 从而稳定并提高农民的土地利用预期, 减少乃至杜绝短期化行为。
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土地经营权流转是指农村土地在不同的主体之间的流动和转移, 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 (使用权) 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 即保留承包权, 转让使用权, 农地的流转应以其经营权流转为主。日本通过放松对土地流转的限制,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鼓励土地流转, 扩大了土地经营规模, 提高了农用地的生产效率。日本的土地流转是有着完善的法律保障的, 而我国这方面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因此我们要建立完善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土地流转要建立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 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 (农户) 。承包方 (农户) 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受让方不得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 保护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可持续利用。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 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
完善国家对土地的宏观管理制度。日本的农地国家宏观管理是法制化和规范化的管理, 而我国农地管理中法律基础脆弱, 管理体系混乱。因此, 在我国农地的宏观管理中应加强农村土地立法的工作, 做到“依法治农”, 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有效、稳固的法制保障。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都应通过立法予以规范。加强国家宏观管理体系建设。具体操作内容应该包括在进一步开展土地的数量、质量、权属关系、利用状况和基本条件调查的基础上, 建立土地档案制度, 完善地籍管理制度, 颁布并实施土地承包和流转的法律法规;健全承包与流转合同管理制度;规范土地流转制度;监督集体组织对承包金和地租的使用, 并以制度的形式规定地租中一定比例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再生产;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同时继续完善耕地占用税的征收、管理和使用制度;运用经济手段, 控制农用土地向非农用土地转移, 加强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
【参考文献】
1、王景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世纪变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2、毕宝德.土地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3、郑景骥.中国农村土地使用与管理制度研究[M].西安: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7.4、雷原.家庭土地承包制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9.
5、焦必方.战后日本农村经济发展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6、迟福林.走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作者简介】
票据法 篇9
一、对我国票据法第五条规定之理解
我国《票据法》第五条规定为:
1. 票据当事人可以委托其代理人在票据上签章, 并应当在票据上表明其代理关系。
2. 没有代理权而以被代理人名义在票据上签章的, 应当由签章人承担票据责任。
3. 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的, 应当就超越权限的部分承担票据责任。
其中第一款首先确认了票据行为的可代理性。代理在民事法律关系中, 是指基于法律行为或法律规定, 一方 (代理人) 以他方 (被代理人) 的名义, 在授权范围内向第三人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 其权利义务后果直接归属于他方的行为。民事代理关系具有这样三个法律特征: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实施代理行为;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代理行为;代理主要是实施法律行为和被代理人对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在票据法律关系中, 票据行为的代理简称票据代理, 它是指有权实施某种票据行为的人由于某种原因不能亲自实施该票据行为, 而由他人代为实施的一种法律制度, 票据代理人在代理权范围内, 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票据行为。
而第二款乃是针对无权代理规定的。票据的无权代理与票据的伪造不同, 由于票据法坚持“谁签章, 谁负责”的原则, 于此票据之上, 无论伪造人与被伪造人均未为真实有效之签章。因此, 二者均不负票据责任, 而是由伪造人承担其他相应的民事与刑事责任。在票据无权代理中, 作为代理人, 由于其在票据上已真实有效地自为签章, 在此情形下, 若被代理人主张其为无权代理而拒绝承担票据责任时, 当由代理人承担票据责任。
应该说, 票据的无权代理在形式要件上是具备的, 欠缺的是实质要件即没有代理权。具体来说, 构成无权代理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1.代理人表明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代理关系。
2.代理人没有代理权。
3.票据上载有代理人的真实名称。
4. 票据代理行为没有形式暇疵。
第三款实际上是就票据越权代理进行了规定, 在此情形下, 被代理人仅就授权范围内承担票据责任, 而对超出部分由代理人自行承担票据责任。越权代理实际乃是广义票据无权代理之一种, 与前款的区别仅在于被代理人认可票据代理之一部分, 而对于被代理人拒绝承担的部分票据责任, 由代理人承担。
但在此处, 对“超越权限的部分”如何确定?有学者认为除增加票据金额的越权部分好划分外, 其他形式的越权部分则难以划清, 并且难以举证。笔者认为, 无论何种形式的越权代理, 其越权部分都是可以确定的。确定的依据就是被代理人对代理人出具的真实、有效并且明确的授权委托书。那么根据授权委托书就不仅可以确定票据金额的越权部分, 而且可以确定其他形式越权代理的越权部分。
二、对我国《票据法》第五条规定之检讨
总的看来, 我国《票据法》第五条实际上是就票据代理与票据无权代理作的规定。虽然从本质上讲, 票据代理也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 但其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代理的特点。同时, 民事代理的实质要件就是必须有被代理人的明确授权。这一规定实际上就是将决定由谁来承担无权代理行为的民事责任的权力交给了被代理人, 这就使得这种无权代理行为在被追认之前, 其法律效力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从而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
票据代理同样具有上述特点, 因此其实质要件仍然是必须有被代理人的明确授权。对于票据的无权代理行为, 我国《票据法》第5条的规定说明《票据法》对无权代理行为直接规定由行为人承担票据责任, 从而没有留下任何可供被代理人追认的余地, 亦即对无权代理行为, 被代理人不能予以追认。与民事代理相反, 《票据法》的这一规定有利于保护持票人的合法权利。
正是由于票据代理与民事代理的上述差别, 票据代理行为须符合下列三个要求:
1. 票据代理要求在票据上有表示代理关系中被代理人为何人的记载。
2. 票据代理必须于票据上有表示代理意思的记载。
3. 票据代理必须经票据代理人自己于票据上签署上自己的名字。
在符合上述三要件之情形下, 由代理人代理行为所生之票据责任概由被代理人承担, 对此, 世界各国立法均予以认同。
对此, 我国《票据法》第五条第一款也做出了同样的规定, 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 此三要件均为在票据上直接载明的形式要求, 即在实质上对于代理人是否确有代理权以及代理权限是否合格在所不问。那么, 从这一意义上, 我们是否可以得出推论, 如一票据代理行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 则于此情形下, 不论该代理人是否具有代理权, 票据责任概由被代理人承担。
如果这一推论能够成立, 则我国《票据法》第五条第二款与第三款的规定就值得商榷了。在此情形下, 票据责任由无权代理人与越权代理人承担, 而非被代理人承担。这显然与我们得出的推论是不相符的, 也是有悖于世界各国票据立法潮流的。
票据存在的特殊的价值乃在于信用性、流通性与安全性, 因此, 各国票据对立法无不着眼于最大限度地对票据的三性予以保障。票据的要式性、文义性、无因性等正是基于这一目的而由法律加以确立的, 由此三性规定在票据审查中仅需进行形式审查, 无需进行实质审查。因此, 在票据的无权代理中, 如票据行为与票据记载在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 并无瑕疵的存在, 则在此情况下, 为保障票据的信用性与安全性, 票据责任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 当然无权代理人在此情形下须对被代理人承担其他民事责任甚至向国家承担刑事责任。
对于越权代理, 实质上可进行分割。我国《票据法》第5条规定越权代理人对越权部分承担票据责任显然不得谓为妥当。笔者认为, 越权代理人的这种“票据责任”应该是一种票据的利益返还的民事责任, 而不是票据付款的票据责任。因为:
1.《票据法》第4条明确规定:“票据责任, 是指票据债务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 而越权代理人既不是票据的第一债务人, 也不是票据的第二债务人, 因此, 他既不承担票据的付款责任, 也不承担担保票据付款的连带责任。
2.对超越权限的部分一般只有在持票人得到付款以后才可能确定, 越权代理人不可能事先主动地承担越权部分的付款责任, 否则他绝不会越权代理。
3.《票据法》第54条规定票据到期后经提示付款, “付款人必须在当日足额付款”。这说明票据债务人的付款责任在付款时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越权代理人只有在被代理人承担付款责任以后才承担向被代理人返还越权代理部分的利益的民事责任。
三、修改我国《票据法》第五条之立法建议
我国票据法第五条关于票据无权代理以及越权代理的规则显然早已不适应我国票据的流通和推广, 对于保障市场的交易安全、票据债权人的利益是极其不利的。依据此规则, 可能导致这样一种怪现象, 即交易当事人在交易之前, 首先在确认代理人的代理权的真实有效的问题上早已耗尽了精力和时间, 并且, 即使尽到一切可能的注意义务, 也难免挂万漏一。处于这样一种市场支付信用体制下使用票据, 交易成本和风险将会是很惊人的, 最后合理的结果是, 交易双方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避免与票据发生任何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关系。那么先人创设的这一制度也就名存实亡了, 票据法势必沦为“屠龙之技”。
第五条规定无权代理与越权代理的票据责任由代理人自行承担, 正是由于认识到我国信用制度的缺失, 试图通过这一规则, 使票据债权人得以直接向代理人主张, 从而保障其债权的实现。但是, 立法者似乎忘记了这样一种现实, 即在市场中, 代理人并无特殊资质要求。在市场交易中, 交易的双方是第三人与被代理人, 其交易的基础往往是被代理人的信用而非代理人的信用。因此, 在票据无权代理与越权代理中, 票据责任由被代理人承担无疑是更有利于票据债权人的。而票据责任由被代理人承担, 似乎又加重了被代理人的责任。法律的一个基本价值就在于追求利益的衡平。因此, 我们必须设定一定的标准来规范实现“票据被代理人”与“票据债权人”间利益平衡。而这个标准就是“善意”。在票据无权代理与越权代理中, 票据债权人是善意的, 不知票据代理人是无权代理或越权代理, 并基于这种信赖而受领票据。在此情形下, 法律应当保障善意人的利益, 票据债权可向被代理人主张。而此规则, 恰恰正是民事代理中的表见代理规则。
表见代理制度, 始于1900年的德国民法。普通法系国家的表见代理称为不容否认的代理。英美法系对表见代理的认定规则是:当本人提供“信息”, 并且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此事而遭受损害时, 即产生不容否认的代理。对两大法系的表见代理制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 大陆法系的表见代理本质上是一种无权代理, 只是法律拟制其为有效代理, 而普通法系国家的表见代理更像是一种有权代理, 代理权因具有表面授权而产生。
最初, 我国《民法通则》并未确立规定表见代理制度, 但我国现行《合同法》第49条的规定则在我国立法上第一次明确承认了表见代理制度。认为除了超越代理权外, 即便没有代理权、代理权终止, 只要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 均构成表见代理。
对于表见代理能否适用于票据代理, 一直争讼不休。我国《票据法》并未规定票据表见代理, 对于表见代理是否适用于票据代理领域, 也向有纷争。笔者认为, 我国票据法中无表见代理制度已是事实, 一般法对特别法的补充指导作用也是事实。但是, 一般法对特别法的补充必须建立在特别法无相反规定的前提上, 而我国票据法第五条的规定已经明确做出了与表见代理相反的规定, 因此, 可以得出结论, 我国目前立法尚未确立票据表见制度。这显然又是极其不利于充分保护善意持票人的合法利益的, 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票据法》的一个疏漏。而弥补这一疏漏的唯一也是势在必行的方法就是对我国《票据法》第五条进行修改, 增设票据表见代理规则。
同时, 由于表见代理规则的适用基础在于票据债权人的善意, 而票据的要式性、文义性与无因性决定了票据债权人对票据的审查义务仅限于形式审查, 基于此, 可通过司法解释确立票据表见代理所应具备构成要件。具体包括:
1. 代理人为无权代理。
2. 客观上存在着使第三人相信有代理权的事实和理由。
3. 第三人主观上属善意。
4. 票据上有完整的代理文句, 在形式上具备票据有权代理的一切要件。
另外, 在确认票据表见代理成立后, 对于第三人是否享有选择权问题, 必须予以确认。笔者认为, 表见代理的制度意义在于保障第三人的债权, 因此, 我们应当赋予第三人的选择权, 即在此情形下, 第三人可选择向无权代理人 (越权代理人) 或者“被代理人”主张。
综合上述分析, 笔者试图提出自己的修改方案, 即将《票据法》第五条表述为:
1.票据当事人可以委托其代理人在票据上签章, 并应当在票据上表明其代理关系。
2.没有代理权而以被代理人名义在票据上签章的, 应当由签章人承担票据责任;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的, 应当就超越权限的部分承担票据责任。
票据法 篇10
关键词：票据权利,民事权利,终极债务人
一、《票据法》18条立法规定
第18条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 仅享有民事权利, 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我认为这一法条的规定目前存在一定争议, 对此法条规定需要进行修改和完善。
二、《票据法》18条存在缺陷
(一) 票据记载事项欠缺应为无效票据, 便无票据权利
票据记载事项分为绝对记载事项欠缺和相对记载事项。本票规定应当记载一部分必要记载事项: (一) 应当有“本票”的记载字样; (二) 承诺无条件支付; (三) 一定的确定金额; (四) 收款人的名称; (五) 出票的日期; (六) 出票人的签章。本票上未记载前款规定事项之一的, 本票无效。支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 (一) 应当表明“支票”的字样; (二) 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三) 确定的金额; (四) 付款人的名称; (五) 出票的日期; (六) 出票人的签章。支票上未记载前款规定事项之一的, 支票无效。根据以上规定可以看出, 汇票和本票相对应的欠缺上述规定的记载事项时, 票据就视为无效。第18条记载:“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 仅享有民事权利, 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所以, 如果票据记载事项欠缺的话, 那么依照票据法就应当视为是无效的票据, 所以就谈不上票据的权利了, 因此, 第18条的描述便存在争议。
(二) “民事权利”一词不应该适用于票据法规定中
“民事权利”一词使用不当, 不应当是民事权利, 而应当是票据法本身规定的权利, 也就是票据法上的“利益偿还请求权”。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是指票据权利因票据时效或者保全手续的欠缺而丧失, 持票人对于出票人或承兑人于其所受利益限度内请求返还其利益的权利。虽然我国是采取民商合一主义的体制的, 所以票据法作为商事特别法也应当属于民法的领域, 那么, 称票据权利为民事权利也未尝不可, 但是如果只是在票据法的条款中, 将其特定的恳求权称之为民事权利, 就有些不符合规定了, 而且票据法中专门的名称“利益偿还请求权”便符合规定, 那么便不需要“民事权利”这一定性了。如果从领域归属的角度看, 民事权利、恳求权、特定恳求权、优点返还恳求权是四个从大到小的规定, 民事权利应当出现在民法总则当中而不应当出现在票据法当中, 所以, 票据法中的“利益偿还请求权”替换“民事权利”的这种做法是最恰当的。
(三) “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的表述不当
“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的表述使票据法关于票据权利时效的保全手续的规定形同虚设, 那么, 对出票人和承兑人就不会起到应有的保护责任。将“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改为“返还由于持票人票据权利丧失而得到的额外利益”, 这样规定既保护了持票人的利益, 又让票据终极债务人对自己应付的责任负责, 若是规定“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有可能使终极债务人多承担责任, 这是不公平的。
(四) “出票人或者承兑人”应改为“票据上的终极债务人”
“出票人或者承兑人”不能够涵盖全部可追究的债务人。若出票人被别人伪造签章, 那么对于票据的具体情况就不了解, 所以, 就不应当负任何责任, 那么持票人就无法实现利益返还请求权了。如果规定背书人和保证人为终极的债务人的话, 真实签章的背书人和保证人在作出背书保证行为时就相当于答应了保证受让人的债权, 那么他就承担与出票人和承兑人相同的票据责任, 如果终极债务人既不是承兑人或出票人, 也不是保证人或背书人, 却是在票据上签章的无权代理人的话, 那么, 无权代理人必然也承担票据责任, 这样规定, 就防止了无权代理人免于承担应有责任的情形。因此, 应当将“出票人或者承兑人”改为“票据上的终极债务人”, 这样便可以包含各种可能, 有利于更加全面的保护持票人的权利, 有助于平衡好所有当事人之间的利益。
三、《票据法》18条修改意见
中期票据 融资新宠 篇11
牛年伊始，A股市场上仍未出现IPO发行或者再融资的松动，“饥渴”的企业们却早已辗转到了另一个交易平台——银行间债券市场上。
始于2008年4月的中期票据就是基于银行间债券市场所产生的金融创新工具。在其发行元年因为债市的火爆和股市的低迷而大放异彩。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网站显示，仅去年一年，24家企业发行的39只中期票据共达1672亿元，融资规模超过2008年77家企业IPO融资的总和1036亿元。
新的一年里，南方航空、中国重汽、招商局、山西煤电等大型企业集团也计划在中期票据上跃跃欲试，就连铁道部也宣告招标发行200亿元的中期票据来应对运营资金的周转问题。
债市新贵
“要建立一个有效率的金融市场，必须有个突破口。”
中期票据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交易流通，被准入这个市场的投资者更像美国引入合格机构投资者机制的概念。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企业或者金融机构能参与其中，被准入进场的银行、保险机构、券商、基金以及企业也只能在特定的权限下才能购买发行的中期票据。
由于保险机构不得购买无担保的金融产品，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发行均未担保的中期票据，也使保险资金暂时无缘这个市场；而基金公司按规定也不能购买中期票据，所以在这个融资平台上“资金推动型行情的主力毫无疑问是银行”，国海证券李杰明曾表示。
中财中国银行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中期票据有点儿“怪胎”的感觉。因为从中期票据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发售，属于货币市场范畴，但从期限来看，一般融通好几年的中期票据，实质上还是资本市场上的新融资工具。
“说它是在货币市场也行，是资本市场也行，两边都可以靠。客观来说，中期票据对于优势企业，是一个很好的融资平台。在中国债券市场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填补了中国债券市场的一个真空。”
不论其“出身”如何，在我国间接融资占总融资的80%以上，由银行向实质经济部门发贷这种间接融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的情况下，“中期票据的推出应该说丰富了我们债券市场的品种。”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秘书长时文朝对中期票据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即使公司债早已推出，但是与每年发放给企业几万亿元的银行贷款相比，区区几百亿元的公司债已显得如此单薄。“公司直接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的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有效率的金融市场，必须有个突破口。”
这就是中期票据推出的背景，“一方面要改变整个社会的融资结构，另一方面要为货币政策顺畅的传导创造一个好的渠道和建立一个良好的机制，第三是分散向银行系统日益集中的风险，主要是这三方面的考虑。” 时文朝总结道。
大公司“专利”
这些发行中期票据的企业中，不乏“中”字号的大型集团公司。
“对于一个公司来说，是通过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是通过股权融资、还是债券融资，从经济学理论来看，长久来说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时文朝的依据来自，1958年著名的经济学家莫迪利亚尼和米勒共同创建了关于公司资本成本的“双M定理”，即在一个完全的市场中融资方式是与公司价值无关的。
它潜在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公司到底需要用百分之多少的贷款、百分之多少的IPO。最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融资取决于企业自身的需要和企业自身的偏好，这事只能通过实践当中的经验大概来判断。
在美国100年的市场发展中，中期票据始终与公司债共存，两者的重要区别在于：中期票据发行方式是非常灵活，在注册有效期的额度内，企业想什么时候发就什么时候发，想发多少就发多少，完全取决于发行企业自身的需要，这一点公司债是做不到的。
而在国内，相对于同期的银行贷款，现在发行的中期票据条件的确相当优惠，不但没有要求担保，而且利率比同期银行贷款低。比如，2008年底，中石油发行的第二期200亿元3年中期票据，利率仅为2.8%，首日换手率就达81%。其他企业的利率也基本维持在3%、4%左右。
“我们是自愿担保，就是说一个企业发行中期票据，你可以选择担保也可选择不担保。比如中石油靠它自身的信誉，不需要别人的担保，完全可以拿到低成本的融资。”时文朝表示。
不过，这些发行中期票据少则十几亿元多则发行几百亿元的企业，均为主体评级AAA级的明星企业，不乏中电信、中铝、中核、中化、中外运这些大型集团公司。
虽然企业发行中期票据的注册机制是完全开放的，哪怕企业只有一块净资产，从理论上说均可发行。不过，是否有机构愿为其承销，发行后有没有投资者买单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而对于发行人和承销商而言，在吃不准企业市场走势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冒这个风险的。因此，目前中期票据似乎只是“大公司”专有的。
不过，在发行市场化的原则下，郭田勇认为这个口子有可能放开，中期票据应该是跟企业的自身状况有关，中小企业也有可能发中期票据，只是利率可能比较高。银行、金融机构会有一套判断和选择的标准。
改变银行业
如果银行业的盈利长期是靠这种大的存贷比利差来形成，是无法与国际上的大银行来竞争的。
中期票据以较低的融资成本以及宽松的发行方式无疑造福了融资企业。但随着日后发展，岂不是挤兑了银行的老本生意——这些本可以由银行贷款形式向企业发放的资金，如今已被中期票据取代了。
比如说贷款利率，在资金来源一定的情况下，原来的贷款利率比如说一年期的5.58%，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短期融资券或者中期票据）也可能就3.5%左右，这样有２个点的利率商业银行就拿不着。如果所有这些工具都是银行买，它就会受“损失”，短期来看银行的收益率会受到影响。
中期票据面值利率低还是不低，时文朝认为只是目前市场表现的状况，它以后可能会高。利率完全是市场化的，由市场决定。对银行来说，在票据市场推出的初期，收益率肯定是受到影响的。
那么，未来呢？对于一个以银行为中介，间接融资占总融资比例80%以上，世界三大经济体里银行存贷比利差最大的国家，曾是央行高层出身的时文朝就表示“从长期看这种趋势，我们目前主要靠贷款的趋势肯定会发生改变的，而且挡都挡不住。”而如果银行业的盈利长期是靠这种大的存贷比利差来形成，是无法与国际上的大银行来竞争的。“所以银行业的盈利模式也需要来转变。”
如果大的企业都进了直接债务融资市场，商业银行为了生存，就必须把眼睛睁得大大地去发现、培育中小企业，这样实际上却为改善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提供了一种制度性的安排。
不过，从整个银行系统来说，这项业务的开展也使单个的银行风险得到了分散。相对来讲，贷款的风险小了，虽然发行体还是那些企业，而承接的投资者却各式各样。准入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包括有经批准的大小银行、保险机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以及企业甚至个人。
票据法 篇12
一、我国有必要规定利益偿还请求权及其原因要件
在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票据法中，规定了较短的票据权利消灭时效和较严格的票据权利行使和保全手续，因此其利益偿还请求权的两个原因要件是“时效届满”和“手续欠缺”。我国票据法亦规定了票据权利的较短的消灭时效和较严格的票据权利行使和保全手续，但与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规定还有一定的差异。
1. 关于时效。
我国票据法第17条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二年。”
2. 关于提示承兑。
我国票据法第39条规定：“定日付款或者出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持票人应当在汇票到期日前向付款人提示承兑。”第40条规定：“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持票人应当自出票日起一个月内向付款人提示承兑。汇票未按照规定期限提示承兑的，持票人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
3. 关于提示付款。
我国票据法第53条规定：“持票人应当按照下列期限提示付款： (1) 见票即付的汇票，自出票日起一个月内向付款人提示付款; (2) 定日付款、出票后定期付款或者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自到期日起十日内向承兑人提示付款。持票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期限提示付款的，在作出说明后，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仍应当继续对持票人承担付款责任。”
4. 关于拒绝证书。
我国票据法第62条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时，应当提供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第63条规定：“持票人因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死亡、逃匿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取得拒绝证明的，可以依法取得其他有关证明。”第64条规定：“承兑人或者付款人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的，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文书具有拒绝证明的效力。承兑人或者付款人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决定具有拒绝证明的效力。”第65条规定：“持票人不能出示拒绝证明、退票理由书或者未按照规定期限提供其他合法证明的，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但是，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仍应当对持票人承担责任。”
由以上引文可知，我国票据法规定了票据权利的时效，这一时效短于我国民法典草案规定的民事权利普通诉讼时效三年，从法律发展的必然趋势看，我国有必要规定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至于权利行使和保全手续，我国票据法的规定也是相当严格的，拒绝证书的作成是追索权行使的必要条件;以汇票为例，提示承兑和提示付款亦有法定的期限。但是，未按照法定期限提示承兑的，持票人丧失的是对出票人以外前手的追索权，此时在票据权利消灭时效———自到期日起两年内，持票人仍然享有对出票人的追索权，既然票据权利还未丧失，行使票据权利即可，没有适用利益偿还请求权的余地。未按照法定期限提示付款的以及不能出示拒绝证明、退票理由书或者未按照规定期限提供其他合法证明的，持票人丧失的是对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以外前手的追索权，对于见票即付汇票的出票人自出票日起两年内仍然享有追索权，对其他远期汇票的承兑人自到期日起两年内仍然享有付款请求权，在这种情况下，票据权利尚且存在，也没有适用利益偿还请求权的余地。也就是说，尽管我国票据法规定了较为严格的票据权利行使和保全手续，但是未能按照规定履行这些手续，并非丧失对所有票据债务人的票据权利，在票据权利的消灭时效———自出票日起或到期日起两年内，持票人仍然享有对出票人或承兑人的付款请求权或者追索权，因而没有必要也不能诉以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救济。我国票据权利消灭时效制度本身包含了手续欠缺的救济手段，因此，在“时效届满”这一原因要件之后列上“手续欠缺”这一原因要件不符合我国票据法的具体立法规定。那么，是否应将“票据记载事项欠缺”列为我国票据法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原因要件呢?
在大陆法系成熟国家和地区的票据法理论中，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原因要件仅为两个，即时效届满和手续欠缺，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是对曾经享有票据权利的人因这两个原因而“丧失”票据权利后给予救济的一种制度。按照我国的票据法规定，票据的相对应记载事项欠缺不会导致票据效力的丧失，持票人仍享有票据权利，而票据的绝对应记载事项欠缺将会导致票据“自始无效”，“无效”不同于“丧失”，“无效票据”的持票人从未享有过票据权利，也就谈不到“丧失”票据权利，只能诉以民法上的救济，没有适用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前提条件。因此，如果将“票据记载事项欠缺”列为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原因要件，将与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设计的初衷、其本身应发挥的功能及域外成熟的利益偿还请求权理论背道而驰、相去甚远，是欠缺考虑的。
二、我国票据法18条规定的逻辑矛盾
我国票据法18条规定持票人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如果把这种“民事权利”定义为对有直接民事关系的当事人享有的权利，那么能向出票人要求民事权利的，只能是最初的权利人 (收款人) 或承兑人，能向承兑人要求民事权利的，只能是出票人。但这些权利人在向出票人或承兑人主张“民事权利”的时候，只能主张依据彼此之间的民事关系而享有的利益，而无权主张“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况且，这种持票人基于原因关系享有的民事权利即原因债权，是民法调整的对象，没有必要规定在票据法中。如果对“民事权利”持另一种解释，即其作为包含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而存在的权利，而非指原因债权，那么在这种解释下，18条的规定也是矛盾的。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性质是不当得利，不当得利制度的功能，在于去除受益人的不当得利，衡平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票据债权和原因债权存在不一致的可能性，受益人只能对自己的不当所得之利负返还责任，而不应以“票据金额”为标准进行返还。对受益人要求所受利益以外的补偿，将造成新的不公平。
三、对我国票据法18条规定的修改建议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票据法规定了较短的票据权利的消灭时效，所以我国有必要规定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又由于我国票据法规定的票据权利行使和保全手续虽然比较严格，但欠缺手续的救济已经内在的包含在时效制度中，所以我国不应该在“时效届满”后再规定“手续欠缺”这一原因要件;把“记载事项欠缺”列为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原因要件是欠缺考虑的。18条规定本身的逻辑矛盾使其难以自圆其说。我国票据法18条应作如下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在其所受利益限度内予以返还的权利。”
摘要：我国票据法第18条规定了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 但是它与日本、德国等国家成熟的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存在着差异, 其本身的规定又有逻辑上的矛盾。通过与发达国家票据法之间的差异和矛盾进行分析, 重新认识了我国的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 并提出我国票据法18条应作如下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而丧失票据权利的, 仍享有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在其所受利益限度内予以返还的权利。
关键词：利益偿还请求权,票据权利时效,票据记载事项欠缺
参考文献
[1]董翠香.票据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2]王小能.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于永芹.票据法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4]洪学军.不当得利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
[5]董惠江.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研究[J].中国法学, 200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