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风险偏好

管理层风险偏好（共7篇）

管理层风险偏好 篇1

一、前言

《巴塞尔协议III》 的颁布及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 试行) 》 (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2〕第1号) 的实行使经济资本管理在我国日益受到重视。在经济资本管理包含的经济资本计量、经济资本配置和基于风险调整的绩效评估三大部分中,风险偏好的确定作为经济资本计量的必要条件,而后者是经济资本配置和绩效评估的前提,获得了广泛的研究和应用。

我国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是以加强企业集团资金集中管理和提高企业集团资金使用效率为目的,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财务管理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1],主要履行的是企业集团内部的金融机构职能。财务公司与商业银行同隶属于中国银监会监管,遵照 《巴塞尔协议III》 及 《商业银行 资本管理 办法 ( 试行 ) 》。 相近的业务模式、组织形式、监管要求决定相近的风险管理模式。同样地,也决定了风险偏好在财务公司风险管理模式中的重要作用。然而,相对于商业银行,财务公司在企业集团的功能定位、公司的治理结构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决定了其风险偏好管理体系在出发点、构建环节和功效的差异,导致财务公司的风险偏好管理不能完全照搬商业银行的现有模式。有鉴于此,本文将参照商业银行风险偏好的管理过程,通过比较财务公司与商业银行的一些细微差异,开展针对财务公司的风险偏好管理问题的一些研究。

二、风险偏好的内涵

本部分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阐述。

(一)财务公司风险偏好的概念和必要性

风险偏好是财务公司对待风险的基本态度, 即愿意承担的风险的种类、数量、方式、对新风险的看法,以及为提高一个数量的利润愿意承担多少风险等。实施风险偏好管理的必要性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公司治理角度

风险的最终承担者是股东。风险偏好是股东对其风险容忍和盈利期望的看法通过董事会向管理层传达的主要载体。管理层从既定、统一的风险偏好出发,制定和执行具体的经营策略。盈利和风险是经营目标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因此, 风险偏好也可以看作是股东对经营层的经营利润目标要求的不可分割的共同要求。

2.监管要求角度

国际国内对于商业银行,以及包括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监管呈现日趋严格的形势。由于 《巴塞尔协议III》、《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 试行) 》的颁布实行,财务公司面临的资本约束更加严格。监管的严格与利率市场化改革下利差的减小相伴随,对财务公司的资本使用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财务公司必须将更多的资源集中在高资本使用效率的业务中来,获得在风险可控情况下的最大化收益。要实现上述目标,建立一个基于风险量化和经济资本管理的一个自上而下的风险战略贯彻与传导机制是必要条件,而明确的风险偏好、与风险偏好匹配的风险偏好管理框架则是前提。

3.行业实践角度

国际方面,汇丰银行、花旗银行、澳新银行等国际大型商业银行已经将风险偏好的管理上升到风险策略管理的高度,甚至视为风险管理的最高准则,依据风险偏好设计其风险治理架构,并在年报中向投资者披露。在汇丰银行的风险偏好 体系中,董事会的 职责被定 义为 “根据集团风险委员会的建议审批风险偏好”, 高管层的职责被定义为 “审视风险偏好的执行情况”,从而保证了其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制定能够与风险偏好具有一致性。国内方面,中国银行已经采用风险策略管理的方式,将风险偏好作为全行风险治理的逻辑起点,贯彻于风险管理的始终。可见,国际国内的大型商业银行均将风险偏好管理提升到战略高度,并为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管理体系。

(二)风险偏好研究文献综述

目前,对于风险偏好的研究在国内外学者中主要侧重于两个方向。

1. 从风险治理顶层设计出发,研究风险偏好如何形成并贯彻至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执行过程中,从而引领价值的实现

艾迪·伍德[2]指出,商业银行应该实现明确的风险偏好,借以统一董事会与管理层在制定、贯彻公司战略时的风险管理观念。欧阳正仲[3]比较了国内外先进银行风险偏好的管理模式,总结了风险偏好与商业银行管理策略的关系,指出对于风险偏好认识的演进是商业银行管理策略理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武剑[4]认为,风险偏好与风险容忍度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战略工具,两者分别从定性、定量两个层面指导商业银行风险战略的执行。黄志凌[5]提出,风险偏好是股东意志的重要载体,是确保商业银行的日常经营活动能够充分反映股东的风险承担能力和盈利要求的必要条件,也将作为股东考核评价管理层业绩的重要指标。张守川、任宇宁、邓庭[6]将风险偏好作为商业银行风险策略管理的前提条件之一,从实践角度研究了风险偏好指标的设定方法,认为自上而下的分解执行过程和自下而上的反馈过程相结合所形成一个闭环式风险偏好传导流程,体现了商业银行的价值创造过程。

2. 将风险偏好与经济资本管理相结合,研究风险偏好在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冯燮刚、杨文华[7]建立了以风险资本为核心的RAROC ( 经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 经营管理框架,指出风险偏好是商业银行确定RAROC的重要指标之一,风险偏好与RAROC的结合, 能够保证商业银行高效使用资本资源,进而保证银行市值的稳定持续增加。于蓉[8]认为,风险偏好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战略的核心,商业银行应该建立清晰明确的风险偏好,并与之匹配可量化的风险容忍度体系,由此配置经济资本,进而提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商业银行风险偏好管理基本框架。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风险偏好已经成为当前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基石之一,是经济资本管理的前提,并日益受到重视。然而,目前的文献主要是基于商业银行这一组织形式开展的研究,对于财务公司风险偏好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三、财务公司风险偏好与商业银行的差异

财务公司虽然与商业银行在业务开展、监管要求等方面基本一致,但仍存在一些差异,导致其风险偏好与商业银行在考量上存在较大的不同,有必要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一)利益相关者诉求差异

我国财务公司的股东多为企业集团及企业集团内部分成员单位。因此,财务公司不仅要保证公司本身股东价值的最大化,也要保证企业集团的 股东价值 最大化。 按照Allen和Gale[9,10]提出的比较金融体系理论分析框架, 以财务公司的资金集中度和业务实际开展类型的比例两个重要指标进行划分,可以将财务公司划分为基于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司库类财务公司,以及基于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投融资类财务公司。显然,两类财务公司的主要股东,即企业集团对于财务公司定位的差异,将会显著影响其风险偏好的确立,这与商业银行股东通常所追求的承受的一定风险后的利润最大化的定位不尽相同。

一般地,司库型财务公司资金集中度相对较高,企业集团利润率也相对较高,现金比较宽裕,主要定位于企业集团内部资金的集中、结算功能,目的是降低企业集团的整体资金成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多的作为一个辅助管理功能实体,更加倾向于 “保守型” 风险偏好。而投融资型财务公司资金集中度一般较低,企业集团利润率亦相对较低,现金持有量较少,更多的需要财务公司通过开展投融资业务,发挥企业集团内的一个利润中心的职能,因而更加倾向于 “激进型”风险偏好。

(二)集团公司流动性担保的存在

经济的波动导致商业银行资产组合价值的波动,进而产生非预期损失。当非预期损失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导致资本不足以抵补时, 商业银行将会破产。因此,风险偏好的设定和非预期损失的度量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重中之重。风险偏好体现的是股东对于商业银行风险承受的要求。例如,风险偏好为2% ,表示商业银行的破产风险容忍度为2% ,即可接受的破产发生频率为每50年只有1年发生。商业银行为了能够承受50年一遇的经济波动,实际资本量应覆盖由经济波动引起的非预期损失,从而确保实现持续经营。有了风险偏好,就可以计算在该风险偏好下最大能够承受的非预期损失, 从而为管理资产组合的价值波动提供明确的要求。例如,假设某商业银行发放了2笔贷款, 在该风险偏好下对X公司的贷款损失率不超过80% ,对Y公司的贷款损失率不超过40% ,即对X、Y公司贷款在50年一遇的经济波动中非预期损失分别为80% 、40% 。在不考虑资产组合相关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直接计算各资产的价值波动加总得到总资产的价值波动,计算出为应对两笔贷款价值波动应准备的资本金, 从而实现可量化的全面风险管理。股东对不同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不同,非预期损失不同。 在50年一遇 ( 风险容忍度为2% ) 的经济波动中,对X、Y贷款的非预期损失分别是80% 、 40% ,但在100年一遇 ( 风险容忍 度为1% ) 的经济波动 中,非预期损 失则分别 增加到95% 、50% 。

风险资本是在特定风险偏好下所计算的非预期损失。当商业银行股东确定风险偏好后, 管理层必须保证其风险资本不能超过股东投入的资本。因此,商业的银行风险资本一般须小于股东投入资本。对于资本的重要性来源于商业银行在资不抵债时,其信用将受到毁灭性打击,从而影响其现金流,产生流动性危机,即挤兑,而银行一般无法从外部融通到足够且及时的资金弥补挤兑。对于财务公司,情况有所不同。财务公司破产的情况虽然同样发生在资不抵债,流动性不足导致现金流断裂的情况下, 但我国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06〕 第8号) 第八条规定,“财务公司在设立时,其母公司董事会应当作出书面承诺,在财务公司出现支付困难的紧急情况时,按照解决支付困难的实际需要,增加相应资本金,并在财务公司章程中载明”。企业集团在财务公司流动性出现危机时, 提供流动性支持的这一制度安排,导致了财务公司的风险偏好高于商业银行,且在制定风险偏好时也应将企业集团的流动性管理能力纳入范围进行统一考量。

(三)企业集团所处的行业分布差异

从实际经营过程中看,财务公司的服务对象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相对于商业银行,有两个因素制约了企业集团成员单位行业分布的广泛程度,导致财务公司的风险偏好的制定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一个因素是对于设立财务公司的国有企业集团而言1,按照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 ( 国务院令 〔2003〕 第378号) 要求,企业集团应具备明确且相对单一的主营业务。图1整理了我国中央企业集团的主营业务。可以发现,大多数中央企业集团的主营业务分布于2 ~ 3个行业中。另一个因素是投资者需要上市公司具有明确的主营业务, 以降低投资者的研究成本,以及建立投资组合的复杂性。所以,财务公司所提供金融服务的成员单位在行业分布上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客观上难以通过充分的分散化对冲因产业周期波动所带来的影响,这一客观事实导致了财务公司确定的能够承受的损失时必须考虑企业集团的行业分布及所处行业的波动周期。

资料来源: 本文作者通过国资委网站公告信息自行整理。

(四)监管机构对于财务公司的要求不同

监管机构对于财务公司的监管要求与商业银行的差异,导致财务公司在风险偏好形成上的差异。如 《商业银行 资本管理 办法 ( 试行) 》 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5% ,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6% ,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 ,累加第二十四条规定的2. 5% 的储备资本要求, 以及0 ~ 2. 5% 的逆周期资本要求,一般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 率要求在10. 5% ~ 13% 。然而,《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第三十四条规定,财务公司 的资本充 足率不得 低于10 % ,高于商业银行8 % 的要求。 同时,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 试行) 》 第一百六十九条要求财务公司参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执行,意味着财务公司在10% 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以上,仍然需要计提2. 5% 的储备资本,以及0 ~ 2. 5% 的逆周期资本,其累计资本要求比率在12. 5% ~ 15% ,远高于商业银 行。上述监管机构的要求通过法律法规、窗口指导传导至财务公司的股东及董事,对其风险偏好的形成产生影响。

四、财务公司风险偏好框架体系的构建

不同的风险偏好要求业务发展战略遵循不同的路径,也是公司价值导向和业务取舍的体现, 因此财务公司风险偏好框架体系的构建需要基于利益相关者分析,重点在于使股东形成对公司的明确定位和风险观,并以董事会、经理层的制度固定下来。当然,上述制度文件必须精确定位风险偏好、明确风险偏好容忍度指标体系与每个指标的门限值,还要规划好风险偏好在公司各层级、各业务条线、前中后台之间的传导路线,并在实际中得到充分的贯彻执行。

(一)利益相关者分析

Freeman[11]提出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认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按照所拥有的资源差异,将会对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完善的风险治理架构是风险偏好框架体系能够有效构建、传导和执行的前提。在设计之初,需要针对股东、监管机构、 债权人、外部评级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在利益诉求、风险关注因素两个维度进行利益相关性分析。目的在于明确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并加以平衡,为定位风险偏好奠定基础。

表1归纳了股东、监管机构、债权人、外部评级机构的利益诉求和风险关注因素。

资料来源: 本文作者自行整理。

1.从股东方考虑

将首先需要在收益分类策略上进行平衡,若股东 ( 主要指企业集团) 定位于司库型财务公司,则其收益分配策略应偏向于资本积累,财务公司的利润将更多的转化为资本,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更好地保证全集团的资金安全; 若股东定位于投融资型财务公司,则财务公司的收益分配策略应偏向于分红,为集团公司补充外部资金,但财务公司自身的资本补充能力将受到影响,在资产规模增加的同时资本充足率将会下降,从而降低其抵御风险的能力。

2.从存款人,即成员单位方考虑

图2显示了近年来财务公司的资金集中度分布情况。由于财务公司资金集中度普遍较低,各成员单位在进行资金管理时,会将资金在本地的商业银行、财务公司之间进行衡量。一般情况下,相对于商业银行,财务公司在产品的多样性以及客户的服务能力方面较弱。因此,作为存款人的成员单位往往向财务公司要求一个更高的收益比率。

资料来源: 中国财务公司协会。

3.从监管机构方考虑

财务公司隶属于银监会监管,服从商业银行的风险监管体系。在实际监管过程中,监管机构偏向对于财务公司资金的投向、贷款的管理流程以及信息科技系统的监管,趋势是扶植财务公司更好地为所在集团的实业服务,走产融结合的发展途径。因此,相对于其他金融机构组织形式, 监管机构更加侧重财务公司履行传统、基于产业链的发展模式。

4.从外部评级机构方考虑

存在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方面,对于司库类财务公司,实际上是利用了内部资本市场的组织形式,通过信贷、理财等手段对企业集团成员单位、乃至整个企业集团进行信用评级的维护和管理; 另一方面,财务公司自身的信用评级是发行金融债、开展拆借等投融资业务的基础,这对于投融资类财务公司尤其重要。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在制定财务公司风险偏好时,外部评级机构的意愿也是必须分析与考量的重点。

当然,在进行利益相关者分析时,一些宏观背景,如经济环境、企业集团所在产业的发展形势等也是需要考量的内容。

(二)风险偏好定位

在分析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和风险关注因素后,财务公司应该进行风险偏好的定位。风险偏好定位是指公司整体战略的 “保守”、 “审慎”或 “激进” 程度。财务公司应首先进行定性的风险和收益判断,找到所期望的位置。当然,保守的风险偏好带来稳定偏低的回报,激进的风险偏好在获得较高的收益可能性的同时将会面临更大的风险敞口。

定位风险偏好的方向后,财务公司董事会需要确定风险偏好陈述,作为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在风险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将成为公司风险管理的逻辑起点。风险偏好陈述是对于风险观的简短而清晰的概括性表述。在确定风险偏好陈述的过程中,财务公司需要全面梳理各业务条线的经营成本和收益,量化所承担的风险,基于资本、风险和收益的制约关系寻求均衡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保证风险偏好管理的价值创造功能。

财务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根据风险偏好定位和风险偏好陈述,数量化的决定其盈利所能够承受的经营安全水平,即公司经营活动的整体违约概率,或者说,是财务公司因各类风险最终导致成员单位进行挤兑的概率,通常用一个百分比数字表现。参照商业银行的一般做法,财务公司的整体违 约概率的 选取区间 应在 { 95% , 99. 99%] 之间。

确定区间时,一个较为通用简便的方式是按照外部评级公司的信用评级与违约概率的对应关系, 首先确定财务公司想要维持的信用评级,从而确定其违约概率区间。表2显示了标准普尔、穆迪两家公司在不同信用评级下的违约概率和置信水平。例如,标普的BB、BBB级,其估计违 约概率在 { 0. 30%, 0. 81%], 置信水平 在 { 99. 19%, 99. 70% ]。一般地,商业银行的风险容忍度选取大多在99% 以上,大致相当于标普的BB或穆迪的Ba1 / Ba2以上信用级别。财务公司应以本级别为标尺,按照所在地规模相当的商业银行评级,以及所在企业集团的信用评级进行适当调整。

资料来源: 韩翔、阎衍 ( 2005)[12]

董事会确定风险偏好后,比如承受100年一遇的经济波动,财务公司的管理层就必须保证其资产组合的价值波动在99% 的可能性下面临的非预期损失,即风险资本不能超过股东投入的资本,否则就无法保证在遭遇100年一遇的经济波动时保障公司的持续经营。

(三)选取风险容忍度指标

仅仅确定风险偏好的定位是不足够的,财务公司仍然需要确定风险偏好的表达指标,即风险容忍度指标。风险容忍度指标用一系列的分解指标所形成的指标体系对风险偏好陈述进行更加全面的表达,涵盖所有风险类别。欧阳正仲[3]归纳了一些确定风险容忍度指标时应考虑的因素,包括期望的外部信用评级、时间长度、最大可接受的损失、损失的波动性、公司的经营战略、收益分配政策等。本文将上述指标进行如下归类,当然,财务公司在确定风险容忍度指标时,应统筹考虑各类指标的合理分布。

1.合规性指标

该类指标主要是监管部门对财务公司的监管性指标,是必须且应有能力达到的指标。主要包括风险水平、风险迁徙和风险抵补等指标,如资本充足率等。

2.预期性指标

该类指标是财务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状况提出的,能在短期内实现的高于合规性指标的预期指标,如准备金充足度等。预期性指标基本可以借用合规性的指标体系,但应对各指标限值要求有所提高。

3.远景性指标

该类指标既要反映国际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国内监管部门的监管预期,更主要的是要反映财务公司未来经营与风险管理的战略方向。如目标资本覆盖率,表示经济资本大于全部非预期损失的概率或置信度,是一个高度综合的定量指标,反映出公司整体的风险偏好水平,在风险容忍度指标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应该指出的是,风险容忍度指标在确定后, 还应设定其在公司统一风险偏好下的门限值,门限值必须好于监管部门要求的红线值。如资本充足率必须满足高于10% 的标准,流动比率必须满足高于25% 的标准。

(四)规划传导过程

选取风险容忍度指标后,需要为其在公司运营中的传导进行整体规划,将上述指标进一步分解为更加详细的阶段性业务目标,利用公司政策、制度与相关技术工具,传导至各业务条线及职能部门,部署到每项具体业务中。当然,风险偏好的传导并不是单向的,应该既包括自上而下的传导,也包括自下而上的反馈, 从而形成一个封闭的循环。一般而言,风险偏好通过至少以下五个环节的传导过程,将财务公司的战略指令下达到业务前线,有机融合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

1.风险政策和制度的制定

财务公司各部门在明确风险偏好传导具体要求的基础上,按照授权的职责范围拟定具体政策和制度进行落实。各业务条线按照上述政策和制度,拟定操作标准和细则,严格执行,搭建起一套完整的风险偏好传导渠道。

2.执行和反馈

在执行过程中,各业务条线的风险管理及审核人员,在严格执行公司风险政策、制度和操作准则的基础上,应向直属条线或上级管理者就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形成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通道,保证消息传递的及时性。

3.实时监测与评估

风险管理部门在执行过程中要及时分析公司所面临的风险敞口及结构,评估风险偏好在公司传导过程中是否能够充分体现公司的既定目标, 及时发现偏离并分析原因,提报公司管理层做出相应的矫正和整改。特别地,公司的风险管理部门应至少以年为单位,对公司的风险偏好执行和传导情况进行验证。

4.定期稽核与审计

财务公司的稽核、审计及外部审计机构应定期对风险偏好的传导落实情况进行稽核与审计, 查找风险偏好设置和传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独立客观地提出评价及建议。

5.持续调整与改进

财务公司按照业务的实际发展情况,外部经济、政策、市场环境,企业集团对其定位的调整,结合一段时期内风险偏好在传导过程获得的反馈信息,及内部稽核审计部门或外部审计机构的审计结论,返回风险政策、制度的制定环节,进行调整和改进,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管理层 对风险偏 好进行动 态调整和 改进。

(五)贯彻执行风险管理战略

上述环节实际上是在风险偏好制订中的事前规划,但核心还是在于严格的贯彻执行。财务公司应将赢利目标与风险偏好视为公司战略的一体两面,统筹安排,规划整体资源。实际执行过程中,应该采用分层且权责明确的执行体系。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的风险偏好及风险容忍度指标体系,由公司管理层按照不同的业务、职能条线的经营计划与风险偏好指标阈值进行落实,实现有限的资源在不同的业务单元中的合理分配。

五、财务公司风险偏好框架体系的功效

风险偏好是战略决策的重要工具。一个设计完善、执行良好的风险偏好体系至少能够为财务公司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功效。

(一)价值创造

在确定风险偏好后,财务公司需要计算各业务、各职能所需要的经济资本,并按照价值创造能力进行排序,选择更能创造价值的业务组合和职能管理模式,将稀缺的资本进行配置,推动风险管理水平的提升和业务结构的优化,实现在可承受的风险水平下的效益最大化,促进风险管理为公司发展创造价值。

借鉴冯燮刚、杨文化 ( 2005)[7],以及黄宪、马理、代军勋 ( 2005)[13]的模型,可以简要的归纳上述过程,更加清晰地反映出风险偏好与经济资本分配间的关系。假设股东的资本投入量为Cm,要求的回报率为Pm,财务公司的总资产为A,各业务组合的权重比率为 { b1, b2,…,bn} ,对应的业务 收益率 ( 业务收益 率 = 经营收入 - 资金成本 - 经营成本 - 风险成本) 为 { p1,p2,…,pn} ,对应的风险资本收益率 ( 风险资本收益率 = 该业务占 用的风险 资本 / 业务规模 ) 为 { c1( s) ,c2( s) ,…,cn( s) } , 其中,S为风险容忍度,即按照风险偏好确定的非预期损失的置信区间 ( 风险容忍度 = 1置信度) 。在股东的资本投入量为Cm,风险容忍度S已知且确 定的情况 下,联立式 ( 1 ) 、 ( 2) 、 ( 3) ,求解资产规模A的最优解,并得到A最优解下的相应的风险回报率Pm,完成风险资本的 分配 { b1× c1( s) ,b2× c2( s) ,…, bn× cn( s) } 。

(二)绩效衡量

财务公司的风险偏好首先体现的是股东对资金管理的统筹考量,其次作为风险治理的顶端, 与资本规划和预算编制紧密相关,共同形成公司整体战略。财务公司通过风险偏好平衡风险、资本和收益,保证公司风险管理的战略性,确保公司业绩实现中长期的持续增长。因此,财务公司的风险偏好在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两个层面均构成了公司绩效衡量的重要因素。

从企业集团角度看。不同定位的财务公司在企业集团整体统筹下要求发挥功能的不同, 将体现在财务公司风险偏好上,且一脉相承地体现在企业集团对财务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的绩效考评体系设计上。例如,企业集团对司库型财务公司的考核将更加偏向稳健的风险偏好, 侧重于资产的保值、资金利用效率提高等方面; 而对投融资型财务公司的考核指标则更加偏向激进的风险偏好,侧重资产的增值、绝对收益等方面。

从财务公司自身角度看。将风险偏好与资本分配、财务评价指标通过绩效考核结合起来,可以体现以风险为核心的经营管理理念,强调资本的成本,有效避免过于注重利润绝对值这一传统绩效考核的缺陷,而将考核方向集中在有限经济资本的高效率资源配置,实现在可承受风险水平下的收益最大化。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建议至少同时使用EVA ( 经济增加值) 和RAROC ( 经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 两个指标,分别从绝对、相对两个方面统筹考虑经机会成本、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特别是将RAROC纳入对财务公司的绩效考评,有机统一财务公司最求利润和控制风险的矛盾,有利于管理层全面权衡风险和收益,做出符合公司长远利益的决策。

(三)风险文化建设的有效载体

风险偏好贯穿了宏观层面的战略决策和风险治理,中观层面的行业投向和组合管理,以及微观层面的贷款定价和客户选择,覆盖财务公司经营的方方面面,是风险文化建设的优良载体。将风险文化建设与风险偏好框架体系建设有机结合,贯穿于风险偏好体系建设的公司治理结构改善、制度规范修订、风险计量模型及IT数据基础建设的过程中,可以更有效地实现风险文化的宣传和融入。

风险偏好实验研究综述 篇2

风险偏好问题的相关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著名的预期效用模型(Expected Utility Model)。该模型是由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在对圣彼得堡悖论解答的基础上，进行相关的公理化阐述而形成。预期效用模型建立了VN-M预期效用函数，该函数的内涵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经济人的效用水平是通过对预期效用函数可能出现的损益结果期望加权得到的[1]。预期效用理论的优越性在于把效用函数引入到偏好模型中，证明了效用函数在最终损益空间上的存在性和期望值的大小与排序的一致性。此后，Savage在预期效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主观预期效用理论，用主观概率代替预期效用函数中的客观概率，该模型更能体现出决策者的个体差异。

预期效用模型是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础，在风险偏好领域影响巨大，几乎扩展到经济理论的每个分支。然而，由于该模型的假设过于严格且脱离实际，在此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中，预期效用模型及其内含的个体偏好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具体可分为对公理性假设和对偏好存在假设的质疑。

2 经典理论中公理性假设的质疑及理论修正

2.1 同结果效应

实验经济学在风险偏好领域所进行的实验研究广泛采取的是彩票选择实验，这方面最早的实验是由Allais提出的。该实验创造了著名的“阿莱斯悖论”，由于阿莱斯悖论所反映的是相同结果的不一致偏好情形，因此也被称为“同结果效应”(Common Consequence Effect)，它违背了预期效用理论所谓的独立性公理，首次对预期效用理论形成了挑战。阿莱斯悖论假设决策者面临以下两对选择。

第一对为：

第二对为：

实验结果表明，人们在第一对选择中偏好X1，在第二对选择中偏好Y2。这表明，决策者并没有忽视共同的结果[2]，现实中的人们面临风险时并不总是追求效用最大化，选择行为也不完全是依据概率行事，因此也就无法遵从期望效用理论关于偏好独立性、替代性等一系列公理性假定。

2.2 同比率效应

作为行为金融学(风险决策领域)的奠基人，Kahneman和Tversky在Allais彩票选择实验的基础上重新设计试验条件，通过对大学学生和大学教师进行调查和实验研究，发现如果对一组彩票中受益概率进行相同比率的变换，被试者也会产生不一致的选择，也就是“确定效应”，这违背了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替代性公理，该现象被称为“同比率效应”(Common Ratio Effect)。在其实验中，假设决策者面临以下两对选择。

第一对为：

第二对为：

实验结果表明：第一对选择中被试者偏好X1，在第二对选择中被试者偏好Y2。这表明决策者的决策并没有服从预期理论的替代性公理，违背了预期效用函数的线性特征，是预期效用理论无法解释的。

与同结果效应不同，同比率效应并不总那样显著。Mac Crimmon和Larsson发现在不同的参数下，同结果效应非常稳健，在极端的支付和概率条件下尤其如此，而同比率效应相比之下没有那么稳健。

2.3 贝叶斯规则悖论

同结果效应和同比率效应的提出主要是针对VN-M预期效用模型，而针对Savage的主观预期效用，实验学家们也通过实验等方式也提出了异议。

在此方面的一系列悖论主要是针对主观预期效用函数中贝叶斯规则而提出的。贝叶斯规则是预期效用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它假定了个体理性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动态特征，即强调持续调整与学习过程。但贝叶斯统计学是建立在行为规范的理论之上，因此行为表现是否一致对贝叶斯规则在预期效用中使用的合理性有着重要意义。

事实上，人们的表现行为是很难有一致性的。Ellsberg通过以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为对象的实验发现，人们往往偏好具体清晰的事件而对模糊事件不关心，因此常常出现概率之和小于1的现象，由此提出著名的“埃尔斯伯格悖论”，和主观预期效用中的确凿性原则相悖，对贝叶斯规则中概率可加性假设提出了挑战。

2.4 理论修正

由于预期效用理论无法合理的解释以上现象，人们需要对风险条件下的偏好形式寻找更为准确的描述方式。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排序的预期效用理论、加权效用函数、前景期望效用模型等的相继出现，为预期效用理论提供了多角度的理论修正和补充。

预期效用模型的修正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预期效用理论的基础上，保留了“最大化”的内核，发展了一般化的预期效用理论，也被称为传统改进模式;另一类则是完全摒弃了预期效用的理论框架，从实证的角度，通过实验解释人的行为，发展了非期望效用理论。

在一般化的预期效用理论中，主要是放松了预期效用函数的线性特征，或对独立性、无差异性公理进行重新表述，其中最为出色的2个模型是Quiggin的期待效用理论和Machina的扩展效用理论。Quiggin在期待效用中提出了等级依赖预期效用函数，通过用反“S”形概率权重函数代替客观概率，从而把结果的排序加到决策权重中，该模型在实验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同样，Machina也对预期效用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了Machina三角形，将原先用概率三角形表示、体现预期效用函数线性特征的无差异曲线，扩展成体现局部线性近似的扇形，并在之后的研究中解释了同结果效应和同比率效应[3]。

在非期望效用理论中，主要分为主观权重效用模型和非可加性效用模型。主观权重效用模型的概念最早是由Karmark提出的，该模型用决策权重替代线性概率，解释了同结果效应和同比率效应。与此对应的非可加性效用模型主要针对“埃尔斯伯格悖论”，如Yarri的模糊规避理论中提出的双重模型[4]和Schmeidler基于事项及其结果好坏排序而提出的CEU模型[5]。

3 经典理论中偏好存在假设的质疑

3.1 偏好反转

除了以上公理性假设的悖论，实验经济学家还在一系列的实验中发现了否定存在稳定偏好的现象，偏好反转是其中影响力较大的现象之一。偏好反转(Preference Reversal)现象是由心理学家Lichtenstein and Slovic最先发现的一种风险决策中奇怪而普遍的现象：在期望值大体相等的一对博弈中，人们往往选择概率高而损益值小的博弈，却对概率低而损益值大的博弈定高价，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与定价中表现出偏好的不一致现象[6]。

此后众多学者的实验也证实了偏好反转的存在。Mowen以新产品开发为背景考察偏好反转，并比较了个体团体决策，实验观察到了很强的偏好反转现象，而且团体比个体决策更倾向于偏好反转[7];Reilly的实验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控制，包括分小组实验、被试者可以随时发问、现金奖金等摆在被试桌前等，以保证被试理解实验任务，尽管如此，实验结果仍然表明偏好反转是一种普遍的行为现象[8]。

偏好反转产生的影响非常广泛，它几乎违背了经济学中关于偏好的所有原则。目前对于偏好反转现象有两种解释，其一是直接选择与估价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过程，因此不能用单一的偏好排序解释;另一种解释是，如果偏好存在的话，那么偏好的传递性假设是错误的，而该假设却是理性偏好的一个根本性质。两种解释都说明，偏好反转现象对稳定偏好的存在提出了挑战。

3.2 框架效应

在偏好反转发现后，学者们着手研究影响风险偏好变化的因素，他们在实验中发现，个体会因情景或信息的不同表征而对同一组选项表现出不同的偏好序列，从而做出不同的选择。Kahneman和Tversky将这种由于受信息表征的影响而产生的决策偏见称为“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

框架效应最著名的例子是Kahneman and Tversky提出的“亚洲瘟疫”问题。假定美国正在为亚洲即将爆发的一场疾病做准备，这场疾病预计会引起600人死亡。对付这种疾病有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方案A和B。

X：(采用A,200人得救;采用B,1/3概率所有人得救，2/3概率所有人都不得救)

Y：(采用A,400人死亡;采用B,1/3概率没有人死亡，2/3概率没有人得救)

实验结果显示在X中72%的人偏好A，但在Y中仅有22%偏好A[9]。这表明面对同样预期效用的确定性收益与非确定性收益时，如果行为方案强调的是收益的保证性，行为人会选择确定性收益，如果方案倾向于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行为人会选择非确定性损失，呈现一种风险追求。

证实框架效应存在的例子有很多，王重鸣在风险决策动态框架效应的研究中发现，框架效应的动态特性受任务性质、任务内容和所处情景的共同影响。庄锦英通过探讨情绪、边框对决策认知过程的影响发现，框架与情绪对认知决策的影响是独立的，这与Kahneman和Tversky的说法并不一致。总之，框架效应对人们是否具有一个定义完好且不依赖问题陈述方式的偏好，是一个有力的质疑。

4 经典理论中偏好存在假设的理论替代与修正

4.1 前景理论

为了解释偏好反转等以上现象，许多学者另辟蹊径，希望脱离预期效用理论的约束，寻找新的合适的风险偏好理论。其中影响力最大的理论是Kahneman和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这套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彩票选择以及偏好反转试验中出现的大量异象，具有很强的说服力。Kahneman and Tversky认为，人们的决策过程是一个心理过程，人们的偏好只是决策过程的反映，随着问题的改变而改变，由更高的价值所构建，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偏好关系。

前景理论给出了一个重要的个体风险决策模型，

即。在该模型中，期望的价值V是由价值函数V(X)与权重函数W(P)共同决定。

此外，从价值函数的创立来看，人们关心的财富是相对于中性参照点值的变化而取得的收益和损失，而不是期末的财富，而且函数的“S”型图形表明人们对于损失比收益更敏感。从权重函数的创立来看，权重函数的次确定性、次可加性等特征这说明当事人在不确定结果和确定结果之间更偏好后者。

4.2 后悔理论

对于框架效应中情景变化使得风险偏好改变的问题，众多学者也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其中最为著名是后悔理论(Regret Theory)。后悔理论是由Loomes和Sudgen首先提出的，他们把情感和动机的因素合并到期望效用的结构中，认为人们在注重可能的结果以及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时还要考虑情感因素。他们的实验结果显示，选择风险并且失败而产生的失望是选择确定收益同时失去成功机会而产生失望的两倍多[10]。因此后悔理论认为人们将选择确定收益而不会轻易去冒险，因为后者遗憾的可能性会更大，也就是说人们是后悔厌恶(Regret Aversion)的。

在后悔理论下，一个行动的效用受到另外一个行动的影响，这和传统方式下为每一个行动确定一个独立数字的方法有着本质不同，因为这时人们的无差异曲线可能会相交，导致违反传递性假设，证明独立的偏好不存在。

4.3 决策规则选择理论

Payne,Bettman和Johnson认为，人们有许多不同的决策规则，例如期望效用最大化、满意规则和字典式选择规则等。人们在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要先来决策采用哪个规则，这个选择是在决策结果的合意性和进行决策所需要的认识上的代价间做一个平衡，它不仅涉及到对信息理解的思维成本、认知协调成本，还涉及到与感情、信仰、偏好、价值观相关的心理成本[11]。这和Conlisk认为的“有限理性是对经济学理性的延伸而不是偏离”是一致的。而考虑到这种心智成本在内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就不是实质意义上的理性行为，一个稳定的、持续存在的偏好难以存在

4.4 成长偏好假说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在保留偏好存在假设的基础上解释偏好逆转等现象。Plott的成长偏好假说通过考虑个体偏好的形成过程，将人们的理性选择分为3个不同的阶段，通过这些阶段的反馈和学习，人们最终能意识到他人的选择会对自己产生影响。根据成长偏好假说，现有的关于个体选择的悖论可以用学习效应来解释，并通过多次实验来克服。

成长偏好假说实际上是在偏好存在假设的基础上加入了人们感受到的信息这一约束条件，它是偏好存在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在实验方面，成长偏好假说也得到了支持，在验证在市场条件下是否会产生偏好反转现象的实验中，发现在所有的环境下最初都存在偏好反转，但随着重复和刺激因素的作用偏好反转现象逐渐消失[12]。

虽然风险偏好实验研究已经日益成熟，本文认为在以下3个方面仍有着研究空间。(1)实验结论的客观条件和适用范围。由于条件限制，目前大多数实验研究的被试背景单一，虽有些实验采用MBA学员或学生与工作人员对比，而这远不及真实环境中决策主体特征的复杂程度。探讨不同个体间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地域文化等差异对风险偏好产生影响，将有助于开展对风险偏好影响因素的研究。判断哪些是主要因素及其重要性排序如何，对研究人们为何会出现诸多决策偏差，以及如何更好地避免这些偏差等有着重要意义。(2)多目标条件下风险偏好及群体风险偏好。以往实验多集中于个体风险偏好的研究，并且对风险的描述局限于实验收益的不确定性。而真实环境中普遍存在着群体决策行为，人们的决策目标也是多元化的。这方面实验的拓展将提供大量的研究机会。(3)统计学方法的应用。目前风险偏好领域的实验多集中在心理学和经济学领域，关于实验结论的信度和效度如何目前还没有相关论述，对统计学方法的融合与应用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摘要：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实验方法在风险偏好领域成果丰硕,并给传统理论带来强烈冲击,因此梳理风险偏好实验研究对把握该领域的现状和发展方向有重要意义。风险偏好实验方法从经典理论的公理性假设与偏好存在假设两个角度出发,分别对经典理论提出了质疑、理论替代与理论修正,实验方法在该领域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风险偏好,实验经济学,公理性假设,偏好存在假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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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LLAIS M.Le comportement de I’homme rationnel devant lerisque:critique des postulates et axioms de I’ecole americain[J].Economedtrica,1953(10):503-546.

[3]MACHINA M J.Expected utility subjective probability analysiswithout the sure-thing principle or probabilitistic sophistication[J].Economic Theory,2005(6):1-62.

[4]YARRI M.The dual theory of choice on the risk[J].Economedtrica,1987,55:95-115.

[5]SCHMEIDLER D.Subjective probability and expected utilitywithout additivity[J].Economedtrica,1989(5):571-587.

[6]LICHTENCTEIN S,SLVIOC P.Reversals of preferencebetween bids and choice in gambling decisions[J].Journal ofExperimental Psychology,1971(7):46-55.

[7]MOWEN J C,GENTRY J W.Investigation of the preference-reversal phenomenon in a new product introductory task[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80(12):715-722.

[8]REILLY R J.Preference reversal:further evidence and somesuggested modifications in experimental design[J].Th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2(6):576-584.

[9]TVERSKY A,KAHNEMAN D.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psychology of choices[J].Science,1981(1):455-458.

[10]LOOMES G,SUGDEM R.Regret theory:an alternative theoryof rational choice under uncertainty[J].Economic Journal,1982(12):805-824.

[11]PAYNE J W,BETTMAN J R,JONHNSON E J.The adaptivedecision maker[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浅析审计主体的风险偏好 篇3

关键词：审计主体,风险偏好,策略

任何审计都具有三个基本要素, 即审计主体、审计客体和审计授权或委托人。审计主体, 是指审计行为的执行者, 即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 具体到社会审计就是指会计师事务所与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与注册会计师虽然同为审计主体, 但是对待有风险的业务时偏好是有差异的。

一、审计主体之间的分歧

所有群体都有自己的群体目标, 不论它是由组织规定的, 还是自己制定的。没有群体目标的群体是不存在的。群体目标影响着群体职业行为的方向、强度、持续时间等。凡是群体必有其独特的行为规范, 这种规范或有明文规定, 或是约定俗成。

会计师事务所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群体的合作机构。合作不是基于利他, 而是利益主体认识到如果他们有确定相关的目标, 自利需要伙伴;合作性的工作能把自利整合为实现相关目标的联盟, 而竞争性工作能把自利掀起一场为争输赢的斗争。在合作的情景下, 利益主体把其他利益群体的活动视为其正外部条件, 而在竞争的情景下, 利益主体则视其他活动为其负外部条件。虽然在自利动机方面, 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都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 当利益实现时, 双方均是受益者。但是, 目前的利益分配制度, 使得这些实现的利益在进行二次分配时, 出现很大的不平衡, 导致双方的利益倾向产生分歧, 从而影响到二者的风险偏好产生差异。

二、审计主体风险反应的偏好差异

(一) 利益差异

目前的会计师事务所有两种分配体制:提成制或年薪制。在提成制下, 劳务成本是按收入的一定比例支付的, 是变动成本, 不影响边际贡献率, 对其剩余收益影响不大, 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 作为会计师事务所, 无论多低的收费, 都会有一定的利益。对具体的执业会计师, 虽然只要参加业务就可以有收入, 但是提成的比例很低, 大部分的业务收入由机构享有, 这样的利益机制下作为个体的注册会计师的风险偏好是相对保守的;而在年薪制下, 作为会计师事务所而言, 固定成本的压力, 使其不得不冒险, 而固定的劳务支出在收入增长时加大了边际贡献, 利益空间的追求使得机构的风险偏好更加激进, 而个体注册会计师的收益与业务收入不挂钩, 则更无冒险的动力, 相对提成制更为保守。由此可见, 在同样的风险面前, 由于利益的差异, 二者对风险的态度存在着分歧。

(二) 成本差异

注册会计师的工作是一个高脑力、高体力的职业, 一项业务的最直接成本, 就是注册会计师的劳动成本。竞争的压力使得注册会计师很难在规定的时间和收费的限制下很好地完成审计任务, 在面临双重压力的情况下, 注册会计师是不情愿承接风险大的业务的, 但注册会计师在对成本进行考虑时, 往往只考虑自身的成本支出和可能的项目收入, 而不去考虑事务所为维系生存所必须的一些固定支出压力, 因此, 对业务的风险偏好, 相对于事务所而言更为保守。作为事务所, 其成本支出主要是:展业支出、劳务支出、税金支出、其他固定支出 (如租金、办公设备折旧等) , 还有预计的风险成本。其中, 展业支出、项目工资、税金支出是最主要的支出, 但这三部分都是变动成本, 没有收入, 就没有这三项支出, 而有了收入, 由于这三部分的支付比例是固定不变的, 所以只要有收入, 经营毛利率是稳定的, 一般情况而言形成的毛利足以弥补其他的固定成本, 这种成本结构与其他企业是不一样的。而没有业务收入时, 虽然不支付变动成本, 但是固定成本的负担是不可忽视的。如果事务所采取的是年薪制, 更容易加大事务所的固定成本压力, 因此, 面对业务出现时, 作为事务所, 千方百计的要拿到手, 风险评价的尺度在对其自身成本的压力下不自觉地放得很宽, 这样的成本差异使得其风险偏好一般是激进的。此外, 事务所的另外的一个无形成本压力就是资质的维护成本, 资质是准入资格的评价标准中最重要的, 而最能量化的指标之一就是收入指标, 作为事务所的经营者, 不得不考虑这个因素, 失去了资质, 就等于失去了市场, 生存失败的压力远大于审计失败的压力。

(三) 风险差异

从对人产生影响的条件和过程看, 有两种基本的风险类型:一种是一般活动过程中因不确定性存在的风险, 称作普通风险:另一种情况是, 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 有人明知所采取的行动存在发生不幸后果的可能性, 但仍要按照自己的选择继续做下去, 这是因为其中存在的某种利益与机会使他认为值得去冒险, 尽管人们和社会对冒险行为的褒贬不一, 正如赌博与投机, 但是从根本上来讲, 还不得不把这类行动归结为人类与生俱来的那种进取心, 这种在投机过程中存在的风险称作投机风险。显然, 回避普通风险和追逐投机风险, 是风险活动中行为人的两类最重要的心理特征。但是从根本上说, 凡风险, 无论是普通风险还是投机风险, 都包含着人们为了某种目标利益而甘愿接受的那种来自于潜在损失的威胁, 当然人们总是想把这种威胁对自身的可能危害降至最低。在这样的意义上, 回避普通风险和追逐投机风险, 本质上都是趋利避害的行为, 因此, 应当把它们算做基于同一目的而对风险持不同偏好的心理特征。

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而言, 所面临的风险就是出现审计失败时可能受到的处罚。从监管的角度和力度来看, 对财务造假完善的处罚对象体系应该包括企业、企业所有者、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个人, 就《注册会计师法》而言, 一个重要的缺失是它没有明确将事务所所有者纳入处罚对象, 由此, 尽管事务所已经脱钩改制成为个人所有, 但是中国会计师事务所普遍采用有限责任制, 大多数有限责任制事务所的注册资金只有几十万元, 因此, 由事务所承担的有限责任实在不足以引起事务所所有者对其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的质量和风险引起重视。在面临审计失败时, 签字的法人和另外一名执业会计师所承担的责任一样, 虽然违规对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都有相当的机会成本, 但是, 双方的违规收益相去甚远, 因此, 不可避免产生风险偏好差异。在回避普通风险方面, 二者的偏好是接近的, 而在追逐投机风险方面, 注册会计师则要相对保守。

从上面分析可知, 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个人, 作为审计风险活动的参与主体, 其行为无疑具有代表性。二者的风险处理行为都有双重性, 一方面, 他们都有规避风险的心理特性, 这指对普通风险的回避, 另一方面, 他们又都有主动承担、甚至追逐风险的心理特性, 这是对投机风险的承担甚至追求。回避普通风险, 反映了人在基本的生存和安全需要上, 即较多地体现为自然人的需要上, 本质上是倾向于从众与组织心理的。而主动承担甚至追逐投机风险, 反映了人在试图获得尊重和实现自我等方面的需要上, 更多的体现为社会人的需要上, 本质上是倾向于进取的和富于挑战性的。

三、消除审计主体之间风险偏好的策略

同为审计主体, 如果不能从利益和风险构成一个和谐的共同体, 这样的偏好差异甚至会导致严重的审计失败。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结果, 需采取一些措施消除审计主体的风险偏好。

(一) 从组织结构上提倡合伙制, 推行合伙文化

近几年来, 有关业内人士对推行合伙制的呼声很高, 合伙制被认为是会计师事务所的最佳组织形式, 在这种组织形式下, 审计风险的落实对象是合伙人 (事务所管理者) 和注册会计师, 执业者与所有者统一, 有利于约束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倾向, 从而使“履行责任的权利与补偿风险的利益”相统一。

(二) 建立有效的审计激励机制

会计师审计个体职业行为的核心问题是审计激励理论。激励是指一个有机体在追求某些既定目标时所表现出的愿望程度, 它含有激发动机、鼓励行为、形成动力之意。激励可以促使人们为追求组织目标而做出最大努力, 由此形成激励理论。熟悉的帕雷托标准认为:如果从一种社会状态到另一种社会状态的变化, 使至少一个人的福利增加, 而同时又没有使任何一个人的福利减少, 那么这种变化就是好的, 就是可取的, 就是社会所希望的。对每一个审计行为个体进行激励, 便有利于促使其实现自己积极的行为目标, 以消除会计师事务所与注册会计师之间的利益不均衡。

参考文献

[1]段宏.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风险偏好的影响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博士论文, 2006.

[2]Dean Tjosvold.Tearn Organization:an Endur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M].New York:John Wiley&sons Ltd.1994.

[3]Marc W.Anthony.z.Farming and cooperation in public games:an experiment with interior solution[M].Economics letters, 1999.

管理层风险偏好 篇4

自阿里巴巴联合天弘基金推出余额宝以来,理财话题和理财行为迅速在民间成为热点,随着各类宝宝类产品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推动了老百姓主动理财的热情。为了解居民家庭的理财行为以及风险偏好和风险态度,我们进行了问卷调查。

一、风险与风险偏好理论回顾

Knigh.F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指出风险是指那些涉及已知概率或可能性形式出现的随机问题,对于同一个具有不确定结果的事物,每个经济主体对待风险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风险态度是基于对偏离目标的正面或负面的不确定性所选择的一种心智状态以及所选择的回应方式。

风险偏好是彩票选择、资产评估、合约与保险等标准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Daniel Bernoulli,1738;Kenneth Arrow,1965)。风险偏好其实是个体对于未来不确定风险的容忍度大小以及对待风险的态度表现。解决风险决策问题的一个著名理论模型是“预期效用理论”。该模型由Von Neumann等(1944)和Savage(1954)等人,在继续18世纪数学家D.Bernoulli对“圣彼得堡悖论”(St.PetersburggParadox)的解答基础上并进行严格的公理化阐述而形成的。该模型的基础内涵是,在风险情境下的最终结果的效用水平是通过决策主体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的加权估价后获得的,决策者谋求的是加权估价后所形成的预期效用的最大化。假设一个人面对一个有两种可能结果的彩票:p(0<p<1)概率获得财富x,(1-p)的概率获得财富y,那么,预期效用值记作:

这个模型建立在效用U对应着不同的财富的假设基础上,通过一些实证调查发现人们的效用函数是凹形的,即是风险规避行为。风险规避者需要得到很大的回报才愿意参与赌博。另外,也存在对风险中性或更偏好风险的人。据此,根据风险偏好程度的不同,可以将风险偏好分成三种类型。

一是风险厌恶,在面对损失、获利或是既不损失又不获利的可能结果时,人们对可能损失的规避程度。金融和经济学上将风险厌恶定义为投资者不愿意接受公平博弈,也就是在期望值相同的确定支付和不确定支付之间,他们更偏好确定性的收益。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具有很强的损失规避性,内心会自动降低获利发生的可能性,而更加看重和惧怕损失发生的概率,尤其注重对风险的规避。

二是风险中性,对于投资者来说,风险无所谓高低。面对不确定性,他们对风险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对风险不会产生特别的偏好或特别的厌恶,只按照预期收益率来投资,不对风险资产要求任何风险补偿。

三是风险偏好,在期望值相同的确定支付和不确定支付之间,投资者更偏好不确定性的收益。风险偏好型的投资者,往往会为了追逐投资的高回报,而主动去承担相应的风险。

Hall,Jones(1999)认为企业、个人在进行投资决策选择时,受到企业和个人风险偏好类型的影响。Cho(2011)发现越偏好风险的男性创业者和男性工资获得者收入越低,女性工资获得者收入越高,风险态度对女性创业者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个体越厌恶风险,要求的风险溢价水平越高(Hvide等,2014;Berkhout等,2010)。Hvide等(2014)利用股市参与和个人负债情况代理风险偏好,发现股市参与者相对非参与者更可能创办公司。陈其进(2015)认为风险偏好对个体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城镇居民的影响大于农民工。

在风险偏好的影响因素上,Lisa(2010)发现,人的情感状态会影响风险感知和风险选择,处于愉悦情感状态的投资决策者倾向于追逐较大的风险,反之则规避风险选择(Cacioppo等,1999;Peters等,2000)。而女性比男性更厌恶风险基本达成共识(Palsson,1996;Bajtelsmit等,1996;Jianakoplos等,1998;李实等,2014)。在婚姻状况方面,Riley等(1992)根据SIPP的调查数据发现已婚妇女比单身女性更厌恶风险。但是,Bajtelsmit(1999)根据1994年HRS的调查数据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年龄方面,一般认为风险规避系数在生命周期内是递增的。一个人越年轻,具有更低的风险规避系数(Morin等,1983;Bajtelsmit,1999)。但Riley等(1992)和Bellante等(2004)则认为不同年龄段风险态度的表现是不一样的,退休前风险规避系数随年龄增大而递减,退休后则相反。在受教育程度方面,Jianakoplos等(1998)、简必希等(2013)认为受教育程度越低越厌恶风险。雷晓燕等(2010)、马莉莉等(2011)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的财富水平、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收入水平和是否抚养小孩都是影响投资者风险偏好的重要因素。不同群体风险偏好的表现有差异。

二、问卷调查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设计的问卷主要包括被调查对象的概况和居民理财行为两个部分。问卷发放的方式是采取随机发放的方式,选择某市四个区人流比较大的地方如购物广场、休闲场所、公园、广场、医院等地方进行随机调查。总共发放问卷350份,实际回收344份,有效问卷335份,问卷的发放和回收集中在2014年6月。我们主要通过excel对问卷信息进行录入、统计和处理,以描述某市居民家庭理财行为的概况。

通过统计分析,我们对某市居民家庭的理财行为进行了描述,得到了当前人们理财行为和风险偏好的数据。本报告将对居民投资理财行为的现状进行描述,反映人们理财态度和风险偏好,为投资者风险偏好水平提供自评,为金融机构发行理财产品提供参考,为监管机构完善投资理财产品信息披露制度和投资者教育政策提供基本依据。

三、某市居民家庭投资理财行为现状

(一)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

从被调查者的基本个人和家庭信息来看,被调查者有54%是来自城镇,46%来自农村。从被调查对象的学历来看,中小学及以下学历占2%,高中及以下学历占22%,大专大学学历占65%,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11%,被调查者学历偏高。

在所有的调查对象中,有79%的家庭没有金融行业从业者,绝大部分的理财行为没有专业渠道的指导。从收入水平来看,被调查者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集中在2000-8000元,城镇居民家庭月平均收入绝大部分在五千以上,农村家庭月平均收入则普遍低于五千。在所有的调查对象中,17%的人从来没有阶段性理财行为,52%的人偶尔有阶段性理财行为,31%的人有阶段性理财行为。

从被调查者的个人和家庭基本信息,可以看出大部分家庭都有过理财行为。且学历越高,投资理财行为越多。

从表1可知,学历越高,有阶段性理财行为的家庭越多。具体数据如下:研究生学历的人群中,有阶段性投资理财行为的占到40%,大学大专的人群中,有阶段性理财行为的占到32%,但是高中及以下学历和小学及以下学历的人群中,有阶段性理财型的分别占到24%和14%。反之,无阶段性投资理财行为则随着学历的升高而减少。由此可见,知识对理财行为具有明显影响。

(二)居民家庭的投资理财行为

在对于各个家庭中投资理财产品的选择上,我们通过数据统计得出,各种投资理财产品在居民生活中的普及程度由高到低分别为:存款、保险、银行理财产品货币基金信托、股票、房地产、债券、黄金外汇和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如图1)。存款是绝大多数人投资理财的首要选择,这主要是因为它风险最低,对于相关理财知识的要求不高,是投资理财产品中最基础的。其他各种理财产品的选择,随着风险的增大,被选择的概率就随之降低,这符合我国大多数人的比较保守的理财观念。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大多数人都比较注重理财产品的组合,将投资资金分散于不同的理财产品上,但还是符合风险越大,投资越少的规律。

我们再对投资理财的资金投入规模进行了调查,近半数被调查者的投资理财规模占收入的10%—20%,而10%以下的和20%—50%的都占到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将收入的50%用于投资理财的仅仅占了不到百分之三。这说明这主要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居民家庭的投资理财行为偏于持保守,以存款为主要的投资理财渠道。

然后,我们针对居民家庭投资理财的投资目的进行分析,由图2可以得出:有26%的人的投资目的是货币价值,主要想让货币保值增值;有44%的人的投资目的是为了子女教育,有15%的人投资目的是为了退休养老,有9%的人的投资目的是为了防止意外疾病,剩余6%的属于因为别的而投资。子女教育成为居民家庭投资理财的最主要目的,原因是子女教育的支出在家庭支出里面一般占住了重要地位,居民投资的动机主要为了满足子女教育支出的需要。

对于投资理财的回报率的情况可了解调查对象在投资理财方面对收益的态度,从图2可以看出:有6%的人期待的年回报率在2%-4%之间,有31%的人期待的年回报率在5%-8%之间,有36%的人期待的年回报率在8%-15%之间,有27%的人则期待年回报率在20%以上。

我们还分析了居民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如图3,大部分是选择资金不够和缺乏投资理财的知识,还有少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好的投资渠道,因而造成有想法的家庭不敢去尝试投资理财。说明我市居民家庭的投资理财行为还是偏于保守,需要有足够多的资金,才会有较多的理财行为。

四、居民家庭投资理财的风险偏好

(一)风险偏好的基本统计

对于居民投资理财的风险偏好我们进行了以下的调查并进行统计分析:

我们对调查对象进行最大可能承担的损失风险调查,由以上的图表可以得出:最大可承担的损失超过50%的人数占3%,最大可承担的损失在25%-50%的人数占24%,而有36%的人数选择5%-25%,26%的人数选择了可承担的损失不超过5%,还有11%的人数选择难以承担任何损失。我们可以看出人们的风险承受能力呈厚右尾的正态分布,风险承受能力偏低的居多。

我们对不同风险设置不同收益,低概率匹配高收益,高概率匹配低收益。如图可以看出,有25%的人选择得到1000元现钞,有41%的人选择有50%的机会获得4000元,有20%的人选择有20%的机会获得10000元,有14%人选择有5%的机会获得100000元。绝大部分人选择了中等概率的收益,与前面的可接受的最大损失选择一致,说明被调查者的答题是认真的,进一步确认了被调查者投资理财的风险偏好的中性化趋势。

(二)年龄与风险偏好的关系

不同的年龄阶段,对风险的偏好和承受能力不一样。

从表2可知,能接受投资损失比例超过25%的人群以中青年人为主,该阶段人群,年轻,胆子大,接受新鲜理财工具的程度高,愿意承担较大的风险。但这部分人往往资金实力有限。

表3显示可以承受5-25%比例损失的人群多以中年人为主。该阶段人群,大部分是70后和80后,愿意承担的风险大小居中。这部分人群在社会上是中流砥柱,有繁重的工作压力和承担一家老小生活的压力,没有很多的时间投资理财,也不会接受较高风险的投资理财,讲究稳重。

图6综合显示了年龄和风险偏好之间的关系。能承受50%以上的损失的人群集中在年轻人,50岁以上的人无人选择这一项。20-29岁的年轻人35%以上能承受25%以上的损失,25%能承受5%-25%的损失。30-39岁的年轻人有60%能承受5%-50%的损失。40-49岁的中年人能有35%承受5-25%的损失,32%承受5%以下的损失。50-59岁的被调查者超过50%选择5%-25%的损失,32%的人选择5%以下的损失。6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人数少,他们主要选择5-25%的损失。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加,承担损失的比例变小。图2.5右边的图显示每个年龄阶段对承担损失的比例的分配,基本上都呈正态分布,选择5-25%的损失的人数最多,显示被调查者对损失比例的折中态度,愿意承担中等损失比例的人最多。20-29岁和30-39岁的年轻人的损失线偏左,更偏好风险。40-49和50-59的中年人损失线偏右,更愿意规避风险。

(三)学历与风险偏好的关系

图7显示了学历与风险偏好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研究生学历的人群愿意承担高比例的损失,偏好高风险;小学及以下的人群只愿意承担较低比例的损失,偏好低风险;中等学历的人群偏好中等风险。

(四)家庭收入与风险偏好的关系

图8显示了家庭收入与风险偏好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收入阶层都较多的选择了5-25%的损失比例,希望承担中等程度的风险。家庭月平均收入越低,越不愿承担较大比例的损失。家庭月平均收入高的家庭也是偏好中等及以下比例的投资损失。

(五)职业性质与风险偏好的关系

图9显示了职业性质与风险偏好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不同职业人群的风险偏好。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愿意承担较高损失的比例最多,离休人员愿意承担较低损失的比例最多。企事业单位以及待业人员愿意较多的愿意承担中等程度的风险,其他人员在风险偏好的各个层级上比例相当。总之,职业越稳定可靠,愿意承受的风险越大。

三、居民家庭投资理财的时间偏好

在考察被调查对象在收益上是否愿意等待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有38%的人选择不等待,这个月得到1700元,有62%的人则选择等待下个月得到1900元。说明大部分的人希望通过等待换取更高收益,偏好更长时间获得更高收益。

四、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调查结果,我们认为某市居民家庭投资理财行为较为保守,有阶段性投资理财行为的比例不高,风险偏好中性。由于受制于资金规模和保守的投资理财观念,目前的投资理财方式还是比较单一,对投资理财需求比较旺盛,愿意等待获得更多的收益。

从风险偏好的影响因素上看,学历、年龄、职业性质、家庭收入等对风险偏好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学历越高、年龄越小、职业越稳定、家庭收入越大,家庭投资理财越偏好高风险。

从调查中我们发现,居民家庭投资理财遇到的主要困难是资金和投资理财知识的缺乏。一方面反映居民家庭的闲置资金不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被调查者的投资理财态度,比较谨慎,害怕自己的信息和知识不够导致资金的损失。假如承诺一个较高收益率的投资理财项目,绝大部分人愿意投资等待。对于大部分的普通居民,他们并不是金融专业人士,对于风险的识别、衡量和评估存在很多缺陷,容易跟风,抱团取暖。这种盲目的羊群行为,使得无知的老百姓容易成为地下钱庄跑路、P2P平台倒闭等等最大的受害者。

居民家庭自身加强理论学习,转变投资观念居民家庭自身应加强投资理财相关知识的学习,转变盲目跟风、投机取巧的非理性投资观念,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进行理性、科学的投资理财。

提供投资理财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应该对客户进行风险测度,细化理财咨询服务,可根据客户的收入、对金融产品的需求等情况,提供适合客户自身需要的组合理财产品投资渠道,满足客户个性化的投资理财需要。

政府相关主管机构应该根据投资者的不同特征进行相应的风险教育,了解不同年龄、性别、职业、收入、学历等特征的投资者对投资理财的需求和知识,针对性的进行风险教育和投资理财知识的传播,加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和监管,为居民家庭营造良好的投资理财环境。

摘要：文章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了居民家庭投资理财行为的现状,并分析了居民家庭特征与风险偏好的关系。结论显示居民家庭投资理财行为较为保守,有阶段性投资理财行为的比例不高,风险偏好中性。学历越高、年龄越小、职业越稳定、家庭收入越高,居民家庭投资理财越偏好高风险。

管理层风险偏好 篇5

供应链管理是基于集成和系统的思想, 对供应链成员间业务流、物流、信息流进行计划、组织、决策、控制、协调, 实现供应链整体最优。供应链协调机制是实现供应链管理的主要途径, 是指在成员决策分散、自由选择情况下, 通过契约或协议等形式, 调整自身决策函数, 改变决策变量, 从而实现供应链帕累托改进或最优。已经研究得比较多的供应链协调机制主要有收益共享协议、回购协议、价格折扣协议、数量折扣协议等。

供应链是一个复杂不稳定系统, 成员之间在实施供应链管理时面临着诸多风险。对于供应链风险, 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总的来看, 目前多供应链的研究多是立足与风险管理框架、评估方法、风险测量、风险转移与管理策略为主, 而供应链成员风险偏好对供应链协调机制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Cachon, G P[1]认为理想的供应链契约需要具有足够的弹性, 即通过调整某些参数可以实现风险利润的任意分配, Xianghua Gan[2]等从帕累托最优理论研究了成员风险规避下的供应链协调, 提出了一个帕累托最优契约集, 通过对不同风险偏好下采用不同的帕累托最优契约可实现协调。黄松[3]等基于收益共享研究了成员风险态度约束时供应链的协调, 指出随着成员风险偏好的不同对收益分配系数进行调整来实现协调。本文基于回购协议研究了成员风险偏好如何影响其决策变量, 进而影响供应链协调机制, 并提出一个风险补偿系数激励风险偏好成员的决策来实现供应链整体优化。

2 建立模型

风险偏好是指在面对风险时表现出来的态度, 可分为风险追求、风险中性、风险规避三种。现有文献中对风险偏好的函数表达式主要有均值-方差法 (Mean-Variance, MV) , 效用函数法 (Utility-Function, UF) , 包括风险价值法 (Value-at-Risk, VAR) 和条件风险价值法 (Condition Value-at-Risk, CVAR) 等下方风险法 (Downside Risk, DR) 。本文采用风险价值法成员风险偏好进行数理描述。其基本表达式子为p (o) 指在一定概率水平 (置信度) 下, 收益小于目标收益不大于, o越大, 越小表示风险追求, 反之表示风险规避。

接下来, 基于回购协议中分析成员具有风险偏好对成员决策的影响。假定生产商风险中性, 零售商具有风险偏好。

符号说明:

在回购协议下, 生产商及零售商的期望收益函数分别为:

当零售商为风险偏好, 生产商风险中性时

因此当d为随机变量时:

当零售商订货量 小于供应链整体最优为了实现供应链整体最优 , 生产商可通过给零售商一个风险补偿λ抵消零售商由于风险偏好降低的订货量。此时, 零售商的决策函数变为:

又 , 结果表明, 当零售商风险是风险规避时, 即 越大, a越小时, 生产商需要用较高的λ激励零售商, 反之, 当零售商是风险追求时, 即 越小, a越大时, 生产商只需要用较低的λ或不用采取任何激励。因此, 我们将称为在风险偏好下供应链协调的风险补偿机制。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零售商风险规避会使得在风险中性下的供应链协调机制失效, 这时, 生产商需要通过给出一个λ来激励零售商提高订货量, λ能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实现所有成员帕累托改进。在成员具有风险规避情况下, 由于给出了一个风险补偿激励, 生产商的效用要低于风险中性情况下的效用。

3 小结

本文研究了在回购协议中, 成员风险偏好对供应链协调机制的影响, 通过引入风险约束, 作为零售商决策变量的订货量发生了变化, 如果其小于供应链最优订货量, 作为核心企业的生产商可通过一个风险补偿来激励零售商提高订货量, 实现供应链整体优化。

参考文献

[1]Cachon G P.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With Contracts[J].HANDBOOKS IN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SCIENCE.2003, 11:229-340.

[2]Xianghua Gan, Suresh P.Sethi, Houmin Yan.Coordination of a Supply Chain with Risk Averse Agents[J].Production&Operations Management.2004, 13, (2) :135—149.

管理层风险偏好 篇6

委托代理理论由于其重要的实际背景而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传统的委托代理模型主要基于完全确定的情形,从而使实际中的随机因素和代理人的风险偏好未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代理人的风险偏好取决于代理人的主观意愿,这就使委托代理理论中反映代理人风险偏好的风险规避度是不确定的。本文针对管理实践中代理人风险规避度影响因素较多的特点,建立了具有模糊风险规避度的委托代理模型,并提出了相应的解法。通过对模型结果的分析,提出了模糊风险规避度条件下代理人激励机制的优化措施。

2 风险偏好的不确定性分析

委托代理理论用绝对风险规避度来反映代理人对风险的态度,一般假设委托人和代理人具有不变的绝对风险规避度。代理人自身情况的不确定性必然导致其风险态度的不确定性。代理人个人收入越高,其风险抵抗能力越强,越不害怕风险,绝对风险规避度越小。代理人自身素质也是影响代理人风险规避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自身素质较高的代理人,面临着更多的机会,其获得较多的个人收入的可能性就越大,抵抗风险的能力也越强,绝对风险规避度就越小。另一方面,由于个人能力比较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控制能力也比较强,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面临的风险,相应的对风险的厌恶程度降低,也就是风险规避度较低。另外,代理人的绝对风险规避度还受到个人性格、工作环境、行业特点和企业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代理人的绝对风险规避度影响着代理成本,进而影响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的最优决策。

因此,对代理人的绝对风险规避度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有利于分析双方的最优决策所受到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对激励机制进行优化。

3 基于模糊风险规避度的激励模型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将讨论具有不确定风险规避度的激励模型。考虑到风险规避度是反映代理人风险态度的量,受到代理人个人因素的影响较大,只能是对其进行大概估计,而不可能依据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将风险规避度设定为模糊数。假设可以设定代理人的风险规避度的可能区间为[ρ,ρ],其中的最可能值为ρ0,则根据模糊理论[3],可将风险规避度设定为三角模糊数。

根据三角模糊数的定义,代理人的风险规避度可以记为。其隶属度函数为:

其隶属度曲线如图2。

假定a是一个一维努力变量,产出函数取如下线性形式:π=a+θ,其中θ～N(0,σ2),代表外生的不确定因素。假定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代理人是风险规避的。考虑线性合同s(π)=α+βπ,其中α是代理人的固定报酬,β是代理人分享的产出份额。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可以建立如下的期望值模型,其中ρ～为三角形模糊数:

以上模型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模糊参数的双层规划,本文基于置信水平将不确定的双层规划转化为区间双层规划进行求解。

由模糊数的性质可知,模糊风险规避度的λ-截集是一个区间数,ρλ=[λρ0+(1-λ)ρ,λρ0+(1-λ)ρ]。当λ=1时,ρλ=ρ0,此时的模型就是代理人的风险规避度为确定性的委托—代理模型。分别将ρ1=λρ0+(1-λ)ρ和ρ2=λρ0+(1-λ)ρ代入式(2)进行求解,ρλ=[λρ0+(1-λ)ρ,λρ0+(1-λ)ρ]则可以解得企业所有者和代理人的最优决策区间:

也可以利用满意度将上述模型转化为确定性的模型,从而得到确定性的模型和结果,本文不再赘述。

4 结果分析与激励机制

4.1 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的求解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由可知,不确定的风险规避程度并没有给代理人的对努力程度的选择带来直接影响。这意味着不确定的风险规避度只是通过影响最优激励水平,对决策者的努力水平造成间接影响,进而影响双方的收益分配。

(2)由于双方在签订契约时,企业所有者已经在契约中规定了一个确定的激励水平β。显然,这样的激励水平对企业所有者来说是否是最优的,取决于代理人风险态度。然而,更多的情况下,代理人的风险规避度具有不确定性,并不能被准确预测。而且,一旦契约中确定了激励水平,则激励水平至少在一定时期以内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当代理人的风险规避度波动越大时,契约中的激励水平与实际最优的激励水平发生偏差的可能性越大,激励效果越差。

(3)当时,ρλ=λρ0+(1-λ)ρ,则λβ*<0,这就意味着当代理人的风险规避度低于ρ0时,置信水平越高,相应的激励水平越低;当,则,这就意味着当代理人的风险规避度超过ρ0时,置信水平越高,相应的激励水平也越高。当λ=1时,ρλ=ρ0,则激励水平与确定的情况相符。

可以看出,置信水平实际上代表了依据不确定的风险规避度对代理人激励进行激励的效果实现的可信度。当企业所有者要求激励的目标实现的可信度越高时,相应的激励水平(激励成本)就越高。

(4)β*的区间长度为可知在相同的置信水平下,(ρ-ρ)越大,最优激励水平的区间范围越大。由于双方的契约开始实施以后,最优契约已经确定。对代理人的风险规避度区间的估计不足(范围偏小)将有可能导致最优激励水平产生偏差(不在最优范围内)。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将代理人的风险规避度设定为确定的,这很难保证最优激励水平的准确性。然而,如果风险规避度区间估计值过大,将导致最优激励水平的不确定性偏大,激励产生的效果难以保证。因此,所有者应该在双方签订契约前对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程度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估减少风险规避程度的不确定性,以保证激励的效果。

(5)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当ρ=ρ0时,代理人的风险成本为。易知>0,这意味着代理人的风险规避度越大,其承担的风险成本越大。风险规避度为三角模糊数时,同样的置信水平下,其下界和上界的距离越大,代理人的风险成本的不确定性越强。因此,应尽量保持企业内部和外界环境的稳定性,以降低风险规避的不确定性,从而保证风险成本在较小的范围波动。这样在给定的激励水平下,代理人的努力水平才能越接近最优水平。

4.2 激励机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代理人风险规避度的不确定性对代理人的努力水平、激励效果以及风险成本都有重要影响。因此,对代理人的风险规避水平进行科学估计,努力降低代理人风险规避度的不确定性,保证激励水平的准确性和效果,是制定代理人激励机制时需要解决的问题。

(1)在企业所有者和代理人签约时,由于企业所有者信息的不完全,企业所有者对代理人的风险规避度并不能确切了解,只有代理人自己清楚。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逆向选择问题。这就需要企业所有者在双方签订契约之前,对代理人的个人素质和性格进行充分考察。尤其是代理人的个人能力、个人财富以及性格的稳定性进行科学的测试和评估。例如,代理人的个人能力越强,对未来的控制能力越强,则风险规避度越小。

(2)代理人的绝对风险规避度反映的是代理人的风险偏好,而代理人风险偏好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代理人对自己抵抗风险能力的判断。因此,代理人的固定收入对代理人的风险规避度具有重要影响。较高的固定收入和福利水平,健全的保障制度是企业激励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直接影响着代理人的固定收益,并能提高代理人对自身抵抗风险能力的评价,从而降低了代理人的风险规避度,并使其保持稳定。

(3)代理人负责企业的管理运营,面对着各种风险,与一般的员工相比,努力的产出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代理人的激励有别于一般员工的激励,应该充分考虑其面临的巨大风险而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允许代理人在应对风险中的失误,降低由于风险给代理人带来的负效用。这从另一个侧面降低了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程度及其不确定性。

(4)企业的内部运营环境也是影响代理人风险规避度的重要因素。企业内部运营机制和监督机制的完善与否将影响代理人的决策能否顺利实施。良好的运营机制和监督机制将大大降低企业内部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了代理人面临的风险。如果代理人对内部风险的预期水平降低,代理人的风险规避度也会降低。

(5)在双方的契约中,激励水平是确定的。而在实践中,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代理人的风险规避度也是不确定的。从理论上讲,实践中的最优激励水平也应该是随着代理人风险规避度的变化而变化的,而这在管理实践中显然难以实现。一个可行的方法是保持激励水平的相对稳定性,也就是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激励水平不变。随着代理人的经验、财富、能力和学历等个人素质的变化,代理人的风险规避度也会发生较大变化。此时需要对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程度重新进行评估,并据此对激励水平进行调整,以保证激励水平保持最优。

5 结论

代理人风险规避度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代理人的努力水平,进而影响企业产出。这就要求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委托人要选择能力和稳定性较强的代理人,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和运作流程,并对代理人进行监督。委托人应根据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及时调整激励水平,同时充分考虑代理人风险规避的不确定性,制定科学合理的代理人激励机制。这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赵曙明,吴慈生,徐军.复杂环境下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选择原理和方法[J].预测,2002(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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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罗开平,陈绍刚.基于Douglas函数的委托代理及激励机制模型研究[J].管理科学,2005(12):88-93

管理层风险偏好 篇7

1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1.1 高管团队的风险偏好

偏好一词源于消费理论, 指消费者依据想法对可以选择的商品组合的排序, 表现了消费者意愿上的购买倾向。在决策理论中, 偏好是指决策者在几个事件或结果中选择其中之一的倾向性[3]。李怀祖 (1993) 提出风险偏好的含义为决策者对待风险的心理特征, 反映了决策者面对不确定性的态度, 它是决策学、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中重要的假设, 即不同个体在对待不确定性, 承担风险方面的态度存在明显不同[4]。不确定环境中人们的经济行为具有风险, 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 即人们的风险偏好有三种:风险喜好、风险中性和风险厌恶。风险偏好是决策者面对风险时的一般态度, 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 是描述决策者心理特征的重要变量。本文研究高管团队整体的风险偏好, 将其定义为企业高层管理者在面对风险时的决策态度, 并把高管团队风险偏好也分为风险喜好、风险厌恶和风险中性三种类型。

1.2 高管团队的战略选择

Child (1972) 率先定义“战略选择”, 包括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未决定的和已决定的领导决策及战略竞争和市场决策[5]。Charles Snow对“战略选择”所下的定义是组织为了保持或改善组织业绩而进行的对组织结构或过程的管理修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1) 创业问题; (2) 技术工程问题; (3) 管理问题[6]。Miles和Snow将战略选择区分为四类:防御型、分析型、预见型和反应型[7]。防御型战略指组织往往采取保守性的行动, 尤其是减少成本和改进工作效率, 适合应用在平稳的、少变的、更可能看到结果的环境, 适合组织早期发展阶段推行;预见型战略指组织不断地搜索新的市场机会, 可以敏锐觉察到环境变化, 作为领导产品和产业变革的市场先锋, 相应的也会面对变革失败的风险;分析型战略介于前两种战略类型之间, 兼有防御型和预见型战略的特点, 稳固保护现有市场份额的同时也谨慎地实施创新方案, 但没有预见型那样冒进, 往往是在其已通过实践证明了的市场中借鉴和改进新的早期产品;反应型战略指企业根据能承担多少风险来实施相应的战略, 它既不关注环境的改变, 也不会转换新的战略来适应新环境。反应型战略实际上没有主动的战略倾向, 没有制定清晰的战略目标, 所取得的业绩较差, 很多学者在研究战略类型时都撇去反应型, 只讨论防御型、分析型和预见型这三种战略类型 (Sabherwal and Chan, 2001) [8]。鉴于此, 本文也不将反应型纳入研究范围, 只研究防御型、分析型和预见型这三种战略类型。

1.3 研究模型与研究假设

(1) 高管团队整体风险偏好对其战略选择的驱动作用

Hambrick和Mason的高层梯队理论认为高层管理者在企业的战略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在职业生涯中, 管理者不断积累的工作和生活经验影响其认知、偏好和情感, 决定着他们个体或整个高管团队的活动方式和效率, 进而影响其战略选择[1]。Chava和Purnanandam (2009) 认为管理者的风险偏好显著影响到公司决策[9]。Miller和Song (1982) 对高层管理者的风险偏好做了大量的研究, 认为高层管理者对公司战略有着很大的影响。Ben-David等认为CEO (首席执行官) 决策与他们的风险偏好有直接的关系, 当一个管理者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时, 他非常不情愿去改变他的想法, 无论这个想法是对还是错[10]。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

H1:高管团队风险偏好与战略选择有显著相关关系。

(2) 风险偏好类型与战略选择倾向的关联

Kogan和Wallach (1964) 发现, 具有较低风险倾向的个体在决策时会采用更多的决策标准, 而高风险倾向者则采用很窄的决策标准。也就是说, 风险偏好较低的决策者在做选择时倾向按照更多更宽泛的标准, 而风险偏好较高的决策者在做选择时倾向按照更少更严格的标准。Collins和Moore认为, 对待充满不确定性环境时, 高风险偏好的高层管理人员更愿意发现机会和优势, 他们积极地看待新事物, 对自己有信心, 喜好挑战新事物, 并且为了鼓励创业行动, 他们往往设定更高一级的目标[11]。喜好承担风险的心理促使高层管理人员对待风险性环境时, 为承担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结果, 制定高风险的战略方案和投资决择, 将大量资金投资在高投入高风险的领域。不喜好风险的高层管理人员更愿意投资低风险领域, 且随着不愿冒风险程度的增强, 风险降低的领域比风险提高的领域更能吸引他们的目光[12]。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

H1a:风险喜好型高管团队与预见型战略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H1b:风险厌恶型高管团队与防御型战略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H1c:风险中性型高管团队与分析型战略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3) CEO风险偏好对其他高管团队成员的传递作用

白云涛和郭菊娥 (2007) 等认为高管团队风险偏好的异质性对战略决策时间正相关, 与战略决策满意度呈“U”型相关关系[13]。CEO在高管团队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 Finkelstein (1992) 把高管团队权力纳入到高阶梯队理论的研究框架中, 指出高管团队选择研究对象的过程与高管权力的研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14]。也即是说, 假如高管的权力分布是高度集中的, 那么可以选择CEO来替代高管团队来进行研究;相反, 如果高管的权力分布非高度集中, 那么选择高管团队进行研究才有意义, 因为权力的分布决定了影响战略选择的主体。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

H2:CEO风险偏好与战略选择有显著相关关系。

H3:CEO风险偏好和高管团队风险偏好有显著相关关系。

综合以上分析, 本研究得出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对战略选择影响的理论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选择

本研究采用实验方法, 在沙盘模拟实验课上进行。ERP沙盘模拟实验是设定具体情景和规则, 通过团队分工协作来模拟企业运营, 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优势避免淘汰, 逐步提高企业效益的实践活动。相比投资决策等管理实验, 沙盘模拟实验更加完善, 它为参与者设定相同的初始条件和规则, 包括运营规则、市场规则和法律规则等。此外, 该实验运行的市场环境更加贴近实际, 市场主体如政府、银行等机构共同发挥作用, 各企业也可以相互合作。每个企业都有各自的名称和角色分配, 并且会在分工协作中形成一套稳定的运作流程, 包括拿订单、购买原材料、生产、交货及提交财务报表等。实验共进行三天, 各企业连续运营六个年度, 在激烈的竞争中, 各团队及其成员会迸发出强烈的热情和专注感来获取绝对优势, 各团队制定决策中的互动过程也会逐渐稳定和明晰。本研究实验对象为MBA学员, 在统一的规则约束下, 通过连续三天的激烈讨论, MBA学员在模拟经营企业时更容易培养出一种稳定的决策态度和能力。实验共有416人参与, 6-10人组成一个模拟企业, 共51个模拟企业, 相应的有51个高管团队。在每个模拟企业中, 参与者履行高层管理人员的角色, 包括CEO、CEO助理、采购总监、财务总监、运营总监、生产总监、研发总监及监督员等。

2.2 变量测度

(1) 高管团队成员的风险偏好水平

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 利用不同方法对决策者的风险偏好水平进行了度量。Hsee等 (1997) 从实验经济学角度研发了一套风险偏好水平问卷及其计算风险偏好指数 (RPI) 的方法[15]。本研究通过股票购买意向表及风险偏好指数 (RPI) 来测量个体风险偏好水平。根据RPI方法, RPI取值范围为1~8, 为收益条件下和损益条件下RPI得分的算术平均数。不同的风险偏好水平划分到不同的风险偏好类型, 4.5为中位数, 它准确代表了风险中性这一类型, 但由于人们在决策时必然掺入主观成分, 或多或少带有冒险或保守的倾向, 因此将风险中性的取值范围扩大到4~5, 包含区间两个端点, 低于4的高管团队归入风险厌恶类型, 高于5的高管团队归入风险喜好类型。

(2) 高管团队整体的风险偏好计算

高管团队风险偏好水平由个体风险偏好水平与权利分配综合得出。权力分配在研究中被转化为决策贡献度。关于决策贡献度, 根据张道武等对Shapley值的研究, 认为群体决策是采用投票表决方式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决策原则, 把一个群体决策问题可以标准化为一个带权的合作博弈 (N, V) :

q:超过半数的某个给定票数标准;p1, p2, …, pn表示群体决策过程中个体各自有权投出的票数。对于高管团队而言, 个体各自有权投出的票数是依据访谈得知。在合作博弈 (N, V) 中, N的任一子集S (表示n人集合中的任一组合) 都对应着特征值函数v (S) , 满足, 其中。高管团队风险决策中的合作博弈 (N, V) , 可以用Shapley值法分析, 高管团队内每个成员的Shapley值可表示为:

其中, фi (v) 表示在团队合作N下第i个成员的Shapley值;v (S) 表示子集S的效益, v (S/i) 表示子集S中除去主体i后可取得的效益, [v (S) -v (S/i) ]则表示主体i与S/i结盟的效益贡献。在高管团队风险决策过程中, [v (S) -v (S/i) ]则表示高管团队内小团体i与其他“子联盟”S/i合作对确保提案被通过的贡献。在不同情形下, 主体i与“子联盟”S/i结盟对决策的贡献是不同的。分为三种情形的计算方式, 如下:

当时, 子集S/i的联盟策略能确保提案通过, 子集S的联盟策略并不能改变决策结果, 这说明主体i在决策中的贡献较弱。用 (3) 中第一个式子描述, 其中, 表示“包含于”子集S/i中满足的子集数;表示“包含于”子集S中满足的子集数。

当时, 子集S/i的联盟策略不能确保提案通过, 而子集S的联盟策略能确保提案通过, 这说明主体i在决策中取到关键作用, 其在投票表决过程中具有“临门一脚”的功效。

当时, 只有主体i与“子联盟”S/i“结盟”才使得提案有可能通过, 所以, 高管团队决策的贡献[v (S) -v (S/i) ]可用 (3) 中最后一个式子关系描述, 其中, |表示全集N中包含子集S且满足的子集数;表示全集N中包含子集S/i且满足的子集数。

在高管团队风险决策过程中, 各个主题决策权分布的Shapley值可联立 (2) 、 (3) 求解, 得高管团队内各个主题决策权Shapley值分别为:

此时, , 因此, 高管团队中各个主体的决策权分布需对式 (4) 进行归一化处理, 处理方式为:

pi*表示高管团队中主体i的决策权重, 于是, 高管团队各个主体决策分布可表示为:

求出团队每个成员的决策权重后, 把个体风险偏好水平与决策贡献度做期望加总, 得出高管团队风险偏好水平。

(3) 高管团队的企业战略选择倾向

本文采用Sabherwal和Chan (2001) 提出的方法来测量战略类型[16], 并在原有问卷的基础上加以修改, 使题项内容与实验情境更加接近。该方法提取了不同战略类型的公因子, 并做统计分析, 通过设定基准分来对数据进行战略类型的划分, 在此基础上, 采用问卷测量企业在每个维度上的得分, 将得分与每个战略类型的基准分做距离运算, 得出企业与每个战略类型的距离分, 距离分越小, 说明企业与该战略类型越接近, 由此得出各企业相应的战略类型。

2.3 数据收集

本研究在实验进行到第五年度时发放问卷, 此时各模拟企业内部成员职责明确, 整体决策规律趋于稳定, 有利于收集到真实可靠的数据。其中风险偏好问卷的发放针对各成员, 战略选择问卷则由各组CEO填写。为不破坏实验的紧张气氛, 避免调查对象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仓促填写, 问卷并不立即收回, 而在实验结束前由各组自由选择时间交回。风险偏好问卷发放416份, 回收416份;战略选择问卷发放51份, 回收51份。因发放问卷时统一说明了填写规则, 因此回收问卷全部有效。

3 实验结果

3.1 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验证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对战略选择的影响, 本文利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 并对数据分析的结果进行了总结。本研究使用的风险偏好问卷是陈刚、谢科范设计的股票购买意向表。问卷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779, 具有较好信度, 但其中风险规避维度和积极进取项目2系数过低, 故将其剔除。删减题项后问卷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864, 可以继续用于研究。本研究使用的战略选择问卷的KMO值大于0.7,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显著, 适用于本研究。

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反映数据的特征, 主要从数量、极小值、极大值、均值、标准差及方差等方面来体现收集的数据特征, 如表1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 风险偏好水平、风险偏好三种类型、战略选择及三种类型的数值大致成正态分布, 均值与平均数相差很小, 样本分布比较合理。

3.3 相关性分析

本文旨在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 利用SPSS软件分析出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来揭示变量间关系的紧密程度, 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注:*.在0.05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在.01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从表2中数据处理结果可以看出, 风险偏好水平与战略类型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p<0.01) , 风险偏好各类型与战略各类型之间相关关系显著。风险厌恶型与防御型战略相关性强 (p<0.01) , 风险中性型与分析型战略相关关系显著 (p<0.01) , 风险喜好型与预见型战略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p<0.01) 。这些分析结果说明, 风险偏好水平高的管理者倾向于冒风险, 风险偏好水平越高, 越倾向于选择冒风险的战略。

3.4 回归分析

根据前文理论假设, 战略选择用数值1, 2, 3表示 (1:防御型, 2:分析型, 3:预见型) 。CEO个高管团队风险偏好水平都是1~8。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 前二行前半部分是得出的两个拟合度统计量值。Pearson卡方统计量和偏差统计量分别是0.926和0.972, 因此接受模型拟合情况良好的原假设。前二行后半部分是伪R方的三个统计量结果, Cox和Snell、Nagelkerke、Mc Fadden统计值分别是0.477、0.548和0.317, 可见模型的拟合程度一般。后三行给出的是参数估计值得统计列表, 可以看出在显著水平0.05的情况下, CEO风险偏好和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对战略选择有显著的影响。

本文对CEO风险偏好对高管团队风险偏好也做了一元logistic回归分析, 得出的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中pearson相关性可以看出, CEO风险偏好和高管团队风险偏好有0.535的相关性。从系数统计量表可以看出, CEO风险偏好对高管团队风险偏好的回归系数为0.372。虽然回归系数不是很高, 但CEO风险偏好与高管团队风险偏好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p<0.001) 。综合以上所有验证的结果, 本文假设H1、H2、H3、H1a、H1b、H1c得到支持。

4 结果讨论

由假设和数据处理结果可知, 风险偏好作为高层管理者的稳定心理特征, 影响着人们的判断准则, 进而影响战略选择, 战略类型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着高管团队的风险偏好水平。高管团队越偏好风险, 越容易采用积极主动的战略迎接风险。风险喜好型高管团队极易选择预见型战略, 而不是等等再看的态度, 而风险厌恶型高管团队往往倾向于规避风险, 选择防御型战略, 被动地面对局势。介于两者中间的风险中性型高管团队偏好于分析型战略, 面对风险既不冒进, 也不躲避, 而是选择相对温和的策略来获取竞争优势。

从现实角度来看, 企业家往往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尤其是创业者在企业初创时期对企业文化、企业战略选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得出的一个研究方向是, 可以结合企业不同历史时期进行探究, 从集权和分权的角度研究高管团队对战略选择及组织业绩的影响, 结果会更加完善。此外, 实验研究方法虽受实验情景的限制, 与现实情况有一定差距, 但实验方法是一个研究决策过程和战略领导的有效工具。在实验现场, 从各个团队讨论过程中可以发现很多值得研究的现象, 比如高管团队男女比例对战略选择的影响、团队结构或任务特征对风险偏好与战略选择的影响、高管团队的社会责任感对其战略选择的影响等等。未来研究可以将上述现象作为研究问题, 针对决策过程展开量化研究, 以此丰富理论假设和实验结论, 为现实条件下企业的战略领导过程提供更好的支持。

摘要：将风险偏好作为自变量, 研究其对战略选择的影响, 以MBA学员为研究对象, 通过ERP沙盘模拟实验法进行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高管团队和CEO风险偏好与战略选择具有显著相关关系, 且CEO风险偏好和高管团队风险偏好有显著相关关系。结果进一步显示, 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各类型与战略选择各类型分别有着显著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