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因果关系理论

2024-06-20

FDI因果关系理论（精选8篇）

FDI因果关系理论篇1

各地区投资环境的差异是造成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地区差异性分布的主要原因。应该说,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包含的所有内容都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因而也是一国投资环境的构成因素。正式制度因素通常以一定的规则和政策形式表现出来, 一系列实证研究发现, 法律完善程度、贸易壁垒、民众对外资的态度、金融管理制度、企业运行状况、政策优惠等都影响着国际直接投资在国家间和一个国家内部各地区间的分布。但相对而言, 社会文化因素、法律法规因素及政策因素对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更为明显和重要。

一、国际学术界对制度因素与FDI关系的研究领域

FDI的地域分布有其内在的规律性, 对这种规律性的探讨使FDI的区位选择问题成为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它吸收了区位理论、外商投资理论、跨国公司投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 要解决外商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 需要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区位理论的结合。尽管有大量的文献讨论过这个问题, 但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解释FDI区位分布的一般性理论, 只是散见于工业区位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等流派之中。如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OIL范式) , 它是英国经济学家邓宁 (Dunning, 1980, 1993) 综合了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例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等, 同时引入了外部区位理论, 对FDI的目的、条件和能力综合加以分析形成的。该理论认为, 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其中所有权优势是基础, 内部化是实现所有权优势的载体, 区位优势是FDI的充分条件, 三个基本要素的组合状态及发展变化, 决定着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方式。在邓宁的理论中, 区位优势理论较为成熟。他认为不同地区区位优势的大小决定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 区位优势变量包括自然禀赋和人造资源以及市场的空间分布, 投入品的价格、质量和生产率, 国际运输和通讯成本, 投资鼓励及阻碍, 产品贸易中的人为障碍, 社会和基础设施条件, 跨国间的意识形态、语言、文化、商业和政治等方面的差异, R&D生产和营销集中的经济性、经济体制和政府政策。Howells (1984) 等学者拓展了区位优势的内涵, 指出区位优势应是对一国总体吸引力的评价, 不仅包括低廉的要素禀赋、税收和政策刺激等有形因素, 还包括长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稳定性及有助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总体环境。可见, 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是一个多元要素复合体, 涉及自然、经济、社会、人力、生态、制度等多维层次系统, 这一多维层次系统的系统耦合决定了外商投资时的抉择, 尽管各系统间的比例关系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因此, 一国为了进一步引进FDI, 应该全方位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任何一方都不能偏废。这也是FDI区位流向的决定因素综合化的必然趋势要求。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 近二三十年来, 学术界对FDI区位的研究, 形成了三条主线:一是在FDI理论中增加区位因素的分析, 探讨国家区位特征对FDI国别选择的影响;二是采用公司实地调查的方法, 探讨FDI区位选择的决策过程、影响因素及其空间组织行为;三是根据现代区位理论的基本原理, 并采用经济计量方法, 探讨国内FDI区位差异或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在这些研究中制度因素对FDI的区位选择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把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分为非制度因素和制度因素, 则非制度因素和制度因素共同决定了一国 (地区) 的区位优势。

2002年以前我国学者对制度因素与FDI关系的研究倾向于研究正式制度因素对FDI的区位选择的影响。这类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研究正式制度因素对FDI的影响;另一类是在研究影响FDI的区位因素中包含对正式制度因素的分析。前一类研究较少, 多数研究属后一类。而且在这些研究中制度因素是以一定的政策形式表现出来的。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 分析正式制度因素对FDI的国际区位分布的影响, 以鲁明泓的研究最为典型, 鲁明泓 (1999) 在他的关于制度因素与国际投资区位分布的一项实证研究中构建了制度框架, 用全世界11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实证分析制度因素在决定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中的作用, 验证了四大类10多个制度因素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

二、国内学者新的研究进展

2002年以后, 国内有关制度因素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的研究逐渐趋于淡化, 而学者开始关注其它有关制度因素的一些领域, 使研究的视角更为广阔, 如研究非正式制度——文化因素对一国FDI引进的影响、微观企业层面的制度因素对FDI引进的影响、FDI对管理制度的溢出效应、对市场结构的影响、FDI与制度环境的互动机制以及FDI投资模式的变动趋势及动因等。

(一) 东道国文化因素对FDI引进的影响

近年来, 外商直接投资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游离变化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多数学者企图从经济角度作出合理的解释, 而张立建、陈忠暖、周春山、吴玉琴 (2003) 认为在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动因的背后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不同的投资主体、投资客体、投资产业、投资规模和投资目的具有不同的文化选择性。理解这一点可以帮助珠三角调整引资战略, 继续保持火车头和急先锋的光荣称号。

孙焱林、胡松 (2004) 评估了文化和区位因素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他们采用OECD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和世界银行的数据估计FDI来源国与东道国的双向Gravity模型, 然后运用1997年的数据估计我国与其FDI的主要来源国 (28个OECD国家和5个非OECD的亚洲国家和地区) 之间的Gravity模型。Gravity模型预测到我国的FDI中有80%来自亚洲国家和地区, 由于文化关系, 来自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FDI占我国FDI的近60%;假设我国的经济中心位于印度新德里, 其FDI值将减少45%;进一步假设我国的经济中心位于新德里而且没有文化关系, 其FDI值将减少70%。这说明文化和地理是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显然, 如果没有文化关系和地理位置的自然优势, 我国吸收的FDI不可能达到当前的水平。

吕贤俊、朱玉杰 (2005) 考查了2001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 (FDI) 来源结构, 选取了前20个最大的外资来源国 (地区) , 利用统计回归的方法, 分析了影响FDI母国对我国进行直接投资的相关性因素, 并得出了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 在东道国投资环境既定的条件下, FDI母国的先进技术、稳定的汇率体系以及母国与中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能促进外商对华直接投资, 而母国与我国的文化差异及地理距离对FDI有较强的阻碍作用。

李志军、王峰虎 (2005) 的研究认为, 近年来, 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 (FDI) 呈现出逐年增长趋势, 而全球的吸收FDI呈现先增长后下降再增长的趋势。分析对比其特征, 发现我国吸收FDI在投资演进、方式、规模、领域、企业属性、制度、中介机构发育程度、文化等八个方面与全球的FDI存在着一定的不协调性。通过上述八个方面不协调性的对比, 可以发现我国在吸收FDI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这也正是我国政府和企业今后应致力于改进的方向。我国只有积极融入世界经济的潮流中, 顺应全球FDI的发展潮流和演变趋势, 积极扩大吸引外资, 不断提高利用外资水平, 才能更快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就文化方面来看, 表现为投资文化的不协调。我国对外开放的时间较晚, 吸引外商投资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加之受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影响, 实际上中国人的思想比较保守, 在接纳外国企业进入本国时, 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种排斥思想。即使是与外国企业合资合作, 也存在着较大的企业间文化冲突, 导致一些外国企业的对华投资失败或不很成功, 这与投资国和东道国间文化的不协调、不融合关系极大。

李广明 (2006) 则认为, 我国招商引资工作中必须考虑内部资源、能力、外部环境等, 从“招商引资战略”和“招商文化”的概念, 可以了解到无形资源 (如招商品牌、招商文化、招商引资人员素质、组织的管理能力等) 是形成招商引资的核心竞争力与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 招商文化是各地区招商引资组织通过长期的学习、积累,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无形资源, 不容易为竞争者所理解、模仿或替代, 可以形成独特的、可持续的招商引资竞争优势。我国目前招商引资应采用差异化战略为主, 成本导向战略为辅的做法, 才能有效地避免各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

招商引资组织在早期形成的独特的有价值的组织文化可能是其它组织在不同的时期无法模拟的, 组织文化将成员凝聚在一起、激励成员, 又是成员日常工作的方式, 根植于成员的心灵深处, 成为成员自愿的行为准则。当招商引资组织成员为他们所共有的理念凝聚在一起时, 组织文化就是竞争优势的源泉。组织专有的知识、经理或非经理人之间的可信任工作关系、组织在供应商和客户中的名气, 都是难于识别和替代的组织文化资源。因此, 根据各地区招商引资的独特历史背景, 在招商引资职能组织中建立、提炼独特的组织文化, 或说招商文化, 建立工作人员共享的价值观、理念、行为准则, 形成凝聚力, 从文化层次上规范人员的行为, 设计相匹配的视觉形象识别系统 (标准色、LOGO、标准字、工卡等) , 形成对投资者的传播机制, 并将这些经过反复提炼的文化拟意于为投资者提供的服务中。同时, 在组织内部形成目标一致、分工协作、相互信任、投资者至上的良好氛围, 有利于提高组织的效率, 也有助于招商品牌的建设。恰恰是这些资源或能力优势, 是竞争者所难以复制或替代的, 往往可以形成强大的招商引资竞争优势。

招商文化的制度层包含招商执行部门的领导体制、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作为将面对竞争环境的外经贸主管部门, 组织结构可以考虑扁平化的学习型组织。管理制度可分为内外制度, 内部制度是本部门的绩效考核等规章制度, 规范和激励成员行为;外部制度是国家、省、市的一系列政策、文献、规定等。招商文化的行为层包含招商引资职能内部的教育宣传、人际关系、文娱体育活动、工作模范、激励机制等, 涉及一系列内部培训。招商文化的物质层是招商引资职能部门的工作环境、建筑物风格、招商广告、招商引资服务的包装与设计、名称、象征物、各种培训班、文化中心、各种旅游活动等。该层次主要表现为组织的形象识别系统 (CIS) , 如色彩、标准字、标识 (LOGO) 、服饰、标准用语等。

潘镇 (2006) 利用2000—2003年间69个投资国和地区的国别资料, 分析了制度上的差异与作为东道国的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制度差异越大, 投资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越少;包括法律完善程度和私有财产保护程度在内的法律制度差异越大, 投资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越少;贸易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管制政策等宏观经济制度差异越大, 投资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越少;政府干预程度、工资控制程度和市场规范程度等微观经济制度差异越大, 投资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越少。

(二) 东道国企业治理结构对引进FDI的影响

随着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 传统的市场、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因素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正在减弱, 不断演变的公司战略和政策的放宽、技术进步一起正成为影响跨国公司的三大主要作用因素。

屈韬 (2004) 认为, 跨国并购有利于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 我国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下所暴露出来的代理风险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日渐突出, 治理观念和外部环境均难以满足跨国并购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在资产评估、组织形式、项目审批、股份转让上我们采用的仍是传统的合资管理模式, “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等问题令行政干预强于市场规则, 许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形同虚设, 弱化了国家为吸引外资所作的种种政策上的努力, 加大了并购的操作成本, 而且资本市场的运作也亟待规范, 缺乏产权交易的软环境。这些都阻碍了跨国并购在华的进一步发展。国内企业只有通过资产重组, 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完善治理环境, 才能创造更大的竞争优势, 在跨国并购潮流中掌握谈判的主动权。改革中只有将改善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吸引跨国并购结合起来, 才能真正降低并购成本, 实现国际资本融合。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一是完善治理环境, 尤其是要完善外部配套条件;二是从机构设置、董事会结构、经理人报酬机制等方面着眼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谷克鉴 (2005) 综合经济学和管理学双重视角的实证描述和相关研究显示, FDI作为一种独特生产要素流动和利用形式, 其功能形成及其变化同其置身的经济和制度环境有着高度的互动性。在当今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 企业微观结构层面的各种因素越来越突出地构成FDI的环境要素。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和加入WTO以来, 我国FDI实践及其影响中的企业因素更加突出, 而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重要环境是全球化的新形式和新特点的显现, 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治理结构的变化和企业经营方略的调整, 典型的是全球化日益深入和广泛地分解企业价值链, 它构成了未来FDI战略调整和新选择的重要时代背景。

(三) FDI对我国的影响

1. 管理知识的溢出效应

袁诚、陆挺 (2005) 从民营企业家的角度对FDI管理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运用1997、2000、2002年三次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 通过回归分析、Treatment Effect方法和有限因变量模型, 研究了民营企业家在“三资”企业工作的经历对其企业的经营业绩和管理方法的影响。得到的经验结果显示, 在企业业绩的最终表现上, FDI对企业家有一定的培训效果, 但效果不十分显著;同时在“三资”企业的工作经历会带给民营企业家某些、而不是全面的先进管理理念。我们认为要获得更加显著的FDI溢出效应, 政府应当着眼于制定政策来扶持本地企业, 通过公平竞争缩小他们与先进企业的距离, 促使FDI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带来真正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知识;并通过教育培训投入, 提高本地管理者对外来的先进管理方法的学习能力。

祝波、赵玉贞 (2006) 对零售业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 他们认为, 吸收创新机制不是简单的重复竞争对手的管理方法与经营模式, 而是根据东道国自身的基本素质和条件, 把外资对手先进的方面与本土文化与经济环境结合起来, 创造性地建立中国式的零售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在制度战略发展规划时, 将外资竞争对手的经验融会贯通, 重新打造自己的管理经营方案, 在吸收创新机制下的溢出效应是创造性溢出, 不但打破示范效应的低水平模仿, 还克服了竞争效应的被动局面, 而且开创了FDI向东道国产生溢出效应的新的机制领域。

2. 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我国已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FDI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加强成为了不争的事实。这一现象也引起了人们对FDI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的争论。其中有些人担心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有巨大优势的外资企业会不会在其进入的行业内形成垄断, 从而控制我国的产业, 向消费者提供垄断高价。袁鹏 (2005) 分析了跨国公司投资进入, 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以及在市场结构变迁过程中跨国公司的竞争行为变化。一是我国市场结构的变迁。跨国公司进入后, 推动了市场结构的改变。在外资进入之前, 我国市场是高度分散的竞争性市场。企业数量众多、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低。而在跨国公司进入的初期, 由于其具有竞争优势, 在其进入的行业一度垄断市场, 甚至独占了市场。但随着竞争对手的大量出现, 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少数几家跨国公司垄断市场的局面被逐步打破, 市场成为相对分散的竞争性市场。二是跨国公司竞争行为的变化。表现为从价格垄断到价格下调;从技术锁定到加快技术转移。

谷克鉴 (2005) 对我国利用FDI长期实践的观察和计量研究表明, 吸引外资对于促进国内竞争的制度效应也已呈现;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新发展和投入要素结构的新变化, 外资流入在持续显示其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重要作用的同时, 开始构造新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机制;FDI活动对我国贸易流向和贸易关系变化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面对全球化在微观层面不断深入、广泛地分解企业价值链和国际分工模式向“波谱模式”转变的重要契机, 重新审视和调整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和战略, 要求以提高科技含量和产业结构升级为中心, 多样化利用外资;对我国过去行之有效的外资政策实施科学评估并加以必要的改进;建立起地区间利用外资的政策协调机制。

3. 制度与FDI的互动机制

集群战略日益广泛地被运用于招商引资, 旨在增强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与粘合力, 从而促进地方持续发展。朱华晟 (2004) 对浙江嘉善木业集群的经验研究表明, 外资的确能够成为地方产业集群的重要主体。然而, 外资能否具有持续的推动力, 除了受地方制度成本以及集群外部效益的影响, 还更取决于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融合方式与程度。外资企业并不必然增强与投资地的产业联系。在学习能力较强且企业家特质比较浓厚的地区, 民营企业在外资企业的示范带动和竞争压力下, 能够通过持续的知识积累和自主创新, 增强并突出自身的优势与能力。届时, 外资企业不但能获得纯经济外部性, 更重要的是还能获得知识与信息的外部性, 并受此驱动与民营企业在竞合博弈中实现有效融合。当然, 对于诸如木业制造之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 由于其制造技术简单, 进入门槛和经营风险低。因此, 比较容易在外商投资的诱发下, 通过地方内在力量催生集群效应, 从而在与外资企业的交易中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相比之下, 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情形则有所不同。尤其对于经济技术不发达的地区来说, 多数民营资本鲜有能力进入外商投资的高科技领域, 要在较短的时间内积累足够的人力资本, 其难度更大。结果, 在一定的时期内, 地方在这类产业集群中就会显得比较被动。当前, 尤其在落后地区, 地方政府在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 还要尽力激励地方企业家精神、削弱本地创业创新的制度障碍、为增强地方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提供服务, 通过促进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形成适宜的互动关系, 从而增强地方的自我发展能力。此外, 随着市场机制的健全, 地方政府应该让位于企业, 使之成为招商引资的主体。

在宏观上制度环境既可以降低跨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也可以增加这种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 关键取决于该地区制度环境的有效性。徐俊武 (2005) 认为制度环境的有效性取决于正规规则、非正规规则、政治市场的效率和经济市场的结构与效率等四个方面。FDI与制度和制度环境之间不是单向作用, 而是相互推动、相互影响的。中西部地区唯有进行制度创新, 在制度环境的某些方面寻找突破点, 打破被锁定的路径, 吸引FDI, 然后以FDI带动制度变迁, 进而提升制度环境整体水平, 这样才能实现我国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4. 外商企业投资模式的变化

近年来,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独资企业比重大幅上升, 外商并购中外合资企业中方资产、转化为外商独资企业或外商控股企业的案例迅速增加, 外商对华投资的独资化渐成趋势。桑百川, 李玉梅 (2006) 认为外商为了获得高利润, 基于制度变迁、资源依赖程度、企业的控制力、交易成本等方面的考虑, 选择独资化的投资方式, 既与我国的外资政策调整直接相关, 包含着我国的主动选择, 也包含着企业无奈的被动接受, 必然对我国产生双重的经济影响。为此, 我国既需要在外商投资政策上全盘筹划, 又要主动加入跨国公司的产业链条。

徐峰 (2006) 认为, 近年来, 我国在引进FDI的过程中, 跨国公司通过中外合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技术和品牌控制、合资企业数量控制以及销售区域控制等手段的共同使用, 基本上能够实现在控制权不完整条件下对合资企业的实质性控制。除资本产权与管理技能外, 技术资源优势也是控制权的一个重要来源, 并且可能架空资本产权权利。因此也决定了外商独资企业将逐渐成为我国引进FDI的主要形式, 合资企业正在不可避免地融入国外跨国公司所建立的全球生产体系之中。这一趋势对我国现行的政策体系构成了严峻挑战。

李维安李宝权 (2003) 考察了20多年来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股权结构变动趋势, 发现其独资倾向日益明显。他们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关于跨国公司股权结构战略的研究成果基础上, 在东道国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前提下, 提出了一个跨国公司股权结构战略两阶段演进模型, 揭示了跨国公司在华独资倾向增强的深层原因, 是追求股权结构战略改进的预期收益。

沈磊、蒋士成、颜光华 (2005) 从资产专有性理论出发, 通过构建合资双方的合作博弈模型, 分析了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合资企业独资倾向的成因。他们认为, 由于东道国的政策管制, 合资企业股权与合资双方的实际控制权并不一致;合资企业的控制权分配取决于在既定市场条件下合资双方拥有资产的专有性, 而控制权的分配又决定了合资双方对合资企业创造的组织租金的分配比例。当合资企业的股权结构和控制权结构相背离时, 由于存在转移成本, 合资双方有内在的动力使它们趋于一致。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合资企业股权结构的变动是在我国开放程度不断扩大的环境下, 跨国企业资产专有性相对提高和中方企业资产专有性相对减弱的必然结果。

三、研究展望

近年来,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策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研究和把握上述变化的动因以及分析当前形势下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有效对策, 对于深化区域经济国际化的进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一要顺应跨国公司以独资方式对华进行战略性系统投资的新趋势, 认识企业经营策略的变革动向, 努力提升投资环境的竞争力并审时度势地调整自身的促进政策, 是目前推进利用外资新局面的重要举措。二是在跨国公司独资倾向不断增强的情况下, 如何更好地实现东道国的利益, 如在中国, 如何引导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国企改制以及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深化等等, 应该成为中国学者必须尽快找出应对措施的严峻课题。

摘要：外商直接投资 (FDI) 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国家间或地区间增长差异的原因之一。地区间的投资环境和“潜在增长能力”的差异是造成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地区差异性分布的主要原因。而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包含的所有内容都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也是一国投资环境的构成因素。我国要顺应跨国公司以独资方式进行战略性系统投资的新趋势, 认识企业经营策略的变革动向, 努力提升投资环境的竞争力并审时度势地调整自身的促进政策。同时, 引导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国企改制以及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深化等, 以更好地实现东道国的利益。

关键词：FDI引进,制度因素,研究进展,研究展望

河南省FDI与经济发展关系分析篇2

关键词：FDI；两缺口理论；经济发展

自2004年底“中部崛起”首次出现在中国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以来，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就逐渐成了人们议论和关注的重点。作为中部六省之一的河南势必应该抓住这一机遇，继续规范和完善自己的经济措施和政策，着重促进河南经济发展。

一、河南经济发展以及FDI的状况

河南人口有9717万(全国为129227万)，居全国第一位，地区生产总值居全国各省市第五位(全国GDP为136875.9亿元;河南为8815.09亿元,占全国的6.44%)。由于人口众多，人均生产总值仅居第18位(全国人均为9030元;河南为7268元,为全国的80.49%)。河南人均生产总值是否能摆脱落后地位，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极为关键。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高，每增加1美元的FDI，GDP会增加10美元。根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河南外商直接投资87367万美元，仅占GDP的0.82%，远低于全國的3.2%，占全国引进外资的1.66%，河南在这方面是比较落后的。

进入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这一特征在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表现的尤其突出。从东部沿海地区引进和利用外资中，我们可以看出FDI对经济的贡献是显著的。但是，其它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也适合于河南，或者说河南是否也需要大量的FDI资金？这就需要我们针对河南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关于区域性是否需要外资以及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A.斯特劳斯于六十年代提出的“两缺口模式”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是通过对一国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基本条件的分析来判断一地区的外资需求状况，即利用

M=C+I+X （1）

Y–C=S（2）

变形得出I–S=M–X（3）

这一“两缺口模式”公式（式中，Y表示国民净产值，M表示贸易进口。C、I、X分别表示总消费、总投资和贸易出口。S表示总储蓄）。一般来说，通过理论和实际结合分析能够得到这样的结论：当一地区I–S=M–X<0时，表示该地区很少有投资,发展处于缓慢或者停滞阶段。

根据“两缺口模式”理论，对河南近几年的相关数据（见表1）进行相关的比较分析，

从中可以看出，河南省近几年来一直I－S<0，并且差额还相当大。这说明河南常年处于高储蓄阶段而很少进行投资，本地居民的储蓄存款不能转化为本地经济发展的资金，这就直接造成了河南省经济发展缓慢、人均生产总值较低的局面。可见，河南经济要快速发展就需要从外部引进资金。而目前国内各地都是资金非常紧张，从外部引资最实际的方式就是FDI了。因此，河南省是需要大量FDI资金的。

从以上理论可以看出，FDI对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中部崛起”的政策引导下，河南省要抓住机会更好的利用外资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河南FDI与经济发展关系分析

关于FDI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近几年来不断有学者对两者进行研究分析。这其中既有在国家层面对一定时期的数据进行分析的，也有对部分省份和地区作出分析的。可以说，关于这方面的分析和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了。但具体到河南，FDI对本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否也和其他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研究的很少。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河南省的数据进行研究，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根据河南2005年统计年鉴数据，对1990——2004年的FDI与GDP数据做出时间序列图（见图1），进行简单的初步分析。

1990年到2004年这15年间，河南FDI从1049万美元增加到87367万美元，增长了83倍；同期GDP从934.65亿元增加到8815.09亿元，增长了9倍，两者长期都处于增长趋势。其中，GDP逐年都表现为稳定的增长，而FDI则有年际间较大的差异。从1990年到1996年河南省FDI发展迅速，利用外资数额高速增长；1997年到2001年，引进外资明显减少，处于倒退期；2001年后则出现了回升迹象，又开始高速增长。

我们运用最小二乘法对FDI和GDP进行参数估计，利用EVIEWS统计软件可以得到以下方程：

GDP=526.4801+0.079919FDI

（ =0.613936F＝23.26339）

从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该方程的拟合优度不是很好，仅为0.613936；而运用同时期全国的数据得出的R值为0.878501。这说明过去在河南FDI对GDP的拉动程度低于全国的水平，更比不上东部发达地区。也就是说在过去十几年里FDI没有成为拉动河南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从一方面也解释了河南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

单就方程本身来说，该方程还是比较符合的。F值、T值检验都能达到标准，这也说明了该方程能够比较客观反映河南经济发展。从方程可以看出，河南每增加1万美元的FDI，GDP就能增加799.19人民币，外资也相当程度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总得来说，河南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很不够的，没有能够使它为经济发展发挥出最大的功效。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只要今后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到外资，河南经济发展还有巨大潜力。

三、对河南省有效利用FDI的一些政策建议

1、充分发挥河南省的资源优势。河南地理位置优越，拥有丰富的劳动力等资源。因此，河南可以据此积极引进外资，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来发展劳动密集型FDI。这样一方面可以为经济发展注入必要的资金，另一方面又能为庞大的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改善投资环境，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过去河南由于发展策略对投资环境建设重视不够，失去了很多利用外资的机会。因此为了今后顺利的引进FDI，政府在制定一系列措施、战略的同时，应加大对交通、通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努力改善投资环境。

3、制定河南吸引外资的政策体系，完善政府的职能。一是政府应以比东部沿海地区更为积极的态度来吸引投资者。河南也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制定引资政策，彻底改变当地官员招商引资的传统做法，用以满足本地区的引资需求，尽量了解、满足投资者的各种需求。二是借鉴东部地区引进外资一些成功经验，着力于降低投资者的成本，为投资者提供优质服务。比如东部沿海地区就不是把抬高投资成本和赚取投资者的短期利益作为工作目的，而是将投资者的持续投资行为和鼓励他们追加投资作为引资的方向。三是加速河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自21世纪以来，外商投资已经越来越多地涉足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河南也不例外应该加大在这方面的发展，使外商看到河南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优势和潜力。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投资。外商的投资也能促进所在地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四是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外商投资领域。根据河南自然资源状况，合理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向。特别是那些待开发的能矿资源，要敢于利用外资。另外，鼓励外商投资河南的农业、水利、交通、生态、能源、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以及建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允许外商依照有关规定，投资电信、保险、旅游业、市政公用企业和其他已承诺开放领域的企业；积极参与和举办各类招商引资活动，实施多元引资战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允许国有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对外出售以及合资、合作。

作者单位：赵培骞，广东发展银行郑州支行，李延森，河南财经学院统计学系

参考文献：

[1]张晓峒．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使用指南（第二版）［M］．南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12-16．

[2]王玉敏．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FDI关系分析［J］．商业时代学术评论，2006，8：29-30．

[3]黄保亮．我国西部地区利用FDI问题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5，12(下)：131-133．

FDI因果关系理论篇3

关键词：外贸,FDI,环境污染,长短期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 长三角地区外贸、外资 (FDI) 利用均取得了巨大成就, 1985—2007年间, 整个地区外贸总额与FDI实际利用额的年均增率分别达到了23.46%与32.86%, 从而使长三角成为我国外贸增长最快、吸收外资最多的地区之一。然而, 在外贸、FDI推动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长三角的环境污染却呈现出不断恶化的趋势。2007年整个地区工业废气、废水排放量以及工业废渣产生量已分别达到1985年的约6.01倍、1.09倍和4.19倍, 由此带来的大气水体污染、酸雨赤潮频发以及废物垃圾堆积等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整个区域的生态环境。那么, 长三角地区外贸、FDI的增长与其环境污染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该地区是否会因此而沦为新的“污染避难所”?鉴于以上问题, 本文选取了长三角地区1985—2007年间外贸、FDI及三废排放的数据为样本, 通过各种时序计量分析技术对该地区外贸、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长短期动态关系以及双向因果关系做了深入探究, 以期验证前人理论在长三角地区的适用性, 并为该地区贸易环境政策的调整提供理论依据。

一、文献回顾

关于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 国外学术界曾经在20世纪60、80、90年代分别掀起过三次研究热潮, 期间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主要存在三种不同观点。一是有益论。如Bhagwati (1993) 、Stevens (1993) 、Strutt和Anterderson (1999) 等均认为自由贸易有益于改善环境质量;Lyuba (1999) 、David (2001) 、Jeffery (2002) 等人则支持“污染光环”假说, 认为跨国公司的高效生产具有示范效应, 能促使东道国环境得到改观。二是损害论。如Conrad (1993) 、Chilchilnisky (1994) 、Copeland和Taylor (1995) 、和Geradin (1997) 等人认为无论在短期或长期, 若环境产权未能明确界定, 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都是消极的;而Smarzynska (2001) 、Kolstad (2002) 、Hua Wang (2005) 等人的研究则基本证实了“污染避难所”假说, 认为发达国家严格的环境管制会促使污染产业迁移到管制较松的发展中国家, 从而使其逐渐沦为“污染避难所”。三是折衷论。如Grossman和Krueger (1991、1995) 、Keydiche (1993) 、Runge (1994) 以及Dean (1997) 等认为贸易与投资的环境效应是复杂多维的, 不能一概而论是利或弊, 而应根据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居民收入水平、环境政策等情况, 从辩证、动态的角度综合考察贸易投资对环境的影响机理及效应之间的“角力”。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 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文献多侧重于实证分析, 在研究结论上存在较大分歧。如赵玉焕 (1997) 、沙文兵 (2006) 、周茂荣 (2008) 等认为贸易投资的增长会使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而张连众 (2003) 、李芳香 (2004) 等则认为贸易开放有利于环境保护。

二、数据、模型与实证检验

(一)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首先应用SPSS14.0对长三角三废数据进行了主成分分析, 并将以此为基础构建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用于表征因变量环境污染 (PLTN) , 然后用长三角三省市加总的出口额、进口额与FDI实际利用额 (单位金额均为亿美元) 来分别表征出口贸易 (EXP) 、进口贸易 (IMP) 与外商直接投资 (FDI) 等自变量。文中数据均来自1986—2008年间江、浙、沪三省市的地方统计年鉴与环境状况公报, 样本容量为23。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以获得变量实际值, 本文对三省市加总的进、出口总额分别用WTO公布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 FDI实际利用额则采用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代替整个地区的指数进行了平减, 所有价格指数均以1990年为基期经转化计算而得。由于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量纲不同, 同时为增强数据稳定性并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本文对出口贸易、进口贸易与FDI等变量的数据也做了先取对数, 后作标准化的处理, 并在分析中分别记为:LNEXP, LNIMP, LNFDI。

(二) 单位根检验

只有同阶单整的非平稳时序之间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因此本文首先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对上述各变量的平稳性及其单整阶数进行了检验。检验时, 本文根据各序列的曲线图来确定模型是否包含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 滞后阶数p则在设定最大滞后长度后由EVIEW6.0软件按AIC准则自动选择最佳滞后期数。由检验结果表1可知, 四个变量的原始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 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变量都平稳, 因而都具有一阶单整I (1) 现象, 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

注:检验类型中, t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是否包括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 p表示设定的最大滞后长度。

(三) 协整关系分析

协整关系是指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的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本文在建立VAR (m) 型的基础上采用Johansen and Juselius (1990) 提出的方法对上述各变量进行了协整检验。首先依据EVIEW6.0滞后长度判别检验的结果, 将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m设为3。然后根据初始数据的特性, 再将协整检验形式确定为“序列有线性趋势但协整方程仅含截距”, 鉴于协整检验是对无约束VAR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进行约束检验, 因此协整检验时的滞后期数应设为2。从检验结果表2可看出, 最大特征根与迹统计量检验均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间最多存在两个协整方程, 现将第一个能准确反映变量间关系的协整方程写成如下数学表达式:

由检验结果及表达式 (1) , 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从长期看, 长三角地区的外贸、FDI与环境污染确实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二是LNEXP, LNFDI与PLTN之间存在正的协整关系, 即出口贸易和FDI加重了长三角地区的环境污染, 出口与FDI每增加1%, 三废排放分别增加1.56%与0.17%;三是LNIMP与PLTN之间存在负协整关系, 即进口贸易减轻了长三角地区的环境压力, 进口每增加1%, 三废排放减少0.70%;四是从系数的绝对值来看, 出口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最大, 进口次之, FDI最小。这些结论与长三角的现实状况是相吻合的。20余年来, 长三角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贸易迅速增长, 其中石化矿冶、纺织印染等污染密集品的出口规模也在急剧膨胀, 而现代服务贸易与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却相对滞后。FDI大量流入中低端制造业与高耗能产业, 致使整个地区偏污染型的生产活动规模不断扩大, 虽然FDI能产生一定的技术外溢、制度示范等正面效应, 但远低于其生产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环境负面效应, 结果导致整个地区的工业排放日趋增多, 环境污染随之恶化。与此相反, 进口贸易则减缓了长三角地区的环境压力, 这主要是因为商品的进口, 尤其是污染密集品的进口不仅能促进市场竞争, 有效替代过剩产能, 而且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与扩散能提高整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 从而有助于缓解经济贸易增长所带来的环境负影响。

注:*代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四)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Engle表述定理 (1987) , 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则基于VAR模型可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ECM) 以检验变量间的动态关系。在VECM模型中, 误差修正项ecmt-1能反映变量之间在短期波动的不断调整下最终回归的长期均衡关系, 而修正系数矩阵α则能反映差分因变量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系统对其进行修正的调整速度。在做VECM检验之前, 本文先对整个模型的平稳性进行了检验, 由检验结果图1知, 所有特征根均落在单位圆内或圆上, 表明VECM模型是稳定的, 由此得出的结论较为可靠。鉴于VECM的滞后期是无约束VAR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 而前文确定的VAR模型滞后期为3, 因而本次VECM检验的滞后期应设为2, 检验时序列仍保留确定性趋势但协整方程仅含截距项。运行EVIEW6.0后, 可得到以下矩阵形式的估计结果:

其中Yt=[PLTN LNEXP LNIMP FDI], vecmt-1=[1-1.558 0.698-0.171]×Yt-0.404。模型总体检验统计量为:Log L=96.3;AIC=-8.4;SC=-7.8。从以上矩阵方程的第一行数据可得出以下结论:短期内LNEXP对PLTN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影响系数较长期大, 这表明长三角地区出口的增长会使污染排放短期内立即增加, 长期内出口贸易所发挥的规模效应与技术效应却部分抵消了其短期所产生的污染效应;与长期影响一样, 短期内LNIMP也对PLTN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因此进口贸易的生产替代作用能在短期内有效缓解污染排放压力, 且长期内随着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 其对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会更大, 因而进口的长期影响系数会大于其短期系数;与长期影响相反, 短期内LNFDI会对PLTN产生较显著的负面影响, 但影响力度较长期小, 可见FDI的流入在短期内有利于污染排放的减少, 这是因为外资项目的建设通常需要一定的周期, 在外资企业开工投产前或试运营期间, 其生产规模较小因而污染排放也较少, 加上企业创建初期技术设备、中间品的进口还能产生一定的国产替代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 所以短期内的污染排放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有所减少, 但长期内随着产能的扩大, 特别是区内上下游产业被带动发展后, FDI将逐步发挥其进口替代效应, 从而使国内生产与污染排放的压力随之增大, 当FDI的污染排放效应超过其技术转移效应时, FDI必然会加剧环境污染;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负, 符合反向纠正机制, 而其绝对值较小, 表明短期波动对长期均衡趋势的偏离程度较低, 因而系统调整速度也较小, 所以长三角地区外贸、FDI对污染排放的影响还是比较稳定的。从矩阵方程的其他几行数据还可看出, 在滞后两期内PLTN对LNEXP与FDI均有较显著的负面影响, 但影响系数较小, 说明近年来随着环评审批、环保“三同时”、排污注册与许可以及排污费征收等环保措施的相继出台, 长三角地区的环境政策法规体系日趋完善, 环境执法与监管力度也有所提高, 因此环境规制在抑制整个地区的粗放型出口与引导外资流向等方面已经初现成效。

(五) 格兰杰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关系的存在并不表明变量之间必然有经济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因此还需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做进一步验证。本文首先基于变量的水平值对长三角地区PLTN与LNEXP、LNIMP、LNFDI间的长期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检验, 然后在上文VECM模型的基础上应用WALD系数检验法对变量的差分值进行短期的因果关系检验。从检验结果表3可知, 不管是长期或短期, 在10%以内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上, LNEXP、LNIMP与LNF-DI均是PLTN的格兰杰因, 表明长三角进、出口贸易与FDI流入确实是影响整个地区环境污染变化的统计学原因;反过来, 在90%左右的置信度水平上, PLTN也是LNEXP与LNFDI (LNIMP除外) 的格兰杰因, 这表明随着长三角地区环境管制的加强, 环境资源, 作为一种对比较优势具有影响力的生产要素, 已通过成本传导机制对长三角的出口贸易与FDI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 但对进口贸易的反作用由于环境监管、执法等方面的原因目前尚不明显。

三、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结论, 为进一步促进长三角地区外贸、FDI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在政府层面, 应完善节能减排地方性法规, 加大执法监管力度, 加强区域产业、贸易和环保政策的衔接, 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环保标准体系和环保标志制度;优化产业与出口结构, 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 同时调整区内工业布局和能耗结构, 建立高污染密集产业特别控制区, 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大力促进环保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严格实施废旧物品进口监管制度, 杜绝洋垃圾流入区内, 鼓励引进先进适用的环保技术和治污设备, 放松对污染品进口的贸易保护, 促使污染型产业全面参与国际竞争, 尽快淘汰“三高一低”型落后产能;注重外资利用的质量、效益与水平, 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环保审批与环境监管, 严格限制或禁止污染型项目继续进入区内;加强区域环境合作, 打破行政条块分割, 完善资源产权制度, 创新环境管理手段, 提高环境成本的内化程度;深化政绩考核制度改革, 加快推行、完善绿色GDP核算体系, 适时推出环境垂直管理体系。二是在企业层面, 应鼓励企业树立绿色经营理念, 积极实施清洁生产, 并按照ISO14000系列标准强化环境管理, 努力实现节能、降耗与减排目标;同时大力开发绿色产品, 实施绿色设计与绿色制造, 积极参与国际绿色认证, 开展绿色营销, 促进绿色产品出口。三是在公众层面, 应加强宣传教育, 增强全民环保意识与绿色消费意识, 建立公众参与的环保监督制度;鼓励并扶持环境非政府组织在长三角地区的发展, 充分发挥其环保工作中在协助监督、调停中介与沟通引导方面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张连众, 朱坦, 李慕菌等.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 2003 (3) .

[2]周茂荣.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的影响—基于ACT模型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 (4) .

[3]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FDI因果关系理论篇4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在过去二十年里以惊人的速度激增, 全球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绝大部分集中在了亚洲, 而流向亚洲的FDI当中中国占了将近一半份额。中国的FDI从1979年的几乎为零, 到1998年的455亿美元, 在不到十年后的2009年, 中国的FDI流入增至950亿美元。流入中国的FDI总量。显然深入研究FDI急速增长的原因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对FD的增长产生的作用。

英国雷丁大学邓宁的OLI理论分析了对FDI可以产生作用的三优势模型, 基于OLI模型, 我们可以得出知识产权保护对FDI的作用机制,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增强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 削弱内部化优势, 从而影响跨国企业的国际经济活动的决策, 进而影响跨国公司对某一国进行FDI的强度。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取决于对三种优势综合影响程度的对比。如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内部化优势削弱占主导作用, 那么, 跨国公司就会减少对东道国FD的投入, 选择通过技术许可方式来进行国际经济活动, 进而取得知识资产的收益。如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引起的所有权优势的加强和区位优势的增加占据主导作用, 则FDI的增加将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出,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国直接投资是促进还是有削弱作用, 通过OLI理论模型得到的结论是不确定的, 需要通过对三种优势产生的影响均衡后的结果来决定。

二、IPR保护强度测定指标的选取

在数据选取时, IPR保护强度的测定至关重要综合考虑到在中国IPR保护的具体情况, 一方面, 我们在充分考虑中国在92年加入WTO后, 以及多年来在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相关领域作出的努力, 使得中国知识产权立法标准已经符合TRIPS协议;同时又考虑到中国法律体系不够完善, 司法立法的不同步性, 加上国民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认识仍有欠缺。笔者采用徐春明2008年提出的根据中国具体情况优化的知识产权的度量方法, 这个方法是加入中国因素Park&Ginarte的修正方法。

根据以上方法, 我们可以计算得出中国85年到04年间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经过调整后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实际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也能很好的解释尽管我国使用国际方法计算出的IPR指数虽然很高, 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并且超越了加拿大等某些发达国家的情况下, 但是美国等一些国家仍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不满。

三、IPR强度和FDI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结论

基于此, 笔者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和IPR强度应该存在某种方向上的长期均衡关系, 即格兰杰因果关系。为了对FDI和IPR保护强度之间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对中国外国直接投资FDI以及IPR指数进行如下处理, 取自然对数以消除异方差情况降低变量的非平稳阶数。由于Ln FDI和Ln IPR很大可能具有非平稳性, 因此, 我们先对变量进行单位根平稳性检验。若检验结果为非平稳, 采用协整检验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协整检验基础上, 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因为协整的变量之间, 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格兰杰原因。

从Ln IPR序列走势图可以判断, Ln IPR有明显的走势可能不是平稳序列。因此我们使用有截距项无趋势项的ADF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由检验结果得知, ADF统计量的值为-0.871, 伴随概率为0.396, 由此判定IPR的对数序列存在单位根。继续对Ln IPR的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ADF=-2.765, 伴随概率为0.0086远小于0.05, 因此一阶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 D (Ln IPR) 是平稳序列, 即序列D (Ln IPR) ~I (1) , 是一阶单整序列。

同样我们对变量Ln FDI, 进行ADF检验发现, 时间序列不平稳, 但是一阶差分序列D (Ln FDI) 的ADF值为-2.876为一阶单整。

由ADF检验的结果我们看到Ln IPR和Ln FDI都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 这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通过逐步回归, 我们得到模型的估计结果。对协整关系的检验, 本文利用格兰杰提出的基于回归残差的ADF检验, 结果证明回归残差是平稳的, 故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在Ln FDI和Ln IPR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的基础上, 笔者进一步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两者进行了检验。因此我们得到FDI和知识产权之间存在单方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知识产权保护对于FDI来说是Granger原因, 且滞后期为1。

由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知识产权保护确实是影响FDI的原因, 说明,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FDI由较强大的正向作用, 中国FDI整体的增加来源于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的加强。

参考文献

[1]杨全发, 韩樱.知识产权保护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策略[J].经济研究, 2006 (4) [1]杨全发, 韩樱.知识产权保护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策略[J].经济研究, 2006 (4)

[2]公衍照.知识产权对国际直接投资与技术转让影响机制研究述评[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 2006 (5) [2]公衍照.知识产权对国际直接投资与技术转让影响机制研究述评[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 2006 (5)

[3]赵伟.知识产权保护与外国直接投资[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74) [3]赵伟.知识产权保护与外国直接投资[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74)

FDI及跨国公司理论文献综述篇5

传统上, 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将研究重点放在产品贸易上。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FDI及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使其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特别地, 由于跨国公司日益成为全球贸易的操作者, 因此, 对FDI流动及跨国公司行为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济学家对FDI及跨国公司的研究, 按照分析角度和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分支:资本国际流动的宏观视角和公司生产决策的微观视角。前者属于国际金融的研究领域, 后者属于国际贸易的研究领域。在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步开展国际化战略的背景下, 了解FDI及跨国公司理论, 并且能够区分影响FDI流动及跨国公司活动的各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早期发展与OLI框架

在FDI及跨国公司的研究领域中, Hymer (1976) 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可以看作是力图解释FDI及跨国公司行为的最早尝试。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由于一个公司在海外市场操作将要付出比当地公司更多的额外成本, 如通讯及运输成本、在海外配置人员的成本和语言和文化障碍等。因此, 跨国公司相对于当地企业应该在其他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否则进入当地市场就是无利可图的, 而跨国公司的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市场力量或者说是垄断力量上, 利用这种力量它可以在当地市场上获得较高的垄断租金以弥补其成本。Buckley和Casson (1976) 从市场不完全性出发解释FDI及跨国公司, 提出“内部化理论”。根据交易成本理论, 市场不完全性使市场交易会产生交易成本, 成立企业将这类交易置于企业之内可以避免交易成本的发生, 但又会增加相应的监管成本, 交易成本与监管成本之间的权衡将决定企业的边界。内部化理论强调当这种权衡使企业的边界跨越国界的时候, 跨国公司就伴随着FDI产生了。

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 Dunning (1977) 提出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来解释FDI及跨国公司。根据该理论, 公司是否进行FDI并成为跨国公司取决于三个条件: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 这就构成了“OLI框架”。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可以是其他公司所没有或者无法获得的产品或生产过程, 如专利、蓝图和商业秘密。也可以是一些无形资产, 如商标和关于产品质量的声誉。不管形式如何, 所有权优势使跨国公司能够获得一定的市场力量或者成本优势以克服海外经营所产生的额外成本。这实际上垄断优势理论的观点是一致的。公司的内部化优势指企业本身所拥有的将其所有权优势内部化的能力。由于外部市场的不完全, 代表所有权优势的公司资产如果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转移可以减少风险, 提高利润。这一点包含了内部化理论的成果。除了跨国公司自身的特点外, 东道国市场也必须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 从而使跨国公司在当地生产比在母国生产更有利。这些优势包括劳动力、原材料、贸易壁垒、市场规模、运输成本以及政府相关政策和法规等。这些因素与贸易理论的研究相类似。

这个时期的理论主要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来解释FDI和跨国公司, 但这些理论大都以描述性为主而缺乏严密的证明。OLI框架虽然对FDI及跨国公司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释, 但充其量不过是对FDI和跨国公司的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 并没有进一步分析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公司的跨国经营决策, 也没有考虑企业进行国际化其他途径对FDI和跨国公司活动的影响。

三、基于新贸易理论的一般均衡方法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经济学家将产业组织方法引进国际贸易研究, 形成了新贸易理论。该理论在一般均衡的贸易模型中加入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这两个重要的假设, 在同一个模型中很好地解释了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发生。但在该理论中一个企业通常只在一个国家生产一种产品, 因此, 不存在跨国公司和FDI。针对这一状况一些贸易理论家力图将跨国公司加入到新贸易理论的一般均衡框架中去, 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文献。按研究中企业成为跨国公司的动机可以将文献分为两大类:垂直型跨国公司模型——进行全球化生产以获得更低的生产成本;水平型跨国公司模型——进入全球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

Helpman (1984) 在标准的H-O框架下 (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两种生产要素) 展开分析, 提出了垂直型跨国公司模型。其假设: (1) 产品生产不仅需要生产要素, 同时也需要“总部服务”。这些服务能够被在不同国家的工厂使用, 被采用总部服务就变为该公司的公司特定资产, 这些资产包括营销、管理和对特定产品的R&D等。 (2) 生产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 而且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地点。为了获得更低的生产成本, 企业就存在成为跨国公司的动机, 即将总部服务设在资本相对充裕的国家, 而将产品生产设在劳动相对充裕的国家。这一结果称为对跨国公司的“要素比例假说”。该模型与OLI相比更进了一步, 但其结论现实相悖——大量的FDI和跨国公司活动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该理论在分析中假设不存在贸易和运输成本, 而水平型跨国公司模型就是从这一点出发进行分析的。

水平型跨国公司的标准模型最早由Markusen (1984) 提出, 跨国公司在他的模型中被定义为水平型的, 即企业在不同的市场上通过当地生产供应当地市场。Markusen强调公司水平规模经济是FDI和跨国公司出现的决定因素。因为总部服务可以同时被多个工厂利用, 所以拥有两个工厂的一个公司的固定成本要低于分别拥有单个工厂的两个公司的固定成本总和, 由此产生了公司水平规模经济。模型认为公司水平规模经济有利于一个企业成为跨国公司, 同时高昂的贸易和运输成本也将促进FDI与跨国公司活动, 因为当地生产可以节约运输成本。Brainard (1997) 进一步发展完善了水平型跨国公司模型, 研究公司如何权衡出口与FDI这两种进入国际市场的途径。她在Markusen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工厂水平规模经济, 即由于工厂产量的增加所带来的生产成本的下降, 而这正是新贸易理论中所强调的。根据其结论, 跨国公司将在下面的情况出现:公司水平规模经济与贸易和运输成本相对于工厂水平规模经济较重要;国家间的经济规模相近, 且要素禀赋相似。工厂水平规模经济的存在不利于跨国公司, 这是因为为了获得工厂水平规模经济公司必须使其生产活动集中于一地。同样地, 当国家间的经济规模和要素禀赋差异较大时, 将生产放在拥有较大的市场或密集使用的要素较充裕的国家对企业来说更有利。由于上述理论强调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对FDI及跨国公司的影响, 其结论被称为“接近集中假说”。

水平型跨国公司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FDI及跨国公司活动, 但却将垂直型跨国公司排除在模型之外。由于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垂直型FDI又重新活跃起来, 出于将两种类型的跨国公司放入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进行分析的目的, Markusen (2002) 提出了“知识资产模型”。模型包含三类公司:国内公司——总部和工厂都设在同一国家;水平型跨国公司——总部设在母国, 并且在母国和东道国都设有工厂;垂直型跨国公司——将总部和工厂分别设在不同的国家。知识资产是对早期模型中总部服务的进一步解释, 其具有分割性、熟练劳动密集性和联合性三个特点。其中, 分割性是指知识资产的生产可以和产品生产在空间上分离;熟练劳动密集性是指知识资产相对于产品生产来说是熟练劳动密集型的;联合性是指知识资产对于一个公司旗下的多个工厂来说具有“非排他性”, 就知识资产的使用来说增加一个工厂的使用不会带来太多的成本, 这是产生公司水平规模经济的根源。显然, 分割性和熟练劳动密集性与垂直型跨国公司相联系, 使公司根据要素价格与市场规模来选择其总部和工厂的地点。而联合性则会导致水平型跨国公司的产生。模型进一步分析国别、地区特征如何影响FDI与跨国公司, 这些特征包括经济规模、相对经济规模、相对要素禀赋差异、贸易及投资成本等。其结论与之前研究的结果相似:水平型跨国公司发生在相似的国家之间, 而垂直型跨国公司则发生在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为了使结果更好地与实际数据相比较, 模型进一步分析这些特征对公司海外分支机构产量的影响, 发现该指标有两种情况较高:国家间市场规模相似;熟练劳动充裕的小国。前者是由于水平型跨国公司, 而后者是由于垂直型跨国公司。

四、当前的发展:公司差异性与公司内部的组织结构

跨国公司理论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发展主要基于OLI框架中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 而作为当前FDI及跨国公司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则是由内部化优势展开的。由于近年来国际外包十分活跃, 使经济学家从内部化的角度研究公司在一体化或外包上的选择。McLaren (2000) 、Grossman和Helpman (2002) 从最终产品生产商与中间产品生产商的匹配 (Matching) 问题出发, 研究公司对一体化策略和外包策略的选择。最终产品生产商与中间产品生产商在交易时是否匹配对双方来说都存在风险, 而当市场规模较大存在较多的潜在买方和卖方时, 买卖双方匹配的可能性更大, 因此, 在一个“大市场”中的公司更有可能选择外包策略, 这就是“厚市场效应”。上述理论实际上都是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进行论述的, 模型间的差别在于对交易成本产生原因的不同论述。

与使用交易成本方法的模型相对, Antras (2003) 使用利用产权方法研究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他假定产品生产需要总部服务和中间投入品, 总部服务相对于中间投入品是资本密集的, 中间投入品可以由专业供应商提供 (外包) , 也可以在企业内部生产 (一体化) 。由于合同是不完全的, 双方实际是在产品销售后通过谈判来分配“事后利润”, 权利或控制的配置将会影响企业的效率。当产品生产需要的总部服务比重较高时, 一体化策略使公司获得更多的利润。反之, 则外包更有利。Antras (2005) 将模型动态化, 假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品生产中总部服务的重要性不断下降, 结果发现公司的组织结构将发生类似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产品生产初期在国内的公司内部生产, 接着在国内使用外包生产, 然后在国外的子公司内部生产, 最后在国外进行外包生产。

当前FDI及跨国公司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考虑具有不同生产率的公司是如何选择国际化战略的。Helpman、Melitz和Yeaple (2004) 在Brainard (1997) 的水平型跨国公司模型基础上加入公司生产率差异的假设, 模型中公司的生产率差异表现为生产的边际成本差异。由于FDI与出口和国内经营相比需要承担更高的固定投入, 因此, 只要生产率相对较高的公司才会参与。而FDI的固定投入比出口更高, 所以只有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才会进行。Antras和Helpman (2004) 将公司生产率差异的假设运用于Antras (2003) 的不完全合同模型, 研究公司的国际生产组织结构。研究发现公司生产率差异决定是否从事海外操作, 而企业的生产组织结构, 仍然由最终产品生产商与中间投入品供应商在产品生产中的相对重要性决定。他们进一步发现:总部服务的重要性上升将减少公司的国际化操作;企业生产率分布较广的行业, 企业国际化程度较高;南方国家竞争能力的提高将提升北方国家所有行业的国际化程度。

五、评述

FDI及跨国公司理论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它使我们对现实中在全球市场上的FDI流动及跨国公司活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但这些理论大都是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 他们的理论分析主要以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因此, 往往是在企业具有潜在的国际化能力的基础上探讨企业跨国行为背后的经济原因。而对企业是如何由一个国内企业逐步转变为跨国企业这一动态过程却鲜有涉及, 而这一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这些国家的企业大多处于这一转变过程中, 理解影响这一动态过程的因素, 对于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十分现实的指导意义。

FDI与中国经济的关系及其影响篇6

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一般又称为国际直接投资或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形式之一。它是指投资者到国外直接开办工矿企业或经营其他企业,将资本直接投放到生产经营中去的经济活动。它不是单纯的资金外投,而是资金、技术、经营管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内东道国特定的产业部门的转移,是指以控制国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对外投资,它可以通过在东道国创建一个新的企业或收购一个己存在的企业来达到创建海外企业的目的。

二、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情况,很多外企重都出现了一些垄断现象,民族品牌有开始消亡的迹象,这不得不让我们考虑到,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还存在一定问题,需要不断的改进和完善。

1. 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

外商在我国各行业投资比例各有不同,这也是导致我国人均收入差距增大的一个原因。由于各个行业获得的资金不同,其资金利用额不同,盈利也就不同,因此各行业人群的收入也就不同,由此便导致了我国人民收入差距增大的问题。

资料来源:《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由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很小,投向第二产业的资金占据主导地位,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结构的深层次优化,即在促进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作用有待提高。在农林渔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商投资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在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领域,外商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由于外资大都看好中国具有劳动力资源优势,加之这些产业资金回收期短、见效快,能够保证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我国要是依靠自身的廉价劳动力赚取少量的利润,而高额利润主要被发达国家占有,他们依靠自身的知识产权或技术而赚取大量利润。

2. 导致地区资金投入分布失衡

我国现今中、东、西部经济的差异化也有一部份是各国外资投入失衡导致的结果。

资料来源:《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由表2可以看出,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交通较为便利的东部地区,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交通较为不便的中西部地区只投资很小一部份。这也是造成我国现今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异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家的政策导向偏向于东部地区,大多优惠政策都给予了东部地区,而交通较为不便的中西部地区却很少得到这样的政策。为了解决东西部经济差异扩大这个问题,国家如今也实施了不少政策。

由于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影响,外资实际投入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中西部地区受到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吸引,其本来就缺少的资金、人才难以遏制地向东部沿海流动,造成中西部产业的竞争力日益下降,地区间GDP差异无论在相对数还是在绝对数上都进一步扩大,对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3. 盲目引进外资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更多大型跨国企业进入我国,如IBM、宝马、沃尔玛等,他们在我国投资建厂的同时,也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展。但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来说,这只是个起步阶段,它还需要更多的资金和技术。

资料来源:《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2006年里,我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了20.22%,而在2009年里,同比减少了-5.76%,这说明外商投资减少了。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一栏中,同比增长由2006年的1.44%降到-4.06%,表明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也降低了,这是由于外商投资额的减少而引起。我国外资减少一方面是与我国政策有关,近年来随着我国就的快速发展,我们逐渐认识到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不在是改革开放前的盲目引进,而是认为经济的发展不应该以环境的牺牲为代价,在引进外资与技术的同时,还要看它是否会破坏环境,给社会带来危害,由此也就排除了许多的外资与技术。此外,我国外资的减少还与国际关系有关,近年来,印度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劳动力优势也逐渐显示出来,西方各国把目光投向了这些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地区。

由于人群整体素质不够高,对资源认识不够深刻,人们不懂得如何把资源循环运用,使得很多资源流失。中国在资源利用技术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没有形成一个很大的产品市场。中国地大物博,是一个很大的资源出口国,很多外资就是看中这一点,很多投资商来中国建厂,利用中国的资源,运用高科技技术把产品加工,包装,卖给中国人民。牺牲大量的资源和环境的破坏来换取企业的发展。出现了中国企业为外资“打工”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不但减少了我国居民和企业对资源的利用机会,而且便利了进口国的发展,浪费的同时又构造了经济发展的竞争威胁。

我国为了经济的发展,把一些损害我国经济环境的一些企业引进国内。为了吸引外资,不计代价。跨国公司把一些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转移到我们国家。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 垄断初见端倪,外资并购呈现独资化趋势

部分外国直接投资落户中国后,凭借其高新的技术、庞大的规模、充足的资金等方面的优势挤占我国市场并形成垄断,尤其在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领域,很多外商企业已占据绝对优势,对我国产业安全构成威胁。

如宝洁在中国除上海沙宣是合资企业外,其余9家已全部独资;欧莱雅仅用50天就整合了中国护肤品牌“小护士”;国内大型超市80%被沃尔玛、家乐福等跨国公司纳入囊中。无论是外资并购、还是外资控股国内企业,近年来都呈现出并购独资化趋势。目前,外商已不满足于直接投资,外资谋求企业控股权的欲望逐渐显露,在控股权、控制销售权及财务权、品牌使用权上提出明确的控制要求。尤其在控股权方面表现得更为迫切,包括最初以参股、相对控股实施并购的跨国企业,现在也谋求通过增资扩股实现绝对控股。从外资并购对象和目标看,外资(跨国公司)已瞄准那些竞争力较强、对产业结构影响深远的行业,特别把一些具有竞争实力的国企作为并购的重点。除了在竞争性行业并购重点企业外,他们也试图在资源等上游产业进行拓展。外资在并购中国企业的热潮中,与地方政府联手,用并购方式直接占领国内市场,消灭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他们对一些国内具有战略产业的企业实行“斩首计划”。即“必须控股”、“对方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未来收益必须超过15%”,这三点已成为外资在我国并购企业的基本要求。

外资过度并购将不利于我国产业的发展。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国家的经济控制力受到挑战、弱化和抑制了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容易造成跨国公司的垄断和限制性竞争、对国内企业长远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带来不利影响、导致大批民族品牌流失。我们必须尽早解决这些问题。

三、优化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对策

1. 优化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

制定科学的外商投资企业行业规划,配合以有效的产业政策指导。重点引进技术先进型产业的外商投资,严格控制技术传统型产业的投资,适当引进外国金融产业资本进行有效的产业政策指导完善外商投资的外贸效益检测评估工作。在农林渔牧业行业,我们应该提高技术,发展现代农业,而不是仅仅依靠各种原始工具以及人力。在制造业方面,应该自主研发,研究本国的产品,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从而才能获取更多利润。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相互均衡,健康发展。

2. 大力吸引以生态为导向的外国直接投资

中央统一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应该对目前各地实行的一些不规范的优惠政策进行清理整顿,制止各地盲目引进外资的竞赛。坚持科学发展观,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那些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大型外资企业进行严格的把关,保护我国的生态环境。为建立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3.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税收、环保、劳动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健全的基础上,让各个外资企业相互竞争,优胜劣汰。

在外资过度并购方面,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来限制外资恶意并购,赢得宝贵的经济结构调整时间。尽管去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国家六部委联合颁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对外资并购有一些明确规定和约束,但还未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包括反垄断法也尚未出台,特别是在事涉国家安全的经济领域的保护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我们要学习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尽快填补这一空白,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建立健全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起严格的维护经济安全的相关制度,用法律和制度来防范外资的恶意收购和垄断行为。

4. 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监管

针对管理水平较低这个问题,国家应该从最基本的教育做起,对于企业人员,国家可进行大量培训以提高其操作水平。但长远来看,应该发展基础教育,从儿童开始,为国家未来的发展作铺垫。

充分利用外资企业的资金,以竞争优势为导向,将比较优势与新技术优势发展模式结合起来,在充分发挥现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制度、管理,支持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结构创新,从而实现出口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和国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利用外资的这个问题上,在法律方面,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法律漏洞;在经济方面,我们应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在政策方面,中东西部应该平等对待,或者现在更多的偏向于中西部地区。只有正确利用和处理好外资的问题,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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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泉州晚报.从数字看我国2006年经济形势[J]http://www.qzwb.com/gb/content/2007-01/26/content_2369661.htm2007.01.26

FDI因果关系理论篇7

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长久以来众多经济学者倾注了大量精力。早期chenery和Strout (1966) 年提出了“双口”模型。Camposhe 和Kinoshita认为集聚经济、市场规模、廉价劳动力及丰富的自然资源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也大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黄华民 (2000) 在其文章中对FDI和我国实体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在外资流入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方面, 赵晋平 (2001) 进行了计量分析;沈坤荣 (2001) 研究发现, 外商直接投资我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拉动效应。从以往的文献看, 众多学者对FDI和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但是尚没有学者对河南省FDI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详尽的研究。本文在总结国内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GDP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研究, 在此基础上位河南省吸引外资提供建议。

河南省是我国中部经济大省, 同时又是人口和农业大省, 其经济地位极其特殊。近年来河南省经济发展卓有成效, 多年来GDP稳居全国前五。伴随着中国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进程的加深, 河南省参与世界经济的步伐也在加快。同时, 国家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中扩大了外商投资领域, 扩展外商投资渠道, 河南省在引进外商投资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 实际利用外资额从1990年的1000万美元左右增长到了2010年的62.5亿美元。大规模的引进和利用外资促进了河南省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加快了河南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因此, 研究该省的FDI与GDP的增长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检验FDI对本省GDP增长的效果, 以便为该省引进和利用外资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2 模型构建

经济增长是由众多因素引致的, 消费、投资、劳动力增长、技术进步等因素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国内外学者, 在关于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都一般都认为, FDI对一国和地区经济增长有着极大推动作用, 并且对于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 FDI是一种相对安全而又低成本的发展经济的方式。本文为了集中精力研究FDI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 假设消费、投资、劳动力增长、技术进步等因素不变。只考察FDI和GDP之间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是否认以上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 或者认为这些因素确实不变, 只是为了研究方便, 故作出这样的假设。

本文为了量化研究河南省FDI对GDP增长的贡献及贡献率, 收集了河南省近26年 (即1985—2010年) 的经济发展数据, 主要包括GDP和FDI的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来自《河南省统计年鉴》以及一些公众媒体公布的数据。因篇幅有限, 数据不再列出。

从一般经验看, FDI的每年增量作为新增投资的一部分是会推动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因此本文选定GDP作为因变量, FDI为自变量建立模型, 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数据带入模型检验, 发现把GDP作为因变量, FDI和FDI滞后一期的数据作为因变量, 模型拟合结果最好, 所以模型选用FDI和FDI (-1) 作为自变量。具体模型如下:

GDP=FDI+FDI (-1) +c。

由于GDP和FDI所用单位不同, 为了消除模型的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分别对GDP和FDI两变量取对数, 记为lnGDP和lnFDI, 线性方程变为以下形式:

ln (GDP) =ln (FDI) +ln (FDI (-1) ) +c。

3 模型检验

3.1 平稳性检验

本文所用数据为河南省1985—2010的经济统计数据, 为时间序列数据, 经典时间序列分析和回归分析的前提假定之一是时间序列具有平稳性, 为检验所用数据是否符合平稳性的假定, 现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对lnGDP进行平稳性检验, 选用含趋势项和常数项的检验, ADF检验结果如表一。

并且常数项和趋势项的t值分别为3.525908和3.267848, 即t统计量显著, 选用含趋势相和常数项的检验是合适的。ADF检验结果显示t=-3.365538<-3.2418, 小于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可以认为lnGDP的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 是平稳序列。

对lnFDI进行平稳性检验, 选用选用含趋势项和常数项的检验时, 常数项和趋势项的t都不显著, 因此应选用不含常数项和趋势项进行检验。选用不含常数项和趋势项进行检验, ADF检验结果显示t值均大于相应临界值, 再对相应的一阶差分序列作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二。

从检验结果看, 在1%、5%、10%三个显著性水平下, 单位根检验的t统计量均小于相应的临界值, 表明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序列, 即FDI是一阶单整序列。以上检验结果显示:lnGDP和lnFDI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为一阶单整序列, 符合协整的前提条件。对变量进行最小二乘回归, 估计结果如下:

Ln (GDP) =2.422070+0.268752ln (FDI) +0.295126ln (FDI (-1) ) 。

再对模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 ADF检验结果如表三。

从检验结果看, 在1%、5%、10%三个显著性水平下, 单位根检验的t统计量均小于相应的临界值, 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 是平稳序列。说明lnGDP和ln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3.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上部分的平稳性检验已经证明FDI和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但是FDI是否确是GDP增长的原因, GDP是否对FDI有推动作用, 仍需要进一步的检验。因此本部分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检验结果如下:

检验结果显示,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滞后一期的情况下, lnFDI不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 lnGDP是lnFDI的格兰杰原因;在滞后两期至四期的情况下, lnFDI和lnGDP的格兰杰原因, lnGDP也是lnFDI的格兰杰原因。可以理解为lnGDP和lnFDI互为格兰杰原因。FDI的增长能够推动GDP的增长, 同时GDP的增长也能使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得更多的FDI。

因此, 该模型设立是合理的, OLS对模型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如下:

即GDP增长的26.88%可以由本期的FDI解释, 29.51%可以由上期的FDI解释。

4 结论

本文通过对两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发现GDP是平稳序列, FDI是非平稳的, 但它是一阶单整序列。同时GDP和FDI的线性组合也是平稳的, 即FDI和GDP长期趋势是一致的, 二者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对GDP和FDI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 FDI和GDP是互为格兰杰原因。即河南省实际利用外商投资越多, 则经济增长越快。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实际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越多, 越能够促进本国或者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反过来, 河南省经济增长越快, 吸引外商投资量就越大。从现实的经济状况理解, 一个地区经济增长越快, 其投资机会就越多, 投资环境也相应的越好, 这当然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

自我国加入WTO以来, 河南省实际利用外资额及经济增长都获得了较大的提高, 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河南省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屡创新高, 经济社会加速发展。这些事实都印证了本文所述观点。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 河南省应抓住产业转移有利时机, 大力引进和利用外资, 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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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白景峰, 宋松岩, 王琰.近20年来河南省FDI结果变化分析及对策[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0, (12) .

FDI因果关系理论篇8

改革开放后, 我国利用FDI的规模不断扩大, FDI已成为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1979年9月, 我国签订了第一个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协议, 1980年5月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诞生, 从此以后, 外商直接投资迅猛发展, 目前我国不仅成为吸收外商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而且在2002年首次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引资国。如图1所示, 1983—2009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总体呈增长趋势, FDI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资本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FDI的持续流入, 我国经济也获得了持续稳定的增长, 如图2所示, 通过比较我国经济增长率与FDI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可知GDP增长率与FDI增长率的变化规律有很多相似之处, 发展趋势基本一致,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FDI是我国经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为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中国FDI给予了高度的关注。Chuang Chen、Lawrence Chang和Yimin Zhang (1995) 从来源、数量和地理分布等方面研究了1978年后 FDI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结果表明FDI不仅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而且提升了国内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陈浪南、陈景煌 (2002) 认为我国FDI与GDP呈正线性相关;任永菊 (2003) 分析证明FDI与GDP存在长期关系, 但其因果关系随着滞后期的不同而不同;陈伟国、赵兵 (2004) 、吴涌超 (2004) 、杜江 (2002) 等都认为FDI对资本形成和积累有积极作用, 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 本文以1983—2010年的数据为依据, 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进而得出我国FDI流入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FDI与我国GDP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 数据和变量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本文采用1983—2010年的年度样本数据, 这些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用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 用GDP表示经济增长水平 (如表1所示) 。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 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 消除经济时间序列数据存在的异方差, 所以对FDI、GDP进行自然对数变换, 变换后的变量分别用LnFDI、LnGDP表示, 本文所有的检验均利用Eviews5.0软件完成。各变量自然对数变换后的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从图3可以看出, LnFDI、LnGDP都呈不断增长趋势, 并且变动方向较为一致, 即两个变量的变化特征非常相似。因此, 可以判断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共同趋势。

(二) 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时, 传统上要求所采用的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 即没有随机趋势或确定性趋势, 否则将会产生伪回归而造成结论无效。但是, 现实经济中的时间序列通常是非平稳的, 所以, 为了使回归有意义, 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前, 需要对其平稳性进行检验, 本文选取ADF检验对lnGDP和lnFDI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如下:

注:检验类型中c, t, k分别代表检验模型中含有常数项、趋势变量、滞后阶数。

从表2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原水平序列LnGDP和LnFDI的ADF值都大于5%置信水平的临界值, 表现出非平稳特征, 说明LnGDP和LnFDI都是非平稳序列。而LnGDP和LnFDI一阶差分的检验统计量分别为-3.115和-3.379, 小于5%的显著水平下所对应的临界值-2.981和-2.986, 说明LnGDP和LnFDI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由此可以得出, LnGDP和LnFDI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即LnGDP～I (1) , LnFDI～ I (1) , 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 即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满足了协整检验的要求。

(三) 模型的协整检验

ADF检验结果表明两个变量具有大致相当的平稳性状况, 具备构造协整关系的条件。接下来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检验LnGDP和LnFDI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结果如表3所示:

检验结果显示, LnGDP和LnFDI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检验中基于最大特征值的迹统计量可以判别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如果迹统计量大于临界值, 则拒绝原假设;反之, 迹统计量小于临界值, 则接受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迹统计量的值18.66大于0.05临界值的值15.49, 拒绝原假设;进一步检验, 迹统计量的值0.11小于0.05临界值的值3.84, 所以接受LnGDP和LnFDI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 从而说明LnGDP和Ln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即根据1983—2010年的数据得出GDP与FD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根据以上分析, LnGDP与LnFDI具有协整关系, 所以可以利用OLS法对其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LnGDP与lnFDI的相关系数R2为0.784, 表明FDI与GDP的相关程度比较高, 方程拟合优度和总体显著性较好, 并且LnGDP和LnFDI存在正相关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变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具有重要的影响, 可以说, 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中, 有77.6%的变动来源于外国直接投资额的变动, 还可以得出, 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单位, 就会带来国内生产总值0.556个单位的增长;F统计量达到了94.436, 模型在给定显著水平下显著性良好;t检验非常显著, 说明FDI对GDP有显著影响。

(四)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说明我国FDI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 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检验一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使用的是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原假设是变量A对B存在格兰杰非因果关系, 若P<0.05, 则拒绝原假设, 变量A对B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且随着滞后期的不同, 检验结果也不同。

由表4可以看出, GDP与FDI的滞后期为7时, GDP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 但FDI是GDP的Granger原因, FDI与GDP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这表明我国FDI对GDP具有显著的Granger影响, FDI的流入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拉动作用。

三、对策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我国利用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 且FDI的大量涌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为了不断提高我国利用FDI水平, 使FDI更好地促进GDP增长,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及本文实证分析结果, 提出了如下对策建议:

(一) 加强利用外资的政策性指导

FDI与GDP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应加强利用外资的政策性指导, 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在资源占有及利用上树立全球性思维, 并加强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及宣传, 不断改善引资环境, 拓宽外商直接投资领域, 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二) 扩大利用外资规模,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FDI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 为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应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规模, 合理有效利用外资;加大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引资力度, 形成利用外资的新格局, 提高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

(三) 提高自主创新与技术研发能力

自主创新与技术研发能力决定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收益水平, 企业应充分利用技术落后的后发优势, 通过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这一渠道, 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 对企业的技术研发给予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扶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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