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关系理论

因果关系理论（共12篇）

因果关系理论 篇1

INUS理论是流行于20 世纪60 年代到80 年代的理论,它主要研究日常用语中因果陈述句的意义。在《论因果关系的INUS理论》[1]一文中,笔者介绍了INUS理论的内容、总结了它所受到的批评。本文将先为INUS理论作简要的辩护,然后提出INUS理论的另一个不足之处。首先,笔者要简单介绍一下INUS理论的内容。

一INUS理论介绍

INUS是Insufficient but Necessary part of an Unnecessary but Sufficient condition的缩写,意思是“某个充分不必要条件中的必要不充分部分”[11]。INUS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当我们说“A是P的原因”时,其实是在说,存在一个条件组合对P来说是充分不必要的,A是这个条件组合中必要不充分的部分。

例如,当我们问“是什么引起了杰克的皮肤癌”[2]249时,答案可能是,由于他的工作,他要长时间暴露在辐射环境中。但是“暴露在辐射环境中”并不是他得皮肤癌的充分原因,因为其他人( 比如他的同事) 也暴露在辐射中却没有得皮肤癌。但是,存在一个条件组合,由暴露在辐射环境中、个人的体质特征以及预防措施不足等组成,这个条件组合是得皮肤癌的充分条件,并且在这个组合中,“暴露在辐射环境中”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麦吉用形式化的语言来表述INUS理论,用A代表INUS条件,比如暴露在辐射环境中; 用B、C表示其他条件,包括应该具备的条件和不应该具备的条件,比如特定的体质就是应该具备的条件,完美的预防就是不应该具备的条件(﹁C就是应该具备的条件) 。那么,AB﹁C就构成一个条件组合,这个组合对于某个结果( 比如得皮肤癌,用P表示) 来说就是充分的。这样的充分条件组合还有很多,比如日常暴晒和特定的体质等组合也可以形成一个充分条件。这些充分条件组合可以分别被表示为AB﹁C、D﹁ EF、﹁ G﹁ HI……

但是,AB﹁C对P来说不是必要的,因为就算AB﹁ C不发生,P也可能因为D﹁ EF的发生而发生;同理,D﹁EF、﹁G﹁HI……对P来说也不是必要的。但是只要P发生,那么它的所有充分条件中,必然有一个已经发生,也就是说AB﹁C∨D﹁EF∨﹁G﹁HI∨……对P来说是必要的。显然,AB﹁C∨D﹁EF∨﹁ G﹁HI∨…… 对P来说也是充分的,因为如果AB﹁ C∨D﹁ EF∨﹁ G ﹁ HI ∨……发生,那么它至少有一个析取支发生,而它的每个析取支对P来说都是充分的。因此,麦吉说,AB ﹁C ∨ D ﹁EF ∨ ﹁G ﹁HI ∨……是P的充分必要条件。

由于INUS理论只考虑A和P的关系,所以可以把析取式AB﹁C∨D﹁EF∨﹁G﹁HI∨……看作AB﹁ C∨Y,用Y表达AB ﹁ C对P来说不是必要的; 进一步,可以将它表示为AX∨Y,用X表示在A对P不是充分的。由此,麦吉得到了对INUS条件的定义( 定义1) :

定义1: A是P的INUS条件当且仅当,对于某些X、Y来说,( AX∨Y) 是P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并且A、X单独地都不能构成P的充分条件。[2]246

麦吉认为,A是P的原因,就意味着A是P的INUS条件。也就是说,原因就是结果的某个充分不必要条件中的必要不充分部分。所以判断A是P的原因的标准就是( 定义2) :

( 1) 存在X,使得AX是P的充分原因;

( 2) 存在Y,使得AX∨Y是P的充分必要原因。

二对INUS理论的批判

对INUS理论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以戴维森为代表的哲学家,对其形而上学基础进行的批判。麦吉说,“当专家说这次电线短路是这次房间失火的原因时,电线短路对房间失火到底有什么效力……显然,专家并不是说电线短路是这次房间失火的必要条件;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其他地方的电线短路或者打翻一个燃烧的炉子,都可能引起房间失火。”[2]245对此,戴维森提出问题说,假设专家知道自己想表达的意思,麦吉所言和电线短路是否是房间失火的必要条件有什么关系呢?[3]693戴维森从事件的个体性出发,他认为某个时刻发生在某个地方的房间失火是一个个体事件,具体的这一次房间失火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某个时刻发生在某个位置的电线短路。发生在其他时间和空间的电线短路,或者打翻燃烧的炉子,即便引起了房间失火,那也是另外一次房间失火。

当然,戴维森只是在讨论因果关系的时候,把INUS理论作为讨论的一个对象,他并不是专门讨论INUS理论。戴维森认为因果关系都是在例示一定规律的前提下,发生在个体事件之间的,所以他认为麦吉所说的这种因果关系,其必要性和充分性分别体现在对原因和结果的描述上,对原因描述得越具体,其充分性就越强,对结果的描述越具体,则原因的必要性就越强。[3]698

对INUS理论形而上学基础的第二个批判是,麦吉所使用的复杂事件的意义问题。在麦吉的论述中,他使用了﹁A、A∧B、A∨B等表达式,分别表示事件A没有发生、事件A和事件B同时发生、事件A或者事件B发生,对于这些表达式的含义,麦吉提出了如下论述:

“如果Y表示一个合取式,那么当它至少有一个合取支没有发生时,Y被定义为没有发生; 如果Y表示一个析取式,那么当它所有的析取支都没有发生时,Y就被定义为没有发生。”[2]247

麦吉的定义是完全根据﹁ 、∧、∨的逻辑含义给出的,这种定义除了会在逻辑上带来一些困难之外,还会在本体上造成困惑。比如,用A表示电线短路发生,那么﹁ A就表示电线短路不发生。“电线短路不发生”表示了一个什么事件呢? 隔壁屋燃烧的炉子被打翻算不算电线短路没有发生? 或者在遥远的星系,有两个星球相撞了,这算不算电线短路没有发生?

在逻辑上,对INUS理论的第三个批判,笔者将之称作“零相干的问题”,即根据INUS理论,一些没有任何联系( 零相干) 的事件之间也存在因果关系。金在权①从最简充分条件出发,提出了一个零相干论证。他首先定义了最简充分条件,他认为,如果条件组合A = { a1,a2,……,an} 是P的最简充分条件,那么任意条件组合A’= A - { ai} ( 1≤i≤n) 都不是P的充分条件[4]433。

金在权首先假设了AB是P的最简充分条件,然后证明了C( ﹁C∨A) B也是P的最简充分条件。证明分两步: 第一步证明C( ﹁C∨A) B是P的充分条件,第二步证明C( ﹁C∨A) 、CB、( ﹁C∨A) B都不是P的充分条件。很容易就可以判断C( ﹁C∨A) B是P的充分条件,因为C( ﹁C∨A) B = CAB,由于AB是P的充分条件,所以CAB必然也是P的充分条件。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证明C( ﹁C∨A) 、CB、( ﹁C∨A)B都不是P的充分条件。根据金在权的上述定义,C( ﹁C∨A) B就是P的最简充分条件。

如果C( ﹁C∨A) B是P的最简充分条件,那么C就是P的最简充分条件的一部分,根据INUS理论的定义,C就是P的INUS条件[4]。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批判,进而如何看待INUS理论呢? INUS理论是研究因果关系的主要理论之一,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批判就全部否定它,我们应该辩证地,既看到它的问题,同时也要看到它的重要意义。

其实,麦吉所要解决的问题,本来就是弄清日常语言中的因果陈述句的意义,在这个方面,INUS理论是成功的。因为,它确实准确地分析了日常语言中的因果陈述句所表达的意义。

日常语言中的因果陈述是一种简化的因果陈述,说“电线短路是房间失火的原因”只是对某个因果关系进行简化后的陈述。INUS理论成功地指出了这一点,并且尝试了复原完整的因果关系。麦吉的复原是否成功,这是批判INUS理论的焦点。不管是关于“事件”的批判,还是关于“零相干问题”的批判,都是对INUS能否成功地复原整个因果关系的讨论。

但是,关于INUS理论的几个批判是可以被辩护或者被理解的。第一个由“事件”概念所带来的问题,部分是自然语言歧义性造成的; 而且,不光是INUS理论用事件作为原因和结果,休谟、刘易斯[7]在讨论因果问题时,也都使用了事件概念,并且都是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的。退一步说,如果不以事件作为原因和结果,那么还能以什么作为原因和结果呢?就算可以以别的概念作为原因和结果,INUS理论讨论事件之间的因果陈述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具体来说,由燃烧的煤炉被打翻引起的房间失火和由电线短路引起的房间失火是不是同一个“房间失火”。这要看我们怎么理解“电线短路不是这次房间失火的必要原因”。在我们这个世界,这次房间失火就是由电线短路引起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时间可以倒退,让房间失火重新发生一次,完全可能的情形是,电线短路没有发生,但房间里燃烧的煤炉被打翻,引起了房间失火。所以,从这种可能出发,我们才说电线短路不是房间失火的必要条件。而且笔者认为,不仅麦吉,休谟、刘易斯在讨论因果关系时,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

再说关于复杂事件的问题,我们不能把复杂事件看作一个简单概念,指称是简单概念才有的。复杂事件就像复合命题一样,它表达一个函数关系,它的意义就是函数关系,对其指称的追问,是不合法的。关于零相干问题的批判,就来源于对复杂事件的错误处理。

以金在权的论证为例。他的论证涉及一个复合事件,( ﹁C∨A) 。对于这个复合事件,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处理方式,一种是认为它没有指称,只表达一种函数关系,这是笔者所持的看法; 另一种是将它看作一个整体,它有某种指称。

第一种处理可以消解金在权论证中的矛盾,如果将它处理为一种函数关系,那么C( ﹁C∨A) B就不是一个充分条件组合,而是两个充分条件组合,即C﹁ CB和CAB。因为( ﹁ C ∨A) 表达﹁ C发生或者A发生,那么﹁C和C、B组成一个充分条件,A和C、B组成另一个充分条件,显然C﹁CB不是P的充分条件,CAB也不是P的最简充分条件。第二种处理也可以消解金在权论证中的矛盾,如果将( ﹁C∨A) 看作一个整体,那么C( ﹁C∨A) B这个整体发生的条件就只能是C发生、﹁C不发生并且A发生、B发生,因为合取枝C和( ﹁C∨A) 之间有一种逻辑关系,这二者不是相互独立的。在INUS条件的定义中,麦吉可不会认为在A和X之间还存在任何关系,A、X应该是相互独立的事件。

从问题的根本来说,用逻辑构造反例来批评INUS理论这种方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数理逻辑没办法区分充分关系和充分原因、必要关系和必要原因。而充分关系和充分原因、必要关系和必要原因是不相等的。已经有研究表明,在它们之间画等号必然会带来逻辑上的自相矛盾。[8,9,10]

三进一步的分析

1. A和X有什么区别?

根据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INUS理论所面临的批判都是可以辩护或者理解的,但是这并不是说INUS理论是一个完美的理论。INUS理论的不足,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 第一,它并没有超越休谟对因果关系的讨论,只是对休谟的工作往精细化的方向进行了推进; 第二,它的精细化主要是将省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复原,给出了因果陈述句的意义,但是它的复原并不完整,它没有给出因果陈述句的所有意义。

原因究竟是最简充分条件的哪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A和P之间的关系、X和P之间的关系都是INUS关系,A和X有什么区别,以至于人们把A而不是X作为P的原因。举例来说,电线短路、堆放易燃干草等共同组成一个充分条件,这两个事件对于房间失火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那么,为什么人们会认为是电线短路而非堆放易燃物引起房间失火的呢?

这说明在某些方面电线短路和堆放易燃干草不一样,那么不一样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呢? 粗看之下,这个问题太容易回答了。最简单地回答是,由于人们的习惯,或者某种意识层面的因素,所以人们把A作为原因。但是细想一下,这个回答并不能让人满意。因为习惯并不是先天具备的,更不是超越不可认识的。目前关于人类意识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了,意识尚且可以研究,何况是习惯呢! 在这方面,有学者关于文化逻辑的研究可以作为佐证,逻辑尚且会因文化环境等后天因素的影响而不同,那么,说习惯受到经验世界的影响也是合情合理的了。

如果习惯是受经验世界影响的,并且A和X的区别在于人们习惯上的倾向,那么这种倾向最终的来源就必然是经验世界,也就是事件A和事件X本身就存在着某种差别。

必须指出,在麦吉的理论中隐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即因果关系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物理层面和认知层面。从物理层面来说,A、X共同构成P的一个充分原因,因果关系应该存在于AX与P之间。但是从认知层面说,或者从知识论层面说,人们会把A作为P的原因。这倒不是说X不是P的原因,只是在AX - P这个( 物理) 因果过程中,人们把X当作环境因素或者其他因素隐去,将这个因果过程变为A - P。人们为什么把X隐去,麦吉并没有做出论述。但笔者认为,这是INUS理论不可缺少的部分。因为根据INUS理论,A、X一起构成P的原因,但是INUS理论却只说A是P的原因,而不说X是P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应该做出说明。

笔者认为,说“电线短路是房间失火的原因”表达了两层意思: 第一、电线短路是房间失火的INUS条件; 第二、除此之外,电线短路和房间失火之间还有某种关系,这种关系是堆积易燃物等和房间失火之间所不具备的。并且第二层意思不是可有可无的,INUS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因果理论,应该说明这一点。

或许有人会提出,麦吉也考虑到了类似的问题,因为他提出了因果域( casual field) 的概念[2]。但是,因果域的概念与我们这里所说的问题是不同的,我们说的是在一个因果过程中,A、X的区别; 而因果域讨论的是两个不同的因果过程①。

2. 时间接近原则

以下回答在大部分情形下应该都是有效的: 除了电线短路,其他条件是一直都具备的( 或者说,其他事件是一直都在发生着的) ; 只有电线短路是最后发生的,并且由之而开始了一个新的物理过程。即,房间里一直都没有安装自动灭火装置,电线下面的干草也一直都堆放在那里,这些条件早就具备了,而房间失火却一直都没有发生。只有在电线短路发生之后,房间失火才发生的。所以,人们会认为房间失火的原因是电线短路。笔者把人们选择时的这种倾向称为时间接近原则。

时间接近原则这种思想,在哲学史上早已有之。比如休谟认为原因和结果之间具有恒常联结、空间接近、时间接续的关系[11]。其中“时间接续”关系是指,结果会在时间上接续着原因发生。这正是时间接近原则所表达的意思,只不过休谟是在原因和结果之间说的,而笔者是在原因内部说的,所以没有直接使用休谟的说法。时间接近原则的特征是,如果A是P的INUS条件,那么( 1) AX是P的充分条件,并且( 2)X比A先发生,( 3) A发生后,P就发生②。

还有没有其他的回答呢? 似乎有的时候我们当作原因的事件,并不是在所有组成充分原因的事件中最后发生的。比如东京发生地震,居民山本一夫被倒塌的房子压死。人们谈到这事的时候,一般会说山本一夫死亡的原因是东京地震。在这个因果关系中,离山本一夫死亡最近的事件,并不是东京地震,而是房子倒塌。但是我们一般来说,不会把房子倒塌看作山本一夫死亡的原因。这对时间接近原则似乎构成了一个反例。

我的回答是,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是需要过程的,任何事态从不具备到具备也是需要过程的,所以山本一夫死亡也有一个过程。那么山本一夫死亡的过程从什么时候算起就变得极其重要了。山本一夫死亡这个过程,可以从他的身体受到伤害算起,也可以从房子倒塌算起。究竟从什么时候算起,这和谈话背景有关。一般认为地震是山本一夫死亡的原因时,是以房子倒塌作为山本一夫死亡过程的开始。而在另一种背景下面,比如医生来谈论山本一夫死亡的原因时,可能会说是身体受到重压,内骨折断刺伤了内脏。这时,地震和房子倒塌都成了山本一夫死亡的间接原因,而山本一夫死亡的过程是从内脏被刺伤开始的。如果以房子倒塌作为山本一夫死亡过程的开始,那么地震作为原因就是满足时间接近原则的。

笔者认为,INUS理论的工作主要是复原省略的因果陈述句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它完成了主要的工作。但是麦吉的INUS理论本身并没有复原出因果陈述句的全部意义,对于A和X的区别,麦吉从来都没提到,他似乎把这种区别当作了一种已经确定的东西。但是,笔者已经说明,这个问题是需要回答的,并提出了时间接近原则来回答这个问题。“INUS理论+ 时间接近原则”构成的这个组合,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才能完整地复原因果陈述句的意义。

摘要：INUS理论认为,原因是结果的某个充分不必要条件中的必要不充分部分。这一理论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原因和结果的本体是什么、复杂事件是什么、零相干问题。笔者在第二部分对这些讨论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在第三部分,笔者对INUS理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充分不必要条件中,原因是哪一个部分。这是被麦吉以及其他讨论INUS理论的学者所忽视的一个问题。通过回答这个问题,笔者对INUS理论进行了补充。

关键词：INUS理论,J.L.麦吉,因果关系,时间接近原则

参考文献

[1]冉奎,陈刚.论因果关系的INUS理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31: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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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AVISON D.Causal relations[J].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1967,64.

[4]KIM J.Causes and event[J].The journal of philosopy,1971,68.

[5]DENISE T C.On the nature of INUS conditionality[J].Analysis,1984,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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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RAND M,SWAIN M.On the analysis of causation[J].Synthese,1970,21:222-227.

[10]HILPINEN R.On the conditions of causality[J].Philosophical studies: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in the analytic tradition,1973,24:386-391.

[11]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11.

因果关系理论 篇2

10中医乙班 沈俊宏 3100102113 医学界有句行话“用药如用兵”.公元18世纪中叶的清朝乾隆年间，御医徐大椿在他自己撰写的《医学源流论》中专辟《用药如用兵论》一章，全面、详尽、准确地阐述了“防病如防敌”、“治病如治寇”、“用药如用兵”等医理。文中提出了治病用药的10种方法，其中“以寡胜众”之法就典型地运用了孙子的“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的观点，主张“一病而分治之，则寡可以胜众，使前后不相救，而势自衰”。如痢疾这种病，症状甚多：便脓血，里急后重、腹痛等。治疗时，以行气、活血两种方法分而治之。行气则后里自除，腹痛亦止，活血则使脓自愈。一种病按气、血分治，从而达到以寡胜众的目的，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说：“《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不过徐大椿并非体察到用药之法如同用兵的第一人。早在被尊为医经的《黄帝内经·灵枢·逆顺》中就谈到医学与兵法的关系，说：“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以与“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灵枢·刺法》）相对应。可见中医用药之道与用兵之法渊源颇深。

中医遣方用药与用兵之道看似毫无联系，但在中医临床用药上，可以看到许多军事理论的具体运用。将中医同中国古代用兵之法联系起来是非常科学，同时，这一理论也是非常严谨的。

首先从方法论上看，中国兵学与中国医学一样，形成了完备而严密的理论体系，都贯穿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辩证施治是中医著名的诊断治疗方法。从哲学上说，它是一种朴素的系统的思维方法。中医把天地人视为一个大系统，“人”又分为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各个于系统。通过望、闻、问、切，对各个系统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对症下药。药分君臣佐使，最后达到治病求本，标本兼治，扶正法邪，治病救人的目的。古代兵法也使用这种系统分析的方法。比如说，关于战争全局的战略问题，《孙于兵法）讲求“道、天、地、将、法”之类“五事七计”，对战争各方面进行总体把握，系统分析；关于行军布阵之类战术问题，兵家也无不讲求天、地、人的相互关联，各种条件在战争运动过程中的有序变化，奇正相生，相反相成，最后达到因敌制胜的目的。

再次，从指导思想上看，兵学与医学更是有着许多共同点。

一是防病如防敌。对于疾病，医家主张“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只有那些能预防或减少疾病发生的医生，才能称得上是良医。对于敌人，兵家主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平时就要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将帅也才能被称为良将。良医本着治病如治寇的负责精神，因而能够高度重视对疾病的预防，做到防徽杜渐，加强防范。

二是择医如用将。明朝椿澄说得好：“知其才智，以军付之，用将之道也；知其方技，以生付之，用医之道也。”（《诸氏遗书》）打仗要委派良将指挥，治病要选求良医诊治，道理是相通的。中国古代所谓良将必须“智信仁勇严”五德兼备，也就是说。必须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只有将才而无武德的将领只能称为“名将”而不能称为“良将”。同样，只有医术而乏医德的医生只能称为“名医”而不能称为“良医”。“良医”必须做到“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怖。广收方论，博通义理，明运气，晓阴阳，善诊切，精察视，辨真伪，分寒热，审标本，识轻重。”（《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如能选择这样优秀的医生治病，何病不克，何疾不愈？

三是用药如用兵。兵凶战危，是一种关乎国家军民生死存亡的暴力行为。古代的医家看到，“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千金要方·食治》）这是从“兵”与“药”的特性上说明二者都具有“刚烈”的共同特点，因此用药要慎之又慎。古人还从用药之法“贵乎明变”着眼，看到灵活多变的共同点。“用哪些药，每种药用多少”直接关系着药效的好坏，也体现着医生水平的高低。用兵亦是如此。编组用兵是用兵的基本方法。编组无非是挑选军兵种并确定其比例关系，挑选是否得当、比例关系是否协调，直接决定战斗力生成的质量。但是，如何选兵、如何确定比例，虽从根本上取决于作战需求，但不同的指挥员往往有不同的取舍，作战效果也是大相径庭。徐春甫《古今医统》指出：“治病犹对垒。攻守奇正，量敌而应者，将之良；针灸用药因病而施治者，医之良也。”这是医家以用兵来比喻用药。《白豪子兵 》指出：“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这是兵家以用药来比喻用兵。显而易见，“兵”与“医”即使不像徐大椿所认为的同源，但也的确是相通相用的。对症用药对药效的影响同样非常大。对症用药是用药的基本依据。“对症”首先要“知症”，即摸透病情。“知症”无非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中医望、闻、问、切的“经验法”，一种是西医仪器检查的“技术法”，但最科学的方法还是中西医结合，既重仪器检查，又靠经验判断。用兵亦是如此。因敌是用兵的基本依据。“因敌”首先要“知敌”，即摸透敌情。“知敌”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技术侦察，一种是经验判断，但在信息化条件下，“眼见不一定为实”，“知敌”最科学的方法是技术侦察与经验判断有机结合。同时，遵循适量用药的基本原则也是重要的。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药量不足，药效达不到，病就治不好；而药剂过量，可能此病治愈，却引起其他不适。因此，用药特别强调“度”，其最高境界是既达到了治病目的，又使副作用降至最低。用兵亦是如此。适量用兵是用兵的基本原则。兵力不足，达不成作战目的；而用兵过度，则会增大损耗，带来战场上的被动。因此，用兵也特别强调“度”，其最高境界是“恰到好处”，即根据作战需要适量用兵、精确用兵，确保既能达成作战目的，又尽量减少附带损耗，有效提升作战效益。

我用因果理论教导孩子 篇3

他认为，各种年龄的儿童都想知道，父母对他们有什么期望，如果不服从，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当命令被坚持下来，行动界限被规定得分明时，他们学到的东西最好。

朋友的话听起来不无道理，不妨试试。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五岁，玩起来忘乎所以，经常跑到街上，这使我大伤脑筋。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告诉他们在街上玩耍的危险性，然后又增加了新的规定：“如果你们再跑上街，那么今天你们就得在屋里待到天黑。”

第二天，四岁的孩子追逐一只球，跑上街了。我既没大声喊叫，也没责备，只是提醒他那条规定。孩子选择了无视我的话，所以我就把他送回屋里。孩子大哭起来，恳求我原谅他一次。我很平静，毫不动摇。两天后，这孩子又“试着”跑到街上，结果当然又是被送回屋里。不到一星期，两个孩子就能安心地在户外愉快地玩起来。瞧，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我的丈夫想知道，这理论在饭桌上是否管用。我们决定试试。这两个孩子经常拒吃我们准备好的饭菜，而要吃些其它的食品。为了安宁，我们几乎每次都让步，尽量满足他们。然而那天晚上，我们通知他们，从现在起，不再有其它的食品了，如果你们不愿意吃，这是你们的选择，后果就是空着肚子到第二天早晨。连着几个晚上，眼泪哗哗，脾气大发。我和丈夫只是觉得好笑，对他们的无理取闹置之不理。真有那么几次，他们不得不饿着肚子去睡觉。两星期不到，他们屈服了，开始津津有味地吃起我做的任何饭菜了。

这几年来，我在许多方面都运用了这个理论。这不仅减轻了我的负担，并且使孩子们学会了自己料理自己。我和丈夫只是提醒他们，给他们出出主意，适当的时候安慰他们，但不再承担属于他们的责任了。持这种教育方法，能使父母大大减少呵斥，而孩子们呢，变得自信，生活也有条理了。

在应用因果理论时，父母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孩子必须能充分理解你所作出的规定及不照着做所产生的后果，并且后果应是孩子们能接受的。你不能指望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去执行与十岁孩子相同的行为标准，应根据孩子的年龄及能力，对规定作些相应的调整。

当孩子们不执行规定时，每次所承担的后果要一致，时松时紧的气氛甚至使最机灵的孩子也会无所适从。

父母应尽量以轻松和蔼的态度去处理孩子们的各种问题。只要父母不是大发雷霆或参与争吵，那么孩子们将很快学会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

训练孩子是多方面的，而因果理论则在许多方面起着作用，它将帮助孩子们学会创造一个理智愉快的生活环境。

劳资关系理论溯源 篇4

劳资关系是相对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而言的, 它反映的是出资人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劳资关系的含义或性质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劳资关系提出的初期, 主要反映的是一种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阶级对抗或利益冲突关系;而当前所言的劳资关系主要是指劳动者与资产所有者之间的关系, 并不反映阶级对抗或利益冲突性质。也正因此, 当代一般使用劳动关系的提法较多。

2. 劳资关系理论溯源

劳资关系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早, 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说, 伴随着19世纪中叶西欧产业革命的开始以及有关劳资关系问题的出现, 劳资关系的理论研究就已开始。

2.1 亚当·斯密的观点

关于劳资关系的研究, 可以追溯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最重要的著作, 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 亚当·斯密分析了劳资关系的存在及表现。

亚当·斯密指出, 劳动者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劳资两方所订的契约。这两方的利害关系绝不一致。劳动者盼望多得, 雇主盼望少给。因此, 劳资矛盾是固有的, 不可避免的。

然后, 亚当·斯密又提出, 劳动者都想为提高工资而结合, 雇主却想为减低工资而联合。在一般情形下, 雇主的人数较少, 团结较易, 加之, 他们的结合为法律所公认, 至少不受法律禁止。但劳动者的结合却为法律所禁止。况且在争议当中, 雇主总比劳动者较能持久, 因为他们纵使不雇佣一个劳动者, 亦往往能靠积蓄维持一两年生活;失业劳动者, 则不能支持多久。就长期来说, 雇主需要劳动者的程度, 也许和劳动者需要雇主的程度相同, 但雇主的要求没有劳动者那么迫切。因此, 在劳资双方的矛盾中, 劳方处于劣势地位。

此外, 亚当·斯密还指出了劳工方要求提高劳动价格而结合的理由, 有时是食粮腾贵, 有时是雇主从他们的劳动得到过多的利润。

2.2 马克思的观点

继亚当·斯密之后, 卡尔·马克思系统研究了欧洲的劳工运动问题, 形成了自己不同于亚当·斯密的认识。

马克思从历史过程的角度论述了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异化、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贯穿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的分析。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研究最重要的贡献, 是对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的分析。其劳资关系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劳资关系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

2) 劳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从经济关系看, 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间的关系, 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资本家是资本的所有者, 工人在劳动环境和劳动产品中被异化了, 劳动力成为“最受摧残的商品”。马克思通过劳动力成为商品、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论述, 对这种劳资关系的性质作了透彻的揭示。

3) 劳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关系。

总之, 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本质上是对抗性的。

2.3 康芒斯的集体行动理论

康芒斯不承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他说:“世界上不仅有两种阶级, 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而是在利益相同之中有多少不同就有多少经济上的阶级……这些经济阶级和他们的冲突……或者产生一种可以行得通的利益协调、或者产生僵局、或者引起大崩溃。”

康芒斯指出, 劳资双方在进行无休止的竞争, 当工会作为一项经济制度的代表就工资和有关雇佣问题与雇主进行谈判时, 便可以将其界定为“双边集体行动”, 也就是集体谈判。

2.4 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主张采用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

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 凯恩斯从货币工资的削减上分析了劳资关系。他指出, 对于个别企业或个别产业来说, 货币工资的削减总是有利的事, 所以, 当货币工资普遍下降时, 尽管实际影响不同, 但在企业家的心里或许还会产生一种乐观情绪。另一方面, 如果劳动者像其雇主一样, 对普遍性的工资削减作出错误的估计, 那么必然会引起劳资纠纷, 所有劳动者为了自身利益都会抵制本行业中货币工资的降低。

但是, 凯恩斯进一步指出, 劳动者对雇主设法压低货币工资的抵制, 较之对因物价上涨而带来的实际工资逐渐的和自动的降低要强烈得多。因此, 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物价, 使货币工资保持不变甚至有所提高, 缓和劳资关系。

凯恩斯还提出, 每当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量时, 劳动者便会联合起来一致采取行动, 或准备采取行动, 使得以工资单位衡量的货币数量增加, 以达到利息率下降的目的, 使充分就业得以实现。因此,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实际上实施货币管理的, 并不是银行系统, 而是以充分就业为宗旨的工会。

凯恩斯认为, 只有实行政府干预经济, 才能使个人的动力得以有效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5.

[2]马克思.资本论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理论和武装的 关系 篇5

深化理论学习，只有努力把党的最新科学理论转化为分析解决问题的世界观、方法论，转化为为官做人的行为准则，转化为推进工作的实际成果，才能真正使党的创新理论的 “热”起来、“活”起来、“实”起来。理论武装是全局的工作

理论的实现程度和武装程度，决定着民族的兴衰。理论武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没有理性思维，就不可能深入、全面地认识世界，不可能自觉、有效地改造世界；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就不可能把党建设好，把国家建设好，不可能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前强调理论武装，具有更为紧迫的意义。

一是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要实现“十一五”的战略目标，机遇很多，挑战也严峻，难以预料的因素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培养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才能正确把握天下大势，审时度势，顺势而谋，不失时机地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二是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将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扩大与外界的交融与合作，这无疑有助于把正在做的事情做得更好。但面对精彩纷呈的世界、良莠混杂的局面，没有主心骨不行，没有主旋律不行。保持理论上的清醒、精神上的自觉，方能“任凭风起云涌，我自岿然不动”，在学习借鉴中保持自我，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三是党的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要适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必须推进领导制度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改进执政方式和领导方法。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离开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不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

理论武装是求真的工作

理论武装工作，一方面要站得高、看得远，努力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把深入研究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作为重中之重。也就是说，理论武装工作是求真务实的工作，必须把全局要求与具体实际、需要宣传什么与群众最为关注什么、必须普及什么与人们乐于接受什么结合好。既要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又要揭示不断创新是其生生不息、永葆青春的源泉所在；既要阐释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又要揭示通过改革兴利除弊是任何新生事物成长之必然；既要阐释资本主义必亡无疑的总趋势，又要揭示其在一定时期和阶段对生产力的容纳度；既要阐释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又要揭示先进事物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规律性。特别是涉及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基本规律，要通过多种渠道、形式和载体，不断揭示、展现和灌输。重要的问题在于要有高度和深度，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把传播真理和追求真理结合起来，促进人们真正掌握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增强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能力。

信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地、逻辑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推进理论武装工作，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品质统一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正处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国际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趋势日趋明显，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在国内，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使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要顺应现代化规律，开发现代化资源、培育现代化动力、实现现代化目标，就必须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为伟大的事业提供方向指引、思想保障和智力支撑。

理论武装是育人的工作 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看对象，理论武装工作亦应如此。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干部和群众，工人、农民和学生，要分类指导，提出不同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科学理论，应讲究系统性、经常性，注重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执政能力、领导水平和拒腐防变能力，增强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对各级领导干部要求应更高、更严，强调研究性学习，具有较强的理论概括、理论创新能力，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一般干部的要求，应该是不断加强理论修养，增强党性锻炼的自觉性，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和水平。对思想理论部门的干部，其理性思维、理论功底、传播能力和要求应比其他部门的干部更高一些。对普通工人、农民和学生的要求，重点应该是学习和掌握科学理论的基本观点，不断增强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在整个理论武装工作中，不同的对象在学习内容的选择、学习时间的安排、学习方式的设计、学习教材的编写上，也应当有所不同。

理论武装是一门高超的艺术，只有讲究方法，才能透僻入微、征服受众。这些年理论武装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也不应讳言，在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是搞了不少形式主义，会风、学风、话风、文风还存在一定问题。有的人做学问言必称本本，理论脱离实际，求大而不求精，谋快而不谋质。有的人作报告“大话”盛行，空话连篇，毫无生气，更无新意。写文章有图虚名的“应景”之作，为金钱的“泡沫”之作，谋禄位的“克隆”之作，有单调、死板、枯燥的乏味之作。理论的表现形式同它的内容一样，是以其深刻性和丰富性来保持自己生命力的。但深刻的道理往往可以寓于生动的形式之中，通俗易懂的语言可使科学理论更广泛而迅速地传播。邓小平指出：“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理论武装，大众是主体，归宿在于民，因而要追求管用。尤其是在现代传媒已成为重要手段的今天，唯有形式简明而精当的理论才能被及时有效地传播开去，唯有形象生动而鲜活的真理才能被广大的群众所接受。

理论武装是长远的工作

理论武装工作，说到底是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需要。它不是暂时的，而是长远的。因此，理论武装工作需要从三个层面合理布局、有序展开。从高层来讲，要组织优势力量，聚合各种资源，形成强大阵容，对基础理论、重大问题进行攻关研究，不断推出有高度、深度和力度的“精品”，以丰富理论，满足社会需要。从中层来讲，要集中有宣传教育能力、熟悉社情民意的人才，把科研成果开发成适合于各个层面人群亟须而又乐于接受的“半成品”，以构筑向大众普及和现实转化的中介。从基层来讲，各个社会单元联系实际对“半成品”进行整合组装，深入浅出地、有声有色地、循序渐进地传播和普及。三个层面应形成封闭回路，互动互促，促进理论武装工作规范有序、深入扎实地向前推进。

如何行之有效地开展基层理论武装工作

如何行之有效地开展基层理论武装工作，对于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进科学决策、科学发展意义深远。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基层理论武装工作意义更加重大。从多年的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做好基层理论武装工作，要注意在“三字”秘诀上狠下功夫，即：新、活、实。

再现一个“新”字。在我党的理论宝库精华中，最具时代特色的就是中国特色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创造，它既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指南，又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基层理论武装工作要以此为重点，以党的最新理论为载体深入展开，学习贯彻中要突出在“新”字上下功夫。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最前沿理论知识作为最新内容来定位，并作为基层理论学习的基本坐标。在学习过程中始终坚持把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问题作为新的主线；把不断坚持和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作为重点内容；把变幻莫测的国内外重大政治时事、形势（如：如何看待世界金融危机、如何推动区域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等内容）作为新的学习载体，贯穿于基层理论武装工作始终，使理论常学常新，百学不厌，不断深化，培养大家的学习兴趣，增加吸引力。使每位受教育者，通过学习能较好地把党的创新理论与学习当代世界发展的新知识新信息结合起来，开阔新眼界，拓宽新知识面，推动学习新热潮。表现一个“活”字。搞好基层理论工作方式方法很多，除明确一把手第一学习责任人、抓好领导干部表率作用和认真落实各项学习规章制度外，还应在拓展理论工作运作平台，丰富活动载体和充实活动内容上下功夫。基层理论工作具有点多面广，受教育对象层次和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难度大等特点。要使基层理论工作保持强劲的活力，就要努力在“活”字上做文章。首先要在实施计划上做到得体、灵活，不能拘泥于呆板式学习模式，这样会使理论学习失去引力，使学习教育宣传工作走入单一学而乏味的死胡同，其结果导致走过场，草草应付，达不到实际效果。我们可以透过固有的计划模式，结合当年度可预见的大事等超前谋划，可结合党委（总支、支部）年度重点工作，拟定活的学习计划。其次，要注重形式和方法上的改进和创新。创立分散学与集中学、重点发言与集体讨论、系统学习与专题研讨、精通原著与听辅导报告、课堂学习与调查研究、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学习模式，尽可能拓展理论学习的平台，充实理论活动形式。还可采取组织参观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基地、请英模做先进事迹报告、举办理论与实践座谈会、举办“百人百场”专题报告会、开展“新市民讲坛”、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片和反腐倡廉教育片，如《我的长征》、《历史的天空》、《忏悔录》等活动展开理论工作。还可组织理论宣讲团到社区（村、居）开展宣讲，聘请理论客座教员到基层一线上实践课，以及开展理论征文等多项活动，丰富充实理论学习方式方法，使基层理论学习更具有吸引力，有活力，有动力，使理论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充满无限生机，不断开拓新局面。体现一个“实”字。理论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要立足于实际，服务于实践活动，推动社会发展。基层理论工作的落脚点应放在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上，放在推动各项工作发展上。在理论推动实践、推动工作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凸显一个“实”字。基层理论工作好坏的一条重要评判标准，是要看本单位、本部门通过理论学习贯彻活动，能否推动本单位本部门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基层理论工作还要坚持做到始终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要着重在培养学习教育对象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运用中国特色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上下功夫。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要注意把握好三点。一是要善于明辨是非，提高对事物的判断力。努力做到学理论、议大事；转观念、出思路；促发展、求实效。把学习理论与加深对实情的认识结合起来，充分认识本单位、本部门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优势和不足，深刻分析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措施，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二是要关注热点难点问题，把理论学习宣传工作引向最前沿，推向实践第一线，及时了解群众思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了解改革开放和小康社会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倾听群众的呼声和建议，掌握第一手材料，提出新办法，找准工作的突破点，架起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桥梁。三是要善于把学习理论与科学决策结合起来，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培养受教育者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提升应对复杂情况，谋划新的发展的能力。创新发展思路，开拓各项工作新局面，使理论真正变成实践的产物，变成推动基层各项工作发展的强劲动力。

关系数据理论的教学实践探索 篇6

关键词：关系数据理论；关系模式；模式分解

作者简介：吕鸣（1957-），男，吉林省吉林市人，国防科技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高级工程师；王萍（1979-），女，河北元氏人，国防科技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讲师。（湖南?长沙?410073）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8-0079-02

关系数据库理论是“数据库系统原理”课程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其内容涉及的概念、定义、定理、推理较多，同时在教学中要求学员能够运用相关的理论和知识解决在数据库应用设计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一、关系数据理论的教学主要内容及教学要求

关系数据理论用于指导建立良好的关系模式，在关系操作过程中尽可能避免或较少地产生异常。其主要的教学内容包括：规范化理论（包含依赖关系及范式）、公理系统（包含基本公理、推理、覆盖及闭包）和模式分解。在教学要求上提出掌握规范化理论的定义及概念，熟悉Armstrong公理系统并熟练应用推导，针对具体问题能够运用所学理论进行模式分解；其教学的重点为Armstrong公理系统、函数依赖和范式；其教学难点和目标设定为模式分解。关系数据理论的主要教学内容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如图1所示。

二、教学方法的研究探索

关系数据理论的教学以关系模式为核心展开，围绕关系模式中的属性集U和函数依赖集F介绍相关知识，最终实现掌握模式分解的基本方法。

1.以属性间的联系为关系数据理论的重要始点

应用关系数据库理论构造关系模式离不开对关系模式中属性的探讨。对于某一事物或对象而言，根据现实需求而提取或筛选出的刻画事物或对象特征的诸属性间有着不同性质的联系。因此，将属性间的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三种基本联系作为关系数据理论的始点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函数依赖、范式以及闭包等知识点的学习，并打下良好的基础。

2.以关系模式为关系数据理论教学的核心

围绕关系模式R（U，F）展开关系数据理论的教学主要把握以下知识点的学习：

（1）采用直观的图示法清晰展示函数依赖关系。在关系数据理论中函数依赖关系对范式的理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各种函数依赖关系的定义通常以文字表达的方式予以说明，在理解上带来一定的难度。在实际教学中探索使用图示的方法刻画函数依赖关系的定义，对学生理解定义的实质起着事半功倍的作用。图2～图5给出了部分相关函数依赖定义的示意图。

（2）消除操作异常和数据冗余的重要手段——规范化。在数据模式的构造中需要关注和解决数据的插入异常、更新异常、删除异常以及数据冗余问题，这也是规范化的意义所在。因此，合理地构造关系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规范化理论则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工具和手段。在关系模式各种规范化形式（范式）之间有着不同的要求和联系，这是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把握并阐述清楚的。为此，在实际教学中结合各种范式的定义，选取适当的范例并结合图6所示的范式联系及规范化过程实施教学。

（3）公理系统——模式分解的重要理论基础。公理系统是关系数据理论的重要基础，合理、有效地运用公理系统求解函数依赖集的闭包及最小函数依赖集是教学的重要要求之一。在教学中采用把握基础、灵活运用、明确目标的教学原则。这就是把握公理系统的推理规则，灵活运用推理规则求解闭包，为模式分解奠定知识基础。在公理系统的教学中要重点强调求解属性（集）的闭包和函数依赖集的闭包之意义和作用。求解属性（集）的闭包可以从理论上判定该属性（集）是否适合作为关系模式的候选码；求解函数依赖集的闭包并判定两个函数依赖集是否等价对确定模式分解能否保持函数依赖的等价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将公理系统部分的教学视为模式分解的重要理论基础。

3.以模式分解为关系数据理论学习的重要目标

模式分解的过程就是运用关系数据理论及其规范化的方法解决模式中的操作异常和数据冗余问题的过程。在实际的教学中注意把握两个要点：一是模式分解中的三个等价的定义及其内涵；二是既保持无损连接又保持了原有函数依赖的等价的判断方法。通过示例分别说明模式分解的三个等价的定义，进而分析其异同点，尤其关注分解后所得到的模式是否与原模式保持了等价关系，使原模式的函数依赖及原有信息不产生本质上的变化这一重要问题。这就是模式分解中要达到既保持无损连接又保持了原有函数依赖的等价。在教学中既要学生掌握模式分解的方法，也要学会并掌握如何判断分解后的模式是否保持无损连接且又保持了原有函数依赖的具体方法，将模式分解作为关系数据理论学习的重要目标。

三、结束语

关系数据理论的教学是“数据库系统原理”课程中的重要教学内容之一。以关系模式为核心、以模式分解为目标、以规范化理论和公理系统为主要内容展开教学可以以点成线、以线成面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有利于学生较为全面地、系统地理解和掌握关系数据理论的知识，尤其是各知识点的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作用。如何更好地开展关系数据库理论的教学依然是值得“数据库系统原理”课程教学探讨的课题之一，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总结，以期更好地提高关系数据理论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张海燕,陈志泊,王春玲.《高级数据库技术》课程教学改革的探讨[J].教育教学论坛,2011,(9):126-127.

[2]马金忠,田彦山.数据库原理课程教学中的几个重难点问题的多解探讨[J].高师理科学刊,2011,(4):90-94.

[3]王珊,萨师煊.数据库系统概论[M].第4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4]吴伟芬,任北上.《数据库应用系统设计》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3):114-116.

关系绩效理论及其应用 篇7

一、关系绩效理论的提出

Katz(1964)曾经指出,一个组织想要生存下去,则必须要有“自发的、主动性的超越角色规定的活动”,诸如合作、保护、建议、自我培训、积极的态度等。一个只依靠规定行为模式的组织,只是一个脆弱易碎的社会系统[1]。从而强调了员工自发自觉行为对于组织的重要性,也由此引起了对于员工非规定行为的更多研究[2],包括组织公民行为、亲社会行为、士兵效能模型以及关系绩效等。

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是由Organ在1977年提出的,它是指角色外的、自觉帮助他人的行为、支持组织的责任意识等。Smith等人(1983)则认为,OCB包括利他或助人行为、一般性服从(遵守组织规章)。后来,Organ等人(1986,1988)又将公民品德、组织文明礼貌、运动员精神等维度纳入OCB结构中。

Brief和Motovidlo在1986年提出了一个相似概念,即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是指目的在于促进个体或团体福利的行为。POB既可以是角色规定的也可以是角色外的,而且对于组织可能有消极影响,但是对个体却是有积极作用的。

士兵效能模型(Model of soldier effectiveness)是Borman等人在1985年提出的,它源于对新兵绩效结构的确定工作。这些结构对于部门绩效来讲有着重要意义,但却不能表明绩效要求的外在技术技能。这个模型由组织社会化、组织承诺、士气等概念相结合定义了三种主要的绩效维度:忠诚、协作、生产决心[3]。

虽然上述三个概念都指出了员工工作的非正式行为方面,但都没有将员工任务绩效之外的活动作以全面的概括。而关系绩效正是克服了这个局限性,它对这些概念进行整合,将员工非任务规定的活动归结成一个绩效范畴[4],建立起非规定行为的综合模式,从而全面地揭示了组织员工的绩效构成。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组织行为学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二、关系绩效的概念与影响因素

1. 关系绩效的定义。

关系绩效概念的产生是在1993年。Borman和Motowidlo把关系绩效定义为,它不是直接的生产和服务活动与行为,而是为这些活动与行为提供更为广泛的组织、心理和社会环境支持的行为或活动[5]。Van Scotter和Motowidlo(1996)[6]认为,关系绩效是超越了员工工作说明书和职务规范的行为与活动。Organ(1997)[7]提出,关系绩效是有利于保持和提高支持任务绩效的社会和心理环境的行为。同时说明关系绩效应该是并非正式工作规范需要的以及不会被组织正式报酬系统回报的,但对组织而言却是重要的。Coleman和Borman(2000)把关系绩效定义不是直接促进组织生产与服务的行为,而是支持组织社会和心理结构的行为[8]。

综上所述,关系绩效的概念应该包括下面几个方面:第一,关系绩效是角色外的自愿行为,超出了工作说明书描述的行为[5~6],即使员工没有做出这些行为也不会受到处罚;第二,任务绩效会随工作不同而有所差别,但关系绩效是稳定的和相似的,不会因为工作、组织的变化而变化[6];第三,关系绩效是不会被组织正式报酬系统所承认的行为[7],但却是组织需要的行为;第四,关系绩效并不直接提升组织效能[8]。

2. 关系绩效的结构。

关于关系绩效结构方面的实证和理论研究比较多,观点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是Borman和Motowidlo(1993)提出的五维结构模型[5],这个模型是在总结了OCB、POB和士兵效能模型等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该模型表明关系绩效是由五维度构成:(1)自愿做一些本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2)完成重要工作时的持久热情;(3)帮助他人以及与他人合作;(4)严格遵守组织的规章制度;(5)赞同、支持和维护组织的目标。第二种是由Van Scotter和Motowidlo(1996)提出的二维结构模型[6],即关系绩效的结构包括人际促进和敬业精神两大方面。人际促进是指有利于同事绩效的合作性的、体贴周到的、助人的行为;敬业精神是指自律的、激励的行为,如:努力工作、积极主动、遵守规章以支持组织目标。第三种是Coleman和Borman(2000)提出的三维结构模型[8]。这个模型把关系绩效归结为三个维度:(1)利于个体的“人际关系公民绩效”,包括助人、合作、社会参与、人际促进、利他以及文明礼貌;(2)利于组织的“组织公民绩效”,包括遵守规章、支持组织目标、主动适应组织的价值观和政策、在困难时期留在组织,愿意对外代表组织,忠诚、服从、运动员精神、公民品德以及责任感;(3)利于工作或任务的“工作—任务责任感”,包括对任务的持久热情和额外努力、自愿担负工作中非正式部分、对组织改革的建议、首创精神、承担额外责任。

在研究中运用较多的是五维法和二维法,而三维法对关系绩效的维度概括得最为全面,将它的特征表达得最明确。依照Coleman与Borman(2000)的说法[8],不同的划分方法是由于目的不同,适用情形也不同。因此,不论哪种划分法都难免有其局限性。

3. 关系绩效的影响因素。

影响关系绩效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组织环境、员工个性与认知因素等。组织文化给关系绩效提供孕育和发展的环境。一般而言,强调关系的组织与片面强调生产率的组织相比,更看重员工的关系绩效,员工更愿意表现出关系活动,工作满意感比较强,离职率、旷工行为都相对要少。如果各级间沟通较多,员工的关系活动明显要多。实行绩效管理的组织,员工关系活动也有增多的趋势。个性是影响员工关系绩效的重要因素。许多关于个性和绩效关系的研究表明,大五人格中的外向、宜人性、责任感、开放性上分数高的个体,在组织中倾向于表现更高的关系绩效水平。

员工对自己所处环境的知觉也是一个影响因素,如果员工认为自己有机会受到提拔,则关系绩效的水平会有显著提高。对组织报酬公平与否的知觉,也同样影响关系绩效水平。如果感知为公平的,或者认为关系绩效与组织的薪酬方案有关,则更愿意表现出关系绩效活动,反之亦然[10]。

关系绩效行为最明显的预测因素之一,就是全面的工作满意感[5~6]。工作满意感能预测关系绩效,是因为工作满意感测量中的情绪成分能预测关系绩效。积极的情绪决定了个体更愿意帮助他人以及与他人合作,因而可以预测他更愿意执行对组织有利的规定之外的行为。此外,还有人认为是因为满意感的测量潜在地将与工作有关的个性特质、情绪、认知评估与工作环境、甚至工作特征联系了起来[11]。这些因素对理解个体何以选择执行关系绩效行为都是重要的。

工作自主性能够对关系绩效进行预测,根据有二:一是工作特征决定了关系绩效为任务绩效提供支持情境的具体内容和具体方式;二是在工作上自主性更高的员工,就有着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有更多的支配自己工作情境中活动的自由,也就有理由认为,将有更多机会和可能来展示非任务行为活动[12~13]。此外,名声好的员工的关系活动较多;女性员工比男性员工更倾向于表现关系行为。还有人认为,员工的地区来源(农村还是城市,大城市还是小城镇)也会影响关系绩效水平,但尚缺乏实证支持[14]。

三、关系绩效的测量

1. 测量工具。

关系绩效的测量工具即评定量表,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依据关系绩效的定义进行访谈而制定的量表,如Motowidlo和Van Scotter(1993)的关系绩效量表,以及Borman,White,Dorsey(1995)的人际促进量表[15]和Van Scotter,Motowidlo(1996)的敬业精神量表[6]。这一类量表使用最为广泛,更具有普遍意义,为大多数的实证研究所选用。二是将原有量表(指第一种来源的量表)与研究样本的组织特点相结合而制定的量表,如Antonioni,Park(2001)使用的量表[16],这一类量表更具实效性,但应用不多;三是以实际的关系绩效表现(如旷工等)结合组织公民行为量表等其他行为量表而形成的综合评定,如Hattrup,O’Connell,Wingate(1998)[17]使用的测定方法。这一类量表只见于个别案例中。

2. 测量角度。

测量角度是指评定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上级评定,这种评定是由上级做出的,上级依据日常的观察,在对员工的整体绩效做评定时,也同时给员工的关系活动做出评定,这种评定角度为大多数组织所应用;二是同事评定,在理论研究中,这个角度常常与上级评定相结合,共同考察员工的关系绩效行为;而在实践中,同事评定运用的较少,在中国企业中一般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全员加薪时)采用;三是自我评定,这个角度也不单独使用,而是与前两者结合,特别是与上级评定相结合运用得较多,在实行绩效管理的组织中,常与绩效面谈结合来使用;四是下属评定,这主要针对管理者(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评定而言,因此运用的范围也相对较少。研究发现在上级和同事评定时,对员工的关系绩效相当重视,与任务绩效相当;自我评定时,不管是管理层次的员工,还是生产线上的员工,都很淡漠自己的关系活动;当管理者的下级评定时,则相当看重关系行为[18]。

四、关系绩效的应用研究

虽然关系绩效的概念诞生很晚,理论上还刚刚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实践中却早已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有许多研究表明,上级在对员工做业绩评定时,经常将关系绩效和任务绩效并重,认为两种绩效都对组织效能有重要作用。而且,如果上级对员工在任务绩效上的表现评定较低的话,则对该员工在关系绩效上的评定也有偏低的趋势。

关系绩效的作用还体现在人事选拔上。个性因素能够较好地预测关系绩效行为,因而,在人事招聘与选拔的理论和实践工作中,除了在原有的对未来任务绩效进行预测之外,还采用个性测量方法,来对员工进行个性方面的测量,从而预测其关系绩效水平。结构性面谈的广泛使用也是关系绩效受到重视的结果,它能够检测到员工关系绩效的很多方面。这些都在客观上提高了人事选拔的效度,能为组织找到一个好员工;同时也对员工进入组织后的培训、晋升等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关系绩效还直接影响组织薪酬决策。关系绩效(特别是人际促进)对上级薪酬决策的偏好有着正向的影响,它与任务绩效的影响同样重要。当员工在关系绩效上得分较高时,上级也倾向于对此员工做出晋升、提供进一步培训机会,以及加薪的决策。当然,做出这种决策的结果显然同时受到任务绩效水平的影响,如果任务绩效水平高的同时,关系绩效水平也较高,则此员工得到这些决策结果的可能性就越大,机会就越多,反之亦然[19]。

关系绩效理论在员工培训方面也起到一定的影响。随着团队的出现,以及组织中协同工作的增多和组织环境的日益开放性,组织中的个体之间怎样相处,如何有效地处理工作冲突和人际冲突,如何更好适应组织的发展趋势和组织的宏伟目标,都是培训中要增加和重视的关系绩效内容。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关系绩效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有很多方面亟待完善。我们可以针对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来对未来的研究作以展望。

在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以往研究多是对单个案例的研究,纵向研究较为常见,而横向研究———不同组织间的、同一组织内的不同工作或职务之间的对比研究很少,这也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推广和应用。如果未来的研究能结合样本的选取,对组织之间、部门间、职务间的员工的关系活动做以综合比较,则将能更加全面地揭示关系绩效的有关课题。

变量内容和性质单一也是以往研究的不足之处。除个性之外,对组织的外部环境、组织文化、组织的竞争力或竞争对手的情况,员工间关系、知识背景、年资等变量考虑甚少,而这些因素都很可能与组织技术核心的社会、组织、心理情境明显相关。这需要未来的研究能够考察这些变量是否对关系绩效有影响,以及作用程度、方式、中间变量等。

因果关系理论 篇8

一、两种理论起源之背景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一定的理论产生并反作用于一定的实践。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文件连续体理论作为社会科学性质的档案学理论，它们是不同社会历史时期档案实践的产物，其形成无不受到当时经济、科学、技术、文件等诸因素的影响, 直接反映了当时档案工作现实与发展对理论的要求。

1.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起源之背景。

现代世界档案学史表明,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践和理论源头来自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文件中心和文件生命周期论述, 正式提出则是由英国档案学者在1950年第一次国际档案大会上完成的, 其后又经加拿大、阿根廷等国档案学家的丰富和发展, 才不断完善起来。20世纪40年代以来（二战后），纸质文件大量增加，以纸质文件为主要对象的文件管理, 其管理重心是如何处置、精简文件，减少库房压力。实践上受到登记室的启发，理论上由于文件生命周期概念的提出，随着文件中心的建立发展以及对文件生命周期的论述，逐渐形成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产生不仅从理论上为建立文件中心找到了科学依据, 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文件生命周期概念并使之科学化、系统化, 从而升华为档案学的重要基础理论。

2. 文件连续体理论起源之背景。

文件连续体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澳大利亚，首先创制文件连续体模型的是澳大利亚学者厄普沃德 (Upward) 。20世纪90年代, 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 直接导致大量的电子文件产生于人类社会活动过程中，档案管理者开始面临电子文件管理的问题，这一时期的文件管理重点因电子文件自身属性的变化而相应发生了变化, 文件数量问题不再是文件管理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焦点转移到了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动态地管理、控制电子文件, 以及电子文件的“档案化”问题上。随着电子文件管理实践的发展，传统的文件（档案）管理手段逐渐出现弊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开始受到质疑，文件连续体理论应运而生。因此，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实践基础正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电子文件管理。

二、两种理论之本源

从以上两种理论起源的背景可以看出，两种理论的起源都是由于实践的新变化，即文件管理的变化，而这两种理论的焦点都是为了抓住文件运动的规律，从而更加经济、有效地控制、管理文件。因此，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关注的都是文件运动，都是关于文件运动规律的理论。

我们知道，事物的发展是通过他自身的辩证否定实现的。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是对前一阶段的否定，同时它自身也被后一阶段再否定。经过否定之否定，事物运动就表现为一个周期，在更高的阶段上重复旧的阶段的某些特征，由此构成事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阶段性、周期性、螺旋式的发展过程。

文件 (档案) 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 它与所有的客观事物一样, 总是在一定条件下按照一定规律阶段性、螺旋式地向前发展变化的。而其阶段性表现为文件运动的周期性, 其螺旋式表现为文件运动周期的连续性与循环性。

1.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阶段性运动规律的体现。

文件从现行、半现行到非现行（文件———档案），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运动过程, 通常称作文件生命周期, 它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阶段性在文件运动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最早发现文件运动周期性特点的是美国的档案学家, 最早形成理论成果的是英国的档案学者, 该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初诞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已相当成熟了。

对于文件的活动状态而言, 文件运动依次经历了文件制作形成、现行、半现行和永久保存或销毁；而对于纸质文件运动依附的对象而言, 文件运动依次经历了制作形成单位、现行使用单位、文件中心（或档案室）和档案馆。作为对新的档案工作实践的科学总结,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清晰地揭示了“文件”转化为“档案”的阶段性质变的基本规律与特点。

2. 文件连续体理论是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规律的体现。

前面已经提到，文件运动的螺旋式发展表现为文件运动周期的连续性与循环性。从系统宏观的角度来看, 文件运动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信息系统, 它是根据利用者需要, 人为使文件划分出“文件”与“档案”两种不同的社会价值并循环转化的一个信息流。因此，虽然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件运动周期内，“文件———档案”（“现行—半现行—非现行”）的转化呈线性运动状态, 但也要看到，在文件的运动过程中，由于利用者的需要以及文件本身的价值因素，也会出现档案又由“非现行”向“现行文件”跳转，呈现出非线性的特点。在文件运动出现跳转之后，又开始了新的文件运动周期，使文件遵循着自然形成规律一个周期套着一个周期连续不断地螺旋式地向前发展, 构成了文件运动的全部历史过程。

而今在电子环境下, 电子文件的产生、运动过程呈现出的非线性特点尤为明显。在网络环境下, 电子文件的特性使其可以在形成之时就同时存在于四维中, 或者说存在于文件运动过程中的不同时空点上, 因此文件运动不只是线性发展的, 还表现出多维性的特点。

文件连续体理论正是强调文件运动是多维的, 由于文件连续体理论产生的背景是当前数字和网络时代对激增的电子文件的管理问题，因此它强调文件可以同时存在于运动过程中的不同时空点上。也就是说，文件处于任何一种活动状态时或依附于任一对象时, 都可以同时增加其他活动状态和依附对象。

三、两种理论之关系———同源异流，互为补充

综上所述，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反映的是文件运动的阶段性运动规律。就文件运动而言,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只是揭示了其中一部分规律, 并没有穷尽它的全部规律，而文件连续体理论正是揭示了文件运动的另一部分规律———文件运动的螺旋式发展规律。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在本质上是同源的，都是关于文件运动规律的理论，而其区别只是在于他们分别侧重、体现了文件运动规律的不同侧面。两者是同源异流的关系，因此这两种理论就不应该是互相对立的，也不是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而应该是互为补充的关系。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对电子文件这一新生事物不能作出完全合理的解释, 需要用文件连续体理论来补充说明电子文件不同于纸质文件的特点, 并以文件连续体理论的立体思维方式来改造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平面思维方式。相应地, 文件连续体理论也是在吸收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文件运动整体性、文件价值阶段性的基础上创立的。

因此，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作为理论它们本身具有灵活性、自我完善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在电子文件时代, 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文件连续体理论的优势整合起来, 将各种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思想以及文件和档案管理目标的优化融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以指导电子文件时代的文档一体化管理工作实践，是未来档案工作者要做的重要工作。

参考文献

[1]何达多, 金更达.新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模式同一性探讨[J].档案学研究, 2005 (3) .

[2]邹吉辉, 杨杰.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关系研究[J].档案学研究, 2006 (1) .

[3]何嘉荪, 叶鹰.文件连续体理论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运动理论研究之一[J].档案学通讯, 2003 (5) .

关系营销理论及其新发展 篇9

传统的4P营销组合策略, 即产品、价格、分销及促销四大营销策略, 加上政治权力和公共关系两种营销工具, 可谓是20世纪90年代企业营销的黄金法则。可近年来, 传统营销理论的实际效用开始受到质疑, 在实践中, 企业发现许多精心策划的市场营销计划付诸实施后困难重重, 并没有达到最初制定计划的目的。研究中发现, 在市场营销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种种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对企业营销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如何正确处理并保持企业与这些个人和组织的长期关系成为企业成败的关键, 因此, 关系营销便应运而生了。

1 关系营销的内涵

科技的进步, 生产效率的提高, 大大促使了企业产品生命周期缩短, 伴随着技术更新速度的加快, 以及消费者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企业发现很难通过传统的市场营销方法如产品、渠道、促销等方式为企业赢得长久的竞争优势。在争夺消费者的市场竞争中, 企业间营销活动效果相互抵消, 竞争成本不断提高, 企业意识到只有和顾客建立并保持长久的稳定关系, 才能确保企业赢得稳定的市场份额。[1]美国学者Berry于1983年最早提出关系营销的概念:关系营销就是吸引、保持以及扩展顾客关系。[2]其中, 为目前的顾客提供服务并向他们推销产品与争取新客户同等重要, 因此公司在制定营销项目时, 不仅要吸引新客户, 还要保持和发展现有的客户。在关系营销的理论背景下, 是将企业置身于社会经济大环境中来考察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 其理论本质是以服务顾客为导向, 协调营销系统中诸要素的关系, 从而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营销环境。[3]关系营销是现代先进科技发展和市场成熟的产物, 企业应该把客户关系作为重要的资源加以维护和管理。

2 基于关系营销的企业和顾客价值提升

企业树立关系营销的理念, 意味着企业在交易的过程中, 不仅仅是完成一次交易行为, 更多的是考虑面向顾客, 以关系为导向, 与顾客保持长期关系所带来的收益。

2.1 关系营销提升企业价值

关系营销提升企业价值, 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关系营销能提升企业收入;二是关系营销节约企业成本。

一般而言, 成熟顾客重复购买的几率要高于新顾客, 他们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销售业绩, 并且当对企业服务和产品感到满意时, 也会对企业做出正面的宣传, 推荐给新顾客。这样顾客建立在对企业产品熟悉的认识上, 保有对良好服务的预期, 使得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溢价机会, 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另外, 吸引新顾客的成本高于保留老顾客的成本, 关系营销的目的也是为了通过关系建立发展保持与老顾客的关系, 减少了顾客流失成本。在关系营销的过程中, 企业为顾客提供满足其需求的服务, 顾客对其服务越满意, 顾客忠诚度就越高, 这样企业的运营成本和关系成本就会降低。并且, 双方建立在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 交易会顺畅和容易很多, 自然所付出的协调沟通成本就更低, 利润也会相应提高。同时利用顾客的口碑宣传, 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宣传成本, 节省了企业争取新顾客的成本支出, 这样在提高企业收入、降低企业成本支出的过程中, 提高了企业价值。

2.2 关系营销提升顾客价值

顾客价值, 一般用“顾客让渡价值”衡量, 是指顾客总价值与顾客总成本之差。顾客总价值是指顾客在购买和消费过程中所得到的全部利益, 顾客总成本包括顾客为购买某一产品或服务所支付的货币成本、时间和精力成本。顾客在与企业建立良好的关系后, 出于对供应商的熟悉, 可以得到最好的或最适合自己使用的产品, 包括获得相应的产品价值、服务价值等。顾客和企业建立稳定的关系, 可以减少在几个供应商之间的转换成本, 或者获得更多更低的折扣价格。比如当需要新产品时, 将花费更少的时间去判别产品, 包括价格、功能等因素, 减少重新协调带来时间和费用上的耗费, 提升顾客价值。关系营销不仅仅关注一次性交易, 其高度重视顾客服务, 关注顾客承诺, 同时注重协调营销系统中诸要素的关系, 包括企业内部、企业与竞争者、企业与顾客、企业与供应商和企业与营销者五种基本关系, 也是企业营销的重要内容。[4]

3 关系营销对传统营销哲学的变革

3.1 关系营销以关系导向

传统营销学的经营哲学经历了长时间的实践检验, 共产生5种经营哲学:生产导向、产品导向、推销导向、营销导向和社会营销导向。[5]但是这些经营哲学都是从企业的立场出发, 目的是为了达成交易, 创造企业价值。而关系营销则突破了传统的营销哲学, 其是以建立和维持与利益相关者良好的关系为出发点, 主张“以客户为中心、营造顾客忠诚”。关系营销以顾客关系作为其关注的焦点, 其中心原则是吸引客户、保持并发展同客户的关系, 在增加整体客户价值的同时, 降低整体客户成本, 创造真正的顾客。同时还要考虑经营活动中的其他关系要素, 包括供应商、分销商、竞争者、银行、政府机构等的关系, 改变原来对立、冲突的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 力求实现各方双赢、多赢。

3.2 兼顾多个市场群体

企业的营销过程是与多个群体相互作用的过程, 多个群体涉及企业生态系统中的各利益相关者, 包括消费者、竞争者、供应商、分销商、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等, 正确处理企业与这些个人或组织的关系是企业营销的核心, 也是企业成败的关键。关系营销不仅仅把视野局限在目标市场上, 相较于传统的市场而言, 其市场范围扩展了很多。其市场范围不仅有顾客市场, 还包括供货商市场、中间商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市场等。当然, 顾客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 顾客市场依旧是企业关注的焦点。但重视扩大发展与外部诸多市场的关系、内部市场的关系, 也是企业营销成功的保证。

3.3 营销组合的拓展

传统的营销理论主张运用4P理论去满足目标顾客需求。4P是指企业利用产品 (Product) 、价格 (Price) 、渠道 (Place) 、促销 (Promotion) 四个基本策略组合, 寻求一定的市场反应, 满足市场需求, 从而获得最大利润。其实质是利用企业内部因素, 对外部市场产生作用, 使外部市场做出积极的动态反应, 实现销售目标的过程。传统的营销思想充分发挥了资本和物资等生产要素的作用, 却忽视了人的作用。考虑到服务及服务市场具有若干特殊性, 从而决定了服务营销组合策略的特殊性。因此要提高营销组合的应用价值和效率必须增加人力的作用。关系营销以扩大了的营销组合概念, 在4P的基础上又增加其他3个要素:顾客服务、人员、管理进程, 称为7P理论。

3.4 虚拟网络营销

网络营销是伴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而产生的, 网络营销的出现使关系营销呈现出虚拟化的特征。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相对缩短, 企业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依赖性、相关性也越来越强, 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协作更加便利。互联网络营销是一种低成本与人性化的营销方式, 它既可以提供有关企业商业信息的查询, 又可以与消费者作双向沟通。像日益兴起的微博营销, 对于企业来讲, 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营销平台。企业一方面可以用来进行形象推广, 开展市场活动, 另一方面还可以了解目标受众的需求, 加强与顾客的沟通等等。S

摘要：关系营销被视为是对传统营销理论的一次革命。本文首先探讨了关系营销的内涵, 接下来分析了基于关系营销的企业和顾客价值提升, 最后总结了关系营销对传统营销哲学变革的四个方面。

关键词：关系营销,4P理论,新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相东.基于顾客价值的关系营销理论和实践[D].厦门:厦门大学, 2006.

[2]董雅丽, 刘荣华.关系营销理论评述[J].社科纵横, 2006.

[3]李琼, 黄勇.关系营销理论综述[J].天府新论, 2007.

[4]李德俊, 刘忠苹, 等.关系营销与客户关系管理[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品牌关系的理论研究 篇10

品牌关系是继品牌资产理论后, 另一个受学者及业界关注的品牌理论。最初学者将品牌关系作为品牌资产来源或目标作研究, 其后才独立作专门探讨, 并发展其类别、过程、形成、测量构面等理论, 自成一派。品牌关系是建立品牌资产金字塔的最后阶段 (Keller 2001) ;也是Bronner (1993) 的品牌心智阶段的最高阶, 品牌关系令品牌能因其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 而取得市场的竞争优势。企业与消费者建立正向品牌关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良好关系能为企业带来持续性的销售成长, 较低的价格敏感度与高毛利, 所以建立正面的品牌关系, 已经是现今企业经营品牌的重要策略。

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探讨品牌关系的议题, 也累积了很多相关研究文献。研究品牌关系的主题大致分为四个领域:品牌关系的性质、品牌关系的形成、品牌关系的构面和品牌关系的内涵。研究品牌关系的形成对企业而言有务实的意义, 了解个别因素在品牌关系形成中所发挥的功效尤其重要。

一、品牌关系的内涵

Blackston (1992, 1993) 认为品牌关系是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认知、情感、行为的复杂过程, 品牌关系是品牌个性的逻辑性延伸;品牌就如一具有人格特质的个人, 要了解品牌与消费者两者间的关系, 企业不但要思考消费者对品牌的态度与行为, 而且要考虑品牌对消费者的态度与行为。很多学者也同意品牌关系是一种双向关系 (Berry 1995;Mundkur 1997) 。Fournier (1994) 认为品牌关系的定义包括三个构面:互赖或交互的行动与利益;实质或期望的互动, 且在特定情况下发展能导致报酬;工具与情感的连结。Franzen (1999) 认为品牌关系包括互动与态度两种成份:互动成份是指个人与品牌的互动次数与内容, 态度成份则是指个人对品牌的态度与品牌对消费者的态度。综合以上学者观点, 品牌关系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般, 是动态而双向的, 是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互赖、工具或情感连结下的认知、情感与行为的互动过程。

企业发展品牌由建立知名度开始, 到消费者尝试, 进而产生品牌知识, 对品牌的判断及评估, 最终形成品牌关系 (Keller2001) ;品牌关系令品牌能因其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 取得市场的竞争优势, 而品牌与消费者发展关系的过程是会经历不同的层次和阶段。一般而言, 当品牌与消费者的连结愈紧密, 有更多的沟通机会, 便愈多机会发展更强烈的正向关系。Cross&Smith (1995) 把消费者与品牌的关系由低而高可分为五个层次——知道:品牌已在消费者的选择组合中, 在消费者心中占有位置;识别:品牌对消费者是有情感与分享价值, 消费者会骄傲地展示品牌;关系:消费者主动与品牌沟通, 建立与品牌对话的连结;社群:消费者与他人谈论品牌, 分享个人之生活型态;拥护:消费者向他人推荐品牌, 变成品牌的忠实的拥护者。企业如能强化品牌关系, 关系的水平便能根据层次逐步提升。Franzen (1999) 将品牌关系的发展区分为五个阶段:没有品牌经验、试用一次或多次购买品牌产品、品牌存于目录中、经常购买的品牌、100%的品牌忠诚。

总括而言, 品牌关系的发展是一种渐进演化的过程, 企业在推出品牌后, 必须致力为品牌与目标消费者建立正向关系, 并把关系推至更高的层次, 待关系建立后又要花心思维持这种关系, 在管理品牌关系的过程中必须避免可能引发关系的恶化的因素。其实品牌关系就如人与人的友谊一般, 如果个人或环境因素有变, 或双方无意维系, 朋友便会变得疏远, 新友谊终会取代旧关系, 友谊也是会有终止的一天。

二、品牌关系的类型

除了关系的内涵和发展外, 关系的类型也是学者们探讨的重点。Clark、Mills (1989) 将关系的类型分为亲密关系 (Communal relationship) 与交换关系 (Exchange relationship) 两种。亲密关系是紧密的个人关系, 如朋友、家庭成员、或情侣;而交换关系则是类似企业伙伴等关系。有学者同意品牌关系的类型区分就是亲密关系与交换关系 (Aggarwal、McGill, 2001) 。Kotler (1992) 提出五种关系类型, 它们的水平由低至高分别是:贫乏的 (barebones) 、相关的 (relative) 、问责的 (accountable) 、持续的兴趣 (continued interest) 及真实伙伴 (true partnership) 。Fournier (1998) 将品牌关系型态区分为:朋友关系、婚姻关系、情绪性关系与暂时性关系等四个大类, 而四个大类又各有不同的品牌关系类型, 总共有十五个。

Kaltcheva、Weitz (1999) 以中介 (Mediation) 与交互性 (reciprocity) 两个构面, 描述了相互的、配适的、意气相投的和市场这四个品牌关系基模。Fajer、Schouten (1995) 利用朋友的不同类型模拟到品牌关系的忠诚层次, 指出消费者与品牌的关系发展好比朋友间的友谊, 起始对彼此吸引力的强度, 经由双方对友谊的投资及长期对承诺的强化, 促使忠诚度有效提升;就如由潜在朋友进化成互相关怀的朋友般, 消费者对品牌会先作尝试, 对品牌喜好, 进而产生忠诚的态度, 甚至最终对品牌迷恋。Aaker、Joachimsthaler (2000) 将品牌关系的类型分为朋友、良师、忠告者、有能力者、母亲、兄弟、儿子。

总括而言, 许多学者对品牌关系的类型作了不同陈述的分类, 最常用及方便理解的关系分类便是以朋友的亲疏程度来区分;但其他的关系类型如是依据形成动机、依存时间的长短所区分的亲疏关系类型, 对企业管理品牌关系时, 也提供了实务的应用意义。

三、品牌关系的形成

一般而言, 品牌如能满足消费者的要求, 让顾客满意, 自然会形成品牌关系。但在市场的竞争下, 为顾客提供满意的服务已是营销的必须条件, 满意只是品牌关系的其中一个重要来源, 并不能解释品牌关系的形成。品牌关系的形成因素复杂, 虽然许多学者也认为过去的研究对于品牌关系形成的探讨不足, 但也有不少学者在不同角度研究品牌关系形成的因素。

1、影响品牌关系形成的因素

对于品牌关系的形成, Berscheid (1994) 认为是基于经济成本和利益的平衡交换关系, 关系的形成在于消费者与品牌的交换产生了公平合理的价值。有学者 (Bagozzi, 1995;Peterson, 1995) 提出形成关系的建立及保持, 除了是有功能与经济的原因外, 亦会基于情感与感觉利益。Duncan、Moriarty (1997) 认为品牌关系可以分为社会、心理、财务、及结构的连结方式。Fournier (1998) 在其研究中指出消费者与品牌形成关系的来源包括:心理的、社会文化的、参与者的利益, 这些来源能令关系形成是因为关系能为消费者解决生活事务, 这些生活事务又与消费者心理的个人核心自我概念相关。Fournier指出社会文化包括年龄、生命周期、性别、家庭/社会网络及文化等因素, 而这些因素对消费者与品牌关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包括关系驱动力的强度、关系类型、关系中情感表达的本质及经验、关系互动的型态、关系的发展及寻求持久承诺的程度。最后参与者的利益可分为社会情感的提供或工具的提供, 社会情感包含心理社会本质功能及社会支持的报酬, 工具的提供则是指与目标达成的功能。

有学者从品牌体验的角度研究关系的形成。张立品 (2002) 的研究指出感官体验、思考体验、行动体验和关系体验对品牌关系均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 而情感体验则不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Chang、Chieng (2006) 的研究结果显示个人体验和共享体验会影响品牌联想、品牌个性、品牌态度、品牌形象, 从而最终形成品牌关系。孙晓强 (2009) 认为影响品牌关系形成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企业的因素, 主要是企业的营销组合变量投入;二是消费者因素, 主要是消费者的自我认同感;三是其他如消费环境、参考群体、竞争影响等因素。他认为企业因素, 即营销组合投入变量的可控程度比较高, 而消费者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可控程度比较低, 企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影响和引导的作用。周志民 (2007) 归纳过去学者的研究后指出品牌关系的影响因素包括:自我认同、品牌个性、消费情境和品牌体体几个方面。综合各学者观点, 品牌关系的形成和连结因素, 大致可分为功能性与非功能性, 功能性的形成因素有经济成本和利益、功能与经济的原因、参与者的利益、财务及结构的连结, 而非功能性的形成因素则有情感与感觉利益、心理的和社会文化的来源、社会及心理的连结。

2、品牌个性与品牌关系的形成

Blackston (1992, 1993) 认为品牌关系是品牌个性的逻辑性延伸, 是形成品牌关系的基础。许多学者也同意品牌个性是形成品牌关系的因素 (Chernatony、McDonald 1998;Fournier, 1998;Aaker, 2000) 。品牌个性是消费者对品牌的联想, 代言人正是建构相关联想的重要因素 (Plummer, 1985;McCraken, 1989;Kolter, 1993;J.L.Aaker, 1997) 。据此, 企业为品牌聘请代言人, 会令消费者对品牌有个性联想并产生认同, 能成为企业与消费者间, 建立品牌关系的基础。很多学者对品牌关系形成的研究均显示功能性品牌形象与非功能性品牌形象, 如品牌个性, 会正面影响品牌关系的质量。早在20世纪90年代, 已有学者提出品牌个性对品牌关系形成的帮助, Blackston (1992) 认为品牌个性是品牌关系的基础, 关系是品牌个性的延伸;J.L.Aaker (1995) 的研究也指出, 消费者与品牌建立关系时往往会把品牌视作一种性格特征、一个伙伴或一个人;许多学者也同意品牌个性是形成品牌关系的因素 (Chernatony、McDonald, 1998;Fournier, 1998;Aaker, 2000;周志民, 2007) 。

从过去的文献述评中可看到, 学者亦普遍认同消费者常会选购与自己形象一致的品牌 (Kassarjian, 1971;Sirgy, 1982) , 消费者喜欢使用与自己个性相同的品牌, 或是与自己期望个性相同之品牌 (Sirgy, 1982;Belk, 1988) 。Schouten (1991) 认为当消费者感到品牌个性跟自己的个性越接近, 就越容易得到消费者共鸣, 产生一种认同感, 从而就更容易拉近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并增强其购买欲望。Graeff (1996) 的研究指出消费者对自我概念与品牌形象具有一致性的产品评价较高, 如品牌个性形象能丰富消费者自我个性及保护或提升消费者的个性形象时, 消费者的品牌认同感会较高, 并期待与认同的品牌建立一种长期的关系。可见在消费者与品牌形成关系的过程中, 其对品牌个性的认同或品牌个性与自我概念一致扮演着重要角色。事实上, 关系的建立因为感知到交往对自我概念的意义有互动而有所增进, Aaker (1995) 认为品牌个性对消费者的自我概念能有互动, 可帮助消费者表达自我, 例如品牌个性为消费者表现及激发情绪感受;消费者拥有某品牌以作为个人的象征、品味、地位等;甚至将品牌作为个人的延伸, 成为自我 (包括真实和理想) 的一部分。

虽然品牌个性的建立是企业单方面的营销行为, 但品牌个性的形成又受到多方面影响, Aaker (1996) 指出品牌个性就如一个人的可感知个性一样, 是受到与此人几乎所有相关事物的影响——包括他的邻居、朋友、活动、服饰和相互影响的模式, 因此品牌个性的建立其实是多方面的营销方案。此外, 品牌个性能否对消费者发挥影响又取决于消费者是否对其认同, 认同是一个与消费者沟通的双向行为, 能影响关系的形成, Bhattacharya、Sen (2003) 指出消费者对企业形象的认同是消费者与企业品牌关系的来源, 这种认同有助于消费者自我界定。而品牌关系又会导致消费者对企业忠诚, 进而导致对相关企业进行宣传, 为企业介绍新顾客, 并能容忍负面消息。

3、代言人与品牌个性及品牌关系的形成

品牌如人一般, 当一个品牌具有好的个性时, 自然受人欢迎, 消费者将乐意与它建立良好的关系。如前文所述, 品牌个性的研究为形成品牌关系的理论提供基础, 因为将物化的品牌拟人化后, 当研究如何形成品牌与消费者的良好关系时, 就像探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一般。企业也深明将品牌似人化的重要性, 除了制定品牌营销策略, 如产品的价格/价值、包装、功能及外观设计、广告宣传等方法, 为品牌塑造独特的形象外, 还利用代言人和感性的广告宣传帮助把品牌的个性具体化、人格化。代言人是建构品牌联想的重要原素 (Plummer, 1985;McCraken, 1989;Kolter, 1993;J.L.Aaker, 1997) , 企业为品牌聘请名人代言, 会令消费者对品牌有个性联想并可能会产生认同, 有利于品牌与消费者沟通, 从而成为企业与消费者间建立品牌关系的基础。

James G.Helgeson et al. (2004) 认为品牌个性的来源分为直接和间接, 直接的来源包括:所有与品牌有关的人的个性特征, 如品牌典型使用者、企业员工、企业总裁、品牌代言人及他们的人口统计特征。间接来源则包括:企业为品牌制定的营销决策, 如产品相关属性、产品类别联想、品牌名称、广告风格、价格和分销管道等。可见所有的品牌个性直接来源都是与人有关的。其实品牌代言人也是企业为品牌制定的营销决策之一, 但和其他营销决策投入不同的是品牌代言人并非企业可以完全控制的。名人为品牌代言之前已包含着某些象征价值, 名人在其职业生涯中所形成的特定的象征意义及形象, 长期的经过媒体多次传播而成为鲜明的特征, 能提供一个鲜明的个性和生活形象;但这些价值又有机会随着时间而有所改变, 品牌代言人又会因消费者对其感知差异而影响企业的营销投入成果。总括而言, 企业在利用名人为品牌产品代言时, 效用存在着不确定性, 策略的风险不低, 但由于物化的品牌是不能以透过双向交流而和消费者形成亲密的品牌关系, 企业要将品牌人格化, 借助品牌个性与目标消费群作双向交流;品牌代言人拥有人口统计特征, 又有一个独特鲜明的个性, 能够被消费者所感知, 成为消费者了解品牌个性的重要来源, 对品牌关系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四、品牌关系的构面

品牌关系的形成对企业而言是十分重要, 有学者把品牌关系的概念构面化, 以方便企业在管理品牌关系形成的务实操作上, 提供评估、维持及强化关系的依据。Blackston (1992) 认为正面的品牌关系有两个构面:消费者信赖、及顾客满意该品牌。Fournier (1994) 在研究中提出了六个构面的品牌关系质量 (Br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BRQ) 量表, 她把量表其定义为一种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测量, 并反映出消费者与品牌之间持续联结的强度和发展能力。关系质量包括——行为依赖:依赖包含频密的品牌互动、互动强度的增加、品牌相关活动范围及广度的增加等;依恋:奠基于过去美好的记忆;亲密:关系建基于良好的产品绩效, 其优势可抵抗竞争品牌的攻击;爱与激情:关系建基于人际关系领域中爱的概念;个人承诺:承诺经由自我与关系的连结及强化而进一步加强其稳定性;伙伴品质:伙伴质量的组成包括个人感觉品牌对消费者有正面的价值、判断品牌能可靠地执行关系角色、判断品牌会遵守关系契约的规则、信任品牌会传达消费者想要之物及相信品牌会对其行动负责。及后Hess (1998) 将Fournier的BRQ量表内的构面融合了传统的功能特征, 发展另一个顾客品牌关系模式, 将关系构面区分成:功能性、感性、信赖/承诺、及价值表达等四个构面。Levy、Weitz (1995) 认为信赖/承诺的差异是分别关系特性的主要构面。Morgan、Hunt (1997) 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显示承诺这构面能产生最稳定的消费者行为。Duncan、Moriaty (1997) 认为强力的品牌关系的构面应该包括:信赖、一致性、可取得性、反应性、承诺、亲近与喜好。Franzen (1999) 亦在其研究中提出了七个品牌关系的构面, 分别是——相关的 (Relevance) :此构面是兴趣的连结, 消费者视品牌为达成自我目标的工具;自我概念连结 (self-concept connection) :品牌个性符合消费者渴望的自我形象;感性的情感 (affective emotional feeling) :构面包含情感与态度;亲近 (Intimacy) :情感的接近, 消费者感觉与品牌互相了解对方;信赖 (Trust) :是个人与品牌的连结, 信赖会导致承诺;依恋 (Attachment) :是消费者与品牌的相互连结行动及反应, 当受威胁时, 消费者会有失落的感受, 反映品牌已成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承诺 (Commitment) :承诺能不断强化品牌关系。

综合各学者提出的品牌关系构面, 许多构面的内涵有其相似的地方, 而其中有些构面学者同意其对消费者的行为有较大的影响力, 如承诺 (Fournier, 1994;Levy、Weitz, 1995;Morgan、Hunt, 1997;Duncan、Moriaty, 1997;Franzen, 1999) 、信赖/依恋 (Blackston, 1992;Fournier, 1994;Duncan、Moriaty, 1997;Franzen, 1999;Martin, 1998;Hess, 1998) 、功能利益 (Duncan、Moriaty, 1997;Franzen, 1999;Martin, 1998;Hess, 1998) 、感性利益 (Fournier, 1994;Duncan、Moriaty, 1997;Franzen, 1999;Martin, 1998;Hess, 1998) 等。虽然学者开发了很多不同的测量模型, 但对品牌关系的测量, 多属学者的理论的陈述, 将测量模型作实证研究的不多。正如Fournier所言, 总体评份的测量是不能捕捉所有关系质量的丰富信息, 因此只有开发多构面的模型, 将品牌关系的来源具体化, 才能够提供诊断的洞察力, 满足管理目标的需求。

摘要：品牌关系理论是自品牌资产理论后, 广受市场营销学的学者关注的研究课题。本文从品牌关系的内涵、分类、形成、及构面等多角度对关系理论作探讨。

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理论与实践 篇11

关键词：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实践；中美俄关系

2014年11月10日至11日，第22次APEC领导人峰会在北京召开，中美俄三国元首习近平、奥巴马和普京，在会议期间进行了多次交流与互动，不断推动着中美俄新型大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建构

1.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2014年11月15日至16日，中国、美国、俄罗斯参加了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G20峰会，不仅讨论了促进私营企业发展和共同抗击全球经济风险的议题，而且积极倡导建立全球反腐败网络体系，反映出中美俄新型大国关系在国际社会中的实践性应用。新型大国关系理论首倡于中国，是中国领导人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根据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大国关系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是一个新生而又具有丰富理念的内涵，在不同大国之间有着不同的理解，如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印度等新型大国关系理念。虽然不同大国之间由于各自的民族特点、文化背景、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和社会差异性的发展水平不同，对大国关系的内涵概括也有所不同，并呈现出一定的多元性，但大国关系的基本内涵体现出相似性的语言表达，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来概括。这一理论内涵不仅体现出当今世界大国要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履行必要的国际职能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环境中，而且各大国应在平等与尊重的基础上，扩大交流与合作，增进理解与包容，实现大国间的互惠与共赢。

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全球的竞技场变平了，世界变平了，这是当今世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 （P1）。 在当今多元化的国际社会中，大国之间在竞争中开展合作，在交流中实现互动，在矛盾和纷争中展开对话，因而对新型大国关系理论理解的侧重点不同。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不仅具有宽泛的国际内涵，而且还具有传统的道义规范，将国际责任承担和社会道德约束良好地结合在一起。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对世界主要大国来说，还受到国家利益、价值观念、历史传统、地缘政治、社会制度和霸权思维等多种影响因素，因而在理论建构上有丰富和广泛的内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和发展，大国之间也出现了不同的国际身份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国际角色分类，一方面从经济方式转变上突破自身在发展中的瓶颈，而不断成长为新兴经济体的潜在世界强国，如中国和俄罗斯的不断崛起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尽力维护自身在世界体系内的大国霸权地位，以发挥其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力，如世界超级大国美国极力保持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地位，以促进其地缘战略扩展和民主价值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波及和实现。因此，中美俄三国在东西方之间形成的大国关系及其构建，不仅对亚太地缘安全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对于世界政治格局的调整和演化，都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构建相对稳定的新型大国关系，对中美俄三方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特征

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一个政策上的倡导和理论上的框架，正从政策词令向学术用语转化，通过大国间的相互运作和发展，在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多元状态下，具备了一定的理论特征。

第一，创新性。新型大国关系最主要特征体现在一个“新”字，是对传统大国关系的突破和现代大国关系的创新。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关系，反映出一种霸权关系，在运行方式上更多以组建军事联盟或地区集团，通过军事对抗或威慑手段，达到霸权国的目的。而新型大国关系，更强调合作与共赢，而不是传统的霸权思维方式。在当今国际格局中，无论是美欧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都是在谋求合作，以促进各自国家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全面发展，而不再象传统的军事强国，以军事对抗方式来削弱对方来达到自身的强大，因而创新性是中美俄三国追求新的大国合作关系的鲜明体现。

第二，开放性。在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样化，成为现代国际体系的主要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虽然世界处于一超多强的政治格局中，但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独霸于天下而支配整个世界事务，因而不同国际行为体之间通过接触的方式来增加彼此间的互信，来拉动双边乃至多边关系的发展，从而实现各自的利益需求。從国际关系发展的理性角度看，中美俄等世界主要大国，以交流的方式扩大合作，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共赢，是新型大国关系对传统大国关系的突破，并赋予新型大国关系全新的内容，共同维护国际政治格局的平衡与稳定。

第三，差异性。由于世界大国之间的社会制度、民族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同，导致国际行为体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产生偏差，在理解上甚至出现较大错位，如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有自身的立场和态度，因而在处理外交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应理解相互间存在的差异，尊重多样文明，使彼此间的合作与对接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达到高度的深化和积极的开展，从而促进中美俄“新三角关系”在新的起点上达到越快越好的发展。

第四，包容性。由于世界各主要大国的历史状况和发展水平不同，国家特色和民族心理也存在一定差异，尤其是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在经贸、能源、安全等多个领域难免会发生一些纠纷和矛盾，因而世界大国之间如何能够从彼此间存在的矛盾和隔阂中走出来，不仅对于大国自身的处事和应变能力是一种考验，而且对于相互间的包容性也是一种重要的心理承载。因此，对于世界各主要大国来说，通过彼此间的多次接触，加强深入的对话与合作，化解各种复杂矛盾，排除影响外交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寻找彼此间的利益融会点，实现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理论统一和运行方式的集中，能够真正体现出大国之间的包容性，真正实现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

第五，共生性。随着交通、运输、通讯、传媒、跨国公司以及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和快速发展，世界各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上升，不仅对大国自身的成长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对于营造地区安全形势和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因而和平共生是新型大国关系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显著特点。虽然各大国之间历史发展的背景和文化价值力的传承形式不同，尤其对外实施的战略思维方式也存在差异，导致在国际社会中世界大国对外表达的战略实施手段不同，因而中美俄等世界各主要大国在国际事务和地区竞争中容易产生分歧，这也是国际社会中正常的现象和规律。然而，在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和大调整时代，无论是中俄等新兴大国，还是美欧等守成大国，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和战略扩展需求，都能够通过彼此间的接触，以谈判和协作等多种手段，来实现彼此间的共赢和长期发展，并使整个国际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中，最终维持世界各大国之间的和谐与共生。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践运用

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是时代发展的产物，而且也是大国加速发展的需要。中美俄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是三国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对国际关系发展的考量，做出适合本国经济发展和对外政策需要的客观判断和主观决定。在当今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中美俄三国在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矛盾和挑战，不仅有国内的，如国内经济问题、发展问题、民生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就业问题，社会安全问题等多种国内问题需要解决；也有国外的，而且三国之间也存在一定分歧，如中美之间在经贸问题、对台军售问题、民主人权问题、美国在关系中国主权的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发表不当言论等方面，影响了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中俄之间在实际利益和思想观念与综合国力和发展水平存在着差异，制约着中俄双边关系的发展；美俄两国围绕反导、人权、地缘政治扩展等战略平衡与稳定方面，包括斯诺登事件和乌克兰危机等，存在长期的矛盾和分歧。因此，这些制约因素对中美关系、中俄关系和俄美关系的顺利发展，都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但是，与冷战时期相比，中美俄三边关系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没有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必要，二是没有了全球军事抗衡，三是没有了全面结盟对峙这样的局面。中美俄三边关系已经大体上不再是全面对抗性的那样一种大国关系 （P20），体现出中美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时机已经来临，条件已经成熟，在中美俄三国的认同和努力下，能够推进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实现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战略目标，并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为“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稳定是三国共同的利益，推动亚太经济发展与合作是三国共同的目标” （P5-6）， 进一步体现出中美俄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不仅有良好的利益基础，而且还有共同的合作目标。因此，中美俄“新三角”关系的构建与发展，是新型大国关系在当今世界体系内的具体实践，不断推动着三者的外交关系朝着全方位的方向努力迈进。

三、新型大国关系对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启示

1.新型大国关系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社会呈现出一超多强的政治局面，非传统安全因素不断增加，多样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对东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伴随着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和走向。在当今世界体系中，随着美国超级实力的下降，俄罗斯实力的回升和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出现了中美俄“新三角关系”的大国政治格局，这个世界由一两个霸权国家所支配的局面已不复存在，而是呈现出多强的多极政治格局，这也是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要特点。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政策实施的需要，中美俄都在寻找三方利益的汇合点，迫切需要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管控冲突和各种复杂因素，因此中美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和愿望不仅能够实现，而且推动了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中美俄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对三国的国家利益实现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对亚太地区的和平與发展将产生有意义的推动，尤其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将产生一定的潜在影响，甚至波及到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安全。尼科莱·康提西认为，“从一个地缘角度，处于规范和观念竞争中心的欧亚大陆，见证了在一边的权力主义和国家主义与另一边的民主和人权之间的主要对立”（P233），折射出包括俄罗斯和美国在内的世界大国，对欧亚大陆的霸权、价值观和人民主权三者的建构和影响，不仅关系到欧亚大陆的稳定与繁荣，而且波及到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平衡，因而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安全负有相应的国际责任。随着中美俄三方在国际社会中的互动与对话，在一定程度上将会拉动三边关系的发展，能够有力推动中美俄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因而必然促进中美俄三个世界大国间减少分歧而加强合作，避免相互间的对抗与冲突，使中美俄三国维持一种较为稳定的均势力量状态中。因此，中美俄三者在世界政治体系内形成一种平衡的现代国际关系，这样不仅能够实现亚太地区的稳定，在稳定之中促进亚太国家文明的进步与社会的繁荣，而且能够管控地区矛盾和冲突，避免战争爆发的危险，使亚太地区和欧亚大陆的现代国际关系长期处于一种较为稳固的平衡状态中。

2.新型大国关系对未来国际政治格局走向的影响

随着欧盟国家的联合自强，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发展壮大，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衰落，中国和俄罗斯大国地位的不断崛起，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其未来走向不仅呈现出多极格局，多强力量并存的局面，而且中美俄等世界主要大国的多边关系，将影响未来。如果中美俄三方因为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等因素发生矛盾和分歧，不能和平解决和友好相处，将可能引起地区冲突甚至爆发局部战争的危险，必然打破现有较为平衡的国际政治格局，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造成一定不良影响，同时也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一定的波及和动荡，导致国际政治的安全氛围遭到破坏，因此中美俄对当今世界体系的稳定和未来国际政治格局的平衡起到一定的责任承担，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大国责任。

中国学者秦亚青认为，“在当今时代和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良好健康的国际秩序应该是一个多边协商、多元并存的秩序，是一个相互尊重、利益协调的秩序，也是一个向着国际关系民主化方向发展的秩序。这样一个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在某种意义上说，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会决定世界的走向” （P18-19），体现出大国合作对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性。在未来国际政治格局呈现多极化的背景下，中美俄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不仅能够加强三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缓和并化解矛盾，而且能够拓展三国的战略合作空间，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外交、安全等多个领域，从而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向良好的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向更加合理化的目标进展，使未来国际政治格局保持在一种平衡与稳定的安全状态中。

3.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启示

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不仅有利于大国利益的实现，而且也能够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发展。但是，由于大国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分歧，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还只是一个短期的愿景，对于构建长期的新型大国关系，还需要大国之间的努力与协作。对于中美关系来说，由于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美之间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中美新型关系的构建，本身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考验。近年来，美国政府高层频频在涉及中国主权的钓鱼岛和南海高调说事，欲挑起事端，并拉拢其在亚太地区盟友日本、菲律宾和战略伙伴印度、越南等国家，妄图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这些因素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对于中美两国来说，应突破这些阻碍双边关系发展的障碍，通过经贸关系的加强来提升政治合作的深化。中美双方应从长远出发，以审慎的眼光和开放的视角，寻找中美双方利益的汇合点，促进两国的合作共赢。

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是有广阔前景的，因为中俄已存在良好的合作基础，在地区事务中相互支持，增加了战略互信。但是，由于俄罗斯仍然保留前苏联大国霸权势力的优越心态，在一些事关自身国家利益时，做出的决策过于武断，再加上在经贸和能源问题上与中国产生摩擦，因而对中俄新型大国家关系的构建将产生不利因素。因此，中俄双方应互谅互让，相互理解和尊重，深化两国的战略互信，实现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由于美俄两国仍然没有摈弃冷战思維模式，导致双边关系时冷时热，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因而对美俄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不仅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一种考验。虽然美俄两国关系近期发展的并不顺利，如斯诺登事件给美俄关系造成的不良影响，俄罗斯不认同美国的叙利亚政策，俄乌冲突对美俄关系发展的不利影响，但从长远观点看，美俄双方合作大于分歧，两国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脱离于另一方而单独存在，因为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卫生、外交、安全等方面，有太多的接触和联系，所以美俄双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不仅能够促进美俄两国的国家利益实现，而且能够为双方的发展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促进亚太地区和国际政治体系的安全与稳定。

四、结论

新型大国关系首先由中国领导人在大发展大变革的国际政治背景下提出的，从理论到实践，伴随着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成熟，强调和平与合作的思想理念，对承担国际责任的世界大国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中美俄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不仅存在可能而且成为必要，因为三国的合作大于分歧，发展大于矛盾，并有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在未来国际政治体系内，中美俄通过深入的交流与广泛的合作，必然能够突破存在的障碍，推进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进程，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乃至世界的繁荣与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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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冯绍雷，“面向亚太地区未来的中俄关系”，《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2期，第20页.

[3] 熊光楷，“深化中美俄三边关系 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2期，第5-6页.

[4]NICOLA CONTESSI，Central Eurasia and the New Great Game： Players， Moves， Outcomes， and Scholarship， Asian Security， vol.9， no.3， 2013， p233.

[5] 秦亚青，《大国关系与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9页.

因果关系理论 篇12

一阐明教研者与实践的关系

实践是理论来源的主要途径, 这是普遍的观点, 但决不排除理论来源的多样性, 因为在一定程度上, 理论还可来之于理论, 来之于感悟, 来之于思想体系。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了占世界约一半人口的国家与地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实践, 正是这种理论, 改变了20世纪世界的平衡格局, 马克思生于近代特定的资本主义时期, 没有实践过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而他的理论主要来之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理论, 这说明理论的来源具有多样性的特征。而有的同志认为, 理论必须是实践的体现,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理论就成了经验的文字表述。正是理论来源的多样性, 所以理论教研者, 可以依赖科学的学说进行理论教学和研究, 并不一定就要具备较强的国防建设工作经验的实践者。军事理论发展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如英国人发明了坦克并运用于战场, 而创立坦克集群进行“闪击战”的却是德国人古德里安;美国人发明了飞机, 而提出和制定“空权论”的却是意大利人杜黑;英国人依靠强大的舰队称霸海上, 而“海权论”的提出者却是美国人马汉。我国国防理论就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军事学说、来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人民武装实践、来源于新的历史时期国外相关的实践和理论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建设理论。教研者积极参与国防实践响动, 对于提高国防理论教学能力和水平起着较好的促进作用。

二阐明理论与实践的依存关系

国防理论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国防建设实践, 所以它离不开实践来完善发展, 是一种互为依存的关系。如“人民战争”的思想是由恩格斯首先提出来的, 但真正丰富和发展人民战争理论的是毛泽东, 他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 使人民战争理论不断完善, 并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又如民兵建设的方针从“减少 (许多地方无序的减少) 数量、提高质量, 抓好重点, 打好基础”到“控制 (民兵该建的地区一定要建, 使民兵建设数量增减有序) 数量、提高质量、抓好重点、打好基础”的调整, 就是通过实践而获得的。同时国防理论与实践的这种互为依存又是相对的, 也就是说并不是国防理论都与现实实践直接相关, 从国防理论的基本内容结构来看, 大多集中阐述了国防动员、兵役知识、武装力量等现象及本质, 分析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合理与不合理、自觉与盲目, 并预测它们未来建设的客观发展趋势, 揭示合理性实践存在和发展的条件, 以指导实践由不合理趋向合理, 由盲目转向自觉, 而不是迎合实践, 解决具体的某一领域或某一地区的具体问题。也就是说, 从宏观上指导国防实践, 使国防活动实践遵循规律, 少走弯路, 把握正确的方向, 如理论中的原则、特点、要求等。这也是国防理论的自主性, 这种自主性一旦形成, 它就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 并将遵循自身的内在逻辑发展演进并作用于实践。

在国防建设领域, 重大突破主要或首先是理论性的突破。一方面, 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决策, 如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立足局部战争, 不放弃全面战争准备”的指导思想, 我国的武装力量建设走“精干的常备与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相结合”之路, 国防动员建设走“军民融合式”发展的路子等, 在相当程度上, 应归功于国防理论认识而获得的。另一方面, 在不少问题上, 国防理论有时还来源于价值判断与理论认识。比如完善国防法规制度, 加快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 征集在校大学生入伍等, 本质上不是实践问题, 而是理论问题, 即完善到何种程度, 加快到什么样的速度等, 为什么要把大学生作为主要的征集对象, 都是由理论来进行分析判断, 没有理论的理性客观的设计规划, 从国防建设大局看, 建设发展方向、重点便是盲目的。所以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理论与实践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但是依存度是相对的, 从而消除对理论空泛、无用的认识。

三阐明技术进步与理论的关系

有的同学认为, 目前在现代信息基础设施及武器装备水平与发达国家有“代差”的情况下, 学习研究信息化条件下的国防理论, 只是“纸上谈兵”。这从现实性上说是可以理解的, 但要知道, 国防理论与战争的依附关系, 明显受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发展的影响。恩格斯说, “一旦技术的进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 它们便立即几乎强制地, 而且往往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这句话客观地说明了武器装备的变化促使作战方式的变化, 同样也促使国防建设方面的变化, 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理论上, 无论你是否具有进行信息化战争的物质基础、是否认同, 它都会强迫你接受并完善国防理论。否则, 面对信息化条件下的国防需要, 却仍遵循传统陈旧国防理论来指导实践, 如“二战”中的法国、“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 就是典型。同时, 理论还具有前瞻性, 实践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的特点。如杜黑在1921年就提出“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 没有制空权就注定要失败”“空中战场是未来战争决定性的战场”“夺取制空权只能是空军”的理论, 而真正实践这些理论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所以学好国防理论, 除了要掌握基本的理论常识外, 还要在理念上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 面对未来, 国防怎么建、如何发展的问题。就是要清醒地认识, 目前除了努力创造条件拥有一定的国防物质条件外, 而且还要学会运用理论来解决, 以现有条件, 针对未来信息化战争, 国防建设什么、如何建设。如果说等具备了全面的信息物质条件时, 再去研究和学习信息化条件下的国防理论, 为时晚矣, 而毫无意义。

四阐明教学实践者与理论的关系

国防教学实践者与理论的关系主要从两个角度去做: (1) 从国防教研实践者角度,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 国防理论教学要研究实践, 主要是信息背景下的国防建设与发展, 吸取国外国防建设经验教训, “学人之长, 摸人之短”, 找出差距, 提出“适己”理论, 以增强课堂授课内容的现实性。其次, 教研者要善于通过国防建设实践反映, 来不断完善国防理论教学内容。对于不符国防理论要求的实践, 比如忽视、弱化和偏移的国防实践, 在理论教学中应予以纠偏。对有普遍积极指导意义的实践, 上升到理论高度, 编入教学内容中去, 这样才能达到课堂教学理论联系实践的目的。 (2) 从国防理论学习者的角度看, 首先, 要强化理论学习的意识, 端正学习国防理论的态度, 学好、学懂、学通理论, 并能在自身履行国防义务和参与国防活动的过程实践中, 注意充分运用理论指导, 进行思考和分析, 减少和纠偏自己的失误或盲动, 如逃避兵役义务、随意发布军事信息、传递不当国防言论等, 避免实践中脱离理论。其次, 实践过程中应遵循理论的指导, 向理论指明的方面努力的同时, 还要防止形而上学、断章取义、生搬硬套理论。再次, 学习者也要积极地参与国防理论的研究, 为宣传、完善理论提供智力支持, 促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这样才能使实践联系结合理论。当然国防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还需要其他条件, 如理论研究人才的培养, 具有一定实践基础的理论制度化, 领导者的积极参与研究并把理论变为谋略和决策,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氛围的营造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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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召忠.打赢信息化战争[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3]张杰.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教程[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