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报应（精选12篇）
因果报应 篇1
摘要：因果报应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一传统观念对我国人民有很大的影响, 这一观念在我国古代戏剧中也体现的很明显。
关键词：古代,戏剧,因果报应
俗语“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自作自受”, 都体现了因果报应的观点, 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可以说, 这已经形成了我们的一种传统观念。 因果报应, 出于对中国人产生很大影响的佛家基本教义, 后来与中国固有的果报观念相互撞击、融合,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因果报应观念。 在文学上, 我国古代戏剧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这种因果报应思想不仅对戏剧结构具有功能性意义, 而且对实现戏剧功能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 因果报应的来源及其在中国人头脑中形成根深蒂固观念的原因
因果报应是我国古代戏剧的一个母题, 它来源于印度佛教, 因与果的关系被佛教视为建构宇宙人生的最重要的关系。 其实, 在佛教传入之前, 我国就有了简单的和类似的因果报应思想。 如道教的“承负说”认为任何人的善恶行为都会对子孙后代产生影响, 而人的今世福祸也是先人行为的结果。 所以, 佛教传入之后, 因果报应思想为中国古人所普遍接受, 并且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
因果报应观念深深植入中国古人的心灵, 原因如下:佛家所云的“三世两重因果”与苦难的中国人的直觉经验发生了共鸣。 “宗教为某人所接纳, 在与它从最广泛和最根本的意义上, 指向一种终极的眷注, 使其自身成为一种终极领域而鄙视世俗领域。 ”从此, 中国人朴素的因果观念与佛教思想的整合中, 成为普遍的心理意识。 因此, 在古代戏剧、小说中有大量作品渗透了因果报应的思想便有其合理成分。 在中国古代戏剧中, 所谓现报、生报及后报都不乏其例, 如《立地成佛杂剧》即为生报。
二、古代戏剧中因果报应的表现形式
戏剧中因果报应主要表现在内容上。
首先, 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就是以因果报应作为戏剧结构, 以达到教化的目的。 南戏《 赵贞女 》 和 《 王魁 》 即为典型, 都是封建知识分子发迹变泰后抛弃妻子的故事。 最后王魁被鬼魂索命, 蔡伯喈再婚马踏赵贞女终被暴雷击死。 究其旨意, 戏剧在阐明因果报应, 规劝知识分子不要忘恩负义, 抛弃糟糠之妻。
其次, 戏剧总体上不涉及因果报应说, 但个别人物的命运体现出了这种思想。 如由《赵贞女》演化而来的《琵琶记》中赵五娘的结局。丈夫蔡伯喈因“三不从”而处于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中, 她自愿在家中替夫尽孝, 侍奉双亲, 吃糠咽菜, 无怨无悔。 公婆死后, 她以罗裙包土, 修筑坟茔, 然后身背琵琶, 上京寻夫, 最终夫妻团圆, 衣锦荣归, 这是好人好报的例子。 相反, 《朱买臣》中朱买臣的妻子崔氏嫌弃丈夫贫穷而改嫁他人, 后来朱买臣做了官, 她受“马前泼水”之辱后羞愧投水, 实为恶有恶报。
再次, 剧中人物本身相信因果报应, 因此, 或为坚持正义而勇于斗争或畏惧报应而停止作恶。 《窦娥冤》中当窦娥感怀自己的身世之苦时唱道:
[油葫芦]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 谁似我无尽头。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 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 到七岁与父分离久, 嫁的个同住人, 他可又拔着短筹;撇的俺婆妇每都把空房守, 端的个有谁问有谁瞅?
[天下乐]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 今也波生招祸尤, 劝今人早将来世修。 我将这婆侍养, 我将这服孝守, 我言词须应口。
她猜测自己的孤苦凄凉的原因为 “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 “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 不免有迷信和宿命论之嫌, 但她得出的结论是“早将来世修”, 她相信善有善报, 相信官府会主持公道。 就因为窦娥相信因果报应所以才勇于斗争, 即使死去, 她的灵魂也不会罢休, 这也说明因果报应可以激励人们行善, 敢于同恶势力作斗争。
三、因果报应观念在古代戏剧中的作用
(一) 因果报应思想对戏剧结构具有功能性意义
从以上分析可知, 因果报应观念对戏剧故事结构的渗透具有隐蔽性和深入性。 但无论是明显的以果报关系来结构整个戏剧还是不明显的、 比较隐秘的, 都体现着果报的结构。 如《赵氏孤儿》中屠岸贾陷害忠良赵盾一家, 不惜要杀掉所有晋国半岁以下婴儿, 以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 但结果却是不但没有杀了赵氏孤儿, 反而认为义子养了二十年最终为自己的义子所杀, 作为他的报应。 就是在这种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结构中传达了人们强烈的爱憎和渴望正义的情绪。
(二) 因果报应观念是实现戏剧功能的推动力
1. 娱乐功能。 中国的戏剧萌芽于原始歌舞、祭祀活动, 是一种全民性的活动, 具有民间性。 “中国老百姓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婚丧嫁娶, 最重要的节日庆典都与中国传统戏剧不可分割, 它表现的是一种对生存幸福的祈求, 是种族生存与发展的本能文化需要。 ”平民百姓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只有在节日才能聚在一起看戏娱乐, 因此戏剧要为百姓制造欢乐, 消愁破闷, 特别是喜剧。 而这种娱乐性实现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因果报应。 如《救风尘》和《望江亭》中的赵盼儿和谭记儿巧施妙计, 使恶人周舍、杨衙内自食恶果。
2.宣泄功能。 中国的老百姓勤劳善良, 但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虽然他们占大多数, 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正如《窦娥冤》里窦娥所说:“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 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受压迫、受奴役, 有冤无处诉, 于是舞台上的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故事, 便成为他们宣泄愤怒的渠道, 成为他们精神的安慰, 他们不能接受好人的悲剧结局, 容不得恶人没有恶报的结果, 而因果报应的应用很好地实现了宣泄功能。
3.教化功能。 要实现这一功能, 创作主体在戏剧建构中往往执行着道德评判的角色功能:抑恶扬善或劝善惩恶。 “这种角色功能的最终完成, 因为国民心理定势的作用, 重具象轻抽象的思维特点, 往往借助于因果报应。 ”所以说, 因果报应在戏剧中的运用能够推动教化功能的实现。
总之, 因果报应说在古代戏剧中有大量运用, 并对古代戏剧的结构和实现戏剧功能都有重要意义。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议, 认为这种因果报应思想是封建糟粕, 但是, 因果报应说是一种信仰, 它是不是真实存在, 就同上帝是否存在一样, 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信仰问题。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阻止别人的信仰。 因此, 因果报应思想也就无所谓正确与否, 就看人们如何去利用它, 发挥它的优势。 那么, 作为一个辨证唯物主义者, 我们能做的就是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努力地使因果报应思想得到最合理的运用。
因果报应 篇2
有一个脸上明显有着疲惫和忧容表情的母亲，带着一个年约十多岁，患有中度智障的男孩前来，小男孩悠然旁若自戏，不知人间礼俗和母亲的愁苦。?
这位善良的母亲，以包容但仍有一丝不明的心情问说，她前世跟这小孩有何关系，不然为何使得她也要连带受苦呢??
因果报应 篇3
【关键词】佛教 因果报应说 “无我”思想 意义
一、绪论
中国自古便有俗语“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认为有因才有果，且因果具有一致性，有了行善或作恶的因，才会导致相应的恶果或善果。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提出了因果定律，即每一个结果都有一个特定的原因或者多个原因。在佛教中同样有关于“因果”的解释：基于缘起论，佛教提出了因果报应说，认为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因果报应说也必定要对佛教的两大思想进行解释，一是“无我”思想，而是“轮回”的思想。“无我”的思想是传统佛教的基本思想。“轮回”的思想是后期发展而来的，董群（2007）认为，佛教的轮回论首先是通过业报论来说明的，是业报的具体体现。两大思想然而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受到了不少的质疑，质疑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基于现实观察发现，有时恶未必有恶报，善未必有善报而提出对报应是否会失灵的质疑；二是基于佛教“无我”的基本思想而对业报轮回是否矛盾产生的质疑。这两个问题均引起了热议，值得讨论。
二、关于因果报应说是否会失灵的质疑
因果报应说是佛教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东汉以来就对我国社会和思想界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发现，有时候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却不那么准确了。有些人终日行善，但生活却穷苦不堪；而有些人作恶多端，却享尽大富大贵。 “农夫与蛇”、“东郭先生”等寓言便是很好的反映。小说《水浒传》也将这种善因未必有善果的质疑描写地淋漓尽致。林冲忠心耿耿效忠朝廷，却被高俅屡次凌辱，甚至被冤入狱。于是便出现了“好人不长寿”、“修桥补路瞎眼睛”等消极的说法。对此，佛教做出了解释。郭征宇（2004）认为十二因缘，构成了因果相生的循环链条，每两支间顺序成为一对因果关系，而配合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又可形成两重因果。其中，无明与行作为过去因，识、名色、六处、触、受五支则成为现在果；爱、取、有三项为现在之因，生与老死则是未来之界。此称“三世两重因果”。慧远大师也在《三报论》中明确提出报应有三种形式：现报、生报及后报。现报即善恶始于此身，而此身受。意思是今生的因在今生便能转化为果，可以在今生看到报应；生报即来生受报，今世成因，来世得果；后报则可能是经二世三世，千世百世，然后才受报。生报和后报的解释就是回应质疑的，也就是说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而非现世的报应今世人是看不到的。个人认为，仅针关于“因果报应”说是否会失灵的质疑，佛教的解释是可以服众的。但三报论中生报和后报的受体的确定由于与佛教“无我”基本思想产生了矛盾，因而又引发了质疑。
三、关于佛教“无我”基本思想与业报轮回是否矛盾的质疑
佛教的“无我”思想认为，世界是由物质及精神现象组成，物质叫做色法，精神现象叫做名法。其中组成色法的最小单位是色聚，组成名法的最小单位是心、心所。色法、名法都是在非常快速的生灭着，一弹指间，名色法就生灭了上亿次。同样，人也是由色法、名法构成，这里面没有恒常不变的我，没有灵魂。组成人的这些极其细微的色法与名法，一直都在那里不停的刹那的生灭着，根本就找不到一个不生灭的东西，也找不到一个叫做“我”的实体存在。那么问题来了，既没有“我”的实体存在，那么要如何辨认不同的个体，不同的业报如何在轮回之后确认其特定的受体。即同为佛教中的学者（犊子部）也提出质疑：“若定无有补特伽罗（我），为谁说流转生死？不应生死自流转故。”如果这是无法确认的，那么报应中的“生报”和“后报”也就无法实现了，也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由此，有一种说法是将出世的佛法和入世的世间法区分开来。这种说法认为出世的佛法基于“无我”思想，而入世的世间法并不严格遵循“无我”的思想，而“因果报应”和“轮回”的思想属于世间法的范畴。然而，无论这是佛教本身的教义解释，还是学者们为了排除质疑而基于主观理解做出的区分，个人认为这种区分方法并不能服众。既无来世得束缚与羁绊，今生所承受的苦难意义何在？若完全抛弃“无我”的基本思想，佛教的哲学基础也将完全改变，由此而生的一切思想也会不再成立。当引入了第二个问题之后，我们发现，实际上佛教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关于“因果报应”说的矛盾。但我们也可以将其解释为佛教中国化之后的一种改变，因为任何一种宗教在其传播过程中都在不断适应新的文化，不断发展、更新。陈林（2004）提出，与印度佛教相比，中国佛教具有较为浓厚的实体化思维特点，这种实体化思维方式，当与中国化佛教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实践、轻玄理的现世品格不无关系。也正是这种实体化思维倾向，使中国佛教报应理论免去了像印度佛教那样以“无我论”前提下安立业报轮回主体的理论艰辛，而在扶世助化、劝善导俗方面又极尽了善权方便。
四、结论
综上，个人认为“因果报应”说看到了因果的关系，并且在佛教发展的绵延历史中它也证明了对社会和人类的积极作用，这个理论整体上看是合理的，是值得肯定的。我们应该承认并正视因果的存在，因果不限于善恶之辩，任何事物都存在因果。若我们日常多一些由因及果，由果溯因的思考，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会更加全面。而报应则是对人类的警示，同时也是给人类的希望。虽然我们不知道生报和后报是否真的存在，但同时我们也无法确定报应什么时候会到。万一是现报呢？因此报应的存在会让人们限制自己的恶行，以防恶报，同时多行善，希望善报降临。一个理论的矛盾固然应重视并排除，但一个理论的现实意义更为重要，不应该仅凭一点瑕疵就全盘否定之。“因果报应”说的深刻影响的仍然值得肯定。任何一种宗教都是在发展的，我相信通过佛教的不断发展完善，以上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而佛教的意义不应仅限于佛教徒，诸如“因果报应”说这一类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学说理论对所有人均有其普适性，对人们的生活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董群. 佛教轮回观的道德形上学意义[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6：12-17+126.
[2]郭征宇. 简论佛教的因果报应说[J]. 晋阳学刊，2005，04：62-65.
因果报应 篇4
关键词：《聊斋志异》,因果报应,文化心理,创作意图
《聊斋志异》作为志怪小说的代表, 必然深受“因果报应”等思想的影响。这一思想在《聊斋》中近五百篇的作品中大量体现。本文就从这一思想的背景、具体作品的分析和作者的创作意图三个大方面分析《聊斋志异》中“因果报应”文化心理的展现。
一、思想背景
(一) “因果报应”的历史溯源
首先, 应该认清的是这一观念和思想其实并不是宣扬生死轮回的佛教所独有的, 是儒、释、道三家共同推崇的思想内涵, 只是由于佛教在西汉传入中国后, 大量宣扬现世轮回、因果报应的作品大量涌现, 强化了这一思想在民间的流传。其实, 早在儒家典籍《尚书》中就有类似的记载:“天命有德, 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 五刑五用哉。”《周易》中记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这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的观念;另一显要的传统文学观念道教思想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被奉为道教经典的《老子》中“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 依人犯轻重, 以夺人算”的观点同样宣扬了因果报应。到了《太平经》中, “善自命长, 恶自命短”。
早在佛教传入中国本土以来, 这种意识已经存在。可以说自从佛教传入后, 这一观念才强大坚实起来, “将善恶报应具体落实到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轮回上, 慧能的《三报论》明确解说过报应的几种类型‘现报者, 善恶始于此身, 即此身受。生报者, 来生便受。后报者, 或经三生、百生、前生, 然后乃受。’”[1]
(二) 蒲松龄“因果报应”思想观念的形成背景
前世因缘与后世报应相呼应, 在中国文学中几乎成为一个重要的结构原则。作为志怪小说的集大成者《聊斋志异》中, 一定是集中体现了这样的观念。蒲松龄一定是受这种因果报应、命数缘分思想的影响的, 除了从《聊斋》的篇章中集中体现外, 这点会在下一部分中集中阐释。他在一些序言、碑记等文章中同样有直接的论述, 如《贺毕反予公子入武庠序》中:大善得大报, 小善得小报, 天道好还不爽, 以所为, 卜所报, 炽而昌, 不俟詹尹也。所以他是相信并持有这样的观念的。
在明清之际, 蒲松龄生活的年代, 佛教更加注重和固有文化的调和, 与本土宗教道教的思想相互影响, 而佛教分支天台宗的代表人物智圆更是提倡修身以儒、治心以释, 可以说, 儒释道的思想渐渐融合在一起, 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思想在融合后会更加具有社会基础, 这个时期的志怪小说创作中会不自觉地将此观杂糅融入小说中。“蒲松龄自幼研读儒家经典, 更广泛涉猎诸子百家之书, 对天人感应说、善恶报应观念并不陌生, 不仅如此, 他还明确指出自己受到了佛家的因果报应理论的影响。”[2]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蒲松龄的生平, 他对因果报应之说应该是从感性上认同的。
二、具体作品分析
《聊斋志异》中将近五百篇的作品中, 体现到这一思想观念的作品是占大多数的, 下面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篇目作简要分析。
首先是《王六郎》, 暂不论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溺死鬼王六郎和打鱼为生的老许之间的令人动容的兄弟之情。本来有新的溺死鬼代替王六郎而他可以脱离苦海去投胎, 但是在他看到来代替他的妇人抱有婴儿, “仆怜其抱中儿, 代弟一人, 遂残二命, 故舍之。”[3]动了恻隐之心救了妇人放弃了自己投胎的机会, 而善有善报, “前一念恻隐, 果达帝天。今授为招远县邬镇土地”。老许在捕鱼的时候经常将酒洒入河中祭奠河中曾经溺死的灵魂, 这一善举同样为他带来了善报, 王六郎为报恩帮助他捕到更多的鱼, “前君之获鱼, 独胜于他人者, 皆仆之暗驱, 以报酹奠耳。”善恶终有报, 蒲松龄在此宣扬的正是平日里的善行一定会在日后有回报的。
另一个故事《江城》, 写到一个美丽却十分凶悍的妻子江城, 总是虐待丈夫, 后来江城的婆婆就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个老叟对她说, 这是她儿子前世欠的债现在江城来讨债。“不须忧烦, 此是前世因。江城原静业和尚所养长生鼠, 公子前生为士人, 偶游其地, 误毙之。今作恶报, 不可以人力回也。每早起, 虔心诵观音咒一百遍, 必当有效。”后来老太太念了两个月的观音经果然来了一个和尚, 和尚对江城施了法术, 江城忽然就变得温柔和顺, 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回想从前的事情, 就像前世的事情一样。后异史氏曰:“人生业果, 饮啄必报, 而惟果报之在房中者, 如附骨之疽, 其毒尤惨。”蒲松龄用一个这样的故事劝大家弃恶扬善, 因为因果报应是早晚的事,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霍生》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霍生在产妇处得知严生的妻子私处有疾, 并且向朋友大肆宣扬, 造成通奸流言, 严生的妻子不堪受辱选择自杀, 后化为厉鬼来报仇, 霍生的妻子生病而死, 他自己同样染了一身病, 这是一个肇事者受到恶报的故事。异史氏曰:“死能为厉, 其气冤也。”霍生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样的例子在短篇故事里也十分常见, 《张不量》中的张不量经常行善事, 把粮食分给平民, 归还时不论多少都收下, 所以天降冰雹时, 他的田地独独没有受到伤害, 仿佛有神人庇护;《杜小雷》中的杜小雷的妻子忤逆不孝顺居然化人身为猪, 并被拴起来游街示众;《骂鸭》中的盗鸭者也遭到了类似的惩罚, 身上长满了鸭毛;《蝎客》中经常杀生的贩卖蝎子的商人, “伤生既多, 今见怒于虿鬼”, 化成了血水。这些故事都有强烈的迷信色彩, 但是都是作者用来宣扬人们行善事做善行的例子。
三、蒲松龄大量运用“因果报应”的创作意图
蒲松龄一再宣扬:因果循环、生死轮回, 善恶终有报, 或报于现世, 或报于来世, 或报于数世, 或报于自身, 或报于父母子孙。在《聊斋志异》里大量宣扬这种思想作者是有其创作意图的。
蒲松龄本人虽然写花妖狐怪、宣扬因果报应, 但都是借怪异的故事来寄托某种寓意, 为了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某些感悟而编造的故事, 可以说蒲松龄只是把怪异之事和生死轮回说当做躯壳, 进而传播自己的思想。虽然“因果报应”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 但是他还是有着清醒的头脑的, 蒲松龄认为一切神灵鬼怪皆由心生。如在《画壁》一篇中, “幻由心生, 此言类有道者。人有淫心, 是生亵境;人有亵心, 是生怖境。菩萨点化愚蒙, 千幻并作, 皆人心所自动耳。”蒲松龄在《关帝庙碑记》中写道:“今夫至灵之谓神。谁神之, 人神之也。以其不容己于人者神之也。日星河岳, 雷霆风雨, 昭昭者遍满宇宙, 而人则知何?其慈悲我者则尸祝之耳。”[4]由此可见, 蒲松龄并不信奉神明, 虽然当时佛教十分流行, 在他的家乡更是广泛流传佛教, 他从小受到了相关的影响, 但是所有奇异怪诞的事情都是作者编造出来的, “之所以采用因果报应模式来叙述故事, 是因为果报的叙事模式可以更好地反映他劝惩、教化的良苦用心———假神道以设教, 正因果于鬼狐。”[5]这是他的一种创作手段, 大众普遍信教, 无论道教还是佛教, 生死轮回因果报应都是重要的教义, 所以以这种方式劝诫世人, 对世人劝恶止善, 是会被普遍大众所接受的。
联系蒲松龄的身世, 科举屡次不中, 面对现实的黑暗、吏治的腐败, 他是愤懑的却又是无能为力的, 看不到生活的出路, 只能从儒释道的思想中寻求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和精神的寄托, 可以说《聊斋志异》是极具批判意识的, 是他用来抨击现实黑暗的出口, 怪力乱神都是他抨击的工具。“看不到出路的苦闷, 有诱发导致他用天命观、宿命论来解释社会、人生, 用因果报应来偿善惩恶、寄托理想和愿望, 从而以超越现实的形式完成了他对社会罪恶的批判和否定。”[6]所以说, 他大量运用这样的叙事手法除了惩恶扬善告诫世人外, 还有深层次的原因, 就是宣泄自身对社会的愤懑之情, 他只是社会中一个饱受科场政治黑暗而怀才不遇的寒酸文人, 没有机会大展抱负, 更加没有能力改变现状, 只能付诸笔端, 只能从儒释道的宗教思想中寻找一种解脱和慰藉。在蒲松龄身上, 相不相信宿命论和因果报应已经变得模糊不清, 他一方面保持清醒的头脑, 有着主观唯心的见解, 一方面又大量宣扬这种观念为苦闷找出口。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矛盾的体现。
后人应该如何看待蒲松龄的这一思想的传播和叙事手法的运用呢?首先它是一种封建迷信思想是毋庸置疑的, 这样的形式有思想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在作品中饱含了社会批判, 但这种付诸宗教色彩的批判可以说是不深刻的,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批判的力量, 同样也限制了批判的深度。但在那样的时代中, 这种手法也是广为文人士子所运用的, 许多明清小说家都会运用这样的手法, 所以从大的层面讲是有时代的局限性的, 所以不能片面地全盘否定, “《聊斋志异》宣扬因果报应思想, 不但目的明确, 而且方法得当, 从这个意义上讲, 《聊斋志异》的因果报应思想, 于改造世道人心大有裨益, 应该给予相应肯定, 不可全盘抹杀。”[7]在那个时代里, 可以说是有积极的宣传作用的。告诫世人行善抑恶是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的, 清朝的冯镇峦曾这样评价聊斋:“如名儒讲学, 如老僧谈禅, 如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 观之是有实益于身心, 警戒顽愚。”所以说, 它的教化意义是值得赞颂的。
更具进步意义的是, 相较于六朝志怪小说, 《聊斋志异》是极具进步意义的, 鲁迅先生曾评述六朝志怪小说:“文人之作, 虽非如释道二家, 意在自神其教, 然亦非有意为小说, 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 而人鬼乃皆实有, 故其叙述意识, 与记载人间常事, 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7]六朝志怪小说史是把鬼神之事当做真实的故事阐述的, 而《聊斋》却是“用传奇之法以志怪”, 虽都有宣扬生死轮回等思想内涵, 其作用和教化意义大不相同。
参考文献
[1]陈引驰.佛教文化[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53.
[2]冀运鲁.聊斋志异叙事艺术之渊源研究[M].黄山书社, 2011:31.
[3]蒲松龄.聊斋志异[M].长春出版社, 2010年, 第9页, 本文所引原文未标明出处者皆出于此书.
[4][5]冀运鲁.聊斋志异叙事艺术之渊源研究[M].黄山书社, 2011:40.
[6]许劲松.《聊斋志异》中因果报应思想论析[J].江淮论坛, 1994 (06) :74.
[7]蔡相宗.聊斋志异因果报应思想的剖析与评判[J].聊斋志异研究, 2004 (03) :61.
关于因果报应的随笔 篇5
我让老板给我十五分钟时间，挂断电话之后，马上起床、清水抹了一把脸，开车出门。
初夏的凌晨四点，阴雨天气的凌晨四点，还处于白炽灯张扬的时刻。
任何人在人前的光鲜亮丽，都有着人后无数的辛酸血泪。远远看到学校门口，那个一直有着精致装扮、举止优雅的女老板，和几个工人蹲在门口，着急的张望，看到我车停下，立马站起来打招呼，我真诚的说了一声：“大家辛苦了!”
彩钢的材质，很大气，却也很笨重，师傅们两三个人抬下车，一块、一块，谨小慎微，唯恐蹭刮一下。
“这个地坪面的长度可以吧，当时我们说的十米，应该够吧!”眼见货品全部卸下，女老板问道。
“够的，当时我给干活儿的师傅专门的交代了”，我十分笃定的回答。
“这应该不够，我看着不太够啊。”旁边一位装卸师傅接话道。
“不可能的，工程队的师傅看距离很准的，当时他说，两个下水道板子是一米，一共做了十米，还多了一个板子”，我丝毫不怀疑长度的问题。
当双方出现了争议，再多的言语仿佛都是多余的，唯有真理才能证明真伪。于是，测量、毫不含糊。结果出来之后，我头蒙了，实际距离将近九米，差了一米。
正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次制作的风景栏，质量还算过硬、风格还算独特、气概还算大气，安装地坪相差的一米，意味着支撑不起这样的物件;也就意味着前几天的赶工制作、前几天催促的提前安装，前几天熬夜选择的板面设计，全部的辛苦与劳累，都没有在关键的时候，发挥应有的作用。
那些你偷过的懒，终会啪啪打脸。
还记得安装地坪刚做好的时候，天气非常炎热，在炽热的太阳下，我问干活的泥水师傅，这够十米吗?
师傅说，放心吧，按照下水道板子砌的，错不了，并且给我好一通比划，吹的我云里雾里，又加上天气的炎热，我就没有去工具室拿卷尺测量。
现在想来，责任全部在我。如果当时我不怕炎热，如果当时我多走两步，如果当然我没有听信师傅胸有成竹的保证，如果当时我不急着放学，今天所有的耽搁，都可以避免，校园里这道美丽的风景线，在督导领导到来之前，也会准时矗立在校园的大路旁。
所有的错误都应该尽力去补救，“亡羊补牢”或许是眼前最应该做的。于是我在五点钟的时候，打扰了两个人的美梦，找到师傅的电话，打了过去，让他尽快赶到。
五点十分，一声异常刺耳的急刹车声音传来，师傅匆忙跑了过来。
双方商议着解决的办法，一方面是安全问题，一方面是迎检问题，当二者相遇的时候，他们都将目光投向了我，等我最后的决定。
我把目光投向这阴雨的天气，对女老板说：“下周二或三，随时过来安装，安全第一。”
四点起床，无果而终，五点半返家的途中，天依旧下着小雨，路上还是一片冷清，几乎没有什么人，听着熟悉的音乐，突然想起小时候语文课本上《蛀虫和船》的寓言故事：主要内容是一个人要造一艘大船，他把一块有蛀虫的木板钉在船上，一个人劝他不要用这一木板，他却不听。船造好了。前几年，这艘船运货总是平安回来。有一次，这艘船又要去运货，这次正好碰上了台风，一个大浪打来，船被劈成两半，沉入海底。
“报应”来得好快 篇6
626年，唐高祖李渊任命庐江王李瑗为幽州军政领导，王君廓为他的副手。李瑗属于太子李建成一派，玄武门事变，李建成被杀。掌权的李世民派人通知李瑗到长安报到，去，还是不去，这是个问题。
李瑗怕遭到清算，就找王君廓商量。
王君廓忽悠他说：“我说王爷啊，你可是‘太子党’，李世民肯定不会放过你，你去长安不是找死吗！再说了，哪有手下好几万小弟的大佬还任人欺负的呢？反了呗！”
李瑗狠了狠心，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好，那就这么定了！”
哪知道，王君廓的终极目的有且只有一个：弄死李瑗，讨好李世民。
结果可想而知，还没等李瑗准备好造反事宜，王君廓就带人把他干掉了。愤怒的李瑗留下遗言：“王君廓你这贱人出卖我，老天爷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你会遭报应的，你不得好死。”
李瑗死后，立功的王君廓坐了他的位子。
报应来得好快！王君廓当上幽州地区的军政领导后，流氓习气不改，名声极坏，他的副手李玄道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多次要给中央写信告他。
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召王君廓进京述职述廉。临行前，李玄道托他给舅舅总理房玄龄捎带一封家书。
半路上，鬼心眼贼多的王君廓琢磨开了，这次进京述职本就蹊跷，还被下属托付给总理捎信，忒诡异了。
等到了渭南，王君廓憋不住，拆開了李玄道的信，准备帮他“把把关”，看看可有对自己不利的字样。
李玄道是搞文字出身的，写信也讲究书法艺术，用的是抓狂体草书，原本肚里就没有多少墨水的王君廓上看下看左看右看横看竖看，看得一头雾水，一个字都不认识。
但王君廓没从自己的文化水平上找原因，而是怀疑起了李玄道——那小子一向跟洒家不对付，保不准抽冷子给洒家一刀呢，这肯定是封密码信，故意写成这般鬼画符似的让洒家看不懂，是告洒家的黑状吧！
王君廓心里犯嘀咕，又不敢问别人，越琢磨越心虚越觉得问题严重，感觉谁都不是什么好人。在默默问候了千百遍李玄道的八辈祖宗之后，王君廓下定决心——这京城不能去，大唐也呆不下去了，向北逃吧，投奔突厥申请政治避难才是上上之选。
趁着月黑风高，王君廓一刀宰了旅馆的服务员，抢了匹宝马，头也不回直奔突厥而去。
要说还是没文化害死人哪！王君廓还没跑到突厥，半路因为跟某位村野农民起了冲突，双方激烈PK，结果很让人意外，王君廓挂掉了。
因果报应 篇7
一问题背景
导致意向性和因果性问题目前格局的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意向性和因果性的传统定义所造成的。因果性通常被理解为自然界中事件之间的一种自然的关系, 并且受休谟因果观念的影响, 目前正统的因果关系定义都是基于规则的;而意向性通常被看成是心灵关指世界的能力, 是一种心理属性, 心理属性显然不存在严格的规则性, 因此意向性怎么可能具有因果性呢?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可归结为因果关系的局域性原理和意向性外部主义之间的冲突[1]。外部主义认为意向性是由外在环境决定的, 如语言共同体、社会等;而因果局域性原理规定:一个原因C的属性P, 或者P是C的内在属性, 或者P依随于C的内在属性, 否则P不可能是因果有效的。因此如果信念、欲望等意向性状态是由外在环境决定的, 它如何可能产生物理的效果?第三个方面是心理因果性问题上经常讨论的排他性问题, 意向性作为一种心理属性, 也面临着这一挑战。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 很多哲学家都认为意向性不是因果有效的, 不具有任何解释作用, 如副现象论、意向还原论和意向工具论。然而, 仍然有一批哲学家, 通常被称为意向实在论者, 他们既坚持意向性本体论上的实在性, 又坚持意向性是因果有效的。他们通常采取两条进路, 第一条进路是接受因果局域性原理, 坚持只有意向性依随于大脑的物理状态, 它才是因果有效的。因此他们通常采取自然主义的进路, 代表人物有Yablo和塞尔。另一条进路则拒绝意向性的依随要求, 讨论的焦点是:什么才是意向性能够解释的, 或者说, 当我们把意向性作为解释项时, 什么才是一个合适的被解释项, 从而发展出一套精致的理论。很多社会学哲学家就属于这一派, 比如他们主张原因和理由的区分, 意向性解释和因果性解释的区分, 因此绕过了上述的三个问题, 我们称之为社会学进路。
社会学进路虽然为我们拓展了视野, 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回避了问题, 而自然主义进路若能成功, 则为我们理解意识问题提供了一条新思路。然而, 它必须同时面对上述的三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意向性的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争,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意向实在论的自然主义进路对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的处理, 而在这方面, 我们认为塞尔所提出的意向的因果性理论比其他理论更为合理。
二塞尔的意向因果性理论
作为意向实在论的代表, 塞尔采取了一条生物自然主义的进路来回答意向性如何可能, 意向性如何因果地发挥作用;并且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意向因果性的理论框架。
(一) 意向性如何可能?意向性如何因果地发挥作用?
塞尔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体现出的是本体论上的突现论思想。他认为意向性等心理状态是由大脑低层次的神经过程引起的, 又是在大脑结构当中实现的。这种关系很类似于水的液体性与构成水的单个分子之间的关系, “水的液体性是由分子的行为引起的, 也是在分子的汇集中实现的”。[2]265塞尔认为意向性是大脑的一种“突现属性”, 突现属性“是一种可以被一个系统的各种组成成份所因果解释的一种属性, 但是单个的组成成份却不拥有这一属性, 并且这种属性也不能简单地用各种组成成份的属性的汇总来解释。”[3]113
塞尔用“由……引起”和“在……中实现”的突现模型来描述意向性是如何可能的, 那么, 意向性又是如何因果地发挥作用呢?塞尔认为突现属性能够具有某种因果效用, 而这种因果效用是引起它的微观结构所不具有的。塞尔在诸多论著中把四轮内燃机汽缸的爆燃现象与行动的意向相类比, 如下图所示。这恰恰对应他对于世界的看法, 他认为世界是由不同的层次构成的, 各个层次都具有自己特有的现象、描述方式、因果作用等, 而突现属性和引起它的微观层次的属性就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
(二) 意向的因果性理论
塞尔所提出的意向因果性理论的定义是从意向性状态和它的满足条件之间的关系出发的, 他认为当这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 这种因果关系就称为意向的因果关系。因此, 意向的因果关系存在两种情况, 一种是意向性状态引起了它的满足条件的发生, 如行动的意向引起身体的活动;另一种是满足条件的发生引起了意向性状态的产生, 如回忆和知觉的意向性。
塞尔认为意向的因果关系是因果关系中特殊的一种, 但是在传统的基于规则因果理论中, 意向的因果关系并不合法, 因此, 塞尔对于传统因果理论并不满意, 因为它把一种真实存在的因果关系排除在外。从塞尔对意向因果关系的定义中, 我们发现此定义是建立在一定的因果概念基础上的, 这个因果概念究竟是怎样的呢?塞尔的回答是:因果性就是“使某事发生:在大多数情况下, 如果说C引起E, 意思就是C使得E发生”[2]123。显然, 塞尔的因果概念相比于传统观念更常识化, 然而, 这一理论究竟能否成功, 这是被很多哲学家质疑的, 我们在下一节将会考察这些质疑。
三塞尔的困境
本节归纳了塞尔的意向因果理论遇到的三个困境, 我们将表明产生这三个困境的症结在因果观念上, 困境的解决都有赖于一个更为精致的因果理论。
1.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提到塞尔在回答意向性如何可能时, 体现出的是一种本体论上的突现思想, 并且他认为突现属性是由它的组成要素引起和实现的, 就像水的液体性是由在微观层次上分子的活动引起和实现的一样。但是, 水分子活动和水的液体性之间确实是“实现”和“引起”的关系吗?对于“实现”, 我们是没有异议的, 但是对于“引起”关系, 很多人提出了质疑, 比如Kim曾经说过:“我们不应该把神经元事件和依随于它们的心理事件的关系看成是因果的”[4]。比如一块冰的融化现象, 按照突现论, 冰的融化是冰的分子结构发生改变而突现出来的属性。但是通常我们不会认为引起冰融化的原因是冰的分子结构的变化, 而会认为是某些外部原因, 如温度的升高等。一般认为, 因果关系是非对称的、有时间先后的关系, 而冰的融化蕴含了冰的分子结构发生改变, 冰的分子结构发生改变也蕴含了冰的融化,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对称的, 并且绝对同时发生。并且休谟曾指出原因和结果之间必须能完全区分, 而这两者本身却是一体的。因此它们之间不可能是因果关系, 心理属性和神经元活动之间也是一种类似的情形。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因果突现属性的存在,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因果理论才能区分出因果的突现属性和非因果的突现属性呢?
2.心理因果性问题一直在心灵哲学中争论不休。意向性作为某种心理属性, 也要面对这个问题。塞尔分析了产生心理因果性问题的原因, 主要是以下四点产生的矛盾:
(1) 二元论:心理与物理的区分;
(2) 物理的因果闭合原理 (CCP) :物理世界是一个因果闭合的系统, 任何非物理的东西都不能介入其中作为一个原因;
(3) 因果的排他原理 (CEP) :对于任何一个事件G, 如果存在着能够充分解释它的事件F, 那么不存在事件F’, F’≠F且F’与G因果相关;
(4) 意向性是因果有效的。[5]207
显然, 上面的四点若同时成立会产生矛盾, 因此如果认为 (4) 成立, 那么前面的三点至少有一点是不成立的。塞尔认为是 (1) 不成立, 受笛卡尔实体二元论的影响, 虽然大多数哲学家已抛弃这一学说, 但仍然接受了他所遗留的一系列词汇, 如物质和精神的区分, 心理和物理的区分等等, 所有这些都犯了“概念二元论”的错误。他主张没有这种区分, 因此这四点表面上的矛盾就被化解了。但是我们认为塞尔在很多的论述上都表现出他自己实际上也落入了“概念二元论”的范畴当中, 例如, 他坚持意向性是不能被还原的属性, 因为意向性是第一人称的, 而神经层面的活动是第三人称的, 第一人称/第三人称难道就不是某种形式的概念二元论吗?我们暂且不去理会概念二元论究竟是对是错, 倘若我们能够表明 (2) 和 (3) , 即CCP和CEP都不成立, 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清除这四点表面上的矛盾。
目前在讨论CCP的大量文献中, 对CCP的描述存在强弱两个版本。弱版本指的是每个物理事件或属性都存在一个可以充分解释它的物理原因, 而上文中塞尔对于CCP的表述属于强版本。目前很多哲学家都对强版本持否定态度, 如Wachter。[6]有一些哲学家甚至对弱版本都持否定态度, 如Baker认为若坚持CCP以及强依随性的话, 那么不但心理因果性不成立, 就连宏观世界的因果性也不成立, 那么科学解释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解释也就不存在了。因此, 要么就放弃所有的解释行为, 要么就放弃CCP或强依随性。相信强依随性是很多人不愿意放弃的, 那么只有放弃CCP, Baker认为CCP之所以错误, 源于对因果关系本身错误的理解。[7]
对于CEP讨论最多的就是Kim, 他在很多文章中都支持这一原理。当然, 也有一批心灵哲学家对此原理持反对态度, 例如Yablo, 他认为CEP在心理因果性问题上不成立, 他用了一个经常被其他哲学家引用的例子:
一只鸽子被训练成只啄食红色盒子里的食物, 因此如果要问这只鸽子为什么选择啄食盒子A, 那么原因就是A是红色的, 但是请注意, A是一种特殊的红色, 粉红色, 因此A是粉红色也是鸽子啄食A的原因。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红色和粉红色同时作为原因, 并且红色≠粉红色, 但是不会产生任何矛盾。[8]
这个例子表明CEP在某些时候不能成立, 寻其根源, 我们会发现CEP的背后预设了一种错误的因果理论, 它把因果关系是否成立与充分性混淆了, 即:若每当C发生, E一定发生, 则C是E的原因。而这两者实际是不能等同的, 例如, 虽然约翰先生服用避孕药对于他没有怀孕是充分的, 但是却并不是它的原因。因此, 若能引入一种正确的因果观念, 那么我们就可以区分出CEP何时成立, 何时不成立。
3.在第二节中我们已提到塞尔认为因果关系就是“使某事发生”, 这一观点被很多哲学家批评。汤普森在1984年提出即使塞尔提出的意向因果关系确实能将意向性和外部世界相连, 那也必须提出一种崭新的因果理论, 但汤普森认为塞尔没有明确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因果关系, 他所描述的因果关系的图景还没有基于规则的因果观念所描述的清晰。[9]
综上所述, 塞尔的意向因果理论遇到了三个困境, 产生这些困境的症结在因果观念上。塞尔的因果观念不是站在科学的角度, 而是站在日常生活的角度, 这是他的优点同时也是他的缺点, 优点是由于它的常识化, 因此能够将意向的因果关系纳入其中;缺点由于它的过于常识化, 导致了对因果关系的滥用。因此, 这三个困境的消除都有赖于一个更加精致的因果理论的提出, 我们相信干预主义的因果理论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
四干预主义的因果理论
干预主义的因果理论是近年来在科学哲学中出现的一种新理论, 代表人物主要有Pearl和Woodward。这一理论结合了早期以Gasking, Collingwood, von Wright等为代表的操控主义因果理论和Lewis的反事实因果理论的基本思想。他们对因果关系的定义如下:
相对于一个系统S, X引起Y当且仅当如果在系统S中发生了一个干预I, 使得X的值发生了变化, 相应的Y的值也发生了变化, 并且X与Y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稳定的。[10]18
当然, 符合这个定义的并不一定都是真正的因果关系, 需要增加进一步的限制条件。塞尔其实同意因果性和操控之间是有紧密关系的, “经常有人说, 因果性和操控概念密切相关;这是正确的, 但操控需要分析。”[2]128然而塞尔认为这种紧密关系只存在于认识论层面, 而不在本体论层面, 因为塞尔在因果关系上是实在论者, 而操控主义的因果论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论断。因此在他看来操控主义的因果论也只适用于认识论层面而不是本体论层面。然而, 当操控的因果论发展到干预主义因果论的时候, 干预主义所要消解的正是塞尔的顾虑, 结合反事实因果理论, 使操控并不一定需要自主体的干预。干预的主体可以是普通的物理事件, 因此这与塞尔因果关系的实在论立场是不矛盾的。
那么, 干预主义的因果理论能否作为塞尔的意向因果理论的基础呢?从干预主义的因果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它的两个特点:1) 不要求原因和结果之间必须存在严格的定律;2) 不要求作为原因或者作为结果的一方是物理的。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通过干预, 使得作为原因的一方的变量的值发生改变, 相应地, 作为结果的一方的变量的值也发生了改变。只要满足这个条件, 而即使原因和结果间不存在定律, 即使作为原因的一方是自主体, 这种因果关系仍然是能够成立的, 因此意向的因果关系在此定义中完全是一种合法的因果关系。以行动的意向为例, 我原本打算去冰箱拿饮料, 这时我的室友告诉我那瓶饮料已经被她喝了, 于是我就去楼下的小卖铺买了一瓶。我们可以把这个例子和干预主义的因果定义相对应, 我的意向X最先的取值x1=intention (打算去冰箱拿饮料) , 相应的行动Y的取值是y1=action (走近冰箱, 拿出饮料, ……) , 室友告诉我的话I成功干预之后, X的值由x1变成x2=intention (打算去小卖铺买饮料) , 相应的Y的取值由y1变成y2=action (下楼走到小卖铺, ……买饮料) 。因此, 这种因果关系按照干预主义的定义显然是合理的。
并且, 干预主义的因果理论能够帮助塞尔解决上节中所讨论的三大困境。若把干预主义的因果关系作为意向的因果关系的基础, 塞尔的困境3消除了, 因为这一因果理论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对于困境2, 在新的因果定义中CCP显然是没有依据的, 因为干预主义因果论不要求作为原因或者作为结果的一方必须是物理的;CEP同样也不能成立, 我们可以举例说明。
仍以上文中行动的意向性的情况为例, 一方面,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行动的意向引起了身体的活动, 另一方面, 物理主义者会认为身体的活动是由一系列神经层次的活动引起的。假设我们用符号□→代表反事实条件句的依赖关系如C□→E表示若C发生, 则E也会发生, I表示去小卖铺买饮料的意向, A表示下楼走到小卖铺去买饮料的一系列行动, N1表示实现A的一系列神经层次的活动, 则上面的两种观点我们可用下面的两组公式来表示:
I□→A;undefined;②
N1□→A;undefined
根据干预主义的因果定义, 我们可根据上式是否成立来检验究竟是意向性还是神经层次的活动是身体活动的原因, 若①②式同时成立, 则原因是行动的意向;若③④式同时成立, 则原因是神经层次的活动。首先, ①②式都是成立的, 有行动的意向才会有身体的活动, 没有行动的意向就不会有身体的活动。其次, ③式也没有问题, 可以检验, 每次N1发生了, A都会发生, 但是④式不能成立, 因为神经层面存在多重可实现性的问题, 就算N1不发生, 如果N2发生了, A同样能够发生。因此, 按照以上的分析, 神经层次的活动不是身体活动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行动的意向性, 于是, CEP在意向性的因果有效性问题的讨论是不成立的。同理, 困境1中, 依靠干预主义的因果定义, 我们能够准确的判断出哪些突现属性是因果的, 哪些是非因果的, 心理属性就是神经层次活动的非因果突现属性。因此, 我们可以说干预主义因果论可作为塞尔的意向的因果论的理论基础。
五结论
前文中我们已经分析了导致意向性和因果性处于互不相容局面的种种原因。传统上试图将两者融合所采取的进路一般都是在意向性概念上做文章:给意向性松绑, 使得它不再是心灵特有的属性。而很少有哲学家在讨论此问题时会深入探讨因果性概念, 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已经普遍接受了基于规则的因果理论, 这恰恰忽视了另一条进路, 就是以塞尔的意向因果性理论为代表的意向实在论的自然主义进路。在我们看来, 后一条进路是更具有诱惑力, 并且, 如果我们能够以干预主义的因果理论作为基础, 那么意向因果性理论则为意向性和因果性的融合提供了一条更为明朗的进路——意向性的解释是一种合理的因果解释, 因果关系的解释项也能够是意向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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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earle J R.Intentionality: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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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earle J R.Mind:A Brief Introduc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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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ompson D L.Intentionality and Causality in John Searle[J].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86 (16) :83-97.
因果报应 篇8
早期的因果观念, 是在观察客观现象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恩格斯说:“我们不仅看到, 某一个运动后面跟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看到, 只要我们造成某一特定运动在自然中发生时所必需的特定条件我们就能引起某一特定的运动。……因此由于人们的活动, 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而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2]因果范畴不仅是总结实践经验的产物, 也是为了指导实践而产生的。在很长的时期内, 由于生产力的低下, 人们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很肤浅、很狭窄。简单的因果关系, 人们通过观察和经验能够掌握, 但是复杂的因果关系, 就不易认识了。例如疾病的原因、个人遭遇好坏的原因等, 仅凭直观和简单的经验, 很难认识, 于是产生了矛盾。一方面人们在实践中产生了任何事物均有因果联系的观念;另一方面许多事物的因果关系没有被认识到。
2 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因果观的新变化
从文艺复兴到产业革命, 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随着科学的发展, 探索真实的因果联系的科学方法也在不断地总结出来, 如观察、实验、分析、综合等。这些方法都是以观察、实践为基础, 力求区分形式上的因果关系和实质的因果关系, 从而排除形式上的偶然性, 揭示真实的因果联系并且这些方法克服了朴素唯物主义因果观的直观性。由于受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 唯物主义的因果观具有形而上学性, 即恩格斯所说, 当时科学主要处于搜集材料、分门别类的阶段, 因此与之相适应的是把因果关系从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抽出来进行研究;因就是因, 果就是果。这种因果观被称为机械唯物主义因果观。另外, 在社会历史的领域, 谈到因果关系时, 会陷入循环论或唯心论。他们认为地理环境的改变决定了人的改变, 而环境的改变又会依赖于人, 最后不得不承认有一部分的人是不同于普通人的, 而这一部分人会决定社会的发展走向, 从而陷入了唯心论。
所以在资本主义的初期, 尽管对自然界的许多具体领域的因果关系探索得很深很细, 然而不能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观察社会的因果关系、观察社会的发展和考察人的发展和命运。因此, 这一时期的因果观在自然领域是唯物的, 但是在社会领域中却是唯心的。
3 马克思主义的因果观
恩格斯说:“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 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本来的意义, 可是只要我们把这两种个别场院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 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 融化在普遍相互使用的观念中, 在这种相互作用中, 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此地是结果, 在彼时彼地就成了原因, 反之亦然。”[3]这就是说把某个环节孤立地抽出来考察它的因果关系是抽象的、非现实的。要反映真正现实的因果关系就要把它放到普遍联系中去, 这样, 我们就看到因果关系是相互转化和制约的, 是一种相互作用。所以, 我们在想问题、办事情, 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还应该看到长远的利益。不仅在不同的关系中因果关系会有转化, 而且在同一种关系中, 因果关系也是可以转化的。马克思把唯物辨证法的因果观应用于历史领域, 使唯物主义决定论成为历史的决定论。但是, 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因果关系所表现的形式和内容都有它的特殊性。第一, 在自然领域, 确定因果关系时, 可以通过实验。但是在社会领域中要确定因果关系, 既不能用实验也不能用仪器观察, 往往只能凭抽象思维。虽然如此, 但二者的本质是共同的。同时社会领域中的因果关系也具备特殊性。自然界的因果关系在生产中、在实验中, 可以反复出现, 但是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会重复的, 如果用自然界的因果性表现形式来衡量社会, 就会导致机械的决定论出现。第二, 在自然界, 原因引起结果, 结果反作用于原因, 都是自发的。“我们所看到的现代自然科学中一系列的运动形式, 机械运动、聚集状态的转变、有机的生命, 这一切都是互相转化、互相制约的, 在这里是原因, 在那里就是结果, 运动尽管有各种不断变换的形式, 但总和始终是不变的。”[4]但是在社会领域, 客观的因果关系一旦被人们所认识, 事物发展的趋势、将来的结果, 就成为人们实践的目的和动力甚至会转化为人们的一种理想。第三, 在社会领域中, 无论是人们的生产实践、科学实验和社会斗争等。从因到果的过程, 都是人所参与的。人的主观努力是从因到果实现的一个必要条件。“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 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 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因此, 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 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 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 改变自然界, 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耳曼民族移入的德意志‘自然界’, 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 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 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科其微的。”[5]
4 马克思因果观的实践意义
第一、无产阶级政党要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 须要对事物的发展前途有科学的预见, 科学的预见是以对客观事物因果联系的正确认识为基础的。如果对所处理的具体事物的因果联系的认识有错误, 或者根本不去研究事物的因果联系, 就会在工作中陷入盲目状态。对事物的因果联系认识得愈深刻, 对因果联系的环节把握的愈多, 就预见得愈准确、愈长远。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关头, 总是以惊人的准确性预见到革命发展的前途, 这也是因为我们党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因果联系把握的确切的缘故。第二、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在进行工作中, 都必须争取有利得前途, 避免不利, 这也是以对因果联系的正确认识为基础。因为有利的前途和不利的前途都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的, 如果我们知道了其中的原因, 就可以在客观条件允许的限度之内发挥主观能动性, 用创造某种原因或消除某种原因的办法, 来争取好的结果, 避免坏的结果。因此, 我们在对认识及思维进程中的结果和原因这一范畴以及事物普遍具有的原因和结果关系有了解之后, 就可以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并且在实践中科学地处理好对象的原因和结果关系。
参考文献
[1]列宁.哲学笔记, 列宁全集[M].人民出版社, 38.
[2]恩格斯.自然辨证法[M].人民出版社.
刑法因果关系探索 篇9
刑法的因果关系主要指的是具有危害行为和发生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 刑法的因果关系建立在罪犯触犯的法律责任基础上, 所以, 对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应该排除犯罪构成, 这不会影响刑法在犯罪构成中发挥作用。
一、刑法因果关系的特点
刑法因果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因果关系, 与社会现象之间有一种联系。具体来说, 刑法因果关系建立的基础是人为发生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 这种行为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在我国法律界, 众多专业人士一致认为刑法的关系除了具有一般的哲学因果关系, 还具有一些特殊性。
(一) 客观性
刑法的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的特征, 主要表现为物理性。这里的物理性指的是事物现象之间较为单纯的实关系, 其主要是强调某事件发生的原因现象可以引发一定的结果。不管是任何人, 对该事件的行为都可能会产生相当的危害作用。一旦这些行为对社会造成危害, 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就可能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 这些都存在于刑法因果关系考察当中。
(二) 普遍性
和普通事件的因果关系不同, 在刑法当中, 因果关系指的是犯罪行为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通常情况下, 在一个相对适当的标准下确定事件现象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之间没有内因性、根据性、直接或者必然的因果关系。对于刑法因果关系的认识, 不能简单地从概念上对刑法因果关系进行了解, 还需要了解掌握受到条件限制的现实因果关系。法律专业人员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运用不同的方法对刑法因果关系进行简单分类, 一般情况下可以将其分为直接与间接, 内因和外因关系, 主要和次要关系, 定罪与量刑, 偶然和必然关系。
(三) 法律性
刑法因果关系具有一定的法律性是其和其他因果关系的重要区别。刑法因果关系的法律性主要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刑法因果关系具有法律意义, 对行为犯罪的性质认定和对犯罪人的刑罚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是刑罚理论对刑法因果关系有一个衡量取舍的主观性选择。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内容和对象都是经过选择的, 也就是说在无数的因果关系中, 只选取特定行为人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 并以此作为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的原因和结果。
二、研究刑法因果关系的目的
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行为人付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刑事责任就是行为人违反法律后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 是我国对行为人的一种否定性评价, 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刑罚。刑罚是制裁惩罚犯罪分子的手段, 刑罚打击处罚的是被刑罚规定的犯罪行为。之所以这些犯罪行为要受到刑罚, 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伤害了我国法律保护的人群和社会关系, 具有严重危害社会的性质。在我国的刑法犯罪中很多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直接表现在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研究刑法因果关系问题就是为司法实践解决刑事责任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所以在给刑法因果关系确定概念时, 必须要考虑到刑事责任的问题, 如果没有考虑到这一关键问题, 就会发生很多偏差, 将背离刑法因果研究的初衷。
从上述文字叙述中, 笔者个人认为不能将刑法因果关系与哲学中的因果关系作为同类进行分析。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是建立在我国刑法理论基础上, 在刑法使用当中能够灵活运用。但是刑法因果关系又必须建立在哲学因果关系的基础上, 以哲学因果关系为理论指导。除此之外, 读者必须清楚地看到, 刑法因果关系和哲学因果关系之间的区别, 两者各有其特点,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建立在犯罪事实成立, 当事人需要付出刑事责任和刑法的基础之上。
三、刑法因果关系中“因果性”和“必然性”、“偶然性”关系
刑法当中的因果问题指的是原因与结果之间的问题, 所谓“因果性”, 指的就是前一个现象引起了后一个现象, 此时前者为原因, 后者为结果, 有因才有果, 有果必有因, 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因果性”。事物之间的因果性是客观存在在自然界当中的, 不一人的意志为转移。
偶然性和必然性只是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两种趋势, 偶然性指的是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例外, 具有不确定性, 也就是说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原因, 但并不一定会出现结果。必然性指的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具有确定性的发展趋势, 这种趋势不会人的意志为转移, 也就是说有因必有果。
四、总结
上述文字只是非常简单地对我国刑法因果关系进行分析, 其目的就是为了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 提高我国司法效率, 帮助人们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同时, 在原有的基础上, 法律更加公平公正, 营造一个和谐的法治社会。当今社会发展需要法律的维护, 但不能说我们的法律就没有漏洞万无一失, 社会不断进步发展, 法律也需要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不断进行改革, 适应时代的发展, 满足人们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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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庞静.侵权法上的相当因果关系述评[J].法制与经济 (中旬刊) , 2008 (10) .
企业安全因果关系浅析 篇10
安全生产不仅涉及职工的安全、健康和生命, 而且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形象。然而, 安全口号天天喊, 安全工作天天抓, 安全事故仍然累禁不止, 触目惊心。笔者认为, 只有揭示出安全因果关系, 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事故原因, 这是搞好企业安全生产的重要前提。根据唯物辩证法:“一切事物都是由一定原因引起的, 没有无缘无故产生的东西”的观点, 纵观企业多年事故案例, 寻找产生事故“现象”原因, 发现四个带共性的问题:
一、职工综合素质不适应。
一是职工学习技能的积极性不高。以某国有企业为例, 全厂1800多人, 30岁以下的职工占9%, 30-45岁以下的占46%。45岁以上的占20%, 高中文化占职工总数的25%, 初中以下的占23%, 这样的年龄结构和文化层次, 势必因人员趋于老化态势, 致使鲜攻于业现象严重, 从而形成一方面超定员, 另一方面工作拿得起, 放得下的又凸显不足, 在技术层面上为安全留下隐患。二是职工新知识落伍。初、中级工占工人总数的13%, 高技能人才则更少, 一些高级工在DCS一类现代新型系统面前也自叹落伍, 这样的技能状况, 相对时下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大量应用的迅猛发展来说, 显然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新知识滞后为安全留下空白。三是职工责任心和安全价值观脱节。对工作缺乏严、细、实的作风, 不讲规范, 不求工艺、图省事、省力、省时, 忽视事故给企业, 给个人所带来的危害成本, 安全意识松懈增添安全风险。
二、安全管理不到位。
尽管各级领导和职能部门作了大量工作, 但安全管理工作仍然制约着安全的整体水平。首先, 管理方式导致个别管理者“管”而不“理”, 抓安全不够落实, 使安全工作层层打折扣。因此, 出现布置多、措施少;形式多、过程少;口头多、督促少;处罚多、奖励少的“四多四少”现象, 整个安全工作表面热热闹闹, 实际沉不下去。其次, 管理手段陈旧导致部分管理滞后。安全生产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形成的生产组织、指挥、协调、执行、操作等要素的优化组合和良性运转, 安全才能有效实现。而有的定岗定员已不切合实际, 工作量、工作时间和等量劳动报酬形成较大的反差, 尤其是集体企业安全和劳动保护等问题没引起足够重视, 呈现一种勉强组合和非良性运转的态势。
三、制度贯彻不力。
纵观所有事故案例制度执行情况, 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效教育乏力、实践执行乏力、过程监督乏力, 具体深度、广度和力度“三度”不力的现象, 致使一些制度落实不到位, 责任不明晰, 违规违章现象屡禁不止, 或抓一下好一阵子, 工作始终停留在“抓”——“好”——“松”的“怪圈”中。还有的制度明显不切合实际, 在执行中常常采取“技术处理”, 使制度的约束性、协调性和严肃性大打折扣。制度是人制定的, 也是人执行的。制度乏力, 方寸必乱, 后果可想而知。
四、非正常原因影响。
纵观市场经济条件下各行业安全生产, 无论是国有企业, 还是个别外资、合资和私营企业等, 均不同程度存在不顾工人的健康、安全和工程质量问题;施工单位或个人的资质问题;伪劣产品影响等问题, 而造成的重大灾害性事故。究其原因, 无一不是受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和监管不力所至。这一现象已成为目前新的不安全因素。
无数血的教训一再证明:职工综合素质不适应、安全管理不到位、制度贯彻不力和非正常原因影响这些“因质现象”必然会引发事故“果质现象”的因果关系。那么, 我们进一步深究这些引发事故的“因质现象”, 其实, 相对事故的“果”来说, 它是“因”, 而相对企业的标准和规范来说, 它也是“果”, 也受其“因”的影响, 只要有的放矢地抓好这个“因”, 就会产生系列良性的“果”来。据此, 笔者认为实践中应强化以下“因”:
一、提高对安全工作的认识。从劳动安全卫生 (即常说的劳动保护) 包括安全技术、工业卫生和安全管理三方面内容的作用和关系分析, 安全技术和工业卫生主要都是为保障员工的健康权和生命权, 二者的社会属性都是执行问题, 但如何更好地执行, 更好地保障, 这就是安全管理的问题。可见, 安全技术和工业卫生的作用是安全管理的目的, 反之, 安全管理又是更好地执行安全技术和工业卫生的手段。因此, 这三者共同构成安全工作的整个体系。抓安全工作, 必须全面理解劳动安全卫生工作的内容, 切忌就安全讲安全, 特别要提高对安全管理工作的认识, 进一步强化安全管理、科学管理, 管理到位, 从三方面同时着手, 同步发展, 才能切实保证安全生产, 保障职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二、进一步发挥监督、监察机制。利用法律赋予的职代会和平等协商、集体合同机制, 协调、审议和督促劳动安全卫生方面的问题上议程、上规划、上安排、上资金, 名正言顺地开展劳动安全卫生工作, 为职工创造安全、文明的生产环境。积极支持工会建立健全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的三级网络和长效机制, 发挥职代会专门小组、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的优势, 与行政的安全体系结合, 坚持以防为主、群防群治、群专结合、依法监督, 认真开展危害点分析和群众性的自检自查活动, 建立劳动安全卫生责任追究制度, 并通过向行政报告、事故隐患通知书、厂长联络员等形式, 强化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力度, 确保事故隐患发现早、整改及时。
三、营造浓厚的企业安全文化氛围。推广安全工作扎实企业的作法, 在行政开展安全知识普及和教育、安全月、春秋季安全大检查等活动;党委在职工中征集企业精神、开展党员身边无事故、文明班组建设等活动;工会发挥优势开展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组织“安康杯”竞赛等活动。党、政、工从各自的渠道, 围绕安全生产齐抓共管, 因势利导, 集中有特色的亮点, 从分散的变为有序的, 单一的变为系列的, 阶段的变为持久的, 倡导的变为自觉的, 将其升华、提炼为企业安全文化, 并大张旗鼓地唱响安全文化这支主旋律, 对职工进行潜移默化的安全知识教育和安全价值观教育, 从一般的技术措施层面和更高的思想文化层面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四、加强劳动安全卫生专业知识培训。学习并牢固掌握劳动安全卫生工作涉及的法律、政策、技术等专业知识是搞好劳动安全卫生工作的前提。在企业里, 应加强行政安全员和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队伍的业务培训, 建立一支有理论、有水平、具有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队伍, 充分发挥行政安全网和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网在安全工作中的作用。对各级行政“一把手”, 特别是集体企业的“一把手”, 也有必要进行劳动安全卫生常识教育, 使其了解和自觉执行有关的法律法规, 主动关心、重视职工的安全和健康。
五、严格规章制度。
应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理顺相互的关系和作用, 本着全面、精简、高效的原则, 既要规范到方方面面, 又不能复杂化;既要有行为的准则, 又要有行为的过失责任。在事故考核中, 对因设备和人为责任造成的事故应区别对待, 以保护一线职工的生产工作积极性。应进一步健全、完善、推行传统的安全值日监察师制度、危险点分析制度和班组安全员、劳动保护检查员督促等制度, 明确责、权、利, 特别是确保生产过程中的安全监督检查和管理。要与时俱进, 在保持制度相对稳定的前提下, 定期修订制度, 保证制度的有效性和协调性。
我们的因果育儿法 篇11
儿子3岁，能说出一些惊人之语。一天。全家去逛超市，婆婆看见超市里人山人海，不禁感叹道：“开个超市真好。自己买东西不用花钱，还能赚钱呢！”儿子立即转过头，一脸认真地说：“奶奶，我长大了也开超市，你来买就不用付钱了。”小家伙如此年幼已懂得推理，这离不开我们对他的因果教育。
从儿子学走路、学说话起，我和先生就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他的因果概念。比如，儿子摔倒了，哇哇大哭，我一边哄一边说：“妈妈刚拖了地，地上滑，要慢慢走，一跑就容易摔倒，知道了吗？”小家伙用手背擦去泪水，点了点头。以后，每当家里拖了地。他都会边走边自我提醒：“地滑要慢慢走，一跑就容易摔倒。”
从结果追溯到原因，从原因推理出结果。我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子。有时，他自己也能“陪”出点道理。侄子来家里玩，两个孩子都想玩一个玩具，眼看着就要抢起来，我说：“宝宝，让哥哥玩一下。”一开始他还是紧拽着玩具，可才过了一小会儿，就忽然想通了，大方地说：“哥哥是客人，玩具给你玩。”下雨了，我喊儿子回到屋檐下，他补充说：“不然衣服会淋湿了，要感冒！”睡觉前，先生说：“宝宝晚上不能吃糖。”小家伙虽然吧唧吧唧嘴，但还是会“自我开导”：“牙牙会长虫子的。”
当然，有时候小家伙也会不买账，这时，我会自我安慰——原来儿子还有这么特别的一面，还会自我反省——也许刚才的这个理由并没有从孩子的立场出发，下次一定要多加注意。
随着时间的流逝，儿子在学会了顺向推理的同时，还学会了反向推理和联想。一天早晨起床，给他加了件背心，他认真看着我说：“妈妈，今天很冷，所以你给我加背心吧。”我还没来得及点头，他又说：“昨天下午温度升高了，所以你让我脱了外套。”“啊，是的，你已经知道很多因果关系了，真棒！”小家伙一套套的因果联系让我有点欣喜若狂，尤其是他的因果推理确实在理。
记得自己小时候常常将脑袋碰到桌腿上，每碰一次都会号啕大哭一次，每次大人们都是狠狠朝桌子拍两下，帮我“出气”，而不是正确分析“碰桌”事件，让我明白不小心一碰桌一疼痛之间的因果关系。以至于我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儿子也碰过一次桌子，也疼得号啕大哭，我告诉他：“如果你小心些，就不会碰到桌子，也就不会那么疼了。”儿子知道了事情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碰桌”事件已极少发生。
事故因果连锁模型的改进 篇12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美国的H.W.Heinrich把当时美国工业安全实际经验进行总结、概括, 上升为理论, 提出了所谓的"工业安全公理", 出版了流传全世界的《工业事故预防》一书。Heinrich在这本书中阐述了工业事故发生的因果连锁论, 事故致因中人与物的问题, 事故发生频率与伤害严重度之间的关系, 不安全行为的产生原因, 安全管理工作与企业其它管理工作之间的关系, 进行安全工作的基本责任, 以及安全生产之间的关系等工业安全中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
事故因果连锁共包括事故的基本原因、事故的间接原因、事故的直接原因、事故以及事故后果五个互为因果的事件。常用多米诺骨牌来形象地描述这种事故因果连锁, 如图1所示。在多米诺骨牌系列中一颗骨牌被碰倒, 则将发生连锁反应, 其余的骨牌将相继被碰倒。如果移去其中的一颗骨牌, 则连锁被破坏, 事故过程将被中止。
Heinrich从作用与反作用的角度解释事故, 指出事故是一种失去控制的事件。他首先提出了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的概念, 提出了企业安全工作的中心是防止人的不安全行为, 消除机械或物质的不安全状态, 中断事故连锁而防止事故发生的著名论点。
Heinrich一方面强调了人的不安全行为在事故发生中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指出了机械的或物质的不安全状态也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但是, 他把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的产生原因完全归因于人的缺点, 进而追究人的遗传因素和社会环境方面的问题, 这对于重于管理的现代企业来讲, 已经不太适合。这是Heinrich事故因果连锁理论的时代局限性。
2 改进的事故因果连锁模型
在现在的企业中, 管理的作用已经得到极大的加强, 可以说, 没有管理就没有效益。管理成为现代企业运作的核心。而管理对于安全来说, 其作用也是得到了显著的加强。系统中人、机、环的各个方面都受控制于管理。在改进的事故因果连锁模型中, 管理因素被加了进来, 且作为模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如图2所示。
在改进的事故因果连锁模型中, 整个模型依然是五级, 新模型的前三级都发生了变化。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依然是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或物的不安全状态作用于人或物 (设备、财物等) 就造成伤害或损失, 即发生事故。不过物的不安全状态的内容被扩充了。一个系统由人、机、环、管四部分组成, 在这里, 机器和环境同属于物的因素。它们可以直接导致伤害或损失发生, 例如环境中的有毒有害物质直接作用于人 (作用对象) 可能引起职业伤害等。总的来说, 就是把一个系统的四部分归为人、物、管三部分, 人和物的因素可以直接导致事故发生。
进一步, 导致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的原因是管理不善。系统中的管理是指组织机构、政策、计划、规章制度、安全文化, 人人交流、人物交流等管理因素。管理作用于系统中的各个部分, 由于管理不善如规章制度不完善、机器处置不当等使人产生不安全行为, 使物处于不安全状态。
导致管理不善则是社会文化、体制等方面更深层次的原因。如不合适的社会文化导向、过于复杂的政治体制等成为企业管理向前发展的制约因素。
3 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原因包括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根据上面改进的事故因果连锁模型, 整个事故原因体系如下表所示。
事故的直接原因也就是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 他们直接作用于对象, 造成伤害或损失。间接原因都可归于管理不善, 这可能是管理模式不良或管理制度不良。选择了一个不适合于自身的管理模式将导致管理效率降低, 从而是管理不善, 导致人的不安全行为或物的不安全状态。同时, 不良的管理制度, 如管理制度不全、过于宽松或过于严格等也会导致管理不善。事故的根本原因则是社会和体制两方面因素, 社会因素包括文化和历史两方面, 由此形成的不利于安全生产的社会倾向影响到企业管理。政治体制复杂、经济体制不合理也影响到企业管理的有效性。
4 预防事故发生的措施
和H.W.Heirnrich事故因果连锁模型一样, 只要控制其中一个环节, 使其不发生, 事故就不会发生。鉴于管理在安全生产中的重要性, 因此预防事故发生的措施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虑:
4.1 完善管理, 尤其是安全管理
管理因素作用于系统中的各个部分, 它在现代企业安全生产中成为最重要的部分。管理因素直接决定系统中的其他因素。要完善管理, 首先企业要探索真正适合自身情况的管理模式。国际上已经有非常先进且应用非常广泛的管理模式, 如HSE, OSHMS等管理体系, 我国有一些企业照搬这些管理模式, 但效果并不好, 其原因就是国外的模式有许多不适合中国自身的情况。我们可以借鉴国际先进的管理模式, 并结合自身特点加以改造, 使其符合自身发展要求。
其次, 完善管理要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如果有了先进的管理模式, 而没有内容也是不行的。光有先进的模式, 这仅仅是一个空壳。要将其填满, 这就需要有完善的细化的制度。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两者相结合才能真正形成完善的管理, 才能在事故预防中起到真正的作用。
4.2 引导社会文化发展, 进行体制改革
进行事故原因分析, 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社会文化并不完全符合安全生产的要求, 或者说没有达到那个层次。在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和进行安全工作的必要性之后, 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社会舆论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引导, 从长远来看, 将取得巨大的效益。鉴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现状, 正处于一个事故高发频发阶段。而人们对于安全的需求却随经济发展快速上涨。但由于整个社会普遍存在重利润, 轻安全环保;重眼前利益, 忽视长远利益的观念, 这导致安全生产工作没有跟上公众安全需求的增长。同时, 不合理的观念倾向使得企业管理人员对于管理制度考虑不周, 作业人员对相关制度的执行力不强。因此, 需要利用政府部门、社会舆论引导社会公众及企业人员的观念向正确的方向转变, 这也往往可以取得巨大的长期效益。
结论
由于Heirnrich事故因果连锁模型的局限性, 在其应用过程中出现应用瓶颈。事故因果连锁模型的改进模型在考虑现在安全生产的实际情况之后, 对原来模型进行了改进, 最重要的是认识到管理在安全生产及事故预防中的作用。改进模型的提出为事故因果连锁模型的应用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安全管理》, 陈宝智、王金波, 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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