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机制（精选11篇）
升级机制 篇1
随着政府对物流业的重视,我国物流园区形式的物流产业集聚大量出现。物流产业集聚是物流产业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国外兴起较早,例如德国不莱梅物流园区的集群效应使园区内企业实现基础设施和信息的共享,获得了产业链效应,提升了竞争力和商业能力。然而我国的物流园区却没有将集群效应有效地发挥,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物流企业本身发展的落后制约了产业与物流行业的联动发展;二是入园企业的功能单一,操作业务较为基础且重复,使得园区缺乏综合性和开拓性,无法满足产业物流服务要求;三是资源整合与并购进程缓慢,政府虽然为大中型综合物流企业实施并购以及零散物流企业资源整合提供了必要的协助,但是中国的单一功能物流企业业主还未形成合作的思想,园区内部仍然在单一业务上竞争。因此,进行区域物流产业集聚升级研究很有必要。
一、常州物流产业集聚现状
常州位于我国制造业基地长三角,具有较好的区位优势。为加快常州现代物流业发展,提升交通运输现代化水平,常州加大投资建设常州综合物流园区(诚通物流)、江苏苏浙皖边界市场园区、金坛市天誉物流有限公司、江苏苏浙皖现代物流中心4大园区,江苏华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金坛市诚信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奔牛港物流中心、江苏凌家塘市场发展有限公司、江苏医药亚邦药物物流中心5个中心,形成规模化的交通物流基地。
但由于制度、体质的不完善,现有的物流集聚区域没有将集群效应有效地发挥。在走访和调研中,我们发现集聚区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区内物流企业“杂”、“乱”、“小”;物流园区功能单一,缺乏服务能力;管理分散,物流企业承担的税收和各种规费较重;行业恶性竞争剧烈,物流企业普遍赢利状况不佳;高素质的专业物流人才缺乏;集聚区的信息化建设落后、信息共享困难等,这些问题制约了物流,乃至周边经济的发展。
二、常州物流产业集聚升级动力机制分析
1.常州物流产业集聚升级动力模型的建立
对物流产业集群升级的理解,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本文借鉴过去学者的思想,结合常州的地理位置及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认为常州物流产业集聚的升级换代,依赖于服务对象——区域制造业物流外包,以及物流集聚企业自身的发展,“双轮驱动”加快常州物流产业集聚升级。其中制造业物流外包依赖于制造业的升级,制造业升级源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物流企业自身的发展是全球物流价值链的内部需求,因此,本文构建常州物流产业集聚升级模型,如图1所示。
2.常州物流产业集聚升级动力模型的分析
(1)升级动力一——基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GVC) ,一般指全球制造业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 把一项产品或服务从概念开始, 经过研发、生产、物流、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各个经济环节,在制造、贸易全球化的条件下,诸多相关企业共同完成一种产品或在国际分工中只从事同一产品某些环节的生产,从而建立的一系列利益纽带的联系, GVC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制造业物流外包是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业升级的表现之一,制造业的物流外包成为物流产业发展的核心基础,因此离开制造业物流外包来谈物流产业升级,是不科学的。
物流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其升级动力与制造业的升级动力紧密相关。
常州地区的制造业由于长期以来受产业结构等深层次因素制约,依靠过多占用资源、环境容量和低劳动力成本获取经济增长的方式仍未改变,科技研发、信息技术等生产性服务业相对滞后,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大多数企业已进入微利时代。“十二五”期间,常州全面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急需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加快推动工业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当前,制造业的升级正为物流产业升级带来新的机遇。
(2)升级动力二——全球物流服务价值链
全球物流价值链(GLVC )是将一项物流服务从概念开始,经过物流方案设计、合同签订与分包、功能型物流操作、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在物流全球化的条件下,诸多相关物流企业共同完成的全球物流服务,从而建立的一系列利益纽带的联系。它和全球价值链GVC最大的差别在于其服务的特殊性。微笑曲线是解释价值链的重要理论,全球物流服务价值链不同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它呈现的是半微笑曲线,如图2所示。
从曲线图可以看出,全球物流服务价值链中,附加值根据物流企业与最终客户距离的增大而呈现下降的趋势。全球物流服务集成商处在下游,附加值最高;区域物流服务集成商处在中游,附加值稍低;区域物流服务承包商处在中上游,附加值较低;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处在上游,附加值最低。
而在常州物流企业调研中,了解到常州物流园区或物流中心的企业基本上是处在价值链的上游和中游,也就是这些企业仅能够提供功能型物流服务和区域物流承包服务,很少有物流企业能够为客户进行供应链一体化设计。有些稍有名气的国际物流公司看似不错,而实际仅仅只是全球跨国物流公司的分包商,帮助全球物流公司实现全球物流业务,它们处于利润链的低端,因此在市场业务运作中不具备竞争优势。
总之,常州物流产业升级的动力来自两种:一种是与制造业互动的动力,这种动力来源于常州区域制造产业升级,即从传统制造业迈向现代制造业,从单一的代工环节迈向研发设计环节,从国内业务迈向国际业务,伴随这种制造业务模式的提升,区域的物流产业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另一种是参与全球物流业内部价值链的动力,这种动力来源于嵌入全球物流服务价值链,常州地处长三角,经济相对发达,国外的物流服务商以服务水平优势夺得大量需求市场份额,而常州本土的物流企业由于服务的局限性,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缺乏竞争优势。
三、常州物流产业集聚升级方向
从常州物流产业集聚升级的动力分析中,不难看出常州物流产业集群升级方向一是利用制造业升级的契机,加深与制造业的联动发展;二是借鉴国外企业经验,创新服务,发展自我,调整企业在物流服务价值链中的位置。常州物流产业集聚涉及到政府、投资方及运营管理商、物流企业、研究机构、行业协会等主体,这些机构在物流园区或中心的发展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各自的作用。从政府层面来讲,应站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干预制造业的升级模式,促进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联动发展,出台物流标准,实现物流业的规范化发展;从物流企业角度来讲,应创新服务,调整在物流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实现价值提升;从研究机构的角度来讲,应研究相关园区或中心管理政策,规范管理,研究发展创新方向,指导企业进步;从行业协会的角度来讲,应积极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物流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常州物流发展规划工作,建立、完善物流标准化协调机制,积极推进物流标准化进程,加强行业调查研究,积极为会员、为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相信经过各方的努力,常州物流产业集聚必然会上升一个台阶,定会促进常州经济发展。
升级机制 篇2
［关键词］国际服务外包;技术进步;生产要素结构;服务贸易结构;服务业升级
全球经济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一国要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崛起，势必要实现服务经济领域的绝对优势。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优化的关键时期，而服务业的升级则是整体产业升级优化的战略重点。服务外包属于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中的高端业态，大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对促进我国改进传统服务业、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优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国际服务外包对承接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国内外众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了研究，Jabbour(2005)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承接发达国家服务外包产生的技术扩散效应促进技术进步，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徐建敏、任荣明(2006)指出承接服务外包可以从直接(服务贸易额的增长等)和间接(优化投资环境等)两方面来对承接国的服务贸易产生影响。张扬(2011)经过实证研究指出国际服务外包能够促进承接国服务业结构升级。但是，对于国际服务外包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促进承接国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甚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主要从国际服务外包促进承接方服务业技术进步、服务业生产要素结构优化和改善服务贸易结构这三个方面来分析服务外包推动承接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
一、服务外包对承接国服务业技术水平、服务业生产要素结构和服务贸易结构的影响
(一)服务外包引起技术溢出，促进承接国服务业技术进步
服务外包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实现的，一种是发包方自愿或主动提供的技术转移，另一种是发包方在非主动或非自愿的情况下产生的技术扩散效应。1.服务外包引起技术转移技术转移是发包方自愿或主动提供的技术支持，可以通过直接投资等形式实现，这种主动提供的技术支持主要是为了促进承接方能通过吸纳直接转移的技术知识以顺利完成外包业务。由于发包方和承接方之间在技术上会有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国际服务外包对承接方的技术能力一般有较高要求，只有符合技术水平要求的企业才能突破重围、脱颖而出。对于承接方来说，在加强对发包方转移的技术知识的吸收以提高自身外包业务能力的同时，为了能持续获得外包业务，更要通过创新等方式不断提升技术水平、提高业务能力，而且发包方的技术进步也会迫使承接方不断跟进技术改进、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通常，与发包方转移的技术知识伴随流入的还有相应的先进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同时承接方的管理水平也会相应提高。2.服务外包引起技术扩散技术扩散效应大多是发包方非自愿的，主要是承接方在承接服务外包的过程中通过“干中学”等途径促进了技术水平的提升。假定对于国际服务外包发包方和承接方来说，中间投入品是双方的贸易联系，中间品质量固定时，由于技术扩散效应的激励以及新进入供应商的竞争，原承接方会通过降低中间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来抢占市场，技术扩散效应会激励现承接商技术努力，在降低中间投入品单位生产成本的同时实现了质量的提高。中间品质量提高，相应市场对其需求也会增加。这样，承接方在技术水平得到提升的同时，其外包业务量也会得到增长。而从发包方来看，与无技术扩散相比，在技术扩散条件下，由于承接方花费更少的技术努力就可以实现降低中间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同时其质量也能得到提高，由于中间投入品的“物美价廉”，最终产品的质量得到提高的同时单位生产成本也降低了，市场对最终产品需求也会增加，发包方的边际收益增加。这样会促使发包方更愿意对承接方直接的技术转移，更会直接有利于承接方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技术扩散效应对双方来说都会带来收益。承接方通过承接发包方的国际外包业务获得技术扩散效应主要通过两个渠道:示范和人力资本流动。示范效应是指通过服务外包，承接方或多或少都会学习到服务产品中包含的发包方的设计思路、技术以及一些隐形知识等，此外，承接方也会吸纳发包方先进的管理理念。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则是由外包企业的人员流动尤其是技术人员的流动带来的技术外溢。国际服务外包给承接国带来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效应，促进了承接国的服务业技术进步。
(二)服务外包促进承接国服务业生产要素结构优化
由于国际服务外包属于现代服务业中的高端业态，业务环节多属技术领域，故而承接方会增加对技术劳动人员的需求，促使从业人员流向服务外包业务技术环节，这样服务业人力资本从量上得到了一定的积累。同时，由于技术外溢和技术转移效应，进入这些环节的技术劳动人员在接包的过程中由于发包方的技术培训以及通过“干中学”学习到发包方的技术知识和经营理念，此外，由于技术溢出效应，相关企业在承接国内外包业务的时候，也会促进整体行业的技术知识水平得到提升，这样服务业人力资本又在质上得到了进一步的积累。服务业人力资本积累增强，承接国服务业生产要素结构得到优化。
(三)服务外包促进承接国服务贸易结构得到改善
一国服务贸易的构成本身就包含国际服务外包，服务外包的过程客观地就实现了服务贸易。由于服务外包多涉及高技术环节，一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额的不断增长体现了该国现代服务部门出口占比的不断增加，一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水平的不断增强体现的是该国现代服务业竞争力的不断提升。现代服务业竞争力的提升可以促进承接国服务贸易结构得到改善，推动服务贸易健康发展。此外，国际服务外包可以促进承接国有效规避发包国的贸易壁垒，进一步促进了承接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二、服务外包促进承接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分析
(一)服务外包促进承接国服务业技术进步，推动承接国服务业结构升级
服务外包带来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效应，对于这些高新技术知识，承接国经过学习、消化、吸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创新，由此促进了国内服务业技术进步，提高了服务业生产率，实现了对传统服务产品的改进以及发展现代服务产品，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国际服务外包带来承接国的技术进步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从传统服务业角度来看，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改造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商品，使得产品质量得以改进，逐渐转变低附加值模式，逐步提高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水平，服务业结构得到优化。另一方面，从现代服务业角度来看，由于服务外包带来的技术进步推动了现代服务行业或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并且由于创新而实现的新产品开发，直接扩大其现代服务产品的供给，增加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促进了服务业的结构升级。尤其目前主要的ITO(InformationTechnologyOutSourcing)和BPO(BusinessProcessOut-sourcing)服务外包多以技术密集型为主，KPO(KnowledgeProcessOutsourcing)更以专业知识为核心，它们的发展直接推动了承接国服务业的结构升级。综上，承接服务外包带来的技术进步对承接国服务业结构升级起着积极推动作用，技术进步越强，作用就越明显。国际服务外包促进承接国服务业技术进步，进而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如下:国际服务外包→发包方主动的技术转移和非主动的技术扩散效应→承接国服务业技术进步→传统服务业得到改进、现代服务业得到发展→承接国服务业结构升级。
(二)服务外包促进承接国服务业生产要素结构优化，推动承接国服务业结构升级
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会促进国内技术人员流向服务业技术环节，承接方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得到提高，甚至国内相关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得到提升，从量和质上促进了承接国服务业的人力资本积累，推动承接国服务业生产要素结构优化。ITO、BPO和KPO这三类服务外包对承接方的技术水平要求依次越来越强，对承接方来说，接包方层次越高，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也相应越强，承接国服务业生产要素结构优化效应也越明显。生产要素结构的不断优化，一方面，可以促进传统服务业的改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要素结构的优化正符合了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需要。由此，促进了承接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综上，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促进承接国生产要素结构优化，进而推动国内服务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如下:国际服务外包→增加流向服务业技术环节的就业人员以及在接包过程中学习到发包方的技术知识→服务业人力资本从量和质上得到积累→服务业生产要素结构得到优化→传统服务业得到改进、现代服务业得到发展→承接国服务业结构升级。
(三)服务外包促进承接国服务贸易结构改善，推动承接国服务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两者之间历来都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贸易结构由产业结构决定，另一方面，贸易结构又会通过进口推动效应和出口拉动效应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口推动是指由于进口带来国内已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空白产业的开拓，而出口拉动则是指由于出口带来关联产业的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促进了承接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改善，由于进口推动和出口拉动效应，会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提升了整体行业素质，促进了国内服务业发展，也促使发包方愿意转移更高技术要求的外包业务，承接方可以参与到更高附加值的环节中，吸引更多的资源流向高技术外包产业，这样又进一步促进了承接国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发展和国内服务业的发展。在这个良性发展过程中，现代服务业占比得到提升，实现了传统服务业的改进和现代服务业的进一步成长，由此促进了承接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综上，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促进承接国服务贸易结构得到改善，进而推动国内服务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如下:国际服务外包→承接国服务贸易规模得到扩大以及吸纳发达国家转移的成熟产业→促进现代服务贸易的发展与现代服务业的成长→服务贸易结构得到改善→出口拉动和进口推动效应→传统服务业得到改进、现代服务业得到发展→承接国服务业结构升级。
三、结论
综上分析，国际服务外包可以通过促进承接国服务业技术进步、服务业生产要素结构优化和服务贸易结构改善实现对承接国国内传统服务业的改进和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逐步推动承接国国内服务业结构升级。我国是国际服务外包承接大国，2016年我国服务外包合同额达1472.3亿美元，其中离岸金额达952.6亿美元，与2015年相比分别增长12.45%、9.14%;服务外包执行额达1064.6亿美元，其中离岸执行额达704.1亿美元，与2015年相比分别增长10.11%、8.94%。在经济新常态下，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来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推动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对此，在促进服务外包规模增长的同时，更要注重服务外包质的提升，加大服务外包人才培养、尤其是中、高层次的外包人才，加强自主创新，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不断提高服务外包技术水平，增强服务外包竞争力。在服务业技术方面，通过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要密切和发包方的合作，在学习和吸收发包方外溢的技术与经营管理理念基础上，促进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进而通过承接国内外包业务带动国内相关行业整体素质的提升，逐步承接更高技术的外包业务，带动国内服务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服务业生产要素结构方面，通过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要不断优化服务业生产要素结构，加快发展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加强国内服务业人力资本积累。在服务贸易方面，通过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加强出口拉动和进口推动效应，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在加快服务贸易结构升级的同时促进国内服务业发展。总之，通过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从多方着力，加快对传统服务业的改进，加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促进国内服务业结构升级。
［参考文献］
［1］徐建敏，任荣明．外包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及承接服务外包的策略［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11)．
［2］谭建芬．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促进我国服务业竞争力提升的研究［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8．
［3］赵鸿．国际服务外包:运行机制与效应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1．
［4］张玉山．国际服务外包对承接国服务业的促进效应研究［D］．浙江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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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扬．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D］．南京财经大学，2011．
升级机制 篇3
关键词：休闲农业；产业升级；动力机制；关键领域
中图分类号： F323.4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4）06-0447-04
收稿日期：2013-10-08
基金项目：天津市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计划（编号：12ZLZLZF04400）。
作者简介：史佳林（1979—），女，天津人，硕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都市农业发展与农业资源区划研究。Tel：（022）23678636；E-mail：nkshijialin@126.com。经过多年发展实践，休闲农业正在逐渐成为天津现代都市型农业的新兴战略性产业。近年来，天津不断探索以农业园区观光、休闲度假体验和农家院旅游为主要形式的休闲农业发展模式。天津休闲农业还处在初级阶段，科技支撑弱、资源消耗大、特色不鲜明、功能不完善、服务不到位、布局不合理等问题突出，急需对休闲农业的发展模式与经营管理进行提升。在此背景下，实现休闲农业产业升级，已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休闲农业产业升级的理论依据
产业升级理论是在产业结构调整理论基础上形成，并将价值链体系引入产业结构调整研究的一种新型理论体系。20世纪90年代末，格瑞菲、卡普林斯基等正式提出对产业升级的研究，他们将产业升级置于全球价值链（GVC）模式之下进行分析，提出在此模式下产业升级可被理解为一个經济组织提高其进入更具技术能力、获利能力的经济领域的升级过程，是制造商（生产者）成功地从生产低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向生产更高价值的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品经济角色转变的过程。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包括4个层次的升级，即企业内部、企业之间、国家内部以及国际性区域[1]。
我国学者对产业升级理论的研究更偏重于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这一思路。吴崇伯是目前国内最早研究产业升级的学者，他在对东南亚国家产业升级进行深入研究后，提出产业升级的阐释可表述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即加速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转化[2]。进入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开始关注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问题。199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产业升级、体制转换与国际合作国际讨论会就产业升级、体制转换及对外开放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指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新阶段，同时20世纪90年代的产业升级已经从主要进行产业间比例调整，转向必须进行深层次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新阶段[3]。
进入21世纪，研究者依然非常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形式的产业升级。蒋永志研究了我国较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指出产业升级的内容是经济（偏轻）工业化地区政府部门推进重化工业发展[4]。靖学青在对上海产业升级测度的研究中提出产业升级也称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第一、二、三产业之间以及各产业内部依次转移、结构从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发展的动态过程[5]。傅耀指出产业升级是经济转型的内驱动力，而主导产业的更替是产业升级的核心[6]。相关研究都是典型的“结构思路”的代表。
随着国外学者对产业升级的研究不断引入实现价值链攀升这一思路后，我国学者也开展了更加深入和多元化的研究。张耀辉对“产业升级”的内涵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产业升级的真正含义应是高附加值产业代替低附加值产业的过程，提出产业升级的过程实质上是产业创新与产业替代的过程，而产业创新是产业升级的主要方面[7]。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休闲农业产业升级既可以被看做休闲产业内部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休闲农业价值增长的过程，是从资源利用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更高价值产业发展的过程。休闲农业产业升级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以农业资源禀赋和生态条件为基础，以现代农业的科技装备为支撑，依托传统农耕的文化内涵，引进工业的管理理念和制造手段，融合服务业对产业进行链延伸，推动农业内部产业向全产业链和高端功能链方向发展。根据以上内涵，休闲农业产业升级必然遵循起始→发展→问题→突破→升级→问题→突破→升级→……的螺旋式升级路径。
2天津休闲农业产业升级动力机制分析
在新的历史时期，天津休闲农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从内部外部推动着产业实现升级，推动休闲农业产业升级的内部动力机制包括产业价值链提升的需求、技术条件的进步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推动休闲农业产业升级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外部环境的更新，以及相关产业的促进（图1）。
2.1价值链提升
价值链提升是休闲农业产业升级的根本诉求和原始动力。
休闲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业中存在的部分问题会逐渐显现，产业所能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和旺盛的市场需求之间亦会存在巨大差距，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内部会自觉发出调整产业结构、完善管理机制、提升服务水平，最终促进价值链提升的需求。天津休闲农业发展，由于前期的盲目性与自发性，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主要包括科技支撑弱、资源消耗大、特色不鲜明、功能不完善、服务不到位、布局不合理等，大部分经营者与管理者已意识到必须依靠转变发展方式和实现价值链提升来促进休闲农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产业升级。这种升级主要由结构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管理升级、服务升级、打造产业集群以及向全产业链模式发展等方面构成，目的是提升原有资源的附加值，构建复合型产品体系和产业链条，构建由一产延伸至三产的休闲农业产业功能体系，提高休闲农业产业的整体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nlc202309012121
2.2技术条件进步
信息化与电子商务等技术的普及将休闲农业引入新的领域
近年来，数字信息技术与电子商务技术获得了迅猛发展，并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农业发展的各个领域。借助技术手段的提升，农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服务模式均发生了巨大改变，如数字技术、遥感技术、卫星定位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农业自动化技术、互联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的应用，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要素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推进农业专业化、集约化、标准化生产，更新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方式，帮助政府提高对现代农业的管理水平。休闲农业作为现代农业成果集中展示的窗口，信息技术，特别是电子商务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人们将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更快捷地了解休闲农业的场所、内容、服务等信息，并在实际游览时享受到更加周到便捷的服务。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使人们的认知程度、范围有了质的飞跃，加速了各种信息的传递速度，人们将更多地依赖网络等现代技术进行出游前准备、游览时体验以及游览后采购等事宜，促使休闲农业经营运作以及服务模式发生质的转变。信息技术与电子商务的发展为休闲农业产业升级开辟了更多更新更丰富的领域。
2.3市场需求改变
城乡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为休闲农业产业升级创造了条件。
随着城市化的加快推进，我国城市人口逐渐增多。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居民受城市环境及工作、生活压力所限，希望到农村观光旅游，欣赏田园风光，享受大自然的美景，带动了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研究表明，当人均GDP达到6 000美元阶段，到农村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了解农业知识，体验农耕文明，已经不再只是一种时尚，而是成为一种生活需求。2011年，天津市人均GDP达到13 402美元，表明天津城市居民家庭对休闲度假存在着明显的需求。据天津市旅游部门统计，2010年“五一”假期3 d全市共接待中外游客120万人次；同期北京10个远郊区县接待游客也达94.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 273万元，分别较2009年增长37.3%和67.3%。由此可见，休闲农业的发展迎合了现代人向往自然生态和追求宁静清新生活的心理需要，有助于促进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能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业升级必将迎合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2.4外部环境更新
2.4.1建设国际性、现代化宜居城市为休闲农业产业升级提出了新要求《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至2015年，基本形成独具特色的国际性、现代化宜居城市格局，城市服务能力和综合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和生态城市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城乡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目标提出“建设绿色天津，构筑生态城市”基本理念的进一步延伸和完善，今后天津城市发展要走与经济社会相适应、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道路，不断提升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水平。休闲农业自发展之日起就表现出突出的生态保护与环境改善功能，是支撑地区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柱产业。在建设独具特色的国际性、现代化宜居城市新目标要求下，休闲农业发展也要跟上时代步伐，逐步扩大服务市场，提升规划与管理层次，以国际市场为客源地，走外向型发展道路；以现代化设施装备、管理理念、服务手段推动休闲农业产业升级。国际性、现代化宜居城市的提出在给休闲农业升级发展提出新要求的同时，也为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2.4.2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为休闲农业产业升级奠定了基础天津市第九次党代会以来，天津市大力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统筹滨海新区龙头带动、中心城区全面提升、各区县加快发展3个层面联动协调发展，提出推进农村居住社区、示范工业园区、农业产业园区统筹联动协调发展的决策部署。与此同时，天津探索出以宅基地换房加快小城镇建设的办法，推动农村城市化建设进程。相关政策措施促使农业用地不断集中，农业用地使用权逐步流转，为农业统筹规划和规模化生产奠定了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联系与融合日趋紧密，农业与工业和商贸服务业的关联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从以往单纯提供原材料与农副食品，转向更多地提供绿色生态、休闲空间和生活服务。与此同时，农业发展能够更多地吸收与借鉴工业的理念和运行方式，从而推动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功能的拓展。以此为基础，休闲农业作为一种高端服务型农业的作用必将日益显现。
2.4.3交通网络的日益完善为休闲农业产业升级带来了机遇天津城市交通在经历了骨架路网发展阶段和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快速发展阶段之后，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已构筑起快捷、完善、高效、安全的交通网络体系。目前，天津市公路总里程达到11 531 km，其中等级公路10 839 km，高速公路682 km。铁路总延展里程超过4 400 km，客运线通车里程18万km。京津唐、京津、京沪、京沈、津滨、津蓟、津晋和威乌高速公路的开通，京津城际高铁的运行，以及京沪高铁的开通，使天津通達“三北”和“华东”各地区的现代化大交通体系已经形成。城市内部，现代化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已经搭建完成，1条环线、3条快速联络线和2横2纵4条快速通道的建设使得城市出行便捷而快速。空港方面，在天津空港执行航线的国际国内航空公司已有20余家，定期航线66条，定期通航城市54个。海港方面，天津港已跻身世界十大港口之列。休闲农业的发展前景与城市交通的便捷程度息息相关，只有顺畅、通达的交通才能将人流、物流引入休闲农业发展区内。随着天津城市交通体系的日益完善，休闲农业必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2.4.4低碳经济模式的提出为休闲农业产业升级提供了新内涵“低碳经济”概念首先由英国在《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提出。《能源白皮书》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就业机会[8]。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是在实践中运用低碳经济理论组织经济活动，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改造成低碳型的新经济模式。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提出对各产业发展都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就农业内部而言，必须建立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种、节电、节油、节柴（节煤）、节粮技术体系，有效防治农业生产中所产生的面源污染，构建资源-农产品-农业废弃物-再生资源反馈式流程的农业生产模式，提高耕地资源的固碳能力，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力度，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基于以上变革，休闲农业进一步发展也必须最大限度降低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展示和对生态文明的传承，帮助农业走上低碳化发展模式。
nlc202309012121
2.5相关产业促进
2.5.1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休闲农业产业升级提供了动力“十一五”期间，天津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2011年天津市生产总值突破10 000亿元，达到11 190.99亿元，比2010年净增2 082.1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6.4%。分产业看，第一产业产值159.09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产值5 878.02亿元，增长18.3%；第三产业产值5 153.88亿元，增长14.6%。全年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 454.87亿元，增长36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 510.67亿元，增量连续4年超千亿元，增长31.1%。新批外商投资企业634家，合同外资额168.37亿美元，增长10.1%，实际直接利用外资13056亿美元，增长20.4%。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 921元，增长10.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1 891元，增长155%。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天津市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发展的经济实力，将有更多的财政资金和民间投资流向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发展。休闲农业是一项高投入、高效益的农业形式，对环境、设施、管理、服务、项目以及生态都有较高的要求，前期开发与运行维护投入都较高，需要更多资金支持。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投资领域的活跃，不仅为休闲农业产业升级提供了必需的资金，同时也将更多的先进理念和管理方法引入，推动了休闲农业持续稳定发展。
2.5.2建设现代都市型农业为休闲农业发展搭建了平台天津农业发展方向定位于现代都市型农业，2007年天津市第九次党代会以来，先后出台了《关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滨海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天津市现代农业示范园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鼓励扶持种源、设施、农产品加工、安全健康、观光、外向等农业产业发展，使天津现代都市型农业走在全国前列。在以上政策措施的指引下，天津市现代农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特别是在农业科技创新、资源高效利用、产业链延伸和功能拓展等方面探索出一条适宜天津的发展道路。目前，天津市已建成4万hm2高标准设施生产基地、9个滨海农业科技园区、14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这些农业项目的建成不仅为发展休闲农业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资源依托，同时也提供了高端产业平台，休闲农业发展不再仅仅是以资源消耗和环境猎奇为主，形成与现代农业产业紧密结合，一、二、三产业高度关联的发展模式。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来天津视察时特别强调，要转变农业和农村生产方式，积极发展都市现代农业，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设施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发展。使得休闲观光农业进一步成为天津都市现代农业的重要发展领域，未来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3科技支撑休闲农业升级的关键领域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各种传统行业以及新兴行业均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科学技术进步是休闲农业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因素，同时也是升级发展的重要促进手段。科技作为一种隐形、内化的动力机制，已融入到休闲农业产业发展的各个方面。将来休闲农业实现产业升级与科技的关系十分密切，必须走科技支撑、创新发展的升级道路，关键领域包括以下几方面：
3.1休闲农业产品更新
产品是休闲农业的核心和载体，休闲农业产业升级最终表现为休闲产品的不断更新和品质提升。目前，已形成规模的休闲农业产品包括各类鲜活农产品、初级加工农产品、农事参与体验产品、文化创意产品以及节庆活动产品等，以实物、体验为核心的产品占主导地位。以科技支撑引领休闲农业产品更新，即在休闲农业产品开发中加入科技理念、运用科技手段，打造具有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体系，如以农作物新品种为核心的珍奇产品、高品质精深加工农产品、科技成果展示型产品、科普教育互动产品以及各类个人定制化产品等。
3.2休闲农业设施升级
休闲农业设施既包括以生产功能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设施装备，也包括以服务功能为核心的接待服务设施。生产型设施提升是休闲农业产业升级的基础，主要体现在农业新材料、新设施的引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设施设备提升，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等。服务型设施提升是休闲农业产业升级的关键，主要体现在接待服务设施的智能化、便捷性、人性化设计。重点是对交通、接待、商贸、景观、讲解导视、环境控制系统等的重新设计与提升，充分运用电子信息技术，打造网络商务平台、便捷支付交易平台等现代化服务设施。
3.3信息服务建设
休闲农业作为一种全面向市场开放的經营性农业产业，对内外部信息的收集、整理、反馈对产业发展十分重要。内部信息包括景区景点内经营运作信息，如产品销售、餐饮设施使用、客房预订、停车位数量信息等，游客意见反馈信息等；外部信息包括客源市场、农产品价格、交通运输、其他同类景区景点信息等。依托科技手段，特别是信息采集系统、信息传递系统、信息处理系统的建立，从硬件与软件2个方面提升休闲农业收集信息、整理信息、传递信息的能力，打造休闲农业的信息服务平台。
3.4生态环境改善
休闲农业以良好的生态景观为依托，特别是森林资源、农田资源、湿地水系资源等都是开发休闲农业的重要载体。休闲农业产业发展必须走节能、低碳、环保、可持续的道路，促进产业与生态的和谐发展。在休闲农业生产方式、休闲方式、项目打造设计时，应以生态环境的维护、改善为前提，坚持适度开发、科学规划的思路，完善预警机制与补偿机制，强化科技支撑，以技术手段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完善。例如集约化生产技术、环境控制技术、废弃物资源再生利用技术、水处理净化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应用技术等，实现休闲农业的低碳化升级。
3.5质量安全提升
休闲农业作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的载体，产品在生产与流通过程中应特别突出体现优质、安全、绿色、健康等特质，对质量安全要求较高。在生产过程中，依托科技手段，构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精准溯源与预警、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及评估方法等，关键生产环节采用物联网技术严格控制生产过程；在加工环节，开展粮油、果蔬、畜禽产品、水产品和林特产品的综合加工与精深利用，开展食品包装材料、营养功能食品和特殊专用食品等技术集成示范，提升加工产品附加值；在流通环节，采用冷链物流技术、生态保鲜技术、精准调控和智能可视化物流信息技术等，确保产品安全优质。
3.6专业人才培养
休闲农业发展关键还在于专业人才的培育和队伍的建设，包括创意型、技能型、管理型、服务型人才。通过科技手段对不同类别人才进行专业培训，构建网络化学习平台、资源共享平台和实训操作平台，通过网络、视频等多种现代化途径，帮助从业人员掌握休闲农业产业提升中运用的新设施、新装备，满足休闲农业不断升级的需求。特别是培育一批既能够传承历史，又能够推陈出新的创意型人才，在继承发扬传统民间文化的基础上，运用技术手段，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促进传统文化不断焕发新的魅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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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机制 篇4
1 指导思想和原则
1.1 重构杂粮三级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的指导思想
综合国内外研究, 重构杂粮三级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的指导思想, 是为了达到供应链中参与各方多赢的效果, 使得供应链整体效益最优。买卖各方在制定供应链契约中的价格、数量、惩罚、弹性订货等条款时, 必须经过各方的协商, 清楚地知道各方目前的优势和劣势, 正确处理各方在合作过程中所面临的机会与存在的潜在威胁, 使得各方在合作过程中各种资源进行优势互补[4]。
1.2 重构杂粮三级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的原则
基于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构建原则[5], 得出大宗杂粮三级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重构的原则:
(1) 遵循信息共享的原则。粮食供应链上涉及主体及环节众多, 为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 将会选择牺牲供应链整体利益的经济行为, 容易放弃供应链整体绩效最大化的选择。个体目标与供应链整体目标不一致是博弈的常态, 只有通过各种信息共享, 才能让各主体认识到维护供应链整体利益的重要性, 以达成供应链成员个体目标与供应链整体目标一致性。而杂粮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 可以帮助链上主体对供应链的利益分配有整体的认识和判断, 并按照其流程约束安排各自经济活动, 促使供应链上各利益主体达成一致目标。
(2) 实现供应链整体利益最大化和个体利益不下降的原则。参加供应链的成员要比不参加时获得更多利润, 或者减少风险。这里供应链的利益不仅指收益, 也包括减少市场风险。供应链的这个原则不适用小农户, 种植主体应该具有一定规模, 而调研也表明, 通过合作组织等形式聚集小农户, 形成一定规模, 有利于和下游加工或者销售企业形成长期的利益补偿协调机制。
(3) 协调生产者高效益及消费者安全一致性的原则。杂粮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要达到种植生产者高效率及客户安全的双重目标。一方面, 粮食生产存在着明显的产业缺陷, 与其他部门相比, 生产效率和生产者收入较低, 该机制应保障生产者实现经济利益, 这是任何改革必须遵守的底线, 因此管理的目标为“高效”, 另一方面, 消费处于基础性地位, 该机制应保证消费者能够充分、持续地获得与其需要相符的数量和质量的杂粮, 管理的目标为“安全”。
2 大宗杂粮三级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重构的内涵
现有的杂粮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一方面推高了杂粮价格, 另一方面摊薄了加工企业等供应链中间环节的利润, 因此需要进行重构杂粮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
供应链的契约管理研究, 主要是指供应链契约决策变量的设计[4]。大宗杂粮三级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优化性重构的内涵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 明确大宗杂粮三级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优化性重构的目标。
(2) 了解大宗杂粮三级供应链协调的主要问题, 明确单周期协调的激励主体、环境激励条件、单周期利益补偿协调组合模式的基础模式, 重新确定契约决策变量, 从上游开始, 核心企业协商成对契约, 在单周期契约的基础上进行多周期契约协商。前期研究佐证了这点, 前期研究表明集成天然形成的粳稻供应链的驱动模式是推拉型的, 以应用供应链推式战略为主, 推动应主要施加在产地中心市场价格上, 以拉式战略为辅, 拉动应施加在加工地粳米中心市场价格上[6]。因此, 如果加工企业作为杂粮三级供应链核心企业, 鉴定契约应从上游开始, 先签订大宗生产者和加工商的原粮契约, 然后是加工企业和销售商的成品粮契约。杂粮供应链的契约协商机制, 采取Sackelberg博奕, 符合可行的契约双方的协商原理和方法[7]。
(3) 根据供应链集成机制评价指标体系, 筛选可以评价粮食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的评价指标, 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赋予权重, 可以评价单周期协调契约协调效果。
(4) 形成协调机制, 用契约规范表达。
3 大庆杂粮产业链升级的落实机制
(1) 通过核心企业重构大宗杂粮三级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 衔接杂粮产业链。在杂粮产业链各环节都有支持政策, 体现了国家从产业链衔接的角度努力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是, 从大庆的实施层面来看, 这些政策不能改变杂粮产业链南销衔接不畅的劣势, 因为产业链衔接的落实是靠核心企业集成上下游企业, 形成稳定的供应链。调研表明, 实施层面存在难度较大, 一是合作社存在着土地流转的制约, 种植环节主体的规模经营有难度;二是申报和实施政府的支持项目难度大;三是形成稳定杂粮供应链的合作社、加工企业多是产量有限的有机、绿色品牌。由于大庆处于产地, 远离销地, 物流成本推高了销售价格, 也摊薄了加工企业等供应链中间环节主体的利润, 规模发展具有独自承担风险的劣势。因此, 杂粮产业链的衔接落实, 需要培养杂粮三级供应链的核心主体, 通过推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补偿交易契约的长期实施, 重构杂粮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 形成稳定的、有竞争力的供应链。
(2) 通过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大宗杂粮三级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重构目标。鉴于契约是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的主要履行形式, 因此, 该机制重构的目标主要指形成和实施利益补偿协调的杂粮供应链契约, 从而促进供应链整体收益的增长、个体风险的下降、信息进一步共享, 从而促进成员目标与供应链整体目标一致性。从政府的视角而言, 就是政府如何形成政策环境, 通过农业推广站和商务部门, 促进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的契约在杂粮产业广泛应用, 达成稳定的供应链, 增强产业链自身的竞争力。
(3) 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建立综合信息平台, 为生产、加工和销售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信息平台不仅提供各种品牌产品的信息, 也为集聚农户的合作组织提供与加工企业、销售企业衔接成供应链的信息, 同时推进杂粮产业链支持政策信息。
(4) 通过杂粮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的评价, 遴选杂粮供应链中的合作组织和核心组织, 以便政府导入支持政策, 以达到供应链整体激励的目的。现有的政府补贴政策激励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但是托高的市场价格也减弱了加工企业的利润, 导致供应链竞争力下降, 产业链断链的风险加大。因为杂粮属于小品种, 但是, 规模发展仍然能满足提高农民收益的底线, 更能提高消费者的生活质量, 因此, 需要通过农业推广中心的渠道, 支持生产技术和特色品种的发展, 通过商务局支持销售有QS标志的产品。根据供应链集成机制评价指标体系, 筛选可以评价杂粮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的评价指标, 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赋予权重, 可以评价单周期协调契约的协调效果, 对效果好的杂粮供应链上的企业或主体通过申报的省、国家支持项目给予支持。
(5) 在杂粮产业中, 政府通过行业监管, 推进契约规范表达和实施。杂粮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的契约要具备易于管理实施的可视化过程, 在契约中, 需要增加契约制定方自身的可视性, 这种可视性涵盖了过去的行为、现在的状况、上 (下) 游交易主体的计划和能力;增加上 (下) 游交易主体对制定方的可视性, 这就包括了订单状况信息、运送计划等。契约签订的双方利益、风险的分配, 一定要在契约中落实到杂粮供应链各主体的运作中, 成为一种规范。规范内容包括对杂粮产品的质量、数量、物流的约定, 以及契约双方的权利、义务、风险、履约形式、违约处理等进行详细规定。
4 结论
研究表明, 运用大宗商品粮三级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研究产业链升级落实机制可行。落实机制的核心主体是政府和杂粮三级供应链的核心主体, 落实流程包括, 大宗杂粮三级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的契约;政府通过行业监管推进规范表达和实施;政府要通过杂粮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的评价, 遴选杂粮供应链中的合作组织和核心组织, 作为支持政策落实载体。
摘要：运用大宗商品粮三级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研究产业链升级落实机制, 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从杂粮三级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的指导思想、原则、重构的内涵展开研究, 在此基础上, 结合大庆调研结果, 得出杂粮产业链升级落实机制, 主要包括, 通过杂粮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的评价, 遴选杂粮供应链中的合作组织和核心组织, 以便政府导入支持政策;通过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大宗杂粮三级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重构目标;通过核心企业重构大宗杂粮三级供应链利益补偿协调机制, 衔接杂粮产业链;政府通过行业监管, 推进契约规范表达和实施。
关键词：供应链协调机制,利益补偿,产业链升级,杂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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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机制 篇5
抓培训促整改。一是建立健全村级党组织书记教育培训制度，通过轮训、支部书记例会、观摩学习等多种形式加强教育培训，重点讲解如何抓好党建工作，如何进行整改提高，帮助村级党组织书记明确工作职责，找准角色定位，寻求发挥作用的途径和载体，整体提升村级党组织书记队伍工作水平。同时，还选派村（居、社区）党组织书记积极参加省、市举办的各类培训班，通过上级调训、外派学习方式借鉴经验，抓好基层组织建设年工作任务。目前，共有14名村级党组织书记参加培训。二是加强村“两委”成员培训。我镇结合当前工作实际，及时组织村“两委”成员就农村基本政策、法律法规、“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晋位升级等方面进行培训，共培训村“两委”成员20余人次。三是依托农村现代远程教育培训。充分利用农村现代远程教育平台，有针对性地对村两委成员、部分党员群众等开展专题培训。目前，共利用远程教育培训党员干部群众100余人次。四是借助挂帮干部下基层进行政策宣讲培训。针对中央、省委、市委的一系列政策精神，挂帮干部通过发放宣传册、口头说教、召开座谈会的方式，帮助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了解政策，坚定发展信心。通过培训，进一步深化了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对整改晋级活动的认识，增强了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抓督导促提高。一是强化责任落实。镇党委坚持每半年听取各村党支部书记基层党建工作专项述职，并按“书记抓、抓书记”要求，明确 “具体抓、抓具体”领导责任；各基层党委建立了每季度听取所属党组织书记汇报制度。二是细化整改方案。面对面帮助所属党组织分析梳理存在的问题，尊重群众意愿，确定整改内容，明确整改措施，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和整改进度台帐。目前，全镇24个基层党组织制定了“整改提高、晋位升级”工作方案，2个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制定了工作推进表。三是加大督查指导。加强对整改提高工作的指导和督查，实行每月一调度，每季度一督查，随时掌握工作推进情况。对存在问题的，下达整改通知书，提出工作建议，督促整改。对工作不够重视、整改不力、排位靠后的党组织书记进行约谈。
抓帮扶促晋位。一是以开展“镇级领导联村、镇直部门包村、机关干部帮村”活动为契机,积极帮助基层认真学,真正把群众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主基调上来，制定符合各村实际的发展规划和帮扶计划，引导基层增比进位，帮助解决产业培育、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工作中面临的难题。二是结合“联乡、驻村”活动，把帮扶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作为重点，按照党政部门重点联系班子战斗力不强的村，司法部门重点联系矛盾纠纷较突出的村，经管站重点联系发展相对滞后的村，通过“多对一”、“一对一”等形式，认真开展结对共建活动。发改、交通、水利、农机等部门为经济发展薄弱村争取农业产业化、小型水利工程、村道建设等项目10余个，落实项目启动资金20余万元。法院、检察、司法、信访等部门深入农村，开展普法知识宣讲30余场次，排查调处矛盾纠纷10余起，有效维护了群众合理诉求，促进了社会和谐，切实为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晋位奠定了基础。
抓措施促升级。建立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预警机制工作台账，对存在主要问题明确了整改措施、整改责任人、整改时限；实行督查通报、跟踪问效、组织约谈等制度，对整改不力的，由上一级党组织书记对所属党支部书记进行谈话。
升级机制 篇6
关键词 热带农业 ；产业链 ；跃迁式升级 ；空间整合
中图分类号 F30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2008/j.issn.1009-2196.2016.07.013
1 热带农业产业链升级的困境
在经济新常态和新开放战略背景下，热带农业产业链升级的传统路径面临着“内忧”和“外患”两大困境。
从自身发展状况来看，热带农业产业链的“内忧”主要表现在：（1）热带农业产业链较短，价值增值能力低。最为典型的就是海南的热带水果产业过度依赖鲜销，缺乏深加工，产业链中间环节较短，农产品在产业链上没有经过多少价值增值。（2）热带农业产业链环节上的企业主体规模普遍偏小，规模经济不明显。（3）高端环节在外，产业链升级陷入路径依赖。海南的热带农产品主要销往岛外。由于市场在外加上研发和技术能力较弱，产业链高附加值的深加工和销售贸易环节多为岛外企业所掌控[1]，海南本地的农业企业则被锁定在了产业链上游的种植养殖生产环节，对于一般农产品而言，这容易导致产业链低端锁定的路径依赖。（4）产业组织链运转不通畅。热带农产品种植以分散性的农户种植较为普遍，由于农民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发育不完善，分散型的农户和中小企业缺乏有效的沟通，热带农业产业链上下游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违约现象时有发生。
从外界环境来看，热带农业产业链的“外患”主要表现在：（1）热带农业产业链环节在国际热带农业市场上还相对处于低端环节。中国和东盟都已成为世界热带亚热带农产品的重要生产地区和贸易地区，但目前我国热作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总体上较东盟国家弱，农业产业化程度相对较弱，产业链竞争力较弱[2]。（2）要素成本大幅度上涨、环境承载能力下降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还处在传统生产方式上的热带农业粗放发展模式，不仅会受到来自产业链高端的大买家的进一步俘获、控制和盘剥，也会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以更低成本加入的激烈的国际竞争，这种发展战略明显具有不可持续性的特征。因此，价值链攀升和产业升级势在必然[3]。
2 空间拓展与热带农业产业链跃迁式升级模型
2.1 产业链跃迁式升级模型
所谓“产业链跃迁式升级”，是指一种产业链相关环节摆脱原有发展路径的非线性跳跃式升级方式，主要表现为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和主导环节获得更大的资源配置空间和价值增长空间[4]。产业链环节跃迁式发展可以使产业发展在原来关键环节和主导环节的基础上，向更高的价值环节跳跃，实现较大幅度的产业升级（图1）。
图1中，横轴表示产业发展时序，纵轴表示产业发展水平，X和Y代表产业发展水平的空间范围边界，它们决定了在一定资源和制度的外生约束下的产业升级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即产业升级的瓶颈线。假设初始状态为产业空间X，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发展路径是曲线I，在X的外生约束条件不发生的变化的情况下，该产业链环节将沿着曲线I逐渐升级到接近于产业空间边界线X的B点，之后就会面临升级困境和瓶颈，难以突破。如果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通过改革和创新打破原有产业发展的空间范围，使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在A点实现“惊险的一跳”，突破产业空间边界线X的制约过渡到另一个可增长空间更大的产业空间Y中，就能够为产业链的进一步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使产业链在发展路径II上获得更大的升级动力和发展潜力，从而实现产业链更大幅度的改变和更高水平的发展。这就是产业链的跃迁式升级。
当产业链发展到A点时，选择产业B和C的后续产业升级机会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把产业升级机会可以用B点或C点的度来衡量（图2）。度是图论中的概念，用连接顶点的边数衡量。度数越大，产业升级的机会就越大。为了简便，我们把产业的升级机会称之为产业度[5]。在产业空间X中，产业链环节的发展路径是线性的，是在原有产业范围内的产业升级，选择产业B的产业度为1，而如果突破产业空间X，跃迁到了新产业空间，选择产业C，其产业度为3，产业升级机会更大，在非线性的路径上被锁定的可能性就比较少。
2.2 产业链跃迁式升级的空间拓展
产业链是由单个产业节点通过产业经济技术关联而形成的网络组织形态。每条产业链都有着自身的内部组织结构，同时也有承载其发展的地理区域，因此，产业链的产业空间即包括外在的地理空间，也包括内在的组织空间。打破原有产业路径的锁定状态，实现跃迁式升级，关键在于使产业链关键环节在突破原有产业空间界限，实现“惊险的一跳”，即通过产业链的组织空间和地理空间的双重整合，实现产业组织结构重组和开放式发展。
产业链组织空间的大小由产业链的长度、宽度和厚度决定。跃迁式升级必然要求全方位拓展产业链的组织空间，即延长产业链的长度、增加产业链的宽度和提升产业链的厚度（图3）。延长产业链长度主要是从纵向角度使产业链向前或后向延伸，比如，农业产业链向前延伸主要是发展农业资源培育和种业，向后延伸主要是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营销贸易甚至是休闲农业。增加产业链的宽度是指从横向角度对各个产业链环节以及每一环节中各个节点领域进行的拓展，表现了每个节点相关领域范围的扩大，让每个产业链环节发挥范围经济，农业产业链的宽度增加，如图4。产业链厚度主要体现为产业链上各环节产业的规模、市场适应能力等综合实力状况，提升产业链厚度也就是提高产业链中各产业环节的规模经济效应。产业链环节的规模经济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2类。产业链内部规模经济是指产业内厂商规模报酬递增所产生的规模经济；产业链外部规模经济是指同一产业链环节内企业数或生产厂家的增加而导致产业规模增加所带来的利益，主要是由于多个同类型企业向同一地区集中并共享交通运输、市场设施等基础设施减少企业的一般经常性开支成本，即产业集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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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热带农业产业链跃迁式升级路径
综上所述，热带农业产业链的跃迁式升级的有效路径就是跨区域空间拓展和组织空间结构提升，而这二者又是紧密相连的，跨区域空间拓展有利于促进产业链组织空间提升；反过来，产业链组织空间提升也会倒逼产业链环节跨区域拓展。但是，这种非线性的跃迁式升级需要在外力的作用下使产业链发展的状态从图1中的A点跳到C点。纵观当前国际国内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一带一路”和“互联网+”两大国家重点战略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动力。
3.1 “一带一路”战略
我国的热带地区土地相当有限，真正的热带地区只有海南、雷州半岛、西双版纳等几个地区。热带农业产业链在上游种植环节在国内拓展产业地域范围的空间并不大。热带农业产业链的上游种植环节受地域条件的先天限制没有发展空间，而中下游的加工、贸易环节也受制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地区市场化等外部环境，发展空间始终没有得到拓展。产业发展的地域空间拓展不是一个简单的产业经济问题，涉及到不同地区的政府行为。跨地区甚至跨国的空间拓展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和协调，这需要高位的协调和激励机制。“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为热带农业产业链的空间拓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3.1.1 跨国拓展热带农业产业链发展空间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政府提出的着眼于区域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其中农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领域，“一带一路”半数以上沿线国家适合农业合作，市场空间巨大[5]。对于热带农业产业链的空间发展而言，产业链主体应该积极适应“一带一路”的战略要求，提升自身竞争力，主动融入国际大环境，努力在更大的市场上配置资源，在更大的地域空间内拓展产业链的长度、宽度和厚度，形成热带农业产业链跨国竞争力。
（1）应该搭建多层次跨国产业链对接平台，打通热带农业产业链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渠道[6]。利用博鳌亚洲论坛和中非合作圆桌会两大平台，构建跨国农业产业链参与主体的对话平台，有计划地组织有意愿、有实力的农业企业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地考察农业投资合作项目。可以采取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主导建设、上下游产业中小企业参与的模式，建立热带现代农业国际合作示范区，作为农业企业“走出去”的桥头堡，待条件成熟争取以热带现代农业国际合作示范区为平台，建立海南自贸区。加强通过上下游全产业链合作，构建“一带一路”农业产业联盟，打造“一带一路”热带农业跨国产业带和国际农业产业合作集群，拓展产业和贸易发展空间。
（2）积极培育國际大农商，提升对跨国农业产业链的控制力。跨国农业产业链的主体是国际化经营的农业企业。热带地区应该积极响应国家“走出去”发展的战略号召，以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重点对象，加快实施“联合、联盟、联营”三联战略，积极培育国际大农商，增强热带农业产业链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竞争优势。
（3）采取“集群式”抱团走出去发展模式，培育跨国农业产业链竞争优势[7]。相对于国内国际市场而言，我国热带农业企业总体规模偏小，竞争能力还不够强，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承受能力弱，如果采取单打独斗的“走出去”方式，不容易形成国际竞争力和抵御国际市场风险。因此，应鼓励和支持热带农业企业抱团走出去，政府应该积极搭建省内农业企业交流平台和对话机制，促进有意愿抱团走出去发展的企业采取战略联盟、合并重组等松散型或紧密型方式，形成优势互补的横向集群抱团模式或者产业链上下游关联的纵向集群抱团模式，发挥集群优势。
3.1.2 构建热带农业国家产业链
由于我国热带高效农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一味融入跨国产业链，有被国际高端环节“俘获”从而陷入“低端锁定”的风险。中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成为农业强国，高效热带农业的发展模式应该是重新构造基于内需和现代产业体系导向的热带农业国家价值链[8]。这不是封闭发展，而是要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重新整合中国热带农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产业关联和循环体系，重新塑造国家价值链的治理结构，重新调整位于不同区域的断裂的或碎片化的热带农产品链之间的产业组织结构，通过扩大内需为热带农业产业链的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发展平台。热带农业国家产业链基于国内本土市场对热带农产品需求发育而成，由本土企业控制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在本土市场自主开发新产品，并获得品牌和销售渠道的产业链竞争力，然后进入区域或全球市场的产业链分工体系。如果说热带农业产业链的跨国空间拓展是追求数量的外延式空间扩张的话，那么热带农业国家产业链的整合就是提升质量的集约式空间升级。
在中国政府所圈定的“一带一路”版图中，我国海南、云南、广东、广西等热带地区都名列其中。因此，在热带农业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支持产业的背景下，我国热带农业产业链的升级方向不仅在于积极“走出去”发展开拓国际市场，也应该有效整合国内热带农业产业链环节，改善组织方式，提供组织效率。（1）热带地区应该积极利用自己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地理优势，突出自己在“一带一路”沿线产业带的链接中心和平台优势，把自身热带农业产业链的环节向国内延伸，寻求对接和整合，充分利用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热带农业产业链上游资源，也应该发挥“泛珠三角”的市场化优势，利用经贸合作契机，努力把热带农业产业链的中下游环节相国内其他地区延伸和拓展，促进国内热带农业产业链的内涵式升级。（2）热带地区应该以天然橡胶等优势热带农业资源和战略资源为切入点，采取立足国内的原则，建设热带农业资源战略储备体系，并充分发挥国家级国际交流合作平台的积极作用，增强对国内其他热带地区的出海便利性和资源吸引力，努力提高农业资源安全保障的整体合力和现有自给率水平。（3）还应以园区和标准化基地建设为抓手，大力度改造提升传统农业产业，推动农业与旅游、文化产业深度融合[9]，推动热带农业从数量型农业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转变，从分散粗放型向集约与适度规模转变，从资源消耗型向生态循环转变，从传统单一型农业向多产业融合转变，努力拓展热带农业产业链的深度、广度和宽度，使热带农业国家产业链与热带农业跨国产业链实现优势互补和有效对接，提升热带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价值和意义，也扩大了热带农业产业链在“一带一路”中的建设内容和辐射面积，有利于增加热带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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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互联网+热带农业”战略
3.2.1 利用互联网解决信息不对称功能
传统的热带农业产业链存在很多不畅通的地方，发生了断裂，使得整条产业链显得较短，典型的表现在加工环节（尤其是深加工）较弱、存在小农户与大市场间的信息鸿沟、上游环节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品牌无法在下游形成市场品牌。“互联网+”正在改造农业领域的上中下游的产业，已经深入到从生产（种植、养殖）、加工到销售的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互联网技术不仅可以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等改造生产环节提高生产水平，而且可以通过信息反馈、信息监控来管控整个生产经营过程确保品质，同时运用网络平台创新产品营销，最终将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打通，形成完备的全产业链[10]，这也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1）通过互联网，不仅可以实现本地农产品信息的传播和推广，还能够使本地产业链环节与其他地区产业链环节的企业主体实现信息沟通和经贸对接。这样就可以通过完整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用其他区域成熟的热带农业产业链环节弥补本地贫乏或空缺的产业链环节，使得碎片化的产业链得以有效整合。比如，如果利用“互联网+”，海南的槟榔种植与湖南的槟榔加工等产业链环节就能够得到高效整合，促进槟榔产业链的延伸和完整。（2）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网络视频以及云计算等技术的支持建立热带农产品信息可追溯系统，尤其是对“文昌鸡”“加积鸭”等养殖业的知名农产品实行严格的质量及卫生控制措施，再加上质检等权威机构的合作，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信誉问题。通过信息可追溯系统将产业链下游的销售环节与上游的种养殖环节有效链接起来，消费者可以完全自主地了解所消费产品的完整生产流程和相关质检报告，从而能够放心享用可追溯的安全食品，这样也有利于农产品名牌的传播，提高农产品的品牌附加值以及品牌的美譽度和忠诚度。（3）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电商平台和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便利的把分散的农户聚集起来使之与大市场对接，实现信息发布、获取、传递，使得产业链最源头的农户与中间的生产商、生产资料经销商、农产品贸易商，甚至与产业链尾端的消费者实现信息互联互通，形成闭环全产业链，农村种养行业的经营者，通过互联网获得物美价廉的生产资料，又把自己的产品通过互联网推向市场销售出去，扩展着增收致富的渠道。
3.2.2 利用互联网跨界融合功能
产业链的宽度主要体现在每个产业链环节的业务多样性，即范围经济。传统农业的经营规模都较小，信息传递渠道窄，农业产业链效率低，不利于范围经济的发挥。发展到现代农业阶段，农业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生产技术也相对成熟，企业都达到一定规模，就可以进行业务的相关多元化，增加农业产业链的宽度，促进范围经济的发挥，从而降低平均成本。“互联网+”是开放、可延伸、可拓展的，代表着跨行业的综合竞争越来越多，打破原有市场格局的成功概率越来越大，热带农业产业链环节也逐渐从单一领域扩展为跨界融合、增加热带农业产业链的宽度。
从上游来看，用互联网改造传统种植供应链，可以通过C2B（消费者需求-商家响应）的预售定制开展互联网私人订制农场的种植模式和团购模式，从而满足一部分消费者的私人订制需求。利用互联网技术改造农产品种植基地，探索通过互联网将农产品的生产环节展示给消费者，可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通过手机、电脑等智能设备实时监控养殖过程，即时下单预定。通过在上游种植环节引入订制、预定、社交、精细化和智能化作业等环节，发挥了范围经济效应，降低了上游平均成本。
从农业产业链中游来看，例如生鲜、蔬菜都是易损耗的产品，经过冷冻后往往会损耗20%以上[11]。借助“互联网+”的数据采集手段，就会知道订单在哪里，订单有多少，这样可以根据需求进行保鲜时间的把握，也可以对包装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处理。可以对互联网所采集到的用户信息进行多样化的订制加工，充分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多样性需求。
在农业产业链下游环节，农产品保鲜时间短、物流数量多、物流难度大等因素决定了它的销售需要时效性和及时性来保障。可以利用互联网的数据采集和信息推广功能，探索农畜产品点对点精准化营销、全生产过程展示营销、绿色食品网上超市营销、种植环境的远距离视频体验式营销等多种互联网营销新模式，把高品质产品卖出好价，既解决供需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又能打响农产品品牌，使得农产品种植者能在最适当的时候找到买家，而买家也能在他最需要商品的时候找到合适的货源，让消费者与农场的销售直接对接。一方面，使得营销渠道扁平化，降低了中间环节的费用；另一方面，通过社群化实现了生产和销售的打通。
总之，通过数据化、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化等技术手段工具，“互联网+”在上游的生产、中游的加工、下游的销售，都可以提供有效增加产业链环节的业务内容和商业模式，提升产业链环节的宽度。
3.2.3 利用互联网聚集功能
我国热带地区总面积较小，从全国范围来看热带农业只能称得上规模较小的特色产业。热带农业产业链的厚度相对于大宗农产品的产业链来说显得较为单薄，规模经济不突出。农业的现代化势必要求农业向适度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方向发展。互联网有利于为农产品生产企业打开销路，扩大市场，提高品牌知名度，能够促进企业规模扩大，从而提升产业链相关环节的厚度。在产业链上游，互联网能够通过农业网络平台实现农户的聚集，为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向适度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的家庭农牧场、企业和合作组织方向发展搭建桥梁。互联网更可以打破地域限制，通过农产品电商聚集大量的消费者和销售商，提升热带农业产业链下游环节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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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机制 篇7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大背景下开始发展的, 高等教育大众化为民办高职院校发展提供了发展壮大的空间, 《民办教育促进法》为民办高职院校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据有关统计数据对比:2007年全国民办高校297所, 在校生163.07万人, 其中本科生21.12万人, 专科生141.94万人;2013年全国民办高校718所, 在校生557.52万人, 其中本科生361.64万人, 专科生195.82万人。这7年间, 民办高校发展是2007年的2.4倍, 本科生在校生是2007年17.12倍, 专科生在校生是2007年的1.39倍。通过数据对比可以看出, 民办高职教育的发展不仅与学校数量的发展不成比例, 与本科发展更不协调, 本科发展是专科的12.31倍。同时, 也说明民办高职在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二、对民办高职院校发展中体制机制问题的分析
当前民办高职院校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如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办学资金投入不足、办学定位不明晰、特色不鲜明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反映出民办高职院校在体制机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 民办高职院校体制机制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
1.一些民办高职院校是由职业培训学校、自考助学班、高考补习班改成而来, 缺乏对高职院校办学规律的研究和认识, 在办学过程中, 办学思想不明确, 只有“宏伟”的发展的目标, 没有具体的办学计划, 只顾招生人数, 不讲专业设置计划、课程开设方案、师资配备结构、基础教学设备以及相应的学生管理和校园文化建设, 教学与实习实训等关键性教学环节不能满足教学需要。
2.一些民办高职院校是由民营企业扩大经营模式和经营范围而来, 他们只看重办高职政策的有利因素, 过分追求投资回报, 淡漠了教育的公益性原则, 有的干脆袭用民营企业管理模式, 实行家族企业式管理, 人、财、物均有老板说了算, 业绩考核、利润目标死抓不放, 教师的自由发展空间被束缚得死死的, 教学改革难以发展。
3.一些民办公助性质的高职院校, 往往是依托一个大中型民营企业办学, 公与私形不成合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动用行政手段, 动员民营企业办高职;利用权力批拨行政事业编制, 划拨教育用地;采用行政措施, 组织各方力量, 确保办成民办高职院校。民营企业由于没有办学的内在动力, 就没有办学的积极性、主动性, 更没有改革创新精神。
(二) 民办高职院校治理结构不完善
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九条规定:“民办学校应当设立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第二十条规定:“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教职工代表等人员组成。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理事或董事应具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我国民办高校的治理结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该治理机构广泛应用在当前的国际私立教育机构。这种治理机构不同于家族管理, 自然不存在家族管理的弊端, 同时该治理机构既维护了股东的合法权益, 也有助于民办学校的发展。尤其是多元的董事会人员构成, 使董事会的决策能够全面地反映社会各界的利益诉求, 使高校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目前, 我国民办高职院校虽然也采用董事会治理结构, 也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但是名不副实者甚多。尽管很多民办高职院校都存在董事会章程, 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多数情况下都是董事长一人拿主意和做决定。面对这种形势, 董事会的治理机构已经名存实亡, 实际发挥作用的还是家族, 这是因为董事会在此时已经发生了变化, 存在董事会内部权力制衡机制缺失, 董事长、校长职责不清, 章程、议事规程成了空摆设, 法人治理名实不符, 内部平衡和监督机制不建全, 缺乏教授治学运作机制等问题。这些不仅与民办高职院校作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的地位极不相称, 而且也严重影响学校的健康发展。
(三) 民办教育法规不完善, 扶持政策难以落实
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宏观上鼓励多, 微观上限制多;上级会议及文件指示上号召多, 主管部门具体落实上政策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办高等教育的更快发展。民办高职院校往往享受不到公办高职院校的同等待遇。如教育部资助的重点专业、重点实验室、重点实训基地等建设项目, 公办高职院校个个有份, 民办学校没有一项;还有“质量工程”项目、教学改革项目、教学科研项目等公办高职院校都可以获得财政资助, 民办高职院校却被拒之门外。社会力量举资办学发展很快, 现在已形成民办公助、公办民助、股份制办学等多元化投资办学形式, 而国家在这方面缺乏针对性具体政策, 管理制度严重滞后, 民办高职院校处在不公平的竞争中。
三、创新体制机制, 依法规范管理, 促进民办高职院校转型升级
随着我国各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入, 经济建设的转型升级迫使民办高职教育不得不转型升级, 而创新体制机制, 依法规范管理, 是民办高职院校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一) 深化宏观体制改革, 促进民办高职院校发展
1.国家要完善民办教育的立法建设。《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已颁布实施10多年了。这些政策法规为促进民办高职教育提供了法律保证, 促进了民办高职教育迅猛发展。但是, 法规建设滞后于民办高职院校的发展。如《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对董事会成员的构成、各方面的比例、产生办法以及董事会议事规程和表决办法等都没有做出规定, 导致一些学校董事会成员产生不规范、结构不合理, 董事会的运行程序无章可循, 难以发挥董事会有效决策作用, 法人治理形同虚设。因此, 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国家必须在民办教育立法方面做到与时俱进, 不断完善, 以此引领民办教育创新体制机制, 推动民办高职院校加强现代职业院校制度建设。
2.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进一步减政放权, 保证民办高职院校发展自主权, 减少不必要的报批及评审, 激发民办高职院校办学活力。一个学校开设什么专业, 最适合本校办学实际, 最能体现本校服务社会的价值, 本校专家心里最清楚。学校自然会在政府主管部门引导下, 在相关行业指导下, 做出正确的专业设置和专业建设规划决策。民办高职院校最欢迎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工作评估, 更希望第三方对其评估, 因为民办高职院校具有期盼公正评价的心态。
3.健全企业参与高职教育的制度。要制定促进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的有关法规和激励政策, 加强行业指导、评价和服务建设。要鼓励和支持多元化主体组建职业教育集团, 形成优势互补的发展态势。如广州华商教育集团, 对广州华商职业学院的发展起到多方面的扶持和保证作用, 其依托主体太阳城集团是一个跨区域的民营企业集团, 是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实施校企合作办学、产教融合的靠山。太阳城集团所属的不同行业的产业单位, 是广州华商职业学院专业发展中具有特殊身份的指导、参与、服务的主体。
(二)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加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1.民办高职院校急切盼望教育行政部门转变管理职能, 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 从管理职能转向服务、督导职能。教育行政部门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法规、评价导向对民办高职院校进行宏观调控, 促进民办高职院校良性发展;要在学校专业设置、特色建设等方面为民办高职院校发展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 给予更多的政策扶持。政府要成为民办高职院校同公办高职院校争取平等的“保护神”。
2.形成多元化的董事会构成机制。完善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组建涵盖各方利益相关的董事会机构。董事会成员应由政府代表、出资人、举办者、教职工代表等人员共同组成, 形成利益制衡机制, 监督教育资源规范使用, 以保证学校执行国家大政方针。
3.完善董事会运作规程。在民办高职院校法人治理结构中, 最高的决策机构是董事会。校长负责执行董事会的各项决策, 其受聘于董事会, 应正视校长和董事会的关系, 保证两者的职责泾渭分明, 各司其职。另外, 为了保证董事会能够顺利安全的运行, 必须不断完善董事会运作规程, 只有了制度保障才能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行。要求董事会和校长各自负责不同的事项, 董事会负责在关于高职院校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做出决策;校长负责在已制定的决策的基础上处理高职院校的日常事务性工作, 由此可知董事会具有最高的决策权, 但是校长最高的行政管理权。对于高职院校来说, 两者分工明确, 各司其职, 但都必不可缺,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各自既不能“缺位”, 也不能“越位”。这样才能保证民办高职院校的健康发展。
4.正确处理投资与回报的关系。民办高职院校的投资举办人对投资的合理回报是举办人的合法权益, 这在《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已做出明确规定, 允许投资举办人从办学结余中按年度取得合理回报。不可否认, 有了利益的推动, 举办人的办学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因为好的学校能让他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然而, 在具体的案例中, 举办者也存在着办学动力的偏差, 比如过分追求经济效益, 忽视了高职院校教育的本质;没有意识到民办高职院校投资和资产的重要性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高职院校的正常和长远发展。这些动力偏差, 严重影响着民办学校的正常发展, 也影响了民办学校的办学形象。所以, 取得合理的回报关键在于合理。合理的回报是:办学前三年不要求有任何回报, 只有不断追加资本投入;办学第四年以后, 每年才能见到回报, 但回报一般不得超过当年收费的10%, 争取在第15年收回投资。在投资与回报问题上, 沿海特别是广东省民办高职院校认识比较清楚。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投资人太阳城集团董事长廖榕就博士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投资办学的初衷就是回馈社会, 他把改革开放以来办企业所积累的大部分资金拿来办学, 其目的是以职业教育促进企业发展。他对办学既有近期打算, 更有长远目标, 他提出要把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办成在民办高职院校中全国领先、省内一流的百年名校。有这样办学动力的投资人, 就会正确处理投资与回报的关系。
(三) 不断拓宽融资渠道, 保证资金来源稳定
教育行业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 民办高职院校要想正常和长远发展, 需不断拓宽融资渠道, 保证资金来源稳定, 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
第一, 政府对民办高职院校, 特别是以非盈利为目的的民办高职院校有责无旁贷的经济资助责任。政府要为民办高职院校提供适当的直接的财政支持或其他扶持政策, 比如从政策上来讲, 给民办高职院校尽量提供各种优惠政策, 不能阻碍其发展, 尤其对办学成效突出的民办高职院校给予重点扶持, 以保证这类学校做大做强。
第二, 建立和完善成本补偿和成本分担机制, 由于我国各地域之间的经济水平相差很大, 在确定民办高职院校收费情况时应充分考虑地域的特点, 力争做到既可以让当地的居民满意, 也能够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第三, 民办高职院校拥有灵活的市场运作机制, 这是其获取长远发展的巨大优势, 应进行合理利用, 多多拓宽自身的融资渠道, 同时还应该有针对性的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如此一来, 民办高职院校的教育效果一定能够事半功倍, 进而促进高职院校的长远发展。
第四, 在适当的时机可考虑开办教育金融业务, 发行教育债券或股票, 创办教育银行, 为民办教育吸纳更多的发展资金。
第五, 建立社会捐赠制度, 制定鼓励捐赠教育事业的优惠政策。
(四) 实施校内体制机制创新改革, 提高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
1.创建精简高效的校内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促进民办高职院校良性运转。
(1) 实行院系两级管理, 强化教育教学职能部门, 精简上下对口的事务性部门, 重心下移, 向系一级办学主体放权, 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2) 建立学术委员会, 逐步提高学术委员会在学校专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彻底改变以行政管理学院为中心的局面。
(3) 以资产为纽带, 深化民办高职院校科技创新改革和后勤服务, 发挥学校科技创新服务社会的社会功能和经济效能, 推行后勤服务社会化。
2.积极推行全员聘任人事制度。民办高职院校应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 遵循“按需设岗, 公开招聘, 平等竞争, 择优聘任, 严格考核, 合约管理”的原则, 在严格定编定岗定职的基础上, 对全体教职工实行有限期聘任制。第一, 实行竞争上岗, 择优聘任, 由“身份管理”转向“岗位管理”;第二, 由资格的评审转向岗位职务的聘任;第三, 由论资排辈转向竞争上岗;第四, 由指标控制转向结构比例制约。
3.建立绩效分配制度。绩效制度是完善以岗定薪、按劳取酬、优劳优酬, 实施以岗位工资和岗位津贴为主要内容的高职院校内部管理分配制度。要推行将职工工资收入与其岗位职责, 工作业绩直接挂钩, 适当拉开档次, 定期调整, 真正体现公平公正、奖优罚劣、奖勤罚懒、强化分配的激励功能, 对优秀拔类人才、高层次人才、专业带头人、中青年骨干教师与管理骨干实行特殊津贴, 使高层次、高素质人才引进来、留得住、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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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机制 篇8
一、通过资本供给效应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技术进步和资本增加,同样,产业结构的升级也需要资金的有效供给,特别是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往往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根据“两缺口理论”,而在开放环境下,当发展中国家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所需要的数量与国内最大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缺口时,外国资本的流入会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从而可以提高国内投资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从经济效应方面看,随着FDI资金流入,国家税收增加了,大大提高了国家投资能力,指明了有效投资的方向。国家通过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配套设施,为第二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同时,通过合资等形式,提高了国内资金的素质劳动力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国内的有效需求,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促使投资流向收入弹性大的产品,从而促进产业升级换代。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速度较快,国内有效资金供应不足,利用外资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国内资金供给的缺口。通过利用外资,可以增加我国现有的资金存量,加速资本的形成,大大提高我国的投资水平。
二、通过传统产业竞争优化效应
FDI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信息等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更有意义的是,通过这些要素的注入和组合,改善了原有企业和产业的资源配置状况,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发展水平。同时,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入也给国内产业带来了来自于外部的冲击和挑战,不但加大国内产业竞争,而且加剧了产业内部的竞争。
FDI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和外资优惠政策进入我国不同行业,与国内企业同台竞争。尽管这对我国传统产业造成了冲击,但是,不容置疑的是,我国企业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迈向国际化水平,逐步形成具有优势的产业。与此同时,产业结构也发生转变,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作为大量外资进入的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其内部曾经是FDI投资重点的行业,现在已经成为了我国新传统产业中具有绝对优势的行业,如服装加工业、彩电冰箱空调等家电业等。可见,外资的注入,促进了产业的繁荣,改进了产业的结构。FDI带来产业间竞争的同时,也引发了产业内竞争。
三、通过就业效应
按照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逐渐向第二产业转移;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劳动力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变化很大。劳动力占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70.5:17.3:12.2变为2007年40.8:26.8:32.4,而以2007年FDI吸纳劳动力的情况看,FDI职工共有1620万,占当年城乡非农产业总就业的3.47%,虽然比重仍然很小,但是其增长速度十分迅速。全部城乡FDI就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1988-2007年间达到17.33%,全部FDI就业对城乡全部就业增长的贡献率,从1988年的1.5%提高到2007年的20.8%,其中城镇FDI就业对城镇全部就业增长的贡献率,从1985年的0.4%提高到2007年的28.0%。通过就业效应,FDI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并培训了劳动力,直接和间接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形成我国产业结构事实上的调整,并为进一步升级奠定了基础。
四、通过技术提升效应
产业升级需要先进的技术支持,FDI主要通过技术转让和技术外溢效应两个方面来推动我国的产业技术升级。技术外溢主要通过以下方面实现:一是技术波及。二是示范效应作用。三是竞争对技术的刺激作用。四是对人员的培训作用。
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其主导产品着眼于世界市场,为了保持产品的竞争优势,往往在投资的过程中,带来了本国的最先进的技术。随着该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其所拥有的先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等将慢慢在国内进行传播。除了转让先进生产设备等“硬技术”外,外商投资还带来了诸如技术规程、产品标准和管理模式等“软技术”,迅速缩短了我国在该行业同世界的差距,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事实证明,通过利用外资,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技术发展。二十多年来,外资的注入使我国汽车、电子、机械制造、通讯、医药等一系列行业的技术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缩短了这些行业与世界的差距。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增加,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提高。
五、通过产业关联效应
产业关联的实质就是各产业相互之间供给与需求的大小。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而言,其所投资产业对东道国前向或后向关联产业的供给或需求大小直接影响到它对东道国的产业关联效应。对后向关联产业来说,由于外资企业对技术和产品质量的高要求,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上游产业的采购需求无疑会对这些产业产生较大的产业关联效应。对前向关联产业来说,跨国公司的供给如果是最终消费品,则对东道国同行业企业产生较大的压力,促使其改善产品质量,促进产品升级换代;如果是中问产品,则对当地下游企业的技术和产品客观上也会产生较大的促进和提高作用。由于外资企业技术的领先性和对产品的高要求,FDI往往会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对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产生提升作用。
利用FDI创造产业升级效应,客观上要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项目具有“发动机”的职能。例如,东莞、深圳通过发展配套能力,集聚了3000多家电脑生产的相关企业,加强了同跨国公司的后向联系,使珠江三角洲从事加工贸易的产业得以迅速升级。当今世界,由跨国公司主宰的主导产业群中,一种企业层次上的复合一体化国际分工体系己经形成,它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和引导着全球产业结构的变化。我国政府应通过与产业界密切合作,在使外商通过同国内企业的协作获取明显的低成本、高效益的前提下,积极培育与外资相关和配套产业的发展,鼓励外国直接投资者提高当地含量,加速国产化进程,充分发挥外资的产业关联效应,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目标。
摘要：目前,我国正在进入一个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新阶段。FDI可以通过自身产生的资本供给效应、传统产业竞争优化效应、就业效应、技术转让和技术外溢效应以及产业关联效应等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起到催化作用。
关键词：FDI,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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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机制 篇9
职业教育与产业最近, 产业的需求关系通常反映在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上, 职业教育对产业形态的发展变化最为敏锐。一方面, 发展职业教育顺应产业需求, 带动劳动力资源素质的提高, 一定会助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另一方面, 职业教育发展最为根本的原动力就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科学构建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联动升级机制, 通过创业型职业教育发展, 带动新兴产业, 培育新兴产业集群;通过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增强产业创新能力, 提升产业竞争力;通过中等职业教育发展,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这些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推动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迈进的必由之路。
在以创新职业教育促进产业升级方面, 河南省具有一定的基础条件。全省的职业教育以中、高等职业教育为主体, 技术培训学校、培训机构、中小学等相配合的职业教育基本形成。河南省的高等职业院校有56所, 共设置专业1526 个, 覆盖了全部19 个专业大类。近年来, 有关职业教育与产业升级的论文及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对职业教育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机制形成的研究, 已具备了现实与理论条件。
当前国内外企业都在积极地抢占市场、进行技术控制, 比如在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工业机械人等高科技领域。河南也不例外, 在这同一起跑线上。如果不培养产业发展所需各类人才, 不创新职业教育, 不研发科技含量高的新产品, 就会一直被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
而河南省的职业教育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办学条件较差;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不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职业院校与企业没有完善的互动机制;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漫长;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等。近年来, 由于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教学质量下滑等原因, 职业教育的发展已出现徘徊不前, 甚至出现倒退的征兆。而在同时, 由于产业集群缺乏创新平台, 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的比例非常低, 许多企业内部缺乏自主创新能力, 特别是中小企业多数没有核心技术, 产品仅停留在低水平的往返式生产上。目前,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 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对职业教育进行改革创新, 促进产业升级, 形成良性机制, 从而实现共同发展, 助推中原崛起, 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职业教育改革, 构建产业的优化升级机制。
1 调整传统的职业教育专业结构
首先, 要适当压缩就业困难的相关专业, 提高对涉农专业、农业职业学校的支持力度, 培养满足现代农业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其次, 针对河南省经济产业的转移和发展的重点, 培养制造业、能源业、交通运输业等与产业发展紧密相连的高技术型人才。
2 构建创业型职业教育格局, 引领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新兴产业是引领未来的先导产业, 需要大批创业型人才为支撑。而创业型职业教育处于职业教育的高端层面, 它以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为目标, 并源源不断为社会造就创业型领军人才, 并经由他们的创业活动, 引领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 催生新兴产业。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产业聚集和产业集群, 去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所以, 只有调整职业教育专业结构, 构建创业型职业教育格局, 才能引领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
3 重塑高等职业教育体系,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当前, 河南省创新型人才、高技能人才严重短缺, 人力资源结构存在问题,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要素薄弱, 同时, 高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要素也严重不足。这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创新要求不相适应。因此, 只有通过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重塑高等职业教育体系, 为企业输送大批产业自主创新紧缺急需的创新型高技能人才, 增强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转化能力, 进而提升产业竞争力和产业附加值, 才能最终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
4 建立职业院校与企业良性互动的内外运行机制
职业院校与企业良性互动的核心在于人的互动。要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升级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 必须建立双方人员的长期、稳定和制度化的联系。比如, 学校教师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企业挂职锻炼, 学生以学员、企业员工的双重身份进行互动;可以邀请企业成功人士到学校讲学, 聘请企业专业人士做兼职教师等。对于外部机制的建设, 主要是政府要起激励、规范、约束、沟通的作用。比如在经费投入、政策引导与约束、行业中介、研究支持等方面提供外部保障。
总之, 只有从职业教育引领产业发展、促进产业升级的角度出发, 才能解决河南省产业集群所面临的问题。调整职业教育专业结构;构建创业型职业教育格局, 引领新兴产业集群;重塑高等职业教育体系,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立职业院校与企业良性互动的四位一体的运行机制, 才能最终实现职业教育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和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从而使河南省产业由简单、粗放型向集约型, 从单一的、低级的结构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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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万一.高职院校与企业互动对策研究[D].南京:河海大学, 2007, (4) .
升级机制 篇10
根据相关文献研究综述,产业结构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调整:一种是通过在各产业部门之间配置存量资金,即存量调整,这种调整既可以是经常发生的调整,也可以是依据具体的价值目标主动对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进行的偶然性反应;另一种是对新增资金的流向进行调整来影响各产业的相对比例,即增量调整,一般是调整新增资金的流动速度和流动方向。现如今,中国的金融行业依旧是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行业各行其是,在这种模式下,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主要通过两个不同的市场:一个是资金供需者需要中介进行沟通的以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市场,另一个是资金供需者直接沟通的以发行证券为主的直接融资市场。资金供需者需要中介进行沟通的以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市场,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这个重要的中介通过生产贷款和消费贷款,改变资本在各产业之间的相对比例。生产贷款在个经济主体之间配置增量资本,鼓励发展成长性产业、抑制衰退产业、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发展;消费贷款对消费者在各个时期的消费比例进行调整,动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金融资源通过此机制支持高新产业、淘汰落后产业,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两个市场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大小取决于市场的成熟程度、国家的金融政策等,当整个金融体系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出于主导地位时,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信贷市场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较大,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体制的健全,证券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会逐渐增大。国家通过金融活动实施金融政策调整手段作用于证券市场和信贷市场。证券市场又分别利用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中对资金的供给进行资金的增量调节和存量调节;信贷市场则通过利率指标影响消费贷款和生产贷款的发放来影响资本的需求,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发生的变化,通过资本的流量和流向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
二、金融发展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
1. 资本形成机制
资本的形成机制是指金融体系将居民手中零散的、小额的储蓄聚集成规模较大的资本,使储蓄资金转变为产业资本,支持产业结构调整。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无论是社会地考察还是个别地考察,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储蓄资金转变为产业资本需要经过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政府、企业和居民把闲置的储蓄资金转变为债券、股票等金融资本;第二个环节是企业把金融资本转变成企业的产业资本,比如购买原材料、机器生产设备等。产业资本的多少取决于储蓄转化为金融资本的能力和金融资本的流转速度,进而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也会不同。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信息透明程度越高,企业和个人的储蓄和投资的市场风险就越小,经济主体的储蓄意愿就高,更有利于将经济主体手中更多小额的、分散的闲置资金合并转变为企业所需的产业资本来支持产业的发展。除此之外,资本形成机制还可以带动人才、专利以及技术等资源的流入,各因素相互配合共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2. 资本导向机制
资本导向机制是指首先对存在竞争的投资机会进行评估,然后将金融资源投向风险收益配比最高的产业或部门,所以资本导向机制的本质是金融资源在商业性金融下的市场竞争机制,但当市场机制失灵时,需要政策性金融的校正补缺机制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资本导向机制要求二者相互配合共同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商业性金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通过投资回收期、投资风险等因素评估存在竞争的投资机会,将金融资源从附加值低、风险大、回报低的产业投向附加值高、回报率高的产业,从而使有发展前景的产业获得资金支持得到发展,使衰退的产业逐步退出生产,优胜劣汰,从而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商业性金融机构也通过相互之间信息的交换沟通来控制和监督使用资金的企业,减少资源资金配置中的短期行为,降低风险,提高投资回报。政策性金融推动产业结构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资本导向的倡导机制和校正补充机制上,由中央银行依据政府的产业指导政策,使用各种政策工具配给信贷资源或给予窗口指导,支持和限制某些产业或部门的发展。同时,对缺少资金的、商业性金融机构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提供资金的新兴重点产业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弥补市场缺陷,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3. 信用催化与产融整合机制
信用催化机制本质上是商业银行通过资金的乘数效应,利用其特有的信用创造功能,派生出数倍于原始存款的款项,催化和加速经济的发展。金融发展应该从各个方面同时影响产业机构升级,不单是被动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还应该与金融体系中的信息催化机制相结合,使潜在的、闲置的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使更多的产业资本投入到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来。在信用催化机制作用下,资金的投向不只是已存在显著效益的产业或项目,也可以是预期收益高、未来具有发展潜力的有强大的辐射效应的产业或项目,有利于使产业结构布局合理化,在资金良性循环的基础上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产融整合机制对资本配置的影响作用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一是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加快了资本积聚的速度,可以使企业规模在短期内通过股权转让和兼并收购等手段迅速的扩大,更好的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充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高效的金融运行体系打破了金融资源流动的行业和区域限制,加速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企业国际化、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支持手段。二是产融结合将各类市场相互联系,构建成完整的市场体系,使得各类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市场上自由流动,从而改变了技术的区域集中特点,使得区域资源充分扩散并得到广泛使用,为产业机构升级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同时,优势产业的“示范”效应,可以带动产业链上相关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优化配置各类资源,真正发挥产融整合机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持作用。
4. 防范和分散风险机制
金融体系的两大重要配置功能,除了优化资源配置,另一个便是风险配置。首先,金融体系又是市场中的风险中介,它可以通过集聚、交易和转嫁风险,在整个经济市场中重新配置风险,通过风险管理机制使得风险偏好者敢于投资虽然风险很高、但是具有较高生产率、回报率的新兴产业,推动发展有潜力的产业。同时,传统金融业务与创新的金融业务相互配合相互渗透可以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规避风险、提高利润的方法,从而提高技术水平,最终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其次,保险类金融机构可以为高风险高收益的新兴产业提供保险产品,降低创业者的创业风险,减少创业者的后顾之忧,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风险投资机构如风险投资基金,不仅可以通过专业的投资组合进行分散化投资来规避创新项目的风险,而且可以利用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为风险投资主体提供有效地保护,鼓励风险投资主体积极并加大对创新项目的投资,使风险资本可以不断地良性循环,支持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发展,最终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最后,金融体系提供的各种保障机制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服务,为产业机构调整中不安稳的人力资源提供有效的生活保障,有利于社会环境的安定和谐,以稳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结论
综上所述,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不仅表现为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上述作用各种机制积聚金融资源、引导资金流向效率高的部门或产业、倍数扩大信用、对资金的供给和在各产业部门之间分配金融资源产生影响,均衡发展三大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还表现为金融服务业本身就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会大幅度提高,金融服务业自身的发展也在很大幅度地提高其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而优化产业结构。从改革开放开始,三十多年中,中国的金融服务业不仅有量的扩大还有质的提高,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金融机构种类相对齐全、金融产品相对多样化、金融服务全面的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大。但是,和发达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金融体系内部还存在诸多如内部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差距依然较大。因此,本文着重研究金融发展及其资源与风险的配置功能对产业发展的推动。
摘要：根据我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本文从金融的发展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视角,分析资本的调配决定着资金在各产业之间的分配,进一步决定了产业结构的变动方向。金融发展正是通过资本形成、资本导向、信用催化、产融整合、防范和分散风险五大机制来配置资金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至关重要。
关键词：金融发展,产业结构,理论机制,信用催化,产融整合
参考文献
[1]段玉强.河南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分析.问题探讨,2012年第6期.
升级机制 篇11
一、FDI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作用机制
(一) 产业结构调整的起点是投资结构
从实体系统和生产供给的角度考察, 产业结构可以被视作一个资源转换器, 即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 通过产业结构的有效运转, 不断地生产出产品和劳务, 来满足社会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 产业结构就是产业间的资源配置结构、生产能力结构和产出结构的总和 (见图1) 。资源配置结构是各产业生产能力形成的起点和基础, 生产能力结构作为资源配置的结构存量, 只是反映了这种配置的结果, 而产出结构作为产业结构的生产结果形式, 取决于资源配置结构和生产能力结构。因此, 产业结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 其演进的实质就在于其转换方式的改进和转换能力的提高。
由此, 调控产业结构必须把资源配置作为首要作用点。所谓产业间资源配置结构是从投入形态来看的产业结构, 即劳动力、资金、技术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间的配置关系, 这是生产过程的第一步。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资源配置以货币投向为导向, 货币流代表着资源流, 因此, 投资结构反映着动态的资源配置结构。特定产业结构中的资源配置情况, 是由前一时期投资结构所决定的。因此, 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 一般表现为投资的结果。从投资结构入手改变产业间的资源配置, 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龙头。
投资结构决定了资源向不同产业部门的分配量与再分配量, 因而对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变化产生影响:不同方向的投资可以创造新的投资需求、形成新的产业以及改造现有的产业结构;对部分产业以不同比例投资, 可以推动这些产业以更快的速度扩张, 从而影响现有的产业结构;对全部产业以不同比例投资, 可以对产业发展程度产生影响, 导致现有产业结构的变化。
(二) FDI通过投资结构的提高和改善, 促进了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FDI对东道国投资结构的提高和改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东道国资产质量的改善。首先, 跨国投资更高的技术含量、对资本与技术密集行业的大规模投向以及跨国投资企业自身所具有的较完善的经营管理体系、严格的资金预算约束使得FDI可以新设企业的方式形成高质量的新增资产。其次, 包含资金、观念、技术、管理、营销、市场网络的“一揽子创造性投资”使得FDI可通过对东道国企业的兼并收购将低质量的资产存量变成高质量的资产存量。最后, 跨国公司在向东道国企业购买零部件和原材料时可能提供相应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援助, 使得FDI还可以提升东道国关联产业存量资本和新形成资本的质量。
二、FDI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机制
(一) 科学技术是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动力
库兹涅茨在其著作中指出, “虽然某些时代创新在很大程度属于技术性的, 但利用创新带来的增长潜力常常需要许多社会创造———改变组织方式以诱导人们在经济活动方面合作与参与”。在科学发展基础上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转换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 从根本上来说, 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演进的主要动力, 产业结构的转变是技术进步的外在表现。
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机制在于:
第一, 使产业结构推陈出新。技术进步促进社会分工深化, 推动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同时又加速了老产业的衰退过程。随着新老产业交替的完成, 就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二, 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提供了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 提高了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投入的质量, 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 生产成本显著降低。由于各产业部门技术进步的速度是不同的, 因而在产业部门间出现了“生产率上升率不均等增长”的现象。正是这种生产率上升率的差异, 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变动及其高级化。产业发展的历史表明, 工业比农业、重工业比轻工业、加工工业比原材料工业, 在生产率上升率方面有较大的优势, 因而后者也都比前者获得了更快的发展, 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过程。
第三, 对整个结构的波及影响。技术进步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它的作用是从个别或一组产业入手, 进而波及到整个产业结构。其波及效应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1) 技术进步的产业间转移。新兴技术的横向转移和各产业内部技术纵向进步相结合, 就能使产业结构在整体上实现全方位的技术进步。 (2) 产业间投入产出关联的变化。任何一个产业的技术变化, 都会改变产业间技术关联, 使某些产业的中间需求和中间投入率发生变化, 从而改变产业间供求关联。 (3) 通过需求结构的变化影响产业结构的演进。一个产业 (或一组产业) 的技术进步及在此基础上规模经济性的提高, 常常可以使该产业产品成本大大下降, 从而降低其市场售价, 这样实际上便提高了一定时期特定货币量的社会购买力, 从而造成对其他产业的新需求, 也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
(二) FDI技术转移与溢出效应是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渠道
1.FDI是东道国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途径
一国实现技术进步有两种基本途径:内源性技术进步和外源性技术进步。前者是指国内自主创新、自主开发技术, 后者是指通过技术转移实现的技术进步 (如图2所示) 。由于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性, 当今任何一个国家很难完全采用某一单独的路径来实现技术进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多以第二条路径为主来实现技术进步。从先进国家直接引进技术和经验不仅可以大大缩短研发时间、节约资源投入、避免重复研发, 而且可以缩短甚至跳跃性地缩小与先进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 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获得技术的超常规发展。此外, 从世界技术发展的现实来看, 技术创新周期日益加快, 进一步推动国际技术转移速度加快, 这也迫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积极利用外部资源。
一般而论, FDI和非FDI (主要是国际贸易) 都是国际技术转移的重要渠道。由于技术资产具有“共用品”的外部经济特征, 其追加服务并不因此增加成本, 这类资产的市场相当不完全。这种不完全既是垄断性市场结构所致, 更是由于市场不可能像处理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品的生产和交易那样, 有效处理具有不确定性、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特征的技术、知识和组织技能等资产的生产和交易。技术知识交易的困难性源自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 一方面, 技术潜在的购买方不可能在交易过程中拥有潜在技术卖方的全部信息;另一方面, 潜在的技术卖方也无法准确预测技术购买方在拥有一定技术后能否对技术进行有效的保护。因而FDI可以通过内部市场机制而绕过外部市场的不完全, 从而成为国际技术转移众多途径中最重要的一条途径。
2.FDI影响东道国技术进步的主要渠道:技术外溢
所谓技术溢出, 是一种外部性, 指由跨国公司的FDI资本自身所包含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人力资本和R&D投入等因素通过各种渠道形成了技术的非自愿扩散, 带来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增长, 而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无法获取全部受益的情形。技术外溢是跨国公司在非自愿或无意识状态下出现的向东道国转移技术的现象。一般而言, FDI技术外溢的基本途径包括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
(1) 示范—模仿效应 (Demonstration—Imitation Effect)
示范—模仿效应, 又称为传染效应 (Contagion Effect) (Kokko, 1990) 。由于外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存在技术差距, 这不仅包括外企带来的新设备、新产品或新的加工方法, 也包括科学的产品选择模式、销售策略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等非物化技术, 通过学习, 模仿进而改造创新, 本地企业得以提高自身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 (Findlay, 1978;Das, 1987) 。
(2) 竞争效应 (Competition Effect)
竞争效应是指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在市场上的相互竞争对东道国技术水平的影响。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 势必对当地企业产生巨大的竞争压力, 对此, 当地企业以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取得技术优势, 提高技术水平来积极反应。除了引起产业内竞争结构的变化, 跨国公司的进入还会引入相关产业的企业竞争, 特别是加剧当地相关产业的中小企业的相互竞争。此外, FDI还有助于促使东道国低效率乃至无效率的当地企业的破产或转型, 释放部分资源用于更有效的渠道, 如将资源转向拥有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 或有效的新市场进入者 (国内和国外) , 或用于经济的其他产业。
(3) 产业关联效应 (Industry Linkage Effect)
产业关联效应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与当地供应商和客户等之间的联系所产生的, 一般可分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东道国的企业在与跨国公司前后向关联的过程中, 通过技术、管理与信息等要素的流动, 获得跨国公司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
(4) 人力资本流动效应 (Human Capital Flowing Effect)
人力资本流动效应是指在跨国公司就职并受过培训的雇员向本地企业流动, 或者建立自己的企业独立经营时而产生的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
3.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建立研发机构成为FDI技术转移与溢出的新渠道
与单纯的直接投资方式相比较, 跨国公司R&D活动的国际化布局, 不仅可以为东道国 (尤其是发展中东道国) 带来了更广泛、更迅速的技术输入效应, 还可能形成更多的技术外溢效应, 进而对东道国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首先, 跨国公司的R&D活动会直接带来科技资源、R&D技能和科技人员等国外技术资源的流入;其次, 跨国公司海外R&D分支机构通过对相关产品进行调整性研发或者对生产工艺进行改造所进行的应用技术研究可以使跨国公司的产品和内部转移的技术更适合东道国的条件;第三,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研发机构通过雇佣并培训当地人员, 可能产生人力资本外溢效应;第四,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广泛的研发合作, 将促进先进科研技术、信息、“诀窍” (know—how) 的扩散;第五, 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对本土企业和科研机构具有示范作用;最后, 跨国公司中央实验室和其海外R&D分支机构间, 技术和知识是相互流动的, 这种相互作用将使东道国研究与开发活动长期受益。
(三) FDI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作用机制
1.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
(1) 资本形成效应
首先, FDI可以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存量。以新建方式注入的FDI既可以增加东道国的储蓄, 又可增加其投资;以并购方式进入的FDI通常能提高被并购企业的生产能力, 使东道国的资本存量获益。其次, 无论是绿地投资还是并购投资, 由于东道国投资条件的改善和投资政策的自由化、跨国公司投资策略的变化或海外投资中所必须的中间产品在当地无法得到满意供给时, 将会引起跨国公司或其合作伙伴的后续性追加投资, 这将有助于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存量。再次, 由于外国资本的注入通常需要一定的东道国资金配套, 因此跨国企业可通过为东道国当地资本市场提供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而动员当地储蓄, 成为引发国内投资的催化剂。
(2) 市场扩大效应
FDI能够推动东道国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大规模出口, 并有效地为新兴产业开辟国内市场。跨国公司投资战略不同, 对与投资相关产业的国内外销售市场状况的影响也不同。效率寻求型的跨国公司投资主要利用发展中东道国的廉价要素资源, 目标锁定国际市场。这类FDI会给处于东道国的子公司提供多方面出口机会:作为跨国公司子公司进入跨国生产体系, 向海外其他子公司输出产品;使用跨国公司的商标、品牌, 利用其提供的国际营销网络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接受跨国公司转让的在母国即将淘汰的生产技术和设备的同时, 逐步占领其在相关国际市场上转移出的相应份额, 从而以跨国投资的方式实现产业的转移。跨国公司的国际销售网络同样可以通过产业关联对其他当地企业产生联动和溢出效应。市场寻求型的直接投资目标是当地市场。这类跨国公司进入后, 通过建立新产业、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 从而能够形成相关市场, 并扩大相关产品需求, 从而扩大新兴产业国内市场容量。
(3) 就业扩充效应
首先, 东道国吸收FDI会给本国带来扩充就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直接效果。外资在东道国设立新企业必然会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然而, 这种就业机会产生的大小与外资企业投资和国内生产的关联性有关。若外资企业取代了当地企业, 或将当地企业挤出市场, 那么二者之间发生的替代效应则使得就业创造效应并不明显;若外资企业带来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要素, 能够有效缓解阻碍东道国国内生产扩张中存在的金融、技术与管理方面的“瓶颈”, 则将促进国内产出增加。这种因要素转移而产生的外资投资与东道国企业生产之间的关联性, 必将间接地创造就业机会。此外, 由于企业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连锁关系, FDI的乘数效应又可给东道国创造许多间接的就业机会。经验数据表明, FDI每提供一个直接工作岗位, 就可能间接创造1~2个工作岗位的机会。
其次, FDI能够促进就业质量的提高。一方面外资企业能够为东道国雇员提供较高的报酬和较好的工作条件;另一方面, 外资企业提供的技能培训、职业教育成为东道国就业人员素质的提高或某类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
2.各种影响效应间接促进了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
外商投资产生的各种影响效应, 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东道国的收入。首先, 引进外资能够调动和重置东道国的生产要素存量, 使国内原有资源得以充分利用,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而经济增长是社会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源泉;其次, 引进外商投资能够增加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投入进而提高产出水平, 这意味着因此会引起东道国的国民收入增加和国内消费水平提高的效应;再次, 外商投资企业能够为东道国就业人员提供较高的报酬, 进而起到增加东道国收入的作用。伴随东道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消费结构不断高级化和多样化, 必然会导致产业之间数量比例的变化以及相互关联方式的变化, 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 产业结构就会发生质的变化, 出现新的主导产业群取代旧的主导产业群, 使新的关联方式和数量比例得以形成, 从而使产业结构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其传导机制为:FDI的影响效应→经济增长→社会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
总之, FDI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在于FDI通过新的先进生产函数的导入, 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资源的使用方式和效率。跨国公司的技术水平、战略、业绩以及它们的盈利, 通过产业联系和竞争影响其他厂商行为, 引起特定区域内的要素重组和要素生产率提高, 并通过要素转移和要素渗透影响东道国的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 改变东道国产业结构形成的物资基础, 实现对其他部门增长有广泛影响的主导部门的更迭, 进而提高整个产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根据以上分析, FDI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示意图 (见图3) 如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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