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政策(共6篇)
形式政策 篇1
我在一家企业从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工作多年, 经常碰到一些棘手问题, 诸如临时用工出现工伤, 作为企业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如何赔付等, 有时甚至出现劳动纠纷。《中国医疗保险》杂志在纵论医保领域的发展趋势和重大问题、探讨医保管理经验和方法等方面很有前瞻性和指导性, 但是在指导实际问题的解决方面还不是很“解渴”。建议杂志以后多刊登一些案例解析、以案说法等形式的文章, 就读者和医保工作人员困惑的、拿捏不准的问题, 请业内领导和专家作出解答, 将政策融进经典案例中。这样既增加了可读性, 也增加了可鉴性, 更容易学以致用。既能高屋建瓴, 也能探微察细, 这样的杂志犹如工作宝典, 我们期期爱看。
形式政策 篇2
摘要
安逸的时代带来了过度的奢侈,腐败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从未断绝。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腐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尽管国家对于腐败的打击力度随之加大,但是反腐之路仍充满了困难和挑战。如何提升治理能力,把反腐制度落到实处,让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将腐败控制在人民群众可容忍的程度以内等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人民群众又如何在反腐斗争中发挥最大的主体作用也备受关注。
关键词
腐败反腐制度人民群众主体作用
一、反腐背景分析
当前,中国反腐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央反腐意志坚决,力度空前,成效显著,但面临的困难仍然较多。从历史和发展的视角,以全球比较的视野冷静分析当前形势,能够进一步认清我国反腐败的成效、挑战和困难,会让我们更加理性和沉着地应对腐败。
1、腐败是一个世界难题
腐败伴随几千年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进程,尽管各国各地区都在探索和努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可以保证已根绝了腐败。腐败存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即便在国际机构和一些被公认为比较廉洁的国家,每年仍不断发生腐败丑闻,这些国家和国际机构的专家学者均承认查出的腐败仅是冰山一角,对腐败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放松懈怠。
2、经济快速发展期往往是腐败易发多发期
腐败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从世界范围来看,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以及北欧国家等,都经历过腐败猖獗的时期,在最近几十年
这些国家才进入相对比较廉洁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国家的腐败治理才见到明显成效。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也是如此。而中国用30多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的历程,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比较稳定、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的情况下,将腐败控制在人们可以容忍的程度是十分困难的。二、十八大以来反腐的特点与成就
1、中央领导集体身体力行,率先端正党风政风
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定调未来五年反腐,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必须全党动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重要论述。反腐“大合唱”整齐和谐、铿锵有力,党中央主动落实主体责任,传递的信号十分鲜明,让腐败分子胆战心惊。
2.打“老虎”“苍蝇”毫不手软
中央对腐败采取强高压态势,惩治腐败持续挥出重拳。十多个部级领导干部相继落马。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良好运行,网络举报量平均每天超过800件。伴随腐败发现机制不断健全,查办腐败的力量也不断增强。惩处腐败机制的重大改革有力保证打“老虎”“苍蝇”将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闪电战”。
3.纠正不正之风丝毫不松懈
总书记多次做出批示,坚决杜绝公款浪费。
4.以全面改革清除腐败土壤
滋生腐败的土壤太厚、太多,这是中国反腐面临的客观事实。政府行政审批等权力过多集中于少数领导干部手中,增加了监督的难度和腐败的风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改革进行了新的部署和安排,提出简政放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权力上做“减法”,大幅压缩腐败的空间;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关闭腐败的资金“阀门”。
5.关闭权力的“笼子”越织越密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弥补了很多漏洞,具体细化的政策规定不断出台,如各级党政机关5年内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等都将反腐工作推向了另一个新高度。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情况进行抽查核实,凡不如实填报或隐瞒不报的,一律不得提拔任用、不列入后备干部名单,加强有效监督,能够使腐败问题从源头上减少。
6.反腐机构履职能力大幅提升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带头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将反腐重点集中在纠正不正之风、查办腐败案件和有效预防腐败“三驾马车”上。
三、当前反腐败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决定了当前腐败防控压力较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选择大力发展生产力,将经济建设作为很长一个时期的工作中心。中国经济正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人民的收入水平仍然较低,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较高水平,社会思想文化道德整体水平仍有待提升,反腐败仍然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建设的制约,短期内会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和矛盾。
1.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让腐败仍有机会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然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不适应。预防和惩治腐败虽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腐败防不胜防,反腐败难度极大,阻力甚多。有的地方和部门仍然保留有经营性企业和经济实体,向职能部门和机关输送资,金,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造成的复杂利益链强化了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和阻力。
2.公职人员队伍管理相对过于宽松
相对于廉洁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公职人员管理制度宽松,公职人员自由活动的空间较多,受到的管束较少,因此一些违纪违法和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不断被网络和媒体曝光。一些领导干部台上讲一套、台下做一套等言行不一的行为,严重削弱党和政府公信力。私营领域的反腐败停留在较低水平,存在立案难、取证调查难、成本高的问题。最近几年,公民大量借助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揭发腐败现象,反映出信访举报、司法诉讼等正常管道不太通畅,正规渠道不能满足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强烈需求。
3.权力公开质量与社会公众期盼有较大距离
中国近几年权力透明公开推进力度很大,已经产生了积极的预防腐败效果。但公开的质量和程度还不够,一些地方、部门领导对公开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或因为利益考虑不愿公开。有的单位将财务等作为核心机密,严防外人知晓。很多国家和地区反腐败机构的透明度程度很高,主动向社会公开案件调查报告、单位财务等信息,以透明换取社会信任,自身率先实施关键领域公开来建立社会反腐败信心,提升反腐专门机构的公信力。相比较这些国家和地区公开透明的做法,中国的权力公开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4.公职人员激励和压力机制不足
要让公职人员持续不断为社会和国家奉献聪明才智,一方面需要激励,要提供合理的工资、福利、奖励等保障,激发工作的热情;另一方面还要施加压力,公职人员内部之间、公职人员与非公职人员之间要形成合理的竞争机制。
四、总结
我们要坚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指导制度制定,确保其有效性、科学性、准确性。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一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形式在发展,实践在深入,要仔细听取人民群众针对反腐倡廉的新意见、新要求、新期待,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二是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着眼于解决关键问题。使用优先的制度建设资源,直接关系到制度的有效性。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突
出重点。
三是建立有可操作性的在制度,可执行度高。发挥领导干部的作用,坚决维护制度,严格执行制度。
浅谈公共政策服务社会的体现形式 篇3
关键词:公共政策;服务;体现形式
公共政策的目的是解决公共问题,标准是达成公共目标并实现公共利益,在学科上属于行政学和政治学的交叉,通过国家政府或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选择和制定,核心思想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的宏观调控。对公共政策的评价源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达效果,所以,合理的公共政策所表现出来的服务社会现象是诸多研究公共政策的专家学者所共同考虑的问题,这也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重点。
一、公共政策维护公共利益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具有一定前提的,首先是必须存在相对活跃的社会问题,其次是必须有公共权力机关的存在,最后是公共权力机关的组建和运行是通过众多公民参与并监督的。比如我们国家,现行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议行合一体制,这种体制赋予政策过程两大特征:其一是从宪法规范的权力关系来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国家的立法权,在国家机关体系中居首要的、全权的地位。其二是从政府系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府系统的领导核心,左右着政府过程的运行,主导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在西方国家,公共政策多以法的形式出现,而当代中国的公共政策由其实质特征看,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从其形式特征看,则由三部分构成,即党的政策、人大立法和行政决策。
首先谈到党的政策问题,最直接与我们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就是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通过的政策性文件,以及党的主要领导人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如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等。党的这些政策都是直接采取公共政策形式贯彻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和各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些公共政府服务社会的间接作用,从党的十三大开始,工作中开始强调“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总之,党虽然具有对国家重大事项的决策权,但由于国家事务涉及全民利益,需要一体遵行,所以這种决策往往需要转变成为国家形式。
在以中国共产党为唯一值得信赖的公共权力机关领导下,立法的实施则是公共政策服务社会较为全面的一个表现形式。法律手段就是通过各种法律、法令、法规、司法、仲裁工作,特别是通过行政立法和司法方式来调整政策执行活动中各种关系的方法。法律手段是政策执行活动得以进行的根本保障,只有运用法律手段,才能消除阻碍政策目标实现的各种干扰,保障政策执行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有利于政策的顺利实施,进一步规范各行各业的行为准则和人文道德素质。
最后,行政机关依据国家宪法规定和全国人大授予的权力制定行政法规习惯上被称为政府立法活动或行政立法活动。行政法规常以总理令的形式加以发布,在公共政策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行政机关依据国家宪法规定和全国人大授予的权力制定行政法规习惯上被称为政府立法活动或行政立法活动。行政法规常以总理令的形式加以发布,在公共政策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二、有关公共政策服务社会的几个典型案例
2007年12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俗称“限塑令”,规定商品零售场所不得销售使用不符合相关标准的塑料购物袋,并且规定商品零售场所应当依据相关规定向消费者有偿提供塑料购物袋。这显然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公共政策,从限塑令颁布以来的八年时间里,我国塑料袋的使用量逐年递减,白色污染得到了有效地治理,这对人们生活环境、消费理念、自然生物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同时这也是从行政政策机制上公共政策服务社会的典型案例。
2010年1月10日,国办发出通知,要求稳定市场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3月18日,国资委要求除已经确定的16家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外,78家以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15天内退出房地产业务。4月份,国家陆续颁布号称“史上最牛”的房产调控“国十条”(新国十条),1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且套型面积小于90平米的家庭,贷款首付比例不低于30%,至17日,国务院规定,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当地的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20日,住建部规定今后未获得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房地产企业不得以认购、预定、排号、发放VIP卡等方式向购买者收取或变相收取定金、预定金等性质的费用。至此,“国十条”基本框架形成了。 “十一”前夕,又出台巩固楼市调控成果的措施。措施包括:暂停发放第三套以上房贷;首套房首付比例不低于30%;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将限定家庭购房套数;调节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和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是政府出面稳固我国房地产市场恶化的重要举措,一场突如其来的房地产闹剧就此得到了稳定的发展。
还有,全国哀悼日的设立、艾滋病的防止工作、殡葬改革、退更换林、政府拨付专款50万元,资助1200名贫困大学生春节期间进酒楼打工、醉酒驾驶立法、婚姻法立法、食品安全管理监督机制设立等等,受本文篇幅所限,就不一一例举了,不过公共政策在维护社会正义、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
三、结语
公共政策源于社会问题,服务于社会大众,对整个国家的快速发展提供持续稳定的矫正作用。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正确解读国计民生,又如何合理地了解、支持公共政策,是我们每一个社会公民的义务和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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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政策 篇4
新会计准则在2007年1月1日开始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不断的实行, 新会计准则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新会计准则在实施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它主要是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维护经济秩序作为主要的宗旨和惯例, 这对于现代会计信息的生成和披露有着重要的作用, 它使得会计信息更加的科学和严格, 也进一步加强了会计信息的供给的约束, 从根本上维护了投资者的知情权, 有利于社会公众更好的作出更加理性的决策。同时, 这一准则的颁布和实行是依据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的体制, 在政策的实行都是切实的符合我国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是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相互的促进和发展, 这一政策对于企业的会计的信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现代的企业的财务管理在形式和政策上发展和矛盾同时存在
(一) 现代企业的财务管理的形式和政策上的发展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的发展, 我国内的经济的建设愈加的完善, 各项经济政策不断的完善, 会计的管理上越来越趋于透明和清晰化。
现代企业的财务管理依据企业的发展的前景不断的结合自身的需求做出调整和管理, 上下的政策更加彰显其发展的理念。运作观念上更加的明确, 新的政策的实行也为给企业确立了新财务的目标, 这个政策下企业的财务部门的各项的工作更趋于合理。对于现在的财务部门来说, 实现内部的控制环境的优化是企业管理实现革新的关键的方式。在新的形式下, 企业的环境控制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机构的设置上各级机构根据企业的实际的需求上合理的设置, 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机构的冗余和人员的不合理。财务部门的职能上明晰了财务管理上的流程的设置, 明确了各部门的权利、责任分配, 让各部门更加的明确自己的职能范围, 减少了职责不明晰导致工作上的疏忽现象的出现。在这些新的会计准则的政策和形式下企业运营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 对于企业的财务会计的监控也顾全到, 这一新会计政策的实行下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企业的内部的控制和提高了企业的向心力。
(二) 现代的企业的财务管理在形式和政策上的矛盾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上虽然在市场经济的不断的深化发展中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但是同时在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成为财务管理发展上的限制因素。当前的形式下, 财务管理上的问题主要有财务管理的定位存在着模糊点, 财务管理的理念相对落后, 企业的风险的控制能力低。现在的市场经济下很多的企业着眼于企业的各个管理环节上的高效优化整合的综合实力竞争, 财务部门作为一个企业上各项收入支出的核心, 如果一直处于定位模糊、管理理念落后, 企业的风险能力低的情况下那么这对高效企业的管理是不利的。服务理念如果不能适应企业的不断的发展, 那么企业的发展上会出现滞后性, 进而企业的风险和危机的控制的能力也会不断的降低。这就要求企业要在新的形式下断的加以改善, 使得企业的发展更趋于合理化, 提高财务管理的效能, 有效减少其中的弊端。
三、结合当代的财务管理人员的发展
随着不断革新的财务的形式和新政策的实施下, 对于财务人员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 同时当代大学生也要不断的为自己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做好准备以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为自己未来走上工作岗位上打好基础。
(一) 形式和政策对于财务人员的要求
在新的会计政策的实行下, 财务会计的发展的前景形式更趋于完善。新形式下加快财务信息化的建设, 提高团队的素质是很有必要的。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的发展, 企业财务管理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信息技术元素的参与。精细化的财务管理是未来财务发展的方向。企业财务信息化的发展的硬件条件无疑是技术条件, 同时也要求参与的人员的技术不断的提升, 以便适应新形式的发展和不断更新的政策的脚步, 要具备能够完全的驾驭各种财务软件, 完美的处理好企业的业务和财务间的关联。在新形式下不仅要求财务人员的技术上要不断的加强, 同时也要求财务人员要有爱岗敬业的精神, 树立全局的意识, 充分的把企业的政策和方针和各项指标落实到实处上, 精细的做好财务的分析工作。
(二) 当代大学生自身的不断的提升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的发展, 对于人才的要求也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和形式的转变而又了不同的要求, 新形式下, 当代大学生为了使得自己的未来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的需要, 需要不断的提高各方面的能力。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财务人员除了准确的读懂各项政策的规章要求之外, 还要不断的根据变化的新形式不断的做些改变, 一成不变的人才对于社会的发展是没有什么贡献的意义的。具备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财务的分析并作出合理的假设和估计的能力, 要理论结合实践更好的把自己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活动中去, 构建起自己的知识结构体系。
四、总结
政策和形式的变化是随着经济的不断的发展而不断的调整的, 在政策的和形式的变化中, 新一代的财务管理人员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 以便于更好的适应未来企业的财务中的各项工作。同时, 要不断的完善财务体制上的不足和缺陷, 以更好的发展, 使得我国的财务管理的各项工作权责更加的明晰。笔者通过对于当前的政策和新式做出分析并结合自身为未来的发展的方向的探析, 希望通过此对于未来财务工作管理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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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与政策 篇5
二:2012年农业农村工作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围绕强科技保发展、强生产保供给、强民生保稳定,进一步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奋力夺取农业好收成,合力促进农民较快增收,努力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三:准确把握今年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总体思路,就是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发展实体经济为坚实基础,以加快改革创新为强大动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统筹当前与长远,更加注重拓宽增长空间,更加注重提高增长质量,更加注重激发发展活力,更加注重共享发展成果,着力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难题,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准确把握今年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充分认识切实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切实抓好农业生产、切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推进改革开放、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防范经济风险等六个方面工作的重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各项决策部署上来。
形式政策 篇6
关键词:政策性搬迁,资产置换,所得税抵扣
对于企业政策性搬迁的所得税处理问题,国家税务总局自2009年以来先后下发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政策性搬迁或处置收入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国税函〔2009〕118号)、《企业政策性搬迁所得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国税公告〔2012〕40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政策性搬迁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以下简称国税公告〔2013〕11号)等一系列文件。对理顺企业在政策性搬迁过程的所得税征收问题,在保证国家税源、避免支出重复抵扣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国税公告〔2012〕40号对某些特殊事项界定模糊,导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一、政策性搬迁所得税处理的三文件解读
国税函〔2009〕118号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强调了企业根据搬迁或处置收入购置或建造与搬迁前相同或类似性质、用途或者新的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的(以下简称重置固定资产),允许其在搬迁或处置收入中扣除固定资产重置支出后,以其余额计入企业的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实质上是对政策性搬迁中固定资产的重置成本支出在实际发生时进行了一次性抵扣。但由于固定资产形成后,在其可使用年限内还需进行折旧摊销,这部分摊销是非付现的费用支出,由于该法规条文未对企业的重置固定资产后续折旧抵扣做出明确的禁止规定,按照一般的企业所得税缴纳征收办法,重置资产的折旧在后续使用期间又享受了支出抵扣的政策,故而造成企业政策性搬迁业务中重置资产支出双重抵扣的问题,导致国家税收的流失。
国税公告〔2012〕40号基于上述问题进行了修订,该公告除了明确处置存货不属于政策性搬迁的处置收入外,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阐明了以下两点:一是购置资产支出不能在搬迁收入中扣除;二是置换土地才能在搬迁收入中扣除。上述规定的积极意义在于:通过限制购置资产的实际支出在搬迁收入中的扣除,杜绝了企业在政策性搬迁业务中购置资产的一次性抵扣,这也与我们通常的构建固定资产不能在实际支出时一次性抵扣企业所得税的做法保持了一致,这种先征后抵的征收方式保障了国家税收的及时入库,符合税收征管的基本原则。但同时该公告对置换土地作了特别说明,实际上由于土地在我国作为一项特殊的商品,具有特殊的资产属性,特别是对于由政府主导的政策性搬迁行为,置换的土地一般具有特定用途,不具有广义的可自由支配处置的商品属性,所以从根本上来说,置换土地一般不予作价且指定用途,企业很难从土地置换中有所收益,即土地置换并不给企业带来货币化所得,所以应从政策性搬迁的当期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中剔除该项因素。这是对企业政策性搬迁行为中涉及资产置换的首次提及。〔2012〕40号公告的出台,虽然维护了国家税收的利益,但对企业而言,却无疑加重了搬迁初期的税源负担,尤其对于搬迁初期需要一次性大量投入的企业;同时对于以资产置换形式进行拆迁补偿的企业,由于没有实质性的货币补偿,造成其搬迁初期根本没有足够的现金流,可以顺利履行搬迁重置资产“先征后抵”的企业所得税政策。所谓“先征后抵”,即在资产初期购置时不允许作为支出一次性抵扣,从而使得搬迁收入先行承担了纳税负担,但在资产后续使用期间则允许搬迁购置的资产以折旧费用的形式进行抵扣。“先征后抵”以其极为严苛的方式保证了国家税收的及时入库,但相较于国税函〔2009〕118号,政策转变幅度实在较大,企业需要一定的消化时间,基于此,国税总局于次年出台了11号公告。
国税公告〔2013〕11号十分简短,只是在国税公告〔2012〕40号的基础上补充了两条,一是对国税公告〔2012〕40号的具体执行时间提出了过度政策,规定凡在2012年10月1日前已经签订搬迁协议且尚未完成搬迁清算的企业政策性搬迁项目,企业在重建或恢复生产过程中购置的各类资产,可以作为搬迁支出,从搬迁补偿收入中扣除。但购置的各类资产,应剔除该搬迁补偿收入后,作为该资产的计税基础,并按规定计算折旧。此后签订搬迁协议的政策性搬迁项目,则不享受上述过渡期优惠政策。二是对于企业政策性搬迁被征用的资产,采取资产置换的,其换入资产的计税成本按被征用资产的净值,加上划入资产所支付的税费(涉及补价,还应加上补价款)计算确定。上述规定正是弥补国税公告〔2012〕40号在执行中的某些缺失问题。一方面,过渡期间的税收优惠政策实质上就是以资产的“不征不抵”政策代替了40号公告的“先征后抵”政策,所谓“不征不抵”即在资产初期购置时允许作为支出一次性抵扣,从而大大降低了搬迁期间的搬迁收入纳税负担,但在资产后续使用期间就不再允许以折旧费用的形式进行重复抵扣。“不征不抵”既杜绝了国税函〔2009〕118号中的资产支出重复抵扣问题,又克服了40号公告“先征后抵”政策对企业搬迁期间现金流造成的猝不及防的影响。另一方面,11号公告对政策性搬迁业务中采取资产置换形式进行补偿的行为,通过明确其换入资产的计税成本按被征用资产的净值计算确定的方式,限定了换入资产账面价值增值的部分,后续使用期间不再抵扣每年的折旧支出。从保持税理一致的原则出发,这就意味着采用资产置换形式进行搬迁补偿的行为,企业可参照40号公告中关于对土地置换行为的约定,允许从搬迁补偿收入中一次性扣除,否则就会出现“先征后不抵”,既不满足“不征不抵”又不满足“先征后抵”的原则,造成税理上的矛盾,走向国税函〔2009〕118号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将使得企业重复纳税。但由于11号公告未对企业政策性搬迁中的资产置换行为进行定义,且未对其搬迁期间的置换资产支出抵扣问题直接予以明确,就造成实际执行过程中基层税务机关理解上的偏差,特别是对于金额巨大的政策性搬迁项目,模糊不清的税收理解甚至影响到政府和企业的搬迁进度。
二、采取资产置换形式的政策性搬迁—来自中储粮某直属库的案例
为支持A市的港口建设工作,位于A市的中央储备粮B直属库(以下简称B直属库)与A市政府签订了搬迁重建协议,明确了三大原则:一是重建地域由A市在紧邻另一港区的位置安排100亩用地,无偿划拨给B直属库用于粮库搬迁后的重建;二是仓容标准由A市政府全部出资建设,包括若干浅圆仓仓库和必要的仓储、生活及办公等设施,用于补偿B直属库的搬迁;三是建设方式采取A市政府和B直属库上级主管部门共同审定建设方案和概算的方式,由B直属库根据粮库建设的工艺等要求,负责组织实施具体建设;资金拨付经A市财政审核中心审核后,由A市政府按照工程建设进度按时、足额支付给B直属库,再由B直属库对外支付给施工方、设备供应商等。
B直属库搬迁重建项目概算约C亿元,由A市政府审核确认并全额承担,如属于B直属库在设计图纸基础上擅自提高功能、标准造成超概的,则由B直属库自行承担相关费用。由于根据有关建设方式的原则要求,上述建设资金需按进度逐笔拨付至B直属库在A市政府指定的专用账户内,因此A市的国税部门认定,该C亿元的概算资金应作为B直属库的搬迁收入,按照国税公告〔2012〕40号的要求在建设初期需一次性计入企业的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且不得抵扣相应用于资产重建部分的支出。因此B直属库提出异议,一来收到的建设概算资金C亿元,是全额用于搬迁粮库重建的,并非其可自由支配的现金流,粮库根本没有足够的现金用于支付企业的当期所得税;二来作为主要承担政策性粮油收储、轮换等业务的直属库,其主营业务是在财政费用补贴包干范畴内自负盈亏,扣除财政不征税收入后的年应纳税所得额基本都是负数,今后在资产使用期间每年增加的折旧支出对于其税前抵扣来说并无意义。因此若税务部门坚持采用40号公告“先征后抵”的政策,实则对企业造成了先征收而后无法抵扣的税收负担,且初期征收也无资金来源,因此要求A市政府出面协商上述涉税事宜。
由于没有对资产置换进行明确的界定和说明,国税部门为了保证税源及时入库,坚持了40号公告中的“企业发生的购置资产支出,不得从搬迁收入中扣除”的提法。B直属库则提出将原粮库的资产评估价值D亿元作为搬迁的收储补偿收入,搬迁所得税等税收资金由A市政府承担;新建粮库工程建设资金不足部分(即C-D亿元)作为市财政专项补贴资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70号),该部分资金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虽然上述提案将搬迁补偿收入的界定从C亿元降至了D亿元,一定程度上使政府可以接受,并加快直属库的港口搬迁进度,但有几点仍值得商榷:一是由政府承担D亿元搬迁补偿收入基础上的企业所得税,而后续该部分资金形成的资产每年折旧支出却由企业B直属库进行抵扣,造成税负主体的不对等;二来将搬迁重建的投入资金人为地拆分为拆迁补偿收入和财政专项补贴资金,不仅不符合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反而将简单事项复杂化,一般来说不征税收入主要是政府用于补充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资金,用于形成资产方面的政府补助往往收支相抵没有必要作为不征税收入进行认定。
其实,上述政府主导下的粮库搬迁行为,从本质上看,正是采取资产置换形式的搬迁。企业B直属库没有直接获取自由的现金流补偿,而是退出原有的旧资产(包括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设施设备等),换入政府作为补偿另行择地新建的资产,且新建粮库的概算审核、资金拨付等都需A市政府确认,B直属库并未从搬迁中获得实质性的货币收益。按照国税公告〔2012〕40号第十三条“企业搬迁中被征用的土地,采取土地置换的,换入土地的计税成本按被征用土地的净值,以及该换入土地投入使用前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为该换入土地的计税成本,在该换入土地投入使用后,按《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年限摊销。”按照这一规定,若搬迁补偿收入中含有换入土地的出让金等价款,则应从搬迁补偿收入中扣除。但对于其他资产置换如何进行税务处理,该公告未作规定。鉴于土地置换和其他资产置换性质相同,可采取同一原则进行相关的税务处理,因此国税公告〔2013〕11号规定:企业政策性搬迁被征用的资产,采用资产置换的,其换入资产的计税成本按被征用资产的净值,加上换入资产所支付的税费计算确定。由此可推定,搬迁补偿收入中含有换入资产补偿款的,则应从搬迁补偿收入中扣除。上述处理方式,遵循上文所述前期不征后期不抵的“不征不抵”原则,且符合税理逻辑,对于政府和企业来说都是切合实际的。但由于2个公告中均未对采取资产置换形式的政策性搬迁期间的税收缴纳问题进行明确,A市国税部门对此不予认可。
三、对采取资产置换形式的政策性搬迁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几点建议
(一)明确资产置换的定义和范畴
无论是国税公告〔2012〕40号还是国税公告〔2013〕11号,都未对政策性搬迁中采取资产置换形式的行为进行界定,在这一点上,建议可借鉴国税函〔2009〕118号的有关说明,采取资产置换形式的政策性搬迁应包含如下特点:一是企业根据搬迁规划,异地重建后恢复原有或转换新的生产经营业务,用企业搬迁补偿或处置收入购置或建造与搬迁前相同或类似性质、用途或者新的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的;二是企业搬迁补偿或处置收入全部用于指定用途的资产重建,企业不得随意支配和使用;三是企业未从搬迁补偿中获得实质性货币收益。
(二)明确资产置换形式的政策性搬迁期间的税收抵扣
在税收公告中以最直接的方式,明确采取资产置换的,用于资产置换的资产重建支出,允许从搬迁补偿收入中进行抵扣。这就与11号公告中,后续资产使用期间的新增折旧不允许抵扣一致起来,且在实际工作中,更容易被国税机关的经办人员理解和接受,便于实务的操作。
参考文献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政策性搬迁或处置收入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S〕.国税函〔2009〕118号.
[2]国家税务总局.企业政策性搬迁所得税管理办法〔S〕.国税公告〔2012〕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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