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行社的创始人

中国旅行社的创始人（共12篇）

中国旅行社的创始人 篇1

摘要：周湘, 近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 中国正规的美术学校教育的创始人之一。他不但在绘画方面造诣很深, 而且还创办了多所美术专门学校, 他积极引进西画教育, 主张中西合璧的美术教育观, 培养了许多杰出的美术方面人才。

关键词：周湘,中国近代美术学校教育,贡献

周湘 (1871—1933) , 字印侯, 号隐庵, 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开拓者, 中国近代第一个开办私立绘画学校、传播西方绘画技法的教育改革家。周湘的绘画教育以西画教学为主, 主张中西合璧的美术教育观;周湘非常重视基础美术教学, 同时还特别注重因材施教, 他强调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借鉴西方美术取其所长, 并积极传授西方绘画技法。周湘在1909年至1922年间先后创办多所美术专门学校, 培养了许多美术方面的杰出人才。

一、周湘早年的求学经历

周湘于1870年生于上海嘉定黄渡镇, 其祖上曾是京城四品高官, 到了周湘出生之时, 虽然家境日渐衰落, 但仍属书香门第、乡绅之家。周湘祖父石泉公, 一生行侠好义, 并且癖好藏书藏石, 周湘的父亲也是一个闻名乡里的读书人, 因此, 周湘家藏典籍、书画非常多, 书香门第的家庭对周湘的影响非常大, 周湘9岁就能读五经, 到了10岁之后已经能够握笔为文。清光绪九年, 也就是1883年, 13岁的周湘参加县试, 其优秀的文采获得主考赞赏。周湘幼年时就喜欢绘画, 曾拜师上海名画家杨伯润学山水, 随后, 又与钱慧安画家学习人物画。 青少年时期的周湘离开上海外出远游, 准备游历祖国名山大川, 学习绘画技艺。他身背画具渡扬子江、泛舟洞庭湖、登太行山, 随后长驱闽粤, 攀上匡庐, 一路观察, 一路写生, 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他的游历为他日后的绘画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随后, 周湘遍访名家, 曾师从胡鼻山、胡公寿、王秋言、吴大徵、周存伯、金保三、姚梅伯等名流[1]35。 在名师的指点下, 周湘不但工于山水, 兼及仕女人物画, 同时, 又擅治印和书法。不到20岁, 周湘已在上海绘画界小有名气。

1894年, 学业有成的周湘来到北京, 以卖字画为业。由于周湘的书画与众不同, 很快就获得了当朝礼部侍郎许应骏的赏识, 相识不久, 二人成为知己。后来, 许应骏将周湘引荐给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翁同龢看了周湘书画后, 非常赞赏, 他又将周湘作品呈光绪帝御览, 光绪帝看了周湘书画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并誉其为“今之石谷也” (石谷即清初大画家王翠) 。随后, 周湘又结识了维新派主要人物梁启超、谭嗣同、康有为, 不久, 周湘便成为维新变法的一员干将。戊戌变法失败后, 周湘因拥戴维新变法, 并积极参与变法, 被清政府慈禧太后一派通缉, 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期间, 为了生活周湘靠卖画治印为生, 由于周湘画艺精湛与众不同, 又工于治印, 因此受到了日本人的青睐。后来, 由于故友之父是当时的欧洲公使, 周湘又随其故友之父去了欧洲。到了欧洲以后, 周湘曾化名充任驻英、法公使馆秘书, 随后, 开始接触西洋画。 凭着周湘天生的悟性以及深厚的绘画功底, 他学习西洋油画进步很快, 几年后, 他的西洋画作就已经有很大的进展, 功力相当深厚。1902年 (清光绪三十三年) , 周湘突然接到家书, 闻弟丧, 于是他决定回国。 回国后, 周湘看到上海大兴新学, 但是, 专门美术教育仍然属于空白状态, 他决定在上海创办美术学校, 并积极引进西画教育, 为祖国培养美术专门人才。

二、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学校

1909年, 周湘在上海八仙桥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学校 “布景画传习所”, 这所学校属于速成性质, 由于当时照相术刚刚流行于上海, 照相馆人像摄影后面大多有照相布景, 这些照相布景喜欢配上风景画, 另外, 当时的戏剧舞台也开始用布景, 因此, 社会急需这方面的布景绘画人才, 周湘的“布景画传习所”颇能解决实际问题, 而且布景画在思想认识上也容易被人接受[2]32。因为当时人们对于美术学校概念很陌生, 许多人都不理解什么叫美术学校, 周湘以“布景画传习所”的形式办学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可。

在“布景画传习所”开学之初, 由于办学资金以及办学场地等因素的影响, 周湘第一期只招收30多人, 开学仪式比较隆重, 社会名流吴稚晖、梁启超、康有为等皆前来祝贺。虽然周湘的“布景画传习所” 办学条件简陋, 但是, 却培养了许多后期著名的画家、美术教育家, 在此接受过早期书画教育的名人有陈抱一、刘海粟、丁惊、张眉荪、张聿光、汪亚尘、丁健行、乌始光、王师子等。周湘先生亲自任教, 在课程设置上, 主要有绘画、雕塑、书法、竹刻、木刻等, 绘画专业又分为中国画、粉画、炭画, 在专业设置上具有现代美术院校的雏形。另外, 周湘的教学方法也比较灵活, 如在传授屏风式和帷幕式背景画法时, 基本是先将背景画示范画好, 然后在课堂上让学生临摹。他通常采用两种背景描绘制法, 一种是“水画”形式, 一种是“油画”形式。水画主要用于帷幕式背景, 因为水画既可急就, 又可卷藏;此处所谓的“油画”, 与传统意义上的“油画”还有区别, 属于布景绘制中特定需要的颜料、油漆相关材料和画法的绘画。在舞台背景画的图画意义以及画理方面, 周湘也有独到的见解, 他曾经指出“:无论画何物, 均须气魄伟大”, 让人感觉图画不拘束支离, 使景物不琐碎, 画光、画影、画远清楚明显; 若要画山林、树木, 其远景尤宜浅淡虚, 远远一望仿佛有一目千里之感, 这样才能够使观众如身临其境的感受, 而忘记了身在剧场。同时, 绘画者还要有魄力“, 魄力者胆力也”[3]79。据刘海粟先生回忆, 他曾经在1909年就学于“布景画传习所”, 当时, 在“布景画传习所”学习西洋画。周湘的教学方法就是先作示范, 然后将其作品在课堂上让学生临摹。另外, 丁健行在《周湘先生传》中也曾经写道“, 周湘多才多艺, 教法新颖”。这些都说明, 周湘中西画基本功非常好, 并且办学之初主要教学方法就是将其作品在课堂上让学生临摹。

三、周湘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

1910年, 继“布景画传习所”之后, 周湘在上海法新租界旧八区褚家桥 (也有的说是上海南阳桥) 开办了“中西图画函授学堂”, 周湘亲自编撰了函授讲义, 用函授法教授图画, 毕业时给予纪念金章。

在“中西图画函授学堂”基础上, 周湘又创办了中国最早传授油画的学校“上海油画院”。上海油画院的办学宗旨是“专授新法图画, 并研究关于图画必须之学识技能, 以养成专门人才, 使其将来从事教育工艺均得良好之效果”。这里所讲的“新法图画”主要是指油画, 周湘一人独兼上海油画院校长、教授, 传授学生风景画法、人物画法、写生画法、绘像法、彩色添画法、配色法、光暗法、远近法、剧场布景画法等, 教授方法偏重临摹[4]101。我国早期油画家许多都是出身于“上海油画院”。著名画家徐悲鸿就曾经在“上海油画院”学习。1915年, 徐悲鸿从江苏宜兴乡下来到上海, 当时, 徐悲鸿只有19岁, 来到上海以后, 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每天以卖画为生, 周湘发现徐悲鸿有绘画天赋, 是个可造之才, 就将徐悲鸿招致上海油画院, 并提供免费食宿, 重点培养徐悲鸿。后来, 在周湘的帮助之下, 徐悲鸿得以去法国巴黎深造, 为日后成为绘画界一代大师奠定了基础。

上海油画院创办之初, 为了使学校正规化、规范化, 周湘制定了 《上海油画院章程》, 对办学的宗旨、纳费标准、学科分类、奖罚措施、 考试方式、入学资格、学习年限、学习名额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油画院设有预科班和本科班, 预科班学生均不用考试, 就可入学。入学后学习“简易入门各科新法”。每半年纳学费24元。本科班入学要求是年龄在25岁以下, 国文通顺, 资性聪明, 考试内容为国文一篇, 铅笔画或毛笔画一张。本科班每年学费30元。在教授内容上, 本科主要传授“专门学识兼习各科画法”, 具体有油画 (包括光暗法、远近法、配色法、风景画法、人物画法、写生画法等) ;铅笔画 (包括实物写生法、野外画法、描线法、皴影法、光暗法等) ;毛笔画 (包括人物、山水、花鸟等画法、组织法、白描法、浓淡法、勾勒法) ;水彩画 (包括写生画法、风景画法、光暗法、远近法、渲染法、衬托法等) ;本科二年毕业。《上海油画院章程》是我国近代第一个油画教育文献, 周湘因开办上海油画院而成为中国油画教育先驱者。

1917年, 周湘在上海马立斯地区长浜路创办了中华美术专门学校, 这是周湘创办的最后一所美术学校。中华美术专门学校初创时仅设图画科, 后来随着学校的不断发展, 又增设西洋画科、中国画科、雕塑科等。中华美术专门学校的创办, 获得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蔡元培亲自手书“中华美术学校”学匾六字, 还送给周湘 “高、华、邃、密”四字匾额, 希望周湘能够尽心竭力“造成一完备之美术学校”。周湘中华美术专门学校办学的校训是“立名、雪耻、进德、修业”, 鼓励学生进德、修业, 发愤图强[5]213。从1909年至1922年, 周湘从教15年, 先后创办四所美术专门学校, 培养了许多美术方面的杰出人才。并且在中国美术史上创立了多个第一, 可以说, 周湘对中国近代美术学校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

周湘以坚强的毅力以及顽强的精神, 努力探索近代美术学校教育的教育方法, 他开创了中国油画教育, 成为中国油画教育先驱者, 其弟子占油画界的半壁江山, 他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 努力创新美术教学方法, 积极引进西画教育, 主张中西合璧的美术教育观, 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参考文献

[1]朱伯雄.中国西画五十年 (1898-1949) [M].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9.

[2]马琳.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D].南京师范大学, 2006.

[3]马琳.周湘与中华美育会及《美育》杂志关系考[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2005 (4) .

[4]应宜文.周湘与阿瑟·韦斯利·道美术教育观的异同[J].新美术, 2012 (4) .

[5]权坚.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发展中的“实学”与“美育”[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6 (9) .

中国旅行社的创始人 篇2

《中国好案例》创始人：杨俊杰先生

《中国好案例》创始人介绍:中国好案例（微信号：chinacase）的创始人是杨俊杰先生，杨俊杰是经理人行知格案例研究院院长，前《经理人》总编辑、前谊居网COO，是知名的经营管理实战专家，聚焦推动业务成长的力量和方法，在企业成长模式、领导力、管理技能提升、企业文化、品牌传播领域都有卓著的研究成果。他是国内最早掌握案例研究方法和案例教学方法的人员之一，在2002年时就与中国各大商学院的MBA项目负责人共同接受哈佛商学院案例教学专项训练，杨俊杰随后组建《经理人》的案例研究中心，研究并陆续报道本土的成功案例、失败案例，成果在商界引起巨大的反响。杨俊杰现在从实业转向案例研究领域，创建这个中国本土案例的研究平台----中国好案例（chinacase），不是按照商学院中的案例研究中心的模式来运作，而是用互联网思维来创新运作的方式，目的就是致力于寻找各行业各领域的好案例，挖掘案例背后的本质，推动业务成长，推动中国管理思想的产生！

新做法，提供独到研究成果，是中国好案例的追求；“管理思想，商业思维、模式和方法，商业新实验”，是中国好案例的研究重点。中国好案例还没有定型，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实验场，它是开放的，随时欢迎有志于案例研究的专家的加入，以及提供案例的企业、机构和个人。

伏羲:中国烧烤创始人? 篇3

伏羲是中国文明代表人物“三皇之首”，《三字经》中有“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据上世”。创造精神是伏羲文化精神。在远古时代，河里、湖泊里、海里有许多鱼，天空有许多鸟，地上有许多兽类，人们不会捕捉。人们手提一根树干在水边等着，看着鱼游过来就打一棒子，靠这种方法偶尔才能捕到几条鱼。伏羲将野麻，晒成干搓成绳，然后用细一些的绳子编成网，教人们捕鱼；用粗一些的绳子编成网，教人们捕鸟捕兽。这比只吃树上野果要好多了，但是生鱼生鸟吃起来味道并不好，严重的是有的弄不好，吃了还要闹肚子生病。当伏羲取来天火后，便教人们用火把鸟儿、鱼儿烤熟了吃。从此，人们吃着香喷喷的烤肉，身体也就更健康了。为了纪念伏羲，人们把他称“庖牺”即第一个用火烤熟兽肉的人。

现代人如果身处自然界中，没有其他炊具而只有火和生食物的时候，怎么解决吃的问题呢？大概不得不采取较为原始的办法了。这不是回忆和再现，而是实实在在的努力。在野炊中获得食物的乐趣，可以让人们思考祖先在饮食文化史上的艰辛探索，从而对祖先的聪明才智发出由衷的赞叹。

烧烤所具有的文化属性，是它包含的物质的原味及粗鄙化即食效果中对惯常饮食的反叛，它另一面则受到人类远祖在渔猎时代的饮食记忆符码的认同。在今天，也没有什么能够比烧烤更能对童年及包含童年情结的成人发生引诱。事实上烧烤在过去的时间里对人类一直都是一种形式与味觉的诱惑。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多元价值的烧烤时代，在黄河流经的土地上，烧烤从现实主义出发，以进取的姿态拓展它的文化与经济疆域。烧烤的经营方式，也在向着两个向度分野，其一是仍保持街头巷尾的烧烤，其二是饭店式集约化烧烤。 “在野精神”始终蕴涵渔猎时代的狂放与浪漫，在不断的伸延，篝火烤炙而食的场面，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和欢乐的气氛是人们无法抗拒的。

中国旅行社的创始人 篇4

创业经历:用200万人民币起家创立了土豆网, 六年后, 公司市值达到7.1亿美元。借着土豆, 也跻身进了中国富豪的行列。

欲创建中国版皮克斯。土豆网创始人王微闯入中国增长迅猛的电影市场, 决定用互联网创业公司模式, 打破中国无法诞生优秀动画工作室的魔咒。在运营过中国最大的在线视频网站之后, 土豆网创始人王微正加速开始自己的下一个项目, 他已经从国际投资人那里募集到了数千万美元的资金。他已于北京成立了一家动画电影公司, 制作主要面向中国观众的动画片, 打造中国“皮克斯”, 互联网式动画。

中国旅行社的创始人 篇5

（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码: ___________）

内容提要：本文系笔者近年来倡导并获准立项的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点

考察。文章试图进行初步的学理阐述，基于大约120年以来中外相关文献的发掘梳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经济史学经济思想学科创始中国与日本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EtymologicalStudiesofCHINESEECONOMICS,SocialSciencesin China(EnglishVersion),No.4,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

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

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

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

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

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

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

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二

中国经济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

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哲学、历史，又及社会、文化诸领域，研究自古及今中

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

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

，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

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

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著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

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

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

，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

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

（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

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

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

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

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

析的重要个案。①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

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

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

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著一《

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著、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

又出版了康有为《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

章《孔门理财学》（ChenHuan-Chang,TheEconomicPrinciplesof ConfuciusandHis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著作，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

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②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

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著《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

卫士林（G.Vissering）著、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

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著《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

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

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③，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

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

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

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

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基

————————

①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

》等。

②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476页。

③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

：《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 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英文版见EditedbyAikoIkeo：Economic

DevelopmentinTwentiethCenturyEastAsia,RoutledgePress,U.K.1997.pp35-

54。

此

后的发

展

参

见James.L.Y.Chang:HistoryofChinese

EconomicThought:OverviewandRecentWorks,HistoryofPolitical Economy,19:3,1987byDukeUniversityPress.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

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

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

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

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著《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

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

》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①此后著述逐渐

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

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

，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

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②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

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

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

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

上参加论战。”③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

言”提到1920年李大钊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内容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

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

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

》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

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

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著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

形成的影响》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ofEconomicAnalysis）第2编中

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

著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

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

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 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④已是进

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

想》（1935）和小岛祐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著和多篇论

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

想制度，出版了许多著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

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著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著

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

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著作即其后

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

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

流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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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④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

三、赵靖等先生的著作中对此均有

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

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

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时代而有较大发展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①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

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著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

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

（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

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 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 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已不鲜见，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

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 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

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

（1931）、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

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黄汉《管子经济思

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

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历史之

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 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论文发表，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 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 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

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

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

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

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

任，“固舍君莫属也。”②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

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通

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

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③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

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④。日本著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

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 ————————

① 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

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

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著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

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

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

会，与会学者中有6 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

；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 国。近期该研究

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 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

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

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

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 》、《赵序》、《李序》。

③ 同上书，第362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①需要指出，当

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

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

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

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②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

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

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

究方法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 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文献

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 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 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

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

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

1966年“文革”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文革”前）。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著作主要

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

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

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

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

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

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

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著述，可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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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

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8页。② 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

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

及中国人的自著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等。

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

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 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

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 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

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台湾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

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

及其经济思想》（《民主宪政》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 年就开始了“文革”，但学科建设与研究

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

。主要著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

》（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

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

指导。胡著3 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

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

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著作无

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的开

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

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

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

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

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

本科教育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 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文革”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

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

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 的研究继续发展，专著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

《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 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

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

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英文版著作，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

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

三、赵迺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

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

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

著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

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著作如周伯棣《中国财

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

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

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

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

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

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

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 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

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王毅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

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 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

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

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 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

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

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

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

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著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

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

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著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个人专著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 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 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著作约500 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著如雨后春笋，研

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

显著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已有著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王毅

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敏主

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

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

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

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

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

》（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

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

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

《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

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

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

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著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

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

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

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

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

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4 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

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著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

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① 四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有发展契机也

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理论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

础研究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

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

教育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

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

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 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

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目前，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 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

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

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②

——————————

① 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②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社会科学报》1997年7月24日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

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参考。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

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

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

“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

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

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

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

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 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

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

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 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

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

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

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

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

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 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

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

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

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

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

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

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

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

；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

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

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

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

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

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

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

思想史的学理价值与发展优势。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这一独具

特色与前景的学科，企盼更多的学者投身本学科的学习与研究，笔者欢迎有志者

中国西域水墨雪山画创始人—李兵 篇6

李兵，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雪山画研究会主席、中国文艺家书画院副院长、中国国际书画院副院长、西部中国书画院院长、四川省文联委员、四川省美协和成都市美协理事、成都市作家协会会员、香港国际画院山水画艺委会副主席，中国亚太经济合作中心“中国国礼特供艺术家”。获中国书画报、中国国画家协会“中国书画百杰”称号画家。2008年12月被文化部艺术人才中心推举为“影响中国的100位艺术大家”。2009年6月被中国行业发展研究中心评选为“中国艺术风云人物”。2010年5月被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评选为“当代最具收藏投资价值的山水画家”。2011年1月李兵艺术作品及其简历被收录进《中国当代美术史》。2011年10月，李兵雪山画被《荣宝斋画谱》第356期（山水部分）出版发行。2011年11月，李兵作品被中国政法代表团作为国礼赠送美国警方。

李兵先生在传统水墨画皴擦法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了一种新的皴法——“块斧劈皴”和独特的“挤白”“衬白”染雪法，使自己的绘画作品具有浓郁的西域高原特色。艺术语言自成一家、独树一帜，成了当代中国水墨写实领域开疆拓土的画家。其作品多次在全国美展中获奖，并广为海内外藏家和文博机构及中央国家机关有關部委等收藏。

李兵艺术工作室：13808171069

中国旅行社的创始人 篇7

游戏和金融科技是这个时代最具价值和创造力的行业热词, 而有这样一位人物, 同时横跨并涉足了这两个行业, 并造就了一定的影响力。很幸运地, 我结识了这位有趣的企业家, 他答应了我的采访提议, 并邀请我来到上海, 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本期的封面人物缪永权, 数码方块的创始人兼CEO, 同时也是BTCC的首席运营官, 他不仅是获奖游戏的制作人, 也是“币圈”中的黑马领导人物。

初识缪永权

结识缪永权是多年前我在北京参加MGBC, 亲眼目睹缪先生获得郑和奖。众所周知, 郑和奖是以享誉世界的中国航海家、外交家郑和命名, 也是MGBC的最高荣誉奖, 承载着中华手游文化全球发展的使命。初识缪永权, 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 标准的北美人钟爱的着装方式, 很像硅谷的创业者以及他精彩的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着这两年互动娱乐数码和金融科技这两个产业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我决定采访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而缪永权正是我脑海中闪现出的第一人。他不仅是一名资深的游戏人, 也是“币圈”中名副其实的黑马。作为一名华裔在中国运营管理两家企业, 想必能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企业管理理念, 因此我毫不犹豫地踏上了飞往上海的班机。

十月的一个早晨, 我来到了缪永权位于飞洲国际大厦6楼的办公室, 他热情地在门口迎接我。面前的缪永权风度翩翩——他依旧身着印有加拿大标志物枫叶的T恤, 外着一件款式简洁的纯色西装, 牛仔裤加球鞋, 还如我几年前见到他时一样。BTCC和数码方块的办公室是相邻的, 此时偌大的办公室还只有寥寥几个员工, 办公室的装修类似于Facebook的风格, 体现出严谨专业而简约的格调, 缪永权介绍道, 严谨简约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特征, 硅谷时尚讲究的是至繁归于至简。

谈话中缪永权说:“真正的社交游戏可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现有的联系, 并鼓励建立新的连接。”他道中了社交游戏娱乐精髓。他指出, 游戏作为一个加速建立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理想途径, 而大部分的移动平台游戏并没有真正的做到这点, 这正是我们想要做的改变。社交与游戏息息相关, 尤其体现在移动平台上。数码方块在上海拥有研发中心, 技术团队在温哥华。这样的做法, 既入乡随俗符合本土化要求, 也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与时代思维。

我问道, 什么样的契机使您决定同时驻足金融科技行业呢?

缪永权回忆道, 一个机缘巧合结识了BTCC的CEO李启元, 并邀请自己去他家共进圣诞晚宴, 晚宴闲聊中, 他对BTCC的公司运营提出了几点中肯的建议。正所谓棋逢对手, 将遇良才。李启元与他聊得很投缘, 对他赏识有加并邀请缪永权出任BTCC的企业顾问。2015年5月缪永权正式出任BTCC的COO一职。缪永权掌管国际第三大的矿区业务。最近, 缪永权也开始着手于新交易所的业务, BTCC的交易所是世界上成立最久的。缪永权的加入使得BTCC在比特币行业中如虎添翼, 他本人在比特币行业中大显身手, 在加入比特币行业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他便成为了“币圈”中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物。

缪永权对他的游戏王国的构建以及对BTCC的成熟运营得益于他早期的工作经验积累, 作为一位加籍移动游戏开发者, 加拿大提供给了他一块优渥的土壤。过去的缪永权曾在育碧担任制作总监及执行制作人, 带领团队开拓了亚洲地区的游戏网页、社交平台和手机游戏市场。在育碧时期, 缪永权为精良游戏作品的输出贡献了不少心力, 其中魔法门和蓝精灵是育碧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两款游戏。在国外, 蓝精灵已自然增长达成超过1000万名玩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加拿大游戏公司Relic制作的几部大投入AAA佳作, 例如英雄连队和战锤40K, 都出自缪永权的大手笔。他就是负责持续开发并有效运营跨平台MMO策略游戏的幕后大咖。

多年经验和能力的积累, 让缪永权在产品运营和市场营销、移动互联网和社交产品的设计开发、项目管理和预算控制、跨国多点业务管理、中国及亚太地区市场开发和运营等领域拥有丰富、扎实的管理经验。

深耕游戏技术, 远播文化交流

缪永权在2011年以“通过游戏来激发世界各地人们的想象力”为理念创立了数码方块软件开发 (上海) 有限公司。这是缪永权在中国游戏开辟的第一块“实验田”, 随后他在中国香港及加拿大温哥华均设有工作室, 数码方块的团队可谓是高手云集, 他们拥有被高度评价的AAA百万级大作以及高居排行榜前列的数百万玩家的社交游戏开发经验。现在的数码方块专注创作“真正的社交游戏”来推动社交类游戏的发展。

数码方块是推动国际社交游戏中国本土化策略成功的典范, 我问缪永权:为什么要在中国落地自己的项目?中国的行业优势是什么?

他表示, 2003年在交通大学读中文专业的时候开始对中国有了些许的了解;2007年在Relic工作时, 频繁来往于中、加两国, 看到中国在4年时间里经济就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良好的行业环境坚定了在中国开创事业的信心。在此之前, 缪永权曾是创业公司Sitemasher的初期核心成员, 他当时担任着商业和营运经理, 该公司最终以2000万美金被收购, 正是当初的那一次从初创到被收购的经历, 使得缪永权肯定了自己创立数码方块决策的正确性。

据媒体报道, 文化部将加大游戏人才培养力度。一方面, 将游戏产业纳入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的范畴, 为企业赴海外学习国际化先进理念和成熟模式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将把网络游戏人才培养纳入文化部、财政部文化产业创新创意人才培养计划。

这一利好消息势必为中国游戏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国外企业进入中国游戏市场淘金, 除了技术领域的创新之外, 还要注重管理方式的本土化。缪永权出生和成长在加拿大, 那里的人文环境滋养和培育了这位优秀的企业家。如今, 海外华裔来华发展已经形成一股热潮, 他们带着先进的理念与管理方式落地中国, 那么这位游戏开发天才能否在跨文化企业里也能游刃有余呢?

加拿大企业的文化比较有创造力, 特别鼓励员工去学习与创新。作为游戏开发者的缪永权很赞同这种管理文化, 认为这是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加拿大的员工很注重自己的隐私生活, 会把工作与生活分开。

缪永权曾经在中国的企业里工作过, 现如今执掌着由大多数中国员工组成的团队, 他有自己独到的心得与见解。他认为, 中国企业的员工执行力很强, 但是不够细致, 不追求极致。所以中国的团队很花费时间, 一件事重复做好多遍, 员工往往把工作和生活结合在一起, 因为中国人的骨子里认为很多灵感是在生活中得到启发的, 因此生活和工作是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从精神给养到文化碰撞, 从文化融合到管理落地, 缪永权作为加籍华裔, 从出生就经历了国家文化、家族文化以及商业文化的熏陶与洗礼, 他在中国企业的团队组建, 势必符合自己的文化价值理念, 不管是从技术把控、市场布局还是人才选拔、团队建设, 他不仅是游戏的开发者, 更是中外游戏的交流使者。这似乎让我们看到了游戏文化布道者的深耕游戏技术, 远播文化交流, 这与他“通过游戏来激发世界各地人们的想象力”的理念不谋而合。

员工眼中的缪先生

访谈休息间隙, 部门的中外员工找缪永权谈事情:财务, 法务, 市场, 区块链……一大堆事情需要等着他确认。这时遇到了数码方块的CTO索倪, 他是一位很温暖的法国人。

我好奇地向索倪问道, 缪先生要处理各种不同的事情, 有很多事情要让他做决策, 他是如何做到从一件事快速转换到另一件事?而且还是中英文来回切换。您眼中的缪先生是怎样一个老板呢?

索倪说:“缪先生对处理事物的切换能力既快速又灵敏, 他有非常强大的人格魅力, 他不仅是我们的老板, 也是一个很好的伙伴, 与我们一起奋斗。”

我追问到:“缪先生带项目是如何以身作则的?”

他补充道:“我们老板特别忙, 他要运营两家企业, 以前我们的办公室还不在一起, 他周二、周四来我们公司, 周一、周三和周五会在比特币公司。那时候我们公司的团队运营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流程, 因此老板会把更多的经历放在比特币, 他当时是刚被聘用为COO, 有急事他就要来回步行穿梭在两家公司间。他会在结束了BTCC一天的繁忙工作之后赶过来陪着我们加班, 直到凌晨。那时候真得非常感动。这很大程度调动了我们的工作积极性, 心甘情愿地去帮助他实现梦想。但当员工带着自己的梦想进入公司后, 与老板的梦想融为一体, 产生共鸣, 因此就有了共同的梦想;我们老板有很强大的凝聚力, 他就是企业的核心与驱动力, 他的每一个决策都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命运。”

我问道:“缪先生性格如何?”

利落、简洁、低调——这是员工对缪先生的第一印象, 索倪接着说道:“缪先生性格沉稳, 很少发脾气。做事严格、要求高。因为一天要处理很多信息, 缪先生会给员工一个非常简短和直接的回应, 这是为了提高做事的效率。总之, 非常自信, 非常酷哦。”

缪永权对事物快速的转换能力, 和他长时间的游戏开发思维的空间切换分不开, 他描述自己的大脑就像好几个容器, 每一件事情放在一个容器里, 需要的时候立即调出来。这让我想起了同样拥有灵活的事物切换能力的伊隆·马斯克, 但是马斯克曾表示自己对事物切换的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退化。缪永权谦逊的说, 他现在这个年龄还可以让他自如的切换两家公司的项目, 可以很快速地从一个事物切换到另一个事物当中。

我问道, 那要如何训练这样的能力呢?

缪永权解释说, 这可以通过玩一些RTS (即时战略游戏) 来锻炼, 比如星际争霸, 在游戏里, 作为将军号令军队就像管理一个完整的供应链, 要掌控全局的同时还要控制和做出协调, 这个完全可以锻炼思维快速切换的能力。

利落、简洁、低调的标签, 似乎让我们看到了硅谷创业者们的共同点, 不追名夺利, 仅仅把自己喜欢的事业做到极致。把一件产品做到极致的创业者们大约都会把乔布斯作为标杆人物, 缪永权也不例外。他非常认同苹果公司的文化理念, 每个人都要承担责任, 做事情没有借口。缪永权欣赏苹果的狼性文化, 他把团队看成一个战略联盟, 联盟里都是精英, 经过长时间的磨合他们知道缪永权要什么结果。缪永权对自己和团队要求都非常严格, 他相信, 细节是作为一名优秀企业家的重要的品质。

公事透明开放, 打破圈子文化

对于由多国员工组成的跨国公司, 管理是个大难题。即使缪永权有三头六臂也难以玩得转。而如今, 数码方块这支年轻且有创造力的团队正按照他的规划有条不紊的飞速前进, 除了缪永权身正为范, 还有员工的自觉与慎独。这背后有着强大支撑力——企业文化。

创办数码方块在缪永权看来就像建房子, 建造一个稳定的地基才能慢慢往上搭建, 所以一开始就花了很多心思搭建“地基”。首先他给员工明确了目标和方向, 这是他们共同的企业使命与价值追求, 这是要咬着牙坚持到底的事业。

缪永权坚定地说, “我的团队需要拥有高度责任心、追求卓越且充满激情的人才。这也是公司的核心价值, 并以此建立一个强大的团队以创造出真正吸引全球玩家的游戏。”

公事透明开放, 打破小圈子文化, 破除办公室政治, 员工齐心协力一致实现共同目标。这是缪永权强力推行的管理策略, 他举例说:“我们公司使用Slack、Asana公开透明的工作软件, 公事都在工作群里说, 忌讳私下个人对个人谈公事。团队里的每个成员都要了解自己的项目, 不要吝啬于分享。我鼓励员工分享知识, 员工在这点上做的非常好。”

互联网的“分享”思维在这家跨国公司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文档都是可以共享的, 每个员工都可以去看, 并且给出自己的建议。所以每个作品都融合了公司每位员工的创意。他的团队在Slack上有很多的项目组, 员工都是自由加入, 他们可以通过看聊天记录来了解学习公司的项目以及进度, 也欢迎员工主动分享自己的创意。正是这样的管理模式, 员工的积极性得到发挥, 才能得到自由的施展。

“如果人人参与一个项目, 会不会降低工作效率?”记者疑问道。

缪永权解释说, 这需要一个工作交互平衡, 不一定要深入, 但每个人都要参与。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团队, 每个人都有权限去做决策。我不希望小问题不断积累成大问题, 所以鼓励员工通过合作来解决问题, 用开放的思想去思考问题。

除了严格的管理流程, 在某些事情上我们也看到缪永权柔性管理的一面。据了解, 缪永权每次回国都会给员工带小礼物, 定期组织员工聚餐、看电影;每位员工的生日, 公司都会买蛋糕庆祝, 如若碰到几个人相近的生日, 会举办员工聚餐。

据新员工对办公环境的描述是, 感觉很酷炫, 办公室里呈现了很多富有创意的游戏作品, 大家在做很了不起的工作, 员工的人际关系非常开放和自由。

对于未来数码方块有什么要突破的游戏, 缪永权展望道:“我们目前正在研究开发一款新游戏, 代号INF。目前大多RTS都没有新意, 甚至20年来都没有创新与改变, 我们要改变目前RTS游戏的现状, 通过变革将MMO (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 的概念引入RTS。我们在社交游戏的开发上有着丰富的经验, 因此‘社交’是我们开发游戏时不可或缺的理念, 并把之前的单人游戏设计成多人互动的游戏。数码方块的理念是鼓励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社交功能;每个玩家都可以谱写他们想要的故事;玩家在游戏里的行为与决策可以影响到后续故事情节的发展。”

中国旅行社的创始人 篇8

……大白话就是一个现象,这个时代好像是资本家力量很强,是资本家在玩,不是创业家在玩, 是钱在玩,不是人在玩。新三板和众筹是把更多民众的力量参与到其中,让资本能够惠及到更多的创业者。……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中国青年天使会家人、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非常高兴,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新三板论坛, 协会通过过去两年的发展逐渐壮大,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天使投资人组织,感谢大家的努力!有请中国青年天使会每位家人会员起立给大家示意一下。对他们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就, 以及付出的努力都表示祝贺!

同时想说一句话,有人说长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也可能是鸟人。但是中国青年天使会长翅膀的全都是货真价实的天使。

我今天有几个观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从业时间比较长,在座有很多业内的老朋友,有着十多、二十年的投资经历,我们是最早的VC,开创了这个行业,和这个行业一起成长。中国过去VC大部分是两头在外,来自于海外资本市场,退出也来自于海外资本市场。所以五年前、十年前最流行问题的是这个公司有没有美国的对标公司,创业者也说我想做中国的XX,下一个XX。这样一种浪潮正被中国资本所取代。

我们看到中国的投资人,中国的创业者在中国资本市场推动之下有了创新的基础,新三板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重要的一环带来了的创新。说到迭代现象还得提一下,这种老VC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从90年代中到现在这个行业整整20年,基本上VC已经走过了五代。今年的核心投资人正在变为80后,很多80后的创业者,85后、甚至90后创业者都走上历史的舞台,我觉得这一代投资人和创业者他们的偏好,他们的远见,他们的选择将决定中国下一个十年创新创业的方向,所以在座的年轻人,我们多给他些掌声。 青年人的定义,按照联合国定义是45岁以下,所以我基本上是抓住青春的尾巴。

第二个想分享的是,关于创业和创新的力量和数量。谈到这个事情都会谈到硅谷,我也是为数不多在硅谷VC上班的中国大陆学生。谈硅谷的时候谈到很多中小创新企业,的确硅谷的基础是有很多中小创新企业,但是我特别想强调一点。硅谷之所以能成为硅谷, 是因为在那片热土上有很多立足硅谷,扎根美国,征服全世界的大公司,这些大公司利用中小企业的创新维持他们新兴的产品、人才等等,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体系。中国的创业、创新企业也是往这样的方向发展。 所以总理提出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从两个角度阐释这样的现象。大众创业更多是谈到中小企业,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产业结构复杂,各行各业都期待用互联网提高我们的生产力,有新的商业模式的改造。同时,总理提出万众创新,创新的高度才能决定这次的浪潮历史定位,从更长时间之后回头看今天这样的浪潮,我想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是有没有在这次创新和创业浪潮当中培育出源于中国,走向世界的大企业。我想这些大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才会最终体现出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最后一个观点,众筹、新三板等等牛老师也谈到了。专业术语叫多层级的资本市场,从业那么多年, 13年、14年、15年是整个投资行业非常激动,非常躁动的一段时间。我观察到一个现象,产业资本和为数众多的PE资本,用大资金在短时间内进入到某些行业,奠定某个行业的格局。大白话就是一个现象, 这个时代好像是资本家力量很强,是资本家在玩,不是创业家在玩,是钱在玩,不是人在玩。新三板和众筹是把更多民众的力量参与到其中,让资本能够惠及到更多的创业者。所以,我觉得这是金融政策的体现。 我觉得机会应该属于更多人,这更有利于行业的发展。

中国旅行社的创始人 篇9

如今,姜殿斌创建的原丹东北方丹仪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品牌——“北方丹仪”,同时在他的带领下,公司团队在国内最早自主研发了“X射线荧光光谱仪”的附属设备及配件。其中生产的BP-1压样机、SM-1振动研磨机、熔样机、磨样机、碳化钨磨具、压样环等,销售到国内外,为钢铁、水泥、地质、石油化工、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单位提供了上千台设备和3000多万件配件。

爱国,是一种行动

每个人儿时都有一个梦想,老师、科学家、军人、医生等等,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个崇拜的偶像,并希望自己的未来能像自己的偶像一样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姜殿斌也不例外,他儿时的梦想便是成为邓稼先、钱学森那样被世人赞誉的科学家。为了这个梦想,他几次做出出乎所有人预料的选择,为了这个梦想,他坚韧而执着的走上了一条科研创新之路。虽然高中时成绩优异,甚至高中老师都建议他毕业时报考清华大学,但是在梦想指引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下,他选择了报考中国科技大学和吉林大学,并最终考取了吉林大学物理系。

作为六十年代的天之骄子,姜殿斌大学毕业后便融入了国家建设的队伍中,可以说,他将自己的前半生奉献给了祖国的仪器仪表研制事业,并取得了众多骄人的成果。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辽宁仪表研究所,为他的科学家之梦提供了一个妥帖的平台。当时研究所承担了两项大型科学仪器的研制,一个是“X射线荧光光谱仪”,另一个是“光电光谱仪”,而他承担了大型精密仪器“X射线荧光光谱仪”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并且这一干就是30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做科研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姜殿斌始终没有忘记心中的梦想。最终,在他和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第一台自主研制的“X射线荧光光谱仪”问世,他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于1994年享受国务院津贴。

“X射线荧光光谱仪”是一种用物理方法快速的来分析各种物质元素的化学成分。在国际上的应用很广泛,姜殿斌所设计研发的相关设备已经广泛应用于国内外钢铁、水泥、地质、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

本想继续在研究所大展抱负的姜殿斌,却在55岁的时候因为身体问题退休,但是报国之心让他没有退缩,而是毅然投入到自主创业的行列中。当时他通过市场分析发现,“X射线荧光光谱仪”的附属设备及配件的需求量很大,而国内没有自己研制的设备,只能依赖进口,而进口费用非常高。于是,1996年,他用东借西凑来的十几万元创建了丹东北方丹仪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又一次为梦想打开了一扇门。

创新,是一种能力

姜殿斌的大学生活培养了他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这种能力除了在之前的工作中得以充分体现,更让他在创办公司后如鱼得水。

对于姜殿斌来说,创建公司的首要目的就是创造我国自主知识品牌,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在当时很多人倾向于国外进口的时候,他却选择了突破技术瓶颈,打造自己的品牌。其中,在研发“碳化钨磨具”时,是因为某个商社找到他,表示如果进口一套需要5万多元钱,问他能不能做。他说试试,于是便与哈工大的一位老师一起开始研究,没想到一次就成功了,而且研制费用仅用了5万元,这让他们对开发国内自主品牌的信心倍增,也为后来公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姜殿斌发现,信息时代的到来为企业带来了更加广泛的契机,随着“互联网+”成为风行社会的主流热词,他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美丽的时代。于是,2010年,他注册了工信部信息名址“仪器仪表信息网”,同时,还搭建了行业门户网站“中国仪器仪表信息网门户”,这也让他又有了另一种身份——“中国仪器仪表信息网门户”负责人。网站的建立不仅适应了时代发展和公司的信息传播需求,也为行业的信息互通搭建一个理想的平台,为仪器仪表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

目前,“中国仪器仪表信息网门户”网站的点击量已经高达300多万次,收集了6万多户仪器仪表行业相关企业的信息,成为仪表行业最专业、信息最丰富、影响力最大的网络平台,这让姜殿斌感到曾经的梦想也终于实现。

苦难，是一种财富

作为一名科学家,姜殿斌的一生都在创新,都在奉献,而这奉献不只是挑灯夜战、付出心力,他还付出了健康的代价。据了解,作为“X射线荧光光谱仪”研制的课题组组长,姜殿斌需要对“X射线荧光光谱仪”进行最后的调试,在七八十年代,由于技术资料短缺,电子元器件落后,晶体衍射能力差、X光管功率低、机械加工精度低、防护条件落后等原因,很难捕捉铁、铜元素的特征X光,使得他的调试工作进行了半年,这使他血液内的白细胞减少、血小板降低,虽然之后曾有过一年的疗养休息,但并没有完全恢复健康,甚至直到现在仍然在吃药治疗。他曾调侃说,当时就是太“傻”,不把健康和生命当回事。其实,“傻”的背后,是他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

傅山:“龙门账”的创始人 篇10

傅山在诗、文、书、画诸方面皆善学妙用, 造诣颇深。其知识领域之广、成就之大, 在清初诸儒中, 无出其右者。令人称奇的是, 他在会计学方面也颇有见地, 为中国会计学的发展做过特殊贡献。他参考当时官厅会计的“四柱清册”记账方法, 设计出一种适合于民间商业的会计核算方法——“龙门账”, 最终成为山西票号的一种主要记账方式。“龙门账”采用双轨计算盈亏, 通过差额试算平衡, 勾稽全部账目, 其重要性与兴建堤坝和桥梁工程中的“合龙门”一样无二, 故用此名。

“龙门账”把全部账目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按照这四大类账目的性质, 在“总清账”的上下两方相应确定四个记账地位。“进”类包括全部收入账目, “该”类则包括企业的资本和全部负债。根据这两类账目的性质, 将其一前一后分别列于“总清账”的上方。“存”类包括企业的一切资产, 而“缴”类则包括费用、税金等支出账目。按其性质当一前一后分别列于“总清账”的下方。根据包含的内容, 又分别设置若干项目进行核算。在具体处理会计事项时, 以“流水账”中的记录作为依据, 按“进”、“缴”、“存”、“该”归类, 按项对应集合账目核算。

“龙门账”采用两对前呼后应的记账符号, 以“收-来”和“付-去”作为处理账目的基本格式。对全部账目的处理, 均遵循“有来必有去, 来去必相等”的记账规则, 对每一会计事项的处理, 要求在账簿相对应的上下两个记账地位同时加以反映, 既要在来账方面记录一笔, 同时也要在去账方面登记一笔。由“流水账”归类、分项过入“总清账”时, 登记方向不变, 即原来“流水账”记在收方的业务在过入“总清账”时仍然登记在收方, 原来“流水账”记在付方的业务在过入“总清账”时仍然登记在付方。

“龙门账”的运用者把会计报告称之谓“结册”, 暗含“合龙”结算之意。“结册”中所列数据完全来自“总清账”。“结册”的格式与“总清账”相一致, 抄录时, 方向不变, 分类、分项不变, 数额保持不变。“进缴结册” (也称进缴红账) 是根据“总清账”中“进”类与“缴”类资料编制的。“进”类各项抄录于结册之上方, “缴”类各项则抄录于“结册”之下方。其盈亏计算方法系以“进”类合计数, 减去“缴”类合计数计算, 凡盈利反映在上方, 凡亏损则反映在下方。“存该结册” (也称存该红账) 则是根据“总清账”中“存”、“该”两类编制的, “存”类各项抄录于“结册”之下方, “该”类各项则抄录于“结册”之上方。其盈亏计算法系以“存”类合计数, 减去“该”类合计数计算的, 凡盈利表现在下方, 凡亏损则反映于上方。两种结册编制完毕, “合龙”结算的准备工作便告一段落。

山西票号每月要进行“合龙”结算, 集中检查过账有无错误及遗漏。“合龙”结算所运用的“进-缴=存-该”的基本公式, 反映了我国古代的会计工作者对复式簿记原理的初步认识。“合龙门”原本是古代兴建堤坝和桥梁工程所用术语, 如修筑堤坝, 一般先从两端施工, 最终于中间接合, 称为“合龙门”。

中国旅行社的创始人 篇11

2001年，新浪在美国上市的第二年，其创始人王志东被赶出董事会，失去对新浪的控制权；

2006年，雷士照明引入外部投资者软银赛富，最终引发与创始人吴长江的控制权之争；

2008年，国美引入贝恩资本挑起了管理者陈晓与创始人黄光裕的控制权争夺战；

2015年，沃尔玛全资控股1号店，1号店创始人于刚离开；

2015年7月，俏江南创始人张兰被扫地出门；

近期声势浩大的“万科股权之争”，更是吸引了公众的关注。

资本市场遵循的是市场契约精神，而中国传统文化下，企业创始人往往用传统思维去守住自己的“江山”，由此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悲情结局。

创始人控制权保护路径

在企业的成长过程中，融资约束往往促使企业创始人通过资产资本化的方式获取发展所需的资金。企业资产资本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股权分散化、投资者多元化的过程。然而，随着企业资产资本化，当企业股权分散，创始人持有股权不足以与外来投资者股权抗衡时，创始人尚有以下三条路径保护其控制权。

股权控制链保护

企业控制权是一组排他性使用和处置企业稀缺资源（包括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源等）的权利束。控制权衍生于股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对于控制权的最初理解都是以股权为基础，持股比例表现为控制权。创始人保护其控制权的基本路径是获得足够的股权，更进一步来说，获得足够的股份表决权份额。

由于股权与表决权存在的分離，在自身并不控股的局面下，创始人也可以通过一系列机制与程序的设计来实现自身控制权的保护，如投票权委托、一致行动协议以及境外结构的“AB股计划”等。

内部治理机制保护

控制权是公司治理机制中一项契约性的权力安排，创始人可以通过股权控制链获得较大比例的投票权，也可以通过对董事会运行机制和结构的安排主导董事会进而掌握控制权。

虽然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但董事会作为行使股东权利的常设机构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影响更大。创始人如果在董事会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表决权，意味着创始人拥有了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因此，创始人更好地设计董事会结构和运行机制成为其保护控制权的另一路径。

社会资本控制链保护

控制权的界定虽然一般是以股权为基础，而现实中控制权却存在名义控制权与实际控制权之别。名义控制权是以股权为基础，由法律契约形成的显性控制权。而实际控制权是由法律契约、管理结构、垄断性资源和其他社会因素形成的对企业的全部控制力，包括显性控制权和隐形控制权。理论研究将非股权因素带来的控制力定义为社会资本，并建立了社会资本控制链分析范式。

根据Jensen和Meckling的企业契约理论，企业的组成及经济行为都是在一系列契约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随着企业经济活动的范围和频率增加，企业与内、外部环境中的利益相关者达成的契约的广度和深度也会加深。在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互动的过程中，双方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信任和默契，并愿意为维持现有的关系而付出努力，这些努力构成了企业的社会资本。不过这种社会资本包括个人社会资本与组织社会资本。一般来说，组织社会资本受到了个人社会资本（如企业家、创始人等）的引导，在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下，组织内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基于对个人的认同而与企业建立联系并保持互动，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很大程度上嵌入到了企业的关系网络中。企业创始人凭借社会网络优势，通过社会资本的有效运用有助于其对企业的控制。如雷士照明创始人吴长江曾经依靠员工罢工、经销商倒戈、舆论施压等行动夺回控制权。

他们因何痛失公司控制权

理论可行的控制权保护路径并不总是有效，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企业创始人往往用“王朝思维”思考和处理企业控制权问题。创始人习惯性把企业看作自己的“江山”，把控制权看作“王权”紧握手中，以个人意志和权威进行权力安排与治理，而忽视企业所代表的众多契约主体利益的实现和平衡。这种缺乏对企业利益相关主体契约关系的动态考量及控制权制度设计、个人决断式的公司治理机制最终可能导致控制权保护路径失效。

股权控制链保护失效

中国《公司法》规定 “同股同权”原则，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同种股票具有同等权利。因此，在中国法律背景下，投资者出资比例决定话语权的多少。但是，股权不等同于投票权，股东大会是基于投票权的比例，而非股权比例做出决策。因此，创始人通过机制设计争取其他投资者的投票权，对保护其控制权显得极为重要。然而在实践中，创始人在融资过程中往往以传统的方式用股权换资金，而不会从股权与投票权分离的角度进行机制设计，建立双赢的治理模式。新浪创始人王志东、1号店创始人于刚等控制权旁落，主要也是在以股权换取资金时没有采取合理的机制设计保留投票权。

王志东无论在四通利方还是后来与华渊合并成立的新浪，一直专注于企业运营，当时良好的业绩使王志东建立起基于自身价值的控制权威，而没有从制度层面考虑自己在公司的股权份额以及这种份额所代表的权力，以致随着股权的稀释，话语权逐渐削弱，最终在互联网行业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无法保全自己的利益，无奈被赶出董事会。创始人在经营管理中往往专注于产品、管理模式的运营，缺乏资本运作和股权架构方面的经验，没有意识到可以充分利用先天性优势，通过机制设计将股权与投票权分离，以法律形式保护控制权，导致企业在社会化融资时，不仅稀释了股权，也稀释了投票权，最终创始人在企业经营环境发生变化时被扫地出门、遗憾出局。

内部治理机制保护失效

基于权力制衡和理性决策的制度设计，中国《公司法》要求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成立董事会，日常重大经营决策由董事会成员一人一票进行表决。然而，权力分散的决策结构在本质上与创始人紧握控制权治理机制是相悖的。因此，为了维护和巩固创始人的控制权，创始人一般通过在董事会成员中安插亲信的方式实现权威治理，集中多数表决权。然而，在董事会中安插亲信，“任人唯亲”的“人治”结构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强化自己对公司的控制，也可能为将来的控制权之争埋下祸根，国美电器的控制权之争就是鲜活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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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思维溯源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自秦大一统，中国进入了君主专制统治和中央集权逐渐加强的历史时期，历经漫长的封建统治，辅以伦理纲常教化，集权和“人治”思维已经融入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并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层面。人治，顾名思义以个人作为治理的核心，一方面，基于权力安排而非法律程序形成以个人为核心的权力结构进行权威治理，另一方面，治理规则由个人制定和执行，反映权力主体的意志与偏好。这种以权利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制衡为前提的“人治”，成为王朝管理的思维支柱。

早在2006年，黄光裕利用国美适用宽松的百慕大法律修改公司章程，授予董事会极大的权力，又通过安排自己的亲信控制董事会进而控制管理层。国美由此形成以黄光裕为核心的权力结构，权力的高度集中为黄光裕更顺利地实行“人治”提供了保障。

在稳定状态下，基于权威和道义约束，创始人能够在相对封闭的权力圈子中形成权威治理，圈子中的成员也会唯创始人马首是瞻，创始人的控制地位得到很好的保护。而如果外界环境发生变化，这个相对封闭的权力圈子被迫对外开放或者权力主体缺位，这种权威和道义的约束能否承载利益冲突带来的冲击？血缘纽带可承载的重量是有限的，更何况非血缘纽带形成的次级信任。黄光裕的入狱使原来权力主体缺位，之前的权力圈子结构失衡，再加上陈晓引入贝恩资本和实行股权激励，力量的对比和利益的考量使国美高管纷纷支持陈晓，逐渐形成了以陈晓为核心的权力结构。由此可见，这种基于“人治”思维设计的董事会结构和运行机制具有不稳定性。

社会资本控制链保护失效

在中国高度重视关系运作的社会传统中，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生成的资源在保护控制权的战争中大行其道。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中，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利益相關者之间的信任消费，确实能为创始人重夺控制权增加筹码。传统社会中对关系的重视，使社会资本从某种程度可以替代正常的市场交易与法律机制，但随着法制环境的改善和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创始人的社会关系网还可以维持其稳定的义务、期望关系，成为争夺控制权的利器？雷士照明创始人吴长江控制权反复争夺战或许能给我们启示。

雷士照明创始人吴长江在长达10年中经历了三次控制权争夺战。2005年，吴长江与另外两位创始人在经营模式上产生分歧而离开雷士照明，但全体经销商集体“倒戈”让吴长江重回企业，重掌控制大权。2006-2013年，雷士照明引入外部投资者，吴长江股权不断稀释，董事会话语权逐渐由吴长江转移到外部投资者软银赛富等手中，吴长江被董事会辞去一切职务。随后，高管辞职、员工罢工、经销商和供应商停止业务往来等形成“逼宫”之势，严重影响了雷士照明日常经营，吴长江作为临时运营委员会负责人回归，重获部分控制权。在这两次争夺战中，社会资本成为吴长江夺取控制权的利器，使其在处于资金或股权劣势地位的情况下反败为胜。然而，在第三次与德豪润达的控制权之争中，德豪润达董事长王冬雷吸取前两次控制权之争的经验，对中高层“大换血”，割裂与吴长江有亲缘关系的社会资本，同时，与经销商、供应商签订合作协议，将吴长江的社会资本转移，最终赢取了公司控制权，吴长江被驱逐出雷士照明。

社会资本内嵌于社会关系网络和互惠互利的经济交易，会随着时间推移、心理变化和相关利益关系的改变而发生动态变化，基于关系的信任可能被基于契约的信任所替代，社会资本具有不稳定性。另外，基于社会资本引发的经济行为可能具有非市场性的特点，在市场经济法治化环境下，仅依靠关系运作、忽视规则制度的行为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相违背，其作用渠道和空间将越来越狭窄，非市场性社会资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开始弱化，创始人传统思维下依靠社会资本而忽视对其他保护路径的相关选择，可能难以有效保护控制权。

在诡谲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中国创始人在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下，仍习惯用传统思维解决问题，企图通过“关系”、“道德”的纽带以王朝管理的方式巩固个人权力、维护自己的控制地位，但无论是“任人唯亲”的 “人治”结构，还是社会关系资源都具有不稳定性，无法长期、稳定地保护创始人的控制权，最终可能落得“树倒猢狲散”这一令人唏嘘的局面。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过多的“道德批判”毫无意义，中国社会已经迈进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时代，市场经济的实质是契约经济，在维护控制权时漠视对市场规则和契约精神的遵守最终可能以失败告终。

基于契约精神的控制权保护机制设计

随着企业发展和利益关系的复杂化，传统“王朝思维”、“人治”在作用范围和作用强度上逐渐体现出其局限性，“法治”思维因其以“契约”为依据，以国家法律为执行力，为创始人控制权提供了更有效的保护。无论创始人通过股权、内部治理机制，还是社会资本保护控制权，法律层面的制度设计和创新才是最终赢得控制权的根本路径，创始人需要从基于人治的伦理信任，逐渐过渡到基于理性契约的制度信任，形成契约治理观念和培养契约精神，通过正式的法律程序维护和巩固控制权。

控制权的争夺，实质上就是股权比例或股份表决权的争夺，而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是控制权实现的场景。一般情况下，股权比例或股份表决权，决定了控制人在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这为创始人基于契约精神设计控制权保护机制提供了重要思路：控制权保护必须要基于股权比例或股份表决权作制度上的安排，保障创始人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话语权与控制地位。

股东大会层面的控制权保护

对于创始人来说，通过增加持股比例实现控制的方式资金成本太高，企业融资的广度和效度也会降低。在股东大会上，控制权最终表现为股份表决权比重，因此，集中股份表决权而非股权，成为创始人保护控制权更行之有效的途径。创始人可通过创新制度设计，将股权与股份表决权分离，并将股份表决权集中，实现股份表决权控制。目前来说，创始人有效集中股份表决权的方式有股票权委托、一致行动协议、有限合伙实体和员工持股实体等持股平台，以及境外的“双层股权结构”等形式。实践中，不少公司的创始人通过这些途径将控制权紧紧抓住。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和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分别通过大股东的股票权委托，在自身持股较小比例下获得不低于30%的投票权，增强了创始人的决策话语权；厦门佳创科技、天维尔等股权分散的新三板企业创始人，在企业融资过程中，积极与其他重要股东签订一致行动协议，促使创始人在重大决策面前集中表决权，保证重大决策的一致性；百度创始人李彦宏、京东创始人刘强东、聚美优品创始人陈欧、陌陌创始人唐岩持有一股可代表若干投票权的“特殊股票”， 通过 “双层股权结构”的制度设计，有效保障创始人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他们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设计投票权集中机制，用法律形式稳定投票权比例，以契约精神实施对控制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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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层面的控制权保护

相对于“任人唯亲”“专断独裁”这种具有不稳定性的“人治”结构，创始人应重视制度层面的机制设计，用科学规范、相互制衡的治理制度代替 “人治”思维的治理模式。创始人既要赋予自己或以自己为首的管理团队在董事会相当的话语权，同时也要重视其他力量对自身权力的制衡与约束，防止董事会成为自己的“一言堂”，使公司治理机制和运营机制僵化。对于创始人来说，董事会层面的控制权保护机制设计的关键，在于确保创始人在董事会中有较大的话语权，通过引导董事会的决策达到控制公司整体运营的目的。因此，创始人通过制度设计赋予创始人大部分的董事会成员提名权，但基于权力制衡原则，提名候选人需要经过其他董事会成员或股东会表决通过。除此之外，创始人还可以通过董事会成员罢免权、对公司重大事项否决权等方式，加强自己在董事会的影响力，取得在董事会的控制地位。马云通过招股说明书赋予阿里巴巴合伙人独家提名多数董事会成员的权利；京东招股书上也强调，刘强东及管理团队有权任命9名董事中的5名以及任命董事会主席，在董事会重大问题上以投票权过半数的优势获得主导权，在其他意见充分表达的同时牢牢控制了整个公司。他们从法律、契约的层面明确了自己控制的权利。

在中国法律框架下，法定代表人、公章、营业执照、公司印鉴等重要身份或物件能对公司产生法律意义。因此，创始人除了需要在股东大会层面和在董事会层面争取控制权外，还可以以合法的方式对法定代表人、公章、营业执照、公司印鉴等进行控制。

中国创始人和控制权：面对与抉择

面对控制权之争，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创始人往往表现出浓烈的“王朝思维”，他们习惯把公众公司看作自己的“江山”，把控制权看作“王权”代代传承，因此不能容忍“王权的失落”，在面临控制权挑战时表现出强硬的姿态。即便是一贯以职业经理人自居的万科创始人王石也不例外。然而，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一种表现形式，企业社会化融资可能导致的创始人控制权旁落的现象，本来就是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结果。创始人不得不承认，在企业进行股权融资时，就意味着控制权的逐渐转让，当创始人股权稀释到一定程度时，若无其他协议的特别规定，根据“同股同权”原则，其他投资者有权接管企业控制权，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股權分散的企业不再是创始人一人的企业，中国创始人应该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实现从“王者”到职业经理人的角色转换，积极履行投资者的委托代理义务，并基于市场契约精神理性地看待和处理控制权之争。

中国旅行社的创始人 篇12

伯乐相马往往能产生美好的传奇:孙正义是杨致远的伯乐, 而孙正义和杨致远又都是马云的伯乐。可马云不见得能算是卫哲的伯乐, 黄光裕也不是陈晓的伯乐, 而陈天桥就更不是李善友的伯乐了。国美和酷六就象是两个反面的案例, 而人们总是倾向于将阿里巴巴看作正面典型;其实伯乐与千里马也好, 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也好, 即使是在家电连锁和电子商务这样的新兴的产业领域, 土生土长的中国“现代”企业们也总是很难处理好这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前阿里巴巴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马巴之争 (马云和雅虎巴茨的分歧) , 从侧面来看也表现出阿里在这一领域的文化冲突。一方面, 马云是阿里的创始人和老板;另一方面, 雅虎是阿里的投资人和大股东, 是一定意义上的老板, 而这时马云又成为经理人。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我们曾经自信地划出了一个中国企业的现代化转型期, 相对于“世袭传统”而言, 我们的确看到了各方面的努力和认知转变, 甚至是群情激扬、光辉灿烂的新时期。不过今天从转型结果的角度看, 这个新时期之“新”似乎更多只是培育了大众的认知, 严格意义来讲远称不上理性而深刻的企业解放。

马云在担任《赢在中国》评委时曾经说过:“阿里巴巴最初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我。”这句话说得没错, 网站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商业模式创新和营运方式创新;高技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创新技术本身;而这样的创新大多数时候来自于创始人的独立思维, 甚至是顿悟似的灵光 (虽然我并不否认长期的积累和思考是顿悟的必要条件) , 而非源自企业管理层 (尤其职业经理人) 的群体智慧。就象德国思想家云格尔说的那样, 创始人对企业的影响类似于宗教的言说之于教徒, “它以超越实在的方式面对现实”。所以对企业来说, 创始人就是“上帝之子”。

隐喻是一种非本义的表达方式, 它既可以被理解为简洁的比喻, 又可以被理解为不便或者不可言传的表达方式。因为不便表达, 所以转而寻求的一个替代词, 这就是隐喻。“阿喀琉斯是一头雄狮”便是源于而又高于“阿喀琉斯是一个勇猛的武士”的一种隐喻表达。“断章取义”是现代媒体常用的手法, 姑且不论这样的手法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一点让我们感觉到, 语言往往可以从它所应用的环境中获得新的意义。新教路德曾经认为“基督说出的一切词汇在表达同样的事物时都具有新的含义, 这是必然的和肯定的”。同理, 在企业获得最初的成功之后, 即使创始人的语言或观念在外界、在市场有相似者或相同者;对于企业来说, 这样的语言和观念也一定是被赋予了全新的涵义的;否则, 之前的成功对于企业来说, 就是不可理解的。正所谓“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语言成为了得道者的思想鸡犬, 头顶着光环, 且鸣且吠。

我们曾经看到失去了乔布斯的苹果一天天枯败、溃烂, 也看到找回了乔布斯的苹果重新发芽、开花。宗教通过隐喻建立对上帝的信仰, 企业通过隐喻建立对创始人的信仰。如若不是, 乔布斯凭借什么赢得顶礼膜拜?而且这种膜拜不局限在苹果公司的员工, 而是苹果的整个消费者群体, 他们都是苹果的教徒。

杜威在《哲学重构》中剖析了天文学上最基本的两代观点:以托勒密地心说为代表的古代宇宙观是地球为中心的一统天下, 尽管太阳和行星存在于不同的层面, 却都围绕地球运转, 这是一个有限的、秩序有加的狭隘宇宙;而发扬于哥白尼日心说的现代宇宙观则宣扬了一个无限的宇宙, 没有真正的中心, 甚至没有确定的方向, 任何演变和假说都有可能占得住脚、可以被开放式地发展。在这两种宇宙观之间, 扮演沟通新旧文化重要角色的就是认知。企业的发展和转型似乎具有相似的界限划分, 一方面是唯创始人马首是瞻的“地心说”, 另一方面是如同“日心说”一样富有建设性开放性的现代企业战略。那么, 如何跨越这两代企业战略, 能否实现真正成功的转型, 是否必须要有布鲁诺这样的牺牲者, 我们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