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精选6篇）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 篇1
一、城乡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现状
鉴于教育的多重功能, 教育公平问题引起学界普遍关注。入学机会均等是高等教育筛选机制的着力点。根据苟人民在《从城乡入学机会看高等教育公平》一文数据, “1996至2005年, 城市考生报名人数名义年均增长15.02%, 农村考生报名人数名义年均增长13.67%”。杨东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大中的阶层差异》一文数据表明, 90年代以来在国家重点大学中, 农村学生比例呈现下降趋势。承认差异的同时, 许多学者指出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 纵向发展的角度来看, 城乡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均等程度处于先扩大后收敛的状态, 入学机会显性数量差异缩小, 而隐性的质量差异扩大, 主要表现在城乡学生在学校间和学科间差异。
二、现有研究的问题
现有研究多为定量研究, 对数据的关注点也侧重于高校扩招政策与入学机会差异的关系、家庭阶层背景对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原因分析较缺乏, 多停留在宏观层面, 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建议。针对已有研究的问题, 笔者认为城乡入学机会差异在扩大, 原因主要是忽视了城乡相应学龄人口基数差异和数据分析忽视结构性差异。
1、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异在扩大。量化研究虽被诸多学者崇信, 但是除却研究者对数据处理中的预设的影响, 收集和使用的数据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城乡在校生比例忽视了相应学龄城乡人口的差异。使用毛入学率测量的结果与在校生比例测量结果并不完全一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计算方式:高校教育在校学生总数与18-22岁年龄组人口数 (使用的是统计局普查的调整数) 。根据尤莉的调查数据分析“2003年农村适龄人口达4806万, 然仅有2.7% 的入学率, 城市适龄人口为3752万, 但入学率竟高达26.5%。”这说明城乡间差异并没有收敛, 而是扩大了。
2、县级高中与省级重点高中的比较分析。在适龄受教育人口减少的背景下, 笔者之前就读的县级普通高中学校的本科二批以上的升学率有所降低, 周围县级水平的普通高中也是如此。但是省级重点学校, 并没有受生源减少的影响, 升学人数逐年上升, 并且包揽重点高等院校分配名额。但是因其高额学费及严格招生政策, 在县级初中学习的农村学生占很小比例, 而城市学生在家长的经济手段、政治权利关系以及基础较好的初中教育基础, 所占比重大。并且在普通高中, 在传统的学业成绩标准基础上, 家长凭借各种资本帮助子女进入重点班。
三、国家重点大学城乡入学机会差异的原因分析
基于现有研究的问题, 笔者采用分层的视角、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视角, 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及比较分析方法, 从体制内部分析教育机制、学校以及家庭、个人对农村中教育决策的影响。原因分析基于现有研究和经验事实。面对着如今就业市场高等学校本科学历的就业歧视, 将高等教育院校划分为国家重点大学和非国家重点大学有重要意义。虽然以就业为导向考察的功能观点备受批驳, 但是将农村考生高等教育的目的指向纳入考量范围, 这种分类很有必要。
在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的交叉作用下, 入学机会差异形成路径是教育体制中评价体系和运行机制宏观作用;普通高中的报考机制承上启下, 对宏观机制配合、适应, 对个体引导、牵制;个体和家庭背景产生差别反应, 在累积性的教育机制下典型的表现是教育期望差异和对招生制度认知差异。
1、教育机制的宏观的评价体系和运行机制。教育的累积性性质, 让教育机制的探讨需从义务教育阶段开始讨论。《义务教育法》第八条规定, 义务教育事业, 在国务院领导下, 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第十二条规定, 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 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由于教育分权, 农村学生很难有机会进入到城镇的重点小学、初中学习。在笔者所在县, 由于公立小学初中教师工资更有保障, 优秀的公立学校比私立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更好, 也吸引更多学生竞争入学。这推动了行政体系和学校的联合。教育体系和行政体系的结合, 限制了农村学生发展, 义务教育阶段过度分权提供了机会和场域。
教育机制和行政机制的另一个结合是控制生源, 为保持本行政区的考生水平, 利用行政权力对生源实行控制。笔者所在县级高中, 为防止初中优秀生源, 与教育局达成一致, 对于达到该中学的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分数信息进行封闭, 并在报考前发放录取通知书。考生不知道具体分数, 无法选报其它学校。这种控制生源的机制, 使得义务教育阶段的分权现象延伸到高中阶段。
2、普通高中学校体系的报考机制。由于升学率的可观察性, 对学校的评价的标准主要是本科一批上线率和本科二批上线率。县级水平的普通高中方面针对该评价体系的应对策略主要是抢抓生源及相应的报考机制。各个普通高中用尽浑身解数, 除却上述的学校体系和行政体系的联合, 还有优秀学生减免学杂费、高额补助费等经济策略, 还有利用能力分组和教师期望, 具体表现就是重点班、资深教师的重点培养。这些都是可观察的, 而较为隐性的即相应的报考机制。
动态的报考机制主要是指在普通县级高中, 由学校方面主导的高考志愿填写过程, 静态的报考机制是指由主管教育的副校长到班主任, 再到任课教师, 最后到学生的层级结构, 在该层级结构中, 自上而下, 施加压力, 进而保持学校整体的高考成绩。
在报考机制中最主要的原则就是尽可能保住志愿填报成功率和学校的高考招生不同批次提档线的上线率, 很少考虑报考专业。在该层级结构中, 副校长、班主任、任课老师的奖金水平和上线率紧密相关。
由于县级高中学生以农村学生为主, 多采用封闭式管理, 对于高校以及高考的报考信息了解较少。而学生家长一方面由于农活以及务工繁忙, 对子女教育关注有限;另一方面, 主要是知识水平较低、信息来源渠道窄。所以报考时, 主要听取老师和学校建议。所以报考机制就发挥了很大效用。而这样的报考机制的运作的结果是农村学生的专业主要为冷门专业。
3、家庭背景和个体层面的影响。已有的高等教育阶层辈出率研究和家庭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的研究都表明, 随着受教育程度对个人职业与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日益显著, 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差异的影响在增强。而阶层的分化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社会流动的变化是一致的。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中上阶层趋向于向城市迁移。所以, 阶层维度下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是扩大的。“中上阶层传承其优势地位的主要渠道, 也不再主要依赖于不平等的制度性因素 (如分割市场中的单位部门等) , 而转变为对教育获得的依赖。”在城乡和不同阶层影响下, 教育期望和对不同招生制度的运用呈现显著差异。
教育期望 (家长或学生个人对其未来所能获得的最高教育水平或学历的预期或想望) 研究指出父母教育期望对子女受教育水平有显著影响。心理学中的期望理论的研究和社会分层中地位取得研究中关于成就取向可以发现期望对人的行为有重要作用。教育期望会影响到教育过程中的投入。“读书无用论”在农村的风行对子女高等教育有重要影响。
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职业、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氛围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异也有重要影响。具体通过选择重点学校、参加各式补习班、明确招生政策、报考知识。
如今的高等教育对于习得技能的训练功能趋弱, 加之如今就业初试阶段中“以文凭取人”的普遍现象, 导致农村家庭采信“读书无用论”。而城市家庭对高等教育越来越重视。“中上阶层为了保持自身优势地位的代际传承, 把目光转向了重点高校及前景较好的学科和专业”, 中上阶层父母倾向于为子女选择重点学校、热门学科, 农村父母倾向于选择师范类、农林类院校和专业。此外, 中上层父母认为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子女的学校名气是自身声望和“面子”的考量维度, 是重要的机会成本或社会成本。
另外一个影响就是对招生制度的影响。笔者的参与观察中, 城乡和阶层交叉影响下的家庭背景和个体对招生制度的了解, 有显著不同。农村学生绝大多数不知道存在自主招生政策, 即使少数学生知道自主招生政策, 也了解甚少。信息匮乏的同时, 经济成本是阻碍农村学生参加除高考招生制度以外招生制度的重要原因。
家庭经济状况和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高等教育的影响另一个突出表现, 艺术类专业学习的农村学生比例偏小。在笔者所在的普通高中, 学习舞蹈、绘画的学生都是城镇人口, 其中绝大多数是父母在大城市工作, 子女临时在籍贯所在地的县级中学就读。而没有学习声乐、谱曲的、摄影类的学生。从招生制度维度考察, 高考以外的招生制度中城乡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会更加明显。
四、对策分析
针对问题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对策应该弱化义务教育分权、严肃考试纪律和程序、在农村倾斜式地推进素质教育、分离教育机制与行政机制等宏观层面的对策, 另外非常重要的体制是高中学校的分层现象“我国高中的学校教育, 不仅有‘城市 - 农村’的分割, 更重要的是‘重点-非重点’的维度, 从而构成了城乡二元、重点非重点二元四个等级的学校, 形成中等教育社会分层的基本制度。在城市, 重点中学正在成为凝固和扩大阶层差距的重要机制。”所以对非重点农村地区高中进行政策和物质倾斜, 对于该类高中增强优秀师资和优秀生源的吸引力有重要影响, 进而有助于缩小城乡在高等教育中差异。
针对报考时相关信息的缺乏, 课程设置上, 应该对高考相关信息及国家招生政策和各个高校招生政策有所涉及。学校的管理方面, 应该给学生更多自主性, 封闭式管理、禁止观看电视、三个星期休假一次等不合理的措施正是应试教育体制下农村生源为主的高中的典型表现。相应的措施即拓宽学生接受信息渠道, 将丰富的社团活动引入校园都是可行措施。
国家重点高等学校也应该从社会责任角度出发, 招生分配名额上对农村生源给予倾斜, 在高考志愿填报期间为农村生源提供高校报考咨询的平台。
该研究仍存在诸多问题, 但是精英再生产理论获得经验事实验证的背景下, 在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重要安全阀机制功能式微的背景下, 在从体制内部考察的路径, 以及批判的分层的视角和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视角对于高等教育中城乡不平等问题一定意义。将研究引入体制内部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考察, 也希望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摘要：在城乡二元制结构和阶层分化背景下,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题的研究很多, 但现有研究多注重宏观机制的分析并且将阶层和城乡两个视角分开。针对现有研究的问题, 笔者采用参与观察的方法, 结合分层和城乡视角, 从教育机制内部探析造成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教育机制、农村普通高中的报考机制以及与之相互联系的家庭背景和个体层面的原因。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并没有缩小, 揭示差异的扩大源于累积性的教育机制与社会分层。
关键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比较分析,报考机制,招生制度
参考文献
[1]苟人民.从城乡入学机会看高等教育公平[J].教育发展研究, 2006 (9) :29.
[2]杨东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大之中的阶层差距[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6 (1) :19-25.
[3]尤莉.农村家庭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浅析[J].当代教育论坛, 2008 (5) :9.
[4]洪岩璧, 钱民辉.中国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一个文献综述[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4) :64-76.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 篇2
在苏格兰，很多学生选择进入学院（College）接受高等教育，这是30岁以下人口的高等教育参与率要高于英格兰的主要原因。在2013-2014学年，苏格兰适龄学生中有20.9%选择进入学院接受高等教育，仅有34.1%直接进入大学（University）。而在英格兰，仅有6%的学生选择进入学院作为高等教育起始点，40.6%的学生选择直接进入大学。尽管在苏格兰学院中获得“高等国家资格”（Higher National Qualifications）的学生约有47%会选择进入大学继续学习，但是很多学生仍然在进入知名学校或进入行业就业两者之间艰难选择。而且，在选择转入大学的学生中，大约有一半学生在学院的学习可以获得完全学分认证，并且能够跳过大学的初级课程，但是其余的学生则被要求重修一年课程或者更长时间的课程，这意味着他们要花费5～6年的时间才能获得荣誉学位。
研究报告指出，贫困地区学生过度集中在学院的现状应当引起关注。在2013年，有61%的学生是通过进入学院而开始接受高等教育，这一比例在2006年为55%。研究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苏格兰大学可提供的学位数量并未跟上需求增长的步伐，同时大学，特别是知名大学，入学竞争加剧，这给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造成了负面影响。研究报告的多位撰写者表示，如果要维持苏格兰的免费高等教育政策，则需要出台更为有力地扩大入学机会的政策，例如在大学中为弱势群体学生保留入学名额等。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 篇3
本研究根据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学校教育与文化部每年发布的《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中提供的基础教育在学生入学机会方面的数据, 可以计算出印度在初级小学 (1~5年级) 和高级小学 (6~8年级) 及整个基础教育阶段 (1~8年级) 的入学机会在各邦与中央联盟区之间及不同种族间的配置状况。
一、初级小学毛入学率较高, 且区域间差异较小, 大多数地区女童入学机会要少于男童
印度初小的毛入学率从2003年的98.20%增加至2007年的114.60%, 5年增加了16.40个百分点。2007年印度初级小学毛入学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邦/中央联盟区〈States/Union Territories〉, 本文内下同, 印度目前共有28个邦和7个中央联盟区) 有19个, 高于150%的有6个, 低于100%的有7个。最大地区为麦格哈拉亚 (Meghalaya) 191.50%, 最小地区为拉克歇德维普 (Lakshadweep) 60.40%, 最大与最小地区相差130.1个百分点。印度各地区间初小毛入学率的差异程度较小, 变异系数从2003年的0.180增加到2007年的0.249。
印度大多数地区初小女童入学率要低于男童。从初级小学毛入学率的性别平等指数 (Gender Parity Index, GPI=女童入学率/男童入学率) 可知, 2007年印度共有14个地区是女童的入学率大于或等于男童的入学率的, 而在另外21个地区是女童要低于男童的, 大于等于全国平均水平0.98的地区有22个。其中最大地区为尤塔卡汉德 (Uttarakhand) 1.09, 最小地区为比哈尔 (Bihar) 0.82。
二、高级小学毛入学率较低, 且区域间差异较小, 绝大多数地区女童入学机会要少于男童
印度高级小学的毛入学率从2003年的62.40%增加至2007年的77.50%, 5年增加了15.10个百分点。2007年印度高级小学毛入学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有23个, 高于100%的有9个, 高于90%的有14个, 高于80%的有22个, 低于70%的有7个。最大地区为西玛恰尔-普雷德仕 (Himachal Pradesh) 114.3%, 最小地区为比哈尔46.2%, 最大与最小地区相差68.1个百分点。印度各地区间高小毛入学率的差异程度较小, 变异系数从2003年的0.307下降到2007年的0.223。
印度绝大多数地区高小女童入学率要低于男童。2007年印度高小共有9个地区是女童的入学率大于或等于男童的入学率, 而在另外26个地区是女童要低于男童的, GPI大于等于全国平均水平0.92的地区有23个。其中GPI最大地区为锡金 (Sikkim) 1.21, 最小地区为比哈尔0.73。
三、表列种姓及表列部落初小毛入学率由低于全国增加到高于全国水平, 而高小则由高于全国水平下降到低于全国水平
印度初级小学表列种姓 (Scheduled Castes, SC, 印度的一种世袭种姓少数民族群体, 社会地位低下, 经济文化等落后) 及表列部落 (Scheduled Tribes, ST, 印度的一种世袭部落少数民族群体, 社会地位低下, 经济文化等落后) 的毛入学率分别从2003年的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9个百分点与6.83个百分点增加到2007年的比全国水平高出10.3个百分点与14.69个百分点, 其入学率的GPI分别从2003年的比全国低0.06与0.02进一步降低至比2007年全国低0.10与0.06。2007年初小表列种姓的毛入学率最大地区为堪提斯嘎 (Chhattisgarh) 比当地总体水平高且高出77.0%, 最小地区为勘迪嘎 (Chandigarh) 比当地总体水平低50.0%;同年初小表列部落的毛入学率最大地区为锡金, 比当地总体水平高且高出102.81%, 最小地区为阿萨姆 (Assam) , 比当地总体水平低31.86%。
高级小学表列种姓及表列部落的毛入学率则分别从2003年的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46个百分点与13.36个百分点下降到2007年的比全国水平低1.20个百分点与3.06个百分点, 其入学率的GPI从2003年的比全国低0.06与0.07进一步降低至比2007年全国低0.12与0.07。2007年高小表列种姓的毛入学率最大地区为曼尼普尔 (Manipur) , 比当地总体水平高且高出50.0%, 最小地区为德里 (Delhi) , 比当地总体水平值低46.8%;同年高小表列部落的毛入学率最大地区为锡金, 比当地总体水平高且高出48.71%, 最小地区为塔米尔-纳杜 (Tamil Nadu) , 比当地总体水平低41.65%。
四、基础教育阶段毛辍学率很高, 最近几年有下降趋势, 但仍处于高位水平, 男童更容易辍学
印度基础教育 (1~8年级) 的毛辍学率是很高的。毛辍学率从2003年的52.32%下降至2007年的43.0%, 5年下降了9.32个百分点。2007年印度基础教育毛辍学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有14个, 高于40%的有16个, 高于50%的有9个, 低于20%的有9个, 其中7个地区没有辍学情况。辍学率最大5地区为:阿萨姆73.5%、比哈尔70.7%、锡金64.9%、西孟加拉 (West Bengal) 63.9%、拉贾斯坦 (Rajasthan) 62.3%;最小5地区 (去掉零值地区后) 为:安达曼与尼扣巴岛 (A&N Islands) 15.9%、达曼和迪由 (Daman&Diu) 14.3%、塔米尔-纳杜9.1%、哈亚纳 (Haryana) 6.5%、果阿 (Goa) 1.2%;最大与最小地区相差72.3个百分点。
毛辍学率近5年下降幅度较大达近20个百分点。2007年的毛辍学率比2003年的下降了17.81%, 下降幅度高于这一水平的地区有15个, 辍学率没下降反而上升的地区有5个 (去掉3个缺失值地区后的结果, 本段内下同) , 分别为:曼尼普尔36.88%、纳嘎兰德 (Nagaland) 3.95%、阿萨姆3.80%、古贾拉特 (Gujarat) 2.68%、西孟加拉0.20%;下降幅度超过30%的有11个, 超过60%的有9个。西玛恰尔-普雷德仕、喀拉拉 (Kerala) 、勘迪嘎、德里、拉克歇德维普、普达切瑞 (Puducherry) 这6个地区下降了100%, 其他下降幅度最大5地区为:卡纳塔卡32.99%、尤塔-普雷德仕33.24%、塔米尔-纳杜63.82%、哈亚纳69.43%、果阿87.27%。
男童更容易辍学。2007年基础教育毛辍学率的性别平等指数 (GPI=女童辍学率/男童辍学率) 为0.93, 即女童的辍学率为男童的0.93倍。2007年印度共有11个 (去掉缺失值后的结果, 本段内下同) 地区是女童的辍学率大于或等于男童的辍学率, 而在另外15个地区是女童低于男童。辍学率GPI大于等于全国平均水平0.93的地区有20个, 其中最大5地区为:哈亚纳1.96、达德拉和纳嘎-哈维里 (D&N Haveli) 1.91、达曼和迪由1.54、古贾拉特1.19、马哈拉施特拉 (Maharashtr) 1.16;最小5地区为:锡金0.91、比哈尔0.90、安达曼与尼扣巴岛0.84、尤塔-普雷德仕 (Uttar Pradesh) 0.44、果阿-2.8 (其中“-”表示原始数据中男生的辍学率为负值, 即入学率在上升) 。
五、基础教育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学生的毛辍学率与当地总体水平相比有上升的趋势, 且表列部落与表列种姓学生相比更容易辍学
表列种姓及表列部落学生的辍学率要比当地总体水平高, 且表列部落学生的辍学率要比表列种姓学生的高10个百分点以上。印度基础教育表列种姓及表列部落学生的毛辍学率分别从2003年的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个百分点与17.73个百分点上升到2007年的比全国水平高9.6个百分点与20.4个百分点, 其辍学率的GPI分别从2003年的比全国高0.06与0.01下降至比2007年全国高0.02与上升至比2007年全国高0.06。2007年基础教育表列种姓及表列部落的毛辍学率与当地总体水平值的差比全国的差值水平高的地区分别有7个与3个 (去除掉缺失值地区以后的结果, 本段内下同) , 分别有19个与20个地区的辍学率是大于或等于当地总的不分族别的辍学率水平, 均有6个地区是小于当地总的辍学率水平的。其中表列种姓学生辍学率高出当地总体水平, 且高出值最大5地区分别高出:勘迪嘎46.9%、德里35.2%、果阿29.4%、尤塔-普雷德仕24.1%、哈亚纳21.4%;低于当地总体水平且低出值最大的5个地区分别低出:塔米尔-纳杜-9.1% (“-”表示比当地总的不分族别的值低, 本段内下同) 、垂普拉 (Tripura) -11.4%、达曼和迪由-14.3%、查谟和克什米尔 (Jammu&Kashmir) -22.8%、达德拉和纳嘎-哈维里-34.9%。其中表列部落学生辍学率高出当地总体水平, 且高出值最大5地区分别高出:安德拉-普雷德 (Andhra Prades) 仕23.7%、曼尼普尔22.0%、奥里萨 (Orissa) 21.7%、达曼和迪由19.4%、古贾拉特18.3%;低于当地总体水平且低出值最大的5个地区分别低出:查谟和克什米尔-3.0%、纳嘎兰德-9.1%、西玛恰尔-普雷德仕-19.4%、锡金-19.9%、尤塔-普雷德仕-28.6%。
六、研究结论
1.初级小学毛入学率很高, 且少数民族的入学率更高。截至2007年印度初级小学的毛入学率超过100%达114.60%, 表列种姓及表列部落子女毛入学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以上, 分别高出10.3个百分点与14.69个百分点。
2.高级小学毛入学率不是很高, 少数民族与全国总体水平相比要低些。截至2007年印度高级小学的毛入学率仅为77.50%, 表列种姓、表列部落的毛入学率要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1.2个百分点与3.06个百分点。
3.截至2007年全国基础教育入学率是女童低于男童的, 表列种姓及表列部落子女入学率的性别平等指数均低于全国均值水平。初级小学女童入学率仅为男童的98%, 高级小学女童入学率仅为男童的92%;两者小分别有21个与26个地区是女童低于男童。毛入学率的GPI大于等于全国均值水平的地区在22个以上, 初级小学为22个, 高级小学为23个;表列种姓两者的毛入学率的GPI 2007年分别比全国低0.10与0.12, 表列部落初级小学与高级小学的毛入学率的GPI 2007年分别比全国低0.06与0.07。
4.截至2007年印度基础教育的毛辍学率仍很高, 超过40%, 男童更容易辍学, 表列部落及表列种姓的辍学率远高于全国水平, 其GPI也高于全国。2007年印度基础教育的毛辍学率仍高达43.0%, 男童的辍学率大于女童的, 辍学率的GPI为0.93, 大于等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有20个。表列部落及表列种姓的辍学率高全国近10个百分点以上, 表列种姓高全国9.6个百分点, 表列部落高全国20.4个百分点。表列种姓辍学率的GPI高全国0.02, 表列部落的高全国0.06。
参考文献
[1]Department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literacy and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of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of Govern-ment of India. (2007) .Annual report2005-06.New Delhi:Dolphin Printo Graphics, p277~284.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 篇4
本文中笔者的调查数据分别来自两个调查。一个是对高校学生的调查, 调查了广东的1所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4所省属本科院校、3所公办高职院校和2所民办高职院校的部分学生。共发放问卷2000份, 回收有效样本1758份, 回收率为90%。调查内容包括学生的家庭所在地、家长的文化程度以及父母的职业等。
另一个是对4所高中的学生进行的调查, 其中包括广东3所高中, 河南1所高中, 调查部分高中学生的升学情况以及家庭背景 (包括家长的文化程度、家庭所在地等) 。共发放问卷1300份, 回收有效问卷1161份, 回收率为89.3%。根据高中所在地, 把所调查的4所高中划分为城市高中 (2所) 和县镇高中 (2所) 。城市高中的其中一所为省级重点高中, 文中被称为城市重点高中, 另一所为非重点高中, 文中被称为城市普通高中。两所县镇高中, 其中一所位于一个镇上, 属于非重点高中, 文中被称为县镇普通高中, 另一所是一个县级市的第一高级中学, 文中被称为县镇重点高中。两个调查的数据均采用SPSS软件进行处理。
一、农村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现状分析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学生入学资格的获得, 也就是学生能否接受高等教育, 其二是学生所接受高等教育的层次。文章从这两方面分析农村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状况。
首先, 从农村学生能否接受高等教育方面进行分析。自1999年开始, 我国启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工程, 此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逐年增加, 2008年已达到23.3%, [1]比1999年增加了12.8个百分点。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为更多适龄青年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然而教育公平问题依然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许多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过程表明, 高等教育大众化并不必然消除教育机会的不公平现象。“高等教育早期的扩张阶段,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性没有减少, 反而在增加。”[2]我国在高等教育大发展过程中, 同样也产生一些不公平现象, 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与城市学生相比依然较少就是其中之一。从总体比例看, 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增加。教育部的统计显示, 从1989年到2008年, 我国高校新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在逐年上升。但是, 农村考生报名、录取占相应总数的比例, 均未达到同期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自然比例;农村考生的高考录取率也从未达到同年的总录取率水平。[3]笔者对广东高校的调查数据显示, 城镇学生所占比例总体上要远远高于农村学生所占比例, 二者的比例为60.7%:39.3%, 相差21.4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与城市相比, 差距依然很显著。
其次, 从农村学生所接受的高等教育的层次来分析。农村学生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大都集中在一般的公立本科和公立高职高专类高校之中, 他们进入重点高校的机会很少。笔者对广东高校的调查数据显示, 重点高校中, 城镇学生所占比例高出农村学生44.4个百分点, 而一般公立本科, 城镇和农村学生所占比例相差甚微, 分别为50.6%和49.4%, 而公立高职院校中, 城镇和农村学生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8.0%和52.0%, 农村反而高出了城镇4个百分点。所以说, 农村学生所增加的高等教育机会主要集中在一本公立本科和公办高职院校中, 而在重点大学就读的机会则很少, 而且这些年来还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比如南开大学2006年农村新生比例为30%, 2007年为25%, 2008年为24%, 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4]
可见, 农村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与城市学生之间的差距, 不仅仅表现为显性的数量方面, 而且还表现为更为严重的隐性质量方面。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 如不及时认识到城乡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差异, 并及时得到解决, 势必会造成二者之间差异的不断扩大, 进而影响到高等教育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影响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因素分析
影响农村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因素很多, 涉及到历史的和现实的、自身的和外部的等。在我国二元结构情况下, 农村是和城市相对应的, 分析农村教育问题, 就需要与城市进行比较。下面围绕家庭背景、基础教育水平和高校招生进行分析。
(一) 家庭背景的影响
家庭背景包括家长的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等方面。我们首先以2001~2009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为例, 说明城乡学生家庭经济收入的差距。数据显示, 2001~2009年间, 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增加额是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额的3.7倍, 表明在我国经济大发展的过程中, 农村和城镇的发展是不同步的, 城镇的经济发展速度要高于农村。而且二者的收入差距在逐年扩大, 从2001年相差2.90倍增加到2009年的3.33倍。[5]可见, 与城市相比, 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依然很低。农村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 势必会影响到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经费投入, 农村学生在学习的硬件条件上比较欠缺, 从而影响了其综合素质的提高, 在高考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同时,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 农村学生的高考分数即使能够达到高校的录取标准, 也可能会因为高昂的学费而放弃选择这类高校。笔者对广东高校的调查数据显示, 农村学生选择民办高校的比例非常低, 仅为10.1%, 低于城市79.8%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高昂的学费使农村学生不得不放弃选择民办高校而导致的结果。
农村居民的整体文化程度很低, 相应地农村学生家长的文化程度也是很低的。据统计, 2008年6岁及以上城市人口中, 有19.08%的是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而农村只有1.18%;农村6岁及以上人口中, 小学和未上过学的就占了48.3%, 而城市的这个比例则只有20.47%, [6]可以看出城乡居民在文化程度方面的显著差异。家长的文化程度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很大的。笔者对广东高校学生家长的文化程度调查数据显示, 父亲文化程度是高中和中专的学生比例为38.8%, 是大专及以上的为16.8%。2008年6岁及以上总人口中, 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所占比例为13.70%, 大专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为6.70%, [7]这个比例远远低于该文化程度人口的子女在高校中的所占比例。而且父亲是大专以上的学生在重点高校的比例更高, 为22.4%, 表明家长的文化程度越高, 其子女就读重点高校的机会越多。家长的文化程度不但影响学生能否接受高等教育, 还影响到学生接受什么类型和层次的高等教育。鉴于文化资源具有很强的代际传递性以及稳定性等特征, 根据城乡人口文化程度的有关数据, 我们可以推断, 农村和城市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性还将长期存在。这就要求我们要采取特别的手段来解决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
(二) 基础教育阶段的影响
高等教育的人才是由基础教育来培养和输送的, 所以学生所接受基础教育的质量如何直接影响到其在高考中的竞争力, 从而影响到其是否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这一部分我们主要以高中阶段的教育为例进行阐述。
决定基础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教育资源的分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分配极为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即体现在城乡学校之间, 也体现在重点和非重点学校之间。由于城乡在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巨大差距, 农村的办学条件和水平远远地落后于城市。同时, 农村的教师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 再加上教学软硬件建设的缺失, 城乡的基础教育质量差距极大。这样, 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在同一个高考平台上竞争, 明显处于劣势地位。笔者对高中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 城市高中学生升入高校的机会要远远高于县镇高中学生。城市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的高考升学率分别为97.3%和83.5%, 而县镇重点高中和县镇普通高中高考升学率分别为68.7%和35.6%。从生源来看, 县镇高中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学生, 其在县镇重点高中和普通高的比例分别为65.2%和84.8%, 城市的两个高中的学生98%以上是城市户口。可见, 农村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要大大低于城市学生。
另外, 基础教育阶段重点学校制度也极大地影响着农村学生接受教育的质量。重点学校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优越的教学条件, 所以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家庭竞相为子女争夺这些优质学位。笔者对高中学生的调查数据显示, 县镇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 父亲文化程度是大专及以上的学生比例分别为19.0%和4.1%, 城市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 父亲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的学生比例分别是45.0%和34.4%。表明家长所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 其子女就读重点高中的比例也就越高。而由上面论述可以知道, 农村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相应地, 其子女就读重点高中的机会也就越少, 农村学生主要是在非重点高中就读, 上面提到, 笔者调查的县镇普通高中有84.8%是农村学生。
重点学校一般分布在大中城市和县城之内。大城市的优质学位的比例很高, 比如, 2007年底, 广州市公办普通高中省、市一级优质学校提供的优质学位占普通高中学位总数的86.46%, 其中示范性普通高中占42%。[8]这就意味着城市高中学生有较多的机会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而对于农村的学生来说, 情况却完全不同。一般情况下, 一个县或者县级市会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创办一到两所重点高中。农村学生最有可能接受的重点高中是位于县城之内的县镇重点高中, 但是这类高中的优质学位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虽然笔者所调查的县镇重点高中农村学生的比例高达65.2%, 但是这一比例却远远低于该县区域内拥有农村户口人口的比例。
位于农村地区的高中一般是非重点高中, 其教育质量都比较差, 每年能够升入高校的学生很少。农村学生只有考入位于县城的重点高中, 才有升入高等学校的希望。相反, 如果考不上重点高中, 就更没有考取大学的希望。所以, 很多学生不愿意去农村高中就读, 从而放弃了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这些年来, 我国农村高中毕业生的比例逐年下降的趋势, 说明了这一问题。笔者对1997~2009年, 我国城乡普通高中毕业生数据进行了整理。数据显示, 从1997年到2009年, 我国农村高中的毕业生占全国高中毕业生的比例在逐年下降, 1997年为14.57%, 从2005年开始下降到10%以下, 到2009年这一比例仅为7.61%。[9]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农村人口在逐年减少的缘故, 但是, 农村学生初中毕业以后放弃继续就读高中也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现象有待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可以想象, 在不接受高中教育的情况下, 何谈接受高等教育。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三) 高校招生制度的影响
我国高校的招生制度是以全国统一高考为主, 多元化的招生考试制度作为补充, 比如保送生制度、自主招生制度以及校长实名推荐制度等。就统一高考来说, 由于城乡学生在家庭背景以及接受基础教育方面存在差距, 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同一招生标准下, 农村考生在高考的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 从而导致了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上处于劣势。
那么, 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对解决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的效果又如何呢?近年来, 我国的高校招生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 这些制度对高校选拔优秀人才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 其受益者更多地是高阶层或者重点学校的学生, 农村学生享受该制度的机会很少。罗立祝根据报录比这一指标对高校招生制度所产生的城乡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进行的量化比较研究表明, 统一高考制度所产生的城乡差异最小, 自主招生和保送生制度所产生的城乡差异则最大。城市子女在统一高考制度中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1.1倍, 在自主招生和保送生招生中则分别为8.2倍和17.2倍。[10]
所以说, 虽然在统一高考的条件下, 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竞争处于不利的地位, 但是, 新的招生制度改革则使农村的学生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由于实行新的招生制度的高校越来越多, 而且这些高校通过新的招生制度录取的学生名额也越来越多, 比如华南地区的一所重点高校的艺术特长生、保送生及自主招生人数由2010年的1027人增加至2011年的1055人, 所以农村学生接受重点高校教育机会的竞争会更激烈。这应该是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越来越低的原因之一。
可以说, 统一高考相对来说, 对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还更为有利一些。农村学生更多地是依靠勤奋苦读, 甚至是复读多年才有可能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在一定意义上, 分数实际上就是那些没有家庭背景的考生‘硬实力’, 不靠分数他们没有其他办法。一旦分数不够, 就只有复读一条路可走。”[11]而新的招生考试制度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比如对知识的涉猎面、反映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精神面貌等) 以及特长等要求较高, 农村学生由于受家庭背景以及所接受的基础教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不具备这些条件, 所以也就没有通过新的招生制度来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实际上, 招生考试改革越多样化, 对没有社会资源的家庭就越不利……由于中国内地存在这明显的城乡差别, 农村学生受教育的条件远不如城市学生, 在高考竞争中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同的起跑线上。在过去偏重考察知识面和记忆力的情形下, 刻苦攻读记诵不辍也可能取得高分;而当高考日益侧重于靠测能力, 包括外语听力测试的时候, 应该承认刻苦的因素在高考成绩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下降, 而受教育的条件和环境所起的作用有所上升。”[12]所以在招生制度改革时, 要充分考虑到有利于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方面。
三、讨论和建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这个过程中, 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是不同步的, 城市的发展水平和速度明显高于农村。农村和城市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依然很显著。农村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比不上城市。这是教育不公平的一个重要体现。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大部分, 只有农村教育发展了, 农村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加了, 我国的高等教育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教育现代化才能根本实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明确指出, “把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 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在政府。”所以, 各级政府要把发展农村教育, 提高农村子女接受教育, 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机会作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如果他们能够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 不但对其以后的工作和生活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而且对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也意义重大。马丁·特罗教授曾指出, “正规教育为广泛理解管理和技术原则奠定了基础, 并且首先为提高获得新知识的能力提供了训练”, “不仅是适应新的工作的能力, 而且是应具有知道新机会产生在哪里的能力, 这是受教育的标志,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较低水平的教育却不具备这种能力”。[13]
由于家庭背景不同而造成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 需要教育系统本身采取一些措施进行补偿, 以尽量缩小差异。要不断探讨造成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利因素, 政府和教育机构要把提高农村青年的教育机会作为现实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进行考虑, 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行弥补。目前我国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采取有效措施, 提高农村人口接受教育, 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这是我国在追求教育公平的过程中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唯有如此, 才能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进而建立和谐而稳定的社会。
针对上面所论述的影响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因素, 应采取以下措施来提高农村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首先, 要努力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农村学生所接受的基础教育质量较差, 导致他们在高考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 提高基础教育质量是增强农村学生的高考竞争力, 提高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重要途径。具体做法是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 增加农村学校的教育资源, 吸引优秀的师资到农村去任教等。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所要求的那样, “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 教好每一个学生, 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 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率先在县 (区) 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其次, 高校招生向农村倾斜。高校在招生中, 要对来自农村的学生进行适当降分或实行定向录取。同时, 加大涉农院校定向生的培养规模, 并出台一些对农村学生有利的推荐制度或报送制度, 这些制度在考核条件方面, 主要考察一些农村孩子能够达到的, 或者有关农村方面的技能。如果能在这些方面进行改革, 相信对于提高处境不利境遇的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是大有好处的。
第三, 努力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农村人口文化水平的提高需要长期的努力, 是个很艰难的过程, 但也是个紧迫的任务, 必须从眼前做起, 从现在做起, 决不能因为难为而不去做。笔者认为, 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的最重要的途径是是使农村适龄青年接受最基本的高等职业教育。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到25%, 表明有75%以上的适龄青年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村青年。如果这一庞大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的解决了, 那么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农村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也就逐渐得到了提高。所以, 国家和地方财政应拨出专款, 开展面向农村地区的办学活动, 以有针对性地为农村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力发展与农、林、牧、副、鱼等有关的高等职业教育, 为农村学生提供更多的可用于改变家乡面貌的高等教育培训机会。这些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针对性强, 同时还有学制短、收费低、录取分数线低等特点, 学生接受完这种教育以后, 即可以获得应用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职业技能, 又能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文化水平。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8[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15-16.
[2][13] (美) 马丁-特罗.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J].外国高等教育资料, 1999, (1) :1.
[3]韩妹.农村大学生为何大多沉淀在高等教育“中下层”[N].中国青年报, 2009-03-27.
[4]杨东平.警惕对农村学生教育机会的制度化伤害[J].教育与职业, 2009, (28) :3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342.
[6][7]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9[M].北京: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2009:79-81, 70-71.
[8]亓欣欣, 穗仁宣.穗明年将增5所示范性高中[N].南方日报, 2007-12-11.
[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统计数据 (1997～2009) [EB/OL].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 iles/moe/s4958/list.html, 2011-05-06.
[10]罗立祝.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对城乡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2011, (1) :32.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 篇5
关键词：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
如果说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 教育公平则与司法公平、医疗卫生公平和社会保障公平一起, 构成社会公平的四大“支柱”。 (1) 高等教育公平是指任何按要求接受高等教育且智力正常的人, 都具有同等的被选择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机会。而不论其种族、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家庭背景、宗教信仰如何。 (2)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招生政策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由汉族、满族、回族、维吾尔族等56个民族组成。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总人口为13.4亿, 汉族人口为12.3亿, 占91.51%;少数民族人口为1.1亿, 占8.49%。中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 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流动使民族分布呈现出大聚居、小杂居的特点。
教育公平是指全国各个地方的受教育者, 不论政治、宗教、经济、出身、性别、民族等, 都可以走入高等教育学府进一步接受知识, 挖掘智力与潜能。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招生政策在经历1949～1956年的萌芽期、1956～1966年的曲折发展十年、1966～1976年十年停滞期后, 在1977年进入全面发展时期, 并不断走向完善。
1978年恢复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 相应的对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实行最低录取分数线及录取分数段可适当放宽的政策。1980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中规定:“高考招生应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择优录取与规定比例适当照顾相结合的办法, 在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 少数民族学生录取的比例应不少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同期发布“关于一九八零年在部分重点高等教育学校试办少数民族班的通知”决定首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大连工学院、陕西师范大学五所院校试办民族班, 并规定学员可以适当降分, 在与汉族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2002年教育部在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中第一次明确确定边疆、山区、牧区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可以经由省级招生委员会决定在高等学校调档分数线下适当降低分数投档, 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2004年, 各省高考招生都依据实际情况, 对少数民族考生招生政策做出了规定和调整, 使少数民族政策更加合理。总的来说, 目前我国对少数民族的招生优惠政策已越来越趋向于成熟, 但却依然存在问题。
二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现状
在高等教育公平的背景下, 少数民族学生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多。在衡量一个大学是否做到教育公平时, 往往是以少数民族学生人数在学生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作为判断标准。近年来, 全国大学生人数逐年增加, 少数民族在校学生也不断增加, 少数民族学生在总学生人数中所占比例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单位:万人)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5～2010) 。
由上表可以看出, 大学普通本科中2008年少数民族学生人数所占比例较2007年有所下降, 但是在2008年少数民族在校人数115.35万人较2007年的107.55万人有所增长。硕士研究生少数民族在校人数增长较慢, 总体呈上升趋势, 并维持在4%～5%之间。
本科阶段, 各高校主要采取创办民族班、民族预科班和适当降低分数的方式来给少数民族学生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到1996年全国创办民族班、民族预科班的高等学校已达140多所, 在校学生11622人。当前, 创办民族班进行预科培养的高等学校主要有中南民族大学、宁夏大学、黄河科技学院、西南民族大学, 它们为增加少数民族学生进入高等院校的机会, 实现教育公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研究生阶段, 全国多数高校采取“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 按照“定向招生, 定向培养, 定向就业”的计划, 并采取“自愿报考、统一考试、适当降分、单独统一划线”的方式, 旨在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高层次人才。2012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计划”计划面向全国12个省市招生5000人, 其中博士研究生1000人, 硕士研究生4000人。“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已经为中国的发展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他们为少数民族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 现行少数民族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公平政策不断发展中也产生了许多问题, 认识到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政策中出现的问题, 将有助于实现我国的教育公平。
1. 缺少监督机制, 欺骗行为横行
利用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产生的欺骗行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某些少数民族已经受到较好的教育, 但依然用少数民族的身份占用这些教育机会。另一方面, 已经享受优惠政策的少数民族学生, 在得到提高之后, 却忘记了自己原来的使命, 不愿意回家乡, 而缺少监管制度也使其不了了之。
2. 优惠政策面小, 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受益
优惠政策面小一方面表现在民族预科班数量小, 班级容纳的人数有限, 相对于少数民族总人口来说远远不够, 优惠政策无法顾全所有需要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另一方面表现在基础设施不齐全、教师的水平低、没有教科书成为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真实写照, 他们上学的基本保障都没有, 得不到较好的基础教育, 使他们无法与天天接受优质教育的城市学生竞争, 学习基础差。
3. 少数民族学生入学准备不够, 学习成绩不佳
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公平政策另一个问题是使一部分少数民族学生产生“弱势群体”心理, 不利于学生自身的发展, 更有违于政策。少数民族学生在进入大学前, 基础知识相对薄弱, 在大学的继续学习中, 由于基础知识和语言能力不够, 加上其他一些因素, 学习成绩不良, 在学习上往往落后于其他学生。
四 对建立完善的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政策的建议
在认识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现状的基础上, 为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政策提出建议, 以促进少数民族教育政策趋于完善。
1. 完善与政策相匹配的监督评价体制, 使优惠政策更加有序地执行
加强对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监管, 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预科班申请、优惠政策材料审查、高考减分数、录取学校、大学生回乡的全程都需要有监督政策、监督机构, 并开通实施政策过程、结果的公布网站, 采取最大化的公开程度, 让广大人民群众予以监督。少数民族大学生建立个人诚信档案, 并加大违约代价。少数民族学生有自己发展的权力, 但同时也承担着国家、社会给他们的重任。
2. 采取灵活多样的配套措施, 使更多学生受益
现代教育应当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设备, 利用电子设备、计算机网络等工具, 将好的教育带给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电视、广播已被少数民族地区所使用, 利用现有资源为少数民族学生带来更好的教育, 并定期向少数民族地区输送教材、练习册, 用最小的成本带来最大的教育收益。
3. 加大对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宣传, 培养少数民族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加强对招生政策的宣传, 通过发传单、广播宣传、村支部教育等方式, 使少数民族了解政策的细节、内涵、意义, 培养他们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使他们在遇到高等教育入学问题时能理智地认识到自己的权益, 并维护自己的权益。
4. 高等教育招生的多元文化, 削弱“民族化”
在高校招生时, 应该考虑学生的多重因素来确定优惠政策, 而不是单一的根据学生的民族性。单一的民族元素招生使高考招生惹来争议, 高校招生时, 应当综合考虑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学习经历、生源地、民族等, 在这样的基础上给予需要的学生优惠政策才能体现真正的教育公平。
参考文献
[1]欧以克.民族高等教育学概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
[2]孟立军.新中国民族教育政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
[3]唐滢.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会均等问题探究[J].教育与经济, 2003 (2)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 篇6
关键词：教育机会均等,阶层差异,实证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由于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大、重点校制度的实施以及“择校风”的盛行, 学生的家庭背景成为影响学生能否进入重点学校的重要因素。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得呈现出显著的阶层差距, 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 无论在小学、中学还是大学, 学校的阶层分化都十分明显, 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容易进入重点学校, 而中低阶层的子女则更多地分布在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相对较弱的非重点学校甚至薄弱学校。教育机会均等的阶层差距正在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
一、调查目的、对象与方法
要想进行教育机会均等阶层差异的比较研究并不容易, 因为收集学生家庭背景的相关数据比较困难。一方面, 我国公开发布的教育统计资料, 从来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另一方面, 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支持, 单凭个人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因此, 笔者在本研究中只能选取个别学校作为样本进行调查研究。
1.调查目的。本研究重点调查同一城市地区同一类型学校之间的教育机会阶层差异的状况, 即通过比较不同学校学生家庭背景的差异, 从而揭示出不同阶层学生的分布趋势。
2.调查对象。此次调查笔者选取了C市的一所重点完全中学和一所非重点完全中学作为样本进行调查, 由这两所学校随机指定初三年级中的任意两个班级, 这两个班级的所有学生都是调查对象。在调查过程中, 共调查了4个班级215名学生, 其中, 重点中学104人, 非重点中学111人。
3.调查方法。该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 调查问卷由专业人员与班主任配合利用学生课间休息的时间填写, 当场收回, 回收率100%, 其中有效问卷211份, 有效率为98.1%。数据用SPSS12.0进行处理。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在一个社会中的人们, 由于在财产、资源和机会的分配上出现了不平等, 因而被区分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纬度上的不同阶层, 而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 拥有的教育机会并不均等, 也就是说, 父母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决定着家庭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 这些资源又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影响其子女的受教育过程及其就业状况。在这里,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关于社会阶层的划分, 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 按照个体所占有资源的类型和资源的多少将研究对象的家庭背景划分为不同的经济阶层、不同的职业阶层和不同的知识阶层。在本研究中, 笔者将学生的阶层资本概念简单地操作化定义为:学生的家庭经济收入情况、父母亲的职业地位以及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以下数据是根据这两所学校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的统计情况。
1.学生的家庭经济收入情况
家庭的经济收入不仅会影响到家庭教育投资决策, 还有可能对接受教育的子女产生不同的心理影响, 从而影响到学业的成功与否。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出, 在调查范围内, 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学生家庭经济背景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在重点学校, 学生的家庭月平均收入主要集中于第三档 (1500～2500元) 和第四档 (2500～3500元) 两个档次;而在薄弱学校学生的家庭月平均收入则主要集中于第二档 (500～1500) , 而家庭月平均收入在500元以下的比例占到了23.5%。
据此, 笔者认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学生在家庭经济背景方面是具有很大差距的, 即不同经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 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在重点学校的比例明显高于非重点学校。
2.学生父母亲的职业背景[1]
与经济资本这种因素不同, 作为一种职业地位, 它主要是通过运用该职业所掌握的社会资源来对子女的入学和升学产生影响, 从而最终影响到子女的教育获得。如表2所示:在调查的学生中, 尽管重点校学生父母亲的职业背景所属的阶层比较分散, 但仍然可以看出主要集中于社会中上层, 例如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技术人员和办事员等, 而处于社会低阶层的工人、农民、无业和下岗人员所占比例则非常低;相比而言, 非重点学校学生家长的职业地位显然要差得多, 大多集中于个体、工人、农民和无业、下岗等社会中下层, 其中, 父母亲的职业背景在社会中下层的比例占到总人数的60%左右。
可以看出, 重点校学生和非重点校学生在家长的职业阶层方面是有差距的, 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 进入重点校的比例是明显不同的, 社会中上层子女进入重点校的入学机会比低阶层子女要高得多。
3.学生父母亲的学历水平
家长的学历水平作为一种文化资本, 它可以通过家庭教育的形式对子女教育产生影响。20世纪80年代, 即有学者对父亲职业对子女进入高等学校的影响进行研究, 认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女比工人和农民的子女拥有更多的教育机会。[2]而这一研究结论与布劳-邓肯 (Blau Duncan) 模型完全耦合。[3]
通过表3我们可以看出, 在调查的学生中, 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生家长的受教育水平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在重点学校, 学生父母亲的学历水平主要都集中于大学毕业 (包括大专) 和高中毕业 (包括中专) 这两个档次;而非重点学校学生父母亲的学历水平则主要都集中于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 (包括中专) 这两个档次。据此, 可以看出, 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学生在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方面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 与非重点学校相比, 重点学校的学生家长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
从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生的家庭背景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总体来说, 与非重点学校学生相比, 重点学校学生的家长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而社会中上阶层的子女进入重点学校的入学机会和就学比例都要比低阶层的子女高很多。值得注意的是,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深入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 家长的职业地位、经济收入和文化程度往往是互相重叠的, 也就是说, 在某一方面占有优势的阶层往往在其他方面也是占有优势的, 即社会中上阶层可能在经济收入、文化资本和职业地位等方面同样都占有优势, 而社会的低阶层可能对这些资本的占有都处于被相对剥夺的状态。倘若这种两极分化的阶层划分模式与现有的教育体制相对应起来的话, 那么不能不再次引起我们对教育公平基本理念的深深思考。
三、基本结论
教育机会均等的阶层差距指的是对每个受教育个体入学机会产生直接影响的家庭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背景因素方面的差异, 主要包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等层面。每个人一出生, 就在天赋和社会给定的教育条件等方面与他人存在差异, 就天赋而言, 有种族、智力、体力和性别等方面的因素;就教育条件来说, 有家庭经济条件、父母的地位和受教育水平的差异, 甚至所处的地理环境, 也有城市和农村、经济发达和不发达、教育发展水平高和低的差异。虽然说“人人生而平等”是不可能的, 但至少不管受教育者的天赋和社会出身情况如何, 都应该有平等的开始其学习生涯的机会, 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 从而使取得学业上成功的机会更加平等。然而, 通过本研究的调查结果可以发现, 我国目前的教育现状与教育公平的基本理念并不相符。
通过调查分析可以看出:受教育者所处的地理位置 (城市/农村) 、家庭背景 (父母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文化水平)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她可以进入什么样的学校接受教育, 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调查结果显示: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容易进入重点学校, 而中下阶层的子女则更多地集中在非重点学校甚至薄弱学校。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政策的原因, 在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之间、在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这些差距不仅表现在显性的经费、师资水平以及办学条件等方面, 还表现在隐性的校园文化、学习氛围和升学机会等方面, 因此, 进入不同学校的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接受的是不同质量的教育, 随之带来的影响是学生学业成绩和学校教育结果的不公平。这一过程可以简单地用图1所示:
教育往往被视为平衡社会利益分配、促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重要工具, 那些相对处于劣势地位的阶层, 为了让子女跳出自身的弱势地位, 总是有着让他们追求更高、更好教育的迫切要求, 以期其子女获得较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原因, 加之教育资源还很有限, 目前还不可能实现“人人都能享受高质量的教育”这一更高层次的教育公平目标。只要存在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 教育机会和教育结果就难以做到完全平等, 这是必须承认的现实。我们所追求的教育机会均等的目标是努力为所有社会个体争取和创造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 让个人的天赋、努力和主动性等自身的内在条件 (而不是让社会地位、家庭背景等某些外在条件) 成为导致人与人之间学业成就和经济成就不同的主要原因。
总之, 在教育中, 由自然天赋和个人努力等因素所导致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 也是个体应得的结果, 而由制度性因素所导致的不平等则可以通过政策努力进行调和。政府应当坚持正义原则, 对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照顾, 使社会弱势人群获得最大利益, 不仅要有制度性渠道把弱势群体的需要反映出来, 还要有政治性的激励机制使政府去关怀他们的需要。弱势补偿不仅是所谓福利国家的问题, 也是民主制度的问题。在发达国家, 这种防护性保障在社会福利的名义下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在发展中国家, 建立弱势补偿的防护性保障更是一项基本建设。
参考文献
[1]学生父母亲职业背景的分类标准主要参考陆学艺主编的2002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 为了问题阐述和资料统计的方便, 笔者对一些社会阶层进行了整合, 最终划分为表2中的7类标准。
[2]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