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精选5篇）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篇1

教育公平已经成为我国当下教育的主旋律。由于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国家, 尽管近年城市化进程推进很快, 农村人口依然占总人口数量的多半, 农村的发展问题仍然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发展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 造成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异, 并对农村的未来进步具有诸多不利影响。解决城乡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问题日益凸显。为此,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并结合文献数据, 对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现状、主要影响因素等进行分析, 并就提高农村学生入学机会提出相应策略, 期待能够对提高农村适龄青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有所促进, 并为实现高等教育公平提供决策参考。

本文中笔者的调查数据分别来自两个调查。一个是对高校学生的调查, 调查了广东的1所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4所省属本科院校、3所公办高职院校和2所民办高职院校的部分学生。共发放问卷2000份, 回收有效样本1758份, 回收率为90%。调查内容包括学生的家庭所在地、家长的文化程度以及父母的职业等。

另一个是对4所高中的学生进行的调查, 其中包括广东3所高中, 河南1所高中, 调查部分高中学生的升学情况以及家庭背景 (包括家长的文化程度、家庭所在地等) 。共发放问卷1300份, 回收有效问卷1161份, 回收率为89.3%。根据高中所在地, 把所调查的4所高中划分为城市高中 (2所) 和县镇高中 (2所) 。城市高中的其中一所为省级重点高中, 文中被称为城市重点高中, 另一所为非重点高中, 文中被称为城市普通高中。两所县镇高中, 其中一所位于一个镇上, 属于非重点高中, 文中被称为县镇普通高中, 另一所是一个县级市的第一高级中学, 文中被称为县镇重点高中。两个调查的数据均采用SPSS软件进行处理。

一、农村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现状分析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学生入学资格的获得, 也就是学生能否接受高等教育, 其二是学生所接受高等教育的层次。文章从这两方面分析农村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状况。

首先, 从农村学生能否接受高等教育方面进行分析。自1999年开始, 我国启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工程, 此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逐年增加, 2008年已达到23.3%, [1]比1999年增加了12.8个百分点。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为更多适龄青年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然而教育公平问题依然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许多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过程表明, 高等教育大众化并不必然消除教育机会的不公平现象。“高等教育早期的扩张阶段,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性没有减少, 反而在增加。”[2]我国在高等教育大发展过程中, 同样也产生一些不公平现象, 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与城市学生相比依然较少就是其中之一。从总体比例看, 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增加。教育部的统计显示, 从1989年到2008年, 我国高校新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在逐年上升。但是, 农村考生报名、录取占相应总数的比例, 均未达到同期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自然比例;农村考生的高考录取率也从未达到同年的总录取率水平。[3]笔者对广东高校的调查数据显示, 城镇学生所占比例总体上要远远高于农村学生所占比例, 二者的比例为60.7%:39.3%, 相差21.4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与城市相比, 差距依然很显著。

其次, 从农村学生所接受的高等教育的层次来分析。农村学生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大都集中在一般的公立本科和公立高职高专类高校之中, 他们进入重点高校的机会很少。笔者对广东高校的调查数据显示, 重点高校中, 城镇学生所占比例高出农村学生44.4个百分点, 而一般公立本科, 城镇和农村学生所占比例相差甚微, 分别为50.6%和49.4%, 而公立高职院校中, 城镇和农村学生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8.0%和52.0%, 农村反而高出了城镇4个百分点。所以说, 农村学生所增加的高等教育机会主要集中在一本公立本科和公办高职院校中, 而在重点大学就读的机会则很少, 而且这些年来还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比如南开大学2006年农村新生比例为30%, 2007年为25%, 2008年为24%, 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4]

可见, 农村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与城市学生之间的差距, 不仅仅表现为显性的数量方面, 而且还表现为更为严重的隐性质量方面。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 如不及时认识到城乡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差异, 并及时得到解决, 势必会造成二者之间差异的不断扩大, 进而影响到高等教育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影响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因素分析

影响农村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因素很多, 涉及到历史的和现实的、自身的和外部的等。在我国二元结构情况下, 农村是和城市相对应的, 分析农村教育问题, 就需要与城市进行比较。下面围绕家庭背景、基础教育水平和高校招生进行分析。

(一) 家庭背景的影响

家庭背景包括家长的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等方面。我们首先以2001~2009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为例, 说明城乡学生家庭经济收入的差距。数据显示, 2001~2009年间, 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增加额是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额的3.7倍, 表明在我国经济大发展的过程中, 农村和城镇的发展是不同步的, 城镇的经济发展速度要高于农村。而且二者的收入差距在逐年扩大, 从2001年相差2.90倍增加到2009年的3.33倍。[5]可见, 与城市相比, 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依然很低。农村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 势必会影响到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经费投入, 农村学生在学习的硬件条件上比较欠缺, 从而影响了其综合素质的提高, 在高考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同时,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 农村学生的高考分数即使能够达到高校的录取标准, 也可能会因为高昂的学费而放弃选择这类高校。笔者对广东高校的调查数据显示, 农村学生选择民办高校的比例非常低, 仅为10.1%, 低于城市79.8%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高昂的学费使农村学生不得不放弃选择民办高校而导致的结果。

农村居民的整体文化程度很低, 相应地农村学生家长的文化程度也是很低的。据统计, 2008年6岁及以上城市人口中, 有19.08%的是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而农村只有1.18%;农村6岁及以上人口中, 小学和未上过学的就占了48.3%, 而城市的这个比例则只有20.47%, [6]可以看出城乡居民在文化程度方面的显著差异。家长的文化程度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很大的。笔者对广东高校学生家长的文化程度调查数据显示, 父亲文化程度是高中和中专的学生比例为38.8%, 是大专及以上的为16.8%。2008年6岁及以上总人口中, 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所占比例为13.70%, 大专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为6.70%, [7]这个比例远远低于该文化程度人口的子女在高校中的所占比例。而且父亲是大专以上的学生在重点高校的比例更高, 为22.4%, 表明家长的文化程度越高, 其子女就读重点高校的机会越多。家长的文化程度不但影响学生能否接受高等教育, 还影响到学生接受什么类型和层次的高等教育。鉴于文化资源具有很强的代际传递性以及稳定性等特征, 根据城乡人口文化程度的有关数据, 我们可以推断, 农村和城市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性还将长期存在。这就要求我们要采取特别的手段来解决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

(二) 基础教育阶段的影响

高等教育的人才是由基础教育来培养和输送的, 所以学生所接受基础教育的质量如何直接影响到其在高考中的竞争力, 从而影响到其是否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这一部分我们主要以高中阶段的教育为例进行阐述。

决定基础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教育资源的分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分配极为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即体现在城乡学校之间, 也体现在重点和非重点学校之间。由于城乡在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巨大差距, 农村的办学条件和水平远远地落后于城市。同时, 农村的教师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 再加上教学软硬件建设的缺失, 城乡的基础教育质量差距极大。这样, 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在同一个高考平台上竞争, 明显处于劣势地位。笔者对高中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 城市高中学生升入高校的机会要远远高于县镇高中学生。城市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的高考升学率分别为97.3%和83.5%, 而县镇重点高中和县镇普通高中高考升学率分别为68.7%和35.6%。从生源来看, 县镇高中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学生, 其在县镇重点高中和普通高的比例分别为65.2%和84.8%, 城市的两个高中的学生98%以上是城市户口。可见, 农村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要大大低于城市学生。

另外, 基础教育阶段重点学校制度也极大地影响着农村学生接受教育的质量。重点学校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优越的教学条件, 所以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家庭竞相为子女争夺这些优质学位。笔者对高中学生的调查数据显示, 县镇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 父亲文化程度是大专及以上的学生比例分别为19.0%和4.1%, 城市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 父亲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的学生比例分别是45.0%和34.4%。表明家长所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 其子女就读重点高中的比例也就越高。而由上面论述可以知道, 农村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相应地, 其子女就读重点高中的机会也就越少, 农村学生主要是在非重点高中就读, 上面提到, 笔者调查的县镇普通高中有84.8%是农村学生。

重点学校一般分布在大中城市和县城之内。大城市的优质学位的比例很高, 比如, 2007年底, 广州市公办普通高中省、市一级优质学校提供的优质学位占普通高中学位总数的86.46%, 其中示范性普通高中占42%。[8]这就意味着城市高中学生有较多的机会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而对于农村的学生来说, 情况却完全不同。一般情况下, 一个县或者县级市会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创办一到两所重点高中。农村学生最有可能接受的重点高中是位于县城之内的县镇重点高中, 但是这类高中的优质学位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虽然笔者所调查的县镇重点高中农村学生的比例高达65.2%, 但是这一比例却远远低于该县区域内拥有农村户口人口的比例。

位于农村地区的高中一般是非重点高中, 其教育质量都比较差, 每年能够升入高校的学生很少。农村学生只有考入位于县城的重点高中, 才有升入高等学校的希望。相反, 如果考不上重点高中, 就更没有考取大学的希望。所以, 很多学生不愿意去农村高中就读, 从而放弃了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这些年来, 我国农村高中毕业生的比例逐年下降的趋势, 说明了这一问题。笔者对1997~2009年, 我国城乡普通高中毕业生数据进行了整理。数据显示, 从1997年到2009年, 我国农村高中的毕业生占全国高中毕业生的比例在逐年下降, 1997年为14.57%, 从2005年开始下降到10%以下, 到2009年这一比例仅为7.61%。[9]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农村人口在逐年减少的缘故, 但是, 农村学生初中毕业以后放弃继续就读高中也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现象有待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可以想象, 在不接受高中教育的情况下, 何谈接受高等教育。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三) 高校招生制度的影响

我国高校的招生制度是以全国统一高考为主, 多元化的招生考试制度作为补充, 比如保送生制度、自主招生制度以及校长实名推荐制度等。就统一高考来说, 由于城乡学生在家庭背景以及接受基础教育方面存在差距, 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同一招生标准下, 农村考生在高考的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 从而导致了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上处于劣势。

那么, 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对解决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的效果又如何呢?近年来, 我国的高校招生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 这些制度对高校选拔优秀人才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 其受益者更多地是高阶层或者重点学校的学生, 农村学生享受该制度的机会很少。罗立祝根据报录比这一指标对高校招生制度所产生的城乡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进行的量化比较研究表明, 统一高考制度所产生的城乡差异最小, 自主招生和保送生制度所产生的城乡差异则最大。城市子女在统一高考制度中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1.1倍, 在自主招生和保送生招生中则分别为8.2倍和17.2倍。[10]

所以说, 虽然在统一高考的条件下, 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竞争处于不利的地位, 但是, 新的招生制度改革则使农村的学生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由于实行新的招生制度的高校越来越多, 而且这些高校通过新的招生制度录取的学生名额也越来越多, 比如华南地区的一所重点高校的艺术特长生、保送生及自主招生人数由2010年的1027人增加至2011年的1055人, 所以农村学生接受重点高校教育机会的竞争会更激烈。这应该是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越来越低的原因之一。

可以说, 统一高考相对来说, 对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还更为有利一些。农村学生更多地是依靠勤奋苦读, 甚至是复读多年才有可能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在一定意义上, 分数实际上就是那些没有家庭背景的考生‘硬实力’, 不靠分数他们没有其他办法。一旦分数不够, 就只有复读一条路可走。”[11]而新的招生考试制度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比如对知识的涉猎面、反映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精神面貌等) 以及特长等要求较高, 农村学生由于受家庭背景以及所接受的基础教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不具备这些条件, 所以也就没有通过新的招生制度来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实际上, 招生考试改革越多样化, 对没有社会资源的家庭就越不利……由于中国内地存在这明显的城乡差别, 农村学生受教育的条件远不如城市学生, 在高考竞争中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同的起跑线上。在过去偏重考察知识面和记忆力的情形下, 刻苦攻读记诵不辍也可能取得高分;而当高考日益侧重于靠测能力, 包括外语听力测试的时候, 应该承认刻苦的因素在高考成绩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下降, 而受教育的条件和环境所起的作用有所上升。”[12]所以在招生制度改革时, 要充分考虑到有利于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方面。

三、讨论和建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这个过程中, 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是不同步的, 城市的发展水平和速度明显高于农村。农村和城市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依然很显著。农村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比不上城市。这是教育不公平的一个重要体现。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大部分, 只有农村教育发展了, 农村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加了, 我国的高等教育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教育现代化才能根本实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明确指出, “把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 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在政府。”所以, 各级政府要把发展农村教育, 提高农村子女接受教育, 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机会作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如果他们能够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 不但对其以后的工作和生活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而且对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也意义重大。马丁·特罗教授曾指出, “正规教育为广泛理解管理和技术原则奠定了基础, 并且首先为提高获得新知识的能力提供了训练”, “不仅是适应新的工作的能力, 而且是应具有知道新机会产生在哪里的能力, 这是受教育的标志,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较低水平的教育却不具备这种能力”。[13]

由于家庭背景不同而造成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 需要教育系统本身采取一些措施进行补偿, 以尽量缩小差异。要不断探讨造成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利因素, 政府和教育机构要把提高农村青年的教育机会作为现实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进行考虑, 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行弥补。目前我国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采取有效措施, 提高农村人口接受教育, 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这是我国在追求教育公平的过程中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唯有如此, 才能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进而建立和谐而稳定的社会。

针对上面所论述的影响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因素, 应采取以下措施来提高农村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首先, 要努力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农村学生所接受的基础教育质量较差, 导致他们在高考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 提高基础教育质量是增强农村学生的高考竞争力, 提高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重要途径。具体做法是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 增加农村学校的教育资源, 吸引优秀的师资到农村去任教等。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所要求的那样, “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 教好每一个学生, 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 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率先在县 (区) 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其次, 高校招生向农村倾斜。高校在招生中, 要对来自农村的学生进行适当降分或实行定向录取。同时, 加大涉农院校定向生的培养规模, 并出台一些对农村学生有利的推荐制度或报送制度, 这些制度在考核条件方面, 主要考察一些农村孩子能够达到的, 或者有关农村方面的技能。如果能在这些方面进行改革, 相信对于提高处境不利境遇的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是大有好处的。

第三, 努力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农村人口文化水平的提高需要长期的努力, 是个很艰难的过程, 但也是个紧迫的任务, 必须从眼前做起, 从现在做起, 决不能因为难为而不去做。笔者认为, 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的最重要的途径是是使农村适龄青年接受最基本的高等职业教育。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到25%, 表明有75%以上的适龄青年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村青年。如果这一庞大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的解决了, 那么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农村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也就逐渐得到了提高。所以, 国家和地方财政应拨出专款, 开展面向农村地区的办学活动, 以有针对性地为农村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力发展与农、林、牧、副、鱼等有关的高等职业教育, 为农村学生提供更多的可用于改变家乡面貌的高等教育培训机会。这些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针对性强, 同时还有学制短、收费低、录取分数线低等特点, 学生接受完这种教育以后, 即可以获得应用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职业技能, 又能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文化水平。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8[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15-16.

[2][13] (美) 马丁-特罗.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J].外国高等教育资料, 1999, (1) :1.

[3]韩妹.农村大学生为何大多沉淀在高等教育“中下层”[N].中国青年报, 2009-03-27.

[4]杨东平.警惕对农村学生教育机会的制度化伤害[J].教育与职业, 2009, (28) :3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342.

[6][7]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9[M].北京: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2009:79-81, 70-71.

[8]亓欣欣, 穗仁宣.穗明年将增5所示范性高中[N].南方日报, 2007-12-11.

[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统计数据 (1997～2009) [EB/OL].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 iles/moe/s4958/list.html, 2011-05-06.

[10]罗立祝.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对城乡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2011, (1) :32.

[11][12]刘海峰.中国高考向何处去-[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0, (4) :2.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篇2

在苏格兰，很多学生选择进入学院（College）接受高等教育，这是30岁以下人口的高等教育参与率要高于英格兰的主要原因。在2013-2014学年，苏格兰适龄学生中有20.9%选择进入学院接受高等教育，仅有34.1%直接进入大学（University）。而在英格兰，仅有6%的学生选择进入学院作为高等教育起始点，40.6%的学生选择直接进入大学。尽管在苏格兰学院中获得“高等国家资格”（Higher National Qualifications）的学生约有47%会选择进入大学继续学习，但是很多学生仍然在进入知名学校或进入行业就业两者之间艰难选择。而且，在选择转入大学的学生中，大约有一半学生在学院的学习可以获得完全学分认证，并且能够跳过大学的初级课程，但是其余的学生则被要求重修一年课程或者更长时间的课程，这意味着他们要花费5～6年的时间才能获得荣誉学位。

研究报告指出，贫困地区学生过度集中在学院的现状应当引起关注。在2013年，有61%的学生是通过进入学院而开始接受高等教育，这一比例在2006年为55%。研究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苏格兰大学可提供的学位数量并未跟上需求增长的步伐，同时大学，特别是知名大学，入学竞争加剧，这给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造成了负面影响。研究报告的多位撰写者表示，如果要维持苏格兰的免费高等教育政策，则需要出台更为有力地扩大入学机会的政策，例如在大学中为弱势群体学生保留入学名额等。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篇3

鉴于教育的多重功能, 教育公平问题引起学界普遍关注。入学机会均等是高等教育筛选机制的着力点。根据苟人民在《从城乡入学机会看高等教育公平》一文数据, “1996至2005年, 城市考生报名人数名义年均增长15.02%, 农村考生报名人数名义年均增长13.67%”。杨东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大中的阶层差异》一文数据表明, 90年代以来在国家重点大学中, 农村学生比例呈现下降趋势。承认差异的同时, 许多学者指出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 纵向发展的角度来看, 城乡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均等程度处于先扩大后收敛的状态, 入学机会显性数量差异缩小, 而隐性的质量差异扩大, 主要表现在城乡学生在学校间和学科间差异。

二、现有研究的问题

现有研究多为定量研究, 对数据的关注点也侧重于高校扩招政策与入学机会差异的关系、家庭阶层背景对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原因分析较缺乏, 多停留在宏观层面, 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建议。针对已有研究的问题, 笔者认为城乡入学机会差异在扩大, 原因主要是忽视了城乡相应学龄人口基数差异和数据分析忽视结构性差异。

1、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异在扩大。量化研究虽被诸多学者崇信, 但是除却研究者对数据处理中的预设的影响, 收集和使用的数据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城乡在校生比例忽视了相应学龄城乡人口的差异。使用毛入学率测量的结果与在校生比例测量结果并不完全一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计算方式:高校教育在校学生总数与18-22岁年龄组人口数 (使用的是统计局普查的调整数) 。根据尤莉的调查数据分析“2003年农村适龄人口达4806万, 然仅有2.7% 的入学率, 城市适龄人口为3752万, 但入学率竟高达26.5%。”这说明城乡间差异并没有收敛, 而是扩大了。

2、县级高中与省级重点高中的比较分析。在适龄受教育人口减少的背景下, 笔者之前就读的县级普通高中学校的本科二批以上的升学率有所降低, 周围县级水平的普通高中也是如此。但是省级重点学校, 并没有受生源减少的影响, 升学人数逐年上升, 并且包揽重点高等院校分配名额。但是因其高额学费及严格招生政策, 在县级初中学习的农村学生占很小比例, 而城市学生在家长的经济手段、政治权利关系以及基础较好的初中教育基础, 所占比重大。并且在普通高中, 在传统的学业成绩标准基础上, 家长凭借各种资本帮助子女进入重点班。

三、国家重点大学城乡入学机会差异的原因分析

基于现有研究的问题, 笔者采用分层的视角、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视角, 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及比较分析方法, 从体制内部分析教育机制、学校以及家庭、个人对农村中教育决策的影响。原因分析基于现有研究和经验事实。面对着如今就业市场高等学校本科学历的就业歧视, 将高等教育院校划分为国家重点大学和非国家重点大学有重要意义。虽然以就业为导向考察的功能观点备受批驳, 但是将农村考生高等教育的目的指向纳入考量范围, 这种分类很有必要。

在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的交叉作用下, 入学机会差异形成路径是教育体制中评价体系和运行机制宏观作用;普通高中的报考机制承上启下, 对宏观机制配合、适应, 对个体引导、牵制;个体和家庭背景产生差别反应, 在累积性的教育机制下典型的表现是教育期望差异和对招生制度认知差异。

1、教育机制的宏观的评价体系和运行机制。教育的累积性性质, 让教育机制的探讨需从义务教育阶段开始讨论。《义务教育法》第八条规定, 义务教育事业, 在国务院领导下, 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第十二条规定, 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 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由于教育分权, 农村学生很难有机会进入到城镇的重点小学、初中学习。在笔者所在县, 由于公立小学初中教师工资更有保障, 优秀的公立学校比私立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更好, 也吸引更多学生竞争入学。这推动了行政体系和学校的联合。教育体系和行政体系的结合, 限制了农村学生发展, 义务教育阶段过度分权提供了机会和场域。

教育机制和行政机制的另一个结合是控制生源, 为保持本行政区的考生水平, 利用行政权力对生源实行控制。笔者所在县级高中, 为防止初中优秀生源, 与教育局达成一致, 对于达到该中学的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分数信息进行封闭, 并在报考前发放录取通知书。考生不知道具体分数, 无法选报其它学校。这种控制生源的机制, 使得义务教育阶段的分权现象延伸到高中阶段。

2、普通高中学校体系的报考机制。由于升学率的可观察性, 对学校的评价的标准主要是本科一批上线率和本科二批上线率。县级水平的普通高中方面针对该评价体系的应对策略主要是抢抓生源及相应的报考机制。各个普通高中用尽浑身解数, 除却上述的学校体系和行政体系的联合, 还有优秀学生减免学杂费、高额补助费等经济策略, 还有利用能力分组和教师期望, 具体表现就是重点班、资深教师的重点培养。这些都是可观察的, 而较为隐性的即相应的报考机制。

动态的报考机制主要是指在普通县级高中, 由学校方面主导的高考志愿填写过程, 静态的报考机制是指由主管教育的副校长到班主任, 再到任课教师, 最后到学生的层级结构, 在该层级结构中, 自上而下, 施加压力, 进而保持学校整体的高考成绩。

在报考机制中最主要的原则就是尽可能保住志愿填报成功率和学校的高考招生不同批次提档线的上线率, 很少考虑报考专业。在该层级结构中, 副校长、班主任、任课老师的奖金水平和上线率紧密相关。

由于县级高中学生以农村学生为主, 多采用封闭式管理, 对于高校以及高考的报考信息了解较少。而学生家长一方面由于农活以及务工繁忙, 对子女教育关注有限;另一方面, 主要是知识水平较低、信息来源渠道窄。所以报考时, 主要听取老师和学校建议。所以报考机制就发挥了很大效用。而这样的报考机制的运作的结果是农村学生的专业主要为冷门专业。

3、家庭背景和个体层面的影响。已有的高等教育阶层辈出率研究和家庭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的研究都表明, 随着受教育程度对个人职业与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日益显著, 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差异的影响在增强。而阶层的分化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社会流动的变化是一致的。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中上阶层趋向于向城市迁移。所以, 阶层维度下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是扩大的。“中上阶层传承其优势地位的主要渠道, 也不再主要依赖于不平等的制度性因素 (如分割市场中的单位部门等) , 而转变为对教育获得的依赖。”在城乡和不同阶层影响下, 教育期望和对不同招生制度的运用呈现显著差异。

教育期望 (家长或学生个人对其未来所能获得的最高教育水平或学历的预期或想望) 研究指出父母教育期望对子女受教育水平有显著影响。心理学中的期望理论的研究和社会分层中地位取得研究中关于成就取向可以发现期望对人的行为有重要作用。教育期望会影响到教育过程中的投入。“读书无用论”在农村的风行对子女高等教育有重要影响。

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职业、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氛围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异也有重要影响。具体通过选择重点学校、参加各式补习班、明确招生政策、报考知识。

如今的高等教育对于习得技能的训练功能趋弱, 加之如今就业初试阶段中“以文凭取人”的普遍现象, 导致农村家庭采信“读书无用论”。而城市家庭对高等教育越来越重视。“中上阶层为了保持自身优势地位的代际传承, 把目光转向了重点高校及前景较好的学科和专业”, 中上阶层父母倾向于为子女选择重点学校、热门学科, 农村父母倾向于选择师范类、农林类院校和专业。此外, 中上层父母认为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子女的学校名气是自身声望和“面子”的考量维度, 是重要的机会成本或社会成本。

另外一个影响就是对招生制度的影响。笔者的参与观察中, 城乡和阶层交叉影响下的家庭背景和个体对招生制度的了解, 有显著不同。农村学生绝大多数不知道存在自主招生政策, 即使少数学生知道自主招生政策, 也了解甚少。信息匮乏的同时, 经济成本是阻碍农村学生参加除高考招生制度以外招生制度的重要原因。

家庭经济状况和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高等教育的影响另一个突出表现, 艺术类专业学习的农村学生比例偏小。在笔者所在的普通高中, 学习舞蹈、绘画的学生都是城镇人口, 其中绝大多数是父母在大城市工作, 子女临时在籍贯所在地的县级中学就读。而没有学习声乐、谱曲的、摄影类的学生。从招生制度维度考察, 高考以外的招生制度中城乡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会更加明显。

四、对策分析

针对问题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对策应该弱化义务教育分权、严肃考试纪律和程序、在农村倾斜式地推进素质教育、分离教育机制与行政机制等宏观层面的对策, 另外非常重要的体制是高中学校的分层现象“我国高中的学校教育, 不仅有‘城市 - 农村’的分割, 更重要的是‘重点-非重点’的维度, 从而构成了城乡二元、重点非重点二元四个等级的学校, 形成中等教育社会分层的基本制度。在城市, 重点中学正在成为凝固和扩大阶层差距的重要机制。”所以对非重点农村地区高中进行政策和物质倾斜, 对于该类高中增强优秀师资和优秀生源的吸引力有重要影响, 进而有助于缩小城乡在高等教育中差异。

针对报考时相关信息的缺乏, 课程设置上, 应该对高考相关信息及国家招生政策和各个高校招生政策有所涉及。学校的管理方面, 应该给学生更多自主性, 封闭式管理、禁止观看电视、三个星期休假一次等不合理的措施正是应试教育体制下农村生源为主的高中的典型表现。相应的措施即拓宽学生接受信息渠道, 将丰富的社团活动引入校园都是可行措施。

国家重点高等学校也应该从社会责任角度出发, 招生分配名额上对农村生源给予倾斜, 在高考志愿填报期间为农村生源提供高校报考咨询的平台。

该研究仍存在诸多问题, 但是精英再生产理论获得经验事实验证的背景下, 在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重要安全阀机制功能式微的背景下, 在从体制内部考察的路径, 以及批判的分层的视角和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视角对于高等教育中城乡不平等问题一定意义。将研究引入体制内部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考察, 也希望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摘要：在城乡二元制结构和阶层分化背景下,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题的研究很多, 但现有研究多注重宏观机制的分析并且将阶层和城乡两个视角分开。针对现有研究的问题, 笔者采用参与观察的方法, 结合分层和城乡视角, 从教育机制内部探析造成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教育机制、农村普通高中的报考机制以及与之相互联系的家庭背景和个体层面的原因。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并没有缩小, 揭示差异的扩大源于累积性的教育机制与社会分层。

关键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比较分析,报考机制,招生制度

参考文献

[1]苟人民.从城乡入学机会看高等教育公平[J].教育发展研究, 2006 (9) :29.

[2]杨东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大之中的阶层差距[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6 (1) :19-25.

[3]尤莉.农村家庭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浅析[J].当代教育论坛, 2008 (5) :9.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篇4

本研究根据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学校教育与文化部每年发布的《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中提供的基础教育在学生入学机会方面的数据, 可以计算出印度在初级小学 (1~5年级) 和高级小学 (6~8年级) 及整个基础教育阶段 (1~8年级) 的入学机会在各邦与中央联盟区之间及不同种族间的配置状况。

一、初级小学毛入学率较高, 且区域间差异较小, 大多数地区女童入学机会要少于男童

印度初小的毛入学率从2003年的98.20%增加至2007年的114.60%, 5年增加了16.40个百分点。2007年印度初级小学毛入学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邦/中央联盟区〈States/Union Territories〉, 本文内下同, 印度目前共有28个邦和7个中央联盟区) 有19个, 高于150%的有6个, 低于100%的有7个。最大地区为麦格哈拉亚 (Meghalaya) 191.50%, 最小地区为拉克歇德维普 (Lakshadweep) 60.40%, 最大与最小地区相差130.1个百分点。印度各地区间初小毛入学率的差异程度较小, 变异系数从2003年的0.180增加到2007年的0.249。

印度大多数地区初小女童入学率要低于男童。从初级小学毛入学率的性别平等指数 (Gender Parity Index, GPI=女童入学率/男童入学率) 可知, 2007年印度共有14个地区是女童的入学率大于或等于男童的入学率的, 而在另外21个地区是女童要低于男童的, 大于等于全国平均水平0.98的地区有22个。其中最大地区为尤塔卡汉德 (Uttarakhand) 1.09, 最小地区为比哈尔 (Bihar) 0.82。

二、高级小学毛入学率较低, 且区域间差异较小, 绝大多数地区女童入学机会要少于男童

印度高级小学的毛入学率从2003年的62.40%增加至2007年的77.50%, 5年增加了15.10个百分点。2007年印度高级小学毛入学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有23个, 高于100%的有9个, 高于90%的有14个, 高于80%的有22个, 低于70%的有7个。最大地区为西玛恰尔-普雷德仕 (Himachal Pradesh) 114.3%, 最小地区为比哈尔46.2%, 最大与最小地区相差68.1个百分点。印度各地区间高小毛入学率的差异程度较小, 变异系数从2003年的0.307下降到2007年的0.223。

印度绝大多数地区高小女童入学率要低于男童。2007年印度高小共有9个地区是女童的入学率大于或等于男童的入学率, 而在另外26个地区是女童要低于男童的, GPI大于等于全国平均水平0.92的地区有23个。其中GPI最大地区为锡金 (Sikkim) 1.21, 最小地区为比哈尔0.73。

三、表列种姓及表列部落初小毛入学率由低于全国增加到高于全国水平, 而高小则由高于全国水平下降到低于全国水平

印度初级小学表列种姓 (Scheduled Castes, SC, 印度的一种世袭种姓少数民族群体, 社会地位低下, 经济文化等落后) 及表列部落 (Scheduled Tribes, ST, 印度的一种世袭部落少数民族群体, 社会地位低下, 经济文化等落后) 的毛入学率分别从2003年的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9个百分点与6.83个百分点增加到2007年的比全国水平高出10.3个百分点与14.69个百分点, 其入学率的GPI分别从2003年的比全国低0.06与0.02进一步降低至比2007年全国低0.10与0.06。2007年初小表列种姓的毛入学率最大地区为堪提斯嘎 (Chhattisgarh) 比当地总体水平高且高出77.0%, 最小地区为勘迪嘎 (Chandigarh) 比当地总体水平低50.0%;同年初小表列部落的毛入学率最大地区为锡金, 比当地总体水平高且高出102.81%, 最小地区为阿萨姆 (Assam) , 比当地总体水平低31.86%。

高级小学表列种姓及表列部落的毛入学率则分别从2003年的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46个百分点与13.36个百分点下降到2007年的比全国水平低1.20个百分点与3.06个百分点, 其入学率的GPI从2003年的比全国低0.06与0.07进一步降低至比2007年全国低0.12与0.07。2007年高小表列种姓的毛入学率最大地区为曼尼普尔 (Manipur) , 比当地总体水平高且高出50.0%, 最小地区为德里 (Delhi) , 比当地总体水平值低46.8%;同年高小表列部落的毛入学率最大地区为锡金, 比当地总体水平高且高出48.71%, 最小地区为塔米尔-纳杜 (Tamil Nadu) , 比当地总体水平低41.65%。

四、基础教育阶段毛辍学率很高, 最近几年有下降趋势, 但仍处于高位水平, 男童更容易辍学

印度基础教育 (1~8年级) 的毛辍学率是很高的。毛辍学率从2003年的52.32%下降至2007年的43.0%, 5年下降了9.32个百分点。2007年印度基础教育毛辍学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有14个, 高于40%的有16个, 高于50%的有9个, 低于20%的有9个, 其中7个地区没有辍学情况。辍学率最大5地区为:阿萨姆73.5%、比哈尔70.7%、锡金64.9%、西孟加拉 (West Bengal) 63.9%、拉贾斯坦 (Rajasthan) 62.3%;最小5地区 (去掉零值地区后) 为:安达曼与尼扣巴岛 (A&N Islands) 15.9%、达曼和迪由 (Daman&Diu) 14.3%、塔米尔-纳杜9.1%、哈亚纳 (Haryana) 6.5%、果阿 (Goa) 1.2%;最大与最小地区相差72.3个百分点。

毛辍学率近5年下降幅度较大达近20个百分点。2007年的毛辍学率比2003年的下降了17.81%, 下降幅度高于这一水平的地区有15个, 辍学率没下降反而上升的地区有5个 (去掉3个缺失值地区后的结果, 本段内下同) , 分别为:曼尼普尔36.88%、纳嘎兰德 (Nagaland) 3.95%、阿萨姆3.80%、古贾拉特 (Gujarat) 2.68%、西孟加拉0.20%;下降幅度超过30%的有11个, 超过60%的有9个。西玛恰尔-普雷德仕、喀拉拉 (Kerala) 、勘迪嘎、德里、拉克歇德维普、普达切瑞 (Puducherry) 这6个地区下降了100%, 其他下降幅度最大5地区为:卡纳塔卡32.99%、尤塔-普雷德仕33.24%、塔米尔-纳杜63.82%、哈亚纳69.43%、果阿87.27%。

男童更容易辍学。2007年基础教育毛辍学率的性别平等指数 (GPI=女童辍学率/男童辍学率) 为0.93, 即女童的辍学率为男童的0.93倍。2007年印度共有11个 (去掉缺失值后的结果, 本段内下同) 地区是女童的辍学率大于或等于男童的辍学率, 而在另外15个地区是女童低于男童。辍学率GPI大于等于全国平均水平0.93的地区有20个, 其中最大5地区为:哈亚纳1.96、达德拉和纳嘎-哈维里 (D&N Haveli) 1.91、达曼和迪由1.54、古贾拉特1.19、马哈拉施特拉 (Maharashtr) 1.16;最小5地区为:锡金0.91、比哈尔0.90、安达曼与尼扣巴岛0.84、尤塔-普雷德仕 (Uttar Pradesh) 0.44、果阿-2.8 (其中“-”表示原始数据中男生的辍学率为负值, 即入学率在上升) 。

五、基础教育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学生的毛辍学率与当地总体水平相比有上升的趋势, 且表列部落与表列种姓学生相比更容易辍学

表列种姓及表列部落学生的辍学率要比当地总体水平高, 且表列部落学生的辍学率要比表列种姓学生的高10个百分点以上。印度基础教育表列种姓及表列部落学生的毛辍学率分别从2003年的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个百分点与17.73个百分点上升到2007年的比全国水平高9.6个百分点与20.4个百分点, 其辍学率的GPI分别从2003年的比全国高0.06与0.01下降至比2007年全国高0.02与上升至比2007年全国高0.06。2007年基础教育表列种姓及表列部落的毛辍学率与当地总体水平值的差比全国的差值水平高的地区分别有7个与3个 (去除掉缺失值地区以后的结果, 本段内下同) , 分别有19个与20个地区的辍学率是大于或等于当地总的不分族别的辍学率水平, 均有6个地区是小于当地总的辍学率水平的。其中表列种姓学生辍学率高出当地总体水平, 且高出值最大5地区分别高出:勘迪嘎46.9%、德里35.2%、果阿29.4%、尤塔-普雷德仕24.1%、哈亚纳21.4%;低于当地总体水平且低出值最大的5个地区分别低出:塔米尔-纳杜-9.1% (“-”表示比当地总的不分族别的值低, 本段内下同) 、垂普拉 (Tripura) -11.4%、达曼和迪由-14.3%、查谟和克什米尔 (Jammu&Kashmir) -22.8%、达德拉和纳嘎-哈维里-34.9%。其中表列部落学生辍学率高出当地总体水平, 且高出值最大5地区分别高出:安德拉-普雷德 (Andhra Prades) 仕23.7%、曼尼普尔22.0%、奥里萨 (Orissa) 21.7%、达曼和迪由19.4%、古贾拉特18.3%;低于当地总体水平且低出值最大的5个地区分别低出:查谟和克什米尔-3.0%、纳嘎兰德-9.1%、西玛恰尔-普雷德仕-19.4%、锡金-19.9%、尤塔-普雷德仕-28.6%。

六、研究结论

1.初级小学毛入学率很高, 且少数民族的入学率更高。截至2007年印度初级小学的毛入学率超过100%达114.60%, 表列种姓及表列部落子女毛入学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以上, 分别高出10.3个百分点与14.69个百分点。

2.高级小学毛入学率不是很高, 少数民族与全国总体水平相比要低些。截至2007年印度高级小学的毛入学率仅为77.50%, 表列种姓、表列部落的毛入学率要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1.2个百分点与3.06个百分点。

3.截至2007年全国基础教育入学率是女童低于男童的, 表列种姓及表列部落子女入学率的性别平等指数均低于全国均值水平。初级小学女童入学率仅为男童的98%, 高级小学女童入学率仅为男童的92%;两者小分别有21个与26个地区是女童低于男童。毛入学率的GPI大于等于全国均值水平的地区在22个以上, 初级小学为22个, 高级小学为23个;表列种姓两者的毛入学率的GPI 2007年分别比全国低0.10与0.12, 表列部落初级小学与高级小学的毛入学率的GPI 2007年分别比全国低0.06与0.07。

4.截至2007年印度基础教育的毛辍学率仍很高, 超过40%, 男童更容易辍学, 表列部落及表列种姓的辍学率远高于全国水平, 其GPI也高于全国。2007年印度基础教育的毛辍学率仍高达43.0%, 男童的辍学率大于女童的, 辍学率的GPI为0.93, 大于等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有20个。表列部落及表列种姓的辍学率高全国近10个百分点以上, 表列种姓高全国9.6个百分点, 表列部落高全国20.4个百分点。表列种姓辍学率的GPI高全国0.02, 表列部落的高全国0.06。

参考文献

[1]Department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literacy and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of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of Govern-ment of India. (2007) .Annual report2005-06.New Delhi:Dolphin Printo Graphics, p277~284.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篇5

巴西目前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基本是在其1968年改革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68年,巴西通过了宪法第五修正案,颁布了《高等教育法》(Law 5540/68),在强化军政当局对教育控制权的同时,主张发展“大学”层次的机构(University-type establishments)。同时,为了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愈来愈多的入学需求,该项改革还大力鼓励和扶持私立教育的发展,却没有在质量控制方面给予必要的干预,导致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高校在校生人数从1968年的27.8万增加到1978年的40.5万,其中私立学校功不可没。[1]

1968年改革的直接结果是形成了一个结构庞杂、层次多样、地区发展高度差异化的高等教育系统。其基本特征如下:

(一)高等教育类型、层次多元化

1968年改革初步奠定了巴西高等教育的结构体系。依据主办者不同,巴西高等教育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类。其中公立高校根据资助和管理者不同又分为联邦、州立、市立三类。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根据办学性质不同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依据机构职能和办学使命不同,高等教育机构又可以分为四类:大学(Universities)、大学中心(University Centers)、多科性学院(Multiple Faculty facilities)和单科性学院(Single Faculty Facilities)。[2]

在巴西高等教育体系中,受益于1968年改革,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联邦大学处于整个金字塔顶端。它们受联邦和各州资助,并且从教育部和规划部(Ministry of Planning,)获得巨额项目资助,设施先进,精英荟萃,能为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在2009年巴西大学排名中,排在前10位的大学均是联邦政府举办的大学。[3]

(二)私立高等教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巴西私立高等教育历史悠久。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卡多佐(Cardoso)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着力推进私有化(Privatization)进程,把大力发展私立教育作为应对日益增加的高等教育入学需求的主要策略,私立高等教育发展迅速。私立学校在校生规模一直占全部学生总数的2/3左右,并且还有逐步增大的趋势。[4]巴西私立学校遍布全国,办学形式多样。很多学校由大型的教育集团控制,它们已然成为营利性的或高度商业化的非营利机构,采取市场策略,扩大学校规模,注重经费使用效率。除少数教会大学办学质量高外,多数私立学校规模大小不一,教学质量低下,是颁发廉价文凭的“工厂”。[5]

(三)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均衡[6]

巴西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1959年,兰伯特(Lambert)就谈到了“两个巴西”。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区分依然存在,一个是传统的农业——贵族式的社会,这个社会存在于北部和东北部的许多地区;另一个则是现代的、工业化的、“进步的”南方。[7]巴西南北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导致高等教育地区分布极不均衡,50%的高校集中在10%的城市之中。[8]高等教育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这些地区集中了最好的公立和私立学校。中南部或者北部的公立学校生师比高,师资质量不高。北部地区高等教育最不发达。

二、扩大的差距——巴西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现状

在巴西高等教育快速扩张过程中,私立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94年至2006年间,公立高校从211所增加到248所,增长率仅为17%,而同期私立高校则几乎增长了3倍,从711所增加到2,022所,其中一半以上是1998年后新建的。[9]私立学校在校生人数占全国高校在校生人数的比例从1994年的58%,增加到2008年的75%。

公立教育精英化,私立教育大众化是巴西高等教育的典型特征。[10]公立大学(包括高水平私立大学)竞争激烈,所有学生必须通过由大学或大学联盟自行组织的入学考试“vestibular”,这是学生获得大学入学资格的唯一途径。一流公立大学往往平均7~8人竞争1个名额,在一些热门专业如医学、法律,竞争更加激烈。[11]激烈的竞争催生了各类考前辅导班(pre-vestibulares),这些辅导班一般由私人举办,收费昂贵,多数情况下,只有来自中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才能负担得起。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与其他国家相比,巴西存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教育体系。即办学质量和声望好的中小学一般由私人举办,而在大学阶段,情形则恰恰相反。这导致的结果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在中学阶段接受最好的私立教育,再在“vestibular”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进入免费的、一流的公立学校;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则接受质量一般的公立中等教育,多数情况下在入学考试中难以获得很好的成绩,只能进入质量低劣但却收取学费的私立学校。据统计,2002年,65%的公立大学生来自于私立中学,并且2/3来自于20%最富有的人群。[12]低收入家庭学生无论在公立还是私立高等教育所占比例都很低。而在巴西,处于最低收入的家庭占全国的30.2%,处于最高收入的家庭仅为6.9%。因此,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均衡性非常突出。

巴西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均衡不仅体现为贫富学生的入学机会不均衡,而且由于巴西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地区差异明显,不同地区、不同肤色的人群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同样存在很大的差异。[13]

巴西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与成果分享不公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这种不平等是其社会经济不平等在教育领域内的反映。尽管巴西政府通过大力普及教育和增加社会项目投入来缩小贫富差距,根据巴西著名智库瓦加斯基金会研究显示,巴西2010年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为0.5304,是自1960年有该项统计以来的最低值,表明巴西贫富差距明显缩小,[14]但巴西依然被看作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15]

巴西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不均还与其高等教育的供给方式密切相关。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政府采纳世界银行的建议,巴西高等教育的扩张主要是通过大力发展私立高校来实现的。由于私立高等学校多数为营利性质,依据市场定价而收取的学费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而言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同时,多数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质量低下,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而言,花费昂贵的费用接受私立学校的教育能否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获得期望的回报是让人质疑的。因此,单纯扩大入学机会,而没有有效的财政资助手段,并不能缩小不同阶层在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的差异。

另外,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均衡往往是基础教育阶段不均衡的延伸和发展。世界银行在分析拉美地区低收入家庭接受第三级别教育低入学率问题时指出,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发展不充分并且入学机会不公平,导致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年轻人对接受第三级教育期望值很低,[16]这些问题在巴西体现得尤为突出。

三、变革的举措——巴西改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不公的努力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均已成为巴西实现国家民主化进程的“瓶颈”,并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世界银行在《高等教育:经验中学习教训》(Higher Education:The Lessons of experience)报告中指出,推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有利于增强国家的融合,有利于改变不利群体的地位,为此提出以下策略:(1)改进不利群体基础教育阶段的受教育水平状况,以提升他们对获取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需求;(2)建立多元化的高等教育机构满足多元化的需求;(3)为学生学习提供财政资助;通过完善入学标准用以校正入学机会的不公平性。[17]巴西政府也采取了多种手段来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以保障高等教育入学公平。

(一)采取各种方式推进高等教育结构体系多元化,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巴西先后颁布了三个重要文件:《巴西联邦宪法》(Federal Constitution of Brazil,1988)、《国家的教育方针和基本原则》(LDBN1996)以及《国家教育规划》(The National Education Plan,PNE2001)。其中,《国家教育规划》明确指出,巴西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是到2010年,18~24岁适龄青年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30%。[18]三个文件的颁布推动了巴西高等教育的急剧扩张,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从1994年的170万,增加到2008年的550万,净增长210%。200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Gross enrollment ra tio in tertiary education)达到了38%,高于中国(2009,25%)、印度(2007,13%),低于俄罗斯(2008,77%),在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属于高等教育发展非常快的国家之一,超过了秘鲁、哥伦比亚,不过还远远低于阿根廷(2009,68%)、智利(2008,55%)、委内瑞拉(2008,79%)等国家(2006~2009,世界银行发展指数)。

在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巴西政府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推进高等教育组织结构和供给形态的多元化方面——建立大学中心(University centers),发展3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继续教育课程(sequential course),开办夜校(night classes),发展远程教育(Distance in Higher Education),举办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等等。政府把这些措施看作是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重要手段,不遗余力地加以推进。

不过,在巴西高等教育供给体系中,私立高等教育地位突出,私立高校在校生规模占全部学生数的2/3左右。因此,在推进高等教育结构多元化的同时,关于公立高校在应对日益增长的入学需求时应发挥怎样的作用就成为改革的焦点。公立高等教育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扩大公立学校在校生规模。扩大公立学校在校生规模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开办夜校,夜校生在各类办学机构中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二是新建一批联邦大学,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大力发展公立专业和技术学院。2007年,巴西实施了一项教育发展计划(Education Development Plan-PDE),该项规划的出发点是落实高等教育净入学率到2020年实现30%的目标。在该发展规划中,主要的一项策略就是大力发展专业和职业技术学院。巴西圣保罗州学习美国加州经验,制定了一个总体规划(Master Plan)。该规划把公立学校的扩张看作一个整体,为此,在提交该州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如下建议:(1)扩大州所属大学的规模;(2)大力发展类似美国社区学院的2年制职业学院;(3)大力发展公立技术学院(public State Technological Colleges,FATEC)。报告认为,发展公立职业技术学院,一方面可以缓解公立大学的入学压力,使其在学术、研究等方面继续保持卓越;另一方面,由于它以就业为导向,在扩大规模的同时也能更好地适应就业市场的要求。[19]

为应对学校规模扩张可能带来的质量隐患,巴西政府还实施了“公立大学扩张与重建计划”(The Program to Support Plans for Restructuring and Expansion of Public Federal Universities(Reuni-2007)。该计划也是教育发展计划(PDE-2007)的一部分,其主要目的是确保学生不掉队(drop out)。采取的主要措施主要有降低生师比,提高本科生面授课程的比重,使面授课程达到90%以上等。[20]

第二,推动公立学校实施成本分担机制改革。2003年,巴西财政部报告指出,政府大量预算投入联邦高等教育机构,不仅降低了对其他各级教育的投入,而且使得政府公共经费主要服务于少数富人。一向被巴西政府所倚重的世界银行也建议在公立高校中收取学费。因为收取学费一方面可以提高学校经费使用效率;同时,通过收取学费,使得政府能够拿出更多的钱用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供更好的教学条件。不过世界银行同时也提醒巴西政府,收取的学费要充分考虑家庭人均GDP收入水平,同时要建立健全学生资助体系,为不利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编制一个安全网(Safety Net)。[21]不过这项改革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

(二)实施积极的社会包容性政策,提升入学机会分配的公平性

为改变入学机会分配不公平的现状,巴西政府主要采取以下三方面的举措:

第一,推行“大学为所有人开放项目”(University-for-All Program,Pro Uni)。Pro Uni项目是卢拉政府于2004年9月开始推行的,2005年1月通过法律使其制度化。该项目的主要内容是政府通过免税方式鼓励私立高校接受有能力的学生入学。学生只要来自低收入家庭,并通过教育部组织的“高考”(the National Examinat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ENEM),就将获得学费全免或部分免除的奖学金。另外,自2006年起,获得学费全免的全日制学生还将获得每月300里尔(折合185美元)的生活补助金。

实际上,该项目无需政府、参与学校的任何实际投入。政府只是要求私立学校把免于征税的部分用于奖学金的发放上,并要求奖学金的覆盖范围要达到10%。该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充分利用私立学校闲置的教学资源,同时又保障了低收入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政府希望该项目在2008年能让40万学生受益,这将相当于公立学校在校生规模的33%。[22]

Pro Uni项目在实践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是政府为扩大该项目受益者范围而不断降低EN-EM考试的分数,加之,项目学校主要是那些质量和声望比较低的私立学校,教育质量难以保障。而对于参加该项目的私立学校而言,尽管享受了免税的优惠,但依然认为自己分担了过高的费用,因此,为了自己的利益,它们并不能够严格按照规定分配名额,分配的名额也不一定都是针对目标人群的。同时,为了降低成本,它们选择尽量提供一些过时的、低成本的课程。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项目的实施效果。

第二,汲取美国“肯定行动”的经验,针对不同族群实行配额制(Quotas)

为减少不同种族在获取高等教育机会方面的差异,巴西政府汲取了美国“肯定行动”的做法,引入了颇受争议的配额录取方式。2004年,政府向国会提交法案要求所有联邦大学把一半的招生名额分配给公立中学的学生,这些名额将按照大学所在地非洲裔、本地人以及其他种族在人群中的比重进行分配。事实上一些联邦大学和州立大学在此之前已经实施了不同形式的“肯定行动”。巴西最好的大学之一,巴西利亚联邦大学(Federal University of Brasilia)有20%的名额专门为黑人学生预留,而在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the state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UERJ)),在2001年就拿出40%的名额预留给从公立学校毕业的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学生。[23]Pro Uni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也采取了配额制的方式。该项目要求获取奖学金的本地人和非洲裔学生的比例应当与他们所属人群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当。

不过这一政策也引起众多争议。主要是实行配额违背了根据分数、能力为标准公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做法。另外,根据一项调查结果,那些通过“肯定行动”而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学生对此也并不感到幸运,由于学业成绩跟不上,他们的处境颇为尴尬。[24]毫无疑问,实施配额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进不同种族学生入学机会公平,但配额制的实施如果不辅之于相应的学习补偿计划不可能成功,也不会长久。不利群体即使通过“肯定行动”进入大学,他们也无力完成学业,而公立高校也会因推进“公平”的入学机会而使其质量和声誉受到影响。

第三,开展学生贷款项目。对学生提供的贷款项目主要是FIES(Higher Education student finance fund,FIES),这项贷款项目开始于1999年。它是按学费的50%(最初是70%)直接贷给学校而不是学生,偿还利息低于巴西的一般标准,要求学生在毕业后的第1年开始偿还。学生要获得这笔贷款,必须进入教育部认证的学校,且学业优良。另外,贷款还要得到两个担保人的担保。这个项目实施良好,基本涵盖了Pro Uni项目所没有涵盖的多数学生。但存在的问题是贷款额度低,对于低收入家庭学生而言,依然难负担剩余的50%的学费。另外,在还款方面,由于要求每月还款的数额相等,并不是根据学生工作年限和收入情况逐年增加,这对刚毕业入职的学生而言,是不小的压力。

四、保障基础教育质量与公平,改进高等教育入学考试方式

为了推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巴西政府还在国家教育规划(2001年)等文件中明确指出,要提高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的教育质量,改进该阶段不利群体受教育机会不均的局面。在世界银行专家看来,这是推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持久而有效的举措。